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子明》（2016年05月02日 基督教中国 读者投书⁄共6576字⁄被围观733views+ 孙乃修）报道：
大约一九八七年，在京西某招待所参加一个文化界会议（应当是子明召集的），到会者乃京城青年时俊。会后，子明请我吃晚饭，谢选骏陪同。席间，听完我讲的亲历故事，子明态度善良、温情，说什么我已不记得，谢选骏愤怒举箸脱口而出的痛切之言“一当官就不是人”令我叹为真知。我欣赏风度温文尔雅，我喜欢思维俊爽深刻。
一、
一九八五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认识陈子明。他在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我在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我在八楼，他在九楼。我们都研究生毕业，进入社科院大约半年，成了学界同仁和同事。
那时，毛二十七年黑暗冰河期结束，神州一派蛮荒，中国百废待举，思想文化大潮洪波涌起。知识的渴望，思想的苏醒，理论的兴趣，文化的世界眼光，热切呼唤中国学术界提供西方思想资料和最新文化成果。这是那个时代的浓厚精神氛围，由此出现中国五四以来第二次思想文化热潮。
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招生后第一批大学生和研究生刚刚毕业。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当时思想解放和理论热潮的强大生力军，是那个时代的中坚和最活跃的思想力量。当时出现的丛书热就是由这些刚刚走出高等院校、风华正茂的青年思想者兴办起来。
二、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丛书热中的一种。编委会成员主要由社科院青年学者组成，创立时有陈子明、张晓明、安延明、李河和我，还有两位外单位青年。子明任主编，晓明任副主编。
这套大型丛书别具一格，与当时其他丛书有明显不同。一，编委会仅七人，全是青年学者。二，不设顾问，不要名流挂名。三，选书精审，翻译严谨，审稿严格。四，篇幅精粹，每本约六至九万字。五，要求译序深刻灵动，文字精彩。六，图书为小三十二开袖珍式，封面设计采用计算机处理的人头像。我们的选书原则是名家写名家并由名社出版。主要依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芳塔纳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大师、现代大师丛书译出(Past Masters, Modern Masters)。
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第一次系统介绍外国著名思想家的大型丛书。各领域出现的这些杰出思想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塑造了人类的价值观念、丰富了人类的智慧性格，他们的独特人生、崇高人格、深邃思想、对真知的激动人心的探索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构成人类丰厚精神遗产。重视外国思想家人格和思想的完整介绍，是这套丛书的重要特点。
第一批五本，《耶稣》《马基雅维利》《蒙田》（拙译）《尼采》《萨特》，一九八五年夏秋之际完稿，一九八六年二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每本书印刷量高达几十万册。我们举行新书发布会，邀请电视台、新闻界和知识界人士同贺。不久后，一天傍晚，凉风飒飒中，子明约我们几位编委去新侨饭店吃了一顿日本餐。大家坐在榻榻米上，品尝生鱼片、清酒，酒菜精致而量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友朋同乐也。丛书的出版，是思想的快乐、友情的快乐、事业的快乐。
这套丛书凝集着许多心血。从讨论和制定思想家名单、列入翻译计划，到寻找和确定文本，寻找译者、试译和确定译者，再到审稿、找译者交换意见、修改、译序写作、定稿、出版，诸多程序皆需编委分工负责、细心把关、确保译稿学术质量。我负责文学和语言学领域。
丛书出版几经坎坷。最大问题来自意识形态的无理阻挠及其造成的心灵恐惧。你要用学术的力量反复论证和说服那些怕事的出版社负责人。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刚刚出版的《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就曾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
