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大抓捕， “709”事件重演？》（2020年1月7日 BBC）报道：
中国知名政治活动家许志永说，自己因为担心被捕，已逃亡，警方对此询问过他的家人。
从2019年末开始，中国公安（警方）多地拘留或传讯了十几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包括著名律师丁家喜、曾任大学老师的张忠顺、戴振亚等。另一名人权行动者，法学博士许志永因担心被捕，已躲藏起来， 警方也已就其下落询问过家人。
此次抓捕是四年前“709”事件之后对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打压。2015年7月起，当局在中国20多个省份抓捕了上百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被称为“709”事件。多位被检控的律师曾经处理过政治敏感案件。
导火索——“厦门会议”
12月26日起，中国公安陆续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展开抓捕行动。这次行动据猜测与12月中多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参加的一次聚会有关，但此次聚会的公开信息甚少。
丁家喜于12月26日在北京一位朋友家中被警察带走，警方还没收了他所有的个人物品，包括手机、电脑等。他在美国的妻子罗胜春向BBC确认，山东烟台警方周一（1月6日）口头通知丁家喜的家人，让他的律师直接和警方联系，但没有给出任何官方传讯或拘留文书，以及涉嫌罪名。
丁家喜的朋友、人在美国的华泽称，张忠顺和戴振亚在12月26日分别在烟台和厦门被山东公安带走，分别涉嫌“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丁家喜的朋友、人在美国的华泽称，张忠顺和戴振亚在12月26日分别在烟台和厦门被山东公安带走，分别涉嫌“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根据一份由烟台市公安局对张忠顺发出的《扣押决定书》，该侦查涉及“12.13项目”。文书显示，公安扣押张忠顺的2台计算机，5台手机、20多本书籍，以及其他个人物品。
张忠顺的女儿1月3日在Twitter上发帖称，公安在搜查其父母住所时，说找到了245发子弹。“我妈告诉我这根本不是我家的东西，这是天大的栽赃，”她写道。
除此之外，35岁的公民运动人士、工人李英俊于12月26日被山东公安从福建漳州带走，所涉罪名不详。另外，黄志强、刘书庆、卢庭阁、庄道鹤、卢思位等多位律师在12月29日至1月4日期间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罪被传讯。黄志强于1月4日取保候审，其他律师现已释放。
担忧“709”酷刑重演
今年53岁的丁家喜曾是航空工程师，后来转任律师，曾与许志永等人发起“新公民运动”。他于2013年4月因参与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移民工人子女教育平权，被刑事拘留，后来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定罪，判刑三年半。
其妻罗胜春说，自己“非常担忧”丈夫这次的处境。因为对比2013年，丁家喜被捕后，家属允许聘请律师，获知开庭日期，并允许会见。但这次，距离丁家喜被带走已过去10天之久，得知消息甚少，她对此“特别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我希望整个程序公开、透明。不许施加酷刑、不许刑讯逼供、不许灌药、不许栽赃诬陷，不许让对‘709’所做的恶劣事情重演”，罗胜春说。她强调，丁家喜温和、理性，不会做任何违法事情。
根据在美国的非政府团体人权捍卫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记录，未参加“厦门会议”的人也被传讯，据分析，他们曾在其他场合与参加者聚会过。
华泽告诉BBC中文，多位被抓捕人士遭受逼供，长时间审讯、不允许吃饭等经历，并被警方要求以证人身份互相揭发。
在逃许志永回应
中国知名政治活动家许志永说，自己因为担心被捕，已逃亡，警方对此询问过他的家人。在一份转交给BBC中文的自拍视频中，许志永称，“当此危难时刻，我想我有责任站出来，向全世界讲述真相。”
许志永是“公盟”和“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是推动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倡导非暴力运动。他于2014年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4年刑期，出狱后基本被全天候监控。
许志永说，这次大范围抓捕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他说，“过去七年来，几乎所有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群体都被打压，公民群体一直承受着压力。因为他们（当局）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做臣民，而我们执着地想唤醒国民，做一名公民。”
他称所谓的“厦门会议”是“公民群体的一次线下见面”，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
“可你很难以想象，在专制的中国，这居然成为我们的罪状”，许志永说。
