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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

谢选骏:方舱就是唐人街的内销


《“太臭了,睡不着”:在上海方舱隔离的13天》(艾莎 2022年4月18日)报道:


上月底,莱昂娜·程(音)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她被告知收拾行李住院。两天后,当救护车来到她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公寓接她时,没有人说什么。

所以,当救护车没有开到医院,而停在了一个庞大的会议中心时,程女士感到很惊讶。在那里,空荡荡的展厅被分成生活区,有数千张临时病床。展位隔板上紫色的指示牌标着隔离区的数字。

程女士在这个中心呆了13天。疫情以来,这是上海首次应对新冠病毒病例激增的状况,她是成千上万首批被送往方舱的上海民众之一。这些设施是中国追踪、溯源和消灭病毒防疫战术的关键部分,它们在最近几周遭到了公众非同寻常的抵制。

美联社和路透社获得的视频显示,上海警方压制了聚集在一起反对将他们的公寓楼用作隔离设施的抗议者。

周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上海一个社区的住户抗议将他们的小区作为阳性患者的隔离设施。视频中可以看到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殴打愤怒的居民,其中一些人恳求他们停手。

中国领导人曾表示,中国有着数量庞大、易受伤害的老龄人口,因此,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无法与病毒共存。但中国的清零政策——任何检测呈阳性的人都被送往医院或隔离设施,密切接触者被安置在隔离酒店——正在成为一个后勤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挑战,因为目前的疫情自3月暴发以来,官员们面临着超过35万例病例。

截至4月9日,上海已将公立学校、新建高层办公楼等100多个公共场所改建为方舱医院。官员们上周表示,他们准备了逾16万张床位。

上海浦东区张江纳仕人才公寓的开发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政府有关部门要征用九栋建筑用作隔离设施,开发商通知39户家庭需要搬迁后,周四小区爆发抗议。

程女士在电话采访中说,刚到会展中心的时候,感觉这里很大、很冷、很空旷。程女士是一名20岁出头的学生,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日光灯很刺眼,但她还是试着休息一下。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大厅里突然挤满了人。

程女士说,没有自来水,也不能淋浴,所以她和其他人每天都会围着几台饮水机,给发的粉红色塑料洗脸盆加水。人太多,移动马桶很快就满了,郑女士说她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喝水了,这样就不用那么频繁地上厕所。

程女士说,即使有人找到办法关掉泛光灯,到了晚上还是很难入睡。人们到了晚上会大声抱怨并发泄情绪。

她说:“很多人抱怨,有些人大喊太臭了,睡不着。”

由于担心她的母亲会担心,程女士没有告诉她自己在方舱。她说不能进行视频通话,对于在隔离区的日常生活,她只给出一些模糊的回答。一位附近床位的女性在与女儿通话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当这两个女人发现她们有同样的秘密时,两人相视而笑。

程女士说,她很难面对这样一个把她当作数字对待的隔离系统。如果自己想要什么,就必须去找她所在区域的护士或医生。但他们都太忙了,很难得到任何帮助。

程女士说,她曾经钦佩政府将病毒从中国清除的目标。这意味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即使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国家不得不封锁,她仍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现在,她没有那么肯定了。

“这一次我觉得它已经失控了,控制这些病例不值得,因为它没有那么危险或致命,”她指的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值得牺牲这么多资源和我们的自由。”

Joy Dong和Li Y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不懂,“方舱就是唐人街”——1994年我第一次去纽约唐人街的时候,就被那里的脏乱差破旧给震惊了,感觉就像到了电影里的“旧社会”,比电影更恐怖的是那里的臭气,简直刺鼻,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会懒到不动手冲洗一下门前的脏水呢?纽约时报不是不知道,因为他们还专门派人和我到这个鬼地方取景拍照,我还以为纽约时报的构思高超,结果却看到他们用了一张偷拍的照。那是1999年的故事了,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和唐人街一样臭气熏天的报纸不思悔改,又来胡扯“疫情封锁影响经济,中国一季度GDP仅增4.8%”——这是明显的小骂大帮忙,怪不得纽约时报比“华儿街日报”还要有料,可以免费提供中文报道……我终于明白了,方舱就是唐人街的内销,那是一股血汗工厂的味道!

谢选骏:买办是作家成名的捷径三部曲



《慕容雪村:上海封城远超武汉,国家正变成集中营》(2022-04-17 法广)报道:


中国作家慕容雪村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英文版«Deadly quiet city»封面。英文版2022年3月11日由澳洲Hardie Grant 出版社推出。 © Edition Hardie Grant


最早爆发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各地传播已经两年有余。中国宣传机器高调肯定中国制度优越性、肯定政府抗疫有方的赞美之声,完全掩盖了武汉,那座一夜之间变成孤岛的城市,在2020年初春曾经经历的恐惧、绝望与痛苦。那些在疫情期间,曾试图前往武汉,实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方斌、李泽华、陈秋实、张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踪、被逮捕的命运。没有人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多年被禁止发言、不能发表的中国著名作家慕容雪村2020年4月3日,在武汉解封的前夜,前往当地,并将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汇聚成册«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Deadly quiet city»)。这本书于2022年3月,由澳大利亚Hardie Grant 出版社推出英文版。为此而不得不离开中国的慕容雪村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


禁城的双重恐惧


武汉封城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上间或可以看到一些武汉居民当时的真实生活片段。慕容雪村以实地采访,呈现出一个个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封城期间的完整故事。从政府封锁消息导致的对疫情的忽视,到疫情如潮水般涌来时彻底崩溃的医疗等公共设施,到个体孤独绝望的挣扎。如果说突如其来的未知病毒让武汉这座11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话,作者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惊悚小说般的经历,则凸显出政府为封锁消息、控制言论而营造的另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无所不在,也随疫情爆发而变本加厉。慕容雪村在这种恐惧中完成采访后,躲入四川山区一座村庄,完成了写作。«禁城»一书讲述的是武汉封城期间的个体经历,更是一段对中国,也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录。中国政府迅速启动的新闻审查机器不失时机地删除改写着疫情初期的真实报道。«禁城»讲述的武汉故事就更显弥足珍贵。

法广:可否首先谈谈您为什么一定要写这本书?您在武汉解封的第一时间决定去武汉的时候,已经知道方斌,李泽华、陈秋实等人因为想调查和报道疫情真相而被失踪。而且,当年5月11日,张展也被捕。而您自己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也讲述了您在出发前、在路途中、在武汉期间、在写作期间,感受到的几乎无所不在的一种威胁。那为什么还是决定去武汉?而且一定要写完、发表?


慕容雪村: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在灾难现场的作家。但新冠疫情爆发时,我当时在北京,并没有想到要去武汉。直到2020年4月3日,(澳大利亚学者)Clive Hamilton给我打来电话。这通电话对我来讲,就像醍醐灌顶一样,瞬间提醒了我:既然方斌等人都被捕了,既然没有人知道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也没有别人去做这样的记录,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吧。


后来,我就买定车票,定好酒店,一个人悄悄地去了武汉。但是,我还没到武汉,人还在火车上的时候,秘密警察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给我打来电话。我当时并没有接。在武汉采访期间,这样的电话也是不断打来。促使我离开武汉的,也是这样一通电话。当时,我接起电话,对方劈头盖脸就问:你到武汉去干什么?我说,我就是来看看。对方换了口气说:看看?那好啊。要注意啊,不要感染了。感染了可就麻烦了……这通电话听起来很平常,但仔细想想,令人特别后怕。我赶紧做完手头工作,离开了。因为当时我手头已经有一百多万字的采访资料,我不想让这些前功尽弃。所以,我决定逃离武汉,开始写作。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就是想去武汉,去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找到那些被噤声的人,让他们讲出他们的故事,让全世界知道,在那个危险的春天,在那座危险的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那里的人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悲惨和苦难的生活。


让抽象的苦难二字,变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难


法广:当时,武汉刚刚结束76天封城。您在那里停留一个月,采访了很多人。您在那里看到的和听到的,和您此前了解的情况是否一致呢?还是说当地的情形远超出了您此前的想象?


慕容雪村:我在书中写到张展。她到武汉时的第一个印象,感觉是到了切尔诺贝利灾难现场。这座1100万人的城市,就像一座鬼城,大街上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车。那个景象非常惊人。我到时,见到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我是在解封前两天到达武汉的。我住的那家酒店晚上锁门,不让出去。我就在二十几层的楼上,看武汉这座城市。那种景象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所有的街灯都亮着。但看不到一个人、一辆车。整座城市真的像是一座巨大的鬼城。


我在武汉采访了很多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其中大多数的故事听来真是让人心碎。比如那位失去女儿的母亲,杨敏。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多次忍不住放声痛哭。那哭声极具感染力。我想写这本书,就是想让抽象的苦难二字,变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难,让武汉人所经历的这些艰难、这些挫折都可以让人感受到,有细节,有画面,让每个人都能身临其境地去体验一下,武汉封城期间的真实生活。


中国犹如一个布满电网的国度。站直了,就会遭到电击


法广:但是,我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感觉很多人虽然经历了非常无助而且绝望的76天,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在那期间好像都已经停摆失灵。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求朋友,上网救助等等。但很多人好像也有一种认命的思维,让这种任命思维,压抑了他们的愤怒。您当时是否有这种感觉呢?


