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洞穴理论具有明显的非希腊背景

西方哲学史

第十三章　柏拉图见解的来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我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柏拉图的产儿；第二，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至少直迄十三世纪为止，始终更其是柏拉图式的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此在一部哲学思想史里就有必要对于柏拉图，以及在较少的程度上对于亚里士多德，处理得要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先行者或后继者都更为详尽。 

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是他的乌托邦，它是一长串的乌托邦中最早的一个；第二，是他的理念论，它是要解决迄今仍未解决的共相问题的开山的尝试；第三，是他主张灵魂不朽的论证；第四，是他的宇宙起源论；第五，是他把知识看成是回忆而不是知觉的那种知识观。然而在讨论这些题目以前，我要就他的生活环境以及决定了他政治的和哲学的见解的那些影响说几句话。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7年，即伯罗奔尼苏战争的最初年代。他是一个很优裕的贵族，与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所牵涉的许多人物都有关系。当雅典战败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他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家庭联系是很容易使他鄙视民主制的。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怀有深厚的敬爱；而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的。因此，他之转向斯巴达去寻求他的理想国的影子，是不足为奇的事。柏拉图有本领善于粉饰那些偏狭的议论，使之足以欺骗后世；后世都在赞美着他的《国家篇》，却从未查觉到他的议论里面究竟包含的都是什么。颂扬柏拉图——但不是理解柏拉图——总归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人物们的共同命运。我的目标则恰好相反。我想要理解他，但对他却很少敬意，就好象他是一个现代的英国人或美国人而在宣传着极权主义那样。柏拉图所受的那些纯哲学的影响，也注定使他会偏爱斯巴达的。这些影响，大致说来，就是：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

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无论是不是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得来了他哲学中的奥尔弗斯主义的成份，即宗教的倾向、灵魂不朽的信仰、出世的精神、僧侣的情调以及他那洞穴的比喻中所包含的一切思想，还有他对数学的尊重以及他那理智与神秘主义的密切交织。

从巴门尼德那里，他得来了下列的信仰：实在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并且根据逻辑的理由来讲，一切变化都必然是虚妄的。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他得来了那种消极的学说，即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这和巴门尼德的学说结合起来，就达到了知识并不是由感官得到的而仅只是由理智获得的这一结论。这一点又反过来和毕达哥拉斯主义密切吻合。

从苏格拉底那里，他或许学到了对于伦理问题的首要关怀，以及他要为世界寻找出目的论的解释而不是机械论的解释的那种试图。"善"之主导着他的思想，远甚于"善"之主导着苏格拉底前人的思想，而这一事实是很难不归之于苏格拉底的影响的。

所有这一切又是怎样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相联系着的呢？

首先："善"与"实在"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就是那种由于具有最低限度的变动与最大限度的静止的完美、从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国家，而它的统治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

其次：柏拉图象一切神秘主义者一样，在他的信仰里也有一种确实性的核心，而这种确实性在本质上除了依靠一种生活方式而外，是无法与人相通的。毕达哥拉斯派曾经力图为入门者订立一条规矩，而这归根结底正是柏拉图所想望的。如果一个人要做一个好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而这一点又惟有当他结合了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得到。如果允许不曾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预政府的话，他们将会不可避免地败坏政治。

第三：按照柏拉图的原则来造就一个好的统治者，就需要有很多的教育。在我们看来，坚持要以几何学教给叙拉古的僭主小狄奥尼修斯以便把他造就成一个好国王的这种事情，似乎是不智之举；但是从柏拉图的观点说来，这却是最本质的东西。在认为没有数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的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十足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种观点就蕴涵着寡头政体。

第四：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相同，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因此智慧就不能求之于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劳动的人们，而只能求之于那些享有独立的生活资料的人们，或者是那些由国家来负担因而不必为生活担忧的人们。这种观点本质上是贵族的。

以柏拉图和近代思想作对比时，就会出现两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第二个是：假定有这样一种东西，那末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宪法可以使它具有政治权力？

上述这种意义的"智慧"就不会是任何一种特殊的技能了，比如说一个鞋匠、或医生、或军事家所掌握的技能。它必须是比这些技能更为一般化的东西，因为这种智慧的掌握是被认为能够使人有智慧地治理国家的。我以为柏拉图会说，智慧就在于对于"善"的知识；并且他还会以苏格拉底的学说来补充这个定义，那就是，没有人会有意地要犯罪，因而凡是知道什么是善的人就会做出正当的事情来。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观点似乎是远离现实的。我们会更加自然地说，各种分歧的利益是存在着的，因而政治家应该力求达到最为可行的妥协。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成员可以有共同的利益，但它却时常和别的阶级或别的民族的利益相冲突。毫无疑问，也存在着某些人类全体一致的利益，但这些利益却不足以决定政治的行动。也许它们将来有一天会如此，但是只要还存在着各个主权国家，就绝不可能如此。并且即使是到了那时候，追求普遍利益最感困难的地方也会在于，怎样才能从各种互相敌对的特殊利益之中求得妥协。

但是，纵使我们假设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那末是不是就有任何一种宪法形式可以把政府交到有智慧的人的手里去呢？很明显的，多数人（例如全体会议之类）是可以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确乎犯过错误。贵族政体并不常常是有智慧的，而君主则总是愚蠢的；教皇尽管有着不可错误性，却曾铸成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没有任何人主张把政府交给大学毕业生，或者甚至于交给神学博士呢？或者是交给那些出生穷困、但发了大财的人们呢？十分明显，实际上是并不会有任何一种法定选择的公民能够比全体人民更有智慧的。有人可能提出，人是可以受适当的训练而获得政治智慧的。但是问题跟着就来了：什么是适当的训练？而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有党派性的问题。

因此，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而把政府交托给他们，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要拥护民主制的最终理由。

谢选骏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洞穴理论，具有明显的非希腊背景，甚至是东方的宗教背景，这是罗素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因为罗素是一个英国殖民主义者。从罗素对柏拉图的抨击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与古典文明（希腊——马其顿——迦太基——罗马）的区别；正如从罗素对基督教的抨击中，可以看出发现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区别。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就是起源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的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至于民主政治和殖民主义，那倒不一定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

“埃及和巴比伦影响”篡改成为“斯巴达的影响”

西方哲学史

第十二章　斯巴达的影响

要了解柏拉图，其实，要了解后来许多的哲学家，就有必要先知道一些斯巴达的事情。斯巴达对希腊思想起过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现实，一方面是通过神话；而两者都是重要的。现实曾使斯巴达人在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神话则影响了柏拉图的政治学说以及后来无数作家的政治学说。神话的充分发展，见于普鲁塔克的《莱库格斯传》；书中所赞颂的理想一大部分就形成了卢梭、尼采和国家社会主义①的学说。在历史上，这种神话甚至于比现实还更加重要；然而我们将从现实开始。因为现实是神话的根源。 

拉哥尼亚，以斯巴达或拉西第蒙②为其首都，领有伯罗奔尼苏的东南部。斯巴达人是统治的种族，他们在多利亚人从北方入侵时，便征服了这片地区，并使这里原有的居民沦为农奴。这些农奴叫作希洛特（Helot）。在历史时期里，全部土地都属于斯巴达人，然而斯巴达人的法律和习惯却禁止他们自己耕种土地；既因为劳动是可耻的事，也为了要使他们能以永远自由地服兵役。农奴是不能买卖的，而是附着于土地上；土地分成份地，每个成年的斯巴达男子都有一块份地或者几块份地。这些份地，也象希洛特一样，是不能买卖的，法律规定由父子相承（然而可以用遗嘱赠与）。地主本人每年从耕种份地的希洛特那里收取七十个梅德尼（约相当于105蒲式耳）的粮食，并为他的妻子收取十二个梅德尼，还有一定数量的酒和果品①。在这个数量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希洛特的财产。希洛特也是希腊人，象斯巴达人一样，而且他们深深痛恨自己被奴役的状况。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反叛。斯巴达人设有一个秘密警察团体，用以对付这种危险，但是作为这种戒备的补充他们还有另一种办法：他们对希洛特每年宣战一次，这样他们的青年人就可以杀死任何看来仿佛是不肯驯服的人而不会犯杀人罪。国家可以释放希洛特，但是希洛特的主人却不能；希洛特之获得释放——这当然是颇为罕见的——是由于作战时特别勇敢。

公元前八世纪有一个时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邻近梅新尼亚的地区，使这里大部分的居民沦于希洛特的处境。斯巴达缺少"生存空间"，但是新的领土就暂时消除了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

份地是供普通斯巴达人享用的；贵族有其自己的领地，而份地则是由国家所分配的一块一块的公共土地。

拉哥尼亚其他部分的自由居民，叫做"裴里欧其"（PeriDoeci）①，他们并不享有政治权力。

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他从一出生平就受战争的训练。经过部族首领的检查之后，病弱的孩子是要抛弃掉的；唯有被颇为茁壮的孩子才能得到抚养。所有的男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学校里面受训，一直到20岁为止；训练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坚强，不怕痛苦，服从纪律。文化教育或科学教育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惟一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好战士。

到了20岁，真正的军役就开始了。任何人到了20岁之后都可以结婚，但是一个男子必须在"男子之家"里生活，直到30岁为止；并且必须把婚姻当作仿佛是一桩违法的秘密事那样来处理。到了30岁以后，他就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公民了。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一个食堂，和其他的成员在一片吃饭；他必须从他的份地的生产其中缴纳一部分实物。斯巴达国家的理论是不让一个公民匮乏，也不让一个公民富有。每个人只能靠自己份地的出产而过活，份地除了自由馈赠而外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可以私有金银，货币用铁制成。斯巴达的简朴是脍炙人口的。

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很特殊。她们并不与世隔绝，象希腊其他各地的有地位的妇女那样。女孩子也受着男孩子一样的体育锻炼；更可注目的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赤身裸体地进行锻炼。他们要求（我下面引用的是诺尔斯译的普鲁塔克的《莱库格斯传》）：

少女们也应该练习赛跑、角力、掷铁饼、投标枪，其目的是使她们后来所怀的孩子能从她们健壮的身体里吸取滋养，从而可以茁壮起来并发育得更好；而且她们也由于这种锻炼增强了体质，可以免除分娩时的苦痛。……尽管少女们确乎是这样公开地赤身裸体，然而期间却绝看不到，也绝感不到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这一切的运动都充满着嬉戏之情，而并没有任何的春情或淫荡。

不肯结婚的人是被规定为"犯法"的，并且哪怕是在最寒冷的气候里也必须赤身裸体地在年青人从事锻炼和跳舞的地方外.边.徘徊着。

妇女们不许流露出任何对国家不利的感情，她们可以对一个懦夫表示鄙视，而且如果她们所鄙视的懦夫就是她们自己的儿子的话，那末她们还会受到表扬；但是如果她们新生的婴儿因为孱弱而被处死，或者她们的儿子战死在疆场的话，她们却不可以表示悲伤。她们被其他的希腊人公认为是最有贞操的；但如果一个结了婚的妇女而没有生育，这时国家命令她去试一试别的男人是不是要比她自己的丈夫更能够生育公民的话，她是不会有任何反抗的。生育子女受到立法的鼓励。据亚里士多德说，一个父亲有了三个儿子就可以豁免兵役，有四个儿子就可以豁免对国家的一切负担。

斯巴达的宪法非常复杂。有两个王，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并且是世袭的。两个王之中有一个在战时指挥军队，但是在平时他们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在公共的宴会上，他们所得的食品比其他的人多一倍；当王去世的时候，大家都哀悼他。他们是长老会议的成员，长老会议由三十人组成（包括两个王在内），其余的二十八人必须年龄在六十岁以上，并由全体公民选举出来终生任职，但是只能从贵族家庭中选出。长老会议审判罪案，并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公民大会包括全体公民；它不能主动提出任何动议，但有权对向它提出的任何建议表决通过或否决。任何法律不经它同意，都是无效的。然而它的同意虽说必要，但是还不够；在其生效以前，必须先由长老和行政官宣布决定。

除了两个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而外，政府还包括第四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是斯巴达所特有的。那就是五个监察官。他们是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出来的；选举的方法，据亚里士多德说，是"太幼稚了"；据柏里说，实际上就是抽签。监察官在宪法里是一个"民主的"成份①，显然是为了要平衡王权。王每个月都须宣誓拥护宪法；然后监察官就宣誓，只要王信守誓言，他们就拥护王。任何一个王出征的时候，都有两个监察官跟随着他，监视他的行动。监察官是最高的民事法庭，但对于王他们却可以进行刑事审判。

在古代的末期，斯巴达的宪法被认为是应该归功于一位名叫莱库格斯的立法者，据说莱库格斯在公元前885年颁布了他的法律。事实上，斯巴达的制度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而莱库格斯则只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最初本来是一个神。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驱狼者"，这个神源出于阿加底亚。斯巴达在其他的希腊人中间引起了一种多少会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敬仰。起初，它并不象后来那样地和其他的希腊城邦大有不同；在早先，它也产生过和其他各地一样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但是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或许甚至于是更晚一些的时候，它的宪法（曾错误地被人归功于莱库格斯）就固定为我们目前所谈到的形式；他们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于是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里面，就不再有任何的地位了。在我们看来，斯巴达国家就是纳粹如果得到胜利时所会要建立的那种国家的一个雏形。但对希腊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如此。正如柏里所说的：

公元前五世纪一个来自雅典或米利都的异邦人在访问那些构成了没有城垣的朴素无华的斯巴达城邦的稀蔬散落的村庄时，他一定会有一种置身于远古时代的感觉，那时候的人们要更勇敢、更善良也更纯朴，他们不曾为财富所腐化，也不曾被各种观念所困扰。对于一个象柏拉图那样地思索着政治学问题的哲学家来说，斯巴达国家似乎是最接近于理想的了。普通的希腊人都把斯巴达视为是一座严肃与纯朴之美的殿堂，一座有如多利亚神殿那样庄严的多利亚城邦，那比他自己的居处要高贵得多，只不过住进去却并不那么太舒服罢了。①其他的希腊人对斯巴达感到敬仰的原因之一，是斯巴达的稳固。所有其他的希腊城邦都有过革命，但是斯巴达的宪法几百年来却屹然不曾变动过；只有监察官的权力是逐渐加大了，但那是经过合法手续的，而并不曾使用过暴力。

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斯巴达人在他们的主要目标方面，即在创造一个无敌战士的种族这方面，是成功的。温泉峡之战（公元前480年）虽然技术上是失败了，却或许是最能表明他们的勇敢的例子。温泉峡是崇山之间一条通道，希腊人希望能在这里阻挡住波斯大军。三百个斯巴达人和他们的随从，抵挡住了全部正面的进攻。但是最后，波斯人发见山里有一条后路，于是立刻从两面夹攻希腊人。每一个斯巴达人都战死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只有两个人因病假而不曾在场，他们害着眼病，差不多等于是暂时失明。其中一个人坚持叫他的希洛特引他到战场上去，就在战场上被敌人消灭了；另一个人叫做亚里士托德姆的，认为自己病重得不能作战了，就没有上阵。当他回到斯巴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采他；人们管他叫作"懦夫亚里士托德姆"。一年之后，他洗刷掉了自己的耻辱，英勇地战死于斯巴达人大获全胜的普拉提亚之战。

战争过后，斯巴达人在温泉峡的战场上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只写着："过客们，请寄语拉西第蒙人，我们躺在这里，遵照他们的命令"。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斯巴达人证明了他们自己在陆上是无敌的。他们一直保持着他们的霸权，直到公元前371年琉克特拉之战中被底比斯人战败为止。这一战结束了斯巴达人军事上的伟大地位。

除了在战争方面而外，斯巴达的实际一向是与理论不大一致的。生活在斯巴达盛期的希罗多德令人惊异地提到过，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是能拒绝贿赂的，尽管事实上鄙弃财富和爱好纯朴的生活正是斯巴达教育中所谆谆教诲的主要内容。据说斯巴达的妇女是非常贞洁的，然而却有好几次有名的王位继承人之所以遭到废黜，都是因为他们并非是自己母亲的丈夫的儿子。据说斯巴达人是爱国不屈的，然而普拉提亚之战的胜利者，斯巴达王鲍萨尼亚斯，却终于被波斯大王薛克修斯所收买而成了叛国贼。除了这些罪恶昭彰的事情而外，斯巴达的政策往往也是狭隘的和地域性的。当雅典从波斯人手中解放了小亚细亚极其邻近岛屿上的希腊人的时候，斯巴达却袖手旁观；只要是伯罗奔尼苏半岛能确保安全，其他希腊人的命运斯巴达就漠不关心了。想把希腊世界结成联邦的每一种尝试，都见挫于斯巴达的狭隘观念。

亚里士多德生当斯巴达衰落之后，他对斯巴达的宪法做了一番非常有敌意的叙述①。他所说的和别人所说的是如此之不同，简直使人难于相信他所说的也是这同一个地方；例如："立法者想要使全国都能艰苦克制，他对于男人实行了他的意图，但他却忽略了女人，女人们度着各式各样奢侈恣纵的生活。结果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财富便受到过分地重视，而尤以公民们在受自己妻子的支配时为然，正象大多数好战的种族一样。……即使就勇敢这方面来说（勇敢在日常生活里是用不着的，只有在战争时才需要勇敢），拉西第蒙的妇女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恶劣的。……拉西第蒙的妇女们的放荡是自古已然的，也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此（按照传统的说法）当莱库格斯想使妇女们就范于他的法律的时候，妇女们就反抗；于是莱库格斯便放弃了这一试图。"

