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2022年是“中共百年后的元年”

《上海进博会惨淡收场 警钟再敲响》（2022-11-10 查看）报道：

2022年10月24日，在上海黄浦区，一名卫生工作者从一名男子身上采集拭子样本，以检测新冠肺炎冠状病毒——很多人都知道，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因此中共中央和上海市格外重视。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首届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演讲中称，进博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其后，习在访问欧洲时还进一步表示，“我们主动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专门买外国的东西，就是要平衡贸易，解决国际上一些贸易逆差问题。这也将惠及中国百姓，他们需要更多国际上的优质产品。”

简言之，五年前高喊改革开放的习近平，是希望通过进博会，让中国人可以购买到国外的优质产品，同时也为自己在国际上博得好的名声。然而，事与愿违，走到第五年的进博会就已经出现了惨况。

11月10日，为期五天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惨淡落幕。说其惨淡，是因为与前四届进博会相比，尤其是与疫情前在2019年召开的第二届进博会比，不仅国外重量级嘉宾少，参展商少，而且参展观众少，成交量更是少得可怜。

由于这五届进博会有三年处于疫情时期，无法邀请国外重量级嘉宾，因此只有2019年举办的第二届进博会算得上很“风光”。当时习近平彭丽媛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而出现的贵宾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夫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还有境外副部级以上嘉宾超过70位。当时的规模、宣传等也是远超第一届。

而2022年在世界各地均已放开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却依然采取极端封控手段，且惨剧连连，加之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中的扫码、弹窗、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吓坏了海外参展商和国内外观众，进博会惨淡超过了以往。有参展人员透露，一个几百万的展台，一天下来几个人都没有。很多展台除了工作人员等，连观众的人影都见不到，一些展台干脆唱起了空城计。

这样的进博会成交量能有多少呢？不妨先看看前四届的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有80多万人进馆洽谈采购、参观体验，成交额达578亿美元。

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共有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800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达36.6万平方米。超过50万名境内外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其中包括7000多位境外采购商。此次进博会交易采购成果按一年及以内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

2020年第三届进博会因为疫情，参展国家和企业虽没有第二届多，但数字也没那么难看，4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43家企业、3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82家企业、G20相关国家的1424家企业、上合组织相关国家的196家企业、金砖国家的61家企业参展，近40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参会，3000多名境内外记者报名采访，累计意向成交额达726.2亿美元，较第二届增长2.1%。

2021年第四届进博会，共有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多家企业参展。本届展览面积创下新高，达到36.6万平方米。超过28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展会吸引3000多家中外媒体记者报名采访，现场成交成果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达707.2亿美元。

也就是说，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前四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量总额是2722.7亿美元。那今年的进博会意向成交量是多少呢？

大概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中共媒体只得避而不谈，而是将五届进博会一起说。在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上海展现“行动力”：“进”而有为 “博”采众长》中有这样一段话：第五届进博会上，开幕首日上海交易团便签下3亿美元首单，随后各分团采购签约额也屡创新高，且采购产品结构不断升级，涉及高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多领域。五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2700多亿美元。

问题是前四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量总额已经是2722.7亿美元，如果是“五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2700多亿美元”，意味着本届进博会成交量不超过百亿美元，而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造成这种惨况发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严苛的疫情封控，造成民不聊生，消费欲望降低，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二十大的结果以及随后的公私合营、供销社和国营食堂的卷土重来，以及北京高调备战，彻底击碎了国内外企业家的信心，对中国市场前景看低，对中国未来不看好。是以国外商家不再投资大陆，而是进一步加速撤离资金，大量中国知名企业家、有钱人纷纷关闭企业或抛售资产，并“润”出中国，而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早已无力支撑下去，又哪有能力采购更多产品？至于欠债累累的国企，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惨淡的进博会再一次向中南海高层敲响了警钟：当民众对其政权彻底失去信心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网民嚎叫：

七号洞 29分钟前

丧葬为清零帝敲响！禁博会！Nice!

xynet 今天 15:48

"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就是厉害，不服不行！改日看他亲自上阵打湾湾。

Davidz80 今天 15:13

No zuo no die. Zuo to die.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说法貌似有理，确实盲人摸象、缺乏宏观，没有看到“2022年是‘中共百年后的元年’”的历史脉络。所谓“百年之后”也就是“寿终正寝之后”——“寿终正寝”，这是在2019年就由香港特首率先宣布了的（“香港特首称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 。所以“中共百年”（1921-2021年）之后的翌年（2022年），岂不正是“中共百年后的元年”——这时候发生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瘫痪，难道是偶然的？

谢选骏：反向戈尔巴乔夫也是戈尔巴乔夫

《最大威胁不是美国？习近平面临真正的威胁是这些》（2022-11-21 索娜编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三个大国领袖都正在国内外面临著不同的危机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三位所面临的威胁危机却是十分相似。在外部挑战方面，三国都受到俄乌战争、核武威胁、 环境灾害、 台海危机、 新冠大流行、全球大规模飢荒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等的威胁。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顾问哈兰?乌尔曼（HARLAN ULLMAN）今日在《国会山报》撰文分析﹐他认为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言，最大的威胁其实并不在于国外挑战，而是国内的危机。

习近平在追求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其实无意中已经点燃了一颗定时炸弹。上个月稍早时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赢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习近平被外界认为他实际上已经为他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也成为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力的中共领导人。虽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看似无可挑战，但其实中国国内仍然有无数的社会问题正在动摇中共的根基。

中共政府的最根本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内“稳定”。简而言之，这意味著国内必须避免发生任何农民革命、大规模骚乱或对政权影响重大的抗议。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认为只要能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确保中国政治稳定。在此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处理台湾、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防止国内房地产泡沫，就成为了习近平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在国际上，中共其实处于优势地位。中共在俄乌战争中一直支持其密友俄罗斯，但对于普京想要使用核武器方面，中共也公开表现出反对的态度。目前，中共似乎最有能力可以协助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某个阶段进行停战谈判。这也反映出中国正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那么中共领导层目前视而不见，可以说是中国正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反向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于 1985 年担任苏联领导人后，认识到如果苏联想要作为超级大国生存下去，就不能容忍苏联体制的不合理性，因此必须在国内进行重组和开放。

苏联体制僵化而又脆弱。由上层严格控制国家，管理方案僵化，而且无法容忍理性的意见。从本质上讲，苏联完全是按照高层的命令对国家进行管理的，设定了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底层的回应同样荒谬，他们只确保自己能完全遵守高层的要求。柏林围牆于 1989 年倒塌。两年后，苏联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得多的俄罗斯联邦。

然而习近平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习近平没有像邓小平倡导的那样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而是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增强中共的权威和权力，对中国社会实施严格的控制，这与戈尔巴乔夫的尝试和失败完全相反。中国正在回归一个封闭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专制社会，让人想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那段糟糕岁月。

