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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5日星期五

谢选骏:统一六国就是社会解体——解放也就是解体

毛泽东不是什么“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只是“马克思的徒孙加秦始皇的走狗”,这个秦始皇就是斯大林。



《细细说一下秦国,秦国真的有电视剧里那么受人爱戴?》(押沙龙YASHL 2020-12-24)报道:


看了几眼《大秦赋》,想说说秦国。


01 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首先说最重要的问题: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大秦赋》里的秦国,似乎仁义正派、广受爱戴。这真的是胡扯。在真实历史里,秦就是“暴秦”,比其他六国都要残暴。


战国时代的人,一说秦国就是“虎狼之国”,特别凶残。其他国家也打仗,也杀人,但很少像秦国这么过分。“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完全是灭绝式的新式打法,其他国家看了都触目惊心,觉得这就是虎狼啊。


而且秦国对内也很残暴,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共识。其他六个国家可能也不咋地,但没有一个像秦这么恐怖的。荀子就说了,“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史记》里的说法则是:秦国“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能胜。”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看法,而是普遍的共识。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也找不到。我不知道导演怎么找到的,更也不知道导演怎么会异想天开,觉得楚国人想投奔秦国的。


历史上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楚虽三户,投秦必楚”的?


事实上,《战国策》留下了相反的记载:在被征服的上党地区,人们都不愿意当秦民,而愿意当赵民。


02 秦国为什么能战胜六国?


秦国为什么能战胜六国?


这跟民心向背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赤裸裸的军事征服。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六国人“壶浆箪食,以迎秦师”的情节。


秦国能获胜,就是因为军事力量强大,能够摧毁其他六国的战争机器。那秦国军事为什么如此强大?


这也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技巧如何高明,而是因为它组织能力超级强大。


秦国的权力机构能渗透到社会最基层,把全国老百姓都被死死地控制起来。翻翻考古学家挖出来的秦简就知道,秦国管的真是太多太细了。黄仁宇一直在吵吵中国没有数字化管理,其实秦国就是数字化管理。就连犯人都要规定出来26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口粮都有极其细微的差别。


这就是秦国厉害的地方:对臣民进行细密的管控,从而最大程度地动员人力、物力。它对民间的汲取程度是最高的,所以才能组织这么庞大的军队,进行如此远程的作战。


荀子总结得非常到位:生民也陿阸,使民也酷烈。这就是它的成功之道。


《大秦赋》里有一段情节倒是对的,那就是秦国粮仓里的粮食多得快装不下了。秦国确实有很多粮仓,小的装一万石,大的装十万石,到处都是。这些粮食哪儿来的?当然是从老百姓那儿弄来的。


秦国搞粮食的手段很多,收税当然是一方面,但还不光是收税。它有非常厉害的一招,那就是粮食管控。


在秦国,私人是不许买卖粮食的,“商无得籴,农无得粜”。那老百姓手里的余粮怎么办?只能卖给国家。自己拿到市场上卖是犯法的,马上就可以抓你。国家收购价由官方制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在秦国,民间是没有粮食的。所有的剩余粮食全在国家仓库里。谁不听话,国家就可以切断你的粮草,饿死你。秦国对臣民能有超强的管控力,基础就在粮食管控。


秦国为什么特别强调重农抑商?因为商人始终是个不安定因素。交易意味着大家能够选择。商业繁荣之地,自由程度往往也比较高。秦国就要消灭这种自由。


你们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我。


说到这儿,还要说说秦国的严刑峻法。秦国为什么要严刑峻法?当然是为了让大家老老实实,但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产生大量的囚犯。


这些囚犯就是国家的免费奴工,可以任意使用,只要给他们一点点基本口粮就可以。累死就累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为什么要“连坐”?因为有利益啊。一个人犯罪,一大群人就马上变成了免费劳动力。所以秦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刑人如不胜”,恨不得把满大街的人都法办了。从挖出来的秦简看,其中大量篇幅都跟管理囚犯有关。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的奴工规模是何等庞大。


为什么秦国能获胜?这就是答案。在战国七雄里,秦国对臣民的控制最严密,制定的法律最严苛,对资源的汲取程度也最高。 


03 秦国是不是结束了战乱?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战国时期,各国不断打仗,人民生活非常痛苦。秦国统一天下,结束战乱,让大家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所以,秦国不管怎么残酷,至少给人们带来了和平。


可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


首先一点,到了战国以后,战争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动不动几万、几十万的杀人?


这当然跟人口增长、武器进步有关,但还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秦国的崛起。


在秦国崛起之前,战争规模还不算特别大。整个战国前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就是齐国、魏国的马陵之战,也就是孙膑射死庞涓那次。当时双方倾国而出,也不过十万人。这已经是当时的极限。


可是到了战国中期,随着秦国的崛起,情况发生了变化。秦国挑起了军事竞赛,所有的国家不得不拼命跟进。发展到了后期,情况已经完全失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长平之战那样的骇人屠杀。


长平之战:战国史上最残酷的战役


从《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看,其他六国加在一起,发动了36场战役,而秦国一个国家就发动了93次战役。光是根据有数字记录的战役看,秦国就斩首了差不多180万人。


这个数字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大趋势是明显的:


谁制造了最多的战乱?秦国。

谁带来了最多的死亡?秦国。

谁给六国人民制造了最多的痛苦?秦国。


如果没有秦国,战争也不会走到这么惨烈的一步。这个时候,你说大家拥护秦国,是因为秦国结束战乱?


它本身就是最大的战乱源啊。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不管以前怎么打,统一以后就好了嘛,我们就不要翻老账了。


可问题是情况变好了么?


按照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说法,战国中期人口达到巅峰,接近4500万,经过秦国的一系列战争,到了六国被灭的时候,人口差不多是4000万。几百万人口被秦干掉了。


而且秦朝建立以后,人口继续下降。为什么?因为秦始皇把老百姓用得太狠了。


但这还算,很快就发生了更恐怖的大灾难。

统一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12年后秦朝崩溃,社会解体,这个过程中葛剑雄说,按照“相当保守的估计”,人口减少了至少50%,变成了1500-1800万左右。(关于葛剑雄给出的人口数字还有争议,但是秦汉之际人口减少一半基本是共识)


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秦国简直就是《启示录》里的死亡骑士。它不光把战争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杀了几百万人。而且它还导致了大动乱。4000万人看到了秦始皇称帝,而只有1800万人撑过了秦朝的灭亡。


一大半人都死了啊。


这叫哪门子的结束战乱?


对于当时人来说,秦本身就是战乱,就是灾难。


04 秦国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战国时期,大家打来打去也没死那么多人,秦朝灭亡一下,人就死了一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秦国推行的政策。


六国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地方精英。可是秦始皇把这些社会组织全给铲平了。他前后搞过几次大迁徙,涉及到人口超过一百万,六国精英几乎是被连根拔。


比如说卓氏,也就是卓文君的祖先,他本来是赵国的富商,靠炼铁发了大财,结果秦始皇灭掉赵国以后,就把他全家迁到四川。卓氏财产荡尽,夫妻俩推着独轮车到了四川。这是大迁徙的一个缩影。


精英们不是被杀掉,就是被迁徙,或者就是流落民间,成了不满分子。社会组织就这样被瓦解掉了。六国原来就像六座堡垒工事,秦始皇把它们碾成了一盘散沙。结果动乱一来,这些散沙毫无自组织能力,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精英是非常重要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像是一个个核心,大家围绕他们能够迅速形成结晶体,进行自我保护。把这个阶层抽掉,形势就完全不可控了。社会就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原始丛林。


两个国家之间打仗,再死人也是有数的,可是社会组织一旦崩溃掉,那死人就是无数的。所以,秦朝灭亡后,短短几年混乱,死掉的人就超过战国七雄两百多年战死的全部人数。


那么这里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秦朝为什么会灭亡?


历史学家赵鼎新有过一段总结:


秦国有强大的组织能力,而且它在战争中发展出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秦朝对这些东西过于自信,而其他社会力量对它也没有制衡能力,所以它不知道自己力量的极限,很自信地走向了悲剧。


秦国是一台战争机器,整个就是为打仗设计出来的,运转了一两百年了。那么现在仗打完了,这台机器怎么办?它松弛不下来。就算和平时期,它也必须把日子过的像打仗一样。原来六国是敌人,现在没有六国了,所有臣民就都是潜在的敌人。


而且秦国这台机器缺乏负反馈。机器运转的时候,某个参数超标了,就得有一种力量把它调低,这叫负反馈。秦国没有负反馈机制,因为所有异己力量都被它铲平了。没有制衡,秦始皇也无从知道这台机器的真实运转状况。机器出问题的时候,也没有力量自动把机器往回调一调。


灭掉六国之后,秦这台机器需要转型,需要调试。可是秦始皇没有这么做,他接着让机器高速运转。原来机器运转到多少转,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大致不会爆掉。可现在机器变大了,这个时候它应该运行在什么转速?没人知道。


秦始皇对自己非常自信,大模大样地把机器拧在每分钟1200转上。在秦朝的环境里,1200转就是1200转,除了皇帝谁也没权利把它降下来,就算机器摩出火花了,就算有焦糊的味道了,也没人敢往下降转速。机器自己也不敢偷懒,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完成1200转的任务。


最后,机器就爆掉了。


原来六国的人对秦朝是什么态度呢?

就是赤裸裸的仇恨。


秦朝崩溃的时候,六国几乎是狂欢式样的报复,见不到一丝一毫的惋惜。从来没有人把秦国当成自己的解放者。从头到尾,大家都把它当成一只虎狼。现在谢天谢地,这个虎狼死了。


备受爱戴的秦国只存在于电视剧里。


05 法家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顺便说说法家。大家都知道秦国搞得是法家那一套,那么到底什么是法家?


首先,法家虽然带个法字,但是跟我们现在说的法治没有什么关系。


法治是说整个社会遵循一套规则,这个规则赋予每个人准确的权利和义务。而在法家的理念里,你是没有什么权利的。我就是单纯地收拾你,不过收拾的时候有套固定的方法。


这就像一个流氓,每天早上都堵在你家门口,打你六个嘴巴。周一到周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而且每天就是六个,不是五个,也不是七个,就是准确无误的六个。


你会不会感慨说:这个流氓真是有法治精神!


在诸子百家里,法家非常独特。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墨家也好,构想出来的理想社会多少还有点吸引力。可是法家的理想社会,现代人听了只有恐惧。


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之间不应该有情义,因为有了情义,人们就不会互相检举、互相告密了。这样国家没就没法治理。


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应该有娱乐,甚至不应该有多余的粮食,因为“民富而不用”、“民有余粮,则薄岁于燕”,有了余粮就会偷懒,就应该让他们刚刚够吃。


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甚至也不应该有道德,因为有了自己的道德判断,就会妨碍他们的服从。按照韩非子的说法,人就应该贪财怕死,趋利避害,这样的人才好管理。


人就应该像机器人一样地活着:没有财富,没有知识,没有亲情,没有道德,只有恐惧。他们活在世界上只应该知道两件事:种地和打仗。


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个上帝,那就是王。


我不知道有谁会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法家当然也有它的优点,但这些优点也掩盖不了它的恐怖。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它是最黑暗最极端的一朵恶之花。


06 刺秦怎么就成了颂秦?


关于秦,有两个最重要的事实。


第一,它是一个残暴的国家。

第二,它也确实为后来的大一统开辟了道路。


大一统的帝国好不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你可以认为好,也可以认为不好,都没有问题。如果认为好,那么秦当然就有它的历史贡献。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贡献来抹杀它的残暴,否认它给当时人民带来的可怕灾难。


拉长时间段看,一个残暴的事物也可以产生正面影响。如果你是历史学家,分析这种影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谁有权利美化这种残暴?


谁有权利无视那些死亡?


在漫长的历史中,“暴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着对生命的屠戮,对个体的压制,对自由的摧残,而“刺秦”则象征着个体对暴虐的反抗。


导演把这个文化符号颠倒过来,“刺秦”变成了“颂秦”,就是在拿普通人的道德观在开玩笑。


从张艺谋开始,刺秦开始变成了颂秦


如果说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也是值得的,可谁能看透几百年后的变化?秦始皇自己都看不透啊,他自己千秋王朝的目标就落空了啊。


只有那些死尸是真实的,只有那些鲜血是真实的。


在真实的历史上,没有人颂秦。只是他们没有料到:两千多年后,会有一些导演替他们颂秦,替他们安排从楚国逃到秦国的路线。


网民哀嚎: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10:34:00

如果说毛泽东是秦始皇,那习近平就是秦二世。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9:55:00

竟然在一部电视剧上,立场都那么分明,五毛队都拥护秦始皇。

Do_u_read?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9:18:40

《大秦赋》是文艺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无论怎么评价这部戏,无论你多恨秦国,它的收视率第一!再说一段新奇事。清华收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上面说,周公平定东部商朝人的叛乱后,将赢氏家族从山东赶到陕西。也就是说,秦始皇是山东人。

浪迹天下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9:11:23

戏说秦始皇

XIANWENG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8:45:37

古人怎么评论秦朝?那就看汉代大儒贾谊的《过秦论》吧,其实,不看《过秦论》,之后几千年庙堂和民间已经有了定论“多行不义必自毙”!天在上,也确实公正,秦不过二世就灭亡了!贾谊的观点中还有一笔,即陈胜吴广并非圣人,只不过利用了秦朝的暴虐和不义。最终还是“恶有恶报”!

