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被羞辱的晚年》（2022/06/21 孙仲）报道：
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
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法令人耳目一新，思考的问题引发共鸣，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大陆赢得了少见的史家盛名。而后来他的其他著作陆续引进，更展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历史”观。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他去世之后面世的自传性巨著——《黄河青山》——奇峰陡转，揭示了许多新材料，把他的传奇人生和历史反思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这部自传开篇一下子抓住读者的，是黄仁宇晚年的悲剧遭遇。
这是一个标准的卡夫卡式荒谬故事。在故事中，什么都对，但是什么都不对。在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了——而且美国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不能被解雇的吗？这个巨大的羞辱不仅沉重打击了学者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学术尊严，而且使得他的美国妻儿陷入生存危机，无颜面对亲友。
在震惊、愤怒、沮丧、焦虑中挣扎的黄仁宇夫妇四处质询，找同事，找学校，找工会，甚至找过失业救济处，但是他得到的全部是官liao与文牍的客气而毫无帮助的回答。体制是合理的，没有任何地方不对。但是，荒诞的结果却不可更改。
对于这个羞辱意味很浓的事件，黄仁宇为什么没有回避或是淡化处理？难道仅仅是因为史学家对事实真相的执着？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史家的一切历史事件写作，都在表达他的历史观，而自传体著述出自亲在（此在）视角，可能更为代表作者真实立场。
用这样的“受辱”故事贯穿自传，难道是要用切身经历否认美国大学乃至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性？然而，这与黄仁宇的基本史学信念岂非正好相矛盾？
无论是在《万历十五年》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黄仁宇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的合理性，痛陈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就在于尚未进入这样的先进性。那么，如何解释这当中的矛盾和张力？
面对现代性，历史学家们心情复杂。
自从清末国门被迫打开以来，历史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次中国遇到的是千年未见之巨变；其剧烈性不仅在于涉及到整个“古今之争”，而且与史无前例的“中西冲突”同步。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思考它，而且结合在中西方的亲身经历不断写下个体在巨变中的感受、思考和焦虑。许多海外华人史学大家的回忆著作都融个体史和大时代历史为一体，令人读之不禁一再感叹与感悟。
改革开放后从大陆赴美留学和执教的历史学家亦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心智成熟，最近他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发表为《在美国发现历史》。此书展开了几十个学者的众多视野，汇聚了他们在近百余所美国重要大学学习历史和工作的经历，体现了华人学者从个体生涯入手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强烈自我意识。
当然，在留美华人史学家的人生中，黄仁宇具有戏剧性的代表性。他的经历极为丰富，他既有共产党方面的挚友，又是国军军官；既在前线当过排长带兵，又在高层当过参谋，目睹过史迪威和郑洞国的冲突；在中、日参加受降时观察过冈村宁次、麦克阿瑟和天皇。他曾就读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后来在纽约大学执教后与常春藤盟校的许多中国史学权威们都有过充满恩恩怨怨的交往，又应邀到剑桥李约瑟那里愉快地合作，结下了终身友谊。
这些，尤其是他晚年的悲剧性遭遇，都具有某种超出个体偶然事件的历史意义。黄仁宇在愤怒和申辩后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在其自传中向“大历史”上升。下面我们将以黄仁宇为典例，探讨近代留学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身处古今和中外张力之间的危机感、困惑、思考和自我救赎。
01、渴望现代性
黄仁宇的各种史学著作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一贯信念：西方现代的理性化体制高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诗性管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走向现代商业经济管理方式。他不反对把这样的现代性称作“资本主义”，只要避免其意识形态价值贬谪涵义即可：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一种具体的事物而非一套价值观。……资本主义可以定义为私人财产权信用的广泛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聚结，……透过奠基于货币管理的法律联系，整个社会因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则，是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
不过，黄仁宇经常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来概括现代化的本质——“数目字管理”。
