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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2日星期六

谢选骏:没有国家哪有软件国产化


《太突然!被制裁的大疆:Figma冻结大疆账号》(2022-3-13 三言财经)报道:


“你最佩服的企业家是谁”?


“任正非”!


“没有别人了吗”?


“其他都是商人”。


据三言财经报道,这段对话是大疆创始人汪滔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上的对话。汪滔觉得任正非创造的华为比任何互联网公司都要强,甚至比苹果还要强。因为任正非从一个销售开始做起,把华为变成了一家非常厉害的公司,并且还把团队管理得非常好,他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不是为了钱。


大疆创始人汪滔在任正非的影响下,也把大疆无人机做到了全球第一。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年的数据显示,大疆无人机已经占到了全球无人机市场的80%的市场份额,在国内也占到了70%的无人机市场,稳坐无人机市场第一的宝座。


其实不光是普通人拍摄短视频需要用到大疆无人机,甚至大疆无人机还进入了美军的供应商列表,先后为美军提供了先后上百台的定制级无人机。也正是因为这样,大疆在2020年才幸免于被列入制裁名单,成为了唯一一家决定暂缓制裁的国产科技公司。


可是就在12日下午,突发情况却出现了——大疆内部收到了一封来自设计软件公司Figma的邮件,设计软件公司Figma在邮件中表示“你好,我们了解到大疆在发布的制裁名单当中被点名,因此Figma无法再为您提供对我们软件的访问权限,我们已经开始冻结您的账户,您将无法再通过Figma访问您的文体,但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将您的文件提供给您”。没错,大疆依然没能够逃过被制裁的命运。


目前大疆内部的设计师已经确认了这个消息属实,并在大疆公司内部通知所有的同事用自己的私人账户保存文件。据悉Figma是一款云端协同设计的软件,可以让多位设计师在云端同步对一个项目进行设计。


当笔者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感觉还是五味杂陈的。因为倪光南院士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呼吁把软件国产化,那时候的倪光南院士就已经看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可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像微软公司的Word、Excel,以及Adobe的PS、PR等等办公、设计软件依旧占据着国内的大部分市场,除了办公类的软件能够找到一些国产软件替代,设计类的软件几乎不可替代。


写在最后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把芯片这样的硬件赶上来,还要把软件也追上。尤其是许多在处在工业设计行业的网友们都明白,现在许多的设计软件很难找出国产软件进行替代,这也是当务之急。


延伸阅读:消息称Figma将停封所有被美国制裁名单的企业账号


来源:三言财经


近日,一封向量图形编辑软件Figma发给大疆的一封邮件曝光。邮件显示,因为大疆在美国发布的制裁名单中被点名。 因此,Figma将冻结大疆的Figma帐户。


据Tech星球消息,针对这一传闻,@即时设计JsDesign 今日发布公告称,求证属实。即时设计表示,此事件已经波及到一些国内互联网公司和设计师,并对其设计资产的安全性造成影响。


此外,网友@龙爪槐守望者 也发文称,Figma决定遵守美国制裁名单,将停封所有被美国制裁名单的企业账号。


谢选骏指出:倪光南猪头院士,不知“没有国家哪有软件国产化”——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典型的“商女不知亡国恨”也!


谢选骏:李泽厚文化流氓——乱咬朱光潜起家的马列狗



《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2017-09-02 爱思想)报道:


1、


 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标准的四年。那四年,学校里运动不断。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根本没法毕业的,因为根本没上个几年课。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后来三反五反,接着又是思想改造。我算了一下,我在哲学系基本上没有上课,当时思想改造的时候,老师们也不允许被讲课,比如说冯友兰。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肺结核。1950年的时候,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进行身体化验之后,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


 后来病治好了,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积累的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的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即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大学的生活过的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而且还是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这些我曾经在文章中讲过一些,不多讲了。


2、


 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


 我记得曾经给冯友兰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很称赞我。但是一方面他们都在“学习”,在运动中作“运动员”,另一方我也不喜欢交往。倒是在我毕业之后跟冯友兰先生联系比较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时候25岁。不过就是在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思想上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了,对于那些老先生,既没有盲目的崇拜,也没有盲目的批判。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崇拜的不多,批判的倒是不少。


 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如果填表的话,两行就够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当时还叫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


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还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二十年、五十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说到当年的美学大讨论,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写了一篇,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文艺报》,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查查当年的报刊。之前我还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便的文章。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种情况是你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反右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根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一个月。当时敦煌还不像现在管理的这么严格,那些洞窟可以随便进。当时常书鸿就在那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这个人不大跟人接触,这是从小的个性,尤其不会主动和人去接触,别人来找我我也不会拒绝,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包括钱学森来看过我,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我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曾经调查了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名额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4、


 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大多数是右派。当时我在所里还算是业务尖子,本来可以不去的,但是因为我是“漏网右派”,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在那里主要的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大跃进,很紧张,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是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当时我正当年,肩上能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我当时单身,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虽然元氏离北京很近,但是就不能回来,一个人在那里过吧。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饿得很厉害。那怎么能饱?全身都开始浮肿。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们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时候算是干部,下去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大概也是两年。


5、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当时是有些人很狂热的卷了进去,我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根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里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的也很厉害。我们所里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操纵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要是熟悉情况就会知道,因为哲学所造反派的头儿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别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在我们所里则都是老革命,跟康生有直接联系。我们所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也不过是跟中央文革小组有联系而已,在别的单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所以也引起真正造反派的不满,就来造他们的反。当时很多人被揪斗了出来,像张闻天、何其芳。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的不去所里。但是有时候有事还是要去一次,平时就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也不到所里去,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里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在老乡家里,土房子,没有窗子,白天都是黑的,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是泥。白天到很远的荒地去干活,这样干了几个月,就开始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坯,烧砖。但是也没有多久,又搬到了别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两百个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年纪老的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轻的有十七八岁的,晚上打起呼噜来此呼彼应。每天主要的活动还是劳动,不过劳动之外多了开会,还要抓“五·一六”分子。


 不过在那里,还是有一些机会,因为总不能时时刻刻的开会搞运动。所以在那里,每天还有一段自学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把讲马克思理论的书摆在上面,在底下则偷偷地看康德。当时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一个箱子,是统一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跟1958年的四清比起来,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开始在农民家中和农民同吃的时候,苍蝇经常跑到用白薯做的面条里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后来开始自己吃饭了,总算是有了一些改善。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的人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结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成果就算是白费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接着弄康德。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又一次下乡运动就又来了,但是这次并没有去,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了,整个政策都发生了转变。从七十年代转变到八十年代,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说到八十年代,你说有人把我归结为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我写文章,并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到现在也是如此。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买的算是很好的,三万册,在美学界算是卖得最好的书。当时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买书的大多是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当时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对于这些,老实讲,我没有这种什么感觉,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听到那些也就没有感到有什么飘飘然。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带来什么好处,直到1986年,我在所里才分上房子。相反,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第一次反精神污染,就有人说我是“自由化”的源头。其实,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我是明确反对的,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为什么最后批判我的文章比批判其他的人加起来还要多。据说是当时教委的人曾经到学生的宿舍里搜查,每个宿舍都有我的书,所以说我“毒害了青年一代”。


 后来我出国跟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在一个很著名的报告中说到了十几个人的名单,其中有一半人跑了出去,另外一半则被抓了起来。我也在其中,既没有跑,也没有抓,而是按照正式程序和手续出去的。据说当时有关部门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老布什总统以及美国一百多个教授签名致信当时的领导人,德国也通过外交部表达了意见。后来托了很久,美国的国务卿亲自到了北京,要求释放名单上的人。


7、


 我到了美国之后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当时我已经62岁了,到了那里之后必须学会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不学开车我不能走路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点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当时我60多岁了,年纪毕竟不算小。


 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哲学所还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去北大去看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当时我稿费很多,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在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文革开始,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哲学所已经从中关村搬到城里,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让宗璞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不久之后冯先生就去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手记


 这篇口述做于2005年,是李泽厚在八十年代之后第一次面对媒体。我联系他时,他在美国,每年候鸟一般回国一次。在电话里,他问我想谈什么,我说他的经历。他说:谈了也没地方登,谁敢登我呢,我的名字已经16年没有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了。


 我说不管能不能登,我都要做。大概是我的执拗打动了他。于是有了这篇口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想,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曾经他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也曾经沉寂多年,后来因为一本《浮生论学》和《告别革命》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是在他沉寂多年之后的:话说是在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聊了很多关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碰巧,我的好多看法和他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他拿出书,是那本《告别革命》,在见到他之前,我没有读过。但是有些观点,我们却极为相似。这让他对我有知音之感。后来他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合适,我们都会见见面。


 但在当时短短时间内认识他是困难的事情,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了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自终的敬意,观点的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其次了。



口述:李泽厚 撰文:陈远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十分狡猾,惯于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他自己躲过了反右,却害的别人当了右派。六四也是一样,他自己没事,却让别人做了牢。然后他还可以把自己卖给台湾出版商十万美元。这都是因为,李泽厚属于文化流氓——他通过乱咬朱光潜的反动思想,纳了水泊梁山中南海的投名状,起家于学术仇富,典型的马列狗一条。


