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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1日星期日

谢选骏:被骚扰被跟踪就可以冲高流量


《女生被陌生人网络骚扰6年后 对方定位出现在楼下》(澎湃新闻 2022-07-27)报道:


长达6年的网络骚扰突然变为发同城定位,江羽(化名)不愿再沉默了。


24岁的江羽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算法架构师,业余是一名原创音乐的歌手。在微博上,她有几万关注者。


从2016年起,她不断收到一名陌生人发送的骚扰私信。今年六月初,这名陌生人开始向她发送具体定位、邀约:“三点半见可以吗?”“你在哪里,我一会儿开车来接你。”6月7日下午,她打开手机,看见对方发送的定位就在自己所在的办公楼下。江羽当即决定报警。


最初,警方并没有受理案件。事发第5天,江羽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曝光骚扰者行径的长帖。在第8天夜里,警方来电通知她可以受理,而第15天,她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骚扰者已被处以拘留。


江羽收到的受案回执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当事人未能意识到或出于耻感等原因,网络性骚扰求助率可能较低。


李莹解释,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网络骚扰”或“网络性骚扰”没有专门的界定。一般而言,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条例或选择民事诉讼。然而,如果证据不足,且没有造成实际伤害,警方也较难处理。


由于江羽没有拉黑对方,原始的私信记录得以留存,被作为关键性证据提交给警方。“截图是可以伪造的,证明效力比较低。”李莹建议,一定要留有证据原件,如果实在不想保留,可以先通过公证将证据固定,再删除痕迹或拉黑对方。


收到处理结果后,江羽和朋友用18天共同制作了一个视频,讲述这个反制骚扰的故事。她说,希望从自己“反抗且成功”的经历开始,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该报警的报警,该公开的公开,不要害怕正面对峙”。


以下是她的自述:


“以为改个IP地址,就可以把他从深圳引走”


收到办公楼下的定位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那一刻,我两只手抖得连水龙头都拧不开。挺意外的,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害怕一点。


第一次收到这个人的骚扰信息,是在2016年,那时我刚开始在美国上学。他是在微博上发的,低频期一两个星期乃至一两个月发一条,高频期每天发两三条。


他发的内容属于那种臆想狂式的倾诉。比如他非常强调女性的外貌和身材。并且,在跟我的私信当中,他用自己的价值观去点评我这些朋友,哪些值得交,哪些不值得交,我非常生气。


其实网上会把陌生人当做树洞的人还挺多的,我也会给我喜欢的明星发一些臆想狂式的倾诉,所以我没有当回事。不过他后来越来越朝着性骚扰的方向走了,会让我觉得有一些不适,但他对我的生活影响非常微小。


从今年六月初,他把私信平台从微博换到网易云,开始发送带定位的骚扰信息。那些定位确实在我的周围。我比这种骚扰行为只发生在线上的时候,要警觉了一些。


我这才去看了一眼这人的账号。说实话,对方看起来还蛮正常的。他发的内容有一点生活感悟,有一点自以为是地对别人的评头论足。


我把IP地址改到北京,在他后续的骚扰中,他说他也跟着去了北京,但实际上他没有去北京。


第二次笔录,警察告诉我,这个人还在深圳待着。这就相当于,在我第一次报警,还有网上曝光,整个过程当中,我跟这个人还都在深圳。我撒谎说我去了其他地方,他也撒谎说跟着我去了其他地方,但是其实我们都在深圳,这不是蛮恐怖的吗?很像《死亡笔记》。


对方在私信中谎称去了北京


第二次笔录(知道)的时候,我有点小后怕。我以为改个IP地址,就可以把他从深圳引走。这一整个过程当中,我的精神内耗挺大的。


收到那条楼下的定位后,我立刻跟老板请了假,说我要去报警。报案之前,我把那些聊天记录都截了个图,自己在脑袋里大概复盘了这件事的时间线。


陪我去派出所报案的朋友,是一位学法律的女大学生。她是我粉丝超话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本来不认识,还是通过这件事情认识的。


我在超话里面,用文字讲了一下这件事,说我最近有点困扰。她比较敏感地问我,要不要帮助,她也在深圳。我就说,你陪我去报警吧。


从决定报案到两个人一起出发,花了二十来分钟。我们打车去,路上,她具体地问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一下聊天记录。她的反应比我大多了,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很激动。然后她表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帮我一起处理。


在路上,多少感觉有点不真实,我没想到会被网络上的骚扰狂搞到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程度。到警局以后,我跟民警做一个笔录,把整个过程尽量详细地说了一下。我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到的警局,晚上八点半才出来。


做笔录的警察跟我确认了四五次,到底有没有回复过(骚扰者)。并且问,“如果你没有回复过他,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就说,因为他是臆想狂。他又问我,“你为什么在网上发东西,你是不是个网红?你是主播吗?”


