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台阁体诗文——化石文明的典型

网文《三杨 （明代台阁体诗文三位杨姓代表人物）》报道：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三人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加大学士衔辅政，人称“三杨”。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艺术上追求雅正，流于平实。永乐至成化年间，明代文坛几乎为台阁体垄断。时人咸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又以居所，称士奇为“西杨”、荣为“东杨”、溥为“南杨”。

简介

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杨荣（1371~1440），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1372~1446）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

杨荣、杨溥、杨士奇担任内阁成员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时期的内阁被称为“三杨内阁”。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人物影响

在三杨影响下宣宗颇能勤政爱民、信用贤良，内阁阵容强大而高效，配合默契。洪熙与宣德的11年间，在内政上极可称道，天下清平，是为仁宣盛世。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为宣宗一大罪。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虽屡有叛乱，但成祖以大军一往，都旋即扫平。20年以来、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忽然弃之，天下震惊。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宣宗虽知道其诈，但仍决定借此息兵.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请封黎氏。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帝国放弃交趾后，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外番多不来朝贡。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郑和出师海外，是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大明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乱。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至明末女真兴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责任焉。

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不能深责，但其大规模的收缩，自当时观之或以为是节财省事的好办法，自世界发展史而言，已可谓铸成大错。宣宗当然不知道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但汉代王符的名句“虽尽东海犹有边”（放弃边疆地区以求免边祸，虽然退到东海也还是会有边疆），他应该读过，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恢复了麓川之役、猛宻之事的真相。卷二《麓夷》，记录正统年间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贤撰《古穣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根据永昌历史事后的实际效果，肯定麓川之役，这是张志淳的高明之处。卷七《缅种贵》、《猛宻》记录了成化年间处理猛宻叛变木邦之事。此条针对何乔新而作，且是《南园漫录》刊刻的直接动因。“适见广昌何公乔新集所载抚夷录谬甚，然后知奸邪矫诬，足以欺一时矣，而其术又足以假名臣闻人，文其恶而惑后世，用是刻以久之。”今所见何乔新《椒邱文集》没有《抚夷录》，仅云南参议郭绪（1445－1508）有《抚夷录》。进一步查阅，《椒邱文集》卷20有《都宪程公平蛮录》，详细记录了成化末年程宗安抚猛宻、木邦之事，应该是张志淳所谓“抚夷《录》”。在何乔新《都宪程公平蛮录》中，程宗是一个抚夷英雄，亲自过南牙山，见猛宻首领曩罕弄，“移檄木邦、孟养，令各以所侵村寨归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启衅……群夷遂相辑睦，公之功也”。而张志淳的观点正相反，称程宗是非颠倒，满足反叛之猛宻要求，打压木邦、孟养，结果，猛宻高兴，而“孟养诸蕃大失望”。由于得到政府支持，猛宻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木地。弘治以后，两族仍交恶不断。张志淳“目击耳闻者于此”，于是“撮其概”成《猛宻》一文。最后指出，“夫猛宻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人物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在当时的太子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煦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中，杨士奇成为坚定的太子派，后来终于将朱高炽推上了皇帝宝座。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自然，杨士奇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并在仁宗去世后，继续成为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恪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明永乐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征蒙古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正统五年，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朱高炽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宣宗即位后，杨溥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要。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谢选骏指出：台阁体诗文——这是化石文明的典型。后来清朝更进一步，典型的僵尸就是乾隆伪帝的四万首诗。

网文《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报道：

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杨士奇、杨荣、杨溥被人并称“三杨”，而将三人同时主政的内阁称为“三杨内阁”。说到“三杨”内阁，可以说是功在当时，但罪在千秋，在他们的辅佐下，明朝虽然出现了“仁宣之治”这样的盛世，但由于战略收缩，却也给明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简历

三杨均为建文、永乐年间入仕，并先后进入内阁主政，主要主政则在仁宗、宣宗两朝，“三杨内阁”一时传为美谈，人称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

“西杨”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其少年丧父，曾游学四方，于建文帝修撰《明太祖实录》时期，王叔英以史之才推荐杨士奇入仕。明成祖即位后，因其好《周易》，而杨士奇恰巧精通《周易》，孤儿得宠，先任左中允，后进左谕德，地位渐高。明成祖北巡，常以太子朱高炽监国，杨士奇则受命辅佐太子朱高炽，由此渐成重臣。朱高炽继位后，杨士奇担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由此入阁。其一生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其一生历经五朝，身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亲眼见证了明朝由盛转衰。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

“东杨”杨荣原名道应、子荣，字勉仁。杨荣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明仁宗继位后，则进位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后于宣德十年（1435年）晋升少傅，正统三年（1438年）升任少师。其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病逝，年七十，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敏。

“南杨”杨溥字弘济。杨溥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即位后，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朱高炽，后因汉王朱高煦诬陷，杨溥等东宫属臣被关入诏狱，但其却在狱中勤奋读书，十年之间读遍经书史籍。明仁宗即位后，建弘文阁，杨溥获释后被命掌阁事，旋即升任太常寺卿。明宣宗即位后，得以入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典机务。杨溥入阁十六年，于杨士奇去世后接任首辅，史称其有“相度”，为人谨慎，晚年时眼见王振权势益振，却无能为力。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去世，年七十五，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

“三杨内阁”的功与过

提到“三杨内阁”，就必然提到“仁宣之治”，他们主政期间，内阁阵齐强大而高效，配合完美，使大明的国力持续向着鼎盛发展，边防安定、吏治清明、经济蓬勃，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大明开始进入盛世。然而，他们虽在文治方面政绩卓著，武功方面却多有不足，仁宣两朝的全面战略收缩，虽然缩减了朝廷负担，但却也给后来的明王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内阁”的最大功绩，无疑便是辅佐仁宗、宣宗勤政爱民、信用贤良，一手开创了“仁宣之治”，使得大明步入巅峰。而除此之外，他们的最大贡献应当就是确保大明的政治稳定了，从永乐朝开始，汉王朱高煦便有争储之心，与太子朱高炽展开了激烈争夺，虽然朱棣对朱高煦也是心有所向，但“三杨”却不避斧钺坚决反对改立太子，最终确保了明仁宗朱高炽的继位。然而此后朱高煦贼心不死，先是在仁宗去世之际，半路截杀朱瞻基，失败之后，又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挑起“汉王之乱”，而正是杨荣力主宣宗亲征，剿灭朱高煦叛乱。而在宣宗去世之后，时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又是“三杨”辅佐年幼的新君数年。