慕容雪村:前些天,我在澳洲的阿德累德作家周期间发表一次讲话。我把中国比喻做一个布满电网的国度。如果你站直了,就会遭到电击。所以,大多数人就不得不弯着腰生活。在武汉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都失灵了。政府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防疫。如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但就是这样的过于残酷、过于严厉的封城防疫措施,给无数居民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挫折。书中的人物,有的要带父亲去就医,但跑遍了所有医院,打遍了所有电话,就是没办法让垂危的父亲住进医院。这样的灾难其实比比皆是。我在书中写的那位医院清洁工金凤。她的丈夫当时感染了新冠,病情来得特别严重,已经开始吐血。她在泥泞的地上下跪、哀求、痛哭,但就因为这种官僚文牍作风,她还是没能把丈夫及时送进医院,等来的只是丈夫的死讯。这样的苦难,并不是生活原有的苦难,更多的是这个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的人们,除了自救,其实没有更多选择。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这些人认命也好,或者看起来很顺从也好,我想都是因为不得已。他们不能站直了生活,因为站直了就会遭到高压电电击。


法广:您在书中专门有一章写公民记者张展。张展的抗争面对的也是众人的冷漠。好像只有她每天去冲撞、去推倒社区阻止人们出去的那道栅栏。那是一种很孤独的抗争……


慕容雪村:英雄从来都是孤独的。张展在那样一个危险的时刻,孤身一人走进这座危险的城市。没有钱,没有帮助,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在那样一个时期,能够敢于公开说出反对这样的封控政策的,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她最终的遭遇,我们也看到了。她所在那个社区也好,武汉人也好,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张展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但我的观点是,我们还是应该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并不是真的那么冷漠,只是他们大多数都清楚,反抗的代价太高,成本太高,他们承担不起。而英雄之所以让我们敬佩,像张展这样的人,就是她明明知道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明明知道会有无比严重的后果,但还是勇敢地走上前去,冲击那道栅栏,冲击那些过于严厉的封控措施。


上海的封城措施远比武汉那时更严厉


法广:这些过于严厉的封控措施让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但是这样的模式还在不断重演。您这本书3月中正式发行的时候,上海逐渐也进入封城状态,自3月30日开始“全域静态防控”。这本书里讲述的两年前的武汉封城故事,正在上海重演。您有何感想?


慕容雪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生活比过去更加艰难了。现在的上海,也比2020年的武汉更加艰难。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封城措施远比武汉当时来得更加严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封城,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那么多人自杀,那么多人因为求医无门而死,那么多人死于绝望和心碎,再加上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再加上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这么做值吗?我想,在墙内,因为CCTV和《人民日报》这些宣传机器的误导,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奥米克戎这个变种病毒究竟有多么危险。所以,大多数人会真的以为,是这个政府保护着他们。但即使这样,我觉得他们也有必要问问自己:为了避免感染,就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让这么多人死于绝望和心碎,值么?


法广:您为什么说上海现在的封城措施其实比当时武汉来得更严厉?


慕容雪村:武汉封城的时候,还没有二维码。差不多在武汉解封之后,二维码才出现。上海则早已经开始使用二维码。二维码就相当于居民把自己的行动轨迹,毫无保留地交给政府。同样,那时对言论管制也没有现在这么严厉。我举一个例子。张展在武汉的时候,她一次次冲击社区门口那道栅栏,那是封城的象征。但是,在封城期间,她虽然多次冲击那道栅栏,但她并没有被捕。但是在今天的上海,如果有人敢于做出这样的行动,警察瞬间就会找上门来……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些封城措施,中共已经操练得已经得心应手。在武汉的时候,可能技艺还有些生疏。到上海的时候,已经非常熟练,也更加残酷。这也意味着那里的居民所忍受的也更多,遭受的痛苦也更加深重。


因为新冠疫情,中国彻底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法广:这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对于中国来说,您认为这次疫情改变了什么?


慕容雪村:这次疫情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过早地实现了共产党的目标,也就是全面地、无死角地控制社会。在此之前,我和国内的朋友常常谈论一个话题,就是新疆模式迟早会推行到全国。但是在平常情况下,推行到全国需要一个过程。而现在,因为新冠疫情,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彻底地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我们可以断定,二维码也好,社区垄断一切也好,这些过于残酷的防控措施,即使在灾难结束之后,也不会撤销,而是将长久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政府的手已经伸到人们的卧榻之侧。这也意味着平民的权利越发萎缩。事实上,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上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灾荒、癫狂的时代、相互斗争,直到打出人命等像十年浩劫、大饥荒这样的灾难,或许要再来一次。而更加悲哀的是,有时候你看着这样的前景一点点变成真实,却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能做,这才是叫人更加难过的。


法广: 您这本书还没有出中文版。现在只有英文版,但推特上已经有人在攻击、谩骂。近年来,尤其是这次疫情期间,在中国经常看到的一种说法就是“不要给敌对势力递刀子“。而且,在您之前,武汉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记»即将在国外发表的时候,立即在网上遭到围攻。您怎么看您这本书可能引发的反应?中国人会否接受这本书?


慕容雪村:上个月,这本书的出版社Hardie Grant发布出版消息。我也在我的推特账号下转发。有很多朋友支持,但也有很多人,那些五毛和水军们,他们的谩骂、诅咒类的评论也是潮水般地涌来。我搜集了大概几百条吧。其中一部分已经翻译成英文。这些留言中有人骂我“汉奸“,有人骂我“卖国贼”……我只是一个作家,有什么可卖呢?怎么可能卖国呢?卖国是我这种人做的事情吗?总之,我见惯了这种场面,这些年我常常被这些人追着骂,自己也不太往心里去。但这样的事情其实值得思考。我常常觉得这些意见不重要,这些被五毛和水军们扰乱了的舆论场并不重要,因为你很难分辨哪些人发言是出于真心,哪些人是因为收了五毛钱。所以,当那些赞美政府的话语甚嚣尘上的时候,我建议可以把目光移开一些,去看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比如在现在的上海,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小粉红们、五毛们正在极力赞美共产党和政府。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上海人在真实生活中感受到的,是挫折和悲伤。这种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在未来,这个国家发生变化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也不是五毛、水军们那些没有心肝的赞美,而是这些真实生活中的感受。


法广:为了出版这本书,您最终不得不离开中国。这次出来之后,相信在短期之内也无法再回去。这一定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


慕容雪村:我去年8月离开中国。当时,在北京买了一张机票,从香港到伦敦。我走的时候,只提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有几件简单的衣服,十几本书。把47年来我所积累、所建造的一切,全都抛在身后,一个人走向前途茫茫的异域,走向前途茫茫的未来。我不能说这是很容易的选择。但我想,这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过去这些年,我是一个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现在走出来,虽然会有很多艰难,但我想,这些艰难是可以克服的。另外,我也慢慢尝到自由的味道:自由是好东西。我现在可以谈任何我想讨论的话题,可以写作任何我想写的题材。我不用在进行自我审查。这样的经历或许对作为作家的我,是有意义的。或许,在未来,我可以写出真正的,重要的作品。


法广:几年前我们在巴黎见面的时候,您当时计划写一本新书,写2072年的中国。这本书写完了么?


