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暗白人种比显白人种还要牛

《大家觉得暗白人种是否不是真正的白人？》（千湖崛起）报道：

暗白人种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意大利南部人，法国南部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也就是欧洲的拉丁人和中东人。

经常看到真正的显白人种的位子比如美国 日耳曼人后裔为主歧视拉丁人实际上很多拉丁人父系纯粹南欧人，而视他们为有色人种。。。

不过暗白人种的确比中国人更黑，阴沟鼻子，身材矮小——就是地中海人种。

丝丝碧德: 回复 千湖崛起 ：绝对算传统白人了，连最苛刻的美国都算南欧裔为白人。南欧非白人那是19世纪的事了。2017-2-12 04:28回复

优娜蕾斯卡: 回复 千湖崛起 ：西语裔也包括拉美人。2017-2-12 04:30回复

我也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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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这些不能算真正的白人国家，阿根廷这种可以算传统白人国家。在很多欧洲种族主义者眼里，南欧人算白人，斯拉夫人尤其是东斯拉夫不算白人。

《地中海人种》播报：

地中海人种，是人类学在20世纪对白种人的一种分类。他们分布范围由爱尔兰西南、苏格兰南部、英国和英国西部、威尔士、东欧某些地方、南欧、北非、东部、东北非、中东。

体貌特征

欧罗巴人种，主要分布在南欧、中东和英国西部，威尔士地区。肤色、发色、眼色都相对较深。有波状发和直发、高鼻梁、窄长形面部、长头型、身材适中。主要分为大西洋—地中海类型（又称西部地中海类型）和地中海类型（东部地中海类型）。大西洋－地中海类型，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北非地中海类型又称东部地中海类型，主要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

地中海人种的特征是暗白偏黑肤色，有金发和暗金色，但总体发色偏深、勾鼻、深色眼球、上嘴唇比下嘴唇普遍偏厚、窄头型（头部长阔是七三之比）与身材适中（五尺五寸左右）。

分布

赫胥黎还将地中海人种（Mediterranean）作为欧罗巴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之间的混合类型。这些人包括南部法兰西人、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威尔士人、柏柏尔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埃及人、摩尔人、阿富汗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卡斯人等。

在撒丁尼亚与科西嘉有正宗的地中海人种。

谢选骏指出：穆罕默德、拿破仑、列宁，明显属于暗白人种。至于凯撒和亚历山大，可能性也偏高，毕竟都是南欧人（意大利人和马其顿人）。汉尼拔也是如此，居鲁士大抵也是如此，还有那些已经消失的巴比伦人。由此看来，暗白人种比显白人种例如北欧人、日耳曼人等还要“牛”。

谢选骏：满洲人就是奴儿哈赤家族的太监

《努尔哈赤起兵的兵力和装备从哪儿来？》（知乎中国历史）报道：

就是萨尔浒大战之前，努尔哈赤是怎么搞出这堆能击败明军精锐的部队的，这些装备要很多钱吧，女真哪有那么多钱？

建州女真军事实力的增长，是随着努尔哈赤对建州、海西的统一兼并战争而发展起来的。大致分几个阶段。

一、

万历11年（1583），李成梁攻古勒寨阿台，塔克世觉昌安被误杀，李成梁给努尔哈赤30道敕书，又将阿台的20道敕书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随后讨伐尼堪外兰。以此为他正式开始统一女真的标志。

努尔哈赤自己出身建州女真素克素浒部。在万历11年到万历21年（1583~1593）的11年，是第一个阶段，实现了建州女真南五部的统一——素克素浒、哲陈、栋鄂、浑河、完颜。

其中素克素浒部的大小部落首领，基本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曾祖父的诸多子孙。即“宁古色安达”（宁古，女真语6。六兄弟当中，觉昌安排行第四）。

到了万历20年和21年，有两件事情，可以反应初此时的兵力。

一个就是援朝。努尔哈赤主动向明朝提出，要带兵去朝鲜打日军。但是朝鲜拼死反对。

在朝鲜和明朝之间的交涉文册中，记录了相关兵力。

“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李朝宣祖实录 卷三十）——这个数字不准，因为朝鲜非常不希望努尔哈赤带兵入朝，为了渲染努尔哈赤的实力，会进行过分夸大的描述。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即1593年的古勒山之战，则成为很好得佐证。

目前清朝、朝鲜、和明朝三方的各种史料，都没有对此时建州女真的兵力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却可以和敌人进行对比。

古勒山之战的一方，即叶赫纠结的九部联军，约3万人。当叶赫的一个逃卒，提前向当努尔哈赤告知九部联军的兵力时。建州的兵将都很害怕，努尔哈赤明确表示自己的兵力确实不如对手，然后作了各种分析，讲明自己有哪些优势，以此安慰众人。

建州兵将在古勒山之战前的反应，和努尔哈赤的表态，证明一点：此时（1593年），面对一场生死大战，建州女真作了全员动员后，兵力也不足3万人。

二、

古勒山之战的“九部联军”里，有建州女真北三部里的朱舍里、讷殷。古勒山之战结束两个月后，努尔哈赤对朱舍里、讷殷展开反攻。随后又兼并鸭绿江部。这样建州女真南五部+北三部，在1593年的年末，实现完全统一。

在1594~1995年期间，建州女真也对辉发、哈达、叶赫有过一系列报复反攻。攻占了辉发、哈达的几个城寨，俘虏了人口。这段时间内，他受降的人口兵力，抱歉，暂时手头没有资料翻阅，先略下不表。

不过，1595年发生了渭源事件。朝鲜使节申忠一前往费阿拉时，努尔哈赤故意对朝鲜炫耀武力，申忠一也作了极为详细的文字记录。此时建州女真的兵力，约在3~4万人之间。

三、

万历31年，是另一个重要标志时间。在这一年，努尔哈赤迁都，由费阿拉迁到赫图阿拉。

迁都的理由很明显，他控制的人口进一步增长，同时他对外征伐的空间越来越广，费阿拉所处的位置已经不太方便。赫图阿拉所处的苏子河谷，往西北可以去叶赫哈达、往南可至宽甸清河、往东可取图们江六镇的藩胡，以及东海女真各部。

接下来，明朝、朝鲜和乌拉部，都争先恐后的向努尔哈赤送大礼了。

1598年起，建州女真自鸭绿江上溯，从朝鲜一侧深入图们江，招抚番地六胡、东海女真等部，并和乌拉部在此激战。

招抚番地六胡、东海女真，已经给建州提供了人口，而对乌拉部两次决战，又得到一万余人的投降乌拉军。1607年乌碣岩之战和1608年的宜翰山城之战结束，吸收了乌拉部的投降人口后。建州女真的兵力已经有6万人左右了。

万历33年（1605），明朝放弃宽甸六堡，努尔哈赤不仅得到一片适耕土地，还吸纳了一些明朝逃人。

在1598~1612年期间，其实建州女真还有多次对叶赫的进攻，但是因为明朝多次加以干预，都没有征服叶赫。从叶赫俘虏的人口，具体数字难以考证。

总体而言，在1595年前，建州女真的兵力增长，是相对比较缓慢的。

在1596~1608年，则是呈迅速增长的状态。通过接受投降和招抚的方式，从乌拉、东海女真等吸收的女真族人口。明朝放弃宽甸等地，又让建州接受了若干汉人，建立了十几个尼堪牛录，甚至为此还建立了一个蛮子城。兵力几乎翻了近一倍。

在这些新得到的人口里面，很有意思的是混血女真人。比如说藩地六胡。

即分布在朝鲜北方图们江沿岸的六镇地区，原来接受朝鲜羁縻的女真部落。里面有毛怜卫遗民、东海女真等等。

这些女真因为长期和朝鲜接触，常有婚嫁，所以里面很多人是女真+朝鲜的混血血统。后来努尔哈赤与朝鲜交涉、皇太极时代两次东征时，其中一些人表现得很活跃。

大致就如此把，没时间了，就写这么多。

错别字估计不少，没空改，诸位就别磨叽了~

编辑于 2019-12-05 23:14

先上结论，努尔哈赤的兵力就是他不断的抢来的。

一、父祖之死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即后来的清太祖，其父名他失，祖名叫场，努尔哈赤自称是建州左卫掌卫都督董山的后人。叫场将自己的孙女嫁给建州名酋王杲的儿子阿台，又聘阿台的女儿为他失之妻。

王杲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护部的酋长，《清史稿》记载“不知其种族”，他“生而黠慧”，“有才辩”，“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动”。王杲曾多次犯边掳掠汉民，嘉靖三十六年十月王杲就入侵内地，杀死一个明军守备，大肆劫掠。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副总兵黑春率部讨伐王杲，被王杲生擒，王杲“磔之”，“遂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汤站”，杀死明军将官数十人，边疆人民深受其害。哈达部酋长王台出面迫使王杲与明边吏“相与椎牛以盟” ，明庭保证“通关市如故约”，而王台约束王杲不得掠夺汉民蓄产。

可是到了万历二年，王杲还是毁约“诱杀备御使裴承祖”，将其剖腹挖心，“掳军士二百余人”，当时的辽东总兵是战功卓越的名将李成梁，明军实力强悍，明军出兵六万大破王杲军，王杲逃走。明庭下定决心彻底剿灭这个残民以逞的反复小人。明朝一方面通缉王杲，向女真各部宣布“必得王杲，而后市事可图也”，不抓到王杲就不再开市，一方面命令李成梁“谋讨之”。女真各部为了重新与明朝贸易开始与王杲为敌，就连建州女真的大量部众都弃之而去，这其中也包括作为姻亲的叫场、他失，王杲很快就成为了孤家寡人。哈达部的王台听到明庭的命令之后即献出被王杲俘虏的84名将士，以及常杀汉官的“真夷兀黑”。十月，王杲“复大举入”，李成梁指挥若定，大破之，打得王杲抱头鼠窜，逃回寨子。李成梁率部追击，围攻王杲老巢。明军先是用火器射击，后用火攻，成功将之攻克，王杲不得已投奔王台，被王台扭送至明军处，明朝将之处死。

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怨恨明庭，勾结叶赫部仰加奴逞加奴骚扰边疆，于曹子谷遭遇李成梁的部队，被斩首、俘虏一千五百六十三级。第二年阿台再次勾结蒙古人入犯，叫场、他失又作为明军向导，导致阿台在万历十一年被李成梁围歼于古勒寨，明军“斩阿台、阿海等首虏凡一千三十九级”。然而努尔哈赤的父祖叫场、他失在这场战斗中作为明军的向导，意外身亡。

二、十三遗甲起兵

叫场他失死于明军误杀之后，明庭将二人尸体还给努尔哈赤，为了表示歉意，还将前些年剿灭王杲时在该部收缴的三十道敕书送给努尔哈赤，还送与其三十匹马和都督敕书。

对于努尔哈赤这样的中小部落的酋长来说，30道敕书着实不少。得到明朝赔偿的努尔哈赤，将父祖的死归咎于他失的部下尼堪外兰，进一步要求明人逮捕尼堪外兰任其处置。明朝边臣本来并不把努尔哈赤这个小酋长放在眼里，只是因为误杀其父祖所以才赠送敕书、马匹。原以为如此丰厚的抚赏能够让努尔哈赤感恩戴德，不料努尔哈赤反而又进一步提出要求。明人非常恼怒，不仅没有答应努尔哈赤的要求，反而放言要立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

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兄弟共六人，各掌一部，合称宁古塔贝勒。明人要立尼堪外兰的消息在建州女真各部之间传开之后，就连努尔哈赤的亲戚，五祖的子孙们都立誓要杀掉与满洲国主作对的努尔哈赤。

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努尔哈赤凭借早些年被叶赫杰出领袖“二奴”赏识，凭借着三十道敕书以及“结婚北关，以资其势”，竟然于父祖死去的当年，即万历十一年五月，就从最初起兵时的十三副遗甲发展为“兵不满百，甲仅三十副”，击败了“满洲国主”尼堪外兰，攻克尼堪外兰的居城图伦。

击败了尼堪外兰之后，努尔哈赤又与萨尔浒部诺密纳、鼐喀达两酋长合兵进攻巴尔达城。努尔哈赤假称向诺密纳、鼐喀达借甲胄兵器攻城，二人不知是计，将兵器铠甲都交给努尔哈赤，不料交出兵器之后努尔哈赤当即翻脸，将二人杀死，夺取了其居城萨尔浒。

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又占领浑河部兆嘉城。到了六月时，努尔哈赤已经能够出兵四百战车三辆。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四天，最终夜袭夺取玛尔墩山。九月，努尔哈赤又率兵五百，进攻栋鄂部，不克而还。到了万历十三年，努尔哈赤攻克鄂洛城，还赐给降将一个300人的牛录，努尔哈赤的兵力增长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到了万历十七年，随着五大臣率部来投奔，努尔哈赤已有17个牛录，理论上有兵丁五千多人。

从努尔哈赤起兵的万历十一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一年的十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的实力普通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先后攻克占领图伦、萨尔浒、兆嘉、巴尔达等城，招抚浑河、栋鄂、护河、哲陈、完颜、鸭绿江诸部。除了珠舍哩、讷殷两部外，努尔哈赤已统一了建州本部。

三、古勒山之战

努尔哈赤奇迹般地迅速崛起，造成了其余女真各部的不安。叶赫消灭哈达歹商之后，猛骨孛罗孤掌难鸣，叶赫在女真各部之中的军事优势越来越明显，可是努尔哈赤的崛起却使叶赫感受到了一丝危险。

虽然努尔哈赤曾经受到仰加奴的喜爱，并且迎娶了仰加奴的女儿为妻，但是就如同努尔哈赤的父祖出卖姻亲、叶赫两代四位酋长对姻亲哈达部的侵攻，姻亲可能对于当时的女真人来说不是什么值得一说的关系。

