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国家就是精神病院

《我们去了丰县八孩母亲的老家，了解到了这些事》（2022-02-11 偶尔治愈）报道：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这句出自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台词似乎也在印证小花梅（丰县杨某侠）曾经历的苦难。

好在这一切在她的家乡已成为过去。村里唯一的痕迹，就是 1996 年前小花梅曾住过的继父家的三间木屋，但现今木屋没有了，剩下石头垒砌的地基被荒草掩盖，站在地基上可以看到村里几排崭新的楼房和村里主街上的车来车往。

现在福贡县亚谷村像小花梅这样的女孩都必须强制接受 9 年义务制教育。骗婚、甚至将她们拐卖到外地的事情在当地已经绝迹。一些早年远嫁外地的傈僳族、怒族等女子近年来开始纷纷返家，一些人甚至回来后就再也不回东部的婆婆家。

不过这对于远离家乡 2700 公里外的小花梅来说已经不太可能。目前她的生母、继父均已离世。唯一在世的亲人是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也远嫁外地，村里没有她的近亲属。而像小花梅这样早年间因拐卖而饱受心理折磨，乃至精神失常的女性该如何救助？仍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社会难题。

“偶尔治愈”在了解更多事实的同时，也邀请到一位医学人类学学者，一起探讨精神障碍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解锁”以及救助支持途径。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精神病院，是否能成为一个人的最终去处？”

亚谷村老邻居一眼认出小花梅

来自福贡县的多个信源告诉“偶尔治愈”，小花梅生于 1977 年。

小花梅就是小花梅。这是一个在怒江多民族聚居区正常的名字，当地很多人名字都是根据民族语言音译过来的，不是常见的“姓+名”结构。曾有网友质疑这个“不严肃”名字，追问他没有姓吗，其实当地一些民族确实没有姓只有名。

据亚谷村多位村民回忆，小花梅和妈妈都是怒族，而亚谷村以傈僳族村民为主。母女之前生活在福贡县匹河怒族乡，那里也是全国唯一的怒族乡。根据国家民委 2010 年的数据，中国的怒族只有 37500 多人。

对小花梅来说，人生第一个灾难是他的生父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意外去世，这改变了她和母亲的命运，贫穷的妈妈带着小花梅，沿怒江大峡谷北上 14 公里，改嫁给亚谷村的恒某某。

亚谷村民木女士与小花梅的妈妈很熟，早年因房屋临近常串门走动。她告诉“偶尔治愈”，当年很多村民都知道，小花梅生父是村里的退役武干（当地土话，武装干部的含义），因为救落水儿童而不幸去世。关于这一信息，“偶尔治愈”还将进一步求证查询。

妈妈普桑玛改嫁过来的时就叫她小花梅，这就是她的本名。继父恒某某喜好喝酒，有三间木屋，没有其他手艺，种田为生。邻居木女士、桑先生回忆，当时小花梅大概四五岁，微胖，挺活泼，头发稀疏。因为离得近，小花梅常跟桑先生的儿子玩。后来小花梅在亚谷小学读书，但小学没有念完。

桑先生看到网上披露的小花梅的照片、视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说从眼睛、脸型就认出来了，感觉比原来胖一点，但口音有变化，头发也浓密了。

2 月 10 日晚，徐州市的第四份调查通报证实了以上信息。该通报显示，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 DNA 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当年的亚谷村也远不是现在的规模，30 多年前只有四五户定居在山脚，其他村民分散居住在半山腰和山头，在一片片的小块土地上种玉米等粮食谋生。

而现在，几十年来村子因扩建、易地搬迁而增加到了 2400 余村民，村里商店、饭店、超市等沿街开了数十家，建起了多栋易地搬迁安置楼房，不少村民开店、开公司，也开起了豪车，自建起四五层的楼房。

小花梅的妈妈后来与继父恒某某生了一个妹妹，也即徐州官方通报里的光某英。最终确定小花梅身份的也是用同母异父妹妹和去世母亲遗物的 DNA 做了检验比对，官方再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村里邻居说，小花梅的母亲大约三年前去世，继父恒某某去世时间更早。在恒某某去世后，小花梅母亲又改嫁过两次，没有再生育孩子。她改嫁后搬到山下更低处房屋居住，小花梅曾住过的那三间木屋就废弃了，后来倒塌、拆掉，只剩荒草淹没的地基。

精神异常始于失败的第一段婚姻

在学者陈业强与福贡县妇联领导的访谈记录中曾提到，“20 世纪 80 年代初，福贡的妇女最初远嫁到保山。当时保山那边的彩礼比福贡的高，保山那边家庭条件不好的男性就来福贡讨媳妇”。

多位邻居记得小花梅小时候挺活泼，精神和智力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出现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后。

几位老邻居都不清楚是谁把小花梅介绍嫁到了亚谷村南 200 多公里的保山市，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怒江大峡谷内道路状况较差，亚谷村人至少要花一整天才出得了怒江大峡谷，出了大峡谷第一个成规模的城市就是保山市，繁华的城市对深山里的年轻女孩无疑有着很强吸引力。

徐州官方在之前通报中提到，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 1994 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 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

与此印证的是，早年住的跟小花梅一家最近的亚谷村民桑先生回忆，小花梅从保山回来后精神有些异常，比如拆洗被单，她连被子里的棉花都一起洗了，也听到过小花梅在屋里有大哭等声音。另一位邻居也听说过，小花梅从保山回来后，“精神不太正常”，但平时没看到过激烈的言行异常。

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发网友关注时，今年 1 月 28 日丰县发布的通报说，家人和邻居反映，杨某侠（即小花梅）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经医疗机构诊断，其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对其进行救治。

在央视新闻报道的画面中，小花梅被医院收治，其病床床头牌上写“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入院日期是 2022 年 1 月 29 日。

对于小花梅的精神分裂症治疗情况，2 月 7 日徐州发布通报说，联合调查组组织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对其精神分裂症进行会诊，并实施综合治疗，目前其精神状况趋于稳定。入院检查结果表明：她牙齿脱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其他健康指标正常。经 DNA 鉴定八个孩子是小花梅和董某民所生。

据 2 月 10 日最新的通报，涉嫌非法拘禁罪的董某民，涉嫌拐卖妇女罪的桑某妞、时某忠夫妻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有研究显示，人口拐卖与精神障碍的关系不容忽视。一方面，精神障碍患者更有可能成为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拐卖经历也可能会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出现。而目前披露的小花梅经历，对这两方面都有所印证。

2019 年，发表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中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基于 1038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一文指出，他们对 1038 起拐卖女性犯罪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超过 1/4 的被拐卖女性患有精神障碍，如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癫痫等。

另一份基于对 2006~2012 年间南伦敦地区精神卫生服务所碰到的拐卖受害者特征分析的结果显示：精神卫生服务所碰到的绝大多数拐卖受害者为女性，她们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应激相关障碍和心境障碍，其次为精神分裂症，有过拐卖经历的精神卫生服务使用者更有可能需要接受住院治疗。同时，该研究还发现，7% 的拐卖受害者在被拐卖前存在精神障碍。

“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

福贡县妇联领导曾对陈业强说“福贡妇女被拐卖的高峰期是在 1993——2000 年期间。当时，福贡这边比较困难，所以有些外出务工的人就把这里的妇女带出去卖掉。被卖的女性中未成年人比较多，有的读到小学或初中没毕业就被卖掉了。被卖到外地的妇女，家庭条件好的，老公对她们也好的，就留在了外地，有的还经常跟家里联系；有的被拐卖出去后就杳无音信、生死不明了。”

在早前的官方通报中，小花梅亲属透露，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的同村女子桑某某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桑某某对警方说，当年她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

邻居桑先生告诉“偶尔治愈”，对于小花梅是如何被人带到了江苏的，他并不知道，但那之后的几年小花梅的母亲经常哭诉“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她不知道女儿去了哪里。

小花梅失踪四五年后，母亲普桑玛收到一封江苏寄过来的信，信里内容桑先生没有看到过，但她母亲说女儿在江苏，她这才知道小花梅下落。

据邻居们回忆，虽然知道了女儿下落，但母亲普桑玛和继父恒某某没能力去找女儿，因为他们没有钱，身体又有病，“他们两个都爱喝酒，天天喝，身体喝垮了。”

桑先生说，他们为这个事很苦闷，但也没路费找回女儿，那个时候电话、网络都没有普及，母亲普桑玛也讲不了普通话，让她去几千公里外找女儿是不可想象的困难。

王江华曾在滇西北生活支教 3 年多，此后也每年都会回去看看。他对怒江澜沧江峡谷两边的风土民情十分熟悉，在他看来，栖息生活在滇西北大山上的很多百姓，由于常年生活高寒的大山里，即便是夏季早晚气温也很低，外加体力劳动繁重，当地居民有早点酒和晚围炉的饮酒习惯。“当地早年喝的是自家酿的包谷酒和荞麦酒，由于工艺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常听说一些常年饮酒的老人在地里干着干着活就猝死了”。

在一份发表于 1989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云南省的 25 个少数民族，除回族外，酒滥用的情况都比较严重。1988 年，在怒江州六库的傈僳族社区，慢性酒中毒患病率为 29.08‰。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篇题为《社会医学视角下的傈僳族嗜酒行为分析——以云南 A 村为例》的论文中称，傈僳族多居住在高寒山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滞后，普遍缺医少药，他们求医不便，至今仍然保持着“神药”两治的传统习俗，饮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疗病疗伤、解乏御寒的作用，这是驱使人们饮酒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酒精的易成瘾特性，饮酒人员也有可能演变为嗜酒者。

王江华告诉“偶尔治愈”，他在当地支教走访时知道很多当地人的饮酒已到了嗜酒的程度，而且不分男女。尤其是一些不能与外界建立信息连接的高山居民，饮酒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日常行为，常年情绪低迷、阴郁是他们普遍表现出来的问题。

21 年前旧案可见拐卖人口之疯狂

就像徐州官方通报的情况那样，同村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的的桑某妞将小花梅带至江苏，小花梅经历了童年和婚姻的苦难，又经历了此后 26 年的凄苦命运。

其实早年拐卖怒江妇女的人也是本地人、本村人，只有最熟悉的人有可能拐走语言不通、对外界充满向往的本地女子。

通过早年的一则打拐新闻，也可反应出当时福贡当地拐卖妇女的疯狂，根据新华网 2001 年 8 月的报道，云南省怒江州警方捣毁一拐卖妇女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解救被拐卖妇女 2 名。

当年 5 月 12 日亚谷村支部书记报警，称该村一个 12 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少妇于 5 月 11 日到子里甲赶街一直未归，四处寻找不见音信，可能是被人贩子拐卖走了。5 月 16 日警方获得线索，得知有一拐卖妇女团伙欲将两名妇女拐卖到省外，正转交到云南保山地区。

警方解救了受害人桑某、都某，不久抓获犯罪嫌疑人娜某言、娜某加、车某香。三人准备将桑、都以 18000 的价格贩卖到浙江省“嫁”给大龄光棍儿。而娜某言的丈夫木某言、女儿和娜某加的丈夫阿某先后因拐卖妇女已判重刑，车某香的妻子于 1997 年被人贩子拐卖到了浙江省。车某香本身就是受害者，而他也参与了贩卖人口。

2 月 10 日下午，“偶尔治愈”在南安建村找到了此案中的娜某言，她出狱后在村子公路边开过小卖部，卖饮料和米线等食品，后因修公路拆掉了她的房子，现在她借住在其他村民的两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小木屋里，房子很简陋，由很薄的木板和三角铁搭建，平时她给放学回来的孙子做饭，她说目前没有收入，实际上已 63 岁，但因身份证的日期不准，按身份证今年才 59 岁，她领不到每月 60 岁以上老年人才有的补助。她说拆了房子后，自己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钱再盖新房。

娜某言说，以前村里外嫁的很多，那时因为穷，女孩也愿意被介绍到外地，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没人愿意再嫁到外地。而且孩子也少了，早年间一般家里生四五个孩子，生七八个的也有，而且十四五岁就结婚，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不少父母也愿意早点把女儿嫁出去。

但对 20 多年前自己犯过的案子，她几次说“不清楚、记不得”，拒绝说起过往。

该村村委会成员刘女士告诉“偶尔治愈”，村里知道她曾因拐卖人口的案子坐过牢，但具体刑期是几年不清楚，她出狱后档案在派出所里。

娜某言的房子拆了以后，按国家政策都根据统一标准进行了补偿，至于她说没钱盖房、无法安置那是自己的原因，补偿的钱可能给了儿子，也可能花了，那就是她自己的问题了。

经济变好，外嫁女回家就不走了

习惯上把靠近缅甸的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县称之为“边三县”。

1998 年，福贡县的人均 GDP 1376 元，而当时云南全省的平均水平是 4355 元；农民人均收入是 685 元，而全省人均收入是 1387 元。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福贡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09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5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9%。

相距亚谷村不远的南安建村，海拔有 1700 多米，现在可以开车盘山直接进入村中。沿路是村民新建的三四层楼房，大多村民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电器齐全，不少家门口停着私家车。

南安建村委会成员介绍，近些年嫁到东部的女子不断在回流，她们以探亲名义，有的带着孩子回来，有的孩子留在了外地，也曾有东部省份婆家的人来村里寻妻，但这些回来的女子说“在你们家里不被尊重，没尊严，所以不回去了。”来寻妻的人也没办法，因为早年很多人没有领取结婚证，即使领了证的，外地远道来的人也不敢强迫村里女子回去。

根据学者陈业强 2015 年出版的《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他多次做田野调查的村庄，总人口 2100 多人，嫁到外地的女性就有 100 多人，而福贡县公安局记录，福贡县从 1988 年到 2009 年，共有 4005 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有 1750 人。

小花梅就是这 4000 多名女子其中之一。

远嫁外地不能保证获得幸福生活，尤其是，很多女子是被欺骗、拐卖到了外地。

根据陈业强的调查，来怒江讨媳妇的男性往往采取欺骗的手段，有的怒江傈僳族妇女由于对外面的世界存在着美好的幻想，以为嫁到东部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当嫁过去后，才发现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很大，她们的丈夫一般是在本地找不到妻子的“剩男”，要么是家庭条件差，要么是身体有残疾，要么是犯过错误、口碑不好的男人。

近些年，情况有了巨大变化。很多嫁到外地的傈僳族、怒族等女子返家后再也不回东部婆家，她们发现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怒江大峡谷的路通了、旅游景区和农家乐遍地开花、村民普遍建起了三四层的楼房、高山上的贫困村民易地搬迁免费分了楼房，村民自建房政府还有补贴。

2020 年 1 月泸水、福贡、贡山三县市交通扶贫的重点建设项目怒江美丽公路的通车，驾车数个小时就可以穿行怒江大峡谷。

而据新华社 2021 年报道，怒江州 98% 以上土地为高山峡谷，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56%，是全国最高的州市之一，可谓“极贫之地”。但怒江州消除了贫困，26.9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4 个深度贫困县全部摘帽，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整族脱贫。

路通了，大量游客和物流通畅带来的就是收入快速增长，亚谷村有多处村民正在新建楼房，村民说一般建楼房要 20 多万，甚至三四十万元，大部分资金来自近年打工、开店、跑运输等赚到的钱。

救出了小花梅，然后呢？

马志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一位医学人类学家，自 2008 年开始，她开始以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国的精神卫生体系，走访多家精神卫生机构，采访过《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者、公益律师、基层精神卫生工作者、患者和家属。

在过往的调研中，马志莹注意到精神障碍患者面临的困境，在她的经验里，“精神障碍与性别、贫富，三者关系互有交叉”。

被拐卖的农村精神障碍者

“在城市或者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女性精神障碍者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母体』，因为被认为会有遗传的风险，从而在『婚姻市场』中受排挤。但奇怪的是，在男性精神障碍者身上大家好像就会忘记这件事。”

根据研究，父母中的一方患精神分裂症，其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大概是 4% ~ 14%，约是一般人群的十几倍。

