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把坑害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拒绝交税

《麦卡锡录音曝光首受访 川普没生气：2人关系依旧好》（记者胡玉立／综合 2022-04-24）报道：

麦卡锡录音档曝光后，川普说他仍与麦卡锡关系良好。

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建议前总统川普为去年1月6日国会暴乱辞职的录音曝光后，川普22日晚间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首度回应表示，他和麦卡锡的关系仍然很好，麦卡锡从未提议他辞职。

麦卡锡1月10日与共和党国会领袖电话会议的这段录音，被视为是麦卡锡与川普两人关系的考验；这起事件明显威胁到麦卡锡在共和党一旦于11月赢得众院控制权后，能否顺利当上议长。不过，川普22日的公开说法，似有助抑止两人关系再次出现裂痕的质疑。

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受访表示，得知麦卡锡在众院高层电话会议上的评论，他并不高兴，但麦卡锡从未提议他辞职；麦卡锡「发现事实后」迅速改变立场，几周后更完全接受了他。

「他打了电话。我听说了这通电话。我不喜欢这通电话，」川普说：「但他后来几乎是立刻来我这里，我们就在那里拍照；这种支持非常强大。」川普指着房间里他与麦卡锡1月下旬合照的地方；那张合照被外界视为正式确认两人关系和解，也证实川普继续在党内占主导地位。

谈到麦卡锡与共和党人在国会骚乱事件后批评他、随后公开支持他，川普表示，「坦白说，我认为这是很大的恭维，他们明白自己错了并支持我。」

被问及是否仍支持麦卡锡担任未来众院议长时，川普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不知道还有谁在选，我认为我和他关系实际上非常好，我喜欢他。除了那段短暂时间之外，我猜他还挺喜欢我的。」

在访谈中，川普还否认自己曾说要为1月6日国会攻击事件「承担某些责任」。此说法与麦卡锡去年1月11日另一次众院共和党成员电话会议的说法相互矛盾。

「不，那是假的。我从未声称对此负责，」川普在采访中说。

知情人士透露，21日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曝光录音档后，麦卡锡和川普当晚曾相互交谈，川普并没有生气。麦卡锡和川普定期会面，两人将于5月初会面。

川普在共和党仍具非凡影响力，并迅速惩罚他视为敌人的人，但他也支持过往对他批评的人，例如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万斯(J.D. Vance)。万斯因川普公开力挺，从原本民调落后、金援短缺，戏剧性的扭转劣势，仅一个多星期，就收到逾500万元新捐款，如今声势看涨。

川普23日晚间即前往俄亥俄州为万斯站台，他赞扬万斯在关闭边境和对中国征税的立场，「与许多其他冒牌者不同，他将把美国放在首位。」

谢选骏指出：川普虽然下了台，却还是牛逼哄哄地“把美国放在首位”，可是查查他的黑历史，却一直挖空心思地拒绝交税！大家用脑子而不是用屁股想一想吧——为何他的任期只有四年，美国的国债却冲破了屋顶？因为，一个冒牌的总统拒绝交税！这个小哼还拿“把美国放在首位”的帽子随便给人——其实那是“把坑害美国放在首位”的拒绝交税。

谢选骏：张维为是个“祖籍南通人”啊

《张维为这是在辟谣吗？但这次打的真不是个人……》（2022-04-23 将爷）报道：

　

原标题：张维为这是在辟谣吗？但这次打的真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现象

今天下午15：29分，张维为在今日头条更新一条信息，开头他这样说：

疫情防控，整整一个多月未能踏足复旦校园，在家里学着自己录《维为到来》，效果还不错，我把文字发给大家。

后边内容是关于俄乌战争的，我就不转了。毕竟，少看这种人的观点，不仅有利于精神健康，也有助于免遭铁拳暴打。

我之所以引述张维为这句话，主要是因为这几天“张维为被打”，在社交媒体传疯了，以至于都上了热搜榜。

网上都在说，这事是复旦青年教师干的。

现在张维为发声了“未能踏足复旦校园”，当然容易被理解他是在辟谣。

从这个意义讲，我现在来写文章，符合议程设置，不算观点跑在事实前面了。

问题是，张维为今天下午说他近一个月没有踏足复旦校园，是否就真的表明他被打的事是假的了？

我仔细核查网上各种传言版本，只是在说他被复旦青年教师砸了头、扇了嘴、踢了裆。但，并没有人说此事发生在复旦校园内。

假如那个青年教师是在校园外面暴打张维为的呢？

这个事，假如真是谣言，动静都闹这么大了，不论是学校还是张维为，也完全可以直接辟谣，不必遮遮掩掩，绕来绕去。

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张维为被打”是不是谣言，现在说不清。至少说明，张维为不算智者，他不该与网友躲猫猫。

今天下午，我的朋友老莫写了篇牛文，标题就叫“张维为被打了？”文章阅读近50万时，被删了。

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我专门与老莫交流了一下这起“张维为被打”的传言。

老莫针对张维为的最新模糊发声，也深感奇怪，认为张维为可能是在校外被打，或者出什么问题了。

而老莫提供了一个大数据分析，我认为很值得思考：

我算了一下，也就是说，为“张维为被打”叫好的，与支持张维为的对比，数值是1.2%。

关于这份数据对比，我还通过社交媒体查询，来进行验证。

我在微博上，以“张维为被打”为标签进行搜索，发现网友也是一边倒在为“张维为被打”叫好。

而且，我还可以肯定地说，在上海疫情总在传递悲情苦难语境下，这个疑似谣言，正在为人们提供一次重大治愈。

尽管如此，这里我仍然要给出一个前提——打人是不对的！

这是个生活和法律的常识，并不需要我多作解释。

所以，哪怕是就连那极少数在支持张维为的人，接下来也调转风向，去为“张维为被打”叫好，我也还是要说，打人是不对的。

这就吊诡了！

既然一件常识看来都明显不对的事，为什么人们要普遍地进行叫好，而且，还都在喊打得太轻了？

这就太意味深长了！

对此，我想来解释一下原因，这背后，其实是个逻辑问题。

许知远同学在《吐槽大会》上曾解释大家骂张大大原因，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张大大不是个人，他是一种社会现象。

由此，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吧——张维为不是个人，他是一种社会现象。

其实，人们为“张维为被打”叫好，说到底，就是没把张维维当“个人”，而是视为“现象”。

不得不说，天下苍生苦张维为等，久矣！

网上关于张维为的各种擂人观点，太多太多，很多不仅严重侮辱常识，而且由于其跪舔用力太猛，已经有碍观感，伤害到公共情绪了。

故此，我不在此处多加转述张维为观点，以免形成二次伤害。

最近，张维为有一个疯传的视频，他那极其动情演说，让上海遭遇疫情之苦的老百姓觉得伤害性很大，侮辱性很强：

今天生活在中国，免于感染新冠感染、或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至少是美国的五百倍以上。

不了解张维为的，还以为他是做大数据研究的。

其实，他也就是吹尿泡的，完全就是信口开河。

人们痛恨的不是张维为个人，而是张维为这种浮夸失德的无耻姿态。这，就是一种现象。

事实上，人们这次在喊打张维为的时候，还呼唤把沈逸、陈平等顺道一起给打了。

民意如此掌掴“复旦三丑”，说明他们也都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现象。

从这个意义讲，“张维为被打”到底是不是谣言，倒也不是什么本质问题了，因为民意事实上已经完成一次狂扇丑恶现象的集体行动了。

本文最后，作为一个追求文明和法治的现代公民，必须再次理性地表达——打人是不对的。

但，假如打的不是个人，那就未必不对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假如复旦年青教师真的打了张维为本人，也应该辩证看待——正义十足，理性不够。

甚至，从某种意义讲，真有这样的年青人，倒也不失为复旦近年来难得的一道光了。

为了这道光，今天，我也承诺，如果真有这么个年青教师，我愿意捐赠其要付的全部医药费！

毕竟，年青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网民嚎叫：

lary 2022年04月23日 15:35

这次没有挨打，不等于以后也不会。

檄文 2022年04月23日 15:26

听过一回张的讲演就觉得这人依据的许多事实都是不确定的，就不再听他满嘴跑火车了，人的观点要基于客观事实之上的，事实都是假的他得出的结论当然就不会正确了。所以这种人除了忽悠人就是为个人捞好处的，绝对不是个真知识分子，尽管他自己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真知识分子一定是求真的。

sleepy_cat 2022年04月23日 13:10

靠，把张维为打一顿？远远不足以平民愤。

复旦青年教师还是很牛的，去年就有姜文华刀杀书记，干脆利落。今年期待张维为，陈平，沈逸，同样下场。

谢选骏指出：看了上文，上网查了查张维为其人，才发现，他原来是个“祖籍南通人”啊！他的所作所为，真是太像南通人了——至于“南通人”的定义，大家可以据此判断一二了。

《封得越凶 转得越猛 中南海怕什么来什么》（2022-04-23 读报）报道：

4月22日，一部记录上海疫情的短视频《四月之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受到大量网民转发，但中共审查机构紧随其后，不断对这部视频和相关讨论进行限制和删除。不料在全网点燃怒火，网民们通过各类方式强烈批评官方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一位“颂圣”教授遭打的传言则上了热搜，引来网络一片叫好。

法新社23日发自上海的报道，一段显示上海封堵对居民影响的视频遭中共当局全网封杀，却引发了大量网民的愤怒和反击。自从4月初以来，2500万上海人都被限制在家中，中共当局为了“清零”，不惜一切代价，造成次生灾害层出不穷、民众怨声载道。这段名为 “四月之声”的视频是一个从空中拍摄上海的长镜头，长达6分钟。作者按时间顺序在这些黑白图片中加入了从新闻发布会、社交网络上发布的视频或居民的电话中提取的一连串声音，通过20个声音片段展示了上海封城后，普通居民遇到的各类生活困难和不公，包括物资短缺、捐赠食物遭贩卖、幼儿和家长被强迫分开隔离、宠物被打死、病人得不到及时医疗救助、方仓医院环境恶劣等。该视频于21日晚在社交网络微信上被广泛分享。但中共审查人员在几小时内设法消除了所有的痕迹，关键字“四月之声”也很快被封禁，连“四月”也难逃。

影片作者“永远的草莓园”表示，自己“选取了4月上旬20多个事件的部分音频，做了一个视频当做一种尽量客观真实的纪录”。然儿，就是这样一个不加评论的视频也难逃被中共全网封杀的厄运。对于当局的举动，有网友感慨道：“但凡把删封四月之声的精力拿出来控制疫情，都不至于闹成如今这样吧。”“这连审查都不是，压根就没有审，没有查，说删就删，这才是最令人愤怒的。”一位推特用户将这件事与六四事件对比说，“昨晚微信朋友圈一些朋友倔强的发不断被秒删，看起来就像当年长安街沿线，上海的无人性封城终于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牢笼，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顺从不再沉默，这才是统治者最害怕的情景。”

《四月之声》被封引发网络愤怒的同时，以赞颂中共著称的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因不明原因被踢到要害部门的传言上了热搜，引发网民一片叫好和嘲讽。张维为是复旦特聘教授、中共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其和同为复旦教授的沈逸和陈平等人，以煽动反美、夸耀“大国崛起”著称，被戏谑为中共“国师”。微信转发的一则网民这样说，“张叫兽即使被踢成唯萎了，也是最幸福的当代太监…”。还有网民指出，这不是打，而是对张教授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更有网民套用张维为自己的话嘲讽其罪有应得，“身在中国，被打你就偷着乐吧”、“这是这段封控时间最让我要开香槟的事情”、“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希望是真的。”

谢选骏指出：南通人是见风转舵的顺民，自诩旱涝保收、从无兵革……张维为既然是个“祖籍南通人”，他的言行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局势有变，他一定“第一个倒戈”。所以我说“种族很重要”——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实事求是”。

谢选骏：上海封城比北京屠杀更加凶蛮残忍吗——“六四屠杀33周年”的真正默哀

谢选骏：上海封城比北京屠杀更加凶蛮残忍吗

“德国《经济周刊》：上海封城措施凶蛮残忍”（法广 2022-04-23）报道：

德国的新冠防疫措施已经大大松动了。人们享有的自由越来越多。而中国则继续实行清零政策，而且防疫措施越来越严历无情。对此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德国媒体越来越多。

德国《商报》认为，中国从一个封城走到又一个封城。人们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企业生产断断续续。中国的新冠防疫战略正在拖垮自己。

德国《经济周刊》报道说，本来中国在疫情中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恢复得快。但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正在成为问题。企业运作困难。消费大受打击。2022年的前景十分暗淡。在上海，一个老妇人哭着请求监管人员让她去买一点食品。但监管人员对她吼叫，叫她回屋里去。就因为老妇人不服从他的命令，他从她手里夺过购物车，把它砸在地上。中国的网络上充满了这一类视频。自封城以来，上海很多人不允许走出家门。上海的封城是如此地凶蛮残忍，而且谁也躲不开。

德国《经理杂志》报道说：来自上海的图片令人压抑和恐惧。自三周来，大上海变成了一个幽灵城市。人们要么得关在家里，要么得去隔离营。就因为一位翻译要让一位德国侨民离开自己的家，前往隔离营，这位侨民愤怒至极，抗议咒骂了九分钟，说，中国的防疫系统“荒谬可笑，是个耻辱”。这一视频上网后，受到人们争相传阅。由于市政府不能及时给被关在家里的人们提供食物和药品等，上海人开始忍受饥饿，等药品。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是陷入困境的人们和政府已经控制不了的局面。数百人从高楼大厦的阳台上朝下喊叫。老人被警察拖走。猫饿死在街上。这位德国侨民因检测阳性，和他家人在家隔离显然已经15天了。当翻译叫他要单独进入隔离营时，他坚决拒绝前往，说自己肯定已经不是核酸阳性了。他大骂防疫系统是个耻辱，滑稽可笑，说人们在上海怕的不是感染上新冠，而是害怕落到疾控中心的手中。该视频显示，上海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防疫管理非常气愤。它同时也显示，外国人在中国还是受到优待，还可以大声地抗议政府的措施。中国人可就不能这么做了。谁敢冒这个风险，大声抗议，马上就会被警察带走关起来。这是个令人悲伤的局面。外国侨民在随后数月里，肯定会加速逃离中国。不少外国专家放弃了他们在上海或北京收入丰厚的工作，离开了中国，而且不再想返回中国。这给很多在中国有强劲业务的公司带来了新问题。中国的封城措施过去后，这一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网民嚎叫：

大侠独孤求败 发表评论于 2022-04-24 04:06:16

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你对抗议清零政策有异议，再爱国反美都是二五仔！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04-24 04:32:00

所以德國人就有所不知，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了！不把你餓到半死不活，你又怎可能會感恩戴德呢？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2-04-24 04:28:12

昨天上海浦东一小区五层居民楼失火，起码一个楼洞从一楼烧到顶楼，没有消防队来，没有人逃没有人救火，自始自终大火自生自灭，千真万确，亲戚就住旁边一栋楼里，亲眼所见。有人想下楼看看怎么回事，连楼洞都出不了。要不是亲戚亲口告诉，根本难以置信。问，那有没有人伤亡？说只胡等火灭了才知道！

谢选骏指出：上海封城故事——“病情杀伤力低，社会危害性高”。但是，上海封城的社会危害性再高，也比不上北京屠杀的凶蛮残忍。可是欧洲歹人竟在北京屠杀后与屠夫们大做生意三十多年，交易血汗产品，可谓助纣为虐矣！

《“四月之声”：封得越凶 转得越猛》报道：

一部收集了多个上海疫情期间录音对话的短视频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载，很快便遭到全面封杀。然而，审查似乎并未止住这段视频传播的脚步。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是一段不到6分钟的短视频，以航拍上海城市的黑白画面为主，配以该市疫情下的多段录音片段。影片发布后于周五（4月22日）刷屏各大中文社交媒体，也随即遭到全网删除。

影片作者"永远的草莓园"发布视频时表示自己"选取了4月上旬20多个事件的部分音频"，"做了一个视频当做一种尽量客观真实的纪录，来记住4月的这些声音，希望所有人都能挺过去"。然儿，就是这样一个不加评论的视频也难逃被删厄运。

封杀下的现象级传播

聚合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公布了一则据称是"北京网信"下达的相关通知："请各平台对照样本全面清理'四月之声'相关视频截图信息，并举一反三清理清理变种图片。"

不仅视频，"四月之声"四个字很快被封禁，原作者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遭到删除。记录或评论疫情的文章或视频在中国遭遇审查不足为奇，但是这段视频却引发了"越封杀越转发"的现象级传播。

"中国数字时代"发布的一张截图显示，永远的草莓园"周六发表声明称，自己也很意外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并呼吁："希望大家不要再转发或者劝认识地朋友不用再转了"。

网民的不解与愤怒

许多网民对这段视频的评价是"温和"、"令人泪目"、甚至"正能量"，他们纷纷表示无法理解视频遭到删除的原因。一篇题为"到底为什么要全网删除那则视频？"的文章备受关注。

微信公众号"为你写一个故事"在文章中问道："那视频全部都是公开可以获取的素材，也是大部分上海人这些天都听过的录音、经历过的事情，把这些素材剪在一起，咋就不能发了？"该文作者还发现："从结果来看，删除反而让这样一则视频传播得更广，我自从注册微信以来，从来没见过朋友圈这样夸张的刷屏。"

"视频号发不出来，就转成二维码。二维码被屏蔽了，就上区块链。区块链被屏蔽了，就发网盘链接。原视频看不到了，就上镜像版、翻转版、诺基亚版、逐帧截屏版、万花筒版"，文章作者如此描述转发"盛况"。然而，这篇文章最终也遭到了屏蔽。

微博用户"小黑夜之睛"在没有提到"四月之声"的情况下评论说："昨天朋友圈号称上海人的春晚，发一个视频就被封一个，就好像打地鼠一般，老百姓把怨气发在朋友圈，因为实在是没地方发泄，越堵越是让人倔强。"

不少网民注意到审查带来的适得其反的效果--越封越出名。名为"解放狐妖"的用户则在推特上感慨道："但凡把删封'四月之声'的精力拿出来控制疫情都不至于闹成这样吧。"

推特用户"小黄"批评道："这连审查都不是，压根就没有审，没有查，说删就删，不带犹豫，甚至都没有一句像样的"违反规定'。这才是最令人愤怒的。"

名为"ExpiredButt"的推特用户则认为："四月之声的转发，充分说明了大家仍然想要体面的对抗政府，以及这个视频里没有辱骂，没有激烈的对抗，更像是广大普通人的委屈，想要把委屈给谁看？共产党么？对抗微信/微博/抖音，就是我们最愚蠢的表现，最愚蠢的抵抗。"

网民"绍伊古-封神榜上排名第三"也在推特上指责："朋友圈发四月之声，看起来好像很悲怆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很早就知道的吗？一个个装着外宾，表现的义愤填膺，又不是第一天知道国家是什么德行。"