我当时感到了一丝倦怠,想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我就可以拿着我的报警回执走了。


江羽拿到的报警回执


因为这个人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对我造成真实的影响,也没有找到我,警方并没有受理案件。警方建议我,平时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新的举动,就立刻把证据汇报给警察局,他们会动态评估是否受理。


“反击之后,变成了一个主动方”


听到没有办法受理,我就觉得,好吧,那我自己想想办法。


在微博上曝光骚扰者就是反击的第一步,相当于“宣战”。


我和橘莉娜是高中的时候认识的,我们是大学同学。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谨慎、有自制力的人。我第一次报警之前,才跟她说了一下这件事。她非常震惊,立刻就收拾东西过来了。


写曝光的微博,我和橘莉娜一共花了四十分钟左右。我燃起了熊熊的斗志,写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兴奋过头了,甚至会觉得自己心理是不是不太健康。


我写了个初稿,她替我改了一下,删掉了很多显得“恶狠狠”的地方。比如,我最原先的一版,说“你要是再骚扰,我会找人把你的小腿一节一节地打断”。橘莉娜就说,你不要这样,把我那段删了。再比如说,我说“这个人在跟踪和蹲点我”,橘莉娜就把这个改成了“疑似跟踪、蹲点”,给很多叙述留了后路。


截至目前,(曝光帖阅读量)是2200万,比我预想的要多。我估计是6000转发左右,没想到有2万转发。


有很多人都提到,自己有类似的经历。我其实挺惊讶的,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们有的人是一直在线上,被人换着号骚扰,有的人是被别人偷窥账号,然后进行了跟踪。


评论我一条一条地看,每一条都看过。大部分人是共情,支持、鼓励、共情远大于质疑。第一条微博下面什么建议都有,什么“不要再发微博了”“赶紧换城市”“赶紧搬家”“赶紧出国”。


保持自己正常的生活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还是想要继续上网,我想要正常地工作、游玩,不想要被一个变态惊扰得连夜逃跑。


我自己评估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人真正伤害到我人身安全的概率不是很大,所以我不会去盲目地扩大小概率的后果。


我也评估了一下我有没有力量保护自己,我的答案是有。如果我选择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话,我会做得很极致。我可以远程办公,可以修改自己的IP地址,我有很多方法保护自己。


关于拉黑的问题,提出质疑的人是最多的。在线上骚扰阶段,相比冷处理,拉黑反而是一种互动和刺激,这人重新注册微博账号的成本很低。我拉黑过他的一两个账号,这个人又换头像、换号发,我就觉得,你想发就发,我不看就完了。如果他一来发,我就给他拉黑,反而我自己的心情受到的影响更严重。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曾遭遇过跟踪的人和从来没遇到过的人,在理解我的处境上存在巨大的分裂。连我父母两个人对待这件事的理解都截然不同,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被跟踪过,所以她立刻明白要防身,要躲避,不要和这个人产生任何交流,否则他只会变本加厉。我父亲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居然会建议我去和这个人聊聊他的动机。


我反击之后,变成了一个主动方。而且这人明显急了,怕了。在我微博曝光以后,他又来私信我,假装道歉,其实是在胁迫我删微博。


平常我一般九点左右醒,那段报警、发视频的时间里,八点左右我会自然醒。不是在网上跟网友吵架,就是在跟律师和警察沟通,长时间处于一个总是被刺激的状态。


50页证据,“都是他单方面给我发私信的记录”


我报警后,过了一个星期,也是我发那条微博的三天后,警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可以受理案件。


受理的原因是这个人(骚扰者)真的跑去自首了。我不敢相信,很震惊,怎么会有这种人?


给我打电话的警察语气很好。他在电话里明确告诉我说,可以受理案件,希望我打印证据去重做笔录。他特地跟我说,他把叫我去做笔录和传唤骚扰者的时间错开了,叫我不要担心。


证据大概打印了50页,都是他(骚扰者)单方面给我发私信的记录。


一开始真没有想着收集证据。后来,无论是警察还是律师都建议要保留证据。因为没有拉黑,证据上反而有利,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歪打正着”。


没有拉黑对方利于江羽取证。如果只是截图,证明效力会降低。


第二次去做笔录的时候,负责做笔录的警察很客观,他没有对我有过多的质疑,不会就同一个问题反复问我四五遍。


我跟派出所所长,还有负责笔录的警察都强调了,我不可能接受调解。我说,反正我也不会留在深圳了,你们调解的话,也找不到我的。他们的态度是,当然当然,理解理解。


做完笔录出来,我特别高兴,手舞足蹈。


(6月)16号晚上,民警打电话告诉我对骚扰者(行政处罚)的处理结果。当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过,警察真的会处理这个人。


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国内在这方面还是量刑不足。这种情况如果在西方国家的话,第一次会被下限制令,第二次会面对真正的犯罪类型的处罚。


但是,在国内对于此类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是个胜利。


反击成功的过程其实是比较巧合的。如果他(骚扰者)没有去自首的话,可能警察找到他、去传唤他,还蛮困难的。


如果我的那条微博没有传播那么远的话,警方可能不会受理案件。大部分人遇到跟踪,没有办法远程办公,也没有力气去跟他周旋,可能请假报警都难。


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拆解的。不要去制造一些虚无的困难的概念来吓退自己,然后不去采取任何反抗的行动。


就直接拿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举例),我的一个音乐人朋友,她在杭州的滴滴车上看我的案例的时候,司机突然脱了裤子开始手淫。她也立刻去报案了,警察第一次笔录也没有受理。她也发了微博,但是那条微博没有像我的那样转发那么多。但是在她发了以后,警方也把她叫回去做第二次笔录,然后受理了,司机也被拘留了。