《哲学家李泽厚去世,提出“西体中用”与“救亡压倒启蒙”思想》(潘文捷 2021/11/03 界面新闻)报道:


赵士林曾经评价称:“20世纪中国真正产生具有创发性思想的哲学家只有两个,上半世纪是冯友兰,下半世纪就是李泽厚。”


据李泽厚的学生赵士林消息,当代中国思想家、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时(北京时间昨日晚21时)去世,享年91岁。赵士林曾经称:“20世纪中国真正产生具有创发性思想的哲学家只有两个,上半世纪是冯友兰,下半世纪就是李泽厚。”


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宁乡人,11岁以前辍学在家,喜读武侠小说,为“定身法”和“鼻孔里哼出两道剑光”等感到痴迷。上学后还喜欢读福尔摩斯,在父亲离世之后,他开始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18岁时,他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那时候有些书是禁书,读起来有很大风险,但也正是这样,李泽厚养成了读书时独立判断的习惯。


21岁,李泽厚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因为太穷,他一度想要去卖血,但因身体太差被拒。那时候他不满足于学校照搬苏联课程,常常逃课去图书馆自习,或者挨饿站在书店看书。25岁毕业时本来应该被分配到上海,但因肺病咳血太严重,李泽厚又被退回了北京。


随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学争论中,20多岁的李泽厚和当时的美学权威蔡仪、朱光潜进行了思想交锋,显露锋芒。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思想界的先锋人物,李泽厚被更多人所熟知,其《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等著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推动着“美学热”不断升温,发展为后来的“文化热”。


他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对康德的学说进行了述评。这部作品讨论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却在当时大卖三万册。李泽厚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讨论过这本学术著作畅销的原因。他认为,《批判哲学的批判》没有陈旧的知识和陈腐的说教,没有当时“四人帮”的八股腔,谈论了很多与当时不一样的思想,特别是讲述了“吃饭哲学”——人首先需要物质生存,然后再有精神性的东西,引发共鸣。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宗白华《美学散步》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版于1981年的《美的历程》从宏观角度鸟瞰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并做出了描述概括和整体上的美学把握。李泽厚曾表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美学热”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他曾多次谈到这股浪潮,也提及在“美学热”之后美学逐渐沦为了商业化的装饰品。


1985年,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的概念,指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出路正在于此,过去的“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都没有成功。他在1986年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也被很多学者用作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和工具。


九十年代初,李泽厚赴美,在科罗拉多学院哲学系担任讲座教授,用英文讲授中国美学、思想史等方面的内容。李泽厚生前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也曾担任过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谢选骏指出:赵士林一窍不通所以显得厚颜无耻,把李泽厚这个文化流氓吹得天花乱坠,也不怕自己变成一脸大麻子。——李泽厚号称李厚皮,充其量只是一只马列狗,也配登堂入室吗?不过把李泽厚攀比冯友兰,也算是道出了二人的共通之处——马列狗变成了落水狗。冯友兰投靠四人帮,晚节不保;李泽厚投靠屠城帮,满嘴胡说什么“告别革命”。因为我早就说过了——中国的百年革命和百年内战的过程,至今还没有结束,你们这些马列狗,如何可能告别一个现在进行时呢?可见李泽厚及其学生,连基本的哲学概念都没有啊!

谢选骏:俄罗斯变得比黄俄更加悲惨

《我们必须跑了:莫斯科逃亡记,普京不会停止杀戮》(2022-3-12 蛾摩拉之声)报道:


莫斯科,哦,就是在那一刻,才让我猛然惊醒——糟了!


卡伦·沙英扬,原本是我的朋友中最乐观的一位,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自信和勇气,曾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哦,那些无比黑暗的日子——车臣同性恋(LGBT)社群成员被围捕和折磨的日子,当局指控独立媒体为“反俄代理机构”的日子,甚至是异见领袖阿雷克谢·纳瓦尼被逮捕并遭判刑入狱的日子。然而,如今,卡伦·沙英扬的那双眼睛里却盛满了恐惧。


就是在星期天,我第一次看到,他害怕了。


他说:“我们寄予希望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梦想,全都在瞬忽之间变成了齑粉。我们必须得跑了。”


我所了解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经过了二十年的生长,却在几日之间,全部瓦解。于是,一幕出亡记,开始上演。记者、商人、艺术家、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说唱歌手——所有这些俄罗斯最富才情的专业人士——全都在逃离自己的国家。


据自媒体《蛾摩拉之声》近日发布的信息,战争爆发前,沙英扬有两个年幼的儿子——一个在基辅,一个在莫斯科。突然之间,这两个儿子好像就变成了某种政治的象征。几天前,在莫斯科的嬉皮士们最喜欢聚集的社区凯塔伊·高诺德那家人满为患、名叫“闲汉”的餐厅里,沙英扬还跟我说:普京决定在乌克兰实施“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他语带讽刺地模仿普京的话:“我希望,俄罗斯人民支持我。”沙英扬是俄罗斯最早一批博客作家中的一员。他夺口而出:“去他妈的, 任何一个理智清醒的俄罗斯人都不会支持他。”继而,他在博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同时还发了好几张两个儿子的照片):“他(普京)的承诺,惟有死亡、贫困和可怕的信誉扫地。”


几天之后,沙英扬才意识到,当局压制异议者的措施该是多么严厉:如果有人散布“虚假信息”,将获 15 年监禁。


莫斯科通过那巨大、豪华的窗户展示给世界的“纸牌屋”,一夜崩塌。玛斯尼茨卡娅大道拐角的银行门前,人们排起了长龙,每一个人都想在提款机上打捞正在急速缩水的积蓄。这一天,正是反对派领袖鲍里斯 ·莱蒙托夫被暗杀七周年忌日,故而,有人准备在市中心集会。我的 一位演员朋友,从彼得堡打来电话:世界著名的凯诺福剧院,无论是交响乐团还是芭蕾舞团,都在裁员。他希望能赶上一列开往芬兰的火车;他祈求上帝保佑,让芬兰人继续开放对俄罗斯人的旅行签证。


网络上,俄罗斯人突然不再显摆自拍照了,取而代之以华丽的室内装潢和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而在社交媒体的页面上,则充斥着各种可怕的视频——流血的妇女、被摧毁的建筑和成了俘虏的俄罗斯士兵。防空洞和地铁里避难的乌克兰人,声嘶力竭地给他们最好的俄罗斯朋友打 电话:求求你们,赶快阻止普京。


有那么一阵子,沙英扬还颇有预见。至少在40个城市,俄罗斯人奋起反战。但是,抗议活动显得草率而又凌乱:刚开始,十几拨莫斯科市 民沿着街道和广场漫步而行,警察一冲击,人们就赶快躲了起来。6000 名反战示威者被拘留——其中很多人是知名的艺术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剧院导演。虽然也有一些政客,甚至寡头,呼吁抵制这场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然而,事情却变得越来越糟。


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查禁了“莫斯科回音”广播电台。这个广播电台 从早到晚播报着乌克兰前线的战事。同时查禁的,还有惟一具有异议之声的电视频道:“雨视”。当时,电视主编提肯·扎德克正和编辑团队在工作室里,保安突然急匆匆冲进来,说:警察快要到了。扎德克对每个人说:“赶紧离开!”


到了星期四,我在采访“雨视”的节目主持人瓦西里·帕朗斯基的时候,他说,当所有新闻人员逃离演播室以后,他问大厦保安:“危险是否属实?他对我说,消息有点‘模糊’,因为,凡是来自警察或恶棍 的消息,都很难确定。”


可怕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当普京的批评者被送进监狱,被毒死, 或是被射杀时——俄罗斯人不由地想起了1937 年。那一年,因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而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一百多万人,几十万人遭到了处决。


有一个人,沙英扬,一直讨厌这样的对比。可是,这一周,即使在沙英扬的心里,也感到,俄罗斯的形势越来越接近斯大林时代了。的确,当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审议表决若有通过转播“虚假信息”而批评战争者,将会获囚15年时,人们就不难想到斯大林的镇压。每一个人都明白,难以想象的黑暗和杀戮即将来临。因而,是逃,是留,这样至关重要的抉择,如今成了生死存亡的问题。


到了星期四,出亡渐成风潮,我的那些好朋友,几乎没人留在城市 了。沙英扬和他的男朋友在临上飞机时,对我说:“即使是昨天早晨你劝我务必离开,我还不会听你的。可是现在,我们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征兵,要么就得忍受15年的铁窗。”


有些母亲在力劝儿子快跑,有一些却恳求他们的心肝宝贝留下来别将她们离弃。一个来自凯塔伊 ·高诺德地区名叫斯威特南娜 ·奥兹诺娃的护士对我说:“形势将比苏联时期更糟。普京不会停止杀戮。”


星期四那天,扎德克和妻子卡特娜 ·克卓卡扎(“雨视”频道的主 播),带着他们的几个孩子逃去了伊斯坦布尔。夫妻俩收到威胁信息,暗示他俩已经成了猎捕目标。扎德克对我说:“2019 年,我们在俄罗斯 作为惟一的异议频道起而支持反对派领袖阿雷克谢 ·纳瓦尼,那时,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后来,即使当局指控我们的频道是‘外国代理机关’,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勇敢而又庞大的团队,持续为广大的观众提供着服务。可是,等到普京向乌克兰派兵时,我们终于意识到,形势失控(电视剧)了。现在,普京要干什么,我们完全无法预料。”


许许多多俄罗斯记者陷入了恐慌。很多人走得仓促,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行李,或是谋划未来。


星期四的早晨,“雨视”频道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帕朗斯基,匆匆走进弗兰肯街那个他经常上网冲浪的咖啡馆。这个咖啡馆是由一个车间改造的,早已成为嬉皮士们的乐园。也相当于“雨视”频道的第二办公室。他紧紧地抓着一杯平素最喜爱的卡布奇诺。


“我可是个典型的嬉皮士啊, ”帕朗斯基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不过,很快,他就谈起了是去是留的抉择。“只是,我不能撇下妈妈,还有奶奶和其他家里的女性,所以,我得留下。真的没法说,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或许明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我已经离开了俄罗斯。”


星期四的晚上,就像噩梦一样。人们不时地互发短信,却是在问同 一个问题:“你过边境了没?你出去了没?”