对于现代化的渴望，几乎是所有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信念。一代又一代华人知识分子几乎都在这个范式下思考。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渴望如此，余英时、黄仁宇、新儒家等海外学者也是如此，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再度推动它走向高潮。
比如朱维铮、金观涛、罗荣渠等人，无不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史学研究，痛彻批评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探寻走向现代化之路；其热忱甚至让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学者感到不解。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留学的杨志国的一段回忆可以说集中反映了这一现象：
……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对用现代化理论来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以为然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理论带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它暗示变化是大势所趋、社会进化将导致更加复杂的社会及政治结构的产生、今胜于昔等公认的历史发展结论，从而为本应是多姿多彩、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设定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
其次，它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因为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西方模式如何被用来改造世界的历史。
然而，对任何一个经历了建国初期经济重建、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七十年代后期全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二十世纪末改革开放的中国公民或史学工作者来说，现代化理论仍是解释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近现代发展的行之有效的理论。
也许有人会质疑：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西方汗牛充栋、非常成熟；中国人起步迟，天生理论贫血，会不会很难理解现代性？但是，中国人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对“现代化”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切身感受。呼唤现代化者可以着眼于个人，也可以着眼于集体。
有人因为现代体制给个人带来自由、权利、舒适而肯定现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人渴望现代化都是出于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危机。李泽厚说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救亡与启蒙。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启蒙就是为了救亡。黄仁宇这位亲历战争的史学家渴望现代化，是因为看到现代国家能运用理性化体制力量成功动员，轻易打赢战争。
相反，前现代的国家普遍贫穷，国家财政税收不足，只能闭关维持；一旦落入“国际关系”中便弱点通通暴露，毫无竞争力。在国防战争中被动挨打，遭人侮辱耻笑。
正因为黄仁宇看重国家行动力，他对现代性的强调就和许多中国学者不同，不是关心个体性的自由，而是关心集体的实力比如国家财政力量和整体动员能力。
中国现代的羸弱必须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原因。在研究明朝政府财政的“统计”工作时，黄仁宇发现这其实只是“行政算术”，是儒家的礼制规矩在先，然后官员们编造各种数据填写进去；所以它虽然看上去很美，合乎天理，但是根本无法计算，从而也就无法管理。
现代化体制也是算术，但是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是自然算术，是消费者导向经济的商业化“数目字管理”。现代国家的经济力量的本质就是丰富的物质和量化管理体系：“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各种因素都能相互交换，互相替代，所以动员起来，可以全部筹谋共同支配”。缺乏这样的系统配套机制，中国军队即便获得一些现代武器的外援也根本无法有效使用。于是中国领导人只能靠统治者和属下的个人交情，凑合做事，其效率只能用中世纪一词来描述。
黄仁宇不仅看到英美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而且通过在上海和日本受降的亲身经历，为日本人的理性化程度之高而感到震惊。日本人的特点是非人格化的服从制度，宛如机器一般有效率；具有强烈的集体合作精神；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能冷静应对。可以想象，黄仁宇发现这点后会感到沮丧：为什么（现代）中国如此失败，比各个民族都差劲！
02、现代性的反噬
然而，历史经常呈现出悖谬性。黄仁宇为之不遗余力赞美一生的现代理性化体制最终几乎吞噬了他。
黄仁宇认为现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长处就是具备发达的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民法、交通通信保险及独立司法机构和律师。而中国自古以来小农经济之上只有简单的衙门及胥吏，服务效率无法相比。
