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苏联两个政权步入百年，慢慢缓和，和光同尘

 网文《中苏交恶》报道：

中苏交恶（俄语：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又称中苏决裂，是指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的外交、军事关系上的疏远甚至对峙冲突。

中苏分歧同时覆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层面。有鉴于两者的军事地理及历史关系复杂，双方的矛盾基本不可避免。冲突开始时间尚无定论，但大致缘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中苏论战，中共党内部分党员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感到不满，此后中共在发动大跃进并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方面依然逼还债务，1961年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与苏联方面激烈辩论不欢而散，并拒绝参加此后的苏共二十三大。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中苏两国关系彻底冻结。

中苏冲突在军事上接着发挥了作用，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达到顶峰，中国与苏联在边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对方，此后中国开始谋求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发展关系，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美建交后中国立即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一边倒政策也正式终结。

中美建交后的中苏关系一直很紧张，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至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中苏关系才得以正常化。随后苏联于1991年解体，中苏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立，然而时过境迁，新的格局也形成了，目前由中俄关系继承了中苏关系。

中苏矛盾缘起·前奏

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在城市发动工人阶级的革命全被国民党镇压，因国民党重军驻守在城市），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领导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遵义会议及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后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而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退出权力中心，自此毛泽东全面执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斯大林仍然不愿意承认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而他的成功并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奋斗，更明言“我们努力解放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本国交给莫斯科”。赫鲁晓夫回忆称，斯大林曾认为毛泽东是个“仿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限，缺乏国际眼光，局限于自己的革命经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军队向日本宣战，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期间苏联把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掠走，并没收了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满币。苏军把部分日军武器交予中共军队，却不让他们控制东北。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希望中共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合作。1945年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令毛泽东很不高兴。国共内战期间，苏联虽然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却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泽东事后认为，是因为没有听斯大林要他和蒋介石合作，革命才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歌曲《莫斯科-北京》还成为建国初期家喻户晓流行歌。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如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等多项建筑计划，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莫斯科-北京轴心”因此形成。毛泽东还于1952年赞扬这个轴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

尽管如此，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却有很大的分歧。中国认为“毛泽东道路”，即像中国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及“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这理论“不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普遍意义”，更认为中国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经典”。苏联却不认同毛泽东的言论，认为应遵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亚洲人民以中国革命看作样板非常危险。

分歧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

1953年斯大林死后，195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并在1955年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斯大林的去世使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路线”。之后苏联和从前斯大林批判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搬走了压在中共头顶上的石头，但其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一般认为，赫鲁晓夫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让中共不悦。但沈志华认为，事实上，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时，中共还强令北越代表接受与南越划北纬17度线而治的提案。因而苏共二十大时，中苏还未因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妥协而产生分歧。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赫则无法理解毛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沈志华认为，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合舰队之事大发雷霆，是为了把赫鲁晓夫骗到北京。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而就在联合公报发表后的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然而，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在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其实是狐假虎威，赫鲁晓夫被毛泽东利用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

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反对

131工程地下防核爆避难区，1968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国家准备应战，毛泽东下令汪东兴在鄂南为他修建战时住房，防核战争地下指挥部。

大跃进早期，苏联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则较为谨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开始由西方媒体曝出。1958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载文章披露了美国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称，公社制度对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还表示，公社支队这个词也用错了，“公社”一词缘起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非农村形态。他接着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曾尝试过公社，但行不通。随后《纽约时报》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扬访美期间发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特稿《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

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干，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11]。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此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党史研究者林蕴晖认为，这明显是讲给中国“兄弟”听的。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此举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

意识形态冲突/台海危机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事先未通报苏联。9月24日，解放军意外获得了中华民国空军发射的响尾蛇导弹，但一度拒绝移交给苏联，引起苏方不满。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拒绝支持中国。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赫鲁晓夫回忆他之所以从苏共二十二大起逐渐开始批驳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还因为中方在边界谈判中漫天要价。

U2事件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发生了U-2击坠事件，美苏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工会大会理事会上中共积极的组织活动批判苏共立场，随后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事实上，苏联撤走专家的确是中国继续大跃进“炼争气钢”、坚持大跃进的错误做法的原因之一。早在1958-1959年，中国已普遍出现了轻视、不尊重苏联专家，认为其思想保守的情况。

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

简言之，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使共产主义的胜利变成毫无意义之事，故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中共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周恩来更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即使核武器可能消灭“三亿中国人”，世界也会“剩下两千万美国人、五百万英国人、五千万俄国人和三亿中国人”。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1962年，毛泽东批判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退缩，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同年初夏，约6.7万中国公民从新疆边境逃亡苏联，称为伊塔事件。当年发生的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

领土争端

中国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两条不平等条约中被帝俄夺取大量领土。后来苏联煽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古成为苏联一个卫星国。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未向苏联清算中国向俄国的失土，却惹来苏联谴责毛泽东像希特勒般寻求“生存空间”。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40号进行了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帕维尔·泽里亚诺夫、副团长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5月初，泽里亚诺夫乘飞机回到苏联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国。7月初，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苏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但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会面，一日本代表就要求归还被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征询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讲：“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

7月30日，苏方要求将会议地点设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涌泉提出，若苏方不让步，中方有权采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方将此解读为“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配有评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 8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称6月达成的协议和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是“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代表团会面时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毛泽东于是表示要准备防止苏联入侵的战争，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做战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苏联入侵东北时的进攻路线。

中苏方面皆声称乌苏里江中珍宝岛是自己的领土，而中国方面称苏联在占领中国领土。1969年3月，中苏两国于珍宝岛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中方称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事实上首次冲突中，中国军队突袭苏军，而苏军在第二次冲突中报复。其后两国再于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边界线上发生冲突。

赫鲁晓夫下台后

反修论战白热化后，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中共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人，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烈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康生、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则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未立即回应。周恩来随即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周恩来一行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时取道中国北京，协调双方援越抗美的立场，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中方拒绝了苏联有关建议。

双方军事策略

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中国对苏联军事行动表示出了深切的担忧，并进行广泛的备战活动。珍宝岛冲突后，华沙条约组织采取了与对抗北约同样的对抗威胁针对中国，苏联则一度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苏没有断交，但除了中国允许苏联经中国给越南战争中的北越运输物资之外，两国关系彻底冻结。1967年，红卫兵攻击了苏联驻北京使馆。

珍宝岛事件

1967年，中国成功试爆氢弹，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氢弹实验是针对华约集团的核威胁的一次重大反击。

1967年1月，发生莫斯科红场中国留欧学生被殴打事件。

1967年冬至1968年初，在中苏边界发生七里沁岛事件。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时，苏联在那里有12个不满员的师和两百架飞机，在1968年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同时苏联和蒙古达成协议，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达兰扎尔嘎朗、宗巴音）。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在越战期间将大量军队从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1968年10月，与苏联克格勃有关的《伦敦晚报》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到台湾秘密访问十天，路易斯见到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蒋经国，提出苏联想与台湾联合进攻中国大陆的想法。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人防工事。

1969年4、5月间，维克多·路易斯紧急要求台湾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单。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台湾指派人员赴欧洲与苏联联络，并称一旦战事开始，不便联络。希望台湾在下次会见时开出所需军备清单。路易斯声称武器不必直运台湾……而可在台湾反攻时运达登陆地点。苏联需台湾反攻详细计划。例如如何利用苏联军事基地的具体方式、在何种区域所需何种和数量的武器等。台湾登陆期间苏军会制造与中共的边境冲突事件。出于对苏联与路易斯的提防，蒋介石拒绝与路易斯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种类的谈判。

1969年8月，中苏双方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秘密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1970年代，为了震慑中国，苏联方面派出“东京急行”轰炸机机队，除绕飞日本外，更迫近中国华东沿岸。

中美苏三角关系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访华，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苏联闻讯之后也和尼克松展开峰会，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

1970年代初，虽然中国继续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但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苏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站在苏联一边，而中国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中越战争。苏联谴责中国，但没有诉诸武力。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同年，中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中国还和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办的198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与苏联交好的国家也一并受到中国的排斥，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曾被指为“背叛了革命”“实行法西斯统治”。

和解

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塔什干讲话”，对中国语气友好，被认为是中苏解冻的早期讯号。在勃列日涅夫及其两位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中国分别派出黄华、万里、李鹏率领的官方代表团与苏方接触。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新近掌权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传话；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再次表明这一态度。

随着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扎大幅减少和从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得以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和上海，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苏联为此表示遗憾；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回访莫斯科。

解体后续

1991年，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互动浪潮，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了，在苏联解体之后，分裂成多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先后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中间因为有当年历史因素存在，中国与前述的各个加盟国之间，还尚待解决并取得共识。

1993年，中俄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罗斯及四个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元首开会，形成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在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先后访华之后，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归还中国，官方宣布两国边境问题“彻底解决”。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东欧各前苏联卫星国与中国，中俄两国关系，加盟国之间关系，均日益密切。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印边境问题上，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和境内恐怖组织及分离主义势力。

