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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6日星期日

谢选骏:白宫生活的代价就是甲状腺癌症



《40岁伊万卡边打电话边哭,原因引猜测,或为癌症复发的丈夫难过》(2022-09-02 译言)报道: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伊万卡·特朗普出现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街头,穿着运动装的她准备进入健身房。


而在把车停好之后,现年40多岁的前第一千金一直都在接听着电话,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在离开华盛顿特区之后,伊万卡和丈夫贾里德·库什纳搬到了佛州居住,虽说并不太参加公开活动,也很是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受关注程度却也没有减少太多。


边走边打电话的伊万卡,看上去很是情绪化。尽管因为她佩戴着太阳镜无法清晰地看到眼睛,但从表情看她似乎正在哭泣,显得有些可怜,和她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招牌笑容,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显然电话那头告诉她的是一件令人沮丧和悲伤的事情。


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每日邮报》刊登出伊万卡的照片之后,网友们也是纷纷进行猜测。而报纸则是给出了一条“线索”……


“对于伊万卡来说,这可能是艰难的一段时间,她那41岁的丈夫贾里德上周末接受了第二次手术,以治疗明显复发的甲状腺癌”,报纸如此说。


贾里德患有癌症的事情,是他本人在最近出版的新书《打破历史:白宫回忆录》中透露的,称自己在为岳父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白宫高级顾问期间,确切地说是在2019年,接受过甲状腺切除手术,而之后的病理结果也显示,他所切除的地方的确是癌性的。


之后贾里德称自己的身体恢复得很好,但上个月,他在妻子伊万卡的陪伴下去了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说是复诊,但后来的消息证实,他的癌症复发了,需要再做一次手术。


而就在伊万卡被拍到哭泣的时候,贾里德于当天晚些时候出现在新闻节目《国家办公桌》(The National Desk)中,笑容满面地跟观众们说:“我上周做了手术。它非常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比平时高一点的原因”。


而所谓的高一点,指的是衬衫的领子,可能是为了遮住手术留下的伤痕。


而如果真的如贾里德所说,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还不错的话,伊万卡应该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为此也有人认为,伊万卡可能是因为在7月中旬失去了母亲,情绪依然不太稳定,可能是听到了什么有关妈妈的事情,不免又难过了。


伊万娜·特朗普因为从位于纽约上东区联排别墅的楼梯上跌落了下来,进而还遭到钝器击伤而殒命,享年73岁。特朗普全家都到了纽约,参加伊万娜的葬礼,而最后负责清理母亲遗物的,是伊万卡的弟弟,现年38岁的埃里克·特朗普。


而除了因为丈夫还有母亲而感到心力交瘁,伊万卡可能还要担心她的前总统父亲。


尽管这位毁誉参半的房地产大亨已经离开了华盛顿特区多时,但他却也从未消停过,而所谓的对手也从未放弃对其进行打压。尤其是在联邦调查局(FBI)突袭海湖庄园之后,局面就变得更为剑拔弩张了。


谢选骏指出:白宫可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那里经常闹鬼的!而白宫生活更是恐怖,其代价甚至就是甲状腺癌!而且还有没完没了的癌症复发。由此可见,人算不如天算,小犹太自以为聪明,能捞就捞,没完没了,殊不知任何午餐都不能白吃——任何“得”都有所“失”。这就是“历史力学”的基本法则!


谢选骏:《美国宪法》是奴隶制的最后堡垒

《美国中期选举2022:奴隶制存废为何仍然成为五个州的投票议题》(BBC 2022年11月6日上午11点20分)报道: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通过宪法并在其后多年间增添了20多项修正案,涵盖对民众信仰、言论、集会等权力的保护和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


其中1865年通过的第13修正案全面废除奴隶制及强制劳役,但却留下了一个例外。


根据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够将他人当作自己的奴隶,也没有人可以强迫劳役他人,除了罪犯以外。”


这个例外延续至今100多年,在本次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成为几个州的公投议题。BBC 记者麦克斯·马查(Max Matza)从美国西雅图发来以下报道:


1865年美国在宪法中废止了奴隶制度,即某人属于另一个人合法财产的制度,但是157年之后的今天,宪法仍然对罪犯沦为奴隶留下了漏洞。


这就使得美国大部分地区,奴隶制作为对犯罪的惩罚仍然是合法的。


11月8日,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勒冈州、田纳西州和佛蒙特州这五个州的选民将决定是否从各州宪法中删除这一措辞,争取全面废止奴隶制。


如果得以删除,结果可能使囚犯对强制劳动提出抗辩。目前,美国约有80万名囚犯虽然被强制劳动却只获得微不足道的的报酬,甚至完全没有报酬。在美国共有有七个州囚犯从事的大多数工作都得不到任何报酬。


支持修改宪法的人说,这是造成剥削的法律漏洞,必须加以删除。


但批评者认为,修宪代价太大,并可能导致刑事司法系统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辛苦劳动了25年,只赚了124美元”


人权研究人员说,这一现代制度根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奴役。


在奴隶制被取缔后的数年里,美国通过了旨在压制黑人社区、迫使黑人入狱并在狱中按照要求工作的法律。


现在,一些在监狱服刑的美国黑人仍然被迫在南方种植园里采摘棉花和其他作物,而这些种植园正是在他们的祖先被锁链锁住的地方。


柯蒂斯·雷·戴维斯因为被误判谋杀罪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狱中服了25年多的苦役,直到2019年才被赦免,他说,美国一直都有奴隶制度存在。


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又被称为安哥拉种植园。当年这个州的许多非洲奴隶正是来自安哥拉。戴维斯在这个臭名昭著的监狱里做过各种工作。


戴维斯说:“我在里面劳动了25年,被释放回家时口袋里只有124美元。” 他在那里工作的报酬每小时都不超过20美分,而且那些工作都是“我不愿意做,在枪口下被逼无奈做的”。


以帮助误判犯人为宗旨的团体无罪项目(Innocence Project)称,这所监狱约75%的囚犯是黑人。他们认为,本质上来说,像这种被称为安哥拉种植园的监狱是美国一个从未废除过奴隶制的地方。


废除奴隶制全国网络的萨瓦纳·埃尔德里奇(Savannah Eldrige)说:“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了,但它只是把奴隶所有权从私人蓄奴制度转移到国家认可的奴隶制。”


她所在的组织一直在努力争取更多州禁止奴隶制,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情况出现并试图说服国会议员们通过类似的法律修改美国宪法。


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犹他州自2018年以来已经通过法律采取措施禁止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埃尔德里奇指出,这一修宪运动吸引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支持。正是因为犹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由共和党主导才使得修宪得以通过。她预测,在2023年,将有18个州的立法机构将对全面废止奴隶制的立法进行投票。


警方告诫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各州删除宪法中涉及奴隶的修宪努力并没有多少人公开表示反对,但这一修宪运动遇到了一些批评者的抵触情绪,他们说向服刑中的囚犯支付适当的工资成本太高,获释的囚犯不应该得到同样的补偿;还有人说,宪法条文的变化可能对囚犯并不利。


今年夏天,在包括州长在内的民主党人警告说,向囚犯支付该州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将花费超过15亿美元之后,加州立法机构从宪法条文中删除奴隶制的投票未能获得通过。


俄勒冈州的警长协会也反对修宪措施,说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失去“改造计划”,其中包括在图书馆、厨房和洗衣房的低工资工作。


