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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谢选骏:2005年中华民国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



《台湾讲古: 蒋介石父子执政年代的"两会"》(威克 台湾媒体人 2018年3月10日 BBC)报道:


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在政治体制上是中国的国会,而台湾在蒋介石父子执政的年代也有类似的"两会"。


台湾的所谓两会是根据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蒋介石也就是依照此一宪法在1948年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总统,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江山易帜退到了台湾。


继续法统


当年许多各地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也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而为了强调执政的合法性,虽然台湾宣布实施戒严和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但是也恢复了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国会"运作。


刚开始的时候,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都是在当时台北市中心、并且接近总统府的中山堂开会,但是空间狭小,导致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开会时都颇有不悦情绪。


这种"两会同院"的情形到1960年立法院迁入现在的立法院之后结束,但是蒋介石的健康在同时间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少出现在总统府办公,到1964年决定在距离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台北市郊阳明山兴建"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地点。


1965年蒋介石政府兴建"中山楼",1966年就竣工启用。在党国一体的年代,除了国民代表大会之外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也是在中山楼举行,而蒋介石也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举行政府的行政会议。


当年南京时代从地方、行业、少数民族选出了将近3000名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到了台湾之后,政府以无法在"沦陷地区"举行定期选举和冻结宪法为由,这些国大代表和当年一起到台湾、选区在"沦陷地区"的立法委员都不用改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会被说成是"万年国代"、"终身立委",而为了维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合法开会代表人数,当年选区在"沦陷地区"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虽然在出缺的时候不能补选,但是采取"递补制度"。


也就是说,一旦这些地区的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因为某些原因而出缺的时候,就由在台湾同选区的递补代表接任,例如北平市国大代表因为退休、去世等等原因而出缺,就由在台湾的北平市国民大会递补代表接任。


以国大代表为例,递补代表的待遇不如在职优渥,但是政府会有补贴。不过许多递补代表从1949年一路等到1991年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面退职也还是没有递补成正式的国大代表。


选举总统


在第一届国大代表到台湾的42年时间里面,国民大会总共开会10次,大部分是和选举总统有关,也閙出了不少现在看来啼笑皆非的问题。有一位担任国大代表的长辈曾经说,当年选总统,为了表现民主,故而希望投票的时候不要出现全体通过的结果,因此投票的时候要安排部分代表投下反对票。


这位长辈表示,当时国民党党部指示他投下反对票,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还是投下了赞成票,结果开票之后,他就被党部找去开会,指责他为何不按照指示投票,他回答说,因为党部没有书面保证,他担心日后会被找麻烦,所以考虑之后还是投下赞成票。


中国的媒体会在不同的平台上直播两会,台湾当年国民代表大会开会也会电视转播,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第一届国大代表也会穿着民族服装与会,表现出一团和气、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的气氛。


旅游景点


现在曾经金碧辉煌的中山楼成了游客参观还有赏花的景点,带领参观讲解的导览志愿工作人员会介绍这栋建筑的点点滴滴,尤其会讲到蒋介石虽然说是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但是也很注重风水。


导览人员说,中山楼前有纱帽山,后面是七星山、位置与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圆山行馆以及总统府连城一线,左有松溪,右有磺溪,形成"玉带围腰"之势。


中山楼又是盖在硫磺坑口上,附近的山间不时飘出温泉蒸汽、颇有"仙气袅绕"的样子,但是中山楼落成之后不到9年的1975年4月,蒋介石就去世、蒋经国在1978年5月20日担任总统,在1988年1月去世。


曾经是被号称"历史伟人"的蒋介石、被说成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蒋经国、在台湾贫困年代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山楼,如今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风光不再,而当年台湾版"两会"、"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种种轶事也逐渐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之下。


谢选骏指出:台湾两会消失,非同小可,绝不像上文轻描淡写的那样可有可无——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国丧失了大陆代表权。不像共产党的各种会议,还保留着台湾席次。


网文《国民大会》报道: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是中华民国已停止运作之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其职权已经交付中华民国国民直接行使或转移到其他机关。依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为五权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仍继续在台澎金马运作至2005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修正,该次修宪后冻结所有与国民大会相关的条文。


