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无神论者不能拯救自然

《气候变化：联合国IPCC最新报告告诉我们的五个事实》（麦特·马格拉斯 Matt McGrath BBC环境事务记者 2022年3月6日）报道：

IPCC报告称，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相关灾害威胁人口已达40%。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日发表的最新报告，审视了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与对策。

报告内容是迄今对全球变暖如何影响万物的最清晰表述。以下是我们从这份报告得知的五个结论。

1.比想象还要差

从格陵兰（Greenland）冰架融化到珊瑚礁遭受破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已经达到历来模型推演中最高值的一端，也比IPCC此前评估的速度快得多。

最新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约40%人口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面前“受害风险最高”。

但要承担这恶果的他们却是最没有制造麻烦的一群。

在孟加拉南部萨奇拉地区，海平面上升已导致地下水变咸，居民难以生活。

全球适应中心（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是从事协助政府与私营机构作出大规模适应计划的工作。其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韦尔库伊詹（Patrick Verkooijen）说：“在非洲，按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轨迹，约30%的玉米产区将面临绝收，大豆则是约50%。”

他对BBC说：“也就是说，世界部分地区，尤其是在非洲，将变得不宜人类生存。”

“正如IPCC报告所言，要阻止推动这种气候种族隔离的势力，时间无多。”

2. 得到科学论证的损失与损害

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想方设法让富有国家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与损害， 既因为气候变化而造成无法适应的境地，或是像海平面上升等在一点点发生事件。

这之所以成为争论焦点，是因为它与碳排放的长期历史责任相挂钩，而富有国家担心会被告到法庭受审，无止境地为他们有份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支付赔偿金。

环保活动人士不满格拉斯哥COP26峰会没能设立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补偿机制。

此前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美国与欧盟阻止建立一个损失与损害专项基金的政治努力，使应对此问题的政治努力受挫。

现在，IPCC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可见影响包括“广泛的负面冲击，以及给自然与人类带来的相关损失与损害”

IPCC的这次背书有望提升损失与损害在气候谈判中的分量，英方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岑浩文）也同意这一点。

夏尔马说：“报告强调了一项紧迫性：我们必须为气候变化做准备，认识损失与损害这一新现实，尤其是在世上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冲击的群体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予以解决问题。”

3. 科技非万能

据IPCC所言，采用某些为限制气候变暖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科技，只会弄巧成拙。

例如，人们担心那些抽吸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机器会否反而导致更大规模的温室气体排放。

种树植林向来被视为应对气候变暖的好办法，但IPCC报告提示，把错误的树木种植在错误的地方，效果适得其反。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气候政策专家琳达·施耐德（Linda Schneider）是IPCC观察员。她说：“当你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碳循环中的其他环节会发生反弹效应。”

“这会导致海洋与陆地中的碳储备出现气体释出效应，补回大气中被移除的那部分二氧化碳。”

4. 希望在城市

大城市既能大大影响气候，也能为避免最坏的状况带来机遇。

城市继续扩展之际，可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与楼宇建设。这有望为数以百万计人口减少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破坏。

为什么城市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有害

像尼日利亚拉各斯这样的城市既是受气候变化冲击的热点，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所在。

IPCC第二工作组联席主席黛布拉·罗伯茨（Debra Roberts）说：“我们明确指出，世上各大城市均是关键的动员对象。”

“有一部分受害风险最高的人群居住于沿海城市，因此这已经是个切入点。你能透过在沿海城市的发展加以动员，来改变其中的选择。”

5. “正迅速关上的窗户”

这份报告对当前与未来给出了严峻而惨淡的评估，但报告作者们深信最恶劣的情况仍可避免——要是我们及时行动的话。

报告末段指出，IPCC认为，采取行动的机会最多只会维持到本年代末。

踏入2022年，非洲索马里再次发生旱灾，造成数以万计家庭流离失所，牲口死亡情况十分严重。

“经协调的全球行动要是再遭延误，我们将错过那短暂、正迅速关上的窗户，不能确保一个能存活的未来。”

要是我们能大幅削减碳排放，显著提高适应气候变化开支，或许能避免某些灾难变成注定发生。

这不单纯是投资在绿色能源与电动汽车之上。报告作者表示，在教育、卫生体系与社会公义上的投资也能帮助人类应付气温上升所带来的冲击。

IPCC还称，自然保育上投资同样能成为抵挡最坏情况的堡垒。委员会呼吁把全球30%至50%地方划为保育区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en）说：“自然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但首先我们得拯救自然。”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记者麦特·马格拉斯：@mattmcgrathBBC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里盘踞的这帮无神论者，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还想拯救自然——真是马裂主义的阴魂不散！无神论者只能自杀，不能拯救自然。

谢选骏：王毅戴上了人皮面具

《王毅：中国愿就乌克兰问题开展斡旋，承诺向乌方提供援助物资》（BBC 2022年3月7日）报道：

王毅在周一（3月7日）的中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做出此番表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愿意就乌克兰战争开展“必要”的斡旋，并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王毅在周一（3月7日）的中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做出此番表态。这是中国首次表示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扮演调解角色。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但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的北京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也拒绝实施任何制裁，并表示“理解”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关切。

愿开展斡旋

在每年中国两会都固定举行的外交部长记者会上，乌克兰问题成为关注焦点。记者会开场的四个问题都与之相关。

在回应路透社记者有关中国是否担心“因拒绝谴责俄罗斯会损害自身的国际地位”的问题时，王毅称，北京“一直在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

乌克兰俄罗斯局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时间线

“形势越紧，和谈越不能停止；分歧越大，越需要坐下来谈判。中方愿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他说道。

不过，王毅并未透露中国的具体计划，仅表示这种斡旋将在“需要的时候”进行。

乌克兰战火日益激烈。乌克兰当局称，该国多座城市的居民区持续受到俄军火箭弹袭击，并警告称俄罗斯将对首都基辅发动全面袭击。

联合国难民署周日（3月6日）表示，在过去10天的战争中，已有超过150万乌克兰人逃离到邻国避难。该机构称，这是自二战以来难民数量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

在俄罗斯发动进攻后，普京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色列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等领导人对话。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已在白俄罗斯举行了两轮和谈。但俄罗斯仍在对多个城市发动进攻。

此前，欧盟高级外交及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乌战争的调解人“必须是中国”。

但中国此前一直未正面回应是否将担任调解人角色。外长王毅在周六（3月5日）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通话时称，中国鼓励俄乌直接谈判，也鼓励美国、北约、欧盟与俄罗斯“开展平等对话”。

此次记者会通过视频连线形式进行。

在周一的记者会上，王毅还宣布，中国红十字会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不过，王毅并未改变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他强调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并称乌克兰问题“原因错综复杂”，需要“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中国一直拒绝将俄罗斯称为盟友，但在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于2月初访华时，当局以“上不封顶”形容中俄关系。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拒绝将俄罗斯的行动称为“入侵”，并在联合国大会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上投下弃权票。联合国安理会193个会员国中，有141个国家赞成谴责俄罗斯的提案。

王毅还谈了什么其他问题？

在时长约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上，王毅还就中国和美国、欧盟、印度、非洲、拉美、中亚和东盟等地区及组织的关系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27个问题中，他还回应了中外媒体有关南海问题，以及中国是否会像俄罗斯对乌克兰一样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提问。

我们整理了他对部分问题的表态：

南海问题：

中国与东盟各国启动准则（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来，已经取得很多积极进展。这两年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磋商进程步伐确实慢下来了。但中方对达成‘准则’的前景始终充满信心。

我们看到某些域外国家并不乐见准则达成，也不希望南海风平浪静，因为这将使他们失去插手南海、谋取私利的借口。希望东盟各国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共同抵制来自外部的干扰破坏。

