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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谢选骏:习近平变成了“病毒国王”



新闻分析《在动荡和危机中,拜登和特朗普给了世界两种选择》(JIM TANKERSLEY, KATIE ROGERS 2022年11月17日)报道:


周三与记者见面前,拜登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与七国集团和北约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中东和亚洲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外交活动和危机管理之后,拜登总统回到了美国。此行让他更加相信在这个战争和经济动荡时期,世界需要他那种建设联盟的政治,同时也使得他与前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差异更加强烈,后者已在周二宣布将再次竞选总统。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一连串好于预期的结果,也让拜登在短暂访问埃及、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受到鼓舞。拜登还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似乎让世界上这两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对手之间的敌对言辞有所缓和。

随着俄制火箭弹在波兰导致两人死亡的报道出现,拜登与北约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最新一轮导弹袭击。他拒绝在了解更多事实之前推测打到波兰的火箭弹是谁发射的。

拜登的助手和盟友说,本周发生的事情充分体现了总统控制事态的做法,那就是强调冷静的态度,恢复被他的前任忽视或撕裂的联盟。在他的亚洲之行期间,拜登实际上提供给全球领导人的,是他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后几天提供给选民的同样选择:你们是要特朗普的那种美国领导力,还是我的这种?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做出了缓和两国之间一些激烈言辞的姿态。

特朗普在总统任上的做法截然不同,他以牺牲美国的传统民主盟友为代价,公开支持强权人物和独裁者。与拜登在总统任上一直的做法相比,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都更友好。在对待习近平的态度上,特朗普根据问题的不同,在甜言蜜语的恭维和刻薄的言辞之间摇摆不定。

特朗普周二宣布再次竞选总统时,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但也把上个月在中共二十大上延长了统治、巩固了权力的习近平称为“国王”。

“特朗普沉湎于个人外交,认为他能用与各种威权领导人直接打交道的方式解决问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说。“拜登往往看清了独裁者的本来面目,从而将眼光放得更低。”

随着特朗普再度参选的声明逐渐浮现于全球背景下,拜登似乎对讨论这位前总统的候选人资格不感兴趣。在特朗普宣布参选的时候,拜登来到了巴厘岛的一片红树林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以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等国家领导人一起,举行植树仪式,作为对气候倡议的承诺。

周三,拜登与各国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发动的最新一轮导弹袭击。

记者在红树林中问拜登对特朗普参选有何反应。拜登与马克龙交换了一个眼神后继续往前走。“没有。真没什么,”他说,然后将注意力转回到树上。

在本周的其他时间,拜登只是不直接言明地提到过特朗普。“去年我第一次出国时就说过,美国回来了——回家了,回到了谈判桌上,回到了领导世界的地位,”拜登在周一与习近平见面后不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那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已明确地展示了这意味着什么。”

“美国正在信守承诺。美国正在投资于国内实力。美国正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真正的、有意义的进步,”他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利坚合众国更有能力帮助建设我们憧憬的未来。”

“去年我第一次出国时就说过,美国回来了,回家了,回到了谈判桌上,回到了领导世界的地位,”拜登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去年我第一次出国时就说过,美国回来了,回家了,回到了谈判桌上,回到了领导世界的地位,”拜登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晚上,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歌庄园宣布参加2024年竞选时,发出了更具对抗性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讯息。

“在我卸任时,美国已做好了迎接黄金时代的准备,”他说。“我们的国家处于国力、繁荣和威望的顶峰,超越一切对手,战胜一切敌人,自信而强大地迈向未来。”

“这是记忆中第一次,”他补充说,“中国开始陷入困境,立足不稳。”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确实对中国采取了明显更为强硬的态度,包括在贸易、台湾和北京的海外影响力方面。

在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从中国传播后,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对抗有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务卿迈克·庞皮欧宣布,“确保我们的自由不受中共侵犯是我们时代的使命”。

拜登延续了其中许多政策,尽管相对没那么尖锐,但与此同时也对中国获取技术施加了新的限制。实际上,他试图利用与习近平更开放的对话,来化解中国政府对美国日益对抗的对华经济政策的批评。

唐纳德·特朗普周二宣布竞选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周二宣布竞选总统。 SAUL MARTIN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拜登的做法在亚洲赢得了赞誉。印尼前贸易部长托马斯·伦邦说,拜登的“建设性姿态显然比特朗普的敌对行动和敌对言论更有利于该地区和世界。”

但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罗斯说,尽管表面看起来更友好,但拜登政府在着力阻止中国获得可能提升其计算能力或增强军事实力的技术。

“这是一项旨在维护美国优势地位的政策,需要对抗中国的崛起,”罗斯说。“当然,总统对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但这必须通过多位总统来维持,而不仅仅是拜登政府。”

在中期选举结束两天后,拜登离开华盛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的第一站就把矛头对准了特朗普,在埃及的气候峰会上,为特朗普决定退出一项限制灾难性全球变暖程度的协议而道歉。

在埃及的气候峰会上,拜登为特朗普决定退出一项限制全球变暖灾难性程度的协议道歉。

在埃及的气候峰会上,拜登为特朗普决定退出一项限制全球变暖灾难性程度的协议道歉。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但随着行程的推进,拜登对前任的谈论越来越少,而是更多谈到中期选举结果对特朗普和那些错误声称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候选人的影响。

他在柬埔寨金边参加东南亚领导人峰会时,新闻媒体宣布民主党人仍控制参议院。等到拜登抵达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会议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在众议院中期选举中遭受的损失,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说并不算大。

热情高涨的拜登声称,这些国内选举结果推动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很明显,全世界、我们的盟友和竞争对手都在密切关注我们国内的选举,”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选举表明,美国人对维护、保护和捍卫民主有着深刻而坚定的承诺。”

周三上午在巴厘岛上演、周二晚上在佛罗里达州上演的两场分庭抗礼的大戏,并非按照拜登的剧本进行,但在特朗普宣布开始2024年竞选之时,这样的反差正是白宫顾问想要看到的。

在中期选举的几天前,拜登的一名顾问告诉记者,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可能时机,将给拜登一个机会,显示自己才是“能以只有他才能做到的方式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总统”。

拜登原计划利用特朗普演讲前后的时间进行“拍照外交”,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种植红树,并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一道亲自参观森林。

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拜登在巴厘岛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种植红树。

但他一大早就听到了俄罗斯制造的导弹在波兰爆炸的消息。他推迟了植树计划,并召集盟友召开紧急会议。随后,他向记者发表讲话,承诺全力支持调查,并谴责莫斯科在乌克兰各地发动的最新一轮导弹袭击,尽管他同时表示,波兰的爆炸可能不是俄罗斯的错。

“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情理。完全不合情理,”拜登说。“就在全世界齐聚20国集团敦促缓和局势之际,俄罗斯却选择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在乌克兰升级事态。”

几分钟后,特朗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家中开始了长达一小时的竞选启动活动。他重提美国正在衰落、只有他自己能扭转局面的老生常谈,夹杂着往往脱离事实的挑衅性言论。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入侵乌克兰这件事“如果我是你们的总统,就绝不会发生”,他还就波兰爆炸事件嘲笑拜登。

“一枚导弹很可能是俄罗斯向波兰发射的,射入了波兰50英里,”特朗普说。“人们都疯了,他们很不开心。他们非常生气。而我们的总统在全球会议上睡着了。”

大约1万英里之外,拜登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一起在红树林中漫步。当天早上5点半,他打完了那一天的第一个电话。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周二宣布再次竞选总统时,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但也把上个月在中共二十大上延长了统治、巩固了权力的习近平称为“国王”。——这种“也把”的做法,实际上把习近平变成了“病毒国王”。这到底是攻击呢,还是恭维呢?与此同时,拜登用他混乱头脑猜测什么事情“不合情理”。在动荡和危机中,拜登和特朗普给了世界两种最糟的选择,没有之一。

谢选骏:共和制就是豪强制



《董郁玉: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报道:


共和之实


中国人不知道"共和"一词的人不多。从1949年以后,对每个大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镶嵌在国名中的"共和"一词,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时常要出现的最重要词汇之一。


中国人知道"共和"一词含义的人也同样不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是对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共和"一词,虽是他们在念读国名的全称时经常会触碰到的词汇,但却是他们可能从未细究、也从未明了的词汇。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用"共和"来修饰自己的国名,为什么要以"共和国"的名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因为"共和"在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无人能拗的正当性;当然是因为早在60多年前,"共和"其实就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违的历史潮流。用"共和"来修饰国名的举措说明,不论具有多么强大控制力的政党,不论具有多么强大统摄能力的统治者,都不愿意以与"共和"相对立的"独裁"来概括自己的国体和政体。


自从"共和"这个词汇诞生以后,除了以"帝国"自称的国家外,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以"独裁"来自称或修饰自己的国名。"共和",作为政治概念、政治制度、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在人类政治的演进中不断获得和加强着自身的正当性。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和制的历史并不长。从古代共和制国家的昙花一现,到近代意义共和制国家的建立及其在数量上的扩张,以"共和"为框架的政治理想和国家政治制度,随着商品贸易和信息传播在地域上的扩展,几乎可以在国情各异的世界任何国家寻找到载体,并生长出愿意为之落地生根而行动的力量。


毫无疑问,在政治制度方面,"共和"所代表的制度,在所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排序中高高在上。这种正当性所具有的超越价值,是人类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中最具生命力的价值。这种超越价值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不论在任何地域和任何时间,只要"共和"的理想为人们所知,那么,"共和"的价值,就会成为大众判别社会革命和政治变革是否具有进步意义的不易更变的恒久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迟约一个世纪前,"共和"的历史大势就已然在世界确立。这个历史事实,实则让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成了历史的"马后炮"。


保守的共和,自由的共和


"共和"是英文"Republic"一词的翻译词汇,其对应的中文词"共和",一般认为取词于《史记·周本纪》中的周厉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当然,既是翻译词汇,其所代表的概念及其所指,都根自于原文。


英文"Republic(共和)"一词,源自拉丁文"respublica",其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共和"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从公元前500多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演进到近代世界中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英国,发展至"第三波"民主过后,其当下所指就是由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


当然,这里所谓"民主制度",是广义的民主,是容纳、包含和整合了共和制度的民主制度。历史地看,无论在思想源流上还是在制度源流上,共和与民主存在着共同点,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共和的原则,就是公平的原则,即所有公民都有在公共事务上的平等权利。显然,在共和原则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由共和原则,无论多数还是少数,其权利是平等的,如果少数服从了多数,那么,少数人的平等权利便可能不复存在;由民主原则,除了小概率的"一致同意"以外,少数服从多数是形成有关公共事务决策的"技术性的硬限制"和最低门槛,没有少数人的服从,公共决策就形成不了,公共事务就无以处理,民主就毫无意义。