许志永说，出狱后多半时间在写一本书，描绘心中美好中国的道路，并继续推动公民运动。他说，“过去七年以来，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大幅倒退。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空间被大幅压缩。与此同时，严格的社会管控正导致经济萎缩，维稳体制正在不断耗竭国家财富。我们非常担心中国的经济、民生，我们将要结束30多年的繁荣增长，进入衰退、滞涨，贫困。”
对于被捕人士将面临的境况，许志永说，“监视居住”其实就是单独关押，通常意味着刑讯逼供，很多“709”律师都经历过。他担心被抓捕的人正在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呼吁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许志永说自己一旦被抓捕，可能面临残酷的刑讯逼供及漫长的刑期。
不过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忠于良心，可是我们要为这个国家付出代价。有时候我在想：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换来中国宪政文明？爱中国，所以努力要让她更美好，如果上天要我为这个国家奉献出一切，我相信天命——我愿意。”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发誓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由谁来执行这一本来属于上帝的使命呢？换言之，难道共产党的权力不是权力吗？如果不是权力，那是什么呢？
《高智晟失踪五年 BBC专访耿和：“我被迫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选择”》（2022年11月19日 白麦克（Micheal Bristow）BBC记者）报道：
2012年2月14日耿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
耿和多年来积极活动，希望让外界更多关注高智晟的遭遇。
耿和，本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女性，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却遭受了迫害、监视和骨肉分离。在习近平刚刚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开始第三个任期之际，她这些年的遭遇揭示了中国的黑暗面。
耿和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意识到国家政权的强大是在哪个地方。那一天，她带女儿去北京的一个理发馆理发。
突然间，几十个人闯了进来，让她们跟他们走。那些都是秘密警察。
起初，耿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她问是否可以理完头发再走。回答是：不可以，必须马上走。
她走到外面一看街上有更多警察；回到住处楼道口下，还有警察在等着他们。
她说：“我抬头一看，一楼二楼整个密密麻麻的，都满了。”
他们住的公寓被搜查，她被告知丈夫高智晟在他姐姐山东的家里被捕了。
那是2006年，从那以后他们一家人的平静生活就走到了尽头。
维权律师
耿和的丈夫高智晟是一名律师。他曾经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但后来他开始为那些当局不希望保护的人维权。
他帮助维权的对象包括被取缔的法轮功成员、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和反对强行征地的上访者。
在高智晟被捕后的几年里，他先是被控煽动颠覆罪判刑入狱，刑满之后仍然受到软禁。
至于软禁，警察在高智晟耿和夫妇公寓楼下特别盖起了房子，派人入住其中方便全天24小时监控他们。
耿和回忆说：“我有时候会打开窗帘看看有多少警车在下面，是什么情况，我是有点害怕和恐惧，我就老担心明天又有更大的事情出现，我就会问丈夫今天晚上有多少警车在楼下。”
“他说你看他们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他们脸子。”
这种监视居住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甚至很难找到一所愿意接受女儿上学的学校。
耿和不得已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带着1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逃离中国，把丈夫留下。
说到这里耿和哽咽流泪：“我一直很纠结，因为我必须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而我选择了孩子。”
2009年，在人权活动人士的帮助下，她和两个孩子逃离了中国。耿和和高智晟虽然早就商量好他们应该离开，但出走的那天非常匆忙，事先都没能告诉他。
她不愿透露他们离开中国投奔自由的细节。她解释说：“其他人可能还需要使用同样的路线。” 但是，这包括他们曾躲在公交车的行李舱中度过的一段时间。
最终，他们被偷渡出中国到了泰国，在那里美国同意给他们提供庇护。
在美国的生活最初非常艰难。面对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耿和疲于应对，现在也仍在挣扎。她总是担心孩子们。
可以想象，没有父亲的他们日子很难过。高智晟和耿和的女儿耿格曾经因为精神健康问题在医院接受治疗。
13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过去，并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现年28岁的耿格刚刚结婚。
儿子耿天宇今年19岁，已经被大学录取学医。耿和为孩子感到骄傲，她说：“他很乐观，每天都很开心。他专心学习，还打一份工。一切都很有希望。”
