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2年4月30日星期六

谢选骏:“小国时代”的革命决议



《革命性的决议!联合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22-04-29 FT金融时报)报道:


曹辛评论文章: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


本周,联合国诞生了一个与安理会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并列的新表决机制:4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后,联大必须自动在十个工作日内召开正式会议,就成员国是否支持常任理事国行使的否决权进行辩论;同时也供该常任理事国对其行使“一票否决权”的行为做出解释。


类似的行动以往联合国也有过,但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属于自动触发性启动的性质,这使得联大召开会议的行动具有强制性,同时由于联合国大会代表了联合国全体成员,因而其会议决议客观上具有广泛的、道义上的约束力。由此,联合国实际上拥有了双重表决机制,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法律性质的表决机制,以及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


削弱五常权威和权力


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上述新机制而言,它的实质就是要削弱安理会五常的权力和权威。它实际上由美国发动,其当前的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


之所以说联大的这个新决议是美国发起、而且其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是因为迄今为止,美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公开支持这个决议的国家。而且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联大支持这一决议的国家,也是奔着支持美国的目的而来的。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俄乌战争后,美国便利用联合国的平台对俄罗斯发难,此前还一直想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没能得逞,于是现在就另辟蹊径,从架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下手。这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美国行为的反应中也能看出端倪,拉夫罗夫称“美国和其盟友正在迫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贬值’”,而且其反击矛头主要只针对美国。


美国上述行为的实质目的有二:首先是利用联合国全体成员大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形成道义上的强大力量,迫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投出“一票否决权”时付出法国媒体所称的“更高的政治代价”,继而实际上削弱和限制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和权威。这使得以后常任理事国在投反对票时,必须要慎而又慎,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处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监督的状态,如此,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实际上就受到削弱乃至限制了。


美国此番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联合国大会另建一个与安理会并列的新的“群”和平台,继而在联合国建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权力中心。因为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其所实际拥有的软、硬实力是客观存在的,很容易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可以预判,当美国想否定或者贬低某大国的“一票否决权”时,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新表决机制,对该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或否定、或声讨,而如果该常任理事国向大会做说明,则实际上就已经陷入被集体责问、批判和声讨的地位了,因为从任何会议组织形式的实质来说,制度性的公开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声讨和批判大会。这一切,会让相关行使“一票否决权”的国家陷入高度被动之中。而如果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为大会否定,按照美国的理解,至少运作大会成员的几率会大很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美国本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仍然运作联合国大会,成功建立了这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表决机制,而且对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的表决机制是一个很大的掣肘。未来联合国的管理,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


时代潮流大趋势的产物


此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的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也表明了广大中小国家对大国博弈波及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稳定,使世界动荡不安的强烈不满。因此,联合国大会这种参与性广泛的表决机制和平台颇受中小国家的欢迎,这使得最终决议顺利通过。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联大4月26日通过的决议,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不能立即生效。而且,当联合国大会就某安全理事会行使“一票否决权”进行辩论时,该常任理事国不可以再行使“一票否决权”。有舆论认为:这等于使“一票否决权”失去了大半意义,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这种担心可能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另一方面说,它却是民主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机制未来可能对相关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有几点应该明确:


首先,中国不是在联合国使用“一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使用这项权力最多的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其次是美国。


另外,就联合国大会要靠投票数解决问题的特点来说,中国有自己的长处,这就是: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广泛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种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不一定很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华在发言中,也没有反对该决议,而是肯定了联合国大会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政策审议和决策机构,支持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授权履行职责,发挥积极和重要作用,也赞成对于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导致安理会在事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不能采取行动时,支持会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平台上进行讨论,只是对程序问题和能否达到目的表示了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制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特别有利于德国、日本、印度这样的正在兴起的中等强国,而这对未来安理会的改革将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至于俄罗斯,将因为这个新的表决机制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结束前。这应该也是美国的目的。


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网民嚎叫:


g2j2 2022年04月29日 11:40

拜登胡搞,联合国发达国家四十多个,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74个,其它国家93个。联合国是二战胜者俱乐部,不能搞成民主制。必须请回中华民国,恢复中华民国的常任席位;苏联的席位应该由前苏联国家投票推选一个国家担任,或者俄乌两国轮流担任。

buleguy 2022年04月29日 10:08

尼玛的,美国出兵伊拉克鸟你安理会决议吗?安理会算个屁!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绕过安理会”出兵伊拉克,出兵科索沃。所以这就是个幌子,美国要搞你,安理会算个鸟,就是一坨屎。

a9785 2022年04月29日 09:50

是好事,大家平等。

韩健思 2022年04月29日 08:34

好,搬石头砸脚,不知砸谁的脚。以后针对以色列的联大提案,再也看不到那个动用一票否决而不用任何解释的情况发生了@


谢选骏指出:什么“革命性的决议”——只不过落实了谢选骏的“小国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发表)的宣言罢了!这个先见的十五周年,是天才的显现——现在的联合国决议,不过是“落实了小国时代的决议”罢了。它的本身,哪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呢?尤其考虑到,谢选骏的根本思想是——废除联合国体制,建立全球政府!

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

谢选骏:苏联就是纳粹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报道:


许多研究者做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其中他们考虑过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否相近或不同、这些结论怎样影响人们对20世纪历史的理解、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以及为何两者在同一时期声名显赫的问题。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被争论过。[1]20世纪期间,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性的话题。这两种制度被认为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西方大不相同,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两者间的不同被缩小。[2]汉娜·阿伦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对这一“极权主义”解读的著名拥护者。[3]极权主义模式在1970年代被从现代化方面理解苏联的政治学家挑战,[4]还有功能主义学派历史学者马丁·布罗萨特和汉斯·莫姆森,二者提出纳粹体制太混乱而不被认为是极权主义。[5][6]被冷战期间政治学者的理论基础主导的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现在接近于实证研究的基础,由于大量可以获得的信息。然而这仍然是被学术研究忽略的领域。[7]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相似性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名言称共产党人是“红色纳粹党人”,[8]而且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

虽然纳粹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频繁表现出只有苏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同路者的认同。[9]阿道夫·希特勒仰慕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0]许多场合希特勒公开赞扬斯大林,而且他明确评述斯大林寻求清除苏联共产党中的犹太人影响,尤其是清洗列夫·托洛茨基、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列夫·加米涅夫、卡尔·拉狄克之类的犹太人党员。[11]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彼此强调乌托邦式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生殖方面。[12]这一强调,并不是唯一的,在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尝试优生学的情况下,而且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理想截然不同。[12]关键的相似之处在于生育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联系。[13]然而两种制度之间的观点上有重大差异。斯大林的苏联从不官方支持像纳粹那样做的优生学——苏联政府称优生学为“法西斯科学”——即使尽管事实上苏联有优生学家。同样两种制度对家庭与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观点——纳粹主义提倡一个男性持家的家庭,而斯大林主义提倡两个工薪阶层的家庭。[14]


纳粹德国、苏联和法西斯意大利都高度集中于低出生率。[15]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生育政策通过他们的医疗体系主管——两种制度都视医疗为发展他们设计的新社会的支柱。[16]当时苏联从头设计公共医疗体系,纳粹德国基于德国从1883年起由奥托·冯·俾斯麦的法案发展起来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公共医疗程序的已有的公共医疗体系。[16]纳粹注重德国的医疗体系以推行纳粹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组成部分,并且把已有的志愿的和政府公益机关替换成新的迎合种族卫生及其他纳粹意识形态的成分的机关。[17]


共产党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20年随着俄罗斯优生学院的建立而接受优生学,次年建立苏联科学院优生局。[18]


政治暴力和暴力社会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在运用大规模暴力。[19]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都运用国家机关领导集中营——苏联的NKVD和纳粹党卫军。[19]两种体制都以排外思想为基础实行暴力反对少数族群——纳粹的排外暴力明目张胆但解释成反对“不合群的”元素,而斯大林主义的排外暴力掩饰成反对“危害社会的”元素——那就是针对散居的民族的术语。[20]


斯大林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是暴力社会,那里大规模暴力都受国家认可,如1937至1938年苏联大清洗和纳粹德国及其二战期间占领区的大屠杀。[21]斯大林苏联建立了包含有犯罪前科者、罪犯、无业流民、剥夺选举权者及“反阶级成分”在内的“危害社会的”或者“社会危险”者被驱逐进去的“特别定居点”。[22]“特别定居点”大量设置在西伯利亚、北极、乌拉尔山区或其他不宜居住的地区。[23]1933年7月,苏联以他们的种族划分为基础有效地大规模逮捕了5000名罗姆人,他们在那一月被驱逐到西西伯利亚的“特别定居点”。[23]1935年,苏联逮捕了160,000无家可归的人和少年犯并把大多数送到NKVD劳改营实施强制劳动。[24]


与纳粹主义相似,斯大林主义事实上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在苏联实行种族驱逐,有总共3百万苏联公民被处以基于种族的重新安置。[25]第一次大的种族驱逐发生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其间60,000名库班哥萨克受整个集体的刑事指控为对抗社会主义与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流合污。[26]从1935年到1936年,苏联驱逐了居住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裔和德裔苏联公民,以及苏芬边界上的芬兰裔苏联公民。[26]1935年到1936年的这些驱逐影响了上万户家庭。[26]从1937年9月到10月,苏联当局从远东地区把朝鲜人驱逐到日占朝鲜。[26]苏联当局宣称这一地区是“日本人耕种的肥沃土壤”——意味着苏联怀疑朝鲜人可能暗中和日军联手统一日占朝鲜。[26]超过170,000名朝鲜人从1937年9月到10月被驱逐到苏联中亚部分的偏远地区。这些基于种族的驱逐反应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怀疑这些人对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敏感,以及基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苏联排外主义”新趋势。[26]


1941年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后,苏联发起了另一个大规模的种族驱逐。第一个以苏联德意志人为目标,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间,900,000人——超过已有苏联德意志人社群的70%——在大规模行动中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27]第二波大规模的种族驱逐发生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间,其中苏联当局驱逐六个族群(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和卡尔梅克人)计有900,000人。[28]二战间及之后还有小规模涉及种族清洗和散居民族的行动,其中数万名克里米亚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伊朗人、肯什人、库尔德人和美斯可黑田突厥人从黑海和外高加索边境地区被驱逐。[28]


两个少数民族受到斯大林的苏联特别针对性的迫害,就是车臣人和印古什人。[28]不像其他会被怀疑拥有外国国籍而与之相联系的民族,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完全是苏联本土民族。[28]相反,苏联宣称这些人的文化不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适应——像是因与“土匪主义”的联系而逮捕车臣人——并且宣称苏联必须介入以“再造”和“改革”他们的文化。[28]事实上这意味着实行全副武装的惩罚性行动反对车臣“土匪”未能实现其强迫同化,导致苏联当局1944年做出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从高加索逮捕超过500,000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以“解除”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占人口30%)。[29]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驱逐也造成上千人的彻底的大屠杀,以及针对被驱逐者的恶劣条件——他们被送进拆封的火车厢里,在乎没有任何食物的四周的行程里许多人因为饥饿和虚脱而死。[30]


