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鼓吹湖南独立的湘匪毛泽东是港独的始作俑者

《1919年毛泽东曾呼吁湖南独立》（2011年05月04日 凤凰网专稿）报道：

核心提示：湘省自治激发了普通知青的参与热情，毛泽东在1919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独立，呼吁“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这是谭延闿始料不及的。

凤凰卫视5月3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五四运动之后，一场军阀内斗不但帮助湖南人赶走了号称“张毒”的省长，而且点燃了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联省自治”运动。

1918年，湖南的督军和省长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军阀张敬尧，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称“张毒”。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

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20年6月，张敬尧退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谭延闿号称民国的“政坛不倒翁”，他第三次坐上了“湘督”的宝座，紧接着便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是因为他不肯分权给有军功的赵恒惕，一人大权独揽，引起内部矛盾。“外患”是南北两个政府都对湖南虎视眈眈。

这时候谭延闿便选择了梁启超提出的“联省自治”概念，以巩固自己的权力，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通电，表示要“湘人自治”、“还政于民”，实行民治。而后又通电提出了联省自治，他邀请梁启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放着备用。

西南各省军阀是纷纷喝采，投机政客更把“联省自治”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胡适、章太炎、张东荪等人也支持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

湘省自治激发了普通知青的参与热情，毛泽东在1919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独立，呼吁“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这是谭延闿始料不及的。

谭延闿主张“联省自治”，四川、贵州等省的军阀也纷纷采取一致的行动，既不服从北方，也不屑服从广东军政府，使孙中山团结西南军阀广东军政府的计划严重受挫，虽然孙中山再三争取谭延闿，但是谭延闿仍然通电反对孙中山的武力北伐，于是孙中山派驻湖南的周震麟等人策动了湘军将领联合倒谭，11月25日，谭延闿出局，其部下赵恒惕接受了湘军总司令的职务。

联省自治最终失败，但是促进了民治意识的日益崛起，一些地方削减军队、整顿吏治、统一收支。

谢选骏指出：看来鼓吹湖南独立的，不仅有土匪军阀，也有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因为这三者本来就是互通有无的。

《毛泽东：我想建湖南共和国 全国分为27国》（多维收藏 facebook twitter 微信 2016-06-24）报道：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部分引用如下：

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本文摘自腾讯网第15期思想的力量，原题为《毛泽东：“湖南共和国”之梦》。

“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1919年毛泽东发表文章谈自己的“新村之梦”，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10页（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岳麓山下的“新生活”幻梦

1918年夏天，一个名为“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岳麓山诞生。与会的是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的一群希望“实验自己的新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岳麓书院半学斋，半耕半读，“每天赤脚草鞋，拾柴挑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

“工读同志会”无疾而终。1919年，毛泽东结束北游回到湖南，“实验自己的新生活”的梦想更炽——“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并计划从创办一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作为实践这一“新村计划”，这年冬天，毛泽东撰写出了一份《学生之工作》。

按照《学生之工作》中的描述，作为“新村计划”一部分的这所学校，其基本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毛泽东说：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所描绘的这种“新社会”的蓝图中主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毛泽东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

用如今的主流学术定义，“新村主义”乃是五四时期所流行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与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或许存在师承关系，但最早的提出者，却是日本作家小路笃实。小路笃实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为此，他专门创办了一个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上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新村运动”。

在中国宣传、实践“新村主义”最力者，则是周作人。周氏旅居日本期间，曾专门到小路笃实创办的“日向新村”进行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他所见到的“日本新村”的情况，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亚普通的人生福音”。随后，“新村主义”得到了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人的赞同、支持和宣传，在这些启蒙领袖的支持下，1919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组织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开启了“新村主义”实践的先河。

《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4月7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亲赴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此时，毛泽东已起草完自己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学生之工作》，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如此说道：“（当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但新村不是毛泽东的出路，他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基地。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引自《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

1920年，素有开明之称的谭延闿取代已经身败名裂的张敬尧成为湖南督军。湘省士绅对谭氏寄予厚望，毛泽东亦于这年7月回到长沙。此次回湘，目的之一即是推动“湖南自治运动”。

“湖南自治运动”，其实是湘省“驱张（敬尧）运动”的延续。早在1919年底，毛泽东即与彭瑛等人研究过驱逐张敬尧以后湖南该向何处去的问题。1920年3月，毛泽东自北京寄给黎锦熙的一封书信中，对自己“湖南自治”的主张有一详细说明：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情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稍后，毛泽东直接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不可谓无因。在另一篇名为《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的文章里，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宣布了他设计的改造湖南的方式：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豪。……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

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全文引用如下：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着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在武人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湖南共和国”之梦自然是只能是空谈。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总结道：“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新村主义”与“湖南共和国”都走不通之后，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挚友蔡和森等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异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酶，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一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异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走上建党之路

苏俄式道路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首次实践，据毛泽东回忆，是在1920年末1921年初组织湖南劳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毛泽东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啊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

大约同一时间，在一封给蔡和森的书信里，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已经走上了建党之路：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921年1月21日）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族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原载《湘江评论》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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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说》报道：

中行说（注音：ㄓㄨㄥ ㄏㄤˊ ㄩㄝˋ，汉语拼音：Zhōngháng Yuè，读音“中航越”），燕（今河北省）人，西汉时期宦官，后来投靠匈奴，侍奉老上、军臣两代匈奴单于。生卒年史书未载。

投靠匈奴

中行说是燕人，后担任宫廷宦官。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汉文帝派皇族公主前往匈奴和亲，又派中行说随同辅佐公主。中行说不愿接受这个任务但被强迫前往，临行前他说：“如果一定要让我去的话，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果然中行说一到达匈奴后立即投靠老上单于，并深得单于的信任。

破坏和亲

匈奴人十分喜欢汉朝进贡的缯絮和食物，中行说向老上单于指出：匈奴的人口数量不及汉朝的一个郡，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在于匈奴人的衣食习俗与汉人不同。如今单于喜欢汉朝进贡的衣物食品，他们所进贡的物品不超过国内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早晚会完全臣属于汉朝。希望单于把汉朝赠送的缯絮做成衣裤，让匈奴人穿上然后在杂草棘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裂损坏，以此显示汉朝的缯絮不如匈奴的旃衣皮袄坚固完美；把汉朝赠送的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它们不如匈奴的乳制品方便味美。中行说随后教授老上单于的亲信分条记事的方法，以便他们统计人口、核算牲畜数目。

汉朝皇帝呈给匈奴单于的书信都写在一尺一寸的木札上，开头语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随后写明所赠送的物资和要说的话。中行说让老上单于改用一尺二寸的木札写信给汉文帝，并且把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长加宽加大，用傲慢的开头语写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随后写明索取的物资以及要说的话。

舌战汉使

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曾讥讽匈奴的风俗轻视老年人。中行说反问汉朝使者说：“按照你们汉人的习俗，凡是家中有准备参军、守边垦荒的年轻人，他们年老的父母难道不省下暖和的衣物和肥美的食物送给他们享用吗？”汉朝使者同意他的观点。中行说又说：“匈奴人都知道战争的重要性，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打仗，所以要把肥美的食品让给壮健的人吃喝，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然后才能让父子长久地相互保护，怎么能说是匈奴人轻视老年人呢？”汉朝使者又指责匈奴人缺乏基本的伦理观念，父子可以就寝于同一座毡房，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妻，兄弟死后活着的兄弟可以娶死去兄弟的妻子，并且匈奴人没有帽子和衣带等服饰，缺少朝廷礼节。中行说反驳道：“匈奴的风俗是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乳汁，用它们的皮做衣服穿。牲畜吃草喝水，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匈奴人生活简单，在急迫的时候，人人练习骑马射箭的本领；在宽松的时候，人们欢乐无事，受到的约束很少。君臣关系简单，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随意自如。至于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这是惧怕种族的消失。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继承人一定是本族的子孙。如今汉人佯装正派，不娶他们父兄的妻子做老婆，致使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相互残杀、改朝易姓。汉人的礼义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怨恨，修造宫室房屋耗尽了民力。百姓努力耕田种桑为求得衣食满足，修筑城郭来保卫自己，所以在急迫时不练习攻战本领，在宽松时又因为辛苦劳作而精疲力尽。生活在土石房屋里的汉人喋喋不休、窃窃私语，穿的整整齐齐戴着帽子又有什么了不起？”

此后，汉朝使者中有想辩论的，中行说就说：“汉朝使者不必多言，只想着汉朝送给匈奴的缯絮米蘖，一定要数量充足、品质良好使我们满意才行。如果品质粗劣、数量不足，那么等到秋天，匈奴人的铁骑就会奔驰践踏你们成熟待收的庄稼”。中行说日夜教唆老上单于寻找有利时机进攻汉朝。