观看视频02:44

封控下的上海: 民众怨声载道 政府面临重压

"四月之声"的"副产品"

"四月之声"被疯传和遭封杀的同时也衍生了一些被网民所称的"副产品"，其中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年3月在回应H&M舆情中的发言。她当时表示："中国有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

另外，电影《悲惨世界》中演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你可听到人民在高歌） "的片段以及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为开头的《国际歌》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大量点赞和转载。

针对"四月之声"被删一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评论道："封控久了，上海人有一些怨气，需要有释放的渠道。"在他看来："网络管理者删帖，不意味着各地政府不重视意见。恰恰相反，在中国互联网上表达意见，比在西方国家抱怨管用得多。中国的实情经常是这样的：一边删帖，政府一边关注帖子的内容和传递的情绪，改进的努力会随之而来。"

胡锡进还表示："互联网是西方发明的，与他们的制度是量体裁衣关系，进入中国，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与我们这里的现实对接。中国的网络管理必须有，否则互联网就会在政治上'改造'中国。一些删帖也是必要的。"

终归会遗忘？

另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担心：上海解封后，现在响彻天际的"四月之声"终究会被遗忘。推特用户ArimaTepe坦言："《四月之声》不停地转发不停地被删除。让我想起了大概99.999%上海人不记得的2020年也是反复被转发删除的《吹哨子的人》。可以预见的是6月份解封后上海人马上骄傲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了，好像从未发生过灾难一样。可见这个民族一点反思和记忆都没有，可以被肆意修改的。"

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网民也指出："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在转发四月之声你觉得他们会听到吗？你觉得他们会接下来去改变吗？不会的。他们只会紧急安排一场阅兵，让大家重新回到感动当中。"

长期关注中国时事的德国作家雷克（Christoph Rehage）在其YouTube中文频道上也就中国网民目前的"抗议"行为预测：最终"会不了了之"，"到时候还是会向前看"，甚至"会有自豪感"，"没有人会记得各种大小悲剧"。学汉学出身的雷克在视频中还问观众是否曾为武汉的方方或张展以及新疆和西藏民众发过声。

前有《武汉日记》 后无《上海日记》？

武汉因为新冠疫情封城期间，中国作家方方记录的所见所闻引起极大反响。如今上海已被封控数周，有人不禁要问：为何还没有《上海日记》？  

“原来以为这样的事发生在乡下，不会在西化的上海”

上海封城后，在那里的德国人亲身感受到不自由的滋味。一名机械公司经理说，“我们都想走”，“认识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再回来”。  

上海移民查询急增 用脚向封控说不？

上海的新增新冠病例，连续第二天维持于二万宗以下。持续多周的全城封控仍未见尽头，但有经济能力的一群，耐性渐渐被消磨殆尽，移民成为他们的下一步。  

谢选骏指出：《四月之声》的上海市区画面，就像一座公墓，《四月之声》的音频，就像来自地狱的声音——这都是因为人们忘记了三十三年前的北京屠杀……抹掉了前车之鉴，能不继续翻船吗？

当地时间4月23号，北京市卫健委发出警告，在未来几天可能会有更多的疫情病例出现，这增加了外界对北京采取更严峻封锁措施的担忧，再加上有上海的前车之鉴，封城的恐慌开始在北京漫延。

综合报道，在当天的简报会上，北京卫健委称，在过去20天里当地病例增加达到20个，初步流调结果显示，目前疫情已经藏匿传播了一周，为此，要进一步大范围检测，防止病毒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朝阳等地区的民众已经感受到了疫情防控的压力，许多北京地区民众陆续接到疾控部门电话，要求进行核酸检查，有些小区的快递也不让进了。24号凌晨，许多北京微博网友发帖诉苦，有网友表示，现在急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囤积物资。还有网友说，现在囤积了很多食物，但是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担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生活怎么熬。一名网友还转发了此前北京辟谣货源充足的推文，并暗示，首都群众现在需要看着办了。有网友直言，“现在皮球可能已经踢给了北京，接下来要看北京怎么样应对，经济中心现在已经完了，政治中心这回能挺过去吗？”有分析指出，如果北京也陷入类似上海的严格防控，制造出的民生混乱恐怕只会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谢选骏指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于“六四屠杀33周年”的真正默哀了！

谢选骏：奴儿哈赤族打败了猪猿獐等族

黄俄马列狗白寿彝等编著的《中国通史》（满清太祖）报道：

努尔哈赤满族领袖和清皇朝的始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征战四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明皇朝的民族压迫，保护了满族的生存，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和多民族祖国的壮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

第一节 艰苦创业的“英明汗”

十三甲兴师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向导。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①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①此时努尔哈赤处境异常困难，祖、父冤死，部众叛离，族人心变，兼之得罪了明朝边臣，仇人尼堪外兰气焰嚣张，确是四面楚歌，危急万分。尽管身陷绝境，聪睿刚强的努尔哈赤却仍毅然高举义旗，于万历十一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和部众三十人，联合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扬书，攻克图伦城，逼得尼堪外兰仓皇逃窜，打响了建立大清国的第一仗。

建立后金国后金国的建立，是与女真各部的统一密切相关的。明万历前期，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鸭绿江、纳殷、朱舍里等部。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① 《武皇帝实录》卷1、《满洲实录》卷1。

各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如苏克素护河部便有图伦、萨尔浒、嘉木湖、沾河、安图瓜尔佳等城寨。海西女真已由明初近百卫演变成“呼伦国”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大部。“野人女真”的一支东海女真，包括窝集、瓦尔喀、库尔喀三大系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及乌苏里江沿海岛屿。“野人女真”的另一支黑龙江女真，主要分为虎尔哈、萨哈连、索伦、使犬、使鹿等部。女真部落林立，“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一片混战。②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甲十三副部众三十人，要想以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兵力，去吞并一二十倍于己的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打败百倍、二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建立后金国，登上女真王的宝座，确实是难而又难。英勇机智的努尔哈赤，面对险局，毫不动摇，知难而进，顽强奋斗。他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内政、外务两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①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扬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②努尔哈赤重用贤人和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将谋士， 他们献计献策，奋勇冲杀，善理国政，自此，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也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策略。他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①。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9；《武皇帝实录》卷1。

①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满文老档·太祖》卷4。

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②。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

努尔哈赤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刀法高强，百步穿杨，箭术精湛。遇逢征战，他便率先冲阵，拼死厮杀。后来他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这种英勇的气概和猛烈冲杀的作风，赢得了将士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使部众竞相效尤，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行必从。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不仅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绝境里找出路，避免了灭门之灾，而且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顺利地进行着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的事业。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②。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①。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② 《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满洲实录》卷1 满文本。

有了这些准备，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第二节萨尔浒之战的无敌统帅誓师伐明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①“七大恨”集中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君臣欺凌女真和反对女真统一的愤怒。明朝的皇帝，从创业开国的太祖朱元璋，到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朱翊钧，都自视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们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狂妄自大，贱视各个少数民族， 蔑称建州为“东夷”、蒙古为“西虏”、“北虏”，叫努尔哈亦为“奴儿哈赤”、“奴酋”，对他们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官员“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①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②，实为公开抢夺。一个小小的明朝游击胡大受，居然在万历二十四年差人持书，命令建州“王子”努尔哈赤要遵守国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竟然有下述言语：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焉。到此狼狈，虽悔无及。..（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毋得仍前紊乱，越境起衅。③50000053_0009_2小小游击就敢这样飞扬跋扈颐指气使，那末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的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态度，更是不说自明了。

对于这种被贱视为奴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后来天聪汗皇太极援述“七大恨”和补充解释兴师伐明的原因时，对此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武皇帝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68。① 《明宪宗实录》卷35。

②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七大恨”还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政策的反对。明王朝一贯害怕和坚决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实行“不使归一”、“犬牙相制”的政策。暑礼部尚书杨道宾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制定的这一重要国策。他说：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②因此，明朝政府顽固推行“以夷制夷”、“各自雄长，不使归一”的政策，不惜重金收买，巧言相骗，甚至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成化时的拘斩董山，到万历初年剿王杲、杀海西名酋仰加奴、逞加奴，以及多次刁难努尔哈赤并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争，争必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利害冲突，不可调和。努尔哈赤用“七大恨”，来表达了他和全体女真（满族）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要求实现女真各部统一的强烈愿望。

“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告天以后，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八旗官兵士气昂扬，飞驰前进，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①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萨尔浒大败明军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②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①这些咨文和“赏格”表明了，明朝不仅要斩杀努尔哈赤及其子弟叔侄亲人，还要屠戮其女婿、大将和小头目并株连九族。对整个满族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

① 《明神宗实录》卷568；《满文老档·太祖》卷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940、29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578。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铤。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早已探听到明军消息。面临大军围剿、有可能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胸怀保家卫族的决心，誓死杀敌。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智胜勇取。当杜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①。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杜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铤的东路军。当刘铤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铤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②。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和八旗健儿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新兴的满族避免了亡族之灾，迅速前进，后金国更加壮大了。

①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明神宗实录》卷580；《明经世文编》卷502，宋懋澄：《东征纪略》。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基疏》。

第三节 威风凛凛的辽东王力克辽、沈，轻取广宁

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军威远扬，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乘明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贪婪昏庸不理防务和总兵马林松懈疏忽，率领大军轻取辽东军事要镇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七月二十五日又攻克了铁岭，后金军威声震天下。①在军事进展异常顺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巩固内部、壮大实力、突破包围，为夺取辽东创造条件。

天命四年七月，原开原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因“子女被俘”，带二十余人“觅妻子来降”。佟家的二十人亦叛明逃来。努尔哈赤十分高兴，谕告说：“尼堪无叛逃他国之例”，“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我等应善养来投之人”②。遂赐六员千总各人五十名、牛马五十匹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银五十两、绸缎十匹、布一百匹。赐守堡、把总等官各四十人、牛马四十匹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银四十两、缎八匹、布八十匹。其余随从人员各依职务，赐与妻子、役使阿哈、田舍、耕牛、乘马、衣服、粮食等物。

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健儿，在铁岭击败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援明之兵，生擒斋赛父子三人及色本等二十名贝勒、台吉，使满蒙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努尔哈赤一向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和好、联盟，很早便与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的一些贝勒、台吉遣使往来，联姻婚娶，他曾将三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孙带格格抚为己女，嫁与喀尔喀部之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他闻听科尔沁部的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女“颇有丰姿”而聘为妃，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其子褚英、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皆分别与内齐汗等贝勒之女结为夫妻①。特别是建州兴起以后，明朝实行“以西虏（蒙古）制东夷（建州）”政策，每年花上百万两银子，赐与蒙古贝勒，要他们出兵，助明作战，从北面包围后金，更加突出了蒙古在明金争斗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在明廷重赏的引诱下，称霸于喀尔喀五部的斋赛，以及扎鲁特部色本、巴克贝勒等人，与明联盟，誓征建州，一再袭击后金村寨，劫杀后金使者，并出兵来援铁岭。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内弟桑噶尔寨（明安贝勒之子），也领兵随同斋赛，来援明朝，征剿姐夫。

努尔哈赤抓住斋赛、色本以后，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暂不杀戮，并释放斋赛部下一百四十人返回其部，以此来争取蒙古喀尔喀五部脱离明国，让他们与后金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此举果然见效，八月，喀尔喀五部诸贝勒遣使来，请求不杀斋赛，努尔哈赤回信，列举斋赛之过，说明因念及五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厄布拉德依皇台吉，故拘而未杀。

① 《明神宗实录》卷583、58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1；《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十月二十二日，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贝勒为首的喀尔喀五部贝勒，遣使来求联盟对明，战则同战，和则同和。努尔哈赤于十一月初一日遣额克星额等五大臣前往，与五部贝勒宰牛杀马，对天盟誓，决心“共议讨伐原来之仇敌明国”，若欲议和，必“共同议和”，违者“损寿短命”。努尔哈赤释放斋赛之子克实克图，厚赐皮裘衣帽鞍马，送彼回部，并宣布待两国同征明国，取得广宁以后，再考虑斋赛的归期，在此之前，其二子可轮流在后金侍奉其父。① 后金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努尔哈赤又于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书回复察哈尔林丹汗的来信，指责他狂妄自大冒称“四十万之蒙古主”，讥讽其两败于明损兵折将，劝其勿受明之财帛，为利所诱而开罪于己。②努尔哈赤还试图削弱朝鲜与明国的关系，突破南边的包围圈。朝鲜国王一向紧跟明朝政府， 轻视建州，并遵明帝之命，派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名，随明总兵刘铤，从东进攻赫图阿拉。天命四年三月初，努尔哈赤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时，逼迫姜弘文率兵五千投降，免死拘留，并于三月二十一日遣使致书朝鲜国王，自称“后金国汗”，列述“七大恨”，指责明朝欺侮建州和朝鲜，“明国皇帝要派彼之诸子到朝鲜和我国做国主，这个尼堪皇帝凌辱我等二国太甚”，劝说朝鲜背离明朝。虽然朝鲜回信，坚持亲明尊明政策，劝告努尔哈赤罢兵和好，仍尊明帝为君，自居属臣，但努尔哈赤并未罢休，继续遣使入朝，讲述己见，欲离间朝鲜与明国的关系。①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积极巩固内部，增强实力。天命四年六月，为便于用兵，于界凡筑“行宫”及八旗贝勒、大臣、兵士住房，迎汗和诸贝勒福金来此居住，十六个月后又迁居萨尔价，一步一步逼近明境。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第一次制定“论功序爵”的制度，援用明朝官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均分为三等，大体上原来任固山额真之人即为总兵官，梅勒额真为副将，参将、游击为甲喇额真，原来当牛录额真的，一律为备御。从总兵官至备御，皆为世职②。另外，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这对鼓励八旗官将效忠于汗为国出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命五年六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命竖二木于门外，下令说：“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③这一措施，有利于体恤民隐，主持公正，使下情有可能上达于汗。

同月，努尔哈赤第一次派遣人丁，“往东海煮盐”④。建州女真地区素不产盐，一向依靠“抚赏”、“告讨”，从明朝边臣手中领取十斤八斤二十斤盐，十分困难，以致相当多的女真人长期没有盐吃，包衣阿哈常因无盐食而离主逃走。这次煮盐，效果显著，不久便运回一二十万斤，“于国内按丁给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食盐供应极为紧张的局面。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1、13；《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3、14；《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038 页。② 《武皇帝实录》卷3。

③ 同上。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15。

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处理了皇族内部纠纷的重大案子，第一次提出了“共治国政”的制度。相当长的时间里，二贝勒阿敏厌恶其异母之弟斋桑古贝勒，大贝勒代善虐待前妻之子硕讬贝勒，关系十分紧张。九月初三日有人首告斋桑古、硕托欲叛逃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当晚将二人拘留监禁，代善、阿敏向汗奏乞，欲杀二人。二十日努尔哈赤断定斋桑古、硕讬是与其兄其父不和而出怨言，并非叛逃，下令释放。随即查明，代善不将“良好僚友、国人”分与前妻之子岳讬、硕讬，并诬告硕讬与己二妾通奸。努尔哈赤大怒，严厉谴责代善，愤怒指出这种听信后妻谗言欲杀亲子之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政）！”立即当众宣布：“先前（欲使代善）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二十八日，代善亲手杀死继妻，遣人向努尔哈赤奏请，要求“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希望允己叩见请罪。努尔哈赤表示了宽厚的态度，并令代善与诸弟立誓缓和关系。代善对天发誓，今后“不再为非”、怀抱怨恨。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指责了代善的过失，宣布“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为和硕额真”，规定新汗“不得恣意横行”，不能出于一己私怨而贬革勤理政务的和硕额真。如果某一和硕额真犯有扰乱政务的罪行，则由另外七旗和硕额真集议裁处，该罚则罚，该杀则诛①。代善虽被革除太子，但仍旧统辖原有的正红、镶红二旗，仍居四大贝勒之首，佐理国政，统军出征。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有了较大程度的缓和。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针对阿哈遭受奴隶主虐待而反抗逃亡的情况，努尔哈赤下达“汗谕”，劝诫家主“宜怜阿哈”，“阿哈应爱主”，“双方应该相互慈爱”。他要求阿哈将“耕种田地之谷”全部交与家主，主人家中要多织布，供给阿哈衣服饭食，如果家主不“善养”阿哈，阿哈“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后”，“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①。努尔哈赤发布这一汗谕，是企图在大举攻明前夕，缓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和维护后金国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努尔哈赤利用明朝辽东旧经略熊廷弼被罢革新经略袁应泰不谙兵法的好机会，决定进攻沈阳、辽阳，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 1621）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筑造木城屯驻。沈阳“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尖桩密布，又树立大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放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之间又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皆开河建闸，修缮坚固，与沈阳成为犄角。② 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二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正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亦领兵三万来援。按军队总数而言，明国稍占优势，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明军如果据城死守，是很难攻克的。

① 《旧满洲档·昃字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7。

② 《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人力攻坚城，是难以奏效的，如战事拖延，陈策、李秉诚等四万余军队及其他援兵赶到之后，腹背受敌，局势便十分险恶了，遂临机应变，果断决定诱敌出城，发挥己军善于野战的长处，设下埋伏，乘机歼敌。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先派数十名骑兵“隔壕侦探”，被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死四人。勇猛寡谋的总兵贺世贤“勇而轻，谓奴易与”，遂改变了原来“固守”的方针，“决意出战”。第二日，努尔哈赤又遣少数老弱士卒挑战，贺世贤饮酒大醉，率家丁千余出城，夸下海口说，要“尽敌而反”。金兵“诈败”，世贤中计，“乘锐轻进”。一入伏中，后金“精骑四合”，将明兵重重包围，奋勇砍杀，大败明兵。世贤“身中四矢”，且战且走，退至城边，因吊桥绳索被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断，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击杀贺世贤及来援的尤世功，冲入城内，打下了号称金城汤池的沈阳重镇。①此时，明总兵陈策等率川浙兵来援，刚至浑河，川兵渡河，营于桥北，浙兵在桥南，营寨尚未安好，努尔哈赤乘机率军猛攻，先消灭了桥北川兵，随即击败朱万良、姜弼来援的三万明军，紧接着又歼灭桥南浙兵。②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健儿五、六万，鏖战四次，将七万余明军各个击破，攻克沈阳，创造了军事史上集中兵力击败优势敌军的光辉战例。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定议，进军辽阳。

三月十三日沈阳一失，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如果金兵于十四日飞驰进击，当天即可轻取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三月十九日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当天晚上，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讲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十分坚固，“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辽阳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各重一千余、二千余、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数百，威力很大。①《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臣）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②如果明经略袁应泰调度有方，凭坚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守备甚严，决定避免硬攻，力争智取。他首先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①。

① 《明熹宗实录》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② 《明熹宗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① 《明熹宗实录》卷9。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 页。

