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思想可以决定人的命运

《影响一生的十个心理学效应，掌握一个受益终身》（2021-04-07 丹尼尔先生）报道：

生活里，当我们从各种失意的状态中走出来时，再回头去看当时的情境，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看问题的角度，一切仿佛都不一样了。就好像当时的困境是自设的牢笼，是将自身作茧，绑缚于心灵和意识的困顿中。

为什么有些事情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看似理性实则不理性？为什么我们会疯狂的抢购自己不需要的商品？而别人的选择又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偏好？这些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我们所不熟知的心理学效应。

心理学效应是人或事物的行为或作用，引起其他人或事物产生相应变化的因果反应或连锁反应。通过解读心理学效应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剖析自己平时不易察觉的非理性行为，能更好地了解自己，读懂他人，透视社会。

掌握心理学效应，能让我们采取更合理的方式对待他人，处理事务，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本期特别精选推荐，日常生活背后的典型心理学效应，让我们以此为镜，光照自己。

- NO.1 -吉格勒定理：设定高目标，等于达到了目标的一部分

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创建者齐瓦勃出生在乡村，所受的教育水平也很低。18岁那年，齐瓦勃到钢铁大王卡内基所属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一踏进建筑工地，齐瓦勃就抱定了要做同事中最优秀的人的决心。

晚上同伴们都在闲聊时，他独自躲在角落看书。面对经理的疑惑和同伴们的挖苦，他坚信公司缺少的不是基础打工者，而是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自己也不光是替老板打工赚钱，更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和远大前途努力。

抱着这样的信念，齐瓦勃平步青云，最后被卡内基任命为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最终自己也建立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创下非凡业绩。如果从一开始心中就怀有高远的目标，就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眼界，逐渐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方法，让每一步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 NO.2 -卡瑞尔公式：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在美国有一则征兵广告既幽默又智慧。其内容如下：“来当兵吧！当兵其实并不可怕。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有战争或没战争，没战争有啥可怕的？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

上前线又有两种可能：受伤或者不受伤，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轻伤和重伤，轻伤有啥可怕的？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可治好和治不好，可治好有啥可怕的？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

当人们有了接受最坏的思想准备之后，就有利于应对和改善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说，当人们冷静地面对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之后，反倒有利于用积极的态度促使最坏的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化。

- NO.3 -瓦拉赫效应：每个人都是天才，只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出发点

奥托·瓦拉赫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的成功过程极富传奇色彩。瓦拉赫在开始读中学时，父母为他选择了一条文学之路，一学期下来，老师写下了这样的评语：“瓦拉赫很用功。但过分拘泥，难以造就文学之材。”

于是父母让他改学油画，可瓦拉赫不善于构图和润色，成绩全班倒数第一。面对如此“笨拙”的学生，大部分老师认为他成才无望。只有化学老师认为他做事一丝不苟，具备做好化学实验的素质，建议他学化学。瓦拉赫智慧的火花一下子被点燃了，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瓦拉赫的成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学生的智能发展是不均衡的，只有找到了发挥自身智慧的最佳点，使智能得到充分施展，便可取得惊人的成绩。

- NO.4 -古德曼定理：有时沉默，便是最好的沟通

在一些商业活动中，适时沉默也是一项有效的沟通技巧。一位厂长打算低价处理厂里的一批旧机器，他估算的最低价格为50万美元。谈判中，一个买主针对这批机器的缺陷，滔滔不绝地抱怨了很久，说它们早就被淘汰了，品相也不好，根本值不了多少钱。厂长一言不发，耐心地听着对方的抱怨。

最后，那位买主再也找不到用以指责的言辞了，突然蹦出一句：“这批机器我最多只能给你80万美元，再多的话，我可真不要了。”厂长大喜，当即与他拍板成交。这位善于沉默的厂长，一句话没说便轻而易举地多赚了30万美元。

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的人。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素质。当你能够心领神会的时候，沉默便胜过千言万语。

- NO.5 -霍布森选择效应：当看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时，这条路往往是错误的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卖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供顾客挑选，但附加一个条件只许挑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显然，加上这个条件实际上就等于不让挑选。对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后人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效应”。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谁如果陷入“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困境，就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道理很简单，好与坏、优与劣，都是在对比选择中产生的，只有拟定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方案对比选择、判断才有可能做到合理。

如果一种判断只需要说“是”或“非”的话，这不能算是判断。只有在许多可供对比选择的方向中进行研究，并能够在对其了解的基础上做决定，才算得上判断。因此，没有选择的余地就等于扼杀创造。

- NO.6 -权威效应：人微言轻，人贵言重

美国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给某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们讲课时，向学生介绍了一位从外校请来的德语教师，说这位德语教师是从德国来的著名化学家。

实验中这位“化学家”煞有介事的拿出了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子，说这是他新发现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些气味，请在座的学生闻到气味时就举手，结果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对于本来没有气味的蒸馏水，为什么多数学生都认为有气味而举手呢？

这是因为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即权威效应。所谓权威效应就是指，如果发表言论的人社会地位高，事业成功，有威信，受人敬重，那么他所说的话容易引起他人的重视，并相信其正确性。

- NO.7 -名片效应：心理名片，可以更快促成人际关系的建立

有一位求职青年，应聘几家单位都被拒之门外。于是在到另一家公司应聘前，他提前打听了该公司负责人的历史，并意外得知该负责人和自己有相似的经历。于是他在应聘时也谈及自己求职经历的坎坷和怀才不遇的愤慨。而这一席话也果然博得了公司负责人的同情和赏识，最终应聘成功。

这就是所谓的名片效应。两个人在交往时，如果首先表面自己与对方的态度和价值观相同，就会使对方感觉到你与他有更多的相似性，从而很快地缩小与你的心理距离，更快拉近彼此距离。

善于捕捉对方的信息和态度，寻找对方与自己的共通点。由此制作的心理名片，经过恰当的使用，对于人际交往处理和建立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NO.8 -投射效应：换位思考：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测别人的心思

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去认知和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对事物的感受来推测和判断他人。总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会觉得，自己对事物的主观认知即是他人的认知，而忽略了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衡量标准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尽相同。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主要是指人们在潜意识里总是喜欢预设他人与自己有某些相同的倾向和观点。这是一种以己度人的心理效应，是把自己的感情、意志等投射到他人身上的一种认知障碍。比如好胜心强的人，总以为他人也喜欢与人一争长短；而喜爱吃榴莲的人，也会觉得不喜欢榴莲的人简直不可思议。

学会换位思考，是避免投射效应的有效方法，也能更容易与人交流和沟通，并达成共识。

- NO.9 -巴纳姆效应：正确地认识自我是最难的

“你很需要别人喜欢并尊重你。你有自我批判的倾向。你有许多可以成为你优势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同时你也有一些缺点，不过你一般可以克服它们。你与异性交往 有些困难，尽管外表上显得很从容，其实你内心焦急不安。你有时会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

你喜欢生活有些变化，厌恶被人限制。你以自己能独立思考而自豪，别人的建议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你不会接受。你认为在别人面前过于坦率地表露自己是不明智的。你有时外向、亲切、好交际，而有时则内向、谨慎、沉默。你的有些抱负往往很不现实。”

是否觉得这段话对自己的形容很贴切？这其实是一段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适合的话。人们常常会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实际上这不过是对人性和人格粗略的概括，这种倾向被称为巴纳姆效应。

巴纳姆效应，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于揣摩心理相关的领域上，特别是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受暗示性也会比常人更强。

- NO.10 -视网膜效应：生活好像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

生活中大家可能都有过如下类似的经历，当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深思熟虑买了一双鞋，正当我们沾沾自喜时，却突然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好像看到和自己撞鞋的人。又或者因为我们自己有的一种缺点，而发现其它人好像也都有这个缺点。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视网膜效应”。当我们自己拥有某件东西或某个特征时，我们就会比其他人更加注意别人是否和我们一样拥有这件东西或特征。

一个人一定要养成欣赏自己与肯定自己的习惯。一个能看到自己优点的人，在视网膜效应的影响下，也会看到他人的可取之处。能用积极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人，往往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必备条件。

谢选骏指出：思想可以决定人的命运——好的思想导致好的命运，坏的思想导致坏的命运，没有思想导致随波逐流、一事无成。

谢选骏：猎人的本能与犯罪的冲动

《心理健康：为什么有人会对别人这么残忍》（BBC 2020年11月10日）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残忍对待那些对他们没有威胁的人，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这种行为从何而来？目的是什么？——露丝，45岁，伦敦。

1658年，法国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类是宇宙的荣耀，也是宇宙的祸害。到目前也没有多少改变。我们可以又爱又恨。我们帮助别人，也伤害别人。我们会伸出援手，也会背地插一刀。

我们可以理解有人出于报复或自卫而大发雷霆。但当伤害无害之人时，就会问：“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人类做某种事情通常是为了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对大多数人来说，伤害别人会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人类不喜欢这种感觉。这表明，伤害无害之人的动机来自两个原因——要么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要么喜欢感受别人的痛苦。

伤害无害之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施害者还是看到了威胁。那些不危及身体或钱财的人可能威胁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有助解释令人费解的行为，比如当伤害在经济上帮助我们的人。

自由社会认为，让他人受苦就意味着伤害。然而，一些哲学家反对这一观点。在21世纪，我们还能想象为了善良而残忍吗？

虐待狂和精神病患者

以伤害或羞辱他人为乐的人是虐待狂。虐待狂比正常情况下更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他们享受在其中。至少会一直这样做，直到结束，那时他们才会感觉不好。

人们通常把施虐者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但是，还有一种不那么极端，但更为普遍的日常虐待现象。

虐待狂从伤害别人或看着别人受苦中获得快乐。他们可能喜欢血腥的电影，觉得打斗刺激，折磨人很有趣。这样的人很罕见，但还不够罕见。约6%的大学生承认，自己从伤害他人中获得快乐。

日常虐待狂可能是网络喷子或学校恶霸。在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这喜人很可能是“悲伤者”，为了别人而破坏游戏。日常的虐待狂被暴力的电脑游戏所吸引。玩得越多，就会变得越残忍。

与虐待狂不同，精神变态者不会仅仅因为要获得快乐而伤害无害之人（他们可以这样做）。精神变态者想得到一些东西。如果伤害别人能帮助他们得到想要的，那他们就会想，就这样做吧。

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感到怜悯、自责或恐惧。他们能了解别人的感受，但自己不会被这种感受所感染。

这是一套非常危险的技能。几千年来，人类已经驯服了自己。这使得很多人很难去伤害别人。许多伤害、折磨或杀害他人的人会被这种经历所困扰。但是，精神变态是有人无端施暴的原因。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遇到了精神病患者。可以通过简单看一个人的脸或与他们短暂互动来做出猜测。不幸的是，精神病患者知道我们的想法。他们通过努力打扮自己来反击，试图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心理变态的特征。只有0.5%的人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然而，大约8%的男性囚犯和2%的女性囚犯是精神变态者。

但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危险。反社会的精神病患者可能会从毒品或危险活动中寻求刺激。另一方面，亲社会的精神病患者则在大胆追求新奇想法的过程中寻求刺激。创新塑造了这个社会，亲社会的精神变态者可以为所有人改变世界。不过，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这些特质从何而来？

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是虐待狂。有专家推测，虐待是适应社会的一种方式，帮助人类在狩猎时屠杀动物。也有人认为，虐待帮助人类获得权力。

意大利哲学家、外交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曾说过，“制造混乱的是时代，而不是人”。与此一致的是，神经科学表明，施虐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是由艰难时期引发的。当某些食物变得稀缺，人类的神经递质血清素水平就会下降。这就会让人类更愿意去伤害别人，因为伤害变得更快乐。

精神病也可能是适应社会的一种体现。一些研究表明，较高的精神变态水平与较高的生育能力有关。但也有研究发现不是这样，原因可能是，心理变态者在恶劣环境下有繁殖优势。

事实上，精神病患者可以在不稳定、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茁壮成长。精神变态者的能力让他们成为操控者。冲动和无所畏惧帮助他们承担风险，获取短期利益。在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精神变态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赚了数百万美元。但尽管精神变态可能是企业界的一个优势，它只给男性提供了微弱的领导优势。

精神病与创造力的联系也可以解释它的存在。数学家埃里克·韦恩斯坦（Eric Weinstein）认为，人们更普遍认为，不讨人喜欢的人推动创新。不过，如果你所在的环境支持创造性思维，不亲和性与创造性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美好可以是新奇的。

施虐狂和精神病与其他特征有关，比如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这些特质合在一起，被称为“人格的黑暗因素”，简称D因素。

这些特征中有很大遗传成分。所以有些人可能生来就是这样。或者，高D因子的父母通过虐待孩子的方式把这些特征传给他们。同样地，看到别人以高D因子的方式行事可能会让我们模仿。我们都有责任减少残酷行为。

恐惧和无人性

施虐包含享受另一个人的羞辱和伤害。但人们常说，无人性之人是让我们变得残忍的原因。潜在的受害者会被贴上狗、虱子或蟑螂的标签，据称这让他人更容易施加伤害。

这是有道理的。研究表明，如果有人打破社会规范，大脑会认为这张脸不那么像人。这令我们更容易惩罚那些违反行为规范的人。

如果我们把某人当作人来看待，就不会伤害他们，这是一种甜蜜的情感。这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认为，最残忍的行为可能在于不去人性化。人之所以伤害别人，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别人是不想遭受痛苦、羞辱或堕落之人。

纳粹在集中营屠杀了数百万人。纳粹党贬低犹太人，称他们是害虫和虱子。但纳粹也羞辱、折磨和杀害犹太人，正是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被贬低之人，所以应该遭受这种待遇。

“行善减损”

有时人们甚至会伤害帮助我们的人。假设你在玩一个经济游戏，和其他玩家有机会投资一个团体基金。投入的钱越多，付出的也就越多。该基金向所有参与者支付奖金，无论他们是否投资。

游戏结束时，你可以付钱惩罚其他玩家选择投资的金额。这样做就放弃了一些收入，让钱从你选择的球员被拿走。简而言之，你可以充满恶意。

一些玩家选择惩罚那些在集团基金中投资很少或没有投资的人。但有些人会付钱惩罚那些在集团基金中投资超过自己的球员。这样的行为似乎毫无道理。慷慨的玩家给你更大的回报，为什么你要劝阻他们？

这种现象被称为“行善减损”。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这种现象。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成功的猎人会因为捕获大型动物而受到批评，尽管捕获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得到更多肉。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以权利为基础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可能遭受了“行善”的减损。

行善减损的存在是由于我们的反主导倾向。在上述经济游戏中，一个不那么慷慨的参与者可能会觉得，更慷慨的参与者将被其他人视为更可取的合作者。更慷慨的人正威胁要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法国作家伏尔泰所说，“最好”是“好”的敌人。

然而，“行善者”的贬损也有潜在好处。一旦我们把行善者拉下马，就更容易接受他们的信息。一项研究发现，让人们表达对素食主义者厌恶，会让他们不那么支持吃肉。枪毙、钉十字架或决绝选择信使，可能会鼓励他们的信息被接受。

为善良而残忍

在电影《爆裂鼓手》（Whiplash）中，一位音乐老师用残酷的手段鼓励一个学生成为伟人。我们可以从这种战术中退却。不过，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我们已经变得过于厌恶这种残忍。

对尼采来说，残酷允许老师为了他人的利益将批评烧到另一个人身上。人们也可以通过对自己残忍来帮助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人。尼采觉得忍受残酷有助于培养勇气、耐力和创造力。我们是否应该更愿意让别人和自己都受苦来发展美德？

可以说不应该。我们现在知道了遭受他人残害可能带来可怕的长期影响，包括损害身心健康。对自己存有同情心而不是残酷地对待自己，这种好处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

而且，那种认为我们必须忍受痛苦才能成长的想法是值得怀疑的。积极的生活事件，比如谈恋爱、生孩子和实现珍爱的目标都能促进成长。

通过残忍来教学会导致滥用权力和自私的施虐。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例如，佛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愤怒的同情。在这里，我们出于爱而对抗他人，令他们不受贪婪、仇恨和恐惧的伤害。生活可以残酷，事实可以残酷，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这样去做。

西蒙·麦卡锡-琼斯（Simon McCarthy-Jones）是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临床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副教授。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不懂或是假装不懂——人类仅过了猎人的阶段才得以发展至今。所以人们都有“猎人的本能”，而这一本能在文明社会中，往往构成了犯罪的冲动。我以前有个女同事，是个共产党员，后来加了一个共军。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脸上有块很大的胎记，看起来文文静静，还有些怯生生的。有天在我在喂养小鸡，他在旁边观看，看着看着，这孩子突然眼冒凶光，伸手就抓小鸡。好在小鸡受惊一跳，他扑了一个空，否则小鸡肯定性命难保了。从此我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猎人的本能。为什么有人会对别人这么残忍？因为他她们从小对鸡就是这样。小鸡招他惹他、对他构成威胁了？“他还只是个孩子！”

谢选骏：老年痴呆症是一种自我保护

 

《60岁写作80岁出书，退休奶奶处女作爆红卖7万册》（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 2021-08-17）报道：

她年近花甲开始写作，在一个四平米的厨房里，出版第一本书时已经80岁。后来有了自己的房间，她仍在昼夜不休地写着。她这一生，养了几个孩子，直到成为祖母，仍反复操劳着。她把写作放在母亲和妻子身份之后。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那样，生活本身永远比写作更紧要。到了晚年，亲人不断远去，她回忆起家人的历史，被巨大的悲伤击中，身心几乎难以复原，“在人生接近终点时，她凝视死亡，一种横扫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给她带来了自由。”

写字的分量

作家杨本芬今年81岁，正儿八经的耄耋老人了。不过还蛮经得住看。她身形瘦小，童花头乌溜黑，苹果脸圆圆的，皮肤白皙，衬得眼珠很黑。她爱跟人打讲，话讲三个钟，哈气不掀，思路不乱。你若夸她哪里哪里，模样年轻，她脸上一定绽开笑，普通话掺点湖南话，推辞道，哪里咯，里子不行了噻。说着手抚头顶，作势提拔头发，探问，这是假发，你看得出吧？你若说，不用摘了，看不出咧。她便住了手，含笑的眼神游弋，露出一丝小妇人的娇气邪魅，说，谢谢你眼拙呀，谢谢你的好意。

写作的时候，她半躺在一条藏青色人造革躺椅上，双腿搬上来，放平，这样膝盖上敷的镇痛膏药和热水袋不会往下掉。靠背调成一个稳重的钝角，帮年迈的颈椎托举起脑壳。当她端起略重的9.7英寸iPad时，两边把手撑住双肘，高度刚好，因为视线穿过黑框老花眼镜，正与屏幕齐平。

她不会拼音，用手写，食指在iPad屏幕上麻利地画出笔画。高科技有时会犯傻，她拿它没办法。比如，她写一个“也”字，一横钩，系统总跳出一个箭头，“擦都擦不脱”。比如，她在空白处画来画去，还是白茫茫一片，“字就是出不来”。等到过了几天，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没画在写字板上，尽是在备忘录的空白处画。有时候有点惊险。她有篇六七万字的小说，去年写，今年改，已经竣工了的。备忘录里找不见，她皱着眉在那嘀咕，“咦，我的《女人生涯》哪去啦？”