国民大会

National Assembly(英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机构

Se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Republic of China (ROC).svg


2005年6月10日,由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选出之“任务型”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公告实施,冻结国民大会。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团或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后来成立与其相类似的代议制立法机构还有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代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会议等。


在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原文虽未改动,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所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半数文本已经停止适用;但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有效期限为国家统一前[1],所以与国民大会相关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废止[2],故国民大会处于冻结中止状态,而非废止。国民大会冻结后,2012年3月第8届立法院院会由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出上述三法的废止案,但因届期不连续原则,并未完成审查[3][4]。


历史


国民大会由孙中山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提供人民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如此一来,人民透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人民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桂宏诚认为国民大会为孙中山规划中的政权机关,代表人民主权,他们委托专门人员,组成立法院,进行立法[5]。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权能区分等理论。李鸿禧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接近于民主集中制[6][7]。


制宪与行宪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增选代表、政府改组、宪草修正完成后,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当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爆发。


制宪过程中国民大会之组织与职权沿革

法案 组成 集会频率 职权

五五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3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各院主要官员(含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

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

期成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由国民代表互选

政协宪草 国民大会代表包含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与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之代表 6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

(创制复决延后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大会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1946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等待第三方面提交名单而延期三天,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与会者基本上是1936年选出的代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8]。


更多信息:行宪、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依照宪法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在南京集会,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应付第二次国共内战之扩大,会中首先启动修宪程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举行了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组成了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此届国民大会亦被称为“行宪国民大会”。


历次修宪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1948年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并且优于宪法而适用,使得南京宪法于公布后不久即无法真正落实。国民政府迁台后,宪法的适用性以及国民大会的职权逐渐受到质疑。于是在1991年确立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退职,并开始遴选新任国代以及调整宪法,其后历届国大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7年、1999年与2000年共完成六次宪法增修,此时期的国民大会亦被称为“修宪国民大会”。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体制以及宪法内容作了多次修正:


国民大会首次于1991年4月,在不修改宪法本文、不变更五权宪法架构原则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十条(今为12条)。

1991年确认两岸分治之事实,区隔台澎金马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监察委员改由总统提名产生。

1992年通过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1994年为“原住民”正名。

1997年通过精简台湾省政府的组织层级,称为冻省。

1997年取消立法院之阁揆同意权,总统任命行政院院长不必经立法院同意。赋予立法院倒阁权与总统被动解散国会权。

1999年国代通过延任案,立法委员连任数月,而国代则延任两年,引来舆论哗然。后司法院大法官宣布违宪无效。

2000年更改立法院组织,以及将国民大会虚级化甚至之后废除,皆朝向一院制国会体制。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2000年(民国八十九年)5月19日止。按照第六次修宪后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0年4月25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变更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为三百人,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于三个月内采比例代表制选出,国民大会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集会,集会以一个月为限,国民大会代表任期与集会期间相同,即俗称任务型国民大会。其职权为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及议决立法院提出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中山楼,位于阳明山,地址为台北市北投区阳明路二段15号,为国民大会1972年至2005年之集会场所。

 

国民大会秘书处设于台北市中华路一段53号,直到国民大会停止运作。


人民直接行使政权


更多信息: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果

 

政府党派 249 反对党派 51

  民主进步党 127   台湾团结联盟 21

  中国国民党 117   亲民党 18

中国民众党 3 民主行动联盟 5

农民党 1   新党 3

公民党 1   无党团结联盟 2

建国党 1

无党籍 1

同意宪法修正案 反对宪法修正案

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选举总统的权限由国民大会下放

至全体人民,国大亦不再常设,仍透过选举组成,任务完成随即解散。


2004年8月,宪政史上首次立法院修宪院会,以198位出席立委全数赞成,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公投入宪”宪法增修条文修正提案。依此次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提案,将废除国民大会,未来立法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将交由公民投票复决。此修宪案仍须经过选出的国大代表复决通过,才正式生效。因此于2005年动员选出第四届国民大会以表决该修宪案,并广泛被认定为最后一届国大,称为“任务型国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该届大会第二次会议,由主席团主席叶菊兰轮值大会主席,任务型国大以249票赞成,48票反对,跨过修宪门槛的225票,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共六个条文,包括国会改革案、公民复决、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第一条规定公投复决入宪、废除国民大会;