星期五的早晨, 我收到了沙英扬一条短信:“一切 OK,我们已在乌 兰乌德。”这是一座西伯利亚东部的城市。沙英扬,哦,他那无惧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我给帕朗斯基发了一条短信:“你会留下吗?”


“是的,”他回了这样一条短信。


嗯,至少,还有几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记者没有离开。只要他们留在俄罗斯,就有一丝希望。


谢选骏指出:2022年的莫斯科,让我想起了1989年的北京——今天的俄罗斯,变得像是33年前的中国大陆——黄俄红区,或许要比今日的中国大陆也就是黄俄红区更加悲惨了?

谢选骏:毛狗泽东69岁开始的末日工程



《人类史上最大的一场末日工程:大三线建设始末》(九边2022-03-11)报道:


文章已经写好很久了,因为很早之前就承诺写一下,不过后来俄乌战争爆发了嘛,我发这个多少给人感觉我有别的用心,其实没有,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下我们以前那些事。本来准备他们打完再发,目测一时半会完不了,索性今天就发出来吧,看完本文,可能对时下的很多问题也有了新的了解。


第一次对三线工程有直观了解,是在航天院的一个分享会上,当时老领导说当初国家要搞三线工程,把处于北京的航天一院(应该是一院,年头太长了,记不清了)疏散到了西安,不过那边的条件太差,学校还没搞起来,他们这些航天院的员工都过去了,但是孩子还留在北京上学。


当时很多人不太愿意,以为这次离开北京,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他们这批骨干要求第一批过去,过去后发现环境确实非常艰苦,还以为是在西安呢,没想到是在一个村里,连电都没,他们去了第一件事就是和工人们一起挖厕所。


他们研究航空发动机的车间,竟然是在一座四面透风茅草房里,后来他们把透风地方都给堵上了,上边领导后来又给搞了几块铁板把屋顶封死,这下不漏雨了。我在网上找了张图,是六院的。大家感受下他们的车间:


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里折腾了近十年,又才重新回到了北京。


这段时间没少查资料,每天写点,把这事给大家唠唠,他们的事不该被遗忘。


三线在哪里


首先要说三线其实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国家战略概念。当年把沿海沿边境的地区定为一线,算是国家的前沿。三线就是国家战略腹地,主要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那种多山地区,剩下的地方算二线。


这些地方虽说是战略腹地,其实都是些交通不便的区域。上世纪60年代要在这里搞大建设,花费的人力物力会非常惊人。


实际上也是如此,为了三线建设,国家在15年间一共建设了上千个企业,动员了几百万人,花费了同时期国家投资的一半,总数超过2000亿。当年一个工人工资只有30多块,看着少,这些钱当时是可以养活一家子的。其中很多项目还不是新建,是把一线地区的工厂企业整体迁移过来。


如此大的花费,对原本家底就很单薄的新中国,是非常大的负担。据统计至少把国家工业化进程拖慢了2-3年。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新中国要这样做?


这就要说到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了。


1964年,看起来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又在1962年打趴了印度。其实那年是新中国非常困难的一年,总的来说就是被美苏两家两面包夹,而且随时可能被全面武力进攻。


先说美国,朝鲜打完之后,美国对"共产主义扩张"有了应激反应。看到点动静就发挥野兽一般的想象力,认为事态严重,然后过度反应,再在过度反应得出来的结论基础上过度发挥,最后往往自己先疯了。


小伙伴估计都知道越南战争,当时越南也分成了南北两块,美国支持南方的越南政府,可找的傀儡又是个群技能点都点在贪污上的混蛋。面对北越的打击,南越根本扛不住,美国对南越的支持只能不断升级,从资金援助-派军事顾问-特种部队作战-亲自下场。之所以这样,就是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把越南吞并,然后会进攻泰国,接着是马来半岛,一直打到夏威夷。


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一切和27年之前,日本人在卢沟桥做的,不能说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


至于苏联,自从1956年,两家关系越来越差。后面发生的事情,了解一点现代史小伙伴估计都知道。两家越走越远,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最明显的就是双方边境线,苏联军队达到百万。


同时,美苏两家的关系,自从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之后,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苏联甚至认同美国的一些价值观,比如著名的"玉米计划",原本规模不大。但赫秃在美国看到玉米的丰收以及养殖出大量牲畜之后,赫鲁晓夫一下上头,在全苏联大面积推广。


后来计划失败,他在中国获得了"玉米晓夫""苏穗宗"的外号。在苏联也一样,人们称他为"古古鲁沙",这听着就知道不是啥好词,俄语中就是玉米棒子的意思。


甚至在1962年被我们一巴掌打趴下的印度,都有点动作。那时尼赫鲁刚去世,印度人一脉相承的自信没变。看着中国在美苏的压力下似乎力不从心,居然也想借机捞一把,一雪前耻找回场子,在边境又小动作不断起来了。真正是人菜瘾大。


而国内有了一件大事:原子弹研究成功,将在1964年爆破。听起来是件好事,但是当时上层都非常紧张。很简单:都说有了原子弹,你就有自保的能力了。其实这话不靠谱,有了的不过是实验品,距离实战还远呢。


因为原子弹是裂变弹,当量非常有限,几十万就到顶了。必须做出聚变弹,也就是常说的氢弹才是真的大杀器。那是轻松就可以几百万当量的。但是那时中国的氢弹还要好几年呢。


做出来也只是第一步,还要小型化和武器化,还要投送能力,就是要能拿着扔到别人头上。不然人家远程轰炸你,你手里那玩意和铅球没区别,总不能炸自己吧。而投送不外乎火箭和远程轰炸机,当时中国这两样更是还没影子。


除了这些,还要有反击能力,不然人家偷袭把你的核武器都炸了,你怎么办?所以就得有可移动的发射车、超级坚固的发射井还有带核导弹的潜艇,确保在第一次核攻击中不被团灭,对方才不会随便下手,攒齐这些东西才算是有了全面核威慑力。


这也是为啥核大国都维持了那么大规模的核弹,看着根本用不着,其实是在做"二次反击准备",被核弹犁地之后,核弹损失惨重的背景下,照样能把对方打个稀巴烂,对方就不敢先动手,整个冷战核威慑其实就是建立在"二次威慑"基础上的。


但是中国的进步,所有人看在眼里,这些东西早晚都会被一件一件攒出来。如果你是新中国的敌人,而且智力正常,面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办?第一反应,就是趁你还没有办法用,我先下手。把你的核设施全部扬了,或者干脆把你整个国防系统都扬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视角看,这么疯狂的事情怎么可能呢?但是这种事情发不发生是一码事,你做不做准备是另外一码事。在国家安全角度看,"不可能"这三个字是真的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的。


这方面中国是有教训的。1937年日本侵华,几个月下来中国最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被占领。中国的工业能力一下子下降了90%,大量工厂设备无法搬迁到后方全部变成了日本的战争资源。


好在当时一个叫卢作孚的民营企业家指挥他的民生公司冒着日军炮火将150余万人员、100余万吨物资抢运到四川后方,保存了中国工业乃至整个抗战的"元气",不过这些物资看着多,相对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需求,依旧是杯水车薪。


由于没有设备和原料,无法生产武器弹药,国军装备极差,在正面战场上跟"一战"时的俄军差不多,纯粹单方面被屠杀,只有几支德械、俄械、美械部队有一些战斗力。


如果国府上层有足够的危机感进行战略准备,把武汉南京的工业设施提前搬迁一部分到重庆,开战后就不会那么狼狈了。


也正是经历了这些惨痛教训,中央让军队做过一次评估:如果在最坏条件下(美苏同时进攻),新中国会面对什么局面。


最后得出的结论非常悲观: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可能最短一两个月就会全部沦陷,而且因为新中国重工业企业大多都在这些地区,到时候中国的工业能力会基本被消灭,后续作战的能力会非常的弱。