杨本芬倚靠在躺椅上操作iPad

她年近花甲开始写作，出版第一本书时80岁，如今仍昼夜不休地写着。似乎有一股不可抵挡的柔情，以及一份与这柔情冲突冲撞的不甘心，带动她的手像机器上的活塞杆那样，活跃异常。她很少感到写作劳神。当她摘下眼镜，闭目休止，往往不是因为累，而是感到痛苦，记忆让眼睛湿润，“字糊了，写不下去了”。这时候，人造革躺椅像个知心人，安静地接住她的手，皮子软而细腻，与她摩挲出一种肌肤相触的亲密感。

多年来，她，丈夫章医生，博美犬毛毛，住在江西青云谱区的老小区里。她是最活泼的，其次是毛毛。毛毛十岁了，没有结扎，每天很躁动，直立着雪白的身体，呜里哇啦乱叫，要往她小腿上攀爬，抱着蹭个没完。杨本芬吃饭，看书，刷豆瓣，只要她坐着，毛毛可能就在底下活动。她任它去，也叹息，毛毛哎，做个大龄处男，你也几多可怜。

丈夫章医生、杨本芬与爱犬毛毛

屋子是一楼，盛夏的太阳光被窗户外面的樟树筛了一轮后，留下几只碎银子似的光斑，滚落在木质地板上。室内有些幽暗。进门是饭厅，右边是客厅，并列着藏青和灰色两条沙发，灰色沙发凹进客厅一角，用一堵短墙与饭厅隔开。如果你大意了，可能进了门，在饭桌边与杨本芬谈笑好久，蓦然回首，才发现客厅那头久久地静坐着一个老人。那是她的丈夫章医生。

章医生89岁了，失忆，不能走路，也不太能讲话，是比较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病。但这个词，杨本芬从没用过。有一个更直白的中国式叫法，她也不用。她把这种疾病视作一种人生的必然规律，“老了，就糊涂了”。她是个很自尊的人，把另一半的身体当做自己身体的另一半，容不得邋遢，有异味，所以照料得极其细致。天气闷热。白天，她把他睡裤里面的纸尿裤脱了，定时问他有没有尿意。可是很多时候，他也搞不准自己。摇摇头说没，真没有。好，要午睡了，来穿纸尿裤吧。裤子褪下，他尿她一手，尿液溅得裤管地板都是。接下来，可够她忙活好一阵的了。

她哪也不能去，围着这座楼房打个圈，就是常人远行的奢侈和劳累。这倒也不完全是丈夫的拖累。她自己的身体是另一个重负。三年前，她膝盖痛，碰上庸医，做了半月板微创手术，此后天天痛，越加痛。她爱热闹，渴望去领受荣誉，“与外面有文化的人聊聊书”，——她去年出版的处女作《秋园》拿了清华大学等联合举办的首届pageone文学奖，举办方邀请她去北京，与余华同桌吃饭，她好想去，票都定了，最后还是因为膝盖太痛，放弃了。同样的理由，她也婉拒了“一席”杭州演讲的邀请。

因为脚患，出门遛狗对于杨本芬来说也愈发困难

事实上，她连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做做操，都做不到了。她揉搓着膝盖，打电话给南京的二女儿章红哭，痛死我了咯，痛死我了咯。听女儿的劝，两个星期前，她找了同小区的朋友玉姐帮忙料理家务。不过有些事，玉姐也不越她的界，因为章医生用惯了她。

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章医生从客厅沙发上起身，去四五米之隔的饭桌吃饭。饭后，章医生要去四五米外的卧室午睡。两点，章医生起床，经过一个四五米，又一个四五米，坐回他的专属沙发。在这个屋子里，四五米有好多种走法。他身高一米八，她大约一米五，当他把她这根拐杖夹在腋下，半边身子便垮塌下去。两人缓慢的步态，不是走出来的，更像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式的奋力拖移。

照顾丈夫成了杨本芬每天生活的主要部分

她最爱的四五米，应该是早上八点，从饭桌到客厅沙发的那一段。灰色沙发接纳了章医生，一肘之隔的藏青色沙发正在等着她，夫妻各就其位，章医生盯着没有打开的电视机陷入漫长的冥想，而她打开iPad，打开备忘录，开始写作。她写四个小时，吃午饭，然后午睡，又写四个小时，吃晚饭。晚上睡不好，吃了两片安眠药也醒好多次，醒来了也是写作，或者回忆，——这也是写作的一部分。一天下来，能写“五六板”。一“板”是iPad一屏幕，这是她习惯使用的计量单位。

老妻

她爱写作。说起来，那感觉就像一个巫师先是为初尝巫术而惊奇，经过日积月累进一步习得巫术，巩固了那种惊奇。道术高了，境界开阔，惊奇升华为惊喜。和我谈起写作时，她迟疑着，找寻和挑拣着字词，试图用一种专业术语去描述那种惊奇，最后，激荡起来的快乐落在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到几乎平庸的表达上，“有画面感”。说完，她自己也觉得有些词不达意，又笃笃地讲，“我写的时候，眼前看见了他们，耳朵边听见了他们，你讲讲看，神不神？”

《秋园》出版一年，已经重版了九次，销售七万册。出版方“乐府文化”的总编辑涂志刚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畅销书，罕见地深受专业作家和普通读者的喜爱”。这本书关于她母亲的个人史，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挣扎求生。今年，第二本书《浮木》出版了，第三本尚未命名的书，也交稿了。她正在写第四本。因为写作，这囿于家事又腿脚不便的晚年，才不至于像坐牢，才保留了一些乐趣、尊严和自由。

杨本芬书房墙上挂着母亲为数不多的个人照

“搭伴还能写哟——”她悠悠地说，笑容意味深长。

她讲话，像她写的书，普通话和方言自由转换。“搭伴”，在汉语词典中的常用解释是“结伴”，“一起”，你如果问，她细细一论，原来这里是湖南方言，“搭伴”更接近“幸亏”，有关键时刻仰仗、凭依之意。当代作家韩少功是湖南人，他用汨罗方言写的小说《马桥词典》，是杨本芬非常喜欢的一本书，里面很多这样的“搭伴”。她的书架上有一本1995年版本的《马桥词典》，已经翻得开了线，提起这本书，她总是要笑的，说“有味”。

她讲起湘阴乡下那些故人迥异的思维。有个叫二宝的肚大臀肥的女人，满了四十三岁，还未生育。她相信偷来的观音菩萨更显灵，邀请杨本芬的母亲梁秋芳作陪，去庙里偷个观音菩萨回来。二宝说，我想生个细伢子都想疯了，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供在家里，我天天敬着她，总有一天她会显灵，保佑我生个细伢子。

二宝好久冇来月经了，肚子也更大了些，梁秋芳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二宝表情淳朴无邪，很怕羞，她说，脱裤子的事我不做，我怕丑。梁秋芳大笑起来，你呀，你呀，么里都不懂，只晓得敬菩萨。只要留点尿就可以，要不我陪你去？

她把母亲和二宝的声音录进了《浮木》一书。她爱翻自己写的书，翻到这里哈哈笑，“怎么想出来的哟，偷个观音保佑你”。她模仿二宝的气节，换了个蛮志气的声音说，脱裤子的事我不做。她笑得眼睛黏糊了，抬起手背擦擦，末了，叹了口气，揭开故事的结局，“二宝不是怀孕，是子宫癌，几多痛苦，几多作孽。”

“作孽”作“可怜”解，这个词在她的书里出现过好多回。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能粗疏地囊括她笔下一切人的生活。虽说她的写作被归入小说类，其实每个人物都有名有姓地活过。《秋园》被归录为豆瓣2020年度作品-中国文学“虚构类”第二名，而不是“非虚构类”。她为此相当困惑。

她更愿意让你知道，她写下的，全是真的。为了无限接近真实，聚拢汽化一般消散了的人事，修复成形，呈现在你眼前，她曾做过很多的思量、比对和取舍，杜甫说的不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创作手稿

她与哥哥杨子恒亲情笃深。哥哥青年时长得英俊，皮肤干净，脸膛方正，络腮胡刮得青青的，有股英气。性格却是憨厚而腼腆的。他在乡村小学教书，回家时，要经过一片水田。有几次，哥哥回来，裤腿卷得老高，身上溅着泥水，原来是因为有三个车水的姑娘总爱欺侮他。听哥哥这么一说，她跟着去看。

哥哥一出现，就看见有三个姑娘野马一般从田里飚跑过来，弄得水花四溅全然不顾。她们对哥哥喊：“何里有哉好看的男子人啊（怎么有这么好看的男子啊）！通世上（全世界）都冇看过！莫走咯样（这样）快，让我们多看下子啰。”

然后怂恿着那个最小的：“老三，快去和他谈爱。你好看，配得上。”

她写作的时候，彼时情景，相隔半个世纪不止，如文物出土，一目了然。湘语山歌一般清爽而婉转的调子就在耳边响起。她学她们讲话，凭着音节在汉语中找寻最接近的字词。她觉得必须要那么讲，写“通世上”，而不是“全世界”，不是翻译为普通话，才能现出那人当时的样态。她较完劲，回头再看看，是有味。她很高兴。她从记忆中抽身而出，便有了良好的心情去照料丈夫，无怨无悔地擦屎擦尿，也像那些青春的姑娘们调戏哥哥一样，想热情洋溢地讲讲情话。她笑眯眯的，摘下老花眼镜，往灰色沙发那头凑凑身：

老章，你爱我吧？我爱你哎！

老章，我一天到晚都讲我爱你，你怎么不讲一句话呀？

章医生没有反应，有时眯着眼，有时望着眼前的空洞，总之不摆一下脑袋。毛毛会突然醒来，汪汪几声。她觉得自己写得好，几多有味，快乐的余味还未散去，便朝章医生响响地做一个飞吻。兴致再高，她会不辞劳苦地把双腿搬下沙发，走到他的身边，亲他一口，再爬上沙发继续写作。如果不是他病了，她的活动能力强过他一点，她大概亲不到他。章医生是那种严肃寡言的人，不爱跟人亲近，——她不也是人吗。那年，他们去南京给女儿带孩子。出门买菜，陌生庞大的城市，连斑马线都显得那么非同小可，让人惶恐。她主动去牵他的手，他一把甩开她，看也不看她，说，还是各走各的好。

杨本芬带丈夫在小区里乘凉

她说他从来没正眼看过她，跟她说话，眼睛瞥向别处。她把这种冷漠视为他某方面能力的缺失，“他不会跟人对视”。当然也觉得讨厌，因为“人家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平生只提过一次她的名字，一封家信上他写，“杨本芬同志”。他叫她，是用介乎“嘿”与“喂”之间的一个音。孩子长大些，招呼她是“你妈哩你妈哩”。一辈子特意为她做的事，唯独“买了四块豆腐”。钻石婚，泱泱六十载啊，她觉得“太不可思议”。

年轻时，为了得到更多的爱或者随便叫它什么的那种好东西，她也不是没吵闹过。她端庄隐忍，也有漂亮暴躁的一面，——哪个妻子没有过血冲脑门拿头撞墙的时候呢？那是因为她对他还抱有希望，拼死也想唤起他的血性和情爱。实在没有，争得一点温情也好。现在她可不会这么干了。

比较而言，父母让她看到家庭的另一种形态，“有爱情，虽然物质生活几贫苦，但是情感生活是有的，爸爸喊妈妈，‘芳哎，芳哎’，好个亲近”。兄弟姐妹之间也有温情，“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大概也是她愿意回味，一再地想要通过写作折回那个家庭的原因。十多年前，母亲去世了。接着，哥哥也走了。《秋园》出版后，她像烧纸钱那样，烧了三本书给父亲，母亲，哥哥。“他们一生爱好文学，要是在另一个世界爸爸妈妈能看到女儿出了书，哥哥能看到妹妹写的书，该有多高兴。”

《秋园》给丈夫看，封面写着她的名字，他清醒时也不相信是她写的。手稿重达八公斤，他一页也没看过。说起来，她恨他的淡漠，可是恨的时候，她也爱着。她随时准备着起身，为他做一切事。妻子高高在上，统治着那个女作家。

经历所致，她很关注像自己一样年老的妻子。她的帮手玉姐73岁，是个身材高大的山东奶奶，银白的马尾高高扎起。她照顾患帕金森症的轮椅上的丈夫23年了。她说，我工资少拿点，一日三餐，在你家炒好，分一半送到老伴和儿子那，这样我两头都能兼顾，好不好？杨本芬同意了，说是少拿的工资，她让玉姐留着买菜。

她在朋友圈写过一些小区老太太的事，有一个74岁的李老太跟她说：

我的一生也能写本书。我母亲生活不检点，我是个私生女，下放到太原，连大人都没做就结了婚。那地方真苦啊！一年要吃五个月的红薯，受不了。我带着孩子逃到浙江，嫁了人。那人是个性亢奋，过了两年，再不脱身会被折磨死。我挺着大肚子又逃到江西。在江西找到了工作，结了婚。男人离一米远就能闻到狐臭，被熏了几十年。还好，他晓得疼我，有好吃的让我吃。结了三次婚，带大了三个孩，但没一次爱情。

我四十多岁时，一次看到他那东西，那头子分了叉，活像个开花馒头，后来我一看到开花馒头就想起那东西。阴茎癌，要割掉。他硬是舍不得，直到流脓，割了。后来又转移，那东西肿得像个西瓜，还不肯手术，拖到最后还是被铲为平地。肚子上打了个洞洞排尿，这个尿直直地朝上射，我洗了十几年的尿布。

也许只有老妻，才明白做一个老妻有多磨人，“被‘枷’住了，躲无可躲，逃无可逃”。她站在婚姻的尽头，举目四望，看见多少老妻挑起另一个人活着的负荷，安静隐忍地度日。

小区里的“老妻”们

祖母

56岁那年，为了支持女儿继续工作，她转让了汽车配件门面，去南京带外孙女秋秋。

她把孩子看得第一重要。青年时代，她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困在家中做了十年家属（全职妈妈），心里几自卑”，但是照顾孩子极用心，细究饮食，也关注精神，她的道理很简单，“孩子哭得少，笑得多，就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她不给孩子哭的机会，就必须花费更多精力逗孩子。比如带外孙女，孩子有点困了，她把孩子驮在背上，一边颠着，一边唱歌，儿歌民歌唱完了，孩子还没睡着，她又细声把《国歌》《国际歌》唱了几轮。孩子入了睡，她担心孩子忽然醒了，房间里看不见大人，要哭的。她守在那房间，守着孩子睡觉。卧室没有书桌的余地。她蹲在床头柜那里写作。

杨本芬曾在4平米的厨房里写下了她的第一本书《秋园》

做外婆，也是做母亲，带孩子和做家务不区分，她一手都管了。四平米的厨房，她的小矮凳和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与水池、灶台和冰箱这些硕大稳固的东西争抢空间，好多次被挤到边角里。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洗净的青菜晾在一旁，等汤煮沸的间隙，她伏身在凳子上，让手中的笔在纸上飞快移动。在南京，她不认识什么人，却没有觉得孤独，因为写作，“消失了的人与事纷至沓来……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

她写的是父母一家人和自己的幼年。那一年，母亲去世了，“我被巨大的悲伤击中，身心几乎难以复原”。在异乡，远离了同胞兄弟，她的悲伤不能被理解。婚姻里竖起高墙，她也不好倾诉。而手上那支笔能容纳她的哀戚，思考，絮语。她也感到写的迫切：逝者如斯，如果不由她来记下些什么，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痕迹就会迅速被抹去，她们母女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就什么都不算，由冷酷的死神一笔勾销。

年近六十，开始写作（所幸多年的阅读也培养了她写作的能力）。没有发表或出版的企盼，也没有成为作家的雄心。她领受着纯粹由写作过程本身带来的奖赏。她的稿纸连本子都称不上。是出版社上班的女儿废弃不用的制版纸张，零碎，毛躁，上面印着“日本小学馆”“世界文化遗产”等字样。写完一沓，拿棉线一缝。她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秋园》的故事，黄土色的纸张，被黑色的笔犁过一遍，又被蓝色的笔镐过一遍。后来，出于好奇，她称过它们的重量，——足足16斤。

女儿帮她上传到天涯社区，二十年后被发现，《秋园》出版，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她看来，这是长寿难得地给她带来的好处，“要不是活得长，也看不到出书——”

她把外孙女带到上幼儿园，儿媳妇即将临盆，催她回南昌做奶奶。儿子儿媳也都是有工作的人，孙女晗晗也由她一手带大。

回南昌后，她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十平米左右，阳光通透，从弧形窗台上照进来，把她的铁海棠养得生机而妩媚，碧绿的圆叶中缀着红。靠墙有一条矮小的长沙发，可坐可卧，现在，因为膝盖、视力和体力受限，她看书半卧的时候多。一面墙是书架，以小说居多，细翻翻才会发现，这真是“祖母的书架”：比如时代特点，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青春之歌》，是以抗日为背景的。比如书的版本，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基督山伯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本，等等。

堆满一整面墙的书

她爱看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时还习惯译为吴尔夫。但这不妨碍她与年轻一代拥有共同语言。饭后，她会拿着手机刷看豆瓣，了解读者对《秋园》和《浮木》的评价。《秋园》豆瓣短评有近七千条，她“每一条都看过了”。有个名叫“世小月”的读者引用伍尔夫的段落评价《浮木》，她戴着老花眼镜，饶有兴味的，把这自己熟悉的字句念诵了两遍：

等我们越过弥尔顿的亡灵，再也没有人能遮挡我们的视线；等我们面对现实，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没有臂膀可以依靠，只能自己前进，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真实世界的关系。

不过，就写作而论，长久以来，离她状态更近的也许是简·奥斯汀，而不是“不恨任何男人也不用取悦任何男人”的伍尔夫。如伍尔夫所言，简·奥斯汀“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她写得很小心，防止这项事业被仆人、客人或者其他非家庭成员发现；简·奥斯汀一辈子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作”。

《浮木》是在回南昌之后，带孙女晗晗的同时写的。

她学会了打字，花五百块钱买了台式电脑，那种“背后有个坨坨的”。母亲的照片贴在电脑旁边，她就在母亲柔和的注视中写作。她爱和母亲面对面。全家福的照片，贴在她身后的墙上。孙女的大寸照片也在她身后，可以说是颁给她的一个奖状，孙女已经是个软件工程师了。她养育的孩子，包括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和少年的三个儿女，个个都考上了好大学。

三个孩子的合影一直放在杨本芬的书桌上

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不意味着写作在她生活中有了更高的地位。它依然是排在家庭需要之后的。写作是她的一部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比家庭其他成员更重要。这也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她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弃之毫不可惜。离开南京时，行李箱被日用品占满，所以手稿大多放弃，只带了薄薄一叠纸。台式机太占地方，让家里显得不空爽整洁，家人说，卖了吧。不到一百块，她就卖了，连同写下的好多文字。

——有十来万字吗？

“那可不止。”她微笑着说，“写完的，半途而废的，好多好多咧。”

你若替她可惜，她也只是抿着嘴笑一下，那样子，好像她写过了，便领受过了写作的美妙，哪好意思还要更多；也好像她失去过太多东西，和失去亲人相比，失去这点写作的灰烬，丝毫不值一提。书出了，她也没因此就受到激励，去想扬名、不朽那些事儿。她孜孜不倦地写，那态势几乎让你迷茫，让你想到人的活着：哪怕活的尽头是死，多少人也要孜孜不倦地活，似乎活着的过程即目的，活着的目的即过程。