谢选骏指出：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导致了中苏全面交恶于国家关系领域，最后走向了武装冲突的道路。中共比苏联更加好战，但是实力却有所不及。正如我已经论述过的，这是由于中共与苏联两个政权的“岁差”造成的社会生物现象上的行为落差所导致的。随着两个政权逐渐步入百年，势必慢慢缓和，以至于和光同尘矣。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华国锋的“洋跃进”、邓小平的“打越南、亲美屁”，都是顺着毛僵尸握手尼克松的死亡之吻

《尼克松访华意义不亚登月》（时代在线记者 马欢）报道：

CNN前记者齐迈可制作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当年这些亲历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与前外交官们，透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上午11时半，乘坐空军一号，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大批随员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之旅。

对于还不熟悉中国的美国人来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亚于去月球访问。也正是因为这次不同寻常的访问，中美两国从此进入了全新的交流阶段。

40年过去了，当那些亲历者再次回忆起这改变世界的七天，也许将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它。CNN前记者齐迈可制作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当年这些亲历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与前外交官们，透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预先设定的握手场面

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个经典的场景，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伸出手来，两人握手长达一分钟，很快，此画面经由电视信号传遍了全世界。

事实上，在总统的专机抵达以前，美方记者团90多名记者，早已在机场待命。他们当中，既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的电视媒体，也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纸质媒体，都是尼克松本人从200多名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

合众国际社记者德克·霍尔斯泰德回忆说，“他们（美方）拥有两架白宫包租的707客机，一架是TWA707型机，命名为‘你好一号’；第二架是‘泛美帆船’，它被命名为‘你好二号’。”

“空军一号”17日从华盛顿起飞，先到夏威夷停留数日，再抵达上海。和此前预计的一样，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终于降落在了北京的天竺机场。

选择在11时30分这个时间，也是尼克松精心安排的，按照中美时差，此时恰好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天晚上10时30分，也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尼克松选择在这一时间的目的无疑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见证他所创造的这一历史时刻。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丹·拉瑟注意到，尼克松在飞机落地之前，就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做准备了。“当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清楚，他肯定考虑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镜子前面练习过——但是他肯定考虑过当舱门打开的时候他确切地应该怎么做，从飞机上走到扶梯底端确切有多少步，在扶梯底端握手的程序应该是怎样的等问题，”丹·拉瑟说道。

尼克松夫人身上的红色大衣也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精心考虑的因素之一，由于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灰、棕和黑等颜色，尼克松夫人这件红色的大衣显得格外显眼，传达出一种热情和友好的感觉。

在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尼克松夫妇挽着手走出专机。随后，总统尼克松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向周恩来总理伸出右手，两只手有力地紧握在了一起。通过电视的转播，全世界都看到了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

令美国人惊讶的是，当时机场上人并不多。只有一些大标语，大多同尼克松无关——“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还有一支不足500人的仪仗队，他们唱着一首30年代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没有鲜花，没有礼炮，也没有红地毯，对于曾去过世界各国的美国总统来说，这样的欢迎似乎显得有些冷清。

“这和去年十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到达北京时形成鲜明对比，那一次有30万人参与欢迎，”当天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据说尼克松从机场往北京的路上，没看到迎接的人群，有些失望。”

按照国家元首待遇，中方高奏两国国歌，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总统车队沿寂静的街道驶入城市。在美国记者们的眼中，当时中国的面貌也让他们深感惊讶：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庞大的集体农庄以及公路两侧整齐的树木，毕竟，这个国家对于他们来说，那时还太过于陌生了。

“中国居然有树木！”一个记者这么写道。 不过在他们看来，街道异常冷清。所有的居民仿佛都到别处去了，除了与他们随行的中方工作人员，很难找到普通的中国人采访。

茅台酒差点点燃白宫

抵达钓鱼台国宾馆休息不到3小时，尼克松就出乎意料地被请到毛泽东的书房，两国领导人交谈了整整一小时，在座作陪的除了翻译以外，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次日早晨，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上。

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为总统举办招待晚宴。熟知尼克松饮食习惯的人都知道，这位总统并不热衷中国菜，在白宫时尼克松常就着番茄酱吃低脂的白干酪，他也喜欢品尝昂贵的牛排、葡萄酒和法式大餐。

事实上，在还没有抵达北京之前，这位总统就和助理们在“空军一号”上阅读厚厚的文件与资料，商讨如何与中国人在餐桌上打交道。美国人被告知，也许中方会招待他们鱼翅、燕窝、海参、蛇或其他他们从没见过的食物。

不过当晚，这些想象的东西并没有出现。中方合乎礼节地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赴宴的人数达到了900多人。

2011年1月，在纽约曼哈顿饭店，美方试图去还原这一次宴会的菜肴，去纪念这一特殊时刻。负责该事宜的厨师唐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尽管尼克松访华让全世界瞩目，但周恩来招待总统的晚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令人兴奋。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中国并不知道美国人喜好，”唐先生说，“但为了考虑他们的口味，当晚的菜肴中还是加了烧猪肉和中式香肠这种并不常用作国宴的菜肴。此外，中方特地准备了两道有虾的菜肴，尽管虾并不是北京菜常用的材料，但是他们听说美国人喜欢吃虾，就加上了。宴会上也有黄瓜片、番茄片，夹着菠萝的烤鸭片，以及面包和黄油，他们还知道美国人不爱喝热水，特地提供了冷开水。”

当然，宴会上也有传统的中式菜肴，比如鱼翅汤、香菇芥菜、清炖竹笋汤，以及糖醋鱼。

当晚，当周恩来总理举起筷子时，这意味着晚宴正式开始。在现在可以看到的电视画面中，尼克松总统努力用筷子将菜肴夹到自己的盘子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下，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嘴中咀嚼。全世界都通过这个画面看到美国总统品尝中国菜。

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回忆起这一次的宴会时表示，“宴会的气氛十分欢快，不仅一道道菜无休止地端上来，而且桌旁的每个中国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注意使每个美国人的碟子里随时堆满了食物”。

令美方头疼的，不是美食，而是茅台酒。在基辛格看来，这种烈性酒“不做飞机燃料太可惜了，是因为它太易燃”了。负责为尼克松安排日程的秘书表示，在与周恩来碰杯祝酒之前，尼克松已经被提醒不要真正喝中国的烈性酒茅台，只要举起杯来碰一下嘴唇即可。

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结束访问中国回到华盛顿以后，曾经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演示过茅台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火并没有熄灭，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整个桌面，差点就在白宫酿成火灾。

此后的每天晚上，尼克松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历时三小时的隆重宴会，他也要硬着头皮学着用象牙筷子夹着中国菜，用茅台酒干杯，一边听着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其间，他们偶尔也观看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

革命样板戏

据《纽约时报》透露，为了淡化媒体对政治的关注，尼克松在此次访问中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当中，希望借由美国的媒体，去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然而，在面对一些中国式的文化现象时，美方不免感到尴尬，比如观看革命样板戏。

“有一件事我想提一下，所有活动中最难以处理的，这就是《红色娘子军》的表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导演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革命歌剧的表演。”来自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团的协调员罗伯特?西根塔勒回忆当时的场景。

马克·弗兰克尔是《纽约时报》记者，他回忆起看这部革命样板戏时的情形：“我忘了这个歌剧的名字，只记得内容是红色娘子军战胜了资本主义魔鬼之类。资本家的走狗之类的称呼很普遍。尼克松以恭恭敬敬的态度看完了这个剧目……”

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样的体验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他两旁陪坐着周恩来和江青。当《红色娘子军》结束时，他仍然礼貌地鼓起掌来。后来，当有记者问起他的意见时，尼克松努力地想找出一些正面的东西加以评论。

CNN前记者齐迈可制作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星期》中，也披露了尼克松在接受当时美国电视台采访时的画面。

尼克松当时说道：“这个芭蕾剧是……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它在传递一些信息，这也是它的目的之一……我曾看过世界各国的芭蕾舞剧，包括苏联的和美国的，这个剧确实与我看到过的任何芭蕾舞作品具有同样的高水平。”

“坐轿子得不到太多锻炼”

除了每天与周恩来等领导人举行会谈，尼克松夫妇行程中也包括了游览的环节。当然，游览全部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尼克松夫妇参观了北京的紫禁城，看到明清历代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宫门时乘坐的精雕细刻的轿子，他就评论说：“老坐轿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锻炼。”

在攀登了具有2200年历史的中国长城之后，他对包围着他的众多美国记者说，“这是伟大的城墙”。随后他又补充说：“我们看着这道城墙，不禁想到我们绝不要任何这类城墙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他也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的伊柳辛客机飞往杭州。在那个700年前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城市里，游览园林，泛舟于历史悠久的西子湖上。

就在尼克松总统有许多会议安排之时，尼克松夫人的行程也非常紧凑，她要参加许多活动，要去参观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观看了在公社小学的课堂，参观了针灸诊所，也要参观养猪场。

大部分时候，中方都会播放一些美国人并不了解的中式歌曲和革命歌曲，但是偶尔也会让美国人吃上一惊。芭芭拉?沃尔特斯是这一次访华记者团当中唯一的女主播，她表示，第一夫人去访问学校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也知道《牧场是我家》这首歌。