按照当时一位参谋的分析。如果苏联和美国一起打来,新中国的战略纵深有很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工业和科研院所都在沿海和边境地区。敌人如此强大,早期肯定会很快被突破,到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战会比抗日更加艰苦。起码日军那时候还是拿着步枪,骑骡子赶路,现在敌人是机械化的重装甲部队。


当时的形式非常的危急,总参谋部的一份名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标题真是直白),由总参谋长交给了毛主席。


其中有结尾一段,我在此全文抄录:"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所以在1964年5月讨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三线建设的建议。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中国的战略纵深。


要求在当年做好规划,1965年起,就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同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新建项目也大多要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为的就是一旦开战,后方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距离1937不到30年,新中国领导人,甚至无数的普通老百姓都曾经亲历过那段历史,所以全国上下毅然开启三线建设。


大三线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按照计划,全国都行动了起来。


整个建设非常浩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攀枝花的建立。打开地图,就能明显感觉攀枝花的画风不太对,这里虽然距离昆明直线200多公里,但是却是一个在大山窝里的城市。我截了个图,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地方真是完全在山里。


不过攀枝花尽管造型有点非主流,这里却有着巨量的铁矿资源,而且有矿、有铁、有水、有煤,资源丰富、山川密布、易守难攻,完全具备独立建设大型钢铁基地并实现自循环的潜力。


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攀枝花环境非常恶劣。据最早的建设者说"这里除了困难什么都没有,我们除了一双手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的手把什么都弄出来了!"几十万记的建设者,在短短几年里,把这片不毛之地建成了一座巨大的钢厂。还建设了配套的一系列设施。


同时为将西南地区与中部地区连接起来,并打通西南地区与北京和东南亚的联系,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改变了路线,专门途径攀枝花,这样一来,本来就超艰难的地形就变得更加逆天了。


可以说成昆铁路改向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过攀枝花。但是成昆铁路也因此难度增加了无数倍,多次上马下马开工停工。随着三线建设开始启动,这条铁路的建设也加速了。


最后,同在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攀枝花钢厂投产。


在钢铁企业之外,重工业企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在湖北十堰、四川德阳这些原本完全是偏远山区的地方,建设起来了大量全套的重工业企业。


估计大家也想到了,比如生产汽车,需要的零件成千上万,上下游企业至少也有几十个。三线建设是为了应对全面战争,所有企业要尽量挨在一起,不然到时候某样零件还要跑到外地去,整个工程都被阻塞,没法玩了。这些地方短短几年内,就成了全产业中心。很多通过转型,到现在依然是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国内有的城市很奇怪。看地图在山窝窝里,但是看城市核心区很繁华,当地支柱产业全是大型工业企业,甚至有好几家颇具规模的上市企业。但是附近几个县,全都是些落后贫困县,让人觉得非常的违和。其实如果查一下历史,很多都和当年三线建设,产业转移有关。


除了各种工厂,还有一大批三线建设项目,是各种科研机构。特别是和军工相关的机构,这些部门要为战争提供科技支持,而且当时新中国还有很多关键的技能点没有点出来。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这些机构也必须搬迁。


新中国原子弹1964成功,第二年就成立核动力研究所。为了应对敌人可能的攻击,在1967年把研究所从北京搬家,来到成都。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反应堆,也就是业内著名的"909工程",基地也设在了四川夹江的一片大山里面。


现在的成都飞机研究设计所,就是从沈阳设计所分离出来建设三线的,最早的时候只有几百号人,现在已经设计出歼20了。


还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九院",搞核武器的。也从北京搬迁到了四川绵阳。当时一大批科研机构进入绵阳,所以绵阳号称"中国科技城",确实是有基因的。


工厂生产,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但是科研机构需要高校提供源源不断的新人才。那时高校也大量的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和东北发达地区。这一点新中国也是深有体会的,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的搬迁历史,让人看得唏嘘,如果提前有准备,就不会搞得那么困难了。


所以高校也要搬迁,而且要赶快搬。当时原则是先只搬迁部属高校,而且是挑对国家军事技术上有重要作用的专业。所以很多高校都是一分为二,把一部分重点专业先往三线搬。


其中清华的三线设在四川绵阳,把无线电专业整个的迁移了过来。研究方向,主要一个是雷达,一个是微波通信,因为这俩专业当时对于军工来说至关重要。这还只是第一步,后续本来打算把物理化学机械都搬过来的。


北大的三线建设在了陕西汉中,目的很明确: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都搬来,为飞机设计服务,在这里攒了一个汉中飞机设计所。


然后高校三线建设被铺开,哈工大、北京矿业大学、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等等都开始计划搬迁,同时很多高校选址也从沿海和东北改到了三线地区。


那时如果从天上看,整个中国人员资金设备都在大搬家,从沿海和东北这些发达地区向国家腹地移动。而留在当地的人没有闲着,组织民兵,挖防空洞,建地下工事。


说起防空洞,最有名的就是重庆,各种时期挖的洞很多都没有记录,有的山都给挖空了。


北京地铁一号线是地地道道的三级防护工事。这个地下铁道所使用的挖掘技术虽然不高,但却可以直接承受百架飞机的轰炸。在整条隧道之上,还有厚达七十多厘米的钢筋混凝土和一米的防爆破材料,可以用来防核弹攻击。


其实六七十年代,全国大小城市都在挖,包括我老家,一个小镇,都修了大量的地道工事,小时候听人说是抗日时候挖的,后来才知道主要是这个时候挖的。


与此同时,百万人开往边境准备迎战苏修的进攻。第一次看《三体》,印象非常深刻,叶文洁他们就在大兴安岭那边插队,准备迎接苏修坦克集团的第一波冲击。


三线建设其实分大小两块。


国家战略的三线,被称为"大三线",目的是把国防工业科研等等重点企业转移到后方。


后来每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小三线"工程,就是在本省内找偏远山区,把一些军工企业转移进去。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上海,因为地理原因,上海真的是找不到偏远山区。不过上海解放后,多次把一些单位放在皖南,以至于现在那里还有上海的"飞地"农场。那里的人全是上海户口,公务员编制全部都是走上海的招聘计划。这次上海也把自家的三线设立在了皖南。


在省以下,有的市一级,甚至县一级政府都搞自己的三线。找个山挖地下工程,把一些设备弄进去,能支援单兵和连排级武器制造就成。


你看新闻上叙利亚武装各种自制武器觉得很魔幻,其实当年国内很多县一级三线工程差不多就那个画风,没啥难度,我们非常专业。


在有条不紊的建设进行了几年之后,国际局势随着美国在越南打的焦头烂额,被南北夹击的可能性非常小了,似乎渐渐的稳定下来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美国实力走低,苏联的底气硬了起来。到了1968年,苏联玩了一把大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要改革。苏联出动50万军队直接杀进去,把捷克斯洛伐克主要领导人一锅端押回莫斯科"开会",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


我总觉得这次俄国揍乌克兰,本来也是要走这条路线,不过事先被美国知道后给广播了。


这么干实在是把全世界都看傻了,苏联为此要有个说法。于是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他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这玩意总结起来就两句话: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团结,我要是觉得你不团结就可以强制团结。


而且自从两家交恶,边境地区的冲突愈演愈烈,从一开始互相谩骂到推搡对打,在1969年已经接近撕破脸。然后爆发了著名的"珍宝岛冲突",内容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小规模打了一架。然后苏联以此为题目大作文章,摆出了一副要大打出手的样子。面对这种状态,中国也全面发动舆论,两边眼看随时要打。


但是两国之间,实力说话,面对当时的苏联。中国是弱势一方。打起来肯定是要吃亏的。


那时候,苏联是真的打算进攻中国,起码是做了全套动作。甚至把中国所有重要城市排了个表,从一颗到数颗不等的安排了核武器数量。


不过虽说做了计划,最后还是没敢动手。


一是战线太长,中国这么大,至少要三百万军队,给养装备这些天文数字从西边运过来,想想都头疼;


二是怕美国从西欧背刺,到时候自己被两面包夹,东西两边上万公里同时开战,不敢想象是啥画面;


三就是中国几年三线建设,已经有了战略纵深,速战速决基本不可能,到时候一脚踩进泥里,持久战变数太多实在不合算。


不过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觉得不可能,但是应对一定要做。


于是中央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中央领导疏散,如果苏联机械化部队从中蒙边境突袭北京,最快七天就可以到。于是就像当年延安被胡宗南进攻,中央分成两块避免被包了饺子。二十多年后,大家不得不分散开,避免开战之后被苏联斩首,国家的抵抗没有指挥。


第二是全军战备,部队离开营地,以实战阵型随时应对苏联进攻,整整半年之后威胁才解除。


三线建设不得不被再次加速,为了应对随时爆发的战争,任务更加迫切。所谓"穿越三大神书"的《军地两用人才之友》,从防空、反坦克,到修房、种粮、养家畜,到修电器、造汽车,涵盖了从破坏到战后重建的全程——兼有广度和纵深,不可多得的废土重生手册。《赤脚医生手册》还有如何三防的内容。