如今不需要再困在厨房里写作的杨本芬

她给感情至深的哥哥写了一篇小传，收录在《浮木》。她写道：“人生之难，并非全是吃饭穿衣和日常开支，精神生活也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当你的亲人一个一个离开你时，那刻骨铭心、椎心泣血的难受使人恍惚不知所措。”

她这一生，不管处在什么阶段，从来没有放弃过个人的精神生活。对情感和智识生活的追求，她始终是热忱和深情的。之前，她反反复复地阅读着，现在，她孜孜不倦地写着。她的这股欲望，从未因食不果腹、孤立无援而停息过，废弃过。

人生不得解

在女儿章红的记忆中，母亲是个特别勤快的家庭主妇。那时候，父亲泡在医院里，家务繁难而沉重，种菜、劈柴、烧水、做饭、洗衣，什么都靠母亲那双手。她的手深夜也歇不下，三个孩子和夫妻两个，身上穿的，都是她那双手做出来的。然而，只要听说铜鼓县城哪户人家有书，她就跑过去，跟人家说，我给你做衣服鞋子，不要钱，你的书借我看看咯？有次人家催得急，她又爱不释手，熬两个通宵把一本小说抄下来。这样，她把找得到的“西方名著”读完了。

阅读中的杨本芬，读书还是她现在的习惯

她习得的也不是翻译体，比如，她以前也背得《古文观止》里的篇目。她的作品，首先是靠“汉语语言”打动出版人。涂志刚说她的文本，“有异质性，表现出极强的感受力和粗粝的生命力。语言朴素而高贵，与流行的文学语言很不一样。”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她认为自己关键时刻“总是运命不好”：17岁考上中专，从湘阴乡下跑到岳阳求学，离毕业只有三个月，学校倒闭了。没有毕业证，找不到工作。她远行的本意是自立，为饥困中的父母分忧，可不能铩羽而归。于是又只身跑到江西，入读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大学，却被选中下放农村。她苦恼极了，还想读书，因为“我背井离乡，跑到江西，不是为了做农民的”。

走投无路后，朋友介绍一个医生给她认识，医生大她七岁，“蛮帅，爱穿好衣裤，蛮潇洒飘逸的一个男人”，她对他一见钟情。他向她求婚，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送我读书。”对方答应，她便嫁了。

年轻时的杨本芬与丈夫

在弟弟杨宽的回忆中，读书在姐姐心中至为重要。姐姐从小就是那种为读书可以拼命的人，大雪天里，没鞋子穿，赤着双脚跑十几里山路，也一定要去上学。她十多岁才进学堂，而这机会也是在家庭极贫困而她又极孝顺父母的冲突中，狠狠心争取来的。她在家“看到同村的女孩子都读完小学了，急得要发疯”。母亲说，不是不愿意送她上学，而是如今连饭都吃不饱，如果没有她在家照顾弟妹，做家务，妈妈就挣不得小学的那份收入，日子就没法过下去。

她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求知欲即使受到无穷尽的挫折，还是要想方设法寻得一点实现的机会。等到从女儿长成妻子，母亲，又长成祖母，这求知的欲望也长得更坚韧了。

在亲人离世、丈夫得病、儿女各自成家等一系列引发个人情感生活不断塌缩的过程中，智识反而得到比以往更多的生长空间，蓬蓬勃勃，几乎引领了她的整个世界。

她第三本书、第四本书的写作，显得更加自由，无所畏惧，在由直觉自发的写作向具有文学抱负的写作转变。在涂志刚看来，“她的写作变得勇敢，是因为她在趋向自由。在人生接近终点时，她凝视死亡，一种横扫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给她带来了自由。”

杨本芬最近在读的关于思考死亡的书

说起来，她还能写，所以对死神没有期待之心。她也不怕死。她大概三十岁就不怕死了。她觉得，婚姻里的冷漠让她的精神受折磨，“我跪着祈天，老天爷啊，得癌症得我啊，让我得十种癌症啊。大年初一我就跪在窗户底下这样拜。那时真的想死，可是老天爷不收，也不能寻死。”她说起死来，毫不修饰，也无哀戚神色，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很多老人，对死亡抱着敏感疑惧的复杂情感。她几乎有点好奇，“父母哥哥能见到是好的，恐怕是见不到。”

她现在在写的，试图厘清一个疑惑，“这60年的钻石婚怎么来的？他总要有点好的，才会让我不断去原谅，继续走下去吧？”他的好，她的原谅，都在于，他确实是个好父亲。他对孩子们负责，不打骂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她是把“妻子”的幸福放在“母亲”的职责之后的。写作让她变得冷静，帮助她平静，“对他没有那么恨了”。

第三本书，出版社起了个名字，《我本芬芳》，大家都觉得好。她觉得不好，一是太张扬自信了，不合她的个性；二是句式太确定，不合她此时的心态。拖了数月，好像婴儿赶着上户口本了，可名字还没定。涂志刚去看她，她还是摇摇头，拿笔在纸上写了个大而黑的“惑”。

“不如叫《解惑》。”

什么意思？

“活到八十多，感到人生不得解啊！我还在写，还在解惑。”

八十多了，每天把失忆、失语、失去行动能力的丈夫带在身边，像带出生几个月的男婴，她会为没有得到一份爱情而失落，觉得“这一生真不抵（不值）”。她的记忆力极其强健而细微，在写作中回想和复现这固若金汤的钻石婚里无数的光点光斑，用得最多的感叹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想寻得对人类生活多一点的理解。比如，她和丈夫以前打冷战，一个屋檐下起居饮食，月余冇讲一句话，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究竟有几多深的恨？恨如何消解，爱如何生发？

“以前有个邻居，她男人长得高大，好帅，她自己蛮矮，不么里好看。不像我们爱生闷气，他两个老是打架。我估计她男人还是不么里喜欢她。打起来哟，他提起她，抓鸡一样，往门外一丢。有次我出门正好看见了。第二天，那女人见到我，怕丢脸一样，讲，小杨小杨，哎，昨天我男人打得我哟。我也唉唉叹气。女人讲，小杨哎，人家不跟我睡一头，要分两头咯。我劝她，分两头就分两头，别计较咯。那女人讲了，是咯，唉，摸到他个脚我心里都舒服嗒。”

她重复那女人的话，“摸到他个脚我心里都舒服嗒”，作何解？

为了让出版方千万丢弃那种表达上自信无疑的标题，她讲了一个事情，意思是，她写的，是她自己活过的日子，只能代表她的感受和体悟。

几年前，丈夫还很清醒的时候，她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过一世吗？

丈夫说，不愿意。

她听了，觉得好不可思议，心想，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为这个家庭做了那么多。“我又能做，又能吃苦，性格也好，特别能够体贴他，我觉得我这样的女人是怎么爱也不为过。但是我没得到过，（他）连一杯水也没倒给我喝过。”

两个人都这么老了，说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她叹息又叹息，对丈夫的回答很不甘心，似乎一定要争得一个盖棺定论。她跟丈夫说，你再仔细想一想哦，等下我再来问你。

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到丈夫身边，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过吗？

丈夫不笑，不看她，说，我不愿意。

谢选骏指出：不论医学上管“老年痴呆症”叫做“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别的什么蛋白质失调症，但从心理学上看，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保护病人避免“从悲惨的记忆中反复受到伤害”……这不仅可以让受害者躺倒、超然，而且迫使施暴者不得不为此付出长期代价。

谢选骏：“阿姨学”——“法医学的操刀手”在做“英国史的博士后”

网文《阿姨学：政治哲学、宣传与历史》报道：

“她早年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的成就，没有准备政治宣传以外的东西。等到需要奠定理论基础的时候，她在社会上的名誉已经太大、政治上的立场已经凝固。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考虑修正自己原先说过的话，动摇徒子徒孙的忠诚和信念。” ——刘仲敬《安兰德传》

阿姨曾直言不讳自比几百年前的英国 “小册子作家”。刘仲敬的专业是英国史，自然对 “小册子” 这个行业有着外行无法相比的认识。熟悉阿姨学的人都知道他蔑视辩论，强调宣传，而对辩论与宣传的区分则是小册子研究的基础。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阿姨学，不是刘仲敬的一切文本：他的博士论文绝无可能是阿姨学的一部分，否则他绝对毕不了业；再如他在某些正式场合的政治正确之语，也与阿姨学不相干；他对前苏和民国人物的评传也不是历史学（传记学和史学的区别：对前者而言背景被接受为现成的，对后者而言背景本身是争论焦点和对象。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故事只是传记，而同时代一个普通磨坊主的生平研究若能折射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就是史学）。这些文字虽是刘仲敬所写，对阿姨学而言却无关紧要。按照阿姨自己的说法，唯一重要的是 “解释体系” 和搭建这些解释体系的概念。历史学对 “文本” 的研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原因在于很多“文本”属性模糊不清。然而一旦认定某些文本是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研究方法就已被这种文本特征所限定。刘仲敬对剑桥学派那一套显然是有所了解的（见本文第二部分），对于将小册子文本当作言语行为（speech-act）来研究应该不会意外。

言语行为论绝非研究一切政治作品的最佳途径，却是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不二法门。波考克提醒过其同事们：不能用解读伯克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小册子宣传和政治理论是两回事。假如你翻开《独裁者手册》这种只讲权力的结构及其运作原理且对“自由”等概念的 “真正意义” 不屑一顾的作品，就应当将其观点视作有待判断真假的“命题”。对于此类作品只有政治学模型研究才有价值，史料对错与作者意图都不重要（也只有严格的理论才配称“材料错误无法击溃理论大厦”）。相反，假如一本书旨在作意识形态修辞宣传，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作命题，因为这些话语纯属无意义（nonsense）。它们不是真或假的，从命题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无意义，连被判为真或假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文本在政治学上是价值不是零，而是负的。如阿姨自己所说：明知故犯的意识形态诱导 “不是为增加外行的政治理解力，而是让他们忘记自身的真实处境”，也就是洗脑。从历史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虽无意义，却能借一定的语境发挥语效。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剑桥学派的 “语境” 并不是指同时代，而是指这些意识形态词汇获得意义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极可能与其施力的事件之间有很大的时代错乱，甚至出自凭空杜撰。而时代错乱的根源在于语义断裂被遮蔽了（剑桥学派的工作之一就是将表面上连续的历史被揭露为断裂的语义史）。因此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小册子（例如阿姨学）的 “语境” 时，连接到的恰恰不是21世纪的中国语境，而是些奇怪的时空或文本穿越。阿姨自己承认其语境源自十九世纪史学，认为当代的史学专业研究只是 “考据” 的 “史农”，并对学院派多次表示了鄙视。这看似坐实了一些人对他的抨击：“刘仲敬是个民间史学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的所谓“解释体系”，多是对近五十年来史学观点的有意删改。这样一种文本实践必然充满自相矛盾，阿姨也常为自己的诸多矛盾辩护，甚至赞美 “有机的矛盾”，直言不讳 “逻辑一致的思想是病态的”。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中“自相矛盾”的文本，在服务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幻觉的根本目的上皆无矛盾。如果你觉得矛盾，那说明你没将阿姨学当作小册子宣传来研究，更没理解阿姨的意图。斯金纳年仅29岁时写出一篇被后世称为“剑桥学派宣言”的文章 http://philpapers.org/rec/SKIMAU ，谈到我们不能预设政治思想家的文本都是自洽的，有时我们必须承认它们自相矛盾。然而斯金纳毕竟民哲，也是图样图森破：意识形态的 “意义” 并非语言哲学的那个 “意义”（前者在后者看来恰是nonsense），而是修辞营造的幻觉。如果无所谓逻辑，何来的矛盾？世间最常见的逻辑错误就是误用“逻辑”这个词。其次，剑桥学派的涉猎范围主要是英语世界，而在英语政治思想史上，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多有着较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然而这不能从理论上排除以意识形态本身为目的的可能。想想从 “十九世纪对十八世纪的反动” 直到海德格尔 “是希特勒背叛了我，除非他先向我道歉。”——不是为政治而意识形态，而是为意识形态而政治。在斯宾格勒的故乡，现实与虚幻、功利与浪漫的地位颠倒了，以言行事论这种骨子里透着英美实用主义味道的哲学，岂可直接照搬来解释来自德国的大师。

倘若一门政治思想的意图完全没落在现实政治上，而是落在了意识形态上，那么看似再矛盾的文本，从理论上讲都必然能被毫无矛盾地理解。如果你达不到这种理解，那只能说明你在方法上仍被理性自利人的现实主义政治模型左右，在价值观上仍被 “幸福-痛苦” 的功利之维主宰；你太正常了，以至于对“什么是正常”缺乏界限意识，也就无法理解疯狂。

意识形态研究注定是对谬误的研究，只有在谬误中人才会暴露自己。刘仲敬的正确之处并无特色，阿姨犯下的系统性错误才勾勒出了阿姨学的轮廓。然而人毕竟是有语言的动物，有语言则必然追求逻辑自洽。这也构成了姨教徒的通病：他们将阿姨的话奉为真理，而真理总是自洽的。这也回答一个在开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谁是姨教徒？——将阿姨学视作“真实”或某种“解释体系”的都是姨教徒：任何解释体系都是关于历史真实的解释体系，然而对待阿姨学的正确方法，只能将其视作宣传。姨教徒会思考阿姨自相矛盾的话语和 “理论” 该如何解释，是否该视情况舍弃某一部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舍弃哪部分。甚至出现了一种奇葩现象：许多姨教徒自以为不是姨教徒，自认为能 “批判地” 提炼出姨学 “核心”。还有姨教徒将阿姨学中的概念作出悖离寻常语义的解释，似乎这样就“合逻辑”了，殊不知阿姨煞费苦心故意使用这些词汇正是为了利用它的寻常语义来作宣传。

组织资源

贯穿阿姨学的一个概念就是“组织资源”，而且无论在何种时代，阿姨都采用了地方主义的组织资源。这绝不是因为他缺乏广阔的视野：恰恰相反，阿姨格局极大，常持一种真·国际主义立场：让邪恶占据一些地区产生威胁是好事，这样能营造紧迫的局势，逼迫另一些地区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格局如此之大的阿姨却将人类从古至今所有时代的“组织资源”都限定在保守主义的土豪、封建、城邦、民族，显然是不正常的。

阿姨要求 “事先的全局理解”，然而史学学者刘仲敬深知史学反对任何统一的解释。“历史哲学” 注定是伪学科。不借助模型人就无法看清社会，然而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它的模型及独有的用以构建模型的概念。历史学中不存在方法先行，每个时代都有最适合它的方法，方法与对象在相互磨砺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彼此。任何解释模式都依赖概念，语言却不断变迁：最不稳定的语言是意识形态概念，例如 “民主” 这个词的歧义曾经大到妨碍交流的地步。日常语言具备意识形态话语所没有的稳定性，你不可能把 “十年徒刑” 通过 “解释学” 变成八年；朝鲜的十年徒刑虽和挪威的十年徒刑极为不同，但未来历史学家总能区分二者。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是物理语言，但即便物理语言也只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显得稳定：地球时代的历史学家只需在牛顿时空观下做交通史研究，几千年后的历史学者若不掌握相对论的时空计算法则，是不可能研究银河联邦的历史的。

阿姨强调的“组织资源”属于最不稳定的语言：每个社会都有很多种组织资源，不同的人对它的想象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的词能用来构建 “经学”、“历史哲学” 等伪学科。阿姨认为现代的组织资源被政府垄断，比过去弱。这只是他的宣传。古代以“土豪”为核的组织资源极为贫乏，只局限在村社规模。这种规模的组织不可能与在全国都掌握资源政府抗衡。组织资源的力度完全取决于地理上的联动程度，在现代国家任何地方主义组织资源都不堪一击。阿姨是学英国史的，但他没谈过英国史上的乱世中确有过地方主义 “组织” 的典范：英国内战期间许多地区都有一种叫 “clubmen” 的人，邻居们拿起农具团结自保。然而这种组织资源与更现代的资源比效果如何？阿姨说它是 “密封水仓”，然而1642-1651年不列颠人口减少了5%，该比例超过了1789-1802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远程杀伤武器和总动员战争模式下的国共内战、韩战。阿姨认为地方主义越强，在战乱中就越能提供类似“密封水仓”，若做共时性横向比较，在比英国更分裂的德意志地区，三十年战争令全境人口损失1/3，一些小邦人口损失过半。平克这本书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595793/ 说明了小共同体那点儿组织资源何其脆弱，以及为何现代战争和屠杀尽管疯狂残酷，死亡人数占比例一般都小于古代。阿姨虚构出了一个 “散沙”，再拿小共同体那点可怜的组织和无组织的“散沙”相比（理想状态的 “散沙” 不存在），就像在细沙里看到了一粒比较大的沙石就以为是巨岩。

现代社会的组织是跨地区的。更重要的是：当韦伯式国家的力量伸展到了全境，组织资源的规模也必须伸展到全境，否则就不堪一击。当今小共同体只是在对内 “自治” 上比较厉害而已。最初的全境规模的组织资源叫什么？阶级。你姨的专业是英国史，但他不会告诉你彼得·拉斯莱特为何认定在1901年维多利亚驾崩前的英国其实只有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那是因为在1901之前只有统治阶级做到了全国联合，一切被统治 “阶层” 都尚未做到全国规模的联合。不过阶级可是 “左派” 的组织资源。随着大众民主的到来（文化上的）阶级的消解并没有弱化组织资源，而是铸造了全民规模的共识政治。这种组织资源是最强的，既然这些现代组织资源强度远胜地方主义，阿姨为何不提倡呢？因为这些较强的组织资源，要么需要依赖他所厌恶的左派意识形态，要么会滑向意识形态的消解。

阿姨认为意识形态的消解必然导致人们陷入 “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囚徒困境”，被一种叫 “政府” 的密不透风、绝对团结的神秘如单子般的实体各个击破。他能得出这种答案，并非对政治学无知，而是为吓唬你们投身意识形态。政治学根本无需意识形态来解释 “执法者为何守法” 问题。认为法律的效力源自它被奠基在神圣宪法之上，仿佛宪法是一种具有神力的符咒，是不入流的迷信。迷信总诞生于对力量赖以运作的真实原理的无知。立法者为何不能订立特权法律？没有任何英美议员会提案“议员工资涨百倍”，尽管这提案并不违宪。执法者为何守法？这是出于每个执法者对其他人的行为预期（expectation）。“预期” 概念是现代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以这个概念可以对一切法治社会进行人治解释。从政治学观点看，法治和人治的区分也是外行说法：法治就是每个甲都预期（expect）有乙会出于自利在甲违法时控告甲的人治。阿姨中葛兰西的毒太深，将 “国家”、“政府” 及其暴力机关视作铁板一块，若真如此，世上一切国家必然都是专制国家，区别只在仁慈和残酷的专制，这显然不合现实。为何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称帝？没有一个总统傻到预期军队会支持他，没有一位将军傻到预期他的手下们会服从政变命令，而非逮捕他去国会邀功名垂青史。每个人都知道称帝之路九死一生，那自然无人敢称帝。在每个人都预期有他人会出于自利阻止其违法行为的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短视版马基雅维利囚徒困境”，谁若短视倒霉的也只有他自己一人。