警长协会说,这些工作让囚犯有事可做, “很好地起到了激励犯人表现良好的作用”,而这正是在押犯争取假释的法庭聆讯时的一个关键因素。


警长协会说修宪措施有两个问题,它只适用于那些被定罪的人,而不包括审前拘留的人,而且它可能意味着结束任何没有得到法院判决具体授权的收监计划。


该协会在给选民的小册子中表示:“俄勒冈州警长不接受或支持任何形式的奴役和/或非自愿劳役”,并且补充表示修宪通过“将导致所有改造计划的取消和当地监狱运营成本的增加”。


美国的囚犯为供应链和经济做贡献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一些方式令人惊讶。


他们被委托制作的产品多种多样,从眼镜、汽车牌照到城市公园长椅。他们还加工牛肉、牛奶和奶酪,并在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的客服中心工作。


要追踪哪些企业使用了监狱劳工很难,因为这些工作通常外包给分包商完成。分包商然后将产品和服务卖给大公司,而大公司有时并不知道产品或服务的来源。


夏天森林火灾频发时,监狱囚犯被招募参加扑灭山火。


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6月的一份报告,仅在犹他州,曾经从监狱劳工中受益的公司就包括美国运通、苹果、百事可乐和联邦快递。


至少有30个州将监狱劳动力纳入其应对自然灾害和其他民事应急行动计划。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报告,他们至少在14个州参加扑灭山火的救灾行动。


然而,如果即将投票的五个州真的支持改变宪法,囚犯的生活仍然不太可能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人权研究员珍妮弗·特纳(Jennifer Turner)说:“这些公民投票是必要的,但不足以结束奴役制。法院仍然需要对监狱犯人有哪些工作权利做出解释,以及他们是否会像普通工人一样享受法律赋予的诸如病假之类的福利。”


即便在那些已经成功修宪删除了犯人可以作为例外受到奴役的州,最后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在科罗拉多州,一名囚犯起诉州政府违宪奴役囚犯。但法院在8月以选民并不打算废除所有的监狱劳动为由驳回了此案。


据《纽约时报》报道,内布拉斯加州成功修宪后,一所监狱已经开始每周向囚犯支付20至30美元。


随着囚犯继续争取权利和保护,预计会有更多的法律案件出现。


被错判入狱的戴维斯说,宪法删除囚犯可以被奴役的例外之后,他家乡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将不再有把公民监禁起来的“动力”。


他向BBC新闻表示:“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人,任何了解财产法的人都明白:人不应该成为其他人的财产。”


“他们也不应该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财产。”


谢选骏指出:显然:被人称为“民主自由典范”的《美国宪法》,其实是万恶的奴隶制的最后堡垒!而BBC乘着美国内乱之机大肆炒作这一点,正是出于“对美国独立革命的深刻仇恨”——虽然我们无法把它告上法庭,冠以“仇恨犯罪”的恶名。《美国宪法》是奴隶制的最后堡垒,难怪“黑命贵”要推翻美国立国先贤们的雕像,因为按照新时代的标准看,那些革命的先行者们也都是十恶不赦的人贩子、强奸犯、杀人犯。

2022年11月5日星期六

谢选骏:第二苏联能够打败美国吗

 



《习近平正将中国推入与西方激烈对撞的轨道》报道:


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的宣示,以及他可能即将到来的第三个任期,令世界充满了对中国未来不确定性的巨大担忧。法国《费加罗》报刚刚推出有关中共20大的专题报道,称习近平是“红色中国的皇帝”,并发社评指出,习近平的红色中国或已进入与西方民主国家对撞的轨道。


费加罗报的社评说,2022年10月16日星期天开幕的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只是将已经做出的秘密决定公示出来而已。习近平打破了十年轮换的传统,将可能被确认为红色帝国的绝对主宰者,至少为另一个十年设定了方向。在一代人的转变中,他将加强对党国权力中心的控制。


费加罗报说,有了"领航员"的头衔,便接近成为大写的“舵手”,他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党章,并从去年六月开始,用十本书来扩大了这些想法。在这种对权力和永恒掌权的追求中,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皇帝。该社评说,现在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也越来越走向一人独裁,几乎让人民怀念起了苏维埃时代,那时的共党官僚们尚有自己的发言权。


而北京的集权和个人化权力则充满了更严重的威胁。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现在屈服于它的领导人对控制的痴迷,屈服于怪异的民族主义外加历史修正主义和对族群的否认,屈服于胁迫性的"清零"和技术的自给自足,并通过挪用本来能解放社会的技术工具,来压制社会和人民。


费加罗报说,由于习近平对他的朋友普京在乌克兰的挫折感到尴尬,他可能也会看到与美国和欧洲关系升温的利益。然而他却不肯认错,他的政策“使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了激烈碰撞”。该文称,习近平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国际机构中从事渗透,并收买拉拢那些有需要的国家。


那么,拥有大能的习近平是否能独自决定入侵台湾?这将是未来十年的计划。这很难让世界放心。所以,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放弃了一切对中共改革抱有的幻想之后,正在合力阻止中共的崛起,以挫败习近平称霸世界的野心。


《曝俄恐怖前景 英前情报首长:普京下台更糟》报道:


目前俄军久攻乌克兰不下,最近因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猛烈轰炸乌克兰各地报复,引发世界各国谴责,国际社会都希望普京早点自动下台,或者被政敌推翻。而英国前军情六处处长杨格尔说,这位俄罗斯强人会在“适当时间”被取代。


据《商业内幕》16日报道,杨格尔警告,虽然各方希望普京下台,但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更极端。


杨格尔稍早在接受BBC“新闻之夜”节目专访时被问及,普京会不会被推翻时说,他正陷入被拥护者包抄的危险。那些身为他支持者基础的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右派如今痛批他,说他做得不够多,也不够强硬。


杨格尔说,希望他下台的人要很小心,而他个人认为,那在适当的时机会发生,他将被取代,但会被右翼的批评者取代。有好些报道说,普京的圈内人可能开始反对他。


不过,另一方面,《卫报》上周报道,俄罗斯《新闻时报》编辑阿尔巴茨说,普京身边的菁英中,约有70%反对攻打乌克兰。


网民嚎叫:


原乡人 今天 08:55

应该看到,中国与欧盟,欧洲国家并没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相反,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欧洲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国,并且中国与欧洲国家也是相互尊重,能够坐下来谈的国家。而美国是为了稳固和维护世界霸权的地位,充当不负责任的,挑拨离间拉帮结派的美离间祸众国。中国将继续的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对美国一超独霸,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争取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多元化,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拜登强调在未来接下去的十年,将是中美竞争最关键的、见分晓的十年。可惜拜登老头在台上只有两年的时间了,熬不过他的老对手习近平。并且更致命的是下个月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大概率将失去至少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拜登的政府将成为做不成事的跛脚鸭。而两年后的新总统大选,将又开启美国内卷、内斗、内乱甚至是政治暴力的历史。这将都成为美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内伤,也将成为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根本缺陷和弱点。

g2j2 2022年10月17日 22:15

扯淡!人家一不输出贫穷,二不输出革命,让他自己玩就行。不过人家要完成统一祖国帝业,一旦动手,你们想好没有要不要援台?