在中行说的教唆下，前166年，老上单于背弃与汉朝的和亲政策，亲率14万匈奴骑兵攻入朝那（今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西北）、萧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东南），杀死北地郡都尉孙卬，劫掠大量人口及牲畜，一直到达彭阳（今宁夏回自治区彭阳县）。老上单于派奇兵烧毁回中宫，匈奴的巡逻骑兵甚至到达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的甘泉宫，逼近汉朝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附近）。汉文帝急忙派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调集兵车千辆，骑兵十万驻守于长安，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调集大量兵车和骑兵攻打匈奴。汉朝在调兵期间，老上单于率军在塞内劫掠一月后撤离，汉朝军队无功而返。此后匈奴每年都前往边境劫掠，其中以云中郡和辽东郡的受害最为严重，代郡也有万余人惨遭杀掠。直到前162年匈奴重新与汉朝和亲，两国才罢兵休战。

之后

前161年，老上单于去世，其子军臣单于继位，中行说继续侍奉军臣单于，之后事迹不明。

影视形象

2005年上映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中行说由陈长海饰演。

参考文献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歳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而中行说复事之。

又说《中行说（zhōngháng yuè）》：西汉汉文帝时人。原为宦者，因不满作为汉匈和亲的随员，对汉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后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

人物生平

冒顿单于死去，他儿子稽粥当了君王，叫做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刚刚继位，孝文皇帝又派遣皇族女去做单于的阏氏，让宦者燕国人中行说去当和亲翁主的附属品。中行说不愿去，汉朝强迫他这么做。中行说说：“如果一定让我去，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达后，就投降了单于，单于特别宠信他。后来，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单于继位，然后，中行说又效力军臣单于。

献计单于

最初，匈奴喜欢汉朝的缯絮和食物，中行说认为不必依赖汉朝，如今单于若改变原有风俗而喜欢汉朝的衣物食品，汉朝给的东西不超过其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会完全归属于汉朝了。希望把从汉朝得到的缯絮做成衣裤，穿上它在杂草棘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裂损坏，以此显示汉朝的缯絮不如匈奴的旃衣皮袄坚固。把从汉朝得来的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它们不如匈奴的乳汁和乳制品方便味美。”

于是，中行说教单于身边的人们分条记事的方法，以便核算记录他们的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汉朝送给单于的书信，写在一尺一寸的木牍上，开头文词是“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及写上所送的东西和要说的话。中行说就让单于用一尺二寸的木牍写信送给汉朝皇帝，并且把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长加宽加大，把开头语说得很傲慢：“天地所生、日月所安置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平安。”再写上所送东西和要说的话语。

辩论汉使

汉朝使者中，有人对中行说说：“匈奴风俗轻视老年人。”中行说诘难汉朝使者说：“汉朝风俗，凡有当兵被派去戍守疆土将要出发的，他们的老年父母难道有不省下来暖和的衣物和肥美食品，把它们送给出行者吃穿的吗？”汉朝使者说：“是这样。”中行说说：“匈奴人都明确战争是重要的事，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打仗，所以把那些肥美的食品给壮健的人吃喝，这是为了保卫自己，这样，父亲儿子才能长久地相互保护，怎么可以说匈奴人轻视老年人呢？”

汉朝使者说：“匈奴人父子竟然同在一个毡房睡觉。父亲死后，儿子竟以后母做妻子。兄弟死后，活着的兄弟把死者的妻子都娶做自己的妻子。没有帽子和衣带等服饰，缺乏礼节。”中行说却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这是惧怕种族的消失。所以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却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孙。如今中国人虽然佯装正派，不娶他的父兄的妻子做老婆，可是亲属关系却越来越疏远。况且礼义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怨恨。 

之后，汉朝使者有想辩论的，中行说就说：“汉朝使者不要多说话，只想着汉朝输送给匈奴的缯絮米蘖，一定要使其数量足，质量好就行了，何必要说话呢！而且供给匈奴的东西一定要齐全美好，如果不齐全，粗劣，那么等到庄稼成熟时，匈奴就要骑着马奔驰践踏你们成熟待收的庄稼。”中行说日夜教导单于等待有利的进攻时机和地点。 

历史评价

当时匈奴著名的冒顿单于病死，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鉴于国内不稳，各路诸侯对帝位虎视眈眈，且国力尚未恢复，无力与匈奴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只好继续与匈奴和亲，文帝下令送宗室女去匈奴，并让太监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汉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在汉廷喊道：“我如果到了匈奴，就肯定会威胁汉国。”汉朝官员们只当他在说气话，也不以为意。

中行说到匈奴立刻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欢喜、宠信。中行说竭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风俗的自信心，还教给匈奴人记数方法。在中行说的支持下，老上单于在给文帝回书中口气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不动就索要钱物金银，不给就威胁秋熟后大发兵马入汉境中践踏。

史书记载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室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后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史记卷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网民嚎叫：

敬称“汉监”怎么演化成蔑称“汉奸”的？原来与中行说有关——据说匈奴人敬称中行说为“汉监”，意思是从大汉来的大监（其实就是太监，只不过匈奴人抬高他的身份罢了，大监在汉朝可是高官），这个敬称传到中原，汉朝人随口就演化成了“汉奸”这个蔑称。2018-04-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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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最大的叛徒，匈奴文明的启蒙者，引发无边烽火可怜复可恨

中行说以事实证明：卑贱之人也不是好惹的，皇权可以国家与民族之大义践踏人权，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无私奉献与忍受的，逼到极处，总有极端之人将一切忠诚与廉耻抛弃，背叛国家，背叛民族，在所不惜。2018-09-0165

时拾史事 展现历史最生动的细节

汉奸鼻祖：中行说

天妒英才，带走了贾谊。除了贾谊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也死了，这个人在当时，不论是身份还是重要性都大大的超过了贾谊，当朝的国舅爷——薄昭。有一说一，虽然中行说是个阉人，是个汉奸，可中行说的确是个人才。2016-12-1343

文史砖家 历史领域创作者

汉奸鼻祖中行说：投靠匈奴报复汉朝，祸害中原极深，最终结局成谜

中行说自从投降匈奴后，便死心塌地地替对方出谋划策，并极大限度地危害汉朝，实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老上单于病死后，其子君臣单于即位，中行说依旧得到重用。然而，自此之后，史书中关于中行说的记载便戛然而止，他的下场如何，最终竟成为一个千古之谜。2021-12-1336

眠眠冰室 知乎科普类作者

这个太监阴险恶毒，堪称汉奸鼻祖

01中国历史上，在遭受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往往会出现通敌或背叛国家的人，这些人被民众鄙视和唾弃而通称为汉奸。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来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中国人。南宋末期，投靠元军的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成了元军攻打南宋的干将。2021-11-04

谢选骏指出：中行说，是个燕人，而不是汉人，怎么能说他是汉奸呢？也许他还是个“伟大的燕国爱国主义者”，就像屈原那样。反正比假装热爱韩国抗秦，却投靠汉朝灭掉韩国的伪君子真小人张良同志，毫不逊色——简直可以和灭掉秦朝的赵高试比高。

谢选骏：高考杀人何时了

《史学天才林嘉文，17岁出书18岁跳楼，一封遗书引争议》（2021/07/24 企鹅号）报道：

“我曾自私地想让我尝试去适应与世界相处，努力过放下我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这段话出自于史学天才林嘉文的遗书，在前辈眼中，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年轻、最具学术研究能力的学者，他文笔老道，见解独特，思想深度远超常人，未来有着无限可能。然而，在高考前几个月，林嘉文却从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宝贵的生命，他没有来得及与家人、朋友说一声再见。

林嘉文，1998年出生于西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母亲、父亲、外公外婆都是教师，家里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众所周知，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林家的书架上堆满了史学典籍，国内外名著也有不少，客厅的电视机早已积满灰尘，从买回来至今，一共也没打开过几次。林嘉文说过，读书是他们全家人的乐趣，透过文字，可以与古人“隔空对话”，这种玄而又玄的感觉，只有亲身感受才会明白。

初中时，林嘉文出版了一本30多万字的书——《当道家统治中国》，他从道家角度出发，详细解读了道家思想与治国理政的关系，文景之治和汉王朝的迅速崛起，都要归功于道家。不过，《当道家统治中国》这本书并不是林嘉文刻意为之，他只是随手把读书心得写了下来，因为写文章是督促学习的一个好方法，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10年之久。后来，林嘉文索性把笔记整理了一番，他将各个衔接处略作修改，直到通畅圆润，才把稿件寄到出版社。

实际上，初中生出书并不算稀罕事，中国有14亿人口，偶尔总会出现几个天才。不过，若说《当道家统治中国》只是林嘉文小试牛刀，那么《忧乐为天下》，便是他的封神之作。据出版社的编辑回忆，由于林嘉文刻意隐藏了年龄，所以当他们拿到稿件时，还以为这稿子是某个教授的“杰作”。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行文风格，以及一段段的注释，都与一般性的通俗历史读物相去甚远，不出意外的话，销量会十分惨淡。