我和张晓明等友人不知多少次与多家出版社负责人长时间磋商会谈，细到逐本介绍各书的思想价值及其重要性，在国内皆属弥补缺门，可谓费尽心血唇舌，经历多次出版计划流产。记得一九八七年五、六月间，一个星期二，家中来电话催我回家，八个月的女儿大哭不止。女儿的嗓音绝对高过帕瓦罗蒂的歌喉，而且持久，这回可要家人好好欣赏一番了。我须马上与友人同去一家出版社商谈丛书出版问题，心中十分对不起女儿。丛书是我们思想的女儿，需要我们共同呵护。
屡经挫折之后，一九九二年，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揽子推出六函共六十册，成为当时学术界、出版界盛事。我的一位上一辈著名文学理论家同事曾对我高度评价这套书。现在，怀念朋友，回忆往事，走笔至此，让后代知道这套丛书背后的真实故事，不是为了恩德或感激，而是为了珍惜和记住。在当代中国，做一件有思想价值的文化事极其不易，往往要付出很多很多。
这套丛书的曲折经历，是中国当代思想发展历程的缩影，是中国思想者命运的象征。
那时，我们年轻，我们朝气蓬勃，我们奋斗过，我们度过漫长的峥嵘岁月。现在，我们走向年华的高峰，我们依然蓬勃、热情，我们将逐一飘零，然而我们充实，我们欣慰，因为我们曾真正地年轻，我们曾奋发搏击，没有虚度青春，我们为后代毕竟做出了一点什么。
三、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聚集数万人，发起二十七年来最英勇、最猛烈的政治抗议。广场上的人群像狂怒的飓风，人民对“文革”十年来的政治欺骗和政治玩弄已忍无可忍。在东南角小灰楼前，挺身而出与当局谈判的人里，有青年陈子明。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严峻、伟大的一幕。这位二十四岁青年当仁不让地登上历史舞台。他的道义勇气和牺牲精神，在那瞬间辉煌闪射。恐怖的统治、愚民的宣传，未使他平庸，却磨砺他的思想锋芒和人格锐气。在一代人的卑怯、平庸和沉沦中，陈子明站起来。
后来，他笑着对我说，他很快离开北京，避开了搜捕大网。
四五风云怒起，我也在广场。那是我心灵中最美丽的风景。我渴望这奇景已多年。人生的任何景象，都不能与这幅风景媲美。它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跳动在同一脉搏上的人们不必相识，他们会在伟大的时刻、相同的地点不期而遇。这种心灵、性格，似乎自身具有天然磁性，伴随天地之悠悠、民族之命运，使我们九年后又一次不期而遇。这次不是在天安门广场，而是在知识界——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
毛及其四人帮势力被扫荡，正是四五运动当年秋季结出的政治硕果。陈子明们是结束一个黑暗时代、推动政治进步、开辟中国历史新时代的英雄群体。是他们首先挺身而出，发起对政治黑暗势力的英勇挑战，是他们首先表现出中国的勇气和人民的意志，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倒行逆施、毫无道义的政权应当被彻底推翻并向恶贯满盈的毛泽东发出死亡通知书。五个月后，历史罪人被押下地狱；随之才有十月的“一举粉碎”以及后来的“批判‘两个凡是’” “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诸多历史节目。
一九八九，中国当代历史上又一个美好春天。陈子明再次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而发挥着幕后积极促进的核心角色。他的原则立场、理性态度、广泛人脉，他的民主协商精神和协调各方观点的卓越能力，成为这场滔天巨澜中的重要理性力量。
四月二十一日，我在首都知识界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此信曾在香港媒体发表）。那时，我曾给子明打过一个电话，简略谈过我的看法，还曾在统战部参加过子明参与和主持的一次联席会议。此后，我与子明没有联系。
那段期间，读书之外，我每天必去广场，感受这伟大的历史时刻。一天不去，心中不安。我深知，我心灵中对真知的追求、对学术的追求、对美的追求之上，是对人格、正义和自由的追求。
我们又一次不约而同，出现在中国当代伟大的历史洪流里。
五、
长安街布满坦克，北京城被刺刀占领，春天被流氓欺骗，鲜花被群魔扼杀，枪口对着人类的良心。
我又一次看到卑鄙和野蛮如何残杀中国民族，邪恶和残暴如何再一次使中国落后于整个文明世界。
愤懑的隐居中，我译完乔纳森·卡勒《巴尔特》一书，这是思想家丛书中的一种。
在日夜阴霾、辗转反侧中，我为一切被捕受害者痛惜，为一切逃脱黑暗者庆幸。