是否会“武统台湾”

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通过大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歪曲台湾的历史，割裂台湾的根脉，到头来必将葬送台湾的未来。

美国一些势力为了遏制中国的振兴，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展，挑战和掏空一中原则，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不仅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也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中美关系

美方领导人和一些高官相继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四不一无意”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没有落地。

“印太战略”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维护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带来的绝不是什么福音，而是搅乱地区和平稳定的祸水。

中欧关系

中欧合作已经历经几十年风雨，植根于坚实的民意基础、广泛的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诉求，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任何势力都不能也无法逆转。

中日关系

当前中日关系依然面临一些分歧和挑战……日方应该顺势而为，而非逆流而动，不要为他人做火中取栗的事情，也不要走上以邻为壑的歧途。

朝核问题与中韩关系

2018年以来，朝方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成对话的积极举措，但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不符合各方已形成共识的“行动对行动”原则，导致本已严重缺失的朝美互信雪上加霜，也使得各种对话提议最终沦为空洞的口号。

中国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韩国也有句俗话叫“三个铜板买房屋，千两黄金买邻居”……我们愿同韩方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弘扬友好传统，深化互利合作，更好实现共同发展。

中印关系

我们看到，总有一些势力试图在中印之间挑动矛盾，在地区之间制造分裂，但这种做法正在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反思和警惕……希望印方同中方一道……坚持增进互信，避免误解误判，彼此作相互成就的伙伴，不当相互消耗的对手，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前行。

中非关系

中国在非洲建设了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10万公里公路、近百个港口，还有数不清的医院和学校。这些都不是什么“债务陷阱”，而是一座座合作的丰碑。

中拉关系

拉美是一片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热土，不是谁的‘后院’。拉美人民需要的是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而不是强权政治、霸道霸凌。

中国和中亚关系

中国同中亚五国关系正处于三十而立的黄金岁月，呈现蓬勃发展的广阔前景。中方愿同五国一道……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东盟关系

东盟国家不是地缘争夺的棋子，而是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的重要棋手。我们将继续把东盟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坚定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

中国和中东关系

作为中东国家的战略伙伴，中国始终奉行“两个支持”，那就是支持中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我们从不谋取什么地缘私利，更无意去填补所谓权力真空。

谢选骏指出：BBC也许不懂，王毅现在戴上了人皮面具——而这个，比他张牙舞爪的“战狗（战狼）”姿态，其实更加令人作呕。

深扒网《外交部长王毅是谁后代 王毅爸爸王其涛简历》（6个月前 小编）报道：

外交部长王毅是王其涛的后代，王毅的母亲据说曾将演过白毛女，也算是个出生在文艺家庭的人，王毅是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织成员，外交部部长。看着王毅这么厉害的职务头衔，大家很难想象在这之前的30年前，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他还只是个普通的小青年，他和其他的朋友一样生活在中国首都北京对国家的形式变化非常的敏感，他们都有一副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后来他进入到了外语学院学习才有了今天的一系列成就，1981年王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成为了外交部的一名工作成员，1995年升职做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2018年王毅当选国务委员。其实王毅的父亲王其涛没有过深的政治背景，倒是王其涛的岳父曾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

王毅爸爸王其涛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交集，他和其他家庭的父亲一样都有一颗爱子之心，他的孩子喜欢什么他从不多家干涉和阻拦，他总是默默的在王毅的背后支持和他。王毅在青年时期曾将和许许多多的普通年轻人一样，到下方地黑龙江省的某个贫苦的农村接受锻炼，那个时候的王毅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有今天的际遇，在长达八年的劳动锻炼以后，王毅赶上了大学生返校复读的好机会，他终于在25岁以前回到了北京。这一次的学习持续了王毅的一生，他先后取得了日语专业的毕业证书，然后是大学学历，还另外学习获得了第二个专业成绩——经济学硕士学位。王毅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学习和努力向世人证明寒门也能出贵子的传奇。

在王毅进入外交部以后，他的岳父钱嘉东对王毅在的仕途有很大的助益。钱嘉东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的贴身秘书，总理的治国之策王毅的岳父钱嘉东深有体会，正是因为钱嘉东对王毅的指点和提携，王毅才能在仕途上少走很多的弯路，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王毅在刚刚进入外交部的时候，有有很多的东西还不能够做到单机立断的地步，是钱嘉东提点了他，让他能够快速稳妥的处理好很多难题，当时的许多人都笑着说这个钱嘉东是要提携自己的女婿呀，不过钱王毅的表现没有令岳父失望，他的处事很妥当，因为办事能力强，王毅一路高升，让当初笑谈的人们没有争议可寻，就这样干就是大半辈子，王毅继岳父之后也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外交部长。

谢选骏指出：王毅靠他娘的卖唱生涯获得了一技之长，又靠着巴结岳父戴上了人皮面具——难怪他的塑胶脸总是让人不快，因为那太不真实了！

谢选骏：维吾尔人并非新疆的原住民

《中国报告指美国实行种族灭绝“旨在化解新疆人权指责”》（2021年3月8日 BBC）报道：

关于感恩节的叙事突出了美洲原住民的作用，但有历史反思者指出早期欧洲殖民者有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原罪

中国外交部3月2日发表文章指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待印第安人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这被认为是中国为化解受到美国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受到拘禁和屠杀指责做出的反击。

中国外交部发文说，美国历届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强制迁移，同化和不公正待遇已构成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

这篇题为“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的文章长达近万字，敦促美国“放弃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认真严肃对待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种族问题和罪行”。

分析人士指，这是中国为化解受到美国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受到拘禁和屠杀指责做出的反击。

美国和中国有关新疆“种族灭绝”之争的六个看点

之前，面对来自美国的人权指责，中国从1998年开始每年发表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美国自身存在人权问题，作为对美国的回击。

但在全球疫情爆发前后，随着中美经济和政治对抗加剧，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起发出关于中国在新疆监禁和屠杀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指责。

此后，中国的回应也越来越强烈。中国官方媒体发表评论说，美国和西方国家上述指责的用意在于破坏中国内部稳定，外部遏制中国崛起。

拜登政府沿用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的指责

新疆指责的“反击方法”

美国的“汉学家”林培瑞 (Perry Link) 最近评论说，中国的报告旨在企图掩盖屠杀维吾尔人的事实。他说，中国公布关于美国屠杀原住民历史的文件同近年来中国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在国际间引起的争议有关，中国被指将大批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

美国特朗普政府曾经指中国压迫维吾尔人为“大屠杀”，拜登政府也延续了这个关于新疆的立场。

中国被指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搞种族灭绝

具体到维吾尔族的问题，林培瑞说“骄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担心他们的国际形象”，他们被大屠杀的指称激怒。因此一个反击的办法就是研究原著民历史上受到的待遇。

3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发表讲话称，中国持续对新疆维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次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首先谴责美方“再次散布谎言对中方进行抹黑攻击”，然后说，中国外交部发布了《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证据》，详细介绍美国犯下的灭绝种族罪行。

对美国的“心理效果”

林培瑞在美国原住民新闻网站（Native News Online）的报道中承认，中国的报告“做了很多功课”，会得到一些美国读者的认可。不过林培瑞也指出，美国目前正面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美洲原著民存在的暴行，但是中国却没有面对自己的问题。不仅如此，林认为这个报告部分说明了中国政府企图掩盖屠杀维吾尔人。他说，中国反指美国的心理效果是要抵消对中国的批评；有的美国人会觉得确实自己存在问题，所以美国不应该指责其他国家。不过也有另外一些美国人会认为，即使美国政府存在问题，也不意味着美国人就不能指出其他国家的不公正和暴行。