因此,在当代,共和制与民主制发展合流为宪政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从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安排和落实少数人的权利,从而保证少数人不因多数人的决定而丧失权利,不因多数人决定的执行而被实际剥夺权利。不仅如此,宪政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限制由多数人投票赞同而组成的政府的权力,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永远高于政府的政治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人们所谓的"共和"也好,"民主"也罢,从制度的角度讲,大都是指宪政民主制度。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看,一般而言,共和的原则趋向保守。这种保守的趋向,就是在保有个人权利至上方面的几至冥顽的不妥协,以及限制政府权力所根基的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其对应在国家制度上,就是近代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为主旨的宪法及其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在这样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下,每个人、多数人、政府都必须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这种制度下的规则,之所以能够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被剥夺,就在于这种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规则并不能随意改变,并且即使改变规则的意愿发自多数人也仍是如此。


由此可见,共和所具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保"的是个人自由权利,"守"的是个人自由空间。而共和之所以要"保"、要"守",也就在于多数人和政府权力对个体自由的巨大威胁,在于个体自由在多数人和政府权力面前的"易碎性"。所以,保守主义趋向,是共和制的巨大内在力量所在,是共和制在诸多制度的竞争中成为历史潮流的关键所在,是共和制在个人权利、多数人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划界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根据所在,也是政府权力所具有的蛮力常常要不得不俯首于共和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原因所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共和的原则和民主的原则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说到底,宪政民主制度是安排和落实公民自由的制度,是因保护自由的原因而划定自由边界的一套程序。实际上,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正是基于人的自由本性的需要,正是基于人们落实自己自由权利的需要。因此,人的自由度的大小,人们自由权利落实程度几何,是检验宪政民主制度是否到位、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尺。也因此,没有自由的共和是假共和,没有自由权利的民主是假民主。


共和制--有自由、"最不坏"之治在当代,宪政民主制度几乎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公民的不二选择。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但是,除去已经实现和正在巩固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不论,只要看看那些尚没有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当政者所极力防止、阻挡、压制和消灭的本国民众对国家制度的自由选择,就可以反证所谓"不二选择"之说,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


近代以来,在国家制度的竞争和选择上,其他制度形态渐失其势,而宪政民主制度成为"终结历史"的选择而独领风骚,这其实正是人性之胜和人性之选。没有人愿意受他人或政府的奴役和驱使,没有人喜欢无条件地让他人或政府代表和代办。习惯于奴役的"坐稳了的奴隶",和憎恶自由的异化了的人性固然有,但是,这只是人类中极特殊的个例,这些个例并不能改变人类自由的天性。


当然,也正如人的自由本性并不能保证人的所有选择都正确无误、所有行为都产生正面效果一样,作为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程序性规则,宪政民主制度中那些看似繁冗甚至多余的规定,只是为人的自由选择的正确性增加了可能,而并不保证这种选择的百分之百正确。


不过,选择的错误,其实也是自由的一部分,是自由的必付代价,是自由对应责任和义务的必然结果。人类自由度的扩大,正是在自由基础上不断试错和纠错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宪政民主制度正是为人们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提供了讨论、协商、妥协和交易的系列规则,从而通过落实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方式,来尽量避免错误决策的产生,把选择错误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最不坏"制度,而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当然,在这个"最不坏"的制度以外,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最不坏"方面可以和宪政民主制度比肩而立,因为十全十美的制度根本就不存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诸多价值中,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同时,在这一制度之下,公民所拥有的广泛的自由,也是宪政民主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关键所在。


宪政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可能会给人们提供暂时的安全,也可能会在国家强制力的高压之下形成秩序,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效率。但是,宪政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和效率,建基于自由之上,由此可以构造充满活力的社会。而在其他制度之下,由于价值排序的不同,自由只是在安全、秩序和效率基础上的自由。因此,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度,与其他制度下的自由度相比,一个是空中之鸟,而另一个则是笼中之鸟。


保障自由,符合人性,是宪政民主制度"最不坏"的根基,是共和制、宪政民主制的自洽性和正当性的根基,是人们把共和之选、宪政民主制度之选送上制度竞争和制度选择之巅的根基。


经济之争,人性之争


在现实世界中,宪政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在制度竞争和选择中的优势,除了来自其符合人性的逻辑基础和制度设计以外,更多地来自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制度实践。这种制度实践的示范效应,是引发民主潮流、形成荡及世界的三个民主波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正是宪政民主制度在解决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问题的有效性示范,也使得宪政民主制度在庇护和扩展人类自由方面的功能,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缩略为在促进经济绩效和提升物质富裕度方面的功用。


毫无疑问,宪政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富裕程度。但是,正如上述,宪政民主制度只是为人们自由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护,规定了一套制度化的程序。至于人们选择内容的"正确"与否,选择结果的正负效应,却并非这种制度所能决定。宪政民主制度下的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的提高,只是人们自由行使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结果之一,但并非是人们行使自由权利的全部结果。


不过,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却并非只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结果之一。实际上,从近代以来,在其他与宪政民主制度相竞争的制度形态中,有的制度形态在特定时限里,在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方面,甚至还显现出了远非宪政民主制度可比的高效率。当然,这种高效率也从未被"浪费",总是不失时机地被用来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注定被取代"。


然而,在人类对制度进行选择的历史过程中,制度的竞争是一个长时段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短跑",不能靠以耗竭后代发展资源为代价的"冲刺"而取胜。因为这样毕几代人可用资源于短时间内的"冲刺",其实不是这种制度形态的高效和优势所在,而恰恰是其不顾代际公平、竭泽而渔式发展的"癌性"痼疾。这种效率,不是自由的效率,而是专制的效率;不是创造的效率,而是贪婪的效率。


实际上,此种发展的效率,并非什么发展的奇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有限历史中,这种奇迹--如果有的话,既不唯一,也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因专制高压而形成社会有序性,而为专制所戕害的社会普遍道德水准又不足以降低攫取财富的疯狂冲动的社会里,几乎都可以实现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所谓"高效"发展。此种"高效"发展及其最终结果,希特勒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和灭亡可谓一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崛起以及分崩离析可谓又一例。


曾几何时,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是在短时间内的发展效率远高于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样板。如果把现代化作为目标,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显现了其各自制度形态的优越性。但是,制度的竞争,毕竟不只是经济绩效和现代化指标之争,而是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所及的所有方面的竞争。因此,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其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


在压抑和扭曲人性方面,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制度设计之精巧,都超乎了普通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间的竞争,其实就是自由和不断扩展自由的人性,与受压抑和扭曲、且越来越压抑扭曲人性的竞争。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这种竞争的胜负早有定数。


制度之选,还是模式之选


把制度的功用简化为发展经济,又把某段经济发展的冲刺路径命名为"模式",进而以一个时间段内的"短跑"成绩,来类比较长时间段内进行的制度竞争的"长跑"成绩,这就是把制度之选替换成模式之选的"路径"。


就在20多年前,"苏联模式"还曾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可选路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直至在其轰然崩溃之前,都是可以与世界头号国家--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美国并肩而立的超级大国。不过,如果用中国的一句话来形容"苏联模式",那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于是,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诸多加盟共和国,大都四散独立,回到了共和制的起点,开始了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践。


苏联的历史昭示人们,专制的高压的确能产生高于宪政民主制度的效率,的确能在某个路段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冲刺速度。但是,这种速度之所以不能长久,并且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反而会拖累社会进步的总体进程,就是因为这种速度的产生,是以专制制度下方才可能有的不计(资源)代价、压制无数社会成员的其他方面的愿望为基础的。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制度下的政府的豪言和计划,其实是对专制制度缺乏自信和长久预期的体现。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下,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体现在其对制度的稳定预期上。由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整套规则限制,以消耗后代人的资源、"超额"损毁后代人还将"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为代价,以求在短时间内高速冲刺的"短跑"方案,几无被通过的可能。


专制的高速和"高效",较少产生社会进步的长期效应。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举凡人们现在生活当中已经须臾不可或缺的科技产品,如个人电脑、手机、小型电子产品、数码相机和摄像机、车载导航设备……都是冷战时期的军工科技向民用科技转移的成果,都是冷战结束的"红利"之一部分。但是,这些产品中,有哪一个是与美国军事工业难分伯仲的苏联军事工业贡献给消费者的呢?


因此,在此意义上,模式之选,永远取代不了制度之选;制度产生的长久效益,并非把模式产生的短期效益相加可得;再有效益的模式,也遮盖不了制度选择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从上世纪初清王朝派五大臣考察日、欧、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始,制度的选择在朝野政治势力中,已然存有对共和制的制度认同。但是,由于清廷对制度建设的拖宕与延误,致使清廷对制度建设的创立进程丧失了操控权。而这完全是因为清廷在制度选择上畏首畏尾、犹豫踯躅的政治结果。当冥顽不灵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等不及了的枪杆子时,他们"钦定"的制度选择也只能"靠边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选择问题是迟早都要解决的问题。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制度选择的问题不解决,一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模式下、走得多远,最终都不得不来到"共和制"的起点,重新出发。


谢选骏指出: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那是因为军阀割据、豪强当道,结果导致党阀专政、豪强坐庄。在我看来,共和制就是豪强制——所以英国共和革命出了个克伦威尔,法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中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连体,德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希特勒,俄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列宁和斯大林……


秋山謙信(非理法權天)@418881556:差不多就是这样。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共和主义推翻君主制之后,同时也要排除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原本教会可以成为穷人的保护伞,而共和政府往往把民众当成贱民去看。君主制被推翻之后,共和政府又让老百姓承担过多本不该他们承担的义务。共和有利于权贵,不利于民众。美国初期追求的是有资产、无负债、清教徒男性的范围的全民政治。古典共和是奴隶主范围的全民政治。一部分人追求的是全体民众的全民政治,但是无论哪一个,最后都没有实现它一开始所说的理想。而且共和政治家更是把普通人看成贱民,出问题又要怪一般人不参政议政。我认为共和过于强调无神论跟拜科学教,以及从一开始就是追求有钱人专制,不如君主制的好。如果说是民主政治的话,君主立宪制更好。目前各国的共和经验就是拙劣模仿美国,而中俄两大国家在拙劣模仿后无一例外变成了共产极权。俄罗斯帝国早已君主立宪,中国不搞共和的话,推翻满清的建立新的立宪王朝。


谢选骏指出: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由于中国已被满清殖民了两三百年,缺乏传统延续的合法王朝,很难直接建立新的立宪王朝。虽说多头豪强比一头君主更加残暴无良,中国费拉也只能凑活苦熬了——百年内战,无尽地狱。


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

谢选骏:讼棍国家阿美利加

 


《五月花号”浪漫假象:一群法律人如何创造了美国?》(2021-05-30 编辑:李永博)报道:


说起北美文明的开端,不少人会联想到《五月花号公约》。周大伟认为,建立北美殖民地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在海上迷了路后偶然在普利茅斯港登陆的清教徒们,而是许多出身英国律师会馆的精英。下文经授权,节选自劳伦斯·弗里德曼的《美国法律史》译者导言。


为什么美国史论者很少提及“五月花号”?