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他们知难而进、转怯为勇。

努尔哈赤再次运用发挥所长制敌所短的正确战术，决定诱敌出城，引入伏中，以便合歼敌军，同时又派遣“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内应。三月十九日，他先差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诱骗敌人，明军果然中计了。明经略袁应泰本来已和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现在看见后金兵马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死”，“军败多死”。第二日，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亲督士卒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领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遂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②。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是否迁都于此？他们都主张回到建州，不愿留住辽阳。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责备诸子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壮志。他强调指出：承蒙皇天眷祐，艰苦创业获得成功，降服了辽河以东地区，如果回到故里，辽阳必为明国收复和固守，逃散于山谷的城堡人丁便摆脱了后金的统治，“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皇天如此“喜爱之地方”，焉能抛弃！他谕告诸子要胸怀大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今我兴兵，为尔等众子创立大业。诸子，尔等焉能说不能呢！”于是，诸贝勒、大臣一致回答说，“此言诚然”，遂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①。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劲旅，西征明朝辽东重镇广宁。虽然明在关外有军队二十万，两倍半于金军，而且火器众多，但努尔哈赤并不畏惧，二十日即渡过辽河，进围西平，二十一日午时猛攻克城，并随即与十万明军鏖战于沙岭，斩杀辽东总兵刘渠、援辽总兵祁秉忠，大获全胜，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匆忙逃遁。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领军至广宁，明游击孙得功等率士民执旗张盖奏乐叩降，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留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行新制用汉官争取蒙古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努尔哈赤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新形势，即在长期封建化的汉族地区，确立和巩固后金国的统治，因而必须解决新出现的许多难题。比如，辽河东西主要是汉族居住，不管是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式，以及语言文字、相貌性格，与满族都截然不同，对他们怎样管辖，怎样剥削？满族人丁移居辽东后，怎样安置，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汉制，或是另行他法？辽东及其附近，有相当多数量的蒙古部落，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满、蒙、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布局？辽东地区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刀箭，力图挽救辽东危局，守住宁远、锦州，确保山海关内安全，并屡派密使，潜入辽东州县，联络反金人员，策划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乱金国，牵制其兵力，进而伺机出兵，收复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对付。

② 《武皇帝实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8、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武皇帝实录》卷3。

特别是辽东汉民的激烈反抗，怎样处置？自从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八旗贵族官将大量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激怒了长期反抗封建制度的辽东军民，他们不顾汗、贝勒的残酷镇压，铤而走险，英勇斗争。

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金兵夺据全城的恶劣处境下，广大辽阳城民便针对后金贪婪抢掠的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①。

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不受伪命”，刺杀后金所遣招降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宽奠参将陈尧道、守备郭彦光、吕端，“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任九、锡头山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思绍等，以及“东山矿徒”，不肯降金，“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击杀后金所派劝降使者。①辽东兵民大批出走，逃离金国辖区，避居沿海岛屿及进入朝鲜的，有数十万人，逃入关内的更多，天命七年，已达二百八十余万人②。

反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断，五年内（1621—1626），已经发生和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武装反抗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全部辖区③。

辽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进行斗争。有的秘密投放毒药，欲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有的违犯禁令，私藏兵器，不按规定上缴武器，为兴师起义作准备；有的蔑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兵民和阿哈；有的想方设法，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兵，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④。

正是由于辽东兵民和满族阿哈强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八旗贵族的奴役，“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频繁起义，大批逃亡，造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⑤，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威胁到后金的统治。

面临着这样复杂、尖锐、动荡的危险局势，努尔哈赤果断地确定了承认辽东汉民原有的封建制、陆续缩小满族奴隶制并促进其向封建制过渡的方针，及时地推行了“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等过渡性质的新政策。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 《明熹宗实录》卷10、11。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1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8、60、61。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52。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65。

天命六年四月初一，即金军攻下辽阳后的第八天，努尔哈赤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了对待辽民的“各守旧业”政策。他下达汗谕说：对经过“死战而得获之辽东城民，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使辽民“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过了一个月，他在谕劝镇江民降顺时又指出：不会因镇江民杀死遣往劝降的后金官员，“而将此处之民俱皆杀戮，此处所出口粮尽皆丢弃”。“我方以民缺少为恨”，辽民应快归顺，则“各守其宅，各耕其田”。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政策。①按照这一政策，辽东兵民可以各自保有自己原来的祖业，各自从事先前从事的行业，因此，地主的田地房宅仍旧归其所有，他人不得侵占，原来经商开店的，照样能够购进货物，打造器具，出售获利，富家大户仍旧可以雇佣工人，招佃耕种，收取租谷，而原来的佃农，还得租种地主庄田，雇农仍为东家效劳，帮工、学徒依然要在老板作坊店铺中出力。这就意味着，辽东地区的新主人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了这个地区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旧的经营方式，即承认了辽沈地区汉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可以延续，并保障封建制，甚至还在一些地方恢复封建制的剥削方式。紧接着，努尔哈赤又宣布实行“计丁授田”政策。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发分田汗谕，命于海州地方取无主之田十万日（一日为田六亩或十亩）、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分给八旗兵丁和汉民，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晌植棉之田一晌，“均行给与”，“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同年十月初一日，他又降谕汉民说：辽东五卫之人和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三十万日。此后，多次将田地授与满汉人丁。①在授与汉民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辽民的封建生产关系。

努尔哈赤在“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的基础上，沿袭了明朝政府的封建赋役制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七月十四日的分田谕中，努尔哈赤曾规定，领受田地的汉民，需“三丁耕官田一晌”，“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但这种耕种官田的劳役地租剥削方式太古老了，根本不适合于已经长期封建化的辽东地区，无法推行，乃改订新法。

天命六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从速逼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九月十六日又谕令管理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官赋征收之谷，须并征以草”。十二月初十日，他再下汗谕，指责盖州副将刘兴祚说：“依照旧例征收之谷、银、炭、铁、盐等官赋，何故不从速催督遣送”，责令刘遣派兵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之赋”。②这个“旧例”，就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征收封建赋税的规定。

由于金国一向采用以丁为主要的计算单位，因此，努尔哈赤在保留明朝政府征收封建赋税的基本项目和正额数量的条件下，渗进了入驻辽沈前的传统作法，实行计丁征赋佥役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21、37、49、55。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27。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5、26、30、31、32。

天命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下达给汉民的“文书”说：辽东的“各种贡赋”，原来皆以户计，结果“富人给财而免役，穷人无财而应差”，现改用“我之旧制”，“以丁计算”，男丁二十人征兵一人，遇有急事，每十人出一人服役，“若系缓事，百人出一人服役”。当兵之人所需“乘十两之马，以及携带之器具”，令二十人承担置办①。天命八年二月，“一年一丁之征取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养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②。

对于满族的诸申，除了按丁交纳官赋以外，还要当兵应役，大体上是三丁征一为兵，遇有重大战争，比例更大一些。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下谕，每牛录增披甲五十，分驻辽阳、海州。天命七年正月征广宁，努尔哈赤命令每牛录出一百甲从征，以五十甲留守③。按一牛录一百五十甲计，是二丁抽一为兵。其他筑城、运粮等，也常佥诸申赴役。

由于包衣阿哈猛烈反对奴隶主的野蛮奴役而大批逃亡，努尔哈赤既下汗谕，命令阿哈必须“以主为父”，“不萌贼盗奸诈凶暴之念”，“尽力从事阿哈之事”，以免被主责骂拷打；同时，又惩办了一些残酷虐待阿哈、打死阿哈的奴隶主，不许主人任意杀害阿哈④。这对促进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起了一定的作用。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进驻辽阳明辽东经略衙门以后，即定下了大量任用汉官的政策。二十四日，他下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①。努尔哈赤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人数并不多，五、六万金兵，只能聚居在辽阳、沈阳、广宁及少数军事要地，其他州县和广大乡村，则难以一一分兵屯驻，兼之，言语不通，文字相异，服饰有别，习俗不同，无法了解辽民心情，不易查获叛逃密谋，也很难逼迫汉人纳粮贡赋当兵服役。在这样条件限制下，没有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汗、贝勒是很难在辽东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就曾专门召集汉官对他们说：“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②努尔哈赤特别注意收罗和起用明朝的罪臣、废官及中下武将和官吏。他在六月初八日对督堂下达专谕，指示不用明朝大臣，而应擢用愿为金国效劳的小官小吏，因为，原系明朝大臣之人，“一向为官，不为我等效劳”，于金无益，而那些微员小吏偏裨末弁，以及罪臣闲官，或因少读诗书，唯图渔利，贪赃枉法，谋升官职；或是官场失利，打入狱中，心怀不满，因而有可能背叛旧君，投靠新汗，“归向我等”，“谄谀于我等，出其力，致其才”③。所以，他任用的汉官，“一半在明朝时得获死罪，关在狱中，一半失去官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8、3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8、3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0、46。

① 《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8。

努尔哈赤在给“明国众游击官”下达的汗谕中，对他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责令降金汉官“勤守各种法令”，即贯彻执行要求阿哈耕田交谷、强迫汉民种地守法、纳粮当差、不得叛逃等等法令和汗谕。二要汉官“为汗之眼，观察众人；为汗之耳，用以听众，诸凡各事，皆详加督察。”即要他们侦察汉民对待汗、贝勒的态度，有无叛逃密谋，随时上报，为努尔哈赤制定的“平盗贼，止恶逆”政策服务。三为谕令汉官“公正审断”，以维护后金国的统治。第四是谕劝汉官不要“科索下人”，以免激化矛盾，招致辽民更加猛烈地反对金国的统治①。

努尔哈赤多次宣布，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破格提升，要“嘉赏赐财”，要“赏以功，给与为官”，要使他们“终身享受”，而且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官职。原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初升三等副将，从征辽阳后晋三等总兵官。明商人佟养性初授三等副将，破辽阳后晋二等总兵官。开原人刘兴祚，降后初任备御，下辽阳后，进至副将，其侄亦为海州参将。

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军进入辽东初期，不少明朝官、将、生员降顺新君，献计献策，告密送信，催征赋税，迁民分地，查点丁口，追捕逃人，对巩固金国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利用攻克辽东大败明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了争取蒙古来归和建立满蒙联盟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天命六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莽果尔台吉率部民六百四十五户来归。七年二月十六日，蒙古科尔沁的兀鲁特部明安、兀尔宰图等十六贝勒，以及喀尔喀部石里那克等贝勒，率所属三千余户，前来归顺。喀尔喀五部又有一千二百户来投。努尔哈赤分别封授官职，赐与皮裘缎布匹银器及“房田奴婢牛马粮粟”，“凡所用之物，俱赏给之”。对一些人多势强的贝勒、台吉，还让他们与金国汗、贝勒联姻婚娶，共享荣华富贵。努尔哈赤封古尔布什为一等总兵官世职，以第八女聪古图公主嫁与为妻，尊称额驸，给与女真一牛录、蒙古一牛录。授莽果尔总兵官世职，嫁以族弟济白里之女。布颜代，初授二等参将世职，娶公主为妻，封额驸。努尔哈赤授岳父明安三等总兵官世职，给予特别优遇。明安之子多尔济亦娶公主，为额驸。很早就来拜谒的蒙古喀尔喀部的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也娶了努尔哈赤的侄女为妻，尊称额驸，归顺后，又授三等总兵官世职，盟誓赐诰，赐与十四个拖克索、“近身役使和伐木运水”的男女四十对，以及大量金银财帛。其子索尔哈娶努尔哈赤之孙女为妻。

努尔哈赤还专门下达文书，给予来归蒙古诸贝勒，宣布要“无差别地对待亲生儿子与仰慕而来之诸子”，并指定他们分别与汗、贝勒“结成亲家”，以便“很好地恩养”他们①。

当斋赛之家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并带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来赎斋赛时，努尔哈赤很宽厚，同意提前释放。他率领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与斋赛对天盟誓，宣布如骗取牲畜而不送还斋赛，则“将遭殃致死”。斋赛也发誓要“以收养之父（指努尔哈赤）为父”，“以诸弟为弟”，若回部之后变心负盟，则“遭殃致死”。努尔哈赤厚赐斋赛皮裘弓矢鞍马甲仗，命诸贝勒送至十里外，设宴饯别，将其所质之女，给与大贝勒代善为妃。努尔哈赤命诸贝勒又与科尔沁部鄂巴等贝勒盟誓，“愿同心合意”对付察哈尔。这些政策和措施，吸引了许多蒙古贝勒、台吉率部来投，编入八旗，扩大了军队，增强了战斗力，与喀尔喀、科尔沁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友好联盟关系，对后金国与明作战、与察哈尔林丹汗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1、40。

鉴于各贝勒的势力强大和难以挑选合适的嗣子，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为这一制度的完全实行创造条件。

第四节 屡犯错误的年迈之君

努尔哈赤虽然是一位“聪睿英勇”的开国君主，解决了不少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辽沈后又迅速认清了新形势，及时地采取了“各守旧业”、大量任用汉官等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奴隶主、大农奴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坚持和彻底推行符合辽东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并且由于一向攻无不克、飞跃前进而有些飘飘然了，骄傲专横，刚愎自用，因而从天命八年以后，犯了不少错误，干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大杀辽民。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①。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汉人）”①。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②。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满汉关系极度恶化。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仆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3、54。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0、6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从天命八年六月镇压复州兵民起，努尔哈赤在对待汉官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原来拉拢汉官、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进入辽沈初期，不少降金汉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赋，佥汉兵，派役夫，运官粮，筑城池，清点人丁，查获“奸细”，捕捉逃人，劝诱辽民听从新君的命令，做了许多事。但是，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明又不断派遣密使劝说汉官弃金投明，有些汉官就犹豫了，担心金国汗、贝勒不能久驻辽沈，因而或与明臣书信往来，以留后路，或暗订密约，伺机叛逃。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①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②。这样一来，汉官人人疑惧自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谏，妨碍了努尔哈赤对辽东汉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确处理，影响了满族贵族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

努尔哈赤在天命八年处理八旗贝勒和高级官将的问题上，也做了一些错事。三月，曾为建立后金国驰骋疆场征战三十余年的开国元勋扈尔汉，向养父努尔哈赤上书，承认过失，乞父宽恕，恳求再次起用为国效劳，努尔哈赤却大摆君主威风，再谴其非，不予考虑，使这位叱咤风云威震辽东功勋卓著的总兵官，忧闷病重，九个月后含恨去世，其子浑塔还降级袭职①。五月，创制满文、被誉为“一代杰出之人”的大巴克什额尔德尼，仅因细故，夫妇两人被努尔哈赤无辜冤杀，家被抄没②。六月，原哈达国主蒙格布禄贝勒之子、努尔哈赤的亲女婿乌尔古岱，因被汉官讦告收其金银，尽管缺乏根据，却遭议处死刑，后虽免斩，仍被革去具体处理军国大政的督堂要职，从总兵官降为备御。努尔哈赤还因此案痛责“爱子”四贝勒皇太极和岳讬、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贝勒。③这一重大案件，在八旗贝勒、大臣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宁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1、57。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7、6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0、51。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54。

④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第五节 宁远失利含恨而逝

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 1625），努尔哈赤着手进行大举征明的准备工作。正月，闻听明遣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修葺城堡，屯驻兵士，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和阿布泰、巴笃礼二总兵官，领兵六千往攻，克城，击败明兵，毁城而还。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欲迁都沈阳，诸贝勒、大臣以“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为由，乞请不迁。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众议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他坚持己见，遂议定迁都沈阳①。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亲统八旗劲旅，号称十三万大军，征讨明国，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四次大决战。

正月十六日，军抵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②。大军铺天盖地，直向明国杀去。这时，身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要职的阉党党羽高第，胆小怕死，严令从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等城撤防，尽驱屯兵居民入关，焚烧房舍，遗弃米粟十余万石，搞得锦州等城兵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③。因此，金兵未遇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二十三日即抵达宁远城郊。宁远只有明兵万余，被金兵重重围困，孤悬关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均已中断，“中外谓宁远必不守”。

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入城，谕告城主宁前道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遭袁严辞拒绝。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全军猛烈进攻。袁崇焕率领兵民拼死反抗，“枪炮药罐雷石齐下”，十数门大炮不断燃放，“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又将被褥裹上火药，卷成一捆捆，投掷城下，发下点燃的火箭，“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击毙烧伤了大量金兵。努尔哈赤连攻两天，未能克城，伤亡惨重，“攻具焚弃，丧失殆尽”，无可奈何，乃遣三等副将武纳格率蒙古兵往攻宁远南十六里明军屯贮粮草的觉华岛，尽杀守兵七千，焚烧粮草千余堆和二千余只船。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率军撤围，于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①。著名的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金兵的失败而结束。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以来，身经百战，驰骋疆场四十二年，一贯以少胜多，铁骑到处，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屡败明军，所向披靡，从未遇阻，为什么这次以数倍于敌的强大军队，竟不能打败区区万余明兵，竟攻不下远远不如沈阳、辽阳坚固的宁远孤城？为什么他这位久经沙场的无敌君汗，竟败在初次领兵的进士出身的小小宁前道袁崇焕手下？他和八旗官将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① 《满洲实录》卷8；《满文老档·太祖》卷64。

② 《满洲实录》卷8。

③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① 《满洲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62、65、6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这样一段话：吾筹虑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①紧接着，三月十九日汉官刘学成上奏，向努尔哈赤呈述金兵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四条建议。他说：汗不到半日即克沈阳，一日攻取辽东，其余之城无数，为何今日两天还未攻占宁远，并非辽东、沈阳之人少于宁远，亦非庸懦，也非枪炮少而钝劣。汗自占辽东之后，步卒骑兵三年之久未曾征战，兵之额真怠惰，士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我无报恩之处，故奏述所思四项建言：不惜千金赏赐有功之人，无功者即系亲戚亦不免（罪），赏罚分明，将成大事。此其一。古云使功不如使过。辽东之人欲叛逃，是有罪之人，焉能尽杀，如若率之征战，以尼堪攻尼堪，有益于诸申。此其二。攻占土地之后，仍旧维持原制，与毁坏相比，乃是上策。②概括起来，努尔哈赤的宁远之败，首先是由于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第一，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滥施屠戮大杀辽民，“不论贫富，均皆诛戮”③，杀人越多，民心越恨，反抗愈烈。第二，他从任用汉官、依靠汉官，错误地改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失去了大部分汉官对金的支持。第三，内争纷起，疑案迭出，伤人太多。以最高领导集团来说，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这四大贝勒起，到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讬、硕讬等“执政贝勒”，都分别遭到努尔哈赤训斥和处罚。八旗高级官将，如达尔汉辖、阿敦、乌尔古岱、额尔德尼、巴笃礼等督堂、总兵官、大巴克什，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这样一来，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使得他不知下情，难辨是非，越弄越糟。在军事上，他骄傲轻敌，思想僵化，面对宁远坚城，他竟冒险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而明军统帅袁崇焕却发挥所长，克服所短，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戈矛弓箭，以凭城死守来避开善于野战的金兵冲杀，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制服掠粮养军的金兵。