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纳粹德国把布列斯特控制权移交给苏联,期间在斯大林像面前交谈的德苏两国士兵。


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驱逐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纳粹德国清洗种族以使德国人迁入被清洗的区域,斯大林的苏联推行种族清洗为了从战略上重要的地区清除少数民族。[31]


集中营


恩斯特·诺尔特、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及其他历史学家于1980年代的作品对比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并且指出苏联和纳粹德国集中营体系的共同之处。[32]


玛加蕾特·布贝-诺伊曼在她从共产(1937-1940)和纳粹(1940-1945)集中营的回忆录中发现两者统治的方法非常相似。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释放之后她总结了以下观察:[33]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这些罪状之间,依我之见,只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当然,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一开始就是正面的,而且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是正面的;的确,从它的起源及其开始后,犯罪就在其目的和程序之中。我不知道是否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已经包含了基本错误,或者仅仅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实践背叛了原始的思想并在苏联建立起一种法西斯主义。[34]


创造“新人”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共用一种创造“新人”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把“资产阶级”的世界定义为落伍的旧世界,而且都完全拒绝自由主义,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他们追寻创建新的、思想偏狭的现代社会。[35][36]对新人的这一观点在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斯大林主义想像新人必然涉及全人类的解放——一个全球的和无民族性的目标,而纳粹想像新人是能在欧洲组织新的种族结构的优等民族。[35]两种体系都大量运用政治宣传,还有斯大林重塑新“苏联人”的尝试。[37]


军国主义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展现出军国主义。[38]都把重点放在创立“党军”,就此而言苏联的政治委员与1943年引入的“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相当。[9]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不同


社会主义


历史学家柯南·费舍尔(Conan Fischer)指出被看作与形容词“国家”分不开的纳粹是在真挚的使用形容词“社会主义”,而且意味着那是优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下层社会和被压迫的寻求正义和平等权”的社会主义。[39]然而两者意识形态都赞成“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列宁只是在它进入意大利后接受的。[9]


再者,在希特勒出于“战术”原因慷慨激昂宣称带着社会主义陈词滥调的1920年党纲“不可动摇”的时候,事实上“许多党的程序的段落明显不过是在他们处于恶劣的困境并且认同激进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的时候煽动性的吸引下层的情绪……例如,11点……12点……国有化……16点……公社化……投给仍在坚持的德雷克斯勒和菲德尔,他们明显很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40]实际行动中,这类观点更多是口号,“其中大多数随着党获得权力而被遗忘……纳粹领导人自己后来就为有些人仍在坚持其中的一些而尴尬。”[40]同时斯大林坚持他的完成国家的国有化和公社化的实践。


两种方式的比较


两种体制的一些特性都被认为是两者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两种制度的暴行


《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特凡·库尔图瓦指出纳粹体制承袭了出自苏联的镇压体系,尤其是从古拉格体系,以及苏联肃反时期与纳粹政策相似的地方。库尔图瓦认为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略有不同的极权主义体系。他声称“最近,试图把纳粹的大屠杀定义为唯一的暴行的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专注已经阻碍了其他发生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可比较的级别的事件的评价”。库尔图瓦声称“对‘阶级’的清洗很可能相当于对‘种族’的清洗,而且在苏联饥荒中孩子的饿死”“等同于”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儿童的饿死。[41]


库尔图瓦的的观点受到安妮特·维维奥卡的反驳,他宣称库尔图瓦试图以共产主义的纪念替代纳粹罪行的纪念,并且取代纳粹暴行的解释。[42]历史学家阿米亚·威拿(Amir Weiner)反对库尔图瓦的解释。他指出“第三帝国的四年灭绝机器,仅仅因为战败而终止,仍然超过其他任何灾害,即使在牺牲人数成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时候”,而且俄国的农民“没有像纳粹世界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类型那样的完全成为灭绝的目标”。威拿宣称纳粹和苏联的比较是有瑕疵的,因为“在斯大林的继任者打开古拉格的大门的时候,他们允许3百万囚犯回家。当盟国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们发现上千瘦骨嶙峋的人苟延残喘等待着他们被不可避免的处死”。[43]


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蒂芬·罗斯非尔德使用术语“Red Holocaust”作为表示共产党政权镇压的术语。[44][45]


有关这一比较的历史和学术成果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被相互比较有着很长时间的传统。192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党魁赫尔曼·米勒的领导下,接受了“红色等于褐色”的观点,也就是说共产党和纳粹党表现出了对自由民主制的相同的威胁。[46]1930年代,库尔特·舒马赫极好地评述了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他指出立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的德国共产党是“涂成红色的纳粹党”。[47]这一比较被苏联政府高度发展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包括德国共产党)影射,根据这个理论,社会民主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许多形式的一种,还有纳粹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48]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描述并分析了20世纪的两大极权主义运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她总结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极权运动,寻求清除所有对国家权力的约束。[49]


研究机构


有多个研究机构集中于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析,以及对比性的研究,包括德国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所、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和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


在现代政治中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长期引起政治争议,[50][51],并导致1980年代德国历史学界的纠纷。[52] 这一争自从苏联的倒台及欧盟向前苏联国家扩展以来仍在继续,产生了诸如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及诸多与此相关的宣言,主要受到大多数受过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欧盟成员国支持。


东欧剧变后,像欧盟和欧安组织之类的欧洲实体越来越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或者有时是更广泛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看作是极权主义的两种可比较的形式。越来越多的努力把两者在纪念馆、公共纪念碑以及纪念日、纪念活动中联系起来。


2008年捷克政府发起并由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签署的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被称作“关于极权主义统治,尤其是共产主义统治罪行的共同接近方式”以及用于“全欧洲达到认识纳粹和共产极权统治都通过他们自己在他们系统性运用极端形式的恐怖、压制所有公民和人权自由、发动侵略战争和消灭和驱逐整个国家和人口中的群体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中的骇人听闻的功过判断为毁灭性的;而且由此应该被认作是摧残20世纪的主要灾难”。[53]


希腊共产党反对布拉格宣言并批判为“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政治人员主导的新升级的反共癔病。”[54]不列颠共产党认为布拉格宣言“是反动历史学家的持续性的鞭尸尝试来给苏联共产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画上等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罗伯特·康奎斯特旧的诽谤遥相呼应。”[55]


“承认纳粹大屠杀唯一性”的欧安组织(OSCE)维尔纽斯宣言,称“20世纪欧洲国家经历了两大极权统治,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带来了种族清洗、人权及自由的侵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56]《经济学人》指出“虽然俄罗斯抗议,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邪恶”但是指出“辩论不会改变世界:议会仅仅是欧安组织56个成员一边的空谈俱乐部。其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57]


2009年起,欧盟官方纪念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58]2008年由欧洲议会宣布,[58]并于2009年由欧安组织批准,[59]并被一些国家官方称作黑丝带日(包括加拿大)。[60]


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格特·珀特林指出“两个极权主义体系(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相提并论且骇人听闻的”。[61]


在一些东欧国家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行已被明令禁止,而且捷克前外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指出“极权主义制度被相同的标准衡量存在根本上的忧虑”。[62]然而,欧盟委员会拒绝了欧盟范围类似的法案请求,由于缺乏成员国的一致认同。[63]


欧盟建立了最初由布拉格宣言提出的教育计划欧洲纪念和良心平台,以推进欧洲范围内对极权主义罪行的平等评估。一些欧盟成员国建立了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评估极权主义罪行的工作,描绘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或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平行线。这些包括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立陶宛纳粹及苏联占领统治罪行评估国际委员会和匈牙利恐怖之屋博物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参与的团体欧洲历史和解组建立以推动欧盟范围内公众了解所有极权主义统治的罪行。


俄罗斯立法机关接受的一份声明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是“对所有反法西斯运动的老兵、纳粹大屠杀殉难者、集中营囚犯和上千万人……为了反抗纳粹反人类的种族理论的斗争中牺牲的生命的亵渎”。[64]


参见

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极权主义

党国体制

苏维埃的故事

血色土地

参考文献

引用

 Geyer (2009). p. 18.

 Geyer (2009). p. 16.

 Geyer, p. 4-9

 Geyer (2009). p. 7.

 Geyer (2009). p. 5.

 Lorenz, Chris "Broszat, Martin" pages 143-144 from The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Volume 1, edited by Kelly Boyd,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age 143; Kerhsaw, Ian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London: Arnold Press, 2000 pages 45-46; Menke, Martin "Mommsen, Hans" pages 826-827 from The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edited by Kelly Boyd, Volume 2,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ing, 1999

 Geyer (2009). p. 19.

 Giangreco, D.M and Griffin, Robert E. (1988) Airbridge to Berlin --- The Berlin Crisis of 1948, its Origins and Aftermath section reproduced in the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ccessed 24 Aug 2013.

 Payne (1983). p. 103.

 François Furet.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SA; London, England, UK: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0-226-27340-7. Pp. 191-192.

 François Furet.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SA; London, England, UK: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0-226-27340-7. Pp. 191.

 Geyer (2009). p. 87.

 Geyer (2009). p. 88.

 Geyer (2009). p. 90.

 Geyer (2009). pp. 83-97.

 Geyer (2009). p. 98.

 Geyer (2009). pp. 98-99.

 Geyer (2009). p. 102.

 Geyer (2009). p. 133.

 Geyer (2009). p. 135.

 Geyer (2009).Pp. 135, 139-151.

 Geyer (2009).Pp. 139-140.

 Geyer (2009). p. 140.

 Geyer (2009). p. 141.

 Geyer (2009). pp. 157-158.

 Geyer (2009). p. 158.

 Geyer (2009). pp. 158-159.

 Geyer (2009). p. 159.

 Geyer (2009). pp. 159-160.

 Geyer (2009). p. 160.

 Geyer (2009). p. 161.

 Thomas F. Banchoff. The German problem transformed: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45-1995.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99. p.118

 Margarete Buber-Neumann. Under Two Dictators. Prisoner of Stalin and Hitler. 2008. ISBN 978-1-84595-102-3.

 原文:Between the misdeeds of Hitler and those of Stalin, in my opinion, there exists only a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To be sure, Communism as an idea was originally positive,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ver was positive; it was, since its origin and from its beginning, criminal in its aims and its programme. I don't know if the Communist idea, if its theory, already contained a basic fault or if only the Soviet practice under Stalin betrayed the original idea and esta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a kind of Fascism.

 Michael Geyer and Sheila Fitzpatrick. "The New Man in Stalinis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by Peter Fritsche and Jochen Hellbeck,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New York, New York, USA: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9. Pp. 302.