“父母一方”并没有任何性别上的指代，但由于女性生理的功能，因此在“优生学”的话语中，女性被认为需要为后代生理意义上的正常和质量负责。

也因此，“女性精神障碍者往往被认为不适合当母亲，即使她们生下孩子，在家庭中也处处被排挤，人们认为，她是没办法教孩子的。”

但在农村，一些欠发达、女性比例较低的地区，可能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景象，比如此次事件中的丰县。

“人们会只关注这个女性是否能生育。甚至家庭都会视她作负担，急切希望推她出去。一些研究者也发现，农村的精神障碍者很容易进入婚姻，而这个容易，往往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通过拐卖或者强迫来进行的。”

2017 年的一份研究对 770 位被拐卖妇女进行分析，其中，法院根据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等相关证据认定的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有 202 位，占被拐卖妇女总量的 26.2%。其中主要以被陌生路人“顺手牵羊式”和被熟人嫌弃后出卖，同时，也存在被“接力式”转卖和“退转式”转卖。

“解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在丰县女子事件中，根据目前披露出的信息，首先引起马志莹关注的是，“即使这个女性现在是一个精神障碍者，对她的‘关锁’，也并不应该被视作理所当然”。

根据早期视频和丰县调查组第一份通报，丰县女子的丈夫董某民的解释为，因为妻子病情加重，发病期间经常摔打东西，殴打老人和孩子，因此，董某民会用铁链进行约束。

《2018 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现状分析》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在册患者 599 万例，其中在管患者 568 万例。病情稳定患者 442 万例，病情稳定率 80%。

在 2004 年之前，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大多游荡于社会边缘，或被家人用铁链、铁笼锁在一隅。但这不仅使患者获得医学治疗的权利受损，导致病情延误甚至遭受明显的躯体损害，也无法从根本上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十多年前的媒体报道曾称，仅河北一省，被锁者约 10 万。

2004 年，中国借鉴澳大利亚的模式，推出“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因为首年获批 686 万元经费，人们也将其简称为“686 项目”。

该项目打通医院和社区，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率，降低肇事肇祸率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措施便是“解锁”。

而“解锁”并非简单的打开锁链，需要一整套配套措施和流程，需要由包括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在内的专业团队在关锁现场对患者实施解锁，将患者接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进行诊断和住院治疗（系统药物治疗，同时配合心理治疗、工娱治疗或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患者病情好转或稳定后出院，回到社区继续接受随访、服药、康复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干预措施。

“解锁”推行多年，为什么还是会有上锁行为出现？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政府要不要给患者解锁的问题，而是大众和社区如何接纳或者跟精神障碍患者相处。我们不能把这些患者当做潜在的风险存在。”

此外，马志莹说，在“机构-家庭”的二元模式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除了家庭和医院，精神障碍患者还能去哪里？

她曾在走访中遇到许多“关锁”个案，有的是因为当地精神病院的床位有限，所以患者被锁在家里。也有一位父亲，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进出十几次医院，因为在医院被其他病人打过，儿子非常不喜欢那个环境，这位父亲说，“宁可直接锁在房间里，不让他出来，也比去医院挨打好。”

“在整个精神服务系统里，应该有家庭之外的社区居住的选项。比如『中途宿舍』，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可以去这里过渡。对于独立居住的精神障碍患者，也可以有社区护士或社工定期随访。”

“偶尔治愈”通过资料查询，发现在江苏徐州丰县也有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中需要家庭提交信息材料，之后进行随访。其政府网也提及，在 2020 年，丰县政府进行摸底，对辖区内 3852 名持证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核查，并为 1737 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服药救助。

但在丰县女子事件中，相关信息并未被充分披露出来。

精神病院难道就是她的终点吗？

在第四份通报中，徐州调查组称，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有公益律师称，“如果丰县女子确有精神疾病，这可能是首次关锁精障者被刑事检控”。

对此，马志莹称，“这确实是一个进步”。因为在其中，会涉及一个问题，公众在谈论精神障碍者，尤其是严重的精神障碍者时，会普遍认为，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就没有同意能力。

“如果有关部门认为这涉嫌非法拘禁，尤其在承认她有精神障碍的情况下，某种程度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承认这位患者是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她对自己的处境是有自主选择权。”

但马志莹强调，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只改其中一部分，因为可能会带来未预效应。如果只强调“关锁”的非法，而不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那么一些家庭会担心涉嫌犯罪处于两难境地，“可能偷偷把人送走，也可能把患者遗弃”。

“我们需要给家庭照料者更多支持和关注”。

在丰县女子的问题上，我们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把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办？

马志莹抛出一个问题，“精神病院难道就是她的终点吗？”

她援引国内外的救助案例，“首先解决的是住的问题”。

“要解决他们的处境，首先是要从物质条件开始着手，因为无家可归的状态就会导致精神压力。因此，这在许多救助项目中，住处是很重要的一项”。

马志莹举例，在美国，能够独立生活的精神障碍患者是有租金补贴的。无法独立生活的，也有中途宿舍、集体之家。另外，对于遭受虐待和暴力风险的女性，也可以自行或者带着孩子到庇护所藏身。而在中国，广州和深圳也在开始尝试中途宿舍，但“规模还是很小”。

此外，还有经济来源的问题。对于丰县女子来说，脱离现在这个环境之后，她需要依靠什么才能生活下去？

“在国内外，也有一些尝试去解决精神障碍者的就业问题，指导患者做一些就业技巧的训练。在农村，可能会有一些农业生产互助小组”，马志莹说。同时，由于精神卫生资源匮乏，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更多被压缩成“药物治疗”。但马志莹指出，从生物、心理、社会全方位角度去理解一个人的话，“药物治疗只是其中一方面”。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给这些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社会支持网络，进行心理创伤治疗。

“过去很多拐卖事件中，有人会提问，说你把人救出来又怎样呢？回答者说，儿童有福利院，精神病人有精神病院。但我们应该去思考，精神病院是否就能成为一个人的最终去处？”

网民嚎叫：

习大海 8分钟前

标准的黑社会畜生洗地文！

八孩母的老家根本不可能是云南某少数民族地区，其口音非常清晰，就是四川东部口音（南充、绵阳一带），与重庆话都存在明显区别，何况云南乎？这些黑社会畜生是不是以为"大西南(云贵川)"都使用同一个方言？不是说央视有探访吗？不是说精神病院与受害者逐渐有交流了吗？把交流录音与通告一起挂在网上让大家听一下呗？此女能怒骂那一窝强奸犯，说明至少没有全疯，不可能对自己的父母90年代照片、对自己的90年代照片、对李莹这个名字、对"四川南充"和"云南福贡"会毫无特殊反应……你央视尝试着问了吗？你院方尝试交流过了吗？院长说病人说话听不懂影响交流，那么为何不请四川政府、四川医护人员、 四川调查机构介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网人脸识别系统是吃屎吃成哑巴了吗？

人类厄运共同体 今天 00:53

显然这是为黑帮政府开脱。无论如何，把精神病人（假设她是精神病人）当生育工具是在当地政府默许下发生的。也有很多村民说法不一样，这里只选择跟政府声明一致的 。

BBC12 今天 00:35

徐州权贵至今没有一句是真话！

陈藁薪 2022年02月11日 23:09

不论怎么为政府开脱，最终无法回避为何政府的几个版本的通报各不相同。 为何放任精神病患者被强奸，当作生育工具，为何在严格计划生育的年代，这种让精神病患者连生八孩的情况没有被制止？

下雨 2022年02月11日 21:38

洗地！

谢选骏指出：上文是徐州共产党写的，把“事故责任”推给了贵州共产党——但也在无形之中泄露了另外一个机密——国家就是精神病院。“你把人救出来又怎样呢？回答者说，儿童有福利院，精神病人有精神病院。但我们应该去思考，精神病院是否就能成为一个人的最终去处？”——就是了。救出来也没用，精神病院只管政治犯——没病的人送进去都会变成了病人！精神病院不管八娃娘，八娃娘还要继续做贡献，直到九娃十娃葫芦娃……因为国家就是精神病院。其他各国的精神病人满街乱走，袭击路人脑袋，把人推下铁轨……一律无罪开释，因为国家就是精神病院！

谢选骏：专制的死结就在于——独裁者热爱自由

《为何历史修正主义浪潮在全球高涨》（MAX FISHER 2022年1月7日）报道：

俄罗斯诺里尔斯克的一个古拉格旧址，这个劳改营在1935年至1957年间运行。

在俄罗斯，一个致力于纪念苏联时代暴行的组织面临政府命令的清算，因为克里姆林宫用一段经过美化的民族历史取代了这样的纪念。

在匈牙利，政府驱逐或接管了教育和文化机构，借此塑造排外性民族遗产，与其民族主义政治相契合。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公然利用教科书、电影、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书写了更适合党的需要的新版中国历史。

而在美国，特朗普及其盟友继续推动关于2020年大选的虚假复述，即民主党窃取了选票，而1月6日破坏拜登总统胜选认证程序的暴乱大体上是和平的，或是由特朗普的政敌所策划的。

2021年1月6日，一群暴徒在美国国会大厦内与执法人员对抗。

无论是学者更新他们的设想，还是活动人士重新记载，亦或是政客为了自身利益篡改集体记忆，历史都在不断被改写。

然而，无论是来自民主还是威权政府，这一波明目张胆的谬误或误导性的历史修正浪潮，都可能威胁到一种已经被削弱的意识，即关于这个世界的共同叙事。

学者们认为，这一趋势是对本世纪某些决定性力量的映射。极化社会乐于接受有身份确认效果的谎言。对中央机构或真相仲裁者的信心正在崩塌。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专制独裁者愈发精明。民选领导人更倾向于反自由主义。

因此，这些领导人所推动的“那种历史修正主义，我们应该会看到更多，”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埃里卡·弗兰茨表示。

在某些地方，修正的目标是极其全面的：从对共同文化遗产的最基本理解开始，重新设计一个社会。为了强调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重申了19世纪儒家学者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但通常情况下，这似乎更像是短期的修正：通过激发愤怒或自豪感，将民众团结在领袖的议程之下。

特朗普的竞选谎言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些谎言分裂了美国人民对现实的共同认知，以强化特朗普盟友们的力量，将对未来大选机制的操纵行为正当化。如果让这种策略生效的全球趋势继续下去，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情况。

上个月，俄罗斯青年军的成员在莫斯科附近的诺金斯克练习组装步枪、急救技能和格斗。

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推动这一趋势的过程中，有一系列变化可能尤为关键：那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倾向。

最近一篇学术论文总结了学者们愈发赞同的观点，即威权主义“正在发生转变”。

自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起义以来，独裁者的重点策略已从直接武力镇压（虽然这仍时有发生），转变为更微妙的手段，如操纵信息或散布分裂，目的是防止异议，而不是压制异议。

其他改变还包括，光鲜浮夸而又与国家立场一致的媒体和社交网络机器人水军取代了吵闹的国有报纸，制造出一种错觉，即官方叙事并非来自最高层指示，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政治宣传更为复杂，目的在于说服而不是强迫，其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改写。这不单是为了抹除污点官员或政府失策的痕迹，更是为了培养旨在团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集体愤懑情绪。

例如，克里姆林宫就一直在改写关于苏联的记忆，以及它如何继承了俄罗斯的伟大和腹背受敌的遗产，证明普京这样的强人领袖是必要的，并鼓动俄罗斯人满怀感恩地支持他。

这也体现在了一些更小的问题上。普京曾错误地坚称，北约承诺永远不向德国东部扩张，这是为了证明他最近对乌克兰的侵略是防御性和必要的。

民主国家同样在发生巨变，那里的领导人正在变得愈发狭隘和强硬。

社会分裂愈发严重，再加上民众对专家和机构的愈发不信任，往往最先让那样的领导人得以攫取更大的权力。

如果一位领导人愿意抛弃官方历史，再用他或她的支持者想听的话取而代之，这就可能成为其获得支持的一个来源。这也给了这些领导人另一个动力：去证明攫取权力是击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必要手段。

比如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他将匈牙利的历史改写为纳粹和共产党的无辜受害者，是在他的爱国主义引领下，国家才终于获得安宁。通过这种手段，他提倡对移民的怀疑就是一场伟大民族斗争的延续——而这场斗争也需要他来打压对手、批评人士和独立机构。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表示，他将推广新的“支持美国的”学校课程。

修正为何有效

研究发现，一切最有效的宣传往往都强调对某种群体身份的迎合，如种族或宗教。

有一个著名实验是这样的：人们进行了一次测验，被告知他们的分数，然后再要他们来评价测验的客观性。那些被告知成绩良好的人往往会说测验公正严格。那些被告知分数较低的人更有可能认为测验有偏见或是不准确。

历史修正主义利用了同样的冲动，它告诉人们，既定的历史是对他们身份的一种攻击，就像在测验中取得了很差的成绩，因此，这样的结果应该被否定。

“我们的年轻人将被教会热爱美国，”特朗普在2020年宣布成立委员会来“恢复我们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时表示。他说，他的目标是对抗“左翼的洗脑”。

另一个例子是，一项研究发现，被告知基督教正在受到攻击的美国基督徒往往更可能相信关于美国历史和政治的谎言。

“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正派的，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喜欢的亲人也都具备这些品质，我们所属的群体站在了冲突中正确的一边，”加州大学研究宣传战的学者安德鲁·T·利特尔曾这样写道。

当人们感觉这一信念受到挑战——哪怕是有头脑、受过良好教育、原本懂得分辨是非的人——他们通常会满怀感激地接受捍卫其信念的历史版本，以及任何愿意提倡这种历史的领导人。

譬如在印度，总理莫迪之所以能够得势，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承诺将印度的多民族历史重塑成印度教为正统的历史。

中国陕西，身着长征风格军装的航天工作者。

选择忘记

对于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来说，一个国家历史中的丑陋瞬间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份礼物。国民可能更愿意忘记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实，最好是替换掉这些回忆，这为他们提供了强加自己的叙述的机会。

社交媒体可能助长了这一过程，虽然它最初被视为解放力量。社交媒体使人民能够绕过传统媒体，得到一个最能吸引他们情绪的来自大众的版本的真相。

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也促使人们越来越喜欢那些将一个国家描绘成正义和纯洁的故事。

波兰的民族主义政府于2018年通过立法，如果有人暗示波兰要为纳粹在其领土上的暴行承担责任，这样的行为将被定为犯罪。制定这条法律的目的不是压制记忆，而是保护民族英雄主义的完美无瑕的身份认同，与记忆是否准确几乎无关紧要。

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们的内部群体陷入了一场争夺种族或党派优势的斗争，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那些说他们应该并将会获胜的历史版本。

利特尔说，这些修订通常看起来不像是重写历史，更像是重新规划历史。

例如，荷兰的极右翼通过将荷兰历史重新定位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重大冲突而崛起。尽管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接受这种描述，但它一直是这些政党上升的一个因素。

即便是拥有制造事实的能力的中国执政党，也越来越重视诠释的问题——渲染其领导人牢不可破的英雄主义——以达到真正的效果。仅在2019年，彰显共产党历史的“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就吸引了14亿人次访问，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即使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20世纪作家发出过历史将被强行抹杀的警告，但更严重的威胁可能是，当得到选择时，人们自愿背弃历史。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蠢，不懂“任何权力都是篡改历史的修正主义”，包括“民主政权”。上文引用的英国共产党叛徒奥威尔更加愚蠢，因为他对特务头子斯大林的恐惧压倒了一切，竟然不知道“专制的死结就在于‘独裁者热爱自由’”！对了，正是因为独裁者斯大林热爱自由，所以她亲手毁灭了共产党专制。毛泽东也是一样热爱自由，所以发动文革为所欲为，结果自然是共产党的灭亡。从中国历史看，秦始皇也是热爱不受约束的自由，结果一手毁灭了自己的帝国……后来历朝历代的独裁者莫不如此。所以我说，专制的死结就在于——独裁者热爱自由！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而第一个陷落的地方，就是独裁者的心房！因为独裁者是人不是人，他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因此独裁者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帝国瓦解的过程！