失踪
但高智晟在家人逃往美国后境况更加恶劣。
他说自己在监狱内外都受到酷刑折磨。2014年他刑满出狱时，身心健康都严重受损，很多牙齿都非常松动，可以随手拔出来。
美国有位中国法律专家把这种情况称为“非释放型释放”。
耿和有时还能打电话给高智晟，问问他的情况。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五年前她与他的一次通话，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耿和回忆说：“我不记得我们到底谈了什么，因为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他，问他怎么样了。他的情绪不错，说他很好。他就是那种人，总是积极向上。”
可是几天之后，当她再打电话时，却没有人接听。此后，她再也没有听到丈夫的消息，甚至不知道他是否仍在人世。
耿和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我最害怕的是，共产党会以新冠病毒为借口，让他永远消失。”
她担心中国当局会说高智晟死于新冠病毒，这样正好能免除政府的责任。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拒绝回答BBC记者就高智晟情况提出的询问。
株连
高智晟受到如此打压的同时，针对他的行动也波及到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他第一次被捕是在姐姐家中，从那以后他姐姐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她忧郁成疾，两年前自尽身亡。
耿和的姐夫也有类似的遭遇。他有重病，但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因为警察拿走了高智晟亲属的身份证。 他也自杀了。
所有这些发生在亲人身上的事情可想而知让耿和绷紧神经保持高度警惕。
几年前，在她旧金山附近的住所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她在明处对方在暗处所以很难看清楚，但她担心这可能是与中国当局有关的人，于是拿起放在屋里的手枪，开了一枪警告。这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个陌生人逃走了。
寻找高智晟
但耿和并没有被压垮。随着孩子逐渐安顿下来，最近几年，她把注意力转移回到丈夫身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智晟所受的磨难已经逐渐在中国内外为人们淡忘。
耿和现在专心寻找丈夫的下落，并四处奔走活动希望高智晟的名字不会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
今年8月，为了纪念高智晟失踪五周年，她将高智晟的脸部图像投射到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外墙上。
9月，她揭幕了一个用7000多个空弹壳做成的高智晟头像雕塑。
她还在北京聘请了律师，为她继续寻找高智晟的下落，但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任何事情。
北美各地大约有几十个像耿和这样的异议人士的家属，他们都在努力解救仍然还在中国的亲人。
但要知道中国到底监禁了多少异议人士非常困难，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有任何政治犯。
耿和坦承，在她到美国定居之前，她从未真正了解过她丈夫工作的危险性。现在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而且可能一辈子都将如此分离，但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离他更近了。她说：“我现在觉得，我就像一个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事。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
面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耿和为寻找救助高智晟所做的各种努力显得非常无力，难以成功。但她还是决心继续下去。
回顾过去的一切，她说：“我自己的小家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但我觉得我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家庭。”“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都努力想让中国变得更好。他们都特别善良。”
对耿和来说，将高智晟留在未知命运中的那种内疚感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有孩子们的成功、有新朋友、有对未来更加美好的信念，希望应该也是有的。
谢选骏指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变成了“把律师关进笼子里”——因为律师的权力也是一种权力。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允许司法独立，那么律师就像政府一样，必须服从共产党，必须同意“把律师关进笼子里”，如果不服，就会连同律师的家人一起被关进笼子里。如果家人竟敢逃亡，那么即使律师本人自愿放弃了权力，律师也没有可能从笼子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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