中国目前有大约 700 至 1,000 名亿万富翁的身家正在缩水、失去影响力。甚至有不少企业家还失去了地位和财富。中共现在还正在创建更多国有企业 (SOE) 以取代私营部门公司。

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受到严厉的限制，扼杀中国的私营企业。过往的历史反映出，国有企业永远无法与私营部门竞争。过分依赖国有企业，而打压私营企业的话，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难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也将停滞不前。这也令到许多精英将试图离开中国，进一步限制经济潜力。

可惜习近平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试图创造的这个美丽新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共很可能不会成为美国所说的“步调威胁”，因为习近平在无意中已经限制了中国的发展潜力。这可能会导致美国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谢选骏指出：上文纳闷，为何习近平要做一个反向戈尔巴乔夫也不做邓小平？因为它不懂，邓小平搞的本来就是一个无以为继的烂尾工程，典型的“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邓小平是一个战术上的巨匠，但却是一个战略上的侏儒。正如下文所说，“从集权到分权，从强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窗口期被完美错过。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2008年。第一次，他们枪杀了请愿的学生，第二次，他们情愿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这是现如今一切万劫不复的源头。”

《万劫不复：这是习近平实施严格防疫的真正目的》（2022-11-20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有评论认为，中国的疫情管控是为了战备而对社会进行的重塑。把人都关住了是为了一旦有大规模的国家行为时，方便管理。最难管的阶层密集的地方，就是如今管控最激烈的地方。

严格防疫原来是为了战备动员而进行的预演？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配合清零到何时vs.究竟何时打台湾"，作者吴鲲鹏认为，很可惜，中国两次从人口到人才，从集权到分权，从强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窗口期被完美错过。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2008年。第一次，他们枪杀了请愿的学生，第二次，他们情愿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这是现如今一切万劫不复的源头。文章说，习近平就是21世纪的查理十世，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的学习对象是毛泽东，这就是国内知识界常说的"毛"病不止，积恶成"习"，直到最近二十大"习以为常"，政治局常委全是习家班。不出意料的话，这人会不计一切后果的鲁莽行事，把中国带到末路，绑架14亿人为自己的鲁莽和愚蠢买单。这解释了目前为了战备而对社会进行的重塑，把人都关住了是为了一旦有大规模的国家行为时，方便管理。最难管的阶层密集的地方，就是如今防疫管控最激烈的地方，算的都是政治账，这个和医学没关系和经济发展没关系。

作者认为，病菌一旦成为战胜政治敌人和消灭异议分子的武器，岂肯轻易放手？1949化私为公，1979化公为私，2022再回到老路上，这次不是简单重复，是实现了数字化管理的回归，社会阶层的固化，管理之深，力度更烈。

美国应该放宽对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美国应该对中国学生敞开大门"，作者Diana Fu认为，美国必须将与中国年轻人接触视为其外交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放宽对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恢复交换奖学金项目，并积极吸引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文章说，自1989年中国军队镇压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年轻人保持警惕。他们在严格控制、 旨在灌输对党忠诚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成长，自习近平十年前掌权以来，这种教育势头越来越猛。然而，中国的年轻人仍然具有独立的特质。就在上个月习近平巩固其控制权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于北京召开之前，一名显然孤身一人的示威者进行了抗议，反对习近平日益加强的专制主义。这一罕见的公开抗议很快遭到镇压。但美国和世界各地350多所大学的匿名中国学生在网上传播了抗议者的信息。

作者认为，中国成千上万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仍然是批判性的思考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旨在向该国的年轻一代灌输思想。美国的战略回应应该是确保中国学生能够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思想和维护自由思想的机构，而不是把他们挡在门外。

台湾无人机国家队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中国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摆脱无人机红色供应链就从现在开始"，作者陈永昌指出，台湾无人机国家队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中国，现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则出现前所未有的机会之窗。文章说，中国制无人机大疆曾在俄乌战场现踪，被俄国前总参谋长赞誉为"现代战争的象征"。大疆公司在全球民用与专业用无人机市场市占率一度逼近八成，是挟中共官方扶持补贴低价掠夺国际市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作者认为，美中贸易战再加上肺炎疫情在在暴露美国本土供应链的脆弱性。以药品为例，高达九成五止痛药自中国进口，超过八成抗生素在中国生产。从传统制造业地铁车厢到最先进的电动车电池芯，中国鲸吞蚕食把持供应链例证比比皆是，无人机也难逃相同宿命。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大声疾呼向相同价值观伙伴国家"友岸外包"，就是要拿回经济命脉主导权。摆脱红色供应链，属于现在进行式，并处于最困难的起步阶段。行政院长苏贞昌称，"宁可不要无人机表演"，对刚刚起步的台湾无人机国家队，无疑是一大打击。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国化需要时间，更需要政府继续大力支持。

谢选骏指出：“从集权到分权，从强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窗口期被完美错过。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2008年。第一次，他们枪杀了请愿的学生，第二次，他们情愿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这是现如今一切万劫不复的源头。”——如果这一说法是对的，就可以明白温家宝惺惺作态“民主人权”的苦衷了，他是还怕承担“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的历史责任，所以才装出一副哭肿了的样子。而反向戈尔巴乔夫也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政治立场……不信看看，晚年戈尔巴乔夫其人的政治立场变了，后悔自己导致苏联解体，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最后的总书记。其中关键一笔，是他1989年5月亲临北京，见证了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半个多月之后，镇压这个运动的六四屠杀，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全面瓦解。

谢选骏：富人比穷人更加贫困

《全球贫富差距惊人：最富26人与最穷38亿人资产相等 2019年01月22日  新浪财经）报道：

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周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26人拥有与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口（38亿人）相等的财富，而2017年最富有的43人。

该慈善机构的调查显示，2018年，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每天增加25亿美元，全年增长12%，与此同时，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的财富减少了11%。

这份名为“公共财富或私人财富”的报告是在与会代表们聚集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公布的。

呼吁进行全球税务改革

乐施会敦促各国政府提高企业和最富有者的税率，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报告指出，各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短缺、同时“对企业和富人征税不足”、打击逃税行为不力，助长了不平等。

虽然平均每两天就会诞生一位新的亿万富翁，但乐施会表示，适用于这些人的税率已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该报告，如果对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征收的税率提高0.5%，筹集到的资金将足够用于教育2.62亿儿童，并提供可挽救330万人生命的医疗保健。

然而，乐施会说，这种针对亿万富翁的税收在富裕国家正在减少或取消，而在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实施。富裕国家的企业税率从1970年的62%下降到2013年的38%，贫困国家的这项税率目前平均为28%。

乐施会还指出，在巴西等一些国家，最贫穷的10%人口所缴纳的所得税率甚至高于最富有的10%的人。

政府必须推行变革

乐施会国际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表示，当权者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系统，以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