谢选骏：文成公主——被朝廷拐卖的少女

《文成公主：大家只知她入藏和亲，贡献巨大，却不知她最后的结局》（2021-10-23 网易）报道：

提到文成公主这个名字，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曾听说过。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但是，除了文成公主入藏这件事之外，对于文成公主这个人，很多人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文成公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嫁到吐蕃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背景？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之后，又是怎样的一个结局？这些问题，恐怕很多人就不太了解了。

实际上，文成公主入藏之后，虽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但其本人过得其实并不是特别幸福。而且，就在文成公主入藏几年之后，松赞干布就去世了。此后，文成公主整整过了三十年的孀居生活。而且一直到死，都没有再回到过中原。

文成公主，姓名不详。因为唐朝那会儿，女子的姓名普遍是不会记载入史册的。哪怕强如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她后来取的。至于武则天本名叫什么，坊间传闻叫武媚娘，但实际上没人知道是不是真的。

文成公主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文成公主出生于公元625年。这一年，正是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二人，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一年之后，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了政变，自己登基做了皇帝。

另外，文成公主虽然是公主，但她其实并不是李世民或者李渊的女儿。据史学家分析，她应该是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的女儿。至于公主的封号，其实是后来和亲的时候，李世民临时给的，用来欺骗吐蕃的。

虽然只是一个王爷的女儿，但文成公主出生之后，还是生活的衣食无忧，受到了百般宠爱。文成公主的父亲李道宗，在演义小说里是个被黑的体无完肤的奸臣，但在正史上，李道宗其实是个特别能打的唐初名将，一生为唐朝征战无数，立下了大功，而且也不是什么奸臣，更没陷害过薛仁贵。

文成公主出生的时候，李道宗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文成公主6岁那年，李道宗参与了唐灭突厥之战，亲自率兵深入草原，大破突厥主力。在文成公主10岁的时候，李道宗又参加了唐灭吐谷浑之战，亲自带兵穿过两千里苦寒之地，最后在青海省西部击溃了吐谷浑王帐。这一战之后，这个唐朝西北方向的大敌，被彻底打趴下了，李道宗无疑是居功至伟。

但是李道宗估计怎么都没想到，他的拼死征战，最后会间接导致了女儿后来远嫁高原的悲剧。

少女时代的文成公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虽然经常可以听说，自己的父王又打了什么大胜仗，但因为李道宗常年在外征战，所以父女二人也是聚少离多。而随着文成公主逐渐长大，前来王府提亲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谁都知道，以李道宗如今在朝中的地位，能娶到他的女儿，肯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不过，李道宗对此却并不是太着急，打定主意要给自己的女儿挑一个最好的夫婿。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北方忽然再次传来急报，北方的游牧政权薛延陀，又来骚扰唐朝的北方边境。所以，李道宗就被火速调到了山西，镇守边境。如此一来，文成公主的婚事，也就暂时耽搁了下来。

这一耽搁，就决定了后来文成公主入藏的命运。

在这之后不久，吐蕃的求婚使者，就来到了长安，向李世民请求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雄才大略的皇帝，李世民本人其实是个‘护女狂魔’，自然舍不得自己的女儿远嫁高原。所以，李世民便只能从宗室当中，挑选一个合适的李家女子远嫁。略微找了一下之后，很快就发现，当时16岁的文成公主，最为合适。

说到这里，唐朝这边，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再来说说当时吐蕃这边的情况。

在隋唐以前，青藏高原上虽然有人生活，但因为条件太过恶劣，所以并没有形成什么独立的政权。直到隋朝的时候，高原上出现了一个叫囊日松赞的人，也就是松赞干布他爸。这个人带着自己的部落，逐渐兼并了高原上的其他部落，第一次接近统一高原。但在这之后不久，因为动了旧贵族的蛋糕，所以就被刺杀了。

再之后，当时年仅12岁的松赞干布，正式上位，成为新一代吐蕃赞普。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松赞干布却才智过人，最后平定了叛乱。此后，松赞干布又在老爹的基础上，彻底统一了整个高原，而后又迁都拉萨，正式建立了高原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

吐蕃迁都拉萨（当时叫逻些），在高原历史上也是个重要时间。这一年，正是唐朝贞观七年，松赞干布刚刚17岁。一年之后，李道宗在青海地区，千里追击吐谷浑王帐，一战打垮了吐谷浑。

吐谷浑的衰落，对于吐蕃来说，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随着高原地区的统一，吐蕃政权也开始将目光投向高原之外的地方。随着和外界接触得越来越多，松赞干布发现，原来外边的时间，远比高原这边精彩得多。

当时吐蕃这边，除了能接触到中原文明之外，其实也能接触到印度那边。当时的印度，恰好也正处在文化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外部世界的精彩，让吐蕃开始有了向外探索和扩张的欲望。

在印度方向，吐蕃首先向尼泊尔地区的尼波罗国，提出和亲请求。尼泊尔这边也没有拒绝，国王很快就嫁了一位尺尊公主过去。尺尊公主嫁过去的同时，恰逢吐蕃迁都拉萨不久，松赞干布觉得，自己作为吐蕃的王，也应该建立一座巨大的宫殿。这座宫殿，就是今天拉萨的布达拉宫。

在向尼泊尔提出和亲请求的同时，松赞干布也派出了使臣，前往长安，希望也能向大唐求娶一位公主。然而，当松赞干布的使臣来到长安之后，李世民直接拒绝了。

李世民拒绝和亲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当时唐朝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大时期，远不是小国林立的印度那边能比的。随便来个小国，就想求娶我大唐公主？笑话！当时吐蕃虽然已经统一，但因为之前没有任何历史，此时也只是原始的奴隶制社会。所以，唐朝这边也没太注意，只是以为吐蕃和草原上的小型游牧部落一样，所以没太当回事。

贞观八年这一年，松赞干布同时向尼泊尔和大唐求亲，尼泊尔那边答应了，但唐朝这边，拒绝了。而且同一年，李道宗在青海击溃了吐谷浑。

虽然没能娶到大唐公主，但能娶到一位尼泊尔公主，对当时的松赞干布来说，也是挺不错的了。接下来，吐蕃得到了尼泊尔那边很多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国力迅速突飞猛进。与此同时，随着吐谷浑被击败后衰落，吐蕃开始逐渐蚕食吐谷浑的地盘。四年之后，随着吐蕃的不断扩张，边境终于和唐朝接壤。

出于扩张和试探的目的，这一年，吐蕃袭击了唐朝边境的松州地区。收到消息后，李世民对这种事当然不能忍，直接派心腹大将侯君集，统领大军，前去抵御吐蕃。结果，还没等侯君集大军赶到，唐军先锋牛进达，便先行和吐蕃军队遭遇，而后大败吐蕃主力。

这一战，彻底打醒了吐蕃。松赞干布终于明白，大唐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庞然大物，远不是印度那边的王国可比。于是，在这次大战之后，松赞干布马上派宰相禄东赞，带着重礼前往长安。一边赔礼道歉，一边再次表达自己的诚意，希望能够娶一位公主过去。

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之前，唐朝和吐蕃双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

在收到吐蕃第二次的和亲请求后，这一次，李世民没有直接拒绝。

之前的松州一战，唐军虽然仅仅以先锋军队，便大破吐蕃主力。但这一战，也让唐朝见识到了吐蕃的实力，意识到吐蕃其实是一个并不弱于突厥、吐谷浑的政权。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居，唐朝自然要慎重处理。以唐朝当时的强大军力，虽然可以无惧吐蕃，但想要大规模派遣军队，前往高原作战，压力也很大。另外，唐朝这边也发现，高原上的很多吐蕃人，其实也都是以往中原战乱时期，中原人逃到高原上躲避战争，而后留下的后代。从根上来说，大家其实是一家人。

既然这样，派一位公主过去和亲，加深一下双方的感情与合作，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最终，经过权衡利弊之后，李世民同意了吐蕃的和亲请求。当然，在同意之前，为了表示大唐公主的尊贵，李世民还是要给吐蕃使者设置一些障碍。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六试婚使，这事后来还被画到了布达拉宫的壁画上，到今天还存在。另外，以李世民这种‘护女狂魔’的性格，自然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和亲，于是，便从宗室当中，挑选了自己堂哥李道宗的女儿，册封为文成公主，嫁往高原。

就这样，公元641年正月十五，李世民正式下诏，将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同时还让李道宗亲自前去送亲。这一年，松赞干布25岁，文成公主17岁。

此后，李道宗作为唐朝使臣，一路护送女儿前往高原，一直走到了今天青海玛多县境内，遇上了前来迎亲的松赞干布。然后，松赞干布对李道宗行子婿之礼后，双方就此分别。

这次分别之后，文成公主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原，也再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

这一别，既是永别。

虽然和家人就此分别，但是好在，到了拉萨之后，松赞干布对文成公主倒是极好的。另外，当时的吐蕃和中原不同，不讲究什么一妻多妾制。虽然在文成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已经娶了尼泊尔的那位尺尊公主，但两人都算是正妻。而且，因为文成公主来自于大唐的原因，有时候地位其实反倒是要更高一些。所以，女人有个强大的娘家，嫁人之后不吃亏，这话确实很有道理。

嫁给松赞干布后，文成公主虽然远离家乡，但因为娘家比较强，再加上松赞干布确实对她很好，所以日子也过得不错。此后的几年里，应该也算是文成公主最幸福的几年。另外，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了好大一笔嫁妆，包括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当时唐朝给这些嫁妆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吐蕃，提高生产力，早日和中原文明彻底融合起来。

几年之后，在文成公主25岁那年，长安传来消息，李世民病逝。李世民去世后，松赞干布还特意派人去长安表示哀悼。新即位的唐高宗李治，还册封松赞干布为王，继续巩固双方的友谊。

不过，美好的时光似乎总是不会长久。公元650年，也就是李世民刚刚去世一年之后，松赞干布忽然因病暴毙。对于松赞干布的死因，史学界一直有争议。有人说松赞干布是因为感染瘟疫去世，也有人说是被暗杀而死。不管怎么说，在文成公主26岁这一年，松赞干布确实去世了。

松赞干布死后，因为他的儿子早逝，所以只能让他的孙子芒松芒赞即位。但因为芒松芒赞当时十分年幼，所以，吐蕃的大权，自此落入了宰相禄东赞的手里。

另外多说一句，松赞干布虽然和文成公主一起生活了九年，但两人并没有生下孩子。如果文成公主有孩子，能够继承赞普之位的话，后来的历史或许会截然不同。但正因为文成公主没有孩子，松赞干布去世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有关文成公主的记载，就极少极少了。我们只知道，此后三十年里，文成公主一直孀居于拉萨，再也没有回到中原。另外，此后的三十年里，随着吐蕃越来越强，吐蕃和唐朝的关系，也开始逐渐变得微妙了起来。

后来掌权的禄东赞，继承了吐蕃对外扩张的政策，持续进攻之前已经被唐朝打趴下的吐谷浑。终于在公元663年，也就是文成公主39岁这一年，彻底灭掉了吐谷浑，占领了整个青藏高原。

因为吐谷浑已是唐朝的属国，吐蕃灭掉吐谷浑，等于是不给唐朝面子。再加上吐蕃日益强大，已经开始威胁唐朝的安全。所以，七年之后，在文成公主46岁的时候，李治派唐朝名将薛仁贵，统领唐军进入高原，正式和吐蕃展开交锋。

为了对付薛仁贵，吐蕃这边当时纠集了四十万大军，倾力与唐军一战。起初薛仁贵一路战无不胜，甚至已经打算一口气直接打到拉萨去。但后来，因为唐军内部矛盾，导致唐军补给被吐蕃切断，最终薛仁贵被围大非川，只能和吐蕃大军议和之后，就此退去。

这一战，往往也被视作吐蕃和唐朝关系，由友好逐渐开始转向敌对的转折点。

对于身在拉萨的文成公主，唐朝和吐蕃的交战，显然是让她痛心疾首，又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虽然文成公主在吐蕃地位很高，但因为没有权力，所以也无法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因感染天花，病逝于拉萨，终年56岁。一代传奇公主，就此离开了这个世界。

回顾文成公主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文成公主的一生，对唐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从文成公主的角度来说，恐怕就牺牲很大了。十七岁远赴高原，终其一生再未见过家人。26岁丈夫去世，此后孀居三十年，都不曾回到过故土。远居高原，却要面对着唐朝和吐蕃的关系逐渐恶劣……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这些，无疑是很沉重的负担。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为压了她一生的大山。

文成公主的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

女孩子要结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嫁太远。就算要嫁得远，最好也得保证自己娘家有足够的实力。唯有这样，嫁人之后获得幸福的概率，才会更大一些。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文成公主本来就不是什么公主，而是一个临时上阵的冒牌货，她去西藏也不是结婚嫁人，而是被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贩子，卖给了深山老林里的野人——文成公主的命运，是不是很像那些不幸被人贩子集团拐卖给老农的少女？唐朝和汉朝，都是这样的人贩子集团！吐蕃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感情，可以说是一种怜悯。

谢选骏：儒释道是如何败于伊斯兰的

网文《怛罗斯之战是唐朝与大食的正面冲突，还是文明的交流？》报道：

前言

公元751年，中亚一个并不知名的怛罗斯小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江布尔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战争。一方为大唐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大唐军， 另一方为黑衣大食将领齐亚德率领的大食军。据《资治通鉴》记载：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侯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遇。 相持五日，葛罗部禄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此战就是史上著名的唐与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进行的怛（dá）罗斯之战， 大战以大唐战败而告终。

两大强权在中亚的角逐

唐王朝是一个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帝国建立初期，国势极盛，唐太宗为了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而对外发动了多次战争，疆域得到了空前的开拓。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灭高昌，从而基本上统一了西域，至高宗中期，唐朝在西域建立了217个州县，并置安西四镇，形成了完整的统治体系。不难看出，唐对西域的统治较汉朝而言更加严密和稳固。

与唐朝同时崛起的是西亚的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唐太宗顺利的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大业，随后征服了对唐王朝构成实质威胁的东突厥并顺利的统一了西域。就在漠北及西域诸国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的时候阿拉伯人兴起于西亚的沙漠，在穆罕默德强大的武力征服下，阿拉伯完成了统一，并以锐不可当之势向东挺进。在公元633年阿拉伯人入侵波斯，并于公元651年灭波斯，波斯王子投奔大唐。

怛罗斯之战进程图

唐朝大军也开始挥戈西进。高宗显庆二年即公元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灭西突厥，置十六羁縻州府。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军斩杀真珠叶护，定弩失比部，同年置阿姆河南诸都督府。同时，唐高宗册封流亡的波斯王子为波斯王。

至此，唐朝势力范围已与阿拉伯有了交集，并且唐朝直接支持流亡的波斯王子，在实际已经被阿拉伯控制的波斯依然设置了名义上的波斯都督府。

由此不难看出，唐帝国此时已经以强硬姿态站到了阿拉伯帝国的对立面上。武周长寿元年（公元 692）年，经过长达20年的反复争夺唐朝终于大破吐蕃，重置安西四镇，并在西域驻扎数万军队，用以控制西域。在唐帝国重新控制西域后，阿拉伯帝国依然执着东扩。直至天宝时期，阿拉伯帝国开始直接向唐朝传统势力范围进行渗透。而两大强权在中亚的对峙也成为了必然。

怛罗斯之战的爆发

怛罗斯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唐将高仙芝对石国问题处理不当。石国王统本出自摄舍提部，到天宝年间，车鼻施部出身的亲阿拉伯帝国的特勤夺取了这个王位，一向忠于唐的伊奈吐屯伦成为石国副王。

高仙芝认为必须教训一下石国国王，以杜绝其与大食勾结。公元750年，唐朝当时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诱骗俘虏了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国王，王子逃往邻国与当地胡人谋划复仇计划。