谢选骏指出:人说共产党中国现在强大,直逼美国已经成为第二苏联了。既然如此,就要总结一下苏联的败亡,看看第二苏联能够打败美国吗。


《在美苏冷战,苏联有3次机会击败美国,为什么没把握住机会?》报道:


说起上个世纪美苏冷战格局都不陌生,毕竟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都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还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企图在势头上压过对方。说到这里很多人就比较好奇,为什么要保持这种冷战对峙的格局呢?为何不抓紧时机给对方致命的一击,这样自己不就能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了吗?其是在冷战时期,苏联可是足足有三次机会能够彻底打败美国,但可悲的是苏联竟然连一次机会都不曾抓住。


苏联最早一次能够战胜美国的机会便是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要知道这可是美苏冷战期间最激烈的一次正面对抗。时间推回到1959年,美国突然在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两个盟国的土地上疯狂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这让苏联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苏联也开始紧急寻求时机能够在美国本土扳回一局。不得不说苏联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因为他们很快便等来了机会。


因为当时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彻底恶化了,甚至双方直接宣布断交,这对于苏联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苏联立即想方设法和古巴套近乎,甚至提出给古巴大量的外交援助。而此时的古巴刚刚失去美国这个大靠山,他们也确实需要重新找一个靠山,苏联无疑是眼下最好的选择,所以苏联和古巴可谓是一拍即合,很快便结成了同盟。


有了古巴这个同盟对于苏联来说简直是神助攻,他们迅速开始向古巴运送大量中程弹道导弹,而且全部部署到了美国的心腹之地上。美国一直将苏联当作头号劲敌,所以对于苏联的一举一动也是十分关注,苏联和古巴结盟的事情美国也是有所耳闻,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苏联竟然会在古巴部署大量导弹。为了确保情报的真实可靠,美国直接派出了先进的侦察机前往古巴上空拍摄照片,看到铁一样的事实美国再也坐不住了。


从1962年10月开始,美国便不断向苏联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将部署在古巴的攻击性武器撤走。而且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还提出指责,认为苏联这种行为就是明显的挑衅,是美国无法接受的。为了逼走苏联的导弹,美国也很快有所行动了,一下子出动了 68个飞行中队,八个航母战斗群也全部出动,很快便在古巴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彻底将古巴封锁了。


很显然,美国已经和苏联做好了对战的准备,而且美国的导弹部队也都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只待一声令下便能直击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基地。美国如此大动作也确实让苏联有点害怕,为了试探美国此次封锁古巴的决心,苏联派出了一支没有装备任何武器的船只进行试探。双方很快便展开了正面交锋,没想到苏联却率先怂了。


随即赫鲁晓夫便对外表示,只要美国能撤销在土耳其部署的弹道导弹,那么苏联也能够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全部撤走。美国同意了赫鲁晓夫的提议,很快便解除了对古巴的封锁。虽然苏联达到了自己最初的战略诉求,但是却建立在出卖盟友的基础上,这种做法实在让人不齿。虽然经此一事苏联依然保住了他们作为超级大国的面子,但是在国际上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很多国家对于苏联的做法都感到十分心寒。


如果说苏联错失第一次机会是为了大局着想,那么错失第二次机会那就纯粹是苏联自身的问题了。第二次机会就是大家熟悉的越南战争,其实越南战争最初是因为法国想要继续殖民越南才引起的,但没想到战争最后扩大到一场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法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已然无法掌控局面了,这种时候法国只好向美国求助。


美国为了能够保住西方国际在越南的利益,不得不答应法国的求助,进而加入越南战争中。但是美国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一下子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而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十多年时间里,苏联有充足的时间和实力去给美国致命一击。但是苏联却一直犹豫不决,甚至还提出了可笑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说辞,所以在美国忙于越南战争的时候,苏联也没有闲着,反而去忙着清理门户了。


苏联先以武力的方式镇压了匈牙利的和平游行,后来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改革。越南战争无论是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军事上来说,都是对苏联百利无一害。越南战争期间石油价格大涨,苏联本就是一个庞大的石油出口国,但是他们却没有在关键时刻抓住这个发财机会。即便这种时候不能完全击败美国,但是苏联也应该想办法给美国添点堵,但是苏联就是生生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反而让原本与苏联关系还不错的国家都一个个与苏联疏远了。


苏联不幸错过前面两次机会都不要紧,毕竟后面还有一次宝贵的机会。而第三次机会便是阿富汗战争时期,为了扶持阿富汗的亲苏政权,苏联这次竟然一下子派出十万大军入侵阿富汗。其实美国在听到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还是比较高兴的,他们以为苏联也会像当年的美国那样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十多年而无法自拔。但是苏联的表现却让美国失望了,因为苏联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将整个阿富汗地区控制住了。


其实如果这个时候苏联能够好好经营阿富汗,那么为苏联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前线基地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苏联还真是一个死脑筋的国家,他们因为看不惯美国的资本主义,所以非得将社会主义制度强行复制到阿富汗国家身上。苏联这一不明智的做法自然遭到了阿富汗强烈的反抗,直接导致后来整个阿富汗地区硝烟四起。


其实即便阿富汗群起反击,苏联还是有机会的,毕竟那些看似反应最为激烈的只是民间武装组织,根本敌不过苏联的正规军。而且那个时候阿富汗的高层人士和军队方面的将领还都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如果苏联懂得及时转变策略的话那么还是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勃列日涅夫却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人,他并不接受参谋部进攻巴基斯坦的策略。


勃列日涅夫一直奉行阿富汗的问题就应该在阿富汗解决的策略,所以直接导致苏联失去了阿富汗战争胜利的可能。尽管苏联耗费了十年的时间在阿富汗进行所谓的治安战,但是始终不曾解决治安战的源头。正是因为苏联接二连三地失去三次难得的击败美国的机会,才最终导致了苏联走向解体的悲剧命运。


谢选骏指出:我看上文说的只是皮毛,而且局限于外交,没有看到击败苏联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它自己的制度。


《如此努力的苏联 为何还是输掉与美国的芯片冷战》(阿波罗 2022-10-18)报道:


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


1、


“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


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


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2、


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


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


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


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


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斯大林的亲自插手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


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


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


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


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


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


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


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


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


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3、


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


谁能说了算?市场。


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


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


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


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


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


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


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


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


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


此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


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4、


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


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


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


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


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


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


“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


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


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


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


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


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


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得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5、


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


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


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


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


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


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


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人。


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


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


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


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


“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


“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


“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


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


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打败苏联的其实不是美国,而是市场——也就是说,战场是市场的延伸。与市场为敌的战场,是无法持久支撑的。第二苏联能够打败美国吗?那就要看它的市场是否比美国更大更健康了。可惜的是,苏维埃体制不仅敌视市场,而且专门消灭优秀人物——这是地地道道的自杀行为。哪里需要美国来击败它呢?事实上,第一苏联也是自己倒下的,美国并没有动一个指头。而且美国的当权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稳定,还曾保驾护航过苏维埃体制。但这终究是徒劳的,因为面对一个执意自杀的人,任何阻止的行动都是防不胜防的。上文已经看到,“市场的背后是个人”,却没有看到“个人的背后是自由”——但是我却看到,中华苏维埃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可以假装建立市场,甚至假装尊重个人权利,但最终无法保障基本自由——所以,假装的权利和假装的市场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它们现在说死就死,说干就干了。第二苏联凭借什么打败美国?就凭这些个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除非,哪天美国也剥夺了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没有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是假的,只是马云那样的官商勾结。

谢选骏:人的思想从未真正获得过自由


《中国人的思想从未真正获得过自由》(艾未未 2022年10月21日)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群众运动一场接一场,而每一场运动都是为了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以便为国家服务。