萧逸轩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8:22:19

一尊想学毛,毛自己说的: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8:18:00

有人拿美国南北战争来为武统台湾找合法性,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是叛乱方,又搞奴役黑奴制,北方打南方奴隶主合理合法。1949年前,大陆属于中华民国,1949年中共搞叛乱建立了一个专制国家,中华民国以民主收复大陆合理合法,相反中共武统台湾,是叛乱方以武力侵犯母国,以野蛮的专制取代文明的民主,大逆不道!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8:00:18

中国适合联邦制,那样老百姓生活的更自由富裕。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7:57:44

这个剧就是为了迎合当今一尊的强国思想,把历史都改成皇上喜欢的样子,而且用于洗涤民众的大脑。

寂寞远行客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7:38:18

统一华夏,统一度量衡和文字,建直道修长城,废分封建郡县,这几件事儿,都挤在几十年里办了,嬴政非常牛b。有人说那老百姓就苦了,那必须的,所以后来就天下大乱了。那个时候在西方也有一代雄主亚历山大大帝,可他除了打仗和侵略,都做了啥?晚些的凯撒大帝呢,都做了啥?一查原来也就是打仗和侵略。比较起来,中国的嬴政宝宝,比他们cute多了。

CatcherInTheRye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6:59:14

所以历史是拿来用的。 共党可以用,反中当然也可以用。 这篇就是典型的反中用法。不过呢,这篇里的秦国,就是活脱脱现代版的米帝。共党差太远了。

chen_edward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6:34:03

只能我压榨你,你不能反抗,这就叫和平,你反抗了就是破坏和平,死人都要算在你头上。

五毛不要幻想自己是秦始皇,你也就是一个万喜良。

奴隶把自己当成奴隶主,是脑子被彻底洗残的典型。

P152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6:25:09

Science_东岸01,

谢谢推荐。是部好剧,当时很火,刚出就看了,20年了,还有些印象。比较近一些的看过一部“大盛魁”,感觉还不错,也有7~8年了。国产剧总觉得假模假式,而宫廷剧却能演得神似,直到如今才明白为何。

Science_东岸01 发表评论于 2020-12-25 05:40:10

现在大陆的电视剧都想法设法加包装为党国做宣传。一个平民剧《装台》又是歌颂党的政策,又是赞美警察。领导干部有小利益也都能把握大原则。不法商贩最后也洗心革面,处处是正能量,不就是生拉硬扯淡嘛。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是什么“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只是“马克思的徒孙加秦始皇的走狗”,这个秦始皇就是格鲁吉亚杂种斯大林。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斯大林手下的一个“南越王赵佗”。而上文没有说透的是,战国的社会解体,也并非发生在秦灭六国12年之后的秦朝崩溃,而是在此之前——统一六国的过程就是社会解体的过程,豪杰灭秦不过是其尾声——秦国即是那个被灭的第七个战国!相较于现代,“解放”的过程即是社会解体的过程,1949年时社会解体的标志——至于未来的“亡共在共”,不过是“解放过程”(也即“解体过程”)的尾声。

2020年12月24日星期四

谢选骏:疫苗能否击败上帝的计划

《1亿美国人不愿注射疫苗,社交媒体被“阴谋论”打败》(澎湃新闻 2020-12-23)报道:


那些抵制和嘲笑新冠疫苗的帖子正在吸引广泛关注。


Facebook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公司已经加大了针对新冠病毒虚假信息的政策力度,并禁止了有关新冠疫苗的虚假宣传。但随着疫苗注射的开始,网上账户正在利用新政策的漏洞,成功分享阻碍疫苗接种的误导性宣传。


在这场疫情期间,各平台都制定并更新了规则,旨在遏制与新冠有关的虚假声明。在3月至10月期间,Facebook删除了其平台和它旗下平台Instagram上1200万条相关内容,并为另外1.67亿个帖子添加了“真相待核实”标签。但是,获得正式授权的新冠疫苗推出后,社交媒体公司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改变了它们之前对新冠虚假信息和反疫苗内容的处理方式。


一、层出不穷的阴谋论


网上有很多对新冠疫苗持怀疑态度的内容,有些帖子暗示疫苗接种是政府计划的一部分,有些贴图影射疫苗有极端副作用,这些内容要么没有被平台发现,要么似乎没有明显违反平台政策。


这些平台并不仅仅是单纯地与反疫苗团体对抗。据Yonder公司(注:这家公司为参与疫苗开发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说,阴谋论者、保守派团体、边缘媒体和其他人都在积极炒作对疫苗的担忧。


虽然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愿意接种疫苗的美国人的数量有所增加,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美国非盈利组织,主要聚焦美国面临的医疗保健问题)的数据显示,大约70%的民众愿意接种疫苗,但仍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愿意接种疫苗(据估算1亿美国人表示不会接种疫苗),并且许多人即使愿意也不会立即接种。


Facebook承诺将删除声称疫苗会对身体产生重大伤害的虚假信息宣传,YouTube表示将删除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卫生机构发布的信息相抵触的新冠疫苗视频。Twitter正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他们删除最有破坏力的新冠错误信息,对于误导性内容会贴上标签予以警示。但总的来说,迄今为止,这些方法似乎专注于消除错误信息,而不是解决更普遍的对疫苗犹豫和怀疑的问题,而解决这一层面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


虽然这些平台倾向于贯彻旨在遏制虚假信息的新政策,但它们并不总能找到并删除所有违反规则的内容。在搜索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时,Recode发现了大量关于疫苗的误导性信息,这些信息尚未被删除或贴上标签。在Facebook上,Recode发现了几篇帖子,在我们举报后才被删除。其中一些被删除的帖子声称,疫情是有计划的阴谋,或者疫苗中包含了微芯片,而这种说法按照Facebook的规定是明令禁止的。另一个被Facebook撤下的帖子是一个贴图,开玩笑地暗示疫苗有极端的副作用。在Facebook将它下架时,这张贴图已经被转发了超过10万次。


Recode还发现了一些帖子,似乎也违反了Facebook的规定,其中一篇帖子,声称新冠疫苗会“改变你的DNA”和“伤害子宫”,这个帖子链接到一个YouTube视频,该视频提到了“Plandemic(两个阴谋论视频,宣扬关于新冠的错误信息。)”和比尔·盖茨(这种阴谋论调鼓吹比尔·盖茨引发了新冠,就是为了在疫苗上获利)。


一个拥有1.2万多名成员的Facebook群分享了这个帖子,这个视频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超过1.5万次。同样,在一个拥有5万名成员的Facebook公共群中,一个帖子声称,新冠疫苗是企图“阻止我们本应升华的精神生命”的一部分。


二、社交媒体在阴谋论面前失败


虽然YouTube已承诺删除错误的新冠疫苗信息,Recode在该平台上发现一系列似乎违反政策的内容,包括一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视频,比如声称新冠疫苗会改变一个人的DNA或疫苗是故意杀死在养老院的老年人的手段。YouTube删除了Recode标记的一段视频,该视频认为疫苗可能是“野兽的标记”,并将其与基督教新约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联系起来。


Media Matters(美国媒体事务,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全面监测、分析和纠正美国媒体中的错误信息。)发现,尽管YouTube制定了相关政策,但暗示新冠疫苗中含有微芯片的视频获得了超过40万的观看量,其中一些视频还插上了广告。与此同时,YouTube监管网站(Transparency Tube)的山姆·克拉克(Sam Clark)指出,许多以宣传阴谋论而闻名的频道都在发布有关疫苗的消息。


从12月21日起,Twitter将开始执行针对新冠虚假信息的新政策,研究数据显示虚假信息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还在不断加剧。根据错误信息追踪公司VineSight的数据,11月份Twitter上关于疫苗错误信息的转发数量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平台上的单个帖子不一定能获得大量的用户评论,但它们影响巨大,甚至可以传播到其他平台。Zignal Labs(服务于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的软件服务媒体)的数据显示,12月8日至14日期间,有近9万篇文章提到了贝尔麻痹症。


这种病症通常是一种暂时的疾病,会导致人的部分面部下垂。在Moderna疫苗试验的四名参与者出现这种情况后,FDA警告人们注意贝尔氏麻痹症的迹象,但该机构同时表示,没有足够的信息证明贝尔氏麻痹症与疫苗有联系。


与此同时,散布对新冠疫苗怀疑的大部分内容都回避做出事实声明,也没有被平台删除。例如,保守派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在Instagram上发帖称,接种疫苗的人是“绵羊”。这段视频被Facebook贴上了标签,但仍有超过200万的点击量。


同样加剧了民众恐慌感的还有那些谎称接种疫苗将强制执行的假新闻,而美国政府并没考虑强制接种疫苗。Zignal Labs的研究发现,在12月8日至14日期间,在其跟踪的平台上有4万多次提到强制接种疫苗。


“事实上,他们是在与一个幽灵作战,跟子虚乌有的东西作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行为流行病学的大卫·布罗尼亚托斯基说,“没有人说过,我们将通过法律强制接种新冠疫苗。”


这些想法并不完全等同于错误信息,因为他们很少质疑疫苗本身的功效。尽管如此,它们还是通过故意提高政府对疫苗的控制力度、将疫苗政治化或对疫苗背后的科学提出质疑,削弱了人们对疫苗的信心。


“有人问,‘你知道新冠疫苗里有什么吗?’他们就把这样模棱两可的问题抛出来,这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错误信息。”布罗尼亚托斯基说道,“但这肯定会增加人们对疫苗的不信任。”


这种模糊性使得规范Facebook和YouTube等网站的内容变得非常困难。这些平台不想被指责夸大反疫苗接种的内容,但是这些或幽默或调侃讽刺、基于事实或纯粹错误的信息混杂在一起,要负责任地梳理这些针对新冠疫苗的争论实在是一个大工程,特别是目前我们仍在逐步了解新冠疫苗的过程中。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专家也强调,人们应该有向新冠疫苗提问的空间。


重要的是,这些平台使用的策略除了下架问题内容以外,还使用了标签和从卫生部门获取准确信息等策略。但最主要的担忧是,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的政策可能最终加剧大众对接受疫苗的犹豫程度,不仅是因为那些错误信息,还有那些模棱两可的灰色信息。因此,尽管公众可能会向平台施压,要求它们撤下有异议的内容,但它们保留的内容同样令人担忧。


谢选骏指出:为何“1亿美国人不愿注射疫苗”?无神论者认为这是“阴谋论”,但是他们没有头脑,没有想一想为何阴谋论会不胫而走呢?我认为,这个后面又一种深刻的忧虑存在——这1亿人们,可能把灾难看作上帝的计划,而把疫苗当作“试图击败上帝的计划”了。至于疫苗能否击败上帝的计划?我认为那就要看上帝的旨意了,而并非单向的科学努力可以凑效的。

谢选骏:水尽气绝的现代文明



《生命奥秘:没有水我们可以活多久?》(BBC 2020年12月22日)报道:


水是地球上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突然无法获得宝贵的生命之水,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赞比西河就在咫尺之遥。查兹·鲍威尔(Chaz Powell)可以看到河水在他下面几百公尺深的峡谷中冲击着巨大卵石翻滚咆哮,但河水虽近在眼前,他却无法抵达。“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的干渴,”鲍威尔说道。那时,他身子发抖,站在赞比西河峡谷高高的悬崖边缘。他的水已喝完,但没有办法下到深深的河谷取水喝。鲍威尔回想他身处危险的那个时刻,为找水解渴救命而焦虑不已,他当时感受到巨大的恐慌。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开始感到非常难受。我身体开始过热,体温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鲍威尔是一位来自英国什罗普郡的探险向导,他即将体验到没有了这种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拥有的物资而陷入生死一线困境的滋味。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获得干净的水很简单,只需打开水龙头就行了。这些国家的居民每天刷牙、淋浴和冲厕所,不加思量地把大量的水倒进下水道。但是,全世界却大约有11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而且全世界共有27亿人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缺水。


水是地球上生命的基本成分之一,我们的身体主要由水组成。当我们陷入缺水状况时,形势会急剧恶化。


鲍威尔在沿着赞比西河顺流而下独自徒步两个月的旅行中亲身体验了这一点。他的旅行始于赞比亚河的源头,然后沿着赞比西河穿过安哥拉东部,越过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边界,到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边界的峡谷河段,最后抵达维多利亚瀑布。在这里,地形崎岖险峻,徒步穿越变得很困难。鲍威尔说,“赞比西河峡谷在大地上深深地凿出长达150英里的悬崖绝壁。”当时是2016年8月,是当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白天的气温高达50摄氏度。”但当年38岁的鲍威尔不得不在这个最炎热的时候上路,以避开上游巴罗茨洪泛平原的泛滥期。因为赞比西河流域的这个上游湿地,除了这个时候,一年90%的时间都被淹在水下。


鲍威尔的长途跋涉一直进展顺利,他每天大约走36公里。但一进到峡谷地带,鲍威尔的的速度就慢了很多。他说,“我每天大概只能走几英里,这几里路就是不断翻越河岸的大卵石。速度实在太慢了。”以如此缓慢的速度,鲍威尔估计需要一个月才能走到峡谷的另一端,由于方圆几英里都没有人烟,他的干粮得不到补给开始耗尽。他说,“我走到那里,唯一看到的是在扔石头的狒狒,以及穿过这个巨大峡谷的浩荡急流。”


经过两周的探路,鲍威尔决定他需要找到另一条路线穿过峡谷。在他的地图上,他可以看到另一条流入赞比西河的支流,看起来这条河也相当大。他说,“我对自己说,我能爬上峡谷顶上,到另一条河大概要20公里。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悬崖上会是什么样子,我只是想'这可能需要4个小时的快走,我办得到'。”


鲍威尔凌晨4点出发,带着装有两公升水的瓶子爬出峡谷。沿河而行时,他已经习惯了直接喝赞比西河的河水,所以他没有预见到两公升不够,需要带更多的水。动身之时,气温已经是48摄氏度,三个小时后,他成功爬出了峡谷,他认为走了大约是750公尺到1000公尺的上坡路。这时,他只剩下一瓶水。但当他到达峡谷崖顶时,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鲍威尔说,“在我的脑海中,峡谷上方的路会非常平坦,很容易走,但实际是荆棘丛生,而且是通到峡谷的连绵起伏的山丘。”寻找道路转了三个小时的圈后,他的水喝完了。他说,“看来,我大概只走了两公里,我甚至还没有走出峡谷,所以我决定试着下坡回到原来峡谷底的河岸。”但他已经不在刚才爬上来的缓坡,他是在陡峭的悬崖边。他可以看到河流在他下面很深的峡谷中,但他没有办法下到谷底。


一般来说,水分约占人体的60-70% ,至于究竟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龄。我们的身体通过尿液、汗液、粪便和呼吸排出水分,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吃喝来补充水分,我们消耗的水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食物。如果不补充,我们的身体就会脱水。


脱水的第一阶段是感到口渴,体重下降2%的时候口渴就会出现。研究液体和电解质平衡的胃肠外科教授迪利普·洛博(Dileep Lobo)说,“出现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抓住所有剩余的水分。因此肾脏输送到膀胱的水分会减少,导致尿液颜色变暗。出汗越少,体温就会上升。你的血液变得粘稠缓慢。为了维持体内的含氧量,心率会升高。”


脱水的速度因身体所处的极端环境而异,如果在50摄氏度的气候下不能补充水分,再加上极端运动,脱水很快就会致命。洛博说,“人类的耐热性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个上限,我们就会中暑,甚至死亡。死亡率在极寒冷的日子里会上升,但在极炎热的日子里上升更快。”


在炎热的天气中运动,人体每小时会因为出汗而流失1.5到3升的水分。另外还会因呼吸释放水分到空气中而流失200到1500毫升,流失多少取决于空气的湿度。


脱水对人体的影响很严重。即使是轻微的脱水也会让我们感到疲惫,身体活动能力也会下降。当失去更多的水分,我们通过出汗为身体降温的能力也会下降,这就增加了身体过热的危险。


由于身体水分的失去多于补充,人体血液就会开始变稠,变得更集中,这意味着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来防止血压下降。


