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官方公开护航：否定“上山下乡”伟大壮举是错误的》（RFA 2020-12-24）报道：
事件回顾
大赞习近平的梁家河 官方为“上山下乡”翻案说了些什么？
周二(22日)，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官方微博发文，形容 #知青下乡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宣称，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否定上山下乡和运动的观点是“错误”的，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受迫害也是“错误言论”，把知青形容为“被毁掉的一代”更是“胡说”。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间全国一千七百万名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改变了不少知青的命运。近日，中国一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发文重提这段历史，更以“伟大壮举”形容这场运动。文章触发舆论强烈反弹。分析人士认为，上山下乡再度受到重视反映了现政权的焦虑。
五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经历过夺权，批斗和武斗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掀起。
十年间，一千七百万中国青年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失去留在家人身边的权利，从城市前往中国的偏远地区，他们的命运也因而改写。独立学者吴祚来表示，当年被美化的上山下乡，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决策。吴祚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之后，人口开始自然增长，但是城市的布防，工厂企业没有随着增加，没有工作机会，粮食也匮乏。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大量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并不是要推动农村的知识化。"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不少知识分子带来不幸。有人甚至认为是变相劳改。学者吴祚来认为，目前中国的情况与五十多年前相似，尤其多年来的城市化无法让大多数年轻人在城市安身立命。吴祚来：“户口无法自由迁徙。农村户口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现在还是城市户口。现在高校招了那么多学生，只好把年轻人送回乡下去，因为在城市安身立业，孩子户口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现在中共以政治口号忽悠年轻人到乡下去，就可以解决城乡户口差别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危机，动摇中共政权，相信研究院发文是为了呼应中央的精神。“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非常严峻。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电荒问题现在都出现了。这将引发连锁反应。他们就想消减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年轻力量，因为这股力量容易搞学潮，容易搞运动，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
估计是由于舆论强烈反弹，文章已从研究院微博上删除。中国历史研究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管辖，被视为国家级研究单位。清华大学政治系原讲师吴强说，种种迹象显示，为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服务是研究院的使命。吴强：“它是透过解释民族主义建构的机构。这视为明年中共建党一百年做准备，把历史本身当作可崇拜的对象。”吴强说，文章反映了现政权的焦虑。“不自觉的透射出过去八年习近平跃进的失败处于某种转折点，城市化的失败，经济危机，以及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潜在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可能他们正重新考虑反城市化的运动。 ”
近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明年预估将首次突破900万人大关。中国教育部本月初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推送毕业生到西部艰苦偏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
网民哀嚎：
不同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有不同的观点看法，让人发表，只要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让穷人，失意的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什么错误。这个社会本来就有不同的阶级。非得要人人和懂王，轮子保持一致才是对的吗。中共不40多年前就改变政策，改革开放了嘛。中共的政策一直在根据实际情况，经济条件在变。也一直被轮子，民运骂。一面骂中共纵容资本盘剥弱势群体。 资本政权勾结极端贪腐，一面骂中共要复辟毛泽东的极左的做法，搞无产阶级专政。清算有产阶级，你不感到为了兴风作浪而自相矛盾吗。
yuntai 发表评论于 2020-12-24 09:31:09
国家级洗地！他随便怎么说我都不会震惊的。
谢选骏指出：对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近年来旧事重提并不稀奇——
《中国千万青年“三下乡”钩起知青集体记忆》（BBC 2019年4月12日）报道：
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中国文革期间1600万人的集体记忆。最后一批知青现在也将近60岁了。中国共青团最近发起青年志愿项目，今后三年内计划组织千万青年学子下乡普及科技、传播文明。这一举措钩起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引发新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联想，在海内外掀起舆论风波。
中国共青团中央3月27日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的意见》，其中包括计划在2022年前争取组织千万大中专学生以志愿者形式下乡参与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建设。这条消息经《新京报》、《环球时报》等纸媒披露、若干网媒跟进报道后，中国网民狐疑：难道又要发动上山下乡运动？
媒体关注焦点大部分集中在对文革记忆和历史是否又将重演的狐疑，“志愿者”和“毛式风格”出现在不少媒体的标题中。
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期间1600多万城市中学生到下乡落户，成了农牧民，其中包括1969年16岁下乡，在陕西农村呆了7年的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报道还指出，这一次的青年下乡活动将优先考虑老少边穷地区。
“两回事”
针对舆论风波和网民狐疑，《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微博表态，批评海外媒体和部分网民歪曲解读，并指出“三下乡”和半个世纪前的“上山下乡”有本质区别，不可相提并论。他解释说，当年上山下乡的城镇中学毕业生是到农村落户当农民，而现在的青年志愿者是去把城市先进文化向农村推广。