叶赫部先于万历十九年索地未果后，在万历二十一年纠合哈达、乌拉、辉发三部合兵进攻建州，被努尔哈赤率部杀死十二人，夺甲六副，马十八匹。九月，海西女真的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蒙古的科尔沁、席北、卦尔察，以及建州女真的珠舍哩、讷殷，共九部组成联军进攻建州。

九部联军一共三万，实力远超建州，建州兵听说九部联军来攻，“皆失色”。然而努尔哈赤却毫不在意，他认为“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所以“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只要“伤其一二头目，彼兵必走”，建州军就“一战可必胜”。

次日两军交战，建州兵布于险要之处，叶赫军前来进攻，建州军杀死了叶赫兵九人，联军就畏缩不前。为了鼓舞士气，叶赫首领卜寨、金台失和两位科尔沁首领只好一马当先率部进攻。不料卜寨刚刚攻入，就被滚木撞倒，被一名建州士兵杀死。联军见首领被杀，吓破了胆子四散奔走，努尔哈赤率军追杀至哈达柴河寨南渥黑运之处，斩杀4000人，俘获马匹三千，盔甲一千多副，还抓住了乌拉首领布占泰。

古勒山之战九部联军惨败，努尔哈赤声名卓著，自此女真各部再也没有哪个部落可以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分庭抗礼。不久之后，游离于努尔哈赤满洲国之外的珠舍哩、讷殷两部也分别被努尔哈赤吞并。

四、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的扩张

在古勒山之战胜利之前，努尔哈赤就曾极力向明庭表达忠心。万历二十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属国危急，努尔哈赤就主动请缨。其自称“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要“征杀倭奴，报效皇朝”，如此忠心耿耿使明庭对其刮目相看。当然努尔哈赤要是真有这么多兵马，一年之后的古勒山之战中建州士兵就不会“多失色”了，所以努尔哈赤此举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万历二十三年，对努尔哈赤刮目相看的明庭以“保塞功，加（努尔哈赤）龙虎将军，秩视王台”。龙虎将军虽然只是二品，但是比一般女真首领获封的都督更加显赫。努尔哈赤成为了龙虎将军，不仅在地位上高于女真其他酋长一头，而且说明明朝上下将他看成了王台第二，希望他能够像王台那样帮助明朝守卫边疆。

万历二十七年，哈达酋长猛骨孛罗苦于叶赫的不断侵攻，谋求与努尔哈赤结盟。努尔哈赤表面答应，借猛骨孛罗亲来求和之机将其擒杀，吞并其部属，夺走敕书与财物。可是明庭无法坐视王台的后人被翦除殆尽，神宗甚至下诏责问。由于明庭的激烈反应，努尔哈赤被迫扶持猛骨孛罗的儿子吾儿忽答也为新的哈达酋长。万历二十九年，吾儿忽答也在叶赫的进攻下无路可逃，率部投奔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夺其敕书363道，哈达部彻底败亡。

吞并哈达部后，建州女真实力暴增，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创立四旗，约有四十牛录，理论上兵丁应有一万二千。

万历三十二年，努尔哈赤击败叶赫，夺取二城七寨，掳人畜两千。

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与乌拉军一万人大战，杀三千人，夺马五千，甲三千。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征讨东海女真窝集部，掳人畜两千。九月，灭辉发，屠其兵，招其民。

万历三十六年，建州军出兵五千攻打乌拉，杀一千多人，夺甲三百，掳掠人畜而归。

多次的出兵劫掠，使得建州女真的士兵人数迅速增加。据薛三才在《请剿奴酋酌议兵食第二疏.剿奴兵食》中的记录，努尔哈赤手下“鸣镝控弦之众，不下五六万”。实力已经远飞以往的任何女真名酋巨寇可比。

万历三十七年，明神宗皇帝遣使谕朝鲜国，查朝鲜境内瓦尔喀部一千户归于努尔哈赤旗下。同年，建州军再次征讨东海女真窝集部，掳人畜两千。

万历三十八年到万历三十九年，建州军两度入侵窝集部，掳掠人畜一万以上。三十九年八月，努尔哈赤杀死反对叛明的“同父同母所生我唯一的弟弟”舒尔哈齐，重新整合支配弟弟手中的敕书与部属。

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率三万大军讨伐乌拉，乌拉部以三万步兵列阵，建州军也下马步战，乌拉军不敌，乌拉城被努尔哈赤占据，乌拉灭亡，努尔哈赤杀万人，得甲七千。当年九月，努尔哈赤率领四万大军征讨叶赫，掳掠三百户人。

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征讨东海窝集部，掳掠三百户。次年，又征讨东海窝集部，杀八百人，俘虏一万人，编成五百户。

至此，努尔哈赤的军队实力已经远超叶赫与辽东明军，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正式确立八旗制度，根据《八旗通志》等记载，此时八旗牛录共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总计400牛录，理论上兵丁12万。

不过努尔哈赤时代的牛录大多可能不满编，若以皇太极时代的200人一牛录计算，可能此时建州女真兵丁总数为八万多。

再加上努尔哈赤以金钱财帛引诱足有一万五千骑兵的宰赛和五千骑兵的暖兔等蒙古各部首领商定共同征明，所以万历四十六年的“发八旗兵十万征明”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将《满洲实录》、《满文老档》中记录的努尔哈赤夺取敌人的铠甲都想加，其数量在一万以上。后来攻克抚顺、清河，以及萨尔浒大战后金军都所获颇丰，以至于熊廷弼接替杨镐经略辽东的时候发现后金军攻克开原、铁岭，竟然留着满坑满谷的铠甲军械不取，全去抢粮食财宝去了。

编辑于 2017-10-31 00:19

谢选骏指出：奴儿哈赤手下的几万鸟人，还不不上朱元璋家族及其太监集团的人数加起来多，为何可能占领整个中国的呢？对了。这个提问戳中了问题的要害——朱元璋家族的及其太监集团的人数加起来不过十几万之多，他们怎么可能控制整个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呢？既然朱元璋可以，努尔哈赤为何不可以？他不过就是进行一次性替换罢了。所以，清取代明，不是满人征服汉人，而是努尔哈赤集团征服朱元璋集团——在此之前，猪猿獐早已把中国变成了他的家产了。

《中国古代奴才不是随便能叫的 得要皇帝认可才行》（2015年05月28日 山西晚报 白洁）报道：

这个唐朝宦官，一直自称“奴才”，清朝的太监一定不满意。

奴才，是指待奉主子的奴仆，现在一般用于讽刺，含负面意义。当我们看古装剧时，看到宫里的人对皇上说话时总爱自称奴才，听多了也就习以为然了。其实，奴才在古时候最多是用来骂人的，而用来作为自称是清朝的事了。所以您再看古装剧时，清代以前的人自称奴才那可就是开玩笑了，就好像《至尊红颜》中那位胖胖的唐朝宦官元宝和前太极殿总管太监段常德，经常在皇帝面前称自己为“奴才”，元宝还和皇上说“您别拿奴才开玩笑了”，这哪儿是皇帝跟他开玩笑？是他和观众开玩笑呢！

“奴才”，在中国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词语。不过，即使是“奴才”这一称号，也不是随便就能叫的。清朝的宦官，作为皇上的家奴，自称奴才是有的。但如果一下上溯到唐代，宦官们也自称奴才起来，皇上们估计也只能目瞪口呆，不知所以然了。

“奴才”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匈奴汉国的创始者刘渊就曾经因成都王颖不用其言而导致兵败，而大骂其为奴才。这种用法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明清时期，“奴才”的用法才逐渐扩大为某些人的自称。

清时期太监面对皇帝会自称奴才，满族大臣和入旗的汉族大臣面对皇帝也会自称奴才，而没入旗籍的汉臣却不自称奴才，即使官职再大，也不敢贸然自称奴才，只能称臣。可见，“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通“赐”）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可见，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满族统治者不肯让汉人称“奴才”这是因为清时期，满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自称奴才和奴隶制毫无关系，而是说明就是满洲人就是服侍奴儿哈赤家族的太监——这些带着生殖器的太监不过几万人，比朱元璋家族的那些没带生殖器的十万太监人数更少，但是因为它们有男有女，可以生出小太监，到了清末竟有了五百万之众。奴才不是随便能叫的，得要皇帝认可才行；太监也不是随便能叫的，得要皇帝认可才行；民族更不是随便能叫的，得要共产党认可才行——现在经过黄俄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可栽培复制，2020年普查人口数量竟然到了1042.3303万人，成为“中国的第六大族群”、仅次于壮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共一手制造出来的——因为，让明末已有几十万之众的朱元璋家族一直栽培复制到现在，经过七十多年的生育劳保，猪猿獐民族的人数很可能几千万头了。因为明末的猪猿獐们不同于他们的太监，而和明末的努尔哈赤及其满洲人奴才（相当于汉人的太监）一样，都带着汉人太监所没有的生殖器官呢——源源不断的“官员”这个器官里面爬了出来……所以“生殖器”也叫做“升职器”。

谢选骏：未经胎儿同意，就把他她们投入人生的压力锅，算不算侵犯了他她们的基本权利？

《法治的细节｜胎儿有权利吗？》（罗翔2020-07-15澎湃新闻）报道：

年前有一桩疑难案件：甲驾驶小型汽车不慎撞击孕妇乙，致使离预产期还有二十余日的乙受伤并剖腹产，婴儿经过五天治疗后死亡。法医鉴定意见为：因其母交通事故致羊水早破，胎盘早剥，引起其宫内窒息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继发肺泡内透明膜形成，终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甲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甲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呢？关键在于甲的肇事行为属于致人死亡还是致人重伤，不同的结论得出罪与非罪的两种答案。根据司法解释，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肇事致一人重伤，除非有无证驾驶、醉驾、毒驾、严重超载、逃逸等情形外，并未达到入罪标准，但如果肇事致一人死亡，只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就可构成犯罪。

争议的焦点在于，甲所伤害的对象是胎儿、母体、还是婴儿。如果是前者，由于胎儿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人，因此对胎儿的伤害只能评价为对母体的伤害，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损伤致早产或者死胎属于对孕妇的重伤。但是如果伤害的对象是婴儿，那就属于致人死亡。

如果采取第一种观点，那么甲就不构成犯罪，但这明显抵触人的常识，而且也会导致许多荒谬的推论。比如张三故意使用药物伤害胎儿，意图使让孩子出生后成为严重的残疾，如果认为伤害的对象是胎儿，由于伤害行为发生在孩子出生之前，因此不能视为对婴儿的伤害，而且由于孕妇正常生产，对于孕妇没有伤害，所以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

无论是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犯罪对象都是人。但是什么是“人”，这个概念并无精准的定义。人从出生时开始，死亡时结束，但何谓出生、何谓死亡都未有一致意见。在学理上，围绕着出生的标准，至少有独立呼吸说、脱离母体说、阵痛说、全部露出说、部分露出说等诸多学说。从表面上看，将未出生的“人”解释为已经出生的“生”的人似乎超越了语言的极限，属于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类推解释。

但是，这种表面上矛盾其实是错误地割裂了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很多时候犯罪行为与结果并不需要同时同地发生。张三在A地发射导弹，击中千里之外的李四，如果李四在张三发射导弹时还没有出生，但在导弹坠落时正好出生，这难道不能认为是对李四的攻击吗？再如张三开枪瞄准李四，不料误中王五，虽然他意欲攻击李四，但最终导致王五死亡，这不也属于对王五的侵害吗？因此，只要结果是对人的伤害，那就不再属于对胎儿的侵害。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常理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对于文章开始所提及的甲，当然应该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件，比如一位快临产的孕妇因邻里纠纷被张三杀害，送医抢救过程中，胎儿被剖腹产生出，出生时是活体，但后因为抢救无效孩子死亡。张三对孕妇构成故意杀人罪，对孩子也可以间接故意的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这类案件所折射出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法律对胎儿的权利缺乏足够的保护。很少有哪个国家向我国一样对堕胎采取如此自由化的立场，各种堕胎广告司空见惯，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堕胎不过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小事，人们对于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

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宣言就禁止医生为妇人实施堕胎。亚里士多德也明确谴责将堕胎作为一种生育控制的技术，当然他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实施堕胎，但是一旦胎儿产生了意识，那他就是一个生命，堕胎就应该被严格禁止。

20世纪以来，随着女性地位的崛起，堕胎日益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赞同者认为堕胎是女性的个人生育选择权，而反对者则认为胎儿的生命比选择权更为重要。

各国的法律在对待堕胎问题上也明显呈现出三种模式：禁止主义、限制主义和放任主义。

只有五个国家的法律完全禁止堕胎，其中三个在拉美，两个在欧洲，都是小国。大部分国家采取的都是限制主义，我国则采取放任主义，只要妇女同意，就可以进行堕胎。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堕胎都是非自愿怀孕，全球每年大概有2亿多人怀孕，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非自愿怀孕，非自愿怀孕者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考虑堕胎。当然，还有少数是因为胎儿有基因缺陷，在亚洲国家，由于重男轻女的现场，有些人会因为想生男孩而选择堕胎。

对于堕胎，罗伊案件值得一提。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是有关堕胎的标志性的案件，但这个判决却极大地割裂了美国社会。在此之前，美国大部分州对于堕胎是严格限制的，只有在女方被强暴、乱伦，或者怀孕危及母体安全等少数情况，堕胎才是合法的，否则堕胎者及实施堕胎的医生都构成犯罪。

罗伊原名诺尔曼﹒麦克科维（Norma McCorvey），罗伊只是诉讼中的化名。1969年，罗伊第三次怀孕，她想把孩子做掉。但是罗伊当时居住在德克萨斯州，该州认为堕胎是犯罪，除非怀孕会危及母体安全。罗伊找了两名律师，这两名律师认为德州的法律违宪，遂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这个案件最终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最终以七比二的票数裁决罗伊胜诉，认为德州的限制堕胎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的正当程序条款，法院认为正当程序条款赋予了公民隐私权，怀孕的妇女拥有选择是否堕胎的权利正是隐私权的体现。但是法院依然采取了利益平衡的策略，并未主张堕胎的完全放任主义，它依然试图在女性的生育选择权、女性的健康权、胎儿的生命权等诸多利益中寻找平衡。