第二、五、八条是配合废除国大后的职权移转;

第四条是国会(立法院)改革条款及总统弹劾流程修正;

第十二条则是订定公投复决门槛。

同年6月10日公布前述条文,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走入历史。


国民大会职权


1947年公布施行之《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于国民大会职权之条文为第四条(国土)、第二十七条(国民大会职权)、第三十条(国大临时会之召集)、第一百条(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第一百七十四条(修宪程序)。国民大会之职权整理如下:


1947年《宪法》中国民大会之职权 现行《增修条文》规定

第四条 决议领土变更案 由立法院提出“领土变更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第二十七条 选举总统、副总统 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罢免总统、副总统 由立法院提出“罢免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决定

第二十七条及

第一百七十四条 修改宪法 由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第三十条及

第一百条 议决监察院所提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由立法院提出“弹劾案”,声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经宪法法庭判决

另外《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于1992年第二次修正至2005年第七次修正之间对中央政府机关做出改组。国民大会做为宪法中由直接民选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暂时取得以下人事同意权以维持权力分立原则。


人事同意权 原《宪法》 (1947–1992) 早期《增修条文》 (1992–2000) 现行《增修条文》

司法院 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七十九条)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考试院 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八十四条)

监察院 监察委员,由各省级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第九十一条)

院长、副院长由监察委员互选。(第九十二条)

国民大会自2005年冻结之后,上述职权已经分别转至国会(立法院)、宪法法庭(司法院),修改宪法条文须交由公民投票复决。依照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宪法修正案”及“领土变更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后提出。经公告半年,于三个月内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即为通过。(第一条与第十二条)

总统、副总统之“罢免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交由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第二条)

历届国民大会

更多信息: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和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集会原依宪法规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另依第三十条有关规定,得召集临时会。然而预定改选的1953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第一届国大代表原选区(除台湾、金门、马祖与大陈)无法办理选举而全体无限期延任,曾被讥为“万年国会”。[9]


届别 法定任期 实际任期 会议 选举 名额 附注

第一届 原为六年,

后改为无限制 1948年3月27日-1991年12月31日

(各次当选者任期见右附注) 会议八次,

临时会二次 1947年选举 2961 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唯一一次选举。该次台湾省亦选出19名代表。

政府迁台后来台报到者1578名,至1991年底仅剩565名代表。

1969年增选选举 15 仅在台湾地区(福建省除外)举行。选出代表之任期同1947年选出者。

1972年第一次增额选举 53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受国际情势延为八年。

1980年第二次增额选举 76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

1986年第三次增额选举 84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至1992年底,与第二届代表有交错。

第二届 1992年1月1日至

第八任总统任满前 1992年1月1日-1996年5月19日 会议一次,

临时会四次 1991年选举 325 在台湾地区全面改选。

第三届 四年 1996年5月20日-2000年5月19日 会议五次 1996年选举 334

任务型 一个月 2005年5月20日-2005年6月7日 会议一次 2005年选举[10] 300 末代选举

历届国民大会选举及任期


国民大会历次集会


届别 会议 日期 重要决议 与会代表选出年份 集会地点

第一届 第一次会议 1948年3月29日-1948年5月1日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

1947年 国民大会堂 南京市

第二次会议 1954年2月19日-1954年3月25日

决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

通过由监察院提出之副总统李宗仁弹劾案。

第二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中山堂 台北市

第三次会议 1960年2月20日-1960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对于总统连任之限制。

第三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临时会 1966年2月1日-1966年2月8日

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宪法草案,决议不修改《宪法》。

修正《临时条款》,解除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之限制并同意其设置宪政研究机构。

第四次会议 1966年2月19日-1966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授权总统调整中央政府组织与订颁办法增补选中央民代。

第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第五次会议 1972年2月20日-1972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改为定期改选。