 Heller, Mikhail. Cogs in the Wheel: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 Alfred A. Knopf. 1988. ISBN 978-0394569260.

 Kol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ISBN 978-0393329438.

 Michael Waller, Andrew Linklater. Political Loyalty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England, UK; New York, New York, USA: Routledge, 2003. Pp. 76.

 Conan Fischer, The Rise of the Nazis,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0-7190-6067-2. p. 53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3 ed.,1960).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41 [30 August 2011]. ISBN 0-671-72868-7.

 Courtois, Stéphane (编).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0-674-07608-7.

 Richard Joseph Golsan. French wri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licity: crises of democracy in the 1940s and 1990s. JHU Press, 2006. p.150

 Amir Weine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2, No. 3 (Winter, 2002), pp. 450-452

 Möller, Horst. Der rote Holocaust und die Deutschen. Die Debatte um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 Piper Verlag. 1999. ISBN 978-3-492-04119-5.

 Rosefielde, Steven. Red Holocaust. Routledge. 2009. ISBN 978-0-415-77757-5.

 Adelheid von Saldern,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German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1890-1960,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0-472-10986-3, p. 78

 Richter, Michael. Die doppelte Diktatur. Erfahrungen mit Diktatur in der DDR und Auswirkungen auf das Verhältnis zur Diktatur heute. Besier, Gerhard; Stoklosa, Katarzyna (编). Lasten diktatorischer Vergangenheit, Herausforderungen demokratischer Gegenwart. Mittel- und Ostmitteleuropastudien. Münster: LIT Verlag. 2006: 202. ISBN 3-8258-8789-8.

 Horst Ehmke, Mittendrin: von der grossen Koalition zur deutschen Einheit, Rowohlt, 1994, ISBN 3-87134-089-8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chocken Books, 1951

 Kershaw pp3

 Fleck,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publics: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Ashgate. 2008: 112. ISBN 978-0-7546-7540-2.

 Lévy pp76

 Prague Declaration - Declaration Text.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on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3 June 2008 [28 January 2010].

 Statement-condemnation of the escalation of the anti-communist hysteria by the EU. 希腊共产党. 2011-02-03 [2011-05-16].

 CP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ague Declaration. 不列颠共产党. 13 February 2010 [2011-05-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6).

 Vilnius Declaration of the OSC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and resolutions adopted at the eighteenth annual session (PDF).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PA). 29 June to 3 July 2009 [2011-05-14].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12-30).

 Partners in crime. 经济学人. 9 July 2009 [22 January 2012].

 President Jerzy Buzek on the European Day of Remembrance for Victims of Stalinism and Nazism. 欧洲议会. [2011-0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3).

 Resolution on Stalin riles Russia, BBC

 Daniel Proussalidis. Victims of totalitarianism remembered. Toronto Sun. 2011-08-23 [2011-08-23].

 Baltic States opened Western Europe's eyes on Soviet Union totalitarianism -- EP chairman in Vilnius. BNS. 2009-04-28 [2011-0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4).

 Czech Foreign Minister: Denial of communist crimes like denial of Nazi crimes. Romea.cz. [2011-0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0).

 Phillips, Leigh. EU rejects eastern states' call to outlaw denial of crimes by communist regimes. London: The Guardian. 2010-12-21 [17 May 2011].

 Russian MPs call on world to suppress attempts to revive Nazi ideology. Russia Today. 2010-10-24 [2015-04-13].

来源

书籍

Přibáň, Jiří. Legal symbolism: on law, time and European identity. Ashgate. 2007: 154. ISBN 978-0-7546-7073-5.

Kershaw, Ian; Moshé Lewin.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 ISBN 978-0-521-56521-9. doi:10.1017/CBO9780511815775.

Furet, François; Ernst Nolte. Fascism and communism. U of Nebraska Press. 2001. ISBN 978-0-8032-1995-3.

Rousso, Henry; Richard Joseph Golsan. Stalinism and nazism: history and memory compared. U of Nebraska Press. 2004. ISBN 978-0-8032-9000-6.

Geyer, Michael; Sheila Fitzpatrick.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0-521-72397-8. doi:10.1017/CBO9780511802652.

Farmer, Sarah. Symbols that Face Two Ways: Commemorating the Victims of Nazism and Stalinism at Buchenwald and Sachsenhausen. Representations; Special Issue: Identifying Histories: Eastern Europe Before and After 1989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5, (49). JSTOR 2928751.

Lévy, Daniel. Sznaider, Natan (2005) The Holocaust and Memory in the Global Age 天普大学出版社 ISBN 978-1-59213-276-8

查论编

欧洲1989年以后的去共化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官方听证会、决议及声明

欧洲理事会第1481号决议 (2006)极权主义政权罪行欧洲公开听证会(2008)关于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2008)欧洲议会2008年8月23日声明--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欧洲公共听证会 (2009)欧洲议会关于良知和极权主义决议(2009)欧安组织维尔纽斯宣言 (2009)共产主义罪行宣言 (2010)欧盟斯德哥尔摩计划 (2010–2015)欧盟华沙宣言 (2011)

Anticommunist Logo.svg

纪念与教育

欧洲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8月23日欧洲记忆和良知平台(2011)

立法

共产主义罪行(1998提出)共党政权非法性及对其反抗法案匈牙利2011新宪法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

关键概念

除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机构

共产主义罪行记录与调查办公室极权主义政权研究院国家记忆研究院共产主义罪行信息学院恐怖之屋史塔西档案联邦专员柏林-霍恩申豪森纪念馆欧洲历史和解集团爱沙尼亚调查反人类罪国际委员会立陶宛大屠杀与抵抗研究中心立陶宛评估纳粹与苏联占领政权罪行国际委员会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罪行调查院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院

媒体材料

《共产主义黑皮书》 (1997)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纪录片) (2004)苏维埃的故事(纪录片,2008)《赤地-希特勒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 (2010)


谢选骏指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产物,希特勒曾经加入过德国共产党——苏联就是纳粹的起源,纳粹是苏联的继续。所以希特勒和斯大林才会缔结同盟协议,一起瓜分了波兰和东欧。而英美竟然容纳了这个强盗协议,不仅把东欧分给了斯大林,而且还搭上了蒙古和中国!这都是罗斯福的瘸腿和邱吉尔的烟枪给害的!


《二战时期,希特勒如果不先攻打苏联,是否能改变失败的结局?》(2020-02-11 搜狐)报道:


插进肉体中的刀子可以拔出来,可插进心中的恐惧却难以根除。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 世界人民却还是无法忘记对希特勒以及法西斯国家的恐惧。


在很多人看来,在二战期间,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希特勒的战略失误,不该同时和西线东线同时作战,不该先招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才导致德国军队深陷苏联泥潭,精兵损失殆尽,整个欧洲战局向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覆灭。


但事实上,打苏联其实并没错。以当时德国际环境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除非希特勒放弃扩张,放弃侵略,主动求和。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初因为《凡尔赛条约》的制裁,不仅让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而且承受了太多的赔款,导致德国经济受到重创,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此背景下,希特勒对德国民众说,让我干吧,我不仅可以给你们面包,给你工作,还能给你们自由,拿回德国在一战后失去的一切,让德意志民族当欧洲老大。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经济真的复苏了,起死回生了。主要原因就是扩军、备战刺激了经济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增长是短暂的,要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必须要继续战争以保持经济增长,对外才能开拓市场,攫取资源,换言之只能靠对外侵略。


谢选骏指出:纳粹进攻苏联,不是无端侵略,只是落实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中承诺过的事项——

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苏维埃政权终止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状态;

2、苏维埃政权军队全面复员,海军军舰驶回海港并解除武装;

3、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王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并有义务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立即缔结和约;

4、苏维埃政权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库尔兰(今拉脱维亚西部)、俄属波兰等地割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上述各地今后之政治状态,仅德奥二国有权决定;

苏维埃政权将沙皇俄国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占领的阿达罕、卡尔斯、巴统等地区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5、苏维埃政权拆除阿兰群岛上所有防御工事,其未来地位由德奥瑞芬四国共同决定。

6、此外,在1918年8月27日时于柏林所签订之补充条款中尚规定苏维埃政权需给付德国60亿马克赔款,分五期偿还。

由于苏俄后来背信弃义,食言而肥,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就像苏俄答应归还从中国侵夺的领土和其他利益一样。

而英美却极其愚蠢,帮助苏联去攻打纳粹。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懂“苏联就是纳粹”。其实英美该让的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就像苏联的宣传那样。


《俄罗斯宣战的乌克兰“纳粹和民族主义者”是谁?》报道:


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军方称乌克兰领导人为“纳粹和民族主义者”,并称战争针对的是他们。

塞夫万·朱莱格-基辅 On 2022年3月21日


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俄罗斯官员一直在重复提及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称这是对俄罗斯公民存在和身份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对几周前莫斯科承认其“独立”的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分离主义“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公民,以及南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公民的威胁。


但在与乌方谈判时,俄方却不提这些“激进的纳粹分子”,而主要关注中立地位、解除武装的条件和要求,以及讲俄语者使用“俄语”的权利。


谁是乌克兰的“纳粹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存在真相以及对该国当局及其军事和安全结构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在谈判桌上不提及他们以及他们所构成的“危险”?