大屠杀指责的反思和争议

2020年9月BBC驻纽约记者布莱恩特（Nick Bryant）在纪念"五月花"号抵达美洲400周年的报道中提到北美殖民历史当中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等“原罪”。报道说，现在的美国，特别是涉及种族文化的争议，仍然受到历史的影响，例如美国那些作为奴隶主的建国者是否现在仍然应该受到景仰。

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大规模骚乱和抗议事件

但关于“对北美原住民屠杀”和“盗窃来的国家”的叙事和反思历史思潮也不是没有争议。例如荷兰莱顿大学的历史学者杰夫·费恩-保罗（Jeff Fynn-Paul）就把这种反思说成是世界民主国家自我伤害的行为。他认为在当前世界上出现了拥有强大军事势力的压迫性政权的时候，这样做就十分有害。费恩-保罗说 “北美原住民被大屠杀”的说法经不起历史研究的考验。不仅如此，他认为这种左翼的历史“神话”暗含“资本主义不干好事”的深层含义，破坏了诸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民族国家的自信。

他在英国《观察家》杂志上撰文指出，上述国家叙事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主的成败取决于国家叙事，诸如美国，没有一个非政治性的人物（像君主那样）凝聚民众，最后就要靠这种叙事加强社会凝聚力。如果某种叙事对民众指出民主腐败到了根子，就很难维持他们对民主的向往。

他说，历史说明了，共和社会一旦对自身及其理想产生怀疑，不能坚信他们要优于周围的专制和暴政，那么共和国就很快就会对专制屈服。杰夫·费恩-保罗为上述论点举了2020年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大规模骚乱和抗议事件的例子。他提到的一个历史更久远的例子是德国魏玛共和国被纳粹政权取代。

谢选骏指出：黄俄不懂，维吾尔人并非新疆的原住民，而是最近一千年的殖民者——就像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因此，用美国原住民的灭绝来缓颊黄俄在新疆维吾尔面临的挑战，这才是对中国的真正抹黑。

谢选骏：俄罗斯联邦的末日疯狂

《武装乌克兰：17000件反坦克武器和一个秘密网络部队》（DAVID E. SANGER, ERIC SCHMITT, HELENE COOPER, JULIAN E. BARNES, KENNETH P. VOGEL 2022年3月7日）报道：

上周四，在罗马尼亚米哈伊尔·科加尔尼恰努空军基地，法国军用装备正在从货运飞机上卸下。

周日早上，在爱沙尼亚北部阿马里空军基地的一片白雪覆盖的停机坪上，成批的步枪、弹药和其他武器正被装载到一架属于乌克兰空军的安东诺夫AN-124运输机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之一，也是在乌克兰还是苏联加盟国时制造和购买的冷战时期产物。

现在它反过来被用于抵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美国和欧洲官员描述的与时间赛跑的大规模空运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乌克兰军队的补给线仍然开放的情况下将大量武器交到乌克兰军队手中。像这样的场景让人想起在整个欧洲进行的柏林空运——西方盟国在1948年和1949年为西柏林提供必需品而闻名的运输竞赛，当时苏联试图将其扼杀。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美国和北约已经将包括标枪导弹在内的1.7万多件反坦克武器运送到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将它们从巨型军用货机上卸下，以便他们能够通过陆路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主要城市。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军队一直专注于该国其他地区，以至于他们没有将武器供应线作为目标，但人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会长久。

但这只是一些最容易看到的贡献。被称为“网络任务小组”的美国网络司令部的部队已就绪，隐藏在东欧周围基地以干扰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通信，但官员们表示他们的成功率很难估算。

在华盛顿和德国，情报官员奋力将卫星照片与对俄罗斯军事单位的电子截获信息结合起来，擦除它们收集途径的线索，并在一两个小时内将它们传送给乌克兰军事单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试图远离已进入基辅的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他带着美国人提供的加密通信设备出行，这使他得以与拜登总统进行安全通话。泽连斯基周六晚上用该设备与拜登进行了35分钟的通话，讨论美国在不与俄罗斯军队直接在地面、空中或网络空间交战的情况下，还能做些什么来维持乌克兰的生存。

泽连斯基对迄今为止的帮助表示欢迎，但重复了他公开发表的批评——援助远远不足以完成未来的任务。他要求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禁止所有俄罗斯能源出口，并提供新的战斗机。

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周六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时，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花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想办法，要让波兰将一批使用多年的苏制米格-29战斗机转移到乌克兰，乌克兰飞行员知道如何驾驶这种战斗机。但这笔交易的条件是，作为回报，波兰将获得性能更强的美制F-16战隼战斗机，令这一行动更加复杂的是，其中许多飞机本来是承诺交给台湾的——美国在那里有更多的战略利益。

波兰领导人表示没有达成协议，并且显然担心他们将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以及这样做是否会使他们成为俄罗斯的新目标。美国表示对飞机互换的想法持开放态度。

“我无法给出一个时间表，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非常、非常积极地研究它，”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说，他正在出访摩尔多瓦等国。美国官员也担心，非北约成员的摩尔多瓦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想带回莫斯科势力范围的国家。

在华盛顿市中心，曾经向乌克兰政府收取丰厚服务费用的游说团体和律师事务所现在分文不取，帮助四面楚歌的泽连斯基政府请求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乌克兰人也在要求得到更多的钱购买武器，尽管他们拒绝接受一个观点，即华盛顿正在操纵泽连斯基的形象，将他描绘成穿着T恤的丘吉尔，号召他的国家参战。大型律师事务所科文顿-柏灵无偿代表乌克兰向国际法院提出了一项动议。

在许多方面，这比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柏林空运更为复杂。西柏林是一个有空中直达通道的较小领土。乌克兰是一个有4400万人口的庞大国家，拜登已将所有美国军队撤离该国，以避免成为战争中的“共同参战方”，这是一个法律术语，规定了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同时不被当成是在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但随着武器流入，以及如果干预俄罗斯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的措施升级，一些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表示，他们预感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位美国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周末警告称，美国对参战构成的法律定义和普京的定义不同。由于美国对乌克兰公开和秘密援助的敏感性，这位官员不愿透露姓名。

普京周六警告说，任何试图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的国家都将是在“参与武装冲突”。周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警告罗马尼亚等北约国家不要将其基地用作乌克兰空军剩余飞机的避风港。它说，如果他们这样做，“针对俄罗斯军队的任何后续使用都可以被视为这些国家在武装冲突中的参与。”

20年前的这个月，当美军开始涌入伊拉克时，大卫·H·彼得雷乌斯将军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告诉我这将如何结束。”就乌克兰而言，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在白宫回响的问题更像是：“告诉我，我们如何不被卷入超级大国的冲突中。”

武器的细流变成洪流

五角大楼表示，要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武器转让有多么迅速，可以参考以下情况：美国去年8月宣布的对乌克兰的6000万美元武器计划直到11月才完成。

但当总统在2月26日批准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时——几乎是前者的六倍——其中70%是在五天内交付的。官员们说，速度被认为至关重要，因为包括反坦克武器在内的装备必须在俄罗斯空军和地面部队开始攻击运输线路之前通过乌克兰西部。随着俄罗斯在该国境内占据更多领土，预计向乌克兰军队派发武器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官员们表示，在2月26日拜登批准从美国军事储备中转移武器后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首批武器——主要途径德国——就抵达了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机场。

军方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进武器运送，是启用了预先部署的军事储备，这些物资可以随时装入空军C-17运输机和其他运输机，然后飞至乌克兰邻国的几个集散基地，这些基地主要都位于波兰和罗马尼亚。

尽管如此，再补给工作仍然面临严峻的后勤和执行挑战。

“做点小事就能帮助乌克兰人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曾在美国驻欧洲特种部队担任指挥官的迈克尔·S·雷帕斯少将说道。