次年，大食军队在他们的唆使下开始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亲率由汉人和西域胡人组成的3万军队由碎叶(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出发迎击来犯的大食军队。

唐朝军队深入七百里后到达但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与大食军队对峙。5天后，高仙芝的部下将领葛罗禄率部叛变，与大食军队合攻唐军，高仙芝大败，仅率数千部众突围而归。后退到了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以东，唐朝军队与大食军队的唯一一次直接交战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

怛罗斯之战的影响

怛罗斯之战中高仙芝所率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不过这种损失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实力， 更不会削弱唐朝当时强大的国力。据《旧唐书》所载：

"七载，高仙芝代灵察，举兵围怛罗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衂，军士相失。 夜中闻都将李嗣业之声，因大呼责之曰：军败而求免，非丈夫也。嗣业甚惭，遂与秀实收合散卒，复得成军。 师还，嗣业请于仙芝，以秀实为判官，授斥侯府果毅。 十二载，封常清代仙芝，讨大勃律，师次贺萨劳城，一战而胜。"

怛罗斯战役中，唐军损失惨重，但奇怪的是，战后高仙芝进行过反攻，玄宗并未对高仙芝进行过重的处分，并在安史之乱爆发时还加以重用。

战后唐朝与大食依然保持着友好关系。双方通商不仅不受影响，大食甚至还派兵随西域军队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旧唐书》记载：

"至德初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 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

由此可知，双方关系未因战争而恶化，唐朝依然在中亚有一定势力。安史之乱时期，唐朝无力平叛，不得已抽调西域军事力量，但吐蕃却趁虚而入，而唐再也无力顾及西域，从此唐朝真正退出中亚地区。

而对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虽然是这场战役的获胜方，但是穆斯林军队却在获胜后停止东进。在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损失了将近4万人，自此阿拉伯人停止了东进，因为他们之前在西亚的一系列战斗都从未受过如此巨大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怛罗斯之战也促进了中国文明的西传。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通过这一战役传出的，战争中被俘的唐朝工匠被阿拉伯人强迫在康国制造纸张，由此造纸术传到伊斯兰世界，再传到西方。中国的炼丹术也西传成为后世的化学；哈里发摩哈普德建年号，很可能也与中国皇帝建年号纪元有关。

唐朝都护府

怛罗斯战役也推动了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向中亚扩张势力，伊斯兰教也得以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开来。从8世纪后半期到9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步成为中亚当地居民所信奉的主要宗教。

乃至后来入主中亚的突厥人无论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都离不开伊斯兰教对他们的影响。紧随其后的蒙古人通过西征消灭了阿拔斯王朝和突厥人的势力，但仍无法阻止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以至于一些蒙古贵族也跟着信奉了伊斯兰教

由此可见，阿拉伯帝国通过怛罗斯战役的胜利在中亚传播伊斯兰教，改变了一个地区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更为中阿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和广阔的舞台。

通过怛罗斯之战获得的启示

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交往一定要加强互信，尽力避免军事上的意外冲突。怛罗斯之战虽说是两大帝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却更像一场意外的军事冲突。

首先，唐将高仙芝，如能坚守信义，在石国国王投降后保证其利益，那么这场战争便可能避免。其次大食呼罗珊总督如能坚守帝国既定的对唐"友好政策"，这场战争也打不起来。因此，在国家交往中，应该坚持和平友好的政策，并尊重各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利益，同时也要加强交流。

战争既是文明的助力者也是文明的破坏者。怛罗斯战役之前，唐通过西域与大食甚至遥远的大秦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各国商旅通过这条商路将不同民族的商品、文化传向四方，加速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然而，怛罗斯战役之后，大食控制了东西方的交通，唐也因国力的逐渐衰微而无力经营西域，这条繁荣了几百年的丝路渐渐凋敝起来。东西文明交流也逐渐的减少，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损失。

这些损失的造成，固然不是怛罗斯之战的直接影响，但是，正是怛罗斯之战唐朝军队的失败，使唐朝的威望在西域各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西域诸国逐渐脱离唐帝国，丝绸之路才渐渐中断。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高仙芝是一个高丽人，他出任唐军将领绝非孤立现象。事实上唐朝军队充满了各种夷狄，就像唐朝的宗室一样——因为唐朝是一个周朝那样的王国联盟，而不是秦两汉与元明清那样的统一帝国。如此看来，唐朝与大食的冲突，也就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儒释道与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怛罗斯之战的结果是儒释道败于伊斯兰——儒释道不仅在此役之中在中亚细亚败于伊斯兰，而且也在后来节节败退，在中国国内不断败于伊斯兰扩张——直到今天，回教据点已经遍布中国各地，处处扰乱社会秩序。

网文《怛罗斯之战后，黑衣大食如何看待唐朝，与多数人想的不一样》（2020-04-24）报道：

   

751年，高仙芝率领的安息唐军，与艾布·穆斯林率领的阿拉伯军队，在中亚怛罗斯一带爆发战争，就是我们熟知的怛罗斯之战，最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赢得战争，唐朝惨遭失败。

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胜利一方往往会夸耀自己、贬低对手，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多国人看来，怛罗斯之战惨败，是唐朝中亚政策的转折点，黑衣大食通过此战痛击唐朝，遏制了唐朝在中亚的扩张。既然此战如此重要、如此辉煌，那么阿拉伯史料中如何看待战败的唐朝呢？真相颠覆了传统认知，与多数人想的大不一样。

阿拉伯史料中的怛罗斯之战，呈现出一个诡异现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史家对怛罗斯之战几乎没有记载；其次，较晚的阿拉伯史家有一些记载，最具代表的是《历史大全》，其中指出中国人被杀5万人、被俘2万人；第三，近现代记载怛罗斯之战唐朝方面有3万军队。

因此，想要了解阿拉伯帝国如何看待唐朝，只能从较晚的《历史大全》入手。所谓《历史大全》，作者是伊本·艾西尔（1160-1233），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对怛罗斯之战有一定记载。

（伊历133年）本年，费尔干纳的伊赫西德与赭石国王反目，伊赫西德遂向中国国王求援，中国国王派遣十万名士兵支援他，他们包围了赭石国王。于是赭石国王便臣服于中国国王的统治之下，他本人和他的随从们都没有受到虐待。艾布·穆斯林得知这个消息，就派遣齐亚德·本·萨利赫与他们战斗。双方在怛罗斯河相遇，穆斯林战胜了他们，对方大约有五万人被杀，大约有两万人被俘，剩下的人逃回了中国。费尔干纳，是拔汗那，昭武九姓之一；赭石，是昭武九姓中的石国；艾布·穆斯林，是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旧唐书》、《新唐书》均作“并波悉林”。

当然，伊本·艾西尔对唐军数量描述极不准确，因为高仙芝时代“（唐朝）凡镇兵四十九万，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安西有四镇之地，总计兵力2.4万，刨除各镇驻守兵力，真正用于怛罗斯之战的唐军应该很少，绝对不会出现“五万人被杀，两万人被俘”的现象。

《历史大全》中的这段史料，并未评价唐朝与唐军，只是描述了一下战争情况，但“十万名士兵支援”伊赫西德，“包围了赭石国王”，“五万人被杀，两万人被俘，剩下的人逃回了中国”等字眼，又不免让人恶意猜测作者的态度：唐朝是一个比昭武九姓更强的政权，但强的可能有限，总体远不如黑衣大食。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大全》这本史书，一般将最重要的事件，专门摘出来放在前面，以《叙某事件》为标题以彰显其重要地位；而不重要的事件，一般都放在最后面，即在《叙（本年）其他事件》的标题之下，按月份先后或事件相关性逐条叙述。简单的说，就是将重要事件挑出来专门说，不重要的归类于其他人等，一笔带过简略叙说。《历史大全》上，伊历133年最重要的事件是“罗马人占领马拉蒂亚”。

为何一场改变中亚格局、甚至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阿拉伯人不为之自豪，并长期不详细载入历史、大书特书，被长期忽视，直到近代才在《中亚文明史》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怛罗斯之战历史地位的真相

实际上，阿拉伯人这么看待怛罗斯之战非常正常，因为怛罗斯之战历史地位很低，只是一场对两个帝国而言属于偏远边境地区的冲突罢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并不值得多么自豪。

一，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一共有过五次边境战争，但只赢了怛罗斯之战一次，其他四次全败。

二，安西四镇总兵力2.4万，刨除各镇驻守兵力，参与怛罗斯之战的真正唐军数量有限，加上附属国联军，总计不会超过5万人，但阿拉伯联军却在20余万（多数是附属国兵力）。兵力对比之下本就胜之不武，况且还是因为葛逻禄突然叛变，才导致唐军战败。

三，此战对唐朝、阿拉伯双方疆域几无影响，战后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并且继续扩张。仅仅过了两年，升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天宝十二年（753年）进攻吐蕃控制的大勃律，大破敌军，征服当地。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在西域、中亚的势力到了极盛，然后由于安史之乱爆发，才中断了向西扩张。

总之，尽管怛罗斯战役战败，唐王朝的整体实力，以及在西域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动摇，战后仍然控制西域，并在中亚扩张。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调兵平叛，才最终退出中亚争霸战的，与怛罗斯之战胜败毫无关系。应该说，正好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当口，爆发了怛罗斯之战，而不是怛罗斯之战，促使唐朝由盛转衰。

中国史料揭开黑衣大食战后态度真相

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中国一直特别注重历史记载，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让人通过史料可以轻松了解数千年的往事，而不是非要通过考古。

唐朝史料《册府元龟》中记载阿拉伯人一奇怪举动：“（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二月黑水大食谢多诃密遣使来朝”，天宝十二年（753年）来了四次，战后6年中每年均有黑衣大食使臣来朝。总之，怛罗斯之战后中的47年中，黑衣大食使臣来华一共有17次，最晚一次为公元798年，当时唐朝已经衰落，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已于790年被吐蕃占领。

显然，在黑衣大食眼里，唐朝依然是不可撼动的庞然大物，即便打赢一次还要小心应付，否则完全可以不用理会唐朝态度。

另外，在怛罗斯之战后，中亚的拔汗那、倶密、康国、安国及花拉子模、石国等仍然遣使朝贡于唐朝，却没有倒向黑衣大食。这些小国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中亚局势，唐朝在中亚战场上依然占据优势，黑衣大食总体还是不敌唐朝。

其实，纵观唐朝的扩张史，偶遭挫折并不少见，而卷土重来、消灭宿敌更是常见之事。因此，如果没有爆发安史之乱，数年之后唐军再次中亚扩张，必能击败黑衣大食，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一假设未必是空想，黑衣大食战后不断遣使朝拜唐朝，就反映了黑衣大食有此担忧，想要缓和与唐朝的关系。

参考资料：《历史大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是战败者的自我安慰，因为它也不睁眼看看自己周围有多少回民，正在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你下手！

谢选骏：“红学”就是一个垃圾桶

《真本红楼梦横空出世，原作者是他！》（2022-02-10 兴汉运动）报道：

　

旧时真本横空出世，红学大厦轰然坍塌

2018年2月27日，苏州动物园狮虎山改造工程新年第一铲竟然无意中打通一座古墓。出土300多件文物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部红楼梦全本，学界命名为《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

真本红楼梦横空出世，原作者是他！

《红楼梦》确是一部千古奇书，倾倒了古今中外众多读者。广大红学研究者不断地探佚考证，千万红楼爱好者一遍又一遍地孜孜苦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知道红楼故事的最终结局，想弄清文本背面到底隐藏了一部怎样的“家亡血史”。随着《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的横空出世，真相终大白于天下，几百年来的诸多红楼谜团亦随之迎刃而解！遗憾的是，胡适、周汝昌等红学大师们辛辛苦苦构筑起的红学大厦，顷刻间轰然坍塌了！

《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共有一百零八回，现在网上已公开发布了从第八十一回起的后二十八回。笔者读之再三，感觉除却部分段落语言粗俗外，绝大部分还是作者的原笔原意，文气一以贯之，情节与前回毫无脱节之感，更重要的是人物判词和“畸笏”等人的批语大都得以验证，当属真本无疑。吴祖本的出现，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红楼梦》的传统认识——原来《红楼梦》隐写的就是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的那一段血泪历史！在清初严酷的“文字狱”高压下，作者不得不借“以家寓国”的方式隐写了那段残酷历史（清人编写的历史全是美化自己的），实在算得上是古今天下第一奇书！中国“红学”经过一百年的轮回，最终证明当年蔡元培的“索引派”是正确的，实在是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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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研究经历二百余年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如今终归是正本清源、拨云见日了。

《红楼梦》的原创作者是吴梅村

“曹雪芹”只是在原创基础上加以增删润色的修改者，并且只是一个化名。试想在清初“文字狱”高压之下，谁敢在一部“伤时骂世”之书上署自己的真实姓名，不是找死吗？这“曹雪芹”极有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团队，与吴梅村志同道合。这些人皆文学功底深厚，兴趣爱好广泛，且深知作品创作底里。现有人考证指出，对原作“增删五次，批阅十载”之“曹雪芹”，是吴梅村的学生严绳孙，笔者在此不发表意见，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探究思考。

吴祖本第一回里有一条非常惊人的批语：

“此书本系吴氏梅村旧作，名曰《风月宝鉴》，故事倒也完备，只是未加润饰稍嫌枯索，吴氏临终托诸友保存，闲置几十载，有先人几番增删皆不如意，也非一时，吾受命增删此书莫使吴本空置，后回虽有流寇字眼，内容皆系汉唐黄巾赤眉史事，因不干涉朝政故抄录修之，另改名《石头记》。”

全书的最后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批语：“本书至此告一段落，癸酉腊月全书誊清。梅村夙愿得偿，余所受之托亦完。若有不妥，俟再增删之。虽不甚好，亦是尽心，故无憾矣。”

单凭这两条批语，就足以证明《红楼梦》的原创作者是吴梅村，即明末清初大诗人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汉族，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五月二十日吴梅村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读书人家中。七岁开始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

崇祯四年（1631年），参加会试，遭乌程党人诬陷，被控徇私舞弊，幸崇祯帝调阅会元试卷，亲在吴伟业之试卷上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方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崇祯十年（1637年），迁东宫讲读官，十六年（1643年），升庶子。期间仕途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皆因与崇祯帝之殊遇知遇密切相关，内心十分感激崇祯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梅村号哭痛欲自缢，幸为家人所觉。出于对明王朝之依恋，尤其对崇祯帝之感恩，吴梅村在其编撰的《绥寇纪略》中，极力诋毁、攻击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在明亡后长达十年，吴梅村一直屏居乡里，保持名节。顺治十年（1653年），不得已乃应诏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1657年），吴伟业借口身体有病，辞官请假归乡里。对此经历，内心深感耻辱。

康熙十年（1671年）夏，吴伟业旧疾大作，留下遗言：死后敛以僧装，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后葬于苏州元墓山之北。

吴伟业晚年深为自己仕清失节而痛悔，不愿以入清官职“祭酒”相称，而自许为普通一“诗人”。（注：吴伟业简介摘自网络。）

《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大大提前

既然确定了吴梅村为《红楼梦》的原创作者，那《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就不是主流红学专家确定的乾隆年间，而是康熙年间。初稿完成不会晚于吴梅村去世的1672年，修改润色稿则不晚于康熙癸酉年，即公元1693年。

其实以胡适、周汝昌为代表的新红学始终有一个死穴，就是《红楼梦》的成书时间问题。因为一旦证明《红楼梦》的成书时间不是乾隆时期，那他们的“（北京）曹雪芹作者说”就被抽去了脊梁骨，“曹学大厦”就会因失去根基而瞬间轰然倒塌。