“法统” 也不是政治学概念。阿姨认为不谈法统就无法区分僭主和君主，借亚里士多德之名为他背书。然而亚氏论僭主的重点在于解剖其行为策略，且不止一处说过民选的僭主其实合法。阿姨将亚氏对君主 / 僭主的区分判定从政治的偷换成了意识形态的。根据亚氏，斯大林是僭主而戈尔巴就不一定；但若按照 “法统”，所有前苏领导人都一样、没区别。再说Tyrannus这个词就如Rex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贬义，也绝非全无功绩。庇西特拉图行了梭伦的法、削弱了地方主义和贵族、促进了雅典民主；希腊只有一个城邦从未经历僭主期，永远地僵化在了军事贵族制，那就是斯巴达，也是人类史上最符合阿姨所谓“征服者VS降虏”模型的社会。这些才是阿姨不谈具体政策，却以贵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批判僭主的原因。

可以看出阿姨并非真的赞美 “组织资源”，他所赞美的只是地方主义、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 “组织资源”。这种组织资源虽孱弱却 “保守”。阿姨不是想要组织资源，他恰恰不希望人们发现：小共同体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社会（无论是否已完成了大众民主）都是多余的——不仅多余，甚至会削弱、撕裂共识政治的组织资源而非加强、巩固它。阿姨说了：意识形态不怕人反对。因为意识形态就是依赖虚假对立、制造无谓仇恨保持活力的。它最大的恐惧是被揭露为多余之物，被历史遗弃。

2. 作为诗学意象的“古老宪法”、“封建”、“辉格史学”

阿姨说 “历史叙事本质上是文学”，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语义不稳定，就宣布整个历史学都一样坏。这和他谴责后现代主义时说差生往往持相对主义价值观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阿姨学诞生于当今不仅因为当下中国话语混乱，也因为国人对历史的想象离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差距太大。当大量知识垄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大可以趁这话语混乱的窗口期为自己的心理癖好参点私货，待混乱过去就没机会了（刘仲敬反复强调 “节点” 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大意即是趁你脑子不清把你骗上船，至于此后你即便醒悟过来，耗费十倍努力都无法扳回）。阿姨好引用人不给出处，已有多人提过，但多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而我要说的是：其实就连编织阿姨学的最核心观点也是西方史学删改来的。换言之，阿姨学并非如刘自称的那样是休谟、麦考来的后人，而是现代西方史学的删改版。阿姨要隐瞒出处，不能简单归因于他要维持 “教主” 相望就不能把自己放低在 “中间商”、“转译者” 或 “搬运工” 地位：无论阿姨主观上是否想做教主（多半是姨教徒太low把他捧成了教主），他都不能引用西方学者，这是因为他必须将这些史学观点剥离语境才能扭曲到荒谬的地步。例如 “古老宪法” 这个词：谁若看过讲17世纪意识形态史的书《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就知道阿姨至少是了解其主要内容的。阿姨不提波考克，是因为省了你们读完波考克后回来批判他。不肖劣徒的最佳选择就是不报师门。“古老宪法” 既不是17世纪的也不是中世纪的，它是17世纪（尤其是早期斯图亚特）对中世纪的错误想象，他要的就是复活这种错误想象。而这套以 “溯古” 为特征的政治哲学的最终下场，并非被历史学证伪了（史学证伪仍是在究古，仍是对古代人权力的承认），而是在光荣革命后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当时新兴文体即 “讽刺” 的调侃对象。所谓 “古老宪法”、“封建法” 的想象，不过是过渡期充当一时权宜的意识形态。剑桥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小册子影响历史的力量强于严密的政治理论，阿姨继承了这一观点：尽管如今世人只知霍布斯而不知柯克，却是柯克而非霍布斯短促而有力地影响了17世纪。然而当阿姨因一意孤行搞意识形态宣传被学院派鄙视时，却从未抬出剑桥学派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为何？因为剑桥学派恰是要避免时代错乱，将这些小册子的影响限定在它的那个时代。而阿姨学本就是一种时代错乱的文本。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阿姨强调地方主义和小共同体是舍近求远、弃强求弱：这说明他不是真的为培养 “组织资源”，而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他对封建的赞美也不是真的想复封建，姨教徒的这种念头完全荒谬。刘仲敬不仅清楚这绝不可能，有应该清楚（如波考克指出的那样）英国史上的普通法与封建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这两套话语会最终导致王在法下VS作为立法者的国王的矛盾，只有柯克那代人意识不到这个矛盾。但阿姨不是柯克：柯克处处流露出普通法的心智（这涉及比思想史更深、更诚实的心智史领域），阿姨却有着高度自觉的防御性，这既是由于刘仲敬的智识远超柯克，更是由保守主义在当代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守势决定。即便普通法和封建法之间曾有矛盾，二者在服务于保守主义修辞宣传上却不矛盾：阿姨不关心 “要” 古老宪法还是 “要” 封建，因为在21世纪这一宣传必然是作为 “不要” 现代性出现的。然而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已极大地限制了现代政治的可能性。人口与城镇规模、交通效率及安全程度、运输成本、人的生活半径、识字率、印刷出版效率和自由、信不信巫术、社会人口构成、意识形态强度……在这些问题上有利于维持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状况均不可得兼。研究英国史的刘仲敬岂能不知？但写小册子的阿姨又怎会告诉你这些？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从头到尾就是“准马克思主义”的，强调物质能力和物质需要的作用。“封建” 在他那里只是一个诗学意象，用来宣传宣传保守主义幻觉。“封建”、“中世纪” 之于阿姨学不过是个噱头，完全不具备政治现实中的指称。

阿姨曾自比 “辉格史学”，其实远远不是。各位若想知道何为辉格史学，BBC的16集《君主制》纪录片就是一种辉格史学。至于英国人既保守又进步、既虔诚又宽容的形象，最典型的例子不是麦考莱，而是小册子写手伏尔泰，种种夸张只为刺激法国人效仿他所想象中的远方。辉格史学就像18世纪的辉格党一样具有保守和进步的双面性。阿姨自比辉格史学，这种策略不过是承认自己犯了个小错来隐瞒其大错。辉格史学和阿姨学的相似只在一点：它们都将历史想象成连续整体，精确和进步的现代性是从粗陋和保守的古代 “生长” 而来。阿姨推崇19世纪辉格史学，藐视当今史学界，那当今学者中谁能入得了他的法眼？麦克法兰。刘仲敬赞扬他是 “问题意识强烈的人类学家”。

简要说下麦克法兰。首先我想说，麦克法兰在中国流行并非因为其史学作品广受好评，而是因为极受争议。他的观点很非主流，争议之大不亚于当今中国流行的另一些人：施特劳斯、施密特、海德格尔。这些都与当下国内所处时代密切相关。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和谈日本法律的讲座中，都暴露了这个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几乎全无时代意识。想当然地认为中世纪的爱情和18世纪相差无几、以战国时代类比当今日本人的心智，斯金纳、图利说“占有性个人主义”版的洛克已有时代错乱之嫌，而他竟将这概念套在13世纪！他的强项是横向比较：当研究被限定在约1550~1650的百年之内，埃塞克斯巫术与欧陆的差异就被勾勒出来了（James Sharpe仍认为他对时代变化的研究粗糙了）；现代世界发源于英格兰-荷兰的 “西北欧例外论” 在16-17世纪是可能论证的，但若像麦克法兰那样把“现代性萌芽”前推到12世纪就是笑话，不比刘仲敬一向鄙视的 “宋朝资本主义萌芽” 更高明。阿姨赞同麦克法兰的纵向叙事，岂非哪壶不开提哪壶？不，阿姨的真正目的恰是借用这巨型时代错乱，塑造 “从大宪章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的离奇幻觉。刘仲敬嘲讽左派史学：只有在无知的黑夜里，天下乌鸦才是一般黑。而他所推崇的又是什么呢？只有在瞎子的想象中，古今英国自古就是一色白。

接着说英格兰。英格兰启蒙看似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环，是因为它早在苏格兰、北美殖民地和法国启蒙开始之时就几乎完成了。英国 “经验主义” 盛行其实反过来说明理性方法已被调配恰当，否则人无法从升腾的雾气和漂浮的羽毛中发现引力。洛克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要比苏格兰人和法国人早上整整半个世纪。1735年英国巫术法判定行巫者乃骗子而非魔鬼，中上识字阶层已经接受了祛魅的世界观，并将该世界观以法律形式强加给下层。纵使法国哲士对其想象中的 “英国”（尤其是牛顿和洛克）推崇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他们拿什么和1695之后伦敦的自由出版业相比？18世纪初英国印刷业史无前例地爆增，英国人对 “无偏见性”、“非党派性” 的强调以及对夹带私货的厌恶也飞涨到了空前地步，对语义公共性（这才是 “反私人语言” 的价值所在）的要求也借印刷术之力强化了语义确定性。阿姨说印刷术促进意识形态竞争和狂热，这种说法放在16-17世纪印刷品流通效率尚不足以制造出全国性 “reading class” 时是对的，放在18世纪之后就不对，企图从中推出全球化会强化民族主义就更错乱。印刷术发达和识字率提升令诸意识形态被迫共存，各异的神棍真理都被揭露为偏见。这在当今也是适用的：刘仲敬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神棍话语都是在小圈子里的，他越是频繁地在正式场合发言，就越少谈阿姨学那一套（这样做的负面效果就是把阿姨学的解释权越来越出让给姨教徒）。阿姨说全球化和互联网会强化民族主义，纯是为了姨教徒士气，毕竟姨教徒的脆弱心理只懂得机会主义：凡建立在 “历史趋势”、“未来胜利” 的许诺上的价值主张都是机会主义的。信念坚定之人无需看到显著的 “整体” 效果，仍会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未来美好那么我所做的也令我周围的世界更美好，如果未来惨淡那么我也能让我周围的世界不那么惨淡，这就够了。姨教徒把阿姨学当作 “历史成功学” 投机指南，low。

凡现代化起步早的国家就平稳，越是后发地区，刚开始变革英国已经领先你几代人，短视和急功近利就会想在一代人内赶上，于是各种激进思潮就会成为诱惑。同时前现代文化和习俗的遗留越多，保守主义倾向就会越强。后发地区的现代化任务面临着激进和保守的两面夹击。阿姨说越是落后国家的人越爱追求理论正确逻辑自洽，纯属胡说；康德道德哲学最充满矛盾和歧义，如果单论理论自洽性，是无法与同时代铁了心的激进启蒙者边沁相比的。难道英国比德国落后？18世纪的普通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即便被实证法学家边沁批判得狗血淋头，也从没有拿过“民法出则忠孝亡”当挡箭牌，是因为最后的封建早已在内战时代寿终正寝。英国的漫长现代化是温水煮青蛙，其他国家的迅速现代化或多或少都是惊心动魄的弑父。

最后说下封建和专制：比较二者优劣是比关公战秦琼更荒谬的事情。西欧国家都经历了从封建到专制到民主的变迁（连雅典城邦走的都是贵族-僭主-民主路线），而“封建”这个词在这一转型中扮演的其实恰恰是“专制”的角色：当你在17世纪的英国或旧制度的法国赞美封建，这个词语的意思不是恢复某种分封秩序，而就是维护君权。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建英国的没落自伊丽莎白朝的北方伯爵叛乱失败就已注定，内战结束后已消失，权力集中于首都而非分散于地方。封建与专制孰优孰劣是伪问题，但以下问题不是伪问题：是否王权较弱的国家，民主转型一定较易？其实就连这都不一定，要看历史机遇。专制程度比英国高，但民主转型比英国代价小的国家太多了。你们辉格周曾反驳罗斯巴德 “封建和专制一样坏”，觉得封建契约是现代法律的前身，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和阿姨所谓“秦制现代国家”或拿罗马法类比1832改革之后的现代法律是差不多的。辉格还提到如果衡量典型的封建和专制，不该拿英国和欧陆对比，而该拿英国和（完全无封建的）中国比。英国优于中国，故封建优于专制。这种低级错误只能怪辉格的人类学是自学的。刚说到麦克法兰长于横向比较，他在解释为何不选英国和东亚为对照案例时说得很明确：相差极大的文明无法做变量比较。中国不仅没有封建，中国没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华夏一直分裂也别想出牛顿和莎士比亚，仅非字母文字限制了活字印刷效率和识字率这一条，就能把华夏文明自发演进的程度限制在西欧1700之前。要问中国何以落后，还得从荷马史诗与诗经、欧式几何与九章算术讲起……（以下省略一千万字）

3. 历史终结的幻想与保守主义的处境

阿姨数次鄙夷地谈到 “历史终结”（他认为该词等同于 “宪制既定”）之后的平庸。要问的是：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宪制既定”状态？只有在变化缓慢的且文化被小部分人垄断的世界里，当已知世界的意识形态修辞可能性已被穷尽，它才可能归于长久稳定。阿姨认为中国历史变化之剧莫过于周秦之变，此后的两千年都不过是历史终结状态。这种状态是意识形态修辞意义被穷尽的结果：因为只要意识形态仍信仰旺盛，它就会在遭遇生活世界中的诸多他者时激发出对立解释；只要存在对立解释，它们的相互湮灭就不会停息。黑格尔那一套也就是关于道德真理（幻觉）的生灭历史。然而需要注意阿姨所说的两千年历史终结状态，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没有遇到足够体量的他者，是地理隔绝的结果，而不是说其意识形态运动真的寿终正寝了。换言之汉尊儒术后的 “宪制既定” 只是一种假象。而对于两千年后清末民初的意识形态剧变，阿姨极少提及：他对清末民初的历史解释限于国际关系学，将其归于统治者的 “路径选择”。在另一次演讲中，他认为英国现代化得好是因为英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标准，并假设平行宇宙中倘若楚国最先完成了现代化，全球现代性也就是楚式现代性。这两个例子暴露了阿姨学的最核心幻想：在历史终结（现代性完成）时刻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将形成 “路径依赖”，主宰历史终结之后的漫长岁月。

因此阿姨版的 “历史终结” 并非意识形态在功利幸福面前的退场萎缩，而是他者的消失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这并未说出 “消去意识形态” 和 “让意识形态暗暗作用不被发现” 之间的区别。阿姨认为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构成宪法原则，这句话如果翻译成 “功利主义不是一种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就立刻显出了荒谬之处。倘若自秦皇汉武到晚清（遭遇西方）算 “历史终结”，那么从狄奥多西罢黜百家独尊基督直到（遭遇阿拉伯）文艺复兴之间的时间也是 “历史终结”。变化放缓并非意识形态的消解，而是它的稳定，但混淆二者正是阿姨必须做的：把千年帝制说成 “历史终结” 才能捏造 “历史之人” 相比 “史后之人” 的优越性。阿姨如是解读托克维尔：人类的平等化 “如熵增”（有比这更神棍的比喻吗？现代世界比古代更丧失活力？）无可避免，区别在于自由或不自由的平等；加速平等化是无益的，重要的是要保住“自由的”平等。他说封建之心是珍贵的 “雪花”、“种子”，岂能浪费在封印 “红炉” 的进程中？译成大白话就是：务必在全球化大成之前尽量保存或扩大保守主义，历史的终结时刻就会偏保守些。民小进步派走在历史终结的路上，意识形态家的终极幻想是历史终结之后鹿死谁手。但后者却没有意识到：变化缓慢的古代文明只要不遭遇他者，洞穴里的文盲很少怀疑既成秩序，然而现代世界的信息传播效率，注定意识形态哪怕不遭遇他者也会不断弱化（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533572166/ ）。

关于历史终结论这一神棍学多说两句：它必然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彼得·拉斯莱特在1950年代就宣判过 “政治哲学已死”，然而接下来的后现代时代拯救了政治思想乙烷的命运，使它一直药丸、后药丸、后后药丸着。但这无济于事：如果要求具备现实性的思想才是思想，那么拉斯莱特仍是对的：政治哲学在半个世纪之前乙烷了。百年后做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史学家会说我们的时代就是功利主义时代：功利主义既定义了它的真实力量，也定义了对它的焦虑和遮掩。只有做intellectual history的史学家会告诉你，曾有一个叫罗尔斯的古人。不过更有趣的是学者们的悲观态度：想一想，两百年间曾有多少智者与勇者将意识形态的终结视作一次值得庆祝的死亡，一场光荣的别离。

（美国大选在即，顺便再补一段：你们辉格曾以为两党极端化、美国意识形态空前分裂，便是事关 “道路分岔” 的 “大决战”，说明他已被姨学忽悠到沟里去了：连四年一轮、八年必下的选举和政教（育）分离媒体自由都忘了。民主制纠错能力就是为消去所谓 “历史节点” 的不可逆性而设计的。有怎样的年轻人就有怎样的未来，谁都别幻想在 “历史节点” 塑造 “路径依赖” 预订未来史。15年5月人口普查年轻人中基督徒人数骤降、6月民调绝大多数年轻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这对保守派硬核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保守派人数在减少，少数硬核保守派却越来越极端、自觉了。2015~16的共和党对未来历史学家而言会是个非常有趣的题目，不知刘博士是否这样想？）

英美是保不住的。英美的习俗保守主义（而非德、俄式神棍保守主义）的真正力量在于 “它符合庸俗大众习俗”，而非 “它是真理”。不顾一切坚持真理是典型的启蒙主义性格，这种性格令他们在己方人数极少的近代启蒙初期，以智性真诚为傲无惧于人数多出他们百倍的愚昧之徒。英美保守主义的目标却非坚持真理，而是保护庸俗大众的心理需要不被少量知识分子破坏。然而当今西方饱和的教育资源培育出来的“庸俗大众”已今非昔比，更关键的是：1900前后美国农业生产者占人口近2/3，而今已不到2%（对农业与工商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不敏感的人参见此文：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838194/ ）。总而言之英美保守主义只能在人数优势期抵抗少数知识分子，当进步主义者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当庸俗大众本身大规模倒戈支持同性婚姻，保守主义的败局就无法挽回。顺便说下：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用进步史观解释过去是幼稚的，为什么呢？进步史观能否适用于一个时代，本身由这个时代的共识水平决定，寄希望于一部分人（例如 “优秀民族”、“先进阶级”）来改造世界的理想是不行的。但未来还长着呢。

启蒙主义者又需要担心什么？保守主义吗？知识分子批判 “愚昧” 总是容易的：廖凯原太愚昧了！但保守主义并不愚昧：反智和愚昧是不同的，正如“传统主义和传统是不同的”，前者出自更 “深刻”、“复杂” 的历史观。（想想德国浪漫派对英国功利主义的鄙视：http://www.douban.com/note/532724773/ ）。黑格尔曾批判启蒙主义：“启蒙的核心概念是有用性，然而宗教却是最有用的东西。” 这些深刻和复杂的吸引力是建立在民智不可提升的前提上的。因此真正能打击启蒙主义者的只有廖凯原那样的人，一个廖凯原顶一千个保守主义者。当廖凯原们沦为绝对少数后，保守主义就少有可保守、也少有可担忧的对象了。“完全消灭愚昧” 是不可能，“止于至善” 也无需预设至善是可企及的；这都是意识形态家树的稻草人，不必理会。社科或人文问题都只在某种历史格局下才有意义，时代变化、代际更替的最大威力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旧问题被遗忘，进步主义者就是要让那些 “深刻”、“复杂” 少有用武之地。智术师的天敌有着不亚于智术师的智力，却只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傻白甜们也能幸福生活的世界。进步主义者不求后来人理解他们的祖先。