美国法治文明的开端在哪里?很多中国读者或许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很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提及著名的“五月花号”,以及“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们下船的地点——马萨诸塞湾的普利茅斯港, 还有那个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因为“五月花”这个字眼曾经反复地出现在与美国历史有关的各类中文文献中,久而久之,“五月花”三个字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对美国历史开端的定格。


然而,有趣的是,在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的这本名著《美国法律史》以及很多欧美学者论及美国历史的其他名著中,“五月花号”从头至尾都没有被提及或极少被提及,那个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也没有被提及。


这是为什么呢?


1620年9月6日,几十名清教徒和一群破产者、流浪汉及其他契约奴,搭乘一条长约27米、排水量仅180吨的捕鱼小船,悄然离开英国普利茅斯港,前往遥远的北美新大陆。这艘三桅杆渔轮名为“五月花”。因为错过了最佳出航时间,他们几乎是在惊涛骇浪中冒死渡洋。


经过了66天的航行,1620年11月11日,船长根据海水颜色的变化以及大洋西岸的云彩作出判断——美洲大陆已经可望可及。


不过,他们当时登陆的地方,并不是英国当局管理的弗吉尼亚,而是一个荒凉陌生的地方;在这块处女地上,当时还没有出现政府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


当时,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如果登陆后大家各奔东西,恐怕每个人都将命垂一线。“五月花号”上的102人,不同于前往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这里没有黄金,他们来这里似乎也不是为淘金发财,而是要在一个新“理想国”里开始自力更生、高尚纯洁的新生活。


“他们之所以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开拓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


于是,在上岸前,船上的41名清教徒共同签署了一份书面约定,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有人说,《五月花号公约》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由于签约人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从而实现了政治的文明。自此,人与人之间除基于暴力的杀戮、征服和奴役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基于契约的合作。契约,让人类摆脱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点。


也有人说,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发端于这样一份如此随意的“契约”。上述这份《五月花号公约》中体现出来的契约精神是美国立国的基础。这种说法或许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


不过,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而言,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境。我们或许有理由怀疑“五月花号”的浪漫故事被后人刻意夸大和过度解读了。我们或许必须承认,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依旧挥之不去。尤其是,当这些浪漫故事被传播到北美大陆以外的遥远国度里,更容易成为人们口口相传且笃信不疑的“史料”。 


由于“五月花号”带来的悲壮图景和神谕启示,很多天真的人们往往会以为,当美国的先贤们落脚这块荒无人烟的新大陆之际,便几乎可以凭借着无比智慧的判断力设计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


我一直有些怀疑,如果美国的这一套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戏剧性地降生的,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呢?其实,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割裂一种历史传统从天而降——完全凭空从头脑中产生的,无论这些人的头脑多么聪明。


事实上,早在1607年5月12日,也就是在“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港之前,有一批商人就从遥远的英国登陆了北美弗吉尼亚的海岸,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居民点和殖民地。


当年,这些开发商们和土地领主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采用了最省事的方式——把英国的那一套制度大致不变地搬到了北美殖民地。这些人几乎是照搬了当时最先进的欧洲文明,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政府。


而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启程前往北美大陆,则是十几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了。


英国会馆的精英法律人最先建立了北美殖民地


这个最早的殖民地政府后来迁到弗吉尼亚的一个名叫威廉斯堡的小城镇里。在这里,以英国移植过来的制度为基础,建立了议会政治的雏形,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批最优秀的政治家,其中包括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美国建国初期的很多政治家,或多或少都与威廉斯堡这个小城镇有着一些联系。


相形之下,“五月花号”的后裔们尽管也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但是毕竟比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要晚了十几年的时间。因此,弗吉尼亚(詹姆斯敦)是其中最古老的殖民地,普利茅斯的清教徒殖民者也是听说詹姆斯敦殖民成功的消息才开始计划移民的。


接下来,其他殖民者陆续上岸建立他们各不相同的统治构造(包括领主制、庄园制、宗教信仰制、军事专制等)。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殖民者都听说过“五月花号”的故事和那一纸公约。事实上,所谓1789年的美利坚合众国,正是这13个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的州所建立的联邦。


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个联邦是由一小部分清教徒造就的。或许,这就是诸多经典历史学家在著述中很少提及“五月花号”的主要原因。饶有兴味的是,这新大陆的13块殖民地,它们都不约而同且大同小异地移植了英国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大致是“英王的权力在缩小、议会的权力在扩大、司法的权力在独立”。


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在本书的一开始就指出:“法律发展的总体趋势一直遵循着大社会的总趋势。例如在18世纪,殖民地法似乎又摇摆回溯到英国的模式。即使在独立革命之后,美国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英国化的。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悖论。……经济增长和社会分工要求法律工具,对于1650年的清教徒寡头统治者而言,既不需要也无用处。殖民地的经验无法提供所需的新工具。但是其中一些工具很容易从国外进口。”


劳伦斯·弗里德曼还进一步指出,这一法治进程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在不需要翻译的情况下,美国律师可以从英国得到唯一可供使用的法律渊源。这是一个熟悉的法律渊源;它来自一个法律上和经济上以‘自己特有的权益’在成长、变化和发展的国家。美国政体结构的雏形,来自于商业公司的模式——在独立革命之前,殖民地法律已经和英国法律十分相像,但还是有很多全新的和赤裸裸的本土法律”。


新大陆的人只不过是把来自英国的东西搬到北美大陆而已。诸多历史证据表明,将这些来自英国的东西搬到北美大陆的主要“搬运工们”,并不是来自“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而是那些在弗吉尼亚创立第一个北美殖民地的人。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英国商业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是弗吉尼亚公司,一个是英国中殿律师会馆。1606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简称弗吉尼亚公司)宣告成立。


1606年4月10日,弗吉尼亚公司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手中获得土地授权书,获得在新大陆开辟殖民地的授权,正式开始招募殖民者。由三艘巨桅帆船组成的这支远征队伍于1606年12月20日从伦敦出发,历经险阻,于1607年5月12日,在北美大陆詹姆斯河边的一个小岛上成功登陆。


这104名最初的殖民者在此建立了北美洲第一个永久性的英属殖民地——詹姆斯镇,以纪念国王詹姆斯一世。


当年,詹姆斯一世指定两个独立的公司合并组成弗吉尼亚公司,授权其沿着美洲海岸组建种植园和定居点,授权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王批准《弗吉尼亚第一章程》(The First Charter of Virginia)的生效。


“Charter”一词有多重含义,该词从皇家层面上看,有特许状的含义;在商业组织层面,可以视为“公司章程”,但是如果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则可以视为“宪章”。此刻,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窥视到北美大陆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雏形。近现代政府结构与商业公司的内部结构之间,展现出戏剧性的同类特性。


无论“Charter”一词的含义如何多重,但是它的基本法律含义则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指向:契约精神。


“Charter”作为一个契约的集合概念,在这里至少涵盖了以下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英国国王与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授权关系。由国王向公司颁发特许状(即营业执照),公司代表国王负责管理直接殖民地,殖民地的所有权和利润归公司的股东,其只需按照契约向国王上缴一定的收益。第二,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股权关系。海外殖民和探险需要筹措民间资金,股份公司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合作形式。股东们平等自愿地组织公司,所有人得以依据自己的投资而成为股东。这是一种自由缔约、平等互利的典型契约形态。第三,公司法人与公司雇员之间的关系。员工为公司提供劳务工作,公司按约定向员工支付薪酬,部分员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司的管理者。


如此丰富有序的契约精神内涵,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五月花公约》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稍微引申一下,人们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所谓“契约精神”,其实就是在商业公司契约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运营弗吉尼亚公司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发现了商业公司模式几乎与社会契约论的原理不谋而合。


弗吉尼亚公司的机构中,设立有总督、理事会、会员大会。从现代议会制政府结构的意义上说, 政府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或称之为“总统”),大致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执行总裁(CEO);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参议院,大致相当于公司中的理事会(后来发展成为公司中的董事会);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众议院,大致相当于公司中的会员大会(后来发展成为公司中的股东会)。


显而易见,美国政体结构的雏形,几乎不折不扣地来自这样一个商业公司的模式。这种公司制模式在美国后来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已经司空见惯。美国的一些地方市镇,设立政府的方式与设立一家公司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城市政府的大印上通常会用成立公司的用语(例如,INCORPORATED IN 1906)来表明该政府设立的年份。


几百年来,全美各地各级政府依旧平稳顺畅地以公司制模式来进行管理和运作着。事实上,即便是一个优良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需要有一群与之匹配的自然人来加以运作和维护。


幸运的是,在弗吉尼亚公司的指定成员中,有不少人本身竟然就是接受法律知识训练的法律人。


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者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于1575年成为英国著名的三大律师会馆之一——中殿会馆的成员。该家族的阿德里安·吉尔伯特(Adrian Gilbert)于1562年加入中殿会馆。1578年6月伊丽莎白一世颁发探险特许状,4个月后,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横渡大西洋,雷利是其中一艘船的船长。经历曲折的探险后,1587年,雷利终于在美国东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定居点,为了赞美伊丽莎白一世终生未嫁,他以童贞女王(virgin queen)命名这个地方为弗吉尼亚(Virginia)。由于补给不足,他们未能在美洲坚持下去。詹姆斯一世于1603年继位,雷利被控涉入宫廷谋反,被判叛国罪和死刑。1581年,中殿会馆会员、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波帕姆爵士(John Popham Sir)成为中殿会馆的财务主管。1592年,他被任命为王座法庭的首席大法官。


在雷利入狱期间,波帕姆接管了他的美国定居点项目。这是司法没收的早期事例。在波帕姆的主导下,弗吉尼亚公司成立。从18世纪60年代到1787年期间,英国中殿会馆在美国立国、立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北美洲来到中殿律师会馆接受训练的成员数显著增长。


有一点可以得到广泛共识的是:美洲殖民地与母国发生的决裂行为所依循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正是这些有智慧的年轻法律人在英国的律师会馆学到的,其中包含着一个相当富有远见的立宪意识。众多中殿会馆人参与了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的起草,并充实到各种司法和行政的职位上。


1774年4月,当13个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时,至少有5位中殿会馆人在上面签字,他们均在美利坚合众国身居高位。


“五月花号”故事的强烈感染力,让人们先入为主地以为,前来北美大陆探险的英国人都是一些在本国受到了宗教迫害后背井离乡的清教徒,或者都是一些在本国生活不如意的负气之徒——这些人不远万里、孤注一掷地前往一个陌生而艰难的环境,以便为自己寻找一种更舒适的生活状态。


然而,研究的结果表明,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建立北美殖民地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在海上迷了路后偶然在普利茅斯港登陆的清教徒们,而是许多出身英国律师会馆的精英。这些人放弃了在英国的安定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带着创业精神来到新大陆并主导了美国国家的发展路径。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美国是一个“由法律人也就是‘讼棍’建立的国家”。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我认为这十三州的起源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来源于其他国家,例如西班牙、荷兰、法国、瑞典等等,如果硬说他们具有单一的起源,无论“五月花号”还是“法律人说”,都是一种宣传,而非多元事实。例如,有的殖民地就完全是由教会组织或商业公司建立起来的。