我觉得,逃避和恐惧已经变成了女性的第一反应了。诚然,在烧烤店突然被打,你是打不过别人的。但是一个骚扰者在你办公室的楼下,你还是可以采取很多措施的。


“待过5个公司,遭遇4次性骚扰”


我一直都是胆子比较大的人,爱憎分明。初高中我遭遇了校园暴力,加上我高中比较叛逆,有两次差点被退学。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总是在跟别人正面对峙,总是在跟别人刚,所以我会比一般的人更加拥抱冲突。很高兴我保留了一些棱角,而不是过早地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去收敛自己的锋利。


我不是那种纯粹的猛劲,还是会权衡一下,或者说是有计谋地去面对一些冲突。


我实习加全职,总共待过5个公司,在其中四家经历过职场性骚扰。


第一次被职场性骚扰,是我大三暑假的实习。因为那份工作我非常想要,我不想要生事,所以就没有举报。我什么都没有做,那个人也没有受到惩罚,最后也没有留用我。我非常后悔,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把他举报了。


第二次我选择了举报,因为当时那个公司,无论有没有性骚扰,横竖我是不想待了。我就先试着给HR举报一下,想看一下大概会有个什么样的流程。没有等到完全解决完,我就离职了,但我后来听说被我举报的人也离职了。我大概更熟悉流程了。


第三次的时候,我想要的是我不离开这个公司,但是我要让这个人收敛他的性骚扰行为。我就采取了一个上到下、下到上的方法。我先去举报给HR,看HR帮不帮我处理,不帮我处理的话我直接举报给管理层。如果举报到管理层,管理层不管,我再想办法。后来管理层很严肃地警告了那个性骚扰的人。


另外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个人性骚扰我,他不可能只性骚扰我一个女生。所以,但凡有新的女员工入职,我们都会先去私下交流一下,表示欢迎,同时不经意地告诉她:公司里面有这么一位性骚扰惯犯,他要是夜里找你,或者找你聊骚,你千万不要害怕,可以跟我们讲,也可以举报。我们都举报过他,我们都知道他是惯犯,你不要害怕。


骚扰者一方面受到了管理层的警告,另一方面他不停地自讨没趣。后来,我们公司又来了一个女实习生,这个男的要求女实习生换座位,换到他旁边。因为被我们提醒过,女实习生就打死不换。她说,我就算离职,我也不会换到你旁边,搞得那个人特别没有面子,所以他慢慢地也就不干这事了。


每一次处理,我都是在做一个尝试,每次都会累积一些经验。第一次大家肯定都处理不好。反击的状态肯定不是一下子就能练成的,一开始总是会用力过猛或者是情感宣泄过多,计谋太少,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多的情绪负担。经验多了,处理起来,分寸就会拿捏得比较好。


我从一开始不知所措,后来变成了很熟练地去举报给管理层,在公司内部制造舆论去对抗这种性骚扰的人。每一步,社会都在正面反馈我的勇敢和冲突,所以遇到事情,比起逃避,我会更倾向于去面对。


“我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翻篇了”


警方的处理结果下来以后,我和橘莉娜都觉得,这件事的正面意义很大。有很多受到骚扰的人,可能真的会因为害怕而逃避,而不是去正面反抗。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做成一个视频。


视频是7月5号发的,从收到这个人被拘留的通知开始,我们一直在做这个视频。


视频的标题是引用我在第一条曝光微博下面给其他网友的评论。有网友说,有很多变态,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骚扰你,而是他们很享受女性的恐惧。我觉得网友说得特别对,我就回复,“我不是来求助的,我是来反击的。”这句话比较短,配合封面比较铿锵有力,且有爽点。


我们隐掉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去凸显这个案例的正面意义。我是希望大家把我的案例当做反抗且成功的案例,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首先心要强大起来,该报警的报警,该公开的公开,不要害怕正面对峙。


第一条微博下面有人说,“这么丑,有什么值得跟踪的?”这些发言真的很没有常识,长得好不好看,跟被不被跟踪骚扰,真的是不挂钩的。


但是我也知道,在舆论场当中,“绝对正确”是不被大部分人认可的。总的来说,大家在遭遇到骚扰或者侵害的时候,还是把自己往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方向打造。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比较可悲、又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措施。


视频里,我的朋友橘莉娜在最后也特地探讨了完美受害者的问题,比如我们不得不去扮演一个乖巧的角色,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很可悲的。我觉得去把这种观点传达出来,来反对完美受害者或者受害者有罪论,也是比较稳妥的一步。


我跟橘莉娜录视频的时候,我没有遮掉脖子上的纹身。我也并没有因为发曝光的微博,就把我之前的泳装照删掉,我之前微博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视频发出来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女性网友的评论,她们说看完之后觉得很高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更勇敢地去反抗。我们觉得发这个视频的目的达到了。


目前,骚扰者没有再对我进一步骚扰。他改了个名,改了个头像,把自己的微博删光,没有任何动态了。


整个报警阶段,我只是假装离开了深圳,但是在他放出来以后,我真的离开了深圳。在他放出来以后,我更加谨慎了。


我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翻篇了。


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以后大家玩喝酒游戏,每个人说一件自己干过的出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把骚扰我的人送去拘留了。


网民嚎叫:


xiaoy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7:06:20

这种不能block 住吗? 应该是一开始发生时几天后就开始block 吧?不能吗?

lsjr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6:55:32

很简单,被患钟情妄想的精神病人纠缠上了。

三州之麋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6:38:0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肯定此女骨子里喜欢此人对她的称谓和网络信息,若真的见到了此女,肯定见光死,不是什么贤妻良母的货色。国内媒体文学倾向走两个极端,要么把男女之事搞得特别龌龊或恐惧,要么把徐志摩那样的描写孜孜以求、高尚无比。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6:30:16

不错,有头脑

60MPH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4:41:59

二十四岁做算法架构师?吹牛不上税,知道什么是架构师吗?