德州为自己的法律提出抗辩，它认为禁止堕胎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生命从受孕时开始，为了保护生命在怀孕的任何阶段都应该禁止堕胎。但最高法院并不认同德州的抗辩，法院认为受精卵并不属于宪法意义上的人，因此也就不享有宪法上有关人的诸种权利。法院无奈地指出胎儿何时成为人无论在医学、哲学和神学上都无一致的意见，所以应该搁置这个问题。

罗伊判决将怀孕区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在孕早期的三个月，政府不得对堕胎进行任何干涉，堕胎是妇女可以完全自由选择的，当然，实施堕胎的诊所必须是正规的，医生也应该有行医执照；在孕中期的三个月，政府可以以保障母亲的健康为由实施一定的限制，如果中止妊娠可能危及母亲健康，那么堕胎就不能被允许；在孕晚期的三个月，堕胎则被完全禁止，唯一的例外是为了保护母体的健康和生命。显然，在孕早期主要考虑的是女性的生育选择权，在孕中期，则要考虑母体的健康权，对堕胎进行限制是从家长主义的角度来保护妇女；而在孕晚期，胎儿的生命权则优先于女性的生育选择权，当然如果胎儿的生命和母体的生命发生冲突，当然优先保障母体的健康与生命。

罗伊判决的争议很大，无论在法律界还是民间都有许多的反对声音。每年在做出判决的纪念日都会有大量的反对堕胎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游行，2013年游行队伍一度高达65万多人。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罗伊判决的主人公罗伊也加入到反对者的行列，她非常后悔自己当初启动了这个诉讼。直到2017年去世，她都一直在积极推动撤销罗伊判决的诉讼中。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罗伊为自己导致了堕胎权这个从虚无中产生的权利追悔莫及，她从未想到有人会利用堕胎来作为生育控制的手段，也从未想到过有人会在结婚之后又无经济缺乏的状况居然还会选择堕胎。当然，罗伊试图推翻罗伊判决的努力没有成功。

当然，罗伊案后来有一个小小的修正，那就是1992年的美国计划生育协会诉卡塞伊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该案的被告卡塞伊试图挑战宾夕法尼亚州生育控制法的规定，该法规定妇女堕胎需要有24小时冷静等待期，医生要详细告知堕胎的风险，同时堕胎还要告知配偶，如果是堕胎者是未成年人的话还必须经过家长的同意。卡塞伊认为这种限制堕胎的法律违反宪法。

美国最高法院最终选择了这个案件对罗伊判决进行修正。法院最后依然坚持了罗伊判决的观点，但是将罗伊判决的三阶段划分标准替换为胎儿的存活性标准（Viability of the fetus）。法院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23-24周的胎儿就有存活的希望，这与罗伊判决当时的医学认为28周才可能存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于有存活希望的胎儿，除非继续怀孕会导致母体生命和健康遭受危险，那么堕胎就是被禁止的。法院试图区分堕胎的合理限制与不合理限制的界限，认为对没有存活希望的胎儿进行堕胎的限制是不合理，但如果胎儿有存活的希望，那么堕胎就应当被限制。这个判决更深刻地反映出美国社会对于堕胎问题的割裂，最高法院法官在投票时，仅有一票胜出，勉强通过了这个判决。

上述关于美国判例的介绍并非简单的他史，任何国家面对问题都是相似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也都大同小异。法律对于堕胎应当有所限制，必须严格禁止堕胎的广告，医疗机构对于堕胎者必须详细告知堕胎的风险。法律永远是一种平衡地艺术，需要综合考虑诸多存在冲突的利益。但无论如何，如果法律对于堕胎没有任何的限制，人们也就不可能对生命有起码的尊重。而离开了对生命的尊重，一切道德秩序都将崩溃。

法律中的核心概念是权利和义务。但是权利和义务，孰先孰后？如果没有人自愿承担义务，所有的权利不过是空中楼阁。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习惯以追求幸福来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但是，如果离开了责任，这种浅薄的幸福不过只是放纵的借口。只有责任才能让幸福变得厚重。康德说， “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责任与幸福并不是对立的，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一个最有责任心的人。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新潮的思想，但是真理却往往老套古朴，这才是为什么它们看起来总是陈词滥调。对于胎儿的生命，希望法律给与足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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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翔，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

澎湃网友qA7vQj 2020-07-18

看的时候感觉这个小编好专业，一看作者，明白了。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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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州府 2020-07-15

法律对于堕胎应当有所限制，必须严格禁止堕胎的广告，医疗机构对于堕胎者必须详细告知堕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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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渊 2020-07-16

个人认为，三个孕期阶段的法律解释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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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尼尔海鸥 2020-07-15

胎儿没有权利，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算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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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论

蓝天 2020-07-25

产品出厂，才叫入市、被认可。对吗？胎儿和宅货近似：“没出厂”（家门），等于没有参与社会活动的备份和行为，他向谁要权力？有权，叫有保护者。只和父母搭界的胎儿和宅货们，权力由父母决定，是别人眼里的不存在！！

谢选骏指出：教授好蠢，不如网民。因为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双方，考虑的都是成年人的利益和权利，完全没有把胎儿的利益和权利摆进去！

《论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权利实现机制》（On the Civil Rights Capacity of the Fetu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张婉莹）报道：

《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时，视为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采取附解除条件的概括保护主义立法模式，将胎儿规定为部分权利能力人，是对我国传统民法理论的突破。本文通过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我国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现状进行分析，来探讨如何加强和完善对胎儿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 Abstract: Article 16 of the General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the fetus is deemed to have civil capacity when it comes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fetus in terms of inheritance, acceptance of a gift, etc. The adoption of a generalized protectionist legislative model, with conditions for lifting th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etus as a partial rights holder is a breakthrough in our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e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civil rights of the fetus by analyzing the civil rights capacity of the fetu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civil rights protection of the fetus in China.

法学, 2020, 8(3): 352-35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3050

1. 引言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事权利指的就是作为民事权利的主体依法能够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的资格，作为自然人来说，民事权利的能力，指的是自然人依法享有和承担民事权利义务的资格。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我们可以理解为，胎儿既然没有出生，所以也就不具有相关的民事权利能力，也就可以认为胎儿不是民事主体。《民法总则》第十六条在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方面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对其他的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基于此背景下，有必要针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2. “胎儿”法律概念的界定

对于胎儿的界定，医学上认为人类胚胎在受精后发育到第12周初具人形时即可称之为胎儿，生物学上将整个胎儿的发育过程分为受精卵、胚胎期、胎儿期，即生命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胎儿。在我国现行法上，“胎儿”虽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却未有任何法律条文明定其含义。法学界中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出于对胎儿在法律上更好保护的考量，不能将胎儿孕育的过程程式化的割裂为三个阶段，而应把从受孕到脱离母体的整个发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保护，也就是说，胎儿的始期应当是“受孕时”，而终期是“出生” [1]。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还需要注意试管婴儿这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在法律上的地位。胎儿孕育于母体之中，胚胎只有进入母体才有发展成为自然人的可能。因此，试管中的胚胎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胎儿”。我国首例胚胎继承案已审理终结，两审法院均不承认冷冻胚胎的可继承性，二审判决创造性地使用了“监管权和处置权”概念 [2]。也就是说，胚胎在法律上仍应属于具有生命潜质的“特殊之物”，不是“胎儿”。如果将脱离母体的胚胎认为“胎儿”不仅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也会给法律使用带来混乱。

3. 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性质

在有关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例中，存在绝对主义、概括主义和列举主义(个别主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绝对主义主张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否认其民事主体资格。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是绝对主义最鲜活的体现。概括主义是指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中一般性地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瑞士、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采此立法模式，我国现行《民法总则》采取的也是此种概括主义立法模式 [3]。列举主义是指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中不设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一般性规定，而于各分编中涉及到胎儿利益的保护时，个别地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法国、德国、日本等采此立法模式。不同的立法模式下，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之取得和丧失具有不同的效力发生机制。此外，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理，如果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胎儿在享有民事权利的同时，是否应当承担民事义务。

3.1. 我国规定的胎儿权利能力之取得是附解除条件的

概括主义和列举主义都为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设定了法定条件，即“娩出时为活体”。就此法定条件的效力，在比较法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胎儿出生之前其即取得了民事权利能力，若娩出时为死体，则溯及地丧失民事权利能力，是为附法定的解除条件说。另一种观点认为，胎儿于出生之前并未取得民事权利能力，若其娩出时为活体，方溯及地取得民事权利能力，是为附法定的停止条件说 [4]。我们可以看出，附法定的解除条件说与概括主义立法例相对应，附法定的停止条件说与列举主义立法例相对应。我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从该条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是概括保护主义立法模式，认为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受孕，在整个胎儿期就已经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是在娩出时为死体时，则溯及至受孕时丧失民事权利能力。

概括主义和个别主义的立法例各有利弊。总括保护主义明确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比较周延，与民法保障人权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是在法律适用上会存在着与其他既有法律制度的复杂适用关系，需要辅设新制度以解决具体情况下的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的问题。而列举主义只是在涉及到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事实发生时，才溯及地赋予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具有法律关系清晰、法律适用效果确定的优势。但由于涉及胎儿的利益保护的法律关系难以用列举的方式穷尽，因而列举主义难免有保护不周之弊。而且娩出时为活体才溯及至受孕时赋予民事权利能力，难免出现保护过于迟缓的问题。我国立法选择了概括主义立法模式，当然在解释上也应当选择附法定解除条件说，以便周延地保护胎儿的民事权利。

3.2. 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属于部分民事权利能力

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中对于民事权利能力均承认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是平等的，均为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存在受到限制的民事权利能力。对于民事主体而言，民事权利能力，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并不存在民事权利能力的中间状态，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源于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每一个人都平等享有的，不应当有所区别 [5]。

不过近年来，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准人格”的新概念，后又称其为限制民事权利能力或者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并将其定义为具有部分民法人格要素的人或组织之人格状态，准人格欠缺规范化的意志能力，具有部分人格要素，其权利能力并未得到法律的规定，而且具有开放性特征。例如胎儿所拥有的人格尊严要素就是不完整的，原因是其尚未出生，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并未形成完整的人格，进而应该拥有与不完整的人格尊严要素相适应的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说，胎儿不能在普遍的法律秩序中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能够在某些少数法律关系中具有权利，我国《民法总则》虽未将其明确表述为“部分民事权利能力”或者“限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第十六条的规定表明该法事实上接受了关于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实际上在德国，认为在“权利能力”和“无权利能力”之间存在“部分权利能力(限制权利能力)”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通说 [6]。

3.3. 胎儿的义务能力问题：胎儿无须承担民事义务

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根据附解除条件的概括保护主义，胎儿在出生前就取得了民事权利能力，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享有民事权利。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应当是对等的，而由于胎儿尚未出生，其无法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违反了民法权利义务对等的相关原理和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因而否定了概括保护主义。

从表面上看，这些学者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但其实是欠妥的。因为胎儿与自然人作为生命存在，有着重大差异。我们不能将胎儿的人格地位提高到与自然人人格地位同样的程度。如前所述，我们赋予胎儿这样特殊的生命存在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只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享有民事权利，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的延伸保护。胎儿享有的民事权利远远小于自然人，并且民事权利能力主要是权利性质而非义务性质。其次，尽管自然人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大部分是对等的，但也存在不对等的现象，比如赠与合同、无偿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广泛认为胎儿的权利能力仅限于对其个人利益的享有部分，而无负担义务的能力。

从我国法律的规定也可以得出胎儿无需承担民事义务的结论。《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所使用的立法语句是“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对这一立法表述，只能作文义解释，不能做扩张解释。“利益”是相对于“不利益”而言的，“利益”表征权利，“不利益”表征义务，因而《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仅涉及到“胎儿权利的保护”，而不涉及到“胎儿义务的承担”。立法者又于法条中明确列举“遗产继承、接受赠与”两种具体情形，这两种情形都属于通常的“纯获利益”情形，因而条文表述中“等”的范围 [7]，须与例示的情形具有同质性，涉及到对胎儿“不利益”的情形当然不能包括在内。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胎儿无须承担民事义务。我国现行法在“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之外，创设了一种“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特殊民事主体”的例外，此特殊民事主体即为胎儿。此种创设，旨在给予胎儿以特殊保护，也不会对既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制度造成冲击，是科学可行的。

4. 胎儿民事权利的实现机制

按照《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胎儿享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形主要是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但这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规定，其中还有一个“等”字。胎儿亦依法享有各种各样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胎儿享有的民事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胎儿因身体或者健康受到损害而于出生后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因亲权人被侵害而丧失抚养来源从而享有的抚养费给付请求权，以及请求生父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权等。胎儿的这些权利在其未出生时都无法亲自行使。其部分权利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可将其概括为胎儿在人格利益法律关系和纯获利益的法律关系中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

4.1. 应当把胎儿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奉行附解除条件总括保护主义的前提下，胎儿从受孕时起即取得民事权利能力，像一般自然人一样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胎儿就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按照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胎儿应当适用我国《民法总则》第二十条“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将胎儿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设立胎儿监护制度。在胎儿的民事法律活动中，应当像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一样，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民事权利，如代胎儿接受赠与、接受遗赠、接受继承、代为提起诉讼等。