谢选骏:无产阶级专政决定了“党领导一切的形态是临时的战争条款”



维基百科《无产阶级专政》报道:


无产阶级专政,也称普罗阶级独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无产阶级[注 1]统治的政体,是从废除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统治;在此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得压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力量,打破阶级制度的社会关系,以创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1]。


理论路径


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最早由卡尔·马克思提出,让作为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取得独裁专政的体制;由于马克思认为各国政府都是阶级独裁专政,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会比其他的政府形式来的更糟[1]。马克思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恩格斯在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1891年序文中,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例”。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尖锐地说:“机会主义……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


中国共产党则将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如反动派,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

 

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俄罗斯文)及斯大林的个人评论,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2]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时在苏联及数个东欧国家获得实践[3]。列宁以理论及政治革命来证成苏维埃,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变成跨国的政权形式[4][5]。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发展出相关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理念,讨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成立方式、时机和进程[6]。


证实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正确[7];斯大林援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合法化其独裁统治的策略[3]。透过法律及政治手段,因此斯大林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权力往国家及政党的最高领导集中是强化国家力量的做法,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被用来合理化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及其推动新的集中式工业及军事发展策略来打造苏维埃,并合理化其恐怖统治手段[8]。


在波兰,又称七月宪法或1952年宪法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英语: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于1952年7月22日通过,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2]。


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在具体政治实践上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专政,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至1950年)[9]及俄国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至1876年)[10][11][12]皆批评共产党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演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在1990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13]。


无产阶级专政在亚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入无产阶级专政深受列宁及苏联革命的影响[4][5];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概念及实践上的差异,也影响了后来中苏交恶[14]。北越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在路线上莫斯科和北京有不同意见,而北越较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政权,实质是一党专政,革命专政的形式因各国具体情况而定,而其主要特点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成政治革命联合[16]。


在越南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议题上,毛泽东批评苏联的作法,反驳当时苏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越南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的想法[17]。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回应,较倾向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并在中国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上发表专文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5]。


无产阶级专政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口号之一,表现在数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传海报中,在1949年文盲率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为57%的历史背景下,以海报图文的方式去对大众宣传特定想法及口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内部的路线斗争[18]。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想法设立的宪法,对治权来说提高了集权和任意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宪模式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仍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发展[19]。


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若无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其专政“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20]。


1975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当时正在整顿文革混乱的邓小平等进行批判[21]。自改革开放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张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过左的错误主张[22],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23]。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仅在序言里表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条文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仅用“人民民主专政”[24]。


评价


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时的战时状态。然而,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并不是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这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而是像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9]及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1876年)[10][11][12]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批评列宁“用一小撮人的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25]


陈独秀于其《我的根本意见》主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26]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柯尔施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专政有三个特点:(1)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2)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一个党的领袖的专政;(3)它是革命的、进步的专政,其目的是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自由。[27]


注释


 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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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专政

观点比较:


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罗莎·卢森堡及卢森堡主义

列宁及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毛主义、霍查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

铁托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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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无论如何诡辩,无产阶级专政都决定了“党领导一切的形态是临时的战争条款”。


百度百科《无产阶级专政》报道:


无产阶级专政 (英文: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又称工人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一般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848年,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然过渡阶段。[1] 


基本理论

无产阶级指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工人阶级已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的“产”,指的是生产资料,而不是个人财产(生活资料等)。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

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作了表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在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方面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历史任务。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52年3月5日,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随后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时,又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面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局面,列宁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使用革命暴力,使用铁腕手段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归结为镇压,而是在强调镇压反革命破坏的同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列宁着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即国体,指的是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仍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任务:“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主要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形式,依据各国的情况、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过程而有所不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尝试。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以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

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破坏;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将随着自己的历史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消亡。

考氏言论

考茨基引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接着考茨基写道:“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

“他在这里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都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

“马克思在这本书(《法兰西内战》)里一再谈到全体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谈一个特殊的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只有后者的倾向才是我们队伍中的争论的问题。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发展延伸

基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祖国统一的现实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国已将原先的无产阶级专政表述更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使除了无产阶级外,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

1  邹瑜.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人民日报编辑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VIP 》 , 1956  郁建兴.    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学说新论. 《 WanFang 》 , 2002  罗许成.    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 CNKI;WanFang 》 , 2009  曲延明.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CNKI 》 , 2001  董德刚.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 《 CNKI 》 , 2009


谢选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幻想中的奴隶政权”,它带有先天的自相矛盾——因为无产阶级一旦具有了专政权力,马上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低智商者,才会编造“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蠢话;只有列宁、斯大林这样的白痴,才会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蠢话。而所谓的“党领导一切”,只是一种伪装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由于它是伪装的,所以只能是临时的,而不可能长期伪装下去——什么时候战争结束了,党的专政也就解体了。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随着他的老子党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儿子党例如东欧蒙古等儿子党一起结束,只是因为中国的内战状态还没有结束,朝鲜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旦中国朝鲜统一了,百年内战结束了,共产党不完也得完。

2022年11月15日星期二

谢选骏:小国独裁,大国公议——略论古代中国的公议社会

谢选骏:小国独裁,大国公议——略论古代中国的公议社会


《马斯克和查克柏格难兄难弟:皆因此特质惨遭滑铁卢》(编译汤淑君综合外电 2022-11-15)报道:


纽约时报报导,传统窠臼对一般企业主管绑手绑脚,但独裁型首席执行官勇于突破,所以通常飞得更高,也摔得更重。全球首富马斯克(Elon Musk)就驾着特斯拉高飞,现在却拖着推特下沉。


硅谷商管书作者暨学者华德瓦(Vivek Wadhwa)曾在2016年撰文说:「世上最棒的公司,是开明的独裁者经营的。」他日前接受纽时访问时说:「身为愿景家,你会提出能改变世界的宏大构想,但没人相信你。愿景家必须挑战胜算。必须同时展现独裁魄力和领导魅力。必须既强悍、毫不留情、同时也有说服力,能驱策部属遵照指示去做。」


对这类企业领导人而言,工作是一种执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马斯克在特斯拉曾每周疯狂工作多达120小时,靠吞安眠药Ambien助眠,为的是顺利推出新款特斯拉电动车。苹果共同创办人贾伯斯(Steve Jobs)曾在某个星期日打电话给Google主管,要求把Google企业标志中字母「o」在iPhone上呈现的色阶调整妥当。


华德瓦指出,这些独裁技能运用在新创公司,是一项资产,「必须把你信任的团队带往胜算几率很低的绝境」。但是,这些人格特质在一家进入成熟期的公司,却可能变成致命的缺点,因为管理根基稳固的公司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包括成熟、冷静、善于倾听和创建共识,而「那正是马斯克此刻面临的问题」。


华德瓦说:「他(马斯克)以为,这些技能可从特斯拉带进推特依然管用。并不是如此。他跨入的是完全脱离自己专业的领域。这(推特)将成为他的滑铁卢。」


如果独裁型首席执行官被成功冲昏了头,也会碍事。华德瓦说:「你获致成就,如果你恰好在硅谷,备受众人吹捧,他们开始把你当上帝崇拜,你也开始相信别人眼中的自己。你变得有上帝情结(God complex)。」


另一位独裁型企业领导人是脸书母公司Meta Platforms首席执行官查克柏格(Mark Zuckerberg),他也面临自己的滑铁卢。Meta股价今年来跌掉三分之二,因为投资人对他执意花大钱投资虚拟/扩增实境、进军「元宇宙」,已失去信心。


华德瓦说,其他企业独裁者,像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Jeff Bezos),则情况较佳,通常是因为他们懂得及时退位,把日常营运管理重任交棒给新一代领导人。


纽时专栏作家柯伊(Peter Coy)说,很难不拿马斯克在推特遭遇的问题,与俄罗斯总统普亭在乌克兰的问题相提并论。当然,这位首席执行官和俄国总统之间的差异多不胜数,但两人有个共同点:太自负。过度自信会让自己打败自己。华德瓦说:「这是同样的上帝情结。」


《开轰「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推特资深工程师遭马斯克开除》(编译张君尧 2022-11-15)报道:


全球首富马斯克(Elon Musk)入主推特后一直称自己为「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不过近日一位公开在社群媒体上批评他的推特工程师却遭到解雇。


彭博报导,这名工程师名叫艾瑞克(Eric Frohnhoefer)、已经在推特担任超过8年的工程师,他14日转发马斯克的一则推文并发表评论,称「马斯克对推特应用程序技术部分的理解是错误的」,马斯克回复要求艾瑞克详细说明并称「推特在安卓系统(Android)上运作超级慢,你做了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艾瑞克随后尝试在多条推文中解释他的想法,有用户问他为何不私下与马斯克进行讨论,艾瑞克还回答称「也许他(马斯克)应该私下用Slack或电子邮件问问题」,没想到马斯克15日便转推称「他(艾瑞克)已被解雇(He's fired)」,艾瑞克随后也转发推文并附上本月稍早许多推特员工被解雇时使用的「敬礼」表情符号。


此外,另一名在推特工作超过10年的工程师班(Ben Leib)也遇到类似情况,他转发马斯克的同一篇推文称「作为推特时间线基础系统的前技术负责人,我可以自信地说『这个人(马斯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班之后也向彭博社证实自己于14日被解雇。


自马斯克入主以来推特一直陷入混乱局面,许多员工仍对他在约一周内解雇公司7000多名员工中的一半感到不满。马斯克更迅速改变企业文化,过去员工经常通过内部Slack或电邮发表意见,甚至向公司发表批评或担忧,但如今现任和前任员工表示「马斯克的变化导致内部缺乏沟通」。


谢选骏指出:企业初创或规模较小,独裁比较具有效率;企业成熟或规模壮大,就需要公议了——公议不是民主,但却有利于企业管理。企业的这一特点,和国家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国家初创或规模较小,独裁比较具有效率;国家成熟或规模壮大,就需要公议了——公议不是民主,但却有利于社会治理。


《公議政體論》(維基百科)报道:


公議政體論是從幕末到明治初期,通過引入議會制度來形成共識(公議輿論[註1])。從而形成日本國家意識及統一的政治思想。對於佐幕派來說,作為江戶幕府重生的構想;對倒幕派來說,是明治維新後的政治理想之一。