全国都是广告商

花和尚团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4:38:00

戏精自嗨

nzder7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4:10:00

有个感觉,作者被骚扰的机会多得出奇……

高山流水更长 发表评论于 2022-07-27 03:32:00

啰里八嗦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被骚扰被跟踪就可以冲高流量”,不仅如此,还可以推销党报的营业额,这个“24岁的女孩+算法架构师”真能一举两得。被骚扰被跟踪,现在也是一门生意了,而且还能受档保护,万无一失,不会亏损。难怪“算法架构师”。

谢选骏:中央情报局是秦穆公的好学生


《美国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中国十诫”》(澎湃网2021-12-10)报道:


《十条诫令》并不算什么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秘密情报活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最近被揭秘的《十条诫令》,便很清楚地说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对待中国的。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领,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明显地把中国当作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情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对中国行动纲领呢?根据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种种秘密情报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就仍将是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活动的重点对象之一。


谢选骏指出:看了上述《十条诫令》,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不是中国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对付“西戎主赤斑”的办法吗——


时西戎主赤斑见秦人强盛,使其臣繇余聘秦以观穆公之为人。穆公与之游于苑囿,登三休之台,夸以宫室苑囿之美。繇余曰:“君之为此者,役鬼耶,抑役人耶?役鬼劳神,役人劳民!”穆公异其言,曰:“汝戎夷无礼乐法度,何以为治?”繇余笑曰:“礼乐法度,此乃中国所以乱也!自上圣创为文法,以约束百姓,仅仅小治。其后日渐骄淫。借礼乐之名,以粉饰其身;假法度之威,以督责其下。人民怨望,因生篡夺。若戎夷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上下一体,无形迹之相欺,无文法之相扰。不见其治,乃为至治。”穆公默然,退而述其言于百里奚。奚对曰:“此晋国之大贤人,臣熟闻其名矣。”穆公蹴然不悦曰:“寡人闻之,‘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繇余贤而用于戎,将为秦患奈何?”奚对曰:“内史廖多奇智,君可谋之。”穆公即召内史廖告以其故。廖对曰:“戎主僻处荒徼,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之女乐,以夺其志。留繇余不遣,以爽其期。使其政事怠废,上下相疑,虽其国可取,况其臣乎?”穆公曰:“善。”乃与繇余同席而坐,共器而食,居常使蹇叔、百里奚、公孙枝等,轮流作伴,叩其地形险夷,兵势强弱之实。一面装饰美女,能音乐者六人,遣内史廖至戎报聘,以女乐献之。戎主赤斑大悦,日听音而夜御女,遂疏于政事。繇余留秦一年乃归。戎主怪其来迟,繇余曰:“臣日夜求归,秦君固留不遗。”戎主疑其有二心于秦,意颇疏之。繇余见戎主耽于女乐,不理政事,不免苦口进谏。戎主拒而不纳。穆公因密遣人招之。繇余弃戎归秦,即擢亚卿,与二相同事。繇余遂献伐戎之策。三帅兵至戎境,宛如熟路。戎主赤斑不能抵敌,遂降于秦。

(《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


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中央情报局也算是秦穆公的好学生了。——他们的手段都是“腐蚀野蛮人”。中央情报局对付中国红军,秦穆公对付西戎主赤斑。不过不要高兴的太早——有没有可能,这个中央情报局是中国人自己编的?

谢选骏:女权下的欲望、伤逝和反抗——受虐狂王小波的垂死挣扎



《王小波与<黄金时代>:极权下的欲望、伤逝和反抗》(张彦 2022年7月27日)报道:


1991年,名不见经传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把一本小说的手稿寄给自己在匹兹堡大学的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是一本关于中国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书,那场政治清洗杀死了一百多万人,把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数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送到农村劳动。

在王小波写作的年代,有关文革的小说往往是相当中规中矩的故事,讲述好人在这疯狂的十年中如何高贵地忍受苦难,体制本身则很少受到质疑。王小波的书完全不同。《黄金时代》(阿斯特拉书屋,272页,26美元)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它讲述了一个被流放的年轻人悲剧性的荒谬故事,他目睹他人自杀,忍受了当地官员的欺凌和殴打,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做爱。

许倬云将手稿转交给台湾一个著名文学奖的评委。这篇关于欲望与伤逝的小说获了奖,震惊了中国文坛,并使王小波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

王小波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余华和贾平凹等更为知名的人物不同,他从未加入过政府背景的作家协会。王小波似乎是横空出世的,而且离开的速度也差不多同样快——他于1997年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44岁。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刊文章,其中许多是在他死后发表。