4.2. 胎儿具有诉讼主体地位

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不仅是一种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同时也是一种程序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故而凡民事主体，都具有诉讼法上的当事人能力，胎儿当然亦不例外。涉及到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胎儿可以以原告的身份由其监护人代为提起诉讼。同时，胎儿的当事人能力中还应当包括被告的当事人能力，因为虽然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中只包括依法享有民事权利的能力，而不包括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胎儿利益的保护可以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在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制度之下的“胎儿利益”，在解释上应仅指胎儿的“实体利益”而不应当包括“程序利益”。当胎儿成为被告时，貌似胎儿处于一种不利益地位，但此种程序上的不利益地位是保护他人权益之必须程序，而于胎儿的实体利益未必有损。例如当胎儿以继承人身份参与了共同继承时，遗产于胎儿出生前就已分割完毕，而第三人认为其继承权遭受了侵害而提起诉讼，于此情形，作为共同被告的当事人当然应当包括该胎儿，该胎儿之遗产继承不能以剥夺他人的继承权为代价，即便最终被判决是胎儿应就其已经取得的遗产分出一部分给原告，也并不意味着侵害了其利益，因为此时的胎儿处于一种“无利益”状态，其并未丧失其固有利益。综上所述，胎儿的诉讼主体地位既包括成为原告的能力，也包括成为被告的能力 [8]。

4.3. 胎儿人身权利的实现

就人身权而言，除了因胎儿尚未出生这一自然事实所决定的不能由胎儿享有的人身权之外，在理论上，凡出生后所能享有的人身权，胎儿都一样可以享有，如胎儿享有身体权、健康权以及婚姻家庭中的一系列人身权利。

健康权作为人格权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在胎儿孕育的过程中，外界如果作用于母体的侵害往往会直接致使胎儿出生后出现身体机能不健全的情况。那么胎儿虽然未曾出生，但其在母体中的正常健康发育依然应当受到保护，由此胎儿得以顺利从母体降生并独立存活。

从胎儿在父母的婚姻家庭关系中所享有的人身权利上看，自受孕时起胎儿即应具有家庭成员的家庭关系地位。对自己的父亲，胎儿享有抚养费请求权。我国《婚姻法》第21条第2款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应适用于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母亲可以代胎儿向父亲主张抚养费。在父母离婚时，也应当按照“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胎儿的利益。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了夫妻一方的离婚补偿权，对于正在怀孕的妻方，有权请求对方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更好地保障胎儿在孕期的发育。总之，胎儿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就如同已出生的未成年子女一样，享有一系列的法律权利。

4.4. 胎儿人身权利的实现

在胎儿享有的财产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胎儿因身体或者健康受到损害而于出生后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因亲权人被侵害而丧失抚养来源从而享有的抚养费给付请求权。此外，还有受遗赠权、继承权等。

胎儿对其出生前损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附解除条件总括保护主义模式下，胎儿自母体受孕时起取得民事权利能力，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享有民事权利。并且胎儿是自然人的必经阶段，这种自然事实，侵权责任法应当给予充分考虑。当胎儿自身的身体权、健康权遭到侵害时，胎儿可以以原告身份起诉，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由其父母代其及时行使诉权。在国外立法上，《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在损害赔偿请求权上视为已经出生。”

胎儿享有抚养费给付请求权。当胎儿在出生前，胎儿未来的抚养人受到某种伤害导致死亡时，胎儿的被抚养权遭到非法剥夺，胎儿可以请求侵害人给付抚养费。在我国立法中，目前不支持这样的请求，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针对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是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我国的相关法律应该保证胎儿在出生后的被抚养权，假如这种权利被侵害，胎儿应该作为间接的受害人，享有抚养费给付请求权。

胎儿享有受遗赠权。我国《继承法》中规定了受遗赠人要想获得遗产，不能采用默示的方式，只能在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予以明示方可表示其接受遗赠，否则视其为放弃。由此推之，尚未脱离母体的胎儿不能够表示其接受或是放弃遗赠财产，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胎儿未来的法定监护人不可以拒绝代替胎儿去接受这些权益，也不能以任何手段损害胎儿的合法权益。此外，监护人应当妥善保管胎儿的财产，以善良管理人的身份对胎儿应有的财产予以合理保管，不得随意进行处分，在胎儿出生后应当予以转交。胎儿如果在出生时死亡，这些未付出就可以得到的利益应该返还，胎儿的原监护人不可以据为己有，如果胎儿在出生之后出现夭折的情况，这些利益应该作为胎儿的遗产，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继承。

胎儿享有继承权。不论是概括主义还是列举主义，凡是承认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例，基本上都明确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如《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出生。”《法国民法典》第725条规定：“只有继承开始时生存的人，或者已经受胎、出生时存活的人始能继承。”《日本民法典》第886条规定：“胎儿在继承上，视为已经出生。”我国1985年颁布的《继承法》中的相关规定，当进行遗产分割的时候，应该保留胎儿在继承方面的份额，如果胎儿在出生时死亡，则该保留的份额应该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继承处理。继承的财产归胎儿所有，胎儿是所有权人，胎儿的监护人代为管理财产 [9]。

5. 结语

长期以来，对胎儿民事权益的保护一直被人们所忽略。对胎儿赋予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以及对胎儿的民事权利保护范围加以完善已经成为将来的立法趋势，这不仅符合世界保护人权主义的发展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在立法层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期早日构建完善的立法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 崔建远. 民法总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杨立新. 民法[M]. 第二版.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 [德]拉伦茨著. 德国民法通论[M]. 王晓晔, 邵建东,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5] [美]艾伦?沃森著. 民法体系的演变及形成[M]. 李静冰, 姚新华,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6] 刘召成. 胎儿的准人格构成[J]. 法学家, 2011(6): 66-81+176.

[7] 吴传杰. 论胎儿民事权益的保护[J]. 法制与经济, 2017(11): 83-84+95.

[8] 王洪平. 论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权利实现机制[J]. 法学论坛, 2017, 32(4): 35-42.

[9] 杨显滨. 论胎儿利益的民事立法保护[J]. 法学杂志, 2011, 32(11): 118-120.

谢选骏指出：“论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权利实现机制”，完全没有以下主题——“未经胎儿同意，就把他她们投入人生的压力锅，算不算侵犯了他她们的基本权利？”

《古人怎么保护胎儿权利？》（论道　2020／11/25　深圳特区报评论部）报道：

提要：胎儿到底算不算人？如何保护胎儿权利？从文化、历史角度而论，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永恒难题，涉及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高度。

《民法典》第16条规定：凡是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这里所谓“视为”，就是法律拟制：只要胎儿生下来活蹦乱跳，知道又哭又叫找奶吃，那他在母体里的时候，就算是“人”了，就能继承遗产。这种拟制第一次让胎儿获得了可能的法律地位，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代表了民法典可贵的生命立场。

《民法通则》时期，民法没有界定胎儿的法律地位，只是技术性地确立了胎儿向婴儿转换的标准：“出生”。所谓“出”，是指脱离母体；所谓“生”，是具有独立的生命体征。

但这个标准在价值上和逻辑上存在问题：价值上，胎儿只要还没脱离母体，那就不是民法上的“人”， 不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逻辑上，既然不是“人”，也就不享有法律人格，不受法律的强力保护。

《民法典》的进步意义有多大？2010年9月，江西丰城市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遭遇车祸， 自己没受什么伤， 但腹中胎儿却因此死亡。后来，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了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损坏赔偿费。特别是对胎儿死亡提出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两项诉讼请求。法院支持了孕妇本人的各项赔偿请求。对于胎儿权利的请求，法院判决结果是：不予赔偿——因为胎儿还不是“人”，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既然还未“生”，就不存在所谓“死”。

胎儿到底算不算人？如何保护胎儿权利？从文化、历史角度而论，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永恒难题，涉及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高度。

中国古代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在早期文明中，谈不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道德、法律双向关注的是对婴儿权利的保护。

婴儿权利的保护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杀首子。纵观人类进化史，世界各地都存在过“杀首子”残酷习俗。我国早期的少数民族、迦太基人、腓尼基人都有过这种“人祭”的历史，将头胎子女杀掉敬奉神灵。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齐桓公时期“三邪”之一的易牙，杀掉自己的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赢得了齐桓公的绝对信任。实际上，按照史料，在易牙之前，被奉为仁君典范的尧也杀过自己的大儿子，所以庄子斥之为“不慈”。

为什么要杀首子？敬奉神灵只是表面的解释。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保障丈夫血统的纯粹性：杂婚制时代，男女关系开放度很高，男性娶妻回家，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极有可能不是自己的。为了确保血缘正统，杀掉头胎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但通过杀害生命确保血缘正统，无论理由有多正当，也显得残酷寡恩，所以，就抬出神灵来遮盖掩蔽。

第二个阶段，男女有别与分居拜庙。为了终结杀首子的野蛮习俗，孔子提出了男女大防理论。这理论今天成为笑点，但回归历史，孔子是一个爱心满满的人，他通过男女自然禀赋进行角色定位、科学分工、分类管理，通过物理区隔来净化男女关系。

男女有别的标志就是帷帘。那时候没QQ 聊天，更没有表情包。男女垂帘而对，但闻其声，不见其人。这妨碍了男女的自由交流，但正是这道帷帘筑起了生命的屏障，保全了无数婴儿。

再后来，汉族文化又产生了一种仪式：分居拜庙。新郎迎娶新娘后不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不是三拜之后进洞房。而是把新娘送到特定的地方静养，三个月后，新娘没有怀孕的迹象，才由新郎接进祖庙，拜见列祖列宗，然后回家拜见公公婆婆。从这一天开始，新娘才正式成为夫家一员。

第三个阶段，法律、宗教共同维护胎儿生命权利。到了中古时期，文明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不仅对婴儿进行保护，对胎儿权利也倾注了更多的人道呵护。无论是宗教传统，还是法律规范，抑或是人伦法则，都不同程度地将胎儿视为“人”并给予最严格保护。

唐代虢州刺史袁郊的《甘泽谣》记叙了一起医疗事故：一个孕妇患上蛊症，腹腔长了寄生虫。医生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用芫花酒杀虫， 导致孕妇和腹中两个胎儿全部死亡。一尸三命，这医生后世遭了报应，投胎成为卑贱的女仆，这就是著名女侠红线女。

因果报应虽然属于民间的想象、附会，但也传导了民间的道德立场：胎儿就是一个“人”，不得伤害、残害！

从法律层面而论，依《唐律疏议》，孕妇求医，医生故意不依方配药，导致胎儿死亡，那是故意杀人，后果很严重：死刑；如果不小心，也是过失杀人，两年半徒刑。即便孕妇、胎儿都好好地没事，医生也要杖六十。

古代刑罚中还有一个法则：孕妇犯罪，不得拷讯，必须等到“产后百日。”这一法则从南北朝时期一直沿袭到清代。如果无视法律拷讯孕妇，官员得挨板子；如果导致孕妇流产，不是丢官，就是入狱。《唐律疏议》规定：如果执法者违法拷讯，导致孕妇受伤，比照斗殴杀伤论罪；如果导致胎儿死亡，比照过失杀人论处，判处徒刑两年——这里所谓过失杀人之“人” ，显然是指胎儿。

为什么会如此规定？清代著名律学家沈之奇的解释很有人情味：产前不行刑，是为了保护胎儿；产后百日行刑，是因为母亲哺育三个月后，婴儿才能够自主延续生命。（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民法典》、《民法通则》，只知保护胎儿的积极权利，不知道保护胎儿的消极权利——例如穷人、奴隶、病人、罪犯……他她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注定受苦受难、替她他们还债背锅接受侮辱的……这些孩子不愿出生在如此悲催的状态下的可能性，远远超过百分之五十！但是有谁问过注定悲剧一生的孩子们愿意不愿意出生？孩子们凭什么要为他们的父母还债？未经胎儿同意，就把他她们投入人生的压力锅，算不算侵犯了他她们的基本权利！？

推而广之地问一句——父母需要不要对孩子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约伯说“我诅咒自己的生日”，伏尔泰临死的时候说，“但愿我这一生没有出生过。”莎士比亚说“父母生我不是为我，而是为了自己的欢乐”，——这是否算是谴责自己的父母未经同意就生下他们？

未经胎儿同意，就把他她们投入人生的压力锅，算不算侵犯了他她们的基本权利？

谢选骏：用新疆问题可以彻底砸掉一带一路的锅

《七国集团峰会：全球基建计划对抗“一带一路”》（2022年6月27日 BBC）报道：

七国集团（G7）领导人周日（6月26日）承诺，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德国举行的峰会上重新启动“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关系”项目。

基建计划

拜登说，美国将在五年内动员2000亿美元赠款、联邦基金和私人投资，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全球卫生、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施。

“我想说清楚。这不是援助或慈善。这是一项将为所有人带来回报的投资，”拜登说，并补充说这将使各国“看到与民主国家合作的具体好处。”

拜登表示，多边开发银行、开发融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它机构可能会提供数千亿美元额外资金。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盟将在同时期为该倡议筹集3000亿欧元，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方案，取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的投资计划涉及100多个国家的发展和项目，旨在打造一条从亚洲到欧洲古代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现代版本。

白宫官员称，该计划没有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拜登着重介绍了几个旗舰项目，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商务部、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公司AfricaGlobal Schaffer和美国项目开发商Sun Africa支持，在非洲安哥拉开展的20亿美元太阳能开发项目。

与七国集团成员国和欧盟一起，美国政府还将向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 de Dakar）提供33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塞内加尔正在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多种疫苗生产设施，该设施最终可生产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这个项目也涉及欧盟。

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将承诺，在五年内向世界银行的全球儿童保护奖励基金提供高达5000万美元的资金。

非营利组织“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副总裁罗德（Friederike Roder）表示，投资承诺可能是七国集团加大参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良好开端”，并可能为所有国家带来更强劲的全球增长。

她说，七国集团国家平均只提供其国民总收入的0.32% ，不到承诺的0.7%的一半。

“但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复苏，”她说。

七国集团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了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关键民主国家的力量。

中国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6月27日）回应称，中方始终欢迎一切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相关倡议不存在彼此取代的问题，但反对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算计，抹黑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