概説


黑船来航时针对是否开国,老中阿部正弘向诸侯和民众都广泛寻求对策,虽然也有寻求公议舆论、公议政体的原初想法,但当时的「公议」指江户幕府,「舆论」指藩以及诸侯(藩主),当初只是将各藩主的意见向上反映到幕政的意思。 公议舆论及公议政体的具体形象被描绘出来是在1860年代西洋思想逐渐流入日本以后。 阿部死后,由于井伊直弼的旧亲藩和谱代大名的幕权强化论在樱田门外之变中失势,之后提出公武合体论和诸侯会议论等加强江户幕府权威的策略,但伴随外部压力和尊王攘夷 运动的高涨,社会动荡,江户幕府的衰微和幕藩体制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在此情况下,幕府为改变现状,认为有必要将西方的议会制度引入日本,进行幕府或日本的改革。 不仅仅是幕府相关人员,如山内容堂、松平春岳、德川庆胜、西周、加藤弘之、津田真道、大给乘叹、横井小楠、赤松小三郎、坂本龙马 等幕府外的人物也提出了这一主张,以避免江户幕府和萨长等雄藩发生军事对抗。 但是,这些想法存在一定差异:诸侯主张的公议政体论继承了诸侯会议论,不管幕府存续或废止,都把「德川将军家」作为新建立诸侯会议事实上的「盟主」。 与此相对,幕府官吏及其他人主张的公议政体论是由公家和诸侯组成的上议院,平民组成下议院,德川将军家作为上议院的主要成员参与政治(当然,根据论者的不同,议会的组织、江户幕府和德川将军家的存在方式也有差异)


以通过庆应改革来强化幕府权力为导向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决定大政奉还的背景下,以公议政治体制论召集的诸侯会议代替了江户幕府,德川庆喜也作为诸侯参与会议。 改革后仍希望获得政局主导权的山内容堂、松平庆永等诸侯都支持这一提议,意在和平实现政治权力交接。 大政奉还后,王政复古的大号令和小御所会议中展开两方辩论,一方主张德川可作为新政府的诸侯参加会议,另一方企图用武力倒幕的萨长势力反对。 但是,最终萨长势力同旧幕府军间爆发戊辰战争,佐幕派和公议派诸侯们支持的公议政体论便崩溃


在戊辰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建立明治政府的萨长势力,虽然打败旧幕府势力,但实际上在新政府所拥有的朝廷中得到了「恭顺」诸藩的协助而取得胜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政权就难以存续。 因此,证明新政府政策的正当性需要「公议舆论」。在五条御誓文的开头,作为「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全面提出了公论(公议舆论)。 此后,这条路线与政体书的编纂以及基于此的议政官的设置、公议所、集议院等的召开、官员的公选等各藩的藩政改革紧密相连。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实现政策而以公议为手段来指导、操纵舆论的想法和反过来将舆论整合在一起形成公议,并向政府寻求政策实现的想法相互对立,最终成为明治政府内部存在不和谐之声的一个原因。


但是,随着废藩置县藩的废除,中央集权的推进,公议舆论逐渐沦为空壳,特别是在明治六年政变(征韩论政变)之后,以大久保利通为主开始实行有司专制,公议舆论变得徒有虚名。 对此,木户孝允认为中央集权和公议舆论并不矛盾,于是制定《立宪政体的诏书》,旨在通过确立立宪政治来兼顾两面,而板垣退助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则主张引入议会制度,以反映公议舆论。 这样的动向,与之后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的开设有紧密联系。


脚注

 公議輿論という言葉にはそれを唱える人に とって意味合いが微妙に異なってくる。 井上勲によれば伝統的な天の観念の変容形态であり、

日本の国家意思としての「公議」

日本の構成員(これも論者により異なる)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た「輿論」

「公議」と「舆论」のフィードバック?システムとしての「公議政體論」

「公明正大」?「公正无私」などの政治姿势?精神态度

などによる複合形态であると解説している(『國史大辭典』など

参见

参预会议

统裁合议制

四侯会议

船中八策

小御所会议

五条誓文

分类 :江户时代政治幕末江户时代思想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公议政体”并非日本的独创,而是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模式。严格地说,古代中国的坏时期也并非西方意义的“专制社会”,其好时期也非西方意义的“民主社会”(我以前曾经称之为“社会民主”,区别于“政治民主”)——古代中国是一个时好时坏(时而宽松、时而收紧)的“公议社会”。好的时候奖励公议,坏的时候惩罚公议,但一般情况下都允许公议的存在,例如“廷议”也是一种小范围“公议”。所以不准臣下异议的君主,迫使大众“道路以目”的政权,就被称为暴君独夫民贼了。


《華表》(維基百科)报道:


華表亦稱桓表、表木或誹謗之木,是中國一種傳統的建築形式。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納諫或指路的木柱。同時也為中華的圖騰柱。


華表一般由底座、蟠龍柱、承露盤和其上的蹲獸組成。華表是一種標誌性建築,已經成為中國的象徵之一。華表用於放在宮殿、陵墓外的道路兩旁,也稱為神道柱、石望柱、表、標、碣。


相传尧时立木牌于交通要道,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远古的华表皆为木制,东汉时期开始使用石柱作华表,华表的作用已经消失了,成为竖立在宫殿、桥梁、陵墓等前的大柱。 华表通常由汉白玉雕成,华表的底座通常呈方形,采用莲花座或须弥座,上面雕刻有龙的图案,蟠龙柱上雕刻一只蟠龙盘于柱上,并饰有流云纹;上端横插一云板,称为诽谤木;石柱顶上有一承露盘,呈圆形,因此对应天圆地方,上面的蹲兽为传说中的神兽朝天吼,或称为望天、犼。


有名的华表


北京天安门城楼内外的两对华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 天安门城楼内外各有一对华表,相传外面的称为望君归(不可留恋外面的花花世界),里面的称为望君出(须外出体察民情)。

南京梁吴平忠侯萧昺墓前的神道柱,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石表。

大连星海广场中心的华表,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而建。全国最大的汉白玉华表,高19.97米,直径1.997米。华表底座附有八条龙,柱身雕着一条龙,九条龙寓意中国九州。华表顶端坐着金光闪闪的望天吼,高2.3米。2016年8月5日凌晨被拆除。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轴线步道两侧的华表。

基隆中山高速公路基隆端的华表。

参考文献

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 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柱头,状如花也,形如桔棒,大路交衢悉施焉。 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 」

《淮南子·主术训注》说:「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

 《大戴礼·保傅》云:「忠谏者,谓之诽谤。」 《吕氏春秋·自知》:「 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 《史记·孝文本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者而来谏者。」


谢选骏指出:华表起源于谤木,类似于现代的“民主墙”、“大字报”,是古代中国“公议社会”的明显证据。


附录之一

百度百科《华表(Ornamental column)》报道:


华表是一种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形式,属于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相传华表是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古称桓表,以一种望柱的形式出现,富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神韵。

相传舜立木牌于交通要道,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远古的华表皆为木制,东汉时期开始使用石柱作华表,华表的作用已经消失了,成为竖立在宫殿、桥梁、陵墓等前的大柱。华表通常由汉白玉雕成,华表的底座通常呈方形,是莲花座或须弥座,上面雕刻有龙的图案,蟠龙柱上雕刻一只蟠龙盘于柱上,并饰有流云纹;上端横插一云板,称为诽谤木;石柱顶上有一承露盘,呈圆形,因此对应天圆地方,上面的蹲兽为传说中的神兽朝天吼,或称为望天犼。

特色

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汉白玉的柱子,名字叫华表又称作“望柱”。华表上石犼(读hǒu,中国神话传说中北方食人之兽)蹲立,下面横插云板,柱身雕刻云龙,该华表与天安门同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这一对华表间距为96米,显得端庄秀丽、庄严肃穆,是少有的精美艺术品。由于天安门门前那对华表上的石犼,面向宫外,后面的那对华表上的的石犼,面向宫内,故在古老的传说中,人们把宫前的石犼叫“望君归”,意为盼望皇帝外出游玩不要久久不归,应快回宫料理国事;面向宫内的石犼叫“望君出”,劝戒皇帝不要老待在宫内寻欢作乐,应常到宫外去了解百姓的苦难。每根华表由须弥座柱础、柱身和承露盘组成,通高为9.57米,其直径为98厘米,重约20000公斤。


源流

1983年版《辞源》解释如下:

古代用于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晋· 崔豹《占今注·问答解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 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涑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木。”

古代立于宫殿或陵墓前的石柱。柱身往往刻有花纹,北魏·杨衍之《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宣阳门外叫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南北两序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风凰似欲冲天势。”

房屋外部装饰物:《文选》三国·魏·何平叔(晏)《景福殿》:“故其华表则镐搞铄铄,赫奕章灼。”注:“华表,谓华饰屋外之表也。”

历史

华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物,有着悠久的历史。

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

那时,人们在交通要道设立一个木柱,作为识别道路和标志,后来的邮亭、传舍也用它作标识,它的名字叫作“桓木”或“表木”,后来统称为“桓木”,因为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

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谤木”或“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是议论是非的意思,就是现代的提意见,所以它又具有现代“意见箱”的作用。

南朝时期华表

南朝时期华表

据史书上记载,尧时的诽谤木以横木交于柱头,指示大路的方向,天安门前的华表仍然保持了尧时诽谤木的基本形状。

不过,天安门前的这对华表上都有一个蹲兽,头向宫外;天安门后的那对华表,蹲兽的头则朝向宫内,传说,这蹲兽名叫犼,性好望,犼头向内是希望帝王不要成天呆在宫内吃喝玩乐,希望他经常出去看望他的臣民,它的名字叫“望帝出”,犼头向外,是希望皇帝不要迷恋游山玩水,快回到皇宫来处理朝政,它的名字叫“望帝归”。

意义

可见华表不单纯是个装饰品,而是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标志。

北京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华表,华表的柱身上雕刻着盘龙,柱头上立着瑞兽,它们和天安门前的石狮以及两侧的金水桥一起烘托着这座皇城的威严气势。古朴精美的华表,与巍巍壮丽、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浑然一体,使人既感到一种艺术上的和谐,又感到历史的庄重和威严。华表实际上已经与中华民族,和中国古老的文化紧密相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标志。

天安门前的华表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柱头、柱身和基座。华表柱头上的部分又叫“承露盘”。汉武帝曾命人在神明台上立一铜铸的仙人,双手举过头顶,托着一个铜盘,承接天上的甘露,以为喝了甘露便可长生不老,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后来这种形式便流传下来,并且取消了仙人,简化为柱子上面放一只圆盘。华表的柱头上也有瑞兽,名字叫“犼”。古人创造出很多瑞兽,它们的功能各不相同,但大多寄托着人们祈福避祸的愿望。“犼”是一种形似犬的瑞兽,根据所在方位的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天安门后面的一对华表上的石犼面朝北方,望着紫禁城,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久居深宫不知人间疾苦,应该经常出宫体察民情,所以称“望君出”。而天安门前面的一对石犼面朝南方,寓意皇帝不要久出不归,故而称“望君归”。

华表的柱身呈八角型,一条巨龙盘旋而上,龙身外布满云纹,汉白玉的石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真有巨龙凌空飞腾的气势。柱身上方横插一块云板,上面雕满祥云。