她在周一的新闻稿中表示：“政府现在必须确保公司和富有的个人支付公平的税收，并将这笔资金投入到满足每个人——包括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妇女与女童——需求的免费医疗保健和教育中来，以此实现真正的变革。”

她表示：“你的银行存款多少不应该决定你的孩子上几年学、或者你能活多久，但这是全球太多国家的现实。在公司和超级富豪享受低税收的同时，数百万女孩被剥夺了体面的教育，妇女因缺乏产妇保健而死亡。“

据乐施会称，全球每天约有1万人因为负担不起的医疗服务而死去。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儿童在五岁前夭折的可能性会提高一倍，而富裕家庭儿童在教育方面的开支会增加一倍。

‘干预政策’

但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副主任凯特-安德鲁斯（Kate Andrews）认为，乐施会的报告“过度关注富人”，未能提供减少不平等的有效解决方案。

她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最重要的目标是结束世界贫困，那么乐施会就应该说明建立正确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理由，这些框架应该允许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并且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相反，他们提倡打破底线的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其推荐的干预政策更有可能破坏财富，而不是成功重新分配财富。”

《疫情加剧全球贫富分化：前10大富豪财富是31亿人的6倍》（上观新闻  2022-01-17 ）报道：

尽管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导致上千万人陷入贫困，但在疫情期间，全球最富有的亿万富豪的财富仍然大幅增长了。

根据一份由福布斯数据汇编的最新报告，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全球最富有的10位富豪的财富在疫情期间实现翻番，达到全球最贫穷的31亿人口财富总值的6倍。

汇编数据显示，亿万富翁的总财富从2020年3月的8.6万亿美元飙升至2021年11月的13.8万亿美元，增幅超过5万亿美元，并超过过去14年的增长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10位亿万富豪的总财富增长超过一倍，平均每天财富增长超过13亿美元。

这份报告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线上举办前发布，将对政府推动“富人税”等政策产生影响。一些支持征收富人税的人士认为，富人税应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系统、支付疫苗费用和应对气候危机等方面。

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资金刺激经济，但最新的财富报告显示，其中大部分经济支持最终落入了受股市繁荣提振影响的亿万富翁的腰包里。

去年，科技巨头是标普500指数上涨最大的推动者。2021年该指数表现最好的六家企业都是大型科技公司，以微软和苹果为首，在过去一年中分别上涨了51%和34%。

财富位列全球前十的亿万富豪包括特斯拉CEO马斯克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根据福布斯的实时数据，目前马斯克和贝佐斯的财富净值分别为2681亿美元和1880亿美元。过去一年里，马斯克的财富净值增加了超过1000亿美元。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2021财年获得9873 万美元薪酬，是苹果员工薪酬中位数的超过1400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疫情是否会让富有的人更加富有并不会是一般性的结论，但疫情之下，可能数字经济领域和传统出口制造商的财富增长相对更快了。”

批评者认为，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不仅降低了所有人抵御新冠大流行的能力，而且还使得那些已经非常富有和强大的人能够利用这场危机谋取私利。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新冠疫情以来，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数量出现了20多年来的首次上升。2020年全球有97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

疫情之下，粮食危机和疫苗不平等已成为主要问题。去年11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主任戴维·比斯利（David Beasley）曾呼吁包括贝佐斯和马斯克在内的亿万富翁立即行动，“一次性”地帮助解决世界饥饿问题。

这一呼吁得到了马斯克的直接回应，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该组织能够确切地说明资金将如何解决问题，他将立即出售特斯拉股票并采取行动。

在美国，民主党已经提议对亿万富翁的投资收益每年征税，从而为拜登政府1.75万亿美元的社会和气候计划提供资金。民主党认为，这种方式还将堵住超级富豪无限期推迟缴纳资本利得税的漏洞。

作为回应，上个月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预计2021年个人交税将超过110亿美元，他所交的税也会超过历史上任何美国人。

马斯克在2021年的最后两个月内陆续出售了多达10%的特斯拉股票，总价值接近200亿美元。过去一年中，特斯拉的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

马斯克曾公开反对“富人税”。他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商业市场的干预，因为相比很多商业化公司而言，美国政府支配财富的效率要低很多。

张军也认为，不需要征收“富人税”。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应该相信，富人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

新冠疫情也加大了全球疫苗接种的不平等，一些贫穷人口无法获得疫苗。世卫组织已经批评富有国家囤积疫苗，为其人口接种加强疫苗，但未能兑现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的承诺。美国此前承诺，通过世卫组织的COVAX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将向中低收入国家捐赠5亿剂疫苗。

谢选骏指出：为何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因为“富人比穷人更加贫困”！网传——“1990年，美国一家杂志社干了一件趣事：以退款的名义给58名亿万富翁分别寄了一张1.1美元的支票，26人都去把这张支票取现了。杂志社又给这26人分别寄去64美分的支票，13人都去取现了。它再给这13人寄去13美分的支票，总共两人取现：川普和沙特军火商卡舒吉，这个卡舒吉正好是被分尸的记者卡舒吉的叔叔。”可是我亲眼见过许多乞丐对地上的一分钱硬币看都不看，更别说捡起来了！这证明乞丐都比川普大方。正是因为“富人最贫困”，所以它（他她）们才会拼命搜刮，日益膨胀其财富的！

谢选骏：民主可以成为专制的工具

《中国和伊朗等威权政府利用美国私家侦探监视在美异见人士》（BENJAMIN WEISER, WILLIAM K. RASHBAUM 2022年11月16日）报道：

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基弗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雇负责监视一名伊朗异见人士。而联邦调查局探员同时也在监视。

迈克尔·麦基弗通过自己的网站接到的这份工作并不特别，他在纽约做私人侦探的几十年里经常收到这样的要求。

一个国际客户想让他帮忙追踪一个从迪拜逃出来的债务人，据信他现在在布鲁克林。麦基弗要监视一所房子，给进出的人拍照。他被告知：“他们非常小心，请谨慎行事。”

麦基弗和一名助手开始轮流进行监视，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队人也在监视同一个地址。这些人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其中一人很快就联系了他们，并且发出了警告。

“你的客户不是你想的那样，”麦基弗说那名探员告诉他。“他们都是坏人，他们不怀好意。”

现年71岁的麦基弗后来得知，他被伊朗情报人员利用，参与了涉嫌绑架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的计划。阿林尼内贾德是一位著名的伊朗裔美国记者，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伊朗侵犯人权、歧视妇女，以及监禁和折磨政治对手的行为。

“我们担心他们会抓住她，把她带回国，可能还会杀了她，”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反间谍和网络部门的前负责人詹姆斯·丹内希说，他现在负责联邦调查局在纽瓦克的办公室。

执法官员说，在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调查人员受雇于一种新的客户——伊朗和中国等威权政府，他们试图监视、骚扰、威胁甚至遣返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异见人士。