美国官员称，乌克兰领导人告诉他们，美国和其他盟国提供的武器正在改变战局。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过去一周，配备肩射式标枪反坦克导弹的乌克兰士兵曾多次攻击由俄罗斯装甲车和补给卡车组成的大型车队，在俄军逼近基辅时阻止了其地面推进。官员们表示，一些车辆被遗弃，因为俄军担心车队中的燃料补给罐成为乌克兰人的攻击目标，从而引发爆炸。

土耳其制造的“旗手”TB2无人机。

俄军车队还在行进沿线多个地点遭遇一个北约成员国提供的另一种武器的数次攻击。美国官员表示，土耳其拜卡“旗手”TB2武装无人机正在追击俄罗斯坦克和其他车辆，乌克兰军方在去年10月首次使用了这种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

“乌克兰武装部队极其高效地利用了我们提供的装备，这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五角大楼的俄罗斯政策高级官员劳拉·库珀表示。“这些装备成功延缓了俄军的推进，并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让克里姆林宫的观察者也感到十分惊讶。”

在战争初期，连天时地利都站到了乌克兰军队这一边。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北部的恶劣天气导致一些俄罗斯歼击机和直升机停飞。官员们称，为了避开被困的车队，许多俄军车辆都驶离主路，结果却陷进泥地，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受到攻击。

但美国的情报也有其局限性。拜登的基本原则是禁止侦察机在乌克兰上空飞行，因此这些侦察机必须像在朝鲜一样，要在乌克兰边境外进行监视。新的小型卫星也派上了用场，它们提供的图像与Maxar和行星实验室等商业公司提供的类似。

刚打响的网络战

从目前来看，这场冲突的一个奇怪特征是，它涉及到了古代和现代战争的一切范畴。士兵们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挖掘的战壕看起来就像1914年的场景。而大多数战略分析师所预测的在战争之初就将上演的现代战争——即计算机网络及其控制的电网和通信系统的争夺战——才刚刚开始。

美国官员表示，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在2015年和2016年攻击乌克兰电网后，乌克兰为加强网络安全做了大量努力。但专家认为，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也许俄罗斯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对此投入太多，或是还在留后手。也许美国主导的反击——这符合美国网络司令部及国家安全局负责人保罗·M·仲宗根上将所谓的“坚持参与”全球网络原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网络战的缺席。

政府官员的守口如瓶可以理解，他们都说正在进行的网络行动是这场冲突中最为机密的部分。最近几天，这些行动已从基辅转移到了乌克兰之外的作战中心。但这些网络作战小组显然已经追踪了一些熟悉的目标，包括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格鲁乌的活动，试图对其进行压制。微软也提供了帮助，在几小时内就推出了补丁，以清除它在非机密系统中检测到的恶意软件。

在美国是否算“共同参战方”的问题上，一切都属于未曾涉足的领域。根据美国对网络冲突相关法律的解释，美国可以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暂时性地切断俄罗斯的网络能力；永久性废除其能力就有待商榷了。但正如专家们所承认的那样，如果俄罗斯的系统出现故障，俄罗斯部队不会知道那是暂时还是永久的，甚至都不会知道美国是否负有责任。

同样，分享情报也是危险的。美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军方和情报机构中有很多俄罗斯间谍，因此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泄露可能暴露来源的原始情报。他们也表示，不会向乌克兰军队传递如何打击特定目标的具体情报。他们担心的是，这样做会给俄罗斯一个借口，说自己的对手不是乌克兰，而是美国或北约。

说客也交手

乌克兰一直在接受免费的游说、公关和法律援助，而且正在取得成效。周六，泽连斯基与美国国会议员举行了Zoom会议，推动对俄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敦促美国提供特定类型的武器和其他支持。

临时成立的专门小组包括安德鲁·麦克，他是一名美国律师，自2019年底以来一直志愿担任泽连斯基的说客和非正式顾问；以及说客丹尼尔·瓦迪奇，他曾得到乌克兰能源行业和一家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助，但现在是免费出力。然而，美国说客在乌克兰是个敏感话题，因为后来担任特朗普总统竞选主席的保罗·马纳福特曾为2014年被赶下台的亲俄总统工作；也因为特朗普曾提出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只要乌克兰愿意帮他找到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及其子亨特的污点。

瓦迪奇表示，希望他的客户能将原本要支付给他公司的所有资金都转用于军事防御和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那些因为打仗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乌克兰人，他将目前的局势比做纳粹早期的军事侵略。

“就我们今天所知的情况，如果我们生活在1937年到1939年间，我们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人提供报酬，再为他们游说反对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政策吗？”他质问道。他指的是这位英国首相在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中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一事。

“不，”他说，“当然不会。”

David E. Sanger是一名报道白宫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在38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在时报参与的三个团队获得了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时在2017年获得国际报道奖。他最新的作品是《完美武器：网络时代的战争、破坏和恐惧》(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  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Eric Schmitt是一名高级撰稿人，他曾在全球多地报道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他还曾是时报驻五角大楼记者。他自1983年加入时报，是三个普利策获奖团队的成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EricSchmittNYT。

Helene Cooper是一名五角大楼记者。她此前曾任时报编辑、外交记者以及白宫记者，是2015年因报道埃博拉疫情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helenecooper

Julian E. Barnes是一名国家安全记者，常驻华盛顿，报道情报机构新闻。2018年加入时报之前，他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安全相关议题。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Ken Vogel报道金钱、政治和华盛顿影响力的交叉领域。他还著有《Big Money: 2.5 Billion Dollars, One Suspicious Vehicle, and a Pimp — on the Trail of the Ultra-Rich Hijacking American Politics》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Harry Wong、明斋

谢选骏指出：全球人民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否则，我们可能迎来一个比冷战更糟糕的时代！我希望，这是俄罗斯联邦的末日疯狂——在此之后，它将死亡解体，其中各个政治实体纷纷独立！

谢选骏：马端临不知南宋亡国的机理

《郑樵和马端临史学思想的共同点？》（2020-11-08 互联网）报道：

郑樵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文献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为田赋、户口、征榷、选举、职官、乐、兵、弄、学校、钱币等二十四门。在《通典》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史料，详细地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归类分目，按时代先后排列比较。同时在各条后面夹录前人和当时文人学士的议论，最后再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他的按语，贯串古今，折衷恰当，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审慎的结论，尤其对于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发表的见解为前人所未有。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深深懂得南宋政治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载也特别详细，对两宋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从而使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为真实可靠，价值超过了同类的其它著作。

《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人们说，读《通鉴》而不读《通考》，就好比读“纪、传”而不读“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迹，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读《通考》而不读《通鉴》，犹如知“志、表”而不知“纪、传”。所以，只有两部书结合起来读，才会对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文献通考》在中国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端临的卓越贡献，亦当为世代所敬仰。

谢选骏指出：马端临通考文献，是无法探求历史奥秘的，因为文献都是枝蔓，反倒容易遮蔽了灵眼的视觉。例如宋亡，那是战国的结局，政治腐败从来都不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谢选骏：神不如仁的无神论时代

网文《宋神宗并不比宋仁宗差，但为何最后的庙号差距如此之大？》报道：

宋神宗熙宁四年，正当王安石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枢密使文彦博与宋神宗、王安石两人进行了一次颇具深意的对话。

文彦博认为，朝廷做事，人心最为重要，祖宗法制并非都不可取，只需略作修改即可，皇帝陛下励精图治，但似乎在推行改革时用力过猛了。对此王安石显然持反对意见，而宋神宗也坚定地站在王安石这边，他对文彦博说：“朝廷更改祖制，不开心的都是士大夫，朕询访邻近百姓，他们都对免役法感到开心。”文彦博直言不讳地回复说：“陛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