对于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来说，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新鲜的。不过，也许两国太久没有那么近距离交流过，无论在语言还是文化沟通上面，都存在着障碍。

《纽约时报》刊登了马克斯的记者手记《崎岖之路》，就列举了语言障碍、文化障碍以及意识形态的障碍等。他提到过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是关于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的年轻助理的，她名叫黛安?索耶，现在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主播。

据回忆，当这支美国记者团上了汽车，准备离开酒店前往机场的时候，一个中国服务员突然从酒店里跑了出来，他拿着女士穿的连裤袜，显然很焦急。

“他以为有人把这东西遗忘在他们房间里了。最后，黛安?索耶在车上走过去认领了东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埃德?弗维说道，‘我猜测她原来只是要扔掉这个东西的……服务员可能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扔掉一双完好的连裤袜。’”

作为尼克松访华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制作人，齐迈可（Mike Chinoy）是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前驻亚洲记者，1987年至1995年，他在CNN北京分社担任记者，多年的报道经验，也让他比一般的西方媒体人对中国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如今，不再是记者的他在南加州大学中美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

在制作《改变世界的一周》这部历史纪录片中，齐迈可和他的团队历时三年，找到了数十位当年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外交官。这部影片借由这些历史见证人之口，来回顾当年的情形。与此同时，影片也从美国媒体的视角，展现和剖析那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周。不少珍贵的历史视频均是首次发布。

为了纪念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特邀齐迈可携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进行巡映，并举行相关的即场专家讨论。在交流中，齐迈可也就该片的制作事宜，发表了诸多的感受。

时代周报：制作此片的初衷是什么？

齐迈可：“我想通过采访这些亲身经历者，写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和故事。把这些制作成片，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尼克松访华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以及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带来的贡献。

事实上，我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这些1972年的记者们的报道中获取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开始对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极大的兴趣。

时代周报：尼克松访华七天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齐迈可：首先是尼克松政府与基辛格保密的功夫，直到尼克松公开宣布将访华，人们才知道有基辛格先行秘密访华这回事；其次是中美两国独特的外交方式。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整整相处了一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参加社交活动、一起谈判，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这样做外交了。

不仅如此，这项非同寻常的旅程也打开了美国记者了解中国的大门，让美国媒体有很好的机会如此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如今，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美国旅游、做生意、学习，也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中国，两国的内在联系不断加深，已非1972年可以相比的了。

时代周报：影片中有很多不常见的照片、视频，你是如何得来的？

齐迈可：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视频，都是接受采访的那些记者们提供的，所有人都很兴奋，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很激动。能找到当年这么多当事人、记者进行采访录制也是不容易的。我也去了尼克松在加州的纪念馆找了资料。有些照片在版权上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它究竟是属于尼克松家族的，还是美国政府的。不过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影片最后给大家展示了很多从未披露的珍贵史料。

 （感谢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美国大使馆《新交流》杂志为本文提供相关资料）

 

谢选骏指出：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毛泽东背叛了他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自己所谴责的刘少奇那样的内奸、工贼、叛徒。随着中共的内外政策急剧转变，中共开始走向成熟的“超级修正主义”，比苏修还要修的厉害，“对外开放”的“卖国求荣时代”开始了。这都是由于毛泽东败于苏联的“边境冲突”所引起的系列后果。后来华国锋的“洋跃进”、邓小平的“打越南、亲美屁”，都是顺着毛僵尸握手尼克松的死亡之吻。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中苏冲突使得中共头目们像是得了神经病

网文《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杨奎松）报道：

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1]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1969年基本结束文革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中苏边界磨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开始了。由于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双方已不止一次地就边界问题相互指责。不过，边界问题的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是1964年以后开始的。[4]1964年，为解决两国边界争端，中苏开始举行边界谈判。此前，赫鲁晓夫于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国首脑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名义上是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暗含着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此，《人民日报》首先于4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尖锐抨击赫鲁晓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呼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5]。而毛泽东在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论反帝反修时，更进一步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帐呢。”[6]毛泽东真的是想和苏联清算历史疆域的旧帐，索要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吗？当然不是。海阔天空、广征博引，是毛泽东特有的一种谈话方式。注意到这样谈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误解之后，9月10日，毛泽东借着与法国客人谈话的机会，专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7]但苏联军方正想加强自身的地位，于是借机大作文章，不仅公开扬言要保卫神圣的苏联边界，而且推动政治局批准大规模向中苏边界地区调兵遣将，甚至与蒙古订立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军队进入蒙古，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磨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进入到文革期间，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到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冲突多半是由苏方挑起的。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那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后，苏军行动收敛了一些。但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后，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之后，两国边界纠纷重又加剧起来。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紧接着，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点射。

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莫斯科那边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在中国，仅在3月4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29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1.5亿人，4亿人次以上。[8]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之初，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3月5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9]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10]

毛泽东说：珍宝岛一仗破除了迷信

对于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当时的反应和认识颇为不同。在中国方面，这一事件除了促成了战备热潮以外，它更多地其实成了被用来唤起全党全军战斗意志的动员令。

珍宝岛事件后中方的内部通报突出强调了苏联入侵的危险，指出：“近年来，苏修大量增兵中苏边境，集结了一百多个师的庞大兵力，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将近二分之一。苏修还把蒙古变成一个反华的巨大的军事基地，调集大量军队进驻蒙古，部署在中蒙边境上”。[11]当然，苏联当时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仅仅在边境兵力的人数上。从90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看，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上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但不论是常规武器、核武器，还是两国的综合国力，中国都比苏联弱得多。中国军队这时的轻重武器大都还是四十年代设计的。仅以珍宝岛之战为例，“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中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甚至，中国方面当时为作战部队配备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连苏军的主战坦克都打不透。[12]毛泽东对此不是不清楚的。无论在听取汇报时，还是在中共九大的发言中，他都突出表扬了前线指战员的勇敢牺牲精神，强调对苏联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必要时要准备把敌人放进来打，让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说：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13]毛泽东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民解放军一向是讲觉悟、讲勇敢的。作为一场自卫反击战，尽管中国方面火力及装备上都还处于劣势，但珍宝岛这场仗无论战斗组织还是作战结果，也都比较成功。当时的一些介绍材料对这场仗是这样说明的：3月2号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30人分成两个组，前往珍宝岛进行巡逻。刚出来，苏修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派出来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和70个人上岛围堵我们。9点17分，尾追我第一巡逻组的敌人置我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我边防战士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第二巡逻组一听枪响，也马上开枪，一下就报销了对方7个。打到9点50分，战斗就胜利结束了，打死打伤敌人60余人，其中打死50余人，击毁敌人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

3月15日，苏军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大口径火炮，据说可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4个大口径炮营。但是，战士们根据毛主席“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教导，也做了充分准备，先于14日夜上岛并在江叉埋设了反坦克地雷。敌人15日凌晨3点出动6辆装甲车、30多人上岛，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岛增援。到8点2分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击毁了敌人装甲车两辆，敌人的残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9点40分敌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我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干掉了敌人两辆装甲车，击伤一辆，并击毁敌人一辆坦克，又炸毁敌人一辆坦克，打了两个多小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以后，敌人在中午1点35分用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轰了两个小时之久，到3点13分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和100多步兵向岛上进攻。战士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我们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借有利时机猛烈开火，一下子打掉了敌人1辆坦克，4辆装甲车，击伤两辆，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又猛轰敌方岸上的边防站和掩蔽所，一顿猛轰就打死了他们的上校边防总队长伊凡诺夫和一个中校。这一天打死了他们60多人，击毁坦克两辆、装甲车七辆，击伤坦克两辆、装甲车4辆。[14]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在中国方面确实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同苏联军队优势装备的一次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特殊的气氛中，出于精神鼓动目的而进行的舆论宣传，却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志论。由于毛泽东强调了要破除苏联的迷信，结果，在许多宣传材料中，不仅两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而且从“政治挂帅”的观点出发，苏联军队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蜕化变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军队。称“苏修侵略军钻在‘乌龟壳’里，他们是瞎子和聋子，只能在战场上乱爬、瞎滚”，夸大作战的战果显然也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说我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个个和造反派一样”，很容易就把苏修的“乌龟壳”打成了一堆废铁。说是“靠政治、靠人的觉悟，靠勇敢，一句话，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15]

毛泽东指示：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方面的一连串反应，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根据近年来中俄两国披露的各种档案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发生在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这场仗，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早在1968年1月5日苏军有意在七里沁岛挑起流血事件两周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苏边界会谈，中央军委就曾于24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主张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方针，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一旦受到苏军攻击，退让无效，即可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争取“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曾专门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恰值东欧国家形势不稳，苏军一时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越界行动，结果中方准备好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16]珍宝岛1969年的反击准备，其实仍是1968年七里沁岛反击准备的继续。由于1968年12月28日，特别是1969年1月23日珍宝岛再度发生严重事件，根据中央军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斗争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其以沉重教训。正值九大召开前夕，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虽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仍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直到2月以来苏军挑衅更加严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才分别于2月19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并给予了具体的指示。[17]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此才发生了3月2日和3月15日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