慕容雪村:刚才说过,这些年,我在中国是一个不能出版作品的作家。这很影响写作的热情。«2072»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写的是2072年的中国,重新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大多数人过着衣不蔽体、衣食不周的生活……现在看起来,这样的预言很可能将变成真实。不过,这部小说并没有写完。后来,武汉封城主题变得更加紧急,我就先去武汉采访,并写完这本«禁城»。接下来,如果有时间,我想,我还是会把这本«2072»写完,写写我所预见到的未来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这样一本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反乌托邦小说,也许对整个世界都有它的意义。


法广:您预见的中国前景非常暗淡……


慕容雪村: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很难乐观。这个国家正在变本加厉地走向癫狂,走向封闭,走向极权。它即将变成一个集中营式的国家。在这里,一切生活,一切美好之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摧毁。所以,真的是很难乐观起来。如果说希望的话,我只希望这样的黑夜不会太过漫长,不会等到一代一代人死于心碎之后,才迎来缓慢的改变。我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曙光,看到明天。


网民嚎叫:

a自由人 1分钟前

华尔街老油的奴隶工厂,率先建成、并步入了 信息技术主导的人类新奴隶制时代。

ja6va4 45分钟前

从1949年就是黑社会集中营了


谢选骏指出:买办是作家成名的捷径的三部曲——1、澳大利亚的醍醐灌顶、命题写作、预约出版,2、法国广播的广告宣传,3、配合共产党的大外宣还要给邓屠户的改革开放唱唱赞歌——好像六四屠杀以后三十年的中国大陆曾经一片光明!……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买办是作家成名的捷径”。简直是俄罗斯套娃的再版。


谢选骏:大阴蒂国变成日本蒂国



《向英国寻求庇护?现在起将可能被安置到非洲卢旺达》(德国之声 2022-04-17)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Johnson)周四(4月14日)宣布了一系列打击未经许可移民英国的新措施,包括与非洲中部国家卢旺达合作,将庇护申请的处理工作外包。在公布这些措施的同时,约翰逊被指责是为了转移对所谓“派对门”丑闻的注意力,他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本周稍早因违反政府的新冠防疫规则而被罚款。


卢旺达将有“安置数万人的能力”


约翰逊在讲话中提到:“从今天起……任何非法进入英国的人以及自(今年)1月1日以来非法抵英的人现在可以被重新安置到卢旺达。”他补充说:“卢旺达将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内安置数以万计的人。”约翰逊称,卢旺达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并且“因其欢迎和融合移民的表现而受到全球认可”。


卢旺达周四也宣布,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PritiPatel)已经与该国签署了这方面的协议。约翰逊说,寻求庇护者最终抵达卢旺达而不是在英国的风险将成为一种“相当大的威慑”。他也指出,此种与卢旺达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国际上应对移民挑战的标准方法。


外包给卢旺达


对于人权团体的批评,约翰逊为该计划辩护道:“我们有信心,我们的新移民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的国际法律义务。但尽管如此,我们预计这仍将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如果英国被我们的合作伙伴视为非法移民的软肋,那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强大而有政治考量的律师队伍,多年来以挫败驱逐行动和挫败政府为己任。”


卢旺达外交部长比鲁塔(VincentBiruta)在宣布签署协议时说:“卢旺达欢迎与英国建立这种伙伴关系,以接纳寻求庇护者和移民,并为他们提供合法的居住途径。”不过,卢旺达政府曾被被人权观察组织指控有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经常“在官方和非官方的拘留设施中任意拘留、虐待和折磨”政府的反对者。


一些媒体称这项有争议的决策仅会涉及男性寻求庇护者,并指出帕特尔先前未能同阿尔巴尼亚和加纳达成类似协议。令英国政府尴尬的是,英国政府在与两国交涉期间曾泄露了关于协议已达成的消息,却遭到有关国家随后反驳。


澳大利亚将庇护程序外包的政策受到了人权组织和联合国的严厉批评,但仍被约翰逊政府的几位部长当作值得效仿的模式。约翰逊还曾在脱欧期间大肆宣扬其所采用“澳大利亚式的积分制移民系统”。


反对派的批评


据报道,与卢旺达的交易初步将花费2.1亿英镑,但抨击该计划的反对党工党表示,它最终会变得更昂贵。


工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库珀(YvetteCooper)说:“这是一项行不通的、不道德的和敲诈性的政策,在通货膨胀危机期间将使英国纳税人损失数十亿英镑。这也将使获得快速和公平的庇护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而非更加容易。”她指责该提案“旨在分散对约翰逊近日违法行为的注意力”。


去年,有超过28000名移民和难民从欧洲进入英国,其中许多人乘坐小艇前往。联合国难民署(UNHCR)也对此表示反对,助理高级专员特里格斯(GillianTriggs)说:“逃离战争、冲突和迫害的人值得同情和怜悯。他们不应该像商品一样被交易,被转移到国外进行处理。”


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


约翰逊提到的其他措施包括让海军负责监督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并为寻求庇护者设立一个接待中心,据传设于在北约克郡。他表示:“从今天起,皇家海军将从边境部队手中接过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指挥权,目的是不让任何船只未经通报进入英国。”


约翰逊还宣布为船只、飞机和监视设备提供额外资金,以便在英吉利海峡进行巡逻并拘留人贩子。他强调:“这将向那些驾驶船只的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在英吉利海峡拿别人的生命冒险,你就有可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网民嚎叫:

北美庆丰发表评论于2022-04-1721:06:00

卢旺达马上就有港人社区了。

慢慢溜达发表评论于2022-04-1719:08:46

非法移民,先看清楚字。还有那几个奴隶粉红,不知道在高兴什么,有那本事就赶紧打台湾,练嘴炮有什么用,很想看看台湾人有没有乌克兰的血性,习二有没有普京的掌控力,但是乐见党卫军的尸体,多死几个就知道自己之前面对百姓战无不胜的神话只是一种虚妄,也能认清自己炮灰的本质,而不是以赵家狗的身份沾沾自喜

lllwww发表评论于2022-04-1715:56:26

将来蔡英文,苏真昌去美日,曹什么的回新加坡。有幸活着还能逃出台湾的1450去卢旺达!


谢选骏指出:大阴蒂国的首相正在发扬女王的阴损,用鸦片战争的方法增强国力——这就变成日本蒂国那样的西方文明的模范生吗。


《难民署“坚决”反对英国-卢旺达离岸移民处理协议——坚决反对在没有足够的保障和标准的情况下试图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联合国难民/S.Masengesho 

 2022年4月14日)报道:


联合国难民署周四表示,据报道,英国将一些移民送往中非国家卢旺达进行处理和安置的协议,与各国照顾那些需要保护的人的责任不相一致。


难民署在初步答复中明确表示,它没有参与伦敦和基加利之间的谈判,据了解,这是经济发展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据新闻报道,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这项耗资约1.6亿美元的计划将从人口贩运以及英格兰南部和法国海岸之间通常危险的英吉利海峡“拯救无数生命”。


难民署负责保护事务的助理高级专员吉利恩·特里格斯(GillianTriggs)说:“难民署仍然坚决反对在缺乏足够的保障和标准的情况下,试图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他形容这些安排是转移庇护责任和逃避国际义务,“违背了《难民公约》的文字和精神。”


团结一致


难民署敦促这两个国家重新考虑这一计划,并警告说,这种外部化安排不会阻止难民踏上危险的旅程,只会扩大风险,导致难民寻求替代路线,并加剧移民寻求通过的前线国家的压力。


虽然卢旺达几十年来慷慨地为逃离冲突和迫害的难民提供了安全避难所,但大多数难民生活在经济机会有限的难民营中。


难民署强调,较富裕的国家必须团结一致支持卢旺达及其已经接纳的难民,而不是相反。


特里格斯强调:“逃离战争、冲突和迫害的人们值得同情和理解,他们不应像商品一样被交易,被转移到国外进行处理”。


联合国难民署在声明中表示,英国有义务确保寻求庇护者的准入——使那些被视为难民的人融入社会,并将那些没有法律依据留下来的人安全送回他们的原籍国。


然而,英国却采取了将责任推卸给他人的安排,从而威胁到国际难民保护制度,这一制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在几十年中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管理避难所


难民署指出,英国经常向难民署提供支持,为帮助保护难民和支持冲突中的国家(包括乌克兰)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该机构强调,对某些难民危机的海外财政支持不能取代国家的责任,以及在自己的领土上接收寻求庇护者和保护难民的义务——无论其种族、国籍和抵达方式如何。


虽然难民署承认强迫流离失所带来的挑战,但它坚持认为,发达国家只收容了世界难民的一小部分,并且有能力以人道、公平和有效的方式管理庇护申请。


避免外部化的庇护


过去,难民署也曾公开反对澳大利亚的移民离岸处理政策,该政策涉及将移民送往数千公里外的太平洋岛国瑙鲁进行处理。


难民署明确表示,它不支持一些国家将庇护外部化,包括采取措施将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转移到没有足够的保障来保护他们的权利的其他国家,或者转移而不是分担保护这些人的责任。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反对有何用处?在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轮奸之下,大阴蒂国变成日本蒂国指日可待了。

2022年4月17日星期日

谢选骏:夏志清不懂莎士比亚是个写作班子



《夏志清:汤显祖不能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2020年9月5日 澎湃新闻)报道: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汤显祖以“临川四梦”尤以《牡丹亭》一作流芳青史,在书中,他以绮丽婉约的辞藻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穿越阴阳、生死无悔的情爱。磅礴于天地间的缱绻至情,似乎能突破礼教大防、生死之隔。