过去两年的联邦起诉书和投诉详细描述了纽约、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私人侦探被卷入此类阴谋的案件。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他们认为还有一些人也卷入了此类阴谋。大多数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后来与当局合作；然而，也有一些人遭到起诉。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学者布鲁斯·霍夫曼说，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常规途径雇佣调查员，了解一个人的住所、手机、社保号码和工作地址的详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国家安全机构。

“在我看来，这是21世纪低成本、低风险的国家支持恐怖主义，”霍夫曼说。

官员们表示，这一策略是在一波广泛的镇压浪潮中出现的，其他行为包括在英国等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对者下毒；2018年沙特阿拉伯诱骗著名批评者贾马尔·哈苏吉前往该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在那里将其残忍杀害和肢解；以及根据全球促进民主的自由之家2021年的报告所称，土耳其在至少31个国家追捕其认定的敌人。

在涉及阿林尼内贾德的案件中，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于2021年7月对一名伊朗情报官员和三名同伙提出绑架阴谋指控，他们都在伊朗。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该国，就不太可能被逮捕，但官员们表示，除了保护潜在受害者之外，他们的目标是揭露和阻止外国政府最高层策划的阴谋。

大多数私人侦探的日常工作与电影和文学作品中被美化的描述相距甚远，在那些描述中，他们的工作来自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和受害的配偶。如今，许多任务都是通过互联网接到，没有面对面的接触。

“如果另一边有这样一个人——一个会撒谎、会制造烟雾和假象的情报专业人员——有时很难正确审查这些客户，”达拉斯私人侦探、世界侦探协会官员韦斯·比尔登说，该协会有大约1000名成员。

许多私家侦探——其中一些有供职于执法部门的背景——有明显的老派作风。麦基弗的网站上写有“通过诚实和证据传递真相”的格言，列出了诸如就业背景调查和“不忠与婚姻调查”等服务项目。

这种街头巷尾的跑腿工作也可以为情报行动提供基础，外国政府可以躲在暗处以低廉的成本进行这种行动。

“这是他们使用的代理，他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在这里做很多肮脏的工作，”联邦调查局的丹内希说。

伊朗记者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多次揭发不法和腐败行为，有人威胁要逮捕她，或者使用更可怕的手段。

伊朗记者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多次揭发不法和腐败行为，有人威胁要逮捕她，或者使用更可怕的手段。

他说，在阿林尼内贾德一案中，伊朗人想知道她的情绪，她的精神状态，甚至她的肢体语言。她是否总在慌张地回头张望，还是看上去无忧无虑？

麦基弗说，得知伊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后，他秘密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提供了进入自己电子邮件账户的权限。联邦调查局官员证实了他的合作。麦基弗没有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随着陆续有私人侦探落入这种他们经常发现的陷阱，联邦调查局表示一直在联系专业团体，提醒他们注意。

“我们越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私家侦探和其他人就越有机会学会发现这些危险信号，”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反间谍官员罗曼·罗扎夫斯基说。

并非所有私人侦探都能避免法律纠纷。55岁的纽约警察局退休警官迈克尔·麦克马洪的第二职业是私家侦探，他于2020年被捕。他面临的指控包括为中国政府充当非法代理人、跟踪和两项阴谋指控。检察官表示，他参与了一项强迫一名居住在新泽西的中国公民返回中国的行动，该公民只被确认为无名氏一。

麦克马洪说，他很震惊，他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国工作。

“当我读到针对我的起诉时，”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感到很不舒服。正如我的背景所显示的，我毕生致力于维护法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犯罪。”

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克马洪被控为中国做事，他说他从未犯罪，也不知道他的雇主是一个敌对的外国政府。

麦克马洪在一次采访中说，2016年，他从一个通过他的网站找到他的女人那里接到了一份工作。他说，他被误导，以为她是代表一个来自中国的客户，这个客户正在寻找一个现居新泽西州的人，他偷了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钱。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人——这是你的业务范围吗？”他记得她这样问。

“我说，‘对，我就是干这个的。’”

麦克马洪说，这名女子声称自己拥有一家翻译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给了他一张支票。他说，2016年和2017年，他在新泽西进行了五次监视，每次都通知了当地警方，他把车停在了一处住宅外。麦克马洪说，这证明他没什么好隐瞒的。他说，他还雇佣了另外两名调查人员来帮忙，他们都是纽约的退休警探。

麦克马洪说，2020年10月的一个清晨，他在位于新泽西州卑尔根县的家中被他的狗和敲门声吵醒，有十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警察前来逮捕他。

司法部官员说，麦克马洪和其他一些被告（其中一些在中国）参与了中国政府的一项名为“猎狐行动”的强势行动。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表示，麦克马洪是该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被告迈克尔·麦克马洪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工作后，”起诉书称，“同谋者计划了一项具体的引渡行动，通过心理胁迫跟踪并遣返无名氏一。”

检方表示，麦克马洪知道无名氏一受中国政府追捕：他曾在进行监视时，用电子邮件给自己发了一个中国的英文报纸页面链接，上面列有100名在一场反腐运动中被通缉的逃犯，其中包括无名氏一。

检方还说，麦克马洪在与一名共同被告（此人是中国公民，曾住在皇后区）谈话时曾提议把车停在无名氏一的房子外面，对其实施骚扰，“让他知道我们在那里。”

麦克马洪的律师劳伦斯·卢斯特伯格说，私人公司经常雇调查员，寻找同时也被当局追捕的人，他的当事人有关骚扰的说法只是建议他们进行更公开的监视，但他说，这从未发生。

“我没有看到一份证据，表明迈克知道自己以任何形式为中国政府工作，一份都没有，”卢斯特伯格说。

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拒绝置评。

卢斯特伯格指出，他的当事人也没有得到与调查人员合作的机会。

“在他被捕之前，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嘿，你知道这里的情况吗？你正在被中国政府利用，’”卢斯特伯格说。

伊朗是一个在国内面临激烈抗议浪潮的神权国家，多年来也一直盯着国外的批评者，并且利用美国的侦探。2020年7月，麦基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注意布鲁克林的那栋房子，他后来得知那栋房子是阿林尼内贾德的住所。

据起诉书，发件人基亚·萨迪吉写道：“我代表一位客户与您联系，寻找一名来自阿联酋迪拜的失踪人员，该人为躲避债务而逃离。”

阿林尼内贾德在伊朗当记者时，曾经常对渎职和腐败进行曝光，并因撰写批评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文章而受到逮捕或更糟的威胁。2009年，她的记者证被吊销，被迫逃离伊朗。在住地布鲁克林，她一直在新闻媒体上高调露面。今年7月，一名携带着上膛AK-47突击步枪的男子在她家门外被逮捕。

麦基弗说，他对阿林尼内贾德一无所知。据起诉书的说法，萨迪吉在邮件中写道，需要麦基弗在一个“潜在地址”监视该失踪人员的服务。

“我们需要记录该地址居住者和所驾驶车辆的高质量图片/视频，”一封邮件写道。萨迪吉在另一封邮件中写道，客户想得到“人脸和汽车的照片”以及车牌号，“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得到邮箱中的信封照片。”

