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冲突使得中共头目们像是得了神经病

网文《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杨奎松）报道：

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1]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1969年基本结束文革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中苏边界磨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开始了。由于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双方已不止一次地就边界问题相互指责。不过，边界问题的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是1964年以后开始的。[4]1964年，为解决两国边界争端，中苏开始举行边界谈判。此前，赫鲁晓夫于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国首脑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名义上是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暗含着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此，《人民日报》首先于4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尖锐抨击赫鲁晓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呼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5]。而毛泽东在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论反帝反修时，更进一步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帐呢。”[6]毛泽东真的是想和苏联清算历史疆域的旧帐，索要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吗？当然不是。海阔天空、广征博引，是毛泽东特有的一种谈话方式。注意到这样谈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误解之后，9月10日，毛泽东借着与法国客人谈话的机会，专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7]但苏联军方正想加强自身的地位，于是借机大作文章，不仅公开扬言要保卫神圣的苏联边界，而且推动政治局批准大规模向中苏边界地区调兵遣将，甚至与蒙古订立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军队进入蒙古，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磨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进入到文革期间，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到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冲突多半是由苏方挑起的。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那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后，苏军行动收敛了一些。但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后，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之后，两国边界纠纷重又加剧起来。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紧接着，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点射。

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莫斯科那边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在中国，仅在3月4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29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1.5亿人，4亿人次以上。[8]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之初，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3月5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9]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10]

毛泽东说：珍宝岛一仗破除了迷信

对于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当时的反应和认识颇为不同。在中国方面，这一事件除了促成了战备热潮以外，它更多地其实成了被用来唤起全党全军战斗意志的动员令。

珍宝岛事件后中方的内部通报突出强调了苏联入侵的危险，指出：“近年来，苏修大量增兵中苏边境，集结了一百多个师的庞大兵力，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将近二分之一。苏修还把蒙古变成一个反华的巨大的军事基地，调集大量军队进驻蒙古，部署在中蒙边境上”。[11]当然，苏联当时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仅仅在边境兵力的人数上。从90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看，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上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但不论是常规武器、核武器，还是两国的综合国力，中国都比苏联弱得多。中国军队这时的轻重武器大都还是四十年代设计的。仅以珍宝岛之战为例，“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中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甚至，中国方面当时为作战部队配备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连苏军的主战坦克都打不透。[12]毛泽东对此不是不清楚的。无论在听取汇报时，还是在中共九大的发言中，他都突出表扬了前线指战员的勇敢牺牲精神，强调对苏联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必要时要准备把敌人放进来打，让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说：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13]毛泽东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民解放军一向是讲觉悟、讲勇敢的。作为一场自卫反击战，尽管中国方面火力及装备上都还处于劣势，但珍宝岛这场仗无论战斗组织还是作战结果，也都比较成功。当时的一些介绍材料对这场仗是这样说明的：3月2号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30人分成两个组，前往珍宝岛进行巡逻。刚出来，苏修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派出来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和70个人上岛围堵我们。9点17分，尾追我第一巡逻组的敌人置我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我边防战士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第二巡逻组一听枪响，也马上开枪，一下就报销了对方7个。打到9点50分，战斗就胜利结束了，打死打伤敌人60余人，其中打死50余人，击毁敌人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

3月15日，苏军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大口径火炮，据说可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4个大口径炮营。但是，战士们根据毛主席“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教导，也做了充分准备，先于14日夜上岛并在江叉埋设了反坦克地雷。敌人15日凌晨3点出动6辆装甲车、30多人上岛，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岛增援。到8点2分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击毁了敌人装甲车两辆，敌人的残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9点40分敌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我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干掉了敌人两辆装甲车，击伤一辆，并击毁敌人一辆坦克，又炸毁敌人一辆坦克，打了两个多小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以后，敌人在中午1点35分用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轰了两个小时之久，到3点13分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和100多步兵向岛上进攻。战士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我们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借有利时机猛烈开火，一下子打掉了敌人1辆坦克，4辆装甲车，击伤两辆，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又猛轰敌方岸上的边防站和掩蔽所，一顿猛轰就打死了他们的上校边防总队长伊凡诺夫和一个中校。这一天打死了他们60多人，击毁坦克两辆、装甲车七辆，击伤坦克两辆、装甲车4辆。[14]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在中国方面确实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同苏联军队优势装备的一次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特殊的气氛中，出于精神鼓动目的而进行的舆论宣传，却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志论。由于毛泽东强调了要破除苏联的迷信，结果，在许多宣传材料中，不仅两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而且从“政治挂帅”的观点出发，苏联军队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蜕化变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军队。称“苏修侵略军钻在‘乌龟壳’里，他们是瞎子和聋子，只能在战场上乱爬、瞎滚”，夸大作战的战果显然也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说我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个个和造反派一样”，很容易就把苏修的“乌龟壳”打成了一堆废铁。说是“靠政治、靠人的觉悟，靠勇敢，一句话，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15]