在《牡丹亭》问世前的三四年,在万里之遥的英格兰,在伦敦戏剧圈中崭露头角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人,生活在同一时期,但相隔万里,无缘相识,却灵犀相通。因而也有不少学者将二者并立,视为十六世纪晚期东西半球的两座戏剧高峰。


但在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看来,“汤显祖不能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有很多中国学者却认为可以),他的戏曲也同样的是对人生,对充满着不合理的人生有所感触后的写照,而不是对人生提出可资传绎的说明”。


夏志清(1921—2013)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本文节选自夏志清所著《中国文学纵横》一书中对汤显祖的评论文章


《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


汤显祖写《牡丹亭》时,正是他诗才焕发达到顶点的时期,这是他向时间挑战的唯一作品。《紫钗记》是作者将霍小玉故事予以改写,借“侠”的力量纠正世间的邪恶。在侠士黄衫客出现前,女主角虽生性豪爽、大方、有侠气,却因思念离她远去的“负心郎”几近憔悴而死。假如没有人出面协助,她是会死掉的。等情人回到她身边,奇迹便出现,她的健康立刻就恢复了。这个转接,引发了汤显祖对另一作品的意念;他一定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去搜索一个能够证明爱足以超越生死的言情故事,后来终于在通俗笔记小说里找到了一则题名《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文本。它虽然缺少文学价值,但汤显祖还是采用了。这篇故事收在晚明刻印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内,现有两套,分存东京内阁文库及北京大学图书馆。


《燕居笔记》是明代文言短篇传奇小说选集。二十二卷。题“明叟冯犹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冯犹龙即冯梦龙,显系书商假托;余公仁生平不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


至于汤氏是否在这部书里,或在更早刻印的笔记集里看到这则故事,我们目前无法知道。因为杜丽娘、柳梦梅的故事,即使在汤显祖那个时期,也很少人知道。研究明代戏曲的专书上都以为是汤显祖有意彻底违背明代大多数剧作家的惯例而自己创造的,而同时认为故事的基本情节则系采自唐以前各代流传下来的若干故事。


我们读《牡丹亭》的汤氏自序,即可知道这个假设的不确。自序上有这一段:


传杜太守者仿佛晋武都太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


我们试读《杜丽娘慕色还魂》,即可发现它的基本情节的确借用了《法苑珠林》所记载的李冯两太守的故事。而汤氏借用《杜丽娘慕色还魂》写《牡丹亭》时,又加进《列异传》所记丈人拷打女婿的故事,以资润饰。


《牡丹亭》是个很长的剧本(现代版两百六十八页之多),可是毫不沉闷。中国读者一直都很喜爱它,但从来没有任何批评家指出,它之所以普遍流传,在于它的诙谐有趣。主要情节是:江西南安太守杜宝有一独生女,延师在家课读。在一个春天,女儿到家里的后花园去散了一回步,回到闺房即做一梦,梦见有个少年带她到花园里的牡丹亭上,和她缠绵,结果她便得了相思病。临死,画了一幅自己的肖像,遗言要求埋她在后花园里的一株梅花树下。杜宝不久奉调新职,与妻子离开南安到扬州去了。接着丽娘的梦里情郎梦梅即到了南安,住在杜宅,无意中看见那幅肖像,非常喜爱,夜间丽娘的鬼魂来访,诿称为邻女。后来她终于透露身份,并请求发掘她的尸体。她复活后,和柳生结为夫妇,二人一同北上寻她的父母。


汤显祖处理这个难以令人相信的故事,充分运用了编制喜剧的天才,所有剧中大小配角,都显得生机勃勃。在小说里,杜丽娘的父亲,只是一位正直可敬的官员;在戏里,他是百姓拥戴的好太守,是个运气极佳的统帅,以最低的力气敉平了一个重要地区的叛乱。他还是个严正的卫道之士和盲目的理性主义者,绝对不肯相信女儿能够复活,并且不断地责打女婿,硬指他是盗墓人。在小说里,丽娘的塾师连名字都没有;在戏里则名叫陈最良(外号陈绝粮),他是个冬烘老夫子,完全不懂自然之美和爱情的神妙。他略懂医术,很肯援助别人,后来成为看守丽娘坟墓的人,叛军的俘虏,同时又是独力完成一项重要使命的间谍。另外还有几个粗俗的滑稽角色,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小丑和乡下人。在汤显祖的其他戏剧里,打仗场面都很乏味,而这些场面在明代传奇戏里,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在《牡丹亭》里,有一幕这样的场面却是非常滑稽(四十七出)。


听惯《牡丹亭》富于浪漫精神这种论调的读者们,一定想不到戏里有这样许多粗俗的语言和秽亵的笑话。戏里严肃的角色只有杜丽娘。她是为情困扰而又因没有得到爱情的滋润而萎谢的人。她的肉身虽被那无法排遣的爱之伤痛所苦,灵魂却在地府胜利地通过审判,投入情人的怀抱,获得她梦寐以求的幸福。


1986年版昆曲《牡丹亭》中,张继青饰演杜丽娘


和她比较下,柳梦梅这个角色也多少是个讽刺的对象。他虽在丽娘梦见他之前即已梦见过她,但在未拾得她的画像之前,一直热衷功名,不顾手段。若将他和李益、淳于棼相比,后二人在做情人方面比他值得赞佩。他们认准一个爱的目标,专心一志,绝不旁骛。在几幕表演爱情的戏里,柳梦梅对待杜丽娘的鬼魂是很温柔、很热情的。但一和她完婚,即准备起程到杭州去应试,那时他又恢复了热衷名利的本性。他幸运地高中状元。得意之下便折磨丈人,使他苦恼,以报复丈人看不起他之怨。那时丽娘见丈夫地位改善、父亲又升官,亦欣喜欲狂。她忘记她是因痴情专注,才得从坟墓里复活过来的。


《牡丹亭》虽是本喜剧,但是一向都被认为它最值得玩味的只有演述杜丽娘主要事迹的那几幕:他的梦和她在花园里找寻她失去的梦,她的忧愁和死亡,她在地府受审判,她和情人幽会,和她的复活。汤显祖在自序里显然鼓励了这种偏颇之见: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汤氏这段动人的文辞阐述了他的爱的哲学。有几个重要名词:如“生”、如“情”、如“梦”,都再三提及。(“死”也是一个重要名词,它的消极性的含义,只在与“生”和“情”的力量相对比时方发生强调作用。)


1986年版昆曲《牡丹亭》中字幕


我们晓得罗汝芳对明代思想的特殊贡献,在他将“生”字代替“心”字,认为生生不息,乃是宇宙的力量。进一步,他又使“生”和“仁”相等。汤氏既认《牡丹亭》是他的得意之作,很可能是他特意采用杜丽娘这个故事来阐扬他老师的哲学观念,把生的哲理观给戏剧化了,然后再进一步,发挥这个哲学观念,认定“情”是生命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但同时他又用他的第三个名词“梦”,来改变在时间的世界中对“情”和“生”的拥戴。


丽娘只有在梦中,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状态下(因为梦不能以醒觉状况下的时间来衡量的),才能享受最强烈方式的生命和最丰富完满的爱。再者,她也只有在做了鬼之后,享受梦一样的存在时,才显得大胆,敢于热情奔放地去找寻爱。等她还阳复活之后,时间又把她收回了。她便不再是汤氏在自序里所说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女子了。


罗汝芳(1515年6月13日-1588年10月21日),字惟德,号近溪。学业者称为近溪先生,江西南城泅石溪(今南城天井源乡罗坊村)人,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牡丹亭》是汤显祖唯一不认真提到佛道理想的一部戏:戏里的几个道姑,偏是性饥渴者,显露出她们心身方面的各种变态,逗人发笑而已。他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这部戏所关切的主要的价值是现世,以情爱和生命对抗由女主角的父亲和塾师所代表的已被丑恶化的儒教价值观。他们对于女孩子春情勃发的状况全然无知,认为闺女在未嫁之前,绝对克制情欲是理所当然的。


杜丽娘对抗父亲和塾师之获得胜利,并非由于她有什么主动的抗争,而是由于整个地屈服于亲师压力之下。就如童话故事里的情形一样,她是一个性早熟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一睡三年,等待寻找她的王子到她的堡垒里来吻醒她。不过童话里的睡美人是沉沉熟睡,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梦去打扰她;而杜丽娘的活动则全在梦中和死后,只有在梦和死亡的境界里,她才能脱离礼教及禁忌等束缚,可以自由无拘地找寻爱情。一旦复活,丽娘立即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位羞答答的大家闺秀,非常注意礼仪。有论者认为她比《西厢记》里的女主角更为大胆热情。为了爱情,她不辞出生入死。但是鬼魂的生活是没有时间性的,在那种境界里,她的自我抑压力,并不存在。莺莺虽没有经验过一段梦的生活,但她却自愿地献身给她的情郎,去经验那艾略特(T. S. Eliot)诗里所提到的“献身时的大胆”(the awful daring of a moment's surrender)。


其实,这种事情丽娘在清醒时是绝不敢做的。她回生后,柳梦梅向她求欢,她即曾拒绝过:


旦:“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生:“日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却又会起书来。”


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后来,在同幕(第三十六出)她同意即刻结婚,对情人说:


旦:“柳郎,奴家依然还是女身。”


生:“已经数度幽期,玉体岂能无损?”