然而，当编辑得知《忧乐为天下》的作者只是一个17岁高中生时，却着实吃了一惊。有一说一，林嘉文的专业水平完全能与博士相媲美，他的思想深度已经超过寻常的博士论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林嘉文能通过北宋士大夫群体的特点和影响，折射出一个现实问题：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精英群体，在社会变革中能起到什么作用？知识分子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发出的声音极具影响力，一旦这些人的立场发生改变，便会掀起一场社会变革。

毫无疑问，林嘉文可以娴熟地运用各种史料，他的整合、疏通能力十分强悍，在许多学界存在分歧的地方，他能进行大量的分析和评判，即使面对余英时、李泽厚等学术大家，他也始终贯彻公正、客观的“第三者”观点。另外，林嘉文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热爱与无畏，他向往的历史无关于学问和学界，更无关于荣誉，他从不吹捧谁，也无需遮遮掩掩，这种心态确保了历史的真实性。然而在2016年2月23日，林嘉文却从楼顶一跃而下，将生命定格在了18岁，再过3个多月就高考了，本打算去北大历史系的他，永远不能圆梦了。

家人称，林嘉文在半年前就患上了抑郁症，他一直服药，但病情却不见好转。出事前一个晚上，林嘉文曾通过短信，把“遗书”的一部分发给了几个相交甚笃的历史学家，尽管他收到了许多安慰的话，甚至还有人试图打通电话，可他去意已决，不会再回头了。林嘉文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

对天才来说，他们固然得到了普通人追求一生的东西，但是再活下去，也不过是生命的重复。也许，林嘉文正是忍受不了可以预见的枯燥乏味，才会选择提前“解脱”。

搜狐《18岁天才少年林嘉文去世—遗书曝光：我这么拼命到底为了什么？》（2016-03-01）报道：

一个高中生，一边在备战高考，一边出版几十万字具有学术分量的著作，他就是已经出了两本专著的西安中学高三学生林嘉文。突然传来噩耗，林嘉文自杀身亡，这一天才少年的离去，让人唏嘘，他究竟是怎么了？

“林嘉文去世了，遗憾。”2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微博称，去年年底刚出版史学专著的18岁西安中学高三学生林嘉文去世。25日，通过证实，林嘉文因抑郁症跳楼自杀。

截至24日22时，这条微博已有评论80条，转发202次。跟帖网友很多，除表示哀悼惋惜，也称对这一消息“不可思议”，部分网友认为或与抑郁症引发弃世有关。

我们注意到1月26日晚他发的一条微信：越发不明白自己这么拼是为什么，如果说是为自己，那只能说是为拼而拼。2015年12月4日，林嘉文的一条微信是：说明书上写药的副作用是增重，结果我吃了后的副作用是每天全身又疼又困……

在一个疑似林嘉文的微博中看到，林嘉文于2月10日21：45分发了他生前最后一条微博，他写道，“痛悼罗炳良老师。去年初曾向罗老师求序，蒙罗老师病中复信勉励，还指引我给别的老师寄稿审阅。去年暑假在京本想探望罗老师……上个月还给罗老师寄去了我的新书，没想到这么快罗老师就走了……”而记者翻阅时发现，很多人也在林嘉文的这条微博下面跟帖表示，惋惜和痛心。

谢选骏指出：现在叫做“忧郁症”，过去叫做“自绝于党和人民”。

《当道家统治中国 最新章节更新列表》（副标题：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原作名：文景之治。林嘉文）报道：

目录

前言　道家思想治下的盛世王朝

第一章 动荡的政局与汉文帝的登基

第二章 法家的遗产：汉承秦制下的隐患与危机

第三章 五方势力间的周旋

第四章 兼收并蓄，儒生贾谊的政治建言

第五章 调节利益分配，政治平稳过渡

第六章 扫除新政障碍，淮南大案的来龙去脉

第七章 顺应商业发展的需求：钱币铸造业的调整

第八章 维护法律的公正：黄老与黄老刑名学的运用

第九章 找寻最佳的处理角度：汉匈关系的议与和

第十章 江山易主：“无为而治”的延续

第十一章　法、道的冲突：晁错与“削藩策”

第十二章　不合时宜的政治思想：法家激起叛乱

第十三章　时代的另一面：汉景帝家事

尾声　道家的没落与儒家的兴起

人生冷暖 濒死的狂欢 功臣元老们的“小算盘” 未央宫的新主人

“帝”“王”博弈 王国的梦魇 汉朝的危机 时代的两面

“胡萝卜加大棒”——汉文帝解决功臣、诸侯王 文帝培养“自己人”，营造朝廷新班底 安稳南越赢民心 完善中央体系的建设

洛阳才子发迹史 受诬被贬长沙国 否定“汉承秦制” 治国安邦的幻梦

强臣谢幕 重农与纳谏 废除苛法施德政 烽火四起战事急

赵王张敖谋反案 审侯无情，红颜命殒 刘长叛乱发蜀道 权力赌徒

因为穷，所以铸钱 贾谊的忧虑 世上从没有永久的赐福 吴王刘濞的崛起

黄老刑名与宗教 黄老之术定天下 黄老刑名学的践行 新垣平妄称鬼神

冒顿单于：和汉文帝手拉手 中行说：是帝国叛徒还是文化学者 稽粥单于：从征伐到和亲 冯唐：老骥伏枥

周亚夫：在细柳营发迹 贾谊与晁错：手握柔软的刀锋 李广：飞将军的侧面 刘启：老老实实地低头

汉文帝的政绩 汉文帝遗诏 人格分裂症患者 千里埋伏

权臣降临 晁错之“错” 引火上身 联兵造反

大战在即 晁错之死 鏖兵天下 分崩离析

梁王蛰伏 王娡崛起 郅都之死 梁孝王结局

将星陨落 景十三王 景帝之死  

谢选骏指出：上述可能属于“史学鸡汤”，但是借此，也可以聊度余生，何必高考受罪？更何必为了逃避高考的“检验”而自寻短见？

《如何评价林嘉文“当道家统治中国： 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一书？》（知乎用户）报道：

首先，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本书弥补了我对文景时期的认知不足。记得初中学西汉史，文景之治大都“休养生息”一笔带过，《百家讲坛》上记得有先生讲过这一段，但那时候上高中住校没时间听课，这次看了《当道家统治中国》之后发现，原来这段历史这么值得玩味。

其次让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在我心中丰满了起来，作为一个于正路人黑，没怎么看过什么《美人心计》，没有先入为主，刘恒、贾谊、刘启、晁错、窦漪房……形象在书中也是鲜活。

再次，这本书文笔老到，兼有老一辈纪实文学作家和史家的味道。而且貌似林嘉文也是《武林外传》迷一枚？文中不乏“嬉笑怒骂”深刻与诙谐比较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例如写刘恒到京继位前，周勃等一干权臣迎接而周勃鲁莽的要跟刘恒说“悄悄话”被回绝后，其境地被描述成“周勃热脸贴上了冷臀部，秋意顿起，乍冷。”（此处联想的郭芙蓉嘲笑脸）老到的叙述如写刘恒登基之时“历史的画卷缓缓展开，当今人的目光穿越时空，看到的那两千多年前的一日应该是这样的场景。”

最后，本来没看书之前，我还对林嘉文的死有过微词▼

后来发现，能写下这样历史注脚，对历史、人性有如此深刻认识的人，是不容我置喙的。林嘉文死得其所，我甚至佩服他的决绝和勇气。

部分摘录如下：

◢贾谊迷茫，困惑，看不清人生的前路，不明白自己为何落魄。人啊，有忧愁都是因为懂得太多。知识多的人天真，他死活想不通社会那些不公平的现象缘何发生；懂人情的人失落，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次点燃他的激情。

◢贾谊的人生悲剧成为专制王朝中，在皇权和儒学灌输下诸多知识分子落魄、抑郁人生的缩影。不论是怎样的治世，只要未能走出独裁专制的套路，就很难产生出真真正正有担当、讲道义的知识分子，因为那世上就根本不会有这些人自由发展的空间。没有政治发言权，于是只谈风月。贾谊不是政客，是才子。

◢晁错的学术思想就是以申商刑名为根，以儒学为枝，骨子里是法家作风，面子上要维护儒家的斯文，他以法家文化滋养儒家文明原本就具有的专制色彩，把儒家的治国之道引向了“儒法家”王霸杂糅、推崇专制这一极端。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晁错调教出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子，这个虚伪、善于掩饰，外表与人和气，内心将人拒之千里，看起来很和善，背地里很阴险的人……

在此不一一罗列。（2020-08-01）

标题起的挺醒目恢宏，可是内容就是讲了一下那段历史，有自己的分析，但格局不够大。实在不是一部很牛的书，但是一个高中生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同龄人远不能及。（2016-03-15）

《西安天才少年林嘉文自杀遗书全文》（2016-02-29 西安本地宝）报道：

导语：2016年2月24日晚，史学天才少年林嘉文自杀，留下遗书称“烦请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们觉得不能理解我，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像对江绪林一样，那种行为挺卑劣、愚昧的。我实在不想虚伪地以令人作呕的谦虚把自己“留与后人评说”——以我自己的解释为准就好了。”