可以说，除了“仁宣之治”外，“三杨”确保了大明王朝在明成祖之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的顺利继位，为大明王朝的平稳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于是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大明开始全面战略收缩，但他们的战略收缩却为大明后世埋下了诸多祸根。一是放弃交趾。自永乐五年（1407年）大明开始设置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该地虽然屡有叛乱，但却始终不成气候，而到明宣宗之后，该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明宣宗继位后却突然放弃了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而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大明的远洋水师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使得明朝对南洋的影响力开始骤降，外番大多不再前来朝贡，更使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二是辽东战略收缩。由于奴儿干都司过于苦寒，道路不便，再加上女真人多有叛乱，于是明宣宗逐渐放弃了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对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域的统治开始逐渐失势，可以说大明经略辽东的失败，明朝中后期女真和倭寇的兴起，欧洲国家势力进入印度洋和南洋，明宣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杨内阁”在文治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在武功方面的不足却也为大明埋下了祸根，战略收缩可以修养生民，但在盛世之际如此大规模的收缩，当可谓铸成大错。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那么后来伪清的康乾之治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功在伪满却罪在中国，应该灭其十族。

谢选骏：宗喀巴不懂佛法还算是好的

《宗喀巴不懂佛法》（密海灯塔：多识仁波切驳论文集 2021-12-14）报道：

摘要：如他在很多地方用诬蔑性的言辞，说宗喀巴“不懂佛法”、是“凡夫”，“密宗师无一人懂佛法”，而其理由是因为宗喀巴“主张六识”，“不说八识”等等。宗喀巴持应成中观，故不承认八识说，并不是不懂八识理论。

萧平实又说：“宗喀巴对小乘基本佛法十八界中七八识之理懵然无知，尚且不可谓世俗有智之真正研究佛学者，更无资格称为小乘见道之人”。（见《狂密与真密》，217页）

这句话证明，萧平实不但对佛法一窍不通，就连小学算术的十位数运算都不懂。

说什么“对十八界中七八识之理懵然无知”。那什么是十八界呢？十八界是：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中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6×3=18界。如果在“十八界”中还有“七识”、“八识”，18+2＝20，那就是“二十界”，而不是“十八界”。

因此，不仅是宗喀巴，就连《俱舍论》的作者世亲、《集量论》的作者陈那、《释量论》的作者法称、《毗婆沙论》的作者世友等人，以及《身足论》的作者迦多衍尼子等，也皆“懵然”不知“十八界”中有“七八识”，只说“十八界”而未说“二十界”。因此，世亲等人亦别说称“小乘见道之人”，就连称作“世俗有智佛学研究者的资格”都不具备了。不但如此，在开示蕴处界法时，“懵然不知”有“七识、八识”而只说六尘、六根、六识为“十八界”的释迦牟尼也别说成佛，就连称“小乘见道人”的资格都没有了，甚至连称“世俗有智佛学研究者”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根据萧平实的观点推出的结论。

难道这就是“正觉会”的所谓“正觉”和“道种智”所悟得的结果吗？

如果说在“六识”中的意识中包含着七识、八识的话，那也只是唯识论者对意识的内部分类，中观等其他学派压根儿就不承认这样的分类，绝不是什么对此“懵然无知”。“不知”和“不承认”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知”属于知识范畴，而虽然知道,却不承认某种观点的正确性，那是属于“见解”。萧平实却好像连这两个概念都分不清楚，因此闹出很多笑话。

如他在很多地方用诬蔑性的言辞，说宗喀巴“不懂佛法”、是“凡夫”，“密宗师无一人懂佛法”，而其理由是因为宗喀巴“主张六识”，“不说八识”等等。

宗喀巴持应成中观，故不承认八识说，并不是不懂八识理论。宗喀巴是历史上少有的世界级显密佛学大师，他的许多有创见性的佛学理论名著如《般若金珠蔓论》、《中观论大疏》、《入中论显理疏》等至今未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在唯识学方面，他著有《辨了义不了义论》、《阿赖耶本颂》、《阿赖耶释难论》等作品，对唯识论研究的深度可以和法护、玄奘分庭抗礼。中国当代著名佛学家吕说：

以宗喀巴之说组织完满超越古今，推论正宗独系于此。试举以于汉土流行之佛教相较，则其得失短长，实有不容轻议者。

自宗喀巴而后，以瑜伽学为广行，中观学为深观，合龙树、无著两大家浑然为一大乘学，实际显现，匪托空言，以谈修学，似无间然矣。（见于吕《西藏佛学原论》）

易里沙伯·乃波博士在《缘起与性空》一书中说：

源于印度大学者龙树的中观学派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而中观学派在西藏的探索与发展，又把这学派的精密性与细致性都提到了新的水平上。

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伟大的西藏学者宗喀巴在谨慎地以印度佛教疏释为据的情况下，发展出对中观学的优秀阐述。

佛教在西藏早期的数百年传播中，呈现出智性上的活跃……在这段发展期间，涌现出一批才华显赫的思想家，他们的诠释赢得大群支持者，后经由门人的再精炼及充实，他们观点的影响力得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一位这样的人物，就是伟大的学者及修行者——宗喀巴，其学术及禅修成就使他在世时已享有崇高声誉与广泛热烈的支持。

故认为宗喀巴是“不懂佛学的笨蛋”，那真是井蛙蝼蚁之见。

不要说宗喀巴这样的龙象，就连藏传佛教辩经院中普通的学僧都对唯识学理论了若指掌，而且随便找一个学僧出来，他的佛学理论知识水平也比萧平实师徒强百倍。这绝不是吹牛。当今世界上保留了古代那烂陀学制并系统全面地精研细读佛教五部大论的，也只有藏传佛教而已。所以当今西方学者称藏传佛教为“学术性宗教”。

因此，把藏传佛教知识界贬为“不学无术”，那只能证明自己极端无知的白痴本质。

谢选骏指出：宗喀巴不懂佛法还算是好的，宗喀巴如果懂了佛法，那就是着魔了，就会更加糟糕了。按照同样的道理，藏传佛教知识界“不学无术”还算是好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开辟自己的道路，就不会跟在印度人后面汪汪汪地学狗叫了，就不会像毛泽东汪精卫跟在苏联人的后面嗷嗷嗷地学狼嚎了。

谢选骏：一党专政取代科举制度

《1905年清朝为何取消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搜狐 2019-12-06）报道：

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除了为隋唐以降的历代政权贡献出一大批具有高度知识素养的官僚兼优秀人才外，还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给中华民族带来重视教育、崇文尚学的风气。然而，公元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清廷谕令立即停罢科举，废除了从隋代起绵延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这是为什么呢？

清末科举的废除并非一时的行为，而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如果从1895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算起，可以说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才有这最后的结果。