在脱水状态下,肾脏会减少排尿来保留更多的水分,水也会从我们的细胞中涌进血液,导致细胞缩小。因脱水体重减少4%之时,血压就会下降,人就会晕倒。


脱水第三个阶段是器官损伤,这时体重会减少7%。洛博说,这时“你的身体无法维持血压。为了生存,身体会减缓血液向非重要器官的流动,比如肾脏和肠道,从而对这些器官造成损害。如果你的肾脏无法过滤你的血液,细胞废物会迅速堆积。你就要为缺少一杯水而死。”


然而,有些人不仅能在严重的脱水情况下生存,甚至还能保持高水平的体能。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天气闷热,出赛的长跑选手兼田径教练阿尔贝托·萨拉查(Alberto Salazar)每小时出汗约3.06升,体重减少了8%。不过,萨拉查在马拉松比赛后身体很快就补充了水分,并有一个医疗专家小组照顾他。但鲍威尔的情况就很危急,由于找不到水源,他决定寻求帮助。他激活了随身携带的一个SOS卫星电话,这个紧急呼救电话是联到一家提供紧急救援服务的美国公司。但当他终於接通电话,却获知他所在之处附近没有人家,他无法得到帮助。恐慌开始袭来。


绝望之下,鲍威尔在干燥的土地上挖了一个洞藏身,以保持凉爽,并开始喝自己的尿液,他将尿液和一小袋脱水补液盐混合在一起饮用。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尿液95%是水,其余是肾脏排出的代谢废物,如无机盐和尿素。当一个人脱水时,尿液中水的含量会明显减少,此时喝尿就像喝海水一样。洛博说,“虽然短期内喝尿补充水分可能是安全的,但脱水时人体的生理反应是保存身体的盐分和水分。排尿量因此减少,最终会导致急性肾损伤和无法排尿。因此,脱水中期的尿液量将不足以提供所需水量。”


在大量缺水的情况下添加补液盐可以帮助鲍威尔补充电解质,但这也有可能导致身体水盐平衡进一步失衡。在极端情况下,盐含量失衡可能导致癫痫发作,甚至脑出血。鲍威尔躲在他的洞穴里,身体凉快下来,但脱水也加快。他记得自己看过一部纪录片《远征尼罗河》(Walking the Nile),在这部纪录片中,记者利维森?伍德(Levison Wood)在沿着尼罗河流域徒步探险时中暑死亡。鲍威尔说,“我记得当时我想很快这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认为事情进展得很快。所以,在我的脑海中,我想'我身体过热了,这正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病了。”


最后SOS服务告诉鲍威尔,他们可以派一架直升机去接他,但这需要4个小时。鲍威尔回忆说,“再过四个小时我就要死了。最后,我对自己说,我宁愿跌落悬崖而死,也不愿在这里坐以待毙。”他查看了一下自己身处的悬崖,发现岩壁上有几根暴露在外的树根可以抓住,于是决定往下爬,但一下就跌落了15英尺,划破了他的鼻子。


他会作出攀下悬崖的大胆决定,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脱水反应。当脱水恶化时,会影响大脑的工作方式,扰乱我们的情绪和清晰思考的能力。流向大脑的血液,以及大脑的容量都会减少。轻度至中度脱水时,身体水分会流失2%或更多,这会损害我们的短期记忆、警惕性、算术能力和协调能力,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进行剧烈活动时更是如此。一些主要针对老年患者的研究还发现,脱水也可能导致幻觉。


然而,在肾上腺素和求生欲望的刺激下,鲍威尔抓住悬崖上任何他能抓住的东西,继续往下攀爬。他到达一个突出的地方时,昏了过去,昏迷了一会儿又苏醒过来。他说,“我的手在流血,满脸也全是血,我的腿也被擦伤。”即便如此,鲍威尔还是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不断从悬崖向下爬,他最终回到了河边。他不得不在河边坐了一个小时,一边冷却身体,一边喝水,直到他能够通过卫星电话告诉救援人员他已安全了。


在伦敦工作的急救医疗培训医生娜塔莉·库克森(Natalie Cookson)说,“鲍威尔找到了水和阴凉的地方而保住了命。阴凉处休息可以降低体温,减缓脱水过程。”她说,最重要的是,鲍威尔终於喝到水,补充了他失去的水分,“脱水是可逆的,通过补充体内水分,身体可以完全恢复。”


如果鲍威尔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他的肾脏就会开始衰竭。如果没有足够的水量通过肾脏,毒素就会在肾脏积聚,导致肾脏停止正常运作。这可能导致一种称为急性肾小管坏死的肾脏损害,即使补水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脱水时心脏承受的额外压力还会导致心跳不规则、血压下降,甚至痉挛。脱水还会导致心血管系统的重要部分,如血管硬化,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在炎热的气候下脱水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库克森说,因为“天气炎热,身体无法调节,会破坏正常代谢起关键作用的酶,结果会导致像大脑、心脏和肺这样的器官失去功能。”最终会造成癫痫、昏迷,随后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人类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究竟能活多久?对此问题,至今争议很大。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没有食物和水,人只能活几天而已。1944年,两名科学家拿自身做戒水实验,分别戒了三天和四天,其间只吃干燥食物。在实验的最后一天,这对科学家出现了吞咽困难,他们的脸变得“紧绷和苍白”,好在他们早在情况恶化到危险的程度之前就停止了实验。


不同的人在缺水情况下生存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例如,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体可以调整适应个人所需的摄水量。


已知的最长时间不喝水的人是奥地利的泥瓦匠安德烈亚斯·米哈维奇。1979年,这位当年18岁的男子被警察关在牢房里长达18天没有食物和饮水,因为执勤的警察完全忘记关他这回事。他的个案甚至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虽然世上很少有人会有这种极度脱水的经历,但全球大约有40亿人每年至少会有一个月严重缺水。而且气候变化也可能使世界上许多地方获得清洁水更为困难。据估计,到2025年,多达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将面临水资源短缺。


至于鲍威尔,他遭受了酷热中10个小时滴水不进的磨难。但他有幸活了下来。回到维多利亚瀑布旁的小镇利文斯顿休息一周后,他身体复原,能够继续其旅程,但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最终用137天走完了赞比西河全程。鲍威尔這次历险给他上了一堂忍受磨练的课,也让他明白水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多么生死攸关。他说,“我肯定不会再认为有水喝是理所当然的一回事。”


谢选骏指出:空气和水是人体存活最需要的物质,但由于获得容易而遭到忽略。可是现代文明正在耗尽地球环境中的空气尤其是水,所以,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水尽气绝”的现代文明。


《取水新概念:从空气中的巨大湖泊里取水喝》(BBC 2018年9月21日)报道:


从干燥的沙漠到潮湿的城市,所有空气中都含有水汽,全球估计有3,100立方英里(1.29万立方千米)的水以湿气的形式漂浮在我们周围的空气里,水量多于北美最大的湖泊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1.16万立方千米),或者差不多相当于5个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非洲最大湖泊,2700立方千米)。或者,是尼斯湖(Loch Ness)的418倍之巨。


但我们说的并不是云,而是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的湿气,它可以化成冷饮杯身上的水珠,或是草叶上的晨露。将这些湿气作为饮用水加以采集的技术竞赛,眼下正在展开。如果新出现的“空气水”设备能够破解这个难题,将会在解决世界淡水问题上大有作为。


到2025年,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而且在快速增长中)将严重缺水。目前,已经有21亿人缺乏干净的饮用水。最贫穷的人明知道水不安全却别无选择不得不喝,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受污染的饮用水每年导致50万人死于腹泻。而富裕些的国家,因为集约化的农业和工业,比贫穷国家消耗的水量更多,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消耗速度均超过了补给速度。


除此之外,还有信任问题,民众怀疑当局在水质安全上不说实话。在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人们发现自来水含有放射性物质,以及砷和铅。中产阶级转而喝瓶装水。自2013年以来,全球瓶装水市场每年增长10%,2017年销售量达到3910亿升(比15万个奥运游泳池的水量加起来还要多)。


减少疾病和贫困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无需电网供电的淡水来源,而且对富裕消费者也很有吸引力。在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民众对水质的担忧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从无形的空气中抽出水来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你家里可能有除湿机,它就在做这件事。但它收集的水不干净,也不含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耗能对于满足一户家庭的用水需求也是不现实的,就更别说整个社区了。


不过,有几家企业采用了除湿机的技术来收集饮用水。机械除湿设备包含充满了制冷气体的制冷金属盘管,跟厨房的冰箱非常像,制造出一个“露点”(指空气中的水汽饱和,水从气态变成液态的温度,冰镇饮料杯身上的水珠就是这种变化)。进入空气水装置的水汽以相同的方式冷凝在制冷盘管里,但还要经过过滤、紫外线消毒、矿化,然后才储存在食品级的水箱中以供饮用。


加拿大的水务顾问沃尔格伦(Roland Wahlgren)一直在自己的网站Atmoswater.com上更新着空气水的最新成果。在他数据库中保持活跃的71家企业当中,有64家专注于机械制冷,令机械制冷成为了市场的主流技术。沃尔格伦估计,耗电量大多为每升水0.4千瓦时(按美国目前的电费计算为每升水5.2美分)。


以南非企业Water from Air为例,它生产的家用空气水饮水机每天可以生产32升水。与传统饮水机相比,好处是不用总换塑料水桶,它可以自己从无形的空气里汲取水。还有印度的WaterMaker公司,产品型号从小型到大卡车尺寸的都有,后者"适合村庄(和)封闭社区"。


然而,要想发挥最佳效能,很多设备还需要一些重要条件。比如,效率高低通常取决于相对湿度——空气中的水分含量与达到饱和所需水量的百分比。对于大多数设备而言,相对湿度超过60%才能获得最理想的效果,如果你住在哥斯达黎加就没问题,湿度通常达到90%甚至更高;如果你住在伊朗,就不那么理想了,伊朗的湿度可能会降到17%。但一家名为Requench的英国新企业将于今年(2018年)晚些时候进入市场,它推出的设备大小相当于一个集装箱,据说在相对湿度只有15%的情况下也能运转。样机在潮湿环境下每天可生产2000升水,即使气候干燥也不少于500升。


另一种解决方案则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空气水技术。它不使用制冷盘管,改用“干燥剂”材料,像一块化学海绵般从空气里吸收水分,而且零耗能。这种技术最近才从研发走向商品化,沃尔格伦说:“干燥剂系统可以采用更便宜的原材料,所以生产同样多的水,成本可能比机械除湿技术更低……(而且)对湿度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201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材料科学副教授弗里森(Cody Friesen)创办了Zero Mass Water公司,产品Source是一块小型屋顶太阳能板(他称之为“水力板”),里面放入了干燥剂。“我们的干燥剂由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研发,”弗里森说。他在亚利桑那的荒漠环境里长大,对节水天生就感兴趣。“需要一种能在湿度极低时吸收水分的东西,哪怕湿度只有5%。”例如,如果不盖上糖碗的盖子,糖就会结块。糖是一种天然的干燥剂,但速度很慢。试想现在有一种工程材料,干燥的速度非常快。


干燥剂的材料成分是商业机密,不过他说里面混合了氯化锂和有机离子。太阳能板本身含有光伏材料,发动一个小风扇将空气吸入系统,但制水主要是靠太阳能将水从“化学海绵”中蒸发出来,以便冷凝和收集。它不需要制冷盘管来冷凝,因为外部的"环境"温度本身就低于太阳能板的温度。水力板利用太阳能从"化学海绵"中吸出水分,而海绵则从空气中吸收水气。


Source的售价从4000美元起(约合3100英镑),平均每天生产3~5升水,远远少于机械方式。但它的能耗也少得多,仅需要100瓦的太阳能供电,无需电网(相比之下,Water From Air的造水机每天生产25~30升水需要电网供电500瓦和80%~95%的湿度)。Source设计感和功能性兼备,弗里森希望它能够吸引那些每年已经在瓶装水上花费数百美元的消费者。他说:“全球每年售出的瓶装水有5000亿升,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和塑料垃圾。”


使用5年后,Source生产每升水的平均价格约为16美分,还替代了大约3万个500毫升的塑料瓶。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农村家庭买的最多,墨西哥的一些学校、黎巴嫩的一所孤儿院和波多黎各的一个消防站也有购买(2017年的飓风过后,一名消防队员告诉弗里森,“军队撤离后……我们唯一能喝的就是这个水。”)


还有一种空气水的收集方法也不需要用电——不管是太阳能发电还是其他方式——这是为世界上最贫困地区设计的。在埃塞俄比亚和多哥乡村,伫立着近10米高的瓦尔卡塔(Warka Tower),很快在海地也会有。这是一个巨大的花瓶状竹架,上面有数百平方米的细密化纤网,像是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Festival,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露天音乐节)上的东西。细网收集晨雾,并通过一个用石头搭建的过滤系统将水滴入地下水箱。它的设计者、意大利建筑师维托里(Arturo Vittori)在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设计月球基地时,产生了这个想法。“为外太空那样的极端环境做设计时需要从地球带水去,然后在封闭的系统中回收和再利用,”维托里解释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地球上——水循环为我们自然而然做了这个事情。”


一座意大利制造的瓦尔卡塔,它能从清晨的薄雾中吸收水分。第一座瓦尔卡塔于2015年在埃塞俄比亚建成。当雾季到来时,塔就会不断地生产水。“但即使没有雨和雾,夜间时冷凝也会发生,”维托里说:“(我们的)水箱容量从1600升到10万升不等。”这座塔由当地村民按传统方法、用当地的竹子建造。“在海地和多哥,我们正在试验其他当地材料……包括棕榈叶。”瓦尔卡塔是"另一种"获取空气水的方式,他说:“要理解当地的传统和材料……并不仅仅是部卡车送来的机器。它零耗能,没有机械部件,一切都只依靠重力、空气和风来完成。”


不过,这样的露水采集方法需要非常高的湿度和浓雾。沃尔格伦认为,这种又名“辐射冷却”的方法“很挑地点……全球只有极少数地方合适”。对于这些极少数地方来说,瓦尔卡塔的方式很值得赞赏——它易于维护,使用的是本地技术和材料。维托里希望,当地工匠能在无需他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在周边的城镇和村庄建造更多这样的塔。但如果最终目标是为无法获得洁净水的21亿人服务,仅仅指望瓦尔卡塔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维托里估计,一座(小型)水塔可以满足约50人的用水需求,(5米高的塔)前期建设成本至少为3000美元。一座更大、25米高的塔将耗资3万美元,可以满足约250人的需求(显然会对景观造成重大改变)。在特别干燥的夜晚,就没有水滴到塔下面的水箱,但使用制冷剂和干燥剂则可以持续获取更多的水。它们虽然不是零能耗,但像Zero Mass Water这样的太阳能方案能自行发电不用电网,算是能量中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主要的淡水供应方式。


也许未来还会出现更多新发明。国际XPRIZE创新大赛前几年就已经包含了人工智能和亚轨道飞行项目,目前拿出175万美元(约合140万英镑)奖励“从空气中获得淡水”的最佳新发明。甚至有人建议将空气水项目扩大到海水淡化厂或太阳能发电厂的规模。


空气水会有什么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当地的降水和云的形成吗?在亚利桑那州跟我通话的弗里森笑了起来。他说,即使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空气水设备,也消耗不完交通尾气产生的水蒸气,“所以绝对不会影响天气系统。”也许重新布线的冰箱、化学海绵和从空气中收集水的巨大竹塔现在看起来很奇怪,但目前地下水系统每况愈下,我们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谢选骏指出:上述末日方案似乎聪明,但却没有想到,从空中取水之后,人们无形之中就可以继续破坏地球环境了,直到把天空也变成一个大染缸——那时候,水源耗尽的现代文明就会进化成为一个气源耗尽的后现代文明。那样一来,水尽气绝的文明,就能把人类送入彻底的圆寂状态了。所以我想,在使用那个“从空气中收集水”的末日方案真正实行之前,人们就该及早抽身出来,不要一步步走到死胡同的尽头!

