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英国式的自治——女王夫妇各自出轨、皆大欢喜

《英女王丈夫去世，媒体：他有30多位红颜知己》（文汇报2021-04-09）报道：

据外媒消息，白金汉宫宣布，菲利普亲王去世，享年99岁。

"相爱容易相守难"，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虽然相守一生十分艰难，也终究会有人走到尽头。

英国女王与菲利普亲王便为爱情相守了70多年，令人羡慕不已。

一见钟情定终身，缔造一段跨世纪爱恋。

1939年，乔治六世去海军学院视察，伊丽莎白也在这次的视察之列。13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在那时初见了18岁的菲利普王子。

菲利普王子一身戎装，显出挺拔的身姿；伊丽莎白公主一身长裙，显出温婉的气质。两人四目相对，隔船相望，一见钟情。

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用文字传达彼此的爱意。

为了能迎娶伊丽莎白，菲利普王子放弃了自己希腊王室成员的身份，甚至公开签字放弃王位的继承。

1947年，菲利普王子与心爱的伊丽莎白结婚，变成了菲利普亲王。

在决定结婚之前，菲利普曾对婚后生活充满了焦虑，但为了爱情，他牺牲了许多。比如说：他们的子女不能随父亲的姓氏；菲利普亲王必须严格遵守英国王室的礼仪；在一切公众场合必须要向伊丽莎白鞠躬致敬，而且要求他一直走在伊丽莎白的身后。

这一切都在束缚着他这个心高气傲的大男人，但是他仍然为这段一见钟情的爱情相守了70多年。

他被婚姻和压力束缚这么久，怎么可能没有冲出牢笼的那一刻。据英国媒体统计，菲利普亲王已经拥有30多位红颜知己，其中两位最为出名。

第一位便是帕特。

帕特作为当红的舞台剧明星，长相尤为惊艳，尤其一双长腿十分吸睛，她的歌喉美丽动听，深受大众喜爱。

一场演出结束，菲利普被这位在舞台上发光的女郎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悄悄来到后台，就为了邀请帕特去一家俱乐部。

当时伊丽莎白已身怀六甲，知道了这样的消息，女王的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选择视而不见。女王可以选择忽视，民众却不能。

在媒体的轮番轰炸下，女王不得不将菲利普"流放"5个月，让他去国外避避风头。

回国以后的菲利普消停了一段时间，却仍然没有改掉"风流"的坏毛病，又与另一位红颜知己彭妮传出了绯闻。

彭妮不仅是英国的贵族夫人，彭妮的母亲还是女王的好朋友。

女王与彭妮的感情自然也很深厚，对待彭妮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那般。与英国女王共乘一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彭妮就是那个有幸与女王同行的人。

在公共场合女王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彭妮的照顾。在伊丽莎白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去世以后，有传闻说菲利普亲王在这段时间同彭妮出去约会。

这段相差23岁的爱恋持续了20多年，人人都知菲利普亲王与彭妮的关系不一般，但是女王都默许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两位骑士终身守护，女王不再感到孤独。

菲利普亲王如此的风流，伊丽莎白女王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她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两位蓝颜知己。

第一位便是亨利，同时也是《唐顿庄园》取景地的真正主人。

两人从小青梅竹马一同长大，兴趣爱好也甚是一致，经常一起赛马，甚至女王还让他打理自己的马场。女王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亨利长子的教母，可见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后来亨利突发心脏病逝世，女王发表长文表达自己沉痛的心情。

另一位蓝颜知己名为普朗克，也是一位贵族。

他一开始只是王室的侍卫官，女王即位后，他立刻被提拔为女王的近身副总管。女王如此的提拔他也是有其深远意味的。

在舞会上，每当菲利普亲王与其他女士跳舞时，普朗克总会及时的出现在伊丽莎白身边，轻轻牵起女王的手，与她共舞，绝对不会让她一个人落单。

他对女王的忠心，日月可鉴。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女王，他一生未婚，一直守护着女王，不让她因为菲利普亲王的事受到半点伤害。

这一守护便是25年。可惜在普朗克51岁时因病去世，女王痛彻心扉。

超规格的王室葬礼就是女王对普朗克最沉重的怀念。后来他葬在了温莎公园，那里也变成女王心灵的栖息地。

欧洲王室的婚姻从来不排斥情人的存在，但是为了王室的声誉并不能将情人搬到台面上来。

相守74多年的婚姻也不过如此，表面风光无限，实际冷暖自知，空虚与寂寞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情人的存在便是他们抚慰自己最好的方式。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所以胡说什么“抚慰自己”。其实女王夫妇各自出轨、皆大欢喜，是一种“英国式的自治”——女王夫妇各有自己的自治领，合在一起成为了英国王室。至于它们胯下的英联邦，岂不也是“各自出轨、皆大欢喜”吗？

谢选骏：没有生命的意识能否存在

《宇宙是有意识的生命体》（2021-04-11 科学宇航员）报道：

数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开始了解宇宙，从万有引力到外星探索，人类似乎是迈出了家门，开始了解宇宙的奥秘。

纽约理工学院的资深物理学家认为，意识可贯穿整个宇宙，恒星可能是有意识地控制轨道。更直白地讲，整个宇宙是有自我意识的。

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宇宙是有意识的生命体”这种言论依然让人震惊。

这种言论更像是科幻小说的想象，但是这种言论有个正式的名称，泛灵论。而且该领域不乏杰出的科学家。

意识的整体性

三十年前，科学家提出了泛灵论的关键要素，意识根植于量子力学，它适用于大脑神经元中的微观世界。

1、恒星移识

通常来讲，较冷的恒星要比较热的恒星运动的快。大多数的天文学家把这一现象归因于恒星和气体云的相互作用。而泛灵论的科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些恒星看起来只向一个方向射出喷射物，这种不平衡导致恒星速度加快。这是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如果这种异常是因为星系特定条件造成的，那么这种现象应该只是暂时的；如果这种异常是恒星内在的意识行为，那么这种异常可能会一直存在。现有的恒星观测数据支持后者。

但是，有的科学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生命并不是会动，而是够复杂。物理定律产生复杂的系统，复杂系统产生意识。虽然太阳比细菌大得多，也许它有生命有感觉，但是不管这种感觉是什么，都远少于一个大肠杆菌的感觉。

非生命的系统可能有一些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从这点来看，也许宇宙并不是真正的在思考，但是它确实可能和我们有某种内在的体验联系。

2、整体意识

现代神经学家对意识的定义是：一个系统受以前的状态影响并可以改变以后的状态的一种能力。人类大脑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他系统当然也有意识，只是人类的更复杂，更具自我意识。

要检验这些想法，其中一个方法是，连接两只老鼠的大脑，观察它们的综合意识变化。根据理论，两只老鼠应该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信息系统。最终，也许可以在人身上试验，连接人类大脑，看能否出现新的意识类型，这有点像电影“环太平洋里”的意识连接。

参与性宇宙

科学家表示，基于意识连接和量子力学，自我意识始于大脑中的量子事件，并把我们的思维和宇宙连接。很多科学家都接受这种基于量子力学的宇宙意识。

难道人类的意识只是宇宙这颗大脑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片树叶亦是一个宇宙。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上文混同了两个不同的东西——生命与意识。因为一般的看法都是把生命和意识画上等号的，认为生命的终结也就是意识的终结。但我想，没有生命的意识也许是存在的，正如没有意识的生命也是可能存在的。

谢选骏：黄俄马裂中国的结果——饿死9600万人、杀害三亿婴幼胎儿

《大跃进害死多少人？公安部档案爆 饿死9600万》（中国新闻中心 2022年8月20日）报道：

近日在脸书上流出一段视频：“惊爆毛泽东害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饿死9600万人”，将近一亿人。我们几十年听到的一直是三年大饥荒饿死3000万人，三倍多的差距。颠覆了中国人及全世界人的观念。