毛泽东指示：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方面的一连串反应，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根据近年来中俄两国披露的各种档案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发生在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这场仗，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早在1968年1月5日苏军有意在七里沁岛挑起流血事件两周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苏边界会谈，中央军委就曾于24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主张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方针，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一旦受到苏军攻击，退让无效，即可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争取“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曾专门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恰值东欧国家形势不稳，苏军一时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越界行动，结果中方准备好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16]珍宝岛1969年的反击准备，其实仍是1968年七里沁岛反击准备的继续。由于1968年12月28日，特别是1969年1月23日珍宝岛再度发生严重事件，根据中央军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斗争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其以沉重教训。正值九大召开前夕，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虽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仍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直到2月以来苏军挑衅更加严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才分别于2月19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并给予了具体的指示。[17]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此才发生了3月2日和3月15日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

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15日的战斗并且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叉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十几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18]3月15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19]因此，此后珍宝岛的边防部队除了用炮火封锁不让苏军拖走那辆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T62坦克以外，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让苏军前来收拾战场，没有再和苏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即使苏军随后一度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联系到3月22日毛泽东的讲话，就更加明显。毛泽东当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20]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以使其收敛挑衅行动。其中既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所谓“不要打了”的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不想扩大事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哪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

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21]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22]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苏联采取报复行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3]，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15日凌晨3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的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24]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25]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26]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27]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28]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29]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30]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31]，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32]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33]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8月13日，经过一连串试探性的挑衅之后，苏联军队300余人在直升飞机2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待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只有30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围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突袭。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中国巡逻队。[34]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苏方是做了大战的准备的。因为，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长期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苏联报刊为此一直在宣传中国有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在军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发制人的观点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法。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显然是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的。他几乎是毫不隐讳地问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35]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制造舆论。它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36]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的危险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种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燃这个已经处于高热中的火药桶。

形势估计严重，中共中央急谋应对之策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也未必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珍宝岛事件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还在2月19日，鉴于美英报纸有消息说苏联要出兵中国，苏联也在远东秘密进行军事演习，使深信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的毛泽东感到难于理解，于是提议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珍宝岛事件刚一爆发，毛虽然估计上比较乐观，相信打不起来，还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帅可以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但事件过去一个月后，毛已不大在意这一点了。[37]直到6月间，即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周恩来才又具体部署了这件事，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38]而四位老帅7月11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的基本倾向是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39]这个看法显然比较符合毛泽东的估计。因此，苏联突然选择在补给困难的遥远的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显地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主张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做好战争准备。除了接连召开过一系列战备会议，如5月上旬的战略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以及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等，林彪等人极力强调国防开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体的大战准备实际上尚未开始。[40]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让苏联人打进来比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围中间；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但是，在东北可以打人民战争，在新疆怎么打人民战争？真要丢原子弹，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地广人多的长处，现在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真的打核战争，岂能不吃亏？毛泽东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41]不难看出，毛泽东几个月前讲“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相信有备才能无患。事态一下子发展到如此严重，得知苏联确有先发制人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表明它随时也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

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42]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突然袭击。[43]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形势如此紧张，以致9月3日中国党仅有的几个执政党朋友、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也只能急匆匆于4日赶去吊唁，当天又急匆匆赶回北京，连追悼会都无暇参加。

中苏总理机场缓和，毛泽东怀疑苏联阴谋

正在这战云密布之时，突然从河内传来了一个苏方有意缓和的讯息。

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停留期间，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受命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加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44]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了北京。尽管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美国同行谈话时又再度发出战争威胁，扬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45]，毛泽东虽然颇多怀疑，反复考虑，还是在10日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只是强调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由于答复的时间迟误，中国驻越南使馆10日8时收到电报时，柯西金的飞机早已起飞。不得已，这边越南方面通知苏联大使传递消息；那边周恩来当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中国方面赞同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提议，周恩来愿意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46]