他还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有关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其他国家说“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是伪命题。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则在报道峰会时称：“路透社在报道中没有提及的是，不论是在气候变化、性别平等还是卫生健康方面，美国自己都是一团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7日在回应美国的这项基础设施倡议时表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各国通力合作，相互支持、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抗、相互替代。“美方有关倡议无视各国希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普遍愿望，大搞零和博弈，挑动分裂对抗，这不得人心。”

“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是互联互通而不是脱钩筑墙，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中方欢迎一切有助于汇聚合力、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任何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推进地缘政治的算计都不受欢迎，也不会得逞。”他表示。

谢选骏指出：七国集团（G7）领导人周日（6月26日）承诺，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这个发展非同寻常，因为其中不少国家以前是大力支持一带一路的，现在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在于俄罗斯侵乌，欧洲需要需要美国的保护，所以才被迫加入了美国的计划。

《新疆种族灭绝指控》报道：

新疆种族灭绝指控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群体成员的人权侵犯，并被常常描述为种族灭绝。自从2014年以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府推行一系列政策，将估计多余100万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未经法律程序送入再教育营，[1][2][3]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少数族裔最大规模的监禁事件。[4][5]

指控或认可相关指控的包括两位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6]和安东尼·布林肯[7]、加拿大下议院[8]、荷兰下议院[9]、英国下议院[10][11]、立陶宛议会[12]和法国国民议会[13]；不赞成将中国在新疆的做法称为种族灭绝的有土耳其议会[14][15]、澳大利亚议会[16]和加拿大上议院[17]。2021年2月，一些自称遭到关押的维吾尔女性向欧美传媒供述她们在新疆再教育营的亲历，令指控持续发酵。[18][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驻外机构持续反驳，并认为指控者捏造经历，其说法是片面之辞、假新闻。[20][21][22]反对该指控的观点认为，这是把相关问题政治化，且是一种政治操作。[23][24][25][2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各国对维吾尔人事态连续三年发生联署竞争（2019-2021），每年支持中国新疆政策的国家皆多于反对国家，而反对国家也逐年递增。[27][28][29][30][31][32][33]。

新疆民族冲突自18世纪延续至今。2008年以来，新疆发生多起暴恐事件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开始建设新疆再教育营[34][35]。2016年陈全国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受同时期境外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影响[36]，并在不断强化治疆政策的路线下，2017年起营地规模化并迅速扩大，随之建设达到高潮[37][38]。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描述，这些机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各民族学员中主要是受极端思想影响且尚不构成犯罪的人员，包括参与活动但并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自愿接受培训的、刑满释放前经评估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穆斯林偏差人员，内容为教授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去极端化，并重归正常社会生活。[39][40]。有媒体和组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在遍布全疆的再教育营里扣押了数以万计的本国维吾尔族穆斯林[41][42][43][44]，以及少量的基督徒[45][46][47]和外国公民[48]（尤其哈萨克斯坦公民[49][50][51]）。根据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52]、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部分专员[53][38][54][55][56][57]，多家媒体[58][59][60][61]和相关机构[62][63][64]估计，在新疆因宗教信仰、民族身份或其它非违法原因而进入再教育营的人数可能达100万甚至更高。[注 1]

有中国大陆外的媒体和组织称新疆再教育营为“集中营”，并指再教育营内部条件恶劣[65][66][67][68][69]，部分被关人员时常经历被“教育”、“洗脑”、强迫劳动等[54][67][70][71][72]，甚至死亡[73][74][75]。还有媒体报道再教育营中存在语言及文化清洗[38][76]、强制分离孩童父母[77][78]和强制绝育[79][80]等行为，亦有学者[81][82][83][84][85]、媒体[86][73][87][88]、国际组织[89][90][91]、学者[92]及政治人物[93][94]将新疆再教育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相比较，甚至称其为“种族灭绝”[95]。

2019年7月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各国对维吾尔人事态分成两大阵营针锋相对。欧洲21国和日本联署，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宗教自由并遵守国际协定。22国均为已开发的民主国家，除日本外均为西方国家，多与美国有安全、国防关系。[96] 随即，50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署，称赞“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哲学，并以经济发展的方式保护人权及推广人权，令中国人权有骄人成就”。50国无一发达国家，多为中东、非洲、亚洲，极权，因人权状况受批评，依赖中国投资与其他开发项目的国家。[96]其中有23个伊斯兰国家、拉美国家、2个欧洲国家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后来宣布中立的卡塔尔未参加签名。[97][27][31]

2020年8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发生这种“联署信竞争”，批评当前新疆政策的共39国，[30]支持中国的共45国。[28][29]这种“联署信竞争”亦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团结亚非拉的方针。[97]

2021年6月仍然发生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署信竞争”，指责当前新疆政策的共44国。但支持中国者更多，共68国，并在联署信中指出该指责“出于政治动机且毫无根据”[32][98][99][100]。据《以色列时报》，由于美国政府施压, 通常不与中国对抗的以色列罕见加入签署声明的44国行列。中国官员向以色列施压不要支持，并随后提出抗议[101][102]。美国《新闻周刊》指出，指责中国的联合声明中明显缺乏伊斯兰国家支持，除了以穆斯林为主的波黑[32]。而支持中国新疆政策的则有不少伊斯兰国家[99][103]。

指控及反驳

维吾尔人出生率下降与“绝育和避孕”的关系

2020年6月，德国学者阿德里安·曾兹（又译郑国恩）发表了题为《结扎、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的调查，[104]指出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认为原因是强制节育措施；2020年10月他的续作补充了2019年的数据。[105]。一些维吾尔女性亦以亲历者身份向媒体供述，她们被喂绝育和避孕的药物和疫苖。[18]美联社认为这是“限制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德拉古式政策”。[106][106][107]

2020年8月新疆统计局一级巡视员吐尔逊娜依·阿不都热依木、[108]2021年1月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晓霞[109]、以及几名新疆大学学者[110][111]相继批评阿德里安·曾兹不懂解读计数据，指出“新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2017年的15.88%、11.40%分别下降至2018年的10.69%、6.13%，2018年新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约12万”数据虽然正确[109]，但认为究其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严格执行”、“早婚早育的观念逐步被摒弃，推迟初婚年龄……追求自由恋爱、幸福婚姻成为普遍”，并且整个2010年代，新疆的维吾尔人人口增长率远高于新疆汉人，根据2010-2018年新疆人口变动，“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大增25.04%；新疆汉族从882.99万人上升至900.68万人，增加17.69万人，仅增长2.0%。”[109]

阿德里安·曾兹则批评新疆社科院只统计至2018年，但维吾尔人的生育率骤降是在2017年之后，只需把2017、2018、2019年骤降的生育率混淆进2016年及以前的生育率较高的数据就能得出报告里的结论，他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公开的2020年目标生育率只有1.05‰，还有很多地区停止公开生育率，他认为这是因为停止公开的地区出生率极低。[112]2020年9月底，新疆官员向CNN发送传真，承认2018年新疆的出生率与2017相比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但同样否认种族灭绝指控[113]。

据报导，被三次关押的维吾尔族妇女（Mihrigul Tursun）公开作证，称其生下的三胞胎拘留期间未经任何同意接受了未知的手术后，其中一个死亡，另外两也有健康问题。Mihrigul还称被政府官员强迫服用不明药物和白色液体，后来身体检查证实了她无法再次生育。报导还称习近平上台以来，党一直力求宗教符合党的教义和汉族习俗。在“新疆课堂()”政策下维吾尔族的儿童即使其父母没有被拘留，也需要远赴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生活于“汉文化环境”之中[18]。

中国外交部称新疆60多年以来人均预期寿命由30岁提升到72岁[21]。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引用上面的数据，反问：“明显高于汉族人口2%增幅，哪来的‘种族灭绝’？”[114]新华社报道称曾经在教培中心上课的结业学员也表示“教培中心女学员被强制绝育”是恶意谣言[115]。

再教育营性虐丑闻

2021年2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引述维吾尔女性图尔逊娜依·孜尧登（Tursunay Ziawudun）的证词，指控“新疆再教育营的女性每天晚上都会从牢房中被带走，然后遭一名或多名蒙面者强奸。她称自己曾三度遭酷刑，后来又被轮奸，每次都有两三个人。”[19][116][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控图尔逊娜依更改了她的说词。该报引述一年前（发表于2020年2月15日）她接受的Buzzfeed采访，[118]当时她自称“没有受到殴打或虐待”。[119]图尔逊娜依在BBC的访问中指先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身在哈萨克斯坦，“长期活在被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惧中”，担心若她向外透露她所经历和目睹的性侵事件后被送回新疆，她会遭受更严厉的惩罚。[116]

中国外交部回应：“根本不存在所谓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性侵和虐待”。[120]

反恐与宗教迫害的争议

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指控“放弃伊斯兰教、伊斯兰习俗、伊斯兰政治思想是获准离开新疆再教育营的条件”。[121]人权监察指控政府以反恐之名政治灌输。[122][123]到访新疆的阿尔巴尼亚的Olsi Jazexhi教授有类似指控。[124]一些欧美媒体认为这其实是汉化政策，属文化灭绝。[125][126][127][128][129][130][131][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1年11月14日曾经就新疆穆斯林有关问题回应：“新中国成立后，伊斯兰教在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正常宗教活动受到保护。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穆斯林可以建立、参加宗教团体，开展教务活动，出版经典经书和宗教刊物，开展宗教教育，还可以同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进行友好交往和学术交流等活动。在中国，信仰宗教的公民、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政府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各种宗教之间地位平等，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各种宗教教徒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在中国绝不会受到歧视。”[133]中国外交部在2020年2月再次回应指：1.反恐去极端化措施确保了新疆三年来未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关措施得到了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普遍支持，得到了包括穆斯林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评价；2.中国各类信教群众近2亿人，其中2000多万人是穆斯林，新疆现有清真寺2.44万座；3.个别组织和媒体企图通过所谓爆料诬蔑抹黑中国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干涉中国内政。[134]

墨玉名单

2020年2月，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机构发表了一份泄密文件，郑国恩说这份名单上可因“无伤大雅的日常琐事，比如留胡子、穿短裤、封斋、申请护照”而被投入再教育营[135]，华尔街日报说这份泄密文件“足以证明，中国的“国家机器”绝对集体动员，“反恐维稳”亦可能是更大规模“民族思想改造工程”的其中一个发起口实而已。”[136][137]

郑国恩宣称“北京方面显示它在独立于我们之外的情况下拥有完整的墨玉名单”。他说《中国日报》采访的布丽提吉?巴拉提（Bulitiji Balati）的名字不见于媒体的报道也不见于名单已公开的部分，而是在都未公开的第298行和第590行，并指该名单显示她获准留在社区是因为她配合当地政府。[138][《墨玉名单》公开部分查证请求]

2020年2月19日《环球时报》发布社评质疑名单真实性，并认为所谓的墨玉名单是西方在炒作和抹黑中国的新疆政策。[139]《中国日报》采访了部分在《墨玉名单》上及因郑国恩所述的原因而应被送入新疆职业培训中心的当地民众以作反驳。[140]2020年8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于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关于‘墨玉名单’问题曾在多个场合进行过辟谣。所谓的‘墨玉名单’由‘东突’分子内外勾结伪造的。前段时间，郑国恩借此炮制了所谓《墨玉名单：关于中国在新疆拘留运动的剖析》研究报告，诬称‘名单’中的311人都因‘计划生育’等各种原因曾被拘留在教培中心。经调查核实所列的311人，绝大多数都是墨玉县博斯坦街道的居民，他们一直在社会上正常工作生活，从来没参加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只有极个别感染极端主义、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员曾依法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141]中国外交部官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郑国恩的报告和《墨玉名单》一事亦采用此说法。[142]

对于强迫劳动的指控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被大量指控强迫维吾尔族人民进行劳动[143][144][145]。2020年1月，抖音上出现展示上百名维吾尔族人搭车前住工厂赴职的视频，以及在出发前的精神喊话，被怀疑是强迫劳动的证据[144]。2020年3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认为至少80000名维吾尔族人被强行赶出新疆并在27家工厂强迫劳动[146]。法兰西24和汤森路透报道指超过570000名维吾尔族人被强迫在新疆手工摘采棉花[147][148]。南开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强迫劳动旨在降低维吾尔族人口密度[149]。大量报告指60多万维吾尔族人被强行转移到工业场所[144][145]。

国际反应

2021年1月19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卸任特朗普政府前夕发表长篇外交声明，[6]罗列事件属于种族灭绝罪与反人类罪的“罪证”和指控，为美国政府历来首次如此表态。1月20日，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候选人的安东尼·布林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候选人听证会上，认同蓬佩奥的声明。[7]1月27日，在白宫记者会，已就任美国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再度同样表态。[7]2021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回应“以蓬佩奥为代表的个别反华反共势力蓄意炮制的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和恶意荒唐闹剧”。[21]

2021年3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明文指出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150]。

2021年10月20日，获提名出任美国驻中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美国国会出席人事案听证会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必须停止[151]。

2021年12月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称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构成了“种族灭绝”，并呼吁美国政府在联合国采取行动[152]。

英国国会“种族灭绝修正案”

英国议会2021年三度表决《贸易议案》的“种族灭绝修正案”，由于大量保守党党员倒戈轰动英国政界，令到同属保守党但反对修正案的第二次约翰逊内阁焦头烂额。[153]该修正案由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推动，拟授予英国高等法院调查他国是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权力，如法院认定属实，英国政府就不能与这些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矛头指向中国。第一次表决，英国上议院在2020年12月7日以287-161票通过，[154]英国下议院在2021年1月19日以308-319票否决，修正案返回上议院。[155][156]