谢选骏:日本为何宽容六四大屠杀



《外交文件解密:日本六四当天就决定反对制裁中国》(23/12/2020 弗林)报道:


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2月23日公开的外交文件显示,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日本政府当天就决定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并反对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对中方实施制裁。


日本放送协会(NHK)周三报导指,日本政府外务省当天公开了1989年前后的26册外交文件,总页数约1万600页。内容包括昭和天皇葬礼仪式/明仁天皇登基仪式,日美、日英首脑会议外交内容,天安门事件,亚太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柬埔寨和平会议,第十五届七国集团峰会等。它涉及一年中的重要外交事务。这次公开的外交文件中,包括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纪录,也载有日本政府在事发当日就决定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文件指出,“日本与西方各国共享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学生和普通民众,导致众多人伤亡,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们无法容忍这种做法。”不过,文件同时称,“本次事态原则上是政治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不同于我们的中国国内问题,即使对中国进行谴责也存在一定局限。”


文件还表示,“如果让中国感到西方各国一致都在对其进行抨击,反而会将中国逼入孤立的境地,从长远和大局来看,这均不是上策。”由此,文件明确写道,反对各国一致对华采取制裁措施。文件进一步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基于这一观点,有必要敦促中国表明自身将成为国际社会也能接受的国家,各国应逐渐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曾担任日本驻华大使,并参与当时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接洽的宫本雄二在受访时表示,“我们的立场不是要孤立中国,因为中国正在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宫本雄二回顾说,日本与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加大对华的批评力度的区别 “非常明显”。1989年7月15日,英、加、法、意、日、美、西德等七国集团发表了谴责中国的宣言。但它没有提及对中国进行新的联合制裁,反映了东京的立场。关于日本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态度的其他解密外交文件,包括一份日期为1989年6月19日的文件,表明日方不愿意参与任何有关中国的声明,或者如果发表声明,日本倾向于不点名提到中国。文件显示,在当年7月7日七国集团峰会前的筹备会议上,日本表示不想通过谴责中国的宣言,而其他六国则出于需要,推动发表这样的声明。据文件显示,迫于压力日方同意发表声明,条件是声明中要有一句话,提及避免孤立中国的重要性。


关于这份文件的内容,中国现代政治专家、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高原明生分析指出, “日本认为援助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使中国整体保持稳定,符合日本、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利益,虽然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但日本不会改变这一基本认识。文件内容也许反映了上述判断。”但他补充说,“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中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扩大它的力量,(军事和经济)。”


1990年11月,日本恢复向中国提供总额超过8000亿日元(77亿美元)的贷款,此前,这些贷款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有效搁置。天安门事件后的同年6月15日,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对日本给予中国经济协助表达忧虑,日本政府外务省官员反驳说,对天安门发生开枪事件,“我们也感到遗憾,但对价值观与体制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来说,要适用相同的标准有困难,并非不能给予非民主国家经济协助”。


此外,日本外交文件还显示,在天安门事件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对将要归还中国的香港未来感到不安。1989年9月,撒切尔夫人在跟日本驻英大使千叶一夫晚餐会时说,过去跟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协商时,邓完全无法理解英国政府也必须服从法律,还主张“只要国家想要,把法律变成那样就好”。文件指,撒切尔夫人说,最近中国的问题,“我想根源就来自这种想法”。


谢选骏指出:人说邓小平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因而了解西方,完全是个“矮子里面拔将军”的错误推断。实际上,邓小平对现代社会一窍不通,只比毛泽东等土包子稍微多了点“国际旅行”的印象记。邓小平不仅在英国人面前露了底裤,也曾说“美国的三权分立是有三个政府”,简直太太太可笑了。


《如日本人南京大屠杀 六四镇压密令曝光》(2020-05-30 综合新闻)报道:


“六四”31周年将至,近日《看中国》独家获得来自中共退伍军人对“六四”镇压军令的爆料,为保护爆料人安全,所涉人员的名字及详细信息均略去。该退伍军人表示,6月3日白天的时候官方还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到傍晚的时候军队就接到命令:直接用装甲车碾压学生;对阻拦坦克的,直接拉到坦克里“抹脖子”(用军刺割断动脉)后再丢出去。该退伍军人表示:“那天河北XX军中午吃完饭的时候,突然就紧急集合,没有说什么任务,直接就是备战状态来到北京,当天晚上看着人(学生),拉到坦克里边用大皮靴(军靴)、用脚踩,牙叉骨都给踩下来了。”


他透露,对于此事,还有一名曾直接参与屠杀学生的军官,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证人,“他当年是连长,当时他们都签了生死令。那天晚上,有人的地方让直接就压过去,装甲车直接就压过去。这都是让终身保密的。”“(央视)媒体上报道的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都是抬了一个面儿。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实际上是用那个军刺一个一个、上(坦克)来一个勒一个,上来一个勒一个。像我们这当兵的,像这普通人傍着肩膀从动脉那一下就给撂倒了,很轻松的,不要说军刺了,一个水果刀(割动脉)一下子就撂倒了。”


“他(连长)提起这事儿就老哭,他哭的什么?他说就像日本人那时候南京大屠杀的老兵一样,一提这事儿就想哭,他就说太残忍了!他说太残忍了!!”“这件事之后他回来就进了煤气公司,直接就让他复原了,人家现在做的是个‘大老板’。他有一个东西是不让别人看的,每个月给他发的工资特别高,就因为这个事儿。他还没正经到天安门呢,他就到前门大街那块儿。”


该退伍军人说,他在北京遇到过一个河南的老爷子,“他一直在北京找他儿子,找了4年,他家孩子六四那时候围观看热闹,就消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政府部门根本查不到。这孩子现在活着也有四、五十岁了。”他还透露,自己在2008年时就退出了共产党。“我入党的时候,信心满满要跟着党走,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可以献给党,但是经历这么多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党不要也罢!!”


“现在中国的树根儿都坏了,像是个睡得不舒服的温床,我每天都做恶梦。我现在就是混日子,混日子养活我一家老小,以前我还有梦想,我现在没梦了,只要活得平平安安就好。像5月21号(两会)那天,3点49分,突然一下子天就黑了,哇!啥都看不着。当时我就感觉今年是灾年,大灾要来了。打雷打的就像雷在脑门上一样,特别响!好多人都吓得躲起来,手机也关机状态,怕被雷劈。”


六四幸存者:真相远远没有真正展现给世人


在“六四”镇压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幸存者方政,早前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他原是北京体育学院4年级学生。六四清晨6点多钟,在离天安门广场800米的六部口,他为救一位跟在他身边的同校一年级女同学,在马路与人行道中间的铁栏杆旁,被坦克履带碾断双腿。方政表示,他到海外后才看到自己当年被碾断双腿的照片,“后来我知道,在这个地段有11个人被坦克冲压至死了。坦克这种战场进攻性武器,也参加了镇压。坦克是由人驾驶的,希望大家知道,如果想避免伤害,它可以刹车、转弯,所以可见当时镇压的残酷性,可见当时部队接收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命令。”方政说:“还有很多死亡的或者失踪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说这个真相远远没有真正的展现给世人。”


据BBC报道,英国2017年的解密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


唐纳德的电报在1989年6月5日后发出,电报储藏于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并于2017年10月解密,香港01报道了这些电报内容。唐纳德还写道:“学生获知他们有一小时的时间离开广场,但是五分钟后,装甲输送车就开始攻击学生。”


“学生们手挽着手,但是遭到了士兵的扫杀。装甲车多次碾过学生的身体,如同做'饼'一般,残骸则被推土机卷走了。尸体此后被焚化,(骨灰)从下水道被冲走。”“四名受伤的女学生祈求不要杀害她们,但此后被刺刀刺死。”


中共至今仍禁止任何活动形式悼念“六四”事件,并禁止任何网上关于此事的讨论。然而,每年的6月4日,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尤其是香港人都会纪念这个日子。


谢选骏指出:综合而言,“日本六四当天就决定反对制裁中国”,却是因为“日本宽容六四大屠杀”。那么,日本为何宽容六四大屠杀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曾在中国进行南京大屠杀等罪恶活动,所以对六四大屠杀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了。不仅如此,六四屠杀还可以冲淡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向世界解释“大屠杀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日本肯定是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态,在六四当天就决定反对制裁共产党中国了。

谢选骏:蛇蝎女人劳荣枝就是江青同志



网文《法子英和劳荣枝》报道:


法子英(1964年10月1日-1999年12月28日)和劳荣枝(1974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九江市人。两人在1993年相识,后成为情侣。检方指控两人在1996年至1999年在南昌市、温州市、合肥市实施绑架、抢劫、故意杀人,共有7人遇害。法子英在1999年作案时被捕,1999年被执行死刑。劳荣枝自1999年逃亡,2019年11月被捕。劳荣枝故意杀人、绑架、抢劫案正由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中。


作案之前


法子英1964年10月1日生于江西省九江市,回族,祖籍河南,家住浔阳区五桂场(一说家住煤矿区)。一说,法家家境富裕;另有报道称,法子英家境贫困,其父是板车车夫,其母在某单位卖茶水。一家人住在公厕隔壁,房子面积只有30平方米左右,每年冬天要靠捡煤渣、废木料来维持供暖。他的父母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法子英排行最末,因此有“法老七”的别号。法子英不爱读书,学习成绩差,读了三年小学后辍学。另有说法称,法子英1978年初中毕业,进入九江市发电厂工作。1979年,法子英的父亲在长江野泳时发生意外逝世。之后,其母遭遇车祸,腰部留下后遗症。报道称,15岁时,法子英因抢劫罪、流氓罪被劳教3年。据1999年的判决书,他在1981年因抢劫罪、故意伤害罪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另有报道说,法子英当时被判有期徒刑10年,后改判为8年。另说为减刑为8年)。出狱后,法子英开始经商,并与一名缪姓女子结婚,两人的女儿约在1990年出生。认识劳荣枝前,他与妻子协议离婚。由于妻子认为离婚不光彩,两人没有办离婚手续。


劳荣枝1974年12月25日(户籍登记的出生日期为12月14日)生于江西省九江市。父母祖籍均为湖北省黄梅县。劳家住在九江市滨江东路石油家属院,其父曾在九江石油分公司负责油库保卫工作。其母曾是九江石油分公司的家属工。劳荣枝的父母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劳荣枝幼时名为劳末枝,上学时改名为劳荣枝。1989年,劳荣枝初中毕业,成绩优秀,考入九江师范学校幼师专业。那时国家为师范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九江师范学校录取线高于当地的重点高中九江一中。劳荣枝没有选择读高中、考大学的道路,而是选择了读师范。她的校友回忆称,1989年九江师范学校仅有一个幼师班,只有容貌、身材、性格等优秀的学生才能入选幼师班。1992年,劳荣枝毕业,分配到九江石油分公司子弟学校担任小学语文教师。那时,这所学校已经衰落,原有的初中、高中部都已停办,仅剩小学。在子弟学校任教大约两年后,劳荣枝停薪留职(一说为辞职)。她的同学回忆说,当时传言子弟小学即将解散,教工会被安排到加油站上班,劳荣枝因此心中苦闷。据她的哥哥说,她当时说要和法子英去做买卖,家里人起初不同意,她还和母亲吵了一架。但是,最后家人允许她离家同法子英经商。


1993年,在子弟小学任教期间,劳荣枝在副校长儿子的婚礼上认识了法子英。另有说法称,二人初识是在一场生日宴会上。据说,结识法子英前,她没有情感经历。法子英曾对其辩护律师说,两人相识的那场宴会当晚,他骑着摩托车送劳荣枝回家,使她大为感动。据称,得知法子英曾经坐过牢,劳荣枝对他产生了一种“英雄式的崇拜”。


犯罪


法子英称曾在广州、常州、南宁、厦门、东营、黄梅等地实施绑架,与辩护律师最后的会面中交代其犯下的其他案件,因为证据链不完整且仅有法子英一人供述,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等原因最终判决未予以认定。


杀害熊启义一家


1996年7月29日,在南昌某歌舞厅坐台的劳荣枝将熊启义带入临时租住的出租屋,法子英拿刀逼迫熊启义给家里打电话,但熊启义拿起电话企图报案后被法子英杀死。两人搜出熊启义的钥匙再把他肢解,一半留在出租屋,一半装进黑色旅行袋。晚上8点,法子英拎着旅行袋来到熊启义家中,将碎尸块抖在熊启义妻子面前让她拿钱。熊启义妻子拿出20多万人民币现金。法子英先后杀死熊启义的妻子和孩子,之后将熊启义劳力士表、手机等洗劫一空。


杀害梁晓春和刘素清


两人于1997年10月来到温州,在法子英得知房东梁晓春有钱时,两人预谋抢劫。10月10日,两人欺骗梁晓春来到住处,并将其钱财全部搜刮。两人还要求梁晓春打电话叫刘素清过来,最终两人将梁晓春和刘素清杀害。


杀害殷建华和陆中明


1999年6月21日,法子英和劳荣枝来到合肥,以叶伟明、沈林秋的假身份证在小旅馆住下。6月29日,两人以月租金500元的价格将双岗虹桥小学恢复楼租下来。由于他们在以往实施绑架中,曾出现过人质脱逃的情况,因此他们到白水坝附近的焊接铺焊一个铁笼,用于囚禁人质。劳荣枝来到三九天都大厦的歌舞厅坐台物色绑架对象。7月15日,劳荣枝看上殷建华。7月22日10时20分,劳荣枝约殷建华到出租房去玩,殷建华进门后被法子英用刀抵住脖子绑进铁笼,殷建华以30万元人民币要求两人将他释放。


为了让殷建华相信他们会杀人,法子英以有木工活要做为名将木匠陆中明带进屋后将其杀死,将尸体塞进旧冰柜。殷建华受到恐吓后写两张字条给妻子刘某,叫刘某交钱赎人。7月23日10时左右,法子英用铁丝将殷建华勒死,随后携带自制手枪及字条来到殷建华家中,向刘某索要1万元人民币。刘某以筹钱为由让其等待,随后向警方报案。合肥市公安局西市分局刑警大队、合肥市公安局110直属大队、防暴三大队民警将法子英包围,用催泪弹将法子英逼出屋子,击中其右腿将其擒获。