橙色革命后的班德拉


俄罗斯对“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谈论始于2004年至2005年橙色革命事件发生后,这是乌克兰向亲西方主义的第一次切实转变,特别是时任政府追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班德拉(1909-1959年)是“民族解放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该运动包括反对波兰在乌克兰西部影响的民族主义者,之后该运动转向反苏联,将其视为“占领者”,并呼吁乌克兰独立。


苏联禁止和反对该运动,指责它与纳粹德国结盟反对苏联和叛国,然后班德拉在德国慕尼黑被暗杀。


橙色政党下台后,2010年至2013年底,亲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政权撤下了班德拉的“英雄”称号,以平息苏联继承人莫斯科的愤怒。


俄罗斯人眼中的“纳粹”


2014年,乌克兰的“自由和尊严革命”爆发,或者莫斯科认为的“政变”发生后,“英雄”的称号又回到了班德拉那里,许多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俄罗斯,“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描述适用于所有参与“革命”或“政变”或支持它的人,以及所有反对“吞并”克里米亚或后来杀害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东南部)亲俄分裂主义者的人。


此时,某些政党和运动比其他力量更加活跃,例如“右翼”运动、自由党以及后来加入乌克兰军队参与对战分裂主义者战争的志愿军事团体“亚速”营。


莫斯科以打击这些人、保护国民和少数群体为名,吞并克里米亚,支持分离主义者,直到承认分离主义者的共和国独立,并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战争。


纳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乌克兰语作为掌握人数最多的语言,是国家机构中唯一的官方语言,各党派势力和民族运动否认自己对讲俄语者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有纳粹主义、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行为。


曾担任“右翼”运动政治局局长的尤里·门杜克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在议会中有代表,我们在乌克兰东部有一个与分离主义分子作战的营,我们当中有讲俄语的人,优先考虑的是对国家的忠诚。”


他补充说,“这是俄罗斯的误导性宣传,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辩护。所有民族主义政党都输掉了2019年的议会选举,之后输掉了大部分地方选举,他们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俄罗斯的宣传仍在继续,因为这能在俄罗斯实现其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就能理解美国体育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几天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中所说的“乌克兰总统是犹太血统”,显然是在否认乌克兰存在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现象的指控。


供国内使用


今天大多数乌克兰人几乎一致同意,将他们标记为纳粹是为了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宣传,动员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对乌克兰采取的措施。


曾在乌克兰国营UATV频道担任通信和卫星广播主管的米科拉·什卡拉班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在其人民周围营造了媒体光环,其中充满误导性宣传,不允许不同观点传播是因为害怕意识传播,所以我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俄罗斯媒体空间被禁止。”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巴利说,在上世纪40年代,对班德拉支持者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指控是叛国罪,不是因为他们与纳粹合作,而是因为他们反对苏联。


他补充说,“对鞑靼人的指控是为了占领克里米亚,在再次占领乌克兰之前,俄罗斯人提到的关于纳粹和(班迪里支持者)的讨论不会停止。”


意志之战与“罗斯主义”


大部分乌克兰人认为俄罗斯对他们国家的战争旨在消除他们的意志和国家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


自由党前议员(俄罗斯媒体描述的极端分子)尤里·列夫琴科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当局正在与乌克兰意志作斗争,而不是纳粹主义,它知道纳粹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战争和谈判中寻求消除国家权力的表现(中立和解除武装),而不是钻研谎言。”


他补充说:“所有这些谎言不会欺骗世界和乌克兰人,即使是在讲俄语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武器的谎言总有一天会消失。”


列夫琴科还说,“在俄罗斯对我们的战争中,罗斯主义(俄罗斯纳粹主义)这个词传播开来,它的表现体现在普京的行动和决定中,他下令轰炸、杀戮和破坏,就像希特勒以前所做的那样。”


谢选骏指出:乌克兰人错了,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是纳粹,却不知道苏联就是纳粹,而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苏联纳粹”的残余部分。


谢选骏:疫情改变中国化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一《「回不到从前」 亚裔最受伤》(记者唐典伟/纽约 2022-04-27)报道:


佛州迈阿密机场熙熙攘攘,多数旅客都不戴口罩。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感染人数持续下降和绝大多数州不再运行强制口罩令,疫情好转已见曙光。这场疫情共导致美国近百万人死亡,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最多,超过旧金山、华府或波士顿的人口;全美累计确诊人数达8100万,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超过一人确诊。可以想像,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和深远的。


尽管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各种新冠药物的开发使用,疫情终会获得控制,但疫情爆发期间人们的生活已有深刻的变化。


本报今日起推出「疫情改变你和我」系列报导,希望通过时代大潮中的众多小人物的故事,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让读者看到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并帮助读者适应这种变化。


两年多来社交距离的扩大,使人们的社交方式变了,新冠疫情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疙瘩,让彼此间的信任感降低,在社交生活中怎样克服彼此心中对对方的恐惧,要不要握手,要不要拥抱,要不要跟陌生人共餐、派对,彼此应有怎样的肢体语言等,都会让人犹豫。


搭乘邮轮出游曾是十分浪漫的旅行方式,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邮轮成为不受欢迎的「瘟神」,每到一处都被拒绝靠岸,即使现在邮轮旅游已经恢复,搭邮轮也仍被许多人看成疯狂的想法;与此相对照的是,三两家庭结伴揪团出游成为潮流,RV房车出游更受欢迎。


新冠疫情也带来职场的变化,除在家工作盛行外,医务人员短缺、教师短缺、卡车司机短缺等现象十分突出,一些人在原工作做了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不再找工,宁愿待在家中;老龄员工面临退休者,加快离开职场;移民来美工作的许多渠道被切断,也使多达数百万个富余工作,等待填补。


疫情让更多人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和左邻右舍相处,好处是家人之间接触更密切了,坏处是相处久了,相看两相厌,烦恼反而变多,争吵频繁了,甚至一言不合,便闹着离婚。


疫情对亚裔的冲击更大,各地涌现的针对亚裔的非难和暴力,让亚裔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当然疫情也带来一些正向的改变,例如迫使人们无论长幼,都去学习和利用新的信息技术用于交流,中文学校教学多改为在线,ZOOM、Google Meet成新宠;餐馆点餐也多采用电子菜单,取代服务生逐桌询问和记录。越来越多过去都须亲往现场的活动,如参观大学,举办讲座,医生看诊,甚至逛博物馆、风景区,现在都用上了虚拟实境。


这些变化可能成为生活的新常态,即使疫情好转,恐怕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孟默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民调说,70%的民众都希望生活重回过去,但丕优(Pew Research)民调显示,多达91%的民众都认识到,疫情已或多或少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如何学会与病毒共存,适应疫情爆发后形成的种种新常态,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没有独立人格的香蕉,还想回到从前,过过无忧无虑的浑浑噩噩。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二《地铁惊魂 「谁是原住民?」疫情挑动最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记者张晨/纽约报导 2022-04-29)报道:


在从夏威夷回到纽约的第一天,颜庭珊激动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自拍。

今年3月5日,纽约女孩颜庭珊终于能从夏威夷回到纽约家中;这是新冠疫情爆发近两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团圆。


颜庭珊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戏剧,当晚看完一部由韩裔导演执导的舞台剧后,和朋友搭上一列回皇后区的地铁列车,回家看望父母。


地铁白男叫嚣:「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


「我心情好极了,因为整部剧的制作堪称完美,但这时,一个声音忽然打乱了我的思绪。」34岁的颜庭珊说,那个声音是那样刺耳,觉得就像脑袋被人打了一闷棍,空白到无法思考。


「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他们真应该快点滚回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断重复的声音愈来愈近,愈来愈高;像箭一般射向特定族群。


颜庭珊循声,看到一个白人男子,对着两名年轻亚裔女子大喊:「你为什么在这?你快些滚回家去吧!」


亚裔女孩挺身 :「我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


「我当时真的不想介入。」颜庭珊回忆说,她想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和许久未见的父母吃个饭是他最想做的,「但我若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呢?」


于是,她和朋友站起,无声地挡在白男和亚裔女子之间;颜庭珊背对白男,试图和这两名年轻亚裔女子说话,但二人显然被吓坏了,一看列车到站,就马上起身快步离开了车厢。


整个过程中,白男对亚裔不断的咒骂声,在这一节列车中尖锐地回响。


紧接着,另一名亚裔乘客上了车,白男像是找到新目标;大步走到那名乘客面前,继续着他的种族歧视言论;包括「抢占社会资源的傻X」,等极具侮辱性的咒骂。


拿起手机拍摄 女孩被呛「所有亚裔都该死」


「你觉得拍我很骄傲啊?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我有权说我想说的,这不违法。」白男发现颜庭珊拿手机拍摄,对着她啐说,「我觉得所有亚裔都该死,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立刻、马上去死!」


「你当然可以说你想说的,我这么做只是在保护自己,你在攻击我的族裔,拍摄也是我的权利和自由。」视频中的颜庭珊反击道,「你是美国原住民吗?你的祖先又为什么移民到这?」


白男未理会而继续骂道,「为什么你们移民到这,却没有美国人移民到你们那里?我生在这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亚裔不是来自亚洲?你说你来自美国?别当我是傻X!」


颜庭珊回到纽约首日,就在地铁上遇到里斯本凑近大喊「亚洲人都该死」的嘴脸。


白男跳针叫骂:「我只歧视亚洲人」 爆发扭打


颜庭珊说,在这近五分钟对话中,七、八名乘客开始站到她身边以示支持,而当车停在42街时报广场时,车门打开后未再关闭,因为显然有人已经报警,随后有更多乘客站到了白男的身后,把他围了起来。


而该白男仍不依不挠,手握一张卷曲的白纸,好像演讲稿时不时低头查看,然后高声说道,「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我只歧视亚洲人,因为是他们让这里变得拥挤不堪……」


话音未落,该男子突然被「吸」出了车门外,众人走出车厢发现,是月台上一名忍无可忍的乘客,一把将白男揪到车外,二人扭打成一团。


视频留言伤人 「这算什么犯罪?伤害亚裔感情?」


颜庭珊事后把视频放到网上,不少人留言表示,「这算是什么犯罪?伤害了亚裔的感情吗?言论自由并无不妥,警察有比照顾你特权更重要的事情做。」


对此颜庭珊请律师给出了回应声明,以纽约州刑法为准定义了该案的仇恨犯罪性质;案发不久,颜庭珊特来信告知,市警仇恨犯罪小组(Hate Crime Task Force)的探员张栋志已经联系她,并通过她的视频逮捕了该白人男子里斯本(Rodrigo Lisboa),里斯本有多次骚扰、侵犯亚裔的前科。


疫情带来改变? 「心怀种族仇恨的人,始终在那」


若非目睹过去两年,「亚裔」、「被攻击」等新闻头条,渐渐变成了「亚裔」、「女性」、「长者」、甚至「死亡」等关键词,颜庭珊当时不会有勇气为自己辩护。


「我绝不会将这称之为疫情带来的改变,因为心怀仇恨的人,始终在那。」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的颜庭珊说,疫情扩大了种族仇恨这团迷雾(mist),愈来愈多的人对此也感到无力,她盼迷雾终能散去,亚裔不再成为仇恨的标的。


谢选骏指出:在“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后,欧裔美国人感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突出代表就是妓院老板的孙子川普总统,所以他们吸毒发疯了。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三《疫情下「我的跨国婚姻走向终点」》(记者郑怡嫣/纽约 2022-04-27)报道:


罗希在协议离婚期间,为调剂心情,离开纽约旅行了一个月,在厄瓜多尔尔。


「半夜醒来,我发现他坐在楼梯间,握着酒瓶。」来自北京的罗希叹口气说。


罗素有饮酒的习惯,罗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2017年春天成婚,夫妻生活两年有余,2020年三月底,随着新冠疫情扩散,纽约几近「封城」,罗素不间断饮酒,愈饮愈上瘾。


醉入封城 相处更难:前夫酗酒 我也因此染疫


疫情中,许多人的酗酒问题加重,从而影响了家庭关系。


罗希接着经常发现罗素回家时浑身酒气,口齿不清,语义重复,身旁堆栈着数只一升大的空酒瓶;半夜里醒来,发现他不见了,有时坐在楼梯间独自小酌,有时辗转附近仍然开张的酒吧,还因此把新冠病毒带回了家,她也跟着中招。