1895年，在维新派不断地鼓动下，在全国之势的改革气氛中，光绪皇帝先在杨深秀上奏后，当即谕示各项考试不得割裂经文命题。又于徐致靖上疏后的第二天，即6月23日，颁发了《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的上谕。这可以算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第一步，也是自明代成化年间实行八股取士以来第二道废止八股文的谕旨。

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下诏变法，于是变通科举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两广总督陶模奏折直接提出废除科举，然而，清廷陶模之折无任何表态。

1903年初，清政府下诏为庆祝明年慈禧七十寿辰而筹备癸卯恩科乡试与甲辰恩科会试，丝毫没有废除科举的意思。

但是洞悉中国弊病的有识之士与部分高级官员明白科举制度存废关系国家的兴亡，因此第三度提起改革科举的话题。

1903年3月13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又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变通科举，明确指出科举不废，则人人有侥幸观望之心，无人肯上新式学校学习。但对于实际操作，张、袁亦并不提议立即废科举，而是提出按年递减科举考试取中之额，并将所减之额移作学堂中当取之额的办法。但是此折递进后交政务处议奏，却没有下文。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上折，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袁世凯等人都是封疆大吏，若清廷再不接受这次的提案，则这些方面大员的向背将直接影响清廷的统治，尤其上折者一为直隶总督，直隶是统治核心区；一为盛京将军，盛京乃是满清老窝；南方最重要的三大总督亦皆列名其中，万一再有其他变故，则亡国指日可待。

此时的清政府还面临日俄战争的冲击，立宪的呼声已经到处可闻，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与同盟会相继成立，革命已是近在眉睫之事，专制制度面临即使不覆亡也有被严重削弱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于是才出现了9月2日下诏立停科举之事。

科举制度久成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毒瘤，一旦废止，人们有初脱樊笼之感，莫不额手相庆，因而此举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剧烈的反响。各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评论这历史性的举措。在华的外国人士也高度评价废科举。

清政府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然而，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废除科举后，由于种种原因，不仅学堂没有大量兴办起来，而且还造成"教育之普及，较之科举时代，乃反见其退步"的后果。由于准备不足，匆促办学，学堂在各个环节上均存在问题，难以起到应有的建设性功用。旧式教育出身的老师大多不能完成知识结构的更新调整，新学知识少得可怜，而那些具有留学经历的教员不仅新学不怎么样，旧学更是一知半解。于是闹出了很多笑话：地理教习分不清东南西北，以五行八卦辨正方位；理化、数学的教员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等等。这样的老师，知识水平还不如某些学生，以他们来教书，只能误人子弟。当时设置的课程表面上看起来丰富多样，但实际上新瓶旧酒，仍是中学压倒西学，旧学多于新学，十分枯燥。如世界地理不是在讲科学，而是教授古怪的僻字和颠倒的奇句；国文仅限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只是帝王世系和年号表。并且所编课本，东拼西凑，都是过时落伍的东西，根本激不起学生的兴趣。上述情形，使清末教育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不如旧私塾。

其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本处在多事之秋的晚清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科举停罢后，各省数万人的举贡、数十万人的生员顿时失去了进身之阶。清政府虽也意识到这一点，为他们举行补考优、拔贡的考试与考职考试，分别量予出路。但毕竟"优拔两途，定额无多"，大多数人"不免穷途之叹。"于是，这些人成为威胁清王朝统治秩序的不安分力量之一。此外，由于教育普及率下降等原因，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无法进人学堂的游离分子。他们不安现状，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所在。因此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清政府也失去了整合社会的基础，造成整个社会长时间广泛地趋于动荡不宁，使自己危如累卵的统治更加摇摇欲坠。

最后，科举停罢，意味着旧的选官制度取消了，但清政府并未相应建立新的文官选拔制度，这就造成用人无标准，为官没有资格限制，于是，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端随之而来。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幕后交易，加剧了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政风的恶劣，使之更加腐朽没落，统治危机越来越严重。

有鉴于此，不少人开始重新对科举作肯定评价，认为"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敢冒天下大不韪者甚至更进一步，公然提议复行科举。但是，毕竟科举制的废除顺应民情，合乎人心，他们的声音总的说来不合时宜，相当微弱，终究无力回天。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高等教育近代化与女学兴盛产生了推动作用。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影响是女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的半边天，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这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断提升。

谢选骏指出：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其关键核心是科举制度，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帝国时代的社会枢纽。公元587年，隋文帝废除了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注重考查人才的学识，初步建立起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隋炀帝时，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设立。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失信于天下，中断了精英上升的通道，结果造成自身的坍塌毁灭。后来国共两党，不得不以结党营私来填补政治真空，结果形成了一党专政的社会毒瘤。

谢选骏：董其昌是大恶棍

《古代人物：董其昌是大文人，还是恶棍？》（搜狐 2020-01-04）报道：

董其昌（1555-1636），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明代艺坛的主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 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董其昌书法精选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

董其昌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是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打击压制和他相抗稀奇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笔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气势，且多辗转摹仿，如《峒关蒲雪图》、《溪山平远图》等，皆为摹古之作。　　

董其昌虽其书画闻名于世，但其横暴也同样驰名。1626年9月，华亭生员陆兆芳家里有个仆人生的姑娘，名叫绿英，长大后在董府里当佣人，董其昌见她有些姿色，将他奸污了。绿英羞愤难抑，跑到陆兆芳家向身为仆人的母亲哭诉，当晚留宿陆兆芳家。次日凌晨，董其昌父子派了两百多家奴，以家仆陈明带队，打到陆兆芳家，抓人毁物，捣得陆家残破不堪。陆兆芳气愤之极，告到江阴学道处。可官官相护，状文递上如石沉大海，群众纷纷为陆家打抱不平。

无名氏文人写成《黑白传》，讽刺董其昌富如元载，险如卢杞，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不久评书、戏曲也由打抱不平的文人写出。一时董家恶行妇孺皆知。为追查作者，董家便将有嫌疑的说书人钱二抓起来拷打，钱二忍痛不过，说是生员范昶所为，董家便捉范昶去拷问，范昶呼冤气极，回家病亡。其83岁老母，率媳妇龚氏、孙媳董氏以及打抱不平的3名妇女，到董家论理，董其昌子董祖常将范母轿子打坏抛入河中，并把所有妇女衣裤撕破，对下体横加殴辱，阴部流血至足，董祖常扬言说：“谁敢到董家闹事，就以此为榜样！”