旦:“那是魂,这才是正身陪奉。伴情哥则是游魂,女儿身依旧含胎。”


这位少女谨守童真,坚持鬼可纵情,人必守礼,人鬼之间,有基本的差别,她已不再是三年前因相思而死的丽娘了。虽然她在新婚之夜告诉梦梅说,“柳郎,今日方知有人间之乐也”,但情境已变。丽娘已经得到她所要的郎君,梦梅也已找着他的梦里情人,自此以后他们急需要做的事情,是纠正他们的行为,使女方父母和世俗社会看得顺眼。如果他能上京应考,高高得中(他就做到了)的话,他们那一段人鬼之恋的爱情,便将因他的功名成就而获得另眼看待。毕竟,他是才子,而她是佳人,他们过去有过某种浪漫式的越礼举动,乃是值得艳羡的事情。


因此本戏的后三分之一遂变成为比较寻常的浪漫式喜剧,借以辩明男女主角过去一段不顾一切的热恋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现在已是名教的维护者,过着合乎他们新得的官家威仪的生活了。在最后一出戏里(第五十五出),丽娘深自庆幸她的梦里情郎,在官场早显身手,任她父母怎样选也不会选到的。她对陈最良说:“陈师父,你不叫俺后花园游去,怎看上这攀桂客来?”


当为情所苦的情侣们度过了爱的阶段,而寻求与社会相妥协时,原来在死气沉沉的儒教社会中,强烈地肯定生命的那种浪漫爱情,至此已变得面目全非,无可辨认了。无疑地,汤显祖的意思是想把超时间、超生命和超死亡的热爱,注入杜丽娘的形体。但是爱情只有在未能得偿所愿时才像似永恒。一旦爱情正常化了,或是因有了实体的性的拥抱而减少了相思,那份永恒的感觉便无法继续。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因四剧皆有梦境,固有临川四梦之说。虽是戏曲剧本,也是汤显祖思考人世现实与生命意义的结晶,文辞优美,对人生的深刻反思亦超出了时代。


假如丽娘和梦梅两人恋爱成功后仍继续鄙视世俗的成功和反抗传统的道德,他们是会成为悲剧性爱侣的。但是汤显祖却不会采用悲剧形式的,因为明代的传奇,虽然着重悲欢离合的情节,到底是喜剧形式。再者,柳梦梅原是个穷秀才,他所念兹在兹的一直都是仕途显达。照杜丽娘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看来,她若一辈子与一介穷书生过活也不会高兴的。因此《牡丹亭》遂终于写成一本协调喜剧:就女主角而论,爱的冲动带给她以世俗的尊荣和成功,假如她没有主动地去经历生死以求爱情,她是无法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和尊贵的。她虽然有一阵反抗时间,但很快就和时间欣然谋得妥协。时间最后将使她成为尊奉名教的母亲,关心着孩子的正当教育。


若和《南柯记》与《邯郸记》相比,《牡丹亭》的特色在于以丽娘的梦点出一个无时间性的世界,在这世界中爱是唯一的真实,而后两个戏则以梦来缩短时间,把生命之短促戏剧化。但在梦和鬼魂生活之外,时间又绝对地控制了丽娘了。


谢选骏指出:夏志清是一个“算是内行的外行”,所以他才会说“汤显祖不能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因为夏志清知道汤显祖不是一个写作班子,却不知道莎士比亚是一个写作班子!也许夏志清知道莎士比亚是一个写作班子,只是考虑保住自己的大学饭碗而不敢明说呢?不会的。因为他可以选择不说啊——因为这是在谈论汤显祖,不是在讨论莎士比亚,没有必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谢选骏:黄俄奴隶专政区



《近三分之一人口被封控,中国经济为“清零”付出高昂代价》(艾莎2022年4月15日)报道:


据估计,中国有近4亿人目前处于某种封控之下。


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新冠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已开始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压力。随着官员们试图遏制疫情,估计中国有近4亿人目前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

中国已有数十万人被送进集中隔离设施,还有好几百万人居家隔离。为了尽快追踪病毒感染者及其接触者,扑灭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波疫情,官员们已停止了数十座城市的正常生活。

据日本野村银行估计,目前有45座城市的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年贡献约7.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的一些抗疫手段与经济增长预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于经济学家,甚至中国总理都发出了警告。

专家们开始提醒,中国为2022年制定的5.5%的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已不现实,因为很多日常经济生活已经停顿。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一提醒地方官员,要意识到每轮新冠疫情暴发所带来的越来越高的经济代价,并敦促地方当局平衡疫情防控与必要的经济增长鼓励措施。

“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李克强在官媒的报道中说。

自从最近一轮疫情今年3月暴发以来,中国已累计通报了逾35万例本土传播的病例。对于任何一个经历了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疫情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看起来一点也不高,但中国仍在追求旨在彻底根除新冠病毒的政策,驱动这个政策的部分原因是担心它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口。中国60岁以上的人群中,目前仍有约4000万人未接种疫苗。

随着生产iPhone、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的工厂被迫停产,中国对最新这轮疫情采取的措施也开始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由于各地设置路障,加上严格的病毒检测要求,卡车无法将一些关键部件从港口运到工厂。

和硕联合科技是苹果iPhone的主要生产商,它在本周表示,“为响应地方政府的新冠防控要求”,在中国的两家工厂已经停产。由于需要进入上海等城市的卡车司机必须出示48小时以内的阴性检测结果,许多全球企业已被迫暂停生产,包括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博世和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在一些没有确诊病例的地方,官员们在公路上设置路障,导致国务院本周要求地方当局不得擅自关停主要道路、港口和机场。


中国的抗疫努力正在给经济造成如此大的问题,以至于经济学家们已下调了对中国今年经济产出的预期。一名经济学家甚至预测,中国经济会在未来几个月里萎缩。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说,中国政府已把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清零政策作为优先事务。

“问题是,设定了这种政策目标后,地方政府会相互竞争,”陆挺说。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会对防控措施层层加码,以确保不冒下让难以控制的疫情暴发的风险。例如,拥有1500万人口的广州市上周发现了20例本土传播的病例后,官员们已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病毒检测。

“如果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这样做的话,整个经济会陷入困境,”陆挺说,“新冠清零政策将被整个系统放大。”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上海民生危机令北京居民开始预防性“囤粮”(《纽约时报》2022年4月15日)报道:


在看到上海封城期间出现粮食短缺甚至街头争抢食物的报道后,一些北京民众开始在家中囤积食物,以防发生封城。

29岁的北京居民刘畅和女友住在一起,他已经储备了足够吃三个月的食物。他担心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短缺和坐地起价的现象。

“无论哪个城市,都会有这样的担忧,”他说。“虽然说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这种饥荒,但是就是我总感觉现在怎么说物资充足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

上海于3月开始封锁部分城区,并在本月扩大到全市范围。对出行的严格控制导致了有关食品短缺的报道,并引发了抗议和大量网上求助。许多民众在封锁期间很难获得食物配送。

在北京,刘畅买了大米、谷物、方便面、番茄酱、冷冻鸡肉和饮料。他甚至买了豆子,如果蔬菜吃完了,还可以发豆芽。他担心,疫情可能会破坏农作物的种植或收割,从而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29岁的北京房地产经纪人李丽霖上周六去山姆会员店买了够吃半个月的食物。

“上海的事情让我很恐慌,然后平时虽然我也做饭,但是我家已经是常备的那些速食产品不多了,”她说。“所以也是怕饿死。”

李丽霖说,她平日没有囤东西的习惯,而且她还认为北京的居委会比上海的效率更高。但她考虑,物资可能会很快消耗完。上周六,当她打算囤积盐时,发现在她那边的商店里,盐已经售罄。

拥有山姆会员店的沃尔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意识到某些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并表示正在监控其库存。

还有人担心,部分地区快递服务暂停,以及封路限制货车跨省市,会扰乱食品供应网络。这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购物网站淘宝上一家日清食品方便面店的客服人员表示,受疫情影响,该店在上海的仓库已暂停发货。

北京方面周一向全国发布通知,要求各政府部门全力确保货物和物流的顺畅运输,“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中国“新冠清零”乱局:专制将伤害每一个人》(袁莉2022年4月14日)报道:


早在“新冠清零”政策出台之前,中国曾有过“麻雀清零”政策。

那是在1958年春,中国政府动员全国人民消灭麻雀,因为毛泽东宣布麻雀是毁坏庄稼的害鸟。中国各地的老百姓敲打锅碗瓢盆,点燃鞭炮,挥舞旗帜,不让麻雀落地,让它们累得飞不动了,从天上掉下来摔死。据一种估计,仅几个月内,全国就杀死了近20亿只麻雀。

麻雀的几近灭绝让昆虫得以大量繁殖,给农作物造成破坏,这是接下来三年里,发生导致数千万中国人饿死的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有人担心,“新冠清零”政策已变成了又一场基于一个人的意志(这次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毛泽东式的政治运动,其结果可能会让所有人遭殃。

正如毛泽东及其手下不理会反对消灭麻雀政策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如今的中国政府也不理会专家的建议,即中国应该放弃代价高昂的新冠清零政策,学会与病毒共存,尤其是与感染后症状轻微但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株共存。

北京不仅不放弃,反而坚持使用2020年时依赖大规模病毒检测、隔离和封控的做法。这给上亿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将数万人送往临时搭建的隔离设施,剥夺了许多非新冠患者的就医权利。

“他们不是在抗疫。他们是在制造灾难,”笔名萧瀚的法律学者叶青在网上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篇文章很快被删除。

上海一个展览中心已被临时改建为收治新冠患者的方舱医院。

上海一个展览中心已被临时改建为收治新冠患者的方舱医院。 CHINA DAILY, VIA REUTERS

习近平热衷于坚持清零政策,是因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寻求第三个任期。他想用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上的成功来证明,中国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比自由民主国家的优越。

“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上海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朱谓萍对一名抱怨该市应对疫情的做法有问题的人说。她在一段电话录音中说,她已建议政府让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的人在家隔离,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疫苗接种工作上。但是没人听,她说。

“你要被逼疯了吧?”她在电话里问来电者。“我们专业机构也要被逼疯了。”这段录音一度在网上疯传,后来遭到审查。


据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估计,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截至本周一,中国有45座城市的大约3.73亿人处于全面或部分封控状态。他们写道,这些城市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26%,经济产出占中国总产出的40%;他们警告,随着地方政府控制新冠病毒的措施层层加码,中国经济萎缩的风险正在上升。

中央政府已敦促地方政府在控制疫情与经济生产之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官僚体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鸡西市,18名官员已因失职失责受到纪律处分或批评,包括乡镇领导、公安部门负责人,以及一家医院和一家殡仪馆的负责人。政府的通告称,有些干部“弦绷得还不够紧”。

尽管上海民众对封城怨声载道,但清零政策仍得到全国公众的大力支持。

在中国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上海因封控执行不力引发了混乱、悲剧和严重的食品短缺后,已至少有八名中层官员被免职或停职。

上海4月初将全市2500万居民封锁在家中,停止了大部分外卖服务后,许多人遇到了买不到食物的问题,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有些人为了在不同的网购平台每天补货时就开始抢购,设置了多个闹钟,最早的是早上六点。

一些上海居民告诉我,微信群里过去几天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发了芽的土豆能不能吃。邻居们不得不以物易物,比如用白菜换酱油。可口可乐已成为硬通货。


在被封锁了近两周后,餐馆老板戴欣(音)的食物已不够她一家四口吃了。现在她只好把姜切得像纸一样薄,把蔬菜做成泡菜,以免变质,而且一家人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不是三顿。

就连富裕阶层的人也面临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一家大型零售商的负责人上周告诉我,她收到了许多家住上海的首席执行官们发来的请求。但这名负责人说,由于封控规定,她也帮不上什么忙。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她要求不具名。

王力雄是政治寓言《黄祸》的作者,这部末日小说以核冬天后的大饥荒告终。王力雄认为,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像上海这样的人为危机不可避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近年来打压了公民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之后,这种风险已经加大。

去年冬天,他搬进了一位朋友在上海的空置公寓后,囤积了足以维持几个月生活的大米、面条、罐头和威士忌,以防万一。

但在这个房价估值近2000万人民币的豪华公寓小区里,许多居民都没有在封控开始时做准备。他看到,一个月前还穿着名牌西装匆匆忙忙的邻居们,现在硬着头皮进到小区郁郁葱葱的花园里挖竹笋吃。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最可怕的噩梦是病毒检测结果变阳,被送进集中隔离设施。有些设施的条件非常糟糕,以至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将其称为“难民营”、“集中营”。

许多人分享了集中隔离需要准备的物品清单和建议。带上耳塞和眼罩,因为集中隔离的地方往往是会议中心那种大空间,白天夜里都亮着灯;带上大量的一次性内衣,因为那里没有淋浴设施;带上大量的卫生纸。有些隔离设施的准备差到让人们不得不抢食物、水和被褥的程度。

北京的一个新冠病毒检测点,摄于本周。随着全国各地的确诊病例增长,北京的超市里挤满了购物者,有些网上超市平台的库存已告罄。

北京的一个新冠病毒检测点,摄于本周。随着全国各地的确诊病例增长,北京的超市里挤满了购物者,有些网上超市平台的库存已告罄。

许多有关上海的绝望帖子已导致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在上周末掀起了一波囤积浪潮。北京的超市里到处都是人,有些网上超市平台的库存已告罄。

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种严酷且代价高昂的政策是否必要。周二,上海卫生部门通报说,自3月1日以来,全市累计已有20多万例确诊病例,其中重症九例,无死亡病例。官员们没有回应有关一家老年护理医院发生多人感染和死亡的报道。


就连一些清零政策的支持者也开始表示怀疑。上海4月4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后,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他实名认证的微博账号上写道,这种做法展示了“中国力量”。本周一,郎咸平说,母亲因新冠病毒防疫措施耽误了肾病治疗,已去世。“我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他写道。

清零政策仍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上海的封控和隔离措施还不够严格。一名风险投资家在微信上发帖称,他不会给不支持这项政策的初创企业创始人投资。

这并不奇怪。由于获取信息的途径受到限制,也没有工具来追究当局的责任,绝大多数中国人通常支持政府的任何决定。

他们在过去两年里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抨击批评政府抗疫政策的人。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中国政府以控制疫情为名,正在把在新疆使用的压制社会手段越来越多地用于全国其他地方。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遭受这些做法的后果,但与武汉不同的是,已经没有多少公民记者或大型志愿者团体来帮助他们了。

“压迫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多数人觉得跟自己无关,”上海的商业顾问劳伦斯·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非常接受为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和许多人一样,他说,上海正在发生的事情与打麻雀运动没什么两样。“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说。

谢选骏指出:上面三文都是纽约时报的出版,这说明它实在混蛋!因为它胡说“清零政策得到全国公众的大力支持”——这就像说“日本侵略中国得到中国公众的大力支持”那样荒谬。纽约时报哪里知道——这不是什么乱局,而是常态——这里是黄俄奴隶专政区。

苏俄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黄俄奴隶专政区”。

它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黄俄奴隶专政”——这不是一个“黄色国家”,而是一个“红色匪区”。——西方各国的外交承认,并不能改变这个“基本国情”,只能加剧西方各国的堕落速度。

谢选骏:陆克文胡评中美战争



《中美之间必有一战?陆克文新书试图给出答案》(KEVIN PERAIN 2022年4月15日)报道:


《可以避免的战争:美国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之间灾难性冲突的危险》(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陆克文(Kevin Rudd)/著

美国时代可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中国将某种挑衅作为借口或被其激怒,策划了对台湾的入侵。北京向台北发射大量导弹,使得美国提供装备的军队陷入瘫痪,随后对冲绳和关岛发起攻击。超过20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在台湾沿海20个不同的滩头阵地登岸。美国潜艇击沉了一些中国军舰,但这不足以减缓伞兵和直升机的猛攻。慢慢地——然后是迅速地——中国在激烈的战斗中占据优势,改变了东亚的军事和政治平衡。结果是,它最后使得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沦落为弱国,被历史学家视为“美国滑铁卢”。


这样的场景并非信口开河:根据陆克文对美中关系深刻而明智的新描述,一些报告显示,华盛顿在台湾冲突的推演中连续输给北京多达19次。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现任亚洲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花了40年时间试图理解中国人的图谋,认为习近平主席“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并且得出结论,习前任的“渐进主义方法已经失败”。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习近平开始相信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他已经开始将地缘政治轻描淡写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陆克文认为,北京现在认为“改变秩序根本性质的时机已经成熟”。