以上也是我对阿姨的批判一直很零碎，很迟才写出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懒，我有懒的资本。阿姨必须勤快，必须笔耕不辍，连良莠不齐的网文也舍不得扔，硬编成随笔集只求广撒网多传教。这是因为他的立场所面临的情势非常紧迫。阿姨说秦始皇修长城是因为他意识到秦的逐渐衰败是注定的，于是要 “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条件划定边界”——保守主义的衰退是注定的，若不能趁此窗口期占领中国，世俗主义的全球胜利就是迟早之事。他说秦始皇 “越善于把握未来趋势，越高估发展速度，越妄想在有生之年毕其功于一役” ——保守派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启蒙主义者有的是时间，保守派却等不起。去年阿姨刚出道，我就说他这种路数贵胜不贵久，而功利主义贵久不贵胜，不知你圈中还有几人记得。我也笑过姨教徒：千秋万载？你们那套词汇能撑过三年不沦为笑话就是奇迹。刘仲敬设计 “阿姨学” 时根本不给长期辩论预留攻防阵地，全为趁国人与学界尚未反应过来抢得宣传上的速胜，速胜不成则一败涂地沦为笑柄。这种战术必须趁热打铁，一旦节奏间断就再难翻身。然而当今世人智识已非八十年代，想必他也早有一败涂地的准备。姨教徒竟天真到相信阿姨学是 “漂流瓶” 内耐过 “冬川” 的 “种子”？这比喻太荒谬了。若要比喻，最恰当的喻体是偷袭珍珠港一赌初战决胜的联合舰队。阿姨说 “时间和路径是历史的主人，个人智慧只是化妆师”；站在他的立场上，这是最无奈的诅咒。阿姨说 “宋襄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才是他的自我安慰。“刘仲敬现象” 这场疾风骤雨最令人惊叹的部分，正在于刘仲敬是在深知时间紧迫的前提下仍决意一赌的，唯因此，阿姨才会宁可破绽百出也要剑走偏锋只攻不守，因为孤注一掷是他唯一渺茫的胜机。

这才是阿姨学看起来爽的真正原因，愚蠢的姨教徒又懂什么呢？尼采说在一切书中他独爱以血写就的，阿姨笔下的人物是他的灵魂，这本是伟大小说家的天赋，可惜用错了地方。不过话说回来，学历史的人还写什么历史小说？要写就写太空歌剧。

阿姨想在鱼龙混杂的汉语世界干一番事业。然而就中国目前的趋势也无法指望：互联网十余年已经极大地弱化了年轻人的发问底线。无论公知五毛，想不被嘲笑的话起码要装作讲道理而非诉诸宇宙真理。对 “历史虚无主义” 越强烈谴责，越说明混淆历史和神话的做法已时日无多。带鱼等浮沫之辈只能拖延它，绝不可能像瓦哈比那样组织起强大逆流。面对这群被阿姨称为 “本质上不近神学” 的中国实用主义者（即半吊子功利主义者：徒有功利主义者的世俗，却无功利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强度），就连言必称日耳曼黑森林中古土壤的你姨也无比尴尬：海德格尔式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早已不复有，我们时代的神棍早已沦为了洪水界的成功学专家，自降逼格到了兜售洪水特色 “生存智慧” 的境地。

谁都知道当今一大问题在于缺乏共识，当人遇到这种必须解决又暂时无解的问题，就会病急乱投医；阿姨说政治共识源自 “共同体认同” 就是江湖老中医了。你与火星人就地球政局的共识可能比你和你爹妈的共识大得多，但就共同体（community）而言你肯定是和你爹妈绑在一起的。共识政治难以形成的唯一原因是意识形态光谱奇葩：极左的张宏良居然连写几篇文章为极右的希特勒辩护，这种语境哪来共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老了，在代际更替之前求共识是不现实的。待意识形态光谱略正常些，谈共识才有点可能性。共识政治是政治语言日常化的结果，阿姨却在加剧话语混乱和撕裂。港台话语的意识形态冷淡比大陆更明显。相比这种不可逆转的淡化，阿姨意识到在政治话语极度混乱的大陆仍有机会：只要虚构出彻底混乱的剧本，整个现代政治学都会失灵。当政治学重新变回历史学的一部分，未来就貌似万事皆有可能。

关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我多扯几句。黑格尔曾批判霍布斯，说他无法把握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过渡”，无法回答后者如何历史地扬弃前者。这是整个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软肋：它是静态的和非历史的，它是历史终结后的“静力学”。当它改造世界的欲望遭遇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阻力，在幸福、不幸、好、坏等基本价值评价之外就会派生出另一些评价：右派曰文明与野蛮、左派曰进步与落后。与此相反，古代政治学大多本就是史学的分支，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佗甚至马基雅维利皆如此。在强劲无常的历史洪流中理论的作用可谓稀薄，然而相比意识形态 “谬误的力量” 之明显易见，“逻辑的力量” 难以成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逻辑没有力量，而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处不在。稀薄的力量一旦有了方向，也会在漫长岁月中将无常、偶然和缺乏方向的混沌塑成自己的模样；那些意识到了这一过程并故意要阻碍它的人，也被它塑造成了颠倒对立的模样。

4. 发明民族与全球化

关于国家规模、中央与地方的权衡是几百年来讨论过很多次的话题，可是你们阿姨从来不引用这方面的理由：大国躲不开边陲问题与发展不均衡问题，诸多小国可以相互牵制，若有小国出现人道危机他国可以干预，议会人数给它所能有效代表的人口设了上限……这些都是小国比大国的好处（大国相比小国的好处也有，由于和阿姨立场相反就不提了）。小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是连环球胡编都不止一次承认过的。阿姨热爱 “诸夏” 厌恶 “暴秦” ，却从不谈小国的这些现实好处。为何？无非是因为倘若人们都知道了这些现实好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了多余的：我们既然能用更简洁的理由直接追求更好的东西，何必绕弯子？既然现代政治学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廉价9成正确，又何必追求语义模糊的昂贵7成正确？所谓后现代就是放着廉价9成正确思路不要，一味追求昂贵7成正确；否则他们的虚无病就会发作，就无法忍受生命之轻。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 “发明民族” 的最终目的不是政治的，而是意识形态的。阿姨的最终目的不是希望让华夏与春秋战国对接，延续什么东周封建的 “过早死亡的可能性”；也不是因为什么奥斯曼与罗曼诺夫必须成为诸民族国家才能被纳入威尔逊世界，此模型出自《想象的共同体》，阿姨写文章不给引用出处，不肖劣徒的策略就是不报师门：安德森这本书放在中国语境下，恰恰说明无论从时代还是地域看汉地认同分裂皆无可能，发明民族纯属痴话：汉字统一性远高于18、19世纪极端繁杂多样的欧洲语言，且历史发明的浪漫已经过去。将大清比作奥斯曼，这些荒谬的类比想象也是拜梁启超们所赐。阿姨学并非真如他所扮演的那样，是梁启超的批判者，而是颠倒了的梁启超。况且阿姨多次坦言民族叙事之荒谬，人又岂能相信明知是假的东西呢？

无论左右都谴责殖民者在非洲划的几何国界：无视民族习俗，理性狂妄地试图以几何学方法重塑人性。非洲诸部落意识形态无法安于殖民者粗暴划下的几何界限，冲突频频；然而却鲜有人问为何美国诸州之间的地界也是几何直线，却从不会产生冲突。阿姨教导你们：划定边界的过程是残酷的。然而他若抛弃 “以民族立国家” 的意识形态，联邦诸state（州）之间的划界只要不过于荒谬都不会产生流血冲突。美国各州不是以各州民族认同来保障州议会立法权和州民兵的。欧美日澳诸国的和平也是民族主义弱化所赐。民族主义退潮是全球化的结果。在我们时代，想要消解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认同政治与文化同一性幻觉，是比发明民族远为简单的。阿姨又为何舍近求远呢？（有人说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盟友。这在19世纪大体正确，放在今天这个每种意识形态都被后现代化了的世界里，就明显荒谬。）这一切都只能说明阿姨不是为了现实政治目的而做意识形态宣传，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阿姨指出中国发展的最大的捷径就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既然要走向国际化，发明民族岂不是绕了很远的路？钱乘旦的那套 “现代化”、“克服专制” 不也要融入世界与国际全面接轨？他所谓威尔逊、霍布斯、达尔文三个世界，和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的文明（欧美）、半开化（东亚）、野蛮（非洲）三个世界有关联：刘仲敬曾以1900前后日清两国的国际地位变化类比其构想：日本终被接受为文明国家脱亚入欧，大清江河日下无力回天。阿姨只提福泽谕吉如何放弃泛亚主义转向脱亚论，不提他年轻时就从西学、反中医、反儒家、嘲弄迷信的同学。阿姨的一大窘境在于他无法否认 “劝学篇” 与 “脱亚论” 互为内外，并与保守主义抬高封建忠孝贬低现代民法格格不入；阿姨是拜英国教徒，其同道是福泽谕吉、伏尔泰等激进启蒙者；阿姨推崇伯克，他最典型的知音却是德国浪漫派。（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不可分，参见伯林或萨弗兰斯基：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712682/ ）当阿姨讨论共时断层下的跨地区比较时，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然而当他以历时性书写的历史变化时，他的问题意识多是欧陆式的现代性困惑。

这就导致无论在启蒙西化派还是本土保守派眼中，阿姨都是个半吊子的三心二意者。一年前阿姨横空出世居然两边都有人当他是自己人，是学理上的冲突暂时被宣传需要遮蔽；然而学理的力量远比宣传更持久，这即是为何如今两边都不待见他。阿姨主张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政治语言的通约，必然意味着意识形态必须弱化。现代的社会总是相似的，保守的传统各有各的保守。民族主义与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消除。用姨学黑话说：发明民族只能铸造一个个（挣扎在达尔文世界边缘）的霍布斯国家，却不可能将其纳入威尔逊世界。只有当意识形态卸下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任务，仅为其自身、以其自身为目的存在，二者间的矛盾才能同时服务于保守主义宣传，才能够被兼顾。

5. 共同体与洪水

阿姨说，“思想改变历史的窗口已经关闭”，然而他却是当今中国唯一试图以思想改变历史的人。学者没有思想：思想史学者只负责忠实呈现古人充满矛盾的思想，哲学学者只负责消除思想（语言）中的矛盾 http://www.douban.com/note/484386965/ 。如果说从休谟到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期，同时代从吉本到兰克就是历史学的开端。实证的诞生其实就是幻梦的消逝而已。“形而上学的终结” 不是说世间再无神棍，而是说再无任何 “思想” 能宣称智慧具备独立的尺度。古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真理”，现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 “需要”。古代人活在历史中，他们的意识形态幻象是超验的永恒；现代人活在历史终结的路上，当今的意识形态幻象是历史性的连绵延续。催逼着保守主义者奋笔疾书的不是对真理的心安理得，而是心安理得的丧失。现代思想意识到自己是被投入到唯一共在的、相互关联的生活世界中的，也意识到任何思想的变迁、兴盛与衰落，最终取决于那些对它有利或不利的政治、经济或技术因素。学术训练令刘仲敬深知若要根本上扭转保守主义的败局，所需更改的绝不仅是文化，而必须消灭启蒙 “路径” 赖以获得优势的政治、经济或技术环境。阿姨学几乎不谈社会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姨教徒认为这是因为在 “右派” 眼里一切否认意识形态独立性、是被政治或经济需要决定、被技术和人口等社会因素限制的思想，皆是准马克思主义。然而神棍阿姨的真实身份可是史学博士刘仲敬，姨教徒别把人家想得和你们一样弱智。作为大学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这种史学是对的，但他从来不说。你若问及近年来政治话语之变化，他不会强调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但阿姨他自己正是网络起家的。

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大障碍，在于诸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本身有利于维持诸传统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也反过来维护政治稳定。类似的是：现代西方的政治结构正是有史以来最擅长消解意识形态的政治装置，意识形态降温反过来也有助于维护其稳定。典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稳定状态，二者之间难有跃迁。西方文明相较东方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打破前者的稳定状态，过渡到后者（而不是说现代民主建成之后只有西方人适合，东方人不适合）。阿姨要做的恰恰相反：既然目标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赢得优势，就得尽可能地回到前现代的政治经济结构；既然这不可能，就得靠虚构。他意识到在现代民主已经稳定的欧美，不仅复辟不可能，就连虚构它都是可笑的。而不处于两种稳定状态中的任何一种的中国，却正处在宝贵的窗口 “节点”。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他所谓 “达尔文社会” 边缘，残酷而动荡的前国家形态（所谓 “洪水”）是促成小共同体的最理想场景，厮杀和仇恨也是维持民族界限所必须。

无论姨教徒对 “洪水” 有多少种千奇百怪的解释，它的正解只可能是无政府且无（比家庭更大的）组织的状态。姨教徒的N种解释都是在寻求“真理”，而阿姨学中的概念却只能作为制造幻觉的宣传文本才能被理解。阿姨不会告诉你的是发明民族与 “洪水学” 有另一层关系：洪水无法仅靠对洪水的恐惧引发，因为恐惧会转变成风雨之中紧抱利维坦的自利选择。刘仲敬钻研英国史，对democracy = many headed monster这种“乱”的保守修辞怎会不知？“土豪学” 有配合乡贤治国论之嫌，刘还反大众民主，令好些公知怀疑他是五毛：你若吠起来像五毛，你就是一只五毛。然而他的另一些话又极端反贼，就看似矛盾了。相似性是思想最大的敌人，原理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很相似。阿姨的意图是为传播意识形态，他奇葩地认为“没有比传统更重要的事……政治成败只是琐屑的浮沫”，这是无论公知还是五毛都想不到的。意识到其言语行为是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而非以意识形态服务政治，才能跳出阿姨究竟是公知还是五毛的伪问题。历史中不存在 “chaos”，它是个神话词汇，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对秩序的重构，宏观秩序崩溃时也有微观秩序。在姨教徒的想象中 “乱” 意味着新民族界限未定，与周边产生你们阿姨所说的 “残酷的划界斗争”。然而放眼冷战后的世界，凡战乱不休之地一定有民族或宗教问题，反之则根本不可能 “乱”。因为在现代政治中除了这些信仰不可妥协外，其他一切都是能相互讨价还价的。然而为什么阿姨要发明民族呢？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一个人绝不可能信仰自己想发明的东西。他的目的其实是在虚构一种荒谬想象——

——这样的虚构对传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有利：

天下大 “乱”，各地组织武装团体自保。集体主义、人多欺负人少的 “抱团武德” 时代。在此等条件下三百保守主义斯巴达人足以屠杀成千上万的 “散沙”、“原子个人”。假如美国的公权力散架，成了一个小共同体社会，那么同性婚姻是不可能合法的，因为“抱团武德”的三百斯巴达文盲完全可能武力剥夺不抱团的一千雅典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的投票权。为防姨教徒抹黑阿姨、拉低阿姨的智商我需要说一下，阿姨和姨教徒是不同的。姨教徒把键盘抱团的集体自愚等价为现实中的集体武装，却不知现实中的集体是由你的地理居所决定的邻居，谁若和邻居们关系不好就可能被当作女巫烧死，比如整天说 “支”、“费拉” 等词汇的姨教徒们肯定是第一个被邻居们烧死的。姨教徒鄙，未能远谋。

——这样的现实条件对保守主义不利：

在现代民主世界中键盘政治家没有人身危险。“抱团武德”、“集体武德”、“组成能烧死塞尔维特的共同体” 这种三百斯巴达勇士为克服心理犹豫抱团烧死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被姨教徒审美观奉为高贵德性的现象不太可能在键盘世界发生，因此抱团效果不大。相反，你是否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话尤其重要：启蒙主义者对“智性真诚”“不顾一切说出真理”的无条件忠诚、永远忠诚远远超过了保守主义者。这就是为何在同婚案上双方气势完全不同：支持同婚合法的“万恶的知识分子”与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保守派却支支吾吾缺乏三个自信。

阿姨教导你们：路径之间并无所谓绝对优劣，只是有的路径适合在资源贫瘠之地生存，有的更能在资源丰富之地发展。无非是说：经济教育资源越丰厚，就越能提高人民的各项素质。越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就越适合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则是其中最成熟的。同样是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强调：一切意识形态宣传都必然在既有（conventional）意义上使用它的词汇，这意味着激进左派无法凭空造出 “未来语”：后现代法左话语必然是从保守派神棍语义库里东挖西挖拼贴一下（典型例子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80709/ ）。所以激进左派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战争还未开始就已注定前者必输无疑。保守派嘲笑左派是 “意识形态的”，是因为不成熟的新意识形态拼贴得更拙劣可笑，它的意识形态性也暴露得更明显；然而面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保守派却转过身来宣称任何价值都是意识形态的。发明民族只是一句空话，不是为了自保于洪水；阿姨之所以虚构洪水，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最适合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的环境，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保守主义。

6. 姨式保守主义是反功利的

阿姨曾说 “就像蒋介石在时没人觉得他好，等蒋介石失败后人们才开始怀念他。” 这些话本身不奇怪，自干五不知说了多少遍。怪的是阿姨自称极右反贼却也作此判断。矛盾吗？不矛盾。有“逻辑”才有所谓矛盾。因此当你觉得明知某种事态更坏却偏要这种事态是 “自相矛盾”，你一定已经预设了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你啊拿衣服，阿姨乃真·后现代·法左，岂会受制于 “好”、“坏”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肤浅语言？要时刻记住阿姨学的目的根本不是政治功利的，而是意识形态。“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之事。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它不是非功利的，而是反功利的：唯有炼狱中才有千年的希望，唯有恐惧中才有永恒的信仰，唯有绝望中才有不灭的彼岸。否则心理脆弱者又怎会需要鸡汤安慰呢？Keith Thomas在其专业必读书中指出城市化和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支配所构建起来的稳定世界观是巫术衰落的原因。阿姨反其道而行之：要光复神棍学，就必须先虚拟一个混乱的世界。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我说阿姨是意识形态家的意识形态家。阿姨不是某一意识形态的信徒，他代表着一切意识形态的那个 “意识形态性”。信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信仰，这是戈培尔博士的名言。他们不对任何价值信以为真，却信仰信仰。顺便介绍另一句更精辟的据说也出自戈培尔的名言：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人们只对弥天大谎上瘾。

意识形态可为现实政治服务，政治局势为何不能反过来为意识形态服务？阿姨曾直言不讳地将发明民族和 “重启历史” 并称。正如阿姨明知地方主义组织资源之孱弱无法与全民跨阶层跨地域共识的组织资源相比；他也不认为后现代 “认同政治” 比现代的共识政治更可欲（desirable）。然而 “desirable” 是堕落的功利主义者的语言与尺度，阿姨不屑一顾。阿姨所做皆是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而非他那套深奥难懂的 “七成正确”：任何七成正确仍是关于功利最优解的 “七成”。况且保守传统习俗在此地根本不正确：任何地区的 “保守主义” 若想获得一定规模的支持，其内容都由本地习俗决定。他说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说现代性乃从英格兰古老习俗中 “生长” 而出。具体哪些习俗？英格兰男女能否结婚自古与经济挂钩，黑死病后农民财产增多更形成了只有一定经济水平的男女方可结婚的习俗，因为不愿新添赤贫人口。该习俗令早期近代英格兰男性为经济积累平均婚龄达27岁，女性25岁，1600-20出生的人口中有20%终身不婚，在穷人中比例更高。这时你们倒谈起穷人就该多生，养儿防老了？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之前两百年就普及了nuclear family，你们倒赞美起闽粤大宗族了？保守主义对习俗的袒护只在习俗碰巧以unintended consequence方式符合现代性时才未沦为反动。你们也知曼德拉既要现代民主又舍不得非洲文化是药丸的，怎么到了自己头上就开始捏什么“楚国古老宪法”了呢？