审判、处决法子英


法院指定安徽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利民、俞晞为法子英的辩护人。1999年11月2日,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法子英犯绑架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1月18日,此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法子英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并处罚金2万元人民币。1999年12月28日,法子英在肥西县被公开枪决。


劳荣枝逃匿和抓捕


2019年11月劳荣枝在厦门被捕。

2020年12月一审庭审时劳荣枝称,法子英被抓后,她自合肥逃往武汉,后来逃往河南,之后到重庆,2000年左右逃到了厦门。她曾藏匿于厦门市某酒吧,以“客服”身份卖酒获取提成。


2019年11月28日,厦门警方在湖里区东百蔡塘广场某手表专柜将劳荣枝抓获。


2019年12月5日,厦门警方将劳荣枝移交南昌警方,厦门警方查明其未在潜逃厦门期间作案。


审判劳荣枝


2019年12月8日,劳荣枝二哥委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丹红作为劳荣枝故意杀人案的辩护人。然而,吴丹红却未能见到劳荣枝。警方的拘留通知书称她被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据吴丹红说,他在12月11日来到南昌市第一看守所,但工作人员称劳荣枝并不在这里;他用电话联系了两位办案警官(两人曾通知劳荣枝家人她的关押地点,并要求其家人书面签收通知),说明自己希望会见当事人,但两人都说需要向领导汇报,之后便没有了回音。当天,吴丹红先后向南昌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室、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控申科投诉看守所阻止会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2月12日上午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电话通知吴丹红,劳荣枝不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所在地不明。12日午间,南昌市公安局在微博上发表通报,称警方已在12月5日将劳荣枝押回南昌并关押在第一看守所,“办案单位第一时间告之其可聘请律师”,但劳荣枝在12月11日通过口头、书面方式向公安机关提议禁止家属与其会面,以帮助他们摆脱阴影,拒绝家属为其聘请律师,向政府请求法律援助。通报称,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已在12日开始提供法律援助。12月14日,吴丹红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刊出了他就此案接受的采访。吴丹红称,多家媒体记者迫于压力未将采访全部内容发表。采访中,吴丹红称公安机关程序违法。12月14日,劳荣枝家人委托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为她的辩护人。但周兆成也未能会见劳荣枝。2020年9月27日,劳荣枝二哥劳声桥与周兆成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希望更换法律援助律师;同一天,他们向还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南昌市司法局递交申请,要求终止法律援助。


2019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劳荣枝批准逮捕。


2020年8月31日,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对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罪一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月21日上午,劳荣枝案在江西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劳荣枝承认绑架和抢劫,但拒绝承认故意杀人,声称受法子英胁迫,当庭对受害人家属致歉,并表示愿意赔偿。庭审中,劳荣枝表示自己从未动手杀人,都是在法子英杀人前离开,并约定在下一个城市的“第一人民医院”碰头。公诉方对这种说法予以驳斥,称劳荣枝为主犯,主观恶意极深,且拒不认罪,应从重处罚。受害人家属也表示不接受这种说法,并对其道歉和赔偿的诚意表示质疑,请求法庭判处其死刑。12月22日下午,为期两天的庭审结束,法庭将择期宣判。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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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劳荣枝案一审庭审结束,择期宣判!_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 www.thepaper.cn. [2020-12-22].


谢选骏指出:这个“蛇蝎女人”劳荣枝,可以类比江青同志——因为他的“对象”回民法子英,可以类比苗民毛泽东。法子英和劳荣枝合谋色诱抢劫杀人若干人,同样可以类比毛泽东和江青同志合谋杀人灭口若干人。


《劳荣枝记忆的两道分界线:合谋主犯与“遭胁迫的受害者” 》(综合新闻 2020-12-23)报道:


江西警方将劳荣枝押解回南昌。劳荣枝似乎把自己的记忆画出两道分界线。


在庭审质证环节,当法警将现场勘验图片等证据册拿到劳荣枝面前让其指认时,她当庭惊讶地尖叫说“很吓人,这个现场很吓人”,或称“我没有印象了”“不记得了”,或索性将头扭到一边。


12月22日下午17点35分,劳荣枝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两天的审理,审判长宣布合议庭将在休庭后依法进行评议,择期宣判。公诉意见指出,劳荣子伙同法子英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连续实施4起暴力犯罪,手段极为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人均系主犯且分工明确。


劳荣枝辩护人则认为,检方指控的部分事实存在证据瑕疵,尤其是对其故意杀人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南昌案和温州案中,对劳荣枝的抢劫指控是客观的,但致人死亡的后果是她无法预见的,因此不具有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对于杀害小木匠陆中明的指控,劳荣枝辩护人认为,她系受法子英胁迫,既无主观恶意,客观证据也无法证明陆的死亡和劳所为间的刑法因果关系。


劳荣枝在最后陈述时哭着向被害者家属道歉,说了一声迟到了20年的“对不起”,她说当得知法子英杀了陆中明后,她内心的恐惧达到了极点,因害怕坐牢没有勇气自首,直到归案后,内心才得到救赎。她希望法庭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48份供述和“选择性失忆”


“旁边有座桥,我每天上班要走过,应该是往里左手边第一栋”,逃亡二十年后,46岁的劳荣枝仍能在法庭上清晰地记起当年和法子英共同在常州租住的房屋的位置,但对于发生在南昌、合肥、温州三地的案件关键细节,她却“不记得”了。她的记忆似乎在1996年7月28日和1999年7月23日画出两道分界线,留下一段真空地带。劳荣枝的辩解是,出于内心的恐惧,她无法再回忆起合肥案中小木匠陆中明被杀害前后的细节、以及南昌案中她离开熊某义家时其妻女的状态等等。


吊诡的是,在2019年12月她刚落网后所做的讯问笔录中,她曾详细供述了如何与法子英分工,以坐台物色有钱人实施抢劫等犯罪事实。


12月21日,一审开庭伊始,就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劳荣枝当即表示对指控罪名“不认可”,她称合谋不存在,自己也是受害者,参与作案是遭到法子英的胁迫。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庭审现场注意到,除了常州案,劳荣枝当庭对其余三起案件的供述都不同程度地推翻了此前在侦查机关所作的笔录。


在两天总计逾14个小时的庭审中,劳荣枝不下数十次重复辩解:“我能找到很多工作,我根本不屑于做抢劫的事,我真的没有伤害人的故意,我做过的我会认,我没做过的我不能认。”


在庭审质证环节,当法警将现场勘验图片等证据册拿到劳荣枝面前让其指认时,她甚至当庭发出惊讶的尖叫说“很吓人,这个现场很吓人”,或称“对不起,我没有印象了”,或又说因在某地呆的时间短,所以“不记得了”,或索性将头扭到一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案犯已被正法、证据因年代久远而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劳荣枝本人的供述至关重要。


公诉人在庭审中指出,在案件的侦查和审查阶段,劳荣枝共作出48份讯问笔录,其中大部分的有罪供述是在归案初期所做。检察机关正是依据这些口供及在案的其他证据,认为对几名被害人的死亡劳荣枝均是积极主动作为,构成共同犯罪证据充分。


以南昌案为例,劳荣枝曾在落网后四次供述,当时她对法子英说怕自己的指纹会留在熊家,“不如一把火烧了。”而在二人逃至法子英九江的姐姐家借宿一晚时,法子英还曾向劳荣枝表示后悔,劳荣枝称自己还骂了他,觉得他敢做却又害怕的行为,没有一点男子气概。南昌案后,劳荣枝跟着法子英亡命天涯,她在供述中称,当时已经麻木了,“已经跟他做了一次案,被通缉了,本来只是想搞点钱,没想到他搞大了。”


此外,劳荣枝母亲史某兰的证言也显示,在出事后,警方曾来到家里,把劳荣枝的照片全部拿走,而这一情况她曾在电话里向女儿亲口说起。公诉人认为,劳荣枝对该起抢劫犯罪的后果,即致使熊某义一家三口死亡是明知的,但她却选择放任。劳荣枝在庭上辩解称,放火消灭指纹的说法是在接受讯问时借鉴杭州保姆案信口编的。


然而,类似的情况不止一起。再以常州案为例,劳荣枝到案后曾供述,从常州离开后,没有和法子英谈论过常州发生的事,“我们都心照不宣。”具体到合肥案,旧货店老板、三轮车夫、对门邻居证言均证实有个女的在7月22日左右购买过冰箱并搬至虹桥小学恢复楼2楼某间。


劳荣枝在归案初期供述,冰箱是在绑架受害人之前买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合作的,只是分工不同,我买的时候就知道他有可能杀人。”冰箱的点子是法子英想的,二人还提前去看过,“这样气味不容易散发,警察就不会发现,好方便我们继续要钱。”除了言辞证据,在殷建华写给妻子的字条上,也有劳荣枝书写的内容:“如果来的人不拿到钱,他的同伙一定会让我死得比刚才那个人还要快。”经过字迹鉴定,笔迹系劳荣枝亲笔。劳荣枝当庭辩称,字条系在法子英胁迫下写的,自己已记不起冰柜是哪天买的,也不知道作何用途。


共同犯罪的“南昌模式”


在质证环节,检方出示证据显示,法子英和劳荣枝均在供述中提到,他们商量以劳荣枝去歌舞厅坐台,色诱被害人的方式将他们诱骗至出租屋内,法子英负责善后,让劳荣枝携巨款先走,“万一被人发现,可以跑一个。”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四起案件中,二人均使用了相似的手法,配合默契,形成了基本固定的作案方式和基本明确的分工。


劳荣枝在落网后曾供述,二人一直都是合作的,每次都事先商量好,做完案后不回到作案的城市,因为太危险,“我毕竟是女性,力气小,杀人都是法子英做的。”对此,劳荣枝当庭辩解称,法子英跑得快,他要是被抓到了,不会把她供出来。劳荣枝说,当时二人购买了一本中国地图,逃亡时往往乘坐随叫随停的巴士,碰头的地点大多是在医院,一来每个地方都会有,二来人员复杂,不容易被发觉。


劳荣枝甚至在法庭上说道:“这一切都是法子英决定的,如果由我来策划,可能需要3-5年的时间去物色,我绝对不会选择殷建华。”公诉机关认为,劳法二人在作案时,对被害人发出生死威胁,劳荣枝在其中发挥物色、引诱、威胁和捆绑受害人的作用,且明知的死亡后果采取放任态度,后续还将犯罪所得用于共同的日常生活开销,二人均系主犯。


对于劳荣枝声称自己是受害人的辩解,公诉人认为,劳荣枝的物色和引诱在导致多名受害人死亡的后果中起主要作用,不是胁迫所能做到的,且她有无数机会可以逃离,足以证明劳荣枝是主犯。


澎湃新闻注意到,即便是法子英在1999年7月23日在合肥落网,劳荣枝逃离后仍然前往了二人此前在重庆长久租住的房屋内,他们将其称为“安全屋”。走之前,劳荣枝还给法子英留下一张字条,写道“亲爱的我先走了,我在家等你,爱你。”这显然与此前劳荣枝控诉法子英对其实施性暴力,长期身体和精神控制存在矛盾。劳荣枝称,这一行为是为了感化法子英,不要再伤害别人。


据劳荣枝自述,在逃亡的三年里,她和法子英数次想分手,但都互相纠缠不清。“我也恨他,他也恨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不会忘了他的妻女,我也不会被他毁掉大好的人生。我对法子英是爱恨交加的,如果我们被抓,肯定会死,我还年轻,我想活下去。”因此,劳荣枝辩护人认为,她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且归案后主动交代常州案,具有坦白情节,过去20年零犯罪,有改过自新的表现,且愿意赔偿受害人家属,有真诚悔罪的表现,因此建议依法从宽处罚。


对此,公诉机关不予认可,在逃离合肥后,劳荣枝利用假身份潜逃20年,是明显的逃避侦查,而非认罪悔过。劳荣枝在辩解时反复强调,自己犯案时才21岁,还没有实现人生价值,因此不敢自首,请求法庭原谅她的自私。这一说法遭到公诉人反问:“因你们抢劫绑架致死的被害人哪个又不年轻呢?”


杀人指控和证据瑕疵


在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阶段,公诉人对劳荣子伙同法子英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连续实施4起暴力犯罪逐一进行了说明。其中,劳荣枝参与实施一起抢劫、两起入室抢劫、两起绑架和一起故意杀人案,致使7人死亡,手段极为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严惩。


公诉人说道,纵观几起案件,劳荣枝在犯罪前与被害人深入交流,掌握家庭及经济状况;在逃跑前将衣服打湿,做出长期居住的假象,为逃跑做好准备,可见有预谋和很深的主观恶意。


对此,劳荣枝辩护人认为,对检方指控的抢劫和绑架罪名无异议,但部分事实存在证据瑕疵,尤其是对其故意杀人的指控,他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劳荣枝辩护人认为,对于南昌案、温州案的抢劫指控是客观的,但致人死亡的后果是劳无法预见的,因此不具有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因此公诉机关使用法律错误,杀人指控不能成立,劳荣枝是受法子英胁迫,没有主观恶意。杀人行为是法子英单独实施的,且超出了二人共同犯罪的故意。”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庭审质证环节,控辩双方交换的证据其实均为劳荣枝本人供述、法子英当年供述以及当年南昌、温州、合肥案件的案卷,只是双方的证明目的截然相反。截至休庭,庭审中出示的生物学证据中,并无直接指向劳荣枝杀人的证据,其余部分物证的实物也因年代久远灭失,不存在重新鉴定的可能。


在合肥案中,劳荣枝2019年12月的供述称,自己没看到杀害小木匠的过程,当时人在主卧里看着殷建华,听到外面有男子的惨叫声,后来法子英提着陆中明的头要给殷建华和她看,“那个惨叫的声音到现在我都能记得,后来法子英让我帮忙把冰柜推到次卧。”


公诉人认为,上述证词中推冰柜的行为证明劳荣枝协助法子英实施杀人,但辩护人则认为劳荣枝在主卧看管殷建华,并未参与。


辩护人强调,即使劳荣枝有购买和推冰柜行为,但目前的客观证据也无法证明陆中明的死亡和劳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庭审进行至此,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陆中明遗孀朱大红禁不住失声痛哭,她向劳荣枝发问:“你的心是不是肉长的?”在朱大红看来,丈夫无辜被害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母子4人21年来过着流浪的生活,“活得像乞丐一样”,无论劳荣枝是否主犯,都要求法庭严惩。


此外,公诉人还在庭上表示,对殷建华的死亡,劳荣枝具有充分的动机、作案和逃跑时间。案卷资料显示,法子英在最初落网接受警方讯问时,对殷建华是否死亡似乎并不知情,他的讯问笔录记载,当时警方向他问及这一问题时,法子英回答:“不要谈这个问题了吧。”