遗书全文：烦请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们觉得不能理解我，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像对江绪林一样，那种行为挺卑劣、愚昧的。我实在不想虚伪地以令人作呕的谦虚把自己“留与后人评说”——以我自己的解释为准就好了。”

西安天才少年林嘉文自杀遗书全文

林嘉文： 最后的话

终于还是要离开。一走了之的念头曾在脑海里萌发过太多次，两年多来每一次对压抑、恐惧的感受都推动着我在脑海里沉淀下今日对生死的深思熟虑，让我自己不再会觉得自己的离开只是草率的轻生，让我可以以为我最终的离去不仅是感性地对抑郁、孤独的排解，也是种变相地对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达。

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太没意思了。更何况我精神上生活在别处，现实里就找不到能耐的下脚的地方。活着太苍白了，活着的言行让人感到厌烦，包括我自己的言行，我不屑活着。离世前唯一的担忧是我的遗体大概会很难看且任人摆布，周围的环境决定了人很难有个体面的活法，连小小的中学里也处处是浓厚的政治气息(举一小小例子，西中教学楼内教师办公室靠走廊的的门窗无不是人为地被用纸贴上或用柜子挡住，或者干脆办公室靠走廊一侧就没建窗户，而学生教室却可随时被人从窗户向里一览无余，这就是种显而易见的对等级氛围和身份权利差异的暗示，套用周振鹤先生的概念，可谓之校园政治地理学。可叹很多老师从没意识到过他们这种不自重，用寡鲜廉耻评价毫不过分，因为他们一面对自己享有的这种特权安之若素，另一方面却大量抱怨着中学老师社会地位、收入、学校里面领导的官僚化作风，却不反思自己)，这样的社会风气里，容不下安乐死这样很个人主义的事的，因为总有人想榨取别人，自然不能放别人自由地生死。

烦请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们觉得不能理解我，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像对江绪林一样，那种行为挺卑劣、愚昧的。我实在不想虚伪地以令人作呕的谦虚把自己“留与后人评说”——以我自己的解释为准就好了。更何况我相信那些芸芸大众里的旁观者，只会给出那种为我所不屑的轻薄、庸俗的解释。

你们知道吗，在这最后的时刻，在我给除刘雅雯外的每个人——包括我的亲人与学友——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内心竟然有种施舍般的悲悯。我想我应该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好让你们以对我的狂傲和自以为是的嘲笑，来减少点你们心里的恐惧。

遗嘱见下：

1、本人去世后，我所有著述的著作权都转赠给刘雅雯。这是我对刘雅雯的心意，两年多来我一直对她有爱恋。另外，我觉得她是最能确保不让我的任何著述在我去世后被出版、再版的人。

2、我的藏书，凡是摆在书房书架和卧室书架上的，全都转赠刘雅雯处理。余下书籍，由我父母处理。转赠刘雅雯的藏书中有一些与西夏学、黑水城研究、民族史相关的书籍以及一些古籍，如果刘雅雯觉得用不上，烦劳刘雅雯挑出来转给王荣飞和胡耀飞处理。

3、希望我的父亲能知足，珍惜我的母亲，同时改掉自己家长制的脾气以及极差的饮食追求，认清自己实际的生活能力和状况。太爱出去跟别人骑自行车，其实是不够挂念妻子和家庭。不要再保持那种单身宅男才会有的饮食习惯了，不健康，且这种饮食习惯是对性格和责任心的投射，说明人活得浑浑噩噩。

4、希望我的母亲能振起精神来多抓抓工作，多去挣钱。这样若我父亲先离开，至少还可以维持生活。一个志在过小日子的人，精神也会很脆弱，要学会找些东西依靠。金钱是可以依靠的，另外还有志业也可以支撑人。

　5、剩下两次心理咨询，建议我父母分别去找郑皓鹏谈一次。我的离开不需要、不应该追责任何人，尤其是郑皓鹏，否则就是在侮辱我。我连我对刘雅雯的爱恋都没对郑皓鹏坦白过，而且我的心理问题太形而上了，郑皓鹏似乎比较适合解决诱因比较具有现实性的心理问题。

6、感谢西北大学招生办刘春雷主任邀请我报考西北大学，很抱歉辜负他一片诚意。谢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将我评为夏令营的优秀营员。谢谢邓小南老师的关照。

7、每次去李裕民老师家都能感受到平日很少能体会到的温馨和安稳感。我对不起李老师夫妇对我的关爱。

8、谢谢李范文老师一年多来对我的提携，答应给李老师整理《同音研究》的事也做不到了。恩情难报。

9、向我的“朋友”们致歉，抱歉我给过你们一些错觉，我曾自私地想让我尝试去适应与世界相处，努力过放下我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但我天性敏感，总是善于从在貌似愉快的氛围中的发生的小小分歧里窥探出自己与别人的殊途，让你们为我这么一个于你们活下去无意义的人耽误了些许时光。

10、我要承认我对历史研究的日久生情。之前在媒体上抑或私下里，总冷冰冰地说历史研究只是渐渐随年岁长进而被我习惯的工作而已。但活到最后，对之还是曾有过牵挂。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太把自己当回事，但只要人要赖活着，总得靠某种虚荣来营造出自我存在的价值感，无用的历史研究曾让我底气十足。虽然我的两本著作烂到算作草稿都不配，但我对我的学问有信心。我对古人的历史没什么兴趣，但每当我为活着感到疲惫、无趣时，对比之下，我总会自然地想去缩进历史研究的世界。但是即便是做研究，也并非能让我拥有尽善的生活感觉，因为有太多虚假的“研究”，还因为本质上少有其他人会对研究爱得纯粹。一个人喜欢追索，哪怕是对任意领域的，都会受到现实的阻挠和精神的压迫。问太多、想太多是种折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人会很难活得简单肤浅起来。好像说远了，其实仅就对做历史研究的想法而言，我只是想明白了心有天游，拘泥在一门学问之中，那样活着也是很庸碌的。

说放下也就放下了。

林嘉文

2016年2月23日 于西安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不仅是“高考杀人”的问题了，而是“社会杀人”甚至“政治气息杀人”了。

谢选骏：接吻般的亲密才会感染病毒

《研究：冠病在空气中20分钟后传染力大降九成》（2022-01-14 联合早报）报道：

研究：冠病在空气中20分钟后传染力大降九成 凸显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重要性

（伦敦综合电）英国最新研究显示，冠病病毒进入空气，20分钟后就会失去九成的传染力。这意味着在防止病毒传播上，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比维持空气循环更重要。

《卫报》周二报道，由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气溶胶研究中心主任瑞德领导的这项研究发现，冠病病毒微粒在离开富含二氧化碳的人体肺部后，传染力力会大降且最终会干掉。

瑞德说：“人们一直关注所处空间通风不良问题，担心病毒经由空气在几米内或房间一端传至另一端。我并不是说，这不会发生，但我认为你与他人靠近才是风险最高的时候。”

病毒在办公室五秒内失去一半传染力

布里斯托尔大学自行开发的仪器，能产生不同数量的病毒微粒，同时严格控制周围的温度、湿度和光度。研究人员从中观察病毒微粒随着时间加长所出现的变化。瑞德说，对于研究人员而言，“这是第一次能够模拟真实呼气过程中气溶胶传播的情形”。

这项研究发现，病毒微粒变干燥的速度，取决于周围空气的湿度。当湿度低于50％，类似办公室中的空气，病毒在五秒内会失去一半的传染力；接着，病毒传染力减弱的速度会缓慢下来，之后的五分钟传染力进一步减弱19％。

在90％的湿度下，类似蒸汽浴室或冲凉房的空气中，病毒传染力减弱速度就会放慢。约52％的病毒微粒在五分钟后仍具传染力，20分钟后传染力才降至约10％。

气温不影响病毒传播

与此同时，这项研究发现，气温不会影响病毒的传染力，这与一般认为高温下病毒传染力较弱的观点不同。在疫情暴发初期，曾有人主张炎热天气能够杀死病毒、终结疫情。

瑞德说：“这意味，如果我今天在酒吧和朋友吃午餐，主要的风险在于我们彼此间相互传染，而不是有人从房间的另一端把病毒传过来。”这说明，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戴口罩是很重要的。

英国莱斯特大学病毒学家朱利安唐说，瑞德等人的研究支持了流行病学家的观点，即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是防疫的有效措施，改善空气循环也有帮助。

利兹大学教授格里芬则强调通风的重要性。他说，在通风不良的情况下，气溶胶将很快填满室内空间。“假设被感染者仍然留在房间内，病毒量自然增加。”

谢选骏指出：这表明了，只有接吻般的亲密接触，才会感染病毒。如此一来，防疫变得十分简单了。把所有的人都当做潜在的病人，拒绝亲密接触，就不会遭遇感染病毒的“中奖”了。