2012年时我曾看到王某一条微博，大概是说当下也许正是考验与恩典，若某国和西方一样不存在这么多世俗不公，基督信仰也会淡去。这与他的政治观相矛盾，很多人都活在这种矛盾之中。阿姨不矛盾、不犹豫：他在智力上远超王某之辈，怎会瞧得起这种小市民的政-教纠结？某些姨教徒对大洪水信以为真，这样的棍是天真的；若意识到了政-教问题，这样的棍是感伤的；你姨早就超越了天真与感伤的棍的区别，以要神棍的意志，抵达了为棍而棍的境界。阿姨想得非常彻底：他热衷于攻击俄布党，却从不说大众民主的好话，反而有不少批判之辞。地道的网红都知道生存空间即公知圈或国师圈，阿姨却奋其私智，将自己的生存空间定位于公知圈和国师圈的夹缝，将意识形态置于功利幸福之上。然而韩国、台湾的现代政治之路与英国清教内战、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强意识形态革命完全不同，凡意识形态强烈的地区不仅转型代价大，而且事后问题不断，伊斯兰世界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也是公知圈和阿姨党之间的最大不同。右圈横跨公知圈和阿姨党，已就意识形态VS功利优先爆发过N次内部撕逼。每种意识形态的信徒都会遭遇当其教义明显不合功利时的取舍问题，选择是迟早要做的。

然而一切功利幸福上的损失在意识形态家眼里算得了什么？维持保守主义对进步主义的优势比一切都重要，为了维护文明的 “土壤” 即便付出亿万性命也在所不惜。不少姨教徒为元首的盲动痛心疾首，怪他葬送了保守主义的未来。元首认为维持日耳曼文化对犹太、共产、斯拉夫麻瓜的优势比一切更重要，屠杀上千万人是为了完成庸人们所不能理解的高远目的，是为了阻止人类堕落。阿姨教导你们：“乐园是不存在的，你若身在乐园之中，一定是有好战的人为你守住了边界。” 与如此伟大的使命相比，功利主义庸人的不解算什么呢？先知是不求理解的。“假如种子不死，无虑花果凋零”——阿姨一再提醒你们诸神之争是残酷的，甚至 “无所谓道德”；肤浅的现代道德哲学家都要皱眉头了，但这在他的立场上很好理解：只要你将 “道德” 一词的词义原教旨地等同于 “意识形态准则”，善恶的界限就仅取决于诸神之争的战果（这就是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分野，自由主义则是两者之间的妥协产物）。历史牺牲得了古代人，现代人这些次要的 “花果” 怎就牺牲不得？没有律法的费拉死了也是德性匹配的下场。功利主义者之所欲是让人人都听得起贝多芬，美的艺术必须超越时代和地域，必须属于全人类：让被诸习俗所严厉分割的，重新团结在一起；在欢乐女神羽翼之下，人类团结成兄弟。这种幼稚的白左理想与深刻的阿姨学相比多么肤浅啊！现代人只顾保存和扩散文明的 “果实”，阿姨学却要营造能产出果实的 “土壤”：只有盲目的希望、痛苦的判决、压迫性的特权、粗粝的普通法、犁与剑、鲜血与土地、部落与祖先，才是汇聚起超人的精神力量再次谱写日耳曼歌剧的前提。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因为黑暗的 “积累” 比文明的 “挥霍” 更重要。这些词汇若有意义，只可能是心智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意义上的隐喻，只讲政治史的阿姨从没谈过这个领域。刘小枫知道 “古典心性” 是政治神学的首要条件，阿姨却从不谈心智史；这是他的愚蠢吗？非也，这是因为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变化更多取决于history of science而非history of ideologies，心智史和装饰艺术（例如埃及的直线、希腊的曲线）的联系都比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更紧密：例如艺术史学对任何主题的理解最终都服务于对母题的深究，否则这种艺术史就是残次的，而意识形态史却没有这个要求（当然，较严苛的学者会认为这整个学科都是残次的，我对此不予评价）。即便意识形态也表达了某种心智，也是以遮蔽它的曲折方式表达的。心智史与意识形态史不同，它是关于醉梦的历史而非装睡的历史，这个领域宣传家必须躲着走。然而不提 “心性” 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放弃对此的要求（对比：在国产施派那儿“心性”是核心要求），也导致两年来姨教徒素质每况愈下一low到底。只有装作古人和今人心智相同，姨教徒才会误以为只要在政治 “格局” 上复封建，“积累”、“原始丰饶”、“发明民族重启历史” 就能重获可能性。一旦古人心智被历史地呈现，姨教徒们就会怯步于古今人性的可怕鸿沟：中世纪的人不知小时无论分秒，“千年终点” 遥不可及却不知是何年；文盲率98%的世界里没有日记遑论照片，回忆又曾是一片多么广袤的草原。他们不渴望在世间刻下独特个人存在，对埋葬在无名墓碑下者而言 “向死而生” 毫无意义；他们没有历史意识，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仍认为耶稣的时代与自己的时代并无不同；一生的经验超不出狭小的几十里，山的那一边是异邦山贼，海的那一边是狗头人和双头人；对病人而言，圣物的神迹是治疗的最佳手段，隔壁的寡妇是下咒的最大嫌犯。此种黑暗足以窒息一切精神或物质资源的积累，因为它取消了积累之必要：既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也无所谓对永恒的渴望。黑暗时代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浮沫且安于这一命运，闭塞而狭隘的心智只会如岩石一样野蛮粗粝：他们不顾生死正如他们冷血残酷，皆因尚不知丰富的生命所需经历的幸福与悲怆，后人若将黑暗时代的争勇斗狠也误认作英雄气概、古典德性，便是天大的误解。它所能积累下的唯有 “immemorial past”、“自古以来” 审美误解，为已身居富足和平的世界却无法忍受无聊的叶公制造出龙的幻象罢了。

7. 要虚无，胜过什么都不要

如上是你姨所说的 “自由”，即 “盲目与希望”。我们最后来问：他究竟为何执行这样奇葩的、以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本身为意图的言语行为？我们之前说过，阿姨误以为威尔逊世界扩张到全球即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会作为重叠共识 “基调” “底色” 长期存续（再说一遍，这纯属妄想 http://www.douban.com/note/533572166/ ）。然而这尚不足以解释为何阿姨会采取如此奇葩而极端的宣传。自觉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区别于真诗人的特点之一，在于前者皆有明确的目标读者群体，他的极端、奇葩不完全由自己的审美偏好决定，更多是由其目标读者的心理需要决定的，沉溺在该意识形态塑造的心理感觉中的是姨教徒而非阿姨。阿姨说生命就是 “有机的矛盾”，然而古代的真睡者尚未意识到矛盾，梦中的行为岂是咕哝着 “逻辑一致才是病态的” 的装睡者所能再造？逻辑一致不是病态，尚未意识到自己逻辑不一致也不算病态，唯独已意识到逻辑不一致却固执坚持者才病态。

姨教徒一读到古代英雄的坚毅无畏就恨不能生在时光的彼岸。他们如是自我想象：他若能是罗伯特·李，一定会解放了家中的黑奴，再为蓄奴州弗吉尼亚而战的；他若能是朗德纳克侯爵，为旺代封建不惜屠戮村庄，却也不会后悔折回塔楼救下三位孩子的。他们怨恨：若不是二十世纪政治学取消了主人和奴隶的语义，只剩下 “利益群体”，历史女神的胎动中定能产出另一位李将军；若不是二十世纪政治学取消了领主和农奴的语义，只剩下 “利益群体”，他们此生定是有机会追随侯爵大人直到塔楼下的。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一位解放了自家黑奴同时拒绝为南方服兵役的农场主，或一个火场中舍生忘死救下孩子的普通人，都不曾唤起他们同样巨大的尊敬。盗亦有道给予他们的心理慰藉远大于精益求精，懦夫、奴才和斯德哥尔摩症患者总对善心未泯的压迫者倾注巨大的热爱，“德性” 二字对姨教徒而言不过是屠刀之后的成佛——不用很累也能成佛，只要先射箭再画靶，依照自己那点苟且的心理需要和卑贱的趣味来定义道德就行了。可恨的实证知识，可恨的话语分析。所有怨恨最终汇聚成一句话：若不是现代政治以简单的方法就达成了古代英雄们流尽鲜血都无法保护的幸福，英雄的心灵本不会衰老的。然而这些人有何资格谈论英雄的心灵呢？世上最可鄙可怜的哀叹，就是哀叹自己所知过多再也无法回到愚昧。这是一个人所可能达到的对命运的最大怨恨，这与爱命运的英雄主义岂有丝毫相似？

于是姨教徒说这是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他们说：不信意识形态就是虚无主义。这个答案恰是懦夫不敢正视自己的虚无编造出来的谎言。真相是：只有当一个人心理上需要信仰却又无法信以为真时才会有虚无主义。对道德感良好的人而言，若能做到不忍众生苦，又何恐圣教衰。相反对于一边强调宗教信仰一边赞美狭隘、把 “圣母” 当贬义词泼给 “白左” 的姨教徒，我已想不出什么比这更信仰败坏的丑类。同样，我也无法设想还有什么比“一切价值皆源自意识形态”更虚无主义的鬼话，这难道不比“世界没有任何价值”这句nonsense更虚无、更堕落、更丑陋百倍。阿姨认为若无“民族”等想象的共同体，便只剩下“天地不仁、宇宙孤寂”，认为这样的世界中 “史后之人” 注定沦为 “无意义的布朗运动”。这暴露了姨教徒们的虚无：没有意识形态的宇宙是孤寂的？诗人的宇宙何其辽远静谧，音乐家的星辰何其恢弘壮阔，与意识形态何干？保守主义者将生命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数亿人的民族community幻觉中，然而一旦要把这个community的范围扩大到更久远广阔的全世界他们就不寒而栗。其实想象上亿人的community和想象几十亿人的community都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因此他们真正恐惧的是等级的消失，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嫉妒才是优越的源泉。

阿姨说“幸福”是末人语言，我想请诸位自省：有几人敢说真正做到了追求幸福，若真要做到这一点又需何等勇气与毅力。顺从邻人道德、放弃幸福是再轻巧不过，颓废者无不如此。姨教徒无能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赋予意义，需靠想象community的文化同一性以邻人为镜。有人说只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剥夺生命意义的完整性（integrity），那又是何种生命意义？在意义的世界里，没有比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更善，没有比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更博大，幸福怎会和这些意义冲突？懦夫和命运怨恨者把 “道德” 之义篡改为 “给予我心理安慰” 抱团退缩到 “立场” 这种典型的相对主义话语中，竞相责怪对立意识形态是相对主义！他们一边将后现代斥为 “解构性负典”，一边却热爱 “认同政治”；他们嘴上反对多元文化，却不知造成多元性无法调和的正是他们那样的偏执。如此苟且的生命又怎能理解既能承受生命之重，又无惧于存在之轻的现代人。“现代性的光芒……”黑森林里的农民纳粹哲人咕哝道，“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光明若将黑暗扫荡殆尽，遮蔽和去蔽的暧昧游戏岂不是玩不下去了。愚昧者的勇敢只是因为不深思，当他们一停下来思考，就怯懦了，“爱愚昧”的反智之徒不仅愚蠢而且懦弱，更是等而次之。然而现代人早已能安享宁静欢乐，不以挎剑终日的浮夸之举为武德，是因为我们的勇气源自我们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且我们相信：未来属于那些更严肃地对待生命，更严肃地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人们，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如此，在异教衰落基督教兴起的时代如此，在路德的时代如此，在伽利略的时代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如此，在当今也如此。

结论：

阿姨学出自一名自比小册子作家的英国史博士之手。只有将其当作以意识形态本身为目的（而非借意识形态实现政治目标）的言语行为（speech-act）时，它才可能被不含矛盾地理解：这意味着不仅不能将它视为命题或政治学模型，也不能将其视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标而作的意识形态修辞宣传。它必须被理解为一股力，无论它的诸多源泉看似多么复杂矛盾，其思想倾向（即其合力）的方向是异常清晰的。只要能结合当代的语境，并具备和刘仲敬相当的专业知识，推论出阿姨学的意图与手法是不难的。然而这样的 “意识形态（解释体系）先行” 的做法不可能长久，阿姨最初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早期扩张招揽信徒。意识形态若要不暴露出荒谬性则必须依靠良好的直觉，这种高要求远超一般外行的能力：对外行而言要么信仰要么不信。因此姨教徒的日益疯癫化是必然的事情（在一个已经祛魅的世界，对于仍决定坚守意识形态的信徒而言，原教旨化是必然的事情）。现如今原教旨姨教徒已是阿姨（乃至中文世界的保守主义）的负资产。他们的存在使刘仲敬难堪，无法公开放弃自己建立的“解释体系”。

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再单向地为政治服务，一些政治规则本身是为意识形态 “心理需要” 续命：意识形态就像毒品，既制造心理需要，又满足它。区别在于后现代主义者是为了让意识形态一直以“后”“后后”“后后后”的半死不活方式闷声大续命，然而阿姨想要获得宣传规模，即便不可能玩儿真格的也得装作玩真格的，才能显得比其他意识形态家更真诚些。阿姨的真正思想资源就是他的学术训练（而非如他所说是19世纪麦考莱那一套）：深知极端保守主义只有在乱世才会被需要，单纯的洗脑无法抵御世界的祛魅和智性启蒙的步步进逼，所以他要营造洪水的修辞意象。马克思的教诲他一直谨记：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必须有政治经济史的结构变化，才能塑造有利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条件。

阿姨承认自己是个小册子宣传家也是迫于学界压力，不可能装作自己说的是真话，于是就坦言阿姨学只是“说说而已”的宣传品。我能在此文中作出以上判断恰是因为阿姨绝非 “民间史学家”：正因为他的英国史训练，他故意犯下的这些大错才这么有迹可循。阿姨学的所有谬误和隐瞒都指向一个结论：它完全蔑视世俗幸福，为了让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优势一切皆可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刘仲敬蔑视世俗幸福）。秦晖说他有滑向法西斯的危险，后来姨教徒中就流传一句话，大意是若是极权说你法西斯，说明你是对的，所以“不要怕被极左说成法西斯”。他们活在一个被虚构的极左和极右厮杀的屠宰场里，虽然荒唐，姨教徒还是信了。1991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可能算得上人类史上最安全最繁荣的时代，然而在极端的年代——请意识形态家们记住了——从奥斯维辛到神风战机，无谓血海里的每一滴血，都浸饱了你们及你们的狂信者们的罪孽。

P. S.：

这两万字的 “阿姨学研究” 是去年写成的，它是一篇关于21世纪初汉语世界意识形态小册子的文章。我常说凡意识形态皆须制造集团对立，唯有削弱之方能追求世界大同；凡意识形态皆需 “扎根” 于古老迟缓的过去，唯有削弱之方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未来。我是在他首次公开露面讲 “缺少土豪的世界” 时就立刻批判他，当即称其为 “神棍语” 进行语言批判的。那时很多人觉得他是史学奇才，不过是自己外行罢了。有人佩服他旁征博引，也是外行之见：凡治史学就没有不旁征博引的。同样篇幅的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得有哲学论文的三倍。别的学科都精研核心材料，唯独史学要求泛读大量文献。阿姨谈商鞅还好，谈起《利维坦》也是《商君书》的水平就明显是在胡诌了。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只可能以（伪）史学面目出现，很难假借法学或政治学。阿姨最多狐假虎威地借自然法之名反对实证法，是不可能和你谈哈特与富勒，讨论下 “最低限度自然法” 是否多余的。

要说历史学的方法革命，“古史辨” 式的对史料的怀疑意识只是做侦探的基本素质。然而重构历史远比重构案发现场复杂得多：案发现场的时代语境是现成的，重构历史却必须构建出它的语境来。因此当今史学界正在发生一次 “语言学转向”：当你使用某概念重构历史，首先要说明此概念是否恰当。这道坎大多汉语学界的学者还没跨过去，很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谈 “启蒙”、“民主” 这些大词时，仍会令学哲学、政治学的同学们瞠目结舌，阿姨学这种通篇玩虚假概念的文本能大行其道也不足为奇。

启蒙要求揭露权力与语义的关系。只有揭穿了意识形态之后，自然的价值判断才能显现，秩序与可能性才会变得清晰：媚俗将无法伪装成优美，神棍也将无法伪装成崇高。本文挑选阿姨学作为案例，是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家的最彻底的意志和最高妙的谋略，将欧洲史上曾有的各种弥天大谎活学活用到了极致。意识形态本是神话传说中的怪物，意识形态批判乃屠龙之技。本文不仅是为了帮助更多人看穿阿姨学：真正有价值的批判永远是借批判某个具体对象，来展示批判方法。凡是看穿了阿姨学并掌握了看穿它的方法的，都不会再受到任何较粗劣的意识形态诱惑。我曾推荐学英美语言哲学的人读海德格尔：倘若你能操着《我们赖以为生的隐喻》或《哲学研究》中的思路，把晚期海德格尔解剖得一干二净，那么任何玩弄语言的粗劣把戏都不可能瞒过你的眼睛。

讽刺的是，阿姨学最好的防卫正是学理上的破绽百出：读惯了学术书（顺便推荐 http://www.douban.com/note/521885657/ ）的学院派早被这种浑身破绽到处咆哮的疯狂行为惊得瞠目结舌，之前有几位学者尝试批判他，也就寥寥几句无从下笔。《我的奋斗》在德国出版令负责批注的学者们无比头痛，因为面对此类疯狂文本根本不知从何驳起。任何针对阿姨学的史学真伪批判都要耗费数倍于其的篇幅，此时阿姨已经炮制出了更多谬论，而姨教徒凭借 “你未能批判阿姨学之整体” 总能精神胜利。

当代西方大学收纳税人的钱供给文科的重要功能，即培养权力和话语的分析者，成为其道德理想的卫道士或其政治实践的修补匠。其原理就在于日常语言和现代民主之间的相辅相成。几代语言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操练，就是为了磨砺对民主的潜在敌人的敏捷反应，将这种斯宾格勒式神棍语镇压在歧视链底层。这就是作为当今政治经济装置一环的西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国内学术界对阿姨的确少有批判，使得姨教徒得以吹嘘阿姨老仙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法驾中原。除中国学术界水平不如西方外，也因中国学术界不对现代民主负责。海德格尔说思想要有 “扎根性”，施特劳斯说博雅教育是守护 “土壤”，前些年这俩人在汉语世界大红大紫，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变化之急乃人类史上空前未有。阿姨在文青民哲神棍界被硬捧成教主，也是因为此。