新冠疫情除了造成无数人染疫甚至病故外,也有另一场与其并行的「大流行」(Parallel Pandemic):慢性病得不到根治,精神疾病变得普遍,人的情感关系也由此变得脆弱、微妙、错综复杂,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所描述那般:有的情侣因疫情或战乱「成全」了一桩婚姻,也有的夫妻因此由爱生恶,分道扬镳。


这正是罗素和罗希的疫情写照。


纽约市刚宣布居家避疫令时,吸一口空气仿佛都有中毒的风险,街头杳无人迹;起初罗希也以为,酗酒只是罗素对疫情可以理解的「应激反应」。他把酒瓶藏在微波炉里,五屉橱上;她叫他不要喝、不要藏了,他看似恳切地答应,一次次地承诺,但最终,大酒瓶幻化成了一堆堆更好藏、更数不清的「小酒瓶子」,她总也能找到它们。


于是,他们开始争吵了。


跨国婚姻 出现裂痕:「我可以把妳驱逐出境的」


争吵变得频繁,因为他的酗酒,也因为二人的各种歧见。以前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欢欣的期待,但也不用担惊受怕。但如今,稀松平常的生活又间杂难以调解的争端。


「我感到婚姻在把我往下拉。」罗希说,「往前走两步,向后倒退一大步。」她感到她已止步不前。


在这段跨国婚姻中,还有权利关系的不对等;2021年7月,一次争吵后,罗素冲动恶言:「你知道,我是可以将你驱逐出境的。」


罗希随即把婚姻绿卡甩给他:「你爱告不告,美国本来就不是我特别想待的地方。」


她当天就搬到朋友家,从此再未回两人的小巢。2021年9月底,她向罗素提出离婚。


2016年夏天,25岁的罗希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到纽约攻读硕士,不久便遇到来自纽约上州的美国白人罗素,那是一个溽热的下午,她帮她的朋友搬家,他帮他的朋友搬家,他们俩的朋友是一对夫妻,他们在一辆货车前相遇。


不同党派 常见矛盾:发现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和许多来美不久的留学生一样,罗希曾认为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有着「勿论国事」本能规避的心理;但经过疫情期间一次又一次与罗素的争吵,她才发现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


「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选择与对待生活与身边人的方式。」罗希说。


许多两性情感问题专家总结,那些在疫情期间选择结束一段关系的爱侣,多是源于长久处于一室、家务与养育孩子的压力、精神健康及经济负担等问题,但未被充分讨论的身分政治(status politics),也称得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据美国家庭调研(American Family Survey),在2016年,隶属不同党派的「跨政治婚姻」占比30%,夫妻一方为民主党、另一方为共和党的婚姻占9%,到2020年,二者的数据分别降到21%以及3.6%,越来越多的夫妻,因政见无法弥合,而无法再朝同一方向成长。


2020年,美国社会风起云涌,曾经潜伏的社会矛盾都随着疫情激化,变得明目可见;而当工作停摆,每日置身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下,又无可避免地观看、收听与讨论这些大事件后,罗希发现,罗素的党籍虽为民主党,却滋生身为白人男性无可名状的有关身分的失落感,也变得像许多共和党人一样,更轻信阴谋论。


「他会没有来由地猜测,病毒是武汉的研究所制造并释放的。」罗希说,「这不是说我是中国人,向着中国,而是他的很多猜测,都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同年5月底,非洲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明州警察以膝压颈致死,引发全美抗议浪潮,当身在纽约的罗希也准备上街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时,罗素却笑她愚蠢。


「妳被利用了」,他说。


那时,罗素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认为若是同等岗位,身为非洲裔却能得到更好的待遇,有不敢明言的愠怒与职场的压力;同一时期,他也会在家中,强行给罗希播放反疫苗主义者、被指有种族歧视的自媒体人罗根(Joe Rogan)的播客。


族裔与压力 渐行渐远:无法面对问题 过得艰难


此外,罗素认为许多政治社会问题根本是子虚乌有,而为了让少数族裔相互厮杀,民主党创造了这些问题;就像他们争吵时,罗素也认为她在夸大其词。


「他虽然身为白人,但从未体会被系统性优待的特权。」罗希说,罗素高中学历,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童年生活支离破碎,「与另一部分落在后排的白人男性一样,他们拒绝成长,看不清受到父权社会伤害的其他人等,甚至是反感他们。」


这也使罗希觉得与罗素越走越远,不再具备与之可以探讨与共同面对问题的基石。她对这个男人感到失望。


在搬出他们位于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利亚(Astoria)的租房后,罗希一度过得非常艰难,像是不得不突然拿起一把刮骨刀,一刀刀将他们五年的生活挫骨扬灰;罗希有过死的念头,也曾记起与罗素好的吉光片羽,而忘记坏的瞬间。


生日同一天 命中注定?:「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


回到2016年,罗希去上州参加朋友的婚礼,与罗素第二次相遇,「像周围晃着的一只小忠犬。」罗素的眼神扫过罗希,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又迂曲折回,就像是命中注定,两人还惊奇地发现,彼此的生日是同一天。


自此后,他们便折返在曼哈顿与上州之间约会。那时罗希的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罗希每月回北京探望父亲,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罗素为她检索治疗病情的前瞻动态,又次次从上州至机场与她送别。


2017年3月,他与她回国探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去世两天后,他向她求了婚。


「事实上,‘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时至今日,罗希用这四字来称呼罗素,她说他体贴、爱干净,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


这些都曾在她脑海中不断放大,2021年8月,已经离家的她走入一家超市,忽然被过去与罗素的生活击中,感到无力、眩晕,身体正在解离;她买了一堆从不会买、也不存在于她和罗素生活中稀奇古怪的食品,比如冻披萨、酵素茶,尽管离家仅三个街区,但她觉得寸步难行,叫了一辆车回家。


要找到一个不能让她联想到罗素的世界很难。协议离婚以后,她也尝试通过社交软件约会其他男性,可当与他们外出时,她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她非常忌讳这种影子,吃饭时焦躁不安,脑袋放空,只想赶快回家。


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如果没有疫情 或能长久


罗希如今的卧室,虽小但温馨自由。


回顾这段因疫情终止的婚姻,罗希觉得如果没有疫情,或许两人的关系能够长久,但也无异于「温水煮青蛙」,疫情添柴加火,搧一搧风,使这浑水煮得更快、更沸;也无怪乎新冠被处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们称为「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perfect storm),要不直面挺过,要不摧枯拉朽,作鸟兽散,没有不浮出水面的暗涌,也没有中间尚可以将就的形态。


根据一家大型法律合同咨询网站统计,新冠大流行期间,其基本离婚协议的销售额增长了34%,而如罗希一般、提出离婚的女性数量也显著增加,76%的离婚案由女性提出,与往年相比更是增加了16%。


2022年2月,罗希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散心旅行回到纽约,将最后一份离婚文档处理完毕,搬到布鲁克林区布希维克(Bushwick),与三位不同族裔的年轻人同住。她的房间不大,但身心已逐步恢复到安稳自由的状态。


罗希从事音乐演出行业,疫情间的工作量骤减;重回单身生活的当下,她给自己定下三大目标:重新找一份工作;发出声音,引起共鸣;重拾心劲,自我投资。


「要对得起自己受过的教育。」罗希说。


谢选骏指出:相爱容易相处难,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不仅仅因为金鱼和渔夫的故事。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四《疫后在美处境恶化 留学生动了回国的念头》(记者和钊宇/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更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部分留学生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歧视事件后,觉得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的大背景下,留在美国已经不是留学生最佳选项,但也有人担忧回国后的工作环境难比美国,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文静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压力主要来自担忧自身安全;她说,2014年来美国初期,原本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发展,但美国在新冠疫情中荒腔走板的表现、疫情以来美国社会一些人对亚裔的仇视,再加上在地铁上遭言语攻击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毕业后就回中国。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可以说圆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刚来前两年,我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在美国找到教职,然后定居。」张文静说,「毕竟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科研环境比中国更好。」


社会撕裂、民粹可怕 美国灯塔形象在她心中崩塌


但张文静表示,前总统川普上台后,让她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民粹主义的可怕,美国在她心中的灯塔形象开始崩塌;让她彻底对美国失望的,是疫情开始以来美国社会的反亚裔风潮,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不断发生,她本人也成为这股风潮的受害者。


张文静说,反亚裔风潮出现之初,她并没有太大感觉,但去年12月14日傍晚,她从学校回家,在地铁站附近,目睹一位坐在路边的非洲裔男性,突然朝一位亚裔中年妇女拳打脚踢,持续十多秒;旁边一名白人男性大声喝止并劝阻后,非洲裔男子才停止攻击并窜逃。


张文静表示,她在地铁上曾遭到白人种族歧视攻击。


这件事让张文静至今心有余悸说,「如果那天我稍微走快一点,走到前面,被攻击的人就是我。」


但张文静接着说,一星期后,她在地铁上就遭一名未戴口罩的白人男子怒目对她说,「妳这中国白痴滚回中国,不然我就让妳完蛋!」


「我没有理他,他就继续盯着我,重复他的种族歧视语言,却无人阻止。」张文静说,她势单力薄,只好走开,还好他没有跟过来继续骚扰;这个人穿着正常,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不像是游民。」


张文静说,她一直不敢把这两件事告诉在中国的家人,毕竟家人在国内已经够担心了;她计划今年快点毕业,赶紧回国和家人团聚。


工作压力、居家更惨 「要随叫随到,加班比疫情前多」

已经毕业并顺利进入华尔街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的马越也说,疫情以来他不仅遭遇过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还要应对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


他说,虽然疫情后转为居家办公,但工作压力比以前在办公室要大很多,「因为老板要求随叫随到,加班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多。」


在2020年4月第一波疫情爆发时,马越和室友开车出门采购,遇到堵车,「就有一个白人男性摇下车窗朝我们竖中指说:Go back to China! Go fxxk yourself!,还朝我们的车吐口水。」


张文静说,在美中关系敌对短期内无法缓和的大背景下,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华裔在美国的处境恶化,让他也动了回国的念头;之所以迟未下定决心,除疫情导致不方便外,他也担忧中国的职场环境不如美国,担心自己回国可能无法适应。


「我在国内的朋友都吐槽,国内内卷(内部竞争)太厉害,相比美国,国内职场的人事关系更复杂。」马越说,在美国只要按时完成工作就可以,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回国还要照顾各种关系,我担心自己适应不了。」


