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国共两党都是辛亥革命的叛徒

《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破局》（rfi.fr 2011年3月29日 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报道：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透露，国民党原本有意到大陆举办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活动，但大陆方面不希望台湾提到「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吴伯雄则坚持不提「中华民国」则纪念没有意义，最后决定放弃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吴伯雄表示，辛亥革命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两岸理应共同庆祝，如果在大陆举办这个活动却不能提中华民国，还不如取消活动。

他认为，大陆非常想培养两岸友善的气氛，但却有自身的压力，只是当对岸在两岸问题上一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台湾这边就必须提中华民国。吴伯雄已经取消原订今天前往大陆参加的329纪念活动，预定后天(31日)启程前往西安参加黄帝陵祭祖大典。

虽然两岸无法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但现实生活中的合作仍然日益加深，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天接见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时表示，由于大陆和台湾的距离比日本更近，有关核能安全，台湾希望跟大陆积极合作，预防可能发生的核能灾害，未来将列入两岸协商的议题。马英九也希望美国出售 F16C/D战机给台湾，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阿米塔吉前天抵台访问，已经分别拜会了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胡为真、外交部长杨进添、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等台湾政坛人士。

谢选骏指出：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何破局？因为国共两党都是辛亥革命的叛徒！它们用党国偷换了民国，分裂国家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的罪行，都是由“联俄容共”、引入苏俄祸水的孙中山开头的。

《对孙中山的评价》报道：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纳，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曾亲见孙中山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时的状态时写道：“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包括蒙古）。说他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五至十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端纳也和孙讨论过铁路问题。他对孙的能力更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我摇唇鼓舌磨了好一阵子，他最终……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见到的孙中山，还没有开始联俄容共，所以还只是一个企图圈钱的骗子，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破坏力。到了1924年他投靠苏联之后，就不惜出卖中国，沦为辛亥革命的叛徒了！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黎说：

「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的虚构名声，被苏联利用之后就成为实际破坏了。

《对孙中山的评价》（李黑 2014-09-23）报道：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政治家，近代中国革命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及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各界对他评价不一。

中国方面

章太炎曾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1909年，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其中主要指责孙：“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评价孙，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

宋教仁认为：“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黎说：

“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1912年，孙中山北上向袁承诺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听后诧异，向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评价孙等人：“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1925年3月13日，孙病逝翌日，北京《晨报》刊登梁启超专访谈话，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称：

“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信中说：“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清末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领导，部分是由黄兴与其共同筹划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称“孙黄”，甚至将两人共尊为‘开国二元勋’，并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说法。而革命党人认同黄实际领导革命，也不在少数。辛亥革命后，黄兴逐渐退出逝世后，其贡献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重视。

1924年，孙武力镇压广州商团事变后，广东各界有人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通电指控孙“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国外方面

1897年，犬养毅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曾把孙介绍给当时日本外相、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犬养毅写信给长年在中国活动之日本大商人平冈浩太郎，称：“愿吾兄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1915年，孙中山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兴）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宫崎寅藏之兄），对其直言：“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

后世评价

中国方面评价

香港中文大学潘惠祥指出，孙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孙的思想无疑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成为他的继承人蒋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忠实的同盟者离他远去，他的拥护者也因陈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反抗，也被孙开除出党。随着孙与同盟者离异，孙的政策愈来愈激进。孙在三民主义中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可归咎于对西方民主政治误读。孙对“权利”的错误理解，导致日后宪政运动缺乏“权利”元素。以孙为首的革命派认为，只有国家先统一，然后才有民权可言。孙在追求民权过程中，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甚至不惜牺牲个体权利，颠倒目的与手段，导致日后国民党政府有一种明显倾向，为了国家自由，可以暂时放下个人自由，甚或牺牲、弃置不顾。孙领导下的国民党党政文化、三段建国模式以及模仿苏俄式政党（列宁主义），更是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理论渊源，也是事实上的延续。从中国宪政历史发展来看，孙的专制和“以党治国”，成为中国宪政历程中的巨大包袱。“以党治国”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威权政体，使党组织控制个人、国家乃至社会每个角落。这种功能与孙思想深处的专制潜在一致。

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评价晚年孙“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外国人对孙中山的评价》（互联网 2014-11-04）报道：

1897年，犬养毅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曾把孙介绍给当时日本外相、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犬养毅写信给长年在中国活动之日本大商人平冈浩太郎，称：“愿吾兄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1915年，孙中山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兴）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宫崎寅藏之兄），对其直言：“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

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评价晚年孙“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是蒋介石、毛泽东的先行者，引导国共两党沦为辛亥革命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