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女事件：中华文化本来没问题 都是共产党搞坏了？》（一个律师的笔记本 2022-02-27）报道：
「前红朝中华社会」的乌托邦想像悖离历史且有害
一个律师的笔记本 2022年02月27日
《红楼梦》的读者很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那几个光彩夺目的女性角色身上，却忘了其他女性身陷巨大的黑暗。（图为《红楼梦》第八十回香菱挨打，清代孙温绘。）
倒不是要为红朝说话，但有一点还是要澄清：对女性的掳掠与买卖，在那个社会是源远流长的现象，并非始自红朝。像是《红楼梦》故事一开始，小女孩甄英莲就横遭拐卖，几经流转，再变成侍妾香菱。「甄英莲」（真应怜）这个名字，就暗喻著「平生遭际实堪伤」的命运。
这个情节，反映了人口拐卖普遍存在的恐怖现实。《红楼梦》的读者很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那几个光彩夺目的女性角色身上，却忘了其他女性身陷巨大的黑暗。当代政权的确有其问题，但若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因于政权，反而会掩盖更深层的问题。
当然，如果要质疑，可以说《红楼梦》只是「假语村言」的小说，不能作为实证。这也没错，虽然我认为《红楼梦》是对中华社会的精彩描写，但小说终归是小说，那麽，就来看看记实性的记录。
举例而言，晚清名士赵烈文（曾任曾国藩的幕僚）在光绪8年（1882年）10月，曾经前往上海旅游shopping，此行除了买书、买药、买洋货，还有一个採购标的，就是买人，他在日记中自述如下：
「余此行意欲买妾，闻沪上人材之众，必易遴择」（《赵烈文日记》页2681，光绪8年10月12日）
随后，赵烈文找到一个「负累数百金，故不得已鬻妹偿付」的俞姓人家（《赵烈文日记》页2690、2698、2699），买下小他三十三岁的俞氏女。三年后，大概是觉得满意，于是又加购她的妹妹（《赵烈文日记》页2834、2841）。
交易当时，俞妹的年龄只有十岁，而且这还很可能是虚岁算法。该说人性未泯吗？赵烈文把她养了几年，之后才正式纳妾。在他的日记中，对这次纳妾作了下列记载：
「张设黛楼西间为合欢所…拟作诗志喜，甫十馀联，女盛妆出见，为之情移…经行之处，合家数十人夹道聚观，莫不啧啧称艳…盘旋左右，目不暇给，不意老来有此备福。」（《赵烈文日记》页3001，光绪15年2月13-14日）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赵烈文对于买下俞氏姐妹相当得意，而且显然不觉得这种作法有任何问题。不过，他「盘旋左右，目不暇给」的日子并不长。几年之后（光绪20年，1894），赵烈文旋即过世，至于俞氏姊妹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赵烈文生活的时代是晚清，到了民国，状况也未必好到哪裡去。这个时代去今未远，老辈的回忆录可以提供若干线索。以出身山东的作家王鼎钧为例，他在二战期间跟著学校逃难，行经河南乡间时走得比较慢，同行的表姐就叫王鼎钧在后面自己走，她要跟大队继续前进，因为「我是女生，不能掉队」。
女生掉队会怎麽样？王鼎钧直接给出答案：
「女生不能掉队。这次河南打仗，河南大学的女生被日军衝散，有几个女生落入土豪劣绅手中，起初当然也反抗，后来，就像张爱玲写的『小艾』，生了孩子，不言不语做母亲。」（《怒目少年》，页195-196）
看起来，这些逃难的女学生对于自己的「同胞」，几乎就跟对日军一样恐惧。由此可见，掳掠女性在当时很可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至少绝非罕见。
对于女性的掳掠与买卖，反映的是女性地位极低，形同供人处分的物件。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不是被掳掠贩卖的女性，处境也说不上乐观。对于山东家乡的社会实况，王鼎钧作了如下描述：
「对娶进门来的媳妇要千方百计的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人格，做驯服的奴隶，这是做公婆的哲学。乡下小媳妇挨打多半因为在厨房裡偷嘴，而偷嘴是因为她天天都吃不饱，规矩大，饭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罂粟收成，鸦片烟膏随手可得，你就听见这一家的小媳妇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妇也服毒死了。」（《昨天的云》，页295）
而且，即使自杀，也不要指望乡里会有什麽同情：
「母亲谈了些小媳妇投井自杀的事…母亲说，谁家媳妇投井自杀，全村的人都骂死者，怪她弄髒了饮水，不骂那逼死她的丈夫或公婆。」（《昨天的云》，页193）
至于性暴力的发生，恐怕也并不少见：
「女子不可单独进入高粱田…高粱田是现代的蛮荒，裡面可以发生任何事情。一个男子，如果在高粱田里猝然遇见一个陌生的女子，他会认为女人在那里等待男人的侵犯，他有侵犯她的权利。」（《昨天的云》，页194）
综观以上记述，对于女性的掳掠也好、贩卖也好、虐待也好，在这样的社会早就行之有年，绝对不是始自红朝。质疑者或许可以说，这些都是个案或一家之言，但这种现象本来就不可能有通盘的量化统计。倘若没有统计的事就当作不存在，那就等于是无视现实。
就算是个案好了，这些个案也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贬抑女性，本来就是社会常态的一部份，根植于文化实践当中，乃至于加害者很可能觉得自己的作法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当地的文化价值。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共犯结构。如果不正视这一点，那反而会落入另一种迷思：「中华文化本来没有问题，都是XX党搞坏了」。这样一来，甚或会助长对于「前红朝中华社会」的乌托邦想像，不但悖离历史事实，而且有害无益。
的确，政权有作恶，但如果「只是」政权作恶，就无法解释为什麽基层社会竟然有这样绵密广泛的共犯结构，让掳掠或贩卖女性的现象一再发生。再强调一遍，我绝对不是说那个政权没有问题。
我是说那个社会本身就有很严重的问题。
※本文原标题：「平生遭际实堪伤」 社会性的共犯结构
引用资料：
赵烈文，《赵烈文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
王鼎钧，《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一：昨天的云》，尔雅2005
王鼎钧，《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尔雅2005
谢选骏指出：上文丝毫不提——明末清初的满洲鞑子，才是是贩卖妇女的急先锋。这些牲口还企图废止汉人的缠足，以便于他们随意掳掠驱赶和奴役压榨……这些东北畜生，公然开辟人肉市场，标价吆喝售卖，就像北美殖民地贩卖黑奴一样……这些恐怖的事情，只要读一读那个时代的作品例如《扬州十日》等等，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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