此外,美国有相对比较优质的教育环境,也是让他迟疑的原因,「如果因为我回国,而我的下一代没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怨我?」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精,到美国来混,就是想来捞便宜,可是没有一点点“殖民主义者的精神”,怎能持之以恒呢?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五《种族化「厌女现象」达高峰 亚裔女夜逛纽约心惊惊》(记者张晨/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反亚裔种族歧视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其与女性地位的复杂联系;根据「#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组织在疫情后收到数千份仇恨犯罪案件报告中发现,超过三分之二是施加在亚裔女性身上,而众多亚裔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还尚待统计,针对亚裔女性的种族化厌女现象(Racialized Misogyny)达到了顶峰。


2021年3月在亚特兰大发生的亚裔水疗馆枪击案中,枪手称自己「并不是受种族主义情绪驱使」,而是因为「性成瘾」。


华裔女权活动者方源远说,一个涉及亚裔女性受害者的攻击案发生,人们开始讨论这到底是针对女性的厌女举动,还是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但如果两者都是呢?」


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女性移民研究员令狐萍表示,亚裔移民向来被置于劳动力与商业的语境分析,性别问题未被重视;针对亚裔女性的性别歧视与暴力有着很长的历史,也发生在包括亚裔男性的各个种族男性。


亚裔女性背上了顺从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被认为比其他女性更抢手,也因此被抹除个体性,不符合这种预期就要吃苦头,选择了非亚裔伴侣又要被指指点点。


小绵羊刻板标签 亚裔女更易被攻击


临床心理学者、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后杨意表示,在疫后的一些心理对话中,亚裔女性几乎都表达,在疫情中承受多于常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独自走在纽约街头,已不再是安全的夜间消遣,小绵羊的刻板标签,使她们更容易遭受袭击。」但在此之前,被认为沉默顺从的亚裔女性,在女性权益的争取中并不是主角。


她指出,亚裔女性的特殊处境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或统计,因为在这些涉及性侵犯的案件中,种族问题往往被忽略不计;亚裔女性在女性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夹缝间,同时被边缘化。


方源远表示,从亚特兰大枪案到曼哈顿华埠李尤娜遭人尾随入室杀害,色情化亚裔女性必定是诱因之一,且因为疫情变得更加突出,后疫情时代的亚裔女性将很难驱散这样的思惟。


谢选骏指出:“疫情改变你和我”,其实就是“疫情改变中国化”——在2020年武汉疫情传入美国之前,美国的“中国化”过程如火如荼,红二代红三代在美国趾高气昂……但是疫情扭转历史的方向,疫情改变了华人的处境,因为疫情改变中国化的走向。

谢选骏:银行内鬼防不胜防



《布碌仑华人区爆发多起身份被盗案,报警后,警方说:我们的身份也被盗了…》(2022年04月28日 新闻)报道: 


纽约市布碌仑羊头湾华社最近爆发多起身分盗窃案,受害者银行被盗走数千至数十万元,连警察也成为受害者,其中多为大通银行(Chase Bank)用户。


当地警方指出,辖区内的攻击、抢劫等严重犯罪发生频率不高,但涉及金融财务的身分盗窃案持续增加中;包括华人在内的多名受害者因个人数据外泄,遭到不法分子利用这些数据向银行注册新的银行卡,再通过网络或手机提款、购物,令受害者欠下卡债。

警方表示连分局内也有警察沦为受害者,一名警员的40万元积蓄瞬间被清空,感到相当无奈;根据分析,大多的案件受害者都是大通银行用户,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连系,而警方也坦言此类案件调查起来经常受阻,民众平时要多加注意、小心个资被窃取,才是预防成为受害者的最佳方式。


当民众网络购物时,切记要使用合法的网站以确保安全性,然后才提供信用卡、银行卡数据,同时可以经常更换银行密码,不让窃贼有机可乘;最后应时常检查银行月结单、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查看余额,注意是否出现不寻常交易,并指示银行当侦测到不寻常提款时,立即通知当事人。

有一名华男讲述自身经验,数个月前银行内一笔3万美元数额被人盗走,除提款外,对方也申请了一张银行卡四处消费;他后来通知银行,但工作人员指示他向警方报案后再将纪录交给银行调查,但是过程非常麻烦。


一开始他未能取得报告纪录,警员只提供一个报案号码,指示他转交给银行处理,但银行又坚持一定要书面报告;无奈之下他寻求华康会协助,最终才向警方取得报告有了后续的处理,数周的奔波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同意赔偿他一半的款项。警员回应道,通常民众需要向市警总局亲自索取这些报告,办理时间约四至八周。


谢选骏指出:不仅大通银行如此,花旗银行也是这样——这些大银行靠着美国政府的插管刺激勉强存活,到处滥发奖金,骗取客户资料,结果使得内鬼横行。


《银行为何“内鬼”不断?又该如何防范?》(2021-01-13 开伟思考)报道: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最近,网曝山东聊城农商行两位员工采取盗用村民身份证信息冒名贷款问题,一个支行行长张某庆利用职务便利,将他人名下的贷款挪用给本人使用,共挪用贷款419笔,共计6120.2万元,且至今未归还,构成挪用资金罪。一名信贷业务员张某广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191笔,合2550.8万余元,至今尚有约2386.5万元未收回。两人分别被以挪用资金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被贷款”的74名村民贷款合同被撤销,不良征信记录将被删除,农民请律师打的这场官司终于获胜,农商行也明确表示不再向他们主张还款责任,让“被贷款”村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近年各地银行发生居民“被贷款”案件不断出现,尤其是农村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发生的村民“被贷款”事件更是屡见报端。民众想不明白的是,现在银行内控制度也是够严格的了,可为何还会发生这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被贷款”案件?


这话也算是问到点子上去了,银行这类“被贷款”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制度执行不到位,一些制度形同摆设,也不过是不长牙齿的“纸老虎”,有制度而执行不到位、或者有制度而缺乏监督执行的有效手段,后果是十分危险和可怕的。可以说,山东聊城润昌农商行这两起案件已发生多年了,而一直没有被发现关键就是平时对贷款检查流于形式,使得心怀鬼胎的支行行长和业务员能够成功作案并隐藏较长时间没有被发现。还要看到,银行“内鬼”能准确施展“被贷款”的伎俩,也没有将岗位轮换执行到位,使得一些银行基层管理人员或员工能够有恃无恐地作案而盖子一直被捂着而难以暴露。


事实上,这些原因还不是最根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在银行系统新进的员工思想教育引导工作跟不上去,一些基层银行对员工教育工作松懈,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抓存款、贷款、利润和各类中间业务上,一切以业务挂帅,“一岗双责”意识麻木,甚至觉得抓员工思想教育工作影响业务发展,把做思想引导工作放在业务发展的对立面,使得不少基层银行员工缺乏正确的人生导向,“三观”扭曲,不少丧失遵纪守法意识,为各种“内鬼”不断出现提供了思想氛围。如果思想教育引导工作跟不上,“内鬼”将永远无法绝迹,而且可能会不断增多。


此外,加上目前金融生态环境并不理想,银行并非真空,受到社会“崇尚”金钱等思想影响较深,使得一些银行员工在金融面前产生了贪婪心理,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身份或权力去捞钱,于是发放贷款变成了一些贪图奢靡银行员工“权力变现”的有效途径。


还有一个诱发“内鬼”的原因就是现在一些地方中小商业银行薪酬分配机制不合理,高管、中层与一般员工收入之间的差距相当之大,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员工不满思想情绪,也加大了一般员工心里不平衡,一些员工没有办法就从平常掌管的信贷权力中牟取私利,不惜违法犯罪,铤而走险。


很显然,银行“内鬼”敲响了银行管理尤其是内控制度执行的警钟,需要银行对“内鬼”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于如何防范农村中小商业银行未来连续出现“内鬼”案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强员工思想教育引导,让员工保持职业操守,增强对法纪的敬畏意识,树立正确“三观”,提高防腐拒变能力,斩断银行“内鬼”滋生的思想根源。同时,扎紧制度防范篱笆,将相关内控制度执行到位,尤其是在信贷领域严格把关,建立银行放贷与贷款人直接见面联系机制,堵塞贷款暗箱操作空间,将贷款全过程置于阳光监督之下,消除“被贷款”滋生的一切土壤。此外,定期轮岗和工作异地调动,实施定期信贷审核和离任审核,不给“被贷款”以机会,也将“被贷款”消灭在萌芽状态。


谢选骏指出:银行内鬼防不胜防,因为有个制度原因——各国政府放弃了“监管裁判”的职能,而变成了进场赌博的赌棍,直接操盘。如此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能不导致内鬼横行吗?


《银行“内鬼”为何屡禁不绝? 》(2015-04-15 一家之言)报道:


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内监管缺乏外部推力,无法摆脱“老子”监管“儿子”的“窠臼”,使管理人员碍于情面,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多以“内部消化”为主。


银行存款“被盗”案近期频发,1月酒鬼酒、泸州老窖数亿元银行存款“失踪”余波未平,1月底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又被盗9500余万元,而据媒体昨日报道,武汉银行系统连续7年、近5亿存款丢失案近期开审,再次将银行存款安全推上了风口浪尖。


综观银行系列存款“失踪”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存款被盗案背后,都闪现着银行“内鬼”身影,他们与犯罪分子里应外合,通过伪造金融票证、私刻存款单位银行预留印鉴、假扮银行工作人员等非法手段轻松盗走存款。且银行“内鬼”在其中充当极不光彩角色;如果没有银行“内鬼”提供作案“绿色通道”,即使再高明的犯罪分子也无法实施犯罪预谋,银行存款也不会“不翼而飞”。


银行“内鬼”屡禁不绝,根源在哪?是银行内控机制严重缺失、还是平时没有开展相应监管?应该说,银行各项内控机制相当健全,且各种形式稽核和检查并不少见。那么为何还是阻挡不了“内鬼”疯狂进攻?


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内监管缺乏外部推力,无法摆脱“老子”监管“儿子”的“窠臼”,使管理人员碍于情面,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多以“内部消化”为主。甚至部分中高管为了不给自己业绩“抹黑”,对一些员工犯罪苗头或倾向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方式,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成本,对银行员工违法犯罪缺乏震慑力。如武汉建设银行江岸支行已发现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但支行负责人并未报警。


此外,监管部门监管方式存在问题,监管履责多倾向银行风险和高管操守监管,对商业银行安全防范关注不够,尤其商业银行发生客户资金失盗案件,对高管追责不到位。而银行存款利率管制与社会融资之间形成巨大价格差异,在社会金融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加之银行之间存款竞争激烈,甚至靠拼关系、拼回扣等恶性金融竞争,为银行“内鬼”犯罪提供了先决条件。


因而,想要遏制银行“内鬼”作案高发势头,除继续加强银行内部系统监管和监管部门监管之外,应引进外部监管力量,即打破银行现有垂直管理现状,实行地方审计、纪检部门监管与银行上级行双重监管相结合方式,并完善社会立体监管体系,聘请社会监管员,把银行一切经营行为置于全社会公开监督之下,让银行经营全过程“阳光化”,营造健康、良性、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铲除银行“内鬼”滋生土壤。


从制度上来看,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能够减少不透明议价空间,破除社会融资与银行存款利率之间双轨制,消除利益寻租空间,使银行以“贴息”、“佣金”等形式开展的不正当存款竞争行为寿终正寝。


谢选骏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世界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政府救济银行。这表面上“大资产阶级专政”,其实是“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了。不是银行内鬼防不胜防,而是银行内鬼控制了政府!