对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件事，宋神宗是默认的。北宋给予文人士大夫极高的政治地位，两府和御史台的权力都很大，莫说是宰相，一个通进银台司的负责人都敢于驳回皇帝的调令，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且皇帝无权擅杀任何一个文官。对于这些，宋神宗心知肚明。

纵观神宗皇帝的所作所为，细看他的一生，在道德层面，他体恤侍从，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他关心百姓，仁慈不逊于仁宗；他尊敬师长，见了老师毕恭毕敬；他谦虚节俭，连一双好看的鞋子都舍不得穿。而在政绩层面，几乎就是在与两件事作斗争：一是西夏，二就是士大夫群体；他开疆拓土，在位期间开拓西北疆域两千里；他立志改革，为保住王安石不惜与两宫太后做对抗，甚至泪洒当场。

然而，他的庙号却是一个“神”字，与宋仁宗的“仁”字天差地别，这是为什么，他真的不如宋仁宗吗？当然不是，说到底还是文彦博那句话的原因，因为他挑战了士大夫群体的权威，再通俗点说就是，因为他没有宋仁宗那么听话。

接下来我们简析一下宋神宗和士大夫之间的几个矛盾点，看看神宗是如何不听话的。

士大夫群体普遍厌恶战争

在北宋初期，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北宋失去了武力夺取燕云十六州的能力。自此，士大夫群体中主战派越来越少，到了宋神宗那会，主张灭掉西夏的已经凤毛麟角。

党项本是依附于北宋的边疆部落，其首领被赐国姓，依照正常思维，建国自立本身就属于背叛，频繁扰边更是大逆不道，北宋君臣应该时刻以灭夏血耻为己任才对，但史书记载却说明，宋神宗时期的士大夫们普遍带有厌战情绪。

治平四年，神宗刚继位不久时，西北党项的嵬名山部落意图归顺北宋，此事遭到了司马光的反对，司马光认为接收嵬名山部落会引发宋夏两国间的战争，而且党项人难以治理，久后必反，他向神宗大呼：“陛下难道忘记了南齐时的侯景之乱吗？”一心恢复汉唐往昔之疆的神宗当然没有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宋军顺利接收了嵬名山部落的上万人马、几百个部落首领和一万多户党项百姓。宋将种谔率军击退了西夏的四万人马后，北宋成功收复了绥州。

持相似观点的士大夫当然不止司马光一个，文彦博、吕公弼等人甚至提出过放弃绥州之地的想法。总结起来，他们厌战的理由无非有如下几个：朝廷没钱，占领党项的土地没用，党项人难以治理以及战争劳民伤财。

可宋神宗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曾作诗勉励自己说：“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意为“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松懈，经常担心自己不够威武雄迈，虽然自己才智不足却深知身肩祖宗遗业，期盼早日传来克敌制胜的捷报！”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多次伐夏意在彻底铲除西夏的威胁，虽然最终没能完成消灭西夏的目标，但开拓西北疆域两千里的武功却堪称太祖太宗以来之最。只不过，在保守派士大夫的眼里，这样的功绩并不那么正面，甚至是穷兵黩武的表现。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一个矛盾点。

神宗挑战士大夫群体旧秩序

先前提到过，北宋士大夫权力很大，皇帝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可没那么容易，举两个例子。

神宗即位之初急需理财能手，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擅长理财，于是神宗任命其为参知政事，负责朝廷的财政事务。没想到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司马光的反对，司马光认为张方平的人品有问题，不能担当大任，神宗为此颇为苦恼。

为了避开御史台的反对声，神宗下令将司马光从御史台调往翰林院，但这纸调令被通进银台司驳了回来。无奈之下神宗亲自写手诏给司马光解释调职原由，声明此次职位变动与张方平之事无关，而且特意绕过了通进银台司的审查，直接交到了司马光手里。不按程序走？此事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通进银台司长官吕公著用辞职的方式作最后抗议。

后来，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支持，神宗特意设立了一个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临时机构，作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此举打破了士大夫群体间的权力平衡，引起了除王安石等新法人士外几乎所有士大夫的反对。

在整个变法期间，像上述事例还有很多，神宗为推行新法背负了巨大压力，不断挑战着士大夫群体的旧秩序，如此，能留下好名声吗？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二个矛盾点。

神宗过于宠信王安石

王安石确实有惊世之才，但人无完人，他在性格上是存在缺陷的，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听取反对者的合理建议。因为变法措施并非完美，青苗法本身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是否需要强制摊派？而面对广泛的质疑声，王安石没有做出改变，这使得反对呼声愈发高涨。

宋神宗虽然两次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位，但罢相之举实属无奈。与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态度相比，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宠信程度令人惊叹，几乎到了言听必从的地步。可后来的事态发展多少让神宗有些失望，王安石的性格让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在群臣之中人心尽失，山穷水尽，甚至“众叛亲离”。

当王安石成为朝廷百官的众矢之的时，无比信任他的宋神宗又该背上什么样的名声呢，至少与“亲贤臣”无缘了吧。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三个矛盾点。

结语

我们常说要站在不同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因为眼前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许并非真相的全部。宋神宗如今的历史地位和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站在当时保守派士大夫的立场去看的，“仁”亦或是“神”，全凭他们的喜好而定。

换个角度，你会发现另一片历史天空。

谢选骏指出：不管什么角度，在无神论者的心目中，“神”似乎还不如“仁”。难怪宋朝会亡，因为宋明理学不信上帝，就使自己沦为送命的理学了。现代的全球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天才恶棍，神不如仁，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上帝——这是战国时代的典型特征，离开大一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谢选骏：印刷术起源于印章书

网文《闲话德国：古滕贝格和毕升》报道：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15世纪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改变了世界。美国媒体曾将他评为“千年伟人”。同样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毕升却在中国和东亚之外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

毕升大约出生于公元970年。作为印刷铺的工人，他对雕版印刷的艰辛深有体会，于是琢磨着如何用其他技术取而代之。有一次他看着两个儿子玩儿过家家，用泥做成小人儿和动物，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由此得到灵感。毕升用胶泥做成小方块，在上面刻字，用火烧硬。常用字备上几个甚至几十个，供同一版的重复使用。排版时用带框的铁板作底，敷上一层药剂，把活字放入框内，排满一框是一版，用火烧烤，药剂融化，按上平板，药剂凝固后版型制作完毕。印刷之后，活字放入木盒，以备下次使用。

雕版印刷是一件苦差事

活字的投入大大简化了印刷，但胶泥以及后来的木活字有明显不足：它们不够结实，不均匀，边缘不够清晰。也许制作几千个活字使毕升筋疲力尽，反正他在有生之年没有使自己的发明更加完美，达到足以投入市场的成熟度。

一系列小发明直到突破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是发明家，还是企业家。1447年，距离实现技术突破还有三年，他贷款建立了作坊，雇了20名员工。古滕贝格的活字是铅合金材料。他还发明了一个小巧的铸字盒，将液体的合金压制成一般大小的字模。他按照榨葡萄器的原理研制出印刷机。铅合金的字模能够承受印刷机的压力，因此可重复使用。不过，与毕升的几千汉字相比，古藤贝格只需制作26个字母的字模。

古滕贝格亲手印刷的圣经

1452年开始用新技术印刷的圣经成为欧洲的抢手货，连教皇都对其赞不绝口。今天在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展出的一部当时印刷的圣经仍然清晰如初。发明家的精神和商业头脑给古滕贝格带来了荣誉和财富。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因此而受益：当他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地位提出大胆质疑时，古滕贝格的印刷术已经传遍全欧洲。路德的圣经德语译本很快成为畅销书。没有古滕贝格，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想象。