将被殴之妇赶入坐化庵中，衣不蔽体，伤口流血，污泥满面，号哭凄惨。董其昌还恶人先告状，要求学院和抚台衙门惩治范家。范母于1627年3月气极身亡。一时群情激愤，生员郁伯绅代表百姓要求松江府官员惩办陈明及董祖常，反被官方责打25大板，暂押候审。是可忍，孰不可忍，四乡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至数万余，于1627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攻董家大门，先砸董其昌家仆陈明华堂厅数十间，准备烧董其昌家房子，恰遇雷雨而改期。次日晚，百姓齐集，青浦、上海、金山等处向董家报怨者都来了。他们把董其昌经管了大半生的华美居室、珍奇珠宝、古玩文物全部烧掉，董宅成了瓦砾堆。董其昌之子董祖源比其父更富，次日天明他的房子也被全部烧光。

百姓犹不解恨，又烧掉董其昌白龙潭书园楼，摘下“抱珠阁”匾额，扔入河后，高呼：

“董其昌沉水死啦！”又有人拿砖头朝坐化庵殿上董其昌所书“大雄宝殿”匾乱砸，寺僧救下，乡民一涌而上用刀铲等将烫金大字削去，说是“碎杀董其昌”。还有一老翁在董府残壁题诗一首：

福有胎兮祸有机，谁人识得此中机。

酒酣吴地花须谢，梦断鸳鸯草色迷。

敌国富来犹未足，全家破后不知非。

东风唯有门前柳，依旧双双燕子飞。（据《参考文摘》）

谢选骏指出：董其昌到底是大文人还是恶棍——从事情的整体来看，董其昌是大恶棍。因为，小恶棍没有文化，大恶棍须有文化。董其昌有文化，所以是大恶棍。

谢选骏：王世贞八面玲珑

网文《“金瓶梅”》是不是王世贞写的？》报道：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简介

明朝前后七子，要数博学好古则首推王世贞，谈古论今，琴棋诗画无所不能，天生绝资，不仅在文学上极具造诣地位甚高，在史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是历史进程中伟大的杰出人物。

王世贞，苏州人，因其所著《弇州山人四部稿》还被世人称为弇州山人。

王世贞十七岁考入秀才，次年中举，后中进士，进入大理寺担任官职，后官职逐步直升，直到担任南京刑部尚书。

王世贞出生于将相门第，性情不同于寻常之人，记忆力极佳，读书写字学得很快，自小便十分聪颖，天资俱现。

王世贞在朝中当差后，为人正气凌然，不卑不亢，有一次王世贞正在追捕一名逃犯，该逃犯躲避于锦衣首领家中，王世贞不顾权威当面将逃犯逮捕，任凭该都督如何说情也无济于事。王世贞还因为杨继盛被害一事与严嵩结下梁子。后其父在抗敌外敌时不慎大败，惨遭严嵩陷害入狱，王世贞听闻此事辞官前往严府求情，不料严嵩心狠手辣仍将其父致死。朱厚熜上位后，王世贞再次上诉其父案件遂得以平反。严嵩死后，王世贞怒斥其恶行。

此后王世贞深恶官场污秽，于是辞官十年，淡泊名利，阳春白雪，生活简致，受到世人的追捧与尊崇。

王世贞为人十分勤奋好学，成绩突出。1570年，后七子之首去世，王世贞其文才声名远扬，称霸文坛20年。他善作韵诗，好摹古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闻名遐迩。

王世贞主要功绩

王世贞为人十分好学，在各个领域均有涉猎，文学、曲艺、书画、以及史学等方面地造诣均不俗。

王世贞最为杰出的是其文学造诣，在文学层次，他是鲜明的复古派，这也正是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他认为行诗歌必首推盛唐，辞藻华美气势磅礴大气有意境，应当向其学习效仿，并强烈批评了宋朝的诗风，他十分强调诗文创作时文学性的重要性，因此他自身的诗歌作品均十分注重韵律。但他最为向往的诗文还是汉魏时期的古朴之风并认为此诗已难以模仿极难再现。他还十分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严厉批判抄袭之陋习。除了他的文学理论之外，他的文学著作也相继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与典范，例如弇州山人系列著作拥有不可取替的文学地位。

此外，王世贞还对热衷于研究曲艺，发布多篇曲论，强调曲艺之美学。

书法层面，王世贞偏爱文壁的书法，善收藏书画并对此也深有研究且乐于发表评论，同样主张学习唐朝先人，重视书法的古典文雅性。

王世贞还是一名重要的史学家，考据历史，正、野相辨，取得了难得的成绩，辩驳了数个误区，正是其复古思维带来了拾回史典精华的风潮，带来修史书之风，对后世的史学研究贡献极大。

王世贞，被明史称作是最具才华、最负盛名、最有气节、意气风发者。他一生著作无数，是我国少有的产出极盛且质量极高的文学家。

中国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第一奇书”《金瓶梅》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之谜，这个谜的谜面只有五个字——“兰陵笑笑生”。

“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但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数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被列入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名单多达53人，其中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王世贞说。那么，王世贞究竟有何可能？为什么从明朝开始就一直有人猜测《金瓶梅》是出自他的手笔呢？

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在这部百回巨著中，作者以土豪恶霸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主线，第一个把笔触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细致描写了西门庆一家夫妻、妻妾、主仆之间的种种矛盾，多侧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画卷。

《金瓶梅》的备受争议，是因为书中有大量的性描写。一方面，数百年间屡屡被以“淫书”之名而被列为禁书，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文人学者因其文学水平之高而称之为“第一奇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近现代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是一座丰碑，它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创作。

《金瓶梅》的故事是从《水浒传》中的一个片段演绎而来的。在《水浒传》中，潘金莲勾结西门庆害死了丈夫武大郎，这个作为配角出现的女人因此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人物。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人，就是这样一段在《水浒传》中所占篇幅不过两个章节的故事，后来却被演绎成了另外一部皇皇巨著，其影响力甚至不亚于故事的母本《水浒传》。这就是几百年来同样备受争议的《金瓶梅》。

几百年前的中国文学就这样悄悄地拐了一个弯，但就是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拐，却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

显而易见，“兰陵笑笑生”不是作者的真名，而是一个笔名。《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要署笔名？这位“兰陵笑笑生”又究竟是谁呢？

在《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文化的正宗是经学，然后是史学、文学。文学之中又以诗文为正宗，至于小说和戏曲，则一概被视为“闲书”。在这样一个普遍藐视小说的时代，加之书中又有大量男欢女爱之事，《金瓶梅》的作者不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是留下“兰陵笑笑生”五个字的笔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也正是“兰陵笑笑生”五个字的笔名，导致了自明清以来学者们对《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的长期争论。

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金瓶梅》版本是1617年的万历丁巳刻本，在这个版本中有一篇《金瓶梅跋》，这篇跋的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而在明朝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也就是说，“兰陵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围绕着这样的提示，人们对作者的真实身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在明代可以称得上“大名士”的人实在是不少，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等许多著名人物都被诸多各持己见的研究者列入了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名单中。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时间最长、流传最广。这种说法从明朝就已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400多年，这就是王世贞说。那么，王世贞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从明朝开始就一直有人猜测《金瓶梅》出自他的手笔呢？