宁远之败，给努尔哈赤以沉重打击，使他“大怀忿恨而回”。战阵劳累，忧愤交加，积恨成疾，兼之进攻宁远时所负之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常胜汗，这位实现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的后金开国之主，这位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满族领袖、清朝始祖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天聪三年（1629）葬于沈阳石嘴头山福陵，初尊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谥为高皇帝。

③ 《清太宗实录》卷10。

谢选骏指出：满族是奴儿哈赤创造的，就像猪猿獐的一族是朱元璋创造的——满族比朱族的人多势众，难怪满鞑子族能打败猪猿獐族，开辟帝国时代的后期。打败朱族之后，满族又各个击破了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郑台湾等族，终于控制了中国。中国政权，向来都是在各个家族手中来回转手的，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党天下”不过是“家天下”的临时组合、分赃结构。

谢选骏：李泽厚确实是条马列狗

中文维基百科《李泽厚》报道：

李泽厚（1930年6月13日－2021年11月2日）[1]，男，湖南宁乡人，中国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2]。

生平

李泽厚的祖父李朝斌是清朝将领，原本在湘军曾国藩水师中出任营哨官，后来升任参将、总兵、江南提督。[3]李泽厚父亲是邮政局的职员，病逝在外省的任所，母亲陶懋兰带着子女回到宁乡县道林镇娘家，在那教小学。[4]1942年，李泽厚考入宁乡四中初二班，1945年考上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因没有钱入学，只好进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86班，1948年毕业。[5]1954年，李泽厚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1955年的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19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 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文革以后在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均有所建树。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作品。影响巨大。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批评中共的处理方式，其作品被禁，本人受到中共和共产党人批判。1992年初获准移居美国，曾任教于美国科罗拉多学院（科罗拉多学院）。1999年退休，住在美国科罗拉多。

2006年10月，李泽厚回到宁乡四中，捐款8万元以母亲的名义设立“陶懋兰奖学金”。[5]

北京时间2021年11月3日上午11点57分，文化学者赵士林于推特称李泽厚已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晨七时（11月2日）逝世，享年91周岁。[6]

荣誉

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7]。

思想

李泽厚宣扬儒家主情论，以“告别革命”说为轰轰烈烈的1980年代启蒙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李泽厚曾表示：“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8]但也有人认为李泽厚虽然反对民族主义，可没有摆脱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2006年在有关施琅问题的讨论中，他提出了李自成如果胜利了，要比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朝强很多的观点。[9][10][11]其全部哲学思想与美学体系曾受到知识界的强烈质疑（在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贵州大学和武汉一些高校屡遭当地学报列据反驳）。

著作

李泽厚著有《美的历程》、《美学四讲》、《华夏美学》（合称《美学三书》）、《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走我自己的路》、《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等。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孔子再评价》、《漫述庄禅》、《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漫说西体中用》、《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出版《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为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录，由刘再复执笔，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学界都产生巨大影响。该书于1999年由台北麦田出版公司编入“麦田人文”图书系列，王德威主编。

家庭

妻子：与李泽厚育有一子；

儿子（1977年-）：计算机专业毕业，从事电脑软件工作；

评价

汉学家余英时曾评价他：“通过（他的）书籍，他使得一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解放了出来[12]。”

争议

谢选骏在其文集中说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立时创始成员包括李泽厚，但他没在创始成员名单上签名，并要求其它签署者“清醒一点”[13]。

此外，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怀疑“告别革命”一说。秦晖说李泽厚在九十年代中国大下岗时期提出此论是为了阻止由此带来的新一场革命，但他(李泽厚)误以为十月革命主因是一个小集团阴谋煽动，而非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如此这般反对革命，无异于用寡头主义压制民粹主义，反而姑息了十月革命的真正诱因。[14]

参考文献

 《贺李泽厚先生八十七岁华诞》“六月十三日，李泽厚先生的生日。生于一九三〇年的这位湖南人，走进了八十七岁大寿。”. [2019-0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3）.

 七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１５６人）. [2019-0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11）.

 巨星陨落！长沙人、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去世，他的著作曾深刻影响几代人. 腾讯. 2021-11-03 [2021-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27）.

 陈望衡. 李泽厚的湖南故乡情. 湖南日报. 2021-11-03 [2021-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27）.

 石祯专. 李泽厚对长沙有着深深眷恋，曾向岳麓书院捐赠藏书3000多册. 长沙晚报. 2021-11-03 [2021-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27）.

 徐悦东.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享年91周岁. 新京报. 2021-11-03 [2021-11-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07） （中文）.

 易中天对话李泽厚：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 凤凰网. 2010-09-19 [2012-04-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0-27）.

 黄锫坚. 专访李泽厚：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 (4). 经济观察报. 2005年12月6日 [2019-0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10-08）.

 李泽厚再次就“施琅问题”答南都周刊记者问. 儒家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07）.

 李澤厚批陳明：施琅絕對不是民族英雄. 《南都周刊》. 2006年5月9日 [2019-0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06-14）.

 李澤厚：關於施琅問題的訪談. 爱思想. [2019-02-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25）.

 Li Zehou. The Confucian World. 科罗拉多学院.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5-30）.

 谢选骏. 河殇社会录 - 谢选骏全集第175卷. : 281 [2022-03-03] （中文）.

 务虚三人谈：争议“告别革命”. 新浪历史. 2013-02-21 [2022-03-03] （中文（中国大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

外部链接

与李泽厚对话：“中国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FT中文网，2009年12月31日

维基新闻中的相关报导：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享寿91岁

[显示] 

李泽厚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职务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提到的是，李泽厚是条马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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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再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4-01-02 点击：16639次

问：你还在写作吗？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答：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写不成了。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力不从心，没法做了。

问：你还想写些什么呢？

答：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和康有为好像有缘，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952年写成，1955年2月发表于《文史哲》，整整五十年了。最近翻了一下，发现基本论点--从判定《大同书》初稿年代到论断该书内容，虽曾遭人批评，至今仍然站得住，并与后来发现的资料吻合，说明我比那些批评者们正确，这使我很愉快。其实，后来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大都如此，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反正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问：别发牢骚。只说说你打算如何写这本书吧，内容是什么？

答：上面已讲，不会写了。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实用人类学、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遗憾的是，我现在最多只能聊聊天，无法写笔记或论文了。

问：好，就聊聊天。我想听听你们这一代，大半辈子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统治下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看法和意见。但你原来的题目也太大，这如何谈？

答：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87年发表），原来想可以“再谈”以下，但现在看来，基本上只是重复，因为我的看法并无改变。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可能被接受，后来又如何变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哪些仍正确哪些有问题？第三，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将会怎样？每一部分都需要写一本或几本大书。我怎么有此可能？只好望洋兴叹了。

问：那我们非常简单地就这三方面谈谈，好吗？

答：只能简单谈谈，但“简单”，就会出差错。而且因为没有充分论证，也就缺乏说服力。

问：那就勉为其难吧。

答：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不是学术论著，甚至不是学术对话，而只是随意的通俗聊天。它有干脆、直接的好处，但一定粗糙和疏漏。

问：且不管它，开始吧。首先马克思主义到底为什么会为中国人接受？

答：这问题我已说过好几次。在《试谈》一文中更着重讲了。因此下面只是重复：第一，有客观的即当时社会现实的原因。康有为《大同书》第一章是“入世界，观众苦”，他列举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类型的“苦”，其中特别是广大民众和妇女的严重苦难、压迫、贫困和无知。康有为描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悲惨世界。这个悲惨世界百年来没有找到出路，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政治革命）、五四运动（思想革命）统统失败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非常焦虑。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出资本主义的丑恶，和俄国革命造成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希望，陈独秀由提倡思想文化革命作为“最后的觉悟”，一下子便转向了社会革命。这就是毛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主义被中国人首先是极少数知识分子所热情接受、忠诚信仰并决心为之奋斗了。可见，首先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的比较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先选择的无政府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走俄国人的路”，认为马列切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而且可以立即实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主义而进入中国的，并不直接与马克思有关。从而马克思的许多基本著作、思想并未被中国人所仔细研读、了解和思考。而列宁主义则不但提供了为何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实践主体，即共产党的组织。这两点通过农民为实体的中国长期武装革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长期军事斗争的革命实践（战争）改造了列宁主义本身，更完全变更了马克思，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问：现实原因是第一因素。那么，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传统思想的因素，这我在《试谈》文中也讲过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或前后进入中国的有许多现代思想，如尼采、柏格森、杜威、罗素、易卜生、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等。为什么选来选去，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抗战前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么多的人最后选择了马列？而且，为何1949年后中国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流的教授、作家，如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垣、雷海宗、顾颉刚、朱光潜、宗白华、老舍、曹禺、傅雷，甚至沈从文、萧乾等等，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反对马列反对共产党的，但都先后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立场和学术主张，这就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原因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养尊处优，对社会苦难有的相当隔膜。他们也不像青年知识分子那么热情澎湃地要改造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何对他们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你讲的这许多人，大都有西方学历，饱读中西典籍，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的“心悦诚服”吗？

答：以前海外、港、台一直认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如此，是假装接受而已。1949年后确有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有形特别是无形的压力。但他们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却绝大多数是真心诚意的。这不但因为在实践上，共产党的革命成功地把百年统治、欺侮中国的外国势力赶走，使绝大多数怀有浓厚民族情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理论上，也真心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有道理。马克思理论本身使他们感到比他们以前所学的和自己的思想要深刻、要高明。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金岳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在英国写过政治学的博士论文。但在1960年《哲学研究》上却发表了一篇《论所以》的数万字长文，详尽地论证形式逻辑有阶级性，“管内容”。这是个纯学术问题，并没人要他这么写，是他自己认为“想通了”而主动写的，而且作了细密的学术论证。当时我们读后都傻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他的学生周礼全也反对，连毛泽东也不赞同。但金认为这就是他所接受的马列真理：人间的一切事物包括形式逻辑都有阶级性。人家批评他，他还不接受。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因为许多其他人，包括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顾颉刚、陈垣等……，等等，也都这样。朱光潜“文革”以后极为认真仔细解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冯友兰198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致辞时，坚持要提毛泽东思想，尽管他的共产党女儿也不赞成。贺麟、张岱年、容肇祖等人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都以八十高龄极力要求并被批准加入共产党。顾颉刚私人读书札记中到处提到阶级，“揭露”段玉裁是贪官，他赚足了钱才回乡作学问。陈垣在私人信件中说，“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悟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并一再劝友人“当法韶山”。包括宗白华这样非常洒脱的人，也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别人的美学是“主观唯心论”，如此等等。这种事情太多，真不胜枚举。尽管他们当时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远非原貌，但他们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真心信服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忠诚老实的。他们当时的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为何如此？正是这一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特别今天年轻人已愈来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会想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没骨气，一被压迫，便彻底投降了。

问：但不也有不接受的如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么？

答：的确有个别例外，其中陈寅恪最为突出。人们说他目盲可能是重要原因。他没能亲眼目睹1949年革命胜利和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扫荡千百年积存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下层百姓彻底翻身，广大民众欢欣鼓舞的景象。共产党刚进城时，不仅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根本不同于以前任何部队，而且的确平等待人，清除旧习，上下同心，令行禁止，与现在完全不同。所以目空一切的熊十力也上书毛泽东，赞扬辩证唯物论，认为符合周礼。自视甚高的梁漱溟，挨毛批判后仍然写收藏在家没人会看的歌颂大跃进的文稿（现已编入《全集》），即使在毛的形象已经动摇的八十年代，梁也仍然强调毛是“伟大人物”。所有这些，都并没人强迫他们这么做，他们也决不是为了任何个人利益而如此做。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和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不是将毛或中共丑化一番便能解释的。

问：这说明什么问题？

答：这说明他们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现实因素，即上述共产党在战时和胜利初期的表现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些人都能思想，都有思想，他们之接受马列，必需首先能打通他们的思想。所以我以为，正因为马列的一些思想学说与他们浸染其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可能讲通、协调的地方，在一定情境和条件下（即解放初年的社会环境，没有这外在条件也是不可能的）便突显出来，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接受了马列，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

问：那么是些什么可讲通的地方呢？

答：这说来话长。我以前也说过多次了。即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总有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和追求，而且这个理想和追求就在这个世俗世界，而不是如别的宗教和文化那样，寄托在另一个灵魂世界上。儒家有“复三代之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目标，便是“济世救民”，为国家民族办事，和为最终实现这样一种理想世界而奋斗。这与马列所讲的为无产阶级为世界劳动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便容易联接讲通。而且，马克思对这理想社会有一整套非常“科学”的论证话语，即认为历史发展有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从而资本主义一定灭亡，共产主义即理想社会定能实现。这与中国传统承认与人事密切相关却有客观规律性的“天道”观念，也容易接轨。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正是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即讲叙这种无可抗拒的“客观必然的历史规律”而大取实效的。当时人们认为共产党武器装备远不如国民党，由于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以取得了胜利。而且，这一理论还能给予知识分子以一种高昂的人生理想、道德情操、奋斗精神和生活价值，具有伦理学的重大意义。相比于这个理想，相比于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其他的一切理论、学说，以及个人成就、事业甚至身心存在便远为渺小、“低级”、不足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许多多一向高傲自大的高级知识分子也终于低下头来，接受“思想改造”，进行自我批评的重要原因。高级知识分子、学者教授们尚且如此，更无论一般知识分子了。总的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一种崭新的认识论观点和伦理学理念。而它之所以可能，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某种心理上的连接。

第二，上面从思想层面说，与此紧相衔接，中国传统一直非常重视实际行动，即实践。不管是儒、墨、道、法，都讲求理论的实用性质和实践性能，不尚空谈，不重思辨，强调的是“以实事程实功”、“工夫即本体”，从修身处世到建功立业，无不如此。而马列讲的也恰恰正是“革命实践”，并且无论在理论上（马克思）或实践上（列宁），都有一套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接受马列和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重要原因。在重伦理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儒家的个人是在五伦关系之中（道家强调的个人自由只在纯粹精神的想像层面，并不构成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而这一点又恰好极易与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可以衔接。为了人民、国家和“革命事业”，特别在战争环境下，个人应当是整体事业（部队集体）的“齿轮”和“螺丝钉”，正如个人只是“父之子、子之父”等等传统观念一样，也就“顺理成章”而被接受。“服从党的分配”和做党的“驯服工具”，成了一条不容争辩的原则。胡乔木延安时告诫李慎之说，“如果允许你有那么多的自由，毛主席如何领导和指挥？”这个说法很干脆，也很具代表性。于是中国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了共产党的事业，听指挥，服调配，前仆后继，自觉自愿地奉献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韦君宜《思痛录》、沈容《红色记忆》等等著作都描述得非常具体、真实。1949年以后，大量知识分子仍然承续这一“革命传统”，为国家建设、国防建设、农村建设，其中包括好大一批科技人员在西北沙漠中为“两弹一星”贡献出了整个青春。不管怎么说，不管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走了多少不必要的弯路，又多少的勉强和强制，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为民为国而寻求真理，而参加和追随共产党奋斗终生，是永远值得尊敬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成功最光彩的部分。

问：你在《试谈》文中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它真是马克思主义么？它究竟是以马列为主还是以传统为主呢？

答：这是个复杂问题。有人说毛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搬用（苏绍智），有人说毛只是中国传统的专制帝王（李慎之），有人说毛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金观涛），有人说毛是“儒家列宁主义”（Lacian Pay），有人说毛是“列宁主义，并非中国传统”（B.Schwartz），有人说毛是农民民粹主义（包括本人），等等。其实这三个方面（列斯体制、专制帝王、农民民粹）以及马恩空想都有。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组成结构的？亦即这一结构的形成是如何可能的？这才是关键。

问：对。重要是这个思想构成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答：虽然国内外也有论著直接间接论述到，我在《试谈》文中和其他地方也着重讲过，但这结构的关键点依然没被足够重视。

问：那个“关键点”是什么？

答：那就是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军事战争中发展形成的。这是不同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地方。毛本人也首先是以其领导军事斗争即革命战争的才能和地位而获得拥护，并逐渐取得党内的最高权力的。毛在延安称张闻天为“明君”而自封“大帅”（何方《党史笔记》上册第53页，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他至死不放手的是军权。而他的“思想”也首先正是通过战争经验的总结，获得了军内党内的信任和信服。从三十年代的三次反围剿到1949年前的三大战役，毛运筹帷幄，取胜千里。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我以为是他最成功的著作。他以后那些“以十当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人海战术”、《矛盾论》中“抓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转化”，都首先是从战争经验中提升出来的。他由军事而政治，搞了一整套战略策略，包括“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奏而不斩”“有理、有利、有节”，……等等等等，都是在与国民党的革命斗争中（首先是战争中），所总结的思想成果。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组织上他抓得极紧的是“党的建设”，具体办法是“支部建在连队上”，即紧紧从思想上政治上掌握广大的基层。这就大不同于俄共红军只派政委而已。毛以“支部建在连队上”来彻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后又把军队中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扩展一直笼括整个社会，使人们的一切生活和思想都无所逃于“党组织”掌握之中。党组织成了整个社会的骨脊血脉，上下贯通，坚固持久，效率极高。只要控制了党，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中共党组织力量之强大，是任何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不能比拟的，而这却正是产生在长期战争的军队基础之上的。

问：刘少奇一直做党组织工作，他拥戴毛而被毛选为接班人。文革打倒刘，毛也打碎一切党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文革初期的著名口号。文革批刘时，军队干部积极，地方干部也就是地方的党领导不积极。正因为军队的党组织，刘是直接管不到的。

答：文革下面还要讲。中共党组织的特点在于：它并不简单只是具有军事特征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而且它还具有某种宗教性的功能。

问：这如何说？

答：这是说党的组织远不止是政治团体、军事组织，而且它已成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依托。党组织是自己的“家”。在组织之内如沐春风，尽管遭受委屈以至牺牲，也心甘情愿。“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同志胜过兄弟”，“同志之外无朋友”这些在大量文献中所描述的情况，是非常真实的。这真实来源于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中的信念一致、理想相同、生死与共。从而使得“组织”“同志”的关系超乎寻常，其价值和感情远远超过和优越于任何其他关系和情感，包括日常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党组织在这里既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而特别是宗教的，即人们为信仰一个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在这里，宗教（共产主义信仰）政治（党的一元化领导）伦理（服从组织、同志平等）三位一体。这个“三合一”也恰好可以与我所说的中国传统中宗教、伦理、政治的“礼教三合一”相衔接（“礼教三合一”见拙作《说巫史传统补》一文，《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军事斗争，要求党不但管政治，而且管个人的一切，而特别是管思想和情感。即不但私人事务从恋爱到家庭要管，而且个人要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每周必开党小组会即“生活检讨会”，来检查、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人的行为、活动、思想、情感。“统一思想”成了党组织的轴心任务。所以把毛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说成不过是抄袭或搬用斯大林主义，是非常不准确的。斯大林没有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和理论。斯大林是肉体消灭、特务专政，毛是思想消灭、群众专政。毛汲取了他在苏区肃反AB团的教训，以后历次整党和搞各种运动都不搞肉体消灭，也极少“开除党籍”，而是强调“改造思想”，即以“整风”方式解决问题：不断地严格地要求党的干部、知识分子以所谓“无产阶级的思想”即“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判断、考察、衡量和裁判自己和一切，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再复称之为“心灵专政”。虽然这些形式的一部分如“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来自苏共，但毛和中共却全面、长期、彻底地实行了。