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多次提出质疑，并且摆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然曹学大师们百般抵赖，死不改口。笔者也曾近怀疑过，生于败落之家穷困潦倒的（北京）曹雪芹，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那还有精力创作一部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况且到雪芹时，曹家早已败落，凭他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写出宛如帝王的生活场景，大量的细节如果不是生活在其中，是很难靠想像描写出来的。现在证明，《红楼梦》与北京曹雪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对于近百年的红学研究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胡适、周汝昌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继承者们在铁的事实面前仍是固执己见，极力维护他们的“红学大厦”。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无论你如何巧舌善辩口吐莲花，都无法改变“《红楼梦》原创作者是吴梅村”这一铁的事实，红学大厦的坍塌也只不过是顷刻间的事。其实推到伪红学，在其废墟上重新建一座“新新红学”楼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该是把曹雪芹（曹霑）请下神坛的时候了！

网民嚎叫：

奥维尔 今天 05:56

冒璧疆。万维以前介绍过，证据可以说是无可置疑。

小编一付上次懒到没读的样子，又转此贴瞎诈呼。

renweida 今天 00:21

“吴氏石头记”的倒塌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8-02/27/nw.D110000gmrb_20180227_2-07.htm

renweida 今天 00:15

这些无良文人造假造到了红楼梦头上。可恶

renweida 今天 00:14

《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又称“癸酉本”、“何初本”，是通过互联网流出的所谓《红楼梦》旧抄本，其真实性遭到广泛质疑。2008年，网民何莉莉（化名，男性）将癸酉本后28回内容委托刘俊俊（化名，即金俊俊）上传至网络，声称此本为祖父母偶然得到，并由自己和几个表妹抄写过，原本已遗失。[1]癸酉本全文108回，符合周汝昌的理论；后28回的许多内容与前文脂批符合，并且在末文给出了“情榜”。[2]但是癸酉本文字粗鄙，与《红楼梦》的原文有云泥之别，并且公开至今已经过多人多次修订。[3]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杜春耕则指出，何莉莉回忆的抄本前80回情节中有一部分来自清末吴克岐创作的本子。[1]

2014年，金俊俊、何玄鹤于九州出版社出版《〈癸酉本石头记〉后28回》；2015年何莉莉、王晓丰于线装书局出版《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1]

部分批语造假

在癸酉本中有两条批语，分别是：“此书本系吴氏梅村旧作，共百零八回，名曰风月宝鉴……”“本书至此告终，癸酉腊月全书誊清。梅村夙愿得偿……”，指明《红楼梦》是由吴梅村创作，经曹雪芹增删润色而成。何莉莉後來説此二条批语为伪造。[1]

雨村 2022年02月10日 22:27

这是谣言！苏州的报纸早已辟谣，根本就没有苏州动物园挖出红楼梦全本一事。你不核实就传谣，非常错误！

谢选骏指出：“红学”就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苏州动物园挖出旧版《红楼梦》，曹雪芹并非红楼梦作者？》（搜狐 2018-12-16）报道：

   

近些时候，一条名为《旧时真本横空出世 红学大厦轰然坍塌》的消息引起众多网友关注。

文章作者宣称：

“随着《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的横空出世，真相终大白于天下，几百年来的诸多红楼谜团亦随之迎刃而解！遗憾的是，胡适、周汝昌等红学大师们辛辛苦苦构筑起的红学大厦，顷刻间轰然坍塌了！”

关于所谓的“吴氏石头记”，早在大概10年前就出现了。18年2月，光明日报采访到该版本《红楼梦》的持有者何莉莉，专门做了辟谣：关于所谓《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一书中提到的批语（正是在批语中注明《红楼梦》作者为吴梅村）为何莉莉本人伪造。

然后呢，最近这则谣言披了一层马甲又出来妖言惑众了，还说苏州动物园出土了这本书。大概是最近书卖的不好，再来一波营销。谁知道辟过谣的文章又刷爆朋友圈，阅读量直奔10万+。

最有力的辟谣证据就是，《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红楼梦》甲戌本成书于乾隆19年（1754），这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生活在17世纪的吴梅村（1609-1672），如何写出尚未发生的18世纪历史？在《红楼梦》中有具体例证如下：

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元妃的仪仗中有“一把曲柄七凤 金黄伞”。在乾隆10年（1745）以前，皇贵妃、贵妃的曲柄七凤伞均用红缎。 乾隆10年（1745）谕旨：嗣后皇贵妃、贵妃仪仗内 红缎曲柄伞改为金黄色缎，之下用红缎曲柄伞。

第九十五回“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贾雨村补授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协理军机，实为历史上 雍正10年（1732）设立军机处的相关职务。

《吴氏石头记》的一些地方令人难以认为这就是原本，到令人觉得这是一本高明当代人的伪续。

若说原作者是吴梅村（1609～1672），曹雪芹（约1715～约1763）只是增删修改，假定雪芹自二十岁开始删改，那自雪芹开始删改的时间来看，中间也隔了大约60年。为何在这60年的时间里没人提到过吴梅村这个原本？连只言片语也没留下呢？

假设这就是吴梅村的原稿，那为何书中许多情节和现实中的曹家如此接近？以至于胡适先生为首的大多数红学家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

前八十回中人物形象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为什么《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许多人物的形象却崩塌了？最明显的比如鸳鸯，谁能想到后文她会与强人勾结，按照前文所写，鸳鸯又有没有可能做出这等事呢？

《吴氏石头记》末回情榜展演中，金陵十二钗正副又副三副考语除宝钗、元春、可卿、司棋外皆是“情某”，只有这几人是“某情”。按末回情榜乃是借鉴冯梦龙之《情史》，《情史》中以“情某”作为回目名，这突然的几个“某情”，令人看觉得突兀，所谓的对称美和谐美就这样丢掉了？

世间万事真假难辨，但正如《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关于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各类证据已非常充分，读者足够了解，方可百毒不侵。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文不懂“曹雪芹改编”才是重中之重——

《吴氏石头记的作者吴梅村写了红楼梦的原稿吗》（2020-06-04 网易）报道：

梅村的住所叫‘‘鹿樵精舍’’他也号‘鹿樵生"’，其实和"蕉下客"蕉叶覆鹿的典故一样，吴梅村也自比被樵夫遗忘的鹿，怀才不遇。我之前一直疑惑红楼梦的日常生活有明显的明末清初两代混杂的特点，曹雪芹一个清朝人怎么会写明末生活这么详细。而吴氏石头记暗讽清朝，同情明朝正是因为吴梅村受崇祯知遇大恩，所以林妹妹无论如何矫情，使小性她依然是作者最爱。

另外红楼梦这个女性角色如此之多的一部小说，光靠凭空想象恐怕不行，需要两性阅历足够，有一定原型才行。红学家们一贯认为曹雪芹有过官宦生活，红楼梦中女性都是以他家中女性为原型，且不说他家中是否有如此众多的女性，就算有他的姐妹亲眷能个个像金陵十二钗这样优秀吗，只有吴梅村所熟识的秦淮八艳等名妓们才有那样的美丽才情，他与晚明风流人物钱谦益，候朝宗、昌襄等前明名士以及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交往甚密，吴本人跟卞玉京有过一段情，（ps所以红楼梦有黛玉，妙玉等，我觉得黛玉湘云妙玉这三个都是卞玉京一个人的化身，）而吴的好友钱谦益，侯方域，冒辟疆等跟秦淮八艳有各种的关系，卞玉京跟秦淮八艳好几个是好友李香君跟卞玉京还一起避难到庵里修行过一段。所以吴对秦淮名妓们很熟悉，而她们在明亡之后的命运都很悲惨少有善终的，就像贾家这个大家庭没落后各姐妹的下场都是很惨的。

元春爆竹这个灯谜，是因为吴氏石头记的背景是明末清初，也就是说作者是把一个个明末抗清的人物都写成了女儿身，元春影射的是袁崇焕[山西方言里元春念法就是yuan chong]，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化灰这两字用得最悲壮，袁崇焕死法如何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另外有人指出，黛玉影射崇祯，贾宝玉影射传国玉玺，而薛家影射金兵[大清]，王夫人影射天启，王熙凤影射魏忠贤，贾琏应该影射杨涟，作者是把当初波澜壮阔的历史巧妙地写成了一个大家族里男欢女爱的故事，细心点的读者搜索一下前80回的一些批语和情节以及人物特点去和历史人物对照就能发现几乎严丝合缝。没流传下来后面的大概是因为后面实在是太露骨了，实在没法遮掩。如果单纯就是个家道中落的买办家族发发牢骚的故事，大清**总局真的没必要把它列成满清第一禁书。我曾经认为索隐派很荒唐，但是我越想证明它荒唐就越发现它是正确的。我现在觉得我真的白读了这么多年红楼梦，我不知道我接触过的什么还是假的。可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红楼梦真的不愧是古今第一奇书，那么多年一直觉得自己看透了，其实我不过就是正照着风月宝鉴的贾瑞，只看着眼前那点虚幻情感小心思罢了。

谢选骏指出：“红学”就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结果各种垃圾工人纷纷出动，各个变成了“红学大师”。

《“红楼梦”作者再起风波 学者提“吴梅村原著说”》（2004年07月16日 中新网）报道：

百年以来，关于曹雪芹是否是《红楼梦》作者的争论从未停止，即使到了近代，专家们陆续肯定了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但仍有研究者注意到《红楼梦》所表现出的士大夫生活细节与曹雪芹的坎坷生平相对照有着不符之处。

　　北国网报道，最近，抚顺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傅波和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抚顺市政府处级调研员钟长山历经6年研究，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吴梅村是《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的真正作者，曹雪芹“只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重要增删、编修者”。

　　“曹雪芹不是作者”

　　傅波告诉记者，曹雪芹为《红楼梦》的整理者这是不容质疑的。在较早的甲戌本《红楼梦》中记载着：“(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记为《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研究《红楼梦》作者已经多年的钟长山表示：这段话已明确指出曹雪芹是在原著的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另一个较早版本的《红楼梦》———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最早刻本的序文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傅波表示，从他们目前研究的结果来看，可见《红楼梦》从开始流传时起，都不曾说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直到近代，专家们的一番考证，才最终形成《红楼梦》作者就是曹雪芹。

　　那曹雪芹干什么了

　　但傅波和钟长山表示，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增删、编修者，家道败落的曹雪芹在得到《红楼梦》这部小说后，对前八十回进行了整理改动和润色，一些不妥的语言也进行了修改，而后四十回曹雪芹尚未来得及修改就去世了，因此，没整理好的后四十回一方面证明了曹雪芹对前八十回修改的妥当，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物和细节中，也证明了前八十回是经过修改的。

　　对于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真正作者的依据，傅波和钟长山找了很多，比如说：他们注意到，曹雪芹如果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不会通过焦大、柳湘莲之口，当面辱骂曹家列祖列宗，也不会通过尤三姐托梦来诋毁他的列祖列宗。

　　傅波和钟长山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写出宛如帝王的生活场景，大量的细节如不是生活在其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很难靠想像描写出来。

　　作者为什么是吴梅村

　　傅波和钟长山认为，《红楼梦》中，“悼红轩”、“怡红院”、“红楼梦”等一些名词不是凭空而来。只有清初的明朝遗老才能写得出来，事实上明朝遗老在清初也写过大量的反清复明诗词文章。曹雪芹身处文纲森严的雍乾王朝，不会有如此气魄。

　　那么谁会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呢？通过仔细研究《红楼梦》，傅波和钟长山发现，较早版本的《红楼梦》中记载：“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这句话也引起了不少红学界的争论，怀疑者认为，有可能吴玉峰或者孔梅溪或者棠村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但是当傅波和钟长山把上述几个人名进行了一番组合，结果出现了吴梅村3个字。

　　傅波和钟长山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牵强附会，他们解释称，很有可能是后人担心作者因写作《红楼梦》而落入残酷的文字狱，因此采用了如此隐讳的方式把作者的姓名隐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许多人物、场景的生活原型都能在吴梅村诗中找到。如《清凉山赞佛诗》是根据清世祖和董小婉的爱情传说所作。《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与清世祖和董小婉的爱情传说极其相似。曾有红学家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把江南名士吴梅村当作了贾宝玉的原型。

　　另外，由于《红楼梦》有着较高的文学造诣，而吴梅村恰好也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同时，吴梅村的政治观点同《红楼梦》创作主题相合。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曹雪芹难以维持生活的窘境来看，曾经隐居十年的吴梅村具有写作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时间。

　　吴梅村其人

　　吴梅村其实叫吴伟业，梅村是他的号，他的名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脍炙人口，根据有关记载，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明崇祯进士。吴伟业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14岁即能写一手好文章。明崇祯四年，他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当时有人为了攻击主考官周廷儒，连及吴伟业。崇祯帝亲自审阅了他的试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这场风波才算平息。此时，吴伟业尚未成婚，崇祯帝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荣极一时，以后，他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左中允、左庶子等职。后来，他在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把持朝政的权奸马士曲等不合，居官两月就辞官归里。明亡后，他闭门不出。写下了不少悯时伤世之作，如《避乱》、《读史杂感》、《琵琶行》、《圆圆曲》等，诗风趋于沉郁苍凉。

　　清顺治十年，朝廷征诏至，他再三推辞不过遂任秘书院侍讲、国子监酒。清顺治十三年，因丧母辞官回家，以后一直居家不仕。

　　傅波和钟长山同时指出，从吴梅村简历可知，他一生坎坷，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斗争，因“吊明之亡”随时有入狱的危险，“牵累几至破家”。这一经历使他本人吊明之亡的感情加以升华，对清产生了愤恨，而这种对封建官僚社会的深恶痛绝之情，却因有所避忌只能用“不能补天”的顽石来做喻托，通过闺友闺情而披露自己一段极不寻常的情感史话和政治主张。所以他是有写《红楼梦》这样一部明为“不涉及朝廷”，而实为揭露清朝之失的长篇巨著的思想基础。

　　目前，傅波和钟长山已经把自己关于《红楼梦》作者新考的观点开始向外界披露，同时，两人也表示，关于《红楼梦》作者之说，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希望国内外红学界有关专家针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指导。

谢选骏指出：其实，红区也和红学一样，就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吴梅村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知县 2018-02-24）报道：

不久前，一位安徽的藏家公布了一早期的《红楼梦》抄本《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癸酉本）后28回的内容。藏家透露，在癸酉本的第一回有一条批语明确承认原作者是吴梅村，原作叫《风月宝鉴》，有108回，该批语内容为：此书本系吴氏梅村旧作，共百零八回，名曰风月宝鉴，每回仅三四页也，故事倒也完备，只是未加润饰稍嫌枯索，吴氏临终托诸友保存，闲置几十载，有先人几番增删皆不如意，也非一时，吾受命增删此书莫使吴本空置，后回虽有流寇字眼，内容皆系汉唐黄巾赤眉史事，因不干涉朝政故抄录修之，另改名石头记。（癸酉本不是广为流传的抄本，在文字狱盛行的年代可以出现作者的真名）可以推测吴梅村先是写了《风月宝鉴》，现在的《红楼梦》前80回内容是后人（曹雪芹参与其中）在《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增删润色写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证据能证明吴梅村是《红楼梦》的作者呢？请看以下钟长山先生的考证观点。

一、吴梅村是《红楼梦》的作者

《红楼梦》是以隐寓的方法创作的小说，作者的姓名是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只能采取更加隐密的方法来提示我们。

甲戌本第一回：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在上文的《风月宝鉴》处有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吴玉峰，孔梅溪、棠村三个人名中正好含有吴梅村的名字。文本和批语就是以这样巧妙的方式提示读者，作者是吴梅村。吴梅村就是明末清初的着名诗人吴伟业，号梅村。

另一处提示作者的文字是“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吴梅村祖籍昆山后移居太仓，昆山有名山因产玉而得名“玉峰”。吴梅村以家乡的山名为化名吴玉峰，既为逃避文字狱，又不能埋没其首创《红楼梦》之功。“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九字为甲戌本所独有。“吴玉峰”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昆山的文坛巨匠吴梅村，想到《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为避文字狱，在四阅评本中被删掉了。