且劳荣枝在到案后的2019年12月也曾供述,法子英交代其7月23日上午12点没有回来就拧死殷建华。当年合肥公安所作的尸检结果也显示,殷建华的死亡时间大约是7月24日,而法子英是在7月23日上午11点就已落网。劳荣枝在法庭上辩称,自己于7月22日已离开合肥,“被害人都已死亡了,不然他们可以为我证明。”


迟到二十年的“对不起”


12月22日17点35分,劳荣枝案在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束一审审理,审判长宣布合议庭将在休庭后依法进行评议,择期宣判。在最后陈述阶段,劳荣枝谢绝了审判长建议,坚持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手稿宣读。她说,想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对被害人家属说一声晚了20年的“对不起”,愿逝者安息。


但她仍重申,自己是受害者,“我承认我有罪,我真心悔罪。”劳荣枝称,她在21岁时被法子英利用、胁迫,遭受殴打,也想过自杀和逃跑,但不知道要向什么人求助,错过了一次次机会,最终酿成无法挽回也不可饶恕的后果。“1999年,当知道法子英杀了陆中明后,我内心的恐惧到了极点,我害怕坐牢,没有勇气自首。归案后,我的内心得到了救赎。在逃亡期间,我常去教堂做礼拜。2005年,我的父亲去世,我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今年我的母亲也已经80岁了,我一天都没能尽孝。”


说到对家人的愧疚,劳荣枝再次落泪。她认为,自己没有停止暴行,是真的错了。在最后陈述中,她还自称36岁那年曾患上宫颈癌,与死神擦肩而过,“我觉得是上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康复后,她曾想去做义工,但是因没有身份证,找不下正经工作,内心异常煎熬,经常两三点钟都睡不着觉,总觉得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尽量善待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你可以说我不优秀,但是不能说我不善良。”


两天每日7小时的庭审中,劳荣枝从不放过每次发言的机会,除了辩解外,她还不断讲述自己在逃亡生活里“与人为善”的经历:或是帮炸鲜奶的店主创造每月6至8万的业绩,或是拿着1800元的底薪在酒店翻被单,但她也从不避讳说起自己从前的错事,“我确实不是那么纯洁的女孩,我当时就是想让熊某义(南昌案被害人)在我身上花点钱。”


在这一点上,劳荣枝又是矛盾的,因为她也反复在庭审中提及,她想有女性朋友,不想依赖在男性身上,但同时又以因外貌收获的好处自信,“开发商没有要求她做任何事就给了她两万块”“我走到哪里别人都说我是知性美”……劳荣枝最后说道,如果还有机会回归社会,她希望能向受害者家属补偿,期待法庭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这些说辞在被害人家属和代理律师刘静洁看来都显得格外刺耳,“相比之下,看看朱大红一家过的是什么生活?农村妇女独立抚养三个孩子和一个失明的婆婆,至今还欠着几十万的外债。她(劳荣枝)还有钱去整容和养狗。”刘静洁说。因劳荣枝没有当庭认罪认罚,公诉人未给出量刑建议,最终等待她的判决尚待法庭的进一步审理。


谢选骏指出:蛇蝎女人劳荣枝这对狗男女合谋杀人,和毛泽江青那对狗男女合谋文革,异曲同工,所以我说,蛇蝎女人劳荣枝就是江青同志!蛇蝎女人劳荣枝想逃避死刑,除非像江青同志逃避了死刑,是因为“朝中有人”。


《劳荣枝法庭痛哭道歉最后陈述: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可以说我不善良》(2020年12月22日 上游新闻)报道:


12月22日下午5点30分,经过两天的审理,劳荣枝被控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一审庭审结束。在最后陈述阶段,劳荣枝情绪激动,痛哭流涕。劳荣枝说:“我承认有罪、认罪、悔罪。我向受害人及受害人家属表示道歉,这句道歉晚了20年。这些年我内心备受煎熬。但我也是被胁迫的。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可以说我不善良。如果还有机会,我愿意倾尽所有补偿受害人。”


上游新闻(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记者从庭审现场了解到,22日的庭审,主要围绕劳荣枝是否受到了法子英的胁迫、是否有杀人的主观故意、是否参与杀人、在抢劫绑架过程中是否起到主导作用展开质证和辩论。


公诉机关认为:劳荣枝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主观恶性极深、情形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每一个犯罪现场都惨不忍睹,已经突破人性底线,且没有认罪悔罪的态度,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12月22日下午,劳荣枝案法庭调查结束,进入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表示,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英(另案处理)系情侣关系。1996年至1999年间,二人共谋且分工明确,由劳荣枝在娱乐场所做陪侍小姐(俗称“坐台”)物色有钱人为作案对象,分别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实施抢劫、绑架及故意杀人犯罪。案发后,劳荣枝使用“雪莉”等化名潜逃。


劳荣枝伙同法子英,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二人,并致一人死亡,勒索财物人民币75000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抢劫和入室抢劫他人财物,致五人死亡,抢得财物价值人民币30274.13元、现金人民币33840元、港币110元、美元10元、江西邮电企业债券1000元、银行存单95000元、名牌手表一块、手机两部。


公诉人称,劳荣枝、法子英连续实行暴力犯罪,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确凿充分,事实清楚。尽管劳荣枝承认部分犯罪事实,但始终辩解自己是受害人,系受胁迫。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两人系共同犯罪,同为主谋。作案时两人分工明确,相互商量,且在作案过程中均有持刀威胁受害人生命的情节,因此证明劳荣枝有对死亡结果知情、放任的主观恶性。但其辩护律师认为,在4起案件中,劳荣枝没有直接杀人,与受害人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且确实系被法子英威胁。另外在抢劫活动中,劳荣枝只是参与者,对死亡结果没有预见,特别是在陆中明案件中,更没有参与的行为。即使在共同犯罪中,其起到的作用也较小。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事实存在证据瑕疵,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错误。另外,劳荣枝没有杀人的动机,有悔罪和自首的情节,应予以减刑。


同时,其辩护律师还提出,对于陆中明妻子朱大红提出的民事赔偿,因劳荣枝对此并不知情,且没有预谋和参与,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建议法庭结合证据给予公平判决。


检方认为劳荣枝不适用认罪认罚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法庭质证和辩论阶段,面对公诉人的提问,劳荣枝多次顾左右而言他,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避而不谈,仅强调其是受害者,不屑于使用抢劫来的钱,并提到自己有生活和赚钱的能力。但被问及为何作案后在独自逃亡过程中没有报警,而是选择继续和法子英作案,劳荣枝又反复称其涉世未深,没有生存的能力,对法子英极其依赖。


对于劳荣枝多次翻供及前后说法不一的情形,公诉人在发布公诉意见时提到,劳荣枝一方面称不使用抢劫来的钱,一方面又在抢劫后将钱带走,用来和法子英挥霍,存在主观故意,抢劫也是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对于其称被胁迫的说法,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劳荣枝色诱系主动行为,在与法子英作案的3年时间里,其有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仍与法子英共同犯罪,因此胁迫一说不成立,另外,劳荣枝在庭审中不符合常理的辩解,也使得辩解理由更为苍白。


劳荣枝与法子英的供述均能够相互印证其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的行为,每一个案发现场都惨不忍睹,至今仍给当地居民留下极其恶劣的影响。主观恶性极深、情形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已经突破人性底线。归案后,多次推诿,极力否认犯罪事实,且没有认罪的行为和悔过的心理。7名受害人的死亡不仅伤害了数个家庭,更使得这些家庭陷入困境,且多年无法走出心理的阴影。让行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才是对受害者的慰藉和对受害人家属的安慰。


公诉人称,劳荣枝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和对生命的蔑视,人性和底线的失守是其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存在绑架致人死亡的加重后果,应该予以严惩,且不适用认罪认罚。


劳荣枝当庭痛哭 称希望得到公正判决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劳荣枝情绪失控,当庭痛哭。劳荣枝说:“我真诚地向受害人及受害人家属道歉,这句道歉晚了20年,对不起。同时对受害人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我承认有罪、认罪、悔罪。”


劳荣枝称,当时还年轻,比较单纯,涉世未深不懂法,因受到法子英的威胁只能和他逃跑,期间想过自杀、想过逃跑,但怕法子英伤害她的家人,所以不敢跑也不敢报警,内心是恐惧的、彷徨的,因此失去了投案自首的机会,导致了不可逆转的悲剧发生。


“归案后我内心得到了救赎,今后都要为此赎罪,逃亡期间我只能从教堂寻求安心。2005年我父亲去世,我没能送终,对不起我的家人。36岁时我患了宫颈癌,捡回一条名后,我就很想融入社会,从头开始。但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劳荣枝称,20多年里她良心一直受到谴责,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每天都不舍得睡觉,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劳荣枝说:“我从没想过不劳而获,我热爱生活也尊重生命,如果有机会回归社会,我会尽全力去补偿受害人家属。这次庭审是我要求公开的,我只是想还原真相,不想被妖魔化。可以说我不优秀,但不可以说我不善良。希望法庭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救赎的机会。”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定期宣判。


“小木匠”妻子称希望严惩 不接受调解


对于劳荣枝当庭的辩解,“小木匠”陆中明妻子朱大红一直抹着眼泪,对于劳荣枝称目前没有能力赔偿,只有3万元可以赔偿的说法,朱大红表示不接受民事部分的调解,只希望劳荣枝能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庭已经做到了公平公正,给到了劳荣枝充分说话的机会。在质证阶段,劳荣枝不积极质证,始终强调自己生活得很惨,是被胁迫,从来不讲假话。但面对公诉人询问逃亡20年是否讲过一句真话时,劳荣枝又答不上来。劳荣枝当庭的表现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陆中明代理律师刘静洁庭审后表示,虽然劳荣枝多次声称其认罪,但面对具体犯罪事实时又极力辩解其没有参与犯罪。


“劳荣枝称她是被胁迫,一次两次可能被胁迫,但三次四次怎么可能是被胁迫。她说不知道杀人的事,那人死在她面前她还能不知道吗?所以她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真的悔罪就要摆正心态。”刘静洁表示,因为劳荣枝没有认罪认罚,所以公诉人没有当庭给出量刑建议,还是希望法庭能结合证据,给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上游新闻记者 时婷婷)


谢选骏指出:上述共产党媒体为女魔头劳荣枝免费宣传,发表她的名言“你可以说我不优秀,但是不能说我不善良。”——这句“女魔头自白”确实可以列入“共产主义的名人名言”了。这和毛泽东江青那对狗男女密谋发动文革杀害千百万人的时候所运用的革命宣言,确实可以类比了。所以说“蛇蝎女人劳荣枝就是江青同志”,真是恰如其分。她们都会用道德言辞来包装自己,以便发泄极端利己的私欲。

谢选骏:上山下乡的猪头是这样炼成的

《震惊!官方公开护航:否定“上山下乡”伟大壮举是错误的》(RFA 2020-12-24)报道:


事件回顾


大赞习近平的梁家河 官方为“上山下乡”翻案说了些什么?

周二(22日),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官方微博发文,形容 #知青下乡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宣称,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否定上山下乡和运动的观点是“错误”的,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受迫害也是“错误言论”,把知青形容为“被毁掉的一代”更是“胡说”。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间全国一千七百万名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改变了不少知青的命运。近日,中国一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发文重提这段历史,更以“伟大壮举”形容这场运动。文章触发舆论强烈反弹。分析人士认为,上山下乡再度受到重视反映了现政权的焦虑。


五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经历过夺权,批斗和武斗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掀起。


十年间,一千七百万中国青年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失去留在家人身边的权利,从城市前往中国的偏远地区,他们的命运也因而改写。独立学者吴祚来表示,当年被美化的上山下乡,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决策。吴祚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之后,人口开始自然增长,但是城市的布防,工厂企业没有随着增加,没有工作机会,粮食也匮乏。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大量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并不是要推动农村的知识化。"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不少知识分子带来不幸。有人甚至认为是变相劳改。学者吴祚来认为,目前中国的情况与五十多年前相似,尤其多年来的城市化无法让大多数年轻人在城市安身立命。吴祚来:“户口无法自由迁徙。农村户口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现在还是城市户口。现在高校招了那么多学生,只好把年轻人送回乡下去,因为在城市安身立业,孩子户口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现在中共以政治口号忽悠年轻人到乡下去,就可以解决城乡户口差别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危机,动摇中共政权,相信研究院发文是为了呼应中央的精神。“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非常严峻。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电荒问题现在都出现了。这将引发连锁反应。他们就想消减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年轻力量,因为这股力量容易搞学潮,容易搞运动,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


估计是由于舆论强烈反弹,文章已从研究院微博上删除。中国历史研究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管辖,被视为国家级研究单位。清华大学政治系原讲师吴强说,种种迹象显示,为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服务是研究院的使命。吴强:“它是透过解释民族主义建构的机构。这视为明年中共建党一百年做准备,把历史本身当作可崇拜的对象。”吴强说,文章反映了现政权的焦虑。“不自觉的透射出过去八年习近平跃进的失败处于某种转折点,城市化的失败,经济危机,以及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潜在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可能他们正重新考虑反城市化的运动。 ”


近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明年预估将首次突破900万人大关。中国教育部本月初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推送毕业生到西部艰苦偏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

网民哀嚎:


不同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有不同的观点看法,让人发表,只要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让穷人,失意的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什么错误。这个社会本来就有不同的阶级。非得要人人和懂王,轮子保持一致才是对的吗。中共不40多年前就改变政策,改革开放了嘛。中共的政策一直在根据实际情况,经济条件在变。也一直被轮子,民运骂。一面骂中共纵容资本盘剥弱势群体。 资本政权勾结极端贪腐,一面骂中共要复辟毛泽东的极左的做法,搞无产阶级专政。清算有产阶级,你不感到为了兴风作浪而自相矛盾吗。

yuntai 发表评论于 2020-12-24 09:31:09

国家级洗地!他随便怎么说我都不会震惊的。


谢选骏指出:对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近年来旧事重提并不稀奇——


《中国千万青年“三下乡”钩起知青集体记忆》(BBC 2019年4月12日)报道:


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中国文革期间1600万人的集体记忆。最后一批知青现在也将近60岁了。中国共青团最近发起青年志愿项目,今后三年内计划组织千万青年学子下乡普及科技、传播文明。这一举措钩起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引发新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联想,在海内外掀起舆论风波。


中国共青团中央3月27日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的意见》,其中包括计划在2022年前争取组织千万大中专学生以志愿者形式下乡参与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建设。这条消息经《新京报》、《环球时报》等纸媒披露、若干网媒跟进报道后,中国网民狐疑:难道又要发动上山下乡运动?