但是，当黄仁宇晚年遇上解雇风波时，美国的“完善”详尽的法治体制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面孔：互相推诿，自相矛盾，毫无效率；他去见律师，却被“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被告知纽约的公务人员法如何如何不支持他的情况，而且规定他如果诉讼成功获赔偿金，应当由纳税人承担，等等。
实际上，黄仁宇在现代性体制中遭受的打击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他被解雇的直接理由就是他的量化成果即所谓“业绩点”不达标：课时不够（选课学生少），出版不够（书稿一直被拒）。但是，“业绩点”管理方式正是黄仁宇津津乐道的“数目字管理”即投入－产出的经济化管理普及到学术领域。黄仁宇对美军的后勤人事管理方式的印象非常深刻，赞美有加，说它的特点就是整批看待人力资源。
把人视为砖头，即每个人的能力品性是毫无差别的，像每块砖头一样角度和厚度相同，可以统一计算。甚而还可以把所有人设想为液体如石油。所谓“油管制”就是把有关兵员的各种站处如入伍营、区分站、基本训练处、出国港口以及国外战场上的补充兵站等连锁地组成一条大“油管”，兵员沿着它自动向前供应。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只要掀开油管，则训练合格人员就如数到场。然而，量化管理也可以说就是学术上的“油管制”。
黄仁宇真的与这种把人当做物流处理的体制无比融洽吗？显然不是。他的个性、他骨子里的“前现代”特点使他难以服从集体和规则。他在打工中就丢三落四，频频出错，直到后来在剑桥李约瑟处当研究员也依然好动任性，浮想联翩，不拘小节，总之完全不具备韦伯所说的“合理性”，倒是非常吻合他所反复指责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特点。他还颇为惭愧地对比了他所看到的西方学者李约瑟的日常习惯：工作起来井井有条，全神贯注，效率奇高，如机器开动不停一般。
其次，黄仁宇与现代性的整个学术生产方式的潜规则也格格不入。现代性要求严守专业分工。韦伯是黄仁宇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灵感来源。但是韦伯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倾向是消灭创造性的强者。虽然韦伯也说社会的各个领域还需要创造性的领导人，但是他也预期除了少数企业家之外，大部分人都会被纳入理性化和体制化，成为无名弱者。学术领域也是如此。
学术领域的专业分工，其实反映的正是整个社会的技术化和中性化组织方式。学生只可以在一个极为狭小的领域中做专业工匠，不得不忽视急需探讨的广大领域。
当然，这一分工体系建立在集体－团队学术的工程学思维上。那些“学者－企业家”（这是耶鲁大学中国历史学权威莱特去世后讣闻中的赞词）统领全局，长于搞大项目开会出文集，与其他精英学校竞争话语权。他们可以创新和提出大观点，因为他们是权威。
但是现代学术体制绝不鼓励所有学者创新，而是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在历史上选择20年范围，做一个小题目。而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是数量经济学方法）引入历史学后，更对收集数据和数学建模有专门的要求。黄仁宇曾经希望在费正清的哈佛系列丛书中出版自己对明朝财政的研究，但是作为指导专家之一的一位计量经济学家却一再指责他的研究“不合规范”，否认其文稿的价值。
黄仁宇认为历史学如果要真正出成果，必须不守常规，思出位。但是这就可能遭到体制的激烈打击。实际上，他的学术生涯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表达他的大历史观点，他选取了一个宏观和一个微观角度，分别写作了《中国并不神秘》的一个纵切面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一个横切面历史。
然而这两本书都被视为“不合规范”而很久难以在美国面世。学术圈中不少权威对他友善，比如哈佛的费正清、耶鲁的莱特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但是对他的“越界”行为都异口同声反对，“枪毙”了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有位编辑无奈地写信给他说：如果你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就“必须很有名，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不少华人留美历史学家都看到并批评了美国史学界的这种规矩。刘瑜在探讨美国的“中国研究”的现状时就曾经指出，美国的学术圈子鼓励的是“精致的平庸”，是自觉顺从“学术产品”的流水线生存规则。“跟智慧与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有灵气的、自由的人因为倾向于反抗体制化，就难以在这个体系中生存。
03、申辩、命运与自我救赎
解雇对于黄仁宇是一个重大的羞辱。他愤而用笔为自己申辩。如果放宽眼界看，黄仁宇的一生其实都在申辩。就个人经历而言，他在抗战前线的盟军面前、在美国大学中都一再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发动内战而申辩。
从广阔的角度看，他发现自己经常不得不在西方人面前为中国的“失败表现”和“道德低下”申辩。每一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可能郁闷地面对一个事实：整个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占据物质实力和道德高地的西方国家面前，长期处于“申辩”的尴尬处境中。
在悲剧家和史学家那里，申辩通常会上升到“命运”层次。个人在与命运的斗争中筋疲力尽，就像暴风雨中的无谓挣扎，这些是黄仁宇回忆录中的经常意象。命运的特点是非人格性、荒谬性和无法抗拒性。即便国家领导人也未必能知道或预见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何况常人。命运感固然剥夺我们的自由，但是其“不得已”意识也使得个人可以免除沉重的责任、耻辱和道德谴责。
历史学家多强调人生中种种超出个体自由选择的偶然际遇的影响，黄仁宇也不例外。然而他的际遇其实有一个独特之处，这就是他遭受的最大命运打击其实来自“现代性命运”。