问：所以好些学术论著以为毛的“思想改造”是儒家化的马列主义。刘少奇《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便引用了大量孔、孟。

答：但刘只是援用知识分子所熟知的经典语句来引导如何“改造思想”，与孔孟原意并不相同，刘自己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所以那只是表面的相似。因为儒家强调的是个人自觉，儒家讲的修养是士大夫个人主动的“正心诚意”，朋友的帮助止于“切切磋磋”，而根本不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集体帮助”之下，完全扫除个性尊严和个体自信的“脱裤子”、“割尾巴”（这语言也是下层民众的）。儒家尊重个性，“整风”则是泯灭个性。我曾说，这与其说是儒家传统，不如说是墨家传统，亦即中国下层会党和农民起义的传统。所以我说，与其说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金观涛），还不如说是“墨家化”。在行动上，毛在军事--政治上起家特色、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山区红色武装割据，也主要是下层社会“落草为王”的传统。苏区肃反的残酷肉刑也与下层会党的传统惯例有关。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的流氓习气、痞子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也都与这个下层小传统有关。我以为，毛的“思想改造”表面上像儒家，实质上是墨家，虽然都是中国传统。

问：那么，毛和毛思想是以中国传统为主？

答：但毛毕竟搬来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国大小传统无论儒家、墨家都没有的。毛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极端化，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阶级烙印尽人皆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从而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这又是马、列所没有的。这是以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中长期军事斗争的经验为依据，来了解、接受和阐释马列的。毛在哲学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一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努力发扬人的思想、意志、“干劲”“精神”，便能“改造世界”，便可达到目的，他一再讲“气可鼓而不可泄”，不断通过“运动”来“推进”社会等等，这实际都来自他在长期战争中的经验。在建国后，毛把它搬到各方面，包括“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三大改造”“大跃进”“鞍钢宪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这种强调“主观能动性”，实质上与墨家的“非命”思想倒是相通的。

所以，尽管毛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整个思想亦即毛式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马列其表，小农其里”。毛自以为得马列真传，理直气壮，实际上却是民粹空想，殆误甚大。我以为这一点才是重要和深刻的。

问：那么，毛结合马列，所承接的是中国小传统而非大传统？

答：基本如此。是以造反——革命的小传统为主。1978年我写《太平天国思想散论》文中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点。在经济上，太平天国的“圣库制”与毛念念不忘要取消八级工资，回到红军时代官兵平等的供给制，便很相似。在政治上，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思想教育，每周必作“礼拜”，由“老兄弟”“宣讲道理”，说的是打下江山如何不易，年轻后辈要记取这艰苦传统。其他军事上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知识分子利用而不重用，以及强调劳动、“力田”等等也都相似。毛和中共领袖们并不熟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却居然如此接近，所以这个“马列其表，小农其里”的“其表”，并非欺骗。他们（不仅毛一人）忠诚地自认是马列，但实质上却不然。这才是悲剧的深刻性所在。

毛思想之所以长时期内能得到这么多的人的赞同拥护，便正是这种悲剧深刻性的表现。有如论者指出，从1927年陈独秀与吴稚晖争议是20年还是200年建成共产主义时开始，“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时间内的普遍愿望”。（杨天石《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载《1920年代的中国》，台湾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出版，2002年）毛之所以总要讲“马列”，并总能以此来使人追随他，也以此故，小农革命的急性病以为可以一步便建成太平天国。本来，马、恩对作为消亡阶级的农民估价甚低，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一大批知识分子领导革命的成功，是由于农民的支持，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农民战争和农民意识竟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在内容。

问：但毛思想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全是中国的小传统吧？

答：对。农民革命的结果是王朝更迭，农民领袖便成了专制皇帝。中国大小传统是相通的。朱元璋、洪秀全即是如此。不幸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在延安时，刘少奇便赞颂毛是“革命的皇帝”（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第363页，明镜出版社，香港，2004年），毛也一直非常自觉地认定自己是皇帝，他明确说过皇帝、总统、主席“其实一也”（与师哲的谈话）。毛从来喜欢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建国后明文规定“中央（文件）未见我看过，不作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包括周恩来慰劝晚年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毛泽东说，“大权仍在主席手里”。以及林彪大讲“政变经”和以后批林的“抢班夺权”等等，都围绕着“皇位”“皇权”（专制皇帝的权力）而展开。记得五十年代初毛一首词，其中原作“万方歌舞有于阗”，后改为“万方乐奏有于阗”，当时顿使我想到“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诗）的皇帝气派。中国历代皇权和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都不可能产生或提倡现代民主，更反对启蒙主义的自由观念。如严复所言，“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而唯我独尊，赏罚二柄，分而治之，喜怒莫测，搞平衡术、阳抬阴抑，等等，倒是大小传统领袖们所共有的统治权术。

当章诒和问章伯钧为何如此紧跟中共时，答日：“谁也没想到中共会变成这样子。”我以为这句话极有代表性，说明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参加和紧跟共产党，而根本没想到后来打着自由民主旗帜、痛斥蒋介石独裁和一党专政的共产党会变成比蒋更甚，其中更包括没想到毛竟完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传统专制皇帝。虽然在延安时刘少奇便讚赏地说过毛是“革命的皇帝”，虽然当时毛确有“小朝廷”的“玩笑话”，但并没人认真对待。它是建国后一步一步走到了这个局面的（1958年的成都会议似是一重要的确定点？）。这才是这场悲剧的真正根源：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在中国，任何革命导致的都是独裁专制。1911、1927、1949，无不如此。毛由具有专断权力和独裁经验的军事领袖而变为自觉的专制皇帝，就个人经历和个性人格来说，倒是相当自然的。

问：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接受思想改造也是接受毛的小传统？

答：这却不然。知识分子能够接受侮辱人格式的批评、自我批评，固然如上述是在小传统笼罩之下，但正是儒家反身自省的道德主义使他（她）们服从了这个小传统。

问：你是说专制皇帝与大小传统都有关系？

答：正是如此。前面已强调中国大小传统的相通。毛的个性（喜造反、好叛逆）和经历（长时期在下层和在军队中）决定了他这个小传统的思想基础。所以尽管手不释卷，饱读诗书，但毛从不喜欢儒家，因为儒、道都缺乏现实和激烈的造反和叛逆精神，所以他自觉地和明确地选择了为儒家两千年来一直唾骂的秦始皇。建国后他通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更有意择取了治国的帝王术。他是在小传统基础之上来取、采用大传统。本来墨、法就可相通，如“尚同”“力田”，强调劳动耕作、现实利害、绝对权威和统一思想（参阅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墨家初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有人早论证过墨、法两家在秦国的合流。可悲哀的是。它在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新面貌新方式再次出现。

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家道德主义，我在《试谈》和其他文中已详细讲过。并以郑板桥说“士应居四民之末”，宋代理学家说“士大夫视农圃间人不能无愧”，五四时高级知识分子高喊“劳工神圣”，青年知识分子大搞“工读运动”等等为例。所有这些与后来知识分子自愿接受“改造”、甘居工农兵之后，并为工农兵“服务”，大有关系。所以延安整风，当毛大肆嘲讽知识分子最没知识最没贡献，对照劳动人民和普通士兵不计个人得失，流汗流血等“理论”时（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良知”的大小知识分子也正是在道德主义的传统的文化心理基础上便自惭形秽、“歉然”接受了，并身体力行地到农村和部队中和“工农兵”一道生活、劳动和战斗。甚至包括后来的各种战犯也由反抗、抵制而最终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理论”和“改造”（可参阅《战犯到公民》［中国文史出版社］等等著作），他们还有谢不杀之恩而“还报人民”的思想，而这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有关。

问：所以你说融合中国大小传统的“思想改造”是毛的创造？

答：虽然列宁也严厉斥责过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意志萎顿、左右摇摆、无组织无纪律等等毛病（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突出的问题来处理。在中国，却不断地搞成了长久的、普遍的、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它使知识分子彻底放弃了五四以来追求自由民主的启蒙洗礼，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被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情感”成了严厉检讨和彻底批判的焦点，从而自觉自愿地变为道德上更为“高尚”的革命集体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毛、刘等人在“自省”“修身”等儒家式的话语形式中填上墨家的劳动至上、兼爱尚同，以马列理论面貌出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迷迷人，收效极大。

其后，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延安整风，成了根据党的政治要求得心应手去不断整人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少数人的整个人格和个性也被完全扭曲，使他（她）们待人接物、公私往来、生活起居、喜怒哀乐等等一切行为、活动、思想、情感，完全以政治原则、政治理念为唯一标准和尺度。从周恩来、周扬、张光年，到李南央的母亲、周舵的母亲、老鬼的母亲等等的记载、回忆，是非常真实的。

问：中国儒家大传统中没有宗教，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生活依归，即你所说的“合宗教、伦理、政治三者为一体”，这就是毛和中共与传统的结合点？

答：这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可以再重复谈一下这个所谓“政治宗教”问题。

问：政治宗教？

答：宗教以信仰为特征。信仰是什么？也就是对某种高、大、全对象自觉（即有意志活动、自我意识到的）产生的敬爱、畏惧、依归、投入、绝对顺从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态度。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党组织为依靠，以“同志友爱”“阶级感情”为伦理，便形成了这种“政治宗教”。这里可以引韦君宜《思痛录》附录他丈夫杨述在整风挨整时的诗作为一例：

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原意--葬在家里的地／就是变做杜鹃／也住在家里的屋栀／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如何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

问：有意思的是，把党组织说成是“家”。

答：这就是“关键”。丁玲、冯雪峰和好些人长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而始终念念不忘要求“恢复党籍”，要“回到母亲怀抱”。甚至不是党员的胡风也说，“关了十年，我对党都没有失去信心”（梅志《往事如烟》）。“政治”在这里成了“伦理”和“宗教”，政治感情与宗教--伦理感情在这里合为一体。正因为政治成了宗教，才会有只有自己错，作为信仰对象的党和最高领袖不会错的思想和情感。“文革刚发动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于光远）。“毛主席亲自领导运动，文化大革命还能不对么？”（杨沫）一是著名学者（于），一是著名作家（杨），都是有自己思想的党内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直到文革尚且如此，就不用说其他人了。这也包括文革和历次运动中，绝大多数自杀者的遗言总要写上“毛主席万岁”。为什么？是临终时表白自己的忠诚。这与好些宗教徒认为即使自己受罪受苦甚至死亡，但上帝不会错，要永远忠实于他，相当一致。

问：这的确是某种极端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呢？

答：在日常生活中，“伦理”也成了“政治”和“宗教”。包括最为私密的夫妇关系也首先是同志关系。通信中有人便互称同志，而且信中也主要谈工作、学习、思想改造，而后才稍及私情。刘宾雁曾记述说：团中央幼儿园里一位妇女干部每星期天当他丈夫一周一次回来度假时，首先要他汇报这一周的思想，然后再过夫妇生活。（《刘宾雁自传》第43页）夫妇如此，父母、子女、朋友、亲戚之间也经常以革命、工作、“思想进步”互勉互励。伦理、政治成了宗教信仰。

问：难道就没人越出这一规范？

答：与上引杨述的诗不同，韦君宜本人当年的诗《审干运动中》：“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1942年）就表现了另一方面。即慨叹尽管满怀豪情投身革命，赢得的是读书不如紡绵，不如工农兵永远至上也。韦是大家闺秀，大学学历。正如韦和许多人所记述，当年学校中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学生大多走向了共产党。但长期革命，却仍被打为特务，感触自然很深，其中便含有怨气。韦至死不肯公开发表这首诗，也表现出仍在坚持自己的“党性”，亦即这种政治宗教的原则性。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在这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中，已被这种政治宗教所吸收和同化掉了。

问：思想改造或整风运动中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重点虽然说是自我批评，但实际批评更为重要。在批评的强大火力下，人们才不断作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批评即检查、检讨？

答：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我记得一个老干部说，“追悼会上无坏人，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当然只讲死者的好话，而批判会则专讲被批判者的坏话，要求“不讲情面”（《毛泽东选集》第786页）脱裤子，常常是“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暴力语言就是由此开始的。这也可说是革命战争中暴力行为的某种转换。连大元帅彭德怀也感叹：“结论在先，有口难辩的局面呀！我解释说明，是‘丑表功’。我不说话，是‘顽固’。我对下面表扬几句，是‘笼络人心’，批评几句是‘恶毒攻击’。我给别人一点帮助是‘收买’，连和工人在一起吃饭也成了‘别有用心’。这不是叫我坐立不得，哭笑不是吗？”任何人如想辩解，即使如何有理，也落得“不虚心”“要求自己不严格”“对待群众（批评）态度不正确”的批判。总之，“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要尽力揭发别人（“帮助同志”），要严厉清算自己，追索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亲朋戚友、大小事件来进行彻底、尖锐、全面的揭发和分析，从“根源”上证明错误并非偶然，而是由“阶级劣根性”所导致。“思想改造”运动使人人都臣伏在这种革命的集体的“道德理性”之下。同时也因为揭示了自己的丑陋肮脏，使自己觉得在思想情感上真正变得高尚、纯洁起来，真是“脱胎换骨，重心做人”了，获得了“洗澡”之后的心灵愉快。这与基督徒在向神父忏悔之后感到解脱和超越倒相当近似。所有这些，与儒家所谓“修身”“三省吾身”的情况和境界是完全不同的。

问：其中，“改造”和批判的核心似乎是所谓“个人主义”。

答：“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马克思、列宁都不大会有这种思想，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也最鲜明的教义和口号。批判“个人主义”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核心主题。个人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的“原罪”，因为它被认为是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的阶级产物。而知识分子之所以能上学读书，大多家庭出身“较高”（地主、富农、官僚、商人、资本家等）。重要的是，所谓“个人主义”远不只指行为活动、物质利益，更特别是指精神、思想、情感，如“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见1941年中共政治局决定，《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6页，1979年，北京）等等。包括梁漱溟1988年还在检讨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刘宾雁说，在划为右派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像自己迄今所想的那么正确。我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而所有缺点都可以习惯地归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入党时，难道是纯粹为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吗？难道一点为个人的动机都没有吗？当然不是。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争取一个对个人也更加自由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才能。我的写作难道一点个人名利的念头都没有吗？当然也不是。”（《刘宾雁自传》第108页，台北）郭小川五十年代一首《望星空》，不仅抒情诗句，连标题也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情感”而批判。总之，革命的、集体的、乐观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是至上的、无可辩驳的，个人和个性在这里是非常次要甚至没有什么位置。毛时代“你的个人问题解决没有”的关怀，指的是婚姻。可见只有它才是“个人”问题。所有其他都不可以是。其实婚姻甚至恋爱也不是，它们常常得先报告组织批准。也如人所描述，当时恋爱惹人耻笑和鄙视，只有“一心扑在工作上”，并迟迟不考虑“个人问题”，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领导的讚赏。这在当时是常态，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了。毛时代的文艺，从歌曲、电影、文学到样板戏，其中一些成功作品的确有一种单纯的、昂扬的、集体力量的美，但缺乏的是丰富多样的个性。而个性本该是文艺和生活的基本特征的。毛本人诗词的英雄皇帝的个性倒是突出的。

问：毛喜欢讲哲学，这种思想改造有什么哲学依据呢？

答：“个人主义”改造以后即转变到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来，而这“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所谓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根据这“辩证唯物论”，毛反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价值中立”，反对“客观”立场。因为毛认为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实际是依附于权力的。党的思想改造的逻辑和所追求的真理，实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权力／知识。这倒有点像今天的后现代。所以我说了解了马、列、毛，对了解福柯很容易。他们在哲学上有相通的一面（当然也只是一面）。

问：你在《试谈》一文中已讲了这种道德主义，它如何与马列理论能接上头呢？

答：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道德主义。Karl Popper说，“虽然马克思强烈反对乌托邦工程，也反对任何以道德来说明社会主义目标的企图，他的著作却蕴含着一种伦理学理论。他的伦理学理论，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制度作道德上的评价。结果，马克思的谴责资本主义，根本上是一种道德的谴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译本第933页）伯恩斯坦也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理智的，而且是道德的关心，要求“牺牲个人利益”。（转引自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271页）当然，几乎任何革命运动，都包含或表露着这种牺牲个人的道德主义精神，并成为这革命的动力。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

问：既然道德主义是一种广泛的现象或因素，那么为什么又要特别把它提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呢？

答：道德主义，包括儒家的、各种革命运动的，如前所说，毛把它放在战争环境中的军事斗争基础上，通过整风运动即思想改造运动来展开，这是一大创造和重要特征。它可说是把法国革命的雅可宾信条（Jakobin Creed）固定、延续和体制化了，成为整个社会实践的标准和法则。这种道德主义一直发展到文革，把“斗私”与“批修”紧密连在一起，达到了“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的顶峰。

问：那为什么“思想改造”后来又越来越不成功了呢？

答：也是前面讲的，由于这一套产生和成熟在战争时期，党脱离艰苦战争环境之后，革命党本身便在蜕化。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现在各处革命故居所展出的党的领导人的衣著用物的艰苦印记，并非虚构。不仅领导人，而且当年普通党员也如此。如有人所描述：“很多老人都说，那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第一条是不怕死。平时行军多背一支枪，到宿地烧火做饭，给大家打洗脚水。饿了把干粮让给别人，冷了把自己衣服或被子披在别人身上……老人们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那时候的党员哪！”（张正隆《雪白血红》第440页）共产党的党员、党的领袖和毛本人之所以在解放初年享有那么高的威望，成为凝聚人们希望之所在，并非凭空而来，是所展现的道德力量之强大才使人敬佩和臣服。但这在和平时期没能维系很久。一进城便开始变化，全国胜利后更变本加厉。上面的叙事文本在描述解放军进城后说：“有些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走路没车不走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人很不理解：苦大仇深的人，一块儿穿草鞋，啃树皮，天当房子地当坑，脑袋拴在裤带上干革命，怎么进城几天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呢”。毛泽东在1957年也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第419-420页）毛一再批评党的各级领导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利益，认为这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源头。这也正是他后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和“砸烂党委”的重要原因之一。和李自成、太平天国相比，中共的这种变化算是最慢的。但正是这种变化使“思想改造”和各种“检讨”“自我批评”，由战时和建国初期相当真诚的“人说话”，愈来愈变成毫无真情实意、成为应付过关的例行公事的“说话人”了。于是假检讨假批判到处皆然，并随政治气候而不断变易口吻腔调。这包括不容许“沉默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表态”，使得整个社会从最上层到最基层逐渐形成了说假话的习惯。人们不再耻于说假话，作假检讨，不再耻于当两面派，完全毁弃了“不说谎”这一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诚实的全民丧失，我以为是这几十年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至今积重难返，流毒深远。当然，其中也有半真半假式，即一面真心检讨，同时又谎言上纲，如此等等。总之，道德主义彻底地走到了它的反面。