媒体关注焦点大部分集中在对文革记忆和历史是否又将重演的狐疑,“志愿者”和“毛式风格”出现在不少媒体的标题中。


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期间1600多万城市中学生到下乡落户,成了农牧民,其中包括1969年16岁下乡,在陕西农村呆了7年的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报道还指出,这一次的青年下乡活动将优先考虑老少边穷地区。


“两回事”


针对舆论风波和网民狐疑,《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微博表态,批评海外媒体和部分网民歪曲解读,并指出“三下乡”和半个世纪前的“上山下乡”有本质区别,不可相提并论。他解释说,当年上山下乡的城镇中学毕业生是到农村落户当农民,而现在的青年志愿者是去把城市先进文化向农村推广。


当年的口号许多人记忆犹新:响应毛主席号召,怀着一颗红心和满腔热情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是强制性的政策,有组织的政府行动,许多人迫于无奈,也有不少人即便后来觉得自己幼稚无知,受骗上当,当年确实心甘情愿。也有网民注意到这个区别,认为当年是让农村改变城市青年,现在是让城市青年改变农村,如果让知识青年管理村务对农村未尝不是好事。


微博V+会员来去之间评论说:“让大学生利用暑假下乡我觉得可行的。从我个人来说,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在大学让孩子去下乡锻炼我是同意的。这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是好事情。”


有人提到当年知青下乡,一些基层干部还觉得头疼,因为增加了那么多要口粮的人,现在农村年轻人都进城打工,那么多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干什么?也有人担心三下乡说是“志愿”,实际上又是强迫。微博用户我讲旧常识V在胡锡进微博上评论说,“关键词是一千万人次。这个规模仅靠志愿者实现吗?”大规模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开始,1978年结束。


“三下乡”


舆论风波也促使中共共青团中央发微博澄清,解释“三下乡”特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利用暑假到农村参加文化科技卫生社会实践活动,而且是三年1000万人次,不同于媒体所说的1000万青年。农村社会实践活动不是新闻,历史比文革还要久远。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一些学校效仿前苏联,组织高中生或大学生到农村或学农基地参加农村的社会生产、服务和调查活动,时间从一周到数月不等。


文革开始后这项活动一度中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扩大,参与的学校更多,活动范围和内容更广。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制之后,城镇学校的农村社会实践不得不到更偏远的地方找劳动机会。


全国范围大规模、有组织的知青插队落户,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当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在校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即后来的“老三届”)几乎全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期间1600多万青年上山下乡,占城市人口十分之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下乡知青。


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现在已近60岁。老知青群体的经历难以笼统概括,个体的经历和回忆差别很大,回首往事,感触也可能随年事增长或境遇变化而出现变化。


再回首


中国各地出现大量“知青饭店”、“大食堂”之类餐馆,后来又扩展到海外,知青旅游线路等商业运作,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对“上山下乡”在一个时期的态度。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扶贫、到乡村学校当老师、在基层当干部,这类城乡之间人员流通过去30多年一直存在。


最近几年中国绿色农业兴起,又有一些有钱有技术的城里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山林、养殖场或鱼塘,作为自己的绿色农业基地,“新农村”的含义中还纳入了以民俗文化旅游为目的农村经济。


这些都有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无论是政府部门组织的还是非政府机构组织的,有偿的还是志愿形式的;“回归乡野”甚至成为一些浪漫青年追求诗和远方的具体目标。


也许城里的年轻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本身无可非议,但令人心生狐疑、忐忑的更多可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熟悉的、充满时代特色的语言风格和动员方式。


谢选骏指出:现在问题来了,对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悲剧,为何还要大作翻案文章呢?为何没有对待三十年前的六四屠杀那样闭口不提呢?这才是关键所在。


网文《上山下乡运动》报道:


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通称“下放”、“插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发生于1950年代至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去定居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术界对此次运动的评价较为否定,但各界评价也存在一定争议。


过程开始


1957年12月5日,太原市民夹道欢送7000名干部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962年工人下乡运动——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从1950年代便被倡导,至1960年代展开。发动知青到农村去,理论上是为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年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写的按语中为此写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此后被广泛用于动员知识青年离开城市。195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三次团代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会并做报告,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到那里安家落户。”胡耀邦责成团中央办公厅物色垦荒发起人。8月20日前后,着手组建垦荒队,从数百个报名青年中选定60名成员。8月28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杨华任队长,庞淑英、李连成、李炳恒、张生任副队长。1955年8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礼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胡耀邦作了题为《向荒地进军》的著名讲话,并在欢送会上把“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随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垦荒。1956年5月4日,北京青年集体农庄在萝北县建立。6月8日,胡耀邦来到北京青年集体农庄视察。


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文革开始前,1960年代初期,“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缺少出路,还有人也是希望通过参加上山下乡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年至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里。


大规模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踩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五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跟随时代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为零,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十个“生产建设兵团”及西藏、江西、广西的三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青大返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从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官方宣传的典型事迹有:


知青下乡当了赤脚医生,走村串寨,为农民送医、送药,看病、治病。

知青下乡当上了民办小学或耕读小学老师,乡村有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一类知青被农民推荐出去当工人、读大学,农村孩子都舍不得知青离去,知青毅然放弃回城进大学的机会,留在了农村。

知青为老乡引进了打面机、拉电线为村寨通电、建了小水电站、利用良种良法增加农产、用气象知识务农、用科学方法养家禽、用科学方法防止病虫害。知青还为农民理发、教识字、办政治夜校、成了畜牧员。

知青由于劳动积极,被贫下中农们推选为记工员、保管员、会计,有的甚至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之类的职务。

知青在乡村组建毛泽东思想小分队,走村串寨演出样板戏,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这条事例在当年总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报道中放在最前面重点宣传。

知青后来指出,“培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农科员、土电工这一类事情,外来的知青们不做,当地的回乡知青和农村青年也都能承担”。


女知青被大规模奸污

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问题开始不断揭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领导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件,据中共中央军委在《国发(1973)104号》通报,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有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有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也有一些女知识青年被奸污以后得到提拔,例如江西省星子县隘口公社女知识青年杨水娇被县委书记奸污以后提拔到公社书记,后来又当上了江西省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以后,杨水娇揭发史松明(县委书记)陈述静(大队书记)都参与奸污女知识青年。被指控搞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曾指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这和中国1970年代达成“两弹一星”成就之后科技一落千丈的现实符合。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此之后外加文革的冲击,发觉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以及一切有关的意识形态,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王小波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然而,真正的情况却是,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目的

中共官方对这场运动作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足够的工作。


一种观念认为,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广大知青进行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武装政变计划书“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上山下乡推进教育论:根据部分学者依照中共的数据所做出的统计,大陆地区的小学入学率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至1978年上升仅为58%)。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唯一减少的高校招生人数按计划仅仅减少10万人而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数据并不代表上山下乡对教育的发展有任何推动作用,也仅仅代表此数据与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情有相关关系而已。


相关文艺作品/小说(另见伤痕文学)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这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东北知青(北大荒兵团战士)的生活。梁晓声的电视剧《年轮》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描述的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作家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韩东:长篇小说《扎根》、《知青变形记》

廖亦武:《毛时代的爱情》

电影

1981年,由王童导演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1983年,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1985年,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

1998年,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

2004年,舒淇和刘烨主演的电影《美人草》演绎了云南知青的一段爱情故事。

2005年,王小帅导演的电影《青红》反映的是上海知青下乡到贵州的悲苦家庭生活。

电视剧

梁晓声剧本改编的电视剧年轮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开辟“北大荒”一代人的命运坎坷。该剧获得了第四届(1994年)“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血色浪漫》是以这次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局部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的背景,可以说是近年来下乡运动描写最真实的一部电视题材的作品。本剧的主演有刘烨和孙俪。

《北风那个吹》本剧的主演有夏雨、闫妮、马苏。

《知青》于2012年中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纪实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

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

歌曲

李春波:小芳,被认为是描写知青在农村恋情的歌曲,曾流行一时。


谢选骏指出:有人讨论过“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这是一个有关的评价问题。在我看来,不论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实际成果都是练就了一颗猪头——干了一天农活,四肢肿胀、头脑发麻,长久下来,人就变得鼠目寸光、小肚鸡肠。这个人长得确实猪头,可谓厚颜无耻、铁石心肠,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原始公社里,不这样心狠手辣是活不下去的了。至于要想脱离农村,那就更得各出奇招、不择手段——有人竟然剁掉了自己的手指,这才得以“病退”出来。

谢选骏:苏炜是条通吃中美的变色虫

《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共识网》2015 7 20)报道:


最近歌颂赞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展览、活动不少。


7月1日“由国家、省级层层审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亲自把关”的北京鸟巢“知青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所展示的有着“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贺卫方)。


7月11日《环球时报》上《知青一代的积极回忆值得尊重》一文承认该博物馆“对上山下乡的记述是经过了选择性的记忆”,直言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显然不能划等号”。


早在201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上山下乡不容否定,兼议腐败根源》一文,对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充分肯定。


自2008年以来,由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苏炜作词和杰出企业家霍东龄作曲的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深圳、北京、香港上演之后,已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世界多地巡演,就在9天前的7月11日又于德国法兰克福“隆重上演”。


《岁月甘泉》的演员多是目前在美国定居的当年知青,他们说那段人生很苦、很累、很穷,但很少有怨恨;演员中也有“对红卫兵和知青哥哥姐姐们景仰和崇拜”的后学们,他们觉得“那才是轰轰烈烈的人生,充满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岁月甘泉》的宣传材料说:“全曲以八段、九首曲目组成,演唱长度四十五分钟,是一个含独唱、重唱、领唱的大型叙事合唱套曲,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挥别亲人,在乡村垦荒、劳作、思亲、爱恋、迷茫、牺牲等等的历练和场景。”“自1968年以来,人数高达两千万的中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穷乡僻壤度过了自己青春宝贵的岁月,改变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岁月甘泉》反映的就是知青时代那一段充满浪漫、悲壮、迷茫和欢笑的特殊生命里程。”《岁月甘泉》引发了海内外知青的尖锐批判:


“这部从主题、基调到语言、形式都像极了文革时期《红卫兵组歌》的作品,把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比作‘甘泉’,高唱‘青春无悔’,讴歌知青时代的那场噩梦,是对绝大多数知青感情的粗暴践踏。”“作为广东知青,苏炜不会不知道当时规模浩大、情状惨烈、影响深远的知青逃港潮,《岁月甘泉》最对不起那些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生存,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反抗上山下乡运动的死难知青!”“到美国20多年,在这里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公正普世观的熏陶下,还没有学会说真话!还要粉饰文革,歌唱邪恶!我为他们羞愧!”苏炜却振振有词:


“这部作品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一代人对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难以忘怀,而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知青情结确实是一种怀旧的产物,但怀旧却是一种因岁月流逝而自然产生的‘人之常情’,它不能以政治正确的政治化理由,予以嘲笑和蔑视.。”“作为有血有肉的知青一代的青春,不仅值得缅怀,更值得投注情感,诉诸歌唱和咏叹。”“对待苦难有两种模式:一是祥林嫂模式,沈溺苦难、悲悲切切、唠唠叨叨、永难自拔;二是苏东坡模式,历经苦难、洒脱依然、大气磅礴、乐观向上。”“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思维,把一切话题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所谓‘文革遗毒’的最突出特征。当有人断言‘苦井里绝对只有苦水,绝对掘不出甘泉’之时,其实有意无意地把自己陷于文革思维之中。”苏炜这是在强词夺理,显然,他在“缅怀”、“歌唱和咏叹”“岁月甘泉”时,带着浓烈的文革文化印记,却把文革的罪恶和苦难全都删除了。


《岁月甘泉》不尊重正视历史,用怀旧的情感代替对历史真相的呈现和反思,把知青的苦难演绎成对国家的救赎,企图以一代人的牺牲为知青赚取光荣,并幻化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它极力讴歌以青春为代价的所谓“磅礴”,将上山下乡运动涂抹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以“悲壮、崇高”叙事并定位,把幻灭的理想主义投射到失败的历史上,这是对当年众多非正常死亡知青的亵渎,是对那些先为毛革命又为邓改革付出双重代价的弱势知青的漠视,是对无数被强奸迫害的女知青的再一次情感践踏,是对李庆霖告“御状”后毛“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否定,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白。《岁月甘泉》掩盖了历史,对罪恶的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它轻而易举地与历史和解了。


以上种种表明:在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近四十年的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国内还是国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仍存在着尖锐对立;一直执掌着话语权的歌德派们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年轻人因为不明真相,已经被成功地蛊惑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连不少深受其害的知青其视野和思维都仍被局限在当局的意志之下,对上山下乡运动缺乏独立、正确的判断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显然,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仍任重道远。


二当年知青们无论是单打独斗地用尽各种手段先后逃离农村,还是通过集体抗争从各自所在的农场“胜利大逃亡”,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是其本身。


早在197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就作出了这样的表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文革,逻辑上即是对文革衍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和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发生实属顺理成章。


可是吊诡的是,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早已用脚投了票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却在思想上、行动上、话语上不肯否定。


试问那些歌德者们:如果文革不曾结束或者像毛说的每七、八年就搞一次,如果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至今,年年届届千千万万的中学毕业生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会是什么情景?越来越多的新老知青及其子孙们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你们还有底气甚至有机会说“青春无悔”吗?