对麦基弗来说，这份差事似乎一点也不复杂：“我原以为一天就能干完。”

起诉书指出，萨迪吉是伊朗情报人员，他曾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侦探进行研究，并雇佣他们为伊朗情报机构获取监视服务。

2020年7月22日，麦基弗给萨迪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汇报监视工作已经开始，并附上了一张该住宅的照片。

同年8月和9月，麦基弗收到再多工作几天的要求，包括提供照片和视频。一封电子邮件写道，该客户还想得到“每个访问该地址的人脸照片，即使只是营销人员和销售人员。”

“所有人和事的照片，”萨迪吉在另一封邮件中写道。“客户想得到大量的内容，即使是你或许认为没有价值的内容。”

2020年10月，麦基弗接到了联邦调查局打来的电话。他同意合作。

“我当时的反应是，嘿，不管你需要什么，我都配合，”麦基弗说。

麦基弗说，他在联邦调查局完全知道的情况下继续与萨迪吉联系，并在2021年初进行了更多监视工作。又一次，萨迪吉曾问是否能把一辆配有摄像头的汽车停在那栋房子前面，提供实时视频。起诉书说，麦基弗的这些服务总共得到了不到6000美元的报酬。

回过头来看，麦基弗不认为自己忽视了萨迪吉一再要求中的明显危险信号。但他承认，他错过了一些可能引起怀疑的线索，比如，他向萨迪吉提出的问题从未得到过满意的回答。

例如他说，他问了所谓的逃债人的姓名，以便确定用这个名字的人是否住在布鲁克林的那个地址。他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现在认为，伊朗人曾试图阻挠他可能独自进行的任何核实。

“我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对那栋房子进行追踪，找到‘谁住在这里？’”麦基弗回忆说。“然后，我就可以谷歌一下那个女人的名字。”他说，如果他知道了她的名字，他的反应会是，“哇，等一下。”

阿林尼内贾德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了解到监控程度之深后非常愤怒。

“我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伊朗政权雇人监视，”阿林尼内贾德说。

据起诉书的说法，秘密策划者研究了从阿林尼内贾德的住所到布鲁克林海滨的路线，以及用船将她带到委内瑞拉再送回伊朗的方法。

“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有可能干成这件事，”麦基弗说。他还说，“我很高兴他们没能成功。”

麦基弗说，在他多年的私人侦探生涯中，他总是努力保持警惕，对自己接手的差事认真核查。他不认为自己缺乏经验，但他知道客户会撒谎。他说，如果说这件事给了私人侦探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当心不要遭人利用。

“我就被利用了，”他说。

Benjamin Weiser是报道曼哈顿联邦法院的记者。他长期作为跑口记者和调查记者报道刑事司法。在1997年加入时报之前，他在《华盛顿邮报》供职。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BenWeiserNYT。

William K. Rashbaum是城市新闻栏目的资深作者，他的报道包括政治和市政腐败、法院、恐怖主义和更广泛的执法问题。他是获得2009年普利策突发新闻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私家侦探对于自己接受的任务真的“不知情”吗？如果是真的，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称职的侦探呢？他连自己的委托人是什么来历都不知道？这也太不专业了。事实上，这正好说明了，民主可以成为专制的工具——以上不是一个孤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网络防火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杰作，它怂恿厂商和技术人员，为了盈利专门帮助极权政府安置设施，用于屏蔽自由世界传播给封闭社会的电子信息。但是，美国警方并没有对这些电子厂商采取任何行动，它们不仅逍遥法外，而且盈利超过私家侦探一亿倍。可能正因为他们的罪行太大了，所以不仅不受惩罚，还受到了奖励，因为它们可以帮助美国社会分享中国大陆的人血馒头。

谢选骏：大国共识就是背信弃义

《G20巴厘岛峰会宣言“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解读特殊时期的大国共识》（陈岩BBC中文 发自印尼巴厘岛 2022年11月16日）报道：

11月16日，G20（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领导人们通过一份宣言，“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要求其无条件从被占乌克兰领土上撤军。

这份文件中也能看到一些措辞留有余地，比如“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乌克兰的战争”，再比如“对局势和制裁有其他看法和不同评估”。

作为成员之一，俄罗斯肯定不属于进行谴责的“大多数成员”。

今年3月联合国关于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中印都投了弃权票。但在此次峰会上，中印两国没有进一步表明立场。

在很多人看来，即便达成上述成果，已经颇为难得。德国总理肖尔茨评价，G20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找到了明确的用语，非常好。

“中国已经抛弃了俄罗斯”

政治学教授、G20研究组织（G20 Research Group）创始人约翰·柯顿（John Kirton）将宣言形容为“重大突破”。

他进一步解释称，这份宣言的意义在于，点名俄罗斯实施的是侵略行为，也明确了终局，即“完全和无条件的撤退”，潜台词是不要搞什么停火协议，而是应该完全撤出被占乌克兰领土。

“这意味着，俄罗斯对G20所说所做，失去了任何否决权；还意味着中国已经抛弃了俄罗斯，不仅不再有什么不设上限的友谊，而且根本就没有友谊。”柯顿说，“这（宣言）比我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强烈和具体得多。”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48小时内一对一会见了九个国家领导人。

中国在这份宣言中扮演的角色成为热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俄是否还有不设限的友谊，马克龙回答，“习主席一直很明确，中国一直在呼吁和平。如果我去看中国方面的声明，有一种真挚的情感，我知道他是真诚的，我知道中国非常重视联合国的宪章，而且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会后，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稿件，提到“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但未提及宣言中的任何内容。

被打乱的议程

G20最初是财长和央行行长间的协调会，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才升级成领导人峰会。而当前全球经济像一位病人，经历新冠疫情后，大病初愈之时，还被通胀、失业等后遗症困扰，没想到又遭遇俄乌战争，能源价格飞涨，病症雪上加霜。

这是疫情后三年来全球领导人最多的一次峰会，外界对于很多积累的问题也充满了期待。

这次峰会还有另一重象征意义，因为这是疫情后三年来，人最齐的一次峰会，全球领导人不戴口罩共处一室，即便疫情管控最严的中国，也在峰会前五天部分放松管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场全球疫情的接近尾声。

但这些重要因素几乎都淹没在俄乌战争投下的巨大阴影中——俄外长面对多国批评声后提前离开，乌克兰多个城市突遭炮击，一枚俄制导弹甚至落入北约成员波兰境内并造成伤亡，事件在会场内外迅速引起轩然大波。

这一系列事件打乱了G20议程。今早（16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凌晨五点被从梦中叫醒，听完波兰事件的汇报后，急匆匆赶往一场临时加开的会议——在G20会期和会场，加开的一场G7会议。

图像来源，EPA

图像加注文字，

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以及北约成员波兰遭受袭击的消息传来，G7七大工业国，包含欧盟的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紧急会议。