凡例的提示。凡例称“红楼梦旨义”而非“石头记旨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说明脂砚斋不同意《红楼梦》这一书名，“红楼梦旨义”非脂砚斋手笔。“吴玉峰题曰《红楼梦》”，证明“红楼梦旨义”为吴玉峰所出。吴玉峰即吴梅村，吴梅村既题了书名，又写了“红楼梦旨义”，《红楼梦》也应该出自吴梅村之手。

上述三处提示是我们认定吴梅村是《红楼梦》作者重要根据。另外，从吴梅村去世时间来看，也与《风月宝鉴》流传时间相合。“雪芹旧有《风月宝鉴》”的“旧有”，是时间比较久的意思，吴梅村于康熙十年去世，至曹雪芹康熙二十三年开始增删《红楼梦》，已有十三年之久，可谓“旧有”。

二、吴梅村与《红楼梦》作者经历相合

我们看一看吴梅村的经历是否与《红楼梦》作者的经历相合。吴梅村是一个体弱多病却又富有充沛才能的文学巨匠。他十四岁便熟读经书，好三史，通经博古，精于医术。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摘取会试第一的桂冠，继而又在殿试上获榜眼的称号。从政后，崇祯皇帝对其恩宠有加，崇祯帝首先赐旨成婚，天下人无不倾颈羡慕。后升任东宫侍讲，主试湖广，乔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中允、谕德，由九品升迁至正六品。崇祯十二年已卯（1639），虚岁三十一岁的吴梅村赴南京任，他在南京任职六年，在这六年中他与晚明风流人物钱谦益，候朝宗、昌襄等前明名士以及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交往甚密，还与卞玉京发生了爱情，这段生活经历也成了他晚年回忆和诗作的基本内容。

甲申年明王朝复灭，身受皇恩的吴梅村本应像其他许多朝臣和百姓那样，以死来共赴国难，而他却选择了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建立，他一度任少詹事、正四品（仅两个月）。他惧于阮大钺和马士英等奸人把持朝政而辞职回乡。

吴梅村有居所称“梅村”，旧为王士骐贲园，吴梅村更名为“鹿樵精舍”。中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溪舍、苍溪亭等名胜。其后又建一方旧学庵。吴梅村在这里渡过了大约十年的光景。

当听到吴三桂引狼入室消息后，他曾以一腔悲愤写出了《圆圆曲》。“扬州十日”后，清兵七月初三屠嘉定，初六屠昆山，十二月屠常熟。吴梅村不但亲身经历了清兵压境时的社会动乱，还曾经历率百口之家历时两月有余的避难历程。

顺治十年（1653）春天，吴梅村参加了规模盛大的同声社、慎交社合盟大会，九郡人士不下千余人前来赴会。吴梅村被推举为盟主。这年秋天，他被清廷征召入京。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宗圣训。后来也只委任个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官职。在乡间蛰伏了十年，再次出山还背负了个贰臣的恶名。四年煎熬，吴梅村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失落所带给自己的巨大痛苦，于顺治十四年（1656年）二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南归，年四十八岁。

顺治末年，朝廷下严禁拖欠钱粮之令，违禁官绅，一律斥革追索。江南巡抚朱国治列举欠粮士绅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指为“抗粮”，尽行褥革，枷责追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奏销案。吴梅村及同乡顾湄、黄庭表等数人在秦销案中被追查，吴梅村自己由此受到牵累，几乎破家，经花钱疏通，才得以过关。

这一期间吴梅村家庭的变故也相当大，母亲朱太淑人和女儿相继去世。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他的儿女亲家当朝大学士陈之遴被革职，藉没家产，流徙盛京。陈之遴全家人除夫人陈灿外都客死他乡。儿女亲家的不幸和奏销案的牵累，让他耗费巨大，几至破家。这一连串的事故、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吴梅村。在此后所剩下的十几年的时间内，他几乎已无意发表任何政治见解，生活上也一反从前的名士派头，修身养性，深居简出，专事著作。

在与子暻疏云：“毎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临终词云：“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天下第一大苦人的内心可见一斑。

康熙十年吴梅村在家乡病逝，他留下遗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吾死后，敛以僧袍，葬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他本意以明朝官服入敛，当时的形势是不可能的。而清朝给他的官服，他心灵深处是不愿意穿的，这同“勿起祠堂，勿乞铭”的心态是一样的，只能敛以僧袍，坟前立一圆石，实在是无耐之举。吴梅村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巨匠，留有《吴梅村全集》于后世。

吴梅村经历同《红楼梦》的凡例所记的作者经历相合。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甲戌本有后出各本所没有的“凡例”。凡例中有《红楼梦旨义》，吴梅村不但著了书，题了书名，而且还写了《红楼梦旨义》。有人说“旨义”是脂砚斋所撰。脂砚斋不同意用《红楼梦》这个书名，他“甲戌再评仍用石头记”。如果是脂砚所撰，应称《石头记旨义》。吴梅村创作了《红楼梦》，题了《红楼梦》书名，又撰写《红楼梦旨义》是合情合理的。其创作手法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吴梅村在“旨义”中重申，“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他如此惧怕触犯时政，正是那个时代严酷的文字狱在他的心理上投下的阴影所致。

“旨义”中写出了梅村的一生坎坷和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吴梅村经过甲申之变，一身侍二主，自毁名节，终生悔恨不己。书中“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批语中“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和“骂死宝玉，却是自悔”等都表明吴梅村自己的忏悔充斥《红楼梦》字里行间。吴梅村亲家、当朝大学士陈之遴遭北党迫害，抄家发配到东北，陈之遴之儿媳即吴梅村次女在途中死去。国破家亡和政治上的失势，造成批语中常有“悲夫”、“痛乎”的感叹。经奏销案后，南党在经济上又受到沉重打击，吴梅村同江南士绅们一样几乎破家，批书者提到的三十五年前的“树倒猢狲散”正是指这一连串的磨难。

吴梅村创作《红楼梦》正是处于江南士绅没落之时。吴梅村一身世二主，故有“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之叹，又有“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之悔。一连串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沉重打击，唤醒了梅村创作《红楼梦》（《情僧录》）的灵感。

他创作的目的，一是揭露摄政王（宁国府）的糜乱生活，以及宫庭内部的政治斗争内幕；二是想弘扬“秦淮八艳”在明末清初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吴梅村认为这八位女子“一一细推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他曾为她们写过许多诗，而且还同其中的卞玉京有过一段爱情故事。卞玉京后来嫁给七十多岁的医生，后又出家当了尼姑。这就是《红楼梦》中妙玉的生活原形。故有批书人在靖藏本四十一回有“红颜屈从枯骨”之批。秦可卿的某些部份形象又是以秦淮八艳柳如是为原型。吴梅村还将当时社会公众人物写进了《红楼梦》，如柳湘莲就是以当时的著名艺人柳敬亭为生活原型。吴梅村在《红楼梦》中采用“幻笔”的创作方法，表面上是写陈之遴的家事，是写“秦淮八艳”等有气节的女性，实际上是分写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宁府是写多尔衮的淫乱，而荣府则是写顺治与董鄂妃的爱情故事。因吴梅村认为顺治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故写荣府的坏事少，而写宁府的坏事多。梅村又设计出一个会芳园，让宝玉等一群少年男女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试图通过会芳园这理想中的“桃花园”，达到其个人精神避风港的目的。

吴梅村从小患病，他钻研医术，可以给自己开药方治病。《红楼梦》庚辰本二十八前总批：“自‘闻曲’回后，写药方，是白描颦儿添病也”。开“写药方”是吴梅村之所长。说明吴梅村的《风月宝鉴》自“闻曲”之后，为白描黛玉病的不断加重的过程，而“写药方”。吴梅村坟前立一圆石，是否意谓着自己是一块不能补天的顽石？是否暗示后人《石头记》是他所作？

三、吴梅村的作品与《红楼梦》内容相合

吴梅村所撰《秣陵春》，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许多与《红楼梦》相似之处，这也是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又一证据。一是两书书名相合。秣陵指南京，南京古称石头城。《秣陵春》就是《石头春》，同《红楼梦》另一个名称《石头记》极其相似；二是两书都以“真”“假”做为人物姓氏。《红楼梦》中有“甄宝玉”、“贾宝玉”，《秣陵春》中有“真大爷”、“贾姐姐”；三是两书都以“曹”姓人物做起始。《秣陵春》以曹善才弹琵琶怀念旧主开头，又以曹善才弹琵琶迎送旧主亡灵为结束。第十五回《红楼梦》提到一个“善才庵”，这个“善才”是不是从贾善才演化而来？而《红楼梦》则是以曹雪芹在悼红轩为起始，又以曹雪芹在悼红轩为结尾；四是两书都以“镜子”和“玉”做为贯穿全书的线索。《秣陵春》中有旧主所赐的“宜光宝镜”，《红楼梦》中有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的“风月宝鉴”。“鉴”就是“镜子”，隐言“史鉴”，即故国兴亡的史鉴。《秣陵春》中展娘有“玉杯”，《红楼梦》中宝玉有“宝玉”，皆以“玉”为线索。种种相似之处给我们一种提示，《秣陵春》就是《石头记》传奇，后又改为小说《情僧录》。

在吴梅村的诗作中也有可以证明其为《红楼梦》作者的诗句。如《破砚》诗中写道：“一掷南唐恨，抛残剩石头。江山形半截，宝玉气全收。”这“石头”同《石头记》的“石头”，同吴梅村的“顽石”墓碑，在思想上和政治内涵上何其相似。此“宝玉”与《红楼梦》中的宝玉，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很有可能此时梅村正在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或是已完成了的《红楼梦》的构思。

吴梅村的诗作被称为史诗，他的诗记录了清初那段历史。他的诗同《红楼梦》历史背景是一致的，采用的隐寓手法也是一样的，悼明刺清的思想是相同的。他所著的《清凉山赞佛诗》被人们认为是《红楼梦》的雏形。他描写女性的诗篇具有独特的特点。赵翼《瓯北诗话》称：“梅村诗本从香奁入手，故一涉儿女闺房之事，辄千娇百媚，妖艳动人”。

《红楼梦》中有些诗文正是“从香奁入手”。例如，第十七、十八回宝玉为大观园题对额的诗句都是香奁正体。“绕堤柳借三篱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宝玉此题诗，受到脂砚的称赞，在庚辰本有双批：“恰极，工极！绮靡秀眉（媚），香奁正体”。宝玉还有一题诗：“新缘涨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此处脂砚又有批语：“采风采雅都恰当，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奁格调”。梅村擅长从香奁入手创作诗文，《红楼梦》中又以“香奁正体”、“香奁格调”做诗，两者必有内在联系，可能这类诗文就是梅村《风月宝鉴》中的原文。

为什么梅村在遗嘱中没提到《红楼梦》呢？因为当时小说之类不受社会重视，再加之梅村创作的《红楼梦》还没有修改到成熟阶段，也可能是创作《红楼梦》初始阶段就有其它文友参与其中，由于怕殃文友及后代等原因，所以在梅村给长子吴暻的遗嘱中并没有提到《红楼梦》。吴梅村著作的《红楼梦》后经孔梅溪的批改，题名为《风月宝鉴》。曹雪芹所“旧有”的“风月宝鉴”正是吴梅村所著的《红楼梦》。从现有的资料看，吴梅村已完成了《红楼梦》一百零八回的创作。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仅“红学”是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而且在红区，“红楼梦”本身也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了。

谢选骏：海德格尔是希特勒的哲学狗

《劉軍寧：拒絕唯壹真理觀有什麼後果？》（2022-02-09 存在之鏈）报道：

　

如果不承認造物主是真理的唯壹作者時，各地各代的法老將不斷發布自己隨時更新的真理。

最近幾年中國出現了壹個觀點，叫“走出唯壹真理觀”（見同名書，上海文藝出版社），很受自由左派知識分子肯定和贊揚。他們覺得自己如釋重負地放棄了唯壹真理觀是自己經歷的壹次啟蒙，是自己的壹個思想覺醒，而不是壹個倒退。

“走出唯壹真理觀”，這聽起來好像對現實還有壹定的批判性。這種否認真理唯壹的看法好像真理不是出自壹門而是出於多門，好像真理對每個人都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真理的主人，都終能擁有自己的真理，而不用在意別人的真理標準是什麼。這個觀點給人的印象是有點自由化的傾向，有點思想解放的感覺。

美國有壹個著名的黑人女主持人叫奧普拉。她就走出了唯壹真理觀，她說過壹句名言，“妳有妳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無權用我的真理去評判妳的真理，請妳也不要用妳的真理來評判我的真理”。（I have no right to judge your truth and you may not judge mine.）

奧普拉認為，我們生活在壹個是非可以任意界定的社會，所有的主張都各自有其道理，都具有同等的價值。這種說法疑似很開明，是在反對別人把他們的意誌強加給自己。

她真的認為別人無權評判她的真理，但她壹定會用她的真理去評判別人。當她這樣說的時候，已經在把她的真理強加給別人了。如果她手中的權力很大，她若堅持她的真理，必然要壓制別人的真理。

若是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真理，那麼法老奴役希伯來人就符合法老的真理，希特勒也有權擁有他關於發動戰爭和滅絕猶太人就符合希特勒的真理。

然而，這些是真理嗎？當然不是！事實上世界上根本沒有任何人有權擁有自己的真理。根本不存在妳的真理、我的真理、他的真理。世界上只有壹個真理，那就是造物主的真理。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放棄真理的唯壹性，但是堅持真理性如何？這句話的意思是，我要棄他人真理的唯壹性，但是我會堅持我自己的真理（唯壹性）。就是說，我不承認、不接受妳的真理，但是，我要堅持我的真理（的唯壹性）。其實還是把自己看作是真理的作者。

而且否定了真理的真理性之後，等於把真理的主權交給了法老式的暴君。若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真理才是真理，這時誰的權力大誰就是真理的裁決者，誰就是真理的制定者。所以，壹些法老式的人物甚至常常把自己幻想成他自己版本的宇宙真理的作者。他們認為自己發明的真理是唯壹的。但是，只要法老是復數、代代有傳人，那他們的真理就不是唯壹的。每壹代法老都認為自己的真理是宇宙間唯壹的，但是壹代代法老之間的真理卻是相互否定的。

拒絕唯壹真理觀有什麼後果？

眾所周知，真理是不能通過發明與創造得到的。如果真理不是唯壹的，那每個人就可以各取所需，按照自己的需要來為自己定制真理。然而，凡是由人所發明創造的所謂真理，都不是真理而是歪理。

表面上，否定唯壹真理觀，為人人成為真理的作者打開大門。但是，其嚴重的後果是，法老們也就隨之獲得了對真理的壟斷性。以海德格爾與希特勒為例，當海德格爾說永恒真理不過是基督教思想的殘余時，他的真實用意是要把真理的保管箱從雅威那裏移交給希特勒。

後來的事實也是如此。利用主張真理非唯壹性，海德格爾成全了希特勒，他自己也成了希特勒這位二十世紀法老的哲學與思想保鏢。可以看出，“走出唯壹真理觀”的矛頭針對的是永恒真理這個“基督教思想的殘余”。

如果真理不具有唯壹性，這就意味著可以任意界定是非善惡的標準。當壹個社會中每個人尤其是法老們可以任意界定是非善惡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沒有是非善惡了，這個社會從根本上失去道德，乃至變成壹個不道德的社會。

如果真理不再是唯壹的，造物主的存在就被否定了，雅威的真理就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法老和他們知識保鏢，他們高聳在神壇上，如果真理不具有唯壹性，誰的權力大，誰說的話有欺騙性，誰就是真理的作者。

當造物主不是真理的唯壹的作者時，各自的法老將不斷發布自己隨時更新的真理。如果真理不是唯壹的，實際上只不過是把對真理的主權，從壹個弱勢的法老手裏轉移到另外壹個冉冉升起的法老的手中。

人類如果放棄了造物主賦予他們的那些不可剝奪的權利，擺脫雅威的真理與主權，必將屈膝於法老的奴役與專制。

如果放棄唯壹的真理觀，每個人都有權擁有各自的真理。壹些人按照自己的真理把壹些事情稱為善，另外壹些人按照他們的真理將稱之為惡。個人堅持自帶的真理而行，其結果必然是善惡與是非的混亂與顛倒。