为了诱使保守党党友不要再倒戈，第二次约翰逊内阁在第2轮交锋时主动修正“种族灭绝修正案”，把原定赋予英国高等法院调查他国犯种族灭绝罪的权力，改为赋予下议院的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而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图根达特属保守党人，军人出身。下议院在2021年2月9日以318-303票，政府的修正案惊险通过，交予上议院复审。[157]上议院第三度修正案，把调查权改为赋予给下议院新设的五人委员会“议会司法委员会”（Parliamentary Judicial Committee），五人必须有司法经历。[158][153]此案在2021年2月23日由上议院以367-214票通过，下议院尚未表决。[154]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2021年1月13日指修正案“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损害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159]

2021年4月22日，英国下议院在无议员反对的情况下投票通过了由保守党议员努斯拉特·加尼提出的一项动议，确认新疆的维吾尔人遭受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10][11]

2021年1月20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英国下议院首相答问环节中表示，指“界定种族灭绝，实属司法事宜”，但“我本人认为现时新疆和维吾尔人的际遇，在道德上不可接受”。[160]

2021年2月24日，英国自由民主党党魁爱德·戴维在首相答问环节发言“种族灭绝发生于我们眼前，首相是否同意，除非中国终止种族灭绝，否则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代表团应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鲍里斯·约翰逊回复说“英国通常不支持体育抵制”。[161]

英国犹太人组织和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致函联合向英国首相施压。[162]首相回函，指英国政府已拨款研究新疆事务，并已呼吁中国接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全面监督。[163]

英国政府及相关机构

2021年1月12日，英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拉布在英国下议院宣布针对新疆强迫劳动采取新的措施，表明如果在英国的公司无法证明其供应与新疆的强迫劳动没有联系，该公司将会被罚款，以消除英国企业供应链中对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现象[164]。

2021年3月22日，在欧盟宣布对中国4名相关人员和一个机构实施制裁后，英国方面随即也宣布对上述4人和该机构实施制裁，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宣布了制裁措施，对4名中共政府官员以及一个新疆实体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这是英国首次在本国“全球人权制裁”（Global Human Rights）框架下的行动。[165]

加拿大下议院

2021年2月22日，加拿大下议院以226-0全票通过“本议会认定中国的作为符合联合国大会第260号决议——即《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定义，包括拘留营和防止生育的措施”动议。下议院全数338名议员之中有3分之1回避投票，包括贾斯汀·杜鲁多内阁。[8]

2021年3月27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对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166]。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中国的制裁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回应世界对生活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人权问题的“严重关切”[167]。

上议院

2021年6月29日，加拿大上议院就新疆是否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进行投票，29人支持，33人反对，19人弃权，动议否决。持反对意见的加拿大参议员胡元豹表示投票是“贴标签的行为”，并且援引加拿大印地安人寄宿学校系统的可怕历史[17][168][169]

澳大利亚

2021年3月15日，澳大利亚议会以33票对12票，否决了一项可能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为“种族灭绝”的表决动议。[16]

荷兰

荷兰外交大臣斯特夫·布洛克代表内阁在2021年2月15日回函：“如果对特定人群的生育限制措施藏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则可以认定种族灭绝，但要先论证其意图才能认定”[170]、“本内阁的立场是，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为正发生于维吾尔人身上。然而我党组建联合内阁时协议，本届政府对于种族灭绝之认定，只会依从国际法院或刑事法院的判决、科学研究的无争议结论、及联合国调查，目前言之尚早。[170]

由于不满荷兰外交大臣的回函净打官腔，2021年2月25日荷兰下议院通过动议“由于中国的拘留营和防止特定人群生育的措施吻合联合国大会第260号决议所定义的行为，本会认定少数民族维吾尔人正在在中国被种族灭绝”。荷兰执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的反对票未能阻止议案。[9]

捷克

2021年，捷克参议院宣布中国在对维吾尔人地区实施了种族灭绝。捷克参议院于6月10日通过一项动议，以38票对0票一致通过“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地区存有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自由、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种族歧视以及压制文化、宗教和政治身份的行为”。该动议还呼吁捷克政府对即将举行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认为它们的存在可能“被滥用以使进一步的歧视、暴力和压制基本权利的合法化”[171]。

比利时

2021年7月8日，比利时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在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比利时众议院会议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承认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存在“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并谴责“新疆自治区的迫害罪行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可能构成侵犯人权的罪行”，并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采取预防措施。决议包含对比利时联邦政府的20项要求，特别是谴责针对维吾尔人所奉行的政策、对这些穆斯林人口实施的强迫劳动或强制绝育，并恳求欧洲当局扩大如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没有停止，就对中国实施制裁。如果情况恶化，甚至谴责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文本也侧重于正在谈判的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投资协议，它要求冻结其批准，直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并且对人权、劳工、社会和环境权利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172]。

法国

2021年3月11日，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并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穆斯林[173]。

2022年1月2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69票赞成、1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维吾尔族决议案，认定并谴责中国对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的反人道罪与种族灭绝。[13]

立陶宛

2021年5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认定维吾尔族遭到种族灭绝[12]。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174]。

欧盟

2021年3月17日，欧盟17国协商同意，就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大规模迫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这将是欧盟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来，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欧盟各国大使一致同意对中国四名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制裁方案包括实施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官员姓名和实体名称将等到22日欧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后公布。[175]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欧盟执意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动，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回应，奉陪到底。”赵立坚同时沿袭了中国外交部的习惯性说法：“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176]

2021年3月22日，欧洲联盟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宣布因维吾尔族人权问题对4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明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君正，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与1个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实施制裁。[177][178]

荷兰，法国，德国，丹麦，瑞典，立陶宛等国于3月23日召见中国大使以示谴责，稍后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召见中国大使抗议中国制裁10名欧洲议员[179]。法国外交部官员表示，法国就北京的制裁召见中国大使卢沙野，并强调中国驻法使馆侮辱及威胁法国议员及一名学者是不可接受的[180]。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北约会议间隙表示，德国也召见了中国驻德国大使。“我们想非常非常明确地表明，欧盟的制裁针对那些侵犯人权的个人，”马斯表示，“(中国)对议员和学者的制裁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丹麦外交部长杰普?科弗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的制裁是“对言论自由的...明显攻击”。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玛丽娜·塞雷尼于24日向中国驻罗马大使李军华重申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坚定立场：“意大利支持欧盟采取的制裁措施，并拒绝接受中国的制裁，这是不可接受的”[181]。随后于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称中国不接受一些欧盟国家无理召见中国大使的做法。华春莹说，中国大使们在受召见中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立场，并对欧洲联盟提出严正抗议。[182]同月29日，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发言人就欧方发布的联合声明做出回应，称中方的行动是针对欧方发起对中方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反制裁，欧方发表这一声明，“倒打一耙”是错上加错，同时要求欧方“反躬自省”，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抗[183]。

2022年6月9日，欧洲议会以503票赞成、6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禁止强制劳动产品进出欧洲市场和谴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的反人类罪的法案。该·决议认定中国对新疆构成种族灭绝风险[184]而且可让海关当局扣押无法证明货物与强迫劳动无关下制造或输送的货品，以及呼吁就新疆维吾尔族的遭遇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185][186][187][188]。

伊朗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伊朗驻华大使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多个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外交官等30余人前往新疆参观，其中，伊朗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全程发文记载在新疆的见闻，并展示在新疆购物与享受美食的图片，被中国网民称为“旅游博主”“美食博主”。在其见闻录中，伊朗驻华外交官称与新疆教培中心学员进行面对面交流，谈及“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强迫劳动”等多项恶意指控，而与之交流的维吾尔族司机则表示教培中心从未限制学员人身自由，在教培的七个月中随时可以回家。伊朗驻华大使馆最后表示，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是“耸人听闻的谎言”[189]。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年9月2日，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指控德国学者阿德里安·曾兹“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新疆教培中心研究课题组’骨干，以炮制涉疆谣言、诽谤中国为生”。[190]

2021年1月，《中国日报》发布题为《起底外媒：谎言新疆》的影片，指控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191][192][193]

2021年2月，中国大陆媒体《环球时报》访问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期间他指控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人权观察组织之间的联系、他们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勾连、以及它们在新疆断章取义编辑。[194][195][196]。他在2016年和2018年到访新疆后，2020年出版法语专书《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197][198]。

2021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华春莹说：“第一，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是加、美、澳等国个别政客、媒体、学者沆瀣一气、串连炮制的丑恶闹剧；第二，“种族灭绝”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是曾经现实存在的事实。这些历史和事实，如果不是有关国家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自己的问题而对他国进行无端指责，也许人们不会再去想起。对于这些国家少数族裔的血泪史，那些加、美、澳政客们有什么说法；第三，西方某些人喜欢居高临下地跟他国谈人权问题，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首先应该保障的人权是每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捍卫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不缺衣少食、不挨冻受饿、能安定生活，这是真正的基本人权”[20]。

2021年3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表示，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199]。

2021年3月26日，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展示一段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前陆军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于2018年8月在罗恩·保罗学院的演讲视频。在该视频中，威尔克森声称新疆有两千万维吾尔人，中情局“如能采取足够的行动利用这些维吾尔人”“如果要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动荡”“和那些维吾尔人一样从内部而非外部向北京施压”[200]。

2021年4月1日，华春莹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发布一段由Youtube用户，前英国记者巴里（Barry）摄制的视频[201]，在视频中，巴里认为西方媒体编造了有关新疆的虚假新闻信息，并指出这些来源来自于阿德里安·曾兹的推文。其推文显示，英国广播公司曾问他“是否可以找到任何（关于新疆维吾尔人的）证据。”他则回答“不，这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不久后英国广播公司再次找到他并携带了佣金，他则欣然接受并去“找”更多证据。华春莹还否认了有关英国记者沙磊是因受到威胁而离开中国大陆的说法，表示如果沙磊认为自己发布的新闻没有捏造事实，就不用逃走[202]。

2021年4月23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议会下院通过涉疆动议答记者问时说：“部分议员鼓噪有关涉疆动议，罔顾事实与常识，蓄意抹黑攻击中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203]。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国际反华势力炮制的弥天大谎，中国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英国自身的问题够多的了。这些英国议员们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选民多干点实事。”[204]

2021年8月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就美国和日本就新疆问题提出关切时表示，近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翻番，人均寿命倍增，哪来种族灭绝？并指美国曾经屠杀印第安人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205]。

2022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政客伙同一些反华机构和个人大肆散布、炒作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的谎言，以求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炮制涉疆谎言的人看似彼此孤立，实则紧密相联，背后都受到同一个“主子”的指使和操控。涉疆谎言的真正炮制者和受益者，正是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206]

反制裁

2021年3月22日，中国政府宣布制裁对中国作出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指控的10名欧洲国家人员，包括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欧洲议会议员迈克尔·盖勒、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副主席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伊尔汗·库楚克、米里亚姆·莱克斯曼、荷兰议会议员舍尔德·舍尔德玛、比利时议会议员塞缪尔·科格拉蒂、立陶宛议会议员多维尔·萨卡利埃内、德国学者郑国恩、瑞典学者叶必扬和4个欧洲实体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177][178]

2021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称英国对中国部分机构及官员实施单边制裁为“基于谎言”，决定制裁英国9名人员和4个实体，9名受制裁人员为：图根哈特、伊恩·邓肯·史密斯、尼尔·奥布莱恩、大卫·阿尔顿、蒂姆·罗夫顿、努斯·加尼、海伦娜·肯尼迪、杰弗里·尼斯、乔安妮·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4个实体为“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保守党人权委员会（Conservative Par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维吾尔独立法庭”（Uyghur Tribunal）、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制裁方式包括禁止受制裁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含香港、澳门），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其交易等[207]。3月28日，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撤下一份被认为与其受制裁有关的该网站所刊发的由该律师事务所所属的4名成员撰写的一份涉疆“法律意见书”，并对外发表声明称其4名成员于2021年1月26日就新疆维吾尔人的待遇情况撰写的“法律意见书”是根据全球法律行动网络 （GLAN） 、“世维会”以及“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指示而写的，该律所其他所有成员都没有参与其中，也不对其负责。另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在中方制裁生效后，该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分部的六名律师将集体辞职并组成新机构，而在伦敦总部工作18年之久的华裔精英律师吴正飞也于29日离职[208]。

2021年3月27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盖尔?曼钦、副主席托尼?伯金斯实施制裁[209]。

2021年4月16日，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声称“冰岛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跟随欧盟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已决定对冰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消息的有关人员实施同等制裁”[210]。

国际组织联合国

2021年3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接受《CBS新闻》首席政治通讯员罗斯玛丽·巴顿的独家专访时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中国进行“认真谈判”，以准许联合国官员可以无限制进入中国新疆省，调查在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希望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能够无限制地访问中国”。[21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连续多年（2019-2021）发生了关于维吾尔人事态的“联署信竞争”:

2019年，批评中国的共22国，而支持中国的共50国。[97][27][31]

2020年8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批评中国的共39国，而支持中国的共45国。[30][28][29]

2021年6月，指责当前新疆政策的有44国，而支持中国者有68国。[32][98][99][10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在2021年9月24日周五, 巴基斯坦代表65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 强调反对人权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声明中还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和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此外，海湾合作委员会（GCC）6个成员国发表联合信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在国家声明中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在这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总共近100个国家对中国的正当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212]

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第三委员会（the Third Committee of the 76th Ses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在2021年10月21星期四也出现“联署竞争”，43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但是有62国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中国沿着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发展人权，反对以人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213] [214][215]

2022年5月24日，在经历与北京政府多年来的谈判获得批准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正式前往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实地考察，她被安排在没有媒体随行的“闭环”方式旅行[216]。

国际刑事法院

2020年7月人权组织呼吁它调查。[217]2020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决定不展开调查，非洲冈比亚的检察官法图·本苏达解释“指控只牵涉中国公民，并只发生于中国境内，由于中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我法院没有司法管辖权”。[218][219]