第五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1947年、1969年 中山楼

第六次会议 1978年2月19日-1978年3月25日

第六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谢东闵)。

1947年、1969年、1972年

第七次会议 1984年2月20日-1984年3月25日

第七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李登辉)。

1947年、1969年、1980年

第八次会议 1990年2月19日-1990年3月30日

第八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李登辉,副总统:李元簇)。

1947年、1969年、1986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1年4月8日-1991年4月24日

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一次增修)

第二届 临时会 1992年3月20日-1992年5月30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二次增修)

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人民选举。总统、副总统与国大代表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

1986年、1991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2年12月25日-1993年1月30日

第三次临时会 1993年4月9日-1993年4月30日 1991年

第四次临时会 1994年5月2日-1994年9月2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

第九任起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

第五次会议 1995年7月7日-1995年8月17日

第三届 第一次会议 1996年7月7日-1996年8月30日 1996年

第二次会议 1997年5月5日-1997年7月2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四次增修)

第三次会议 1998年7月21日-1998年8月10日

1998年12月7日-1999年1月25日

第四次会议 1999年6月8日-1999年9月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五次增修)

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本次修宪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判定违背修宪正当程序而失效。

第五次会议 2000年4月8日-2000年5月19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

国民大会改为“任务型”非常设机关,需要行使职权时才进行选举。

任务型 第一次会议 2005年5月30日-2005年6月7日

修正《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次增修)

国民大会停止运作,其权力交由国民直接行使、立法院及司法院宪法法庭。

2005年

历任首长


主席团与议长


第一届、第二届国民大会采“主席团制”,集会时由代表互选主席若干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主席轮流主持会议。依1994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规定,第三届国民大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代表互选产生。[11] 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后规定国大复采主席团制,故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不设议长、副议长。


中国国民党/未知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国民大会[12]

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二届国民大会[12]

第二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三届国民大会

第三届国民大会议长、副议长

会期 议长姓名 议长政党 副议长姓名 副议长政党

1996年7月8日-1999年1月13日 钱复   中国国民党 谢隆盛   中国国民党

1999年1月13日-1999年9月8日 苏南成   中国国民党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1999年9月8日-2000年5月19日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副议长代理议长)

任务型国民大会

编辑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主席团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1 叶菊兰   民主进步党 5 周清玉   民主进步党 9 许志雄   民主进步党

2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6 蔡政文   中国国民党 10 葛永光   中国国民党

3 李安妮   台湾团结联盟 7 李元贞   民主进步党 11 顾立雄   民主进步党

4 叶耀鹏   亲民党 8 赵丽云   中国国民党

秘书长

国民大会设秘书处处理会务,并设秘书长一人。1996年国民大会设议长前,秘书长为其事实上的“常任首长”,对外代表国民大会。自1948年至1997年,秘书长在国民大会集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不集会时只设置代理秘书长,由政府任命;国民大会设议长后,秘书长改为常任制,1997年至2001年,秘书长改由国民大会议长遴选;2001年后,秘书长又改于开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遴选。2003年,国民大会未集会期间之业务依法移交至立法院,秘书处和秘书长改于任务型国民大会集会时临时设立。历任秘书长除洪兰友外在任职时均为国大代表。[11][13][14]

历任国民大会秘书长

任期 姓名 选区 政党 国大届次 任命代表选出年份 附注

1948年4月5日-1958年9月28日 洪兰友 (非国大代表)   中国国民党 第一届 1947年 国民大会不集会时为代理秘书长

1959年12月10日-1966年6月8日 谷正纲 贵州安顺

1966年6月8日-1972年6月6日 郭澄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

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陈建中 陕西富平 (未经大会正式任命)

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郭澄(二次)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1972年