在明朝的记录中，王世贞是最早拥有《金瓶梅》手抄本的人之一。而到清朝时，宋起凤在《稗说》中直接写道：“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生平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也先生中年笔也。”

宋起凤所说的弇州先生就是王世贞。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官至刑部尚书。

王世贞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给后人留下了《弇州山人四部稿》、艺苑卮言》等数百卷著作，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

王世贞做过大官，又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应该说王世贞确实符合“一巨公”和“大名士”的标准。为什么人们会推测是王世贞写了《金瓶梅》呢？这要从一则数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传说说起。

相传：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得到了宋人的《清明上河图》，因为严嵩很爱藏古董，他就去跟王忬索这个图，但是王忬舍不得给他，于是找人搞了一张《清明上河图》的赝品送给了严嵩，后来一个裱衬匠告诉严嵩这个画是假的，严嵩大怒，于是加害于王忬。

一心为父报仇的王世贞打听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喜欢看带有情色描写的小说，于是就专门写就了《金瓶梅》送给严世蕃看，而在把书稿给严世蕃之前，王世贞在每一页的页脚都沾上了少量的砒霜。

事情果真像王世贞所预料的那样，严世蕃得到《金瓶梅》后爱不释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当全书看完之后，严世蕃也毒发身亡。

那么，历史上王世贞的父亲王忬真的是被严嵩陷害致死的吗？

据《明史》记载，王忬曾任蓟辽总督、监察御史，1552年受命赴浙闽率军抗击倭寇，屡破倭寇。第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书弹劾严嵩，结果反被诬陷致死。王忬、王世贞父子因支持杨继盛而与严嵩父子结下了恩怨。1559年，蒙古俺答部大举进犯，直逼京城，严嵩借机诬陷王忬防守不利，王忬遇害。

因为历史上有严嵩陷害王世贞父亲被砍头的说法，在当地老百姓中间一直流传着王世贞的父亲下葬时装了一颗金头的传说。1967年，江苏省太仓市牌楼镇牌楼村村民在“破四旧”的号召下，推倒了王世贞家族的陵园，挖开了所有的墓葬。当村民们把王忬的棺材从坟墓中掘出来之后，都想看一看传说是否属实。

在打开的棺木中，村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假头，但却不是金头，而是像石膏一样的东西。挖出后老百姓都去敲，拿铁耙去敲，但是敲不开。在太仓市博物馆，至今仍保存着一枚戒指，这枚戒指是可以转动的，在它的两面分别刻着“忍耐”两个字。这枚戒指和那个假头一样，同是出自王世贞父亲的墓地。

墓地中的发现和这枚戒指似乎在印证着那个流传数百年的传说，同样似乎也在印证着王世贞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谢选骏指出：王世贞真是八面玲珑——不仅能够写作文史，还能写作月经，《金瓶梅》就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网文《100卷<王世贞全集·弇山堂别集>填补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空白》（2017-09-25 施晨露）报道：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世贞全集·弇山堂别集》24日在王世贞家乡江苏太仓首发，标志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进入出版发行阶段。

王世贞是明代隆、万时期中国文坛领袖，以学识宏博见长，治文者拟其为明代苏轼，治史者称其为一代史迁，是位对中国明末清初文化转向和世界汉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钜公。他的著述丰赡，超越前代，《四库全书》馆臣誉之为“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且流布遍天下，被世界上200多家图书馆收藏，此前尚无全集。《王世贞全集》的整理与研究填补了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空白，全集1000多卷，预计有40多册、近2000万字。

《弇山堂别集》是王世贞史学代表著作之一，此书记录明代史实，史料详赡、考备精细，记叙典章制度尤其所长，时人比之一代实录，其中《史乘考误》纠正《明实录》之讹误甚多，不仅成为《明史》《明书》撰写的重要参考，同时开启了清代考据史学和求实学风之先河。《弇山堂别集》岁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校勘本，但受时代局限，在底本、校本、参校本的收集、典籍使用以及校点方面尚存遗憾。30年后《王世贞全集》版《弇山堂别集》的校点，在世界范围采书、多层次审核、主编把关、出版社同步携作基础上，历时四年，以底本好、校本全、参考文献丰富、校勘标点精细见长，纠正原版失校1500多处，标点错误180多处，人名、地名、职官名等错误若干，将《弇山堂别集》校点的学术水平提升至新的高度。

王世贞书法

首发式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古籍整理的“后出转精”寄予厚望。“今年春天，我看过一卷的校样，书稿空白处塞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蓝字体，原纸不够用，接续的补校纸折得三重四叠。我不禁为整理者的责任感和精细而心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说，“《弇山堂别集》比之30年前的旧版无论版本多样、参考书的丰富和校点的精细都有进步，为读者提供了水平更上乘的优秀读本，也让学界对《王世贞全集》的出版有了更高期待。”

《弇山堂别集》点校者、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教授吕浩介绍，《王世贞全集》项目研究涉及的古籍多为善本，仅《弇山堂别集》就有明刻本4种，又有若干单行本善本。“2012年，我奉命整理研究《弇山堂别集》及相关史学著作后，一连几天夜不能眠。国内图书馆的行情是善本古籍100元/页，而且只能提供最多2页。100卷《弇山堂别集》共计2300页，而且还要多个版本，蒐集资料难度堪比登天。”为节约蒐集资料成本，项目组专家蜗居在北京某栋大楼地下室，一住就是半个月，阅尽国家图书馆与王世贞有关的古籍。“就《弇山堂别集》而言，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翁良瑜雨金堂初刊本、挖改本、万历庚寅本及几个单行本。经过辗转协调，我们复制了其中的雨金堂初刊本近三分之一。带着这部分资料，我先后辗转于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竭尽所能蒐集相关版本资料。”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翁氏雨金堂刻本《弇山堂别集》

为获得全本资料，项目组还先后前往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公文馆，终得开展项目研究的大部分古籍善本，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见在的《弇山堂别集》中寻绎出了版本系统。吕浩说，作为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的著作语辞奇古，句读难度大。《弇山堂别集》是他自弱冠之年直到晚年，几乎穷其一生编撰的一部史书，100卷规模，4个版本逐句比勘，还要有本书前后文内校，《弇州史料》《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明史》《明实录》《国朝献徵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古今万姓统谱》《读史方舆纪要》《嘉靖以来首辅传》等外校。出版环节的一二三校样，都做到字字过目，精益求精。“历时6年，我的眼睛模糊了，视力下降严重，结膜炎不知反复了多少回，或从来没有痊愈过。多年的拼搏，可以让我们自豪地说：《弇山堂别集》的版本，这部最全；句读，这个整理本最精，校勘最详。”