当年的口号许多人记忆犹新：响应毛主席号召，怀着一颗红心和满腔热情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是强制性的政策，有组织的政府行动，许多人迫于无奈，也有不少人即便后来觉得自己幼稚无知，受骗上当，当年确实心甘情愿。也有网民注意到这个区别，认为当年是让农村改变城市青年，现在是让城市青年改变农村，如果让知识青年管理村务对农村未尝不是好事。
微博V+会员来去之间评论说：“让大学生利用暑假下乡我觉得可行的。从我个人来说，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在大学让孩子去下乡锻炼我是同意的。这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是好事情。”
有人提到当年知青下乡，一些基层干部还觉得头疼，因为增加了那么多要口粮的人，现在农村年轻人都进城打工，那么多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干什么？也有人担心三下乡说是“志愿”，实际上又是强迫。微博用户我讲旧常识V在胡锡进微博上评论说，“关键词是一千万人次。这个规模仅靠志愿者实现吗？”大规模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开始，1978年结束。
“三下乡”
舆论风波也促使中共共青团中央发微博澄清，解释“三下乡”特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利用暑假到农村参加文化科技卫生社会实践活动，而且是三年1000万人次，不同于媒体所说的1000万青年。农村社会实践活动不是新闻，历史比文革还要久远。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一些学校效仿前苏联，组织高中生或大学生到农村或学农基地参加农村的社会生产、服务和调查活动，时间从一周到数月不等。
文革开始后这项活动一度中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扩大，参与的学校更多，活动范围和内容更广。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制之后，城镇学校的农村社会实践不得不到更偏远的地方找劳动机会。
全国范围大规模、有组织的知青插队落户，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当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在校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即后来的“老三届”）几乎全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期间1600多万青年上山下乡，占城市人口十分之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下乡知青。
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现在已近60岁。老知青群体的经历难以笼统概括，个体的经历和回忆差别很大，回首往事，感触也可能随年事增长或境遇变化而出现变化。
再回首
中国各地出现大量“知青饭店”、“大食堂”之类餐馆，后来又扩展到海外，知青旅游线路等商业运作，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对“上山下乡”在一个时期的态度。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扶贫、到乡村学校当老师、在基层当干部，这类城乡之间人员流通过去30多年一直存在。
最近几年中国绿色农业兴起，又有一些有钱有技术的城里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山林、养殖场或鱼塘，作为自己的绿色农业基地，“新农村”的含义中还纳入了以民俗文化旅游为目的农村经济。
这些都有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无论是政府部门组织的还是非政府机构组织的，有偿的还是志愿形式的；“回归乡野”甚至成为一些浪漫青年追求诗和远方的具体目标。
也许城里的年轻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本身无可非议，但令人心生狐疑、忐忑的更多可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熟悉的、充满时代特色的语言风格和动员方式。
谢选骏指出：现在问题来了，对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悲剧，为何还要大作翻案文章呢？为何没有对待三十年前的六四屠杀那样闭口不提呢？这才是关键所在。
网文《上山下乡运动》报道：
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通称“下放”、“插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发生于1950年代至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去定居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术界对此次运动的评价较为否定，但各界评价也存在一定争议。
过程开始
1957年12月5日，太原市民夹道欢送7000名干部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962年工人下乡运动——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从1950年代便被倡导，至1960年代展开。发动知青到农村去，理论上是为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年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写的按语中为此写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此后被广泛用于动员知识青年离开城市。195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三次团代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会并做报告，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到那里安家落户。”胡耀邦责成团中央办公厅物色垦荒发起人。8月20日前后，着手组建垦荒队，从数百个报名青年中选定60名成员。8月28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杨华任队长，庞淑英、李连成、李炳恒、张生任副队长。1955年8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礼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胡耀邦作了题为《向荒地进军》的著名讲话，并在欢送会上把“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随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垦荒。1956年5月4日，北京青年集体农庄在萝北县建立。6月8日，胡耀邦来到北京青年集体农庄视察。
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文革开始前，1960年代初期，“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缺少出路，还有人也是希望通过参加上山下乡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年至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里。
大规模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踩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五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跟随时代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为零，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十个“生产建设兵团”及西藏、江西、广西的三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青大返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从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官方宣传的典型事迹有：