亚里士多德又谴责斯巴达人的贪吝，他把贪吝归咎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他说，份地虽然不许买卖，但是可以赠与或传给后代。他又说，全部土地有五分之二是属于妇女的。结果造成了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据说斯巴达曾有过一万公民，但是到被底比斯所击败时，已经不满一千人了。

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斯巴达宪法的每一点。他说监察官往往是非常之穷，所以很容易受贿赂；而且他们的权柄又是如此之大，甚至于连国王也不得不讨好他们，所以斯巴达的政体已经转化成为民主制了。他告诉我们说，监察官们恣纵过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而对于普通公民的严厉又是那样地不堪忍受，所以公民们便沉溺于秘密的、非法的肉欲快乐以求逃避。

亚里士多德写这些话的时候，斯巴达已经衰颓了；然而在有些地方他明白地说，他所提到的这些罪恶是从古就有的。他的语气是那么干脆而又确凿，以致我们很难于不相信他，而且它也符合近代由于法律过分严厉而得到的一切经验。然而在人们的想象里所存留下来的，却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斯巴达，而是普鲁塔克笔下的神话般的斯巴达和柏拉图《国家篇》中的被哲学理想化了的斯巴达。许多世纪以来，青年人都阅读着这些作品，并且燃烧着一种想要作一个莱库格斯或者是作一个哲人王的雄心。而理想主义和爱好权势相结合的结果，就一再地把人引入了歧途，并且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就中世纪和近代的读者们而论，斯巴达的神话主要地是由普鲁塔克给确定下来的。当他写作的时候，斯巴达已经是属于浪漫的往事了；斯巴达的盛世距离普鲁塔克的时代，正象哥伦布距离我们的时代是一样遥远。普鲁塔克所说的一切，研究制度的历史学家虽然必须极其审慎地加以处理，但是对于研究神话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希腊曾经影响了全世界，但那往往是通过她对于人们的想象、理想和希望而起作用的，而不是直接地通过政治的威力。罗马建造了许多大路，大部分至今仍然保存着，罗马的法律是近代许多法典的根源，但是使得这些东西成为重要的却是罗马的军队。希腊人虽然也是可钦敬的战士，但他们并没有征服过，因为他们的军力主要地都消耗在彼此互相敌对上面。一直要等到半野蛮的亚历山大，才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整个的近东，并使得希腊语成为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内陆部分的文学语言。希腊人永远也不会完成这种事业的，并不是由于他们缺乏武力，而是由于他们不能在政治上团结。希腊文化的政治传播者从来都不是希腊人；但正是希腊的天才激动了别的民族，才使得别的民族传播开了他们的被征服者的文化。

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之点并不在于希腊城邦之间的繁琐的战争，也不在于党派权势的卑鄙争夺，而在于当这些简短的插曲结束之后，人类所保存下来的记忆，——这正象是我们对于阿尔卑斯山一幅辉煌日出景象的回忆，而山居者们却是搏斗过了一场风雪交加的日子那样。这些回忆逐渐消逝的时候，便在人们的心目里留下来了某些晨光熹微里照耀得分外明媚的峰峦景色，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识，那就是乌云的背后仍然保存着光辉，而且随时可以显现出来。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柏拉图，在中世纪教会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人们开始重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转向普鲁塔克。普鲁塔克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他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并且主要的是以间接的路线继续影响着德国的思想一直到今天。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是好的，在某些方面是坏的；至于有关莱库格斯和斯巴达的叙述，则他的影响是坏的。他所讲的莱库格斯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将对它做一个简短的叙述，甚至于不免有一些重复。

莱库格斯——普鲁塔克这样说——决心为斯巴达立法，于是就周游各地以便研究各种不同的制度。他喜欢克里特的"非常明确而严厉的"①法律，但是他不喜欢伊奥尼亚的法律，那些法律是"虚浮的、浅薄的"。在埃及，他学到了把兵士和其他人民划分开来的好处，后来他旅行归来，"就把它拿到斯巴达来实行：规定了商人、匠人和劳作者各守其分，于是他就建立起一个高贵的国家"。他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斯巴达全体公民，为的是"把一切破产、嫉妒、贪婪和享受以及一切的富有和平困都驱逐出境"。他禁止用金银货币，只准以铁铸钱，评价值是如此之低以致于"要积存价值十个米那①的款项，就会装满了整整一窖"。他就用这种办法，扫除了"一切虚浮无益的学问"，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酬付给从事这些学问的人；而且他还用这一套法律使得一切的对外贸易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修辞学家、妓院老板和珠宝商人都不喜欢铁钱，于是就都躲开了斯巴达。然后他又规定全体公民都须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一样的饭。

莱库格斯，也象别的改革者一样，认为儿童教育是"一个变法者所应该加以确定的最主要、最重大的事"；而且他也象一切以追求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的人们一样地急于增加出生率。"少女们赤身袒裸着在青年男子的面前进行游戏、运动和跳舞，都是要引诱青年男子们去结婚：他们并非象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被几何学的推理所说服的，而是由于男欢女悦地互相爱恋才结婚的"。习惯上，在最初几年里总是把结婚当成一桩秘密的事情，"双方仍然在继续着炽热的恋爱，彼此的渴慕与日俱新"——这至少是普鲁塔克的见解。他又解说道，一个人如果年老但有着年轻的妻子，而他容许自己的妻子和别的青年男人生孩子的话，这个人是不会被人想得很坏的。"一个正直的人爱上了别人的妻子，这种事也是合法的。……他可以请求她的丈夫让他和她同床，使他得以开垦这块丰富的土地，并且播下宁馨佳儿的种子"。这里是决不会有愚蠢不堪的嫉妒的，因为"莱库格斯不愿意让孩子属于任何私人所有，孩子应该是属于公共的：由于这种原因，莱库格斯也愿意那些将来要成为公民的人们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生育的，而只有最正直的人才能生育他们。"他继续解说道，这正是农夫对自己的家畜所采用的原则。

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父亲就把他抱到家族长老的面前去加以检查：如果孩子健康，就交还给父亲养育；如果孩子不健康，就把他抛弃到深水潭里去。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受严格的锻炼，这在有些方面是好的——例如不把孩子们裹在绷布里。到了七岁，男孩子就要离开家庭安置到寄宿学校里，他们分成若干组，每组都选出一个懂事而勇敢的孩子来发号施令。"至于学习，他们学的只是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其余的时间他们便来学习怎样服从，怎样忍受痛苦，怎样担负劳动，怎样在战斗中克敌制胜"。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赤身裸体地在一起游戏；到了十二岁以后，他们就不穿外衣；他们经常是"肮脏又龌龊"的，除了一年之中的某几天而外，他们从来都不洗澡。他们睡在草床上，到了冬天他们就用绒花和草掺在一起。人们教导他们去偷东西，但如果被捉到了是要受惩罚的，——不是因为偷窃，而是因为偷得太笨拙。

同性爱，无论男性的或女性的，在斯巴达都是一种公认的习惯，并且是对青春期男孩子的教育中的正式一部分。一个男孩子的情人可以因这个男孩子的行为而有功或受过；普鲁塔克叙述过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因为在战斗中受了伤而喊叫起来，于是他的情人便因为这个男孩子的怯懦而受到监禁。一个斯巴达人，在他一生的任何阶段都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

他们的纪律和生活秩序就在他们完全成人以后，也还继续保持着。任何人想要随心所欲地生活都是不合法的，他们在自己的城邦之内就仿佛是在一座军营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里所能被允许的生活是什么，在自己的岗位上所必须做的事情又是什么。总之，他们都有着这样一种心情，即他们生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服务的，而是为他们的国家而服务的。……莱库格斯给他的城邦所带来的最美好、最幸福的东西之一，就是他使他的公民们享有大量的休憩和闲暇，仅只禁止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卑鄙邪恶的勾当：而且他们也无须操心想要发财致富，在那儿财货是既无用也不被人重视的。因为有希洛特（这些都是战争中的俘虏）为他们耕田，并且每年要向他们缴纳一定的租赋。

普鲁塔克继续说到一个故事，有一个雅典人因为游手好闲而受到惩罚，有一个斯巴达人听见这件事情就叫起来说："带我去看看这个人吧，他因为生活得高贵，象一个君子，所以受了处罚"。

莱库格斯（普鲁塔克继续说）："是在这样地训练他的公民，从而使他们既不会想要单独生活，也不可能单独生活，而是处于彼此结合的生活状态；他们永远是大家集体地在一片，正好象是蜜蜂环绕着它们的蜂王一样"。

斯巴达人不许出外旅行，外国人除因事而外，也不许进入斯巴达，因为他们害怕外国的风尚会败坏拉西第蒙人的德行。

普鲁塔克提到，斯巴达人的法律允许他们随时可以任意屠杀他们的希洛特；但是普鲁塔克却不相信可以把这样可恶的事情归咎于莱库格斯。"因为我不能相信莱库格斯会创立或制订这样万恶的法律：因为根据他在其他的一切行为里所经常表现的仁慈和正义，我想象他的性格是温存的、仁爱的"。除了这一件事情而外，普鲁塔克对于斯巴达的宪法只有赞扬而毫无异词。

从下章中有关柏拉图对于自己的乌托邦的叙述里，斯巴达对于柏拉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就要特别谈到柏拉图。

德博士和英国的公学。

②美国版作"拉哥尼亚一名拉西第蒙，以斯巴达为首都"。——中译本编者

①"裴里欧其"（perioeci）按希腊文原是"郊区居民"的意思。——中译本编者

①在谈到斯巴达宪法的"民主"成份时，当然应该记得全体公民就是一个统治阶级，严厉地在对希洛特实行专政，并且不允许裴里欧其有任何权力。

①《希腊史》卷一，第141页。

①《政治学》卷二，9（1269b-70a）。

①在引起鲁塔克原文的时候，我用的是诺尔斯的译本。

①米那（mina）古希腊的货币单位。——中译本编者①柏里《希腊史》卷一，第138页。看起来仿佛斯巴达男人的食量差不多要等于他们妻子的六倍。

谢选骏指出：罗素是个欧洲中心论者，为了证明他的偏见，他不惜篡改历史，把柏拉图身上的“埃及和巴比伦影响”，篡改成为“斯巴达的影响”了。实际上，斯巴达既无哲学又无文学，它从何产生影响呢？难道是像苏联影响罗素之类的《西方哲学史》文学奖得主那样？罗素的歪曲史实，对于“历史学家”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但是对于一个杜撰《西方哲学史》的小说家来说，这可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样一来，罗素还可以把一个局促于北欧一隅的欧洲奖项“诺贝儿子”，抬举成为世界标准了。

苏格拉底布局了一场“荣誉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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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第十一章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象智者那样为了钱。他确实是受过审判，被判死刑，并于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约七十岁。他无疑地是雅典的一个著名人物，因为亚里斯多芬尼在《云》的剧本里描写过他。但是除此而外，我们便完全纠缠于众说纷纭之中了。他的两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都给他写过卷帙浩繁的记述；但两人所叙述的却大为不同。而且即令两人的说法一致时，伯奈特已经提示过，那也是色诺芬抄袭柏拉图的。对两人的说法不一致处，有人是相信色诺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图；还有人是两种说法都不相信。在这样一场危险的争论里，我并不冒险来拥护某一方，但我将简明地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先谈色诺芬；色诺芬是个军人，头脑不大开明，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因袭保守的。色诺芬感到痛苦的是，苏格拉底竟然被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和这些人相反，他竭力主张苏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对于受过他影响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看来决不是颠复性的，反而是颇为沉闷而平凡。这种辩护未免太过火了，因为它并没有说明人们为什么仇视苏格拉底。伯奈特说：（《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9页）"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处死刑的。"

曾有一种倾向，认为色诺芬所说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缺少可以想象任何不真实的事物的那种聪明。这是很靠不住的一种论证方法。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言。我就宁愿意让一个是我自己的死敌的哲学家来复述我的话，而不愿意让一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因此，色诺芬说的话若是在哲学上包含有任何困难之点，或者若是其目的只在于证明苏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这一论点，我们便不能接受色诺芬的话了。

然而，色诺芬的某些回忆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叙说过（柏拉图也叙说过）苏格拉底是怎样不断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当权的问题。苏格拉底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说："去找鞋匠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会提到木匠、铜匠等等，于是最后便问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当他与三十僭主发生冲突的时候，三十僭主的领袖，那个曾向他求过学并熟知他的方法的克利提斯，便禁止他继续教导青年们，而且还对他说："不用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被你讲烂了"（色诺芬《回忆录》，卷1，第2章）。这件事发生于伯罗奔尼苏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人建立了短期的寡头政府的时候。但是雅典在大部分的时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连将军也要经过选举或抽签的地步。苏格拉底就遇到过一个青年想作将军，苏格拉底劝他最好学一些战争的技术。这个青年于是就出去学了些简单的战术学课程。他回来以后，苏格拉底带讽刺地夸赞了他几句，就又打发他去继续学习（同书，卷3，第1章）。苏格拉底又送另一个青年去学习理财之道。他对许多人，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采取这种办法；但是人们终于认定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

至于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叙述，则与色诺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有意想描绘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到什么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对话录中的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仅仅当作他自己意见的传声筒又到什么程度。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而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就连柏拉图本人也并不认真地认为，他的《对话录》里的那些谈话是真象他所记录的那样子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在早期的对话里，谈话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正是由于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始终一贯而又极其有趣的人物，是一个远非大多数人所能创作出来的人物；但是我以为柏拉图却是能.够.创作出他来的。至于他究竟是否创作了苏格拉底，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通常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篇对话便是《申辩篇》。这一篇据说是苏格拉底受审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词——当然，并不是一片速记记录，而是若干年后柏拉图在记忆里所保存下来的东西，被他汇集起来并经过了文艺的加工。审判时柏拉图是在场的，并且似乎很显然，他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他记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东西，而且大体上他的意图也是要力求符合历史的。这片对话，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却足以给苏格拉底的性格刻划出一幅相当确切的形象。

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是无容置疑的。判决所根据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对他仇视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乃是人们认为他和贵族派有勾结；他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属于贵族派的，而且其中当权的几个已经证明是极有危害性的。然而，由于大赦的缘故，这种理由便不能公开提出来了。法庭大多数都判决他有罪，这时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种较死刑为轻的处罚。法官们如果认为被告有罪的话，他们就必须在判决的定谳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惩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因此，若能提出一种法庭认为适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当重的处罚的话，那是会对苏格拉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来的却是处以三十个米尼的罚金，这笔罚金，他的几个朋友（包括柏拉图在内）都愿意为他担保。这种处分是太轻了，以至于法庭大为恼怒，于是便以比判决他有罪时更大的多数判决他死刑。他无疑地是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显然他也并不想以看来是承认自己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检查官有安尼图斯，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立都，一个悲剧诗人"年青而不著名，有着细长的头发，稀疏的胡须，和一个鹰钩鼻"；还有李康，一个没没无闻的修词家（见伯奈特《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80页）。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

我们无须再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于真实的苏格拉底骗人的关系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上自寻烦恼，让我们来看柏拉图是怎样使苏格拉底答复这次控诉的吧。苏格拉底一开始就控诉他的检查官是逞辩，并且反驳别人指责他自己的逞辩。他说他所具有的唯一辩才，就是真理的辩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习惯的态度讲话，而不是以"一套雕词琢句的演说词"①来讲话，他们也不必对他发怒。他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而且从来不曾到法庭上来过；因此，他们必须原谅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讲话。

他继续说，除了正式的起诉者而外，他还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诉者，那些人从这些法官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就到处"宣扬着有一个苏格拉底，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思考着天上并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坏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他说，人们以为这样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舆论提出的这种老一套的指责要比正式的判决更危险得多，尤其危险的是除了亚里斯多芬尼以外，他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①在答复这种老一套仇视他的种种根据时，他指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我与物理学的探讨毫无缘分"——而且他不是一个教师，他并不以教学挣钱。他接着嘲笑了智者们，不承认智者们具有他们所自诩的知识。然则，"我之所以被人称为有智慧并且背着这种恶名的理由是什么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尔斐神坛求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德尔斐神坛答称再没有别人了。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为他自己一无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谎。因此，他就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证神是犯了错误。首先他去请教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被许多人认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却自认为还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很快就发见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并且和蔼地而坚定地向他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结果是他恨上了我"。随后苏格拉底又去请教诗人，请他们讲解他们作其中的各个篇章，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这样做。"于是我便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与灵感"。于是他就去请教工匠，但是发见他们也一样地使人失望。他说，他在这段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最后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象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种对于自命为有智慧的人所进行的揭发工作耗尽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沦于极端的贫困，但是他觉得为神谕而作见证乃是一桩责任。

他说，富有阶级的青年无事可做，都高兴听他揭露别人，并且进而也照这样做；这就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目。"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所自诩的知识被人揭穿。"这些就是第一类起诉者的情形。

苏格拉底于是就进而诘问他"那位自称是好人和真正爱国者"的检查官美立都。苏格拉底问道，谁是改.善.青年的人。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后，在逐步紧逼之下，就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而外，每一个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于是苏格拉底便祝贺雅典城的好运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坏人更好相处；因此，他决不会如此之愚蠢，以至于有.意.要败坏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无意地，那末美立都就应该教导他，而不应该控诉他。