谢选骏指出：王世贞不仅把八面玲珑，而且还能垂范后世，真是不可多得也。

谢选骏：共产主义的世界核平

《乌克兰：俄正在准备动用核武 剧本极可能是……》（CNA 2022-04-13）报道：

俄乌战事恐将更严峻。乌克兰政府国防与安全事务顾问丹尼柳克今天告诉中央社记者，由于自知以传统军事手段难以取胜，俄罗斯将透过刻意挑衅，为动用核武创造条件，首当其冲的恐是乌东顿巴斯地区。

备受乌克兰军方与情报单位倚重的丹尼柳（Oleksandr Danylyuk）位于俄乌战争第一线。他参与协调乌克兰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合作，也在乌克兰2014年以来的国防改革扮演重要角色。

丹尼柳克指出，乌克兰所掌握情资显示，早在本月初，俄罗斯情报单位即开始研究透过刻意挑衅，并指控乌方需为冲突和威胁升级负责，作为动用核武的借口。

根据情资，其中一个可能的剧本是俄方人员伪装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或是被宣传为极右派的亚速营（Azov battalion）战士及其他“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以乌克兰之名夺取俄罗斯境内的战略核武设施。

其他可能剧本包括自导自演一场破坏或攻击行动，并在过程中突显乌克兰国旗或其他乌克兰国家象征。

情资显示，最有可能被“假攻击”的俄罗斯战略核武设施包括位于军事城镇“贝尔哥罗德-22”（Belgorod-22）内、代号S（俄文字母为С）的核武贮存基地。“贝尔哥罗德-22”位于贝尔哥罗德州，距离乌克兰东部苏梅州（Sumy）仅数公里。

丹尼柳克指出，俄罗斯官员及莫斯科的政治宣传喉舌多次表达有必要以核武对付乌克兰，并呼吁在邻近乌克兰的俄罗斯西部地区提高恐怖攻击警戒。种种迹象显示，俄罗斯政府高层很有可能已拍板定案，将在适当时机透过挑衅为核武攻击制造理由。

根据俄罗斯的核武使用准则，俄罗斯动用核武的条件包括俄罗斯“或其盟友”遭受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攻击；在遭遇传统武器攻击下，俄罗斯的“国家生存受威胁”；以及敌方攻击关键设施，导致俄罗斯恐无法以核军力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白俄罗斯去年启动修宪，删除原宪法关于军事中立及维持境内零核武的相关文字。独裁者总统鲁卡申柯（Alexander Lukashenko）去年11月表示，他不排除让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未来在白俄境内部署核武。

白俄罗斯1992年放弃核武，并以此为条件在1994年取得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安全承诺。虽然修订后的宪法仍保留白俄罗斯不会自本国领土发动核武攻击等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白俄不能“反击”。

也就是说，除了在俄罗斯境内，莫斯科也能在白俄境内自导自演一场以乌克兰名义发起的挑衅或攻击行动，并以此为由从白俄对乌方发动核武攻势。

苏联1991年解体时，乌克兰的核军力堪称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但在西方和莫斯科的压力下，同样于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交出核武，俄罗斯和英、美等国承诺协助保障乌克兰安全。

美国五角大厦近日指出，俄罗斯恐怕得诉诸核武，才有可能在对乌战争取胜。俄罗斯联邦车臣自治共和国强人领袖卡狄罗夫（Ramzan Kadyrov）11日扬言，俄军持续进攻，仍打算拿下基辅（Kyiv），乌克兰恐面临核武攻击。

以自导自演挑衅或恐怖攻击行动作为对外军事侵略的理由，是俄罗斯至少自苏联时代以来屡试不爽的“特别行动”手段，例子包括1939年与芬兰的冬季战争、2008年与乔治亚的战争。许多间接事证显示，在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前，俄罗斯境内数起民宅爆炸案也是由当局一手策画，以利为出兵车臣镇压“恐怖主义”建立正当性，并高度凝聚俄罗斯社会同仇敌忾、“有异议就是叛国”的共识。第二次车臣战争对巩固政坛新人普京的地位有重要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3月，与白俄罗斯及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布良斯克州（Bryansk）政府即通令辖下地方行政当局，为“乌克兰方可能发起挑衅行动做好准备”，相关措施包括通盘检查防空警报系统、确保各地的反装甲路障产能、协同爱国组织编制地方防卫队等，各地方行政首长必须在3月30日前向州政府提交业务完成报告。相关命令并引述俄罗斯国防部3月18日的一封“内参”密函。

浪迹天下 发表评论于 2022-04-14 11:44:00

演员秉性难移

wenxueOp 发表评论于 2022-04-14 00:42:53

剧本第一步是：手拿一瓶亮晶晶的金属碎末，宣称可靠情报表明老俄有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

剧本第二步是：弄几个白头盔，拍完照片之后送到英国治疗核武器造成的伤害。

soleil2002 发表评论于 2022-04-13 23:11:00

用小型中子弹。一发就够了。 什么钢铁厂都不会存在反抗了。

谢选骏指出：马恩裂死饿螺蛳鬼，共产主义大劫余灰，最后带来世界核平，黄俄涕下鳄鱼眼泪。

谢选骏：伪华人民共和国

《何与怀：是谁“抹黑”“辱华”？——大翻译运动向世界说出中共真相》（2022年04月14日  舟巷）报道：

俄罗斯军队在普京令下于2022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后，“大翻译运动”（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兴起。这是一场网络群体运动，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后华人组成。他们选取中国的微博、B站（bilibili）、知乎、抖音……等中文网站上重要言论、图片、视频，包括中共官媒的报道，将它们翻译成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有据地展现中共以及受其影响者的言行举止，告诉世界中共的真实立场。

“大翻译运动”不会错过中共网络名人

方兴未艾的“大翻译运动”，应该不会错过为数众多的中共网络名人尤其那些自封的或钦定的所谓国师。这些网络名人还真不少。他们的金句、观点、高论是一座金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都应该一一翻译出去。他们很多已经大名鼎鼎了，但还是可以锦上添花，扬名海外，更上一层楼的。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东升副院长，他有中共“秘密”的精辟阐述。他表露华尔街有很多中共老朋友可以搞定美国政府；又惊爆中共“追逐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轻的生命”。

例如清华大学胡鞍钢博士的非常“学术”的“中国超越美国论”。

例如《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他常有高论妙句，如把澳大利亚形容为“纸猫”、形容为“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嚼过的口香糖”的别出心裁令人眼前一亮的比喻。