子明被捕的消息登上官方媒体，他被诬为“黑手”，始终未上官方电视。我知道，他坚强不屈。这是真正的政治家材料。他的思想品质、精神气质、心理素质超级稳定。他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业，他坚执自己生命系之的理念，他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势力。他的眼光超乎个人、他的思维超乎时代、他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来自深刻强大的心灵良知和异乎寻常的政治天才。他爱惜自己的人格。他非常清楚：一位政治家应当坚守的最重要的一条——人格原则。许多投身政治者一辈子都不懂这一点，他们只能是政客、过客、混混而已。
我想，与其说子明在终生致力于民主政治事业，不如说他在真诚、踏实地做人，他在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他在不断拓展和书写自己的一部百折不回的人格史。这是当代中国民族非常独特、最可珍贵的精神品质。
他被重判十三年徒刑。我坚信他无罪，我坚信他代表着中国的光明未来。
今年元月十八日，他抱病抵达波士顿，继续发出他的汉尼拔誓言：只要生命不息，就战斗不已；要跟疾病作斗争，要跟世界上一切不公正的、极权暴力的体制作斗争；为中国的民主化、为世界的民主化，继续做出我的微薄贡献。
六十年来，历经罡风苦雨，百般摧折，我们这代人，出了几位才智之士，出了几位当代英雄？我为这个精神贫困、人格贫弱的民族感到悲哀。有这样的朋友，我感到骄傲。我的心为这样的英雄祈祷。
六、
九十年代初，一个星期二，有阳光的中午，我们几位思想家丛书编委在社科院附近一个小饭馆吃饭时，见到一位不速之客——王之虹。
看到她，真高兴，像隔了二十年。看着那副娇小玲珑体态，那张秀气的小圆脸，我忍不住问她狱中情况，是否受到牢头狱霸欺负。她笑了，活泼地告诉我：第一天就有个狱霸想欺负我，又高又壮，比我高一头，我不怵，等她扑过来，趁势一扭身，给她来了个大背胯，一下儿就把她们全镇住了，从此没人敢欺负我。她眉飞色舞，笑得开心。我说：你会？她说：呵，子明教过我一手。
她告诉我在南方列车上被捕时的情形：一群公安围上来，拿着我和子明的照片，对来对去，特别是对我，左看右看，几次问我：你就是王之虹吗？他们似乎不信。之虹又笑了。
我记得，有一次几位编委到子明家，见到王之虹的一张大照片，面容微侧，十分漂亮，大明星似的。
她的笑容，她的乐观，使我感到几分宽慰。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她的心灵，似乎没飘过一丝忧郁的阴云，她是那么明快。此时，任何叮嘱或安慰可能都是多余的。我知道，这位聪明的女孩在我们面前显示的微笑和爽朗，是在宽慰子明的朋友们。
记得有一次子明对我谈起王之虹。他对我说，之虹是他的邻居，从小相知、说一不二。这对年轻夫妻，把他们的青春、爱情和生命无私地献给了中国当代知识启蒙和民主事业。
一位性格坚强、心灵出色的女性。我又一次想起十九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她们宁愿放弃彼得堡、莫斯科上流社会的贵族生活，跟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冰封雪飘的茫茫原野。我又一次想起屠格涅夫《门槛》中那位毅然决然选择献身的女性。
又一个星期二中午，王之虹来和我们几人午餐。她告诉我，子明在狱中读书很多，她每个月都要送去许多书，子明想了解文学界最近的情况。我很高兴，告诉她我会为子明准备一些文学刊物，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她说下周来取。我从所里借了一些综合性文学期刊和评论性刊物。之虹说，子明看得很快。不久后，果然璧还。
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活跃，各种理论、概念和说法满天飞，诸如“新权威主义”“新左派”“高薪养廉”等等，还有些人渴望进入官僚体制，力图成为帝王师或献策者。我所认识的陈子明从不高唱任何新理论，也不耍弄新概念，他不是新潮理论家，不跻身官僚体制，不做其皮上之毛，也不阿附献策，而是辞职自谋职业，获得自身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积累雄厚基金，踏踏实实从事中国民主和宪政事业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为迎接未来的政治巨变和创立崭新的民主中国而培育和准备人才。
在我们这代人里，我最器赏子明这种人格、态度和选择。他的思想方向正大、朴实，他做事的态度沉着、坚定，他的目标切实而远大；他不追鹜花哨概念，他不装点自己，他没有丝毫的虚荣。
他的选择不仅是经济的、文化的，更是人格的、道义的。他自己办公司、自己办教育、自己办研究所，他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活得干净、独立、有声有色。