华表的基座称为须弥座,这是借鉴了佛教造像的基座形式,而且在基座外添加了一圈石栏杆,栏杆的四角石柱上各有一只小石狮,头的朝向与上面的石犼相同。栏杆不但对华表起到保护作用,还将华表烘托得更加高耸和庄严。

作用

纪念标识

一般认为,华表又名桓表、表木,是一种在古代建筑物中用于纪念、标识的立柱。华表起源于古代的一种立术,相传在我国尧舜时代,人们就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作为行路时识别方向的标志,这就是华表的雏形。

图腾标志

另一种意见认为,华表起源于远古时代部落的图腾标志。华表顶端有一坐兽,似犬非犬,它叫做“犼”,中国民间传说这种怪兽性好望。远古时的人们都将本民族崇拜的图腾标志雕刻其上,对它视如神明,顶礼膜拜,华表校顶的雕饰也因各部落图腾的标志不同而各异,历史进入到封建社会,图腾的标志渐渐在人们心中印象淡薄,华表上雕饰的动物也变成了人们喜爱的吉祥物。如唐朝诗人杜甫有“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的诗句,其意就是说华表的校顶上雕饰的是白鹤。观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华表上确实雕饰有白鹤。据传这是因为一个名叫丁令威的人,学道成仙,化鹤归未,立于华表上作歌,故人们以后将白鹤雕刻于华表柱子上,以示吉祥。

书写谏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表上古名“谤木”,相传尧、舜为了纳谏,在交通要道和朝堂上树立木柱,让人在上面书写谏言。也就是鼓励人们提意见。晋代崔豹在《古今注·问答释义》中说:“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衡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工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肠路也/崔豹所言华表木的形状与现存的天安门前的华表大致相同。只是华表的‘谤木’作用早已消失,上面不再刻以谏言,而为象征皇权的云龙纹所代替,成为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

乐器演变

也有人认为,华表是由一种古代的乐器演变而来。这种乐器名为“木锋”,是一种中间细腰,腰上插有手柄的体鸣乐器,先秦时,代天子征求百姓意见的官员们,奔走于全国各地,敲击木锋以引起人们注意。后来,天子不再派人出去征求意见,而是等人找上门来,将这种大型的木锋矗立于王宫之前,经过演变,就成了华表。

仪器仪表

还有人认为,华表原是古代观天测地的一种仪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观察天文的仪器为表,人们立木为竿,以日影长度测定方位、节气,并以此来测恒星,可观测恒星年的周期,古代在建筑施工前,还以此法定位取正。一些大型建筑因施工期较长,立表必须长期留存。为了坚固起见,常改立木为石柱。一旦工程完成,石柱也就成了这些建筑物的附属部分,作为一种型制而保留下来,每每成为宫殿、坛庙寝陵等重要建筑物的标志。后世华表多经雕饰美化,表柱有圆形。八角形,雕有蟋龙云纹,柱头有云板,校顶置承露盘,华表的实用价值逐渐丧失而成为一项艺术性很强的装饰品。

华表的故事

如今,到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大多都会到华表前留个影。位于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不仅是天安门广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被视为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其实,如此威严壮观、高高矗立的华表,最早源自一种用来纳谏的木柱,名曰诽谤木,其造型是在一根柱上横钉一块木牌。

北京广场的柱子有什么用?

北京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神圣一般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广场上立着几个柱子。这些柱子在这里立了500多年了,其实它们叫做华表。华表一般是有木头制成,主要是为了告诫君王,柱子上的石吼也是为了告诫君王,勿贪图美色。看到这里是不是涨知识了?你了解这些吗?

参考资料

1  《淮南子·主训术》: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

2  康兴民,白兴易. 华表本源考略[J]. 中国包装,2013,33(04):47-50.

3  南京发现一“华表” 疑似“南京国宝”南朝神道石刻   .腾讯网[引用日期2017-04-04]

4  黄震云. 华表·丰碑·建木 形象通识与文化析义[J]. 求索,2016,(01):146-151.


附录之二

百度《华表柱(ornamental columns erected in front of palaces)》报道:


天安门旁的华表柱原来是警示皇帝的作用——


华表柱是一种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传华表是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古代设在宫殿、陵墓等大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大石柱,柱身多雕刻龙凤等图案,上部横插着雕花的石板。

辽阳城内鼓楼东,昔丁令威家此,学道得仙,化鹤来归,止华表柱,以咮画表,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始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摘自明张岱所著《夜航船》

相关信息

《明会典》称之为擎天柱。耸立在天安门前的高大汉白玉华表,围绕着天安门共有四座。华表的上部有两个圆盘形的柱帽称为承露盘,其上雕刻着蹲立的龙状神兽。这样的华表在明十三陵也有两对。在清代陵墓中也有,只是柱头有所变化,明华表柱头多为神兽,而清陵柱头多为莲花头或宝瓶状。

天安门的华表前后各有一对,“门外华表柱二,金水桥环之,门内亦华表柱二”。与天安门同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

每根华表由须弥座柱础、柱身和承露盘组成,通高为9.57米,重20000多公斤。在直径为98厘米带有层层回环不断的云朵石柱上,盘绕着一条巨龙,龙四足,无爪雕饰得卓约生动,跃然飞舞,可谓鳞角峥嵘,臂爪劲健,给人以玉龙遨游云天之感。在雕龙巨柱顶端,横叉着白石云翅,呈朵状。云翅上面是圆型承露盘,盘上有一蹲兽,名“望天”。在八角形汉白玉须弥座四面雕刻云龙,外面四周环绕白石雕花栏杆,栏杆四角柱头上,雕有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石狮子,它们头朝的方向与“望天”的方向一致。亭亭玉立,造型精美的华表,是主体建筑天安门的极好装饰,使得天安门更加威严壮丽。

对于天安门的两对华表,北京曾经流传过耐人寻味的古老传说。

据说华表顶上的蹲兽叫吼(音),是龙的九子之一,有守望的习性。天安门前面那对华表上的石面向南,望着皇宫外头,人们叫它“望君归”。它们负责注视皇帝外出时的行为,盼望皇帝早日回宫,不要老在宫外寻欢作乐,久出不归,荒废朝政。当皇帝外出游玩久久不归的时候,“望君归”就说话了:“君主啊,你不要在外面游逛了,你回来料理国事吧,我们日夜盼望你回来,把眼睛都快望穿了。”在天安门后面的一对华表上面向北的石,翘首宫内,人们叫它“望君出”。它们负责监视皇帝的宫廷生活,如果皇帝深居后宫,不经常出来查看民情,便劝戒皇帝说:“君主啊,你不要老是呆在宫殿里,只顾和后妃取乐,你该出来看看人民的苦难吧!我们日夜盼望你出来,把眼睛都快望穿了。”

在古代社会里,老百姓希望遇到“太平盛世”,希望遇到开明的好皇帝,于是就产生了“望君归”、“望君出”的民间故事。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用自己双手建筑起来的美丽华表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流露出人民朴素的愿望和对统治者奢靡生活的不满情绪。

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两根对称的华表,原来并不在现今的位置。在共和国诞生后的前几年里,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节时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机会等群众活动。为方便游行队伍和交通的便利,1950年8月把华表和石狮向北挪移了6米。搬动两万多公斤的华表,说起来也不怎么费力,但考虑到华表柱身上的精雕细刻不至于受到丝毫损坏,最后决定用衫蒿杆、麻绳和吊链等传统的起重方法,把华表移到了现今这个地方。整个挪移工作分为瓦工、扎架、石工、搬运四部分,各环节相互配合,组织工作非常严密。在华表迁移中,一位祖上五辈都为宫廷建筑搭架子,15岁入清内务府营造司房库,年已64岁的老搭材匠徐荣起了技术上的指导作用。

从华表等精美的古建筑中,足见中华民族高超的艺术才能和智慧。

燕园文物之华表

在办公楼前开阔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对高大峻拔、雕刻精美的华表。它们历经百年沧桑,给这个古老而年轻的校园增添了几分典雅与庄重 在谈到这对华表之前,有必要简略回顾一番华表在我国演变的历史。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华表起源甚早。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讲究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名曰“诽谤木”,或简称“谤木”,也叫“华表木”。《淮南子·主木训》记载:“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最初这种“谤木”多竖立在交通要道,供人们写谏,评论时政,同时也能起到路标作用

到了汉代,华表木就发展演变为通衢大道的标志。因为这种标志远看好似花朵,故称“华表”(古时,“花”同“华”)。汉代还讲究在邮亭的地方竖立华表,可使送信人不致迷失方向。《说文·木部》:“桓,亭邮表也。”古人徐锴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亭邮立木为表……表双立为桓。”因此,华表亦称为“桓表”。

后来,华表逐渐发展成为装饰建筑品,多设在桥梁、宫殿、城垣或陵墓前做为标志。立在陵墓前的叫“墓表”,多数为石造,柱身雕有蟠龙等纹饰,顶端是云板或蹲兽,表上的蹲兽叫“望天犼”。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中,汴梁虹桥两端就画有两对高大的华表,顶端白鹤伫立,神态生动各异。唐诗人杜甫有诗曰:“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的石造联拱桥,即著名的卢沟桥,其两头也有华表四座,高4.65米,石柱上端横贯着云板,柱顶有莲座圆盘,圆盘上雕有石狮子,庄严秀美,气势非凡,为石桥增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明永乐年间建造承天门(即今天安门)时也建有两对华表。

华表顶上的异兽,是古时传说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其特性善吼叫,名曰“吼”(亦作“犼”)。放在皇宫门里的华表,犼冲着北方,名叫“望君出”,每当民间发生灾害时,望君出就呼唤君王出宫;宫门外的华表上,犼冲着南方,叫“望君归”,君王如果在宫外玩的太久,望君归就会提醒说:回来吧,君王。

关于华表,流沙河先生也曾撰文《华表用来报时》,文中这样说道:

“今人衣裘,毛向里面。古人衣裘,毛向外面。所以表字篆文是由衣毛二字组成,意谓裘衣以毛为表。从此引申出了外表、仪表、表面、表现等义。古代官方广设木柱,张贴布告,并让民间在柱上写批评意见,用来表示政务公开,故名华表。暴秦极端独裁,取消华表。秦亡汉兴,重设华表。古代民主精神,微弱一线,赖以传承华表柱顶,两木水平正交,各指东西南北,故又名交午木。十字形正交,古谓之交午。在太阳下,观察华表投影,若指向正北了,便是地方时的白昼十二点了。可见华表又有报时功能。今之计时器,名之曰表者,由华表来也。

古代天文学家立竿测影,凭竿影的长短推定夏至冬至,然后算出历法,敬授民时。那一根竿名之曰表,这就是华表的胚胎。后有圭表之设。只须在斜置的圭版上插一木签,视其投影所指,便能读出时间,这就是日晷了。