例如有家在美国的上海复旦陈平教授的信誓旦旦的见证：“在中国一个月2000块人民币活得比美国3000美元还要舒服得多，美国人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例如那位叫李毅的什么教授，他有“死四千人等于没死人”的真知灼见。

例如北京大学“学界奇葩”孔三妈孔庆东。他提出：人类思想的巅峰是毛泽东；人类艺术的极品是样板戏。

例如网络名嘴司马南的“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肺腑之言。

例如自称“野生大国师”的赵盛烨。他发表了一套通过核武器毁灭地球的方案。按照他这个方案，不需要把核武器扔到美国，就可以毁掉美国和全世界。

例如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少将教授徐焰为“留岛不留人”的叫嚣建立理论基础的“香港社会基础”论。按他分析，三种香港居民合计起来“是中国最坏的，比台湾都坏”。

例如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人称“战略忽悠局局长”的张召忠将军。凡是他力挺并认为必胜的独裁者，如萨达姆、卡扎菲和米洛舍维奇等，其结果是“挺谁谁死”。

中共网络充塞歌颂普京战犯为其侵乌战争称快的反人类叫嚣

当下普京大军正在乌克兰大打，中国网民也开足马力为普京打气，有出招有表态，不遗余力，适时应势，配合得天衣无缝。“大翻译运动”本来就是因此激怒而诞生的，凡此种种，当会及时传播给全世界。

例如，普京这个在社交平台流传的“金句”——“俄罗斯都没有了，还要世界干什么？”竟然转发量高达十万，点赞量破了十万，评论也逼近五万，其短视频就更火上加油。

有一些中国女子全身心感受普京“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有大半夜起来看新闻生怕普京吃亏的。也有人说得甚为动情：“他在写作，然后回眸一笑，我直接沦陷了。”更有赤裸裸的表白：“我也好喜欢，我当场排卵了。”至于那些男网民，则是盯着乌克兰美女。他们希望俄乌战争持久化，造成大量乌克兰美女涌来中国献身。这些心态足够真诚，也可在世人面前晒一晒。

为普京出谋献策者为数甚多。有个叫李成东的名人，就大方献出他的锦囊妙计——“俄罗斯这个时候应该在考虑开辟第二战线才能救自己。类似需要在美国纽约发动第二次911，这个事情，重金让沙特移民干最好。”一个叫刘建丰的博士，发自内心支持普京侵乌之举，且极度凶残，提出“杀无赦”的办法。说对不屈服的乌克兰人“用所有常规武器杀无赦，杀到他们怕和同意为止”。

4月2日布查大屠杀惨案曝光，震动世界。但是中国不少网民不为所动，非常冷血。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上有人留言这样评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种族灭绝史。如果有一天人类之间没有了战争，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乌克兰这是在绑架全人类，为这场战争买单，就算是屠杀也是自找的。如果把俄罗斯逼到了绝路，真的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就不是种族灭绝，而是人类的灭绝。收手吧，美西方和那个演员总统，你们才是真正的战犯！”“中国人可不是美西方天天被假新闻喂出来的那些愚民，欧美除了制造谎言还会什么！”“很显然有些国家不希望这场冲突结束，而最不希望结束的绝对是美国，所以不排除这些乌克兰人被美国特工杀的然后嫁祸。”中共大外宣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宋忠平更在他的视频节目大谈特谈，说什么布查大屠杀是乌克兰政府自导自演，街道上的尸体是“活尸”，除俄罗斯军队之外的所有人都应为这场暴行负责。这些言论、视频令人发指，不能不翻译出来，公诸于世！

温故知新：“大翻译运动”可以对中共反人类狂言追本溯源

当下还有人为普京舞动核武叫好。关于核武，“大翻译运动”应该让世人领略中共一些人独步天下的狂言。例如，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就曾经公然表示，假如美国军队干预台海冲突引发中美战争，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中国方面为此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准备好几百座美国城市被中国毁灭。关于具体的发动核大战的计划方案，他已有一个设想：“如果我国政府在计划发动核大战之前就做好准备把人员疏散到广大农村地区，则我们在核大战中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再加上我们突然而猛烈的核攻击，世界上其它国家存活下来的人口就会很少，则我们将来在重新进化的过程中也就占有了较大的优势。”

朱成虎少将自信言之有理有据，切实可行，因为他的教师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就曾经高谈阔论核大战，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绝伦的。毛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我怕谁去。”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正式讲话中，毛进一步分析说：“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

这些伟论妙论高论特别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真可谓高瞻远瞩，绝对称得上为今天的接班人力图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一条无限光辉伟大的前程，当然也绝对应该让全世界了解熟悉。也许毛主席的核战观大家都知道了，但其如此重要，想来“大翻译运动”大可旧话重提以免日后有遗珠之憾。俗话说，温故知新嘛。

是谁“抹黑”“辱华”？“大翻译运动”讲出真实的中国故事

习总谆谆教导他的子民：“要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大翻译运动”不就正是应运而生，义不容辞，略尽绵薄，大讲特讲中国故事吗？

要说“讲好中国故事”，翻译对象不会漏过大名鼎鼎的张维为。这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货真价实曾到中南海为党国领导人讲课的国师，当为“讲好”中国故事第一人。他有不少名言，例如：“哪国人权状况好？当然是中国！”这位张国师的“自信学”与“爱国学”绝对值得“大翻译运动”去广而告之，让全世界都听一下：什么叫“这就是中国”？“中国人为什么很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当然首先就要讲究真实，而这方面正是“大翻译运动”的强项！大名鼎鼎的战略忽悠局政委、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A岗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日前在专访时也提出“打明牌”的主意。那真是太好了。他强调，所谓打明牌，“首先要改变韬光养晦的思维”。他挑明说出“韬光养晦”的奥妙：“韬光养晦其实只是极特殊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在极特殊的条件下发挥过一些作用，现在那些条件没有了，这战略思维自然也要改变了。”他对中共宣传竟然也有意见，说是“套话太多”，这不是骗人吗？“人家不太信”。所以，他提出：“我们要讲得坦率点”。在这方面，国师金可谓表率，他就敢说。例如：“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例如：“消灭美帝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就是几个小时的事”；例如：“我们蹲着都比别人站起来高了，还怎么韬光养晦？”……诸如此类，皆为金句，当让全世界都知道，至少可以“大灭美帝及其走狗的威风”。

“大翻译运动”是在全世界面前“讲好中国故事”的好事啊。但是，中共当局有人不高兴了，有异议了，要批判了。他们将“大翻译运动”斥责为“对中国进行恶意抹黑的‘行动’”，是“辱华”！