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何宜武 福建寿宁 1947年、1969年、1980年

1990年9月19日-1992年1月22日 朱士烈 湖北竹山 1947年、1969年、1986年

1992年1月22日-1996年9月1日 陈金让 全国不分区 第二届 1986年、1991年

1996年9月1日-2003年5月19日 陈川 第三届 1996年 常任秘书长

2005年5月26日-2005年5月31日 钱林慧君   台湾团结联盟 任务型 2005年 代理秘书长

2005年5月31日-2005年6月7日 叶俊荣   民主进步党 秘书长

宪政研讨委员会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任内,国民大会曾设置“宪政研讨委员会”(简称宪政研讨会、宪研会),作为常设机构,由全体国民大会代表组成,负责研讨宪政问题。宪研会的活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1966年,第二阶段为1966-1991年。


历史沿革


1960年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根据总统蒋中正核定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同年7月1日,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总统蒋中正为主任委员,副总统陈诚为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同时,设若干研究组,研究两权行使及修改宪法问题。[12]


按照《组织纲要》规定的任务,宪研会经过一年半的研讨工作,于1961年12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案及“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案(即所谓“宪研宪草”;宪研会并建议国民大会将此项研讨结论“留俟大陆光复后国民大会集会进行修宪时,作为研讨之基础”)。1962年2-7月,宪研会就上述两案广征社会各方意见,最后于当年12月16日将两案及相关意见文件一并呈报总统蒋中正,完成阶段性任务。[15]


1966年2月,蒋中正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将宪研会呈报的两权行使办法及宪研宪草提交大会。国大临时会审查通过了关于行使两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及“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并决定在大陆光复前暂不修改宪法本文。同时,国大临时会还决定继续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问题,不以两权行使为限,因此于2月7日修订通过《临时条款》,将上次通过的关于研究机构的条文改为:“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同年3月23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12]


1966年7月1日,根据新的法源,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重新成立,仍以总统为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由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组织纲要》规定,由主任委员指定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设置常务委员和若干研究委员会。宪研会平时研讨宪政问题,每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全体会议,国大代表因此得以借宪研会名义实现每年定期集会。[16]


1991年5月,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临时条款》,宪研会失去法源基础,于当年7月1日终止运作。[17]


历任主要负责人


第一阶段(1960年7月-1966年6月)[16]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

副主任委员(副总统兼任)

陈诚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谷正纲

第二阶段(1966年7月-1991年7月)[18][17]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1966年7月1日-1975年4月5日)

严家淦(1975年4月5日-1978年5月20日)

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李登辉(1988年1月13日-1991年7月1日)

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指定)

谷正纲(1966年7月1日-1990年3月31日)

陈建中(1991年1月18日-7月1日)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郭澄(1966年7月1日-1972年6月6日)

陈建中(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郭澄(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何宜武(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朱士烈(1990年9月19日-1991年7月1日)

设立初衷与法学界评价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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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国民大会是用来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机关,立法院是政府的立法机关,当时起草宪法的人对五权宪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不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是五权共治,前提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拥有五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考试机构,监察机构。


从性质上的分析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的区别就是:一是前者是民选专业官员(设计游戏规则),后者是人民利益代表(选择游戏规则),二是前者是选区选举,后者是按照地区(县)或利益团体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相当于把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参议院打造成了一院制的立法院,把众议院提升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位置。


国民大会的性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书中将其作为政权机构,负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的原始构想是将其作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性质的非议会组织。孙中山提出了政权,治权分离的思想,即“国大有权,政府万能[19]”。在这个思想下,国民大会不能视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机构。孙中山又把立法院作为议会,并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五院之间互不牵扯,无须互相负责,仅需对国大负责,以达到政府万能的目的。有学者认为[20],孙中山设想的国民大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议会,则它人数太多,议事效率低下;作为选举人团,它的人数又太少,难以代表四亿国民。且立法院间接民选又失去议会的直接民意基础。


国共内战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草采取中共建议[21],则将国民大会虚化,各省议会合为无形国民大会,即联邦制。但在各方对联邦制的反对下,张君劢重新设计了宪草,巧妙地限制了国民大会职权,将其开会次数减为六年一次且创制权与复决权被变相拖延。这是减小国民大会权限,且绕过联邦制的折衷办法。