满口理论、动辄主义的人，并非就是理论家或思想家。这类人往往以理论口号、偏狭之说文饰浅薄无识。他们不缺乏花哨的理论名词，他们缺乏的是常识判断和理论思维。时浪的波音飘然远去，时代的大潮转眼退去，那些时髦理论、花哨概念毕露破烂败絮和丑陋内质。面对深度黑暗和极度腐败的丑恶现实，毅然坚挺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政治界的，是子明这样始终坚信民主和宪政的中流砥柱。
人类会不断出现很多新鲜玩意儿，理论也罢，概念也罢，说法也罢。但是，人类某些基本价值、信念和原则必须牢握。气质伟大的人并不在于思想尖新或得风气之先，而在洞察力深刻、对基本问题的把握以及沉稳低调的个性定力。思想深刻、眼界远大、立场坚定者与浮夸浅露、不质不实、随风飘走之辈的区别往往就在这里。
八、
有的人说起话像演说，口若悬河、声色俱厉，给人气势凌人、露才扬己之感。有的人说起话像格斗，词锋齿利、动辄勃然，给人动物凶猛、请勿靠近之感。
子明天生好性情。他性格朴实、敦厚，言谈从容不迫，举止温文尔雅，话语从无一个脏字，与人交谈总是轻声商量的口吻。
子明待人接物，面有春风，循循若儒生女性，态度温良恭俭，总是虚己待人。他使你感到，这是个心中能容事、为人有大节、可以做好友而推心置腹的人。他给你稳重牢靠、可托死生之感。
思想家丛书编委会讨论选题、制定计划、讨论问题时，大家畅所欲言，他能够细心听取各编委的意见。记得我曾向他提出一份西方当代重要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书目，请他向国外出版社订购，以纳入出版计划。不久后我们收到书籍。
编委会每周二中午碰一次面。子明不在时，由张晓明兄负责。子明入狱，名字消失，七编委外，出现一位新人“何明虹”，子明、之虹合而为一也。
九、
大约一九八五年，一位儿时玩伴忽然找到我，问我是否认识某学院的人，想问点事。我从不为无关文化事业或道义的私事向人启齿。我羞赧地去问子明。子明爽快地对我说：我认识很多人，可以说，我什么人都认识。说着，掏出随身的一个小本子，从密密麻麻的人名中找出来写给我。子明乐于助人以及他的广泛人脉，给我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广结士子、做大事业的人。那个时代，朋友之间关系简单、正派，行为正直，绝不谋私。这应当是一位学者、一位政治家的基本品质。我们朋友之间，所言皆学术，从不言利。
一九八五年，我曾和京城众多青年时俊去雾灵山游玩，这次活动是子明组织的。到了远郊某山区而迷路，虽然未去成雾灵山，却结识一些青年学者，后来皆崭露头角。这种大规模活动，显示子明具有领袖群雄的能力。
大约一九八七年，在京西某招待所参加一个文化界会议（应当是子明召集的），到会者乃京城青年时俊。会后，子明请我吃晚饭，谢选骏陪同。席间，听完我讲的亲历故事，子明态度善良、温情，说什么我已不记得，谢选骏愤怒举箸脱口而出的痛切之言“一当官就不是人”令我叹为真知。我欣赏风度温文尔雅，我喜欢思维俊爽深刻。
十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子明是做领袖的料。他做大国领袖，才智性格绰绰有余。他作风民主、待人公平、立场中正，他态度雍容、富于理性、不峻不急，他知人善任、能团结一切人一同工作。
这是被愚弄、被摧残、被牺牲的一代：童年在三年大饥馑中饱受饥饿，少年在阶级斗争、斗私批修、三忠于四无限的愚昧宣传中被洗脑，十年“文革”使他们中断小学和中学学业，把他们抛到乡野、草原、林莽、大荒，去种地、牧马、割胶、开荒，把青春化为尘土，把心灵变成荒原。
这无花的枯萎一代，奇迹般成长出子明这样优质的大才人杰，实乃中国民族不幸中的大幸。
若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才智超群、性格优良的青年早已成为非凡的企业家、出色的出版家、卓越的政治家、杰出的议会领袖乃至领袖群雄的内阁总理、国家首脑。
若在民主中国，这样的优质人物必是孙中山先生民主事业的最佳继承人，必成为中国新一代民主政治领袖，必将中国阔步推向前进，使中国真正走上世界自由民主最前列，使中国人民感到做一个民主自由中国的国民那种真正的骄傲和自豪。
眼下这个时代，应当是子明生龙活虎、发挥才智、实现抱负的时代。这个时代，应当属于子明这样才智俊逸、品质优秀的人，而不属于那些唱红歌、拜僵尸、仰仗父辈权势、争名夺利玩弄政治骗局的猥琐无能之辈。
子明的去世，是中国的巨大损失，是人民的巨大不幸。
谢选骏思维俊爽深刻：“一当官就不是人”，所以，子明没有“成功”乃是一种幸运。
否则，不论他进入哪个阵营，都难逃“一当官就不是人”的定律。
谢选骏指出：陈子明太小气了，所以难成大器。他在1988年为函授大学主办了一次《河殇》演讲会，却还克扣《河殇》作者们的演讲费。事后不惜专派他挺着大肚子的妹妹来说情解释，让人无言以对。但我还是和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不以大局为重。但他们好像根本就听不懂！难怪第二年就一败涂地了，积攒下来的钱都被共产党没收了。简直可悲可叹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