《黄金时代》此前的英译本只节选了全书的一部分,直到今年Yan Yan的新译本问世。小说讲述了王二的成长历程,他的生活与王小波十分相似。和作者一样,他出生于1952年,在北京长大,十几岁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不过,王二回到首都后经历了一系列失败的恋情,王小波却在1980年与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李银河结婚,后者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去世。在国内,这对夫妇发表了一份关于同性恋的早期(相对于中国而言)研究报告,李银河后来成为LGBTQ运动的倡导者。

对于王小波来说,同性恋者只是因国家垄断媒体而被淹没的众多群体之一。他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沉默的大多数》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文章认为,国家不仅让不同性取向的人保持沉默,还让大多数中国人保持沉默,从农民工、矿工到农民和学生。文章呼吁公民社会采取行动,结束沉默——在今天这个国家实行压倒性控制的新时代,这篇文章仍然激励着许多中国人。

“如何对抗权力”是《黄金时代》的基础。小说一开始,王二被分配到云南边境的村寨放牛,和在同一公社工作的一位医生产生了感情。他21岁,精力充沛,饥肠辘辘。“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他说。“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但他很快将这些奢望与强权国家下的严酷生活进行了对比,将这种生活比作当地阉割公牛的方法。大多数公牛仅仅切开阴囊就足够了。然而,性情格外暴躁的公牛需要把睾丸扯出来,用木锤砸个稀烂。“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我们的叙述者评论道。“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受了锤的牛一样。”

阅读《黄金时代》的一种方式是关注其中的性爱——有很多关于性的内容。但很少有写实的细节描述;相反,性爱成了主人公和他的爱人陈清扬反抗国家的手段。他们被发现有了婚前性行为,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禁忌。他们被迫为好色的共产党官员写情色的“交代材料”,并登上舞台,向台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农民描述自己的行为。

在上级的一再要求下,他们的交代越来越详细和淫秽,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哈利昆式小丑爱情故事和现代主义诗歌之间:“我和陈清扬在刘大爹后山上作案无数,这是因为刘大爹的地是熟地,开起来不那么费力。”性爱则是“伟大友谊”,比如:“在山上敦伟大友谊时,嘴里喷出白气。”(叙事者被要求解释“什么是正着敦,什么是反着敦”。)这些交代相当于对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的荒诞批判,是对国家权力工具的嘲弄。

后来,王二在1970年代末回到北京,成为一名谄媚逢迎的学者,在重锤之下屈服。但他一直忘不了十几年前的一起自杀事件,当时他还没到农村,和家人住在一所大学校园里。一名教员经受可怕的折磨后,从一栋大楼的窗户跳了下去。官员们将他的尸体运走进行“尸检”(结论:并非谋杀,尽管瘀伤表明他受了折磨)。但官方拒绝清理人行道上的脑浆,声称那是家属的责任。

自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王二在凌晨两点起床,想着那个人的脑浆。他走到现场,看到脑浆被摇曳的蜡烛照亮,仿佛翩翩起舞。被剥夺哀悼机会的孩子们在父亲的残留物前守灵,这是小说叙述者反复回忆起的一个场景。

作者对这些细节的关注并非无的放矢。在全书最后,叙述者回忆说,他这一代人被教育要用生命去做一些英勇的事情。在年轻的时候,这意味着模仿毛泽东,成为积极的共产党人,但他们的理想主义最终只带来暴力和苦难。如今,已经步入中年的王二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女友告诉他,他必须打破从年轻时就一直困扰他的沉默,“必须把一切事都写出来,包括乍看不可置信的事,不敢写出这样的事情,就是媚俗。”他必须写下自己看到的一切——不只是那些大问题,也包括那些可能让过去与现在对话的小细节。

《黄金时代》,王小波著 | Yan Yan译 | 272页 | 阿斯特拉书屋 | 26美元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卖书的广告用错了标题,不该叫做“王小波与《黄金时代》:极权下的欲望、伤逝和反抗”,而应该叫做“王小波与《受虐时代》女权下的欲望、伤逝和反抗——因为这本书体现的是“受虐狂王小波的垂死挣扎”,不过不是在“极权”之下,而是在“女权”之下——严格地说,是在“伪装成妻子的女同”的淫威之下的苦苦挣扎,直到悲惨死去。为何王小波是“女权下的欲望、伤逝和反抗”,而不是“极女权下的欲望、伤逝和反抗”?因为他在获得自由之后,又乖乖回到极权体制之下——在北京老老实实地闷死了!他何曾反抗过?他只有未能满足的欲望以及面对幻影的伤逝罢了——惟其如此,他才能激起同类废垃的共鸣,就像海子一样,成为了废垃锅里的借酒浇愁!


谢选骏:投机者才能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改革大旗不能交给政治投机者》(高伐林 2013年6月16日)报道:


1898年6月11日,清廷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启动;约百日后,“六君子”人头落地,改革夭折。


这场115年前的失败改革,留给后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轻率交到不靠谱的政治投机者手里。


01,戊戌年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机会


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鬼使神差,选了康有为这样一个浮躁的政治投机者,做了变法的旗手。