谢选骏:肺炎疫苗变成了肝炎病毒



《多国出现儿童急性肝炎病例,家长应了解这些关键信息》(CATHERINE PEARSON 2022年4月29日)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四向全国医生发出警告,通知他们一些健康的幼儿中出现了一批严重且无法解释的肝炎病例。

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阿拉巴马州有九名一至六岁的儿童因急性肝炎入院;有两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

类似的病例也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和欧洲。自2022年1月以来,英国卫生安全局报告了100多例10岁以下儿童突发性肝炎病例,其中10例需要肝脏移植。

以下是我们对这些肝炎病例的了解,以及父母应该注意的症状。

什么是肝炎?

肝炎是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描述肝脏的炎症。肝脏每天承担数百项基本功能,从帮助消化到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当肝脏发炎或受损时,许多任务就无法完成。

“急性”肝炎是指相对较快的炎症,持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它可能会很严重,导致肝功能衰竭,阿拉巴马州的几个孩子就是如此。但肝炎也可能相对比较温和。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全国儿童医院肝脏中心主任亚历山大·魏曼博士解释说,在简单、不复杂的病毒性疾病过程中,患者——尤其是儿童——出现肝脏炎症并不罕见。

父母应该注意哪些症状?

肝炎症状广泛,并与许多常见疾病重叠。患有肝炎的儿童可能会出现发烧(低烧或更严重)、疲劳、关节或肌肉疼痛、食欲不振或恶心、腹泻和呕吐。

魏曼说,儿童也可能出现腹部疼痛或压痛,尤其是在右上腹,也就是肝脏所在的位置,因此,一旦触摸儿童的腹部出现剧烈疼痛,就必须立即寻求紧急医疗护理。医生可能会考虑腹痛的其他可能原因,如阑尾炎。一些孩子可能出现深色尿液,或苍白或粘土色的粪便。

黄疸,或皮肤和眼睛发黄,是肝炎的一个标志——然而一些明显的肝脏炎症也可能没有黄疸的迹象。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眼睛:眼白部分开始发黄,”魏曼说。

他指出,肤色较深的孩儿童可能更难发现黄疸,所以父母应该认真对待颜色的细微变化。

“通常情况下,直到肝脏炎症或功能障碍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才会看到‘明显的’黄疸,”魏曼博士说。

是什么导致了最近的肝炎集体暴发?

患肝炎的原因有很多,从自身免疫性疾病到某些药物的副作用。通常,病毒性肝炎是由五种肝炎病毒(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引起的。根据类型不同,病毒性肝炎可通过接触血液和其他体液或粪便传播,或食用生肉或未煮熟的肉类传播。但最近美国和国外暴发的儿童肝炎,已将病毒性原因排除。

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怀疑是腺病毒所致,不过卫生官员提醒,调查仍在进行中。腺病毒有50多种,往往会引起轻微的疾病,如感冒和发烧、红眼病或呕吐和腹泻。

在阿拉巴马州,所有九名儿童的腺病毒检测均呈阳性。在进行基因测序的五个病例中,所有人都携带41型腺病毒,这种病毒通常会导致呕吐和腹泻。在英国,大多数受感染的儿童,也被检测出腺病毒呈阳性,虽然不是全部。

“令人关注的是,我们只在10岁以下的儿童中看到这种情况,这意味着大多数10岁以上的人对腺病毒有免疫力,可能正因如此,这种肝炎只在幼儿当中出现,”纽约市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的儿科传染病专家和医院流行病学家詹妮弗·莱特博士说。

但是医生和卫生官员已经知道腺病毒感染会导致肝脏炎症。这并不新鲜。不寻常的是,原本健康的儿童突然患病,这就是为什么公共卫生官员将这一消息广而告之,并继续调查其他可能的潜在原因。

父母能做什么?

虽然卫生官员不确定腺病毒是导致最近肝炎集体暴发的原因,但父母可以采取措施防止传播。腺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是通过呼吸道飞沫或接触带有腺病毒的表面。应该鼓励儿童经常洗手,尽可能避免触摸自己的脸和嘴——许多措施都和防止冠状病毒传播的措施一样。

家长们还应该记住,疾控中心的警报不是呼吁采取行动或发出警报。一个原本健康的儿童突然发展为严重肝炎的总体风险仍然极低。卫生官员只是想提醒儿科医生和其他可能看到年幼肝炎患者的卫生保健提供者,现在应该筛查腺病毒。

治疗方法因儿童所患肝炎的类型而异。魏曼说,对于某些类型的病毒性肝炎,有药物可以抑制或消除病毒。但对于绝大多数病例,比如同时患有肝脏炎症和腺病毒的孩子,医生关注的是预防及处理并发症。

“这通常就足够了,因为肝脏的自愈能力真的很强,”他还说。


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沃尔夫森儿童医院传染病和免疫学主任莫贝·拉托尔说,如果孩子的嗜睡、疼痛、皮肤或眼睛颜色变化等症状令你担忧,请立即联系孩子的儿科医生进行评估。

“父母持续关注孩子的样子。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拉托尔说。“我不相信,如果孩子的肤色发生了变化,父母会说,‘哦,没关系,我们再等等,看明天会怎么样。’”

翻译:晋其角 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看来,“肺炎疫苗变成了肝炎病毒”,不仅如此,肺炎疫苗还造成了大量血栓,激发了致命的心血管疾病……以及形形色色的后遗症——因为疫苗就是某种意义的病毒。

谢选骏:验证“小国时代”的天才



《意义重大!联合国五常否决权被否决 为何这小国提出》(2022-04-28 媒体内容)报道:


否决权被否决:俄乌战争改变的国际秩序


和硝烟弥漫,战火正酣的俄乌战场比起来,联合国昨天在平静中不声不响的通过了一项一项改革决议,那就是要求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未来使用否决权时必须说明否决理由。而且任何行使否决权的行为都将自动触发联大会议,所有193个成员国都可以对行使否决权的决定进行评审。


这个表面上没有强制约束力的决议其实意义非常重大——它将切实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分量。直白的说,就是代表大国地位的“安理会否决权”将被严重削弱,今后任何小国都可以就大国行使否决权提出质疑和评审。


自从俄乌开战以来,这些年本来就饱受批评,被认为是沦为“和稀泥”“议而不决”的权威机构联合国,其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屡屡遭到质疑——在大国的角力和撕扯下,小国纠纷也经常无果而终,涉及大国利益纠纷就更是无从谈起。特别是俄乌战争这样的大事件,由于发动战争的俄国具有否决权,导致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在国际上唯一有权力作出强制性仲裁的机构,想要作出任何关于制止战争的决议都无法通过。


联合国在二战后成立的根本目的就是制止战争,现在却成了一个挂羊头连狗肉都不能卖的帮闲看客,年年交会费又说不上话的成员能没有意见吗?


所以早在两年半之前,欧洲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列支敦士登,就在联大对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提出了要限制的意见,只不过两年多来这个提案一直被撕扯而拿不上台面,终于等到了俄乌战争这个契机,50个国家再次发力,终于变成了现实。


这里我要插一个故事,就是大家可能有疑问——为啥是列支敦士登提出来,这是何方神圣?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有故事的小国。


说起来啊,列支敦士登和俄国,二战后就结下了梁子。


欧洲由于封建历史比较悠久,历史上就是贵族众多,小国林立,延续至今的一颗炮弹就能打出国境的小国还有好几个。其中,列支敦士登是极为特殊的一个。它夹在瑞士与奥地利两国间,面积仅有160平方公里,人口也仅有3.8万,目前以旅游业和金融业著称,人均GDP高达6万欧元,典型的国小民富。它是目前欧洲唯一君主立宪制,但是君主拥有较大的实际权力的国家。


列支敦士登的立国纯属意外——它的君主来自奥地利的贵族,列支敦士登家族。300年前为了谋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议会席位(该帝国规定,要有实际直属的统治土地的贵族才能有资格加入议会),所以就花钱买了这么一块当时爹不亲娘不爱的偏僻土地,放任不管,其多任领主其实住在奥地利维也纳,根本就没来过领地。但恰恰是这么一个无心之举,成就了这个小国,因为从前它太小太穷,根本不足以供养军队,所以从立国伊始就干脆和瑞士一起,宣布自己是中立国,甚至它的国防、外交至今都是完全由瑞士代理!在欧洲这几百年的乱世中居然就苟存了下来。


列支敦士登这个国家在二战前虽然是又小又弱,根本没有存在感,但是它的君主,列支敦士登家族却在欧洲历史上赫赫有名,很有贵族秉性,所以国家虽小,骨气却是杠杠的。


在二战中,纳粹武功最强的时候,其君主弗朗茨一世王后就是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极为同情。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对纳粹低头的时候,列支敦士登却极有骨气,是少数几个不承认慕尼黑协定以及纳粹占领的领土合法性的欧洲国家之一。说实话,这真是要冒亡国的风险的——因为纳粹只需要派一个连就能灭了没有一兵一卒的列支敦士登。


更难得的是,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列支敦士登居然顶着如日中天的苏联的压力,拒绝遣返大约500名避难的俄军士兵(其实是投降德国的一支俄军部队)。要知道,当时连英美这样的大国,都不敢得罪苏联,奥地利执行了“严责行动”(Operation Keelhaul),将在战时曾经协助德国的苏联民众遣返(被遣返的人绝大多数被残酷肃清)。最为仁义的地方在于,当时的列支敦士登不像今天有发达的金融业,完全就是个农业小国,穷得叮当响,整个国家的财政居然是依靠该国君主变卖自己的艺术藏品来维持的!(例如1967年卖给美国国家美术馆的达芬奇名画《吉内薇拉·班琪》)。这种情况下,还要顶住压力花钱供养苏联的政治难民十分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苏联和列支敦士登的梁子就从此结下了。俄国继承苏联衣钵,也没有改观。可以说列国和俄国,那是文明人看野蛮人,无论如何都是对不上眼的。


所以列支敦士登这个小国啊,虽然不出名,但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安乐富足,存在感不强,国际大事跟它没有切身的关系——它连外交和国防都交给了瑞士,哪里需要出头。但你看它还是要挺身而出,把大国的否决权这个烫手山芋,大家早就想说但都不敢说的议题,只有它提出来。时至今日不敢得罪俄国的国家一大把,但是它就敢。


我们说人有人格,国有国格。这就是列支敦士登的国格。


话说远了,收回来。虽然联合国通过的这项关于否决权的决议没有从根本上更变安理会议事的规则,但是却切实的削弱了大国的话语权。每行使一次否决权,都要在联大被所有国家审议,如此高的政治代价和形象损害风险,势必会让某些国家在否决的时候三思而后行。


据统计,自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俄国(含前苏联)总共使用否决权143次,是使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美国位居第二,曾86次使用否决权,英国曾使用30次,法国和中国则分别使用18次。俄国之所以如此频繁的使用否决权,归根结底还是行使的成本太低、太容易。如果这143次否决,你都让俄国人站上国际舞台接受审议,随便一个小国都可以提出异议和批评,你看俄国人烦不烦?