事态似乎紧张起来，北约盟友受袭，如同所有国家受袭，但临时会议后，气氛缓和下来，拜登说，落在波兰的导弹“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G7的领导人们急匆匆地与另外13位同僚汇合（俄外长走后由财长替代），在一片红树林中，身穿统一的G20主题POLO衫（拜登甚至没来得及换装），植树、摆拍。前一刻还在为战争忧心忡忡，后一刻铲起一锹土，对着镜头微笑。印尼矢志于恢复红树林，加强减碳，因而安排了这场活动，但被一颗导弹所掩盖。

此后，G20的议程似乎重回正轨，除了两点：

无论法国、土耳其，还是印尼，无论是不是北约国家，当天所有召开记者会的领导人，都要先回答记者，怎么看“落在波兰的导弹”；苏纳克因为临时会议，错失与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后者在48小时内一对一会见了九个国家领导人。

G20会不会变成G19？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强调G19，而非G20，显然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专家也表示，普京缺席，以及宣言对俄罗斯的谴责，折射出该国在G20的位置。

峰会闭幕式，印尼总统佐科用力敲下木槌，并递给下一届主席国印度的领导人莫迪，掌声、笑声、快门声同时响起，但下一届G20峰会如何，还会不会有俄罗斯，成为新的悬念——2014年，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使其被G8开除，成为G7；那么2022年俄乌战争，是否会使G20变成G19？

我们的受访者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进一步强调G20这个平台的重要性，尤其在地缘政治冲突的时代。

“峰会能够举行，本身就是另一个成功。”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分析师詹姆斯·考伯垂（James Crabtree）认为，“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人们担心因为会由此产生太多分歧，根本不可能举行峰会，整个G20会就此崩塌。”

考伯垂承认G20的作用不如以前，“由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无法相互合作，在通货膨胀、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上，即便有进展也微乎其微，因此虽然有这么一个组织，但合起来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印尼财政部长、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慕利亚妮（Sri Mulyani）曾参加2008年首届G20峰会，她接受BBC中文专访时并回忆，当年在金融危机压力下，“全球领袖们有种再也未见过的团结和效率”。

对于如今的峰会，慕利亚妮依然认可其价值和重要性。她认为通过各国领导人的会面，以及一系列双边会谈，能够促使弥合成见。

“这不只是G7，不是一个你和你自己的盟友，或者中国和他的朋友，或俄罗斯和他的朋友，而是非常多元化的20个国家，形成一种基于和平、稳定和互相尊重的工作秩序，因此我们产出成果，受到赞誉，如果就此放弃，好像我们不再关心，那么世界将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慕利亚妮说。

回到经济议题

关于经济，宣言称，二十国的央行将在关注全球通胀问题的前提下，调整货币紧缩政策（往往意味着加息），同时有必要限制加息带来的“跨国溢出效应”。

宣言中还重申对避免汇率过度波动的承诺，同时认识到今年“许多货币已经出现了大幅波动”。

值得一提的部长级会谈发生在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之间，这是耶伦第一次与中国经济高管面对面会谈，共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前，耶伦表示，希望对中国的政策和计划有新的了解，并努力实现两国之间更多的经济层面的接触。

此外，宣言中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核武器：领导人一致认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维护国际法至关重要；和平解决冲突至关重要，"今天的时代决不能是战争的时代"；

粮食和能源安全：承诺缓解物价上涨，增加投资，支持自由贸易和可再生能源，以及稳定市场，同时黑海谷物倡议表示欢迎，该倡议由联合国促成，允许谷物和其他食品从乌克兰的港口出口，不过协议将在几天后到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透露关于延长该协议的讨论正在进行）；

公共卫生：承诺继续加强各国卫生系统，共享卫生数据和研究，以对抗未来的大流行病；

气候变化和环境：将继续努力把温度上升限制在1.5°C，努力停止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谢选骏指出：上文谈论“大国共识”，却不懂得战国时代的大国共识就是背信弃义、食言而肥——“中国已经抛弃了俄罗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谢选骏：马克思《资本论》的人力资本只是畜力资本

《<资本论>中的人力资本思想探究》（2011年12月1日 陈丽）报道：

［提要］人力资本学说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论述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萌芽，以研究在《资本论》中隐含的人力资本思想。

资本是指可以带来剩余价值，即可以获得超过其价值的价值。少数的经济学者认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要使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它就必须具有资本概念的一般特性与实质内涵，即价值性、增殖性、差异性、独占性和可转让性。这些经济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化资本相对的形式，不具备以上四种特征。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最早始于亚当·斯密，后来李斯特提出了精神资本的概念，他主张把教师列入生产者之列；人力资本学说的赞同者还有西尼尔，他提出了智力资本的概念；使人力资本学说得到发展的是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他们重新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且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挣得收入量化来深化对人力资本的理解。当然，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并非西方经济学家的专利，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多处闪烁着人力资本思想的光辉。虽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没有明确地使用过人力资本概念，但却有劳动力商品、可变资本的概念，这些概念和相关理论与当代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相通之处，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

一、人力资本的价值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劳动力商品，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自然具有价值。马克思认为，“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水平状况下维持自己”。此外，“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马克思还认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价值总和中。”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从以上论述中可推敲出以下三点：

1、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价值构成。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这种使用价值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表现为劳动者维持自己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三个部分：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养活劳动者家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的教育训练费用。

2、阐述了教育和训练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途径，并认为教育费用应该包含在劳动力价值之中，由资本家来支付。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在马克思看来是从属于资本家的，是被动的，这个过程的发起是为适应剩余价值的生产，由资本家组织完成的。

3、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自然条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范围、数量和质量上都不相同。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也日益提高，因而劳动力价值有上升的趋势。这里他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国别（地区）差异、价值增值的因素，也表露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相通的。

二、人力资本的增殖性

马克思认为，所谓资本，其实质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同时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这一区分使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不变资本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可变资本才能带来剩余价值，只有工人的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里所讲的“可变资本”，实质上就是人力资本。

马克思指出：“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它们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即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

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上没有一个人能比马克思认识得更深刻、论述得更清楚。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不仅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且也为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揭示了在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创造作用。这个思想和结论实际上被后来有关人力资本的各种经验和理论研究印证，直到今日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三、人力资本的差异性

在当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差异性。单个的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的不同会导致其所获得的技能不同，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同。即人力资本具有完全的差异性。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纺纱与织布的劳动是不同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不同的。马克思就是通过将劳动区别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来区分人力资本的差异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了当社会财富的创造越来越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脑力劳动为主的时候科学劳动和管理劳动的作用。他指出：“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了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一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了另一种从属的要素”。马克思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别，不同的人力资本在使用中形成的价值量也就不同。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在使用中不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同时，马克思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价值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也印证了一些国家经济所取得的大幅度的进步。