谢选骏：维吾尔人自己不会写书吗

《解读新疆：维吾尔妇女因传教藏匿古兰经被判刑 14 年》（2022-01-14 新闻）报道：

维吾尔妇女哈斯叶提·艾合买提自四年前被中共当局绑架以来，一直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消息，近日自由亚洲电台获悉她已被判处 14 年有期徒刑。此外，中国政府吹捧对新疆幼儿园的投资建设，却让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忧心同化的影响，他们表示，孩子们正在被汉化，并失去他们的维吾尔民族身份认同。本期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些情况。

知情人士和当地警方表示。一名维吾尔妇女四年多前半夜在中国偏远西部新疆地区的家中被绑架，她因向附近儿童提供宗教知识和藏匿古兰经，被判处 14 年有期徒刑。

因害怕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哈斯叶提.艾合买提Hasiyet Ehmet 现年 57 岁，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居民，自 2017 年 5 月被中国当局绑架以来一直没有再听到任何她的消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玛纳斯县第三派出所的警察闯入了哈斯叶提的家，给她戴上了黑色头巾，拒绝了她在带走她之前换上其他衣服和取药的要求。

玛纳斯县法院官员证实，哈斯叶提已被判处 14 年徒刑。

这位官员说：“这是因为她教孩子们古兰经，并且在当局没收古兰经时她藏了两本，后来被抓到了。这就是她被判刑的原因。”

消息人士称，在她被捕前九年，哈斯叶提的丈夫被判犯有“分裂主义”罪，并于 2009 年被判处终身监禁。

由于健康问题，哈斯叶提在被捕前两年停止教孩子。消息人士称，她还避免参加公共活动。

多年来，中国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并逮捕了众多维吾尔族商人、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和宗教人士，作为监视、控制和同化少数群体成员的运动的一部分，据称是为了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

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认为是自 2017 年以来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网络中的 180 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之一。北京表示，这些拘留营是职业培训中心，并否认了广泛且有记录的指控有关其虐待居住在新疆的穆斯林。

当地居民委员会主席说，哈斯叶提和她的一些邻居一起被捕，并在接受讯问后被关押了 15 天。当局在同年 9 月第二次逮捕了她并将她判刑。

玛纳斯县警察局的工作人员拒绝回答有关哈斯叶提的问题，只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居住在该县的维吾尔警察或维吾尔居民并不多，该县占地近 9,200 平方公里（3,550 平方英里）。

根据2021年6月发布的中国新疆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昌吉回族自治州人口超过160万。该信息没有细分县级人口。

玛纳斯的一名警官没有否认哈斯叶提被拘留，但表示这是“国家机密”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另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在首次报道哈斯叶提的案件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的维语组，当局判处这名妇女 14 年徒刑——七年因教授古兰经和给当地儿童上宗教课，另外七年是因警察开始没收玛纳斯县居民的宗教书籍时，藏匿了两本神圣文本《古兰经》。

这位知情人士并说，当局没有在法庭上对哈斯叶提的指控进行审判，而是向她的家人发送了一份法庭判决信。但由于哈斯叶提的丈夫在狱中服无期徒刑，她的父母已经去世，而她 13 岁的女儿下落不明，这封信可能已经送到了她丈夫的家里。消息人士写信给自由亚洲电台说，

“判决书简要概述了她被绑架的原因以及她的刑期”。

另据少数民族分析人士表示，当中国在2021年底宣布近年来斥资约 6300 万美元在新疆建设或翻新幼儿园，将动荡地区的学前教育入学率提高到 98% 时，维吾尔人看到的更多的是担忧而不是感激。

这些数据于 12 月 9 日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在维吾尔流亡人士眼中，这被视为北京加紧同化 1200 万维吾尔人的标志，用汉语取代他们的突厥语母语，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更早的年龄“汉化”儿童。

官方新华社在公布数据后援引一位名叫艾拉提的官员的话说，“近年来，新疆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开展教育工程惠及居民。免费的三年学前教育覆盖了该地区的所有农村地区”。这位官员没有给出学校支出的年度明细。

中国政府因其在新疆地区、香港、西藏和内蒙古日益加强的镇压政策而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和制裁。北京强烈反对批评此举。

几年前移居荷兰并曾在乌鲁木齐一所小学任教 30 多年的凯尔比努尔·赛迪克 Qelbinur Sidik 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宣布为此拨款数亿元人民币，并说他们在做善事来逃避批评。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和公开，要消除我们维吾尔儿童的身份认同”。

8 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项指令，将强制性普通话教学扩展到全国的学龄前儿童。普通话将取代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四川话和广东话等地方方言，成为全国各个年龄段儿童的教学语言。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强硬路线是由习近平主席推动的，他于2021年 8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民族事务会议上表示，少数民族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并与中华民族分享社区意识。

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说：“要积极稳妥地解决涉及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继续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毒气。”

此前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记录了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学校减少或取消文化和语言教育的政策，导致与当地社区的摩擦并引发抗议。

荷兰维吾尔活动人士兼分析师阿赛耶·阿卜杜勒合迪Asiye Abdulehed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政府的最新行动是加速中国政府将维吾尔人后代汉化的长期计划。

她说，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一过程以在中小学开设汉语班的形式出现，后来在1990年代“新疆班”寄宿制学校开设后演变为“双语教育”。阿赛耶说，

“现在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打着‘双语教育’名义的完全汉化的学校。 孩子们与父母分开，住在寄宿学校。”

阿赛耶表示，在 2017 年大规模拘留和拘禁运动开始后，以“传播民族语言教育”的形式，将维吾尔人同化的运动愈演愈烈，多达 180 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拘留营网络中。阿赛耶说。

“如果我们看看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为这些政策的一部分，‘双语教育’多年来一直并将继续以将维吾尔人与他们的根源分离的目的进行，或者换句话说，进行种族灭绝，将这些人从历史中抹去”。

学者以及此前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发现，数千名父母被拘留的维吾尔儿童被送往集中营、寄宿学校和孤儿院。在营地系统教了两年中文的凯尔比努尔说，

“他们用了好听的名字，例如，他们把孩子从家里带到寄宿学校和孤儿院，他们则称之为‘家庭学校’。”

凯尔比努尔说，那里的官员一直锁着门，以确保孩子们的成长方式会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异常”。她说，

“这些孩子有一种孤立、孤僻、胆怯和恐惧的感觉。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家庭的温暖和爱、他们的教育、对母语的热爱、说自己的语言的能力和他们的文化知识，他们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民族身份，” 凯尔比努尔并补充道，

“在他们的学校教育中，他们的民族认同被完全消除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维吾尔人自己不会写书吗？为何他们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阿拉伯人的书写之上的？维吾尔人自己不会写书，所以成为强势争夺的牺牲品。汉人现在也进入了这样的下行通道，被迫习诵马裂，诚可悲也。

谢选骏：秦始皇是个小学生

中华读书报《秦帝国是否受到波斯的影响？》（陈民镇 2018年08月01日）报道：

《汉书·五行志》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有十二个身长五丈、相当于四层楼高的巨人突然出现在秦长城的最西端——临洮。他们都身着夷狄的服装，一副外邦人的打扮。是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威加四海。他想起了那十二个巨人，认为是天佑大秦的征兆，于是下令收缴全国的兵器，熔毁之后依照巨人的形象铸造了十二尊“金人”，也就是铜人。

虽然巨人现身临洮的传说过于夸张，但秦始皇铸金人之事还见诸其他文献，譬如我们所熟悉的贾谊《过秦论》写道：“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我们并不清楚十二铜人的形象和尺寸，据文献记载，直到东汉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它们才相继被董卓和苻坚销毁。此事广为人知，似非虚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相信，这个故事可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在秦朝，一群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外邦人来到东方，将他们所知道的“西方经验”传授给了秦始皇，并被付诸实践。

段先生的这些看法酝酿已久，最终于2015年发表《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论文（载《西北大学学报》），就秦帝国与波斯的关系做全面阐论。段先生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一故事的学者。在此之前，林梅村先生在其《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强调所谓“金人”是秦人模仿希腊战神阿瑞斯所铸造的十二尊青铜像。

原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维亚纳大学的倪克鲁（Lukas Nickel）先生先后发表了“Tonkriegeraufder Seidenstraβe? Die Plastikendes Ersten Kaisersvon China und die hellenistische Skulptur Zentralasiens”（载Zürich Studiesin the History of Art/GeorgesBlochAnnual,vol.13-14,2006）、《亚洲视野中的秦兵马俑》（载《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in China”（载Bulletin of SOAS, Vol.76,No.3,2013）等文，他也注意到了《汉书·五行志》的这段记载。他与段先生一样，认为秦兵马俑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本土并无基础，而是受到西方“神秘力量”的影响。

最近，段先生的观点在网络上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受到广泛的关注。据我所知，还有其他几位重要的西方考古学家持类似的观点。他们相信，秦帝国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都有若明若暗的波斯（本文指广义的“波斯”）烙印。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在内的秦帝国遗产，果真是外来文化输入的结果么？