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15日的战斗并且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叉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十几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18]3月15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19]因此，此后珍宝岛的边防部队除了用炮火封锁不让苏军拖走那辆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T62坦克以外，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让苏军前来收拾战场，没有再和苏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即使苏军随后一度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联系到3月22日毛泽东的讲话，就更加明显。毛泽东当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20]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以使其收敛挑衅行动。其中既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所谓“不要打了”的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不想扩大事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哪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

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21]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22]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苏联采取报复行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3]，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15日凌晨3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的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24]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25]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26]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27]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28]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29]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30]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31]，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32]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33]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8月13日，经过一连串试探性的挑衅之后，苏联军队300余人在直升飞机2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待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只有30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围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突袭。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中国巡逻队。[34]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苏方是做了大战的准备的。因为，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长期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苏联报刊为此一直在宣传中国有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在军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发制人的观点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法。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显然是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的。他几乎是毫不隐讳地问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35]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制造舆论。它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36]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的危险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种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燃这个已经处于高热中的火药桶。

形势估计严重，中共中央急谋应对之策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也未必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珍宝岛事件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还在2月19日，鉴于美英报纸有消息说苏联要出兵中国，苏联也在远东秘密进行军事演习，使深信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的毛泽东感到难于理解，于是提议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珍宝岛事件刚一爆发，毛虽然估计上比较乐观，相信打不起来，还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帅可以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但事件过去一个月后，毛已不大在意这一点了。[37]直到6月间，即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周恩来才又具体部署了这件事，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38]而四位老帅7月11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的基本倾向是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39]这个看法显然比较符合毛泽东的估计。因此，苏联突然选择在补给困难的遥远的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显地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主张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做好战争准备。除了接连召开过一系列战备会议，如5月上旬的战略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以及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等，林彪等人极力强调国防开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体的大战准备实际上尚未开始。[40]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让苏联人打进来比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围中间；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但是，在东北可以打人民战争，在新疆怎么打人民战争？真要丢原子弹，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地广人多的长处，现在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真的打核战争，岂能不吃亏？毛泽东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41]不难看出，毛泽东几个月前讲“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相信有备才能无患。事态一下子发展到如此严重，得知苏联确有先发制人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表明它随时也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

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42]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突然袭击。[43]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形势如此紧张，以致9月3日中国党仅有的几个执政党朋友、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也只能急匆匆于4日赶去吊唁，当天又急匆匆赶回北京，连追悼会都无暇参加。

中苏总理机场缓和，毛泽东怀疑苏联阴谋

正在这战云密布之时，突然从河内传来了一个苏方有意缓和的讯息。

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停留期间，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受命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加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44]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了北京。尽管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美国同行谈话时又再度发出战争威胁，扬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45]，毛泽东虽然颇多怀疑，反复考虑，还是在10日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只是强调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由于答复的时间迟误，中国驻越南使馆10日8时收到电报时，柯西金的飞机早已起飞。不得已，这边越南方面通知苏联大使传递消息；那边周恩来当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中国方面赞同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提议，周恩来愿意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46]

终于，刚刚飞抵塔什干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变了航线，经伊库茨克飞往北京，从而使两国总理得以于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确解释有关苏联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的传言。他坦率地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47]会谈的气氛比较坦诚。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9月12日，中国报刊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时，将要删去已经协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话，即“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48]而柯西金回国后，也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就此换文了。

不管双方最高层在审定这次会谈的内容时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高度紧张的战争形势照理说是出现了明显的转机。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49]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50]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方面的反应却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打核战争的口号。[51]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52]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22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53]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仅为周恩来反对而作罢。[54]鉴于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即将来京参加预定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共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再度怀疑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55]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几天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56]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黄永胜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57]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共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58]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59]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60]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6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帅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帅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式。[62]而从四位老帅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帅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帅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63]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帅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作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64]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8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帅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加。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65]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因此，老帅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言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66]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帅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67]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既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68]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年12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20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

[1]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前中国外交官熊向晖的回忆：《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俄国学者冈察洛夫和乌索夫为前苏联驻华公使A.叶利扎维金回忆《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一文写的前言与评述，载（俄）《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中国学者徐焰的《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和李丹慧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与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第5期。

[2]从熊向晖到叶利扎维金到李丹慧，中俄两国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尽管语言的表述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即这一事件是毛泽东为拉拢美国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而中美缓和的实现则是这一战略运用的成功结果。

[3]转见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4]自1960年中苏开始交恶以后，两国边界纠纷自1964年10月以前共发生1000余起。但自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两国边界纠纷猛增到4189起，增加了一倍半。转见《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5]《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6]《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7]《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8]见《人民日报》，1969年3月13日。

[9]《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等。

[10]见《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11]《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油印）。

[12]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资料》，1994年第5期。

[13]《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14]《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5]《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6]参见徐焰前引文，并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7]参见注12.[18]《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年7月。

[19]《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陈锡联采访录音。

[20]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1]《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22]转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23]参见Christian F.Ostermann，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1969，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Winter，1995-1996，p.189－191.[24]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25]参见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194－195页；Ostermann前引文，p.187.[26]参见前引陈锡联采访录音；Ostermann 前引文。

[27]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28]见（苏联）《真理报》，1969年7月4日。

[29]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30]舍甫琴科前引书，第194－195页。

[31]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32]转见（俄）《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

[33]周恩来9月11日在与柯西金谈话时明确讲，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

[34]徐焰前引文。

[35]见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36]见《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

[37]从已有的资料情况看，毛最初提要四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在1969年2月19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在3月22日又再度提到这个问题，问陈毅等人“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4月19日，毛又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出，希望老帅们在国际、国防问题上提出意见。但到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谈话时，毛虽然又谈到四位老帅的问题，却没有再提研究国际和国防的问题。而是讲，希望他们去研究有关各工厂的问题，看看那里的领导权是不是真的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王永钦前引文。

[38]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王永钦前引文；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期。

[39]熊向晖前引文。

[40]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

[41]转见熊向晖前引文。

[42]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1969年8月27日。

[4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1969年8月28日。

[44]见《王幼平日记》（未刊稿）。

[45]基辛格前引书，第202页。

[46]同前引王幼平日记。

[47]《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纪要》，1969年9月11日；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8]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9]《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1－322页。

[50]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3页。

[51]《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

[52]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53]王永钦前引文。

[54]《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5页；郑谦前引文。

[55]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5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9页；郑谦前引文。

[57]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58]郑谦前引文。

[59]《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17页。

[60]《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22日。

[61]周恩来明确讲，毛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

[62]周在老帅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特别说明，老帅们的任务一是下放蹲点，二是讨论国际形势，三是评论国防问题。时间安排是每周三天蹲点，其余时间看材料，每月只讨论三天即可。熊向晖前引文。

[63]熊向晖前引文。

[64]熊向晖前引文。

[65]熊向晖前引文。

[66]熊向晖前引文。

[67]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68]熊向晖前引文。

本文章来自冷战中国网网站http://www.yikuaite.com

谢选骏指出：中苏冲突使得中共头目们像是得了神经病，天天强迫老百姓挖掘防空洞，而且还夜夜通过政治学习强迫洗脑，说苏联最有可能在节假日发动袭击。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在中苏冲突中碰的头破血流之后，中共不得已才开始的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网文《改革开放》（维基百科）报道：

改革开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和创立，是在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可总结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1][2]。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决策，起始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改变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经济上对外比较封闭近30年的情况，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高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3][4]。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15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0276美元，达到中等偏上国家的收入水平，GDP总量达14.4万亿美元[5]。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等人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6][7]。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人士积极领导并推动各项政策落实，得到叶剑英及不少中共元老支持，不过党内亦有不少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保守派成员反对，甚致欲阻止，因此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与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进行了一场长达17年（1978年 - 1995年）的政治斗争，最终使得改革开放成为中国不动摇的基本国策之一[8][9][10][11]。期间，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邓小平理论，并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被纳入中共党章、加以确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1993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改革开放中的“对内改革”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农业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允许私有企业不再由国家管有，容许外商投资等政策。1978年前，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由党和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资源。改革开放以两个阶段引进市场经济原则：第一阶段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进行，主要涉及废除农业集体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资开放本地市场和允许本地企业家开创事业，但大部分工业仍然由国家拥有和营运；第二阶段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进行，其政策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国有企业承包制度，政府不再控制物价，并废除部分保护主义政策，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控制银行业和石油工业等关键行业。此外，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

改革开放中的“对外开放”使得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12][13]，同时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中共也停止了对外输出革命[14][15][16]。期间，在沿海地区诞生了深圳、厦门、珠海等一批经济特区，在中国大陆对外经济交流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17][18]。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出于政治以及其他原因，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长期援助[19][20][21][22][23][24][25]，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理念等支持[26][27][28][29][30]。截止2009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其中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截止2010年日本对华援助占中国总外援比例的66.9%[19][20][21][24]。