1958年开始“大跃进”,这场工业改革运动引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大饥荒;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迫害几乎让国家崩溃;还有不少运动,其中一些更具破坏性,每一场运动针对的都是当时的一些政治、社会、经济需要。它们的累积效应是共产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独裁政府和顺服的民众之间建立了近乎完美的共生关系。

中国政府近三年的“清零”运动,可能是所有运动中最糟糕的。

这是对科学和常识的侮辱,然而全国各地的官员和公民为了执行它,荒唐之举层出不穷——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愚昧无知。即使是出现小规模疫情,整座城市也会遭到封锁,而且还会对鱼类和其他食品、汽车,甚至建材做新冠病毒检测。这给民众带来了混乱和痛苦,他们一再陷于封锁,因错过新冠病毒检测而被拘留,丢了工作或生意。今年9月,有2100万人口的成都封城,即使发生了地震,也不让民众出门。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过去的大规模控制运动来了又去,但这一次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要归功于它最阴险的一面:为遏制新冠病毒而在全国推广的监控技术令当局可以跟踪公民,限制他们的行动。今年6月,政府官员利用该系统,限制前往中部地区参加一场抗议行动的人出行。这些官员后来受到了惩罚,但事实是,政府现在拥有一个毛泽东梦寐以求的系统,它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用于监测和控制人民。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互联网将导致中国最终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但这些思想根本无法开始生根,因为共产党从来不允许令它们得以发芽的知识土壤存在。而且它永远不会允许。

事实上,中国人的思想从未真正获得过自由。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类似的伦理,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类似关系贯穿始终。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底层民众被要求惟有顺从。

当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一度有过对新时代的短暂希望。我的父亲艾青是中国当时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之前就已经满怀热情地入了党。但毛泽东精明地利用了中国古老的权谋之道,将党奉为不容置疑的新的统治者。就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的父亲很快就在毛泽东反复发起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这些运动是为了铲除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人。中国的精神、知识和文化生活枯萎了。

1957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毛泽东发起了反右运动。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受到猛烈的公开攻击,我们被下放到新疆的一处荒凉偏僻之地。一些有着类似遭遇的人选择了自杀。

“文革”期间,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戴上高帽游街,参加批斗大会。一天晚上,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脸上是黑的,因为有人在政治集会上把一瓶墨水泼在了他头上。他让我们把那个严酷之地不妨当作我们一直以来的家,接受我们的命运,然后继续活下去,这就是中国人民无助和认命的一个例子。今天,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这种投降的心态之下。


2011年,我因为批评政府而触犯当局,警方威胁要让我“死得很难看”,并说他们会把他们提出的那些荒谬指控(比如逃税)告诉全国,以此来抹黑我。我问,中国人民是否会相信他们的谎言。一位警察告诉我,90%的人都会。在中国,所有的“真相”都来自党,他可能是对的。三年后,在上海的一个艺术展上,来自当地政府官员的压力导致我的名字突然从参展名单上被删除。在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很了解我。

过去十年里,情况越来越糟。当局扼杀了残存的独立思想,摧毁了中国的公民社会,令学术界、媒体、文化和商界噤若寒蝉。  

公平地说,个人的思想和表达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受到限制。政治正确迫使人们隐瞒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复述空洞的口号,在表面上顺从主流叙事。西方与中国的交往是由逐利而非价值观所驱动的。西方领导人批评共产党侵犯人权、言论自由和精神自由,但长期以来仍继续与北京做生意。美国对独立思想的虚伪态度,在对待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主张信息自由,但美国政府正在起诉他。

成百上千万中国人为现代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感到自豪。但这种幸福的感觉是由表面的物质利益、关于西方衰落的不断宣传和对知识自由的压制而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事实上,在党的影响下,中国世风日下。2011年,在中国南方,一名两岁的女孩被两辆车碾过,在街头流血。18个人从她身边经过,什么也没有做,有些人甚至转向一边避开她。“不要想,不要插手,接着往前走。”这名女孩后来死去了。

自由依赖于勇气和持续的冒险。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即使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抗也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生存取决于服从。他们在焦虑中逆来顺受,像绵羊一样排着长队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或者在突然封城之前抢购食物。

自由和个性永远不能被完全压制。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强大,如果没有意见的多样性,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但是,只要共产党执政,我的国家就没有实现根本改变的希望。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标题是“中国人的思想从未真正获得过自由”,但是内容说的却表明了“人的思想从未真正获得过自由”——这是因为其作者因为“八奶治国”的裸体表演受到了了“查税”监禁以后,大脑就被吓坏掉了。

谢选骏:纽约曼哈顿的地铁垄断促进了种族隔离


《纽约为什么停止了修建地铁?》(Jonathan English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在读)报道:


20世纪的头几十年,纽约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繁荣。标志性的桥梁,富丽堂皇的铁路枢纽,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和快速交通网络,都是在短短20年内建成的。地铁系统从1904年的一条线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的数百英里长的规模。它迅速扩张到曼哈顿上城区和外城区的未开发土地,带来了一波公寓楼的建设浪潮。

然后它停止了。自1940年12月16日以来,纽约除了几条小的支线和连接线路外,再也没有开通新的地铁线路。与大多数其他大城市不同的是,纽约的快速交通系统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使用iPhone的地铁通勤者站在与8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的车站里。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事情已经开始向后发展。这个地铁网络实际上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规模要小得多,现在每天有600万乘客面临着不断的延误、基础设施故障以及令人震惊的拥挤的车厢和站台。

为什么纽约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突然停止修建地铁?而近80年前开始的在施工上的停顿是如何造成目前的交通危机的?


三大历史主线提供了一个解释。第一条主线,是战后郊区和汽车的诱惑——在当时是现代化的体现。第二条主线,是城市和私人交通公司之间、以及城市和州政府之间没完没了的控制权之争。第三条主线,是由成本上升和被拖延的维护的增加所造成的窘境——在维护层面不断扩大的积压,最终消耗了所有可用于扩张的资金。

要想确切了解纽约地铁是如何和为什么脱轨的,就需要从头开始。接下来是一个113年的纽约地铁历史时间表,由这三个历史主线组织(请注意没有一个历史是完全完整的)。请跟随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或主题来了解地铁系统糟糕状况的历史背景,或者可以使用有趣的地铁衰落“地图”来建立对这个过程的认知。

1904:第一条地铁开通

1904年,一家私人的区际快速交通公司开通了纽约的第一条地下地铁线,从West Harlem延伸到Grand Central。在接管了现有的高架铁路之后,它几乎垄断了曼哈顿和布朗克斯区的快速交通。布鲁克林快速交通公司(TheBrooklyn Rapid Transit Company)主导了该区高架交通业务,以及与曼哈顿的连接。

1913:双重合同

在一项名为“双重合同”(Dual Contacts)的协议中,市政府委托两家私人地铁公司对地铁系统进行彻底的扩张。几乎立刻,市领导就后悔了这个决定。许多人对超过2亿美元的投资所带来的财务回报感到不满,这是建筑总成本的一半以上。

然而,这场争论不仅仅是财务上的问题:地铁成了公私利益之争的象征,以及对历任市长民粹主义的试金石。他们最重要的杠杆是控制地铁票价:几十年来,一直拒绝让私营公司增加哪怕一分钱的地铁票价。通货膨胀意味着1948年乘客实际支付的费用不到1904年的一半。

1922年:独立地铁

反对私人交通垄断是市长约翰·海兰(John Hylan)政府的核心。他宣布了一个庞大的新的“独立”地铁系统,将由市政府建设和拥有。不像早期的地铁深入未开发地区,许多IND线路与现有的私人线路紧密平行,以便与它们竞争。