从大流士到秦始皇

在我研读伊朗历史的时候，不由惊叹著名的“大流士改革”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举措几乎如出一辙。试看埃尔顿·丹尼尔（EltonL.Daniel）所著《伊朗史》的归纳：

大流士将全国分为20个行省……他也意识到法律、后勤和经济之于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大流士引以为傲的是，他主持编纂了一部针对整个帝国的新法典，同时他将埃及等行省的现行法典加以规范。法官若贪腐受贿，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交通对于国家安全和商业贸易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大流士将道路系统加以延伸和修护，包括从萨迪斯到苏萨绵延2600公里的御道，沿途设置驿站以供休整和给养。道路系统得到很好的护卫，邮差可通过它高效传递信息。大流士的帝国囊括了地中海东岸和波斯湾，横跨海陆。为了巩固这个庞大的国家，大流士主持开凿了沟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它在公元前497年正式得到启用。大流士在经济方面的措施还包括统一度量衡，更为重要的是，他确立了新的货币系统，即使用固定重量的金币和银币……他被视作古波斯语书写系统的创造者，至少是完善者……他陵墓的铭文称其为“伟大的王，众王之王，诸国之王，大地之王，希斯塔普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后裔”。大流士在全国大兴土木，这些宏伟的建筑反映了其文化愿景与旨趣。（笔者据The History of Iran翻译）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大流士改革”归纳为如下几点：设立行省；编纂法典；修建驰道和驿站；开通运河；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冠以至高尊号；大兴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过的。大家相对不大熟悉的是秦法典的编纂，随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秦简牍的发现与刊布，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秦律令之完备，它直接为汉律令奠定了基础，是“汉承秦制”的重要表现。

要知道，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5在位）比秦始皇早了三个世纪，若一定说谁模仿了谁，也只能是秦始皇踵武前修，至少大流士是有“发明权”的。无怪乎朱大可、段清波等先生都认为秦始皇继承了大流士的政治遗产。朱大可先生在其《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指出，秦帝国的制度与手段，除了御道来自东周的传舍制度，其余无一不出于波斯帝国的发明；秦始皇只是一个沉默的克隆者，他和他的臣子都拒绝说出秦制的秘密来源。朱先生还走得更远，他认为《老子》的阴阳两仪、“三”等原型数字、《九歌》诸神等等，统统来自波斯，甚至认为楚人皈依了波斯的拜火教，已然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一种变调。段清波先生在《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三）》中比较了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认为秦始皇的治国理论、国家政体、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和理念，或许受到波斯帝国的深度影响，这一结果当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40—前323在位）东征有关。

实际上，早在1997年，饶宗颐先生便在《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载《燕京学报》新3期）一文中指出：

（殷商）繁琐的礼节和祭祀上的惊人浪费，造成进步的障碍，最后成为神的俘虏，其后果和巴比伦王朝完全一样。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大流士一世建国，承其父Cyrus之洪业，Cyrus于前五三九年克巴比伦，以有道代替无道，抚有四方，用理万民（其圆筒刻石谓“He constantly sought of ten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 headed people…”），有Father之美誉。所谓Black-headed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饶先生所说的Cyrus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550—前530在位），著名的居鲁士圆柱记载了他征服巴比伦的伟绩（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块马骨化石，上面的楔形文字同于居鲁士圆柱的部分内容）。饶先生业已意识到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一些相似之处，如行省/郡县的建立和“黔首”的称名，但只是以“颇疑”概言之，并未遽断。饶先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多有发明，但他绝非单纯的传播论者，往往充分考虑时代、地理、接触等因素而加以讨论，详见拙文《交错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交流史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5期）。

以上学者所揭示的相似性确实值得重视。但断言秦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政治遗产，仍缺乏直接的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除了巨人现于临洮这一可供发挥想象力的传说，再无其他相关线索。如果真有西方高人授秦始皇以治国方略，在文献中很难说会全无踪迹。出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特点，民间的、下层的文化交流难以得到反映，但上层的活动、重要的政治事件往往会有忠实的记录。也正由于此，尽管中原王朝与西亚的官方接触记录始于汉武帝时期，但在此之前已有文化上的间接交流——这些线索主要通过考古发现呈现。商鞅变法之于秦帝国的转型和崛起有重要意义，史籍对此施以浓墨重彩。对秦人而言，商鞅也是外邦人，他对秦国政治的影响并非讳言之事。如果另有外邦人对秦帝国的顶层设计有全面影响，不至于在史书（尤其是司马迁时代尚相对完整的《秦记》）中湮灭无闻。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盖秦、汉同为天地一大变局。”毛泽东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确乎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急剧转型。但这一转型的过程并不全然突兀，而是两周之际礼乐崩坏、王纲解纽以来持续演变的结果。秦始皇的许多举措，如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在商鞅时期便已经奠定了基础，是秦国政治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而且，许多变革在西周时期便已肇端，并非无本之木。

秦始皇与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他们所面对的相同形势。他们都是庞大帝国的缔造者与统一者，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广袤的疆域，还有复杂的族群与多元的文化（波斯帝国疆域更大、人口更多）。要统治这样的大帝国，中央集权便成了当务之急。因而地缘管理的加强、度量衡及文字的统一、道路系统与运河的修建、法典的编纂等等，都是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时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不妨说，秦始皇与大流士都以其雄才大略，就着相似的棋局走了相似的套路。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着社会形态五阶段线性发展，但有时的确惊人得同步。如在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后，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跃于历史舞台。再如饶宗颐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国的崛起与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学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迈锡尼等文明的发展节律相当同步（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门罗（Thomas Monroe，1897－1974）在《东方美学》中所说：“东西方思想的比较表明了许多惊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论几乎同时产生在地球上相隔甚远的不同部分。怎样解释这些现象是文化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总体说来，如此现象的产生只能来自两条途径：1.彼此独立的发明；2.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传播或影响。毫无疑问，这两条途径都曾经出现过。”若无直接的证据，我们不妨暂以平行比较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就我的个人阅读体会以及在伊朗的所见所闻而言，伊朗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都出奇得相似。这种相似的发展节奏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并非偶然，亦非简单的传播与移植。

此外，我们既要考察秦帝国与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异。虽然都将全国分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国的行省更具独立性，更类似于美国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当地贵族也得到安抚和笼络。波斯帝国的行省设总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有的世袭，另设将军和收税官互相监督、制衡。秦帝国的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郡下立县，设县令、县尉、县丞；县下立乡，乡下有亭、里。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袭，政令一统，权力悉归皇帝。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发展，很难说是受到波斯的影响。再如波斯帝国境内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希腊文字等并行使用，并未完全统一，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便以三种文字书写，这与秦始皇东巡刻石以标准的小篆铭刻并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国并未确立波斯拜火教那样的国教，但也致力于神权的整合与统一。波斯帝国与秦帝国都面临着暴动的威胁，只不过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续了更长时间，这与秦帝国对全国的控制过于严酷不无关系。

饶宗颐先生注意到居鲁士圆柱上的“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的相近。在居鲁士圆柱中，“黑头人”的原文可转写作sal-mat SAG.DU，意为dark-headed（黑头），原是苏美尔人对人民的指称，居鲁士大帝沿用了苏美尔人的这一概念。中国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义上确与其相近。《说文》云：“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个表示百姓的词“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后以“黔首”取代“民”一词，因而统一前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未见“黔首”，而是作“民”，统一后的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应的语句均作“黔首”（但相对于秦帝国所规定的其他用词，“黔首”对“民”的取代并不彻底）。然而“黔首”之称，又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诸书，在秦统一之前便已存在。据王子今先生《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于秦晋地区。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对用词进行一系列规范时，选择了“黔首”而非“民”。“黑头人”与“黔首”意义相近，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们之间互有影响。

段清波先生强调，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于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但笔者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点恰恰是最难证实的。

兵马俑的秘密

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于中国而言，确乎是奇迹，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写实、规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艺术。对于西方人而言，兵马俑与同时期欧洲、西亚的雕塑相比显得相对稚拙，他们之所以看重兵马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量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力——中国人的人海战术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发表的《秦俑艺术笔谈》一文中，张仃先生强调兵马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王鹰先生则将兵马俑与古希腊的雕塑进行比较——他们讨论的前提都是兵马俑是中国古代人民自主研发的产品。同样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发表了德国学者格尔曼·汉夫勒的《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一文，他意识到了兵马俑出现的不寻常：

但令人惊讶的是，当陶俑刚开始闻名于世时，却没有人在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个自发的问题：怎么会出现这种陶俑群塑？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给人以深刻印象，其艺术性胜过同期雕塑的艺术品，而且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类型……显然，那认为雕塑艺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论点是苍白无力的。没有西方艺术就不可能有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甚至没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会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中国。