起诉书说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国家的神，而且还宣扬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却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且说："他说太阳是石而月亮是土"。苏格拉底答道，美立都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控诉阿那克萨哥拉了吧，阿那克萨哥拉的见解是花上一个德拉克玛就可以在剧场里听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戏剧）。苏格拉底当然指出了彻底无神论这种新的控诉是与起诉书相矛盾的，然后他就谈到比较一般的论点上来。

《申辩篇》其余部分的调子主要地是宗教的。他当过兵，并曾遵照命令坚持他的职守。现在"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而现在要放其他的职守，那就会象在战斗中放弃职守是一样地可耻了。怕死并不就是智慧，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死会不会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继续他已往所做的那种思考为条件而允许他活命的话，他就要回答说："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①而且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与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从没有出现过比我对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继续说道：

我还有些话要说，对这些话你们会要喊叫起来的；但是我相信，听我说话是会对你们有好处的，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喊叫起来。我愿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杀了象我这样一个人，你们就损害了你们自己更有甚于你们损害我。没有什么能损害我，不管是美立都还是安尼图斯——他们都不能够，因为一个坏人是不许损害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我不否认安尼图斯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利；而且他可以想象，并且别人也可以想象，他加给了我很大的损害：但是我却不同意这种想法。因为象他这种行为的罪过——不正义地剥夺别人生命的这种罪过——乃是要更大得多的罪过。

他说，他之所以申辩乃是为了他的审判官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而且再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的。"我敢说你们会感到恼怒的（就象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所建议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生，除非是神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一个牛虻"。

他为什么只在私下谈论，而不对公共事务提出忠告呢？"你们在许多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曾听我说过有一个神谕或者灵异降临于我，也就是美立都起诉书中所嘲笑的那个神。这个灵异是一种声音，最初它降临于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它总是禁止我，但从来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做一个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继续说，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是能够长命的。他举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两次例子：第一次是他反抗了民主制；第二次是反抗了三十僭主，这两次当权者的行动都是非法的。他指出，出席的人里面有很多是他从前的学生和学生的父兄们，而起诉书提不出这些人中有哪一个人能见证他败坏过青年（这一点差不多是一个辩护律师在《申辩篇》里所能认可的唯一论据）。他拒绝遵循惯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儿女带到法庭上来以软化法官们的心；他说这种景象会使得被告者和整个城邦都同样地显得可笑。他的工作乃是要说服法官，而不是请求他们开恩。

在宣判以及否决了那处以三十个米尼的另一种可能的惩罚而后（关于这另一种惩罚，苏格拉底曾提名柏拉图作为他的保人之一，并且柏拉图也出席了法庭），苏格拉底就做了最后的一次讲话。

而现在，你们这些给我定罪的人啊，我愿意向你们预言；因为我就要死去，而人临死的时候是赋有预言的能力的。因而我要向你们这些杀害我的凶手们预言；我死去之后，立刻就有比你们加之于我的更重得多的惩罚在等待你们。……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用杀人的办法就能防止别人谴责你们的罪恶生活，那你们就错了；那是一种既不可能而又不荣誉的逃避办法，最容易最高贵的办法并不是不让别人说话，而是要改正你们自己。

然后他就转向那些投票赞成开释他的法官们，对他们说，在他那天所做的一切中，他的神谕始终没有反对他，虽然在别的场合他的神谕是常常中途打断他说话的。他说，这就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们之中认为死是一件坏事的人乃是错误的"。因为死要末就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末就是灵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和奥尔弗斯、和缪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马谈话，那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放弃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义而死去的人们谈话，而尤其是他可以继续他对于知识的追求。"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就把他处死的，绝对不会的。而且除了比我们更加幸福而外，他们还是永远不死的，如果关于那里的说法都是真的话。"……

"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申辩篇》给某一种类型的人描绘出了一幅明晰的图画：

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除了最后这一点而外，他是很象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个清教徒的。从他最后那一段谈论死后事情的话里，使人不可能不感到他是坚决相信灵魂不朽的；而他口头上所表示的不确定，只不过是假定而已。他并不象基督徒那样，因为害怕永恒的受苦而烦恼：他并不怀疑，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将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在《斐多篇》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提出过信仰灵魂不朽的理由；究竟这些是否就是曾经影响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理由，那就无从肯定了。

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谕或者命运之神（daimon）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的那种东西，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圣女贞德是受到声音的鼓舞的，那原是精神不健全的一种普通形态。苏格拉底可能患有癫痫性的昏迷病，至低限度这似乎是对于有一次在他服兵役时所发生过的那类事情的自然解释：

有一天早晨苏格拉底在想着一件他不能解决的事；他又不愿意放下这件事，所以他不断地从清早想到中午，——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在想着；到了中午人们就注意起他来了，来来往往的人传说着苏格拉底从天一亮就站在这里想事情。最后，晚饭以后天黑下来，有几个伊奥尼亚人出于好奇（我应该说明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夏天），就搬来他们铺盖，睡在露天里，为的是要守着苏格拉底，看他究竟会不会站一整夜。他就站在这里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天亮起来，他向太阳做了祈祷，才走开了。（《筵话篇》，220）

这种情形，在较轻的程度上，是苏格拉底常有的事。《筵话篇》一开头就说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托德姆去赴宴会，但是苏格拉底一阵出神就落在后头了。当亚里士托德姆到达的时候，主人阿迦敦就问道："你把苏格拉底怎么了？"亚里士托德姆大吃一惊，发见苏格拉底原来并没有和他在一起；他们便派一个奴隶去找苏格拉底，才发见他站在邻家的廊柱下。这个奴隶回来说："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我叫他的时候，他一动也不动"。那些知道苏格拉底的人就解释说："他有这种习惯，随时随地会站下来，并且无缘无故地出神。"于是他们就不再问苏格拉底了，等到宴席已经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走进来。

任何人都同意苏格拉底是很丑的；他有一个扁鼻子和一个大肚子；他比"萨提尔滑稽戏里的一切丑汉（Silenus）都还丑"（色诺芬《筵话篇》）。他总是穿着褴褛的旧衣服，光着脚到处走。他的不顾寒暑、不顾饥渴使得人人都惊讶。阿尔西拜阿底斯在《筵话篇》里曾描叙苏格拉底服兵役的情形说：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所以就不得不枵腹行军，这时候苏格拉底的坚持力真是了不起，——在战争其中常常会发生的这类情势之下，他不仅比我，而且比一切人都更卓绝：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忍耐寒冷的毅力也是惊人的。曾有一次严霜，——因为那一带的冬天着实冷得可怕，——所有别的人不是躲在屋里，就是穿着多得可怕的衣服，紧紧把自己裹起来，把脚包上毛毡；这时只有苏格拉底赤着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衣服，但他比别的穿了鞋的兵士走得更好；他们都对苏格拉底侧目而视，因为他仿佛是在鄙夷他们呢。

他对于肉体情欲的驾驭，是常常为人所强调的。他很少饮酒，但当他饮酒时，他能喝得过所有的人；从没有人看见他喝醉过。在爱情上，哪怕是在最强烈的诱惑之下，他也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假如柏拉图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是一个完美的奥尔弗斯式的圣者；在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肉体二者的对立之中，他做到了灵魂对于肉体的完全的驾驭。他在最终时刻对于死的淡漠，便是这种驾驭力的最后证明。但同时，他并不是一个正统的奥尔弗斯派；他所接受的仅只是基本的教义，而不是迷信与净化的仪式。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行；这种学说已经隐含在苏格拉底声称他的法官们不能损害他的那篇论辩之中了。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苏格拉底能够赤着脚衣衫褴褛地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

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话是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地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沙米底斯篇》是谈论节制和中庸的定义的；《李西斯篇》是谈论友谊的，《拉什斯篇》是谈论勇敢的。所有的这些对话里，都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苏格拉底明确表示了他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而且他之比别人聪明就只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

德行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之中，而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立。在基督教的伦理里，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并且至少是在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地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一直贯穿到今天。

辩证法，也就是说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并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辩证法似乎是由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首先系统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图对话录的《巴门尼德篇》里，芝诺以这种方法对付了苏格拉底，正如柏拉图在别处说苏格拉底以这种方法对付别人一样。但是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使用了并且发展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看到，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时，他就快乐地怀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继续永远地提问题，而且不可能再被人处死，因为他将会是不死的。当然，如果他使用辩证法的方式真是象《申辩篇》中所描写的那样，那末别人对他的仇视就很容易解释了：全雅典的妻子们都会结合在一片来反对他的。

辩证的方法只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适用于另一些问题。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柏拉图的研究的特点，因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处理的东西。而且通过柏拉图的影响，后来大多数的哲学家们都曾为他的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缚。

某些东西显然是不宜于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例如，经验科学。的确伽利略曾用对话录宣扬过他的理论，但那仅仅是为了要克服人们的偏见，——他那些发现的正面理由不用极大的矫揉造作是不能插进到对话录里面来的。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苏格拉底总好象是只不过在引出被诘问者所已经具有的知识罢了；由于这种缘故，他就把他自己比做是一个助产士。但是当他在《斐多篇》和《美诺篇》中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几何学问题的时候，他就必须问到一些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许的引导性的问题了。这种方法是与回忆说相谐合的，因为按照回忆说，我们的学习只是由于记忆起来了我们在前生所已经知道的东西。但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让我们考虑一下用显微镜所做出的任何一种发见吧；比如说细菌传播疾病，我们很难认为，这种知识是可以用问答的方法就能够从一个本来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那儿推引出来的。

苏格拉底的处理方法所适用的，乃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用。象"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适于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加以讨论的。我们大家都在随便地使用"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这些字，只要考查一下我们使用这些字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最能与习惯相符合的那种定义。这里所需要的，只是关于问题中的这些字应如何使用的知识。但是当我们的探讨得出了结论时，我们所做出的只不过是一桩语言学上的发见，而并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见。

然而，我们也很可以把这种方法很有益地应用于稍为广泛的一类情况中。只要所争论的是逻辑的事情而不是事实的事情，那末讨论就是发现真理的一种好方法。例如，假使有人说，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种意见的人却应该不许投票；那末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不一贯的，并且可以向他证明，他的两种说法之中至少有一种必定或多或少是错误的。逻辑的错误，我以为，要比许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它能使犯这种错误的人轮流地在每一个题目上都采取为自己所惬意的见解。任何一套逻辑上一贯的学说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并且与流行的成见是相反的。辩证的方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当其目的是要发见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许我们可以把"哲学"就定义为是用柏拉图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讨的总和。但是如果这一定义是妥当的话，那乃是由于柏拉图对于后世哲学家们有影响的缘故。

①可比较《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

①在《云》一剧中，苏格拉底被写成是否认宙斯存在的。

①我引柏拉图一般用的是周维特（Jowett）的译本。

谢选骏指出：苏格拉底对于人性毫无了解，所以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他哪里知道，知识虽然可以使得善人更善，知识也会使得恶人更恶。苏格拉底更加不懂，人是具有原罪和堕落的本性的，所以知识的作用在科学上虽然利大于弊，但在伦理上却是弊大于利的。

罗素自己的《西方哲学史》得了诺贝儿子的文学奖，就恶意地污蔑柏拉图是个小说家，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小说是不能像1945年的《西方哲学史》这样卖钱的，而柏拉图又碰巧不像罗素那样缺钱。在我看来，像罗素这样争辩色诺芬和柏拉图在记述苏格拉底时候的孰是孰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问题永远是公婆各有理。事实上，我反倒认为，一个人被人们转述得越是不同，他的名气反而越大。更加离谱的是，人们似乎都没有想到，苏格拉底的从容就死与其说是一种英勇献身，不如说是一种逃避生存痛苦、借刀杀人的自杀行为。而苏格拉底四处打听有没有人比他更加聪明的时候，实际上是活得不耐烦了而在进行故意的挑衅，以便广泛霸凌到处树敌——这种行为正是其寻求“光荣自杀”的重要铺垫！而那些处其极刑的民主派，其实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傻瓜——他们不仅帮助苏格拉底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而且使得雅典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血债。

但实际上，苏格拉底是布局了一场“荣誉自杀”。他的智慧为了扮演一个圣人的角色，早就装神弄鬼地出神入化了。这大约就是希腊魔鬼的德尔菲神庙给予他的指示吧。

冯玉祥是苏联的乏走狗

《他曾22天收复180万领土 却在睡觉时被杀害》（2021-09-12 武品文史）报道：

　　

虽然儒家文化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并影响着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把儒文化看作是治国、理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历朝历代都以礼仪之邦而自居，很少会去侵犯他国领土。不仅如此，如果邻国遭到侵略，我们也会施以援手，用强大的武力来警告一些“匪徒”国家，中国以及友好邻邦国家是不可侵犯的。历史也一次次地向我们证明，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总有一些躲藏在黑暗中的眼睛无时不刻不在窥探着我们，只要有些许机会，它们就会立刻出击，企图撕扯吃掉本来属于我们的领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之而来的就是思想的解放，清政府的倒台，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一片喧闹声中轰然倒塌。这也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处于新旧政府的更替之时，也就是国家管控最薄弱的时候。

而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恶迹斑斑的沙俄，就趁此机会侵占外蒙古。如此野蛮的掠夺，中国人民自然是要奋起抗张，毕竟这是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列强瓜分。

北洋政府首先派人和俄国进行交涉，希望俄国尽快归还外蒙古的主权，然而，当时弱小的北洋政府在面对强大的俄国来说，显然没有震慑力，这个时候，

徐树铮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他仅仅用了22天就收复了外蒙。

原来，徐树铮一直关注外蒙问题，在那个当动荡的局势下，徐树铮一心只想边防，很少去参派系之间的斗争。终于在1919年6月，北洋政府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1919年10月29，带着收复外蒙古的雄心壮志，徐树铮带领边防军出发了。

11月1日到达之后，他首先控制住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并拿出自己拟制的8项扯治条件逼迫“总理”巴德玛多尔签字，“总理”巴德玛多尔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提交了撤治呈文。徐树铮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外蒙古自治问题。

11月22日，民国大总统宣布外蒙古全境重新回归中国政府的管辖。

从11月1日——11月22日，仅仅22天的时间，徐树铮就收回了18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可惜的是，在封系直系的斗争不断升级之后，坐镇外蒙的徐树铮被召回，并免去西北筹边使之职，开始专心对付其他派系。1924年11月26日

外蒙失去了徐树铮的经营后，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

而徐树铮也在派系都斗争中得罪了冯玉祥，在他乘坐火车从北京前往天津之时，被冯玉祥安排好的便衣士兵抓住，而此时的徐树铮还在睡觉。随后、身着睡衣、睡眼朦胧的徐树铮被挟入张营，随即遭枪杀。

徐树铮的死亡是一个损失，是一个灰暗时代的最好说明。我们心痛和难过，难过的是，他面对苏俄列强没有退缩，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挺身而出，他收回了18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

为了派系之间的争斗，眼睁睁地看着苦心收回经营的国土被列强分离出去，然而，如今很多人已经把这段历史遗忘，我们从徐树铮的墓地就可以看出，他的墓地不仅遭到过破坏，甚至都长满了野草。

谢选骏指出：冯玉祥不是什么“自己人”，而是苏联的走狗——没有意欲并吞外蒙的苏联匪帮的指使，冯玉祥断断不敢杀害收回外蒙的徐树铮。

网文《冯玉祥死因》报道：

阅读精选（1）：冯玉祥离奇死因之谜：是谁让冯玉祥葬身火海？

冯玉祥死因之谜

1948年9月5日，苏联《红星报》最后一版不显眼处，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傲德萨9月4日电：八月初，‘胜利’号轮船从纽约启航，驶往傲德萨……因处置不慎，致使电影胶片着火，船在途中发生火灾。有人员伤亡，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被带至傲德萨。调查仍在进行中。”这篇报道还说，装殓冯玉祥尸体的灵柩已空运到莫斯科，按照元帅遗孀的愿意，尸体已被火化。死者的几名家眷、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葬礼，死者享受到了阵亡军人的待遇。

这篇快讯引起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奥克佳布里·巴尔－比留科夫的好奇。要明白，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但苏联报纸对这一“不幸事件”却讳莫如深。

当时巴尔即将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他想方设法打探状况，但除得知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几个月后，巴尔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被授予了海军准尉军衔，并再度被派回黑海舰队。虽然他听说关于“胜利”号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但怎样进行的却几乎无人知晓。巴尔之后还打听到，调查在保密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曾亲自过问进展状况。

1949年初，苏联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秘密审判。“胜利”号上的相关人员被判有罪，之后也没有得到减刑。

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这对冯玉祥来说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如果不是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许会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

由于极想解开冯将军身死之谜，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寻找与当年事故有关的细节，试图揭示“胜利”号火灾的真相。

“胜利”号

二战结束后，苏军打捞起一些半沉的德国旧船，在德国造船厂进行了维修，然后将其充实到了苏联商业船队。在这些船只中，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轮“伊贝利亚”号。该船满载排水量为14039吨，全长153米，宽18。6米，高18米，舷高9米，吃水7。49米，航速15。5节（28。7公里/小时）。苏联船队接手后，为它起了个骄傲的名字，叫“胜利”号。在那个年代，它算得上是一艘相当大型的客货两用船，能够搭载旅客340人，并可同时装载4000吨货物。