房地产业是早期支持地铁系统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之一。开发商与地铁有着共生关系,地铁延伸到空旷的土地上,然后迅速而又有利可图地被公寓覆盖,公寓里的居民随后挤满了火车。随着IND的建设,这种交易开始崩盘——他们认为新地铁与其说是一个巨大的投机利润的制造者,倒不如说是一种税收负担。

1939年:世界博览会

当参观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游客们注视着通用汽车公司未来展的世界愿景时,他们没有看到新的火车和地铁。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看到汽车在宽阔的新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到达田园风光中的平房。汽车被视为现代化的高度;许多人认为公共交通是早期的肮脏遗迹。战后的联邦政府将花费一切来实现郊区化的梦想。

1940年:城市接管了私人地铁

菲奥里罗·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市长利用BMT和IRT灾难性的财务状况收购了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因大萧条和禁止加价而饱受蹂躏。总费用为326,248,000美元,使得纽约的资金紧张。相关成本并不比建造整个IND网络的

成本低很多,虽然它统一了整个系统,但它并没有产生一英里的额外地铁。

市政府修建的IND线路平均每英里耗资900万美元,比以前的“双合同”线路高出125%。第六大道每英里的成本大约是原来地铁的四倍。这种高建设成本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1946年:地铁乘客高峰

地铁的载客量从未像1946年那么高,随着汽车的普及,地铁的载客量在194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下降。这个系统中最繁忙的车站——时代广场——的乘客人数从1946年的102,511,841人下降到1953年的66,447,227人。随着纽约人放弃现有的地铁系统,地铁扩建将变得越来越难以证明其合理性——尽管向外扩建正是保持地铁作为该地区主要交通方式所需要的。

1947年:五美分的票价结束

由于地铁现在掌握在政府手中,票价终于翻了一番。现金拮据的私营公司多年来拖延维护的做法越来越明显。但在那时,加价只会加剧乘客人数下降的问题。

1951年:交通债券发行(Transit Bond)

1945年以后,纽约市发现自己陷入了财政拮据的境地。基础设施的增长和现代化需要大量借款,但该市已经背负着大萧条时期的沉重债务,面临着国家规定的债务限额。1948年11月,交通委员会建议该市申请5亿美元的债务减免,以恢复第二大道地铁计划,以及市长们此后一直在吹捧(最近的一个市长是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de Blasio))的几个市区外的项目,如尤蒂卡大道线。(实际上,地铁建设的愿望清单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化)。1951年11月6日,该请求在全州公投中获得通过。

但大部分资金并没有像战前承诺的那样被用来继续扩张,而是被转用于解决战争和大萧条期间积累起来的延期维护任务。

1953年:设立交通管理局(Transit Authority)

为了确保票价政策不再受制于选举政治,许多公民领袖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州机构,管理城市的交通系统,类似于港务局(Port Authority)或罗伯特·摩西的Triborough管理局。地铁因此被移交给州设立的交通管理局。但体制改组并没有解决一个制度的根本财政问题;乘客人数继续下降,维修工作继续推迟。州政府和市政府都不愿意提供充分维持这一制度所需的补贴。与高速公路不同的是,公共交通仍然被视为一种应该盈利的业务,而不是一种公共服务。

1956年:州际公路法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鼓励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一个跨国高速公路网提供了大量联邦资金。1950年代,在纽约地区建造了十几条主要的高速公路和桥梁。

这一建设项目可以与早期的地铁热潮相媲美,甚至超过后者。与地铁不同的是,所有高速路和桥梁都受益于联邦政府的慷慨资助。为了庆祝布朗克斯区布鲁克纳高速公路的竣工,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夸口道:“这段2.5英里长的高架高速公路耗资3400多万美元,其中90%是由联邦政府修建的。”

1950年代:郊区的发展

到战后时期,纽约地区大部分人口增长发生在五个区之外。纽约市不再像以前那样控制着这个地区,郊区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阻碍了对地铁项目的资金需求,许多郊区居民认为地铁项目对他们没有好处。从1940年到1960年,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人口减少了,而拿骚县和萨福克县的人口基本上增加了两倍。

然而,纽约市仍在规划地铁项目,仿佛郊区并不存在。战后,大部分绿地房地产开发都从城市转移到周边县市。新的开发项目不是围绕交通而建,而是集中在高速公路上。

1965年:建立大都会运输管理局(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为了解决交通管理局的地理和财政限制,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成立了一个新的区域机构,最终控制地铁和市郊铁路。Triborough Authority的桥梁和隧道是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官僚帝国的财政基础,它从这些桥梁和隧道获得了通行费收入,以提供补贴过境系统所需的收入。

但是,尽管新机构的服务范围首次超出了五个区,但它从未努力将地铁和通勤铁路变成一个综合的区域交通系统。(对于这种模式,请考虑巴黎的区域快线网络。)

纽约可能是一个非常注重交通的城市,但一旦城市边界跨越到拿骚和韦斯特切斯特,交通——尤其是通勤到曼哈顿之外的交通——就像在富裕的洛杉矶郊区一样,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1968年:行动计划

新的MTA宣布了其最后一项综合计划,以扩大战前大规模的轨道网络建设。它提议在外区修建一些新线路,修建一条完整的第二大道地铁,并在皇后区的LIRR沿线修建一条“超高速”线路。有几个项目开始施工,但即使是那些项目也只是以截断形式完成或完全放弃。从此以后,MTA再也没有认真计划大规模扩张网络。相反,唯一的讨论对象是新的第二大道线或7号列车支线等项目,这些项目的规模在1910年代和20年代几乎没有出现在纽约市的意识中。

1973年:关闭第三大道高架

随着公交客流从战前水平下降,城市地铁和高架系统的部分路段被完全废弃。虽然高架线以前曾被关闭以被邻近的地铁线取代,但现在却在没有建造出来承诺的替代线路的情况下完全关闭了,包括臭名昭著的曼哈顿第二大道高架线。第三大道高架的布朗克斯区是该系统最后一个关闭而不更换的主要部分。

1975年:财政危机和放弃第二条道路

《行动计划》的核心是第二大道地铁,它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建设。但是,随着城市财政的彻底解体,建造工程根本无法再得到支持。从那时起,断开的隧道段就一直埋在街道下面。一些旨在为地铁扩建提供资金的债券发行也遭到失败,可用的有限资金最终被转用于该系统破旧的火车和车站。

1988年:牙买加三站分机开通

1968年的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列项目,旨在改善战后兴起的一些街区的地铁服务,尤其是皇后区。不幸的是,很少有项目建成。剩下的一个小问题是将E列车延伸到牙买加;J型和Z型列车也从附近的高架线转入Archer大道的新隧道。但是有限的资金和社区的反对破坏了更实质性的扩张计划。即使是对现有铁路走廊沿线的简单延伸也已遥不可及。

2017年:第二大道地铁一期开通

自20世纪20年代IND成立以来,第二大道地铁一直是该市交通计划的一部分。

它打算取代分别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关闭的两条高架线路。由于上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开始修建隧道的尝试被放弃,只修建了几段隧道。这些年来,计划被缩减,长度被缩减到仅在上东区的三站。今后各阶段的前景仍然未知。

展望未来:遗忘历史的高昂代价

战后初期,许多其他世界城市也放慢了地铁建设的步伐。他们也屈从于汽车的吸引力,或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的债务和破坏作斗争。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伦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通了两条新的地下铁路。巴黎开始了其庞大的RER项目,连接其所有通勤铁路线,连接快速发展的郊区和历史核心。

