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台阁体诗文——化石文明的典型

网文《三杨 （明代台阁体诗文三位杨姓代表人物）》报道：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三人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加大学士衔辅政，人称“三杨”。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艺术上追求雅正，流于平实。永乐至成化年间，明代文坛几乎为台阁体垄断。时人咸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又以居所，称士奇为“西杨”、荣为“东杨”、溥为“南杨”。

简介

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杨荣（1371~1440），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1372~1446）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

杨荣、杨溥、杨士奇担任内阁成员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时期的内阁被称为“三杨内阁”。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人物影响

在三杨影响下宣宗颇能勤政爱民、信用贤良，内阁阵容强大而高效，配合默契。洪熙与宣德的11年间，在内政上极可称道，天下清平，是为仁宣盛世。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为宣宗一大罪。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虽屡有叛乱，但成祖以大军一往，都旋即扫平。20年以来、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忽然弃之，天下震惊。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宣宗虽知道其诈，但仍决定借此息兵.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请封黎氏。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帝国放弃交趾后，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外番多不来朝贡。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郑和出师海外，是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大明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乱。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至明末女真兴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责任焉。

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不能深责，但其大规模的收缩，自当时观之或以为是节财省事的好办法，自世界发展史而言，已可谓铸成大错。宣宗当然不知道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但汉代王符的名句“虽尽东海犹有边”（放弃边疆地区以求免边祸，虽然退到东海也还是会有边疆），他应该读过，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恢复了麓川之役、猛宻之事的真相。卷二《麓夷》，记录正统年间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贤撰《古穣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根据永昌历史事后的实际效果，肯定麓川之役，这是张志淳的高明之处。卷七《缅种贵》、《猛宻》记录了成化年间处理猛宻叛变木邦之事。此条针对何乔新而作，且是《南园漫录》刊刻的直接动因。“适见广昌何公乔新集所载抚夷录谬甚，然后知奸邪矫诬，足以欺一时矣，而其术又足以假名臣闻人，文其恶而惑后世，用是刻以久之。”今所见何乔新《椒邱文集》没有《抚夷录》，仅云南参议郭绪（1445－1508）有《抚夷录》。进一步查阅，《椒邱文集》卷20有《都宪程公平蛮录》，详细记录了成化末年程宗安抚猛宻、木邦之事，应该是张志淳所谓“抚夷《录》”。在何乔新《都宪程公平蛮录》中，程宗是一个抚夷英雄，亲自过南牙山，见猛宻首领曩罕弄，“移檄木邦、孟养，令各以所侵村寨归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启衅……群夷遂相辑睦，公之功也”。而张志淳的观点正相反，称程宗是非颠倒，满足反叛之猛宻要求，打压木邦、孟养，结果，猛宻高兴，而“孟养诸蕃大失望”。由于得到政府支持，猛宻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木地。弘治以后，两族仍交恶不断。张志淳“目击耳闻者于此”，于是“撮其概”成《猛宻》一文。最后指出，“夫猛宻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人物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在当时的太子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煦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中，杨士奇成为坚定的太子派，后来终于将朱高炽推上了皇帝宝座。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自然，杨士奇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并在仁宗去世后，继续成为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恪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明永乐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征蒙古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正统五年，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朱高炽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宣宗即位后，杨溥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要。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谢选骏指出：台阁体诗文——这是化石文明的典型。后来清朝更进一步，典型的僵尸就是乾隆伪帝的四万首诗。

网文《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报道：

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杨士奇、杨荣、杨溥被人并称“三杨”，而将三人同时主政的内阁称为“三杨内阁”。说到“三杨”内阁，可以说是功在当时，但罪在千秋，在他们的辅佐下，明朝虽然出现了“仁宣之治”这样的盛世，但由于战略收缩，却也给明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简历

三杨均为建文、永乐年间入仕，并先后进入内阁主政，主要主政则在仁宗、宣宗两朝，“三杨内阁”一时传为美谈，人称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

“西杨”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其少年丧父，曾游学四方，于建文帝修撰《明太祖实录》时期，王叔英以史之才推荐杨士奇入仕。明成祖即位后，因其好《周易》，而杨士奇恰巧精通《周易》，孤儿得宠，先任左中允，后进左谕德，地位渐高。明成祖北巡，常以太子朱高炽监国，杨士奇则受命辅佐太子朱高炽，由此渐成重臣。朱高炽继位后，杨士奇担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由此入阁。其一生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其一生历经五朝，身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亲眼见证了明朝由盛转衰。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

“东杨”杨荣原名道应、子荣，字勉仁。杨荣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明仁宗继位后，则进位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后于宣德十年（1435年）晋升少傅，正统三年（1438年）升任少师。其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病逝，年七十，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敏。

“南杨”杨溥字弘济。杨溥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即位后，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朱高炽，后因汉王朱高煦诬陷，杨溥等东宫属臣被关入诏狱，但其却在狱中勤奋读书，十年之间读遍经书史籍。明仁宗即位后，建弘文阁，杨溥获释后被命掌阁事，旋即升任太常寺卿。明宣宗即位后，得以入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典机务。杨溥入阁十六年，于杨士奇去世后接任首辅，史称其有“相度”，为人谨慎，晚年时眼见王振权势益振，却无能为力。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去世，年七十五，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

“三杨内阁”的功与过

提到“三杨内阁”，就必然提到“仁宣之治”，他们主政期间，内阁阵齐强大而高效，配合完美，使大明的国力持续向着鼎盛发展，边防安定、吏治清明、经济蓬勃，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大明开始进入盛世。然而，他们虽在文治方面政绩卓著，武功方面却多有不足，仁宣两朝的全面战略收缩，虽然缩减了朝廷负担，但却也给后来的明王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内阁”的最大功绩，无疑便是辅佐仁宗、宣宗勤政爱民、信用贤良，一手开创了“仁宣之治”，使得大明步入巅峰。而除此之外，他们的最大贡献应当就是确保大明的政治稳定了，从永乐朝开始，汉王朱高煦便有争储之心，与太子朱高炽展开了激烈争夺，虽然朱棣对朱高煦也是心有所向，但“三杨”却不避斧钺坚决反对改立太子，最终确保了明仁宗朱高炽的继位。然而此后朱高煦贼心不死，先是在仁宗去世之际，半路截杀朱瞻基，失败之后，又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挑起“汉王之乱”，而正是杨荣力主宣宗亲征，剿灭朱高煦叛乱。而在宣宗去世之后，时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又是“三杨”辅佐年幼的新君数年。

可以说，除了“仁宣之治”外，“三杨”确保了大明王朝在明成祖之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的顺利继位，为大明王朝的平稳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于是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大明开始全面战略收缩，但他们的战略收缩却为大明后世埋下了诸多祸根。一是放弃交趾。自永乐五年（1407年）大明开始设置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该地虽然屡有叛乱，但却始终不成气候，而到明宣宗之后，该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明宣宗继位后却突然放弃了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而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大明的远洋水师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使得明朝对南洋的影响力开始骤降，外番大多不再前来朝贡，更使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二是辽东战略收缩。由于奴儿干都司过于苦寒，道路不便，再加上女真人多有叛乱，于是明宣宗逐渐放弃了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对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域的统治开始逐渐失势，可以说大明经略辽东的失败，明朝中后期女真和倭寇的兴起，欧洲国家势力进入印度洋和南洋，明宣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杨内阁”在文治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在武功方面的不足却也为大明埋下了祸根，战略收缩可以修养生民，但在盛世之际如此大规模的收缩，当可谓铸成大错。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那么后来伪清的康乾之治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功在伪满却罪在中国，应该灭其十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