凡读过《西方的没落》者都知道阿姨在修辞上完全无法与斯宾格勒相提并论，那是大神棍时代（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36851627/）。阿姨自称轻辩论重宣传，是在和我这类人比；若和斯宾格勒比他简直是个学究。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自觉极大地增加了神棍的生存难度。姨教徒读过斯宾格勒吗？真·神棍之心也，不知比你姨霸气到哪去：从头到尾开脑洞说胡话，全无提防辩论的蛛丝马迹。相比德棍的悲观，英美神棍已算进步：真·科幻作家H.G.Wells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的 “未来世界政府” 到福山皆是例子，而神棍学最高水平当属69年Kenneth Clark在BBC做的纪录片Civilisation。阿姨学模仿了上述神棍们的某些诗学意象，但却是自觉受宣传意图驱使；装睡者只能拼贴破碎的意象，却无法模仿真睡者的浑然不觉。

阿姨学暴露了学术界的孱弱。由于它是意识形态宣传而非史学，其对政治哲学界的羞辱大于在史学界引发的尴尬。而当今政治哲学的问题远不仅是汉语学界的，而是世界性的。人无论持何种道德哲学，道德行动皆需出自善良意志；无论研究何种政治，政治最终必然归为自利的暴力与算计。两者对人的心智的影响截然相反，却又缺一不可。政治学最终是以赏罚写成的实践伦理学，研究越深，普遍关联的现代生活世界就越向你展露它的全貌。因此研究越深所涉越广，对研究者的心胸和勇气也会要求越高：研究中世纪村社的史学家只需关心一村邻里，研究现代政治者必须心怀天下。“无偏见性（impartiality）” 由启蒙时代的思想要求变成了现代世界的现实要求。学者也是人，其所赖精神滋养仍源自生活，依赖青年时代形成的性情和审美，这方面百年来进步不大。结果很多学者的精神强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在面对一个比原来大得多的世界时的智性真诚，本该最是山巅风光无限，他们却觉得高处不胜寒。朋霍费尔说愚蠢之缺陷在于道德能力而非智力，而先哲巨人们最令人动容的，也正是其严密朴素的文本背后漫溢着的英雄气。近半个世纪以来德性论哲学的出现恰恰说明德性出了需要解决的病症，这在莎士比亚与贝多芬的杰作中是不存在的。谁能说今人的精细严密和古人的勇敢骄傲无法并存。然而对于无力在赐福世界的过程中赢获生存价值者，向意识形态妥协以换取 “意义”、“幻觉” 和 “立场” 偏见几乎是必然。更何况这是在一个连新左 + 施式保守的奇葩都能成为教主的、甚至开着廖凯原思想课程的学术界，镇不住 “刘仲敬现象” 绝非意料之外。

本文初成于去年秋，却等了半年才加以修改并贴出：执念可破而不可断，若在很多人爱阿姨爱得死去活来时说这些，他们怎听得进去？但如今，除了少数癫狂的姨教徒外还有谁会信什么古老宪法、封建、土豪、民族发明学呢？就连刘仲敬本人都很少谈这些了。不止一人曾问我何不写长文批判阿姨学，我都说长文早已写好，但“批判”是没意思的，不到阿姨学气数已尽我不会发出来。我宁愿剖析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也不愿在其如日中天之际击倒它；宁愿让这阵话语癫狂耗尽老死，也不要让它看起来偶然中断、命不该绝。这也让那些没节操却懂些史学或政治哲学（大多政治哲学本就是意识形态）的人看清：不要看阿姨一时暴得大名就欲步其后尘，不用太久你就会看到阿姨学成为刘仲敬的负资产。大家都是聪明的年轻人，但聪明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且很快会越来越多。国人水平虽差，但亿万之众绝不缺聪明人，岂容怪力乱神胡作非为。这是一个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世界，网络令政治话语空前裸露：政治哲学的交锋最终拼的不是修辞，而是你的语言能有多无私，你就能有多无畏。阿姨该知足了，你能把那些僵尸词汇折腾上两年，已是人类奋其私智的极限；我手下留情到现在，则是为了让时间自身展示这一极限。阿姨学贵胜而不贵久，然而在这个加速变化的地球村，意识形态话语只会越来越短命。就神棍学而言刘仲敬高于田园施派是肯定的。成于互联网幼稚期的施派能忽悠上十年，阿姨学却注定比施派隐微术更快地沦为笑柄，绝非个人才智所能弥补。后来者水平再高也注定只会败得更快：小枫、仲敬尚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墨迹，你们绝没这个机会。思想之力贵久而不贵胜，你们的每次失败都会增强人们对神棍话语的免疫力和批判意识，每次短命的发明话语都会推进政治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政治哲学大词已经越来越暴露为省察而非信仰的对象，我们就看着一代代意识形态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等这些走马灯越转越快，快到了只剩下模糊一片时，它也就该结束了。

网民哀嚎：

台灣鄉民 2016

不到阿姨学气数已尽我不会发出来。呵呵。

不過在我來看有一點是真的：所謂的阿姨學是為了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發展出來的東西，所以其中有些放在其他地方看上去或想起來會可能不大合理／無法通盤解釋的地方也是很自然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阿姨学出自一名自比小册子作家的英国史博士之手”，却不知道这个博士以前是个法医学的操刀手。在我看来，“阿姨学就是‘法医学的操刀手’在做‘英国史的博士后’——而且误把活人当作做了僵尸”。

谢选骏：“阿姨学”就是法医学

《Fwd: 我所理解的阿姨学》（思想起 二月 04, 2018 孙曙光 ）报道：

上个月看完了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作者在抗战之前完成了此书关键部分。想写篇读后感，拖了半个月写不出来。也许写这类文字需要足够多的积累，考虑再三，决定还是退而求其次，先从为什么读这本书开始吧。

我是从一篇对阿姨的访谈中知道这本书的。阿姨对雷海宗的评价是"他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

问题来了：斯宾格勒是谁？鬼才知道啊！总之研究历史很有大局观就对了。阿姨亲口推荐，作为阿姨的粉丝，自然是一定要亲自读的。那么问题又来了：阿姨又是谁？

"阿姨"本名刘仲敬，传说在网上别人论战中插话留言说"来来来，阿姨教教你……"，因而得名，他的一些观点也被粉丝成为"阿姨学"。三年前网上有一篇粉丝称颂阿姨的软文，提到文明的兴衰时用了一个类比，大意是"文明的鼎盛时期应当是其发展曲线的二阶导数最大值……"，看得我当时大脑短路，竟然出现画外音：这个类比妙啊（司马懿捻须状），于是在网上找来了阿姨在国内已经出版的两本书的未删节版。一本是《民国纪事本末》，另一本是《从华夏到中国》。通篇文言文风格，看得大脑死机，哪一本都读不下去。没办法，只好从阿姨写的一些短篇看起。

阿姨博闻强识，学贯中西，有人评价他"可能"是当代陈寅恪。上面提到的那个"二阶导数"的类比，现在看来只是粉丝的画虎式模仿。实际上阿姨的短篇文章通俗易懂，类比精妙却不卖弄技巧。同样描述文明兴衰，阿姨可能会这样类比——

"如果文明分四季，夏季才是文明的鼎盛时期，虽然秋季有丰收的繁荣，但是果实成熟，离叶落已然不远"。

谈到古代欧洲物权关系复杂的时空属性，阿姨可能会这样类比——"猫狗都喜欢宣示领地避免纷争，上午一条狗在墙角尿一泡，表示这块地方上午我占了，别的狗狗不要来。另一条狗闻到了气味，他就不会在这里停留。但是猫不属于同一物种，它就会在这里蹭一蹭，宣示自己的领地。等到下午，气味减弱甚至消失了，别的狗闻不出来，就可以来这里再尿一泡，宣示这个墙角下午归自己。"

当然阿姨也有些烧脑的观点，因为自己脑细胞已烧，尚未恢复，以下只能选择三个姨学常见名词，谈谈自己的理解。（如果表述有误，那是我个人的理解问题，和姨学无关。）如果感兴趣，欢迎交流。

一、原始丰饶

特指文明产生初级阶段，此时人民崇尚武德，有纷争时推举有战功的人判决。各种判例累加形成习惯法。因为原始，所以相对于逻辑推理，人们更看重历史记忆。因为丰饶，所以文明的发展方向有更多的可能。随着文明的积累，会进入一个关键"窗口期"，在此期间一些关键变化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此后历史被"路径锁定"。

中国有没有原始丰饶时期？如果以尚武精神为标志，这个时期应当是春秋战国。阿姨认为华夏历史的窗口期是秦统一六国之时，因为秦"奋起私智而不师古"，（大意是相信自己的智慧胜过祖先），导致古代健全活泼的社会被断送。即使项羽这个"最后的贵族"出现，也没有改变历史走向。雷海宗认为尚武精神早已衰败，所以对中国历史的划分节点更靠前一些。他这样写道——

"春秋时代当兵不是下贱的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国时代全体人民当兵，战国后上等社会不服军役，卫国责任转移到贫民甚至无赖流民肩上"。

二、文明输出

文明的等级有高低之分。如果把文明比作水源，低等文明就像水源下游，需要上游的高等文明进行滋养才能发展。如果把文明比作自然中的生态系统，高等文明更复杂，适应变化能力强。文明厌恶真空，权力真空期是窗口期，同生态位的文明会彼此竞争路径，最终锁定历史方向。

我们的文明处在什么位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定义"我们"是指什么。是华夏还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国？我猜答案可能在《从华夏到中国》里面。可惜自己读不下去。

三、民族发明

阿姨认为：先有共同体，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后面才有民族。民族不是固有的，而是可以通过特殊手段被"发明"的。

怎么理解才好？

举例：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此前没有电灯。爱迪生凭借其聪明才智，经过各种实验，历经多次失败，发明了电灯。

这样一来，就有了画面感。

类比：梁启超发明了中华民族。

…………

还是不太明白。

我的理解是，民族发明没有多次试错的机会，必须抓住关键的窗口期。首先要形成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凝结核，就像冰晶凝结成雪花，雪花滚成雪球一样，共同体最初是由一个团体逐步形成的。团体的核心，在原始丰饶期是武士英雄，在近代文明时是原生土豪。土，是土生土长，是在当地发展而壮大，是与当地人民利益一致；豪，是资本充足，是急公好义，是尚武精神在和平年代的另一种形式。土豪的出现提高了人民自治能力和社会复杂程度，但也同样增加集中管理难度。

姨学还有很多精彩的概念和论述。有些历史规律，在世界历史上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重复被验证，如果可以凝练成文字，比如"求战者安，求安者亡"，阿姨称之为"隐秘法则"；如果不能用现有的逻辑体系解释，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数，阿姨称之为"神意"。阿姨笃信自己的理论并且身体力行，在去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并跑路美国。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公众号"冬川豆种子不死"。

这个公号别有深意。阿姨认为传播自己的理念就像播撒种子，总有一少部分会生根发芽。他自称"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却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回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阿姨学”的发明者刘仲敬原在新疆公安局里法医的干活。而所谓的“阿姨学”其实就是“法医学”。

《李尔克：“阿姨学”让人如何评判？》（老资料网 自由撰稿人，广州）报道：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刘仲敬”这个名字在大陆汉语阅读界或学术界、思想界确实激起了几许波澜。这位以豆瓣大V“数卷残篇”起家、其拥趸赐昵称“阿姨”的“历史学者”以一种横空出世的姿态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其思想内涵与言语风格不仅塑造了一整套关于历史认知与判断的话语体系，而且逐渐转化成了一种仪式感满满、仿佛具备了秘密会社表象的交往话语，其追随者簇拥在“阿姨学”、“数卷学”的旗号之下，念叨着“土豪”、“游士”、“费拉”、“洪水”等密语，或拙劣或过于机智地模仿着他们的教主的话语，对吾等“费拉”、“末人”恶意而嘲讽地指指点点。至于刘仲敬本人则借着不大不小的声名过上了一个符合当前网络学术红人典型范式的日子；当然了，有出版社编辑的支持，能出出纸质书也是极好的事。

　　刘仲敬的《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应该是其继《民国纪事本末》与《从华夏到中国》之后出版的第三本(或第二点五本)大作(那些在地下流传的网络版、未删节版、未出版著作的文献史，笔者既无精力也无兴趣了解；至于其译著休谟的《英国史》，则宜用“惨”字形容)。此书的腰封上即已作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宣告：这将是一本“真正的宪制中国史”(特别强调了不是“中国宪制史”)，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中国”、“中国和华夏文明的关系”、“中国的未来”这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何处去”式的终极哲学问题。所谓“经”与“史”，“经”为“基本法和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史则为“基于经(正当性)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通过历史编撰行使世界法庭的职能”(第1页)。看到这里，对于刘仲敬过往作品与“史学理路”有所耳闻的读者其实都可以放下本书了，因为这一望而知不过是刘仲敬又一次重复自身布道文的产物。确实，本书的核心思想与《从华夏到中国》如出一辙，不外乎是兜售那套糅合(伪)西方中心主义、(伪)英格兰保守主义、(伪)施宾格勒式的文明季候论、(伪)世界新秩序、(伪)春秋公羊学等“历史理路”与“草蛇灰线”的一种所谓回到以德性为支撑的“小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只不过，在《经与史》一书中这种种线索被重新由“华夏”的历史线索串联了起来，比起《从华夏到中国》中那更为散乱的论述，就阅读体验而言算是有所改善。

　　刘仲敬的治史风格从来都是其反对者激烈攻击的对象。这些批评中也不乏总结到位者，一位知乎网友便借刘小枫批现代主义之口形容刘的文章“构想多于观察、诗意铺陈多于描述性分析、解放主张多于症候分析、新异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多于对显存只是论述的审理。”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并不恰当，因为他最擅长做的并不是充满诗性与激情的创新，而恰恰是做搬运工。

　　事实上，仔细考察刘仲敬笔下的几乎每一个历史性论点，从楚汉之争作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大决战”(A rm ageddon)，到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东亚作为日苏、美苏霸权之争的外延，无不以不同形式都被刘仲敬所鄙夷的“学院历史学家”所论述、争辩过，只不过这些要么来源于前辈学者，要么就是尚待论证的观点，到了刘的笔下就魔术般地变成了以“智识”与“格局”反抗“材料”暴政的“洞见”。就思想性而言，刘仲敬也并非自诩的“先知”，而只不过是以一套自创而又未必高明的语言重新包装、兜售别人的观点而已。如果把他拔高至犹太先知乃至施宾格勒的层面，那未免有点荒唐可笑了。

　　就写作而言，刘仲敬的语言风格不外乎是由半文不白的汉语、三流的比喻与惊人的附会炖成一锅的产物(不得不承认，刘的中文功底比笔者的糟糕中文还是来得要好的)。奇怪的是，在《经与史》中，刘仲敬甚至放弃了《民国》与《华夏》中那种文言文为主写作风格，不知这是否暴露出他意图扩大其“福音”传播力度的意图？在这里，刘仲敬又以一种惊人的毅力把这种语言与他所认为的史实及其想象(应该承认他的阅读量、记忆力与惊人的联想力似乎让人无可指摘)融合成一锅大杂烩，以致使那些愿意认真对待其著述的人，似乎只有在拥有像秦晖那样的知识储备、雄辩力与(主要是)体力的情况下，才能充分研判刘仲敬笔下许多句子背后的事实错误与思想的贫乏。

　　总体而言，刘的《经与史》给人最大的感觉恰恰不是什么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其力度达到论辩文(polem ic)乃至启示(revelation)的奇书，而是一份冗长无趣而又不断故作惊人之语的文本。

　　其实，《经与史》让笔者更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其主体论述部分，而是刘仲敬在本书的“序”与“跋”中所不再(或不那么)遮遮掩掩作出的宣告。就笔者有限的“阿姨学”知识(显然远远达不到让阿姨教信徒满意的程度)而言，这是刘仲敬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用一种日常交谈中勉强能令人接受的语言提出自己的治史纲领：“格局”高于材料，“认知图景”决定智识高度，而历史就是为了向精英的统治提供必要的博雅教育。“漂流瓶投入大海，不能确定接收者，但它有自己的受体识别信号，指挥对有心人起作用。文体是识别信号的一部分，自身就构成排斥机制。”(序言第1页)“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340页)至此，刘仲敬可以算是彻底摆明了立场：他的言传身教本来就不是为我们这些在埃及暴政下沉湎世俗、自甘堕落的俗人与末民准备的，上帝的选民自会从灰烬中崛起而到达迦南乐土。

　　从基于理性与对现实政治判断的角度而言，笔者当然觉得这样的一种宣言是极其可笑的。我不认为刘仲敬与其崇拜者能成为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他所心系的“精英阶层”与“世界”帝国，假如存在的话，显然还远远没有沦落到需要他为之背书的程度。

　　其实，所有真正的对话都需要预设某种双方共同接受的理性交谈与判断的框架。对于一名预设自己立场的真理性的先知与其追随者而言，他人恐怕无法与之展开真正的对话。正如刘仲敬们喜欢说的，时间自会证明一切。对待“先知”，自然无需打压、绞杀，但也确实不必太较真。实际上，“先知”自己最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而笔者明知会上当还要花45块钱买“先知”这本书，还真的是too young了。

谢选骏指出：“阿姨学”就是法医学，所以阿姨学的门徒们，大多具有恋尸癖好——

网文《恋尸癖》报道：

恋尸，是个人对尸体表现爱恋或性吸引的现象。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把恋尸列为“性欲倒错”。但是恋尸行为的含意显然颇为多样。研究者在访谈恋尸者的研究中发现，多数会描述自己有欲望占有一个全然不抗拒的对象（68%），或是希望与已死的爱人结合（21%），有些人对尸体感觉性吸引（15%），或者希望透过与尸体结合来克服孤立的感觉（15%），或者透过全然控制死者来寻求个人的自尊（12%）。

拥有这种癖好的人多见于与尸体有职业性接触的男性，如太平间、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外文名necrophilia。

概述

恋尸癖是指从尸体获取性满足。在不少文献或文学作品中，把对死亡配偶尸体的固执性爱恋和对异性尸体的嗜好性凌辱行为也作为恋尸癖。狭义恋尸癖仅见于男性，男性恋尸癖习惯上称奸尸癖或奸尸狂。这种人具有与尸体进行性交的强烈欲望。有时，这种欲望可以通过与尸体性交的想象来满足；有时，这种欲望则只能通过真正地与尸体的性接触来满足。还有些奸尸狂以保留尸体的某些器官为乐趣，这些器官通常是女子的乳房或生殖器。由于有些奸尸狂采取将其被害人杀死的方法来获得奸尸的机会，所以这种行为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威胁。具有恋尸定向的人被所有没有生气的和死的东西所吸引和迷狂，诸如死尸、腐物、粪便和污垢。他们对此类事物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不管内心的态度是喜欢还是厌恶，他们都感到被它诱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它，对它作出反应。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语方面观察到其恋尸倾向。例如有的人津津乐道于病症、埋葬与死亡，还有的人更赤裸裸地谈论血腥场面，描述血淋淋的暴行。

通常，恋尸倾向明显地表现于人的梦境之中。这些梦涉及谋杀、流血、死尸、颅骨和粪便；有时也涉及那些转化为机器的人或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许多人偶尔都会出现这类梦境，但并没有明显的恋尸倾向。恋尸的人经常会有这类梦境，有时还会重复出现。一个人的恋尸定向从他看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他总是不太关心别人的情绪，对美不敏感，却首先注意到那些与死尸、粪便、污物有关的东西；他的脑海里时常泛起关于这类东西的联想或幻觉，令他仿佛见到和嗅到似的。