还有一本书叫《民兵军事训练手册》,这本书涵盖了步枪射击、防空防化防原子弹等的基本军事知识。只要有这本百余页的手册在手,你就可以在"世界核平"后迅速建立起一支拥有相当战力的军队,这些你们都值得拥有。


这些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紧迫的中苏关系。这段时间新中国可以说紧挨着战争边缘,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为了抵御侵略,三线建设的同时,全国发动了3000万民兵,生产了5000万把枪,200万门小口径迫击炮,20亿颗木柄手榴弹,至于子弹就完全没数了。当时的女民兵在种地之余,学习高射机枪使用、野战工事挖掘、沾染化学武器后紧急处理等等硬核技能。


三线的尾声


但是大战最后没有发生。大家知道新中国的氢弹是1967年成功的,但是实战化在1969年就完成了。当年中国使用刚刚服役的轰6,投放了一枚300万吨当量的武器化氢弹,证明了中国有了初步的核武器投射能力。不过轰6的性能还不足以威慑苏联,接着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证明我们有了火箭运送百万当量氢弹的实力,算是正式让中国有了核威慑力。


之后苏联表示和新中国保持友好,边境部队虽然番号没有变化,但是大量部队都是不满员的,甚至很多都是"架子部队"。美国总统来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段历史就不用我多说了。


即使如此,三线建设也没有放松。原因很简单:如果敌人真的不惜一切代价,顶着核武器的杀伤力往上冲,氢弹不是歼星舰,并不能真的把对方干掉。


有人说美国曾经表示,中国可以遏制苏联,如果苏联攻击中国,美国会和中国站在一起。并且在美国施压下,使苏联放弃了进攻中国的计划。


这话只能忽悠小孩,且不说当时油价高涨,苏联处于强势,美国在外部被压得喘不过气。内部眼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要崩溃,美国经济一塌糊涂。就算美国比苏联强大,中美连建交都还要在等快10年呢,美国为啥要为中国出头?就算两家是盟友,这些年来美国卖盟友的事情,一只手数都数不过来啊。


我们一直靠的就是自己,其中三线建设加强战略纵深是重点。


直到1980年,三线建设终于结束了,原因很简单。当年的计划就是用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在内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科研军工生产体系,那时已经基本完成了。


还有一个原因,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最主要的目的不在越南。主要就是看苏联的反应,因为苏联1978年和越南签署了苏越友好条约,表示自己要全面罩着越南。


结果苏联在一番心理博弈下,没有直接出兵从中苏边境进军,只是在背后支持越南和我们不断摩擦。如此一来苏联的底牌被中国看穿了,知道它外强中干。


来到198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缓和,和平成为主流。三线建设中建立的大量单位,有的就开始重新再搬出内地,往沿海发达地区搬迁。有些位置过于偏僻的单位干脆就放弃了,还有些最后关停并转,只有少量优势企业做大做强。


三线的意义


曾经看到一种说法,说三线建设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因为国家投资在这些地方,造成一线地区投资大量减少,使得新中国的建设走了弯路。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比如有人认为安全带这玩意勒着特别不舒服,认为气囊这东西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认为ABS、EBD、ESP、EBA这些花里胡哨,而且这些玩意都老贵了。自己开了多年的车,都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这些钱不就浪费了么?


一般遇到这种人,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有点不好,因为"安全"设施是不能少的,没有用上是最好的结果,用上了可不是啥好事。


三线建设就是当年新中国的安全带和气囊,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做了一个保障。


甚至可以说,可能我国对未来的预判改变了未来。就好像有人准备在你上班路上给你一棍子,但是你猜到这种可能性之后,早上起床戴上头盔操了根棍子去上班,被人看到后觉得你这人不好对付,等你安然无恙到公司,大家却笑话你白费功夫。


据我看来,三线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把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通过三线建设在全国,特别是偏远地区普及。随着三线建设,内地很多原本落后封闭的地方,在附近出现了一群城里人,还通了铁路建了工厂。


在那个手电筒就是工业品,自行车就是大件工业品的时代,现代化的工厂和城里来的人,让当地人和现代化拉近了距离。


在这些年的新闻报道里,从中东到非洲,从东南亚到南美,有一种情况非常常见:首都和大城市光鲜亮丽,人们时髦的很,各种现代化的东西一应俱全。从夜店到高档酒店都有。但是离开这些地方,乡下几乎保持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态势。不过西方记者不管这些,跑来城市一阵拍照,回去证明这个国家已经"现代化"了。


然后某一天突然就乱了。有些宗教氛围比较浓的国家,一夜之间整个国家好像按了倒退键一样,眼看"落后势力"上台。西方把以前在大街上拍的超短裙姑娘展示出来,控诉这个国家被恶势力统治了。


这种事情一次一次发生,从60年代的伊朗一直到现在的阿富汗。这其中深层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所谓的"现代化"不过是浮在表面,整个国家发展的空间极其不平等,一有动荡,上面那一点点东西就沉下去了。


新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我们依靠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深入的号召能力,把整个国家都尽力往现代化拉。从1950年代开始,全国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是现代化的普及基本是同步的,也为后来改开后的大发展埋下了伏笔。


文章就准备写到这里了,文末用航天院老领导的话结束本文吧,前几天还问了下,老先生已经在2019年去世了。他说几十年前他领导在动员会上说,我们这些人做的这些事,只为了后人能忘掉这一切,等他们彻底理解不了我们为啥做这些事,那时的国家应该好起来了,我们的付出也值了。

网民嚎叫:

佛心发表评论于2022-03-1206:22:05

牺牲了至少两代人!

去三线开荒的第一代很多都是当年的军工大学生,许多来自大城市,默默一辈子在荒凉山里度过。

他们的下一代得不到好的教育,很难考上大学,很多最后接班成为工人。

医疗落后,资源贫乏,穷乡僻壤中挣扎几十年,快退休才搬回城市,大梦一场空!!!

天涯散客发表评论于2022-03-1200:26:37

70多年来,中共一直站在邪恶势力那一边,所以它不仅害怕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力量,还害怕同为邪恶势力的苏联的狗咬狗争斗。邪恶魔头毛贼洞整天就想着争当世界革命领袖,所以中国就一直被动员起来准备打仗,直到毛魔头死了才被邓矮子扭转方向搞经济建设。经过几十年韬光养晦偷技术骗资金,中国的经济强大了许多,又出来个SB习包子想当世界领袖,企图重新走毛魔头的邪路,再一次把中国带入准备打仗的境地。这次习包子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就是想建立中俄邪恶轴心国来对抗欧美。现在看来恶罗斯已经陷入失败边缘,习包子的邪恶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太古瑞斯发表评论于2022-03-1118:45:32

我有大学同学来自江西山区三线兵工厂,在南京出生,一直不会说江西当地话。1969年苏修准备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吓得中共领导和重要工业都立即疏散到腹地和大山里面去了,全国上下轰轰烈烈一起深挖洞广积粮防核弹,同时还不忘喊话苏修“不称霸”!中科大USTC就是那时候从北京南迁到合肥的。然并卵?若不是美帝帮助,今天神州大地可能还在蔓延核污染。


谢选骏指出:上文实为毛狗余孽之作也,但其“末日工程”一语,却也点破了毛狗泽东的末日疯狂——


《媒体揭秘:独裁者大限魔咒69岁》(2011-12-22东森新闻》报道:

  

独裁者都难逃69岁大限?金正日上周六逝世,终年69岁,无巧不成话,还有两个独裁者也是享年69岁,包括今年10月被杀的利比亚「狂人」卡达菲,以及伊拉克前总统侯赛因。卡达菲与金正日同样生于1942年,侯赛因则生于1937年,于2006被处决。


网民嚎叫:


2011年12月22日12:56

果然中共领导人都不是独裁者,他们69岁差不多刚刚上位


谢选骏指出:毛狗泽东1893年生,1949年上位,1962年毛狗69岁,饿死黄俄红区上亿农民……1964年毛狗恶贯满盈,71岁虽未立即死去,但也开始了末日工程——早于文革两年!直到2022年初,俄罗斯狂徒普京,也是进入了69岁的射程,结果他真的疯了,入侵兄弟乌克兰境内,大肆烧杀抢劫!