相比之下,纽约的地铁系统已经恶化到如此糟糕的状态,几乎所有可用资金都不得不转用于基本的维护和大修。城市人口的减少和财政问题使得扩张几乎不可能。

现在,纽约的经济已经好转,人口正在增长,而且该市的财政状况相对良好。尽管如此,维修积压正在吞噬资本支出。惊人的地铁建设成本——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最高的——意味着无论有多少资金都不会走得很远。过去阻碍地铁建设的老问题如今也在回响:地铁和郊区公共交通系统之间仍然没有真正的整合,市长和州长进行着相同类型的管辖权之争,地铁也未能走出推迟维护的持续积累。这些问题有着深刻的根源,战胜这些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本文于2018年4月16日首发于www.citylab.com,由www.citylab.com授权cityif翻译发表。原文链接请点击阅读原文。

https://www.citylab.com/transportation/2018/04/why-new-york-city-stopped-building-subways/557567/)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巨细靡遗,娓娓道来“纽约为什么停止了修建地铁”;但却没有触及一个敏感问题——纽约为什么没有修建环城地铁?看一看地图不难发现,纽约所有的地铁都必须经过曼哈顿,但是在这些地铁的终点站之间却没有线路连接,无法形成了一个其他城市都有的“地铁圈”。纽约为什么没有修建环城地铁?表面上这是“纽约曼哈顿的地铁垄断”,实际上可能是一些利益集团控制了纽约市的城市建设,使之符合自己的私利,结果损害了纽约的正常发展。从后果看,这种“曼哈顿中心论”的格局,显然把纽约分裂成为不同的社区,从而把不同的族群隔离开来。纽约曼哈顿,用心何其毒。

谢选骏: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分水岭

 



网文《邓正来塑造了季羡林最后二十年》(2009年7月13日)报道:


有一篇网文问得好: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但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本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网文认为,其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这篇网文指出了季羡林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但是却用不着边际的“幻化”来解释季羡林晚年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这是一种明显的“遗忘症”,是20年来六四大屠杀的阴影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并且我们不会忘记,季羡林的名声大噪并不是所谓的“幻化”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件十分具体的历史事件——那就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大屠杀。 


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二十三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之一,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以后,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不过中共当局投鼠忌器,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这个可能是中共当局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季羡林敢于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是相当了不起的勇敢行为。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签名人人要“清醒一点”。 


正如我在《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一文中回顾总结的: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借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据许多学者调查研究,季羡林不仅参与签署“421公开信”,二十多天以后的5月13日,季羡林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5月16日, 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这是当时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界头面人物。这也是1949年以后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合抗议行动!他们的讲话传到天安门广场和各高校,感动了大批的学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知联”,直接向中共挑战。5月24日下午召开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备会议,包遵信和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季羡林是首批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中、闵琦、赵瑜、顾昕、董玉、厉剑、许良英、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周国平等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 


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的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五月十五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二十五日下午,将以首度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当时七十八岁的季羡林相比,当时仅三十几岁的邓正来无疑更不像个男人,而像一个猥亵的太监。 


六四以后,由于中共是老人帮掌权,所以下面的办事人员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羡林等老人知识分子。相反还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如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人本来都是支持学运的,但中共却对他们采取了招抚而不是剿灭的办法,不仅不予追究,还以高官厚禄收买羁縻。季羡林、钱钟书由于还有学者身份,就受到进一步“重用”,被中共培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季羡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一点都不“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的。 


事实上,类似季羡林、钱钟书等人的遭遇的,绝对不是季羡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们周围,这样被当局逐渐捧杀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六四以后只要没被封杀的、继续活跃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都是一个个“小季羡林”。悲哀的中国。 


邓正来看来是个职业特务,刺探出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


悲哀的是:邓正来塑造了季羡林最后二十年!


向“1989年敢对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季羡林”致以最后的敬意。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分水岭——它不仅摧毁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扭曲了中国共产党,使之走上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不伦不类的滑稽表演的沐猴而冠的道路。但是,正如毛匪的自供所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网民嚎叫:SafChinese@Sam812019 Replying to @xxj2040:如果說蘇東波是64的功勞,這是貼金。就像他們沒有孕育期一樣。


谢选骏指出:一个事件作用在关键之处,就会让历史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就类似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人民日报》定性《河殇》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因为《河殇》触发了八九民运,镇压民主运动的六四屠杀,却造成国际反弹,一举摧毁了苏联帝国,瓦解了黄俄共产党的祖国。


SafChinese@Sam812019:你要說蝴蝶效應,我沒法否認。但是如果說沒有64,歷史就會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共產主義就會大獲全勝,自由市場一敗塗地,這恐怕是對自由市場徹底地誣蔑。把64說的就像上帝大能的手一樣。


谢选骏指出:盲人摸象,各说各的,局限来看,都是对的。

谢选骏:“二十大”拉开了一个新朝代

 

《王军涛: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更像习的“军机处”》(法广 2022-10-31)报道:


中共二十大闭幕 习近平不出预期进入第三任期,如何看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的组成,习近平在权力得到空前巩固的第三个任期会有怎样的施政? 是否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


首先您能谈谈对于周日揭晓的新一届中国政治局常委班子的看法?您对这一结果感到意外吗?您怎么看这一常委的组成?


王军涛: 既意外,也不意外,因为在前几个月,大家都在谈“习下李上”,还有谈习近平好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时我就说习近平没有多大困难,习近平是可以掌控二十大的。我一直是觉得习近平在掌控二十大情况下,他会给别人留多少面子,或者说给曾经的别的派系比如江泽民、胡锦涛留多少面子,把他们的多少人留在里面。这个结果出来我不意外,就是习近平的掌控,我也有点意外,就是习原来人家说他裸奔,不穿衣服,他这次是连尿布都不要了,连遮羞布都不要了,这点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其实我再想一想,反正习近平这样做有两个考量。一个在于安全,他现在不再敢让不是他的人留在身边,当然赵乐际和王沪宁还不是他的人,因为他需要的是那种愚忠式的人物,这两个人(对他的忠诚)还是有条件的,那怕现在对他是认同但还是有条件的,不会是愚忠,因为毕竟做过别的派系,但是习要他的这个班子里大多数人是愚忠。


第二,我觉得他可能要做一些大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现在一般的人不会赞同他,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军机处的班子。其实这个常委我们都知道就是给习干活的,今天还有人再讨论,说这个人会干什么?那个人会干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只要知道习脑子里再想什么就行,这些人是会完全按照习的意思去做。担任军机处和军机处也不一样,再康熙雍正乾隆时,这几个皇帝时自己直接管事,军机处就是协助他们办理事情。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政治局和常委就更像是协助习近平处理实际事务的。


在这一权力架构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是否非常稳固?


王军涛:那肯定是非常稳定的,但不稳定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搞政治社会研究的知道,权力核心这一块即谁下谁上现在习近平是掌控了, 但是政治社会中的第二块和第三块(没有)。第三块就是大众这一块,现在再专制体制中,实际上大众是没有什么偏好的,但是在一些大事件发生、发生大的权力斗争的时候,大众才能有机会表态,但是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官产学三界,还有包括党政干部、经济技术官僚、企业家等从事经济活动的国有企业的这些老总啊,因为他们跟一般党政干部不一样,还有就是知识分子,包括搞文化的…,我觉得他们对习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敌视态度,对习感到愤怒已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习又是坐的不稳的。他坐在了一个火山口上,这个火山现在是压得住,但到底什么时候火山爆发?比如说这个火山爆发,他可能还能压得住,他现在有一点像手里有八个锅盖,现在如果有五个锅沸腾,他可以压,但如果十个锅要沸腾了,八个锅盖就压不住了。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一旦中国比如经济继续滑坡,或者出现军事战败等其它一些因素出现的话,都会导致习近平的崩盘。


您对于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请离会场的这个极为罕见的意外怎么看?是一个意外,还是像有些分析所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事先安排?