经过改造，“胜利”号的载客量到达了600人。分布于四层甲板的客舱档次各不相同，既有宽敞明亮的高级包间，也有下层甲板狭窄拥挤的小舱。为向乘客带给配套服务，船上设有一个音乐沙龙、数个餐厅、几间宽敞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在船头和船尾还有六个货舱，能够存放乘客携带的物品和商业货物。这艘船的救生设备不错，约有十条大舢板和超多救生圈。但船上消防设施明显不足，轮机舱内的消防泵只能在局部使用，无力扑灭大火，或扑救船桥及别处的火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船上的办公场所和走廊到处都摆满了灭火器。

1948年春，“胜利”号被划归黑海航运局，开始往返于傲德萨和纽约之间，沿途搭载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苏联的旅客和货物。“胜利”号船上乘务人员共计199人，船长帕霍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从小在海边长大。他的防火助理叫纳博金，理解过专门的防火培训。船上其他指挥人员也都经验丰富，完全能胜任本职工作。

归途

I948年6月至7月，“胜利”号迎来了航海学校的50名见习生。他们随船顺利穿越大洋之后，7月31日又从纽约启航，随“胜利”号踏上了回到傲德萨的航程。在驶离纽约港时，船上只接纳了323位乘客，277吨货物。除少量散客外，船上乘客以苏联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工作人员及家属为主。冯玉祥与家人也上了船，他们准备转道苏联前往中国。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回到国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8月22日，轮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向巴统驶去。船长随即向局里报告说，他接纳了2020名遣返人员、6名苏联驻埃及使节及其家属，同时又装上了1500吨货。在八月最后的几天，“胜利”号最后靠上了巴统的码头。

8月31日，“胜利”号折返向西，驶向通往傲德萨。因超多亚美尼亚人离船，船上的旅客此刻只剩下310人。9月1日中午一点，位于傲德萨的黑海航运局电台接到船上发来的航行报告，说“胜利”号已经驶过新罗西斯克，9月2日凌晨两点即可抵达傲德萨港。此后，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但起初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警觉。

直到9月2日早晨，黑海航运局才开始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并请求出海轮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该船行踪，但没有人与“胜利”号取得过联系，也没有听见过“SOS”信号。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几架海军航空兵飞机随之被派到海上。当天晚上九点钟，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发现了已被烧焦的“胜利”号，轮船周围还有五条载满人的舢板。接到通报后，救援队立即从费奥多西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出发，火速奔向出事船只。

大火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官方之后的说法是：9月1日13时，“胜利”号班轮驶经新罗西斯克后，继续驶向傲德萨。当时的天气不错，可谓风和日丽。见船将驶向终点，代理放映员、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决定，将电影胶片收拾一下，以便靠岸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为此，他叫来了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请他在放映完毕后帮忙缠胶片。

电影胶片平时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内，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三等客舱。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桌上。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外，这坐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两千张留声机唱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见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库房，返身关上了库房的门，并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向走廊另一头跑去。此刻，库房内炽热的气流冲倒房门，灼热的火焰吞食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舱壁。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上一层甲板的前厅，从那里进入两个垂直的楼梯竖井，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几分钟内，火焰包围了轮船的中部，包括领航室、驾驶室、电台室、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旋风般蚕食沿路的住所，冲击救生艇甲板，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

值班报务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后，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出，没能来得及发出求援信号。船长得知此情形后，命令以备用电台发出SOS信号，但可惜它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船首的船铃才向全船发出火灾警报。接到火警以后，在轮机长兹沃罗波的带领下，轮机班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堵截火势。在火势刚起时，就有部分船员开始抢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水中。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放入了五条舢板，并把船划到了安全距离，男乘客则在船上帮忙灭火。

经过全力扑救，火势最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损坏。船头货舱被火花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

除去物质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超多的人员伤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扬。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

9月3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扑灭。9月5日，“胜利”号驶入傲德萨港，获救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超多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回到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一样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能够放出蓝色火焰，并能到达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波金、电台台长韦杰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察长、著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法庭作证。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庭专程赶往傲德萨，开庭审理。庭长乌斯片斯基会同各检察员和律师，就火灾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对“胜利”号船上领导人员提起了诉讼。

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说，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点燃。鉴于这种状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

冯玉祥死因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决定的同时，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启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状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忙倒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职责人给予了重判：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因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被收监两年，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并扣除其间25%的薪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以前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立刻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冯玉祥死因并没有得到确切答案。

因战争造成超多减员，苏联战后急需劳动力，政府不仅仅临时废除了死刑，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1946到1948年，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1948年9月14日做出了停航决定，完全彻底地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向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阅读精选（2）：冯玉祥离奇之死：苏联秘密报告揭火灾真实原因

冯玉祥的一生，可圈可点，民国史的重大事件，他都参与其中。晚年在美国，多次公开讲演谴责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政策。在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归途中，冯玉祥意外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向是个谜。《传奇将军冯玉祥》首次公开了冯玉祥遇难的真正原因。作者余华心是冯玉祥小儿子洪达的夫人。

无声无息火突来

冯玉祥半倚在床上，对两个女儿讲述起1926年他去苏联的情景。他说：“那时候苏联还很贫困，社会秩序也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比较乱，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气氛很浓厚，生机勃勃的。所以我就把洪国、弗能和弗伐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把苏联和美国的两种社会制度做了比较，说明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看着冯夫人干练地来回忙碌着，冯玉祥又有所思地说道:“我和你们妈妈奔波奋斗了大半生，没有成就什么事业，也没有攒下什么钱。过去有过一点钱，都办了学校了。今后你们要想自我生活得好就得靠着有本事。我跟你们说过不止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潜力，有些人有钱，这两样比较起来，那钱毕竟是很空虚、很软弱的，因为它本身不是生活必需物品，一旦拿它换不出东西来，它就一点用也没有了。

所以，爸爸总期望你们自我多多努力……”话刚说到这儿，素日对什么都最敏感的晓达吸吸鼻子问：“什么味儿？”四下一看，她发现有烟从门缝里涌进屋子里来。“着火了！”晓达惊呼着一下从沙发上蹦起来，第一个往外冲了出去……

颖达跟着也朝外跑，一进过道，一股灼热的空气使她感到火烧火燎，她猛又向前冲了几步，忽然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际：“我四姐还不明白呢！”急忙回身，跑着给理达报信去了。

晓达的惊奔，引起了慌乱失措。冯玉祥来不及多加思索，来不及冷静决定，他跳下床来，提起随身的一只小箱子，本能地也离开房间向过道走去。冯夫人抓起丈夫的大衣，紧跟在后面。这时，过道里已是浓烟滚滚，一片漆黑，充满了一氧化碳的热浪。

冯夫人隐隐听见丈夫痛苦的呻吟声，但此时此刻她已经爱莫能助了，浓烟使她窒息得说不出一个字来，她昏昏沉沉、跌跌撞撞又回到了房间，一下栽倒在沙发上。她告诉过我，她当时心里最后的一个念头是“就这样完了……”之后就失去了知觉……

在这同一时间，洪达也正在床上躺着，赖亚力一面收拾东西，一面给洪达讲1926年他在苏联时看到的各种情形。洪达看见窗体顶端天花板上往里灌烟。

“看看去！”洪达穿上鞋，走过去拉开了门。迎面一股烟火猛烈地蹿涌进来。

“不好，出事了！”赖亚力扑过去拉住洪达：“出不去了，快跳窗户！”

洪到达了外面，首先想到的是爸爸妈妈怎样样了？

赶到父母住舱外面，洪达只见窗户紧闭。他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看，里面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拍着窗户呼叫:“爸爸！妈妈！……”没有一点回音。他觉得脑子“轰”的一下，情急之中，抡起双拳猛砸玻璃。那玻璃是抗强风巨浪的，何等厚实，可怜他皮开肉绽，血涌如注，玻璃连道缝也没裂。

元铮飞速取来太平斧，洪达夺过向窗户劈去，玻璃哗啦一声碎了，迸开来的玻璃碴子嵌进了洪达的肉里。

舱里全是浓烟，洪达强忍着窒息，伸手到处乱摸。他碰到了人，也看不见是谁，一个猛劲抱起来送到窗口，先把头顺了出去。

“是妈妈！妈妈！”理达呜咽着和元铮把母亲死命拉了出去，放倒在甲板上。

洪达把母亲抢救出来以后，已经快要憋过气去了，脑子“嗡嗡”巨响，意识逐渐消失，他觉得自我就要不行了。

“洪达！洪达！”他仿佛听见元铮从遥远的地方在呼唤。“给你……消……消防……器……！”元铮被烟呛得话不成句。

洪达挣扎着、踉跄着从窗口接过递进来的灭火筒撞开阀门，一股泡沫强劲喷射而出。浓烟稍被驱淡，他这才隐隐绰绰看见父亲那巨大的身躯头朝里、面朝下卧倒在进门口的地方。

“爸……”洪达扑了过去，把父亲翻了过来，一手托起他的头，一手伸进两腿腿弯，想把他抱起来。但竭尽全身最后的一点力气，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洪达紧紧抱住父亲不放，他向父亲的身上倒下去。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四个高大的苏联船员身穿消防服冲进舱来。在苏联船员的帮忙下，冯玉祥最后被救了出去，抬到远离烟火的甲板上。

船医赶来了，他蹲下去翻开冯玉祥的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扩散，再试脉搏，找不到了。冯玉祥将军与世长辞。

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

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真相，长久以来始终是个谜。当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说他在自我舱里放电影，不慎胶片燃烧，引发火灾。如前所述，实际状况完全不是这样。

1982年夏天，赖亚力和夫人朱虹到青岛疗养，约洪达和我见面。

他第一次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内幕：当年黑海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最后有一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

“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洪达问。

“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思考吧。”

“那是谁干的？”我问。

“这到此刻还不清楚。有过很多的猜测，比如船在美国以前进行检修，船体刷过油漆，这中间有没有人做过什么手脚？再是那几千亚美尼亚人登船，是不是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还是有什么其他政治势力的阴谋，都讲不好。”赖亚力说。

“还是一个谜呀！”洪达叹气。

“至少咱们明白了海难不是意外灾害，而是谋害。”我说。

“对你们家人和世人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相。我为什么直到此刻才告诉你们，是因为看了你们写的书，我觉得是就应告诉你们的时候了，我的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再不说，你们就永远不会明白事实真相了。”

“多谢你，赖叔叔。”洪达伸过手去和赖亚力握手。

阅读精选（3）：冯玉祥人物生平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湖，出生于直隶保定，自幼在此处长大。

1910年，冯被任命为陆军第20镇（师）第80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法办，递解保定。

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16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麾下的护法军作战。冯玉祥深明大义，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1918年6月底，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

1921年率部入陕，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率其部队入陕西，在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之后，接任陕西督军，并以此地为地盘扩充，受到苏联大力支持壮大，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1921年10月10日晋加陆军上将衔。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2月31日授予陆军上将。

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3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11月14日授将军府上将军。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理解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率军回到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直系曹锟政府，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部为“国民军”，电请孙文北上。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4年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了北伐战争。冯玉祥将军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用心参与和支持北伐。经刘伯坚倡导，在苏联顾问影响下，于1925年春末夏初，冯玉祥做出了向苏联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留学的决定。在严格的挑选和考试，在军官教导团300多名学员中，录取5人。冯玉祥又从各个部队亲自主持考试挑选出48名学员，其中24名派往苏联，另外24名派往日本。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理解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忙，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5年12月命令部下张之江劫持并杀害曾收复外蒙的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徐树铮。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国民军在南口败退。危难之时，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期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冯玉祥慨然理解李大钊的推荐，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

9月初，冯玉祥到达山西五原。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纷纷携枪归队。冯在同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过之后，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同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城内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誓师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当场宣布：为证明国民军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决心出师北伐，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郑重地向全国发出誓师宣言。会后，冯玉祥、于右任扛着红旗，率领全体官兵在五原街上游行。誓师大会后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鹿钟麟任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

五原誓师，在中国的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对于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返抵西安。冯在共产党人的帮忙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不久，宁汉对立构成，冯玉祥极为忧虑。武汉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冯决定向东进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他发布讨奉檄文，对鄂、豫、察、绥等地三路出师，自兼中路军总司令。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1927年11月再次击败直鲁联军、取得第二次兰封战役胜利。

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去南京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次年辞职北上，被南京政府明令通缉。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3年5月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但最终归于失败。此后他隐居泰山读书，并邀请了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民主人士讲学，共同分析世界形势，评论国内政局，同时，加强与各地抗日爱国力量的联系。他在住室墙壁上题有一副对联：“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用以自勉。

1933年11月，李济深等联合第19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派代表前往参加。1935年11月，他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常委。

冯玉祥与张治中将军在淞沪前线

36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督导长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部长、军政部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用心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执常委，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当选中执常委，1945年5月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中当选中执常委。

1946年9月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赴美，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在美公开抨击国共内战和国民政府的独裁，用心支持国内人民的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超多批判。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他发表了《对被开除党籍的声明》，正式宣布“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齐，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暗害，冯玉祥还预立遗嘱，表示“要敢说，要敢作，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

1948年7月31日，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1946年冯玉祥，李德全在美国

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忙下，自美国回国乘“胜利”轮途经黑海在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

1948年9月1日行进途中因轮船失火与女儿冯晓达一齐遇难，享年66岁。

装殓冯玉祥尸体的灵柩后空运到莫斯科，按照“元帅遗孀的愿意”，尸体已被火化。死者的几名家眷、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葬礼，死者享受到了阵亡军人的待遇。冯玉祥的骨灰盒于1948年11月回到祖国。

冯玉祥曾多次谋害政敌，张建功、郭坚、马廷勷、徐树铮等人均为其所暗杀。

1917年冯氏皈依基督教并受洗，还利用宗教力量来控制军队，故有“基督将军”的称号。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说：“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分裂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

1953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上评价：“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称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进行解释，对彭德怀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刘少奇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批判彭德怀。

1982年乌兰夫（次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冯玉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评价：“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谢选骏指出：冯玉祥打着“基督教将军”的旗号，却干着杀人越货的卑鄙勾当——他暗杀了许多人，他为苏联效劳，最后自己却用完就扔，死于苏联的暗杀，而且遭到中共的鄙视和玩弄——这既是报应，也是对他的讽刺。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现世报。

哲学家谋生和不须谋生的各自好处

西方哲学史

第十章 普罗泰戈拉

我们所曾考察过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些伟大的体系，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就遭到了怀疑运动的反对，怀疑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智者的领袖普罗泰戈拉。"智者"这个字原来并没有坏意思；它指的差不多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授"。一个智者是一个以教给青年某些事物为生的人，这些事物被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是对青年有用的。既然当时还没有这类教育的公共设施，所以智者们就只教那些自备束脩的人或者是由家长出束脩的人。这就倾向于给他们以某种阶级的偏见，而当时的政治局面又更加强了这种偏见。在雅典和许多别的城市，在政治上民主制获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削减那些属于旧贵族世家的人们的财富方面却毫无成绩。体现出来我们心目中所谓希腊文化的，大体上都是富人：他们有教育、有闲暇，游历把他们的传统偏见的棱角给磨掉了，他们消耗于论辩的时间又磨练了他们的机智。所谓民主制，并没有触动使富人无需压迫自由公民便能享有他们的财富的那个奴隶制度。 

然而在许多城市里，尤其是在雅典，较穷的公民们对于富人有着双重的仇视，一是嫉妒，二是传统心理。富人——常常很正当地——被人认为是不虔敬的和不道德的；他们在颠复着古代的信仰并且也许还试图摧毁民主制。于是就形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制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互相结合，而文化上的革新者们则倾向于政治上的反动派。近代的美国也存在着多少相同的情况，在美国作为主要的天主教组织的塔曼尼派①努力保卫传统的神学与伦理的教条而反对启蒙运动的进攻。但是美国的启蒙者在政治上要比雅典的启蒙者软弱得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与财阀政治一片建立共同的目标。然而那里有一个重要的高等知识阶级是从事于保卫财阀政治的，那就是公司法律顾问阶级。在有.几.方面，他们的作用非常有似于智者们在雅典所起的那种作用。

雅典的民主政治虽然由于不包括奴隶和女人而有着严重的局限性，然而在有些方面，要比任何近代的体制都更为民主。法官和大部分行政官都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并且任职的时期很短；因而他们都是普通的公民，就象我们的陪审员那样，他们有着普通公民们所特有的偏见，并且缺乏职业性的气味。一般说来，总是有许多的法官在听案。原告人与辩护人，或者起诉者与被告，都是亲自出席的，而不是由职业的律师出席。十分自然地，胜败大部分要取决于演说时能打动群众偏见的那种技巧。虽然一个人必须亲自发言，但是他可以雇一个专家替他写发言稿，或者是象许多人所喜欢的那样，可以花钱去学习那种在法庭上获胜所必需的技术。智者们就被公认是教给人以这种技术的。

雅典历史上的白里克里斯时代，非常有似于英国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雅典是富强的，不大受战争的干扰，并且具有一部由贵族所执行的民主宪法。在谈到阿那克萨哥拉时，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反对白里克里斯的民主反对派逐渐地积蓄了力量，并且逐一地攻击他的朋友们。伯罗奔尼苏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①；雅典（和许多其他地方一道）遭到大疫的袭击；为数曾经约达230,000的人口便大大地减少了，并且永远再也没有恢复到它原来的水平（柏里：《希腊史》卷Ⅰ，444页）。白里克里斯本人于公元前430年被免除将军的职务，并且被一个由150名法官所组成的法庭以侵吞公款的罪名而判处罚款。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大疫，他本人也于次年（429）死去。斐狄阿斯和阿那克萨哥拉都被判罪；阿斯巴西亚被控为不虔敬而且治家无方，但是被赦免了。

