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线城市“女追男”，女生相亲交2万才见四个》（腾讯新闻棱镜 2022-02-28）报道：
情人节的前两天是一个周末，北京气温低至零下10度，但在望京一家咖啡馆里，从这座偌大城市各个角落赶来的60多位单身男女青年，仍将现场的氛围烘托得喧嚣且燥动。
他们均毕业于国内985高校，其中不乏清北、剑桥、斯坦福等国际名校，绝大部分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目前就职于各大金融机构、央企、互联网公司等。女生平均年龄30岁，平均身高166cm；男生平均年龄33岁，平均身高177cm——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称得上是相亲市场最优质的人群。
他们正在参加一项“经典8分钟约会”的相亲活动。简单来说，将两男两女分成十几桌，聊完8分钟后，男生起身换到下一桌，这样能保证每个人相互都有交流的机会。“8分钟约会”来源于一项国外研究：8分钟是陌生人见面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足以对异性产生好感并建立联系，如果无感的话也不至于漫长而太无聊。
“脑袋嗡嗡的。”在分别和30多位男生聊天结束之后，小苒感叹道。黑色呢子大衣配上一副黑框眼镜，干练的打扮让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位面试的HR，但因为第一次来参加线下相亲活动，手里始终拿着主办方提供的嘉宾资料，以方便寻找共同话题。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活动结束后，她坦言并没有特别中意的男生。“相亲太难了！”她向作者吐槽。
高学历导致毕业时间晚、高压力工作导致交际圈缩小……多重因素作用下，90后如今已经成为一线城市相亲市场上的主力。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下，如前文描述的这种高效、精准的相亲活动开始备受青睐，各种新型的以校友圈子、互联网大厂圈子为受众的相亲公众号或小程序开始涌现。
当然，残酷的供需关系也决定着相亲的价格不菲。网上投一次简历“应征”就需要花费50元-200元不等，一些1V1高端相亲套餐动辄上万元起步，平均见一名相亲对象需要花费4000-5000元。
把“为自己找对象”做成了事业
91年的林怡24岁起就开始给自己相亲，彼时她刚刚研究生毕业来到深圳，举目无亲，工作又特别忙，去哪里找对象成为她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在朋友的推荐下，她开始参加一些互联网相亲活动，大约一个月一次的相亲频率，持续了好几年。
随着最年轻的一批90后都已经大学毕业，婚恋需求直线上升，像林怡这样的90后开始成为相亲市场上的主流群体。招商证券在一份云相亲市场专题研究中，援引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称，2018年中国单身人士已达2.4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65%，90后成为单身群体主力军，占比47.68%。
在梳理了300万注册用户的数据后，“单身青年自救平台”近期发布的一份《2021年高学历青年婚恋交友行为报告》（下称《交友报告》）显示，在当前的婚恋市场中，25-33岁的男女最多。其中30岁及以下的女性用户占比60%；30岁及以下的男性用户占比51.9%。女性相对男性更早进入婚恋市场，婚育方面所面临的年龄压力更大。
单身青年自救平台是一家起源于互联网大厂的相亲平台，成立于2019年，因其头像是一个狗头，被用户戏称为“二狗平台”。据其官方介绍，其用户主要涵盖北上广深的互联网大厂、金融、高校等机构的员工。
与“单身青年自救平台”将用户定位于某个特定的圈层类似，创办于2015年的“陌上花开HIMMR”是一个专门为985高校以及海外顶尖名校的学生与校友提供相亲服务的平台，创始人是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两位90后女生。创始人之一的月亮告诉作者，当初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是为了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找对象，没想到需求远远超出预期，用户从最初身边的十几个同学，到如今已经发展为几十万注册会员。
“陌上花开HIMMR”的公众号每周会有3个嘉宾来“挂牌”（即公开发文交友征婚），对嘉宾的要求之一是必须来自985院校或者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海外高校。即便条件如此苛刻，但公众号的排期通常也排到了2个月之后。
“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一门事业。”月亮向作者介绍，今年她们开始搭建全职团队，并在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分公司，加上部分兼职人员，团队规模目前已接近50人。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胡小武曾撰文分析，根据现在普遍的大学本科毕业22岁、硕士研究生毕业25岁、博士毕业28岁的标准年龄，如果硕士毕业三年内未婚，那么女性年龄将达到28岁。这种因为毕业年龄的推迟而导致的婚姻年龄的延迟，成为当今大城市“剩人时代”一大主要原因。大城市所呈现出来的高工作压力、高生活成本与职业高流动性，让越来越多的白领、蓝领在为“三十而立”奋斗不息，从而不得不推迟自己谈婚论嫁的年龄。
花5000元去见一个相亲对象
据作者了解，目前互联网相亲的收费方式主要分为线上、线下两种。线上的普通会员费通常在几百块钱，此外会有一些按次收费的项目。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文婧，很久之前就关注了一家相亲平台的公众号，她发现平台推送的男嘉宾少之又少，后来，一位前来“挂牌”的男医生嘉宾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兴冲冲地在平台付费了50元，只为将自己的“简历”在线递交给这个男生。
然而，令她沮丧的是，由于收到的“简历”太多，这名男生根本都没有点开她的那一份。按照平台的规则，50元被原路退回来。
“太不靠谱了！”她向作者吐槽，这次失败的经历让她不再相信这种相亲方式，“还是回归传统方式，让身边的朋友帮忙介绍，感觉更值得信赖”。
不过，与线上几十块、几百块的付费相比，线下1对1的高端会员，才是真正的“烧钱”模式。
到了27岁之后，林怡想脱单的心情更急迫了，她也去考察了一圈互联网相亲机构。按照她设定的一些要求，报价均在2万元起步，她自己默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就自己身边的男同事那种条件的男生，她需要花至少6万块钱才能在相亲机构见上面。
在考察了三年之后，30岁的她终于成为了一家新型相亲平台的付费会员。一次交13999元的会员费，保证安排约见4个人，平均见一个人需要花费3500元，这在行业里算是比较低的价格了。
对林怡来说，当下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价格贵一些也能接受，而且这个价格包含了红娘的咨询费。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单身到30岁，一定是有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感问题或者障碍存在，希望能从红娘这样的专业人士处得到建议。