印刷术从东方传入西方吗？

还剩下一个问题：古滕贝格是在毕升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还是在对毕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明了类似的但是更完美的技术？中国人一般认为毕升的印刷术流传到了德国。百度百科在"毕升"词条下写着："从13到19世纪，毕升发明的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这样的观点在德国至少有争议。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的麦瓦尔德博士说，古滕贝格制作活字模的技术与毕升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印刷术像造纸技术一样由东方传到西方。"

位于美因茨的古滕贝格博物馆

充满创造力的中国人也发明了造纸术。该技术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欧洲人又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了纸张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其他伟大的发明也大同小异：中国人最早使用指南针，但欧洲人用它征服了世界；中国的炼丹师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偶然发明了火药，英国人由此制作大炮，并在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首次投入使用，给德、法、西联军来了个措手不及。

大炮的使用为骑士阶层敲响了丧钟，因为挥刀舞剑的骑士只能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卡尔·马克思曾经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这位中国人无比敬仰的大胡子德国人竟然没有把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人。

马克思不认为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功劳

由此可见，谁第一个发明了某项技术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发展和运用该技术。毕升的印刷术没有得到孜孜不倦的改善，结果中国人自己在19世纪开始使用古滕贝格的技术。因此，古滕贝格是否曾经向毕升学习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古滕贝格博物馆还算仗义，单为毕升及其活字印刷术开设了一个展厅。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谢选骏指出：上文巴结德国，有点不择手段了，结果显得只懂技术，不懂观念。因为从观念的角度看，德国的活字印刷和中国的活字印刷，其实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也都是来自于印章书。

《印章的起源、流传和中国古玺的崛起》（sohu 2017-01-25）报道：

（按：本文作者是我国第一位全面关注、搜集、梳理并著述域外古代印章的学者。本文为其新著《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特集》的序言，本刊转載时作者做了一些修改。鉴于篇幅原因，我们没有使用原文的大量插图和严谨详实的注释，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敬请移步至纸书。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概述

印章是今天中外人们对印记的通称，古代中国有称 “玺” 或 “章” ，意义与之相近。西方的古代文明也有类似的词汇：如萨珊波斯王朝使用的印章，在巴列维语中对应 “muhr” 一词；古埃及则曾使用这一象形文字符号来代表印章，是对滚动的滚筒印章的形象描绘。这些词汇的使用目的和方法基本和我国的 “玺” 、 “章” 一致。此处姑且用印章一词指本文要讨论的对象：既可以在特定的载体上留下戳记，用于表示签署、鉴定、见证等效用的实用物品。一件印章通常代表了个体或社会团体的特定身份。

印章起源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根据这些地区出土的印章和封泥的位置和分布状况，我们认为其最初是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尔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印章的应用领域才逐渐延伸到贸易和行政。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伴随着文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往，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本文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首先确定印章起源的地点和年代，然后演绎出印章在地中海、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包括印度西北部）的传播脉络。最后，我们们将依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古玺的起源作出大胆推测，并通过和西方印章的比较，阐述中华印章崛起的必然和特定优势。

印章起源

从尼罗河谷、尼罗河三角洲到地中海东岸，再到两河流域的弯月形地带，通常称为 “富饶新月” 地区。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有着温暖潮湿的气候，适宜农业作物生长，因而成为了人类文明诞生的摇篮。

公元前7000年前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既 “富饶新月” 的弧形顶端）分布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型聚落以及少量的大型聚落，农业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采集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我们在这些地方首先看到了印章雏形的出现——在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SabiAbyad）、艾恩·俄凯克（Ainel-Kerkh）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了如下器物：带有刻画纹的鹅卵石护身符，其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刻画，其复杂度不足以作为印章使用。

陶质印模（pintadera），在这些印模上发现了染料的残留，所以判断其功能为纹身或染色。石质的类似印章的器物，其中一些体型远大于普通印章。

这一时期尚无带有戳记载体的出土记录，但是考虑到部分印章雏形在纹饰上已有较高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标示个人身份的功能，甚至很可能已经在作为印章使用，只是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对应的载体。

约在公元前6300-6000年之间，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和艾恩·俄凯克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带有戳记的封泥，其纹饰具有较高多样性并且和同时期的印章器物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作为私有制和个人身份的具体体现，实用印章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地区使用。

通过考察萨比·阿布亚德等遗址出土的封泥及其上下文，杜伊斯特玛特认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用途并非贸易或社会行政管理，而是主要用于聚落中私人财产的集中封存，并可能用于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我们同意这观点，并且认为这种集中式仓储和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恰恰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的标志。由于农业发达程度上的限制，当时叙利亚地区的聚落采取半游牧的生产方式，部分族群成员会定期参与放牧并离开定居地。在这一过程中，由专人管理他们的私有物品，并通过加有戳记的封泥封存，便可保证这些成员私有财产的安全，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放牧劳作，这样便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最晚到公元前6000年，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多个遗址都发现了使用印章的证据。显然，这一更为高效的经济手段为这一地区的族群效仿，并迅速普及。

从纹饰上看，带刻画纹的护身符和陶质印模上以几何纹饰为主，同时期的陶器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些抽象的纹饰代表了使用者的信仰，并可能具有护身符的功用。相比之下，早期印章和封泥上的纹饰则包括几何纹饰和动物、植物等自然纹饰，这些自然纹饰可能和印章实际的用途相关，从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我们也注意到萨比·阿布亚德出土的一些最早的封泥上的戳记并不能对应到同一遗址层的出土印章，却和晚期遗址层或其他遗址的印章相似，例如：艾恩·俄凯克 出土的封泥可以和萨比·阿布亚德对应。另外，前文提及的出土年代较早的石质印章型器物功能也尚不明确。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印章和用印体系的起源过程尚无明确的答案。

史前印章的传播和发展

公元前6000-5000年的哈拉夫时期，平面印章已然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多个遗址中普遍使用，同时在伊朗西南部也有印章出土。近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最早过渡到哈拉夫文化的遗址在两河流域北部，而这一非入侵式的文化过渡此后广泛地发生在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南。在哈拉夫文化遗址中，我们注意到了经济手段和工具上的进步和趋同，这显然是落后向先进仿效的结果，而印章作为部落经济手段中非常重要的见证和标记工具得到了普及。

同时，哈拉夫时期开始出现以聚落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组织，如杜姆兹特佩（Domuztepe）的黑曜石印章和珠子加工作坊。为了处理硬度和加工难度较高的黑曜石，平面印章、珠子、护身符分别经由不同分工来粗切、制作成型和打磨。由于打孔技术的限制，杜姆兹特佩生产的黑曜石印章往往采用一类近于扁平的外形，有时不制作印钮而直接在印背打V型孔以佩戴。我们认为，印章生产的专业化同样也证明了哈拉夫时期印章使用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广泛普及。

公元前3700年后的后期乌鲁克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城邦以富余的农牧资源在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城市化进程中的乌鲁克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层级体系的形成以及更为复杂的管理手段的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变革导致的更复杂的行政管理需求促使乌鲁克人发明了原始苏美尔文字和滚筒印章。早期滚筒印章上非常具像的纹饰，如表现建筑、酿酒、农牧生产和祭祀等题材，也暗示着它们的使用者可能隶属于和这些职能相关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滚筒印章的戳记上更为复杂而生动的场景也可以补充原始文字表达能力上的缺陷。两河流域传统的平面印章依然作为个人标识用于一般的私有物品仓储和贸易，和滚筒印章共同使用一直到公元前3000纪早期。我们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的出现，行政管理机构的健全，印章也从个人标识进化到行政权力的象征。

由于乌鲁克在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滚筒印章的使用也迅速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以及伊朗西南部的埃兰。