四、人力资本的独占性和可转让性

所谓人力资本的独占性就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能通过同人力资本之间的所有权或产权关系实现对增值部分的索取。人力资本的可转让性就是指人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兑现，来获得报酬。将两者综合起来就是人力资本的产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劳动者”。“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法律上平等的人”。

马克思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性质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契约形式，给予工人完全的人力资本私有机制。虽然人力资本不仅具有属于个人私有的特征，但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本依附于人而存在，并以具有劳动能力为条件，在幼儿时期，无人力资本存在，随人的年龄增长，人力资本逐渐步入形成期、收益期和消费期；第二，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体现并得到价值增殖，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只有通过改变物质资本的形态或运用物质资本，才能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或使用价值中，并创造出新的价值。

五、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思想的总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其思想主要分布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在当今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定义、价值构成、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创造作用、差异性和产权特征等，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角度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研究拓展了理论视野。马克思还强调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和经济剩余的归属性，虽然没有进一步针对具有资本一般共有的增殖性的人力资本的效率作更多的深入研究，但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为当前我国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投资特性，更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建立更好的人力资本报酬机制以及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依附性，避免人力资本的浪费提供了巨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对劳动力商品的研究中，马克思关注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和交换，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确定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通过分析得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他的理论与当代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相通的，说明了马克思对人力资本学说的肯定。（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建民.劳动力商品与人力资本[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2001.6.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Jacob Mincer.张凤林译.人力资本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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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极力盘活马克思的《资本论》，企图通过“《资本论》中的人力资本思想探究”，来让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资本论》跟上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发展。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据我所知，马克思《资本论》的“人力资本思想”，最多只是“畜力资本思想”，否则如何解释他的理论基石“剩余价值论”呢？尽管这个剩余价值论也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但却是“无产阶级革命”强盗逻辑的前提啊！所以老实说吧，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不懂人力资本，至少不懂二十世纪的人力资本。马克思的眼里，只有会劳动的畜生，就像他老婆的女佣一样，给他生了私生子，也不算一个正常的女人！这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吗？《资本论》不懂人力资本，因为连马克思坐骑之下的女人都不是人力资本，最多只算畜力资本。

谢选骏：把律师连同其家人一起关进笼子里

《中国律师大抓捕， “709”事件重演？》（2020年1月7日 BBC）报道：

中国知名政治活动家许志永说，自己因为担心被捕，已逃亡，警方对此询问过他的家人。

从2019年末开始，中国公安（警方）多地拘留或传讯了十几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包括著名律师丁家喜、曾任大学老师的张忠顺、戴振亚等。另一名人权行动者，法学博士许志永因担心被捕，已躲藏起来， 警方也已就其下落询问过家人。

此次抓捕是四年前“709”事件之后对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打压。2015年7月起，当局在中国20多个省份抓捕了上百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被称为“709”事件。多位被检控的律师曾经处理过政治敏感案件。

导火索——“厦门会议”

12月26日起，中国公安陆续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展开抓捕行动。这次行动据猜测与12月中多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参加的一次聚会有关，但此次聚会的公开信息甚少。

丁家喜于12月26日在北京一位朋友家中被警察带走，警方还没收了他所有的个人物品，包括手机、电脑等。他在美国的妻子罗胜春向BBC确认，山东烟台警方周一（1月6日）口头通知丁家喜的家人，让他的律师直接和警方联系，但没有给出任何官方传讯或拘留文书，以及涉嫌罪名。

丁家喜的朋友、人在美国的华泽称，张忠顺和戴振亚在12月26日分别在烟台和厦门被山东公安带走，分别涉嫌“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丁家喜的朋友、人在美国的华泽称，张忠顺和戴振亚在12月26日分别在烟台和厦门被山东公安带走，分别涉嫌“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根据一份由烟台市公安局对张忠顺发出的《扣押决定书》，该侦查涉及“12.13项目”。文书显示，公安扣押张忠顺的2台计算机，5台手机、20多本书籍，以及其他个人物品。

张忠顺的女儿1月3日在Twitter上发帖称，公安在搜查其父母住所时，说找到了245发子弹。“我妈告诉我这根本不是我家的东西，这是天大的栽赃，”她写道。

除此之外，35岁的公民运动人士、工人李英俊于12月26日被山东公安从福建漳州带走，所涉罪名不详。另外，黄志强、刘书庆、卢庭阁、庄道鹤、卢思位等多位律师在12月29日至1月4日期间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罪被传讯。黄志强于1月4日取保候审，其他律师现已释放。

担忧“709”酷刑重演

今年53岁的丁家喜曾是航空工程师，后来转任律师，曾与许志永等人发起“新公民运动”。他于2013年4月因参与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移民工人子女教育平权，被刑事拘留，后来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定罪，判刑三年半。

其妻罗胜春说，自己“非常担忧”丈夫这次的处境。因为对比2013年，丁家喜被捕后，家属允许聘请律师，获知开庭日期，并允许会见。但这次，距离丁家喜被带走已过去10天之久，得知消息甚少，她对此“特别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我希望整个程序公开、透明。不许施加酷刑、不许刑讯逼供、不许灌药、不许栽赃诬陷，不许让对‘709’所做的恶劣事情重演”，罗胜春说。她强调，丁家喜温和、理性，不会做任何违法事情。

根据在美国的非政府团体人权捍卫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记录，未参加“厦门会议”的人也被传讯，据分析，他们曾在其他场合与参加者聚会过。

华泽告诉BBC中文，多位被抓捕人士遭受逼供，长时间审讯、不允许吃饭等经历，并被警方要求以证人身份互相揭发。

在逃许志永回应

中国知名政治活动家许志永说，自己因为担心被捕，已逃亡，警方对此询问过他的家人。在一份转交给BBC中文的自拍视频中，许志永称，“当此危难时刻，我想我有责任站出来，向全世界讲述真相。”

许志永是“公盟”和“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是推动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倡导非暴力运动。他于2014年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4年刑期，出狱后基本被全天候监控。

许志永说，这次大范围抓捕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他说，“过去七年来，几乎所有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群体都被打压，公民群体一直承受着压力。因为他们（当局）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做臣民，而我们执着地想唤醒国民，做一名公民。”

他称所谓的“厦门会议”是“公民群体的一次线下见面”，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

“可你很难以想象，在专制的中国，这居然成为我们的罪状”，许志永说。

许志永说，出狱后多半时间在写一本书，描绘心中美好中国的道路，并继续推动公民运动。他说，“过去七年以来，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大幅倒退。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空间被大幅压缩。与此同时，严格的社会管控正导致经济萎缩，维稳体制正在不断耗竭国家财富。我们非常担心中国的经济、民生，我们将要结束30多年的繁荣增长，进入衰退、滞涨，贫困。”

对于被捕人士将面临的境况，许志永说，“监视居住”其实就是单独关押，通常意味着刑讯逼供，很多“709”律师都经历过。他担心被抓捕的人正在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呼吁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许志永说自己一旦被抓捕，可能面临残酷的刑讯逼供及漫长的刑期。