有观点认为[22],国民大会只有选举罢免总统权和修宪权是危险的,国大既为全体国民选举,而权力较少,将致使其频繁运用修宪权以扩大自身职权,导致国家因频繁修宪而政局动荡,即有学者所谓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23]。1948年第一届国大召开时即有张知本等人要求修宪扩大职权,后播迁台湾又出现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国民大会的认受性受到质疑。


但亦有观点[24]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在整部宪法中可以做为宪法解释与适用之依据,亦是宪法本文的一部分,且具宪法效力与拘束力之性质。然宪法前言所云之“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至今日国民大会虚设化、立法院作为国会独大治权一相比较,似有违宪之疑虑。


参见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制宪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立法院、监察院

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大会堂)、中山堂 (台北市)、中山楼 (阳明山)

参考文献

您可以在维基文库中查找此百科条目的相关原始文献:

国民大会组织法

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

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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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权宪法,国父全集

 南京国民大会堂 见证中国宪政梦的夭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如果将其视作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集会议事机关,两千多个代表,规模太过庞大,难以正常行使职权。但如果将此看作是直接民权的代表,其人数又太少,缺乏代表性,反而不如直接全民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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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丽兰: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 [2009-01-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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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

外部链接

国民大会官方网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最新待审一览表 2012-4-10(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机关

空缺

上一位持有相同头衔者:

  中华民国国会(第一届复会)

  制宪国民大会(1946年) 中华民国国会

(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监察院)

1947年12月25日-2005年6月7日 继任:

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全国性公民投票

立法院

司法院宪法法庭

中国国家机构

前任:

  国民政府 中国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共和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合法性)

1947年12月25日-1949年9月21日 继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谢选骏指出:中华民国缺乏大陆代表权,因而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台湾地区政权了。1990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请国大代表休致,2005年,国民大会选出的“任务性国代”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自己裁撤。至此,中华民国自我阉割完成,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了。

谢选骏:印度尼西亚——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伊斯兰国



《印尼墓碑侦探:记录100多座荒弃的中国移民坟墓》(BBC 2022年12月5日)报道:


印尼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历史上与中国联系紧密,几个世纪来都不断有华人移民到这个港口城市,许多人去世后便埋葬在这里,其墓碑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但这些墓碑很多处于荒废的状态,一些墓碑遭到破坏。


当地人皮波(Pippo Agosto)和朋友卢斯卡(Bram Luska)决定抢救这些被遗忘的墓碑。三年来,他们已记录了近一百座华人墓碑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1965年-1966年)》报道:


1965-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印尼语:Pembunuhan Massal Indonesia & Pembersihan G.30.S/PKI),也称为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大清洗,是指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受印尼军队及政府的煽动,针对当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成员,亲共(注 1:共产主义,注 2:这里的「共产主义」包括当时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者,妇女组织格瓦尼(Gerwani)成员,阿邦甘(Abangan)族人,印尼华人,左翼分子的大屠杀以及城市暴动。 此次大屠杀开始于一次有争议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后,反共者针对共产主义者的肃清。 据估算,事件的受害者约为50万到100万,部分来源的数据高达200到300万。 大清洗发生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之下,是对共产主义者和亲共者的政治清算,也是印尼政府由旧秩序迈向新秩序的关键推动事件。 此次事件导致了苏加诺的下台,开启了苏哈托为期三十多年的威权统治。


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失败,印尼民众有了释放其压抑许久的反共情绪的出口。 他们所支持的印尼陆军随即也走在了清洗 PKI 的路上。 除此之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在当地发动了反对PKI的黑色宣传。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及其西方集团的盟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各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削弱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英国则寻求机会,想要参与了印尼 - 马来西亚对抗,卷进与前英帝国殖民地,英联邦成员之一,其邻国马来亚联合邦战争的苏加诺政府下台。


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共产主义者们惨遭屠戮,PKI自身难保,被强行解散。 屠杀始于1965年十月,叛乱发生后的数周,由首都雅加达起,扩散到中爪哇省的中东部,直至峇里省。 屠戮事件在1966年年初达到高潮,之后便逐渐平息。 数千位当地民兵以及陆军参与了屠杀——无论对象是否为共产党人。 全国各地杀戮四起,PKI 在中爪哇省中东部,苏门答腊北部的据点损失殆尽。 可能有超过100万人在一次或数次行动中被监禁。 苏加诺在宗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实施的「指导式民主」(参见苏加诺 - 执政)被瓦解,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印尼共被军队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清剿,而军队势力此时正如日中天。 1967 年三月,苏加诺被印度尼西亚临时议会褫夺了他的总统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1968 年三月,苏哈托正式当选总统。