终于，刚刚飞抵塔什干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变了航线，经伊库茨克飞往北京，从而使两国总理得以于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确解释有关苏联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的传言。他坦率地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47]会谈的气氛比较坦诚。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9月12日，中国报刊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时，将要删去已经协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话，即“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48]而柯西金回国后，也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就此换文了。

不管双方最高层在审定这次会谈的内容时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高度紧张的战争形势照理说是出现了明显的转机。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49]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50]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方面的反应却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打核战争的口号。[51]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52]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22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53]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仅为周恩来反对而作罢。[54]鉴于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即将来京参加预定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共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再度怀疑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55]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几天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56]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黄永胜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57]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共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58]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59]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60]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6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帅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帅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式。[62]而从四位老帅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帅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帅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63]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帅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作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64]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8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帅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加。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65]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因此，老帅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言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66]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帅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67]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既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68]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年12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20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

[1]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前中国外交官熊向晖的回忆：《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俄国学者冈察洛夫和乌索夫为前苏联驻华公使A.叶利扎维金回忆《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一文写的前言与评述，载（俄）《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中国学者徐焰的《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和李丹慧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与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第5期。

[2]从熊向晖到叶利扎维金到李丹慧，中俄两国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尽管语言的表述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即这一事件是毛泽东为拉拢美国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而中美缓和的实现则是这一战略运用的成功结果。

[3]转见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4]自1960年中苏开始交恶以后，两国边界纠纷自1964年10月以前共发生1000余起。但自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两国边界纠纷猛增到4189起，增加了一倍半。转见《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5]《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6]《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7]《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8]见《人民日报》，1969年3月13日。

[9]《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等。

[10]见《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11]《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油印）。

[12]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资料》，1994年第5期。

[13]《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14]《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5]《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6]参见徐焰前引文，并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7]参见注12.[18]《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年7月。

[19]《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陈锡联采访录音。

[20]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1]《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22]转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23]参见Christian F.Ostermann，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1969，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Winter，1995-1996，p.189－191.[24]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25]参见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194－195页；Ostermann前引文，p.187.[26]参见前引陈锡联采访录音；Ostermann 前引文。

[27]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28]见（苏联）《真理报》，1969年7月4日。

[29]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30]舍甫琴科前引书，第194－195页。

[31]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32]转见（俄）《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

[33]周恩来9月11日在与柯西金谈话时明确讲，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

[34]徐焰前引文。

[35]见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36]见《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

[37]从已有的资料情况看，毛最初提要四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在1969年2月19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在3月22日又再度提到这个问题，问陈毅等人“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4月19日，毛又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出，希望老帅们在国际、国防问题上提出意见。但到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谈话时，毛虽然又谈到四位老帅的问题，却没有再提研究国际和国防的问题。而是讲，希望他们去研究有关各工厂的问题，看看那里的领导权是不是真的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王永钦前引文。

[38]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王永钦前引文；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期。

[39]熊向晖前引文。

[40]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

[41]转见熊向晖前引文。

[42]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1969年8月27日。

[4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1969年8月28日。

[44]见《王幼平日记》（未刊稿）。

[45]基辛格前引书，第202页。

[46]同前引王幼平日记。

[47]《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纪要》，1969年9月11日；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8]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9]《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1－322页。

[50]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3页。

[51]《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

[52]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53]王永钦前引文。

[54]《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5页；郑谦前引文。

[55]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5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9页；郑谦前引文。

[57]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58]郑谦前引文。

[59]《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17页。

[60]《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22日。

[61]周恩来明确讲，毛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

[62]周在老帅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特别说明，老帅们的任务一是下放蹲点，二是讨论国际形势，三是评论国防问题。时间安排是每周三天蹲点，其余时间看材料，每月只讨论三天即可。熊向晖前引文。

[63]熊向晖前引文。

[64]熊向晖前引文。

[65]熊向晖前引文。

[66]熊向晖前引文。

[67]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68]熊向晖前引文。

本文章来自冷战中国网网站http://www.yikuaite.com

谢选骏指出：中苏冲突使得中共头目们像是得了神经病，天天强迫老百姓挖掘防空洞，而且还夜夜通过政治学习强迫洗脑，说苏联最有可能在节假日发动袭击。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