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乌鲁克文明为中心的贸易圈逐渐崩溃，而新的远距离贸易路线串联起了两河流域到中亚的诸个重要文明，并形成了两个交互作用域：既从两河流域南部，迪亚拉（Diyala）河谷到波斯湾，伊朗东南，并一直延伸到 特佩亚黑亚（TepeYahya）的杰米迭特·那瑟尔（JemdetNasr）交互作用域；和从科佩特·达格（KopetDagh）山麓向南延伸到赫尔曼德（Helmand）地区中心和奎塔河谷（Quettavalley）的北方交互作用域。我们注意到三千纪以后一些重要的贸易商品在这些交互作用域所覆盖的庞大地理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有出土，证明交互作用域内存在有组织的物质交流；同时，在特佩亚黑亚和其附近的夏赫达德（Shahdad），以及赫尔曼德地区的夏赫勒-伊·索科塔（Shahr-iSokhta）均发现了滚印，其纹饰风格体现出伊朗西南部原埃兰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这些交互作用域内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印章的进一步东传，并且此时贸易网络的枢纽已经从两河流域南部转移到了伊朗地区。这为后来印章使用的进一步东传提供了条件。

印章的西传

埃及在最初引入滚筒印章后，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2181年）又开始同时使用平面印章。我们认为，以纸莎草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埃及对于滚筒印章的依赖性远少于两河流域，因此更为轻巧简单的平面印章得以发展流行。至十一王朝（公元前2061–1991年），圣甲虫形式的平面印章开始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古埃及印章的纹饰题材除了纯装饰性题材外，主要为带有宗教和庇护性质的动物、神祗形象，以及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人物、神祗名称和赞美、祈祷的语句等。中王国末期，由圣甲虫印章衍生出了龟背穿带印和方形牌印等类圣甲虫印章，至十八王朝末期雕刻印章戒指开始大量出现。

公元前2500年，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起，爱琴文明的早期米诺文明II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和多面立体印。同时期希腊的赫拉迪克（Helladic）早期大陆文明也出现了较为原始的平面印章。米诺文明晚期（公元前1600-1450年）则流行橄榄形和圆板穿带印章，并曾短暂引入过滚筒印章。

印章的东传

印度河谷文明位于之前所述两个文化相互作用域的东南边缘，是为贸易网络上重要的原料和加工技术提供方，在乌尔王墓出土的印度河谷风格红玉髓管子和金质叶形头饰既是最好的证明。公元前3300-2800年这里已有使用陶质或骨质的印模，其底面通常雕刻有交叉直线、十字、同心圆等具有特殊的社会或宗教含义的几何纹饰。至公元前2800年后印度河谷步入迅速城市化进程，带有类似纹饰和印度河谷文字的石质印章出现，并出土了带有对应戳记的封泥，是为印章在印度河谷开始使用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类似的几何纹饰平面印章在夏赫勒-伊·索科塔也有出土，这显示印度河谷地区和赫尔曼德文明乃至前文提到的两大交互作用域之间的在印章传播上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外来的影响引发了印度河谷对印章的使用，而印度河谷在印章形状和内容上维持了本地化特征，并反过来影响了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地区；这种双向作用在此前已经提过的古埃及文明和米诺文明身上也有体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印章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也再次证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地理学家的分析，最晚到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湾的海岸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沼泽和湖泊，使乌尔、埃里都（Eridu）等城市可以直接通过船舶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少量来自波斯湾的贸易品。至前三千纪早期，这一贸易线路逐渐扩展并囊括了埃兰、阿曼（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古称玛干（Magan））和印度河谷这三大主要文明。波斯湾地区占据主导的迪尔蒙（Dilmun）文明（公元前3000-800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大量低钮圆形平面印章。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达到鼎盛，并引入过少量滚筒印章。我们由迪尔蒙文明印章纹饰的变化可以很明确地观察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印度河谷的双重影响，但是在外形上也维持了其特色。

公元前3000年后，受到来自印度河谷和伊朗的双重影响，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BMAC）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BMAC文明有着成熟的农业灌溉系统，擅长制造铜器，是积极的贸易参与者。早期BMAC文明使用的主要为阳文铜质平面印章，至公元前2300年后则开始流行石质双面方形穿带印、石质带钮平面印章41以及镂空铜质平面印章。两类不同材质印章的纹饰存在相似性，而由同时期出土的封泥上的戳记推断，使用的多数为石质印章。两类印章显然是并存关系，但是使用的载体材质存在区别。BMAC印章的纹饰包括大量的放射型几何纹饰，以及各种动物和神话题材纹饰，其中后者明显地受到伊朗的杰罗夫特（Jiroft）、埃兰等文明的影响。同时，在BMAC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印度河谷印章及其仿制品，体现出印度河谷的影响。BMAC印章的分布范围极广，甚至远及中国新疆。除了贸易网络的作用外，其近邻——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游牧文化——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公元前2400年后，进入成熟期的印度河谷文明开始使用一类带钮方形滑石平面印章； 纹饰主要是动物、植物和人物，并带有印度河谷文字。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在波斯湾地区和伊朗出现了一些带纽圆形平面印章，既类似前文所提到的波斯湾印章，但其纹饰结构却非常接近印度河谷平面印章，这类印章的雕刻手法较印度河谷印章拙劣，部分文字也不符合印度河谷的传统。我们认为这也是印章传播过程中文明间双向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印章是波斯湾印章对印度河谷印章的模仿，它的制作者可能是波斯湾或伊朗的工匠，而使用者很可能往来于印度河谷的商人。

公元前1800年后，可能由于河道改变、洪涝、海岸线移动或雅利安人入侵等原因，印度河谷文明逐渐崩溃，由此导致依赖于印度河谷贸易的一些文明如BMAC和迪尔蒙文明等的衰退。而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些失去活力的文明中，印章的使用陷入衰退甚至完全消失。印度河谷居民中的一部分向恒河流域迁徙，并将印章的使用传播到恒河文明。相比之下，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包括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由于陆上贸易线路的继续活跃使这些文明继续保持着活力，滚筒印章也继续得到延用。

希腊印章的兴起和东传

古希腊印章的起源和发展间接地受到古埃及文明的影响，直接的来源则是近东文明如腓尼基、叙利亚等。

虽然古埃及文明最终放弃了圣甲虫印章的使用，但却对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其他文明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受其直接影响的包括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公元前1500-110年）、腓尼基、叙利亚和犹太文明等。

古希腊文明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已出现了平面印章和圆板穿带印章。早期的古希腊人对于青铜时代的圆板穿带印必然有一定了解：麦锡尼和米诺文明的遗民可能依然将其作为护身符佩戴，而希腊人也可能在早期遗址地表捡到此类印章。而在受到东方文明影响开始使用印章后，他们即尝试仿刻圆板穿带印章并作为早期的一类主要印章形制。这种情况和上文提到的印度河谷存在相似性；同时，古希腊文明使用的印章形制更为多样，体现出印章受贸易和文化影响的复杂性。

此后，受腓尼基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明也引入了圣甲虫印章/护身符；至古典时期（公元前5-4世纪）镶嵌和雕刻的印章饰物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影响包括古希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和早期罗马等。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和腓尼基文明都是地中海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两者在印章上的发展也都依赖于贸易和扩张所带来的活力，特别是更具开放性的古希腊文明大量吸收了腓尼基和东方艺术，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极具艺术性的印章雕刻风格。

古罗马文明（公元前5-公元4世纪）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希腊的大量文化元素，至帝国时期，佩戴印记戒指成为常态。