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很自然的那些容易遭民主派政治家仇视的人们就会希望掌握辩论的技术。尽管雅典人惯好迫害，但是在有一点上却远不象近代美国人那样狭隘，因为那些被指控为不虔敬与败坏青年人的人们还可以出席为自己申辩。这就说明了智者们何以受到一个阶级的欢迎而不受另一个阶级的欢迎；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心目里总以为他们并非是为个人的目的而服务，而且他们之中确乎有很多人是真正从事于哲学的。柏拉图对他们极尽诋毁谩骂的能事，但是我们不能用柏拉图的论战来判断他们。在他较轻松的语调里，让我们从《攸狄底姆斯篇》中引下列一段文章，文中说有两个智者狄奥尼索多拉斯和攸狄底姆斯故意去捉弄一个名叫克里西普斯的头脑简单的人。狄奥尼索多拉斯说：

你说你有一条狗吗？

是呀，克里西普斯说，有一条恶狗。

他有小狗吗？

是呀，小狗们和他一个样。

狗就是他们的父亲吗？

是呀，他说，我看见了他和小狗的母亲在一起。

他不是你的吗？

他确乎是我的呀。

他是一个父亲，而且他又是你的；所以他就是你的父亲，而小狗就是你的兄弟了。

从较为严肃的语调里，我们可以引题名为《智者》的一篇对话。这是一篇以智者做为一个例子而对定义进行逻辑的讨论的对话。我们目前暂不讨论这一片的逻辑，关于这一篇对话我想要提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最后的结论。

"制造矛盾的技俩出自于一种不真诚的、夸大的模仿，是属于由影象制造而产生的那类假象制造的，其特点是属于人为的而非神明的创造的一部分，它表现为一种暧昧的玩弄词句；——老实说，可以指出为真正智者的血脉渊源的，就是如此。"（康福特的译文）

有一个关于普罗泰戈拉的故事，这个故事无疑是杜撰的，但却可以说明人民心目之中智者与法庭的关系。据说普罗泰戈拉教过一个年青人，规定这个年青人如果在第一次诉讼里就获得胜利，才交学费，否则就不交。而这个青年人的第一次诉讼就是普罗泰戈拉控告他，要他交学费。

然而现在让我们撇开这些序幕，来看一看我们关于普罗泰戈拉真正知道哪些事情。

普罗泰戈拉约当公元前500年生于阿布德拉，德谟克里特就是来自这个城的。他两次访问过雅典，第二次的访问不会迟于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44-3年他为徒利城编订过一部法典。有一种传说说他被控为不虔敬，但这似乎是靠不住的，尽管他写过一本《论神》的书，这本书一开头就说："至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他们不存在，也不敢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短促。""他的第二次访问雅典，柏拉图曾在《普罗泰戈拉》一篇中有过多少带点讽刺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并且很认真地讨论了他的学说。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学说，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学说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可以说哪个对、哪个错。这一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并且其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

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费·坎·斯·席勒就习惯于自称是普罗泰戈拉的弟子。这一点我想是因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提示过（作为对普罗泰戈拉的一种解释），一种意见可能比另一种意见更好一些，但不一定是更真一些。例如一个人有黄胆病的时候，看起一切东西来都是黄的。说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黄的而是一个健康人眼里所看到的那种颜色，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说，既然健康要比疾病好一些，所以健康人的意见就比黄胆病人的意见好一些。这种观点显然是非常有似于实用主义的。

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就使得大多数人在实际的目的方面成为了自己究竟应该相信什么的裁判者。因此普罗泰戈拉就走上了保卫法律、风尚和传统道德的路上去。虽说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并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他还是确信应当崇拜神。对于一个其理论上的怀疑主义既很彻底而又逻辑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观点。

普罗泰戈拉的壮年就过着一种周游于希腊各个城邦不断讲学的生活，他收费教"想要获得实际的效率与更高的精神教养的任何人"。（策勒尔书，第1299页）。柏拉图反对——并且按近代的观念来说多少是有点摆架子——智者们教书要收钱的办法。柏拉图自己有着相当的私人财产，显然他不能体会那些没有他那种好运气的人们的需要。奇怪的是近代的教授们，他们虽找不出拒绝薪给的理由，然而也一再地重复着柏拉图的这种挑剔。

然而另外有一点是智者与当时大多数的哲学家们所不同的。除了智者们之外，通常一位老师总是创建一座学校，学校多少具有一种兄弟会的性质，多少有着一定的共同生活，往往有些类似于一种僧院的规矩，并且常常有一种不公开宣布的秘密学说。凡在哲学是起于奥尔弗斯主义的地方，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智者们中间，一点也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所教的东西，在他们心目中是与宗教或德行是不相干的。他们教辩论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其他一切知识。大致说来，他们好象近代的律师一样，只准备教给人如何进行辩护或是反对一种意见，他们并不从事宣传他们自己的结论。那些把哲学认为是与宗教密切结合在一片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自然感到了震动；在他们看来智者们是轻佻的、不道德的。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可能说究竟是到什么程度——智者们之引人厌恶，不仅是引起一般人的厌恶而且也引起柏拉图和以后的哲学家们的厌恶，实在是由于他们智力的优异。追求真理如其是全心全意的，就必须撇开道德方面考虑。我们事先不能知道真理在某个社会里会不会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智者们总是准备追随着论证，走到论证所引出的结论上去。而这往往就把他们带到了怀疑主义。他们之中有一个高尔吉亚曾提出过，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而且纵令有任何事物存在的话，那也是不可知的；而且纵令它存在并且被任何一个人所认知，这个人也永远不能把它传达给别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论证是什么，但是我很能想象他们具有一种逻辑的力量，迫使得他们的对方要躲避到理论体系里面去。柏拉图总是热心宣传足以使人们能变成为他所认为是有德的样子的那些见解；但是他在思想上几乎从来都是不诚实的，因为柏拉图让自己以社会的后果来判断各种学说。甚至于就在这点上，他也是不诚实的；他假装是在跟随着论证并且是用纯粹理论的标准来下判断的，但事实上他却在歪曲讨论，使之达到一种道德的结论。他把这种恶习引到了哲学里面来，从此之后哲学里就一直有着这种恶习。或许大部分正是由于对智者们的敌视，才使得他的对话录具有了这种特征。柏拉图以后，一切哲学家们的共同缺点之一，就是他们对于伦理学的研究都是从他们已经知道要达到什么结论的那种假设上面出发的。

在公元前五世纪晚期的雅典，似乎有人教授着在当时人看来似乎是不道德的、而且就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也似乎是不道德的那些政治学说。在柏拉图《国家篇》的第一卷里，特拉西马库斯就论证过除了强者的利益而外并没有正义；又论证法律是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又论证在争夺权力的斗争里，并没有任何可以援用的客观标准。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见《高尔吉亚篇》），喀里克里斯曾主张过一种相似的学说。他说自然的法则乃是强者的法则；但是人们为了方便的缘故，就确立了种种制度和道德诫条以便束缚强者。这些学说在我们今天，已经比它们在古代获得了更广泛得多的同意。无论人们对它们怎样想，它们并不是智者们的特征。

在公元前五世纪——无论智者们在这一变化中所处的地位如何——雅典有了一种转变，在与正在崩溃着的笨拙的但是颇为残酷的保卫正统教义相冲突之中，就有了一种从僵硬的清教徒式的单纯性过渡到机智的并且是同样残酷的犬儒主义里去的转变。在这个世纪之初，是雅典人领导伊奥尼亚的城邦进行反波斯的战斗，以及公元前490年马拉松的胜利。在这个世纪的末了，则是雅典于公元前404年败于斯巴达，以及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被判死刑。从此以后雅典在政治上就不再重要了，但是它却获得了毫无疑义地文化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雅典一直保持到基督教的胜利为止。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史上有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来说，乃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一次波斯战争的时候，由于有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的光荣就归于雅典。十年以后在第二次战争时，雅典人在海上仍然是希腊方面的最强者；但是在陆地上，胜利主要归功于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然而斯巴达人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方性的，当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之后，他们就不再抵抗波斯人了。保卫亚洲部分的希腊人以及解放那些已经被波斯人所征服的岛屿的责任就被雅典承当起来，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雅典变成了海上的领袖强国，并对于伊奥尼亚各岛获得了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白里克里斯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也是一个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繁荣起来了。伟大的神殿——其遗迹迄今仍然是雅典的光荣——就是他倡议修建的，用以代替被薛克修斯所毁掉的神殿。雅典城的财富以及文化都迅速地增加；而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财富由于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就衰退了。

这时候，在雅典出现了特别众多的天才人物。三大戏剧家，伊斯奇鲁斯、索福克里斯与幼利披底，都属于公元前五世纪。伊士奇鲁斯在马拉松作过战，并且曾目睹沙拉米之役。索福克里斯在宗教上仍然是个正统派。但是幼利披底却受了普罗泰戈拉以及当时自由思想的精神的影响，而且他对神话的处理是怀疑主义的并带有颠复性的。喜剧诗人亚里斯多芬尼嘲笑了苏格拉底、智者们和哲学家们，然而他本人却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柏拉图在《筵话篇》中把他和苏格拉底的关系写得非常之友好，我们也已看到雕刻家斐狄阿斯也是属于白里克里斯的圈子里的。

这一时期雅典的优越毋宁是在艺术方面，而非在知识方面。公元前五世纪的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之外，没有一个是雅典人；苏格拉底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把自己限于口头论辩的人。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苏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429年白里克里斯的逝世，就开始了雅典历史上的阴暗时期。雅典人在海上占有优势，但是斯巴达人握有陆地上的霸权，并且在夏季一再侵占亚底加（雅典城除外）。结果是雅典城拥挤不堪，并且由于疫疠而损失惨重。公元前414年雅典人派出一次对西西里的大远征，希望能占领与斯巴达联盟的叙拉古；但是这个试图失败了。战争使雅典人变得凶顽而暴虐。公元前406年他们征服了梅洛斯岛，把所有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屠杀光了，把其他的居民掠为奴隶。幼利披底的《特罗伊妇人》这个剧本就是对这种野蛮行为的抗议。斗争还有其思想意识的一方面，因为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代表，而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的代表。雅典人有理由怀疑他们自己的一些贵族有叛国行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的叛国行为与公元前405年伊格斯波达米之战中海军的最后溃败有关。

战争的结局是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寡头政府，史称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中有些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克利提亚在内，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不到一年就被推翻了。在斯巴达的同意之下，民主制又恢复起来；但那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民主制，它由于有大赦而无法对自己内部的敌人直接报复，但是它在大赦的范围之外却喜欢找任何的借口来控诉这些敌人。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刑（公元前399年）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出现的。

①塔曼尼是美国纽约城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主张所谓的民主和地方分权制。——中译本编者

①战争结束于公元前404年，雅典一败涂地。

谢选骏指出：柏拉图有钱或不贪婪，不必出售自己的思想和言论；而普罗泰戈拉没钱或较贪婪，需要出售自己的思想和言论——这是两种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人。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呢？我认为从哲学史的观点看，柏拉图较优；从社会上的影响看，普罗泰戈拉较优——因为时间会省略掉人们的谋生过程，可是大部分人毕竟不能像柏拉图那样不必谋生。

《拆<西方哲学史>31：普罗泰戈拉》（知乎小鹏友沉思与实用》报道：

大学的时候有一门逻辑课，我一直记得一个古希腊师徒打官司的故事：

师傅是律师，教徒弟打官司。两个人约定，等徒弟打赢第一场官司的时候，交纳学费。

后来，徒弟迟迟不接诉讼，所以也不用交学费。老师着急了，于是想出一个妙招：去状告徒弟拖欠学费。

从老师的角度：如果官司打赢了，那么徒弟要遵守法律，交纳学费；如果官司打输了，那么徒弟就赢得了第一场诉讼，按照约定，也要交纳学费。

可是徒弟也不是吃素的，从徒弟的角度：如果自己官司打赢了，那么遵守法律判决，自己不用交学费；如果自己官司打输了，那么自己还是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所以按照约定，仍然不要交学费。

虽然有点绕，但是很有趣，而且无解。

直到到了《西方哲学史》，才知道这个老师的名字叫：普罗泰戈拉，是智者代表人物。而这个故事，八成是杜撰的。

普罗泰戈拉是怀疑主义者，他的著作《神论》，开头就说：“至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不存在，也不敢说他们的样子；因为有许多事情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和人生的短促”。

这话，说的真漂亮！

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宣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且是“存在是事物存在的尺度，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当然，你立刻会想到，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那如果两个人意见不一致，怎么办？有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谁对谁错。哈哈，这就是苏格拉底反对普罗泰戈拉的主要观点。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还是有用的，这种哲学思考，后来引向了实用主义哲学。

比如，客观的医学标准告诉我，早睡早起身体好。可是我偏偏是个夜猫子，喜欢晚睡晚起，效率超高。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对于我来收，晚睡晚起是“实用的”，我个人就是这件事情的尺度。

再比如，对于黄疸病患者来说，看什么都是黄色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和病人争论颜色问题。但是，既然健康要比患病好，那么我们认为，健康的人的意见要比病人的意见更好一点，或者更真一点。这就很像实用主义哲学观点。

同时，虽然我没有论证过，但是我觉得“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思想，应该会引向心理学。

比如，心理医生接待病人，应该不会像苏格拉底一样，告诉病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客观真理。而是尊重“病人看问题的尺度”，想办法如何从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让病人心理更舒服。

纵观全书，罗素一直很讨厌柏拉图，所以找到机会，就吐槽柏拉图一下。罗素认为，柏拉图看不上智者们，实在是因为他们智力太优越了。

比如，因为叫高尔吉亚的智者说过：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就算存在的话，也是不可知的；就算存在并且还被某个人知道的话，这个人也永远不能准确的传达给别人。

如果你经常觉得，别人听不懂自己说话，你就会觉得上面这段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接着，罗素开始吐槽柏拉图的不诚实。因为柏拉图貌似是在论证，但是因为他预设了答案，所以所有的论证都是迷魂阵，都是歪曲讨论。而后世的很多哲学家，都是学习了柏拉图的缺点，就是先明确自己的结论，剩下的只是证明自己的结论。

从而，可以判断罗素的观点，真正的哲学，不应该先确定结论，而是应该尊重事实，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就应该是什么结论，无论这个结论是否受欢迎。

生活中，如果你碰到一个预定答案的人，就别和他讨论问题了，绝对是浪费时间。只有虚怀若谷，时刻准备接收新鲜事物，接收新的知识、新的答案、新的角度的人，才能真正的探讨问题。

好了，我们终于把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聊完了。然后，我们开始聊苏格拉底。（编辑于 2016-09-27）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罗素不喜欢柏拉图的主要原因，是柏拉图假定自己的读者是贵族甚至是治国者与国王，因而拿腔拿调地说话；而罗素呢则不同，他写书仅仅是为了售卖给大众——因为罗素的读者是平民甚至是和他差不多的流氓，因此罗素无需拿腔拿调，甚至可以玩世不恭。在柏拉图和罗素之间的还有一种是像斯宾诺莎那样，把谋生的事情和哲学的思考分开来做，这样就不会像柏拉图那样虚伪，也不会像罗素那样无耻了。这是因为斯宾诺莎懂得改邪归正，脱离了魔鬼的社团。

谢选骏：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

《人类世界2050年毁灭的概率：49%》（2019年08月23日编译 韩真）报道：

贾雷德·戴蒙德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家，他的书着眼于对于历史的“大思考”，拥有如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样的老读者。贾雷德的新书《巨变》从历史上各文明的各类教训出发，尝试为当下充满危机的现实世界提供解答。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公共知识分子生涯从1991年的进化心理学作品《第三种黑猩猩》开始，起飞于1997年的《枪炮、细菌与钢铁》。该书采用了一种“三单词解释”的方法来说明西方世界是如何崛起为现代全球帝国的。尽管此书发表于“历史的终结”的时刻，但批评家们仍然认为此书是地理决定论的、是对西方霸权的吹嘘。2005年，戴蒙德发表了《崩溃》一书，提供了古代文明对环境危机应对不力而崩溃的一系列案例分析，让人爱不释手，是一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今时代气候变化危机的好书。发表于2012年的《昨日之前的世界》一书，探讨了文明中的各传统社会对危机的应对，而新书《巨变》（Upheaval），则探讨那些更加像西方文明的各传统社会是如何面对危机并克服困难坚持至今的。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为此采访了戴蒙德。

很明显我想谈谈您的新书，但我想也许可以从您一系列过往作品的背景出发来谈这本新书。

好，接下来是我的回答。你可能发现我的回答非常老套、不合你的心意。经常有人问我这类问题：我写的这些书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每本书，都是针对我当下最感兴趣的主题、写的是最趁手的内容。写完一本书后就与新书没什么关系了。

好吧，您这么一种表述对我来说是有先后关系的。我在想您的书籍系列，《枪炮、细菌与钢铁》和《崩溃》，然后是新书《巨变》。每本书都相继完成了一段文化智识之旅。由《枪炮、细菌与钢铁》开始，很明显是一个对于历史的微妙的研究，读起来是对于西方文明在这个星球上的优势地位的一种阐述……