幸运的是，相到第二个男嘉宾的时候，她就成功牵手脱单了。兴奋的她还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和身边的几个朋友30岁+脱单的经历，获得了几百条评论和点赞，让她惊讶不已。
与林怡相比，35岁+的王妍的相亲史更加漫长。从2010年开始，她就在世纪佳缘等传统平台上相亲，从一开始几百块钱购买普通会员服务，到2020年在销售的极力劝说下花13800元买下高端会员套餐，王妍依然没有成功“脱单”。
这两年各类相亲小程序和公众号兴起之后，王妍也积极尝试过不同的渠道来相亲。在她看来，这些渠道会给人一种错觉，让大家认为可以选择的机会更多了，很多人甚至会看花眼，“就像猴子掰玉米一样”，然而她仍旧单身至今。
作为年薪近百万的高级白领，王妍先后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工作。高强度的工作之下，让她很长一段时间无暇顾及“终身大事”。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王妍发现找对象越来越难。
她甚至认真考虑过，自己要不要嫁到国外去？因为国外对女性的年龄没有这么大的偏见，“他们会首先看到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很积极向上的女生，而不是关注你的年龄”。
一线城市“优质男”稀缺
92年的上海白领苏慧从27岁开始在网上相亲，因为见证了亲姐姐在相亲市场的“残酷”经历，让她认识到“越早越有选择权”。她注意到，在上海相亲市场上，女多男少的现象非常严重。
在上海本地一家线下相亲机构缴纳了近两万元会费，历时3年之后，苏慧的姐姐终于成功牵手。令苏慧吃惊的是，这家机构只对女生收费，对男生则是免费，背后的原因也是由于市场上优质男生太稀缺。
事实上，不只是上海，一线城市相亲市场普遍面临“女多男少”的性别失衡现状。在“单身青年自救平台”、“陌上花开HIMMR”举办的线下活动报名时，女生的名额基本上秒光，而男生则需要“千呼万唤始出来”。
以“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的数据为例，其用户的男女比例为46:54，在广州和深圳，这一比例悬殊更大，达到43:57。
“陌上花开HIMMR”五周年用户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在该平台“挂牌”的嘉宾男女比例约为29：71。之所以会如此悬殊，平台分析称，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男追女”社会规则，使得女生挂牌和男生应征成为一种更为自然的认识方式；二是女性受到的年龄社会压力大于男性，也促使她们在压力之下选取平台挂牌这种方式；三是社会舆论对于女性的自我表达更为宽容，女性也更擅长在聚光灯下自然地展现自己。
如前所述，毕业年龄的推迟影响了如今90后们的婚育年龄，一线城市高学历女生越来越多，或许也是造成相亲市场上女多男少的原因之一。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自2010年全国女硕士首次超过男生起，至2020年这十年中，仅2017年硕士研究生的男生比例超过女生0.12个百分比，其余年份都是女生比例高于男生。例如，2020年硕士研究生女生占比52.53%，本科生女生占比53.7%。
此外，很现实一点是，在相亲市场上，年龄这一评价尺度对于女生而言会苛刻许多，成为女生“被剩下”的主要原因。前述《交友报告》显示，女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均收到的申请次数和申请他人时的被通过率，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37岁之后，女生的申请通过率和收到的申请数又会突然逆势回升。
“陌上花开HIMMR”在这方面的数据大同小异。其五周年用户报告显示，29岁成为女性的一个关键分水岭，29岁之后女性应征者成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早于男性的33岁，这与当前社会都市女性面临的年龄焦虑交相辉映。但焦虑是暂时的，35岁之后，女性应征者的成功率出现反弹。
月亮对作者分析称，在择偶标准上，大家还是会受到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例如男生更关心女生的年纪，女生则更关心男生的身高。但一些可喜的变化是，35岁以上的女生受欢迎程度大幅提升，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优秀女生在35岁之后，对于年龄这件事情会更加自信和认同；另一方面她们的经济条件、眼界都已经相对成熟，会更加纯粹地去追求感情。
对于相亲市场上女多男少，尤其是优质女性多于男性这个话题，月亮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她提到，社会舆论对于优质男生的标准其实更苛刻，女生只要外貌端正、有一个良好的学历和不错的收入，就会被定义为优秀。但是对于同样条件的男生，社会的评价尺度里还会增加“是否有房有车”等条件。
向上兼容与向下兼容错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始终存在“男下娶，女上嫁”的择偶梯度。简单来说，男生可以向下兼容条件不如自己的女生，女生则只会向上兼容比自己条件好的男生。这样就导致两种适婚人群在婚姻市场上存在割裂：大龄优质女性嫁不出去、经济实力较差的男性娶不到老婆。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作者提到，一线城市的单身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收入也比较高，能带给自己比较舒适的富足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对结婚没有什么紧迫感，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高，宁缺毋滥。“宁愿要幸福的单身生活，也不要蹩脚的婚姻。”
学者邹小华、李明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城市“剩女”》一文中则提到，不能简单地把大龄优质未婚女性较高的择偶标准归结为她们的观念问题或者是“拜金”行为，而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原因。
在他们看来，在中国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造成了薪酬制度、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城市劳动力以及农村劳动力很难流入城市中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也就难以享受高层次劳动市场所具有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福利。而处在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龄优质女性，不愿意选择较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男士作为其配偶，在没有满足其期望指标的男士出现的情况下，她们宁愿单身。
胡小武也提到，从根本上看，中国城市“剩人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竞争加剧而导致的平均学历提升和工作年龄推迟。与此同时，还在大龄时期承受着城市高房价、高工作负荷、高生活成本压力，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必须面对城市性所产生的低社会交往频率、缩小的交往圈、异变的婚恋观、择偶观等残酷的社会现实，这也让成千上万的都市青年陷入了一个“高压力、低交往、难交往、高压力”的恶性循环漩涡。