對這種情形，雅威早就通過先知以賽亞警示過世人，“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

如果真理不具有唯壹性，人們對憲政民主的信心必然動搖。《走出唯壹真理觀》中也明確地表達了這種看法。作者說，我對憲政民主是人類的歸屬這些話已經不感興趣了，也沒有信心了。他們對民主憲政是不是人類政治制度的最後歸宿，也不再那麼肯定了。

如果憲政民主不再是各國的必由之路，這就為采行與憲政民主相敵——希特勒打败了，海德格尔也完蛋了；就像苏联垮台了，马列主义也就是死掉了對的政體，在思想與觀念上開亮了綠燈。所以，放棄唯壹真理觀，不是啟蒙與覺醒的進步，而是災難與禍殃的開始，通向的是法老的為奴之地！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混淆了宗教真理与世俗真理——并且用“宪政民主”这个世俗真理等同于“雅威真理”这个宗教真理——这是很危险的！这明显违背了耶稣所说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如果较真起来，那唯一真理也不该是“宪政民主”，还应该“士师政治”。至于海德格尔，不说也罢，那不过是希特勒的一条哲学狗——希特勒打败了，海德格尔也就完蛋了；就像苏联垮台了，马列主义也就死掉了。

谢选骏：西蒙娜·薇依被一种不健康的力量控制了

《西蒙娜·薇依（法国哲学家、作家、神秘主义思想家）》报道：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年2月3日-1943年8月23日）出生在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在亨利四世中学曾受教于当时著名法国哲学家阿兰（E.A.Chartier dit Alain 1868——1951）门下，深受其影响。

人物简介

西蒙娜·薇依于1928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从事哲学学习研究。在高师学习期间，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对社会问题、劳苦工农以及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苦难有着天生的感受。毕业后，她担任几所中学的哲学教师，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劳动压迫苦难等问题。1934年后她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来思考她的时代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到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为了对苦难有切实和真正的体验，1934年她辞去了教职，亲自到工厂中与工人一起从事重体力劳动。首先到艾士顿的五金厂工作，后来转到布朗吉的一间工厂，最后转到巴黎郊外的一家工厂，1936年她志愿加入西班牙战争，到了巴塞罗那。后来因意外事件不得不退伍，转而到一间葡萄园工作，在此期间，虽然她的健康一直不好，但从未中断从事重体力的苦工劳动。早在1935年，她在葡萄牙的一个海边小村庄中就曾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在一个夜晚，带着她自称“工厂生活在我身上留下了奴役性的永久烙印，正像古罗马人在最卑贱的奴隶额头上用烧红的烙铁打上的烙印一样”这样糟糕的心态和身体状态，她独自一人来到海边，听着渔夫的妻子儿女手持烛火围绕着渔船列队在唱古老的感恩歌曲，被亮得让人怆然涕下。她心里猛然体会到：“基督教实在是奴隶们最好的宗教，奴隶们不可能不信基督教，而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但这并没有标明她皈依基督教信仰，与基督相遇。因此有些学者把此次心灵的醒悟作为她信仰的开始是不对的。两年之后，在亚西西的小教堂中，基督又一次召唤了她，“平生第一次感到有某种身不由己的东西迫使我跪倒在地。”但直到1938年，她参加了在索雷姆的修院中复活周所有的宗教礼仪活动，在整个活动中，她感受到了“纯洁的欢乐”，同时“更好的理解在不幸中有可能热爱神圣的爱”。终于在这次活动后“基督受难的思想自然而然的永远在我脑中扎根”。从此，薇依成为了一名独特的基督的门徒。

在薇依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她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她一边实践信仰，一边进行积极的神学思考。从1938年到1943年去世前，她留下了颇为丰厚的著作，在此期间她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在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不仅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同时她还写信给她的神甫朋友贝兰并与他一起讨论和研究，这些信件和写下的文章后来收集在了《在期待之中》一书中。当然，她的很多文章和心得在生前没有发表。当她死后，她的作品很多被集结成集出版。如《重负与神恩》、《在期待之中》《关于爱上帝的杂谈》等等，薇依的全集已经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97年全部勘校出版。

1942年6月，薇依离开了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兰西，去了美国，在那里加入抵抗组织。当年11月，她又去了伦敦。在舒曼（M.Maurice Schumann）领导下的部门工作，她坚持要回到法国去执行任务。但考虑她的特殊身份和种族，她提出的要求无法满足。她为了和法国人民同受苦难，坚持严格自律，只消耗在法国安配给票才能够领到的很少的粗劣的食物。加上繁重的劳作，她本来就很软弱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1943年8月24日，她终于在英国阿斯福特疗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

人物生平

1909年2月3日，西蒙娜·薇依出生在巴黎斯特拉斯堡街的一所住宅里，如今这幢房子已经拆除，它位于梅兹街上。

她的哥哥安德烈·韦伊比她年长3岁，在他的帮助下，西蒙娜自幼就获得了文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6岁时，她就能背诵不少拉辛的诗句。第一次大战使她的学业经常受挫，尽管如此，1924年6月，6岁时，她终于通过了文科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是“良”。考试委员会主席是一位中世纪前期文学专家，他在口试时给了西蒙娜19分，满分为20分。

她在维克多·杜吕依中学学哲学，从师于勒·赛纳以后，为进高等师范学校作准备，她在亨利四世中学学习两年，从师阿兰。阿兰发现她有哲学天才，说在她身上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他十分善意地关注着她，但还指出她应当“避免作过于狭窄的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的思考”，并说“她曾经想放弃那种抽象的、深奥莫测的繁琐探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游戏，而进行直接的分析”。

她于1928年考入高师，1931年取得大拿和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即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1931年冬至1932年春，她在那里明确表态反对政府的压制政策，向市政府公开表示对该市失业者的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

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社深怀友情，1932年开始同该杂志合作。这本杂志使她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述人间疾苦，表达她对劳动者处境的基本看法和感情。

1932年10月她被调到奥塞尔，1933年又调到罗昂。这时，她决定告假一年，以便全心全意地体验工人生活，夏天在汝拉山区她在干农活时就想作这种尝试。

她在雷诺厂找到一份工作，在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尽管她息有头痛病，身体又虚弱，但她绝不允许自已的生活条件与车间工人有任何不同。

1935年，假期已告结束，她又重操旧业，在布尔日的女子中学任教，直到1936年夏离开那里。同年8月初，她前往巴塞罗部，她要亲自对“赤色分子”与“佛朗哥分子”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在数周的时间里，她在卡塔庐西亚前线同共和派军队一起饱受磨难，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战争灾难。后来，她返回法国。

由于疾病，她再次告假。直至1937年她才去圣康坦女子中学赴任。1938年1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又不得不中断教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6月13日，她决定离开巴黎，同年10月在马赛暂居。

1941年6月，经女友介绍，她认识了Le. R. P贝兰，当时贝兰正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两年后贝兰被盖世太保逮捕。贝兰又介绍她同G.梯蓬相识，她住在梯蓬家里，在阿尔代什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经不住农家田间生活的吸引，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帮助收庄稼或收获葡萄，与此同时，她并未放弃希腊哲学或印度哲学的研究，扩展梵文知识，并进一步确定了研究神秘主义和上帝这个概念的倾向，这些研究促使她写下有关天主经和爱上帝的论文，读者在本书中可读到这些文章。

她在冬天返回马赛，继续同贝兰讨论、研究，在贝兰的要求下，她在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地下小教堂的聚会上阐述自己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看法。

1942年3月，贝兰被任命为蒙佩利耶修道院院长，他从不曾中断同薇依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会面，通信和交流只是在薇依离法时才中断。

1942年5月15日前后，她在旅途中写信给贝兰，她称这封长信是她的“精神自传”。轮船于5月17日启程。她在卡萨布兰卡逗留了三周，经法国去美国的旅客都滞留在临时营地里，薇依在那里修改文章并定稿她把这些文章作为精神遗产寄给贝兰5月26日她又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对15日的信的内容进行补充和阐发。

1942年6月底，她抵达纽约法国临时政府委任她一项任务，她于是在11月10日动身去英国。

她在伦敦负责研究条令；她起草计划撰写了一篇有关国家与个人的互相间权利和义务的备忘录。她执意分担仍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所经受的磨难，以至拒绝医生因她过度疲务而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她严格地按照国内敌占区的同胞们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

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943年4月下半月住进了伦敦弥德赛克医院，8月中，又转到康特群的阿斯福特疗养院。

人们在她的笔记本中发现的最后几个字是：“教学的最重要方面=对教会的认识（从科学意义上说）。”

薇依的整个一生都包含在这个词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进阿斯福特疗养院后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

神学思想

薇依生前写作涉猎范围很广。她自己既是哲学教师也爱好数学，同时还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着很独到的反思。这些在许多关于她的作品和书籍中都有介绍。本文的重点是放在她的神学思想上，特别是和中国教会的神学实践中有关上帝观的神学思考和实践上来获得对我们的启发和帮助。

爱中创造一切的上帝

薇依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研究出来的那个堆砌在一堆玄而又玄的理论背后却从不顾人间疾苦的不动情的上帝，也不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在尘世间苦心打造出来的如贪官污吏一样的偶像。关于这两个方面，都是她尽力拒斥的。她在一篇论及主祷文的文章中写道：“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不来自于他。我们属于他。他爱我们，因为他自爱，因为我们属于他，但是天父在天上，而不是在别处， 倘若我们以为人世间有天父，那就不是他，那是假的上帝。”的确，从薇依的信主经历和她的哲学背景出发，我们发现他很注重上帝的超越性，这是和他面对时代的环境而分不开的，她必须回应当时欧洲把社会运动神化、把国家神化、把德意志民族神化的思潮，而且，欧洲的问题就在于取消了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超越性，取消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差别，神圣者不再神圣，俗世反成为神圣。所以，他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时代的谬误乃是由于无超自然的基督教。政教分离论（le laïcisme）是原因——首先是人文主义。”甚至于她把上帝的超越性提高到一个认为上帝是“与超自然无形的隐没在宇宙中”而且“他们无形的隐没在灵魂中，是件好事。”因为这避免了吧不是上帝的东西当作上帝来敬拜，也许薇依并没有想要和什么思潮作战，但她很清楚，离开了上帝的超自然性，偶像崇拜必然产生。表面上看起来，薇依的上帝有些如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中构筑的“太一”“绝对理念”等概念，加上薇依的良好哲学素养，有可能使人怀疑这位上帝还是不是那位永活的上帝，那位造物的主宰，薇依是否矫枉过正？但薇依自己就在她的作品中回答了这样人的提问。她的上帝不是不动情的上帝，相反，她的上帝不仅坐在高天之上，而且还俯视愁苦的群生并自愿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受苦难，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爱。薇依写道：“上帝穿过茫茫尘世来到我们这里”。而且，这位来到我们中间的上帝是一个“出于爱心，为了爱而创造……只创造爱本身和爱的手段而没有创造它物”的上帝。

上帝的爱是他属性的首要，“首先，上帝是爱。首先，上帝在自爱。这种爱，上帝身上的这种友谊，就是三位一体。”这种作为位格与位格之间的联系的爱，是薇依上帝观的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基督教悠远绵长的两千年历史中，薇依所属的神秘主义传统对上帝圣爱的属性一贯的强调。显然，爱不仅是神秘主义传统的核心概念，也是基督教信仰一贯的核心概念。上帝是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们的作品中屡屡可见他们特别的强调。如著名的13世纪女神秘主义者哈德薇希认为爱比天地所能包括的一切事物都更为宽阔和辽远，更为高深恒久。上帝之爱超越一切。而另一位极负盛名的吕斯布鲁克则说：“……一切事物在圣灵的溢流中都被圣父和圣子全新的爱着。这就是圣父与圣子的行动着的相遇；我们在其中，在永恒之爱中通过圣灵而被充满爱意的拥抱着。” 薇依继承了这一神秘主义者们对上帝的认识并有她自己的理解，她把上帝的爱直接和上帝的创造放在了一起：“一切存在之物在其存在当中，也同样受到上帝创造型的爱的支撑。”同样，作为上帝的朋友，我们应当“热爱存在之物，以使他们对尘世间万物之爱同上帝之爱交融”。 可以说，与我们中某些人想象的相反的是：不把上帝与上帝的创造分割，而是从万物的美善看到上帝的爱，这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主流。

不幸的意义：基督的十字架

薇依的上帝观不仅强调上帝的爱，更强调这位爱人的上帝爱人到一个程度，竟然参与了人的受苦。受苦的上帝是20世纪神学思潮的一大主题，许多神学家用头脑来思考上帝的受苦，以期待给世界的苦难一个答案。而薇依则是身体力行的与这位受苦的上帝站在了一起。从她自己切身体会出发认定受苦的上帝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在她的神秘经验中“当基督突然降临我身时，无论是感官还是想像都不曾有任何参与；我仅仅在苦痛中感到某种爱的降临，这种爱就像在一位亲切的人脸上所看到的微笑。”

在苦痛和不幸中，薇依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我们都知道：自宗教改革后，路德所提出的“十字架神学”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的缘故承受苦难与不幸这一既旧且新的教义。当路德论到上帝如何分担基督的苦难时，他明确地用上了“被钉死的上帝”（Deus Crucifixus）一词。基督的受难与不幸很大程度上就是上帝的不幸与苦难，在不幸与苦难中，上帝的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临到了人类。而薇依也说：“十字架上受难的最崇高时刻的从容，两边是何等爱的深渊！”

我们都知道，自从莱布尼茨提出神正论的问题之后，围绕着全能全爱的上帝为什么容忍罪恶与不幸存在于世界之上，不知伤透了多少神学家、哲学家的脑筋，反宗教的人士更是以此为借口来抗议让人受苦的上帝。可以说，在基督教现代思潮中，神正论问题是一个必须面对而不容回避的问题。薇依由其神秘主义的立场出发，力图在基督与人的相遇中，在亲身体验人的不幸与苦痛中寻找答案。

薇依和其他基督教思想家略有不同的一点是她竟然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作为存在的人的不幸是无法消除的。她说：“不幸：时间把有思维的人，不管其意愿如何，带向她无法承受但却必然会来临的东西哪里。”刘小枫博士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人通过任何手段都无法最终消除生存之不幸……有偶然性导致的不幸育人与生命会共存。悲凉永远会伴随着人的存在之偶然性，伴随着人的遗憾。”而且，薇依坚决拒斥不幸也会给人带来益处的这种所谓锻炼的学说，她认为罪恶和痛苦如果被人感知到其益处或能引起崇高的光荣的话，那它就不是不幸。不幸之所以是不幸就在于它是对生活的一种彻底否定，是降临于某人并把它彻底摧垮的事件。最大的不幸，就是上帝的不在场。使一切都变成虚空而无意义。因此薇依从不把基督信仰当作对苦难的逃避或麻醉——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她认为就是基督也同样的遭遇不幸，而且是遭遇到人所不能忍受的最大的不幸，上帝在基督里倒空自己，上帝不在场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但上帝的爱从此就显明出来了，基督的受难成为了另一种“赐福的不幸”。在这种不幸当中，上帝把自己的存在倾空。这种倾空显明了上帝在生存破碎中去爱的无限奥秘。这样，每一个执著最求爱的人应当在不幸中来与上帝站在一起，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站在一起，直至灵魂和基督发出同样的呼喊，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真切的感受到上帝是多末的爱世人，这才是真正的爱上帝的人，而基督徒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一所说的“相似于上帝，但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上帝……因此，一个爱人的上帝，一个爱上帝的人，应该受苦”的真正含义。

不幸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上帝不在场从而取消了一切生存的意义；但不幸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又被赋予了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从极度的十字架被树起的那一天起，上帝的爱穿越了一切深渊来到了不幸的人之中。“必须在虚无和虚空的苦难中努力找到更为充实的现实，同样，应当热爱生活以更加热爱死亡。”这也许是对薇依和像他一样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最好注解。