谢选骏:黄俄是觉悟了还是发抖了



《大陸官方學者呼籲當局要儘快與普亭切割 以免更加孤立》(2022-03-12 聯合報記者陳言喬即時)報導:


大陸官方學者呼籲大陸要趕快與普亭切割。圖為今年2月4日,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亭。(新華社)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北京陷入兩難,對此,大陸學者胡偉提醒當局,不能和俄羅斯總統普亭綁在一起,要儘快切割,否則將遭遇美國和西方的圍堵而更加孤立。


中美印象網站今天轉載現任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中共上海黨校教授胡偉撰寫、探討俄烏戰爭可能與中國抉擇的專文。


胡偉研判,俄烏戰爭將使得美國重新獲得西方世界的領導權,西方內部將更加團結,西方力量將得到明顯的增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將繼續擴大,美國在非西方世界的影響力也將提升。


因此,他提醒北京當局,如此歐洲將進一步與中國切割,日本成為反華急先鋒,韓國進一步倒向美國,其他國家將不得不選邊站並產生從眾效應,「台灣也將加入反華大合唱」,於是中國在既定框架下將更加孤立。


對於中國的戰略抉擇,胡偉建議,「中國不能與俄羅斯總統普亭綁在一起」,需要儘快「切割」;避免兩頭不落好,放棄保持中立,選擇世界主流的立場;盡可能實現戰略突圍,不能被西方進一步孤立。


胡偉還說,有些情況下,表面上中立是明智選擇,但不適用於這場戰爭,北京這次無漁翁之利,而有鑑於中國一貫主張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就只能站在大多數國家一邊,以免被進一步孤立,「這一立場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也是有利的」。


2月19日以視訊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當時中國大陸外長王毅在會中表示,「任何國家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應予以尊重及確保」、「烏克蘭也不例外」。


至於俄烏戰爭的走向,胡偉指出,普亭難以達到預期目的,俄羅斯陷入困境,即使俄軍付出巨大代價佔領基輔並建立傀儡政府,也不意味著最後的勝利,從此俄羅斯將背上沉重包袱,不堪重負。


此外,他說,因普亭閃電戰失敗,俄羅斯取勝希望渺茫,西方制裁達到空前的程度,國內經濟和民生遭受嚴重影響,不排除俄羅斯政局發生政變的可能性。


胡偉指出,普亭若因內亂、政變或其他原因下台,俄羅斯將更不可能與西方對抗,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將終結。


他說,普亭已明確要求俄羅斯戰略威懾力量進入特殊戰備狀態,俄烏戰爭有可能走向失控,若俄羅斯挑起世界大戰甚至核大戰,必將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國應制止世界大戰及核戰爭爆發,為世界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胡偉強調,他是以學者個人名義,客觀分析戰爭可能的後果並在提出對策,供中國最高決策層研判和參考。


大陸的國務院參事室是國務院直屬機構,於1954年設立,主要職責是調查研究、建言獻策、諮詢國事。


中美印象網站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辦的非營利組織卡特中心設立。


谢选骏指出:台湾《联合报》属于大陆的宣传系统,它的舆论导向就是黄俄的试探气球——


《胡伟:俄乌战争的可能结果与中国的抉择》(月光博客2022年3月12日星期六)报道:


俄乌战争是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冲突,将产生比911事件更大的全球性后果。中国目前需要准确研判这场战争的走向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灵活应变,作出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为中国争取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在国内引发极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对者势不两立。本文不代表任何一方,谨以一个学者的个人名义客观分析战争可能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供中国最高决策层研判和参考。


一、俄乌战争的走向预测


1、普京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俄罗斯陷入困境。普京此次行动的目的,是通过闪电战击垮乌克兰,更换乌克兰领导层,培植一个亲俄政府,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并藉此转移国内危机。但闪电战失败,俄罗斯无力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扩大战争的代价高昂,发动核战争将彻底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且没有胜算,国内外形势也日趋不利。即使俄军付出巨大代价占领基辅并建立傀儡政府,也不意味着最后的胜利。目前普京的最佳选项是通过和谈体面结束战争,这需要乌克兰作出实质性让步,但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无论如何,这一军事行动铸就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2、战争或进一步升级,不排除西方最后卷入战争。虽然扩大战争的代价高昂,但以普京的性格和权力,大概率不会善罢甘休,俄乌战争可能升级并超出乌克兰的范围,甚至包括核打击的选项。一旦这样,美欧也不可能置身其外,从而引发世界大战甚至核大战。如是则造成人类的巨大灾难,美国与俄罗斯亦将最后对决,而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无法与北约匹敌,普京将败得更惨。

 

3、即使俄罗斯倾其国力孤注一掷,最后勉强占领乌克兰,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从此俄罗斯将背上沉重的包袱,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泽连斯基是否活着,乌克兰大概率会成立流亡政府与俄长期周旋,俄罗斯同时遭受西方的制裁与乌克兰境内的叛乱,战线不得不拉得很长,国内经济状况难以为继,长此以往必将被拖垮,这个周期不会超过数年。


4、俄罗斯政局可能发生变化,或被西方瓦解。普京闪电战失败,俄罗斯取胜的希望渺茫,西方的制裁达到空前的程度,国内经济和民生遭受严重影响,反战和反普京力量云集,不排除俄罗斯政局发生哗变的可能性。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没有俄乌战争的失利,普京也很难支撑下去。如果普京因内乱、政变或其他原因谢幕,俄罗斯将更不可能与西方对抗,必将屈服于西方,甚至被进一步肢解,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将终结。


二、俄乌战争对国际格局影响研判


1、美国将重新获得西方世界的领导权,西方内部将更加团结统一。目前舆论认为乌克兰战争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彻底崩塌,但实际上俄乌战争将意欲摆脱美国的法国、德国重新拉回到北约防卫框架,欧洲实现自主外交、自主防卫的梦想破灭。德国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瑞士、瑞典等国家放弃中立。“北溪二号”也被无限期搁置,欧洲对美国天然气的依赖必然增加。美欧将更加紧密构成命运共同体,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得以反弹。


2、“铁幕”再次落下,不仅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而且将形成西方主导的阵营与其竞争者的最后对决。西方将以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划线,并把与俄罗斯的分歧定义为民主和独裁的斗争。新的铁幕不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划线,也不局限于冷战,而是西方民主与反西方民主的生死决战。铁幕下西方世界的铁板一块,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虹吸效应,美国印太战略将得以巩固,日本等国将进一步紧贴美国。美国将构建空前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

 

3、西方力量将得到明显的增长,北约将继续扩大,美国在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也将提升。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无论以什么方式实现政治转型,都将大大削弱世界上的反西方力量。1991年苏东剧变后的场景可能重演,意识形态终结论可能再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回潮失去动力,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将拥抱西方。西方无论在军事还是在价值观和制度上都会更加拥有“霸权”,硬实力和软实力达到新的高度。


4、中国在既定框架下将更加孤立。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如果不采取措施积极应变,将遭遇美国和西方的进一步围堵。普京倒下后美国从面临中国与俄罗斯两个战略竞争对手转变为锁定中国一个进行战略遏制,欧洲将进一步与中国切割,日本成为反华急先锋,韩国进一步倒向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进行选边站并产生从众效应,台湾也将加入反华大合唱。中国不仅面临美国和北约、QUAD(美日印澳四方联盟)、AUKUS在军事上的包围,而且面临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的挑战。


三、中国的战略抉择


1、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俄罗斯与西方冲突升级,有助于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当乐见其成,甚至对普京予以支持,但前提是俄罗斯不能倒下。如果普京失势了,中国又与普京在一条船上,必将受其连累。除非普京在中国的支持下能够稳操胜券,但目前看这种前景十分暗淡,而且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坚挺俄罗斯。国际政治的基本法则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面临当下的国际情势,中国只能从维护自身最大利益出发,两害相权取其轻,尽快卸下俄罗斯这个包袱。目前估计还有一、两周的窗口期,再迟中国就可能丧失回旋余地,必须当机立断。


2、避免两头不落好,放弃保持中立,选择世界主流的立场。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表态和抉择,形式上试图走中间路线,两头不得罪,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都投了弃权票,以及在支持俄罗斯的同时也想安抚乌克兰。但这一立场实际上既不能满足俄罗斯的需求,也让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感到愤怒,站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对立面。在有些情况下,表面上的中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不适用于这场战争,中国此次无渔翁之利可收。鉴于中国一贯主张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只能站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边,以免被进一步孤立。这一立场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也是有利的。

 

3、尽可能实现战略突围,不能被西方进一步孤立。通过与普京切割以及放弃中立立场,有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借此机会通过各种努力缓和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尽管这很难,需要大智慧,但是未来的最佳选择。有观点认为,由乌克兰战争引发的欧洲地缘政治之争将大大延缓美国从欧洲向印太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对此不能过于乐观。美国国内已经有呼声:欧洲很重要,但是中国更重要,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遏制中国成为印太地区的主导力量。在此情况下,如何利用俄乌战争做适度战略调整,尽一切可能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并进而摆脱孤立局面,是中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底线是防止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连带制裁。


4、制止世界大战及核战争爆发,为世界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由于普京已经明确要求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俄乌战争有可能走向失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俄罗斯挑起世界大战甚至核大战,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这一危局,同时为了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中国不仅不能与普京站在一起,而且应当采取明确行动,竭力阻止普京的可能的冒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必须发挥这一独特优势,普京离开中国的支持大概率只能结束战争,至少不敢贸然升级战争。由此,中国必将赢得国际上的普遍赞赏,不仅有助于摆脱被进一步孤立的局面,而且为维护世界和平立下了头功,并从中或可为改善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找到契机。


写于2022年3月5日。


胡伟: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博导。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显然是个黄俄。他的文章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官方”的分裂。这个分裂,到底代表了黄俄的觉悟了呢,还是体现了黄俄的发抖了呢?在我看来,兼而有之。因为黄俄是没有良心的,他她们只有算计。

谢选骏:不能投票选举也要交税纳粮



《华人注意,放弃中国国籍可能要交税》(2022-03-11 新西兰天维网)报道:


是加入新西兰国籍,放弃中国国籍?