求变,其实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根本就没什么成气候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上,在戊戌维新开始之前,荣禄早已用实际行动,变了很多“祖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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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绪偏偏选中康有为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见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康有为早期曾走过翁的门路,通过他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渐渐疏远。相反,光绪却与康有为越走越近,这让翁同龢相当不满。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8年5月26日,光绪曾让翁向康有为索要上书,翁却回答:“臣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盛怒质问:“此前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书,翁对答如昨,光绪再度“发怒诘责”,翁坚持不肯代呈康有为的东西,要光绪找张荫桓(编辑注:此人当时与康有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绪坚持要翁去找张荫桓拿,两人越说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顶撞光绪:“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师生间类似这种因康有为而产生的冲突,相当之多,如1898年正月,光绪曾向翁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因黄与康是一党,翁不愿意,结果起了冲突,被光绪“颇诘难”;再如6月12日,变法启动的第二天,张荫桓被弹劾,光绪要翁出面力保,翁坚决表示拒绝;13日,康有为写了一封保荐折子,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进来,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进入变法决策核心,光绪想即刻召见,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给阻止了。


终于,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绪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几条罪状,在《翁同龢日记》里都可以找到佐证,确实不算冤枉。简言之,光绪铁了心要起用康有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须出局。而光绪之所以迷恋康有为,既与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为眩惑有关,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这份1895年递上去的折子,在1898年还被光绪反复拿出来看,其对光绪的影响可见一斑。



02,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


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


“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答人论议院书》)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



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


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


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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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党1895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但康党只征集了一些签名,没去上书。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


结语


康有为的一生,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维新失败后,他开始写《自编年谱》,详述自己11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得出结论:“苍天留下我是有理由的,岂非昭示着中国不会亡,大道不会绝?……我应顺从天命,拯救万民于水火”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态思维,康有为才会坚定地把一场变法,弄成一场权斗。(谌旭彬/资料整理,腾讯历史频道)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改革大旗不能交给政治投机者”,但实际上呢?历史证明了相反的哲理——只有投机者才能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或是像康有为这样的处心积虑者,或是像黎元洪那样的见风转舵者。

谢选骏:数学是一项动物本能



《意大利心理学家:如何教会一条鱼数数》(2016年2月19日转载)报道:


如何教会一条鱼数数?


刚生下来的鱼不仅会数数,还能学会更好地数数。这是由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一组心理学家发现的。虽然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甚至有些无聊,但事实上,这却引发了一个有趣而深奥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根据自己看到的景象评估人、动物或物体数量的?


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很早以前就开始研究人类与生俱来的计数系统,这套系统支撑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流行观念,例如,某些文化中的数字系统表现为:“一,二,三,许多。”这些简单的想法可能掩盖一个重要事实: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一些动物也能分辨出“许多”的不同程度:10个物体与100个物体并不一样。


这种分辨能力在野外非常重要。例如,动物需要在两个食物来源中找出数量更大的一个,或者加入拥有更多同类的群体,以便尽可能地逃避捕食者的追捕。


然而,分辨出两个群体的数量差异是一回事,计算每个群体的实际数字却是另一回事。有人认为,动物的计数系统只适用于很少的数字——例如,最多不超过4——但在对待更大的数字时,只能使用更加粗糙的“这个比那个多”这样的比例系统。这两种方法并不容易区分——一条鱼也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但的确能够区分。例如,倘若根据比例系统区分两个数字,那么随着比例接近1,精确度也将随之降低——1比4(比例为0.25)的区分度好于3比4(比例为0.75)。但如果动物能够“数数”,那么这两种情况下的表现就会基本一致。


在此基础上,一些鱼似乎更愿意在不超过4的情况下使用计数系统,大于4之后则会使用比例系统。根据比例展开量化区分是人类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项能力。6个月的孩子就能区分出1比2(不只是1个和2个,还包括8个和16个这种情况),但大约直到10个月左右,它们才能区分出2比3。学龄前儿童可以处理3比4,而6岁的孩子可以处理5比6。换句话说,鱼已经接近了学龄前儿童的计数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研究鱼类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的数学能力。


首先,鱼跟儿童一样,也可以在生长过程中学习识数。刚生下来的古比鱼(guppy)可以区分1和2,甚至3和4。但需要等到生下来40天后才能学会区分4和8或4和12。成年古比鱼也只能使用比例法来区分更大的数字,这着实令人有些意外:你可能认为,区分3和4比区分4和12难度更大。所以,刚生下来的古比鱼似乎天生就有数到4的能力,但却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被迫学习了比例法。


不过,劳拉·皮费(Laura Piffer)和他在帕多瓦大学的同事却很好奇,新生古比鱼是否已经有能力学会比例法,还是在后期才发展出了相应的神经硬件?如果古比鱼天生就具备区分比例的能力,只是需要后天多加练习,那就有可能向年轻鱼类传授这种技巧。


但怎样才能让鱼学会数学呢?只要给它们食物奖励即可。研究人员将鱼放到长方形鱼缸中,在两边分别展示包含许多点的图片,在靠近点数较多的一边投递食物。之后便可通过鱼类在每一边停留的时间推断出它们区分两个数字的能力:它们学会了在自己认为点数较多的一边等待食物。


虽然刚生下来的古比鱼无法区分7和14,但经过了大约20次尝试后,它们却学会了这种能力。这些鱼那时候约有2周大,但仍然远低于未经训练的古比鱼形成比例区分能力的年龄。所以,它们似乎的确生来就具备这种潜力,只是需要经过一定的锻炼。科学家由此推断,人类的婴儿可能也隐藏着类似的天赋。