另一方面，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轨制、物价闯关、军队经商等政策较为失败，中国社会还出现了官倒、腐败、特权等问题，经济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1][32][33][34][35]。对其中部分问题，邓小平等人在1980年代前期修订《八二宪法》、确立“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后，自1986年起曾试图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最终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而失败，该事件也导致改革开放的进程放缓甚至停滞，直至邓小平九二南巡后才重新提速[32][36][37][38][39]。此外，中国大陆发展过程中也缺乏自主技术、缺乏创新能力、对外依赖度过高，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40][41][42]。经济数据造假现象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夸大了经济增长数字[43][44][45][46]。还存在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问题[47][48]。

有媒体和学者认为，改革开放至习近平时期发生了部分本质性的变化，习反对部分改革政策，低调地回退了许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政策，共产党重申对包括经济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权，出现政治体制倒退[49][50][51][52][53]。2018年，汉学家裴敏欣认为，自1980年代改革时代开始以来，中国经济目前是最不开放的[54]；2020年官方亦提出以所谓“内循环”为主体以及“自力更生”[55]。与此同时有海外媒体认为习近平时期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路线斗争和分歧[56][57][58]，中国政府也推出了多项改革，包括废除劳教体制[59]、修订《环保法》[60]、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61]、完善审计制度[62]等，试图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设立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试图探索出解决中国社会目前尖锐的贫富差距、区域差距等社会问题的方法[63][64]，中国政府也继续效仿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办法推出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雄安新区等经济改革试验区[65]。

历史背景·早期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原则和体系借鉴苏联模式，实行“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即注重发展重工业、执行计划经济及财产国有化[66]。1953年出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公社为基本经济单位，在农村由公社集体管理农地和农业生产，部分公社更集体拥有农地和生产资料[67]。人民公社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亦称“大跃进”）落实在各地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的目标为移除私有拥有权，所有私人财产必须上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生产动力[67]:18。第二个五年计划导致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亦引致大规模饥荒和减产。1962年，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领导下，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改革，其核算单位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67]:18，及推行“三自一包”，此制度沿用至文化大革命。后来随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主席毛泽东之间出现分歧，前者在文革中更被打倒受迫害致死，政策被迫中止。

文化大革命

参见：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

中国在革命时代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其经济在七八十年代严重落后同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67]:27。尽管中国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68]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民生工业基础薄弱、效率与品质低落，缺乏创新多样。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科学技术也整体上比较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出现了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第二次重返中共领导层、进行了1975年整顿，而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掌握党政军的主要权力，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尝试在各方面改革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将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经济体制。

改革计划经济

参见：三大件 (生活用品)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表征，自195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虽然在建国初期能够恢复经济和推动初步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弊端也日渐明显：对国内经济的控制使政府和企业的职责不分，无视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的作用；一切以计划为纲，无法适应消费群体的需要，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生产商品的数量都在计划之中，购买商品还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购买就需要有相应的粮票、鞋票、煤票、香烟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制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鸡蛋票、自行车票等等的票证上千种。若按发行单位分，有全国通用、地方用、军用），造成消费者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需要的商品。

为尽快提升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改变人民心目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根深蒂固的印象。这场改革运动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不变为前提，改变生产过程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这场改革的经济方面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随之迅速在全国各经济领域内推行。

发展历史

1978年至1984年

参见：拨乱反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

Deng Xiaoping.jpg Hu Yaobang 1953.jpg Zhao Ziyang (1985).jpg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邓小平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胡耀邦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叶剑英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 李先念（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华国锋 → 赵紫阳（国务院总理）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人被并称为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69]，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彻底否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决策[70]:237-238。同时，全会还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重新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71][72]:278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此次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70]:315-316。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一行期间，强调了“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小康”的概念[73][74]。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引用了“小康”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 在"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73][74]

邓小平的首项改革措施在被全球许多共产党长期忽视的农业领域率先展开。在1970年代后期，食品的供应和生产非常缺乏，政府人员甚至认为于大跃进时期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可能会再度出现[75]:8。邓小平反对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坚持强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划给了农民。在新政策的保护下，只要将合同规定的部分粮食缴纳给政府，农民就可以正式管理他们自己的土地[76]:355。这一举措使得1975年至1985年期间的农产量增加了25％，为其他领域的私有化创造了先例[76]:355。与苏联经济改革时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邓小平改革时自下而上的方法被认作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77]。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城市工业的改革也开始实行。政府引入了价格双轨制：1979年国有企业改革展开后，即便超过了计划配额，国有制工业依旧可以按照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价格销售商品，这一措施解决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短缺。此外，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工业责任制允许个人或团体通过合约管理企业，这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被中国共产党收购的私营企业首次被允许经营，它们在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升高[75]:10。价格的灵活性业有所提高，服务业规模扩大[75]:11。

深圳，改革开放中最为成功的城市和经济特区之一，它因发展迅猛而被称为“一夜崛起之城”，其发展速度被称为“深圳速度”。

自国民党时代以来，中国首次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邓小平为外国投资设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与其他地区相比，阻碍经济增长的官僚法规和干预措施对这些特区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些经济特区因此相对自由。这些地区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75]:11。经济特区的数量与规模持续扩大。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78]:13，此后中国政府创办了更多的特区。此外中共解禁个体户和乡村家庭工业，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1981年，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达101万[79]。

1980年，中央75号文件规定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讨论雇工是否算剥削。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认为，根据资本论的定义，雇工达到八个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属于剥削。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出现较多雇工的情形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79]

1984年至1989年

参见：百万大裁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时代

（中共八大元老）

邓小平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邓小平 (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

胡耀邦 →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李先念 → 杨尚昆（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赵紫阳 → 李鹏（国务院总理）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80]。政府还在经济领域开放了更多地区：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金三角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决定将杭州、南京、沈阳等140个市、县划入经济开放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81]。1992年8月，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沿长江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5个省会城市对外开放[82]。

香港回归纪念塔

1984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时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之内，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中国城市改革自此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实行百万大裁军，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路线，军队和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八六三”计划。《纲要》确定了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谈及《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83]:234-235。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84]。10月25日至11月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85]:16代总书记赵紫阳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2月，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84][86]。同年，中央5号文件中去除了雇工数量的限制，"三不"原则改成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79]。

此期间的一个显着的发展是国家控制权力下放，让当地省级领导人尝试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名义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也逐步开始私有化。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成为问题[87]:105。另一方面，私营化在1992年以后开始加速，私营部门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1984年和1988年时，中国政府将它称为国家部门的“补充”，例如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79]。不过到了1999年，私营经济被定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75]:19。

1989年至1992年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和六四天安门事件

后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李鹏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江泽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杨尚昆 (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李鹏（国务院总理）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83]:303-308——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1989年4月15日，曾为改革开放主要执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88]:274[89]。悼念活动数日内演变为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的诉求也变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扩大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88]:274[90][91]。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定性此次事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随后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抗议、示威、请愿以致绝食活动。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严，由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戒严令，集结军队向北京进发。

6月4日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进北京，以武力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及群众，此次活动结束，后被称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谴责和制裁，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另一方面使得当时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失势，中国国内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抬头，在当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构成了很大威胁，并使改革开放面临着中断夭折的危险[92]:11；中共领导层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和平演变”为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已经停滞甚至倒退。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全面崩溃也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 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远乔石、李瑞环等中间偏右派，靠拢左派[93]。政治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执行陈云的鸟笼经济路线，搞“治理整顿”，打击地方、乡镇经济。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卸任所有职务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广州、上海，并发表重要的“南巡讲话”（后官方改称“南方谈话”，又称九二南巡或邓小平南巡）[94]这些讲话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声称“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95]，并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九二南巡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后不久，经济改革政策复苏，政治改革进程则基本停止。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83]:370-371、“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83]:372、“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3]:372、“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3]:373、“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3]:375、“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83]:375、“发展才是硬道理。”[83]:377、“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3]:378、“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83]:38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96]:1。政治局全体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96]:2。

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表明“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一些不科学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不正确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甚至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仍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表现右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正确方向[96]:35-40。历史上“左”错误泛滥时间长、影响深，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干扰，是妨碍生产力发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96]:41。同月，李瑞环宣传贯彻邓小平重要谈话，说经济建设中心地位一百年不变，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两个中心或多中心，妨碍和干扰经济建设发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强化为经济建设服务，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和途径，使群众了解自己利益与责任，自觉为自己利益而奋斗[96]:47-54。同月，荣毅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改革开放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使中国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同时提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穏步协调地发展”[96]:57-62。

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1992年后，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确定，中国从上到下进入了一个周边国际环境基本和平，国内社会维持稳定，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阶段，“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均得到了全面实施和基本完成。

1992年至2002年

参见：邓小平南巡

江李朱体制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Jiang Zemin St. Petersburg.jpg Li Peng.png Prem. Rongji at a Press Conference (1999) (cropped).jpg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江泽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杨尚昆 → 江泽民 (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李鹏 → 朱镕基（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1992年至2002年