我觉得你的溢美之词超出了我所应得，不过《枪炮、细菌与钢铁》这本书值得夸一下，所以算是接受你1/3的夸奖。但我不觉得它是一种西方必胜主义的论调。

对，我也不这么认为，我不想这么说的。但是这本书的发布时间和西方文化中的必胜主义潮流比较合拍。

你和我都在说英语而没有说阿尔冈语，这是有道理的。我不觉得这表示了英语本身的胜利，我视之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是《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想表达的观点。

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多提一下《崩溃》这本书……15年来，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一样的么？我是说，您对于各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变迁的挑战，如何变得可适应、有韧性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过去是一样的么？

是的，没两样。我在2005年看到的情况到如今依旧。历史上很多社会因为破坏环境而自我毁灭。这些年来发现了更多例子，比如对于卡霍基亚环境崩溃的研究，卡霍基亚就在圣路易斯城外，是北美大陆人口最多的印第安人社会。当我写作《崩溃》一书时，其崩溃的原因并不为人所知，但之后有一个很好的研究说明了气候变化、密西西比河洪水对其覆灭的作用。我这本书说的是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因环境问题把自己搞崩溃的事情。过去14年来，历史上的社会因环境问题把自己搞崩溃了，仍然是个事实，没啥可变的。

今天因为全球化，不再是各个社会因为环境问题逐一崩溃，而是全世界整体的垮台，我们面对的风险更大了。

您觉得整个文明的网络连在一起崩溃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估计整个已知世界在2050年崩溃的概率是49%。那时我已经死了，而我的小孩们大概63岁，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有现实意义。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为了支撑起整个复杂的社会，资源并没有可持续利用：整个世界的渔业开发大多数是不可持续的、渔业资源很快就会耗竭；整个世界的农业开发、大多数的农场也是不可持续的，土壤、表层土也是如此；全世界的淡水资源利用也是不可持续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们在地球上不可持续的资源大概还能用个几十年的时间，然后在2050年左右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说，在2050年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或者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或者就已经太晚了，社会必然要崩溃。

所以我们要来谈谈可持续发展道路。您的新书中将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来帮助我们转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要处理国家级的危机，第一步就是整个国家要承认危机是存在的。如果你否认存在危机，那么你就不会去解决它。这是第一点。今天美国很多人不认为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中。

第二点，当你承认处于环境危机之后，你得认识到自己是有责任的，得去做点什么。如果认为危机是别人所致，那么你就不会为了解决问题而做任何事情。今天的例子是，美国很多人包括政治领袖们在内，都认为美国的环境问题不是美国导致的，反而怪罪到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头上，这是不对的。所以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是第二步。

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在环境左派当中似乎有很多互相抗衡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只有靠个体的努力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另一些人认为要着重关注大公司因利益对环境犯下的罪过、共和党不好的行为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美国人怎样才算是接受自己的责任呢？

我的理解是，与5年前相比，大多数美国公民、投票人认识到了气候变化是个现实。可以说是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公众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觉得自己有责任了。

谈到我们去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有三个方面：个体行动、中间的公司行动以及在全国整体层次由政府采取行动。个体来说，我们可以买不那么污染环境或消耗资源的汽车、少开些车或选择公共交通。大公司的利益考量也很重要，我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及国际保育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上还有很多大公司如沃尔玛和可口可乐的CEO。

尽管有些大公司对环境做了很糟糕的事，但是也有很多大公司做了对可持续发展非常棒的事，但却没有获得广泛的报道。当埃克森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瓦尔迪兹港发生石油泄漏的时候，媒体大肆报道。而当雪佛龙石油公司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油井时候，采取了比我待过的任何国家公园都严格的保育措施这件事情，媒体就不把它放在头版，因为不认为这是个好的形象。

最后说到共和党，没错，政府对于环境是有责任的。简言之，气候变化可以在个体、公司和国家这三个层面来应对。

在书中，您谈论当今世界问题的时候，谈到了气候变化、资源不可持续，但您也谈到了核战争和核武器。这里要问一个可能有点愚蠢的问题：您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排序的呢？

我现在就在抑制我的笑，因为我知道大家听到我的回答之后的反应。每当有人问我“应对诸多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排一个优先级”的问题时，我的回答是：“我们不应该排优先级。”

所以，针对当今世界的危机，我们要怎样排一个优先级呢？我们得避免核毁灭的发生。如果我们有核毁灭问题，即使我们解决了气候变化问题我们也完了；我们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解决了核毁灭问题，我们也完了；而如果我们解决了气候变化问题又没有核毁灭，但我们继续像现在一样不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我们也完了；而如果我们解决了核武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可持续资源利用问题，但我们的世界像现在一样不平等或者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那么我们也完了。所以，我们没法排优先级。我们需要解决环境问题的所有四个方面。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从历史上看有什么经验教训么？

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这一国家危机，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清单，有12个因素。现在我当然可以列一个更长的清单或者更短的清单，但如果清单中只有3条内容，那么很明显我们丢掉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而如果清单上有72个因素要考虑，那么没人会读我的书，他们不会重视的。

举一个美国做得很糟糕的事情作为例子，就是不去把其他国家当作榜样。今天的美国相信一种叫作美国例外主义的论调，认为美国是独特的、例外的、不能被他人定义的，认为我们从其他国家没什么好学的。然而我们的邻居加拿大，这个与我们分享一个大陆的民主国家，还有其他的民主国家——整个西欧、澳大利亚、日本，所有这些民主国家都面对一些美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他们的卫生系统都有问题，他们的教育系统都有问题，监狱系统也有问题，在平衡个体利益和社群利益这件事上也有问题。而美国一样有这些问题，我们有监狱问题、有教育问题、有卫生系统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我们的卫生系统不满，大多数美国人也越来越对我们的教育系统感到不满。

其他国家面对这些相同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比美国要好。所以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把其他国家当作榜样，要从美国是例外的、“我们从别的国家没什么好学的”这种谬论当中矫正出来。

您认为这本书主要是针对美国未来的道路的么？或者您认为这本书是面向全球读者的？

这本书是关于美国以及215个其他国家的。美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正在与其抗争。我刚刚从意大利和英国回来，问题大得很，我在英国的时候它正处在脱欧问题的尖锐时刻，现在，英国还是处在脱欧问题的尖锐时刻。

如果说世界上很难有一个国家看起来是一个好的、欣欣向荣的榜样，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话，那么，您对于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通往一个可持续的、繁荣的、让人人实现抱负的国家的道路持多大的信心呢？

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当我写作本书时，如果我在写“关于世界”这章的最后6页内容之前就停笔的话，那么这章就是一个悲观的前景。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我会认为整个人类世界要解决困难的问题，基本就没成功过。而联合国还不够强，因此我会觉得要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前景是挺悲观的。

然而幸运的是，与朋友交谈时我发现，这个世界在过去40年间解决极为困难的、痛苦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多成功先例的。比如说，如此多的国家的海岸经济区互相重叠，要让每个国家都划分清楚彼此的海岸经济区的分界线极为困难，但是结果却是各国划界成功，问题得到解决。

还有天花的问题。要灭绝天花病毒，得在每个国家都灭绝天花病毒，这就包括在埃塞尔比亚和索马里灭绝天花。小伙子，要在索马里灭绝天花病毒得有多难！然而最终却成功了。

我想问您关于加利福尼亚本身的问题。加州很有意思，我看加州的时候会觉得更有理由相信地球会变好，加州对于气候变化和资源利用问题可能比美国任何别的地方都有更持续和认真的关注。它的环保政策以各种尺度来说都比美国别的地方更进步。然而，加州也是一个不幸的州，因为地理的因素要面对一些最强烈的环境压力、要解决一些最激烈的环境问题，比如水资源问题、野生火灾问题，还有别的。作为一个加州人，您怎样看待加州的未来？

加州和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有它自己的问题，但是加州让我感觉更乐观。加州确实有环境问题，然而我认为加州拥有美国最好的州政府，也有相对受良好教育的公民。加州有美国最好的公共教育系统、公共高等教育。好吧，我在加州大学非常清楚我们要向州立法部门哭喊着要更多经费这件事情……所以加州是有自己的问题的，但是加州人和政府在积极解决问题这一点上，给了我信心。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在东海岸长大。到了加州，我看到山火熊熊燃烧的图像和报道，我听到加州人提及山火当中他们被疏散的经历……我就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在这里生活的？这种环境一定会在你们心中导致某种心理成本。

好吧，我知道心理成本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是怎么逃避心理成本的，因为我在波士顿出生长大。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的：在波士顿，我在亨德尔与海顿协会的合唱团唱歌。这是五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将要在波士顿交响大厅表演，然而整个城市因为一场雪灾而封闭了，我们的音乐会也取消了。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城市，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因为一场雪灾把城市封闭了、把交响大厅给关了。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儿而已，波士顿一年有五个月处于痛苦的冬季、春天有两周时间好一点、然后是四个月痛苦的夏天、然后秋天有几周好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纽约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当我搬到加州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没错，在加州我们有山火问题、有地震问题、有泥石流问题和山洪暴发的风险。但是谢天谢地！是所有这些问题把我从在美国东北部的痛苦生活的心理成本当中给解救出来了！”

资料来源 nymag.com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人类世界2050年毁灭的概率：49%”，等于就是“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除非人类愚蠢透顶，同时还邪恶透顶，同时还决定共同毁灭。“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这是唯一的药方，不论你喜欢与否。“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这说明我2004年开始发表的呼吁，没有白费。

由于核武器的普及，共同毁灭的战争危险大大提高了，因为武力统一变得困难。这样，全球统一必然被延后到环境压力的总体爆发之后，延后到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崩溃之后——那时，全球政府作为“收拾残局者”登临了。

谢选骏：整合世界的必是文明大洋上的孤舟

网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报道：

（编辑说明：此文为许章润教授的新作。秉持其一贯的对民族的责任感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作者直书胸臆，纵论检讨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精英与大众以及当下世界政治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逐一谈及其有关中国的文明重建、制度更新以及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看法。诚如该文所言，中国又面临巨大的历史转折，本网站希望推动就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的转型相关的各种议题的讨论，欢迎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来稿赐教，以深化认识）。

要把我的歌兒唱完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泣

——【苏联】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转引自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许章润 MAY 21, 2020

冬去春来，举世皆疫，死伤枕藉，人间停摆。 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性隔离，一种"人类的消失"与"世界的陨落"景象，其所撬动的潜藏已久、伺机而动的文明论疏离与种族论敌意，特别是它将政治的原始本质情境性地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权秩序的颓然衰落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初露端倪，伴随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觉醒与意识形态复苏，正在进一步逼迫着我们反思人间秩序的政治涵义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并重述古老的政体之辩。 由此，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 

置此情形，全球厌华效应次第发酵，对于共产极权体制终于重生应有之政治警觉，而中国的国家信誉扫地，中国之为一个政治单元再度空前孤立于世界体系，民生国运乃双双危殆矣。——几年来内政外交的持续倒退，尤其是内政之向毛氏恶政暗黑深渊倒行逆施，铆足劲儿作呀作，早已引致广泛不满与普遍危机，而终究将必须建设中华文明宪政秩序方能建成现代中国这一现代立国的普世原典问题，再度进一步鲜明呈现于国人面前。 换言之，这个世界于可见未来，中国则值此当下，究竟将会迎来与应当具有何种政治方式与生活方式，轰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关头矣。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 一己生命虽必殒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熹微，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

大疫以来，历经前期钳口锁喉、欺瞒作伪，后期一刀切全权维稳式举国发动，以万户萧疏、人人禁足为代价，国朝战疫已见成效，甚为显然。 但因信息屏蔽，唯上是从，决策过程藏于宫闱，社会监督阙如，下层官员战战兢兢束手束脚，则后续效果难料，必有反复，同样难出意外。在此，监控型国家自上而下层层辖制，公权几乎不受限制，国民慑于恐惧而惯于听话服从，一日，列宁式政党的政制效能凸显，本不足奇。 如本文后续所论，政治关乎良政，政制则唯善治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现为效能，而效能在于瞬间令万民禁足。 刻下日常所谓"国家治理"云云，其实通常就是在抽离了良政这一基础之后，于此层面擘画。 而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机时刻警察监控型体制的拿手好戏。看看朝鲜，闭关锁国，人人站得笔直，更且一目了然。 

相对而言，立宪民主政体赋权有限，社会发达而政府公权多所收敛，进入战时状态的程序性条件苛刻，决策机制启动有待于协商政治赋能，短时间内可能反不若威权政体之雷厉风行。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领导及其极化党争，心有旁骛、懈怠疏忽却又自以为是，则立宪民主体制优势尽失，却又无威权体制的战时效能，则情形势必一塌糊涂。 实际上，整个欧美此番预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为"黄种人问题"这一隐秘内心的文明论默认。 此于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国财长峰会上的遭遇可证。 相较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中国并非失败型国家，架构于此国家之上的威权政制，凭借此种国家能力之无度财政汲取，喂养强大安保力量以为后盾，用国安纪检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强悍，加上这几十年人民血汗充实了国库，则战时机制一旦发动，短期效应突出。比诸今日之左翼极权，旧日老蒋统治蔚为右翼威权，而"国家治理"捉襟见肘，就在于其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初奠，只是个挂一漏万、摇摇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经济甫开其头，财力人力均不敷利用，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节翌日一纸封城，顿时举国禁足，考绩体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 这边厢，百姓诺诺，源于一个"怕"字。 不仅恐疫，更且惧官，连一瞬间仿佛获得执法权、权威加身的小区物业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祸也。 祸者，不仅是疫，更且为罚，一种极具任意性的、随时可能加诸身心的强制。 实际上，也确曾普遍发生了安保村干过度"执法"实例。 君不见，当此之际，多少行政举措说来就来，运动式，无所谓法制不法制矣。 至于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学差异而导致生命政治态度有别，进而波及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亦且甚为显明，后文还将有所论及。 网议以民众「怕死」与否解释中西国民面临疫症时对于常态社会性生活之趋避，可作侃大山一乐，却当不得真的。 都怕事，都怕死，只不过外在体制及其释放的信息不同，导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与指向有别，以至于民情之万里不同风也。 至于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却娇然"我们相信政府"的大妈们，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痴儿，连"奶头乐"们都不如，不足论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布疫情，国朝上下乃娴熟运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难政治，营造拯救政治，最终烘云托月般炮制出领袖政治这一神话。 封城之后全民恐慌，于是全面收紧行止，恐慌因信息有限而发展成普遍恐惧。 因恐惧而愈发依赖公权，只能服从，更加服从，后者乃于仿佛承担无限责任之际，予取予夺，万民俯首帖耳矣。 国家和人民，就这样活生生惨遭绑架，而党国独大哉。 其实，此番大疫，逝者已矣，伤者自舔，举国百姓克制自奉，万户萧瑟，承受了最大牺牲。 如此这般，官宣对于实际疫情消长及其碾压之下患者长街求医的惶然窘迫情形之屏蔽，对于医护仁心智勇的选择性报道之引向电视荧屏前的开发感动，对于所谓"火线入党、院士领头宣誓"的赫然镜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后来有关欧美应对失措之沾沾自喜、 喋喋不休大幅报道，凡此信息披露之选择及其指向，悉数利用苦难，旨在维护永远无错的光辉形象，塑造这艘烂船从来踏波前行、力挽狂澜的神话，引向"万众一心、同赴国难"的公共诉求，以及追随领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论是谁造成了"国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如此之多的"国难" 。 虽说一厢情愿，可笑荒唐，但经此辗转，不仅一定程度上似乎于普罗大众感官层面成功将丧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将作孽者变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祸、文过饰非的恶棍，摇身一变而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进而，仿佛一时间消泯了对于天灾人祸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就此斩断了最高政治责任的因果链条。 逮至疫情稍缓，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两头，悉数希望尽快做一了结，以告别这生命不堪承担之重。 至于痛定思痛，追根究源，仅限于推导至大疫首发地之中低层级"官僚主义"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来，匆匆交卷，等于忘记了背面还有考题，实有待后续逐步加上补丁，不遑稍懈。 但无法究源追责，等于埋下祸根，一旦因缘际会，旧疾还将发作。 十七年间，中国两度爆发疫疬，波及东亚与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后实际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赞歌"，叫嚣"战胜"，厚颜若此，死护着面子而其实颜面尽失，均属一种后文还将论及的极权政治路径依赖，教训在此，令人浩叹。 

这样，自始至终，伴随着钳口锁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紧锣密鼓。 实际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喷流之际，已有红彤彤《大国大潮》刊行，令国人齿冷心寒。 此后更有颂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领袖光辉。 无耻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范而指向"领袖型人物"结论，撒癔症，以此投名，为此张本。 凡此颠倒黑白，虽说不出意料，却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为令人恶心。 ——那些央视播音评论诸辈，年纪轻轻，面容姣好，嗓音优美，却心智瞑懵，心志错乱，忸怩作态，为虎作伥，谎话连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厌恶！ 难怪此前其后爆出那么多男盗女娼。 坊议所谓央视者，高官富贾之后宫也，概为忿语，而慨为一般舆论矣！ 