这是否意味着鱼比我们认为的更加聪明?你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它也支撑了一种逐渐获得认可的观点:数数等认知流程虽然表面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可能只需要少量的神经即可实现。计算数字和对比数字这两种能力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难以掌握。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数学是一项动物本能,并非高级的理性活动。


谢选骏:圣经预言的经济学论据

《中国奇迹演变中国危机 2020年前引爆?》(2011年5月16日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我们预计中国GDP在2011~2015年翻一番,至2015年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然而,随着收入快速上升,中国在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很可能被迅速侵蚀,这将会在2016~2020年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如果未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危机”可能会在2020年之前被引爆。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期,乐观派和悲观派的两大阵营向来是各执一词,水火不容。乐观派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经济发展的奇迹最终会演变成泡沫。

虽然这两个阵营都提出过有力的论证,但是中国过去30年的骄人成绩应该说是对乐观派预期的有力支持。但历史未必会重演。

我们认为,奇迹的诞生抑或泡沫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决策者如何在未来的十年(2011~2020)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决策者已经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中明确,当务之急是推行经济模式转型。若成功推行,中国可能在2020年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对乐观派来说,这是个值得庆幸的开局。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悲观派在2016~2020年赢得辩论的机会似乎更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超过30年的“中国奇迹”可能最终在2016~2020年演变成一个中国危机。在未来十年,中国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中等收入陷阱:即将来临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 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中国的人均GDP在2010年达到4400美元,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尽管仍处于中等收入的低端。目前,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作为一个加工装配中心,不仅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有相对有效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国内供应链。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的邻国,如印尼、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方面的竞争优势,足以抵消了劳动成本的劣势。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第一部分描述的情景,中国的人均名义GDP将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8600美元和15500美元。我们认为,对中国来说把人均GDP从2010年的440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8600美元应该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中国可以把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部和西部,继续享有廉价的劳动力,保持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事实上,这一产业转移已经在过去几年发生,并且将在未来数年继续进行。

然而,随着收入的迅速增加,政府试图缩小各地区的收入差距,中国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可能很快被侵蚀。即使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贵州,人均 GDP 在2010年达到1787美元(相当于菲律宾),到2020年也将达到6300美元,接近2009年的保加利亚。届时,中国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难以抵御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因为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优势可能已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因此,2016~2020年的五年对于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将是至关重要的五年。在此期间,中国需要尽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已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决定了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在这一领域相对薄弱的基础,较少的科研投入,未来的挑战将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是否能迅速扩张来弥补低端制造业的快速萎缩。

就业问题:最大的挑战

即使以高端制造业非常迅速的扩张来维持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但制造业的结构转变仍然会带来一个令中国决策者头疼的问题——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2016~2020年期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过去三十年中,为快速增加的城市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一直是中国决策者最大的挑战。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981年的20.2%上升到 2010年的47.5%,其中城市人口增加4.45亿,城镇就业人口增加2.15亿。即便如此,中国现在的就业结构仍然极不平衡。截至2009年底,第一产业(即农业)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8%,但是只创造10%的GDP。在这些农业就业人口中(总共大约3亿),我们判断接近1亿的人口在未来十年将需要寻找非农就业机会。

如果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这些行业将不再能够吸收新的城市化人口,更有甚者,部分已经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工人可能会被解雇,需要在高端制造业或服务行业寻找工作。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这两个行业寻找工作并不容易。

高端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行业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事实上,即使我们做出最乐观的假设,即中国在未来十年能够成功发展高端制造业,抢占日本、德国、美国、韩国和英国所有的市场份额,所能够创造的就业总数也仅为3800万。对中国来说,这些就业机会不足以吸收任何新的移民工人和那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解雇的工人。

服务行业的确有很大的潜力来创造就业机会。截至2009年底,服务业就业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只有34%,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

然而,真正的挑战是,中国的服务业是否可以发展得足够快,为新移民工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解雇的工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政府致力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3%提高至2015年的47%。采用线性推断,到2020年服务行业占GDP的比重可能达51%。同时,我们假设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和2020年将分别降至7.5%和 5%,而第二产业将分别降至45.5%和44%。同时,我们保守地假设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放缓,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但由于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端技术型,第二产业(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未来十年将会加快。

基于这些目标和假设,我们估计:第二产业将在2011~2015年期间创造110万个就业机会,但在整个2011~2020年期间将减少 1570万个就业机会;而第一产业在2011~2015年期间将转移出3630万个农民工,在整个2011~2020年期间转移出1.06亿个农民工。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估计,服务业在2011~2015年和2011~2020年期间将分别创造4470万和7140万个就业机会。

总体而言,我们估计就业总人数在五年内将增加约950万,但在十年内减少约5040万。换言之,就业在2011~2015年期间不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将在2016~2020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收入不平衡:进退两难

从理论上讲,有一种既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又不会造成过大就业压力的方法, 就是拉大收入差距。中国拥有31个省份,覆盖广阔的地理区域。拉大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收入差距可以让中国在享有较高的人均GDP的同时,保持中西部的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

然而,这种解决办法不仅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接受的。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于2007年位列世界的第53位(总共136位),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比世界的中位数更严重。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将与中国政府在过去数年减少收入差距的努力背道而驰。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中西部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比东部更快。因此,拉大收入差距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谢选骏指出:“中国奇迹演变中国危机——2020年前引爆”……这很符合圣经预言的“七十年巴比伦之囚”(1949——2019年)。这是我在1999年发现并且发表的。所以我说,“中国奇迹演变中国危机,2020年前引爆”是为圣经预言提供了经济学论据。果不其然,2018年贸易战了,2019年香港起义了,2020年武汉瘟疫了——三棒鼓下来,“中国危机引爆了”。2022年清零政策,不过是压断了骆驼了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谢选骏:国共两党都是辛亥革命的叛徒