15日脸书爆料人邵老师说：“毛泽东害死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害死多少人？我那有个材料，公安部的材料。是公安部档案里边的，三年大跃进饿死九千六百万中国人啊。”这个你们恐怕没听到，有公安局的人问我，昆明公安局的人问我：邵老师你的数字哪来的？

邵老师说：从你们公安部来的，那篇文章就是公安部的一个老干部叫严若彬写的，他现在还在。经常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当年他都不相信这个数字，当年这个数字是谁统计出来的？是杨尚昆。杨尚昆在一九六四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因为杨尚昆他很重视到底饿死多少人？因为他知道凡是从下面报上去的都得经过当地一把手签名的，都是假的。杨尚昆也知道是假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他很重视到底饿死多少人？所以他这一次专门成立一个普查办公室，自己兼任办公室主任。

由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兼任办公室的副主任。他说这一次普查，第二次人口普查完全不经过地方，完全经过公安系统，经过省里边的公安厅啊、公安局啊这些，由公安部人口统计处的一个副厅长来主持统计，统计的最后结果是九千六百万。

饿死九千六百万，这个严若彬当时在公安部也是个高级干部，他就不相信，他两次问这个人口统计处的这个副处长：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人口统计处这个副处长说这个数字是经过我们反复核对是正确的。而且已经在公安部人口统计处档案里边了。

谢选骏指出：黄俄奉行马列主义，害人害己，其结果就是马裂了中国——结果之一，就是一鼓作气—饿死了9600万人。

《大饥荒死亡人数或超四千万，邵正祥：3年饥荒饿死9600万》（中国新闻中心 2019年2月17日）报道：

大饥荒死亡人数或超四千万 中共内部数据泄密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纪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死亡人数或超四千万

三年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包括活活饿死、因营养不良死亡、因食物中毒死亡、婴儿的非正常死亡、因逃荒被击毙、吃人和被吃、因饥荒而自杀等。由于中共官方缺少可信、可靠的统计数字，大饥荒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一直是个谜。海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不断被披露的中共内部文件均显示，大饥荒或致超过四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海内外学者研究

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Ansley J. Coale)198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一书，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国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万；但科尔认为这个数字含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66%。

海外华裔学者、中国大陆当代史专家丁抒在1991年出版的《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被中共当局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金辉受到处分。

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2008年5月，《墓碑》在香港首次出版，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纪录之一。杨继绳书中依据严谨的事实和数据揭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墓碑》一书披露，1959、1960、1961这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中共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全国各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结果农民的口粮被硬挖硬挤。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政府虚报的数目，政府就逼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全搭上。农民一无所有，最终饥荒爆发。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著作《毛的大饥荒》。冯克根据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共内部数据

中共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新华社副总编廖盖隆在《炎黄春秋》第2000年第3期刊文《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文中承认，“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

《争鸣》杂志2005年11月报导，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具体数据如下：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2011年6月，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的文章《杨尚昆披露大饥荒死人数字》。文章披露，2009年12月27日，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在北京朋友聚会中发言称，毛泽东实践的那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本子上，这是一个最低数字，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四千万人以上。据杨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资料，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

《中国统计年鉴》由中共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第103页，有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人口不但没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人口减少了1,348万。除了那三年，其它时间段，全国人口都呈现明显增长。

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资料图片）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全国性的普查。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知道当时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从官方的统计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年龄缺口（标红圈的地方）。缺口的年龄段在19岁-22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出生时间正好是大饥荒时期。

很多农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但是生育率下降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资料图片）

中共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为6.59亿人，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3,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已有研究或数据显示，大饥荒至少导致3,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整个人口。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表示，如果大饥荒中3,600万死亡人数是比较准确的话，那么相当于1945年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杨继绳还表示，大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邵正祥，中共退休干部，李锐曾是他的领导。曾被斗争打成右派关押，写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毛泽东的罪恶和身份》等文。 中共老干部邵正祥：内部调查数字——3年饥荒饿死9600万

谢选骏指出：黄俄马裂中国的结果——饿死9600万人；但这还不过瘾，接着还搞文革，消灭几百万人口。但是这些数字比较天安门屠夫邓小平杀害三亿婴幼胎儿的犯罪记录，还是差了一大截。由此可见，黄俄马裂是一种典型的吃人魔教。

谢选骏：生番就是习惯于生吃动物的人

《腌海雀：世上最粗暴的美食，因纽特人的最爱》（2021-04-05 彪哥爱下厨）报道：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天我将带大家走出国门，一起去探寻外面更加奇异的世界。在世界上最为寒冷的北极圈里，常年生活着这样一个人类的怪异群体，它们就是长得很像中国人的因纽特人，也叫爱斯基摩人。

北极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那是一个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常年气温都在零下30度以下，除了极寒而漫长的寒夜就是阳光直射的白昼，更别谈什么鸟语花香、山清水秀，就连最基本的昼夜交替规律都没有。

偏偏奇怪的就是，因纽特人却长期在这里生活了下来。因此，因纽特人的生活无形之中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的衣食住行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勾起了所有人的强烈好奇心。毋庸置疑，不管是什么人，要生存、要活着，可以没有房子、也可以没有衣服，但一定不能没有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得饿死。那么，生活在北极的因纽特人，他们到底吃什么呢？北极既没有蔬菜，也没有水果，就连野果和野草都没有。

其实，我们的担心是完全多余的。在因纽特人的食谱里，虽然是见不到蔬菜和水果，但是他们常年吃的却是我们眼中的“奢侈品”——大鱼大肉，而且还是采用人类最原始的吃法，直接生吃，原汁原味，营养更佳。然而在他们的食谱里，绝大多数都是世界上非常昂贵的珍稀动物，世界级的保护动物，比如：海豹、海象、鲸鱼和驯鹿等，他们吃这些动物比我们普通人吃猪、羊、牛、鸡、鸭、鹅肉还要方便。

生活在北极区域的因纽特人，其实很有智慧，或许是人类为了生存的本能，造就了因纽特人特有生活方式吧！因为环境的限制，他们没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吃，因此就没有人体需要的维生素的来源，而他们就生吃驯鹿肝脏、海豹大脑和鲸鱼鱼皮来获取大量的维生素，看起来十分恐怖，但不得不承认因纽特人很聪明。

在因纽特人的美食基因里，不管是食用方式还是制作方法，始终都贯穿着“原始粗暴”和“原汁原味”的格调。所以，他们生吃各种动物肉，是永恒不变的唯一食用方式。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因纽特人最珍贵的顶级美食——腌海雀。

腌海雀，因纽特人餐桌上的最珍贵美食，带你见识这个世界上最粗暴、最原始的美食制作方法

腌海雀，顾名思义，就是将一种名为“海雀”的鸟类进行腌制而成的食物，听起来很普通，但实际上不仅不普通，而且它还会颠覆你的三观，让你觉得自己仿佛是到了宇宙中的另一个星球！

腌海雀的制作方法

腌海雀，是一种通俗的叫法，正规的称呼是“基维亚克”，英文名“Kiviak”。腌海雀的具体做法是：将捕获的一只海豹进行宰杀，掏空海豹的所有内脏，接着将猎杀的海鸟塞进海豹的肚子里。这个过程有个细节要注意，就是塞进海豹肚子里的海鸟，是不经过任何处理的，几乎保持海鸟的原来面貌，不拔羽毛、不取内脏，也不清洗，原汁原味，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放入海鸟的数量完全由海豹的体量大小来决定，稍微大一点的海豹一般可以塞进去200只左右的海鸟，一般大小也可以塞进去100只左右。

所有海鸟塞进海豹肚子里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排出海豹肚子里的空气，不能让里面留有空气，接近于真空状态，这样需要氧气存活的细菌就无法生存了。空气排出完之后，就要把海豹的肚子缝上，同时还要将刀口用海豹自身的油脂涂上，目的是为了防止有苍蝇来侵扰破坏。从这里可以看出，因纽特人是很有智慧的。