当然,可能有些受连累的伙伴此刻也是有苦说不出。我之前在分析文章中提过,俄乌战争将是一场永久改变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战争,联合国层面的改变,其实只是开始。


在4月26日,普丁在他那张长达5米,可以摆满汉全席的著名大长桌边,和专门去俄乌两国进行调停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会晤,憔悴的大帝故作强硬的表态,达不到俄国的领土要求,就不撤军。


此前世界40个国家为了援助乌克兰,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防长会议,大帝对此威胁说对任何“干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国家进行“闪电”快速打击。


放过闪电这个词吧。你都在乌克兰的泥潭里面闪来闪去六十几天了。再闪你都快打不上美容的玻尿酸了。


网民嚎叫: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2-04-29 05:06:07

实行民主是因为你向政府纳税了,政府尊重你的权益给你民主,所以美国政府给美国人民主不给中国人民主,你向世界纳税了吗?凭什么给你民主?

天涯散客 发表评论于 2022-04-29 02:39:23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2-04-28 20:40:48

用民主方法、中国有十四亿票、美帝三亿多、毛子一亿?三哥也十四亿、老巴二亿?、孟加拉三亿、非洲几?拉丁?这才是民主真谛。

================

如果真的要实行“世界民主”,就应该先把所有的国家的解散了,把联合国变成世界政府,全世界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不是一个人代表14亿张选票。这样的“民主真谛”,中国敢实行吗?

爱吃面包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2-04-28 21:14:33

也许这是联合国改革的第一步,再不改联合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只要美国不发签证,那些饭桶立马就傻逼了 搬到北京或莫斯科去吧,天天在被窝里自摸。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否决权被否决”并非“俄乌战争改变的国际秩序”——而是验证了我十五年来(2007年以来)发表的百篇“小国时代”的天才启发所致!否决权被否决,不过是小国时代的一朵浪花、一道涟漪罢了。

谢选骏:废垃的民怨百年大选



《民怨30年最高 中南海压不住了…》(读网 2022-04-29)报道:


1、民怨30年最高 中南海压不住了…


习近平主导的“清零”政策搞得民怨沸腾、人心大失,除了民间质疑和批评声越来越集中,就连学者和专家也频频公开质疑。近日,一向感言的大陆知名独立经济学家向松祚大谈爱国、自由、创新与冷战,与中共当局论调格格不入,引发外界关注。无独有偶,亚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太盟集团执行长、也是阿里巴巴独董单伟建对北京清零政策同样极为不满,直言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则处于过去 30 年来的最高点。


综合报道,近日,向松祚接受大陆财经平台采访时,谈到了一系列当前经济与社会问题。他表示,中国有很多天才,但往往冒不出来;很多天才冒出来了,却又跑到美国去了;更莫名其妙的是,很多人经常在公开场合骂美国,可是稍一深究,这些人却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甚至一边骂美国,一边把自己的下一代又送到美国去。他质疑,“什么叫真正的爱国者?爱国口号喊得响就是爱国吗?天天骂美国骂得慷慨激昂就是爱国吗?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定知道国家靠什么才能强大。”他更直言,中国中共应该向美国学习,调整目前的一些做法、理念、制度,让天才、奇才、怪才大量冒出来,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谈到中国的营商环境时,向松祚表示,必须要给与企业家自由空间,“企业和企业家只要不违法,就应该自由发展,甚至如果法律不合理、阻碍了真正的发展,也要修改法律,法律不应该是死板的。”向松祚的这一提法,与中共当局的论调完全不合拍,引起外界关注。向松祚还直指当局对企业的无理干涉,“奋斗的前提是要有环境的保障,如果企业家辛辛苦苦推动研发,最后无数心血却可能被一页红头文件否定掉,谁还会有信心去奋斗?这是不能不去深思的。”4月27日,陆媒新浪财经等网站刊登了对向松祚的采访文章,题为“向松祚:当务之急是重振企业家信心”。中共当局是否会再次封杀此文,也为外界所关注。


无独有偶,28日,亚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太盟集团执行长、阿里巴巴独董单伟建也公开表达了对北京清零政策的不满,据《金融时报》披露的视频资料,这位掌管著超过 500 亿美元的私募基金掌门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过去 30 年来最糟糕的状态,市场对中国股市的情绪处于过去30年来最低点,而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则处于过去 30 年来的最高点,直言清零政策已让中国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影响非常深远。几天前的23日,上海著名传染病专家缪晓辉发文,再次呼吁中共当局尽快停止“完全不符合传染病流行的基本规律”的清零政策,以减少因过度防疫而引发的次生灾害。


2、央视一姐董卿丈夫失联传闻被证实


中共央视前主持人董卿的富豪丈夫密春雷已经“失踪”三个多月。日前,密春雷旗下的上市公司确认密春雷无法履职,称至今未获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此前,中共前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被查后,密春雷的暴富史就被多家官媒起底,官媒曾发表题为“神秘富豪密春雷和他的资本局”的文章,披露其发家史及操弄资本的手段。


综合报道,今年1月底,密春雷任董事长的上海“览海医疗”发布公告称,密春雷授权公司董事倪小伟代其履行董事长职责,为期3个月。从此,关于密春雷失联的传闻不断。当时财新网披露,密春雷去年12月就被地方公安局经济侦察部门带走。4月26日晚,览海医疗在回复上交所监管函的公告里写道:公司高度关注密春雷不能正常履职的情况,多次向控股股东及密春雷家属核实了解相关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获悉任何关于密春雷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鉴于公司不能跟密春雷取得及时联系,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根据后续核实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据陆媒《财富质点》27日报道,就相关问题分别致电密春雷旗下的上海人寿、览海医疗,以及览海系入股企业曲靖商业银行,截至发稿,电话均无人接听。 


今年1月,密春雷失联的消息传出后,自由亚洲刊文分析,密春雷据信是落入了对孙力军案进行“补充侦查”的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之手。文章披露,一名曾经为多名副省部级以上贪官做过辩护的大陆律师分析,很可能是在中纪委就孙力军受贿罪案调查取证时,密春雷拒不配合,或者说表面配合,但却被调查人员认为是明显不说实话。文章指出,孙力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地位,操纵证券市场,令密春雷的个人财富一夜暴涨。据报道,密春雷为人低调,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一姐”董卿的丈夫。


3、广州取消千架航班赢了义乌 北京人可囤货勿妄议


由于4月27日晚白云机场在员工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异常,白云机场28日就调整航班,导致到当天中午12点,有1120架进出港航班被取消。据说航班取消占比达到九成以上。此举可谓赢了浙江义乌。


《法广》报道,义乌26日发现3例新冠阳性感染者。27日官方就发布通告,所有乡镇和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市民出入需当日核酸采样凭证;有“小商品之都”、“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之称的中国浙江省义乌市,就这样实施了全市封闭式管理。不到两天,被认为在封城上堪比大上海的义乌,是否又被广州比了下去?


4月28日下午,广州市官方通报检测结果称, 28日广州新增4例本土阳性感染者,上述4例感染者均是在白云机场例行检查时发现的,其中3人为机场工作人员、 1人为上述一名感染者的家属。4月28日,有关“广州白云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广州白云机场实行临时管控”的话题登上百度、新浪微博热搜榜。有网民表示,“民怨真的好大啊,真的装作看不见吗?” “崩溃,五一又没了,也听听小市民的声音吧。再这样下去因为新冠而死的没几个,但都死于失业和抑郁。”“现在已经民不聊生了,打工的被辞退,做生意的倒闭,看普通老伯姓还能够耗多久吧。”


此外,北京染疫在持续上升,多区管控升级,北京当局要求大规模全员检测,被许多人认为是封城前兆,但传播所谓“封城”的信息却有犯法之虞,但是,不可以随便妄议“封城”的北京,却在鼓励人们去囤货。陆媒新浪刊文说,从上周日开始,北京的朋友们就开启了囤货模式。最近几天,北京人打招呼语也换成:“你囤了吗?囤啥了?”网民调侃:“超市已经排上队了。”“外国大爷都出动了。”“此时的北京,囤货的像傻子,不囤的也像。你只能一边感叹有这个必要吗,一边不停的往购物车里捡吃的。”


4、俄乌战争能拯救拜登? CNN摇头:撑不了太久


今年底,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美媒CNN28日报道援引专家分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虽然让白宫走出了阿富汗的灾难性撤退,但这场战争并非对总统拜登完全有利,因为战争已改变全球政治局势,而且一旦时间拖下去,美国选民对自身相关的经济问题的关注将超过对战事的关注。


CNN资深政治记者、专栏作家柯林森分析指出,在阿富汗2021年发生政府意外迅速垮台、喀布尔机场遭遇重大袭击、过度混乱导致无力撤离所有当地协力人员,以及美国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等问题下,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使美国选民转移目光,让拜登政府在喘息之馀,也借助团结西方世界、制裁俄罗斯、军援乌克兰等举动挽回严重受损的外交声誉。


但根据美国最新民调,拜登的支持率并无显著回升,仅有约41%美国受访民众对其施政感到满意,不满意者则达56%。柯林森指出,与拜登击败川普的2020年相比,全球政治局势已发生重大转变,当时没有美国人会想到须与俄罗斯进行代理战争,并面对普京的核武威胁。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便已出现通膨问题,而战争更让相关状况雪上加霜。虽然拜登试图将经济问题完全归咎于俄罗斯,但显然选民们并不买单。柯林森认为,若俄乌战争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美国选民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关注恐压过战事,不仅影响今年的期中选举,更可能让川普在2024年捲土重来。


网民嚎叫:


小蒲公英

人才都冒出来了包子怎么作皇帝?

2022-04-29 04:32

屏蔽 举报

g2j2

敲锅有啥压不住的。

2022-04-29 04:10

屏蔽 举报


谢选骏指出:废垃的民怨没有选票,无法改变社会——而我所说的“中国式的大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有一次能够“成功”。那就是中国特有的“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的“流民四起”和“从太平道到太平军”的“神汉建国”。除此之外,废垃的民怨无关大局。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