“如果要打破这种‘剩人怪圈’，还需要从就业观念、住房保障、婚恋观念、价值观等层面进行系统的改变。”胡小武称。
林怡向作者坦承，不会考虑去向下兼容，因为自己的站位还不够高。“等我财务自由了应该可以吧！”她笑称。
谢选骏指出：城里的女人嫁不出去，乡下的男人娶不到老婆——湘潭出身的毛匪泽东感同身受，因为具有切肤之痛，于是一旦进城就要发起“文化革命”，其中重中之重，就是“送肉下乡运动”的项目——
网文《上山下乡》报道：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外文名Young people go to poor areas）。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苏联模式
上山下乡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运动起始
序幕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高潮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利益补偿
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历程记录
第一阶段从1968年到1969年，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第二阶段从1970年到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锐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又一次发生经济“过热”，出现了所谓“三突破”，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一部分在乡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回城。
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1976年，1973年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其中一条措施就是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
我国从1966年开始有了知青，1977年是最后一批下放知青。
结论
1.经济方面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接收知识青年地区的农村、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压力，给知识青年家长造成负担，同时给一些知识青年带来不幸。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知识方面准备不足的一代人，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被践踏，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使得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受到迫害。
2.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文革”时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和延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从经济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危机，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从政治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及其利用毛泽东某些思想理论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试图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毛泽东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和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同工农相结合。
文艺作品
小说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这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关东的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生活。
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描述的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电影
舒淇和刘烨主演的电影《美人草》演绎了云南知青的一段爱情故事。
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
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的故事。
1983年出品的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电视剧
《血色浪漫》是以这次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局部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的背景，可以说是近年来下乡运动描写最真实的一部电视题材的作品。本剧的主演有刘烨和孙俪。
《北风那个吹》主演闫妮、夏雨、马苏，是高满堂根据自己年轻时下乡的真实感受创作，讲述七十年代知青的真实生活，以二十多载的命运跨度，以笑泪交融的独特讲述方式，闫妮在剧中扮演了憨厚朴实的大队长牛鲜花，她爱上了由夏雨饰演的知青帅子，两人由此开展了一段跨越20年的姐弟情缘。
纪实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
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
谢选骏：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与文，都没有涉及到“毛匪泽东的送肉下乡运动”这个概念——因为这些人都是多余的垃圾，不敢涉及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毛泽东集团本质上和苏联集团一样，都是由强奸犯组成的黑社会党团组织——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从事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的勾当。送肉下乡，不过是“消灭三大差别”的一环——他们消灭文明制造野蛮，让社会一穷二白，让自己肥得流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