经过密封后的海豹要进行埋藏。埋藏海豹的地方寻找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北极本身就十分寒冷，所以只要找个常年冻土的地方就可以了。将海豹埋藏在冻土之下，上面再用石头压起来即可。剩下来的事情就交给神奇的北极圈大自然了，让海鸟在海豹密封的肚子里长时间自然发酵，3年之后就是见证奇迹，享受这一旷世奇味的时候。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腌海雀的制作方法既粗暴又原始，100%的原汁原味，整个过程没有添加任何的调味品，更不用说我们平时用的油盐酱辣醋了。不知道吃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奇味道？

腌了三年之久的腌海雀，对于因纽特人来说，那可是视若美食中的珍品，并不是随时都取出来吃的，除非有贵客临门或者是诸如结婚嫁女之类的重大宴会，才会动用他们的传家之宝。而且吃的时候，并非一次性全部取出来，而是吃几只就取几只，可见腌海雀在因纽特人的心中是何等的珍贵！

做好的腌海雀，因纽特人有2种吃法

第一种吃法就是将腌海雀当作一种珍贵蘸酱来吃，这是一种看起来既温柔，又节省的吃法。因为海鸟在海豹肚子里经过长达3年的腌制发酵，海鸟的内脏已经变成了一种纯天然的海鸟酱，但是其外壳和羽毛仍然保持完好，这就是因纽特人制作腌海雀的精妙所在。他们用其它动物的肉蘸上海雀酱直接生吃，享受腌海雀为他们带来的天然绝味。

第二种吃法那就有点粗暴狂野了，这也是因纽特人遇到有极其珍贵的客人来访，才会极力推荐给贵客的食用方法，而在因纽特人眼里，能够用这种方式招待的客人，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客人。因为这种方法是十分“奢侈”的吃法，消耗比较大。

具体吃法就是直接将海雀的屁股剪开，用嘴巴正对着剪开的地方，凑上去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用力一吸，将海雀肚子里的酱汁吸进嘴里，这就完成了吃腌海雀的整个过程，接下来就是享受这道美味的感受了。据采用这种方法吃过腌海雀的客人回忆说：“当时只感觉到一股酸爽冲鼻的神秘汁水喷到自己的嘴里，到底是吞下还是继续留在嘴里，一时难以决策”，可想而知，此人当时到底是享受还是痛苦，大家心中应该有数。我想碍于主人的盛情，还是冒死吞下去了吧，至于结果如何，只有交给老天爷来定夺了！

不过，腌海雀看起来的确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接受的一种美食，但是不得不说它是因纽特人的智慧结晶。经过3年原汁原味自然发酵后，变成的酱汁营养价值极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蛋白质。其中的蛋白质还

不说，因为因纽特人的食谱中根本就不缺乏蛋白质，全是蛋白质含量高的珍稀动物，而维生素才是真正他们所需要的，因为在寒冷的北极，根本就没有提供维生素的蔬菜和水果。所以这才是因纽特人把腌海雀视为绝世美味的真正理由！

谢选骏指出：“生番就是习惯于生吃动物的人”——这在纽因特人身上似乎体现得格外明显了。其道不孤也——日本人喜吃生鱼片、英国人喜吃生牛肉。越南人喜吃生老鼠。越生性的人，吃越生性的东西。

谢选骏：种族与文明的一致性不可忽略

网文《迈向东方法律主义？》（鲁楠摘要）报道：

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选择被美国妖魔化、贬值化和非法化的中国法进行讨论，试图揭示在对中国法进行异化过程中暗含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的重要体现。但是，络德睦所提炼的“法律东方主义”现象内涵可疑，外延模糊，被“移植”到中国语境，会出现违背批判主义比较法学初衷的异化。而“东方法律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取代传统比较法范式的新范式。

一、法律东方主义产生的比较法学背景

二、南橘北枳之忧：法律东方主义的自我异化

三、中国应当走向何种新比较法学？

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自面世以来，在太平洋两岸都收获了可观的荣誉和赞美，成为近年来在比较法学领域最受关注的一本书。此书扎根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批判比较法学（critical comparative law），是批判法学在比较法领域发展和扩张的新动向。

一、法律东方主义产生的比较法学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络德睦教授这本书产生的学术语境，我们有必要对西方比较法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化做一简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施莱辛格（Schlesinger）、勒内·卡辛为代表的欧洲比较法学者流亡美国，并将欧洲比较法学带入了北美，推动了比较法学在美国的发展。其中较有代表性者，是施莱辛格主持的“共同核心计划”（common core approach），在这一计划中，功能主义比较方法得到了应用，并兼采意大利比较法学家萨科的“法律共振峰”（legal formants）理论，[1]推动了欧洲政治和法律整合。战后一代比较法学家继承了施莱辛格和萨科等人的比较法思想，发展功能比较的方法论，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其代表作品就是著名的两部名著和四部经典教科书。两部名著分别是法国学者勒内·达维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德国学者茨威格特与克茨的《比较法总论》；四部经典教科书则为施莱辛格主编的《施莱辛格比较法》（Schlesinger’scomparative law: Cases, Text, Materials），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等人主编的《比较法律传统》（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Text, Materials and Cases on Western Law），梅伦（Mehren）与歌德利（J. R. Gordley）主编的《大陆法系》（The Civil Law System），以及梅利曼（J. H. Merryman）等人主编的《大陆法传统》（The Civil Law Tradition: Europe, Latin Americanand East Asia） 。 [2]雷曼（M. Reimann）认为，以上这些著作构成了美国比较法研究“经典大厦”的基础。[3]但这一经典大厦的地基深深地扎根于欧洲的比较法学术传统当中，患有“比较法的欧洲依赖症”[4]，缺乏美国本土的特点和关注。这导致1996年和1997年在美国围绕比较法的发展方向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主题讨论。一次是1996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围绕“比较法的新方法”展开的讨论，其后发表在《犹他法律评论》1997年第2期上；一次是1997年以“比较法的新方向”为题召开的专题讨论会，有关文章发表在《犹他法律评论》1998年第4期上。[5]两次围绕比较法发展方向的讨论会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比较法范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但是，两次讨论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1996年的讨论会上，批判法学的话语、理论和方法开始进入比较法领域，对传统比较法的本体论预设进行了深刻批判，甚至有学者指出，比较法本身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留，是霸权主义思维的体现。而在 1997年的讨论会上，则更多是对传统比较法的方法论偏差进行反思，认为比较法在本体论上的定位和初衷并无严重问题。由此，在美国学术界便形成两股在今天看来有些针锋相对的比较法研究路径。一种是批判主义的比较法，是对传统比较法范式的颠覆；一种则是改良主义的比较法，是在传统比较法的既有成就基础上的升级和改良。

当我们谈到这里，不难发现，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其实受到了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的影响。[6]在这股研究的潮流中，美国有几位学术健将影响颇大，其中包括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乌戈·马太（Ugo Mattei）等人。邓肯·肯尼迪在其名文《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中，对自1850年以来法律全球化过程的话语和权力转换进行了透彻分析，而戴维·肯尼迪则批评“二战”以后的比较法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学术性撤退”（Academic Retreat）的倾向，对比较法学术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和治理谋划避而不谈。[7]乌戈·马太则再进一步，一方面他批评比较法的发展不应简单集中到对全球化现象的分析，另一方面主张应有意识地运用社会理论方法，对比较法的基础理论预设进行批判性检验。非常有趣的是，马太最初曾经源自施莱辛格主持的“康奈尔计划”（Cornell Project），后期发展为“共同核心计划”的参与人，[8]但到了近些年，他却对西方比较法的理论预设展开了系统批判。在其晚近与劳拉·纳德合写的著作《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中，指出西方法治话语的某些侧面是霸权主义的体现。[9]在批判主义的比较法研究中，不同的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各有差异，但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的一些共性：（1）都有意识地采纳和吸收批判法学的话语一权力分析方法；（2）都对西方比较法传统进行批判，认为暗藏着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3）都选择站在弱者一边，为受到西方强势话语和权力压制的非西方法律传统说话。而以上这些与批判法学站在穷人、女性、有色人种等弱势群体一方的基本立场一脉相承。[10]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教授选择被美国妖魔化、贬值化和非法化的中国法进行讨论，试图揭示在对中国法进行异化过程中暗含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恰是这种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的重要体现。不得不指出的是，自1996年以来，批判法学在美国比较法学界安营扎寨，到今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笔者发现，2009年出版的《施莱辛格比较法》教材的第七版的体例、结构和主体内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已经作为该书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第五个重要文献列入这部经典教材当中。[11]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说明批判主义的比较法学已经打入了传统比较法“经典大厦”的内部。