上海合作组织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上海合作组织及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外交使节共30余人对新疆进行访问，上合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在之后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就新疆产业发展，新疆普通工人的工资待遇以及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等做出积极评价，表示“新疆的发展有目共睹……世界不能再被谎言欺骗”，同时他反对部分西方媒体称新疆“不透明”的说法，表示在访问期间可以“自由地参观我们想去的地方”[220]。

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就像我们是战争中的敌人：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酷刑和迫害》。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艾格尼丝·卡拉马德认为“中国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构建的反乌托邦地狱令人为之震惊”、“中国必须立即拆除拘禁营，释放被任意关押在拘禁营和监狱中的人，并停止对新疆穆斯林的系统性攻击。国际社会必须站出来发声并采取一致行动，全面制止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联合国必须设立并紧急启动独立的调查机制，以期将那些涉嫌对违反国际法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221]。

维吾尔特别法庭

2021年12月9日，英国成立针对新疆种族灭绝指控的维吾尔特别法庭，由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负责审理。维吾尔法庭最终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对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负有责任[222][223][224]。维吾尔法庭的裁定不会在法律上要求任何政府采取行动，但要求各国重视在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情况。[225][226][227]

个人及媒体、智库意见

支持指控

2021年3月9日，美国“新线战略和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内容有关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报告声称新疆再教育营至少监禁了100万人维吾尔族，被监禁的维吾尔人受到强暴、性虐待、剥削、公开羞辱等凌虐及残忍对待，违反所有种族灭绝条款[228]。

2021年3月23日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赞扬欧盟通过与美国、英国与加拿大协调制裁中国相关官员来反对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基金会首席执行官Edwin J. Feulner表示，自由世界必须继续反对北京的暴政，揭露其对普世价值和规范的滥用[229]。

反对指控

2020年12月10日，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的著作《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出版[230][231]。2021年，《环球时报》对马克西姆·维瓦斯的访问中，马克西姆·维瓦斯称书中描述了他对于新疆反恐努力和当地发展的观察结果，并分析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分离主义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人权观察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在书中阐明这些组织如何串谋编制和散布诸如“种族灭绝”、“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等指控以及他们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勾连[232][23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称本书“揭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和‘人权观察’组织如何运用先入为主、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等手段，制造并传播诸如“种族灭绝”、“教培中心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等涉疆谎言谣言”[234]。据《中央通讯社》消息，2021年3月30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Marc Julienne对此发表文章《谴责维吾尔人的“假新闻”并为北京带来幸福的法国人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是谁？ 》，指控其“制作与北京同调的假资讯”[235]，称其无视联合国于1948年签署的《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确定的标准，并且无视一些“准确的证据”[236][237]。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我们要为他（马克西姆·维瓦斯）敢于揭示真相的勇气点赞，希望更多的人为他点赞。偏见难以持久，谣言终会破产。”[238]

2021年2月12日，英国《经济学人》反对称维吾尔族人权问题为“种族灭绝”，理由包括：

普通理解下，种族灭绝有“-cide”这个后缀词，应该要直接杀了人的行为才算“-cide”，但至今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例如大规模强迫监管维族人等等，不算是杀人；

美国政府一直以最狭窄的定义，来决定是否定性种族灭绝，如果称新疆的情况为种族灭绝，偏离了以往的原则；

中美关系十分重要，而美国政府目前现时仍计划在气候问题等议题上，跟中国合作，如果华府继续跟北京合作的话，斥责中国政府犯下这项“最令发指罪行”，便毫无意思；

中国政府现时在新疆的行为，已足以令愤怒，但如果用一些夸大了的言辞去批评新疆问题，反令一些爱国中国人更紧跟中国政府的路线；如果太随意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只会令这个词语的威力降低，日后其他政权便会更安心理得犯真正的种族灭绝行为。[239][240]

2021年2月18日，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发表文章《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基于极右翼思想家的数据滥用和毫无根据的主张》[241]。文章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种族灭绝指控来自一个单一来源：隶属于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和新保守派詹姆斯敦基金会的右翼德国研究人员阿德里安·曾茨（Adrian Zenz）于202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阿德里安·曾茨的雇主将他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西部和新疆地区政府政策的世界领先学者之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极右派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专门在福音神学机构任教，他曾说他“领导了反对中国政府，对同性恋和两性平等表示遗憾。”；对其研究进行仔细审查发现他对“种族灭绝”与数据滥用，即欺诈性主张、精心挑选原始资料、宣传错误与陈述前后矛盾。文章中还引述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作战研究系中国专家、研究教授莱尔·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的话“阿德里安·曾茨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标记为‘种族灭绝’是可笑的，以至于侮辱了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人。”

2021年4月20日，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专栏文章《新疆种族灭绝指控不合理》[242]，指出美国声称的新疆出现种族灭绝实际上并无证据，除非国务院能够证实灭绝种族罪的指控，美国政府应当撤销对中国政府的指控。当前，种族灭绝罪的指控正受到“新研究”（Newlines Institute报告）等“研究”的推动，联合国专家呼吁联合国正确调查新疆局势。中国政府表示欢迎联合国基于“交流与合作”而不是“有罪不证”的考察团对新疆局势的调查，特别是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对于促进世界人权宣言的文字和精神至关重要[243]。

2022年1月2日，俄新社网站发表了德米特里·科瑟列夫的文章《美国要求人们停止工作》。文章认为：美国和西方在“妖魔化”新疆问题，它们想把新疆描绘为“令人恐惧”的地方，但却失败了。现在很多人已经了解到，新疆景色秀丽，经济增长良好，而且是全世界少有的遏制恐怖主义的成功案例。[244]

持不同意见

2015年，美国FBI前翻译西贝尔·埃德蒙兹接受采访时指：“新疆是中国能源的大动脉。我们想要说新疆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帮助他们，他们遭受压迫，说中国在屠杀他们、折磨他们，正如我们在美国内部打性别牌、种族牌一般。”[245][246]但她也认同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时有滥用权力，并认同主持人指中国政府正以反恐为名压迫维吾尔人。[247]

相关事件

2021年2月26日，法国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安·梅斯特（Christian Mestre）宣布辞去斯特拉斯堡城市共同体伦理官职务，法国《观点周刊》杂志抨击其曾在2019年9月于乌鲁木齐参加“反恐，去极端化”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发表的新疆维吾尔人并未遭受监禁，中国政府的去极端化措施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观点是“为中共辩护”，并称中共有意对西方学术界进行“舆论渗透”[248]，而中国方面则回应称西方舆论有意识对一些说真话的学者和社会人士进行“消音”，体现西方国家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打压言论自由的虚伪[249]。

2021年3月31日，法国《世界报》指称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涉嫌编造一个不存在的法国独立记者“罗汉娜·博蒙”，该指控的矛头指向3月28日中国环球电视网于其法文网站刊登的一篇名为《我的新疆，阻止虚假新闻横行霸道！》的文章。该文作者自称曾多次访问新疆，称法媒所描述的新疆与其所见所闻“风马牛不相及”。世界报以“查询了为记者发放记者证的法国职业记者证委员会的数据库，数据库中没有这位记者的名字”为依据认为这个名为罗汉娜·博蒙的法国独立记者并不存在，而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彭达兹（Antoine Bondaz）也在推特上指责CGTN使用假名宣传，并讽刺称“邀请这位仅仅出现在中国官媒网站的记者与她对话”[250]。而仅在1天后的4月1日，法国《费加罗报》即刊载了对这名法国记者的专访，证明这位记者确实存在，罗汉娜·博蒙仅为她使用的笔名。在被问及为何使用笔名发声时，该记者表示是因为不想因为说真话而“（在法国）有安全危险，被人群起攻之”，中国方面则对此评论“时刻标榜‘民主’与‘言论自由’的法兰西已经无法容忍非法国‘政治正确’声音的存在”[251]。

2021年4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爆料，对于中国的反驳有安排演员的争议，该组织称发现塔黑日江·托合提过去曾经受中国媒体新华社采访，自称15年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回和田创业开办了物业公司和餐厅[252]，说明其本身学历水平很高，并无在“教培中心”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职业技能的必要，因此塔黑日江是临时拼凑的演员，见面会则是一个骗局。[253]该爆料源于前段时间和田市教培中心结业学员塔黑日江在出席2021年3月29号的在记者会表示，所谓中心是集中营和学员遭受酷刑的说法，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感激中心去除自己的宗教极端思想，恢复正常生活[254]。而根据当时塔黑日江口述，在教培中心学到的是法律法规、企业管理等知识，所以结业后便做创业项目开了自己的餐厅。他未透露自己参与何地何时所开办的课程[255]。

2021年4月，据BBC报道与非洲的难民一起暂住荷兰的凯尔比努尔·赛迪克（Qelbinur Sedik）遇到了骚扰海外维吾尔人的行为，她2月份时指控在新疆秘密集中营内有强暴的情况后，警察便以她妹妹的手机进行视讯，他们已经有数个月未联络，来电中的家人并辱骂她。赛迪克挂断电话前，官员数度叫她前往中国大使馆，让使馆职员能够安排她安全回家。BBC后续访问了22名其他相关人士，有些人收到过类似赛迪克那样的骚扰电话，这些来电透过WhatsApp、微信、脸书进行，官员提供了一些模糊的建议。两名与BBC对话的女性成为了目标，她们的家人和朋友侮辱了她们，并指控她们偷钱和撒谎。同时官媒也在进行动作，新闻采访到一名女子被她的前夫形容是道德低下，亦形容另一人是“卑鄙小人”和“虐童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言人徐贵相举起了证言的女性的照片，其中一人是也在年初站出来作证强奸的图尔逊娜依·孜尧登（Tursunay Ziawudun），记者会上甚至公开私人档案作证据，指她们是“骗子”，另一人是通奸。其中可以发现，某些海外维吾尔族受到骚扰，而另一些则没有，有些人被允许与亲人联系，但一些又不被允许，原因并不明确。他们被家人或是监管机关施压，要求监视其他维吾尔族人和相关组织，通常可以换取签证或护照或是与保护亲戚安全。[256]

2022年5月24日，一份源自2018年由黑客入侵新疆公安内部系统的照片和文件数据库被人权组织公开，揭露新疆集中营内的情况，内容包括当局登记大量维吾尔人被拘押的个人信息、照片、高层的的指令、简报和警察工作报告。文件由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公开，在让同行进行认证和背景化之后，再与全球媒体共同分享。在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媒体利用大型开源情报 (OSINT) 和调查团队完成调查工作之后，这些文件被整理名为“新疆警方档案”，并在www.xinjiangpolicefiles.org网站上提供访问[257][258]。

参见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本土恐怖主义

许秀中

阿德里安·曾兹（郑国恩）

维吾尔特别法庭

注解

 据各方估计，被关押人数达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具体数字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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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1月27日，已就任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在白宫记者会再次认同蓬佩奥的声明。Blinken, Anthony J.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cript (Interview) (Press Briefing Room, Washington, D.C.). 2021-0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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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陈月华 左卓; 视频：陈月华. 果然蓄谋已久！6年前，FBI前员工就抖出了美国乱疆的阴谋. 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2021-04-11 [2021-04-13].

 FBI前员工6年前就抖出美乱疆阴谋. 人民网. 2021-04-12 [2021-04-13].

 Eyeopener - Sibel Edmonds on Gladio B, Paris Shooting, Alt Media, [2021-04-14] （中文（中国大陆））

 被揭曾為中共新疆集中營洗地　法國知名學者辭去公職.

 学者被“消音”，这事竟发生在对“言论自由”引以为傲的法国.

 中国官媒编造出一位法国记者.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21-04-01 [2021-04-27].

 说出关于新疆的真相，法国记者身份遭质疑?! 看法媒“打脸”神操作……. 央视新闻. 2021-04-05 [2021-04-27].

 我在南疆丨音乐餐厅老板塔黑日江- 兵团文明网. www.btwmw.net.

 夏小华. 中方急找演员？新疆发布会教培中心结业员是复旦毕业生. 自由亚洲电台. 2021-04-01 [2021-04-01].

 新疆教培中心學員稱感激中心去除自己宗教極端思想. 香港电台. 2021-03-29 [2021-03-29].

 新疆教培结业学员：西方政客的涉疆指责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环球网. 2021-03-29 [2021-04-07].