王军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意外,因为我自己就在共青团十大的时候,我是做过主席团成员,我也做过一天的执行主席。实际上这些主席团成员或主席并不真的讨论事情。所有当天的事情都是有议程送到手里, 每个人坐在什么地方都是告诉你的,桌子上有牌位,你是不应该坐错的,所以那一天胡锦涛如果没有他的牌位,我们先假定说有,他进来后中间出现他必须要离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想象,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有他的牌位,他是怎么进来的。所以我说这一件事情现在已经被人讨论了那么多的可能,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哪种可能性对,不过这件事情不管你怎么解读,它就是一个叫做过去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象征,他象征着一个时代已经落幕了。就是胡锦涛这样被能出去,你说他是被请出去的,还是被驾出去的,总之,这个时代已经被习近平给结束了,现在中国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了。


您对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对内对外的作为有怎样的预期?


王军涛:习近平在第三任期要大干一番事情,我们看一个政治家我们要看两个,第一他要干什么,第二他怎么去干。那么他要干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发改委的网站上,习近平提出了新理念,这个新理念他已经在他的多次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这个其实是要延承毛泽东、邓小平和胡锦涛等,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再一个就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习近平的。 新时期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毛时期要打天下,邓小平要实现小康社会、脱贫,他现在说在中国脱贫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要实现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他要对邓小平的一些东西进行更改,这时候他提出了很多东西,那么在发改委网站上在经济和社会的政策的改革你可以看到,但其它方面的改革就很难说了,比如说他可能还在进行之中,这个简单说,他就是想让中国的经济用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整顿。


第一方面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就是向房地产这样的都要进行打压,而要扶持那些真正的、能使中国产业升级到高精尖技术生产的东西。第二要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其实我们过去在讲民企坍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习近平是国进民退,他事实上是国进民退,但你可以看到,曹德旺的福耀,还有像宁德时代、任正非的华为,他们还继续得到扶持,甚至为了任正非的华为在美国解套,他不惜动用国家资源、最高层资源,你就知道他希望的企业其实就是要像日本和德国的企业,而不是像美国这种企业。你看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空了,而中国制造业,从汪洋“腾笼换鸟”开始,中国已经意识到产值到了一定程度时,中国产业要升级时,一些落后的要甩到东南亚去。比如中国在产业发展的时候,台湾和日本产业就升级了,升到了高精尖的制造,台湾的芯片产业就是这么起来的。习近平现在就是打的这个主意。这实际上是一大块了,整个有一个规划,在中央有一个大跃进式的计划。



这讲的是他要干什么,那他怎么干呢?我觉得他现在要建立独裁,他就是要想做这个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不是很好吗听起来?问题就是这是个空头支票,20世纪的独裁者,无论是法西斯也罢共产主义也罢,这些强人登台的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改变社会的规划,因为这种规划不接地气、不接地气反应在两条:一不通人性,二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会一败涂地,当他一败涂地时就会留下一地鸡毛、满目疮痍,这时就没有人关心他当初想做什么。大家都关心他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极权的、专制的、暴力的手段。所以我自己在读二十大报告的时候,我要撇开他要干什么,说他的那个东西注定要失败,我们今天谈它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习近平的手段是让每个人都会见到,中国马上就会要血雨腥风。其实在胡锦涛退场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挺大的隐喻,这个隐喻就象征着未来要把一个旧时代清除掉,要开始一个新时代,包括对企业也罢、对社会也罢、对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的精英也罢,凡是不符合他的这种干干净净发展理念的,他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整肃。


在对外呢?在外交上与他之前 的两任相比会有怎样的变化?


王军涛:我们看外交的话,一般看三条吧 。有两条他说出来了,有一条他没有说出来。第一条就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实际上是和他国内做好自身有关系,你可以看出军队他有一个27年 35年到49年的这个三步发展规划,在其它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他给了两个阶段,一个是35年,一个是49年,最后一个49年要实现中国第二个百年,就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中国要打造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他说的。第二就是“一带一路”,他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基础、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一带一路”。其实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蛮相信这些经济发展先行,然后社会等各个方面建设随后。他要 打造“一带一路”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格局,这个格局上再打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当然这时我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他如果说出来这个第三点,全世界都会不高兴,包括第三世界,这个第三点就是这时会形成一个新的全球地缘政治体系,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就是说,当整个经济分工是以中国为中心,就是这个国家出港口、那个国家出资源等等,在这时你就会发现,中国就真的成了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而且这时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急于要升级中国的产业。你可以看出来,在深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改革开放先行区,那里提了好多政策和方案,还有他扶植的一些企业,上万家创新型企业,瞄准世界最先进的行业和领域的产品进行开发,他想做这些。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世界的中心 ,所以我觉得对外他有条不紊地做这些事情,当然了他现在在做包括军队地武器升级,他为什么要打造航母?有人总是做是为了解放台湾,其实解放台湾用不了航母,台湾离得很近,但是他肯定要打造像核动力航母,这样他实际是向全世界投放自己的兵力用的。


在对美关系、包括您谈到的台湾,即舆论关注的习近平是否会在第三任期解决台湾问题,您怎么看?


王军涛:我觉得不会,刚才我在对明镜(采访)讨论中国军委人事安排时,谈到一个72岁的和一个60多岁的,都是已经超龄的两个人在任军委副主席是 ,我就觉得他现在不是要打台湾,现在这两个人的安排都是为稳定军队结构,军队现在首要任务是转型和升级,军队的指挥体系和组织体系要转型,其技术装备要升级,台湾我估计他将来会采取逼和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打台湾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全世界的制裁,他的强军的在军事武器装备上升级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他现在就有很多困难,比如像芯片等,现在如果他还在和美国周旋,他还可以做些事情,因为毕竟现在美国服役的武器都是里根时代的,那是的芯片肯定还不如中国现在的,中国现在生产能力还可以升级武器到美国现有武器。当然美国下一代武器最快在2030年部署,所以美国认为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是美国最危险的时候,他的旧的武器在退出服役,但新一代的针对中国的在新技术开发的武器最早在2030年才开始部署,所以这时候美国就很担心中国会去打台湾。可是我觉得习近平的相法是不会想(打),因为他的军队是要在全球打造一个体系,要和他的经济发展、包括“一带一路”的规划能够相称的话,其实是要有一个有条不紊的布局,如果他现在要打台湾的话,就像是、我忘了是戴旭还是谁,就是提“留岛不留人”的军队鹰派降临说过的话, 他原来是坚决主张打台湾的,但现在说,如果现在打,就会影响习主席的中国复兴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想他现在不会去动台湾,在目前情况下,他还是想争取在美国全面制裁落地之前,中国能够尽量更多地强占一些空间、强占出一些自己地发展空间,能绕过美国的军事技术制裁。


网民嚎叫: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1 05:54:25

王军涛,北大核物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跨度有点大,混饭吃不容易(中国护照过期)……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8:59:05

王军涛当年写书鼓吹要在中国搞纵火、爆炸,要绑架中国领导人的家属……你有更好的策略吗?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27:10

军涛或许没有看错,这是一个敢打能打的班子。不仅要抗住未来十年美国的打击,还要抓紧时机拿下台湾。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54:22

王军涛写完河殇就该隐居了,以后都是减分(捡粪)。

ella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4:58

楼下那位,请问拜登改宪法了吗?五毛真丢人。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4:29:18

Robinlu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3:35:38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拜登不也照样用他自己人组阁吗?西方哪个国家不是如此。让你干,你也照样用自己的左膀右臂。到了TM的中共就是独裁了,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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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脑子开天洞了,有这么为国贼习大粪洗地的吗!