《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破局》(rfi.fr 2011年3月29日 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报道: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透露,国民党原本有意到大陆举办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活动,但大陆方面不希望台湾提到「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吴伯雄则坚持不提「中华民国」则纪念没有意义,最后决定放弃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吴伯雄表示,辛亥革命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两岸理应共同庆祝,如果在大陆举办这个活动却不能提中华民国,还不如取消活动。


他认为,大陆非常想培养两岸友善的气氛,但却有自身的压力,只是当对岸在两岸问题上一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台湾这边就必须提中华民国。吴伯雄已经取消原订今天前往大陆参加的329纪念活动,预定后天(31日)启程前往西安参加黄帝陵祭祖大典。


虽然两岸无法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但现实生活中的合作仍然日益加深,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天接见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时表示,由于大陆和台湾的距离比日本更近,有关核能安全,台湾希望跟大陆积极合作,预防可能发生的核能灾害,未来将列入两岸协商的议题。马英九也希望美国出售 F16C/D战机给台湾,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阿米塔吉前天抵台访问,已经分别拜会了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胡为真、外交部长杨进添、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等台湾政坛人士。


谢选骏指出: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何破局?因为国共两党都是辛亥革命的叛徒!它们用党国偷换了民国,分裂国家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的罪行,都是由“联俄容共”、引入苏俄祸水的孙中山开头的。


《对孙中山的评价》报道: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纳,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曾亲见孙中山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时的状态时写道:“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包括蒙古)。说他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五至十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端纳也和孙讨论过铁路问题。他对孙的能力更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我摇唇鼓舌磨了好一阵子,他最终……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见到的孙中山,还没有开始联俄容共,所以还只是一个企图圈钱的骗子,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破坏力。到了1924年他投靠苏联之后,就不惜出卖中国,沦为辛亥革命的叛徒了!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黎说:


「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的虚构名声,被苏联利用之后就成为实际破坏了。


《对孙中山的评价》(李黑 2014-09-23)报道: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政治家,近代中国革命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及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各界对他评价不一。


中国方面


章太炎曾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1909年,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其中主要指责孙:“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评价孙,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


宋教仁认为:“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黎说:


“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1912年,孙中山北上向袁承诺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听后诧异,向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评价孙等人:“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1925年3月13日,孙病逝翌日,北京《晨报》刊登梁启超专访谈话,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称:


“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信中说:“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清末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领导,部分是由黄兴与其共同筹划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称“孙黄”,甚至将两人共尊为‘开国二元勋’,并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说法。而革命党人认同黄实际领导革命,也不在少数。辛亥革命后,黄兴逐渐退出逝世后,其贡献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重视。


1924年,孙武力镇压广州商团事变后,广东各界有人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通电指控孙“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国外方面


1897年,犬养毅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曾把孙介绍给当时日本外相、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犬养毅写信给长年在中国活动之日本大商人平冈浩太郎,称:“愿吾兄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1915年,孙中山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兴)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宫崎寅藏之兄),对其直言:“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


后世评价


中国方面评价


香港中文大学潘惠祥指出,孙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孙的思想无疑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成为他的继承人蒋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忠实的同盟者离他远去,他的拥护者也因陈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反抗,也被孙开除出党。随着孙与同盟者离异,孙的政策愈来愈激进。孙在三民主义中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可归咎于对西方民主政治误读。孙对“权利”的错误理解,导致日后宪政运动缺乏“权利”元素。以孙为首的革命派认为,只有国家先统一,然后才有民权可言。孙在追求民权过程中,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甚至不惜牺牲个体权利,颠倒目的与手段,导致日后国民党政府有一种明显倾向,为了国家自由,可以暂时放下个人自由,甚或牺牲、弃置不顾。孙领导下的国民党党政文化、三段建国模式以及模仿苏俄式政党(列宁主义),更是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理论渊源,也是事实上的延续。从中国宪政历史发展来看,孙的专制和“以党治国”,成为中国宪政历程中的巨大包袱。“以党治国”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威权政体,使党组织控制个人、国家乃至社会每个角落。这种功能与孙思想深处的专制潜在一致。


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评价晚年孙“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外国人对孙中山的评价》(互联网 2014-11-04)报道:


1897年,犬养毅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曾把孙介绍给当时日本外相、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犬养毅写信给长年在中国活动之日本大商人平冈浩太郎,称:“愿吾兄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1915年,孙中山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兴)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宫崎寅藏之兄),对其直言:“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


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评价晚年孙“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是蒋介石、毛泽东的先行者,引导国共两党沦为辛亥革命的叛徒。

《創造論已經包括了進化論》(兩卷本) Creationism Already Encompasses Evolution (Two-Volume Work)

【上卷:基礎與溯源(第1節–第100節)】 Volume One: Foundations and Origins (Sections 1–100) 第一部分 概念澄清與定義(第1節–第20節) 第1節 廣義創造論的定義:從嚴格字面到寬鬆包容 Defining Broad C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