 新疆人權：海外維吾爾人指控中國政府後付出的代價. 2021-04-01 [202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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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为何对于汉人的“一胎化”强制节育不算“种族灭绝”，而对少数民族的“二胎化”却算是种族灭绝？尤其新疆问题才被突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被突出？我认为，这和“一带一路”大有关系。因为新疆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其他少数民族则不是一带一路的起点，甚至和一带一路沾不上关系，所以没有宣传运用的价值。

有人问我，为何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要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大做文章？我说，因为一带一路把美国边缘化了，直接威胁了美国的霸权，甚至威胁了美国的生存，这是美国朝野两党一致反对的，而中共对此却毫无察觉或假装不知——因此拿新疆的问题作为杠杆来切断一带路，很有必要了。这不仅可以削弱甚至瓦解中国和一带一路沿途的伊斯兰国家，而且可以直接制裁经过新疆的所有经济活动，彻底瘫痪一带一路的大头梦了。

至于欧洲，不过是跟着美国出牌，尤其在俄罗斯肆行侵略的背景之下，欧盟的热脸更加不得不紧贴美国的屁股。所以远离俄罗斯威胁的加拿大和澳洲，则考虑到自己真有灭绝原住民的问题，所以投鼠忌器，没有紧跟美国的“新疆种族灭绝”指控。而美国为了扼杀一带一路，甚至没有回避自己的种族灭绝历史，由此可见决心之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这就是我所说，“用新疆问题可以彻底砸掉一带一路的锅”。

谢选骏：美国是领导全球各地的唯一力量

《“罗诉韦德案”：全球各地如何回应美国堕胎裁决》（2022年6月29日　BBC）报道：

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女性堕胎宪法权利的影响。辩论双方的活动人士一直在解释，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意大利、萨尔瓦多、印度、爱尔兰和加拿大的记者报道了他们在当地感受到的反响。

《美国触及意大利的“痛处”》（马克·洛文（Mark Lowen）BBC记者发自罗马）报道：

1978年，罗诉韦德案五年后，意大利通过第194号法律使堕胎合法化。尽管这不是同一个敏感政治问题，但是新的极右翼保守派政治崛起，更加接近天主教会，使它重新成为焦点。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在意大利引起了反响。

政治左派和中间派发出了一致的谴责和警告。曾帮助通过第194号法律的左翼前外交部长艾玛 · 博尼诺（Emma Bonino）表示，该法案表明，意大利面临倒退和"失去看似永久成就"的风险。

但在右派当中，一些人感到振奋。

“一场伟大的胜利，”来自极右联盟的西蒙尼 · 皮隆（Simone Pillon）称，并说他希望意大利和欧洲能够效仿。

但他的政党领导人马泰奥 · 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表态明显更微妙，称他相信“生命的价值……但在怀孕问题上，最终决定权属于女性”。这或许是意识到，大多数意大利人表示仍然支持堕胎权。

虽然这里不太可能限制堕胎，但194号法律允许医生出于良心拒绝堕胎。在全国范围内，大约70%的医生现在拒绝做堕胎手术。在一些地区，这个比例高达90%。

由于梵蒂冈就在意大利的后院，意大利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比如 LGBT 权利问题上往往落后于形势。很多人都为几十年前人们为堕胎而战，并将堕胎写入法律而感到自豪。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痛处，美国的决定将触及这一点。

《爱尔兰热情回应》（艾玛·瓦迪（Emma Vardy）BBC记者 发自爱尔兰）报道：

在整个爱尔兰岛，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引发了迅速热烈的反应。在这个堕胎合法化相对较晚的地方，这个问题激发了深刻的情感。两方都有许多直言不讳的爱尔兰活动团体和活动家。

“世界继续看着美国变得面目全非，”大学讲师卡西迪（Jennifer Cassidy）博士在推特上说。2018年，当人们欢呼庆祝爱尔兰共和国投票决定堕胎合法化时，她正在都柏林。

支持堕胎合法化的许多人一直在重温那一天的记忆，现在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目睹的一切表示恐惧。

2012年，萨维塔·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在爱尔兰死于败血症，因为她不被允许终止妊娠。如今，她的故事在爱尔兰被广泛传播，人们警告美国人要做好应对许多类似死亡的准备。

国际特赦组织的格兰尼·塔格特（Grainne Taggart）表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她曾经在北爱尔兰努力争取堕胎权。但是，对爱尔兰堕胎合法化感到失望的活动家们已经重新振作起来。

伯尼 ·史密斯（Bernie Smyth）是北爱尔兰最著名的反堕胎运动人士之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醒，”她说，“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个人对未来的希望是，有朝一日我们也将推翻这项立法。我认为美国的这场运动非常明智。这带来了很多希望，战斗还在继续。”

《保守派团体更加大胆》（威尔·格兰特（Will Grant）BBC记者发自萨尔瓦多）报道：

在感到拉丁美洲的堕胎趋势开始转向时，许多生育权倡导者现在担心，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作出裁决后，情况会变得更糟。

“这将鼓励我们国家最保守的群体，他们一贯否认女性的权利。”萨尔瓦多支持堕胎权的活动人士玛丽安娜 · 莫伊萨（Mariana Moisa）说。在萨尔瓦多，堕胎在所有情况下都被禁止，包括母亲生命受到威胁、被强奸或乱伦。

同时，控制萨尔瓦多议会的反堕胎政客对此变动表示欢迎，并坚称他们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仍是美洲的主流观点。

虽然最高法院决定只关乎美国各州法律，但美国继续对中美洲施加巨大影响。莫伊萨表示，这项裁决传递出的信息十分明确。

“这让人遗憾。这倒退的一步展现了世界各地对妇女的蔑视和漠不关心。”

《“毁灭性的倒退”》（罗宾·利文森-金（Robin Levinson-King）BBC记者 发自多伦多）报道：

加拿大通常不喜欢插手邻国（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的事情。

但当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时，倾向进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直言不讳表示，这对女性来说是"毁灭性倒退"，后果"很可怕"。

“坦率地说，这是对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攻击，”特鲁多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英联邦国家峰会上说。

自1983年来，堕胎在加拿大已不再构成犯罪，但获得堕胎服务并不是一项受到保障的权利。在许多地区，妇女得开几个小时的车去堕胎。

加拿大有很多反对堕胎的人，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像加拿大南部那样被政治化。

加拿大反堕胎组织Right Now在推特上写道，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美国是世界的典范”》（吉塔·潘迪（Geeta Pandey）BBC记者 发自德里）报道：

印度性别公正活动人士形容这项裁决是“妇女权利的巨大倒退”，并表示它受到“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影响。

向医生教授医学伦理的维纳（Veena JS）博士是一位活动人士和法医学教授。她表示，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女性生育权，还会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

“美国总体上是世界的典范，我担心在某个时候，印度可能会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引入类似的立法，”她表示，“我们将被迫抚养我们不想要的孩子。”

维纳说，这会影响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

“研究表明，在被迫分娩的妇女中，产后精神病和抑郁症增加。这些‘不想要的’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很差。”

自1971年以来，虽然有一些条件限制，但堕胎在印度一直是合法的。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家，这样做尤其是为了遏制女性堕胎。

但是，由于妇女普遍缺乏意识，这个话题带来的耻辱感，以及医生出于宗教或道德信仰不愿进行堕胎，意味着大多数堕胎仍然在注册医疗机构之外进行。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种种看来，不论好坏，美国都是领导全球各地的唯一力量了——这些国家甚至不称“美国最高法院”，而直接称呼“最高法院”了……好像美国的最高法院就全球的最高法院了。显然，这说明了“美国是领导全球各地的唯一力量”，因此，美国发生的事情，正在决定全球社会的走向。

谢选骏：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恢复生物多样性

《COP15峰会从中国改到加拿大 生物多样性为何如此重要》（2022年6月21日 BBC）报道：

联合国周二（6月21日）宣布，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从中国昆明改为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联合国发出的声明指出，中国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国，将继续主持会议，并且同意为最不发达国家的部长们前往蒙特利尔参加大会提供旅费。

有196个国家参加的COP5大会，原本计划4月在昆明举行，但因新冠疫情推迟。

在加拿大的COP5大会将在今年12月举行。

本次大会的目的是要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草案的最终版本。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为什么它很重要？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命多种多样，有动物、植物、真菌和包括细菌在内的微生物。

地球物种灭绝速度正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人类能否“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动物和植物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包括淡水、食物和药物。

然而，人类无法从单个物种中获得所有这些带来的好处，而需要各种动物和植物环环相扣联手发挥作用才能共同繁荣昌盛。

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备。

举例来说，植物对于改善地球大气环境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呼吸的空气需要植物净化，适宜人类生活的温度需要植物来调节。

因此植物是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危害的重要部分。

红树林沼泽和珊瑚礁可以作为屏障，防止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侵蚀。而城市中常见的树木在吸收二氧化碳和清除空气中的污染物方面非常出色。

地球多少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进化和灭绝是正常现象。地球从开始至今98%的物种现在已经灭绝了。

然而，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比科学家预期的要快1000倍以上。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自196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一份受威胁物种的“红色名单”。

超过142,000个物种被评估，29%被认为是濒危物种，这意味着这些物种灭绝风险非常高。

各国在加拿大试图达成什么协议？

人们希望能够在12月蒙特利尔举行的COP5峰会上达成协议，阻止科学家所称的“第六次大规模灭绝”。

各国政府将试图达成被称为“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的一个长期行动计划。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行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但后续会议因中国严控疫情而一再推迟。

其主要目的是在2030年之前减缓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并确保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和恢复……并将带来关系到全体人类的益处”。

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019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说，过度耕种、伐木、狩猎和捕鱼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影响。

2001年至2020年间，世界失去了4.11亿公顷的树林，其中16%是原始森林。这些多年生长的森林，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才形成。对这些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马耳他、英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变化最为显著，而原因包括污染、快速工业化和过度使用水。

怎么办？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四个目标。

加大保护力度

利用资源尽可能用可持续方式

对自然资源的分享更平等

增加财政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

联合国还希望更多地利用树木和植物来吸收二氧化碳，平衡温室气体排放。

不过，联合国也警告说，在从未出现过树木的地方种植树木可能会引入有害物种，这“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和私人组织承诺到2030年每年至少捐赠2000亿美元，其中5%用于发展中国家。

但是到目前为止，每年的平均支出却只有780亿至910亿美元，与目标金额有很大的距离。

谢选骏指出：这个会议换地方开了，为的是逃避武汉病毒在中国的肆虐吗。其实他们不懂，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恢复生物多样性，这个会议原定在中国召开，本来正是命运的安排啊！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平衡生态环境、恢复生物的多样性啊。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恢复生物多样性——人类为何对武汉病毒感到恐惧呢？

谢选骏：如何解决最高法院失去正当性的问题

 谢选骏：如何解决最高法院失去正当性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失去其正当性》（PETER COY 2022年6月28日）报道：

“正当性是为失败者准备的，”一位政治学家曾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概念。在裁决中获胜的一方会很高兴地接受它，不会去问原因。但失败的一方——无论该裁决是由篮球裁判还是最高法院做出——只有在他们相信裁决公平且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会坦然接受失败。

正因如此，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令人担忧。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失败一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这对最高法院和整个美国民主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局面。

“最高法院没有权力执行其决定，”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法学教授丹尼尔·埃普斯上周五告诉我。“它没有军队。它唯一有权力做的事情就是写PDF文件，并把它们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最高法院真正需要依靠的是让公众接受其裁决是正当的。“一旦失去了它，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埃普斯说。“我认为这是对社会的根本威胁。”

埃普斯是正确的。根据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否遵守法律的选择就像任何其他决定一样，是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但是通过个人经历，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你可以撒谎、欺骗或偷窃而不受惩罚。但你还是做了正确的事，因为你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律的正当性，接受了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制定法律的人是如何被选出的。

我不打算深入探讨周五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裁决的实质部分——该裁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我只想指出，失败者不仅仅是感到失望。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埃琳娜·卡根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感受远不止于此，他们在反对意见中明确表示，多数大法官的裁决“损害了法院的正当性”。

索托马约尔在12月的口头辩论中更是直言不讳。“如果公众认为宪法及其解读只是政治行为，这个机构是否能够顶着这种恶臭生存下来？”然后她自己做出了回答：“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可悲的是，这样公开说出来，也是在损害法院的正当性。

对于失败的一方来说，导致该裁决的事件令其更加令人痛苦。2016年，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阻止了就奥巴马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梅里克·加兰德的表决，他说这么做的理由是该提名距离当年的总统选举只有八个月。但在2020年，麦康奈尔加紧通过了特朗普总统对艾米·康尼·巴雷特的提名，最终确认投票就在当年选举的前一周进行。这让共和党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民主的建筑却被砸出一个窟窿。

2018年，在参议院就其最高法院提名进行投票之前，布雷特·卡瓦诺努力说服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他不会对罗诉韦德案构成威胁。“罗案的裁决已经有45年历史，它被多次重申，很多人非常关心它，我试图证明我理解现实世界的后果，”工作人员保存的笔记显示他在与柯林斯会面时说。他还说：“我是一个不破坏现状的法官。我相信稳定，相信‘九人团队’。”如今，柯林斯说，她觉得自己被误导了。

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联储。它的决策者都是不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他们使用晦涩难懂的方法和词汇（最高法院使用“遵循先例”，美联储使用“零利率下限”）。他们所做的事情晦涩难懂，这使得公众更加需要相信，无论幕后发生了什么，都是光明正大的。然而，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多布斯案之前的几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只有25%的人表示，他们对最高法院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这创下了近50年来民意调查的新低。

埃普斯说，如今的最高法院中，没有人能像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那样，尽管他是由共和党任命的，但他是独立的，他的判例往往是不可预测的。肯尼迪于2018年退休。埃普斯说，与肯尼迪1988年加入最高法院时相比，现在“筛选要严格得多”，因此像他这样的自由思想者不可能坐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席。

在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中，只有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似乎非常注重维护最高法院不涉政治的印象。在多布斯案中，他投票支持密西西比限制堕胎的法律，但表示他会采取“更慎重的做法”，而不是直接推翻罗案判决。

就在多布斯案裁决的前一天，最高法院推翻了纽约州对在家宅之外携带枪支的限制。在多布斯案中，最高法院支持各州限制公民行为的权利，而在纽约案中却恰恰相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玛雅·森说，这在堕胎权的支持者看来可能是前后不一致的，但这正是普通共和党选民所希望的。

森与亚当·博尼卡在2020年合著了《司法拉锯战——律师、政治家和意识形态激励如何塑造美国司法》(The Judicial Tug of War: How Lawyers, Politicians, and Ideological Incentives Shape the American Judiciary)一书。她说：“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庆祝胜利的日子。”

“正当性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这句话是埃普斯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最高法院正当性问题专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的。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写道：“机构的政策令人满意时并不需要正当性。在令人们不满时，正当性才变得至关重要。”

实际上，正当性其实并非只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而是为了最高法院本身。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最高法院真正需要依靠的是让公众接受其裁决是正当的。“一旦失去了它，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埃普斯说。“我认为这是对社会的根本威胁。”——既然如此，如何解决最高法院失去正当性的问题呢？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今日美政：https://mp.weixin.qq.com/s/Ovwhq3lr6575g_u4Sr27Zg 欧洲宪法法院的法官是受制约的。如果他们的判决是不对的，——国家可启动修宪程序，通过民选议员投票——修改大法官的判决。但是，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机制。修宪门槛过高，没有人可通过修宪来改正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宪法的理解。美国的这个基因病，如何治疗？

谢选骏@xxj2040：武装起义嘛，人民有权推翻政府，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