知青下乡当了赤脚医生，走村串寨，为农民送医、送药，看病、治病。
知青下乡当上了民办小学或耕读小学老师，乡村有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一类知青被农民推荐出去当工人、读大学，农村孩子都舍不得知青离去，知青毅然放弃回城进大学的机会，留在了农村。
知青为老乡引进了打面机、拉电线为村寨通电、建了小水电站、利用良种良法增加农产、用气象知识务农、用科学方法养家禽、用科学方法防止病虫害。知青还为农民理发、教识字、办政治夜校、成了畜牧员。
知青由于劳动积极，被贫下中农们推选为记工员、保管员、会计，有的甚至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之类的职务。
知青在乡村组建毛泽东思想小分队，走村串寨演出样板戏，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这条事例在当年总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报道中放在最前面重点宣传。
知青后来指出，“培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农科员、土电工这一类事情，外来的知青们不做，当地的回乡知青和农村青年也都能承担”。
女知青被大规模奸污
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问题开始不断揭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领导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件，据中共中央军委在《国发（1973）104号》通报，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有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有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也有一些女知识青年被奸污以后得到提拔，例如江西省星子县隘口公社女知识青年杨水娇被县委书记奸污以后提拔到公社书记，后来又当上了江西省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以后，杨水娇揭发史松明（县委书记）陈述静（大队书记）都参与奸污女知识青年。被指控搞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曾指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这和中国1970年代达成“两弹一星”成就之后科技一落千丈的现实符合。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此之后外加文革的冲击，发觉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以及一切有关的意识形态，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王小波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然而，真正的情况却是，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目的
中共官方对这场运动作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足够的工作。
一种观念认为，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广大知青进行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武装政变计划书“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上山下乡推进教育论：根据部分学者依照中共的数据所做出的统计，大陆地区的小学入学率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至1978年上升仅为58%）。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唯一减少的高校招生人数按计划仅仅减少10万人而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数据并不代表上山下乡对教育的发展有任何推动作用，也仅仅代表此数据与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情有相关关系而已。
相关文艺作品/小说（另见伤痕文学）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这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东北知青（北大荒兵团战士）的生活。梁晓声的电视剧《年轮》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描述的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作家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韩东：长篇小说《扎根》、《知青变形记》
廖亦武：《毛时代的爱情》
电影
1981年，由王童导演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1983年，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1985年，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
1998年，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
2004年，舒淇和刘烨主演的电影《美人草》演绎了云南知青的一段爱情故事。
2005年，王小帅导演的电影《青红》反映的是上海知青下乡到贵州的悲苦家庭生活。
电视剧
梁晓声剧本改编的电视剧年轮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开辟“北大荒”一代人的命运坎坷。该剧获得了第四届（1994年）“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血色浪漫》是以这次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局部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的背景，可以说是近年来下乡运动描写最真实的一部电视题材的作品。本剧的主演有刘烨和孙俪。
《北风那个吹》本剧的主演有夏雨、闫妮、马苏。
《知青》于2012年中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纪实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
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
歌曲
李春波：小芳，被认为是描写知青在农村恋情的歌曲，曾流行一时。
谢选骏指出：有人讨论过“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这是一个有关的评价问题。在我看来，不论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实际成果都是练就了一颗猪头——干了一天农活，四肢肿胀、头脑发麻，长久下来，人就变得鼠目寸光、小肚鸡肠。这个人长得确实猪头，可谓厚颜无耻、铁石心肠，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原始公社里，不这样心狠手辣是活不下去的了。至于要想脱离农村，那就更得各出奇招、不择手段——有人竟然剁掉了自己的手指，这才得以“病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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