二、南橘北积之忧：法律东方主义的自我异化

平心而论，笔者对于《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乃至整个批判主义的比较法研究都颇为敬佩。因为，面对西方传统比较法学所积累下来的巨大理论遗产，进行颠覆式的反叛和重构需要勇气。这体现了美国学术界代际更新和范式跨越的理论雄心，值得我们学习。

而且，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将非西方文明及其法律传统纷纷打入人类学的博物馆，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霸权主义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或明或暗地进入似乎“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领域，造成西方话语对非西方话语的凌压之势，也是受到很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现象。因此，络德睦教授的文章和专著出现在美国法学界，不啻一股清流。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仍然不乏西方学者抱着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态度看待非西方国家，试图用一把尺子衡量天下，对其他的文明及其法律传统缺乏应有的尊重。络德睦教授对此展开批判，具有十足的正当性。

但另一方面，笔者又感到，络德睦教授所提炼归纳的“法律东方主义”现象内涵可疑，外延模糊，它所覆盖的现象如此之多，它所批判的对象如此之庞杂，以至于我们很难对他的相关叙述照单全收，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提炼被“移植”到中国语境，会转化为作者原本未能料想的解读的异化。

首先，什么是法律东方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可疑的提法。恰如中国人谈论“西方”一样，美国学者谈论“东方”的时候，究竟所指为何物，令人困惑不解。中国是否足以代表东方？印度、伊斯兰文明是否属于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谈论“法律东方主义”的时候，如果仅仅谈论中国，这种法律东方主义是否本身就不完整？甚至存在缺陷？在反对法律东方主义的过程中，依然按照东方一西方的二元模式来理解法律的多样性，是否自我也陷入了旧的陷阱？这些问题值得思考。如果络德睦教授在一部畅销书中提出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笔者认为十分吸引人，而如果在一部严肃的比较法学著作中，提出这样的概念，难免令人心生疑窦。如果我们不对法律东方主义进行严格界定，那么，是否只要对非西方的法律传统进行严厉批判，对西方法律传统进行赞美，就是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究竟是以事实来评定，还是立场和偏好先行？当然，笔者丝毫不否认络德睦教授所提供的大量法律殖民主义的历史事例，实际上这些事例早已被列入中国教科书中，以并不算细致的表述被学生们代代学习，但它更多地被视为中国旧有的政治法律体制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以致被他国欺凌的一种沉痛教训。或许在不少中国人看来，殖民主义者的凌辱固然可恨，强者对过去恶性的自我忏悔值得赞赏，但被欺辱者自我反思便是另外一回事—将两个国家所发生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归为法律东方主义的不同表现，有点令人难以坦然接受。

其次，络德睦教授认为，法律东方主义有着久远的学术渊源。自18世纪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包括孟德斯鸠、黑格尔、梅因、韦伯等在内，都是不同程度的法律东方主义者。这又是一个颇为令人惊讶的论断。尽管我们承认，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在各自的著作中，对中国的法律状况评定不佳，但像梅因（Henry Maine）和韦伯（Max Weber）这样拥有极为丰富的跨文化比较经验的学者，他们是否是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者，尚需要严谨的分析和谨慎的判断。梅因生前曾经对印度社会与印度法律有过细致的考察和精深的研究，其著作《东西方乡村社会》至今对我们了解印度社会的村社法都不无借鉴意义，[12]而韦伯在1904年以后，以宗教为线索，对近东、印度、中国进行的比较研究至今都被人们反复的讨论。梅因著名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并非意指传统社会只有身份而无契约，也非意指现代社会只要契约而无身份，而是指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在于，两个社会法律制度的主导原则存在差异。[13]络德睦教授在书中对传统中国“家族一公司”的讨论，[14]并没有在根本上颠覆梅因的基本判断，因为传统中国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仍然无法摆脱家族身份伦理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宗族内部要通过种种复杂的身份安排去婉转地追求经济目标。而现代社会的经济，则以契约所代表的非身份性经济关系作为支柱，在此基础上，作为次要原则，可以将身份性的考量重新引入。但传统中国的宗族和现代社会的公司绝非是在功能上等量齐观的社会组织。络德睦教授提出，在法律东方主义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无法”之地。但众所周知，韦伯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种法律的理想类型，分别是形式非理性法，实质非理性法，实质合理性法与形式合理性法，[15]在传统中国，特别是基层社会，法律往往表现为实质非理性法的面貌，而在家产官僚制的推动之下，至少在立法的层面，会出现一定的实质合理性法的迹象。韦伯从未主张，古代中国是一个“无法”之地，相反，韦伯认为，传统中国的法律曾经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尽管这一成就并非是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相得益彰的那种法律和法律思维模式。[16]络德睦教授在对所有这些学者进行标签化的批判时，却未能综合全面地把握这些学者分析的复杂性，这难免令人稍感遗憾。而且，不论是梅因，还是韦伯，他们的经典论断都并非带着鄙视的眼光打量非西方的法律传统，单从态度来讲，似乎也谈不上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

复次，络德睦教授在对美国学术语境中的法律东方主义进行严厉批判的过程中，进而提到中国法律改革者和法学家群体中存在的“自我东方化”，这再次令笔者感到心惊。络德睦教授似乎并未深入了解美国与中国当下所处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以及法学家所处地位的根本差异。如果说，络德睦教授的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所针对的对象，是掌握政治、经济资源，抱持着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态度的在位者，他体现了知识分子永远站在弱者一方，伸张正义的学术良知，那么，同样的立场和姿态“移植”到中国来，就很容易发生颠倒，因为这种反西方的叙事，恰好迎合了某些政治力量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意图，从而利用美国法学家的学术良知，作为一种推动中国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并抵制现代法治改革的话语资源。络德睦教授虽然研究中国近代法律史，却似乎对百年来中国人的经历缺少直接的体认。自近代以来，沈家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知识分子，身经千年未有之变局，对西方文明压倒东方文明的深层次原因，都有过痛切的反思。学习西方，进行政治法律改革，拥抱法治，不仅仅是西方威压和殖民的结果，更是在威压和殖民之下，谋求自救自强的选择。1949年之后，中国更是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浩劫，从这场悲剧性的社会动荡中，中国人总结惨痛的教训，意识到唯有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尊严幸福，这也不是络德睦教授所说的自我的东方化，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是痛定思痛的结论。当作者谈论现代民主和法治之时，似乎认为这种民主法治模式是西方的专利，而中国更应该遵循古训，依从古法，按照传统帝制的法律及其传统进行社会安排，这样才算不自我东方化。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既是好的政治法律经验，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模式，非西方文明为什么就不应、不能学习、借鉴和吸收？难道非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才算是非法律东方主义？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观察，络德睦教授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东方主义，即使在它所产生的19世纪，也并非如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全然是西方人自我生造的他者，旨在为其殖民主义的霸权实践加以正当化。在美国学者克拉克（J. J. Clarke）的《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一书中，作者便指出：“东方主义不能仅仅被定义为帝国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在西方语境中还扮演着反向运动和颠覆动力的角色，虽然尚未出现一致性、自觉有组织性的事物，但它已经试图以不同方式颠覆（而非巩固）散漫的帝国权力结构。”[17]若是如此，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对东方的刻意美化或丑化，其用力点也可能是批判式的。例如，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对印度文化的重新发现，旨在反对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生命的压抑提出反抗，这导致印度哲学借助叔本华、尼采进入了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生命哲学运动。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认为，这种东方学是全然所谓的东方主义。另举一例，印度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这种异域文化最初受到本土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坚决抵制，那个时代，信奉佛教，钟情佛教文化的学者，也可能是一种“东方主义”，但经过长久的碰撞与交融，这种所谓的“东方主义”使印度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以上事例来看，问题的关键并非所谓东方化还是西方化，而是一国之民众，一国之知识精英在充分把握本国历史、现实和人类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的内在合理性。