不过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忠于良心，可是我们要为这个国家付出代价。有时候我在想：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换来中国宪政文明？爱中国，所以努力要让她更美好，如果上天要我为这个国家奉献出一切，我相信天命——我愿意。”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发誓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由谁来执行这一本来属于上帝的使命呢？换言之，难道共产党的权力不是权力吗？如果不是权力，那是什么呢？

《高智晟失踪五年 BBC专访耿和：“我被迫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选择”》（2022年11月19日 白麦克（Micheal Bristow）BBC记者）报道：

2012年2月14日耿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

耿和多年来积极活动，希望让外界更多关注高智晟的遭遇。

耿和，本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女性，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却遭受了迫害、监视和骨肉分离。在习近平刚刚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开始第三个任期之际，她这些年的遭遇揭示了中国的黑暗面。

耿和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意识到国家政权的强大是在哪个地方。那一天，她带女儿去北京的一个理发馆理发。

突然间，几十个人闯了进来，让她们跟他们走。那些都是秘密警察。

起初，耿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她问是否可以理完头发再走。回答是：不可以，必须马上走。

她走到外面一看街上有更多警察；回到住处楼道口下，还有警察在等着他们。

她说：“我抬头一看，一楼二楼整个密密麻麻的，都满了。”

他们住的公寓被搜查，她被告知丈夫高智晟在他姐姐山东的家里被捕了。

那是2006年，从那以后他们一家人的平静生活就走到了尽头。

维权律师

耿和的丈夫高智晟是一名律师。他曾经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但后来他开始为那些当局不希望保护的人维权。

他帮助维权的对象包括被取缔的法轮功成员、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和反对强行征地的上访者。

在高智晟被捕后的几年里，他先是被控煽动颠覆罪判刑入狱，刑满之后仍然受到软禁。

至于软禁，警察在高智晟耿和夫妇公寓楼下特别盖起了房子，派人入住其中方便全天24小时监控他们。

耿和回忆说：“我有时候会打开窗帘看看有多少警车在下面，是什么情况，我是有点害怕和恐惧，我就老担心明天又有更大的事情出现，我就会问丈夫今天晚上有多少警车在楼下。”

“他说你看他们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他们脸子。”

这种监视居住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甚至很难找到一所愿意接受女儿上学的学校。

耿和不得已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带着1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逃离中国，把丈夫留下。

说到这里耿和哽咽流泪：“我一直很纠结，因为我必须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而我选择了孩子。”

2009年，在人权活动人士的帮助下，她和两个孩子逃离了中国。耿和和高智晟虽然早就商量好他们应该离开，但出走的那天非常匆忙，事先都没能告诉他。

她不愿透露他们离开中国投奔自由的细节。她解释说：“其他人可能还需要使用同样的路线。” 但是，这包括他们曾躲在公交车的行李舱中度过的一段时间。

最终，他们被偷渡出中国到了泰国，在那里美国同意给他们提供庇护。

在美国的生活最初非常艰难。面对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耿和疲于应对，现在也仍在挣扎。她总是担心孩子们。

可以想象，没有父亲的他们日子很难过。高智晟和耿和的女儿耿格曾经因为精神健康问题在医院接受治疗。

13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过去，并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现年28岁的耿格刚刚结婚。

儿子耿天宇今年19岁，已经被大学录取学医。耿和为孩子感到骄傲，她说：“他很乐观，每天都很开心。他专心学习，还打一份工。一切都很有希望。”

失踪

但高智晟在家人逃往美国后境况更加恶劣。

他说自己在监狱内外都受到酷刑折磨。2014年他刑满出狱时，身心健康都严重受损，很多牙齿都非常松动，可以随手拔出来。

美国有位中国法律专家把这种情况称为“非释放型释放”。

耿和有时还能打电话给高智晟，问问他的情况。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五年前她与他的一次通话，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耿和回忆说：“我不记得我们到底谈了什么，因为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他，问他怎么样了。他的情绪不错，说他很好。他就是那种人，总是积极向上。”

可是几天之后，当她再打电话时，却没有人接听。此后，她再也没有听到丈夫的消息，甚至不知道他是否仍在人世。

耿和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我最害怕的是，共产党会以新冠病毒为借口，让他永远消失。”

她担心中国当局会说高智晟死于新冠病毒，这样正好能免除政府的责任。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拒绝回答BBC记者就高智晟情况提出的询问。

株连

高智晟受到如此打压的同时，针对他的行动也波及到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他第一次被捕是在姐姐家中，从那以后他姐姐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她忧郁成疾，两年前自尽身亡。

耿和的姐夫也有类似的遭遇。他有重病，但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因为警察拿走了高智晟亲属的身份证。 他也自杀了。

所有这些发生在亲人身上的事情可想而知让耿和绷紧神经保持高度警惕。

几年前，在她旧金山附近的住所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她在明处对方在暗处所以很难看清楚，但她担心这可能是与中国当局有关的人，于是拿起放在屋里的手枪，开了一枪警告。这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个陌生人逃走了。

寻找高智晟

但耿和并没有被压垮。随着孩子逐渐安顿下来，最近几年，她把注意力转移回到丈夫身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智晟所受的磨难已经逐渐在中国内外为人们淡忘。

耿和现在专心寻找丈夫的下落，并四处奔走活动希望高智晟的名字不会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

今年8月，为了纪念高智晟失踪五周年，她将高智晟的脸部图像投射到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外墙上。

9月，她揭幕了一个用7000多个空弹壳做成的高智晟头像雕塑。

她还在北京聘请了律师，为她继续寻找高智晟的下落，但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任何事情。

北美各地大约有几十个像耿和这样的异议人士的家属，他们都在努力解救仍然还在中国的亲人。

但要知道中国到底监禁了多少异议人士非常困难，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有任何政治犯。

耿和坦承，在她到美国定居之前，她从未真正了解过她丈夫工作的危险性。现在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而且可能一辈子都将如此分离，但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离他更近了。她说：“我现在觉得，我就像一个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事。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

面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耿和为寻找救助高智晟所做的各种努力显得非常无力，难以成功。但她还是决心继续下去。

回顾过去的一切，她说：“我自己的小家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但我觉得我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家庭。”“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都努力想让中国变得更好。他们都特别善良。”

对耿和来说，将高智晟留在未知命运中的那种内疚感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有孩子们的成功、有新朋友、有对未来更加美好的信念，希望应该也是有的。

谢选骏指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变成了“把律师关进笼子里”——因为律师的权力也是一种权力。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允许司法独立，那么律师就像政府一样，必须服从共产党，必须同意“把律师关进笼子里”，如果不服，就会连同律师的家人一起被关进笼子里。如果家人竟敢逃亡，那么即使律师本人自愿放弃了权力，律师也没有可能从笼子里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