韦伯曾经指出，现代人面对社会体系，就像面对铁笼，无能为力。马克思亦早就洞察到，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形态中，一个叫做“经济周期”的东西成了独立本体；它宛如霍布斯的利维坦，独立于所有参与其中的资本家，更不要说是独立于一般民众。它自行地运行，一路吞吐着千百万人的生计滋养自己。在周期的一定时段上，“它”会吸纳成千上百万的人就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它”又会吐出他们，于是就呈现为成千上百万人的失业，这是任何个体都无法阻挡的。
现代大学也早已不是“与二三子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的古典书院，而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紧密一环。黄仁宇在寻找自己被解雇的原因的最后，将其归结为这个独立运行的经济周期。当他加入纽约州立大学时，学校正处于扩张期。校园里四处开工，流线型的现代巨型建筑在推倒了苹果园的地基上拔地而起。
然而，扩张不会无止境进行下去。十年之后，周期开始走入下坡段。扩张时被掩盖的各种问题于是纷纷浮现，工作机会大大减少，裁员不可避免；而黄仁宇这样的资深教师就成为学校维持财政平衡的严重障碍，首先被牺牲。从这样的大尺度时间波段起伏看问题，受难的个体就会获得一定的释然了。
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也在命运摆布之中。大尺度的史学视野能使人从道德评判走出来，走向中性的技术考虑。这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黄仁宇通过他的“大历史”研究为中华民族申辩：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民族）并非某些史学家渲染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民族。
“我们”（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并非低贱卑鄙之辈。世界上所有人在道德上都差不多，西方人没有资格感到道德骄傲。问题不在于个人品性，而在于体制。大陆型经济总是比海洋性经济更难以进入货币管理体制。前现代的体制过于简单，所以无法应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要求，于是不得不使用许多“不合理”的方式如用人唯私甚至“贪污”等来弥补管理体制上的真空，而不是外国人所惯于想象的那样中国人天性喜欢贪污。不能把结果混同于原因。
在松山战役、缅北战役中，中国军队用几乎中世纪的军备体制多次英勇地打赢了现代化的日军，尽管每次都付出了几倍于敌的沉重伤亡代价。这种跳出日常狭隘视野的全局观使得黄仁宇不仅能替国民党申辩，而且能替“敌方”共产党辩护。
他指出，国共双方领导人一个半世纪以来并非仅仅是在不停“搞砸”，他们在极端困难处境下的努力，每次都向正确方向推进了一步。比如国民党在建立上层的现代一体化体制方面，共产党在建立下层动员一体化方面，都可以视为有意义的走向现代化的预备工作。从这样的视角看，中国百年以来一再的苦难流血牺牲失败，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荒谬之举了。
历史学家应当在审视人类发展中抱有同情的积极态度，而不是陷于指责和抱怨的心态中。黄仁宇理直气壮地告诉美国人，无论是到台北还是到北京去推销西方式民主自由或发表居高临下的道德谴责，都不仅是肤浅的、未抓住要害的，而且会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
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以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一个写作者的特权了。”
于是，黄仁宇在为中国的申辩写作中超出了个体微不足道的遭际。书写让他得到了救赎。这是自我救赎，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同情、理解或者认可。
这就是故事的一切了吗？史学家通过诉诸命运或大历史的进步之客观步伐就能得到救赎吗？“进步”仅仅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进入数字化商业社会？现代化是历史的彻底胜利终结（直线式时间的特点），还是会继续发展，甚至走向衰败（循环时间信念），从而再度落入某种“黄宗羲历史定律”之中？
黄仁宇有意识地回避现代性的另外一个含义即民主政治，难道不是重要的缺失吗；或者说他的遭遇是否说明了法治如果没有民主的支持，也可能是软弱无力的？进一步而言，在国族的大历史当中，个体难道仅仅是一个棋子或者代价？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领导人和民众）的生活意义都可以简单地还原为“为进入现代化而探索”吗？
尽管“黄仁宇们”盛赞现代性的投入—产出之自动物流化生存，但是他们的著述中真正感人的、有价值的——或许也是他们自己真正珍视的——却都是第一人称视角下的自传性经历。
比如，是抗战中飞过白雪皑皑的山头降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印度河谷，是在崇山峻岭中担任远征军排长和参谋的那些点点滴滴，是在重庆寒屋中与共产党朋友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畅谈理想和人生的豪放风姿，是回忆成都中央军校德制钢盔下那一张张朝气焕发的脸庞（袍泽中有田汉的儿子田海南，后加入解放军），是他在剑桥伴随李约瑟一边争论问题一边从凯斯学院草坪上疾步如风地掠过，是当年初次踏上美国时的“露从今夜白”的诗意感动，是对母亲在大时代中的艰辛和苦难的沉痛内疚。……
所有这些感性生活与私人情愫或许没有“经济基础史”的沉重力度，或许是“前现代”的和“非理性”的，但是在进入到历史回忆后却如此温馨，如此具有历史的质感，如此富有人性。
这才是人类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的“大历史”采取了“以夷变夏”的方法，用西方标准来衡量、要求、裁剪中国历史，和“马列主义史学”可谓殊途同归，是同一错误的不同面相。那么，我为何还要说它“自证其错”呢？因为，黄仁宇不懂他所采取的西方标准并非客观真理，依然还是主观创造——他也不想想，被他诟病的中国文明毕竟还延续了三五千年，被他推崇的西方文明不过短短五百年，已经毁灭了地球生物圈，并把人类推向了核战的边缘。黄仁宇不是自我放逐的，而是被他的主管驱逐的；可是他还用他所反对的这个西方标准去衡量、要求、裁剪中国的历史文明，这岂不是“自证其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