至于其间大小汉语施密特们，或搬用"例外论"，或炒作拉丁左派陈词滥调，鹦鹉学舌，编写巨兽神话，操弄民族主义，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对抗，织造中西明暗强弱寓言，开发感动，利用"钟南山—张伯礼"式巧伪之徒维稳白手套，白脸红脸，牵引盲众，种种伎俩，狡黠险恶，而又愚蠢无比，超越戈培尔，羞煞塔斯社，气死张春桥，却终究纸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话下。 至于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杀，把核弹挂在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间称其"搅屎棍"，更不论矣。 ——一场本应赋予国族以生聚教训的苦难，似乎竟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顺提一句，坊议辄谓"能爬到这个位置，说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此论看似审时度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追认式的成王败寇逻辑，唯权是从，逢王就跪。究其实，多数而言，"这两把刷子"要么依恃蓝色血液或者诸如"秘书"这类裙带关系，扶上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则行云流水，少爷作风用于执政，百姓殃矣；要么凭借逢迎溜须、人前人后那一套，展现的恰恰是劣胜优汰，令不幸混迹官场挣一份口粮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边缘；要么按部就班混年资，或者，天上掉馅饼，整个儿一个糊里糊涂。 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识增长停滞于学校毕业之日，心智与心志一边倒，唯一常习的便是官场文化，却因权位获得话语权，遂以发霉的旧货应对眼前的现实，除开绝对看上边眼色行事这一条牢记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却又仿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矣。 ——对什麽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知，愚妄可笑之至，却自上而下，层层上演，级级模仿。 置此情形下，居然还好意思说"党政机关里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认知错位，自爱兮兮，令人作呕。

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

面对大疫，民族国家疆界及其地缘政治意义兀自凸显，立马取代跨国共同体，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以利己自保为最高准则。 而且，其地理与法政意义超出文明论，也逸出政治意识形态。 一国之内，亦以行政区划切割。 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国国自保，断航禁行，无不沿边界展开——家门、村口、省市区划与国境。 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区规模乃至于国家层面抢夺拦截医护用品之丛林闹剧。 换言之，国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间为生物政治所取代，国家间政治中的共同体概念面对"古老的"国家之强力地缘实存，即刻不攻自溃。 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缩回国民，国民再被迫萎缩为市民，市民蜷缩成属地的居民，居民蜕化为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体到街区与门牌，竟至于绿码中的号码。 真所谓画影图形，无所逃遁，天网在上（under his eyes）。 大国家、大政府阴影下，公民个体不仅无法逃离国家，而且随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讲述了一个政治不仅是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始准则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法政共同体权力而展开、本来意欲铺排之、却不意为其所操控之异常尴尬。 就是说，作为治理单元、受托对象的国家，变成了"赤裸国家"，人民回归"赤裸生命"，而委责于国家及其政府。 国家及其政府呢，不论表面上或者现实中，乃君临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处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这一地缘法政大框架中，仿佛坚不可摧的自由主义一己悲欢，已被大疫之下顿然现身之巨灵收拢于有形巨掌。 威权国家本就无此政治底蕴，藉疫操练，驾轻就熟，无以复加，而人民从来都是"赤裸"的，立宪民主国家亦以"例外状态"应对，就其外溢效应而言，那历经沧桑的"民主国家阵营"一经大疫击打，其实早已落叶纷披，各顾各，硕果仅存的不过是萎缩为军事情报分享机制的"五眼联盟"，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之上阵父子兵。 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国家之同仇敌忾，也难觅民主国家之声气相求，而原因不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原始巨灵发力，现代国家的1.0版本（民族国家—文明立国）冲决了其2.0版本（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目标设置，而且，在于老美这个头号民主国家居然沦落为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国，了无头号大国应有的胸襟与担当，曾几何时的"美国时代"也就仿佛要进入"后美国时代"了。 美欧等地民众不时上街抗议个人自由受限，公民联邦仿佛依旧发力，而民粹与民主夹杂，反智与反暴混融，此间源流堪为索引。 进而，诸种因素辐辏，导致虽然大疫将一损俱损的现象摆在眼前，而下文将要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无论是在本意还是引申意义上，均顷刻土崩瓦解。 

的确，大疫之下，奠立于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原形毕现，挥起了各扫门前雪的巨帚，高墙沿囯境瞬间耸立，可堪讶异，却绝非意外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番应对大疫，北欧的瑞典和东亚的日韩新等囯，中国的台湾地区，以色列与澳新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称典范，深值探究。 香港这一原本治理优异之地，人财两丰，却失误连连，适为反例。 当然，以色列常年处于战时或者准战时状态，其成功抗疫模式，难为其他常态国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仅具个案意义。——无论科技还是文化，此邦时常一骑绝尘，难以仿效矣。 

就国朝情形而言，公权借此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救灾政治与治水社会的全副症状。 但凡自上而下，级级发动，层层加码，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宁左勿右，压抑民间，取消社会，以及钳口噤声、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悉数上演，仿佛无所不能，却又捉襟见肘。 当然，无论怎样，"圣主英明，贪官有罪"这一条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头政策好，下头执行歪了"还是永不言败的制胜法宝。 华生兄的长文滔滔，处心积虑，为君上忧，不过为此精致理论版本。 其结果，如前所述，阻绝了究源追责的因果责任链条，是非难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灾人祸，一切照旧矣。 非典而后新冠，居然接二连三爆发于崛起中的大国，一个确曾诚心希冀世界接纳的古老城邦，已然对此做出了最好帮助。——行文至此，媒体报道三鹿事件重演，人间又现大头娃娃，再度对此慨然作证，岂一个痛字所能道尽。 不过，话说回头，其间堪值凝视而思考者，乃面对汹涌民意，公权于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剧转身，说明人民一旦觉醒而不再恐惧，齐齐勇敢发声，则威权铁桶已然并非滴水不漏。 总体而言，凡此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表明这个国族基于立宪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现代治理，无论是菁英理念还是大众实践两端，均尚付之阙如。 应急性的准战时状态收拢了本就薄弱至极的民权，在初期略见零星异议以后，音消响歇，而权力万能与领袖全能的群众心理，蔚为一般国民意识，直将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观念，扫荡无余。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场大疫，特别是它所暴露的一人至尊决策模式和以党为大的价值理念，不仅让精英阶层，也令一般民众恍然其良政不存的事实，惶然而恍然于公民面对撒谎成性的公权无所措手足、只能"它说啥就是啥"之无可奈何，更加明晰极权政治的威势及其致命弊害，而催生出对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善治不可遏止之渴求。"党国"之为恶的实存，已然不容于民情，遂再度昭告于天下。 毕竟，从疫情初露至封城前夕，钳口欺瞒，展示的是一种地域主权体为所欲为的整全性权力意志，而终亦必对于整个人类常规生态之随时肆意蹂躏的现实性，预演的是一种末日审判式毁灭政治，已然向全体人类敲响了警钟，而且，其实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否则，如诗人所咏，

被唤作正义的殿堂

一个土生土长的靡菲斯特穿着列宁装

把奥罗拉的孙辈送往旷野

其间沉渣泛起、接连发生的一种骚操作，一种转移视线的有效手段，也是帝制王朝政治最为邪恶的御民之术，同样是一种极权政治面对危机时的路径依赖，就是"群众斗群众的全面内战"。 此刻，它表现为围绕著作家方方女士作品的争论进至于批判展开了。 收放之间，或为灾情压顶、封城闭户时之悲情出口，或为疫情稍缓、开城启户后的民粹靶点，用亦用矣，弃亦弃焉，全在背后那个邪恶文宣，而有汹汹盲众如臂使指，更有落井下石者之推波助澜。 一俟"方方热"冷，不足以鼓噪盲众，可以预言，必有"圆圆热"或者"团团热"等文宣沙尘暴取而代之，再度肆虐媒介，愚弄国民心智，荼毒国民心志。 迄至本文杀青之时，背景深厚的盲众打头、而有官方文宣唆使的这出闹剧，正以"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方式，扫描锁定，定点清除般地指向一个个直言教授。 高校党政动如爪牙，最为卑鄙，"立即启动调查程序"。 这样，全面内战终于从"批作家"发展为"斗老师"。 ——朋友，"1966"的情形，已然卷土重来矣！ 可以预言，纵便侥幸不至于即刻发展成全面"斗批改"，然而，值此情境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从今往后，国朝高校必会更加死水一潭，所谓文化创造与中华文明复兴，从此不过梦呓，云乎哉！ 

本来，正常情形下，生命权和自由权之间的平衡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而终究诉诸法权，必需也必有一个唯一标准答案。 恐慌政治的邪恶在于混淆其间区际，将公民政治驱逐，令个体成为赤裸裸的生物存在，让生物政治学凌驾于一切德性之上，从而，将作为医学手段的社会性隔离悄悄转化为政治性禁制。 由此，将头号生存优先权赋予党国本身，一切围绕着党国之万世一系打转。 吾国情形若此，大洋彼岸头号大国，此刻仿佛同然，第一生存优先权居然是激化党争下的连任愿景，一切围绕着选情打转，以连任为最高考量，其目光短浅，胸无大局，肩无担当，唯剩气急败坏，谎话连连，实在对不住自家人民和这个伟大邦国，可谓政制失败与民粹主义川普式对美国追踪政之登峰造极，虽良政而乏善治矣。 究其实，同样是一种路径依赖，展现了帝国意志萎靡后的文明腐朽与民主体制运行既久、需除积弊而暂时无解之无效自救也。 

在此，饶有意味的是，中文世界有一种叙事，其引欧洲舆议，认可国朝处置"紧急状态"的"决断能力"，指认此非全然政治意义上的剥夺自由，毋宁，乃医疗意义上的紧急处置。 在它看来，新冠君临天下之际，"决断"是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能力。 正是借此能力，国朝迅即摆脱大疫所致"失序"之"例外状态"，率先回归常态。 如其所述，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就认为"例外状态"其实是一种正常状态，对此状态下的集权模式不应过分解读，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这种"战争状态"中的应急手段其实是正常状态，而此时国家也必须紧急出场，显示为"赤裸国家"，亦即兑现霍布斯所谓国家最为基本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 职是之故，此刻的国家权力是"中立的"，面向所有人。 否则，反致更大灾难。 国内所谓新儒者同样傥论权力及其决断的必要性，赤裸裸表达权力膜拜，一副乞灵于权力之脏兮兮可怜样儿。 可问题在于，他们似乎均揣着明白装糊涂，此于欧美，或为例外状态，因而需要政治决断，而于国朝，则为常态，一种日常全面专政状态，不过于此再度放大而已。 一个并无个人自由与立宪民主以为基础，并借此予以对冲的所谓"决断"，其实是为所欲为，至多"维稳"而已矣！ 再者，此集权非彼极权，政治决断亦绝非等同于"国家权力"实即政府权力之最为重要的能力，毋宁，后者乃为治理意义上的行政主导者。 再说一句，行政执行力不等于政治决断力。 诸如"封城"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行政决策，而非政治决断。 决断是也从来都是政治的权能，只掌握在最高主权者手中。 刻下国朝最高主权者缺位，人民以及作为它的个体行动状态的选民不见踪影，则论者误将党国之专权当作最高主权者之"最为重要的能力"，可谓昧矣，而巴迪欧们痴矣。 至于说"尊重君子的儒家价值观"是"中国抗疫的文化密码"，面对千千万万惨遭整肃、葬身沟壑的华夏读书人，面对李文亮们，真不知汉学家作者如何自圆其说！？ 

三、文明小国

大疫来临，一下子折射出中国依旧是文明小国与精神竖儒的窘迫。首先，现代政治文明阙如，致令政制难济政治困厄。人类的最高智慧是维续共同体和平共处的技艺，文明的最高成果在于确保其和平共处之良政，而它们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尤其是现代政治文明之善果也。 笔者屡叙现代国家前后递升的两个版本，理述国家理性的三个层面，综论"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于建政立国之双元拱立的宪制意义，苦口婆心，情见乎辞，不外乎意在帮助，置身现代时段，拥有现代政治文明，以此立国，据此建政， 按此行宪，照此办事，是建设文明大国的必修课业，而为文明昌盛之必有作业，也是现代公民之必需修业，终亦必造就良善生活之普遍福业。 就国朝刻下情形而言，"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蔚为现代政治文明之荦荦大端，无法回避，总需登场。 无此政治设置与政制安排，政府行政再有绩效，也难免政权危殆，更何况不可能维续永远的高速增长，而绩效从来都是有涨有落，所谓"大年""小年"也。 再者，增长后分红严重不均，却无"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这一宪制安排善予纾缓，政治正义不存之地亦无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救济，凡此因素叠加，则危殆永存，恐慌成为政治常态，而恐怖遂成社会生态，恐惧乃深深内化为国民心态矣。 相较而言，立宪民主诸国恒有政府危机，间或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甚至会生发文化危机，但却一旦奠立，从无政权危机，邦固而囯安，原因就在于"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互为表里，进退两补，出处相应，上下撑持， 唯一需要担心、不好好干活肯定就会滚蛋的是仅具周期合法性之政府也，受托组织政府而依法行政之政党及其政客也。 吾囯所缺，而他山之石，恰在于此矣。 

正是此种宪政体系及其政治文明，开启了政治问责的公民之道，绝不承认无错政治，也不能容忍一个不会道歉的政府，虽说任何认错与道歉，同样需要公民去争取。 认错政治与道歉文化，堪为现代政治之政制层面的必有机制，也是此种政治之于政制的道德约束，而恰为全体公民和平共处之政治文明也。 否则，体制上的无错政治与最高领导人的无谬神话猖獗，认错与道歉文化阙如，道义荡然，国民眼睁睁看着他们作恶却无招架之力，则是非混淆，人间必成匪帮。 国朝今日山呼英明伟大，正陷于此壑，促令吾国所缺者，愈发显豁矣。 朋友，想一想吧，十七年里，两度疫兴，此番更是播散全球，造成广泛而必持久之灾害，不论具体原因何在，吾国岂能不三省吾身，而躬自致歉。首先是向全体国民道歉谢罪，特别是向死伤同胞道歉谢罪，并追究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否则，违逆国家政治中的共和道义，有悖全球和平共处之处世之道，亦非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崛起大国所当为也。 在此，切不可与今日美帝这届领导比烂，一个盛极而衰的晚期帝国治理，教训多于经验。特没谱天天自爱自夸，没羞没臊。 就此而言，特没谱这位老兄祸国不假，而良政早已奠基后如何续于精进，从而保有善治，同様为立宪民主政体必须朝夕怵惕者也。 

再者，现代政治以文明与自由立国，意味着国家必须保有道义愿景，一切均当皈依公义，以追求公道为政道之正道，追求与捍卫人类永久和平。 就此而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虽非高端远景，却为眼前目标，拿捏尚佳，有点儿现代政制目标的意思。 倘能配合以坚实的政治德性，堪为响当当竞选口号呢。 而关键所在，也是问题所在，在于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例如，为此首先需要让人说话，还我同胞以言论自由，屏拒那个恰相违忤、钳口噤声的书报检查体制，以及作为其源头的党国体制。——连话都不让人说，还幸福个鸟啊，怎么个复兴法子？！ 在此，对于道德堕落的修复，不能走一贯"伟光正"的路子，其结果只会进一步混淆是非，戕害心灵。 毋宁，严明是非，厘辨对错，惩恶方可扬善也。 就以李文亮事件之前后反转而论，其之迫于压力，操于权力，知错能改，虽说我羞答答，小修小改，却也算是善莫大焉。 但于加诸其他同胞的迫害，同事同理，却依然固陋顽拒，则等于表明前者只是姿态，而非基于是非之服膺，后者才是本质，才是真意，而反差若此，无异于在用钢鞭抽打着中华文明与全体国人的道德神经矣。 

"不宁唯是，那边厢，精心塑造、着力树立的"钟南山—张伯礼"式听话驯服的榜样，一种典型的懂得适时适度站台的伪君子，一种维辛斯基和李森科式人物，反被塑造成大众英雄与公民楷模，正说明此间错乱依旧，而德性坠矣，可堪蹉叹！——张伯礼者，蒙昧若此，居然抡起大棒打人，充当棍子，尤为不堪也。 往大里说，包括钱学森们在内的纳粹科学家们，同在此列。 尤有甚者，艰困当口，年轻一代外交官们及其莫洛托夫式表演，看似伶牙俐齿，实则愚陋不堪，捍卫国族利益不足，而败坏中国形象有余，令人于惊诧而恶心之际，不禁忧心如焚。——不下狠心整顿这个专事交恶、进退失据、毫无章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外交部，囯无宁日，复兴云乎哉。 

也就因此，秉具健全的囯族心智，蔚为文明大国必有之修业，也是所有文明类型理当修习之课业。 大者，恢矣，弘也，而与所谓"岛国心态"或者"受伤文明"区别开来。 以此观照，此番大疫以来，国朝上下依旧为历史创伤情结所缠绕，着实暴露出吾族心智之羸弱。 一句所谓“病夫（sick man）常论就引发轩然，可以作证。 早已成长为全球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不料，却依旧有着一颗极易受伤的玻璃心，要么正帮助吾囯吾族依旧自信不足，有待理性洗礼，亟需文明澡雪。 换言之，此非唯情结作祟，亦表明知识论之庸蔽。 要么，就是恶用创伤记忆，有意撩拨盲众也。 正是在此，一方面有意无意遗忘痛史，尤其是眼前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又深陷"1840情结"而不能自拔，表明恶劣文宣多年洗脑，戕害我华夏国族心智深重。 