这么看来,华表的用途和内涵还是相当丰富的,它既体现着民主精神,又在一定意义上是权力的象征,还有计时、装饰之用,真可谓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燕园里的这对华表由汉白玉雕成,通高约8米,下方的八方形、须弥座高为1.24米。华表柱身刻有云彩和姿态各异的蟠龙,是凝结了中国雕刻艺术、极具美学价值的精品。

这两座华表来自何处呢?说起来这其中还有一段典故。原来这两座华表是圆明园安佑宫中的遗物之一,当年被安放在安佑宫琉璃坊前。在清末民初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有记载曰:

“鸿慈永祜,在月地云居之后,循山径入,其中为安佑宫,乾隆七年建,其前琉璃坊三座,左右华表刻云气,甚精巧,民国十四年犹及见之。闻人言:今已为燕京大学所取。

根据这段记载,这两座华表至迟当建于乾隆七年(1742)。至于如何从圆明园移到燕园,当年的《燕京大学校刊》曾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称移此华表时,曾“商诸圆明园之主管者,拟将此石柱移归本校保存,并经地方当事人之认可,遂鸠工起运,陆续移来三座……”,“国立北平图书馆落成,商准北平市政府,将存放天安门前之石柱移归该馆,同时函商本校,请将所存之三柱移赠其一,……当即准如所请,函报市政府备案,并声明尚存二柱,仍由本校保存,旋得市政府认可,於是本校行政执行委员会乃决议将此二柱竖立於贝公楼前,以资瞻仰。此项竖立费及配制柱顶之镇物费,为数约一千数百元。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对华表,会发现一粗一细,并非一对。原来1925年燕京大学建校舍时,只从圆明园运来了3根,第四根却被运到城里,1931年曾横卧在天安门前道南。当北京图书馆建文津街新馆时,欲将燕大多余的一根华表搬走与天安门前的另一根合成一对,不料搬运时阴错阳差,结果燕大和北图的华表皆不成对,成就了这一桩趣事。

1952年,北大离开了沙滩的民主广场,来到了华表的跟前,而北大关注社会的天性也同华表一般亘古不变。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打天下需要独裁,坐天下需要公议……舍此之途,不得长久。

谢选骏:现代南北朝初步统一在望


《大清洗开始了》习近平登基后还把人民往死里整》(2022-11-11 新头壳)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外媒“德国之声”11月9日以耸动标题刊出《习近平: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报道指出:据中国官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周二(11月8日)视察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简称“军委联指中心”),要求 “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鲜明态度”。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同日发布的报道《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引述习近平的说法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军事斗争任务艰巨繁重。全军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习近平登基后又多了一个新头衔:军委联指总指挥


美媒“自由亚洲电台”对此则消息也发文提到:“军委联指总指挥”并非首次被提及,据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201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报道称,习近平又多了一个新职务,即“军委联指总指挥”。此外,“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该电台资深军事评论员亓乐义对此解读,习近平军委主席兼任“军委联指总指挥”的意涵时指出“一般军委主席不管战役层面,只管大的战略指挥。习两者都管就是个人权力进一步集中,2016年在军队就可看出他对军队掌握,从战略到战役层面都一把抓。”换成白话,即使前线作战的战术指挥权,习近平也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上,不容他人染指。


这样的指挥系统,让我们立刻联想到俄罗斯普京在乌克兰入侵行动中的一把抓模式,即使普京在这场从年初开战并拖延到现在而且很明显地呈现败象的战争中,其表现已经让世人彻底看破其纸老虎的手脚,也让普京个人声望在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位置上出现岌岌可危的尴尬局面。


在本周的一次专题讲座上,我提出一个习近平政变登基而冉冉升起的“中华新帝国”究竟意欲何为?或者说,习近平的企图心何在?在我所举的有关20大之后,习近平个人在诸多场合的各项谈话加以论证剖析后,我找到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备战。


易言之,20大之后的习近平除了强化其国际外交亟欲突破被孤立的窘势之外,对内的控制就在于藉由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以及重启沉寂已久的“供消社制度”和“国营食堂”逐步进入计划经济体系。习近平对于全国密布的监视系统,复搭配每一个人手机上的“健康码”所能显示的颜色,让14亿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往来活动均无所遁逃。


中共另一波大清洗已经悄悄展开了!


11月 5日,中国党媒统一方发布一则新闻,已经退休 5年的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前副组长魏彬被开除党籍。据了解,魏彬被认定是王岐山大力为习近平反腐打贪时的旧部干将,中国党媒还宣称,魏彬是退休近5年的纪检“内鬼”,指其抨击反腐败工作。


中国官方公布魏彬一系列罪名,包括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抨击反腐败工作,串供,销毁、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背离“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所有陈列的一大串罪名中最令人侧目的应属“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


报道指称,身为巡视机构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蜕化变质,毫无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对党极不忠诚、不老实,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经济上贪婪成性,价值观极度扭曲,信奉金钱至上,对纪法毫无敬畏之心,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敛财;用台湾人最容易理解的一套说法就是“诛心”之罪。


易言之,习近平一路走来的大清洗,已经从“反腐打贪”到“妄议中央”再到“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民闭嘴”地步了。


更可笑的是,对高官可立案调查的朔及既往之“倒查20年”规定,再加上鼓励全民“告密”的恐怖政策,然后藉由数据新科技而建立全民“网格化管理”。


在台湾可能还有很多人不太熟悉“网格化”这名词,藉此稍加说明。据中共党方解释,所谓“网格化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改革,依託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中共自2018年开始施行建立网格化管理系统迄今,基本已经可以让绝大多数城市进入其可控管的网内。


这不免让我们想起,上世纪出版于1949年那本乔治奥威尔名著小说《1984》内描述的“老大哥永远看著你”的那种用电视屏幕监视著每一个人,也让人人相互监控、相互告密揭发。统治当局牢牢掌握了每一个人的行动。


14亿人民,谁能倖免于中共“网格化迫害”?


而中共现在藉由新科技的监控系统,所能达到远比《1984》所创造的想像力还更加严实而无可疏漏的“网格化迫害”。套用中共官方很得意的说法:“天上有云、中间有网、地上有格”——中国监控国家的诞生。再套用中国网民陈言的说法:“宅在家里,‘健康码’一直都是绿的,但这一辈子却已经黄了!”


11月 9日,中共凤凰网“李琪谈资讯”的文章即直书:这轮疫情给郑州带来了巨大的考验,继富士康上月底员工集体逃离后不到10天,中国最大的民办学校一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又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全校  3万馀名学生集体离校,一时间学校周边路上人头攒动,出租车和接学生的私家车几乎把街道佔满。


同时,汇集中国遭审查资讯的美国中文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引述“李琪谈资讯”在11月 9日的消息,指中国最大民办学校─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 8日传出学校放假、许多学生紧急收拾行李返乡,但到中午校方又突然阻止学生离开,下午便出现许多学生集体衝出校门的场面。


根据网传影片与学生在社交媒体的对话纪录,学校要求学生必须缴交资料、通过审核方可离校,许多学生来不及申报所需资料,但被大批同学离校的气氛感染,就在校方人员在校门口查验资料时,一群学生拎著行李,集体涌向另一道无人查验文件的东门,高喊“衝”,突破管制护栏,大批学生就跟著“逃离”校园。


另有网传消息称,逃离学生表示,到达郑州火车站后,该校的学生全部被扣留,即使有抗原证明也不能离开。


而,纵然侥倖成功逃离而回到家的学生,都会被执行清零政策的大白上门抓走。


据信,这绝不会是单一事件,只是这事件刚好被当场拍下影片并成功突破官方封锁而流传出来而已。


广州一夜之间,几万人全被转运消失!


也是在11月9日有报道指出,武肺疫情已经使广州成了重灾区,该市荔湾区进行全域封控。“自由亚洲电台”提到,居民冯女士告诉该台记者说,广州的防疫措施越来越离谱,居民们叫苦连天,但投诉无门。她极度悲鸣地说:“广州越来越离谱。有的社区被封,有的人被拖到方舱医院。我们百事佳花园小区进出都要24小时核酸,而且检查相当严格。上层权欲熏心,要保位,中层疲于奔命,要保职,底层怨声载道,要保命。全国民不聊生。”


广州市官方公佈,本周日新增近两千位本土感染者,除启动隔离酒店之外,目前也已转运3.4 万人。


对此,广州居民梁先生证实,芳村区也封得很严厉,有老年人去菜市场买菜,突然被封在其中:“最惨的是那些阿婆、大叔去买菜,买了块猪肉突然被封,走不出来。拿著那一块猪肉不知要封多久。海珠区被封控的人听说拉去韶关隔离。”


海珠区清零防控已延长至本周五(11 日)深夜。当地居民说,所到之处,店铺停业,围板、铁皮到处可见。有拒绝做核酸的居民被送到精神病院。


在台湾的我们,曾经见识过习近平怎麽践踏摧残香港人民,也见识过疫情期间如何不人道地对待过武汉和上海市民,现在只是轮到已经被爆料出来的郑州和广州两个城市的荒唐封控形势而已,于此基本可以推理尚未被爆料的其他城市会发生甚麽惨况?也完全可以倚之推断出新疆和西藏人民又如何被践踏的吧!


习近平执意要如此严厉力执行其清零政策,多数观察家多推导为从“听党话、跟党走”进化到“听习话、跟习走”,再进而“Yesmen”的全民化;亦即人类史上任何独裁者统治例行的三步骤:掌控、维稳、奴化。


而这一切,就像是美国别克汽车在上海“进博会”推出那则汽车坐椅的广告词一样的传神:“坐上去就不想下来”。


上文中,我提到一个习近平这一切整死人民的诸多作为都可以推论到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备战。


习要中国人民开始习惯:吃草也能活个一两年!


提及“备战”这个词,多数人都会震惊的直接联想到发动战争。特别是像龙应台或马英九等等自称为“和平主义者”!遗憾的是,龙马之流的“和平”口号,似乎从不曾是对习近平这类独裁者嘶喊的!不过这是题外话。


我们可以自问:习近平如果不是为了要发动战争,不是要在国际强权去争抢霸全,他为何要“备战”?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2018年9月17日,美中贸易开打之初,王岐山在中南海向华尔街大佬放话:“中国人吃草也能活、中国老百姓不买养老保险、不看病、不吃肉、不坐车、不洗澡,一年两年没问题,你美国人受得了吗?”


而今,一旦习近平得以政变登基了,说得出如此狂言的王岐山于今安在哉?也无非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世间权斗常理罢了吧!