问：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灾难之一。你说从鸣放到反右，毛有180度的大转变，是这样吗？许多人，如李慎之，认为从一开始便是“阴谋”。

答：我不这么看。我比较同意也当过右派的朱正的看法。尽管毛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很高，但他向来瞧不起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洋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根本不行。1956年，毛认为共产党已坐稳了江山，全国大小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已倾心诚服，他的威望如日中天，从而想接受波匈事件教训，让人们发表一些小小批评（所谓“下毛毛雨”）来提出问题，纠正缺点，其中包括整一下党内官气。不料一放便不可收拾，出来了“轮流坐庄”“党天下”“大和尚小和尚”，矛头直指他本人，并有要共产党下台各党派轮流执政的气势。这还得了？毛是军事统帅，惯于依据形势迅速变动，于是不动声色，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反而说这是自己的“阳谋”。并且的确从1957年5月中到6月初，有意识地鼓动知识分子“畅所欲言”“知无不言”，以“引蛇出洞”“请君入瓮”。（党内高层开头并不赞成毛的鸣放政策，毛一转变，皆大欢喜。我以为毛以后发动文革整党内高层，倒是有其来由，且伏根于此的。）所以说毛从1957年一开头就有了反右预谋，我以为是高估毛了。不能把毛看得那么天机神算。毛在各方面都犯过不少大小错误，包括内战中西路军、保卫四平等军事大错误。文革毛也没料到后果如此，原想三年收兵，结果也是一放而不可收，而且越搞越糟，直到毛死。

问：如何看胡风案？

答：这是毛故意制造的大冤案。与胡风案同时而更重要的是潘汉年案。但潘案属党内，不便公开，胡风案有信件文字，正好可以横加“按语”，“做点文章”，以大造舆论，来“发动群众”，在全国机关、学校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斗争。因为进城时采取“包下来”政策，在机关、学校录用了几乎全部旧政权的人。毛疑心极重，很不放心，要肃清蒋介石留下来的“人马”，即所谓“暗藏下来的敌人”。他仍然按照战时习惯，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这才是胡风案的真正原因。清朝有大清律，民国有《六法全书》。从土改、镇反（主要在农村）和肃反起，毛时代一直是“无法无天”的，既无刑法，也无民法，不仅没法治（rule of law），连法制（rule by law）也没有。潘汉年案就是毛直接叫罗瑞卿（公安部长）抓人就是。他一个说了就算。所以，批判胡风连周扬也没想到会如此展开，这是毛后来决定的。

但在毫无法制的毛时代，社会倒也并非漆黑一团，并非人心惶惶、没有安全感。一般说来，大多数人还是安居乐业，平稳度日。包括知识分子，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却也没有失业的忧虑；没有吃好的可能，也没有饿死的恐惧。在打击所谓“反革命”方面，由于“稳、准、狠”原则中有“稳”“准”以及“死缓”，在非运动高峰期，被错杀的人的比例不算太高。

问：如何评价文革？

答：文革也是一个复杂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建立初总一般“与民休息”，让社会经济自发恢复和发展。中共在建国后本可实行毛曾承诺的“新民主主义”，让资本主义适当发展。刘少奇等人大概便是这样想的。但毛却不以为然。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毛凭着革命战争经验，想以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来鼓舞“六亿神州”的“士气”，通过“不断革命”来“赶英超美”，实现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讲，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按劳分配”也并非公平，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毛却在物质相当匮乏的小农生产阶段上，便希望和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实现社会正义和分配公平。1949年以后，我以为，毛实际要求贯彻的是一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路线，文革只是把它逻辑地推到了极端。这包括从建国开始各种大锅饭的“平等”分配制度和抛弃原先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论”，直到文革用“斗私批修”统帅一切，以至没收农民的自留地，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哥达纲领批判》）农民革命本带来不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只能在分配上打主意，求公平、“均贫富”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旗帜口号。毛对马列理论却不幸作了这种农民式的民粹主义的理解、发挥和实践。毛把马列的空想部分、把马克思《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按劳分配”（各取所值）“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错误、把列宁在政治制度上废除议会追求人人参政的错误（详后），在中国小农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上提前实现了，他把自己从战争取得的狭隘经验论填进了马（经济上）列（政治上）的先验幻想的框架里，这构成了他建国后的思想主线。所以，毛发动文革，并不偶然。从建国起，大学便取消了学位制度，党校更无教授称号（一律称教员）。六十年代初军队也取消了军衔制度。在经济上，陈云主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1953年便开始关闭市场经济的大门，以后的“三大改造”更是如此。反资本主义的路线早已开始。毛念念不忘杜勒斯当年寄望于民主个人主义者亦即知识界的和平演变。在苏联政策变化，毛认为赫鲁晓夫向美国投降后，毛更迫切要找到一条彻底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才是毛要发动文革，要讲别人都“不懂马列”，要“反修防修”的主要原因。我同意德里克所说“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化，摆脱资本主义方面，文化大革命也许是最后一次尝试”这句话（也只同意这一句）。凭据自己的战争胜利的经验，毛想以军事共产主义的方式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资本主义”，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既包括1958年完全无视现代科技，用军事上行之有效的人海战术（即群众路线）来“大炼钢铁”，“向地球开战”，也包括文革以“破四旧”和五七干校（既作工，又务农，既学知识，还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消灭分工）来制造“新人”，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实现共产主义。这也就是我在1978年章太炎文便强调说过的中国近代要求绕开和避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总思潮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最大表现。它以道德对抗腐败，以宗教作为动力，来追求理想的实现。所以文革不简单是权力争夺问题。虽然其中也的确与大跃进失败后毛威望下降，感到一些人“不大听他的话”，从而要全面夺回权力、彻底打垮刘少奇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文革为止，毛不断搞“运动”。“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开会，开会人必得发言，发言必得把自己的想法 、意见、“思想”整理一番。“运动”不仅涉及每个“单位”职工，而且卷及所有城市居民、家庭妇女、每户农家，这使得中国大陆一般的老百姓竟然有了个全民思维--语言能力空前的锻炼和提高。毛一生爱谈哲学，也一再强调“学哲学”，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抓主要矛盾”“战略上蔑视，战术上重视”“作好最坏准备，争取最好前途”“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变坏事为好事”“初战必胜”以及他最爱讲的“是＊＊又不是＊＊”等等毛所强调的“马列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实际是从经验中所概括得出来的工作--思维方法，又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是中国实用理性和“度的艺术”（参见拙著《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承续，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至今值得保存和使用，这倒是他的“哲学”的真正贡献所在。

问：很有意思的是，毛当时说搞不好便“亡党亡国”，我们听了都觉得太夸张了，是凭空谵语。但是后来，苏共果然就亡党亡国了。

答：这就是毛的敏锐处。如果搞现代化建设就必然会要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式方法，就要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包括保存和扩大各种不同收入和工资差别。此外还会引进外资、承认剥削，从而必然逐渐产生贫富分化。就是说现代化必然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一大批领导或主管实际经济工作的干部，包括刘、周、陈（云）、邓、薄一波等等，尽管远非自觉意识到，却的确都在不得不走着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毛说文革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都不是空话。毛想走一条彻底反资本主义而又现代化之路，便很少人能接受或理解。

问：文革正是实现他这种民粹空想的具体方案，所以大喊《共产党宣言》中“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等等口号，但开始时却的确获得大部分人的拥护，包括这些“走资派”都认为自己有错误。

答：是这样。他们的确在有意无意、在不同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不同程度上走着“资本主义道路”。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毛，就不会有文革；但文革之所以能成为广大群众积极拥护、参加的“运动”，却绝非毛一人之力可能做到。也如毛所说，这是因为“群众有气”。即人们对17年来党的官僚统治的不满，才极其兴奋地、普遍必然地“砸烂党委闹革命”。当时群众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人们喊出了“造反才觉主席亲”，就是这个道理。文革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几乎无例外地狠狠“冲击”了一番，的确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林彪在九大报告中说，“以前没有找到从下面来揭露黑暗的办法，文革找到了”。文革初期，毛在大众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海外左派也认为毛砸烂自己建立的党组织来反对官僚统治，很了不起，包括阿尔图塞、萨特、福柯都是毛的赞赏者。

战争时期，革命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解放军进城，重点是在党领导下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新的制度、规则也都是通由逐步改革来制定的。所以城市一般比较平静，并无“革命”感觉。文革则不然，它主要是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进行，“破四旧”，改名称，更衣著，冲府第，抄家产，自发的群众组织、群众集会，倒真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加上全国“大串连”，一时轰轰烈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似乎非常民主。不过，这个阶段很快也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是失望再失望，学生们下乡上山，干部们心灰意懒，黑帮们无穷受罪，知识分子完全绝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和理论，使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停滞不前和日益困苦，社会陷入比文革前更为专制、贫穷、落后、愚昧之中。反资本主义的结果是直接走入旧封建主义。林彪倡导的“早请示，晚汇报”“最高指示”“忠字舞”在形式上也走到复封建之旧的峰巅。

问：毛似乎通过文革，想实现某种平等和民主。

答：也可以这么说。但“平等”和“民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平等”可以是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平等”，也可以是无个人自由的专制体制下的“平等”。这两种平等之间又可以有多种变体，差异甚大。前者由于自由大于平等，因而常常仍保持某些不平等而构成社会多层化，但自由使这种不平等的冲突合理化，而可以避免暴力革命。后者则社会结构简单，个人只是专制体制下的无个性的同一单子，最终可导致军营式的统治。这是从托克维尔、赫尔岑等人以来早就说过的问题。毛通由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在中国现实地把它展现出来了。文革中“五七干校”就是这种标准“军营式管理和统治”的“平等”。当时所有机关、学校都变成了排、连、营，从教授、专家、部长、局长到炊事员都是“平等”的“战士”，包括扣发前者的工资，等等。其实，比起以前的社会，1949年后的社会平等得多。但毛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特权在党内中上层的存在，毛很不放心，要求再改变，结果却适得其反。

文革中，毛要把煤炭部改为煤炭科，各级政府则改为革命委员会。尽管他想要“民主”，但这是所谓“无产阶级民主”。结果是既根本不可能使人民享有民主，也根本不可能解决官僚统治的问题，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当时曾使我联想起洪秀全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以为强化信仰便可实现天国。

问：你强调文革主要在城市的学校、机关中进行，为什么？

答：前面已讲，因为毛认为这些领域中“资本主义”问题严重。学校作为所谓“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已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占领。文革中毛对章含之说，可以聘用英美工人而非知识分子来教中国大学生的英语。（《跨过厚厚的大红旗》第55页）。这正是他以王洪文既当过兵、是农民出身、又是工人，便可以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陈永贵、李素文、吴桂贤等人），成为他的接班人一样，相当典型地表现了他彻底地反资本主义的民粹思想。他自以为这是忠于马列，实质上是作了谬误的理解。当然，当年共产国际派工人向忠发等来担任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也是如此。这也正是列宁主义的空想错误。

但他不动农村。农村已有大跃进教训，万一文革破坏农村秩序，造成生产下降，饭便吃不成了，何况农村已搞过“四清”运动。军队当然更动不得，万一搞乱，这里面的利害，毛是深知的。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可能即是促使毛决心“收”，抓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学生“五大领袖”，进入文革后期的重要转折点。

除学校外，文革另一重点和起源地是文艺界。当时大整所谓“三名”（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三高”（高薪水、高奖金、高稿酬）。罪状之一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我们的舞台”。毛说得也真准，今天不正是这样？而且是如此标准如此突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当年毛批判的时候，这种现象并不存在。毛如还魂再世，不知作何感想。

问：但毛至今甚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仍有重要影响，如何来评价呢？

答：对毛的评价可能会是本世纪反复争论的问题。因为这不只是功过三七开或倒三七的历史问题。而是毛的功过遗产如何影响现在的现实问题。它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摇摆不定。

问：他的“功”究竟是什么？

答：如陈云等他的同辈人所说，没有毛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所以官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强调这面旗帜不能“抹黑”或放弃。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胜利，如我在《试谈》文中所说，也的确带来了一个独立、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中国，产生了一个不受洋人欺侮、不再内战频仍、没有巨大贫富悬殊和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中国的确“站起来了”。正是这一点，解放初期即使有土改和镇反的残酷流血，整个社会秩序、面貌和风尚总体来说仍是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但是，这个时期毕竟短促，三、五年后便开始衰退，但这衰退仍逐渐而缓慢，以至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革初期，都未能动摇毛和毛思想在整个社会和一般人们包括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这一直要到文革的林彪事件，人们才如梦初醒，开始了对毛和毛思想根本性的怀疑。毛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以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败笔之一，当然也是他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所以林彪事件发生后，毛心绪极坏，暴躁不安。但他仍以为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不会因之动摇，结果却恰恰相反。这以后便江河日下，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群众的矛头便直接指向他本人了。毛当时对别人说“时来天地齐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以为他说的是自己。他已感到了这一点，但仍不低头、不让步，一意孤行到底。

问：他的“过”是什么？

答：我以为主要有三点。第一，“大跃进”饿死了四千万人，这不止是什么错误问题，而是绝对的罪恶。尽管毛并非有意如此，但无论如何，也推卸不了他一意孤行、拒斥意见的主要责任。第二，推迟了中国经济发展20年，耽误了大好时日。第三，从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到文革，不必要地造成了难以数计的“冤、假、错案”，造成了大量无辜人民的死亡和各种残酷痛苦和生离死别，留下了深重的精神创伤。当然，毛也仍然不同于斯大林，如按斯大林的模式，所有三八式及上一代“老革命”将全部杀光。所以延安抢救运动毛所定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是很重要的，它少杀了许多干部和共产党员。从精神层面说，道德主义推至极端所导致的反面，即全民道德意识的全面毁损，我以为也是毛的最大过错之一。文化方面其他有形无形的巨大损失便更不用说了。

其中，第二项现在就有不同意见和争论。当然，如前所说，应该充分估计和肯定全国人民在毛和中共领导下对国家的建设成果。在当时美国封锁的国际环境下，毛强调自力更生，建立了全国性的大型工业体系，农村修了大量水库，等等，为今天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包括毛时代统而不死的计划经济（与苏联不同，毛强调发展“地方积极性”，长期注意所谓“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当时也有其合理性。但总的来说，由于农民民粹式的反资本主义的毛思想的误导，将本可早就迅速发展的起飞时期极大地推迟和延误了。而且，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执政30年，并不重视这一点，反而强调“富则修”，使贫困平均化，社会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或倒退，且因毛初期反节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人口剧增，每况愈下之势愈益明显。文革后期，城市的票证限量供应已达十数种之多，农村饥饿开始蔓延。毛在经济上的一贯思想是：“艰苦奋斗，扩大再生产，共产主义前景，这些是我们所必须强调的。而不应该去强调个人的物质利益。引导人民前进的目标不是老婆、别墅、汽车、钢琴、电视机，因为这是一条服从于个人而不是服务于社会的道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为了明天的欢欣，今天受苦受难是必要的手段和过程，这种宗教信仰式的乌托邦，与马列并不相同。如前所说，他念念不忘的是取消工资制和恢复供给制。（参阅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833页）。毛时代的确很少贪污，但有极大的资金浪费，如城市空防等等。所以，引用各种数据来大谈毛时代和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如何之好，“路线”如何之正确，是完全不能说服人的。其实，邓小平便向外宾说过“我们停滞了二十年”。毛依据极短时间甚至几个月的当下经验，不作认真的探讨研究，便做出重大经济、政治决策和改变，包括过渡时期总路线、农业合作化、消灭资产阶级等等，追随者们即使颇有异议，也都很快一致服从，所谓“保留意见、组织上服从”，这也恰恰是长期军事行动培育（“不理解也要执行”）出来的思想、观念和原则。

问：比毛的功过更重要的是，他给后人带来的是什么遗产？今天所谓对毛功过的争论和不同评价，根本实质上是这个问题。

答：对。

问：那么，什么是毛的正面、负面遗产呢？

答：正面遗产如前面所讲：是一个独立（包括有核武和导弹）、统一和社会平等（包括妇女地位的空前提高，为世界少有）的中国。它使今天的现代化减少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避免了受外国政权干扰和地方割据的种种冲突和战争，也减少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因无政府状态的资源浪费和人力的过度剥削。“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布局和统筹调节，为今天的市场发展和速度，打下了良好的稳定的基础。今天，社会平等已经消失了，但留下来反传统等级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劳动光荣、劳动人民至上观念仍然留下了深厚影响，使保护弱势群体等等，在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及时的注意。这正是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缺少的重要的精神资源。而所有这些，为中国现代化正提供着某种“走自己的路”的前提、条件和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负面遗产仍然在于，由长期军事斗争形成的制度、体例、习惯和观念，使各级党和政府权力至今过大，无人监督，缺乏法治和程序。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都轻视和践踏个人权益和自由。并仍然企图以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强调以现代政治法律制度，来推动国家建设。这极其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成为当前问题的枢纽所在。

毛的特征之一，是每有重大行动必“思想先行”。第一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他提出“反经验主义”，一笔抹煞彭所提出的有经验依据的事实。第二次庐山会议反林彪，毛提出反“先验论”“天才论”。四清运动，毛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反对刘少奇的“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发动文革，则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右有“在经济上完成三大改造后，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等等。毛用一套“言之成理”的“马列”理论征服了人们。所以要估计毛的正负面遗产，重要的还是要弄清他的思想。

问：那么，到底如何估计他的思想呢？

答：毛以“圣王”自居，毛最喜欢“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的第一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他非常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来统领他的事业。但是，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论起家，到“（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和“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彪语，深得毛思想之三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毛思想的突出部分，今日再也不能适应现实了。关于评价，我讲过有两个不利于他的因素和一个有利因素。不利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迅速前进，使毛的“丰功伟绩”黯然失色。甚至包括这场艰苦卓绝、历时长久、牺牲巨大的革命本身究竟是否必要，也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醒来解放前”，“帝国主义夹着皮毛回来了”，整个社会不断向1949年前靠近。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各种档案的陆续公开，使毛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诡诈权术更加暴露。一个有利因素是，他确乎个性非凡、才能卓越，超群绝伦而又非常复杂，使毛极具人格魅力。人们特别是青年，往往需要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来敬仰崇拜。虽然对中国的实际功绩，邓大于毛，但邓不可能而毛则可以成为这种崇拜对象。随着时光流逝，后代记忆中因无亲身经历和切肤之痛，毛的负面效应日趋淡薄，而民族符号的认同心理便占据上风。从而由那么多的诅咒、血汗和眼泪所凝成的，竟然是一个崇拜符号。当然，我期望一个不需要这种符号的中国。