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是该秩序的缔造者之一,他曾写道,健康的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创造“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的印象”。然而,了解对手想要什么同样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东亚的冒险,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各说各话。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获得普利策奖的越战经典作品《湖中之火》(Fire in the Lake)中描述,对于自己试图塑造的地区,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其文化下的“基本智识语法”。“没法简单地用x是y以及a对应b的公式来直译,”她写道。任何寻找共通之处的尝试“都必须重新创造对方的整个世界,一整个智识景观”。陆克文在《可避免的战争》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有价值且雄心勃勃的智识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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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的职业之路显然是非正统的。离任后,60岁的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习近平的世界观。(根据一份报告,耶稣学院的学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调皮的议案,允许陆克文全权使用本科生的台球桌。)陆克文访问中国超过100次,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为数不多的有机会亲自认识习近平的外国政客之一——先是作为外交官,当时习在厦门担任初级官员,以及后来担任副主席期间;有一次在堪培拉,两人坐在壁炉旁用中文交谈了几个小时。这些谈话和从他的旅行中收集到的其他印象让陆克文对中国的文化触发点有了一种难得的感受。“我们避免战争的最佳机会,”陆克文写道,“是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思想,并构想一个美国和中国能够竞争共存的世界,即使处于相互威慑强化的持续竞争状态下。”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阴影下,这一任务显得尤为紧迫。支撑美国世纪的“二战”后秩序似乎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19世纪风格的强权政治。此外,俄罗斯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经济规模小于意大利。如果莫斯科通过外交手段或在战场的进展,成功说服北京加入它重塑这一秩序的努力,全球格局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努力地讨好俄罗斯领导人,通过暗示两国是同道并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来奉承普京。他曾称俄罗斯总统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会在普京生日的时候打电话给他。


然而,直到现在,习近平一直满足于让普京扮演破坏者的角色,而中国则在耐心等待时机。陆克文指出,这位中国国家主席“认识到莫斯科准备采取比中国更冒险的行动,这其中有着巨大价值”——不仅在乌克兰,在叙利亚也是如此。然而,中国一直在悄悄地努力重组战略棋局。例如,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它投资逾900亿美元,在一条穿越北极、名为“东北航道”的海上航线建设港口和海岸警卫队枢纽。这条航线把亚欧洲航程缩短将近5000英里(约合8000公里),可节省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这条路线还可以让中国军队避开马六甲海峡,那是易受美国海军攻击的瓶颈。

在表述这一切的过程中,陆克文这本书的结构就像一份白皮书或政策概要——充满了有用的事实和犀利的分析。但有时我希望他能把政策专家的帽子放在一边,讲一些故事。我们得到了大量可以充当总统每日简报的好素材;如果能多听听他边喝啤酒边讲的那种故事就太好了。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多和中国官员们接触的好机会,而这些接触本可能会被证明与情报简报一样具有启发性。他顺便提到,当江泽民还是党的高级官员时,自己曾听过他在悉尼歌剧院空荡荡的舞台上高唱一曲——但他只用一两句话来描述这一场景。他还三言两语地讲述了一个与几位中国将军喝了“不少茅台”的醉人夜晚,但除了这些人在东海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专业审慎”外,他几乎没有描写任何其他内容。

然而,这本书并不过于学术化。它没有脚注、尾注或参考书目,让读者不知道书中的材料究竟是来自报纸上的文章、他的“众多研究助理”(致谢中列出了11个)之一提供的论文,抑或只是与中国朋友的一次谈话。《可避免的战争》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完美半导体的竞争到中国主权信贷流向厄瓜多尔的美元数字。如果读者想就任何特定主题进行更深入研究,可能会感觉无所适从。

然而,陆克文论点的核心仍然是无可指责的: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的后果严重得令人难以想象。美国政治家迪安·艾奇逊——他从未完全从他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中恢复过来——喜欢抱怨说,美国人常常把外交政策问题看作是“头痛”,只要“吃点药”就能让它们消失。陆克文比大多数人都要清楚,至少在短期内,习近平和他的变革性世界观不会消失。头痛是慢性的,如果美国人希望控制这种痛苦,他们需要动用所有的


谢选骏指出:陆克文虽然学习了四十年的中国事务却还是不懂,“急于解决台湾问题”的说法十分外行——问题是实质是在“急于解决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中共建政已经七十多年,几乎等于元蒙一个朝代了,却还是没有完全推翻前一个朝代——这不得不在历史评等中直接降级,从“北京中央政府”直接降级为“北京地方政权”了!所以,从我的比较内行的观点看问题,“中美之间”其实只是“中国北朝与美国之间”,而全面的中美关系还需要包括中国南朝——这是一种三角关系。现代南北朝两个中国党朝都不是合法政权,只有代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那个中国,才是说话算数的合法政权。

谢选骏:忘记1989年六四屠杀,才有2022年今日清零



《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DAVID BROOKS 2022年4月14日)报道:


我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记得有一次——大约25年前——世界似乎正在走到一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冷战较量似乎已经结束。民主仍在传播。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互联网似乎已经准备好促进全球交流。全球似乎将围绕一套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个人尊严、多元化、人权——达成共识。

我们把这种融合过程称为全球化。首先,这是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涉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使许多事物——例如维基百科——触手可及。但全球化也是一个关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过程。

199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改变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它涉及“全球社会关系的强化”。全球化是关于世界观、产品、思想和文化的整合。

这与一种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术理论相吻合。其大意是,随着许多国家的发展,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的我们,即已经现代化的国家。

在更广泛的公开对话中,有时人们认为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钦佩西方民主国家的成功,并试图效仿我们。有时人们认为,随着人们“现代化”,他们会变得更加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平——就像我们一样。有时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它们会变得更加世俗化,就像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一样。他们的驱动力更多来自赚钱的欲望,而非征服他人。他们更倾向于期待在郊区定居,而不是追求狂热的意识形态或那种对声望和征服的渴望,这种渴望使人类遭受了数百年的战争。

这是对历史演变的一个乐观的愿景,是对进步和融合的愿景。不幸的是,这个愿景并没有描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世界不再融合;世界正在分化。全球化进程已经放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逆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这些趋势。虽然乌克兰英勇抵抗威权侵略鼓舞了西方,但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对普京表示认同。

《经济学人》报告称,2008年至2019年间,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GDP下降了约五个百分点。一系列新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出现。移民流动放缓。2016年至2019年,全球长期投资流量减少了一半。这种去全球化的原因是广泛而深刻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人感到全球资本主义失去了合法性。中国显然已经证明,重商主义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战略。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兴起:脱欧派、仇外民族主义者、特朗普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左派。

全球冲突与上世纪90年代那个短暂的历史蜜月期相比要多得多。各政治集团的贸易、旅行甚至交流在道德、政治和经济上都变得更加令人担忧。随着西方在与普京的战争机器部分脱钩,数百家公司已从俄罗斯撤出。由于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指控,许多西方消费者不想与中国打交道。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敌视西方,而且供应链受到政治不确定性的威胁,许多西方CEO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2014年,美国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竞标政府合同。拜登总统加强了“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以便美国政府购买更多国内生产的商品。

世界经济似乎正在逐渐脱钩,首先是分化为一个西方区域和一个中国区域。五年前,中美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年接近300亿美元,现在已降至50亿美元。

正如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为彭博社撰写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地缘政治正在明确地反对全球化——走向一个由两三个大贸易集团主导的世界。”这种更广泛的背景,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埋葬过去40年来对世界商业思考的大部分基本假设。”

当然,全球化作为贸易的流动将继续下去。但全球化作为世界事务的驱动逻辑似乎已经结束。经济竞争现在已经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竞争已经合并为一场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全球化已经被看起来很像全球文化战争的东西所取代。

回顾过去,我们可能过于强调以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力量推动人类事件并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世纪初,诺曼·安吉尔写了《大幻觉》一书,如今已声名狼藉,该书认为作者那个时代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在经济上过度相互依存而不会爆发战争。相反,在那之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事实是,人类行为往往是由比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更深层次的力量驱动的,至少西方理性主义者通常明白这些。正是这些更深层次的动机正在推动目前的事件——它们正在将历史推向极其不可预测的方向。

首先,人类被所谓对认可的欲望强烈驱使。那是需要被看到、被尊重、被欣赏的欲望。如果让人们觉得不被关注、尊重和欣赏,他们就会愤怒、怨恨、心怀报复。他们会认为这种贬低是不公正的,并会以带有侵略性的愤慨做出回应。

过去几十年,全球政治就像一台制造巨大社会不公的机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群体崛起,控制了媒体、大学和文化,通常还有政治权力。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被看低和忽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利用这些不满情绪的民粹领导人开始得势:美国的特朗普、印度的莫迪、法国的勒庞。