最后，如果笔者的猜测不谬，络德睦教授似乎暗示，中国在发展自身的法律模式过程中，应当考虑法律应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意义世界，而不应一味盲从西方话语，失去对中国本土资源的敏锐认识。对此笔者深表赞同。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扩展和深入，西方法律和学术话语的地位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更显强势。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的全球输出引人注目，美国法学学术市场已经变成了全球法学学术产品的集散地。这引起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的忧虑，毕竟作为一古老的文明，若无法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法学学术体系，一味跟从欧风美雨，不仅有失尊严，而且不利于本国法制和法学的发展。若超越法律范畴，大到整个文化领域，我们也能看到，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提出，应保留和恢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唐君毅先生便曾谈到，中国文化应当“灵根自植”[18]。但是，追求中国法治乃至整个文化的自主性，并不等于枉顾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枉顾传统与现代社会在基本组织方式上的差异，将传统与现代问题统统归结为东方一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同样，在近代以来东西方遭遇的历史过程中，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往往出于对殖民主义的愤恨，而模糊了对现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判断。应该说，对内清醒、理性地学习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良法美政，与对外批判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对内充分认识本国法律传统的独特性，不仅并不矛盾冲突，而且相得益彰。而这种平衡性的考量，恰好是作为比较法理论核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一个侧面。与此相反，强调本土资源、祖宗家法，对既有传统缺少清醒的认识和有深度的批判，倒有可能成为新型的话语一权力模式，是保守主义政治谋划的一种话语包装罢了。这无疑会走向批判比较法研究初衷的反面。

三、中国应当走向何种新比较法学？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教授呼吁，应当在批判法律东方主义现象的基础上，走向东方法律主义。笔者对东方法律主义一词的犹疑态度，与对法律东方主义一样，并不清楚作者的理论蓝图。在笔者看来，所谓东方法律主义更像一种口号，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思考。这又再次暴露了自20世纪末以来，人们对比较法学共有的批评：比较法学家对这门学问的理论基础缺乏应有的反思和重构。而络德睦教授的这本书似乎也没能逃脱这一经典的批评。不仅如此，笔者深感，《法律东方主义》一书的叙述虽然多有精妙之处，但在理论高度方面，似乎尚无法与茨威格特与克茨的《比较法总论》这样的作品相媲美—尽管它在诸多方面已经过时，不得不说这是美国比较法学的遗憾。

当然，必须承认，《法律东方主义》与《比较法总论》毕竟是结构和风格截然不同的两本书，对二者用一眼定高下，显得有些偏颇。但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比较法学作品，应建立在对人类主要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进行深入比较观察的基础上，最后有公允平正的整体判断。而络德睦教授却在仅仅谈论近代中国与美国法律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抛出法律东方主义和东方法律主义这样的话语，有违西方比较法学那种朴实厚重的学术传统。

更重要的是，该书所提出的东方法律主义理念，虽然有令人警醒的作用，但似乎仍不足以成为指引未来比较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论。一种真正堪称范式移转的大著作，必定是在对前人杰出成就进行整体吸收选择的基础上，方方面面考虑完全，做出的包罗万象之作。这样的作品，必然对比较法学研究内部暗含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1）人类法律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人类几大法律传统，其典章制度、日常实践和思想意识各自的文化特点是什么？（3）如何在一个高度分化，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处理人类法律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4）对法律现象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如果概念比较和功能比较各有缺陷，那么何种比较方法是更优的选择？显然，东方法律主义无力，也并不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它只不过能激起美国学者对非西方法律文化迟到的重视，以及勾起中国法律学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怀乡意识和自我陶醉。显然，这与络德睦教授作为一位杰出学者的抱负不相匹配。

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中国建立自身成熟的比较法学的若干看法，供诸贤参考和批评。

第一，比较法学研究的理论主旨应致力于发展和支持人类不同法律传统之间的平等对话，这种对话既非任何一个法律传统进行自我标榜和自我神化，也非一方凌压另一方的权力运作。而是通过对话，各自开启理解和学习过程，通过法律传统之间的碰撞，谋求每一个法律传统的自我革新，最终发展出与各自的历史传统和当下民众的现实需求相衔接的崭新的法律实践。这种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比较法学，天然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但也反对那种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

第二，在对话的基础上，比较法学既尊重各个法律传统自身的独特性，又通过比较研究发展出兼容甚至超越各法律传统独特性的普遍性。笔者反对从单一法律传统的话语当中建构普遍性，但也反对那种认为所有法律传统皆为特殊，没有普遍性的论调。其关键在于，认真倾听各个法律传统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真实诉求。例如权利问题，络德睦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源自西方的，被过度使用的话语，但在现代中国，权利却成为普通民众捍卫自身尊严，要求政府认真对待他们的强话语，并非普通中国民众误解了权利，而是络德睦教授误解了中国人。因为与美德等传统话语相比，权利由于其个体性特征特别容易使小民用来捍卫其过去不被倾听的主张，因此权利作为一种西方语言，在中国不仅没有过度，反而还谈得不够，用得不多。理解这种差异，看到在法律的话语、制度和技术移植过程中，不同共同体成员各自的利益诉求所在，是比较法学的重要任务。

第三，在传统比较法学当中，功能主义比较曾经取得重要成就，但问题的确很多。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透过功能，认真对待在法律制度的背后，人们赋予这些制度的独特意义。这导致比较法学无法与特定法律传统的文化意义资源相衔接。但话语一权力的分析方法，同样无助于解决功能主义方法的理论缺陷。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作者充分利用话语一权力分析法，试图颠覆传统比较法的那些预设，但最后提出的东方法律主义，也不过是对既有理论倾向的一种反动罢了。这说明话语一权力的分析方法，仅仅发挥反思和调节作用，却无法真正用来建构完整的新比较法理论。在此，笔者认为，应当在承认功能主义比较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结合社会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发展出的意义比较的方法，使功能和意义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发展比较法理论的崭新道路。

第四，在当下中国，我们的学术面临着双重任务。我们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法治和法学，又要想方设法使这种法治和法学与中国文化对接在一起，使它符合中国人的人心和人生，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而任何西方学者都无法代替中国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要出色地完成这一工作，就必须既要对现代性有深刻的体会，又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利弊得失有深刻的体认，缺失了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会出现严重的偏差。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史学应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法律实践和文化意蕴的阐释性理解，在这种阐释过程中，除旧布新，藏新于旧，让其不动声色地升级换代；而比较法学则致力于通过横向比较和文化对撞，刺激本国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自我反思，二者结合在一起，才可望走出一条超越古今中西的新道路。显然，络德睦教授部分领会了中国学人的良苦用心，却又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忧虑和理想，他看似公正地站在中国法律文化的一边，却又由于种种隔膜，剥蚀了他立场的公正性，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

作为结语，笔者衷心地表达对络德睦教授及其著作的尊重之情—尽管是以批评多于赞赏的方式。无疑，在这个世纪，东西方学者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更加充分的对话和讨论，这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对方的怕和爱，携手去缔造一个更公正、合理、美好的世界，去创造一个摆脱了傲慢、偏见、自恋和自虐，致力于人类各主要文明之花竞相绽放，具有多样性的比较法学。

【注释】 *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

[1]R. Sacco, “Legal Formants: A Dynamic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I）”, 39（1）American Journalof Comparative Law 1-34（1992）；“Legal Formants: A Dynamic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II）”, 39（2）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43-401 （1992）.