由于苏哈托政权下的镇压,大屠杀并没有被列入印尼的教科书中,也没有对此事做出反省。 就意识形态而言,如何为大屠杀事件中所展现的民众暴力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是所有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九三〇事件的动荡,新秩序政权采取保守主义,对已有的政治体系做出了严格的控制。 在苏哈托一派看来,由于共产主义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污名化(参见社会污名)以削减其影响力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根据CIA 1962年的一份备忘录,就清算苏加诺这一问题上,美国及英国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 当时印尼反共政府与美国陆军的联系相当密切——后者为前者培训了超过 1,200 名军官,「包括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的武器和经济支持——但 CIA 否认其参与了屠戮。 2017年解密的政府档案显示,美国政府在大屠杀伊始就一直支持着印尼陆军,掌握着相当多的关于大屠杀的细节。 经由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查证,惨剧发生时,美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敢死队提供了包含大量 PKI 官员的名单。 CIA在1968年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中陈述,此次大屠杀「与19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二战中的纳粹种族大屠杀,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列为20世纪最严惨无人道的的大屠杀」。


参见

九三〇事件

黑色五月暴动

红溪惨案

参考文献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Ricklefs 1991, p. 288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大规模谋杀的机制:将印度尼西亚杀戮理解为种族灭绝的案例。种族灭绝研究杂志。[2017-12-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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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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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mory of Savage Anticommunist Killings Still Haunts Indonesia, 50 Years 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ime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 206–207[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简而言之,西方国家并不像人们经常声称的那样,在所谓的政变之后,西方国家并不是国内政治事件的无辜旁观者。相反,几乎从10月1日之后立即开始,美国、英国及其几个盟国开始了一场协调的运动,协助陆军在政治和肉体上摧毁印共及其附属机构,将苏加诺及其最亲密的同伙从政治权力中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苏哈托领导的陆军精英, 以及印尼对西方外交政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通过向陆军领导人提供后门政治保证、面对日益严重的暴力而采取官方沉默的政策、复杂的国际宣传攻势以及秘密向陆军及其盟友提供物质援助来做到这一点。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帮助确保反对左翼的运动将继续有增无减,其受害者最终将达到数十万人。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Melvintelegrams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Simpson2010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tribunal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贝文斯,文森特。雅加达方法:华盛顿的反共十字军东征和塑造我们世界的大屠杀计划。公共事务。2020: 157.国际标准书号978-1541742406。美国在每个阶段都是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杀戮开始之前就开始了,直到最后一具尸体倒下,最后一名政治犯从监狱里出来,几十年后,他们遭受了酷刑,伤痕累累,困惑不堪。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lashmar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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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印尼政变的教训特丽·卡瓦纳,世界社会主义网站,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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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lices in Atroc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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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years ago today, American diplomats endorsed mass killings in Indonesi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ere's what that means for toda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15.


《黑色五月暴动——1998年印尼騷亂)报道: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印尼语:Kerusuhan Mei 1998),又称黑色五月暴动[注 1],是指从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印尼棉兰、雅加达、梭罗等城市的一系列针对华裔等少数社群持续约三天之暴动。


印尼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排华事件。


殖民时期


1740年10月9日至12日,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红溪惨案,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华人近万人。[5]

1942年日本入侵印度尼西亚,击溃了荷兰人和同盟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布投降。有记载,此2~3年间,华人工商界和知识界被集体捕杀、处死2000余人。[6]