就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

卸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继任 胡温体制

90年代初，邓小平强迫中顾委主任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保守派元老退休并开始实行彻底的改革[87]:114。邓小平在生前经过精心挑选后，将他的接班人定为两位热情的改革者——江泽民和朱镕基。同时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国企陆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97]。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九二南巡，使得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的改革开放重新提速。受该因素影响，虽然邓小平于1997年逝世，改革开放依旧得以进行下去。[39][98]

此后，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除了少数大型垄断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遭到了清算，原属于国企的资产均被出售给了私人投资者，工人则大量下岗失业。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1999年澳门政权移交，港澳都回归到中国的版图。

2001年至2004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8％[99]:573。此同时，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降低关税、削弱贸易壁垒、制订更开放的法规；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废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公费医疗、福利分房等）；将军事企业和解放军强行分离[87]:116；减轻通货膨胀；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举动引起了一些群体，尤其是私有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不满[87]:128，但也为中国创下了良好的经济格局。

到了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比重占到了49.7%，外商和港澳台的比重占到了15%左右[100]。这一比重在此后继续扩大[101]。同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经济体[102]。但是，在石油业[103][104][105][106]和银行业等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仍然存在[107]。

2002年至2012年

参见：胡锦涛、温家宝、胡温体制和对温家宝的争议

胡锦涛－温家宝体制

（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Hu Jintao Cannes2011.jpg Wen Jiabao -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jpg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府首脑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2002年至2012年

就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卸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江李朱体制

继任 习李体制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倾向改革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等领导人开始卸任领导职务，倾向保守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开始逆转原先的改革措施。观察员发现该届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成分[87]:129。胡温政府增加了对医疗保健部门的补贴和控制[108]；停止了私有化的进行[109]，中国经济被自由派媒体评价为整体呈现出了“国进民退”的趋势[110][111]。

为应对2007年-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温家宝于2008年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这项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112][113]、通货膨胀[114]、巨额地方债务[115][116]、银行坏账、生产率水平下降等问题，中国的经济结构为此遭到了长期破坏[117]。许多学者都对其持负面评价[118][119]，只有林毅夫等极少数学者支持该计划[120]。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市场，房价暴涨了数倍[121][122]，诱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123]。

评论者认为朱镕基时代三大改革所积累下的财富在胡温体制下消耗殆尽[124]。拥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是政府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在新体制的推动下，大型“全国冠军”发展迅猛，拥有了与国外大公司展开竞争的能力[109]。

但得益于四万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成功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奥运会，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十年，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4倍[125]。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按国际汇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4]。

2012年至今

参见：习李体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个人崇拜和对习近平的争议

习近平－李克强体制

（现届中央领导集体）

Xi Jinping March 2017.jpg Li Keqiang (cropped).jpg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府首脑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2012年11月开始

就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胡温体制

长春街头的中国梦主题园艺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上台执政。随后，中国共产党扩大控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导致至少288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反映了中共新的企业管理政策[53][126][127][128][129]。与此同时，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行动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政治运动，但也有“选择性反腐”和权力斗争的质疑[130][131][132]。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最先挂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习近平到访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在同年10月于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133][134]。此后“全面深化改革”在各种政府文件和新闻中出现，被媒体解读为“中国改革新程的总纲领”[135]。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相比省略了开放二字，或许意味着持续了三十五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至2012年）已经结束[136]，但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却声称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也在诸多公开场合宣告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且会加大开放幅度[137][138]。此外，外界和部分体制内人士则认为习的改革路线并没有遵循邓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且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属于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即党的最高领导人独揽大权的寡头政治以及“党领导一切”[49][139][140][141][142]。

2017年4月，中国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143]。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其主要任务是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201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开始推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部分国务院机构虚级化，由中共的党内机构承担实际职责。有学者和媒体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是中国政治回归改革开放前“党政合一”的体制，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权力被削弱，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49][140][141][144]。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任期限制。有观点认为此举终止了邓小平时代开始实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不但破坏了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让习近平有机会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终身领导人和独裁者[139][145][146][147]。但也有支持观点认为，这样会使中国的政局长期处于稳定状态，让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不会因为政治不稳定而影响实施，对中国接下的发展来说，具有非常积极有效的影响[148]。习近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中国官员时曾经解释，他“个人反对”终身制，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是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实权职务都没有限制连任次数，为了避免他担任的三个职务之间存在任期冲突才推动修宪，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他会不会担任第三届或者更长任期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149]。同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表彰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向他们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150]。

2019年8月9日，中国设立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151]。201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5]。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52]。6月1日，中国国务院及中共中央正式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计划将海南打造成自由贸易港[65]。包括海南自贸试验区在内，截止2020年中国大陆共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10839美元，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GDP突破100万亿人民币[153]。

2021年6月10日，中国设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试图找出能解决中国目前遇到的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发展难题的道路[63][64]。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海南更大的自主权。法案中涉及自贸港内居民权变更、接入全球互联网、出入境政策及封关等深化改革创新与开放等内容。

对内改革·农村改革

参见：三农问题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

在改革前的时期，中国农业的绩效极差，粮食短缺现象十分普遍[154]:478。中国大陆农村地区自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建立了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将农民手中的一切个人财产与生产资料划归公有，生产生活的指导权过于集中，并且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较为绝对的平均主义来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虽然这种体制在产品相对充裕时可以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为个人带来的损失，但也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78年，中国安徽省面临旱灾，当地凤阳县小井庄、小岗村等地的农民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均分小队下辖的土地与劳动工具，展开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这在人民公社下是属于私分共有财产的重罪。然而这两个村在当年的农业收入中就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报至中共中央，虽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规定不得私分田地，但这种行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两省便已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取得了在灾年农业生产超过往年的成绩。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公开支持了这项措施。不久，在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开始强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的体制转变，这种决定在坚持土地最终所有权为国家的情况下，许可农民自行生产、自负盈亏，只缴纳部分农业产品。并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副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废除了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 名义上新体制使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农村开始富裕起来；实际数据表明，改革后，农业产量增速放缓，农业基础设施成为无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随着农业生产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拉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孤立的农民无法了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无法形成对农民有利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收入下降；而原有的农村乡镇企业被乡镇领导私自占有后迅速发展起来。

同时，人民公社的解体也导致了原本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进一步分化。并且在包产到户以后，小农经济不再适合农业集体化，公社时期大规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设施，由于无法召集大规模人力维修，而不断破损。同样在公社时期的大规模新垦高产、稳产田运动，也无法继续。集体化的消失也打断了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逐渐开始发展的机械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使得农村更加落后。不仅如此，公社解体后，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乡镇企业也无法继续经营，最终全部破产或者通过改制而私有化。

多数人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当时占全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逐步摆脱了贫困，并促使部分农民先于其他地区先富裕起来。同时农业的改革虽然在初期颇有成效，但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农村的发展开始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这导致中国出现了令世界关注的贫富分化现象——这在强调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农村地区贫富分化抱以足够的关注，事态逐步成为中国迅速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复兴的最大障碍——三农问题。

自2002年以来，中国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三农问题对中国建设的影响，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调整农业地区的政策。

2006年，中国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终于结束，经改革开放农业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

城市改革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且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市场，一切产品生产由政府下达订单；而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并不是工厂厂长，而是国家委派的干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极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工人一律不得被辞退，也没有相应的破产措施，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只得由国家背负这些不良资产。缺乏竞争、不负盈亏的企业主观上没有研发新科技、扩大再生产的动机，结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地区6年多的改革令中国的领导人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动力，转而着手对中国城市经济进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并在1985年全面展开。

邓小平在1977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便提出以科学技术带动社会生产力。1985年的改革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政府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政府认可了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所处地位，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以带动中国经济，打破了中国经济公有制成分一枝独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宽私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企业纳入宏观经济的管辖范围内，与市场调节作用相结合；对于生产盈利不再坚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转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坚持共同富裕为代价换来了企业的生产活力。对国有经济成分进行改组，由政府绝对控制经营转为政府拥有企业的绝对决策权，将一半经济活动权下放给企业，支持并鼓励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这极大地动摇了工人心目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地位极高的工人群体被改革开放引入的政策所冲击，伴随着各地国营企业的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中国政府引入下岗再就业政策（譬如“红帽子工程”），大量减少了失业人口，缓解了工人的不满[155]。

城市改革取得的进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加之1985年以来政府不断放宽思想言论控制，原先身为“封资修大毒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被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对西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日后两次大规模民众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缓城市改革步伐，转而开始控制国内混乱的思想。1992年过后，政府再度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并不断将各种政治决策公开化，并设立听证会以便于民众参与政治决策。

自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主义阵营随之垮台，中国政府的立场日趋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缓，党内也出现了重提阶级斗争观念的声音。为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局，邓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视中国数个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发表了事后称为“南巡讲话”的发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个人威望重新将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之一。这场讲话确保了今后中国政府既定国策的稳固，也逐步将中国经济实力带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服务业

20世纪90年代，金融业自由化[156]:339。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服务业被解释为可开放的，外商投资获准；零售、批发和分销的限制也已经结束[157]:657。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业和电信业也向国外投资开放[157]:658-659。