在西亚，公元前九世纪后，由于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出现和流行，楔形文字和滚印的使用逐渐受到约束，而开始流行塔型平面印章，但题材依然以宗教性的祭祀场景、神祗徽记为主。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商人在黑海东岸和北岸建立的贸易殖民地，通过和斯基泰人的贸易最早将希腊文明的影响力传入西亚和中亚。至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龟背穿带印章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这两类印章和传统的楔形平面印章逐渐取代了滚筒印章，后者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即不再生产。

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东征，希腊文化更深入地渗透到西亚和中亚文明的血脉中，这一过程史称 “希腊化” 。亚历山大帝国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希腊殖民地都沿用了希腊式的龟背穿戴印章和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取代了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和楔形平面印章。在这些地区此后兴起的王朝如中亚贵霜王朝（公元30-375年）、帕提亚波斯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都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我们认为希腊印章的优势在于题材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富有个性的神祗和英雄，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普通人如士兵、商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男欢女爱的描绘都可以成为印章的题材。我们也观察到西亚和中亚的文明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筛选、改造和重新诠释，比如中亚就将酒神狂欢的表现手法引入了印度教中湿婆相关的题材。而正是这一融合过程大大丰富了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印章纹饰题材。

我们比较希波战争时期受希腊影响的波斯印章和希腊化时期中亚和西亚的印章，可以发觉两者在形状上接近，在雕刻手法上也存在关联，特别是砣线和钻点的使用显示出亦加熟练和素描化的趋势，可见印章上的希腊化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部分地区由于斯基泰文明的影响，可能开始的时间更早。

萨珊波斯帝国（公元224-651年）兴起后，出现了半球型、半算珠型和戒圈型印章，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共同使用；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火坛、人头翼牛等。根据出土印章和封泥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同罗马帝国一样，萨珊王朝时期印章的使用也大大普及，且存在较严格的官方用印规制，比如：萨珊王朝的军队统帅使用专门的纹饰题材为骑士的印章，其四周详细注明官员姓名、统辖范围和封号等，而用于官方事务的封泥往往带有指定了官职和适用地域但没有人名的官印戳记，官印戳记和私人戳记往往组合使用以保证封泥的有效性。

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12-184年）和贵霜早期（公元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属国后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型平面印章；而印度河谷至次大陆则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其印章形式依然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了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的则体现出中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

在公元二至七世纪里中亚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大量的平面印章，其中部分的外形和中国战汉印章类似，且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粗糙。此类印章被新关钦哉归入 “Silk Road印” 中，认为可能是丝绸之路贸易用印。我们认为此类印章可能和青铜时代中亚（既BMAC文明）铜印有着传承关系，但是由于BMAC文明崩溃后中亚地区出土印章资料的匮乏，这一猜测尚待证实。我们还注意到其中一些铜印的纹饰和先秦、汉代铜印存在相似性，这显示出当时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双向作用。

关于中国古玺的崛起

我国的印章文化，具有三千年历史且未有中断。并在周秦两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艺术高峰。中国古玺起源，过去有人认为其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玺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随着近年国内外考古报告的不断发表和国外印章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发现在中亚、西亚、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存在着比我国更早的印章。同时，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 BMAC）文化和商代文字、器物纹饰之间的相似性，如安诺遗址出土的公元前2300年的带文字方印。费兹吉拉德-胡伯尔则观察到巴克特利亚BMAC文化铜印上的十字纹饰和偃师二里头所出铜镜以及铜钺上的十字纹饰的相似性，并指出安德罗沃诺文化可能是联系BMAC和中原文化的桥梁。萨尔瓦多里提到了新疆出土的青铜印，并归在BMAC文化的一类青铜印中。因此，值得大胆猜想，作为中华古玺的滥觞，以BMAC为代表的来自中亚的文化和印章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是其起源。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玺的话，那么，我国古玺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印章在产生后有西传和东渐的两条不同线路。因为西方文明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巨大限制，每个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一个简单的含义也需要较长的字母组成。所以西方印章最后还是停留在以图案、族徽和花体字母的表达形式，载体也是以封泥、铅封、火漆而保留下来，其使用的范围也逐渐缩小，逐渐式微。而汉字有良好的指意功能，具有高度简练的表达作用，一字乃至寥寥数字的印文就可以具体表达精准乃至复杂的鉴证等功能。所以在中华文明中以文字为主流的印章可以代代相传，延续了三千年。其使用之广度，以及艺术之精湛，流风所至，影响之广远，为海内外所公认。然而此已非本文所要表述之义。

世界古代印章在使用、象征、目的上，和我国古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对史前印章的研究对我国古玺文化溯源必有很大帮助。自公元前两千年始，西北已有类似中亚的青铜印章；至于战、汉，则中原肖形印与中亚、丝绸之路印章也有颇多相近之处；自六朝以降，虽然中西印章在内容和用法上分道扬镳，中原居民的墓葬中仍偶尔会发现源自西方（波斯、中亚）的印章，其中既有旅居汉地的胡人后裔（如：史耽诃），也有身份显赫的汉人将领（如：徐显秀）。这些遗物虽不足以完全揭开印章起源的谜团，却为我们研究印章的传播，乃至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国内考古界而言，研究和解读这些珍贵遗物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古玺的崛起和发展是世界印章发展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需要在古代世界的广阔视野内去重新审视它的地位和价值。据2016年7月20日《今日美国报》报道，中国考古学家将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谷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在未来的七到五年中与印度考古学家合作研究。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走出国门的考古合作可以从科学考古角度更好地辨析中国古玺的起源。

一、

据新华社报道，陕西渭南市境内出土一西周 “龙钮玉印” ，底面为凹面，以阴刻线条作十字格分割，格内有四个图案。据专家称，分别为 “龙” 或 “蜀” 、 “鹿” 、 “虎” 和 “鹰” ，认为其是中国最早的玉质古玺。

对此器物的古玺说，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两周时期金文系统已较完善，族徽的使用已趋于衰退，同时代肖形印趋于具象化。其次，此件底端为凹面，且为较浅的线刻，不符合当时古玺和封泥的使用关系。另，在殷墟妇好墓有出土同类器物，其整体外形、钮式花纹皆如出一辙。此两器大小接近，当是相同器物。所以，我们认为渭南市所出似不应称作古玺。

二、

近十年肖形印是中国当代篆刻界非常热门的表现手法，上承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肖形印，得以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肖形印大多以青铜为材料，或浇铸，或錾刻，入土几千年，出土大多图案弥漫古拙，而国外肖形印多以宝石或矿石为材料，出土后基本没有腐蚀，图案清晰细腻，与我国肖形印呈现巨大区别。中国有尚古、崇古、拟古之风，近代篆刻大家皆好此种古拙之美，并以此种审美创作肖形印。篆刻界所制作肖形印以具象图案为主流，开一片大好新气象，除传统图案生肖印之外，以佛教题材、人物照片为范本的比比皆是。其形象之逼真，用刀之精准，为古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代照相、扫描、西方素描技术的篆刻表现，与传统篆刻中古拙的审美情趣有异，而更接近于剪纸、皮影、版画。古代肖形印在封泥作为载体的情况下，是呈现出较为立体的高度概括的浮雕图案。即使使用印泥打在平面纸上，在红与白之间产生微妙的过渡层次，也就是相对于 “实” 来说的一种比较“虚”的效果，在视觉上产生一定的厚度，在二维空间呈现出一种貌似三维的立体效果。总之，它以简胜繁，简中见神韵，令人遐想神往。以拙之见，借古开今，当代肖形印似有更广袤的开拓空间和多元的表现手法。

要之，产生于西亚的图章印，在我国洋为中用、脱胎换骨、独具特性，获得了本土化的新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的是——印章其实就是“小型的雕版印刷”，换言之，雕版印刷就是“大型的印章”。难道不是吗？而所谓活字印刷，不过是诸多印章的拼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