拜登最多干八年,国贼习大粪已经干了10年了,接下去还要终身执政,他会下吗?!

搞终身执政,一大罪恶;再是用全部自己人,双重罪恶。

老头衫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4:12:09

靠谱。都说包子要搞战争打台湾,我觉得不会。你看他贸易战的表现就知道了,派自己的师兄刘鹤来来回回美国无数趟谈条件,最后活活把床总耗下去了。打仗的帐还是要算一算的,还有多少钱多少事情等着钱用,除非中国力压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Robinlu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3:35:38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拜登不也照样用他自己人组阁吗?西方哪个国家不是如此。让你干,你也照样用自己的左膀右臂。到了TM的中共就是独裁了,怪哉。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2:46:11

现在才知道呀,49年后早就是了!!!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共产党的“二十大”,其结局会“让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因为这些人做梦都没想到,2019年的代表天命的武汉瘟疫,不仅席卷全球所有角落,而且已经在中国拉开了一个“新朝代”,而不是仅仅是过去所说的“新时代”。


《冯小刚跑得是真及时 中国七部门出手 限明星代言…》(RFA 2022-10-31)报道:


为加强对娱乐部门控制,中国政府七部门10月31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明星在广告代言活动中应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以用饰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言等,发表过“错误政治言论”的明星,其广告可能被认定“妨碍社会安定”。


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消息,这份《指导意见》是按照“中央宣传部文娱领域治理”有关工作部署,由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指导意见》中称,近年明星广告代言“翻车”事件频发,严重破坏市场秩序、污染社会风气,亟待切实整治。文件强调,明星在广告代言活动中,不得发布有损国家尊严或者利益的言论;不得宣扬奢靡浪费、拜金主义、娱乐至上等错误观念和“畸形审美”;不得以饰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领袖、英雄模范等形象或近似形象进行广告代言等。


文件中称,企业选用代言明星前,应当对明星从业情况、个人信用等进行充分了解,自觉抵制选用违法失德明星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选用因代言虚假广告被行政处罚未满3年的明星为广告代言人。


对于企业明知、应知明星发表过“错误政治言论”或者其他“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仍选用明星进行广告代言的,文件称,应当据事实情节,认定相关广告“妨碍社会安定、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如果明星存在吸毒、赌博、酒驾、强制猥亵、偷漏税、诈骗、证券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但企业仍选用明星做广告代言的,文件称,应当根据事实情节,认定相关广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此外,刊登广告的各类媒体平台,也被要求建立广告发布内部审核制度,加大对明星代言广告的审核力度。


近年来,官方不断出手,以各种名义整治娱乐业明星,包括违反“爱国情操”行为等。多名知名艺人被封杀。但官方操作背后常被指有政治目的。



网民嚎叫:


杨柳岸边 发表评论于 2022-11-01 06:49:42

中国的明星们赚着离谱的高薪 还偷税漏税。

aliyvia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21:41:05

嫖娼的男明星都快不够用了,女明星扒了就是大领导,只能用男明星垫背了。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9:27:38

不信丫没拉过皮条!一尊彭歌星婚姻都是赖昌星红楼白楼谈妥的!!!一尊为了一本书,把香港翻个底朝天,要是赖昌星多讲一句,哈,所以赖回国速速弄死!!!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8:38:32

冯小刚此生还需要靠代言赚钱吗?没在他的圈子里的,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富有和多潇洒。

iBear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57:42

还想国内赚钱啊?

longhaul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35:01

只是传闻小刚在LA买了房产,可能也有绿卡,但不一定非要常住在美国吧.人家赚钱的市场还是在国内的.

人间不值得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21:00

楼下糖醋里脊这种五分除了在韭菜low区封闭,就只能每天领五分钱换菜吃鸡吧。

sandank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15:07

再加一条,明星不得陪国家领导人睡觉。张高丽出来走两步,表个态?

voiceofm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06:00

皇帝开始管老百姓娱乐了。

pandawip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00:54

中国人最爱欺负明星了,遇到个领导上级连屁话都不敢说一句。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52:29

文艺界本来就是乌烟瘴气,政府怎么打压都好,老百姓高兴。

yefenghaiyun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43:47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5:00

扯,冯小刚不走,也没人找他代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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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没错,所以楼下那些反华们的智商很低。

糖醋里脊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43:00

文学城一个假新闻让一帮美分鸡冻意淫了,冯小刚都辟谣了。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7:00

还有一条,被常委睡过的女演员既往不咎。

wenxuecity18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5:16

好消息连连啊--中国的未来,五毛的希望!

stop-loss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3:00

非常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应该有千万,亿万富翁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0:54

台巴子的意思是没剥皮会请冯小刚代言?呵呵

lhy86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6:03

每天都有好消息。

龙头铡刀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5:31

马上计划经济了,不需要广告啦!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5:00

市场经济需要广告,计划经济根本不需要广告。明白?

BeKindPerson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1:00

@fireview. 在国内的五毛是真正爱国的,在海外的五毛都挺坏的,很多有钱人移居海外,不正是说明五毛国越来越不适合人生活嘛……

noborders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0:42

一切都令人倒胃口

luguoluguo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8:21

都快配给制了,没广告也不用代言了。

Fireview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6:00

瞎几把扯,这与他移居有毛关系。总不会上午发文,下午申请绿卡吧。

from中国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4:00

的确要限制明星结合资本割韭菜。不过明星估计也不服中国当官的,毕竟中国当官的油水更大。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3:16

馮小剛說在美國的日子很悶,又怕回去被清零被核算被病毒,忍了吧。

Vertical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06:03

应该让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出来代言。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7:23

想不开1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4:58

领导睡明星咋个说法?

有说法的 照顾首长革命情绪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5:00

这是大陆在整顿混乱的金融系统。无产阶级政权怎能让花街的代理控制金融秩序呢?一般人就看热闹吧。富人润不润干你球事。

想不开1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4:58

领导睡明星咋个说法?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0:06

当然,党国说冯小刚未婚先孕了,你敢说不是就是政治错误!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9:24

裤爷预言过:中国会有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文革比第一次文革更凶残。油管小视频里边有。

京华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7:35

跟冯小刚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他和华谊兄弟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偷税漏税,利用在境外拍电影,夹带私货,转移国内资产。这其中任何一条,都够他喝一壶的。

summer-绿16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2:00

明星效应是该降降温了,韩国这次踩踏就是因为一名人到场大家争着看导致的。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0:54

哇塞 比1966年结棍。

挺没劲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39:00

都应该好好复习一下文革的历史,明哲保身。明星赶紧检举揭发别人给自己一线生机。

蓝金黄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37:00

扯呼,扯呼。


谢选骏指出:“二十大”拉开了一个新朝代,各位草民立即排队。想得通要排,想不通也要排,不通也得通——强通气管喉咙!扯呼,扯呼。知乎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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