中国的银行业由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主导，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垄断的[158]:522[159]。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由于国家管理效率低下，这些金融部门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的累赘[160]:866。不良贷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无法盈利的国企出于政治目的进行[158]:523，尤其是保持低失业率的政治目标，是金融体系和经济的一大拖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后对这些银行展开了资本重组。2000年，这些银行在GDP中的比重高达22％以上；到了2006年，它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总额约为1,600亿美元[158]:528。观察家们建议通过银行体系私有化来解决该问题，4家银行在股市上市时，这一建议得到了部分执行[158]:530。由于中国的两大金融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筹集资本方面相对无效[158]:514。

到20世纪80年代，广告在实现邓小平推进的现代化目标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中国政府仍然在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这并没有抑制消费主义的增长[161]。

对外开放·外交政策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举行会谈，并谈到改革开放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162][163]。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李光耀的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14][15][16]。此前，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在东南亚地区大力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老挝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导致部分地区排华情绪严重，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5][164][165][166]。改革开放后，为了对抗苏联，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依然对柬埔寨红色高棉提供了长期军事援助[167][168]。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等中国的外交战略，后被归结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八字战略方针[169][170][171]。

经济特区

深圳下四区被划为特区而大幅成长大厦高楼林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以前对外贸易值只占经济比重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情况源自于毛泽东“内无内债、外无外债”的政策。但一些海外华侨的主要集散地广东、福建经常有一些华侨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开办工厂。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宽对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的三来一补特殊政策。1年后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业区正式建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在袁庚等人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出了“蛇口模式”、诞生了知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此后向全国推广[172][173]。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认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74]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173]。

位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的知名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参考的发展经验，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了少量外商独资企业存在，意图从中学习领先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的四个试点城市的发展模式在1984年邓小平南下巡视时被给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广州、上海、天津等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洲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对外开放的4个试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深圳从一个泥湾村落发展为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荣都市。其余三地也成为8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巨大亮点。随后开放的14个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1988年，感受到对外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后，中国政府将海南单独设省后全省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区。同时对外开放的地点也随着沿海向内陆地区发展。而现在各省各市均有权规划土地，并在国务院批准后设立对外开放区。这成为刺激中国经济起飞的一大因素。

不过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共产政权的不信任，加上中国自1949年开始，在对外交流方面，接近锁国状态，很少人对当时中国有所了解。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涌来的外资，最初是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175]。直至2011年全年，名义上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176]（实际上一部分港资来源于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内地本身）。

国家级新区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中国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177]。国家级新区属于城市新区的范畴，是依托旧有城区建立的新城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依托的城市一般是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在行政级别上，国家级新区由国务院批复，相比由所在城市政府批复成立的省市级城市新区，其产生背景和开发建设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因此，其行政等级普遍高配一级或半级，以调动更多的资源[178]。 至2020年中国共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国家发改委要求各个国家级新区围绕1至2个重点问题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形成可推广的经验，以便推广到其他区域[179]。

1992年10月，浦东新区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曾经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今是中国金融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以金融、保险和证券及商贸为主要产业的国家级开发区。2021年6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拟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180]。

2017年4月，雄安新区成为中国大陆第19个国家级新区，中国政府对外宣称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该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181]。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

自由贸易园区是指在主权国家或者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新的试验田，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截止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已有21个被批准建立自由贸易实验区[182]。中国政府赋予了试验区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在试验区放宽外商投资建设各种限制，放宽土地使用权限，允许自贸试验区自己推出税收政策等[183]。

作为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2013年8月正式成立[184]，该试验区成立时，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辅之以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将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货币兑换自由。

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目标是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提出了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

西南的云南自贸试验区目标是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提出了创新沿边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和加大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力度等。

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政府计划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更进一部建设的自由港[65]。相比之前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实行零关税，封关管理[185]，更大开放金融，农业，教育，科研，医药，体育，航天，文物等领域的资本准入[186]，《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案》发布后，更赋予了海南自贸港更大的自治权和不违宪前提的立法权[187]。中国政府甚至一度试图在海南自贸港"试水”博彩行业发展赛马[188][189][190][191]，结果期间引发极大的争议[192][193]，最终被海南省自行否决[194]。

国际合作

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组织。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195]。

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6]。

2001年，中国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7]，外贸开始快速发展，并在201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198]。

2001年6月，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一同创立上海合作组织[199]。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

2013年，中国官方提出“一带一路”项目，其范围涵盖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200]。主要目的是投资开放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的基础设施，开发当地市场加强与当地的贸易以改善中国对西方欧美市场的依赖，同时保障中国粮食和能源的供给安全，消耗中国的过剩产能，同时带动中国中西部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201]。（相关内容：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6年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北京开业。

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国杭州市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202]。

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订，该协定是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发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与东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五国共同参加，共计15个国家所构成的高级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超越了欧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经济区域。

外部援助和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外援

发达国家

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考察团前往欧洲五国考察，包括法国、德国、瑞士、丹麦以及比利时，前往学习发展经验、介绍中国市场[203][204]。1978年10月，邓小平率团访问日本、考察学习，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后中日两国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增多[205][206]。邓小平在访日期间谈到：“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205][207] 1979年1月，中美建交，而据报道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曾提到，“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208][209][210][211]。

改革开放期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法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援助，截止2009年中国接收的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19][20][21][22][23][24][25][203]。其它欧洲国家也积极参与对华援助，仅在2002年-2006年间，欧盟就计划向中方提供2.5亿欧元的无偿援助（5000万欧元/年）[212]。与此同时，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截止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12][13]。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

国家 援助开始 援助终止 援助内容

 日本 1979年 2018年

截止2018年10月，日本宣布终止对华援助，近40年来日本通过其政府开发援助计划（日本对华ODA），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援助国，对华援助总额达3.65万亿日元（折合约230亿美元），还包括众多技术、理念和人才的支持[20][21][213]。其中，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一号线、重庆轨道交通单轨二号线、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项目均得到日本方面的援助[19][20][21][214]。

截止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而根据日本外务省官方数据，日本通过ODA向中国提供了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占中国总外援的66.9%、涉及项目达200余个。[24]

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美国 1980年

2020年，美国对华援助削减了52%，从2019年的6200万美元削减到了2020年的3000万美元[215][216]。

截止2019年6月，依据美国政府数据，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4100多亿美元，而中国政府数据显示为1500多亿美元[217]。

截止2012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56亿美元，涵盖藏人社区文化保存、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等30余种援助项目[24]。1999财年-2012财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36亿美元[24]；其中，2001年，在美国的协助下，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18][219]。

截止1998财年，美国对华援助达1941万美元[24]。

1979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德国 1982年 2010年

（传统）

截止2019年，德国向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已达100亿欧元[23]。

截止2011年，德国向中国提供了12.1亿美元无偿援助、中国成为了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24][220]。

2010年起，德国正式停止对华传统援助，但德国经合部仍通过其区域合作基金对华开展合作[220]。

1982年10月1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220]。

1972年，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21]。

 法国 2004年

截止2009年，法国开发署向中国提供的无附带条件贷款总金额达5.52亿欧元，主要用于能源、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24]。

2004年10月，中法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法国开发署合作框架协议》，法国开发署每年对华提供总额约1.2-1.5亿欧元不附带条件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气环境领域项目[24]。

1964年，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英国 1997年 2011年

（传统）

2021年，英国将把对华援助预算削减95%，仅剩不到100万英镑，将从1800万英镑减少至90万英镑（约合813万元人民币），用于“资助开放社会和人权的项目”[222]。

截止2013年，英国向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达2.3亿英镑（折合人民币达23亿元），中英已开展合作项目24个，领域集中在卫生、教育和环境及气候变化三个领域 [24][223]。

2011年3月，英国宣布结束传统对华发展援助，6月两国政府签署新型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但英国国际开发事务部的数据显示，英国2012年仍然向中国提供了2740万英镑（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24]。

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224]。

1998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制定的《英对华无偿援助新战略》，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普及教育四个领域为其援助重点[224]。

1972年，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港澳台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26][27][28][29][30][225]。香港资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贡献包括：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内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块土地的拍卖等等，在改革开放史上占了重要的印记。中国改革初期，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175]。

台商亦开始以外商名义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大陆投资，有更多台商以港资或香港注册公司名义进入中国投资。