也可以想见,习近平的这一切很不合情理的作为,正是准备要叫中国人民准备好要去实践王岐山所曾狂放的那一大段话之结果:中国人吃草也能活。


只有这样子,我们可能较能够理解,20大之后,习近平带著他钦点的六位常委小矮人到延安去要求于全中国14亿人民的两句精神训诫: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凯迪·史塔拉尔德(Katie Stallard)在今年5月就她刚刚出版的新作《在枯骨上起舞:中俄朝的历史与权力》(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与威尔逊中心主持人约翰·米勒夫斯基(John Milewski)对谈时说,中国、俄罗斯和朝鲜都通过二战这样的惨痛历史来培育国内民众“对独裁统治的依赖心态”。


她当时引用其新著论述道:“这些统治者传递的信息是,我们的国家遭到攻击,成了受害者,经历了痛苦;外敌夺走了我们曾经的辉煌;是强人政治和背后的军事力量让国家获得了救赎。这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国民学会的历史教训。这样的历史对于当政者是绝佳的工具。而当下,他们更加需要营造一种氛围,就是国家依然遭到外敌的威胁,需要一位爱国者来领导,让国家繁荣和安全,以实现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未来。”


史塔拉尔德说,如果世界想了解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核大国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向公民讲述的过去的故事”。


这是所有文学作品在创造一个救世主出场降临时,最喜欢掌握的基本态度。


现在我们正好有幸或很不幸地,在现实世界中再看到一位以救世主自号的独裁者承续其表演而已!


作者陈昭南:曾任台湾第二届、第四届立委、现为网络媒体专栏作家(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Newtalk新闻立场。)


网民嚎叫:


太山 今天 07:05

“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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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是航母,飞弹,轰炸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百年如一日,,轰出来的!!!!

太山 今天 06:55

当代这个根深蒂固的丛林世界, 最大的 [清洗] , 就是首先致力于将俄罗斯和中国 [清洗] 了, 然后,这世界就可以心安理得,畅通无阻地实施[一国专制] 了.

习大海 今天 06:49

人不可貌相,没看出来包子竟然是被权斗耽误了的军事家,辛苦了习总指挥!

zhidiyousheng 今天 06:05

一开打,包子吓尿,这次不知是远走西藏还是海南。搞不好一步到位下地狱

runqun 今天 03:21

习总加速师,名不虚传。

破棉袄 2022年11月11日 23:53

一看到习总要亲自指挥打台湾,我就放心了。

g2j2 2022年11月11日 23:18

最怕的就是原本是分蛋糕的,直接被架走,被交出蛋糕。

g2j2 2022年11月11日 23:06

江山人民,人民江山!习近平整谁,谁自己更清楚。

sometimes 2022年11月11日 22:22

希望看到打台湾时一尊御驾亲征


谢选骏指出:大陆厉兵秣马,台湾草木皆兵——如果习近平真打台湾,那就超越了毛邓。如果真能打下了台湾,那就是“现代南北朝初步统一”在望了。何谓“初步统一”?因为中国的完全统一,起码还要包括蒙古和西伯利亚——至少是蒙古以北的远东部分。任重道远,菲尔所及。

2022年11月14日星期一

谢选骏:绝对的权力绝对不是腐败——权力放大了原罪而不是权力导致了腐败



《许良英: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也谈阿克顿的名言》(2010-09-05 专题反腐败)报道:


《随笔》2008年第6期上林非的文章《阿克顿的一句名言》,介绍了阿克顿的生平、他这句名言的意义及其历史背景,无疑是有价值的。但遗憾的是,文中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作者没有准确地引述阿克顿这句名言的原文,而只是转引了马英九于今年6月的讲话:“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马英九并没有说明这是阿克顿的话,而它与阿克顿的原话有很大出入。阿克顿的原话十分简单明了,原文是:“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译成中文,应该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这是他 1887年4月5日给克莱顿(Mandell Creighton)的一封讨论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制度历史的长信中说的。这句话无论在逻辑结构上和文字含义上都超过马英九所转述的那句话。


阿克顿(Acton,1834—1902)主编过《剑桥近代史》,发表过不少学术著作,但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却是这句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名言。这句名言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流行。可惜引述者都是辗转引述,并未直接查阅原文,未免走样。


例如李慎之1999年10月写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50年》中就引了这句名言,但被写成:“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我读到他寄来的文稿时,即向他指出所引用的阿克顿的名言的译文不够准确。在2003年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我也提到了这一点。 


2001年出现了两个阿克顿文集的中译本。一个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与权力》,把这句名言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另一个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历史》,书中没有译阿克顿与克莱顿的通信,但《中译者序》开头第一句就是阿克顿这句名言,被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把“tends”(趋向)译成“导致”或“使人”,显然不符原意。原文的意思是:权力本身就会腐败,并不是它“导致”或“使人”腐败。腐败是指权力本身,是制度,不仅仅是掌权的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何等简洁铿锵有力!塞进“导致”或“使人”,无异画蛇添足。


2001年在《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序》中,我曾指出这种翻译的错误,可惜未引起人们注意。


此外,林非文章中介绍洛克(Locke,1632—1704)时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说洛克是“法学家”,这样的定位是缺乏根据的。洛克没有专门学过法律,大学时学的是古典文学和哲学,后又转学医。他虽非专业医生,但精湛的医术使他成为全欧洲的名医,并被刚成立不久的皇家学会选为会员。1669年他认识了倾向民主的辉格党创立者阿什利(Ashley)勋爵(3年后晋封为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遂被聘为家医和秘书,从此涉足政坛,逐步成为催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因此,马克思称洛克是“自由思想的始祖”。罗素称洛克“不但是认识论中经验论的奠基者,而且也是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1997年去世的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更是称颂洛克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流的哲学和政治传统之父”。


其次,林非文章中引了《政府论》中的一句话,下结论说:“为了保卫大家生命的安全,当然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使用”。似乎生命权是人的唯一权利;与洛克的原意相距甚远。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的“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一章中,明确提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使自己处于政府领导之下,其真正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所有物(Property)”,即“人的生命(Lives)、自由(Liberties)和财产(Estates)”。这成了1776年杰斐逊(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拉法耶特(Lafayette)在杰斐逊帮助下起草的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源泉。


谈到阿克顿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名言,不能不联想起与此异曲同工、交相辉映的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的名言。爱因斯坦终生沉浸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同时也热切地关怀人类命运和社会现实。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明晰而精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观。


他在文章中说,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有强烈的感觉,并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与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相得益彰,并可互为解读。  


2008年11月22日于北京中关村


谢选骏指出:许良英是个无神论者但却崇拜爱因斯坦,这就导致了他的认知偏差,从而无法读懂阿克顿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攻击万能的上帝。因为在人间,是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绝对权力”的。


《不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是“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2016-12-08 上观新闻 方世南)报道: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似乎表明,从绝对权力到绝对腐败之间,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种过度,甚至语境之外,还有一种空间,那就是绝对权力既可以导致腐败,也可以导致其他,比如不腐败。


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在《A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自由与权力)(Boston:Beacon Press,P364)中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话:“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


200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公共译丛”系列丛书,阿克顿的《自由与权力》一书是其中之一,该书将这句话翻译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克顿的《自由的历史》一书,在《中译者序》开头第一句用了阿克顿这句话,中文翻译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自此,“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成了不止于学术界的流行语,成为反腐败引经据典的金句名言。然而,这句名言很可能是句误传,甚至误导,因为翻译有问题。


英文“tends”意思为“趋向”,具有一种趋势性和必然性,将作为“趋向”意思的词,翻译为“导致”,显然与原意出入较大。阿克顿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和控制,得不到有效监督,任执掌权力者随意滥用,就是一种绝对权力,而这种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阿克顿认为,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还是自称代表自然法、代表进步力量、代表正义与和平、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只要它是以暴力为后盾,只要它失去了监督和制衡,必然要成为“绝对权力”,而成为“绝对权力”后,就必然会是残暴、腐败和不义,因此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而不是所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这一名言深刻揭示了绝对权力与绝对腐败之间具有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所谓绝对权力,就是掌权者忘记了权力的本质属性,对权力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权力失去了监督制约,权力处于制度的笼子外不受约束任性滥用——如脱缰野马,完全失控,超越法律的界限、神秘运作;攫取金钱财富,获得美食美色;结党营私,自私任性……


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我们长此以来翻译上的错误,因为这不是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这是一个思想认识的大问题。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似乎表明,从绝对权力到绝对腐败之间,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种过度,甚至语境之外,还有一种空间,那就是绝对权力既可以导致腐败,也可以导致其他,比如不腐败。这是一种学理上的探讨,但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而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显然将上述的阐释空间牢牢封死,将绝对权力“恶”的绝对属性,板上钉钉。这种思想,显然更符合阿克顿的原意。而翻译上的一词之差,虽不是谬之千里,却凭空产生象外之意,给本来纯正的思想,添加了“暧昧”的味道,无论在学理还是逻辑,都是说不通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权力也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具有不同权力观的主体对于权力有着不同的解读,在实践中对于权力有不同方式的行使。唯物史观的权力观与唯心主义的权力观具有天壤之别。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主体的群众史观,坚持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必须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如谋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等。而唯心史观则坚持少数精英是历史活动主体的英雄史观,将人民群众排斥在权力之外,将权力用来为少数达官贵人谋取私利。绝对权力就是绝对腐败现象反映了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权力意识形态,是典型的唯心史观的权力观。


防止绝对权力趋向绝对腐败,就要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认清权力为谁所用,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权为民所赋与权为民所用,道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和民主的本质。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上级恩赐的,而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因此,必须对权力具有敬畏之心,必须将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机关就是服务,公务员就是服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是对权力运行方向和运行目的的清晰规定,它重申权力的服务对象,反对公权私用、以权谋私,它要求公共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强调权属于民,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以此来防止在权力问题上主仆关系的颠倒、遏制绝对权力和绝对腐败。


防止绝对权力趋向绝对腐败,需要构建优良的权力生态。权力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核心要素,形成权力规范运行的生态图景,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一方面要以权力流程推进权力清单化。借鉴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有益经验,根据党组织职责功能,制定党组织的权力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权力边界。以权力流程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流程化,贯通权力运行所有环节,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研发权力运行监控系统,使权力清单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明晰化、流程化、节点化,才能确保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监控、约束和规范。


另一方面,要以党务公开推进权力透明化。权力透明是社会主义权力文明的本质要求,也是以开放、透明、共享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信息时代对权力的根本要求。党务公开的本质就是权力透明,通过公开监控权力运行,通过公开预防权力腐败,通过公开制约权力任性。权力只有透明,才能规范;权力只有透明,才能监控。借鉴政务公开的有益探索,各级党组织要树立正确的党务公开观念,深刻认识到党务公开实质就是权力公开,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创新公开载体,整合公开平台,提高公开质量,强化公开效果,围绕党组织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监督公开,细化公开内容,通过党务公开实现党内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形成生机盎然、永不腐败的优良权力生态。


(作者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编:王多)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号召专政,这等于是号召腐败,因为人是具有原罪的,所以人的权力就是人的腐败。但是在我看来,上帝不同,那是没有原罪的,所以绝对的权力绝对不是腐败。在我看来,是权力放大了原罪而不是权力导致了腐败。而世界上的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是有一点权力的,因此也就或多或少都是腐败的。但是这个“腐败定律”却绝对不能用在上帝那里,除非那不是无形的上帝而是有形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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