还是保留中国国籍,持有新西兰永居?


相信这是很多中国移民都在纠结的问题。


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选择放弃中国国籍的理由是避税,尤其是那些富豪移民们。


虽然中国2018年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注销中国户籍办理税款清算条款,但未能就其未实现资产收益征税,也未延长弃籍后税收征管,造成一些富豪可以轻松通过移民弃籍逃税、将资产转移海外。


为了堵上这个漏洞,就在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近日提出建议:


征收“弃籍税”!


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依法打击偷税骗税。


华人注意,放弃中国国籍可能要交税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陈晶莹近日表示,鉴于目前中国针对富豪移民的税收征管漏洞以及部分富豪移民逃税后仍在国内赚钱的现象,建议修订《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在弃籍者的税收清缴、个税征管和征管流程等方面加以完善。


陈晶莹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富豪数量也持续增长,但部分富豪以避税及将资产及财富转移国外为目的而移民。


世界上主要国家均加强了富豪移民的税收清算并开征弃籍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针对富豪移民的税收征管存在漏洞。


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有相关政策来堵上这个漏洞,例如德国和美国。


以美国为例,一般来说,只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就是美国税法意义上的弃籍者:放弃了美国国籍的美国公民;或者结束了“美国税务居民”身份的“长期居民”。


对部分富豪来说,一旦身份符合了美国弃籍税的缴纳条件,想要退籍就需要缴纳高昂的税金。


美国2008年通过的《英雄报酬补助救济税法》(Heroes Earnings Assistance and Relief Tax Act of 2008),放弃美国国籍的特定人群对超过60万美元的未实现资产收益缴税:放弃国籍前5年年均收入税超过14.5万美元;净资产至少200万美元;或者无法提供过去5年的足额交税证明。而且美国公民即使放弃美国国籍,美国政府也可追溯5年,要求其补齐放弃美国国籍前5年拥有的海外资产隐匿不报而逃避的税收和罚金。


早在2005年,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就选择全家抛弃美国身份,最终缴纳了2.8亿的弃籍税。


至于中国人大代表陈晶莹的这项提案,目的是堵上税收漏洞,但并非一个独立的税种。


她解释称,弃籍税“实际上是一项税收制度,是对放弃既有国籍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的税制安排,属于税收特别措施,旨在保卫国家税收主权,抑制资产外逃,保障国家税收收入。”


在此附上陈晶莹的完整建议,供各位参考:


为了打击避税行为并防止资产外流,同时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功能,陈晶莹提出,建议加强富豪移民海外的税收清算和开征弃籍税。


第一,借鉴美国弃籍税经验并根据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加强弃籍者的税收清缴。建议税务机关严格执行 2018 年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第 10 条 ” 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 及第 13 条 ” 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税款清算 ” 等规定,并借鉴美国弃籍税经验,即如果中国公民退出中国国籍,退籍时的所有财产都将视为以公允价出售,包括房产、股票、股权、债券、个人物品如汽车等,而为之产生的收益或者亏损,都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借鉴德国经验强化弃籍税实施的事中事后的个税征管。根据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第 8 条关于反避税条款的规定,对通过境外手段逃税行为,税务机关有权要求对在境外避税的个人补征税款。建议中国借鉴德国的经验,完善相关制度:以避税为目的移民的中国公民,中国税务机关有权认定在放弃国籍时点往前十年中有五年与中国保持有实质经济联系,则在未来十年对该公民仍视为国内税收居民。


第三,完善弃籍税的税收征管法律法规和流程。建议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企业放弃国籍进行清算前向税务机关报告的义务,通知税务机关参加清算,并在注销登记前缴清税款。同时,明确税收优先权,保留税务机关对放弃国籍的企业一定期限内追征税款的权力,保障国家税收利益。在现有基础上,完善个人纳税申报制度,做好税源登记,依托财产实名制、财产申报登记和出境管理制度,加强对个人放弃国籍的税收征管力度。


除此之外,对弃籍者进行征税还需要完善多部门法律规定。比如,修订完善《企业所得税法》 和《个人所得税法》,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企业及个人放弃国籍应负的申报及纳税义务。同时在实施条例中进行详细规定,规定企业及个人应税资本及财产的范围、计税依据、纳税期限等税收要素。其次,还要做好国籍法与公司法、税法等法律的衔接,对企业及个人放弃国籍时,规定清税为前罝条件,加强监管。另外,企业与个人财产信息的获取是这项制度得以顺畅施行的保证,因此应从法律角度完善落实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畅通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渠道。通过部门的协作,及时、完整获取企业和个人资本和财产信息,为税务核实、稽查等扫除障碍。


最后,通过 CRS(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系统加强对放弃国籍的个人及其关联企业的涉税信息收集。除了获取其国内应税资本和财产信息外,还应当全面获取其全球海外资产信息。通过 CRS 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和情报交换,充分获取中国居民海外金融账户数据和其他涉税信息,完善信息处理和运用机制,尤其需要打击“移民 + 离岸信托”进行的逃税行为。


显然,倘若这项建议正式实行,不少中国移民在加入外籍前需要三思了。


对此,你怎么看?


网民嚎叫:

Planet 29分钟前

这是怎么想的,是看到美国放弃国籍要付税才想出来的,问题是:美国是因为另有企图,主动提要求去籍,但中国是自己去掉人家的国籍后,另外要人缴税,这完全是强盗逻辑,好比是逼人重新入中国籍然后给人定罪一样。

Hardsword 44分钟前

中国政府应该对早期自费,停职留学的留学生发“退休费”;这批留学生出国时,大部分都是35岁-45岁左右,他们为共贪党无偿服务了15-20年。到了国外,一切从零开始。这部分早期留学生白白浪费了15-20年的工龄。

Hi 今天 00:44

和主动放弃美籍不同,华人很多并没有放弃中国国籍,而是被他们剥夺了,他们却声称这些华人是放弃,强盗逻辑而已

千户侯 今天 00:41

刑不上大夫。那个上海大学的教授被停职了,因为他建议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公布她们的国籍和海外居住情况。这次这个提出放弃国籍税的人估计被开也是近期的事。

lary 2022年03月11日 19:37

贪官污吏被查出,应该缴纳贪赃枉法税。人大的恐怕个个难逃。

osaka 2022年03月11日 18:04

割的韭菜


谢选骏指出:这个姓陈的黄俄女人,像她祖宗陈后主一样会拍马屁——但却不知美国德国那都是由选举权利的国家,所以居民才需要交税。而“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纳税义务”,择时现代专制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不能投票选举也要交税纳粮,这是典型的专制主义、土匪政治。


《华人注意!3月1日开始 私人换汇涉及违法!存取5万以上现金需登记来源》(2022-02-04 

温村那些事综合)报道:


为完善反洗钱监管机制,进一步提升中国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防范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核心内容冲上热搜


消息一经发布,《办法》中的核心内容就已经冲上热搜!


其中第十条提到,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


可以看到,这一条有三个重点,分别是:


1、审核客户身份;


2、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


3、了解并登记资金用途。


也就是说,以后在银行存取款超过5万人民币,银行就会进一步核查办理人的真实身份,可能会需要进行一个身份登记。此外,银行还将审查这笔存款或者是取款的来源是否正当、合法。


包括工资奖金、年终奖、绩效等合法收入,以及合理理财收益、自由职业收益或者是养老金、公积金等等,都属于合法来源,虽然会受到审查,但是即使超过5万也不会受到影响,只要在存取款时如实填写信息即可,无非是办理程序上可能会比之前要复杂一些。


如此说来,银行收紧了对超过5万及以上存取款的审查制度。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那些想要洗黑钱、诈骗、贪污赌博等等一系列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监管系统会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让这些不法分子无处藏身。


此外,从3月1日起,取款现金五万以上,银行也会核实了解办理人的这笔钱的用途,这其实也是遵循大额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目前国内很多银行,都早已要求取款五万元或以上现金,需要提前进行预约登记。


只要办理人的资金用途正当且进行了如实说明,例如买车买房、或者出国旅游,那么按规定登记即可完成业务办理,不会存在任何困难。


但明显可以使用转账、刷卡,也没有任何困难,但是你却坚持要多次大额取现金、而且用途明显说不清、或者明显存疑的话,那么就势必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阻止地下钱庄洗钱活动


讲真,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就是为了完善反洗钱监管机制,进一步提升国内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防范能力。


如今,中国各地的消费者都早已习惯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的手段了。但有资料显示大额现金的交易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还呈持续增长的状态,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和特定人群中,流通率并不大。


因此,此次央行明确指出要加强管理大额现金的主要目的就只有一个:防范大额现金可能会带来的贪污腐败,以及阻止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


地下钱庄在海外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与海外华人息息相关的就是从事社区华人的汇款、收款业务。比如,一些涉嫌贪污、受贿、逃税等的人士,自然不能用银行转账来转移自己的资产。


此前,加拿大警方曾公开表示,加拿大涉及洗钱的金额不下几十亿,常见的洗钱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存钱:把赃款分成小份,分批存入银行,每份通常低于1万元。


多渠道入账:买卖投资产品,或者从多个账户转账过来,伪装成购物和支付各种服务费用。


投资:购买地产、高档物品、风险投资


勾结银行职员:买通银行职员参与洗钱,这种方式呈增长趋势。


通过货币服务和兑换机构:将现金交给这些机构,外币兑换后再汇出境外。还有购买本票、旅行支票等。


使用现金购物:现金购买车辆、珠宝、游艇、高档电器。


利用信用卡:一直多付信用卡账单,往账上存钱,使自己的信用余额很高,用于购买高额物品,或者兑成信用卡支票购物。


开设高现金流的商业掩护:开设餐馆、酒吧、夜店、货币兑换等高现金流的商店,把赃款混进每天的营业额中。


贷款洗钱:犯罪分子给同伙提供一笔大额资金,然后双方签订一个虚假的贷款协议,随后定期按照协议还款,进入流通渠道。


赌场:拿现金到赌场兑换筹码,最后换取支票入账。


私人换汇涉及违法


与此同时,本次《办法》的出台,也说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在大力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或许仍然有人不知道,“私人换汇”也会涉及违法行为!