[2]相关信息，参见高鸿钧：《比较法研究的反思：当代挑战与范式转换》，载高鸿钧：《全球视野的比较法与法律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3]M. Reimann, “Stepping out the European Shadow: Why Comparativ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MustDevelop Its Own Agenda”, 46 （4）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638-639 （1998）.

[4]David Kennedy, “New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Law: Compara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1997 （2） Utah Law Review 590 （1997）.

[5]具体介绍，参见前注[2]，高鸿钧文，第192页。

[6]络德睦教授最初提出这一理念是在2002年，具体参见T. Ruskola, “ Legal Orientalism”,101（1）Michigan Law Review 179-234（2002）.

[7]David Kennedy, “The Methods and the Politics”，in Legrand an Munday（eds.），Comparative LegalStudies: 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49ff．另参见H.M. Watt,“Glob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Law”，in M. Reimann and R. Zimmermann（eds.），The Oxford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593.

[8]关于康奈尔计划的整个目标、方法、组织、理论源头和后期变化，参见M. Bussani, U. Mattei, “TheCommon Core Approach to the European Private Law”，3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339-356（1997）．

[9]参见[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苟海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0]R. M.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96 （3） Harvard Law Review 561-675（1983）.

[11]Ugo A Mattel et al.（eds.），Schlesinger’s Comparative Law: Cases，Text，Materials（7th edn.，Foundation Press, 2009），pp.42-47.

[12]梅因对印度乡村社会的分析，参见H. S. Maine, 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H. Holt,1876）.

[13]参见[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0～112页。

[14]参见[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章。

[15]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6]参见[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62页。

[17][美]J. J．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于闽梅、曾祥波译，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另外晚近对东方主义思想较为系统的反思，可参考[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沈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特别是第5章关于“东方的家庭与商业”，作者虽然主要谈的是印度的联合家庭，但恰恰可以与《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第3章“讲讲公司与家族的故事”相对比。与络德睦教授一样，杰克·古迪认为，不应简单认为东方（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家族）没有承担经济功能的灵活安排，简单认为家庭及其伦理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由；但古迪较谨慎地综合考虑了印度联合家庭组织内部的文化特殊性。而与此相较，《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的类似部分，比较直接地将家族比喻为宗族公司，显得不无问题。

[18]参见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三民书局1974年版。　

期刊名称 《交大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谢选骏指出：上文忽视了“种族与文明的一致性”，因此采用了“东方·西方”的二分法。这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东西方”这两者根本就不对称。所谓西方，西方人指的就是西欧，除此之外的东欧、西亚、中亚、东亚……都算“东方”了。而在中国看来呢？包括新疆在内的都算“西域”，包括中亚、西亚、东欧、西欧。所以严格地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模式，那就是1、例外的西方模式，2、普遍的亚细亚模式，包括美洲原住民社会。除了西方自身这个例外，其他人类社会要想西方化，都只能是镀金式的，而无法深入骨髓，更无法改变文化基因。这就是我在《天子七书》中所说的“种族与文明的一致性”。

谢选骏：做好中国梦就不能开灯

《中国首次发布全国性干旱警报并限电》（20/08/2022 法广）报道：

中国面临着多地超过40度的气温、干涸的河流和停电，已经发布了今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干旱警报。在中国中部，四川省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来节省电力。工厂和企业受影响首当其冲。省会成都还不得不部分限电关灯。

据本台报道称，中国首次发布全国性干旱警报，实行电力定量供应。

在成都，街道处于黑暗之中，地铁的走廊也陷入漆黑。根据地方当局的命令，商店招牌和其他广告板也不再闪亮。这些都是节电的措施。这些限电已经引发人们不满。

四川地区80%以上的电力生产依赖水电大坝。然而，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热浪，河流包括长江出现干涸。中国最大河流的水位从未如此之低。在长江岸边，再往北，包括武汉都被波及。

据当地一位居民说，今年的天气特别热。另一位居民说："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候会发生洪灾。去年，由于水位太高，人们曾被禁止下河。

四川已经对各地工厂和企业限制电力配给。而由四川供电的浙江和江苏的工业省份也开始限电。该报道称，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又一次打击，中国经济已经被 "清零"政策所限制。

谢选骏指出：法广不懂发光的原理——限电不是什么打击，而是为“做好中国梦”——众所周知，要做好梦，既不能开灯，还要拉上窗帘，更不能让阳光进来！

网文《2021年中国大陆停电限电事件》报道：

2021年中国大陆停电限电事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2021年7月初开始[1][2]，8月底逐渐严峻的20省市开始出现的停电限电事件[3]。在发生2020年中国大陆停电限电事件后，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用电情况始终较为紧张，致使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当局陆续出台有序用电方案[4][5]。进入2021年7月后，中国大陆局部地区电力缺口问题开始逐渐突显[2][1]，自2021年9月24日开始，中国大陆多个省份开始出现大规模限电状况，其中以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尤为严峻，上述三省多次出现拉闸限电现象[6]，东北有些城市一天之内无预警多次停电，甚至一次停电超过12小时。其中，沈阳市有部分地区的交通信号灯突然停电，引发交通堵塞。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因突发限电，导致排风系统停运，发生高炉煤气中毒事故，23人中毒送医[7]。辽宁省政府为应对缺口而多次发布缺电橙色和蓝色预警信号，导致该省民生和经济受到影响和冲击[8][9]。

类似于2021年年初严冬期间，因为天气寒冷等原因而引发的规模较小的2020年中国大陆停电限电事件，对此大规模限电事件的原因，则存在诸多解释，甚至一度出现“下大棋”等爱国主义阴谋论炒作，致使中国官方媒体央视亲自出马驳斥该主张[10][11]。有些媒体推测限电措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减碳转型政策有关，部分省份为控制能耗和达到减排目标而对一些高污染企业限电[12]；同时2019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疫情缓解后的民生用电历史新高，限电的同时中国的工业出口也飙出20%至30%的超预期增长[13]；以及国内火力发电所需要的煤炭价格飙涨[9][14]，供电价格受到国家限制也被认为是此次中国电荒的原因之一，在煤炭涨价的情况下，电厂发电越多则亏损越大，有些电厂被迫以各种理由减少发电[15]。此外，进入2021年10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汛情加剧，山西省多个煤矿被迫进入停摆状态。联合早报一度认为，山西省煤炭产区的严峻汛情将致使中国大陆此轮电力缺口情况进一步恶化[16]。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认为，此次中国东北的停电限电事件是“令人意外的和史无前例的”[17]；香港01和联合早报更一度指出，中国停电限电事件恐波及全球供应链，恒大危机对经济所构成的威胁与中国停电限电事件相比相形见绌[18][19][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在事件发酵后迅速作出了多个回应以应对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铁路运输的支持[21]，有条件的实行浮动电价制[22][23][24]及发表社论坚决纠正地方“一刀切”运动式减碳[25]。进入2021年10月后，有相当的迹象表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落实，中国大陆停电限电情况明显减少，情况已得到显著改善[26]。截至2021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连续5天没有省份实施限电。[27]

目录

1 各地情况

1.1 黑龙江省

1.2 吉林省

1.3 辽宁省

1.4 北京市

1.5 内蒙古自治区

1.6 广东省

1.7 福建省

1.8 上海市

1.9 重庆市

1.10 云南省

1.11 湖南省

1.12 江苏省

2 官方回应

3 参考资料

4 另见

各地情况

据界面新闻称，据其统计，自2021年8月下旬以来，已有云南、浙江、江苏、广东、辽宁、重庆、内蒙古、河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限产限电措施。[28]同时界面新闻认为，陕西、云南、宁夏、浙江、江苏等地的限产限电，主要受到“能耗双控”政策要求影响。东北三省、广东、河北、青海、安徽、湖南等多地限产限电，则主要因电煤供应紧张，出现了供电缺口。青海等省还受到当年上游来水偏低，水电发力不足等因素影响，沈阳等地则叠加了当地风电骤减等原因，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别。[28]