是翻译水准不够吗？看来不是因为这个。中共才不在乎这一点；自己大外宣的翻译水平如何，应该心里有数。那么，是翻译内容有问题了？这倒可以议论议论一下。

他们不敢说张维为、金灿荣……这些知名国师、大咖的言论有问题吧？不敢说他们是在“抹黑”中国是在“辱华”吧？这些大师都是中共各级领导的座上宾，被奉为“老师”被奉为“国宝”。总不该昨天他们还在用华语为中共领导上课写稿，今天他们的言论被翻译成外语后就立刻成为向所谓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吧？

是谁“抹黑”“辱华”？“大翻译运动”扯下中共的遮羞布

“大翻译运动”取材都是中国网络公开发表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控制网络之严，世间少有，党媒姓党，听党指挥，更不在话下。在这个言论控制极为严密的国家，能够获准公开的言论、信息，基本都代表中共或者是中共默许的。例如，当下无数爱国爱党小粉红在微博微信网站等平台上发表的欢呼俄罗斯善意入侵乌克兰的慷慨激昂的言论，都是按照中共亲俄方针大计自告奋勇配合而为，无疑是符合习总“讲好中国故事”的标准。相反，那些反战的声音，即使很微弱，能存活吗？如电视节目主持人金星只因三月初在微博讲了句“疯狂的俄国男人”，呼吁“停止战争，祈祷和平”，随即遭到围剿，最后竟遭微博官方以“违反相关法规”为由禁言。那么，把中共认可的爱国爱党符合法规的言论翻译出来给世界各国人民看，不也是在厉行习总“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这一伟大教导吗？怎么能说是“抹黑”？怎么能说是“辱华”？而且，习总不是口口声声声称中共对自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吗？这“四个自信”跑到哪里去了？

据说翻译的有些是“极端言论”，所以是“抹黑”，是“辱华”。那就奇了。这些“极端言论”，正是中共允许而且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的言论啊。中共不是什么言论都可以拦截屏蔽吗？怎么对这些“极端言论”就听之任之了呢？要不是中共本身就赞同、支持这些“极端言论”，它会让这些言论放出来吗？所以，谁都可以看出，这些“极端言论”本质上表达了中共的立场观点，显示也代表了它期望人们相信的舆论环境。进而论之，这些言论何止“极端”？其中很多是反人类无人性仇恨普世价值的叫嚣，是中共多年来长期洗脑教育和媒体管制的“硕果”，中共却轻描淡写、呵护有加地称其只是“极端”而已，这不也是自己本性的大暴露吗？

的确，“大翻译运动”把中共对内宣传的和操控鼓励五毛粉红发表的言论翻译到了海外，等于扯下了中共的遮羞布，把它背地里难以见光的真实意图暴露在全世界眼前，暴露其阳奉阴违、毫无诚信、恶劣卑鄙的嘴脸，让它在全世界面前裸奔，让世界人民好好围观一下。中共自然恼怒了，但怪谁呢？

中共习总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将带来世纪大灾难

讲来讲去，其实，给中国抹黑，辱华，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当局。

几十年来，中共使中国人民遭殃，使中国形象受损，天下皆知。大者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执意硬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导致大饥荒，大约四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还有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大劫难，其错误和罪行就更罄竹难书了。近几年，在定于一尊的总加速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共对内实行专制高压统治，对外在全世界四处树敌，妄图称霸世界，中国形象更加每况愈下。各种事实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这里只谈谈各国的民意变化。

就拿于2004年在华盛顿建立、公信力甚佳被评为“五星级”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每年都进行的国际民意调查来说吧。

2020年6月10日至8月3日，皮尤研究中心对十四个国家的14,276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显著飙升。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和加拿大，负面看法达到了皮尤研究中心自十几年前开始就此议题开展调查以来的最高点。

特别是，不信任习近平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正确作用的民众在十四个国家中的中位数为78%，在接受调查的各个国家中，至少有70%的民众持有此观点。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不看好或不信任习近平的比例自去年以来增长了两位数。例如，2019年澳大利亚有54%的民众完全不看好或不大看好习近平主席，如今这一比例为79%，上升了25个百分点。不论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段和收入水平，民众对习近平的信心程度都很低。

在美国，2020年是超过半数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第一年，在18至29岁的成年人中，56%的人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在澳大利亚，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不佳，高达68％；在五十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中，这一比例更上升到86％。在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比他们的长辈更负面（十八至二十九岁的成年人占80%，五十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占68%）。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澳大利亚增加最多，和一年前相比，跃升24％，达到创纪录的81％。而日本，更超过澳大利亚，有86％的人对中国持不满看法。

2020年的调查结果在2021年得到进一步的验证。2021年6月30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当年二月至三月在全球十七个经济体进行的最新民调。这些经济体为：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新加坡、韩国、西班牙、瑞典、台湾和美国。

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高达90%的受访者认为北京不尊重个人自由（其中持此看法的共和党或倾向共和党的无党派人士为93%；民主党或倾向民主党的无党派人士为87%）。瑞典这一数字高达95%；韩国、澳大利亚及荷兰分别为92%、91%、91%；台湾为83%。

多数受访者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处理全球事务信心不足。瑞典、日本的不信任程度最高，高达86%；韩国也高达84%；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为82%；台湾为68%。

在这十七个经济体中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民众都对中国普遍持负面的看法，平均高达69%，也达到或接近历史新高。其中希腊和新加坡比率最低，分别也有42%和34%。台湾为69%。中国近邻日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最高，高达88%。此外，瑞典为80%；澳大利亚78%；韩国77%；美国76%。

今年2月24日，普京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发动侵乌战争。他下决心之前，2月4日跑到北京和习近平会谈，当天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双方签署了十五项合作文件，很显然，普京从习近平那里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支持，有了发动战争的底气。现在普京闪电战计划失败，又犯下屠杀平民的战争罪行，受到全世界一片谴责和制裁，而北京却要一条道走到黑，强硬坚持自己向普京承诺并向全世界大声宣布的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这样，一场战争下来，世人对中共的本性将会看得更清楚，中共国的国际形象肯定更进一步大倒退，在西方的战略遏制下，未来几十年的国运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岂止是一般说说的“抹黑”“辱华”那么简单？中共和它的总加速师是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并带来世纪大灾难！

《孟子·离娄上》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中共习总作孽如此，天理难容。这既不是“大翻译运动”之过，也不是“大翻译运动”之能，“大翻译运动”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能耐。（2022年4月8日）

谢选骏指出：“大翻译运动”的出现，说明华文世界水涨船高，读者增多了——这在五十年钱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了。但是华文世界，也分中华与伪华，例如所谓的“中共真相”，就属后者，因为那里是没有真相只有伪像的。所以就此而言的“辱华”所击中的对象，也仅仅是“伪华人民共和国”。更何况，流行于伪华人民共和国的污言秽语，其实也并不能辱华，因为伪华不是华，而是黄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