问：毛的个性如何说？

答：他的个性特征，主要是喜叛逆、好造反、重实践、追求斗争。“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他始终以被压迫者的代表自居，支持贱者、弱者、年轻者、无知识者来蔑视、反叛和对抗贵者、强者、年长者、有知识者。所以他老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读书愈多愈蠢”。虽然他自己极爱读书，而且读得不少，但大都是中国古籍。

问：毛自称具有“虎气”与“猴气”，如何解释？

答：“虎气”意谓胆识过人、威猛凶厉，敢为人之所不敢为。少年时代产生，战争时期成熟一直保持至死的专横、武断、狠辣、大权独揽、人莫予毒，便是这股“虎气”。毛自称这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也就是敢于冒险、敢于决策的“气吞万里如虎”。从内战中不过黄河、转战陕北，到建国后的抗美援朝、与苏决裂，以及打印度又迅速撤兵归还子弹武器等等，都大概只有毛能如此作为。“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一生喜勤恶静，喜斗争，恶和平，不认错，极自信，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拼力追打一个小苍蝇，坚持在江河急流中游泳，一再说，“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毛泽东传》第807页），都是如此。老虎潜行，坚忍伺机，毛在不利时机坚持忍耐，小到忍牙痛，不看病，大到忍被夺权受批（三十年代在苏区、1962年七千人大会），少人理睬。他的个性与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猴气”则是狡黠善变，多疑敏感，不受拘束。他时而绵里藏针，时而疾言厉色。一方面谈笑风生，幽默之极；另方面强辩夺理，颠倒是非。当汇报到假卫星时，说“没有假，哪来真”。一面说作诗“应以新诗为主”，另一面说“给我一百元我也不看新诗”。信西医而倡中医，喜欢英美而倡学苏联。毛集帝王、叛逆于一身，通过所谓“虎气”“猴气”而个性化了。

问：你所说毛的浪漫风格，其中有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因素？

答：如我的《青年毛泽东》一文所说，毛早期和晚年，从思想到行动都比较放纵他的浪漫主义，中年则控制、调节得较好。但即使如何浪漫，他也始终非常现实。包括晚年虽极恶苏联，不惜与之决裂，但决不主动挑起战争。文革纵使“天下大乱”，也决不动军队，等等。中国革命中理性与非理性的选择问题，邹党有专门论述。我以为毛的个性中有非理性因素，但不是主要方面。他用“猴气”制约“虎气”，胆大于天，心细如发，总是欲擒故纵，威诈并行，虑而后动，引而不发，但一发动，则雷厉风行，进行到底。

问：如何概括一下毛？

答：毛是集农民叛逆和专制皇帝于一身而于现代经济、民主政治、科技发展了无干系的马列主义者。马克思《资本论》的“枢纽点”有重大失误，列宁在建立政治制度上有重大失误（详后），毛严重地发展了这些错误。毛强调的是不断的“阶级斗争”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思想是长期农民革命战争所产生形成的民粹主义、列斯体制、帝王传统三大要素加上马恩空想的复杂结构体，其中，民粹思想是其基础部分。我在《告别革命》中曾指出他“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两大要点，在与詹明信对话中讲了毛的“军事马克思主义”。这次主要就“思想改造”“政治宗教”“小传统”、“正负面遗产”等问题作了些补充。毛思想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还有好些值得研究和论述的特征、特点，关于毛思想也还有许多内容和话可说。但其核心和主干，我以为还是上面这些，即阶级斗争、专政、思想改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本主义。在今天经济迅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都已黯然失色了。尽管作为平等、正义的符号，毛会不断被人呼唤。他的个性和才能也将不断地吸引着人们。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毕竟已经结束，毛思想毕竟已经渐行渐远，一去难以复返了。

（选自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006年。）

谢选骏指出：阅读上文可知，李泽厚确实是条马列狗，虽然他想掩盖“曾为毛狗”的湖南劣迹。但终不能收起马裂的狗尾。所以我说，李泽厚确实是条马列狗。李泽厚1990年代就把自己的全部版权卖给了台湾出版社十万美元，后来又反悔——因为李泽厚到死不知“现代南北朝”的存在——不知道中国还在“百年内战”之中——革命尚未结束，如何可以告别（革命）？

谢选骏：满鞑子乾隆确实患有痴呆症

《乾隆的"老年痴呆症"又快又狠》（2016/03/18 煮酒论野史）报道：

明亡始于嘉靖，清亡始于乾隆。

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63年零4个月，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乾隆虽自诩“十全老人”。但他似乎患有严重“痴呆”。这么说，有以下几个证据：

证据一：满汉之见，丧失民心。

他不像他的爷爷康熙，父亲雍正，一心一意地吸收汉文化，为整个民族利益考虑。虽然，他自己的汉文化造诣非常高，但是他却禁止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化，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的清朝，一边是骇人的贪污腐败案不断频发；另一边，则是各地起义不断，典型的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湖南、贵州苗民起义及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起义。

这成为他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

证据二：穷兵窦武，劳民伤财。

他自诩“十全老人”，是因为他这一生一共有10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他自己觉得这10次战役都是以胜利告终的。其实不然，胜利与否宫主暂时不辨，先说说这10次战役有没有必要性。除了大小和卓，准噶尔，林爽文这4次战争是有必要的，其它的都是没必要的。他想证明自己，却把父辈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盛世掏空了。

 

而且，与雍正完全不同，乾隆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这一点更像他的皇祖康熙。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150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66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秋荻木兰52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8次，南巡江浙6次，巡幸中州1次，西巡五台山6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10余次。乾隆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在260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直到74岁，他才停止南巡。

证据三：刚愎独断，放纵和珅。

乾隆统治后期的政府机构，社会秩序完全败坏，当官的怕事贪财，当兵的怕死享乐，可以说整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洞。而这一切，是和他一手栽培的和珅，这个中国历史上头号贪赃犯，有莫大的关系。

 

和珅只是一个穷秀才，却能走到身为人臣前无古人的高度，不光是因为他能懂得乾隆的心事，更重要的是乾隆对他的容忍。自从乾隆开始重用他以来，对他的赏赐是空前的。甚至，到了后期和珅就是这个国家的代理皇帝。可惜，和珅不是一心为国为民，他只是为了一己私欲。

其实，乾隆也知道他的罪行，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就是对和珅不动手。是他，慢慢把这颗毒苗养大，慢慢把国家败坏。

证据四：孤高自傲，唯清独尊。

尽管，当时清朝已经开始没落。但是，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许多西洋国家都想与这个“天朝大国”交流贸易，学习文化。但是乾隆老爷就是瞧不上这些“落后的蛮夷”，一律不与合作。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两广总督郭世勋报来一份译成汉文的英国商人呈禀，皇上阅毕，龙心大悦，原来素未建立关系的英国国王，要派遣使臣马嘎尔尼前来祝寿。

但是，这一次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乾隆老爷非要与这个可怜的来使来场礼仪之争。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是旧中国离世界最近的一次，可惜，乾隆让机会白白溜走了。

明亡始于嘉靖，清亡始于乾隆。必须得说，他花光了父辈的积蓄，留下内忧外患的窘境；而他的后辈都是在帮他收拾这个烂摊子，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都是政策失误，而不是身体有病，因为作者不知满鞑子乾隆确实患有痴呆病症——

老贼乾隆记忆力差，智力迟钝，往往“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每当朝鲜等国使臣谒见乾隆帝时，和珅均为出纳帝命之人。例如，嘉庆元年（1796）正月，朝鲜使臣为祝贺嘉庆帝即位，来到北京圆明园后，“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和珅在对外事务中尚且有如此大的权力，那么他在对内政务中的左右力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可以解释和珅秉权二十余年的权力来源——这二十几年正是乾隆的老年痴呆症日益严重的时候。和珅聪明机敏，博闻强记，不但能诗善画，对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也有所知晓，而且掌握了为人鲜知的西域秘咒，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这在当时朝廷官员中是很少见的，使他在随侍皇帝处理大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赞扬和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国家用武，帷幄丝纶，事殊四朝（原注：谓汉、唐、宋、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义（原注：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文、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勒劳书旨，见称能事。”另外，和珅也曾为乾隆整饬贪污之风效过力。乾隆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揭露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后，乾隆立即命和珅处理此事。他一到云南，拷问李家仆人，查出许多证据，接着又上疏陈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等情形，回京后又向皇帝面奏了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情况，“多称上意，并允行”，显示了和珅处理政务的才能。和珅还很“善体圣心”，对皇帝的起居可谓体贴入微。每当乾隆“有咳唾之时”，作为堂堂大学士的和珅竟“以溺器进之”。这无疑是他获得宠信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是因为乾隆的老年痴呆症。

谢选骏：黄宗羲谄媚伪帝康熙猪狗不如

《黄宗羲的晚年——顺清寿逾八旬，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2021-09-18 老伊先生）报道：

黄宗羲在后半生虽然主要从事于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他同清廷的关系，由对抗、不合作到基本顺从，这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意识的变化。

晚年黄宗羲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但在康熙时代，清朝的政权日益巩固，康熙帝玄烨对顺治时期的暴力镇压政策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为主的政策，这无疑对黄宗羲的言行起着一定的影响。

康熙十六年（1677），侍读学士叶方蔼赋五古长诗一首，交董允瑶带给黄宗羲，诗中有“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之句，意在规劝黄宗羲结束隐逸生活，出来为清廷效力。黄宗羲即次其韵答诗一首，称“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对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在保持“遗民气节”问题上，进入晚年的黄宗羲，一方面极力称赞“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表彰诸如汪沨、谢泰阶等明遗民不仕清廷的气节，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闭眼不看现实而采取与世毫无干涉的绝对隐居生活，所以，他所谓的遗民标准，是本身“止于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废“当世之务”的“得中”之上，他认为那些“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他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为自己的处世态度辩护说：“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黄宗羲不仅和许多“胜国遗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员时相过从，或书信往来，或登门拜访。例如，他同“昆山三徐”（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关系十分密切，徐乾学、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与黄宗羲互致书信，诗歌唱和，徐秉义曾至余姚拜访黄宗羲。黄宗羲也曾几次至昆山拜访徐氏兄弟，还请徐乾学为其父黄尊素祠撰写碑铭。徐元文病逝，黄宗羲写下了《哭相国徐立斋先生》的五古长诗，表示痛悼之意。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变化。他写道：

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夫世运也。

又说：

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

在此信中，黄宗羲改变了他曾告诫万斯同“太平有策莫轻题”的态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治安策，并寄希望于徐乾学式的“真儒实学，居上而激扬之”。

除与徐氏兄弟交往频繁之外，黄宗羲与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响的官员如张玉书、汤斌、叶方蔼、许三礼、朱彝尊等都有交往，与先仕明、后仕清的钱谦益关系也很密切。他在晚年为人撰写的碑铭传状和致友人书中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称清朝为“国朝”、清军为“王师”，并从使用于支纪年到采用顺治、康熙等年号，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这些事实，如完全站在明遗民的立场上看，确可谓梨洲“晚节有亏”。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因为当其晚年，复明己绝对无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又确实值得称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

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

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萃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这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移风易俗的勇气。

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这也可说是他自己的“盖棺定论”了。从黄宗羲一生业绩看，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著作家的历史地位，确实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概率是个黄俄汉奸，所以对黄宗羲的“顺清”表示了同情。因为无神论者除了“识时务”的“与时俱进”，还能干什么呢！

《中国通史》“黄宗羲”一章写道：

第一节 为父申冤 赴京上疏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署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时人尊称为梨洲先生。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黄宗羲生在浙江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父尊素（1584—1626），字真长，号白安，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黄宗羲十四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天启五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公堂或牢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七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①。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②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③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① 见《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② 见《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③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11。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① 见《思复堂文集》，康熙年间刻本。

第二节 声讨阉党余孽

阮大铖明崇祯元年（1628）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人称念台先生，先后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北京首善书院、绍兴蕺山证人书院。其学以“慎独”为宗旨，上承王阳明而又多所修正。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杨廷枢、陈子龙、吴伟业、万寿祺、周镳、沈寿民、沈士柱、何乔远、林茂之、汪逸、钱谦益、陈贞慧、汪沨、陆符、万泰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①。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载：（公）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常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阮大铖在崇祯初被列入“逆案”，削职为民，避居安徽怀宁老家，但野心不死，图谋复出。崇祯五年，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安徽大部地区，他跑到南京避难，暗中招纳亡命之徒，又以金钱美女收买复社人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当时，复社人士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心将他赶出南京以消除隐患。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成员一百四十余人在周镳、陈贞慧主持下，共推吴应箕起草、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发布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表达了复社志士“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凛然正气。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①。公揭张贴后，阮大铖吓得“杜门咋舌欲死”②，不得不到南京城外牛首山寺庙中躲避了几年。而黄宗羲与一班复社文士又举行了桃叶渡大会，结“国门广业社”，几乎“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③。这期间，黄宗羲结识了方以智、梅朗中等人。

①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上。

① 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8—149 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② 见《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③ 见《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崇祯十五年，黄宗羲与周延祚同赴北京应考，未能登第，大学士周延儒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宗羲力辞不就。他看到京都形势紧张，即整装南归。

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推翻了明朝。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修怨报复，编造《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次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①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① 《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

第三节 起兵抗清“濒于十死”

黄宗羲晚年之作《怪说》中自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 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矣！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后挥师南下，很快就占领杭州，接着向浙东地区推进。由于清廷强令汉人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僚士大夫也奋不顾身，举义抗清。闰六月九日，原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和吏科给事中熊汝霖首先在余姚举义，响应的民众有数千人。次日绍兴诸生郑遵谦杀了清朝招抚使，在绍兴举兵抗清。十一日，原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聚众响应，定海总兵王之仁拥兵响应钱肃乐。二十七日，各路义军从台州迎接鲁王朱以海到绍兴，打起“监国”旗号。从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浙东抗清斗争。

孙、熊起兵后，黄宗羲即与弟宗炎、宗会毁家纾难，集合家乡黄竹浦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参加监国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时人称之为“世忠营”。顺治三年二月，鲁王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在孙嘉绩等人推荐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

鲁王政权建立之初，虽曾北渡钱塘江，打败过清军，但军权掌握在“悍帅”王之仁、方国安手中，他们不图进取而求保实力，提出了所谓“划地分饷”的分裂方案。同时，又与南方的隆武政权争夺正统，“竟成水火”①。宗羲致书王之仁，力陈保守策略的危险，而主张进攻。他写道：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后恐不能支，何守之为！当时行朝诸臣，虽然同意黄宗羲的西进北上战略，却不能付诸实施。只有熊汝霖曾率军西行，攻下海盐，但终因军力单薄而无力推进。

五月，孙嘉绩以所属“火攻营”部交宗羲指挥，宗羲即联合王正中、查继佐两支义军西行渡海，驻扎潭山。浙西抗清军首领陈潜夫（原明太仆寺卿）、朱大定（尚宝司卿）、吴乃武（兵部主事）等率军前往会师，接受宗羲约束。他们计划由海宁出发攻取海盐，进入太湖地区，北联吴中义师，颇有“吞吴楚之气”③。义师前锋直抵乍浦镇，宗羲又与城内义士孙奭约定，以求里应外合，攻下乍浦。但这时清军主力相距不远，王正中部一战失利，义师兵力微弱，无法推进。五月底，钱塘江水位下降，清军趁义师主将恃险无备策马过江，义军大溃。六月初一，清军占领绍兴，方国安劫持鲁王出逃。途中，鲁王乘隙脱逃，而方国安则和马士英、阮大铖一起投降了清军。这便是浙东抗清史上的“浙河兵溃”，或称“江上兵溃”事件。

六月十日，黄宗羲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驻军杖锡寺，意在结寨固守，坚持武装抗清。不久，因部将不听节制，激起民变，四明山寨被山民烧毁。宗羲被迫潜居家乡，伺机再起。清廷屡次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黄宗羲。他只得奉母携儿，暂避化安山中，结庐而居。

① 邵廷采：《东南纪事》卷2，《鲁王以海》。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 《行朝录·鲁纪年上》，载《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鲁王逃出后，在张名振、郑彩等人卫护下，至舟山、入福建，重立监国旗号，辗转于闽浙沿海，曾一度收复福建沿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但内部矛盾重重，臣僚相互倾轧，致使得地复失，居无常所。

顺治六年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扎健跳所（今属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闻讯，当即离家赴营，投奔行朝。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为有所振作，曾极力推荐四明山区抗清名将王翊，建议委以重任，“优其爵，使之总领诸营，以捍海上”①，却受到定西侯张名振所阻。当时，行朝君臣漂泊海上，处境艰难，黄宗羲在《行朝录·鲁纪年下》中记载：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

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②一派狼狈景象，跃然笔端。所以，有人嘲笑他们是“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而黄宗羲虽然名列大臣，却无实权。于是，每日与“礼部尚书”吴钟峦在舟中读书讲学，空余时就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等书。八月，宗羲闻清廷将“录其家口”，急得“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以归”①。十月，鲁王由健跳移驻滃州（今舟山），又召宗羲回行朝任职。

顺治六年冬，鲁王任命澄波将军阮美出使日本，请求派兵支援。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黄宗羲监军同行。他们渡海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但乞师未成，失望而归②。不久，黄宗羲离开行朝，隐居家乡避难，但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仍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清军加紧镇压浙东抗清斗争，黄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领冯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悬赏通缉。宗羲并未退缩，仍然暗藏鲁王密信，试图与浙西义师联络。七月，清军分两路围攻大兰山，捕杀了冯京第、王翊。宗羲之弟宗炎也被捕，将处死刑。宗羲秘密潜往宁波，与好友万泰、高斗魁等设计，从狱中救出了宗炎。

顺治八年秋，黄宗羲获悉清军将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报警。九月，清军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张肯堂、吴钟峦、朱永祐等英勇牺牲。鲁王南逃，依附郑成功的永历政权。顺治十年，鲁王势孤力单，被迫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彻底失败。

顺治十一年，投奔永历政权的张名振派遣密使，想与黄宗羲等人联络，途中被清兵截获。清廷再次下令缉捕黄宗羲。这时，黄宗炎复聚冯京第旧部，在慈溪义士沈尔绪支持下抗清。顺治十三年，沈被告发，清廷以黄宗羲为主谋，即悬榜缉拿黄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宗羲东奔西走，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①的诗句。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感到恢复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

①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①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② 关于黄宗羲乞师日本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本已肯定，但梁启超作《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予以否定。但梁氏所辨多误，实不可信。详考梨洲所撰《避地赋》、《行朝录》和《海外恸哭记》，参考滃洲老民《海东逸史》、李聿求《鲁之春秋》等可以确认此事。