黑龙江省

黑河市黑河日报社管理的微信公众号称，受俄罗斯电网进行检修，国网黑河供电公司将对辖区内2座110kV变电站进行倒闸操作，2021年9月28日黑河市区城区范围内部分区域将会停电。此外，因国网黑河供电公司计划性停电，净水厂处于停电区域。届时，黑河市市区将全面停水。预计停水时间为2021年9月28日16时—19时。待供电恢复后会逐步恢复供水。[29][30]

黑龙江省发改委2021年9月27日称，黑龙江省电力系统将加强电力供需平衡分析预测，做好预警预报，尽快组织发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努力化解电力紧张局面。[31]据中新社报道，黑龙江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规定，从9月10日起实施了有序用电。通过加强用电管理，改变用户用电方式，采取错峰、避峰、限电、拉闸等措施，有效应对电力供需矛盾。9月10日至22日，黑龙江省共启动III级(负荷缺口5%-10%)和IV级(负荷缺口5%及以下)有序用电13次。9月23日开始，由于东北电网水电减少、新能源发电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日内电力平衡形势进一步严峻，全省开始启动II级(负荷缺口10-20%)有序用电措施，但仍存在较大供电缺口。[31]

吉林省

吉林省吉林市新北水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26日发表通知文章称，该司将执行东北电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有关有序用电的精神，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停电限电，且情况将持续到2022年3月份。该公司于次日（27日）就相关言论引起的广泛争议致歉，表示其措辞不当，责任人将被处理[32]，并称其“将进一步规范工作业务流程和网络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忠实履行企业责任，竭诚做好用户供水服务”。[33]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靖平指出，受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影响，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供电紧张局面。并强调“要全力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34]

辽宁省

辽宁省工信厅于2021年9月26日的会议指出，2021年前8月辽宁省全社会用电量1717.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47%，用电负荷创辽宁省历史新高。2021年9月10日起，辽宁省外来净受入电力大幅下降，电力供应压力进一步加大，已不能满足全部企业的用电需求。9月10日至22日，辽宁省当局共启动6轮III级（负荷缺口5%-10%）和3轮IV级（负荷缺口5%及以下）有序用电措施，期间涉及23196户次企业。[34]9月23日至25日，由于风电骤减等原因，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别。在辽宁省当局届时启动了3轮II级（负荷缺口10-20%）有序用电措施， 个别时段在实施有序用电措施最大错避峰416.92万千瓦的情况下，电网仍存在供电缺口，为防止全电网崩溃，东北电网调度部门依照有关预案，直接下达指令执行“电网事故拉闸限电”，致使用电影响范围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有序用电措施企业。[34]

北京市

据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国家电网网上营业厅称，2021年9月28日至10月8日，北京市部分地区将计划停电，涉及城区供电局、朝阳供电局、海淀供电局、通州供电局、门头沟供电局、房山供电局等。国家电网客服称停电原因为“煤电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供需形势紧张。国家电网将坚决落实国家要求，积极应对近期电煤紧张导致的电量缺口。”。[35]

国网北京电力在回应时强调，计划检修是电网公司一项常规工作，目的主要是进行设备日常检修运维和电网升级改造，确保首都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该司称，当前首都电网供应充足，平稳有序，可确保满足北京市的用电需求。[35][36]

内蒙古自治区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有色金属行业门户网站“我的有色网”于2021年7月9日报道称，因电力供应紧张，蒙西地区几家电解铝企业均接到了当局的错峰用电要求。据其调研，该次限电的主要原因是蒙西地区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电力企业不堪承受，增加发电量的意愿下降。加之夏季用电高峰来临，激发电力供需矛盾。我的有色网指出，自进入2021年以来，当年内蒙古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包头5000大卡动力煤车板价格已经由3月份的380元/吨上涨至目前的800元/吨，并认为且短期内下跌的预期不强。[2]

广东省

据南方都市报2021年9月26日报道，自9月上旬以来，广东省先后受到台风康森和台风灿都的下沉气流的影响，全省持续高温干旱，此间全省平均最高气温为34.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高2.2摄氏度。截止9月23日广东省统调最高复核需求达到1.41亿千瓦，比去年增长11%，负荷已七创历史新高。加上广东防控较好，经济恢复得早，用电需求也快速增长，第二和第三产业用电需求正在，2021年1月到8月全省用电同比增加17.33%，9月为订单旺季进一步加剧了用电。省内各市启用有序用电预案，多地工业企业实施错峰用电，“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省内生产备受影响[37]。广东省能源局副局长刘文胜表示，本轮电力供应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供需两方面，在需求端广东省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社会经济发展平稳快速态势带动电力电量均高速增长，目前广东省统调最高负荷需求已为全国最高，达1.41亿千瓦，同比增长11%。同时，高温“加持”，电量负荷双增长。在供给端，广东省内机组发电能力有限。天然气、煤炭价格高涨，资源供应紧张，火电企业发电积极性不高，叠加机组长期顶峰发电设备存在缺陷等因素。2021年9月2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刊载的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广东电网等已全力开源节流，发电企业马力全开，保障全省用电。预计用电紧张的局面会逐步缓解”[38]。

广州市

2021年9月2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刊载的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的报道称，27日晚广州供电局逐一回应市民对于近期在网络流传的微信推文《广州近期计划停电范围》的疑问。计划停电与限电无关，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日常供电工作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因为电力供应不足，并非常态。广州供电局表示，绝大多数情况下计划停电都不会真的停电，且目前广州计划停电可转供电率已经达到95%以上，绝大部分计划停电能做到客户零感知。[38]

福建省

福建日报报道称，2021年9月以来福建省用电保持高速增长，电力供应出现临时短期性缺口。2021年9月1日到9月24日，福建气温比去年同期高3-4摄氏度，降温用电导致9月1日到24日全省用电同比增长17.3%，电力用煤紧张和发电机组长期高负荷运作缺陷增多，加上特枯和旱灾影响火电和水电。9月28日起福建电网启用有序用电方案，首先限制高能耗工业和景观用电，确保居民用电和重要电力用户用电[39]。

上海市

2021年9月27日前后，标题为《9月27日-10月3日上海计划停电通知》的帖子在中国大陆互联网流传，引发了不少网友疑虑上海该次停电事件是否将与部分城市的拉闸限电相似。国网上海回应称“目前，上海电网供电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可确保满足全市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并请求各方请不要对事件作出过度解读。新华社转载的新民晚报的报道文章称，该报记者了解到，上海城市核心区电网供电可靠率达99.9991%，为世界顶尖行列。一些网友由于对电力知识的理解不专业，才将上海市该次计划停电公示误读为拉电限电。[40][41][42]

重庆市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官方微博在2021年10月14日下午15时许发表的微博微博博文称，自10月14日14时16分起，因变电站故障跳闸，重庆市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部分区域停电，目前正在紧急恢复，大部分停电区域已恢复供电，并称该次停电并非拉闸限电[43]。此外，重庆地铁在回应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时证实，重庆地铁在当日曾发生过停电事件，但停电时间不长，未接到人员被困的报告[44]。

云南省

2021年7月起，云南省当局对高耗电的电解铝产业进行限电。[1]据BBC报道，云南神火因为限电估计年产能减少超过11%，云铝股份也披露因为限电而减产超过24%。[12]

湖南省

据BBC报道，湖南省电力公司在2021年9月22日预警称，电力缺口或将超过三成。[12]

江苏省

据BBC报道，江苏省当局已将矛头对准高能耗产业，对综合能耗超过5万吨的企业进行节能监察，涉及323家企业和29个“两高”项目。[12]

官方回应

由于煤电价格倒挂被认为是造成此次电荒的原因之一，内蒙古、宁夏、上海等地区开始允许煤电市场交易电价（电网向发电企业买电的价格）上涨。2021年9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发布《关于做好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铁路运输的支持[21]。2021年9月份，在一场紧急会议后，习近平认为应该出台更多措施鼓励煤炭生产[45]。

截至202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8省调整电价[23]。10月5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服务煤电行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 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强调要保障煤电、煤炭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46]10月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行业不受上浮20%的限制[22]。10月9日，李克强在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坚决纠正中国国内部分地区“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确保中国北方群众温暖安全过冬。[25]10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在专题新闻发布会表示民用电价不受影响。[24]10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措施；组织召开煤电油气运重点企业保供稳价座谈会；在郑州商品交易所调研时强调要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47]。10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赴河北省秦皇岛市督导煤炭保供稳价工作[48]。10月21日起，郑州商品交易所对动力煤期货部分合约实施交易限额。[49]10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成立电力保供专项工作协调小组，制发《关于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 实施支持煤电企业纾困解难税收措施的通知》，要求对煤电和供热企业2021年四季度应缴纳税款全部办理缓税[50]。10月27日起，全部工商业企业购买电力不再采用政府目录电价，而是采用随煤电上网电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电价[51]。12月起，企业购电全面采用市场化电价来结算。[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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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商所：对动力煤期货部分合约实施交易限额. [2021-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25）.