形成原因

多数研究者认为，在这种人身上有一种支配其性交对象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在其性满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尸体绝对不会反抗他们的命令，因此他们宁愿选择尸体作为性交对象。对于那些活人假扮的尸体，他们则要求其一动不动，如果对方的身体活动了，他们便会感到自己的命令受到了违抗，便会丧失性交的欲望和能力。这种人的本性可能是懦弱的，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屡受挫折的失败者。由于他们无法控制活人的世界，所以便转向了死人的世界，在死人面前，他俨然是个强大的主宰者，尸体都对他俯首听命，都不会拒绝他的要求或嘲笑他的无能。总之，他在这种行为中处于支配的地位，而且不必担心失败与挫折。奸尸狂者多伴有明显的精神病，或嗅觉障碍。

奸尸狂有不杀人奸尸狂、杀人奸尸狂、假奸尸狂、幻想型奸尸狂、迷恋型奸尸狂等几种。不杀人奸尸狂是最为常见的奸尸狂行为。这种人并不去杀人，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与已经死去的人性交。某些可以提供接触尸体机会的特殊职业如太平间、停尸房和殡仪馆等处的工作对这种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杀人奸尸狂是最危险的奸尸狂行为。这种罪犯将其被害人杀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尸体性交，既包括正常的阴道性交，也包括肛门性交。因此，这种行为的被害人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其中以女性被害多见。一个杀人奸尸狂可使多人，甚至数十人先后遇害。

假奸尸狂并不真与尸体性交，而是与活人性交，但是性交伙伴必须装成死人。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夫妻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但鲜为人知。有一例假奸尸狂在性交前先让性伴洗冷水澡使身体冰凉，然后往身上涂一层白色爽身粉，好像无血色的死人，在性交过程中性伴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也不能动，这样才能使他完成性交，达到快感高潮。倘若性伴躯体动了，就会破坏他的雅兴，而大为恼火。

幻想型奸尸狂也不真与尸体进行性交，他们甚至根本不进行任何真实的性交行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奸尸行为。他们常幻想自己获得了一具女性的尸体，然后便与之性交。他们把所有细节都想象得淋漓尽致，并且在这想象中获得性快感和性满足。

迷恋型奸尸狂可能也会与尸体进行性交，但是他们似乎更为迷恋尸体的某些器官，于是他们便把死者的某些器官如乳房和生殖器切割下来。他们把这些器官保存起来，并在观看或触摸这些器官的过程中获得性快感或性满足。有些人还会把这些器官随身携带。

恋尸癖属于性变态的范围，此种病人矫正困难，环境影响和教育措施对这类人往往收效不大。

谢选骏指出：“阿姨学”就是法医学，其门徒却是恋尸癖——恕我直言，法医学还算一种“尸体解剖”的工作，而恋尸癖却只能算是变态了。

谢选骏：阿姨学，说的不是人话

网文《谁能用人话介绍一下姨学？》报道：

“姨学”这两个词在本站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稍稍搜了一下，感觉用语都非常奇怪，谁能有人话帮忙介绍一下姨学。

1. 姨学的主要观点

2. 姨学的代表人物

3. 姨学的起源和演变

4. 为何姨学在墙外和知乎那么火

5. 为何姨学的用词和话语如此奇怪

……

2019-01-21  10 条讨论 分享

1901zxc已停用 已停用 2019-01-21

知乎也火？？我都没看见过

利维坦 Thinker 2019-01-21

@518:有一段时间以前了。好像是习近平刚上台的那会儿吧。那时候知乎还在社会时政上各种争论，公知还在和五毛打嘴炮。

1901zxc已停用  2019-01-21

@123:好吧， 我是习上台以后才开始用的知乎

大中華聯邦共和國 2020-03-07

还以为是易学的谐音

Godsme 2020-04-07

牆內有多恐懼阿姨學，就說明阿姨學有多靠譜。關注他預言的精確時間點，而不是本質與趨勢分析的，都是非蠢即壞。

南德隆 2020-04-10

阿姨出及其学说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洪秀全提供现成的教义，理论价值是经不起学术研究的，但重点是要能蛊惑人心，万一洪秀全成功了，经过几代人的修饰，姨学就能发扬光大了。

不离不弃 2020-05-12

你直接去问刘仲敬，15美元一个问题。

wangbadan 2020-12-18

看了一圈答案没看到有人针对题主第2-5个问题的回答，不知道是不是被姨学影响了？

佐助 2020-12-21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4753

正文以及评论区补充部分，完美解决你的困惑。

没有更多了

谢选骏指出：“谁能用人话介绍一下姨学？”——这样的请求似乎说明了一个通识——阿姨学说的不是人话。

炎黄子葱 2019-10-16 7 1

跟中共一样，阿姨本质属于一种宿命论。但是优点也是大大的，取材比中共的多元，而且从阿姨学著作中客观上可以知道很多国内课外书都都不到的历史细节（当然细节肯定有错误且评论部分也是宿命味道浓厚），但是有心的人可以自行去找有兴趣的部分去补充和修正这些历史知识，eg.本人比较关注普通法历史方面的研究，至少水平在华东政法英国法制史团队之上。上面有评论提到卢梭，卢梭的学说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一种视角总结了欧洲历史上自然法文献。

2020-02-26 变量老帅

这家伙能红，是中共毁灭中华文化传统到了顶点的标志，属于老子说的，阳极阴生，阴极阳生。中共把中华文明里面的好东西都污染了，还是会有人用民间文学来腐蚀掉中共。

2019-01-21

奇迹暖暖

我也是看品葱看多了，老是听到姨学，其实至今也不是很明白。不知道瓦亮店化和内卷化是不是同义词。也不知道内卷化算不算姨学的一部分，反正听到的挺多的。

我理解的内卷化就是大家要分的饼很小，然后解决的办法不是靠把饼做大足够大家吃，而是让分饼的人激烈的竞争。

现实中的实施就是，因为政府觉得中国的人均资源少，所以要采取计划生育限制分资源的人数。结果导致各个民族之间会因为这个政策互相敌视和竞争，而不是想着本来这个政策就不该存在，政策应该鼓励把人均资源变多。让大家不需要计划生育也可以参与分饼。

2020-02-23 HEHEDEMON 台灣大大

我覺得你們不要去專研這些連理論都稱不上的東西。

拿其中一個論點來說：大一統會導致極權與道德敗壞

這根本是一個偽科學，只是從觀察得來，無法驗證

若說成極權會導致大一統思想，還比較符合邏輯，因為極權就是要消除多元思想

假設中國文明從秦朝之後就漸漸轉變成費拉文明

那根本不會出現共產革命

且，統治者從清朝變成國民黨，如果真的是順民，會參與革命嗎？

現在已經有很多顯學(主流學說)了

不要去專研什麼"姨學"了，只會讓你邏輯更紊亂而已

gratesque I follow Truth

刘仲敬的出名原因很复杂，要说会很长。

对其理论内容倒是一句话解释：斯宾格勒用world-as-history的观点去重新解释世界历史，刘仲敬用斯宾格勒的观点去重新解释中国。

2020-02-22

hello6138

和货币战争那种地摊文学差不多，用一个未知是否相关的变量强行解一个非线性体系，所以永远只能解释历史而不能预测未来。照着答案编过程你也会，比如你从哈雷彗星回归的年份找一个规律并声称哈雷彗星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你说证伪？76年一次，谁爱证谁证去吧。

2020-04-19 2 0

小绿 无

我刚开始看姨学，感觉很有意思。但是也遇到了一点疑惑，希望各位帮助一下。具体就是在看阿姨介绍邓小平和卓琳的段落。

他文章里写的："卓琳是雲南宣威火腿廠老闆的大小姐，在紅軍過境時跟父親的火腿一起被繳獲。紅軍把多餘的火腿分給沿途的窮人，把多餘的女人帶到了瓦窯堡，經過適當的改造，在延安分給了長期饑渴老幹部，開始了激情燃燒的革命歲月。卓琳的父親及時逃走，結果沒有得到先進思想的教育，繼續在白區剝削勞動人民，最後在土改當中，死於革命群眾的專政。卓琳已經脫胎換骨，自然不會理睬沒落階級的殘餘，此後一直陪伴鄧小平及其初戀，發揮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爾什維克解決個人問題的方式，確實是資產階級無法理解的。（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这段我第一次看，感觉卓琳被缴获，分给饥渴老干部的故事很神，就去找了标注的出处原文。

原文写：“1939年邓小平第二次回到延安，并在那里与卓琳结婚。卓琳是延安聪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直以。她们的父亲是以制作云南火腿文明的富商，死于后来的土改。在卓琳那个年龄的人中，能考入大学的人已经是百里挑一，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三姐妹却都念过大学，并在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卓琳更是被竞争激烈的北京大学录取，在物理系就读。她曾经说，邓小平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是个出类拔萃者。她认为……”

我的问题是，阿姨是怎么从原文引申到他的结论的？是我考证原文的能力不足吗？还是阿姨省略了众所周知（我不太懂历史）的推导过程？谢谢

2020-07-09 2 0

谢选骏指出：阿姨学，说的不是人话——要能明白佩服他的话，前提就不是人了吗。

谢选骏：章鱼为何成为外星生物的范本

《章鱼可能不是地球生物而来自外星？科学家发现它的机制很奇特》（奇物使者 2020-04-28）报道：

章鱼，也叫八爪鱼。相信大多数人都在餐桌上看见过它们的身影，也在很多科幻片中看到过它们变形后的样子。因为它们奇特的外形，在科幻片中它们的角色大多是外星生物。而如今，真的就有科学家提出，它有可能就是外星来的生物。这一说法到底可不可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章鱼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全身上下没有什么骨头，除了喙以外没有什么坚硬的地方，但它们仍然十分很强悍。除了它们的软体身躯以外，它们的构造、配置和身体机制与其它生物的也不一样，而这也是科学家们说它们可能是外星生物的原因。 

首先，章鱼的身体配置要比地球上现存资料上的生物要厉害一些。通常的生物只有一颗心脏，哪怕是人类这种高级生物也不例外，但是章鱼它们却有着3个心脏。这三个心脏都具有供血功能，其中两颗是专门供血给鳃的，剩下的那一颗则负责全身血液循环。 

除了这心脏，章鱼还有9个大脑和接近5亿个的神经元。9个大脑这个数据就很吓人了，更何况是接近5亿个的神经元。大家可能不清楚5亿个神经元是什么概念，这么说吧，小老鼠够机灵够滑头了吧，但老鼠却只有0.8亿个神经元。有了这个对比，我们就不难了解拥有5亿个神经元的章鱼到底有多可怕了吧。 

此外，章鱼的九个大脑也不是摆设的，它们各有其功能。章鱼有一个主要大脑，位于它的头上，这个主要大脑掌管着40%的神经元。那剩下的8个大脑在哪里呢，大家也不难猜到，它们就散布在那8条触须里。这8个大脑都能脱离“主要指挥官”，拥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而且它们也掌控着剩下的60%的神经元，能感知外界环境，也能自主地做出反应。 

当然，以上的奇特配置只能说明章鱼是一种奇特的生物，拥有异乎寻常的高级配置。但这也并不能充分地说明章鱼不是地球上衍生的生物，因此科学家们拿出了更加有力且深入的证据和说法。 

根据长时间对章鱼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章鱼体内的有一种机制是人类迄今为止都没有见过的。章鱼自我发展的机制十分复杂，但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章鱼的体内有一种RNA编辑。这种RNA编辑比较任性，不像寻常的RNA那样遵循着既定法则来制造出固定的蛋白质。RNA编辑会根据环境来随性发挥，制作出适合的蛋白质。 

但这些RNA编辑所制作的蛋白质也不是随便创造出来的，它们会根据对实际环境的感受而制造出能让章鱼适应环境的蛋白质。这种机制对章鱼的生存非常有利，但也导致了它们的进化变得特别慢。照常来说，章鱼的基因应该比其它生物要简单，但它们的基因却比人类还要复杂。 

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与我们的认知是相矛盾的。因此，科学家们给这个矛盾给出了一个推测，那就是章鱼可能来自外星，不是地球生物，所以才会出现与我们对生物的认知相矛盾的情况。再加上有科学家声称，在寒武纪时期，地球上曾降落了一颗带有大量地外细胞的星体。因此，章鱼的祖先可能就是借助这颗彗星来带地球。 

章鱼是外星生物的这种说法，虽然在被不断地推测下显得有理有据的，但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它是真的。不过，这个话题也确实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解密吧。

谢选骏指出：章鱼为何成为外星生物的范本？大概率的可能，就是因为它与人太不一致了。所以就被设想来自外星。其实人的祖先又何尝不是来自外星？尽管那可能不同于诺斯替教派所说的“天上灵体”。

《章鱼：地球上的异形大脑》（BBC 2016年3月29日）报道：

当心，如果章鱼不喜欢你，它会记住你很久。

与我们一样，这些外星人都有大脑，但主要在胳膊里，而且每条胳膊似乎都有自己的思维。

当然，我说的是章鱼。这种有触手的动物——以及它的头足纲近亲，包括鱿鱼和墨鱼——是地球上最古怪、最像外星人的物种。

就连与人类关系最近的物种(猿和猴子)，科学家都没能搞清楚它们的大脑结构，更不用说海豚和大象这些关系更远的哺乳动物了。至于章鱼？干脆忘了它吧。我们与章鱼最近的共同祖先大约生活在8亿年前。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它们能从1英寸的小洞钻过去，能打开广口瓶，甚至能自我伪装，但却至今仍对章鱼何以进化出如此与众不同的大脑感到困惑——这种大脑几乎与任何一种聪明的生物都截然不同。

甚至连章鱼的大脑容量都存在争议：根据章鱼的种类和你询问的对象不同，其脑细胞据估计在1亿至5亿个。但所有人都认同一个观点：其中过半脑细胞都分布在章鱼的8个触手上。相比而言，人类拥有850亿个神经元，多数都位于颅骨内。

一只章鱼全身约有4000万个受体，多数都位于吸盘边缘，章鱼不仅会利用这种独特的器官触摸周围的物体，还能以类似于人类味觉和嗅觉的方式探测周围的化学物质。可以想象你身体的多数部位都由舌头组成，能够通过触觉和味觉感受整个世界，这样一来，你或许就能够更好地理解章鱼的生活。

除此之外，章鱼的皮肤还布满了色素体，因此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观。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他写道：“它捕食时会改变颜色，让自己与周围的石头融为一体。”但亚里士多德还写道，“章鱼是一种愚蠢的生物，”所以，他只说对了一半。

章鱼的每一条触手似乎都有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在实验室中对一条触手进行截肢(章鱼的触手可以重生，所以这一过程远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可怕)，这条触手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仍然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如果愿意，它甚至可以爬走。它还可以利用吸盘抓住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推开不喜欢的东西。然而，尽管8条触手各行其是，但章鱼似乎不会因此而把自己打成结。这种能力最近引发了希伯来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尼尔·内舍尔(Nir Nesher)及其同事的兴趣。

章鱼吸盘里有化学受体，因而可以“品尝”它所触摸的物体。

他们发现，吸盘可以自动避开章鱼的触手，这也可以解释它们为什么不会乱成一团。尽管如此，章鱼有的时候还是会捕食同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会随时避开章鱼触手。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内舍尔发现，章鱼可以区分被截肢的触手来自自己还是其他章鱼。所以，虽然章鱼触手通常都能够避开其他的章鱼触手，但当它们想要享受美味时，也可以忽略这条规则。另外，这至少也表明章鱼具备基本的自我意识：只要不是自己的，它们也可以食用章鱼触手。

内舍尔还发现，虽然章鱼的触手可以各行其是，但这种动物仍然能在需要的时候忽略其触手发出的较为简单的条件反射。通过这种方式，章鱼便可“两全其美”：每条触手多数时候都可以自行其是，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动用这种动物的高级决策流程。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案。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神经系统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当我们感觉痛苦时(例如手指感到尖锐的刺痛和火烧时)，我们便会本能地抽回手指。这种条件反射来自脊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可在大脑尚未记录这种痛苦前避开危险。不过，章鱼触手自行制定的决策(例如自我认知和复杂的伪装)似乎比简单的疼痛规避更加复杂。

谁会忘记章鱼保罗及其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的比赛预测能力？

除了触手具备的惊人感应能力外，头足类动物还拥有一流的视觉，能够产生和存储短期及长期记忆，而且可以轻松学会新的任务。有些头足类动物甚至能够使用工具。多次有人看到野生章鱼用石头堵住自己巢穴的入口，甚至还有人见过章鱼使用空椰子壳作为临时避难所。在水族馆里，章鱼以好玩而著称。它们拥有基本的个性，在攻击性和互动性方面表现出个体差异。它们甚至能够通过观察其他章鱼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好几年不练习仍然可以记住这些方法。

它们有时还会把大量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类身上，形成自己的喜好。惹恼章鱼可不明智：它们心中的积怨持续的时间之久远超你的想象。作家赛伊·蒙哥马利(Sy Montgomery)曾经在《猎户座杂志》(Orion Magazine)上讲过一个名叫杜鲁门(Truman)的水族馆章鱼的轶事：“只要一有机会，杜鲁门就会用自己的漏斗(也就是头部旁边用于穿过海水的虹管)向这位年轻女士喷射一股盐水。后来，那位女士考上大学，不再担任志愿者。但当她几个月后回来参观时，这段时间再也没有喷射过任何人的杜鲁门看到了她，就立刻向她喷出水柱。”

实验表明，章鱼拥有极好的记忆力，可以识别出色彩和形状，还能思考谜语。

由于这种动物的寿命只有短短几年，所以这一切都令人格外惊奇。灵长类动物、海豚、大象、鹦鹉和其他所谓的“最聪明的动物”都能生存好几十年。这也可以解释它们为何进化出了长期记忆能力，以及塑造和保留他人形象的能力，因为能够记住朋友和敌人对于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但头足类动物却并非如此，除了交配外，它们没有社交生活，而且寿命非常短暂。

那么，这种黏糊糊的海洋无脊椎动物是如何进化出如此高的智商，甚至足以匹敌最聪明的脊椎动物的呢？爱丁堡大学生理学家安德鲁·帕卡德(ANdrew Packard)认为，这是因为无脊椎头足类动物生活的环境必须要与鱼类争夺食物，而且还要避开与鱼类相同的捕食者。由于鱼类和章鱼的祖先都要面对相同的捕食者，主要是鱼龙(帕卡德说，这是“中生代海洋中的海豚”)，所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们也要受制于相同的选择压力。化石记录也表明，章鱼跟鱼类有着相似的迁徙状态。它们最早出现在浅滩和沿海水域，随后进入大洋和深海，最后又回到海岸居住。

如果帕卡德所言属实，那么像外形人一样的章鱼之所以具备与脊椎动物相似的智商，是因为它们生活在一个脊椎动物主导的世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人类祖先的行为在无意间促使章鱼按照我们的想象塑造了它们自己。或者，按照帕卡德所说，“‘如果战胜不了它们，那就加入它们。’自然选择似乎很偏爱那些遵循这一原则的物种。”

谢选骏指出：章鱼的这种“记仇”本领，可能也是它被设想成为外星生物的根源之一。因为出自人们的阴暗心理，总是把外来者想象的和自己一样龌龊。结果呢？美洲人没把欧洲人想象得超过了自己的龌龊，结果就被更加龌龊的欧洲人给奴役和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