① 《南雷诗历》卷1，载《黄梨洲诗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第四节 讲学十七载 创立浙东学派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是在清康熙二年（1663）至十八年即他五十四岁至七十岁这段时间，讲学地点除余姚故居外，主要是在语溪（今浙江桐乡。明称崇德、清改称石门县，俗称语溪）、越中（今浙江绍兴）、海昌（今海宁）、甬上（今浙江宁波市鄞县）等地。二十年间，拜他为师的人多达数百，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正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记：“东之鄞，西至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其讲学情况简述如下：康熙二年四月，黄宗羲应吕留良之请，到语溪设馆讲学，先后寄寓在吕氏梅花阁和吴氏水生草堂。次年二月和十月，又两至语溪，讲学之余，与弟黄宗炎、学生万斯选拜谒了宋代名士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墓，并作《辅潜庵传》。康熙五年，再次在语溪设馆。在此期间，曾与吴之振、吴自牧父子一起选编《宋诗抄》，读遍吴氏藏书，收集了大量资料。自康熙六年以后，他与吕留良关系恶化以致决裂，才不到语溪开讲。

绍兴证人书院自刘宗周去世后停办了二十多年。康熙六年（1670）九月，黄宗羲会合同门学友姜希辙、张应鳌等人，在绍兴恢复了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其后两年，曾数度会讲于此，阐扬老师的学问气节。这期间，他编写了《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答董吴仲论学书》、《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他在讲学中突出提倡怀疑精神，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泛然而轻信”的盲从，实则“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①。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间，黄宗羲曾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并担任主讲人。县令许三礼（字西山）约集不少官员去听讲，黄宗羲告诫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②他在给学生讲授《四书》、《五经》等经典时，鼓励相互辩驳，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③。

在海宁讲学时，黄宗羲向县令许三礼传授了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向陈言扬等传授了中西数学知识。陈言扬在老师启发下写了一部论“勾股定理”的书，黄宗羲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他批评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和浅陋儒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弊端，感慨地说：“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数百年以来精于其学者..不过数人而已。”①他回忆当年避居深山钻研数学时，“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籁籁”②，简直如醉如痴。但学成后，犹如“屠龙之技”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现在看到学生陈言扬有了成就，即将平生所学“尽以相授”，以期祖国数学发扬光大，“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③。

① 《答董吴仲论学书》，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③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①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③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

黄宗羲讲学收效最大者，是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时期。

康熙四年初，甬上（今浙江宁波鄞县）一班崇尚民族气节的名士如万斯大、万斯同、董允瑶、董允璘、陈赤衷、郑梁、范光阳等，将他们早先组织的文社合并为甬上策论会。这一年春，万斯大、万斯同等二十余名策论会成员相约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六年，策论会改名“讲经会”，以讲论《五经》为主题。他们常聚陈赤衷家，讨论经义，簟精竭思，“所谈不出于王霸”④，黄宗羲每至宁波，必赴会讲经。康熙七年三月，他赴甬，弟子们在鄞县广济桥延庆寺等地聚会。在黄宗羲提议下，遂改讲经会为“证人书院”。他在《董吴仲墓志铭》记载此事：“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崇祯十七年）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康熙六年），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甬上之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吴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甬上讲学之士，数百年所创见……风气为之一变。”①书院的地址，据全祖望所记，在“城西之管村，万氏之别业”②，即万氏白云庄。书院自康熙七年创建至十四年结束，前后经历八年。参加讲会的人数估计有百余人。

黄宗羲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讲究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他揭露明代中叶以来讲学的流弊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③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④。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⑤。正因如此，黄宗羲特别强调学者要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先穷经”、“兼令读史”⑥。这对于扫除明末脱离实际的恶劣学风起了极大的作用，“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流弊”⑦，“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⑧。二是宗羲讲学既重经史之学，又重自然科学，包括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在海昌讲学时，向知县许三礼传授了有关《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的知识，还培养了一个精通数学的陈言扬。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家学，在经学、史学、历学、数学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并有专著传世。他的学生万经（万斯大之子）在《寒村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回忆黄宗羲在甬上讲学的情景时说：梨洲弟子对“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励，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

④ 《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① 《黄梨洲文集》页239，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16。

③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④ 《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页232。

⑤ 《留别海昌同学序》，《黄梨洲文集》页477。

⑥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⑦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⑧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

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诸如经学、史学、文学等，也包括自然科学，但以史学成就最显著。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

康熙十八年（1679），黄宗羲停止讲学活动，而全力从事于著书立说。

第五节 著作等身一代大师

黄宗羲在青少年时代曾写过不少应酬唱和的诗文，也写过学术专著，今保存下来的有《西台恸哭记注》（写于崇祯十一年，时二十九岁）、《四明山古迹记》（写于崇祯十五年时三十三岁，原稿五卷，康熙十二年改定为《四明山志》九卷）余皆不见。明朝灭亡的历史事实给黄宗羲以极大震动，于是他开始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经世治国有价值的言论文章。流传后世的梨洲遗著，绝大多数是作于顺治十年（1653 年，时四十四岁）之后，特别是在康熙时写的。著书立说，这是黄宗羲后半生的主要活动内容。顺治十年三月，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宣布取消“监国”称号。九月，黄宗羲写下了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留书》一卷八篇①。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

这表明他著书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为后世立言。

黄宗羲在《留书》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精神。他把清朝说成“伪朝”，把清帝骂作“虏酋”，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治视为“夷狄作乱”，甚至把《宋史》、《元史》的修撰者对辽、金、元政权的承认比作“为虎作伥”②。他在书中总结了明亡教训，认为明朝卫所制度腐败、宦官专政、土地与赋税制度不合理、科举制压抑人才等等，都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也因有“夷狄”作乱，因此提出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而“夷狄”所以能够“乱天下”，又在于秦以后“废封建之罪”①。这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他后来写作《明夷待访录》埋下了伏笔。

时隔十年，即康熙元年至二年，南方抗清斗争相继失败，清朝统治日趋巩固，黄宗羲对于恢复明室已经不抱希望，但他并不承认新皇朝统治的合法性，而认为当时“乱运未终”，治世有待未来。于是他在《留书》八篇基础上，加以扩充，写下了为后世“条具为治大法”的《明夷待访录》②。

① 《留书》八篇的篇名是《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田赋》、《制科》、《将》，旧无刊本，仅有抄本流传下来。今宁波天一阁藏有乾隆年间慈溪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校抄本一种，存录前五篇，后三篇有目无文。经整理标点发表于《文献》1985 年第4 期，并收入《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引文均据天一阁抄本。

② 引文见《留书》中的《封建》、《朋党》、《史》。

① 引文见《留书·封建》。

② 《明夷待访录》原稿应有二卷二十六篇，并曾于康熙十二年刊刻，此板后毁于火。至乾隆年间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重刻此书时，删去了原属《留书》的有着明显反清内容的篇章，故传世刻本均来源于二老阁刻本，仅存一卷二十一篇。被删去未刻的《留书》五篇则以抄本形式流传下来。今存天一阁藏的抄本也系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抄校。

在这部名著中，黄宗羲不再像《留书》那样仅把批判矛头指向腐败的明皇朝和来自“夷狄”的清皇朝，而是指向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他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倾向的政治纲领，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从康熙七年至十四年，黄宗羲经历七个寒暑，披阅千余家文集，编定了规模宏大的《明文案》二百十七卷。他在《明文案序》中申明自己选文的目的是为了发掘有明“三百年人士之精神”，要从“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堆积几案”的千家文集中洗涤“情至之语”。他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认为《明文案》可与前人编的《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媲美，自信“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①。《明文案》编成之时，黄宗羲年已六十六岁，但他仍然不辞劳苦地搜阅明人文集，曾多次长途跋涉到江苏昆山徐乾学家藏书楼（即“传是楼”）看书抄书，前后经历约二十年，终于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八十四岁高龄时将《明文案》扩编成为《明文海》，计四百八十二卷。全书由黄宗羲亲定体例、写定目录，内文由其子弟抄录，宗羲亲作批注。书成以后，宗羲曾对儿子黄百家说：“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②《四库全书总目·〈明文海〉提要》称赞此书“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

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676—1685）间，黄宗羲编撰了另一部学术巨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近百万字。全书分立学案十九个，以王阳明学派为主流，兼述各家各派，记载了明代二百多名学者的事迹、言论和学术思想，是一部系统总结有明一代学术发展演变状况的断代学术思想史专著。他在叙述和评论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和思想倾向时，能做到“分其宗旨，别其源流”③，又注意存录各个案主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④。书成之后，学者纷纷抄传，推崇备至。与宗羲同时代的学者汤斌称赞《明儒学案》“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①。全祖望则称此书为“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②。

继《明儒学案》以后，黄宗羲又着手编著《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但未能完成，而由其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续编而成《宋元学案》一百卷。通过编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黄宗羲不仅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而且确立了以“一本而万殊”的真理论为指导的学术史观③。在哲学理论方面，他批判地总结了宋元明近七百年的理论思维成果，沿着他的老师刘宗周开拓的批评程朱理学、修正阳明心学的路子，在宇宙本原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气统一”论，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④，指出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⑤，“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⑥；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则力图建立他的“理气心性统一”论，说“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同”⑦，又说：“盈天地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⑧他在早些年（顺治年间）所写的《子刘子行状》和《孟子师说》等哲学著作中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受刘宗周的影响比较大。作为一个明朝的“遗民”，黄宗羲感到有责任整理和保存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文献资料，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的借鉴。他除了编选宋、元、明三代的“文案”、“学案”之外，又用了大量精力编辑《明史案》①，完成了《行朝录》②、《弘光实录抄》、《四明山志》等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还编纂了《东浙文统》（已佚）和《黄氏捃残集》等地方文献资料。在宋、元史的整理方面，则纂辑了《宋史丛目补遗》、《续宋文鉴》、《元文抄》（今皆亡佚）等书。他的自著诗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诗历》等也保存了许多可靠的明史资料。

黄宗羲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天文、地理、数学方面钻研颇深，成绩显著。他的自然科学著作计二十余种，较有代表性的是：《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今水经》；《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等，可惜多数已经亡佚了。

黄宗羲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宗教等众多学科。但其著作散亡严重、汇刊不全。旧史家对他的遗著，或者录其要而失其全，或者考辨未精、真伪不分，以致后代以讹传讹，很有详记之必要。

黄宗羲的著作总数有一百十多种，一千三百多卷，二千万字以上。今分类列目如下：1.文选汇编类十八种，存、佚各九种（以下有* 者为佚著）：《明文案》二一七卷，《明文海》四八二卷，《明文授读》六二卷，《姚江逸诗》十五卷，《黄氏捃残集》七卷，《剡源文抄》四卷，《杲堂诗文抄》十三卷，《子刘子学言》二卷，《黄忠端公文集》六卷；《明史案》二四四卷*，《宋元文案》若干卷，《宋集略》若干卷*，《元集略》若干卷*，《宋史丛目补遗》三卷*，《续宋文鉴》若干卷*，《宋诗抄》若干卷*，《元文抄》若干卷*，《正气录》一卷*；2.专著类六十八种，存二十八种，佚四十种：《留书》一卷，《明夷待访录》二卷（今存一卷），《破邪论》一卷，《汰存录》一卷，《易学象数论》六卷，《深衣考》一卷，《子刘子行状》二卷，《孟子师说》二卷（今分七卷），《思旧录》二卷（今存一卷），《黄氏家录》一卷，《葬制或问》一篇，《梨洲末命》一篇，《明儒学案》六二卷，《宋元学案》一○○卷（初由宗羲主编，未成书，后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王梓材校定），《弘光实录抄》四卷，《行朝录》三卷（分《隆武纪年》、《赣州失事》、《绍武争立》、《鲁纪年》、《舟山兴废》、《日本乞师》、《四明山寨》、《赐姓始末》十篇，《海外恸哭记》一卷，《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树引注》一卷，《金石要例》一卷）、《历代甲子考》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匡庐游录》一卷，《今水经》一卷，《授时历故》一卷（今本四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洋历法假如》一卷，《新推交食法》一卷（今本二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书随笔》一卷*，《四书私说》一卷*，《六家耆法》六卷*，《理学录》一卷*，《二程学案》二卷*，《倒戈录》一卷*，《虐征录》一卷*，《邪氛录》一卷*，《明季灾异录》一卷*，《从政录》一卷*，《蕺山同志考》一卷*，《姚江琐事》二卷*，《东浙文统》若干卷*，《明史条例》一篇*，《纬书》若干卷*，《三史》若干卷*，《续时略》若干卷*，《姚江文略》若干卷*，《姚江诗略》若干卷*，《补唐诗人传》一卷*，《四明山古迹记》五卷*，《台宕纪游》一卷（一名《台雁笔记》）*，《读龟山先生字说辨》一卷*，《天一阁书目》若干卷*，《律吕新义》二卷*，《黄氏丧服制》一卷*，《自著年谱》一卷*，《忠端公祠中神弦曲》一卷*，《春秋日食历》一卷*，《回回历法假如》一卷*，《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一卷*，《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大统历法辨》一卷*，《时宪历法解》一卷*，《气运算法》一卷*，《勾股图说》一卷*，《开方命算》一卷*，《测圆要义》一卷*，《割圆八线解》一卷*；3.自著诗文集类二十六种，存十八种，佚八种①：《南雷文案》十卷外一卷，《吾悔集》（即《南雷续文案》）四卷，《撰杖集》（即《南雷文案三刻》）一卷，《南雷文定》五种（《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五集》四卷，末一种又名《病榻集》、《病榻随笔》）二七卷，《南雷杂著》一卷，《南雷余集》一卷（又名《南雷集外文》），《南雷文抄》（郑祏抄本）三卷，《南雷文抄》（梨洲门人抄本）一卷，《南雷文约》四卷，《南雷诗历》三种（分三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匡庐行脚诗》一卷；《始学庵集》若干卷*，《庚戌集》若干卷*，《蜀山集》若干卷*，《老柳集》（庚寅至乙未年诗集）一卷*，《杏殇集》（丙申年诗集）一卷*，《金罍集》（丁酉、戊戌年诗集）一卷*，《露车集》（壬寅年诗集）一卷*，《心断集》（癸卯年诗集）一卷*，《吴艇集》（甲辰年诗集）一卷*②。

此外，尚有不少诗文散存于清人诗文集和《竹桥黄氏宗谱》等书，足见宗羲著述之丰了。

③ 《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① 《明文案序上》载《黄梨洲文集》页388，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③ 《明儒学案·自序》。

④ 《明儒学案发凡》。

① 汤斌：《与黄太冲书》，载《南雷文定》三集“附录”。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 见郑性二老阁刻本《明儒学案发凡》。

④ 《梨洲太极图讲义》，载《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下》。

⑤ 《明儒学案》卷44《诸儒学案上二》。

⑥ 《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上》。

⑦ 《明儒学案》卷47，《诸儒学案中一》。

⑧ 《明儒学案改本序》，载《南雷文定五集》卷一。

① 根据钱林《文献征存录》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邓实《国粹丛书〈行朝录〉后序》的记载分析，《明史案》有244 卷，类似草创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录》3 卷和《海外恸哭记》1 卷。但《明史案》原书已散佚，今难确考。

② 根据钱林《文献征存录》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邓实《国粹丛书〈行朝录〉后序》的记载分析，《明史案》有244 卷，类似草创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录》3 卷和《海外恸哭记》1 卷。但《明史案》原书已散佚，今难确考。

① 自著诗文集种类虽多，但多为重复结集，其主要文集是《南雷文定》，诗集是《南雷诗历》，但诸本卷数、篇目均有异同处，故仍分别列出。

② 以上六种诗集虽未见传本，但其主要的当已收入《南雷诗历》，故前人多不著录，目见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

第六节 晚年顺清 寿逾八旬

黄宗羲在后半生虽然主要从事于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他同清廷的关系，由对抗、不合作到基本顺从，这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意识的变化。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但在康熙时代，清朝的政权日益巩固，康熙帝玄烨对顺治时期的暴力镇压政策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为主的政策，这无疑对黄宗羲的言行起着一定的影响。

康熙十六年（1677），侍读学土叶方蔼赋五古长诗一首，交董允瑶带给黄宗羲，诗中有“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①之句，意在规劝黄宗羲结束隐逸生活，出来为清廷效力。黄宗羲即次其韵答诗一首，称“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②，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①。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②，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对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③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在保持“遗民气节”问题上，进入晚年的黄宗羲，一方面极力称赞“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④，表彰诸如汪沨、谢泰阶等明遗民不仕清廷的气节，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闭眼不看现实而采取与世毫无干涉的绝对隐居生活，所以，他所谓的遗民标准，是本身“止于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废“当世之务”的“得中”之士⑤，他认为那些“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⑥。他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为自己的处世态度辩护说：“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①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黄宗羲不仅和许多“胜国遗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员时相过从，或书信往来，或登门拜访。例如，他同“昆山三徐”（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关系十分密切，徐乾学、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与黄宗羲互致书信，诗歌唱和，徐秉义曾至余姚拜访黄宗羲。黄宗羲也曾几次至昆山拜访徐氏兄弟，还请徐乾学为其父黄尊素祠撰写碑铭。徐元文病逝，黄宗羲写下了《哭相国徐立斋先生》的五古长诗，表示痛悼之意②。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变化。他写道：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③又说：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④在此信中，黄宗羲改变了他曾告诫万斯同“太平有策莫轻题”的态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治安策，并寄希望于徐乾学式的“真儒实学，居上而激扬之”①。

除与徐氏兄弟交往频繁之外，黄宗羲与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响的官员如张玉书、汤斌、叶方蔼、许三礼、朱彝尊等都有交往，与先仕明、后仕清的钱谦益关系也很密切。他在晚年为人撰写的碑铭传状和致友人书中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称清朝为“国朝”、清军为“王师”，并从使用干支纪年到采用顺治、康熙等年号，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②。这些事实，如完全站在明遗民的立场上看，确可谓梨洲“晚节有亏”。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因为当其晚年，复明已绝对无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又确实值得称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

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

① 《黄梨洲诗集》页66，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南雷诗历》卷4，《次叶叶讱庵太史韵》，载《黄梨洲诗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① 《与陈介眉庶常书》，载《黄梨洲文集》页464、465。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② 《南雷诗历》卷2，《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载《黄梨洲诗集》页70。③ 《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黄梨洲文集》页465。

④ 《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⑤ 《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⑥ 《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① 《黄梨洲文集》页128。

② 诗载康熙四十二年黄炳编刊之《黄氏续录》卷4，又见民国十五年刻《竹桥黄氏宗谱》卷13。③ 《与徐乾学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明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① 《与徐乾学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明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② 《董在中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页238；参阅同书《太垣靳公传》、《姜定庵小传》、《周节妇传》、《陈夔献墓志铭》、《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等文。

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萃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 年8 月12 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①。这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移风易俗的勇气。

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这也可说是他自己的“盖棺定论”了。从黄宗羲一生业绩看，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著作家的历史地位，确实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① 转引自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② 转引自万承勋《冰雪集》刻本《哭黄梨洲先生》诗注。万承勋，浙江鄞县人，字开远，号西郭，清初史学家万言之子，为梨洲门人之一，但声名不著。

谢选骏指出：黄宗羲晚年顺清，谄媚伪帝康熙——虽然寿逾八旬，其实冒领大名，究竟猪狗不如也。他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有此终极污点，真是太太太可惜了！因为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的真的信吗？还算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