 国家税务总局：煤电和供热企业可缓缴四季度应缴税款.

 电价市场化改革进入具体操作实施阶段 将随煤电上网电价上下浮动. [2021-10-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28）.

 工商业企业购电今起全部实现市场化. [2021-10-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30）.

谢选骏指出：既然为了做好中国梦就不能开灯，那么限电措施就将成为“新时代”的特色了，而且要制度化，代代相传下去。

谢选骏：皇帝是一种社会公害

 

网文《孔子——人类民主政治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报道：

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将统治者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和束缚之下，使其不敢、不得、不能为所欲为的滥用权力。

孔子作为人类十大思想家之首，他即是以其特有的睿智洞察到绝对权力的绝对危害，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制约思想家。

共和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是三权分立。这是民本或者民主思想的最具创造性和操作性的制度创新。对其最明确的表述来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其实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就对权力制衡的思想有着朦胧的认识，古希腊、古罗马则不说，就那中国来说：

“刑不上大夫”——就是我国共和制度的原始雏形和伟大实践。

“刑不上大夫”——这一原则最迟创立在我国的西周时期，这一原则的建立，是对商朝殷纣王荒淫无耻，滥杀大臣，最终导致了立国数百年，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商朝陷入冤狱不断，民不聊生的境地，最后导致众叛亲离，八百诸侯兴师讨伐殷纣王，使得不可一世的殷纣王最终成为孤家寡人，不得不自焚谢罪；煌煌一时的殷商王朝，也由此垮台。

新兴的统治集团从殷纣王荒淫无耻，滥杀大臣而导致国破家亡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从此确立了“刑不上大夫”——这一最初的权力制衡思想。从而保证了周王朝的蓬勃发展。

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最高的统治者不能以各种罪名杀戮周边的大臣，从而使大臣敢于直言，帝王有所顾忌，不敢也不能肆无忌惮、欲所欲为，更不能以各种借口加害大臣，这种制度不能说没有缺陷，但是实践证明，这是封建专制时期所能选择的最好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在周代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并且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的制度基础！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和秦国和秦朝的崛起，这一制度逐渐受到破坏，从此帝王的权力高度膨胀，连商鞅和李斯这样为秦朝统一立过汗马功劳的宰相都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商鞅和李斯的推崇的法家学说先是害了别人，后来终于也害了自己；正所谓“做法自毙”“咎由自取”

但是更可恶的是，从此，中国从“刑不上大夫”——这一大夫可以对帝王进行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的制度最终演变为帝王权力从此没有任何制约，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黑暗的专职时代；各个大臣即使功劳再大，才华出众，深得民心，一旦对帝王构成威胁，就会被帝王以各种名义杀害，甚至株连九族！

“伴君如伴虎”的心态出现了，奸臣和阿谀奉承之徒从此弹冠相庆，青云直上；而忠臣和耿直之人则惨遭迫害和杀戮。

这一原始的权力制衡制度的破坏，不但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最终瓦解了统治集团的权力基础；从秦朝以后，就很难指望在统治集团中会在出现直言敢谏的大臣，人民就只好通过一次又一此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祈求和主张。

原始的共和制度被极权制度所取代，是中国的一次政治文明的大倒退，从此中国陷入两千年停滞和循环，以后，中华文明虽然又经历了几度辉煌，但是终于成为强弩之末；直到庐山批彭、文革斗刘、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今日接着那一话题：礼不下庶人，则体现了对于弱势群体的宽恕和关怀。

——对于一般民众，则不能要求他们去遵循那严格繁琐的礼数，因为，普通民众没有那样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及教养。对于他们不必苛求于礼。

——孔子的一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蕴含的民主理念在那时已经基本成形。

——正因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著名思想，指出统治者“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因为，礼不下庶人——所以，礼仅仅是对统治阶层而言的，而不是针对老百姓的。

当孔子的弟子进一步询问：“请问其目”时，孔子斩钉截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此，孔子对于统治阶级的进行权力约束的思想振聋发聩！体现了一个民主先驱者的深邃和睿智。

——他提出一个统治者，必须仁者爱人，宽容大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告诫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他告诫统治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主要像君主的样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才会有儿子的样子。进一步说：如果，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那么大臣也就不会尽大臣的职责，父亲如果不像父亲的样子，那么儿子也难以尽儿子的义务！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那么统治者，不为政以德呢？孔子还是保持着其特有的含蓄，其实，不用多动脑筋，就知道其潜在的含意：——那统治者就不如北辰，他既然不居其所，那么众星也就各离其居，不予共之就是。

——正如孔子整理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歌谣所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在《论语》中，孔子类似的思想比比皆是，充满着一个站在时代前头，推动思想解放大潮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勇气和智慧。

——而孔子的杰出弟子更进一步发挥和展开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正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另一版本，如果，君不君，即君主没有君主的品行，不具备君主的应有品德，该如何？——不言而喻，臣不臣！——臣民也不会对君主效忠尽力！这难道不是儒家学说的文中应有之义吗？啊，左痞？

——现在，又出了告诫统治者“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新的版本，这一版本是这样翻译和诠释《论语》中的精华的：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此话是现任美国总统布什说的，由此可见，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布什与孔子的心是相通的，他通过自己特有的语言警告自己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礼”不是好东西也不是坏东西，只是一种高素质的行为规范。儒家的“礼”只是一种高规格的行为要求，只能用来要求社会中的精英阶层。

所谓礼不下庶人者，其中体现着对庶民的尊重，因为他们有日常事务要做，为生活而忙碌，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礼，这也给世俗老百姓以生活的空间，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不违法】，其他基本上没要求。如果没有犯法，即使刑法如何严厉，也形同虚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儒家的理论有点西方自由主义的味道!

更何况任何庶民只要通过修养与学习，能够达到“士大夫”的要求，就可以进入到士大夫的行列之中。对于士大夫来说，他们本来就是经过了系统而专门的学习和培养的，对他们的惩罚有特殊的程序——八议，似乎相对也较轻一些，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庶民通过修养来达到士大夫的标准，也是对士大夫尊严的一种尊重，体现为爱贤之意。要知道，

这不是不追究，只是追究的方式不同而已。他们如果犯法，也不是不惩罚，只是对庶民可以在公开的地方行刑，而对士大夫则采用赐死的做法。

冉有问于孔子曰：

“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 ，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

孔子曰：

“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

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簠簋不饬；

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则曰帷幕不修也；

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谓之罔上不忠，则曰臣节未着；

有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之罢软不胜任，则曰下官不职；

有坐干国之纪者，不谓之干国之纪，则曰行事不请。

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

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縳牵掣而加之也。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

谢选骏指出：既然“刑不上大夫”，那么如何监督管理这些禽兽呢？“既然礼不下庶人”，那么如何监督管理这些禽兽呢？由此可见，孔子的说法不是什么民主政治，而是等级制度。中国问题不在于废除了“刑不上大夫”，而在于没有树立“监督管理皇帝”的制度，所以皇帝就成了社会公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