由此，不难理解，这边厢，当其国中大疫暂缓，危机依旧，而全面、深刻与致命危机才刚刚开始，却不期然而有所然间，矫嚣之声纷起，民粹嗤外涛激，伴随着大小汉语施密特们的"例外"论调，肉麻颂歌震天，其结果，如诗人所叹，"他们日夜编写关于巨兽的神话，万千猛兽伺机在春天复活";那边厢，环球疫的政治正酣，死伤日增，尸横山水，则痛定思痛，沉痛转化为积怨，积怨催化忿怒，忿怒引发政治，必随时日牵延而逐渐爆发， 甚或势如火山喷薄，则声讨气气部门，政经齐伐，也是预料中事。 反思既深，痛感疼痛，总须剑指。 可以预言，以世卫组织和全球防疫为突破口，其必一浪高过一浪。当此之际，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朝民粹主义反智与民族主义仇外，两股恶绪，交替发作，唯一烘托的是领袖英明万能的神话与政府救苦救难的佳话。 与此相应，一个类似于犹太人千年阴谋的中国阴谋论在民粹层面若隐若现，已然浮现在美国红脖子们的街头口号中，而"集体猎巫"式阵势雏形初现，不能不引发关于启蒙的沉重话题。 病夫治国，错乱荒唐，大洋两岸，如出一辙。——重申一句，文宣最为无耻，在在败坏华夏德性，而令举世嗤笑矣！ 

顺提一句，国朝情形，大学里的"工科师傅"是极权的天然帮凶。 此与个体人品好坏才学高低无关，毋宁，涉及的是一种作为工作状态的生存状态。 君不见，所谓的团队协作运行方式，听命于一个"老板"核心的组织方式，绝对遵奉定律而后善自运用的服从式思维逻辑，仰赖官方项目与找米下锅的生存状态，层层辖制、分包归拢的管理体制，以及绝对趋利避害的商业导向，特别是了无价值观的价值观与普遍毫无美感的美学状态，使得他们俯首帖耳于绝对权力。而威权国家最为欣赏的就是这种头脑可能发达，而心肠近于麻木，却又惯于服从的"新人" 。所谓"听话出活"者也。 可惜，就建设正派人生、良善社会与惬意生活的现代文明囯族而言，没有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藴与科学理性，徒有工科技术，充其量不过一介二流国家，根基摇晃，难挡风吹雨打。 再者，作为本应最具时代意识而锐利灼人的高校学生群体，整体性心志萎靡，蜷缩于商业压力与权力宰制的双重牢笼，所谓"后浪"者，不幸而为"社畜"也。 同样本应直面人类苦难而抒写人性的作家们，面对时代，从诺奖得主至著名写手，连扯淡都谈不上，整体性沦落为人格竖儒。 抑有甚者，甘为咿咿呀呀忸怩作态抬轿子吹鼓手也。 那边厢，西方的左派正在重复上个世纪他们对于苏俄政权的错误认知，乔姆斯基老先生堪为昏聩典型，巴迪欧不甘瞠乎其后。 至于那些吃了人家嘴软的，拿了人家手软的，更不论矣。 凡此种种，东西连环，少长合璧，造成了吾友所言"整体性文明可毁灭"之颓势矣。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存在

大疫起自武汉，迅速广布全球，至此，国朝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不无良善，卻因倡导者德位不侔，宣告破产，特朗普执政后重行大西洋孤立主义而拱手送上的重塑全球治理领导权机会，因此一疫，消耗殆尽，而国運亦可能随之逆转。 连伊朗卫生部发言人，都忍不住以bitter joke 指斥国朝提供的疫情数据，说明国家公信坠底，政体德性破产，真可谓四面楚歌，山穷水尽。 另一方面，美国在将近三十年里误判最大敌人，陷入耶回冲突而跋前踬后，同样耗尽冷战全胜之红利，却无视红色极权之羽翼渐丰，以至于养痈遗患，一如“二战”之与狼共舞，在灭掉德意志法西斯之际养大了更大的红色苏维埃恶魔，同样教训深重。 事实是，不折不扣是，為了打击绿教恐怖主義，而与红教邪魔结盟，結果养肥了一個更大的恶魔，可谓二十一世纪开局之初自由政体的最大教训。 至于太平洋东西兩大国每日低水平口水战，昏话连篇，仿若童稚无赖小儿厮打，跌破底线，实在不堪，将这个时代文明低陋之本相，暴露无遗矣。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指谓普天之下皆兄弟、环球诸国诸族荣损一体之事实，借用为政治外交口号，亦且响亮，甚至秉具甚为厚重之道义。 但因倡导者内政上恶待国民，此番大疫又造成全球停摆，致使这一作为政治外交口号之招贴，已然不攻自破，好端端一个理念就此同样停摆。 后来虽然到处送钱送口罩，派遣数支医疗队，天天元首通话，却已然于事无补矣。 旨在媚好的慷慨政治可能适得其反，枉费金钱人力。 其间情形，恰如德媒BILD署名文章所言，"您是不是以为如果您现在在世界各地慷慨地发送口罩就是一次伟大的'友谊'？ 我不认为这是友谊，这是可笑的帝国主义行为。 "事到如今，后冷战时代就此彻底结束，所谓的大国崛起及其"中美共治"型态告终，新一轮世界秩序重组恰与国朝早先希冀反向，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酝酿推进之中。 而这既是极权政治逻辑的绝对主义普世理念诉诸实践后遭遇反弹的必然后果，也是自由国家社会推展的全球化之必然对冲要求。——世界变天，中国顿成孤家寡人，此前四十年辛劳几乎毁于一旦！ 北京奥运以还极权政体随着钱包鼓胀而不甘寂寞的一系列骚操作，七年来强人政治接续不断的前现代式愚钝妄为，其于国际政治层面太过幼稚的仿帝国式张狂，尤其是此次大疫初期之昏招迭出，终于事与愿违，借此世纪大疫，令吾国吾族吾民国际声誉跌至谷底，再度将中国推向危难边缘，而国族命运重遭生死存亡之抉择矣！ 

君不见，所谓"为世界人类指明发展方向"云云，透露的是虚幻谵妄的领袖欲，正为毛式人格膨大之精神疾病阴魂与共产普世绝对主义两相激荡、互为底色之畸形发作，而以亿万国民节衣缩食、凭靠公权无度财政汲取搜刮之财富，所推波助澜之公子哥癔病症候群也！ 至此，日本记者所讽之"无谬神话"，早已是自说自话了！ 

不宁唯是。 海外华人，特别是对祖国怀有纯真眷念的留学生群体，其中又尤其是未成年孩子们，因为一纸禁令而回国无门，返家无航，不仅将个单相思击得粉碎，而且暴露了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刻薄寡恩，既悖人伦，亦违国法。 旅俄同胞，数以万计，大难之际，辗转跋涉至东北口岸，希望返囯避难，却被严堵于冰天雪地，更有那冷血大使厉声警告，"放弃入境幻想"。——全世界文明诸国，大疫爆发当口，悉数呼唤国民赶紧返囯，游子归家，唯独国朝将同胞拒于国门之外，刻薄寡恩如此，令人情何以堪，暴露的却是视国民如草芥之一贯心态也！ 他们可能遭遇驻在国民众的歧视甚或攻击，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多起这类事件，印证着笔者前文有关厌华排华的预计。 而对于国民之吝啬，因有大额外援之比对，更加彰显，令人齿冷。 湖北人均47元之救助，就矜夸慷慨，恰如网友慨言，不如民政部在青海三江源打个鸡蛋，然后说全国人民都喝到了鸡蛋汤算了。 

走笔至此，或曰，瞧瞧美英，防疫不力，不如咱呢，你为何不鸣鼓抨击？ 朋友，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我更关心自家同胞，不行吗！？ 

总之，如此这般，不讲价值标准，只关注产业链的这波浪漫全球化，至此终结。 新一轮政治与文明的全球性分化组合，伴随着疫情发展，悄然拉开了序幕。 其间，全球性的去中国化进程已然启程，正在展开，从金融、产业布局到资源配置，一场去中国化的新秩序必随后疫情时代之政治反思而加速推进。 此不幸也，而祸肇于庙堂，苦难却为全民所承受矣！ 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世界体系的广泛参与者，遭逢如此逆转，怨不得别人。 其结果就是，在最好的意义上，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纵便中国）战略机遇期虽未过去，但己进入危中求机阶段，国际上去中国化使形势极其复杂和不利，连非洲等基本盘都出现松动，前期大量投入可能失效。 "

尚需指出的是，俄罗斯一直利用疫情与美帝眉来眼去，火中取栗，渔翁得利，直至俄美发表联合宣言，大赞"易北河精神"，旨在"共同应对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挑战"，则挑战何在、挑战者何，实在意味深长，用心与理念均不加遮掩。 置此世界体系自助体，俄人所作所为旨在扩大自家利益边界，无可厚非。 遭到羞辱，哑巴吃黄连的是战狼式外交的主导者，而将吾国吾民置于险境。 将涉关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非西边一家之责，但却更为吃亏且危乎殆哉。 正是在此，再说一句，几年来封建土围子式外交及其逞口舌之快的小心机，害莫大焉，赶紧休矣！ 

在此，尤须着重指出，凡我国民，必须阻止狗急跳墙式转移视线的任何战争冲动，无论它来自何方。 疫情档口，未必开火，而大疫后果，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文明敌意之第次凸显，往往后延半年一载，甚至三年五载，则其时危险系数反而升高，有意为之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更大。 1929年以还之世界经济危机，终究催导出1939年之"二战"恶果，殷鉴不远矣。 在此，国朝无需汲汲于跟美帝争锋式的军备比家伙，更不能动不动对祖国宝岛同胞们示狠，老美也别老在中国边上耀武扬威炫肌肉。 就吾国情形而言，建设常态国家与文明国家，而首先是让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免于恐惧，比什么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

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正在修正着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雅尔塔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将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吾国华夏文明无冤无仇也。 毕竟，十九世纪那种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征服式景象，洋大人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返矣。 而且，究其实，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共产极权"是入侵者的蛮族征服，吾国不幸而成其殖民地矣。 在此，有一种讲法叫做"意识形态偏见"，傥论者大言滔滔，指斥外人对于国朝抱持"意识形态偏见" 看似振振有辞，实则根本无理，纯然混淆是非。 须知，类似于文化多元或者价值多元，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不等于抽空基于人类良知的正邪判断，更不能以所谓意识形态差别取代正邪判断，而与邪恶为伍，为邪恶张本。 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旦与权力互为表里，就脱离书斋，展现其现实性，载浮载沉，为祸为福，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人类良知的检视和判别。 当今世界，历经苦难，饱尝忧患，早已晓谕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立宪民主与极权专制之异于人禽，不可两立；良政善治与统治治理分处不同层面，岂容混淆。 时至今日，没人会说对于作为纳粹精神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支撑现代殖民势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于奴役戕害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对于贬抑女性的男权至上主义——总之，对于凡此种种意识形态之抵抗与排拒，竟然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偏见"。 此为底线，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做祈福人牲之邪教，否则便是打开地狱之門。 

是的，其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是指对于国朝建制立政的那种"主义"之拒斥。 而它不是别的，就是笔者多所陈述之邪恶的"法日斯主义"。 此种意识形态，将法家愚弱人民的残苛法术、日耳曼马恩之狂悖历史社会理念和斯拉夫列宁斯大林之暴虐专政学说，杂糅混融，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宰制当下的人世生活，而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一历史规律者；煽动和利用人性之恶，凭借霸道垄断一切权力与财富，将党国独大及其万世一系凌驾于国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称国家人民是自己的"家业"，而将邦国及其人民视同予取予夺的殖民地;特别是它摧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要求一统与服从，践踏美感和人伦，崇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视常识，早已令吾土陷入血海，天下颤栗。 当其狂暴发作之时，多少同胞尸横沟壑，多少灿烂文明善果惨遭毁灭。 痛定思痛，对于此种"法日斯主义"之厌恶、排拒与痛恨，绝非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毋宁，乃是常态人类社会正邪不两立之同仇敌忾。 时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笼罩下，一个令自己的人民恐惧，也让世界不安的政权，其言行不一，恶待囯民，政策飘忽而不可预测。 在此设问，于此怵惕，为人世生活布防，唯恐其少与缓，不惮其繁与速也。 君不见，自由政体世界居安一隅，承平既久，了无斗志，大哥二哥麻子哥，致使"法日斯主义"坐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终于招致大祸矣！ 

当下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进程走到了最后关口，几经跌宕，就差最后临门一脚。将转未转之际，"法日斯主义"借助体制暴力，返身回头，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国超过七代人的长程接续浴血努力可能毁于一旦。 故而，急切呼唤基于人性、呵护人生、尊重常识，而立基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国家理性，时不我待矣。在此，尊重常识与人性，容忍独立多元，鼓励自由探讨，兴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护"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均为其目。从反面而言，则拒斥党国体制、权力垄断与领袖神话，取消书报检查与思想操控，同为其目。"纲举目张，则"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依法"，凡此政道与治道，蔚为其纲矣。 

顺说一句，值此档口，放眼世界体系，基辛格这类跳梁小丑式掮客术势之徒，已无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头了。保尔森式赚得盆满钵满的骗子，肯定也是见好就收，不敢再趟浑水。 瑞幸之厄，自作孽不可饶，但实为金融绞杀之预演，牛刀小拭，兵不血刃，遭殃的是万千平民，而非国朝权贵与布局套现的巨骗大鳄。 笔者申说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主义第五场战役，在边缘抗争燃烧烽火后，居然是以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瘟疫而全面铺展开来，正所谓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纵便诡诈，千般机心，奈不过天行有常也！ 恰如网议所言，从世界大国蜕变为全球公敌，将此凸显的转折点竟然是一场撒播全球的疫病，虽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其病在腠理，非疥癣之疾，却为肘腋之患，无它，即此"法日斯主义"也！ 要是对此邪恶之教义进行抵抗与批判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如同对于劫匪之谴责就是"道德偏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是一种可问责性公民之道，人民为大，派生出有谬与纠谬、认错与道歉的政治文化。 否则，便是恶政，囯将不囯。 秉此以思，为防悲剧重演，则下述八端，允为起点。 

第一，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数据，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 为此，需以“国务院白皮书”形式，载明其间央地政府所作所为，尤其是今年一月三号与一月七号两个时间节点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说明为何及时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却对全体国民隐瞒撒谎，致令百姓毫无防范，死伤惨重。 

第二，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义士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在武汉择地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卒年月，寄托哀思，永铭教训。 

第五，在武汉择地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张公民气节，褒扬公义精神。 

第六，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属抚恤基金（不包括删帖累死的网警）。 

第七，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网警恶政，严禁网信办侵犯公民隐私、言论自由等根本违宪之专断擅权，取缔警力动辄训诫教师、医生和作家等专业人士的思想警察权力，即刻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撤销一切学术、教育机构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党团组织，立刻停止全国范内大规模强拆之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落实宪法对于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将地权归还人民，剥夺政府之为最大的垄断地主的合法性。 

进而言之，细节而论，将毛某独占之纪念堂改建为"华夏先贤祠"，列展我华夏文明先贤志士;天安门广场每逢周末开放为sunday market，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中南海回归文物公园位置，不再为私宅与党派之用。 循此往前，进境于开放报禁党禁，乃至于一人一张选票，每隔三五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挑挑拣拣，为这个大型国族甄选尽心适格的物业管理公司！ 总之，启动政改进程，明确宣示政改时间表，逐步抵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时不我待矣。 

7顺提一句，时至今日，所谓民众未开，因而宪政难行、民主必乱之论，纯为不明所以之论，抑或，恐吓大众之论也。 历史进程从来有赖于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精英义士之前赴后继，示范推导。 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维新与辛亥年间识字国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难理解历史从来都是精英创造推动的。 故而，当下中国，以围绕着包括上述八点建议在内的具体事件而展开公民运动，点点滴滴，撬动僵化政治秩序，推导社会进步与政治改良，此其时矣，其必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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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辩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 否则，昨日的罪恶及其苦难不仅并没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个作恶的体制依旧，而且，但凡稍一松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 凡此种种，苦难深重，眼面前的事儿，岂是轻轻一句"翻篇了"所能打发！ 朋友，凡我同胞，不愿就是头念那样觳簌苟活的日子，为人为己，就当奋然抗争，再不能容忍极权政制继续施虐矣！ 

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淺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夠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亙古罕見的红色暴政……

庚子春末夏初，忿然、忧然而怆然矣

网民哀嚎：

1、泰和

许老师加油！

2、一秋

请用大白话写文章，这样你们的思想或者见解才更容易传播，如果你们写文章只为了一小部分人自嗨，那请继续……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敏感于“武汉起疫”似是全球历史的一个转折，忧心忡忡于党国改革之半途而废；却没有意识到中国依然处于南北朝的内战状态，一直就是一个“秀才遇见兵”的无理社会。而在我看来，“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未必不好，因为历来，“整合世界的必是文明大洋上的孤舟”——例如秦之于中国也，马其顿之于希腊，罗马之于地中海，阿拉伯之于中东，蒙古之于欧亚大陆，英国之于地理大发现，以及未来“中国”（中央之国，而非支那）之于全球政府的整合世界……既然整合世界的必是文明大洋上的孤舟，则“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未必不是有利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