“涤罪的无神论”与“教外基督徒”

薇依的信仰一直备受争议。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她一直未接受洗礼并且是主动拒绝接受洗礼，虽然她表明自己很热爱宗教仪式对此并不感到反感。相反她多次参加弥撒和节期活动。并在其中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帮助和满足，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很怀疑她是否在没有接受洗礼的情况下去领过圣餐。而且，有的人还不敢肯定薇依是否有“得救的确信”。因为薇依在自己皈依后也曾说过：“真实的矛盾状况。上帝存在着，上帝并不存在。”并且她还肯定有一种“对上帝这个概念净化的无神论” 在某些人看来，薇依不仅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会员，恐怕连是否认信基督都很成问题。她不仅给无神论说话，甚至还替佛教、印度教、希腊神话的众神来寻找信仰的根据，在她给一位修士的信中这样写道：“基督教诞生以来，除在天主教教会之外的那一部分人（“不虔诚的人”“异教徒”“不信教者”）也有对上帝的爱与认识。更广义地讲，认为从基督教诞生以来，在基督教民族中比某些非基督教国家，例如印度对上帝拥有更多的爱与认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在这封信中，他详细的比较了各种宗教的学说和思想，深刻地的出了这样的结论：“如若我们明白了希腊几何学与基督信仰是从同一源泉喷发出来的，那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多末大的变化啊！”来读薇依的这些文字，也许有的人会愤怒、会瞠目结舌、会反感……但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文字下面是一颗跳动的质朴真实的良心。

事实上薇依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徒，但她绝对是一名跟随基督的 基督徒。她用自己的声明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有形的教会之外，上帝仍然做工。下面我们来看看她的所谓的“无神论”和拒不受洗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不是替他解释和辩护，乃是要让我们触摸这美丽的灵魂。

在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了：薇依的认信完全是从其生存的不幸处境中与上帝相遇的，不是任何的教条学说，也不是哲学理念。这就决定了她必然是一个真切的在生命中体会和跟随基督的人。决定了她必然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薇依之所以写出上面那段对上帝的存在似乎不确定的话语，乃是她从人的生存处境出发真实地思考，一方面她知道对于理性的头脑来讲，接受超自然的存在是一件多末困难的事情。“我坚信并无上帝，则是从这种意义讲的，即我确信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相似于我说出来的这个名字所可能设想到的东西。”随后，她更加坚定有力的说出：“但是，我无法设想的东西并不是幻想。”读到这里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可见薇依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薇依从小受到良好的理智上的训练，对数学、逻辑、语言、哲学都有很高的素养，她并不是否认理智对人的益处。乃是用理性在说明理性在证明上帝是否存在问题上的无能与无助。靠理性证明上帝，此路不通也。

同时薇依以一种特别开放的态度看待无神论。她这样写道：“有两种无神论，其中之一是对上帝这个概念的净化（purification）。”“在两个不曾体验过上帝的人中间，否认上帝的人也许离上帝最近。”薇依此话不无道理。她又说：“虚假的上帝在各方面类似于真的上帝，除非人们不去触及他，不然他会永远阻止人们接近真正的上帝。”其实，薇依的所谓的“涤罪的无神论”并不是指他要抛弃上帝，乃是指他要抛弃那人为的虚假的上帝的概念，比起无神论者，特别是真正肯于在世界上追求公正、良善和一切美好的无神论者，那些虚假的信仰者更加远离上帝。

薇依拒不接受洗礼，这是来自于她对教会及人为的制度的一种深刻的体会。她在讲述她为何不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时说：“我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将永不会入教，为的是不因宗教而使自己与普通人相隔。”她认为教会作为尘世间的一个社会组织而存在，就不可避免的具有“滥用权力的天然倾向。”而在教会的历史上，教会犯下了许多错误：以宗教的名义发动政治战争，逼害异端，压迫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局外人，她痛苦的看到在教会当中，参杂了许多人为的因素。“除了纯粹的神秘主义外，罗马的偶像崇拜把一切都弄污了。”

对于教会外的真善和美好，薇依从来不会加以否定。她认为这同样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她深刻地指出：“有这样多的事情是在教会之外，使我所爱和不愿意放弃的，这些事情一定是天主所爱的，否则它们不会存在。……这一切常被教会贬低，其实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而这些事情包括了“希腊、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世界的美，在科学与艺术中反映的这些纯净朴实的美。……我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多。总之，是对表面化的基督宗教之外的这一切之爱，使我停留在教会之外。”但停留在教会之外不意味着在基督之外，薇依以她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她一直在爱与不幸当中期待上帝的降临。

人物评价

“薇依的生与死是20世纪基督精神的伟大见证，使基督信仰仍然充满生命力的伟大见证，使基督仍在我们中间、上帝仍然活着的伟大见证。”通过对薇依思想的一些梳理。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她信仰的质朴和纯真。同时她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首先，对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有许多人，特别是教外的人总认为是消极遁世，逃脱现实的一种信仰。薇依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对这种看法的错误提供了最好的反驳。她认为上帝让我们爱这“故土”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美。薇依自己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工厂的劳动，和劳苦民众同甘苦共患难；在民族沦亡之际，他挺身而出，在国外参与抵抗运动，直至积劳成疾，早逝于贫病交加之中。她的生命和思想，深深的影响着当代的基督教信仰。正如玛多勒所说：“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数是很少的，薇依的书就属于这类书之列。在读了它的书之后，读者很难保持读前的情况……”以至于人们把她的《重负与神恩》的书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比较，并称她为“当代的帕斯卡尔”。我想是不过分的。

其次，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痛苦与不幸。薇依的思想使我们得到了更好的启发。“一个充分和合理的神义论必然要求上帝最终对世界的苦难负责任，而满足此要求最有力的证明，便是上帝在苦难中有份。”传统基督教教义坚持上帝不懂情性的观念，事实上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20世纪以后，随着苦罪问题日益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关注。薇依和其他在实践中经历上帝与他们一同受苦和战胜罪恶的思想家们共同得出了上帝在苦难与不幸中与人相遇，并与人一同承当苦难的后果的观念，使基督教神学在启示之光的照耀下勇敢地面对和回应苦难对人的威胁和攻击，并及时给在受苦当中的人以慰藉和希望。在谈到十字架神秘主义时，当代神学家犹根．莫尔特曼深刻地指出：“通过基督的受难与死，耶稣认同于那些被奴役的人，分担他们的受苦。…他们在自己遭受奴役的痛苦中也没有被抛弃。耶稣与他们在一起。在耶稣中，他们得到解救的希望；耶稣的复活与进入上帝的自由中，为他们带来自由的希望。在一个剥夺了他们所有希望，剥夺他们所有人性身份，直至它不可再见的世界里，耶稣使他们认同于上帝。”假如薇依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表示非常赞同的。

最后，薇依对待教会之外的真善美的看法。对待所谓的“无神论”的认识，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自始至终薇依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更不是一个异教徒。她是一个彻底追随基督的人，从未否认基督救恩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她说：“没有重生，没有内心顿悟，没有基督和上帝在灵魂中出现，就不会获救。”但她仍然对这世界上的美好和那些崇高道德的无神论者或其它宗教的信徒抱有崇高的敬意，她相信他们不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她认为那些拥有超自然的爱和接受上帝所创造世界秩序的人“即使作为无神论者而生而死，他们也是圣人。”在一个周围几乎都是非信徒的社会当中，基督徒如何看待他们？如何看待教会之外的真实和美好？是自以为义画地为牢还是敢于肯定上帝的工作和他在这个世界中默默无声于那些一直在痛苦中而并不屈服的人们站在一起？无疑薇依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思索的线路。

当然，薇依的思想丰富异常，可能要继续讲下去的话还会有很多未能发掘出的珍贵闪光之处，但限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最后我们愿意随着薇依在世时的一次经历来结束本文，让我们再一次和这位伟大而美丽的心灵共同去感受那位爱我们的上帝的爱。

他（圣神）带领我到一间教堂（1942年在马赛）。教堂很新但很丑陋。他对我说：“跪下。”我回答说：“我尚未领洗。”他说：“带着爱跪在这块土地上，就像你跪在一个维系着真理的地方一样。”我服从了。

人们在她的笔记本中发现的最后几个字是：“教学的最重要方面=对教会的认识（从科学意义上说）。”

薇依的整个一生都包含在这个词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进阿斯福特疗养院后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

她曾说：“我们生于他人的苦难里，而死于自己的痛苦中。”这也是她精神的写照。

西蒙娜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向宗教救世思想的转变，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痛苦、迷茫、奋斗和思考。

西蒙娜拥有特立独行，自甘苦行、永远站在穷苦人民一边的“圣女”人格和感人生平，她的思想充满智慧。

著作出版

源于期待

前言：论无辜者的不幸

01 论无辜者的不幸

02 论必然与顺从

03 灵魂朝着上帝

04 注意力的质量

05 最可贵的财富不是寻找得来的

06 只有正义才使意志和谐

07 聆听一个不幸者的声音

08 感谢那些并不知把面包赐予谁的人

09 爱世界的秩序

10 美是世间唯一的合目的性

11 肉体之爱意欲世界之美

12 共同的光明普照众生

13 爱宗教礼仪活动

14 目光注视着完美的纯净

15 神圣的东西无须费力

16 作为人类之爱的友情

17 内在的爱和外露的爱

18 重负与神恩

19 虚空与报答

20 接受虚空

21 超脱

22 填补虚空的想象

23 弃绝时间

24 无对象的渴望

25 我

26 失去创造

27 隐没

28 必然与服从

这本书是薇依的一些随笔。她的文字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美。这种美让我们怀疑她的存在是否真实。薇依的思想不同于任何人。是的，她是上帝疯狂的热爱者，追随者……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她文字中令人无法想象的绝对性和冷漠感。

以下是我摘抄的几句，希望大家能有所感触：

1 人们只有在某种距离上看待不幸时才可能接受不幸的存在。

2 爱真理意味着接受空虚，继之接受虚空，继之接受死亡。真理是同死亡在一起的。

3 依恋并非他物，只是现实感情中的不足，人们依恋与对事物的拥有，因为人们以为若不再拥有此物，就不再继续存在。许多人并没有以全部身心去领会，在一个城市被毁灭和他们一去不复返地远离这城市之间截然不同。

4 凡是存在的东西绝对不值得爱。

因此，应爱不存在之物。

但是，这个不存在的爱的对象物并不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想象不可能比我们自身——我们自身并不值得爱——更值得爱。

5 美，是一种人们看着它而不向它伸手的水果；

同样是一种人们看着它而不退却的不幸。

6 有一种不幸是：人们无力承受它延续下去，也无力从中摆脱出来。

7 限定是上帝爱我们的证明。

……

这本书是令我对薇依感兴趣的原因。她不像想成为天使那样去爱上帝，她对上帝的爱是摒弃。

重负与神恩

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沿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本书不是系统的专门论著，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学家梯蓬（G .Thibon，1903一）在薇依身后从她大量的手稿、言谈记录中整理成书的。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20世纪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

补充：

第一次大战使她的学业经常受挫，尽管如此，1924年6月，16岁时，她终于通过了文科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是“良”。考试委员会主席是一位中世纪前期文学专家，他在口试时给了西蒙娜19分，满分为20分。

教学期间

她在维克多·杜吕依中学学哲学，从师于勒·赛纳以后，为进高等师范学校作准备，她在亨利第四中学学习两年，从师阿兰。阿兰发现她有哲学天才，说在她身上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他十分善意地关注着她，但还指出她应当“避免作过于狭窄的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的思考”，并说“她曾经想放弃那种抽象的、深奥莫测的繁琐探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游戏，而进行直接的分析”。

她于1928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31年取得大拿和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即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1931年冬至1932年春，她在那里明确表态反对政府的压制政策，向市政府公开表示对该市失业者的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 

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社深怀友情，1932年可是同该杂志合作。这本杂志使她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述人间疾苦，表达她对劳动者处境的基本看法和感情。

1932年10月她被调到奥塞尔，1933年又调到罗昂。这时，她决定告假一年，以便全心全意地体验工人生活，夏天在汝拉山区她在干农活时就想作这种尝试。

她在雷诺厂找到一份工作，在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尽管她息有头痛病，身体又虚弱，但她绝不允许自己的生活条件与车间工人有任何不同。

1935年，假期已告结束，她又重操旧业，在布尔日的女子中学任教，直到1936年夏离开那里。同年8月初，她前往巴塞罗部．她要亲自对“赤色分子”与“佛朗哥分子”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在数周的时间里，她在卡塔庐西亚前线同共和派军队一起饱受磨难，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战争灾难。后来，她返回法国。

由于疾病，她再次告假。直至1937年她才去圣康坦女子中学赴任。1938年1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又不得不中断教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6月13日，她决定离开巴黎，同年10月在马赛暂居。

二战期间

1941年6月，经女友介绍，她认识了Le. R. P贝兰，当时贝兰正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两年后贝兰被盖世太保逮捕。贝兰又介绍她同G.梯蓬相识，她住在梯蓬家里，在阿尔代什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经不住农家田间生活的吸引，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帮助收庄稼或收获葡萄，与此同时，她并未放弃希腊哲学或印度哲学的研究，扩展梵文知识，并进一步确定了研究神秘主义和上帝这个概念的倾向，这些研究促使她写下有关天主经和爱上帝的论文，读者在本书中可读到这些文章。

她在冬天返回马赛，继续同贝兰讨论、研究，在贝兰的要求下，她在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地下小教堂的聚会上阐述自己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看法。

1942年3月，贝兰被任命为蒙佩利耶修道院院长，他从不曾中断同薇依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会面，通信和交流只是在薇依离法时才中断。

1942年5月15日前后，她在旅途中写信给贝兰，她称这封长信是她的“精神自传”。轮船于5月17日启程。她在卡萨布兰卡逗留了三周，经法国去美国的旅客都滞留在临时营地里，薇依在那里修改文章并定稿她把这些文章作为精神遗产寄给贝兰。5月26日她又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对15日的信的内容进行补充和阐发。

1942年6月底，她抵达纽约。法国临时政府委任她一项任务，她于是在11月10日动身去英国。她在伦敦负责研究条令，她起草计划撰写了一篇有关国家与个人的互相间权利和义务的备忘录。

谢选骏指出：西蒙娜·薇依被一种不健康的力量控制了。所以我在1996年11月15日写道——“法国女作家西蒙娜·薇依的遗书《在期待之中》，是一部令人生厌的、纠缠不休的作品。”

这位女士力图玩弄神秘？唯恐自己的罪业不够深刻或是高耸？但奇怪的是，中文版译者，却将之纳入“基督教学术文库”。如此捉弄“基督教学术”，结果使之成了“反基督”的代号，这是不幸的。因为这不诚实，虚伪如魔鬼的谎言。

光明正大的反基督者，应该公开向基督宣战，而不该潜入基督的营垒内部作乱。当然，这种“不该”中的不诚实性，正是典型的敌基督的魔鬼手段，是邪恶意义的“应该”。所以，热爱基督的人也要认清魔鬼的方法论！那就是“今生的盼望”。今生的盼望者，他（她）们的方法论，是一种苟合的产物，是从属于他（她）们的生计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基督，让我们从文化基督徒的“淫行”中，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性。这罪性就是为了彰显莫名其妙的自我而与魔鬼无条件地“行淫”，并为了这一需要而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基督，从而玷污了基督教的名誉。敌基督者敢于杀死上帝的圣子，还有什么恶事做不出来？当然，我们虽然憎恨他们，但自己也不是什么好货，迄今还在罪的捆绑中，继续参与钉死基督的罪行。这十字架不在各各他，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如果不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钉死了自己的罪和旧我，就会钉死了基督的样式，使自己再成魔鬼的奴仆。这里没有双赢，只有零和！

我很生气。“这本书出自魔鬼之手。但是译者却将之纳入《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当时我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