这篇文章并未详加论证，在当时的中国学者看来，无疑充斥着想当然的玄想。邱紫华先生针锋相对，发表了《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对汉夫勒的观点予以一一批驳，认为“汉夫勒既无确实的依据，又缺乏具体细致准确的分析，就武断地作出结论，这正表现出他思想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审美判断上的失误”。

倪克鲁与段清波两位先生则真正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们便已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私下讨论，达成了不少共识。此后，他们都各自撰文予以讨论。

倪克鲁先生认为，兵马俑在此前和此后都找不到相应的线索，对于秦代人而言，它们是异域与他者的化身。他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的产物。同时，他也承认兵马俑的制造采用了中国本土的技术，故是中国的而非希腊的艺术品。

段清波先生除了讨论秦帝国与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联系，还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见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等，认为它们的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因此他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原本从未出现的以人和动物为主题来表达艺术目标的这一理念会突然出现在秦帝国时期？

段先生指出，陶俑雕塑艺术在先秦并不发达，直到战国才陆续出现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东临淄郎家庄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组春秋战国之际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战国时期列国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发现。就秦国而言，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曾出土迟至战国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过20厘米，多为10厘米左右，兵马俑则突然拔高为一米八多的大个，不免令人心生疑窦。段先生还认为，咸阳塔尔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与塞人（Saka，国内学者大多将其等同于西方文献中的“斯基泰人”）近似。

秦居西北边陲，与羌戎杂处。往来于欧亚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罗人等印欧人通常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一些来自欧洲、西亚、中亚的文化因素主要通过他们传递到羌、戎、周、秦等族群。早在西周时期，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周原等遗址便已经见到印欧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与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触。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将文字铭刻于石头（以石鼓文、秦始皇东巡刻石等为代表）、一些墓葬所见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现铁器、较早出现金银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与中原王朝的固有传统不同。如果说兵马俑受到广义波斯文化的间接影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境内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县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杰作，时代在战国时期。景骞、林梅村等先生认为，这尊青铜像表现的是希腊战神阿瑞斯。无论其是何身份，它作为“远东第一立体雕像”的特殊意义值得重视。此类雕像，还见于同是新疆西北的巩留等地。

随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后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的浪潮一路向东，甚至已经抵达现在中国的邻国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认为，也许就在此时，东西方之间两类存在根本差异的文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腊化塞琉古帝国而起的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国古书中被称为“安息”。与古代中国最接近的大国便是广义的波斯，汉夫勒与倪克鲁所称的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响的帕提亚帝国，属于广义的“波斯”。

但如果说有外国技术专家直接参与了兵马俑的设计和制造，则仍缺乏确凿的证据。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区发现了一座窑址的乱葬坑，其中埋有百余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论文中怀疑这些劳工中有非蒙古人种，这基于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H.Mair）曾向西方学界介绍过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体的讲述中，段先生直接强调发现了来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检测结果与前次并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的DNA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以及他与张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Workers 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 of China”（载PLOS ONE, Vol.3,No.10,2008）一文中，分析了这些劳工的线粒体DNA，发现他们来自于汉族，也来自于少数民族，而且南方人要多于北方人。这一研究成果虽不能覆盖全部劳工，但已经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不过线粒体DNA只能指示这些劳工的母系来源，更全面的认识有待Y染色体DNA的考察。（近来有媒体报道专家复原出秦始皇妃嫔面容，认为有可能是波斯人，更缺乏直接证据。）

在出土的兵马俑中，在一些隐蔽处往往刻有制造者的名号。从这些名号看，有的是“宫”字开头的，说明属于官府制陶作坊的陶工；有的则冠以地名，如咸阳、栎阳、安邑等，说明来自于地方制陶作坊。中国古代的工匠基本都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中，若非兵马俑的出土，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批杰出工匠的存在。而将名号刻在器物上是物勒工名制度（最初兴起于秦国）的体现，谁制造谁负责，完成一件作品，戳上自己的大名。根据这些陶工的名号和来源，我们并不能发现洋专家的蛛丝马迹。

早期中国的确缺乏雕塑的传统。过去我们所能举出的雕塑，主要是红山文化女神像、石家河文化玉人、殷墟玉人、三星堆青铜人像、曾侯乙墓编钟之钟虡铜人等有限的例子。这些雕像，除了三星堆的人像，大多相当迷你，而且不着意于写实，画风相对抽象，比例也很不协调。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境内发现了一尊距今约5300年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极为写实，故发现之初令世人惊叹——其年代之早大有穿越之感。之所以红山文化有相对发达的人物造像艺术，也与其位处欧亚草原的东端有关。

从某种程度上说，兵马俑恰恰说明了中国式雕塑的特殊性。以俑殉葬，这本身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即便兵马俑吸收了国外技术，它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的承载者，并不影响其本土性。正如中国的冶炼技术最初由域外输入，但我们的祖先主要用它来制造礼器，只不过是将原先的陶鼎、陶斝换成了铜鼎、铜斝。我们的祖先从来都不排斥外来的技术，同时，三代礼乐文明到儒家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又极具保守性，新技术往往用来制造盛放旧酒的新瓶。从过去到现在，师夷长技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没必要说承认这一点就有损民族尊严。至于过度夸大文化交流，妄自菲薄，进而舍本逐末，认为中国文化一概都是外来输入，更无必要。

中外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以及技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其用途决定的，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优劣之分。倪克鲁先生认为“人像的缺失恰好是商周时期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于秦始皇时代的人而言，那些抟土而成的雕塑一定是全新的事物”，同时他也承认，秦始皇之前的人物造型表明“先秦中国的工匠完全有能力制造人物和动物形象。人物形象之所以罕见，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缺乏塑造人像的兴趣”。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缺乏兴趣，在于早期礼乐文明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基本都是礼乐器的装饰和配角。像西方那样对人肉体的细致描摹，在主张礼仪、含蓄的中国古代是难以想象的。以木俑、陶俑代替生人殉葬，同样是为礼制服务的——早期中国缺乏“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兵马俑虽有写实倾向，但与西方雕塑相比，仍有浓郁的写意风格。再如其拼合组装（西方是减底法）、以陶为材质（西方以石质为主）的制造方法，也极具中国特色。作为陶俑的兵马俑，与西方雕塑相比可以说是全然不同的艺术形式。

段清波先生认为从战国时期的小俑到相对魁梧的秦兵马俑，跳跃性太大，“其间巨大的序列缺环在逻辑上令人无法接受，而这种差异用秦帝国资源配置能力强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雕塑是门涉及人体解剖学、人体运动力学、几何数学等方面知识的综合艺术，古代希腊等文明对此有持续的探索，早期中国在这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而秦始皇陵陪葬坑所出土的百戏俑在人体肌肉的塑造上已有极高水平，确乎前所未有。而且，这一高峰转瞬即逝，直到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类似的雕塑艺术才再次在华夏大地出现。但我们也不能低估了古代帝王的意志、喜好以及古代工匠的集体技术攻关能力。秦始皇似乎有其独特的品味，致力于打造浩浩荡荡的亡者大军，而这一点在其他帝王那里看来并无必要。早期中国的官营手工作坊高度垄断资源，正如金属冶炼术传入中原后迅速被改良，进而形成独树一帜的青铜铸造技术，实现了技术上的弯道超车。更何况，以陶塑造人像在早期中国并非没有先例，早至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陶人，晚至战国的陶俑，均有脉络可寻。朱君孝、宋远茹两位先生在《试论秦始皇兵马俑的工艺技术渊源》（载《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一文中从制陶技术、陶窑结构、青铜铸造工艺、雕塑技艺、彩绘装饰技艺等方面的持续进步分析了兵马俑制造技术的本土基础，付建先生在《古希腊人体雕刻与秦代人体雕塑对比研究》（载《文博》2018年第2期）中强调兵马俑与古希腊雕塑艺术品从发展上没有先后联系，可以参看。

余论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使西域，是为凿空之举，被视作丝绸之路开辟的开端。此番出使，张骞搜集了诸多一线情报，譬如当时西方有大国叫安息（波斯帕提亚帝国），同样人文极盛。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西行，这次他还派遣副使前往安息。元封六年（前105），又一拨汉朝使者抵达安息，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确立。当时的安息王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 of Parthia，前124－前87在位）遣使迎候汉使，并向汉武帝致送鸵鸟蛋与魔术表演团。此后，一直到萨珊王朝，波斯一直都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所在。

这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往来的最早官方记录。在此之前，被西域阻隔的两大文明并无直接往来。但间接的文化交流，从来都不绝如缕。

先秦时期，小麦、黄牛、绵羊、家马、马车、冶铜术、冶铁术、金银器、玻璃器等物产和技术逐渐自域外输入，彩陶、丝绸、农业技术等则自东向西传播，东西方的间接互动早已在西域绿洲与欧亚草原上演。在此过程中，塞人、吐火罗等游牧民族扮演着重要角色。