众所周知,私下现金换汇是洗钱的重灾区。换汇者无法确认现金出处,如果其来源是毒品交易或抢劫等犯罪行为,那么一旦被查实,换汇者也可能受到牵连,即使并不知情。


而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说,不管是留学,工作还是生活,换汇都是家常便饭的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除了银行和正规换汇公司,“私人换汇”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一来图方便,二来汇率相对较实惠,但这样做其实很容易被定义为“变相买卖外汇”。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经过银行正规渠道用1万人民币换等值加币,然后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转账的等办法将人民币汇入他人收款账户,他人直接给你等值加币。


那么你们本质上就正在进行“变相买卖外汇”,一个不小心就面临牢狱之灾。


当然有的人会说,自己的数额小,不到几百万不用被判刑。


但事实上,根据最高检和最高法负责人的讲话:非法进行外汇交易并获利超过10万人民币,将按照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非法买卖外汇的《解释》,非法换汇超过500万人民币的中国公民,可能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并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换汇超过2500万人民币的,则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光国内,海外管控更加严格,不久前就曾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帮助朋友私下换汇,被警方收押,并因涉嫌洗黑钱而被判缓刑!


还有一名华人男子携刚刚用人民币换得的近36万欧元,在高速公路遇意大利警方例行检查,现金当场被扣,同样面临刑责!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多隐蔽的途径,只要你进行私人换汇,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终归是能被查到的。


所以奉劝各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朋友,无论你是老板、打工人还是留学生,有换汇需求的时候,千万别怕麻烦,也不要贪图小利,规规矩矩选择正规渠道,跟朋友私下换汇、个人非法买卖外汇、通过跨国(境)兑付型地下钱庄买卖外汇等这些收结汇方式,千万不能再用了。

 

谢选骏指出:在黄俄的红区,不仅不能投票选举也要交税纳粮,而且生命财产没有丝毫保障——只要匪首一拍脑袋,什么荒唐事情都可以干出来。一声“华人注意”令下,黄俄们就等着发抖罢——你们不能投票选举,也要被逼交税纳粮。

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

谢选骏:有德居之与同等起源



《无论如何,普京都在事与愿违的意义上改变了世界》(2022-03-10 孙立平)报道:


实际上,现在乌克兰战事在军事上的结果已经不重要,可以说,无论军事上的结局是什么,其影响都将会差不多。


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普京在事与愿违的意义上改变了世界。说得具体一点,四句话:第一,帝国梦碎,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中心消失。第二,国际秩序失去三角稳定性,我们少了一个战略缓冲。第三,世界反俄大联盟形成,世界秩序再次重构。第四,大脱钩开始,世界产业链重组。


下面具体说说这四句话。


帝国梦碎,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中心消失。开战前后,一直有人在论证俄罗斯出兵的合理性。但俄罗斯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上,是用一种过了时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在当今时代,被人们认同的办法,是经济的纽带,是价值观的凝聚力。而俄罗斯用的是过时的帝国模式。这种方式注定了最后的结果。


这里关键是有关国家与民族及世界秩序的想象。在传统时代,我们曾经有一种天下观,即只看重藩属是否归顺,而轻视疆土划分。俄国关于世界的想象,则更强调地缘、民族与历史的因素。历史上的疆界在哪里?你是不是属于我?我们是不是一个民族?苏联时期的有限主权论,也基于此。你作为一个国家是有主权的,但主权是有限的。由此就演绎出,你乌克兰,作为东斯拉夫三国之一,必须服务于俄罗斯的安全。这就是俄罗斯理直气壮出兵并控制乌克兰的理念性基础。


然而,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边界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帝国模式已经不能为当今的世界所接受。这就决定了世界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决定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处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战争的消耗,国际的制裁,战事结束后世界对俄罗斯的警惕,都注定了俄罗斯未来的命运。


国际秩序失去三角稳定性,我们失去一个战略缓冲。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中美对抗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主轴,没有第二个。我原来就说过,中美之间,任何对抗都是战略性的,任何缓和都是策略性的。这是一场长期的终极对抗。从根本上说,这种对抗源于关于人类与世界的不同愿景,这种愿景的差异根植于古希腊时代。在具体的政治层面,所谓终极对抗是指,美国已经彻底检讨了1972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把中国视为终极对手,不会再有包容、妥协、放弃和演变的想法做法。这种思路在理念上是以彻底打败对方为目的,绝无妥协。


但在这个主轴中,俄罗斯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三角关系是最稳定的,同时也赋予整个结构以一定的弹性空间。有无论是的存在,哪怕他的力量有点不对等,但可以不时吸引双方的注意力。可以作为一种钳制的力量,甚至有时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正因为如此,才有中俄联盟之说。但俄罗斯这个因素具有高度不稳定。原因在于俄罗斯的体量,就是我说过的,从体量上说,它既太大又太小。这就注定了它具有极大的可变性。


世界反俄大联盟形成,世界秩序再次重构。前几天我曾经说过,我很在意三个消息,即德国态度与立场的急剧转变,日本前首相安倍主张日本应申请加入北约,瑞士放弃中立国地位,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有瑞典、芬兰要求加入北约。还不仅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明确表态,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纷纷进行谴责并加入制裁,世界许多地方爆发民众抗议俄罗斯的游行示威,甚至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强烈的反战声音。这些动向意味着什么?一个反俄大联盟有可能形成。这是在冷战结束后没有过的现象。


几天前我就指出,如果全球反俄大联盟形成,也许将会另有含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不能放弃道义的制高点,防止出现道义之失。网上一些不理智的言论,有可能授人以柄,乱上添乱。说一句没有原则的话,我们可以退到人道主义的立场,除了斡旋以促进和平之外,尽量在人道主义的层面多做一些工作。


大脱钩开启,世界产业链重组。目前世界的稳定性,或者斗而不破的局面,是建立在三重依赖的基础上的: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西方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中俄对西方的科技及高端设备依赖。这也是当今世界冲突中弹性或投鼠忌器的地方。未来世界的产业链重组,将围绕解决这三方面的依赖来进行,也就是大脱钩。大脱钩将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


后两个方面的脱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美国和西方在努力摆脱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中国也在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摆脱对西方技术和高端设备的依赖。而这次战事之后,反思和调整的重点将是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最新的消息是,欧盟制订新的能源独立计划,在2030年摆脱对俄的能源依赖。由此,新能源的发展也许将进入新的天地,俄罗斯的能源将逐步失去战略意义。


网民嚎叫:


a自由人 24分钟前

竟无一人是男儿!还以为习光腚当年 一上台就为死去的前苏联嚎丧、这次 一定会为俄爹挺身而出呢 哈哈哈

Sans2000 今天 02:32

俄國式微之後,厲害國孤掌難鳴,又會重拾「韜光養晦」,當縮頭烏龜…


谢选骏指出:墙国信息封锁,甚至有识之士如孙立平者,也不明白未来世界所面对的,不是什么“产业链重组”,而是“全球政府的出现”。例如现在的全球制裁,就不仅是端倪,而且是全球政府的雏形了。至于北约东扩,那更是不言而喻、势在必行。如果北约不行,这就是“上合组织”的天下了。至于“中美对抗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主轴”,那还提不上议事日程。那是未来组织全球政府的时候,所谓中美了不是时候,才会遇到的事情。因为中美对抗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而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对抗美国的本钱了。

那么剩下的几块呢?

欧盟的意识形态只是地区组合,无法整合全球。

伊斯兰的意识形态缺乏实力支撑,连自身都很难统一。

至于印度,那只是西方的附庸和人力来源。

未来世界唯一的主轴,将是中国的“天下者,有德者居之”与美国的“在上帝面前的同等被造”之间的竞争。

至于这两者的角逐,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简单说,“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是一种精英主义,而“在上帝面前的同等被造”则是一种大众主义。

至于优劣,则见仁见智了。

一般说来,有德居之的精英主义容易导致专制腐败,而同等起源的大众民主容易导致管制失灵。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二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社会保持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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