直至2011年全年，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176]。港澳在广东省的投资项目超过10万个，实际利用资金1200亿美元，占广东省实际外来资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促使粤港澳形成了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港澳为购销管理中心的独特格局。数以万计的港澳投资企业在广东各地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劳动力受雇于港澳投资企业。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具竞争力的动态化产业集群、开放型，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深圳市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80%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2017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11426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香港资金的投资，迅速推动广东从农业为主的省份发展成工业发达的经济大省。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渐成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广东省因贪污已落马的副省长万庆良说“广东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粤港澳合作的历史。广东30年的发展离不开港澳强有力的支持，离不开港澳资企业率先进入广东，率先投资、率先发展。香港人澳门人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较为熟悉的例子是港铁公司，促进了许多领域的观念更新。中国改革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优良的货运设施和海外贸易网络，而香港当时已经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硬件设施和一流的贸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在资金、技术输入的同时，香港资金更为改革开放输入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观念更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国外有专家认为“内地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香港这样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借鉴，并为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226]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不仅是因为宾馆硬件设施完备，更重要的是从一开业便打破当时的惯例，对所有普通市民开放，其服务意识、管理模式，都令当地政府官员和市民大开眼界，引发观念的更新，对广东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接受采访时总结说“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条有效利用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金的资本积累和发展之路。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每一天的变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献。”四名港啇投资的华南城国际工业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业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仓储、货运、配送以及金融结算功能于一体，其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堪称国内之最。随着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港资在内地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快速发展。香港智经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认为，“CEPA开启了香港和内地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的大门，制度安排为经济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26]

台湾资金

台湾对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导致西方禁运、当时在中国投资方只有台湾，但由于两岸尚处于对抗时期，台湾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有许多台资与港资合资的方式到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甚至直接就在香港注册后以港资的名义来到大陆。初期的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像制伞、制鞋等。1989年，台资对中国大陆投资项目只有540个，协议金额仅5.5亿美元，实际利用资金更低至1.5亿美元。台湾于1990年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有条件开放台商间接对大陆投资，促进了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它们以“台湾接单、大陆加工生产、产品外销”为经营模式，平均外销比率达85%。

台湾实际开始大规模投资始于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1992年到1994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2.3万家，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5.8亿美元。从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第一波高峰开始到两岸经贸论坛，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已达6万家，累计投资金额约2000亿美元[227]。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2014年两岸贸易额为1983.1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0.6%，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62.8亿美元，自台进口1520.3亿美元，大陆与台湾贸易逆差达到1057.7亿美元[228]。

成就及影响·综合国力

中国生产商标（MADE IN CHINA）已经占据世界民生商品20%以上，成为世界工厂——邓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继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顶住了来自国内保守派的进攻，成功地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基石之一，并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从1978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个尚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与世隔绝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有着活跃市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减少了当时世界近1/5的贫困人口。中国也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力量大幅增强，2019年GDP超过14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中等偏上国家的收入水平，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显著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众多机构预测中国GDP将会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国际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意识形态

支持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人民观点逐渐多元化，“网络民意”的现象大量出现。不过，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开放之余，认为为了和平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不愿意对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做太大的改革变动。在言论自由方面，与之前有一定程度的放松。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一些质疑，支持者认为，从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表明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苏俄前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允许社会主义存在部分资本主义、恢复市场、货币关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恰恰表明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

不过也有批评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摒弃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现状更像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也常被外国专家和领导人提及。北朝鲜则一度批评中国是走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以越南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积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另外，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共内部左右两派的分歧扩大，中国要实行多党政治，只需将中共一分为二。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些人认为应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些人认为应将中国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快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229]，从占世界经济1%到2017年的15%，仅次于美国的21%，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扣除价格因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7年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外汇储备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和出口加工制造国。

债务地图=（外汇和黄金储备）-（债务外国人）（资料来源：201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成功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产值在总量上已经超越了国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重的重要拉动力量。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越德国；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2018年，中国GDP折合13.6万亿美元，2019年超过1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则达25.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引进外资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中国为全世界吸引外资金额最多的国家（港、澳、台资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资），而对外贸易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成为美国国债（除美国本国以外）最大债权国。

从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25美元增长到10276美元，增长超过45倍，东部部分沿海省市等人均GDP已突破两万美元，对于14亿人口的体量人均能突破一万美元，表明中国经济规模和影响力巨大。[5] 2007年，广东省GDP总值超越台湾，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GDP总值超越台湾的省（个人平均仍远低于台湾）。2012年之后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后超越台湾，其中广东达到两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数值也超越了台湾。 2019年，中国外汇储备约3万亿美元。中国多项经济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四十年来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已从20%上升到60%以上，而实际上由于大量农业人口进城打工，所以中国实际上的从事非农业人口比例更高。但很明显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化国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的GDP占比经济总量的90%+。

海外影响

改革开放对于海外的影响（特别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如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几乎就是翻版的改革开放政策；古巴在2019年的宪法公投中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明确古巴政府承认私有财产，并认可外国投资。同时也对政治制度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230][231][232][233][234][235][236]；即使是依旧施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朝鲜，也参考了中国改革发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模式先后建立了开城工业园区、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金正恩上台后，朝鲜的私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总体来说经济开放的程度依旧非常小[237]；老挝则是早在1986年就施行了改革开放。不过因为受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影响，导致其大量国际投资进入越南而并非老挝。导致其经济发展非常缓慢[238]。

政治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西单民主墙和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华盛顿）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239][240]。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32][36][37][38][39]。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1][32][33][34]。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31][35][241][242][243]。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244]。10月，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245]。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243][246][247][248] 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243][246]。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243]。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紫阳在其报告中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31][243]。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245]。

但随着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80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鲍彤等中共中央改革派高层被撤职、而权钱交易、腐败、特权、垄断等问题并未得到持久、有效的解决[37][38][243]。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因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直至邓小平九二南巡后才重新提速[32][37][38][39]。

2012年后，习近平等人开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中国官方认为，从邓小平等人提倡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习近平等人提出的政改，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深化”、“走出了新路”、“硕果累累”[249][250]。但外界和部分体制内人士则认为习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遵循邓的政改道路，并且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属于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即党的最高领导人独揽大权的寡头政治以及“党领导一切”[49][139][140][141][142]。此外，2018年习近平等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有观点认为此举废除了邓小平时代开始实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破坏了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让习近平有机会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终身领导人和独裁者[139][145][146][147]。

政治运动

主条目：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1980年代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83年开始的严打，在提升社会治安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冤案，引发了一定争议[251][252]。1983年，中国大陆的左派保守势力主导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干预下平息[253]。1986年底-1987年上半年，八六学潮爆发、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左派保守势力借此主导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后赵紫阳说服了邓小平，才结束这场运动[254]。

自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也发起了多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譬如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众多高级官员被审查和起诉。2018年1月起，开始实施计划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目标是打击黑恶势力和盘踞基础政权的村霸[255]。其后又发起了整肃中共政法系统官员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目前习近平时代的政治运动都宣称以打击腐败和整肃官僚为目的，但外界质疑此举为“选择性反腐”和权力斗争，是针对内部反对者的“大型清洗”[130][131][132]。

经济社会问题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主要争议与不足、中国矿难列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 数据统计与质疑和中国住房问题

空气污染：湖北武汉的雾霾天（2016年）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仰仗“中国模式”这一论断是一种谬论和误导，中国并非一个创新型国家，其体制存在着威权主义、欠缺自由等诸多缺陷，而自主创新能力依赖于自由，故该模式并不能可持续发展[40][41][42][256][257]。与此同时，各大权贵家族垄断主要行业、控制国家财富[258][259][260]；并存在大量“裸官”，许多中央高层的子女或亲属移民海外或拥有外国绿卡[261][262][263][264]。

此外，中国官方以及部分海内外学者均指出，中国大陆经济数据存在长期造假问题，特别是夸大了经济成长的数据[43][44][45][46][265]。一位香港评论员则将中国的去自由化视为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266]。而美国声称中国政府正在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提供不公平和歧视性的竞争优势[267][268]。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还出现缺乏自主技术、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区域差别大[269]、城乡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教育文化事业、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环境亟待改善[269]等等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其中中国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部分具体问题如下：

中国的发展模式缺乏自主创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长期缺乏关键自主技术，存在对外依赖度过高的问题[270][271][272][273][274]。

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较为严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12月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8、属于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自199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5上涨到了2015年的0.5[47][275]。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269]。而中国大陆还出现了“农民工问题”，2010年以来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许多社会低收入人群逐渐构成了新兴的“蚁族”阶层，而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属于突出问题，1996年起“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48][276][277][278]。而且，0.4%的人口掌握了70%财富，而美国5%人口掌握60%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269]。

20世纪90年代起至2019年，中国大陆主要经历了四次越发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煤炭、冶金等行业供大于求，造成大量企业亏损[279][280][281]。

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的房价飙升等问题也日趋严重[282][283][284]。

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2004年中央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都要发展；而且经济与政治发展要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要协调，经济与自然发展同样要协调，等等，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还要搞“希望小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269]。

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才换来GDP的增长速度[269]。

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饮用水短缺现象严重[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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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Public Opinion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改革开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和创立”，这是一个伪命题——第一，中共的改革开放是由毛泽东向美国屈膝投降的历史转舵而开始的。第二，邓小平是毛泽东江西苏区的集团里的，因此也不是中共第二代，和胡耀邦一样，还是第一代打天下的赤匪；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才算是第二代领导人。因此可以说——邓小平、胡耀邦是中共第一代的第二任第三任领导人，华国锋、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则是中共第二代领导的第一任、二任、三任、四任、五任。但是不管第几个代第几个任期——所谓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中苏冲突中碰的头破血流之后，中共不得已才开始的一条病急乱投医的“投降主义路线”。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