与此同时,普京和习近平这样的威权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了一种仇恨政治。他们将整个西方视为全球精英,并公开表示反对。普京讲述了屈辱的故事,即他所认为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对俄罗斯所做的一切。他誓要重现俄罗斯例外主义与俄罗斯辉煌。俄罗斯将重新成为世界历史的领衔主演。

中国的领导人则在谈论“百年屈辱”。他们指责傲慢的西方人试图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尽管中国最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习近平仍将中国称为发展中国家。

其次,大多数人对自己的阶级和国家都有着强烈的忠诚。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人感觉他们的地位被抛在了后面,他们的国家荣誉受到了威胁。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多边组织和跨国企业似乎盖住了民族国家的声音。

为了坚持国家主权、恢复民族自豪感,高度民族主义的运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兴起:印度有莫迪、土耳其有埃尔多安、美国有特朗普、英国有约翰逊。他们说,让世界主义和全球趋同见鬼去吧。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许多全球主义者完全低估了民族主义推动历史的力量。

第三,人类受道德渴望的驱使——即他们对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依恋,还有他们在似乎受到攻击时,捍卫自己价值观的欲望。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对于很多人而言似乎正是这种攻击。

冷战后,西方价值观通过其电影、音乐、政治对话和社交媒体主宰了世界。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就是,世界文化基本将围绕着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实现趋同。

问题在于,西方的价值观并非世界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西方人根本才是文化的异类。在约瑟夫·亨里希所著的《世界上最古怪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一书中,他收集了数百页数据,展示了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民主的(注:首字母组合即是“WEIRD”)价值观究竟有多么罕见。

他写道:“我们这些怪胎(WEIRD people)都是高度个人主义、自我迷恋、控制型人格、不认同主流、热衷解析的人。比起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我们更关注自身——我们自己的特质、成就和抱负。”

喜欢听比莉·艾利什或梅根·西·斯塔莉安的歌,却仍认为西方价值观是异类或令人反感,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全世界许多人看到我们的性别角色观念就觉得陌生和讨厌。他们看到我们(在最好的一面时)对LGBTQ权利的狂热捍卫,就觉得无比厌恶。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身份与价值观的想法,在许多人看来似乎纯属谬论。教育的目的在于灌输审辩式思维技巧,让学子从父母和所在社群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又是愚蠢之论。

44%的美国高中生报告称,他们始终有悲伤和绝望的感觉,我们的文化如今可不是推广西方价值观的最佳广告。


即使有全球化的假设,世界文化似乎也并未趋同,在某些情况下似乎还在分化。经济学家费尔南多·费雷拉和乔尔·瓦尔德福格尔研究了1960年至2007年间22个国家的流行音乐排行榜。他们发现人们更偏好自己国家的音乐,而且这种偏好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有所增加。人们不想融入同质的全球文化;他们想保留自己的文化。

每隔几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就会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询问他们的道德和文化信仰。每隔几年,这些调查结果中的一部分会被综合成一张地图,显示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1996年,欧洲新教文化区和英语区与其他全球区组成一个大块。西方价值观与拉丁美洲或儒家地区的价值观不同,但它们是相通的。

但2020年的地图看起来有所不同。欧洲新教和英语区已经远离世界其他文化,它们现在就像局外的文化半岛一样突兀。

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是离群的;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

最后一点,对秩序的渴望强烈驱使着人们。没有什么比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更糟糕的了。这些文化变化以及往往同时出现的有效治理的瘫痪,会让人感觉像是社会的混乱,像是无政府状态,导致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秩序。

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很幸运,生活在基于规则的有序社会中,在这种社会里,个人权利受到保护,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然而,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无法获得这种秩序。


正如有迹象表明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正在分化一样,也有迹象表明世界在政治上也在分化。自由之家在其《2022年世界自由》报告中指出,全球已经连续16年经历民主衰退。它去年的报告说:“自2006年开始出现负面趋势以来,情况恶化国家超出情况改善国家的数量出现了最大差距。长期的民主衰退正在加深。”在全球化黄金时代,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那个鼎盛时期,民主政体看似稳定,威权政体似乎正在化作历史的灰烬。今天,许多民主国家好像不如以前那么稳定,而许多威权政权似乎更稳定了。例如,美国民主已经滑向两极分化、运转不良。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表明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技术上可以与西方一样先进。现在,现代威权国家拥有的技术使他们能够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对公民进行无处不在的控制。

专制政权现在是西方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专利申请的60%来自它们。2020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在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了9万亿美元,而民主国家则投资了12万亿美元。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威权政府可以得到惊人的民众支持。

我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在多个方面都有体现。正如学者希瑟·贝里、毛罗·纪廉、阿伦·亨迪在一项关于国际趋同的研究中所报告的那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在多个方面并没有显著接近(或更相似)。”我们西方人赞同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的普世价值。问题是,这些普世价值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似乎接受度越来越低。

接下来,我将描述一个从分歧变成冲突的世界,尤其是在大国争夺资源和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显然希望建立由他们主导的区域。其中一部分转变源于历史上对立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类似于我们在冷战期间看到的那种。这是威权主义力量与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全球斗争。非自由主义政权正在相互建立更密切的联盟。他们正在对彼此的经济进行更多投资。另一方面,民主政府正在彼此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围墙越来越高。朝鲜是冷战的第一个主要战场。而乌克兰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间长期斗争的第一个战场。

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要给这场冲突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我会说,这是西方强调个人尊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强调集体凝聚力之间的区别。但这并非全部。重要的是,这些长期存在的正常文化差异是如何被那些想要扩大权力、在民主世界中制造混乱的独裁者所煽动的。如今,专制统治者经常将文化差异、宗教紧张局势和地位不满当作武器,以此动员支持者、吸引盟友并扩大自己的权力。人们对地位的不满把这种文化差异转化成了文化战争。

有些人再次使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来描述当下的情况。亨廷顿说得对,思想、心理学和价值观与物质利益一样,推动着历史发展。但是这些分歧不像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在整齐的文明界线上破裂划分。

事实上,最让我困扰的是,这种对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性别平等和其他一切的拒绝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国家内部。普京、莫迪和巴西的博索纳罗等非自由主义领导人对西方文化、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地位不满听起来很像从特朗普右派、法国右派、意大利和匈牙利右派说出来的。

这里有很多复杂的东西——特朗普们显然不爱中国——但有时当我观察国际事务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美国人熟悉的红蓝之争,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最大版。在美国,我们按照地域、教育、宗教、文化、代际和城乡的界限分裂,而现在,世界也在支离破碎,而且似乎是在模仿我们的方式。不同的民粹主义者选择的道路可能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激情也经常发生冲突,但他们反抗的往往是同一件事。

当人们对世俗主义和同性恋权利游行的不同观点与核武器、全球贸易流动、地位不满、有毒的男子气概和威权主义权力争夺交织在一起,你该如何赢得这场全球文化战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社会思考,我充满理解。我当时太年轻,无法真正体验冷战的紧张气氛,但那一定是非常残酷的。我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很多人握住了一个承诺结束生存冲突的愿景。

面对目前的情况,我满怀谦卑。许多人批评西方和美国文化太过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充满优越感,这些批评并没有错。如果我们想让社会强大到足以面对未来几年的挑战,如果我们要说服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有那些摇摆国家的人们,他们应该与民主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站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我对当前的形势充满信心。归根结底,人们想要脱颖而出,并融入其中。他们希望自己的生命有尊严,他们希望自己的身份受到尊重。他们还希望成为道德社群中的一员。现在,许多人觉得西方不尊重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些敢于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民族自豪感的威权领导人身上。但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并不承认他们。对于那些威权主义者——从特朗普到普京——追随者只是他们寻求自我夸耀的工具。

最终,只有民主和自由主义是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到头来,只有这些制度和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动力和欲望。

我已经对我们预测历史走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也不再相信国家“现代化”后会沿着某种可预测的路线发展。我想是时候放开我们的思想,接受未来可能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中国人似乎很有信心,认为我们反对普京的联盟将会分崩离析。西方消费者将无法忍受这种经济上的牺牲。我们的联盟将会破裂。中国人似乎也确信,他们将在不久之后埋葬我们腐朽的制度。这些可能性都无法草率忽视。

但我对我们继承下来的思想和道德体系有信心。我们所说的“西方”不是一个种族的称呼,也不是一个精英乡村俱乐部。乌克兰的英雄们正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种道德成就,与其对手不同的是,它渴望将尊严、人权和自决权扩大给所有人。这值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进行改革和努力,并且加以捍卫和分享。

(习近平和威权主义新“宗教”

David Brooks自2003年以来担任时报专栏作家。他是《人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和《第二山》(The Second Mountain)的作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nytdavidbrooks。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25年前”,是因为它故意忘记了六四屠杀,所以他们必须承受今日清零的苦果。——这是我在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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