一直以来,由于“不争论”和“宜粗不宜细”,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从未得到彻底清算,知青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受到严格限制,有关纪念上山下乡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限定在“青春无悔”、“感谢苦难”、“劫后辉煌”和“牺牲精神”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也一直被压制,我们可以看到被广大知青诟病的梁晓声的《知青》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播放,看到《岁月甘泉》不仅被允许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还被授予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却看不到被广泛赞誉的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顺利出版、被拍成影视作品。


结果,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反思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许多知青对卷入其中的这场运动并非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造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种种危害的上山下乡运动真相缺乏整体、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没有深刻的反思。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知青一代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上过山下过乡只表明我们粉墨登场过,洗尽铅华才称得上真正历练过,知青的价值不在于当时的经历,而在于其后的觉醒和现在的反思。


对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反动本质,才“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我们的反思必须突破我们自身命运的局限和官方的限制,否则,我们留下的就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对蹉跎岁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最终以“罪恶成了伟业”作结。


三上山下乡不自文革始,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上世纪50年代就被倡导,60年代被广泛展开,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回乡知青和出身不好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毛“接受再教育”指示的发出并以运动的方式强制执行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且持续十年。事实上,即使没有文革,我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无法解决批判马寅初后人口膨胀所引发的青年人升学就业危机,如果不大力发展经济,不控制人口,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无法避免,若没有改革开放,知青下乡至今都不得不成为常态,其恶果实在无法想象。


上山下乡不独中国有,例如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曾一改过去用移民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两年中动员了27万城市知青下乡。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法国也曾有过上山下乡,一些城市青年不满于生活现状,去法国中央山地南部的拉尔扎克高原放羊,幻想过与农民相结合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正如法国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先生所说,当时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即使如此,过了几年后,他们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凡文明社会都应给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迁徙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首恶是剥夺了广大知青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还知青谋生、择业和迁徙的自由。


诚然,当年我们中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但绝大多数是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还借此达到了结束红卫兵运动的目的,但毛为了实现乌托邦幻想,不依经济规律治国,知青上山下乡如同大办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那样大轰大嗡地被强制,而无视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不顾无数家庭被拆散,不惜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宁可牺牲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前途。


下乡后我们才认识到,知青并非是唯一被剥夺自由者,广大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终日拼命劳作却极度贫穷、不得温饱,不仅不能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连外出逃荒都属非法,都会以“逃窜犯”被抓。中国农民是早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贱民,难怪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查出的“坏分子”除了坐监就是被贬到农村当农民作为惩罚。


正如易中天先生说,“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文革加剧了“全民枷锁制”,有的知青却认识不到反人类、反文明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之恶;认识不到正是专制体制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失误”,这些“失误”又导致了牺牲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蔑视而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所谓崇高的名义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祭品”去“牺牲”。有知青至今错误地以为我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为国分忧,是为共和国作了无私奉献,是具有光荣的牺牲精神。


对知青的“牺牲”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诠释,在文革乃至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是被当局抛弃、被当作牺牲品的。这种为专制体制的牺牲是强加于我们的,不是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认清和抵制的,是我们觉醒后通过拼死抗争才得以避免更大更多牺牲的。更何况上山下乡期间,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并没起到什么推进作用,客观上没消灭多少三大差别,我们的思想也没有变得成熟。因而我们不是什么奉献、什么牺牲精神,不值得夸耀,更谈不上光荣。那些歌德者们大肆讴歌知青的“牺牲精神”是回避了制度之恶,是对专制感恩戴德,是用知青一代的牺牲为其恶果买单,是“被卖了还替人数钱”。


四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我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


早在文革前,我们中一些出身不好的就被剥夺了或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即使我们受到的那些教育也是被扭曲的。教育应以人为本,让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只有每个人自由发展了,才能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才是教育的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西方人的教育理念是“孩子只属于他們自己,教育让政治走开。”我们却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以制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为目的,个人的价值不被认可,人人都只是没有性别、没有特点、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意志的标准件。结果教育成了愚民的手段,我们这些受教育者成了没有独立意识、愚昧无知、任人摆布的棋子。


翻开我们那时的日记、书信、决心书、大批判稿、“给毛主席的致敬信”,那极左的语言、傻冒的心态多么可笑、可卑、可怜、令今天的我们汗颜!文革初,我们对校长狠斗猛批、对老师揭发批判、对同学咄咄逼人、与父母划清界限、以破坏文物为能事、以把经典名著投入火堆为快;下乡后,我们批斗地富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所有这一切统统是我们这一代的群体行为,是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集体犯罪。


当然,我们只是参与者而绝非制造者,我们更多的角色是苦难的承受者。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从历史的角度,苦难只能是教训、是前车之鉴。对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我们不能漠视,对他们的苦情不可践踏。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些苦难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我们的苦难既源于罪恶的体制,也源于我们参与了罪恶,面对那段历史我们不能毫无罪恶感和愧疚感。


固然,上山下乡时我们曾付出过真诚,曾把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带到了农村。我们教过农村娃娃们学文化,我们用微薄的知识和顽强的自学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送医送药。。。,然而,我们不是也曾把阶级斗争带到重家族讲亲情的农耕社会,用丧失道德的偷鸡摸狗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我们与之争食、却接纳了我们的农民身上吗?我们那点有限的贡献实在难抵上山下乡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危害,更不用说这种传播城市文明的方式与后来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多么不可同日而语。


固然,我们下乡时确曾怀着革命理想,可是那时的所谓理想不过是被忽悠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今天我们还用那虚无缥缈的“理想”为自己辩护,那么面对社会不公时,我们依旧会从文革这个负资产中寻找思想资源,以专制的思维和造反的方式重蹈覆辙。


既然我们亲历了城市的和乡村的、上层的和底层的、反修防修的和拨乱反正的、闭关锁国的和改革开放的、破坏的和建设的、文明的和反文明的,乃至希望的和绝望的、宠儿的和弃儿的等等截然不同的体验;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思想解放、与世界接轨、更广阔的视野、对比和参照;有了较为独立的人格;那么今天回首上山下乡时,我们就真的“青春无悔”吗?


二战后,许多西方人无法原谅自己,用整个后半生忏悔赎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均特格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面对这样高尚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是否也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干系”?既然我们自认为曾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并至今为之骄傲,既然我们自诩是有着神圣使命感责任感的一代,那么是不是也该“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


可是,对文革、对上山下乡运动、对历史我们知青至今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共同负责”的东西,却喜欢以知青的名义抱团取暖,过分热衷于各种单纯怀旧、缺少反思、甚至打着红色旗号的知青活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曾是蚁群式的,没有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力意识,人人都不过是完全依附于群体的一分子,所以我们总是崇尚、依赖于知青群体而没有自我。我们一直不自觉地陷于集体无意识当中,这个劣根性是知青的突出特点之一,至今仍广泛存在于我们当中。


最典型的莫过于“天下知青是一家”。每当提到知青,我们或许有超越性别、年龄、地域、职业的某种亲切感,但我们很难突破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彼此认同。事实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由于出身、经历和政见大相径庭,天下知青根本就不是一家,“这个社会有多复杂,它也同样有多复杂,这个社会有多少利益冲突,它的内部也有多少利益冲突”(胡发云)。


我们这代人曾深受泯灭个体意识的集体主义教育,我们的个体权利总是被整体利益取代。被孤立被抛弃的恐惧使我们有着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很多知青直到老年仍渴望在知青群体里找到依靠,仍企图通过高唱“理想主义”和坚持“青春无悔”得到慰藉。


法国著名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说:“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苏炜的“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正反映了我们在罪恶环境中极易导致“集体犯罪”的“集体无意识”。他宏观叙事时敢于用错误的偏狭的个人感受代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评价,也正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在有关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知青难道不该进一步找回自我,重新认真审视我们的青春时代?我们不妨扪心自问:


在以愚昧盲从为主要特征的青年时代,我们的青春到底能有什么价值?


在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的集体迷幻中,“青春无悔”的依据究竟何在?


根本的问题是: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谢选骏指出:苏炜是条变色虫——1989年5月19日北京戒严后,他在天安门广场为“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摆地摊抗议,过了没几天没等共军开枪,就一溜烟逃到了香港。然后混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学社”,和一帮“流亡者”一起扮演起骗吃骗色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过了些年,海外的资源枯竭了,苏炜竟然偷偷溜回国内继续行骗。


网文《苏炜(中国大陆旅美作家)》(百度百科)报道:


苏炜,笔名阿苍。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1953年生于广州。

个人简介

1965-1968年就读于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10年。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

人物生涯

1986年只身绕道欧洲回国工作,任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9年定居美国,先后访学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著有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1982,《花城》)、《迷谷》(2006,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远行人》(1987,北京出版社),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1988,浙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集《独自面对》(2003,上海三联出版社),《站在耶鲁讲台上》(2006,台北九歌出版社),《走进耶鲁》(2009,凤凰出版社),以及论文多种。长篇小说《迷谷》和中篇小说《米调》于2004年连续刊载于《钟山》第三、四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另外,他也是“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作者(霍东龄作曲,2008,太平洋影音公司)。

苏炜大型公益讲座 :

《走进耶鲁》大型讲座暨江博世界名校学员分享会于XX年7月14日下午在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三层举行。


谢选骏指出:有人讨论过“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这是一个有关的评价问题。在我看来,不论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实际成果都是练就了一颗猪头!至于苏炜,说他是猪头都是抬举了他——苏炜是条变色虫,但为何苏炜能够“风景这边独好”?因为共产党中国是个骗子横行的地方,而且很不幸,通过苏炜这样的人渣,共产党已经把美国慢慢改造成了一个类似的地方!结果呢?苏炜终于成长为一条“通吃中美两国的变色虫”。抱歉,这样游走于中美之间的变色虫绝不止苏炜一条,而是大有“人”在。这就是坊间芸芸云云的“中国间谍论”的来源吧。


《官方大力赞扬“上山下乡”运动 意在重施故伎?》(RFA 2020-12-25)报道:


比习近平年轻四岁的赵乐际和他习近平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成长背景,都经历过“上山下乡”,都是被贫下中农推荐入党,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


该文章刊登和播出的次日,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栏目即播发了《国家级机构护航 “上山下乡”恐卷土重来》,说的是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间全国一千七百万名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改变了不少知青的命运。近日,中国一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发文重提这段历史,更以“伟大壮举”形容这场运动。文章触发舆论强烈反弹。


笔者上网查对了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本月二十二日,是纪念五十二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的纪念文章。全标题是《脚踏实地 青春无悔!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说: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知青”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基石。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这些观点借助一些极端“个案”,胡说“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逆城市化”等错误言论。这些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企图借此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文章中特别介绍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推动青年上山下乡。这为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知青并不是什么“毁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历史重任。二零一二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习近平总书记十五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八年。


不知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以三年多前产生的,现如今在位的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成员为例,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还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另外还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他们四人往下同样具有“知青”背景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还有王晨,刘鹤,李希,李鸿忠,杨晓渡,郭声琨,蔡奇,尤权等。


而与习近平和赵乐际同样具有“工农兵学员”背景的,如今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里还有栗战书,汪洋,王沪宁,杨洁篪,杨晓渡,陈希,蔡奇。


事实上,自习近平登基至今的八年多时间里,为”文革”翻案,重新肯定“文革”时代毛泽东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特别是“下山下乡”运动的鼓噪之声已经在中共官媒中一现再现。


小学毕业后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怕是半天的校园生活,但却能够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曾为文《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章中说: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毛主席挨骂也认了。


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了《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的文章,说是“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里面,有四个都是毛主席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负责纪检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们都是在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以后,有的是被农民们推荐上了大学——比如习近平和张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这里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一样,也是工农兵学员)。


确实,正如王成信的《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 一文所说: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习近平)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笔者八年前的今天即为本专栏撰写了《“工农兵学员”赢在了政治起跑线上》一文。文中介绍说:中共政权会什么会在六年前的十八大进入习近平时代后出现了满朝文武尽是工农兵学员的现象,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才”以武大郞开店“的心态制订干部选拔标准,而是因为所有跻身中共政坛的工农兵学员们,相比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的同龄人们,又赢在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新一条政治起跑线上。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的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迫下放乡村。这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年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全部八十四万名“工农兵大学生”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本是农村青年出身,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从工厂和部队推荐上大学的,所以当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中有幸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肯定不足八十万,占全部1600万下乡知青的百分之五不到。


试想,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大学也一直没有停办,那一千六百万城市中学毕业生也没有被迫上山下乡,那么他们中间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会有机会参加对每个人的机会至少是相对平等的历年高考。如此说来,虽然包括习近平、王歧山、赵乐际等人在内的全部工农兵学员和其他所有“知青”都是“文革”运动的受害者,但这只是从被迫“上山下乡”的一个角度而言,习近平自己也曾经把插队去延安地区形容为“发配”。但再若从“工农兵上大学”的角度而言,所有的“工农兵学员”无疑又是整场“文革”运动,或者说“文革”荒唐制度的最大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受益群体。当时说到底还是靠“拼爹”才获取被“推荐”上大学资格的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农兵大学生”,相比于绝大多数普通“知青”而言,绝对是“文革”运动中产生出的社会特权阶层。他们当时能够凭被”推荐“上大学的形式赶在”文革“结束之前即早早返城进而成为国家干部,是以剥夺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青人口的平等竞争机会为前提的。


祸国殃民的毛始皇驾崩后,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头两年里,表面上是终于给了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每位普通知青以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同龄人——所有已经成为国家干部的工农兵学员们,比如习近平 ,再比如赵乐际,也发现历史居然又给了他们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进一步成为人上人的机会,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的所谓干部“四化”政策。当时,从中年知识分子中选拔出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直接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同时,中、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选择范围,只能被局限在“工农兵学员”群体中间。于是,从七七级开始的历届“新大学生”中的立志从政者还在校园里紧张学习的时候,“工农兵学员”们已经从升官发财的起跑线上冲出一大截了。


众所周知,凭高考进入大学的知青一代中最早的也是一九七八年春入学,一九八二年春才毕业,所以从整体上讲,他们中间的立志从政者无论是比党龄,还是比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政坛履历的积累,无法不输给与他们同龄的“工农兵学员”们。


当然,如今这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里至少还有一个李克强是知青中凭高考获得正规大学学历的,但他政坛履历的“后来居上”在整个中共官场上并不具代表性,当年的知青一代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大学一毕业即被当成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培养的,毕竟只有他李克强一个。


正如“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


也正如唐燕女士在她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中所抨击的那样:“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唐燕的文章中还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我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


而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在剥夺我们大多数适龄城市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却赐予了习近平他们极少数人不需要经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权利。相对于在取消了高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上中专的所有当年的知青来说,习近平之类都可以说是“文革”以及它的“子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受益者。对此,习近平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公然为“文革”翻案,重新对已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彻底否定的“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等“文革”的“子运动”评功摆好。


推算起来,当年经历过“上山下乡” 的那一代人,最年长者应该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正常情况下,七岁入学(少数为六岁入学),经历了当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总共十二年学制之后 ,高中毕业的年龄是十八至十九岁,所以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出生于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如今,他们都已经年过七十。而他们中的最年轻者,就是以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赵乐际为代表,不但是当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拨,而且还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


而两年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继续留任,即使连赵乐际都会“高风亮节”,主动求退,“知青”加“工农兵学员”的代表人物习近平还会长期执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给“上山下乡”政策评功摆好的鼓噪声仍然会不断持续下去。


而这从历史定位角度给予重新肯定的背后,更有一层“现实意义”上的政策考量。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鸿君前年七月即已经公开发表了《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一文,鼓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可以一举多得,体现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也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人才缺乏等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官方”大力赞扬“上山下乡”运动 意在重施故伎,还真是抬举了这些狗官们——在我看来,狗官们大力赞扬“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斯德哥尔摩情结”的体现,是被强奸的妇女对于强奸犯的怀念。正如我以前指出过的,中国才是斯德哥尔摩情结的祖国——例如,华人对于满鞑子的辫子怀念,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更加下三滥的清宫戏,竟然歌颂满鞑子屠戮汉人的“康乾盛世”。怀念文革和上山下乡,皆此类也。

思想孤狼的最後邊疆——AI時代的自生性智識與主權重建

第一章 滅絕威脅:數字利維坦與孤狼的棲地消失 一、當荒野被格子化 斯賓諾莎磨鏡片的那個時代,還有物理意義上的荒野。 你被社群驅逐,你被教權詛咒,你被主流知識圈排斥,但你仍然可以找到一個角落,一張桌子,一扇窗,讓陽光照進來,繼續推演你的幾何式倫理學。王船山藏在石船山下,那個時代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