春秋战国以降，中西互动愈趋频繁，多有异宝西来。在春秋末期到西汉早期——丝绸之路创辟之前的贵族墓葬中，常发现有裂瓣纹的银豆或银盘、蜻蜓眼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有翼神兽雕像等，均是具有浓郁波斯色彩的奢侈品。它们为当时的贵族所珍视，并随他们进入幽冥世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裂瓣纹银豆，见于山东、安徽、江苏、广东、云南等地，除了异域风格的波斯裂瓣纹，还有强烈的本土气息，是中西合璧的典范。这些都是中西互动的最直接材料。可见在狭义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西交通已端倪初现。

但大流士似乎并不知道中国的存在，睥睨天下的秦始皇也似乎不了解在他西边还有更庞大的帝国。古代中国与波斯等文明的互动，尚是很初步，也是很间接的，往往通过塞人、吐火罗、羌戎等接力传递。说秦始皇受到大流士的影响、兵马俑是外国艺术风潮的产物，尚难以得到证实。我们承认域外因素对中国文明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抹煞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不然又容易落入“西来说”的窠臼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未能说说清楚——如果嬴政有意识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则秦始皇这个丫头养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学生了——就像斯大林面前的毛泽东。如果嬴政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则秦汉的气象依然还是紫气东来，秦王政这个婊子养的，当了始皇帝也不过是借力打力，借着夷狄打击华夏，最终无法持之以恒，更不能给他娘争口气。

谢选骏：破产重整不如改朝换代

《被西安淹没的大新闻！中国第一个“破产”城市出现了》（农夫论坛 2022-01-11）报道：

原标题：这才是大新闻！可惜被西安淹没了

当黑龙江政府一旦发生这样的风险，是不是能像鹤岗政府一样，要求财政重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黑龙江省财政状况已经是全国垫底！

2021年，我们鉴证了诸多历史时刻。然而年底，又一件大事却不动声色地发生了——

2021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个地级市，黑龙江鹤岗市宣布实施“财政重整”！

该消息末尾的一句话却颇为耐人寻味：相关本息或有省级政府代偿，表明法定债务流动性存在较大风险。

啥是“或由”，就是可能会偿还，可能还不了。可能会还本息，可能只还利息，可能要延期，可能不延期。这事没定，要开会，要研究。

还债的事儿，没有定，但是有一件事已经确定，就是鹤岗市地方政府财政已经进入“准破产”状态。

原来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勉强应付，现在东墙和西墙都塌了，彻底歇了。地方政府已经无力应对，必须要求上一级政府的财政支援输血 ，学术的叫法就是——财政重整。

财政重整，这不是一个新名词，2016年，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关于财政重整的要求。

按照文件的规定，中国版的财政重整，指的是债务高风险地区在保障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基础上，依法履行相关程序，通过实施一系列增收、节支、资产处置等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安排，使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致，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

是不是有点迷，我打个比方你就清楚了。你的电脑开了太多程序，内存严重过载，后台运行不动了，死机了。

怎么办？干脆就断了电源，彻底重启，恢复正常。只不过能帮助按下电源不能是自己，而必须是上级政府。而这个电源键也不是轻轻一按那么简单，其代价就是用真金白银投入还债。

2016年，在中国还没有财政重整的案例，所以在政府文件中举了一个美国案例。

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也采取过一系列的财政重整措施，包括裁减2000余名公务人员、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削减公共服务项目等。8个月后，奥兰治县政府债务应急处置取得成功，逐步恢复正常运行。

对于我国，一旦开始了财政重整，实际上就是两条——节流和开源。先说节流，一般就是三件事：

一是严禁新上政府投资项目，不得设立各类需要政府出资的投资基金，已经设立的应当制定分年退出计划并严格落实；

二是削减经费，包括实行公务出国（境）、培训、公务接待等项目“零支出”，大幅砍掉政府咨询、差旅、劳务等各项支出；

三是缩编裁员，即机关事业单位暂停新增人员，必要时采取核减机构编制、人员等措施；

四是清理补贴，即暂停地方自行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各项补贴政策，清理各类对企事业单位的补助补贴。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鹤岗刚刚发生的公务员停招事件，因为真的养不起了。

关于开源，也有三招：

第一招补纳税，地方政府首先要加大清缴欠税欠费力度等，拓宽财源渠道。

第二招卖资产，指定机构统一接管政府及其部门拥有的各类经营性资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国有股权等，结合市场情况予以变现。

第三招要援助，以上措施加起来仍然“填不了坑”，地方政府可以申请省级政府临时救助，手段包括代偿部分政府债务、减免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配套资金等。

不过看相关新闻，鹤岗市政府应该主要的采用的第三招——向上伸手，子债父偿，向爹要钱。至于这笔钱用不用还，我国现在的规定是——财政重整计划结束后，省级政府可以决定是否收回相关资金——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这笔钱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鹤岗是我国第一个开始财政重整的地级市。财政重整当然是一个相对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地方财政破产。只不过，在我国体制下，地方政府是不能破产的，所以只能重启，不能停摆。

对于鹤岗，未来的几年一定是很煎熬的岁月。财政要过紧日子，普通的居民生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然而，这种地方财政的重整，可能达到的效果是适得其反。会有更多的城市选择重启，选择财务重整。

按照原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说法，中国政府债务包括地方债务和中央债务。2017年，我国政府负债共40多万亿元，也占GDP的50%左右。其中包括中央政府负债约13万亿元，400多个地级市，2000多个县的地方政府总债务约18万亿元。到了2020年末，这个比例已经到达了100%。

更为严重的是，各种建立在各级地方政府信用基础上的“城投”公司的隐性债务，更加惊人。至今这个数据是多少，十几个经济学家给出十几个数字，至今没有定论。但是一点是大家都肯定的，这个数据或许是政府显性债务的一倍乃至几倍。

政府之所以敢借债，能借到债，从根源来看，无非是两个原因：

第一、作为任期领导，可以获得债务建设的收益，任期内经济红红火火，任期内收入年年增长，但是他不必为地方债务的偿还担责，因为那是后任的问题。

第二、作为借债方，一般是各级银行和金融机构，少部分是通过债券发行的散户。他们敢借，无非是这个心理，这是地方政府的债，政府不可能不管，不可能赖账，人走债不烂，所以基本上是无风险的刚性兑付。

一个敢借，一个愿借，结果就借出一个比房地产公司还高的地方政府的借债杠杆率。

那么，再往下看，地方真的还不起，甚至连利息都还不上，怎么办？2021，鹤岗地方财政整理，反而成了这样问题的一个实验性尝试。

我反而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解决方案，很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鹤岗出现。原因是，这个方案让借债方没有损失，让当年的欠债方个人没有损失。总之，天大的窟窿可以让上级政府来兜底。然而，反向操作呢？

建议除了某些低于5万元的民间地方债券外，这次整理不再归还原来的各级借债机构的债务，执行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类企业的破产、清算和重启。

用事实教育那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即使是市级政府的借款，也是有风险的，也是有不能刚性兑付的可能，让他们有“不敢借”的心理负担。这是从债主方面来讲的。

从借债方来讲，一旦发生了财务重整问题，地方前几任借债行政领导，要担责，要处分，退了休的领导要降工资，降待遇，让他们借债发展之前要有“顾忌”之心。

就像现在重要的公共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商要担终身责任一样，要有债务终身责任。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反之，如果这次鹤岗的债务重组，主要措施还是“子债父偿”，那么反而会造成重整之后债务越来越多的问题，因为无形当中今后鹤岗的债务从市级政府担保变成“省级政府”担保。

那么问题来了，当黑龙江政府一旦发生这样的风险，是不是能像鹤岗政府一样，要求财政重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黑龙江省财政状况已经是全国垫底！细思极恐。

更重要的是，你救了一个鹤岗，会有更多的地级市变成下一个“鹤岗”。

因为它们知道，它把天捅个窟窿，爹也会给它补上，爹补不上，爷爷也会补上。

网民嚎叫：

stvw 发表评论于 2022-01-13 07:18:10

李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养老金有国家兜底，不用担心不足。地方债同理。

stvw 发表评论于 2022-01-13 07:11:01

中国不怕此类事件，因为（当省府无力时）有国家最后托底（至多 多发行货币）。美国就大不同，上下级政府间各自独立，无隶属关系，各为己负责。例如底特律的$181亿违约债务，经与债权人群谈判，并由法院判决债务重组而赖掉$81亿后，浴火重生，再次蓬勃发展。当然，买底特律债卷者都考虑过违约风险。而买中国地方债卷者都认为无违约风险。

zhongxin889 发表评论于 2022-01-13 02:48:23

钱都被贪污带到美国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不是美国，没有办法破产重整，只有办法改朝换代——根据中国的国情，破产重整不如改朝换代。所以国民政府负债累累，倒台逃台之后改朝换代，所有债务赖个精光。中共政权也不还账，人民苦主哀嚎一片。中国还要继续革命，搜刮所有百姓家底，一穷二白半个世纪，饿死屁民草菅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