苏加诺时期(1945-1967)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由于印尼殖民当局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政策上优待占少数的华人,而打压占多数的原住民,制造印尼族裔之间的矛盾,以缓解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印尼各地发生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10月,荷兰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与独立政府军事对峙。1949年11月2日,荷兰宣布放弃对印尼的管治权,使印尼得以正式独立。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期间,华人共死伤3500人,失踪1631人,财产损失计荷币5.3亿盾[7]。其中,1946年3月印尼军队实行“焦土政策”抗击荷兰殖民军,撤退时,焚烧万隆南区。事件中,部分暴徒便乘机焚烧华人的房屋、抢掠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迁离居所, 甚至随意虐待和屠杀华人。1946年6月的文登惨案中,3天时间内被杀的华人达653名,403人失踪[7]。此间还发生了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比惨案、1947年1月的巨港惨案、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等[8][9]。


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印尼陆军将领苏哈托架空了总统苏加诺并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印尼全国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很多,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导致了至少50万人被屠杀,亦使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9]。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期间的印尼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在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后,印尼单方面中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1967年3月,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苏哈托上台掌权。1967年4月22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因为被印尼怀疑支持印尼共产党,遭到印尼军警与民众包围攻击,此外印尼政府还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人物。[10][11]10月30日印尼与中国中断外交关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九三零事件后的两年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中国发出抗议照会33份。


苏哈托时期(1967-1998)


苏哈托任总统期间,印尼各地的反华骚乱仍然此起彼伏。1985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起大小不一的排华流血事件。例如: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


进入90年代,印尼排华事件呈越演越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有5起,1995年16起,1996年达到27起。1994年4月,因棉兰罢工潮引发的排华暴乱就持续了10天之久,共有4名华商被杀害,数十名华人受伤,2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被抢被毁,52家工厂停业,财产损失高达16亿盾。[7]


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金融风暴后更是显著。印尼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安,在内斗之际,有心人士刻意操弄族群对立,无辜牵连华裔。


印尼在1997年和1998年出现多起暴动行为,且明显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有些暴动看似是自发性,而有些则被认为是幕后策划。其中有说法指出:“支持苏哈托的将军们”试图通过分裂穆斯林中的传统派和非传统派别,穆斯林与基督徒,乃至华人和土著,来达到‘削弱反对势力’的目的。”也有些说法认为是某些将军想推翻苏哈托的统治而计划。


目前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当时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此事件。[12]


暴乱初期


在1998年5月13日暴乱的消息弥漫在整个雅加达。此时苏哈托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会议,军方要员则到达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典礼。在5月14日,一场严重的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而此时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


印尼华人是这场血腥暴乱的主要目标,而印尼军方无视暴民们对华人的抢劫和对华人妇女的强奸(根据桑迪亚万神父所言)。最后,超过1,000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大部分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遭到枪杀。一位政府官员称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不过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破坏。


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有目击者称,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2]


后来,印尼华人团体组织发表《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华侨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谴责印尼当局,该书信署名“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2]其他印尼华人则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等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5月底接到投诉后开始处理该事件。[2]


即便暴乱基本平息后,针对华裔的暴行仍然时有发生,就读于大学二年级的19岁的华裔孤女爱玲,7月初被三名印尼暴徒强闯入屋内,企图以挂窗帘的铝枝插入其阴道内,幸而她极力抗敌,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终其腰背及胃仍被铝枝刺伤,尿道亦被弄穿,需重新接驳,复原遥遥无期。7月下旬,印尼华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收到恐吓信,信中称“祝福”华人“余下的时日”,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阴茎。7月24日,一名华裔女大学生从学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遇三名开吉普的暴徒强行拖下车下,在众目睽睽下遭强暴。[2]


救助与声援


7月20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华侨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开始寻找印尼迫害华人的证据。[2]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谴责印尼当局迫害华侨的行动,声援受难华人,其中著名的组织有“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2]香港,40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名印尼华侨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并且向事馆递交抗议声明。[2]在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团体都举行了抗议活动。[2]加拿大特使会见了强奸受害者,并对时任印尼总统表达了不满。


罪行


黑色五月暴动致使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遇难和蒙受损失,仅仅是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华人妇女被强暴数量难以统计,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 [13][1]


国际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印尼黑色五月暴动是他国内政,因受波及的多为华裔印尼公民,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政府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不干涉政策。[14][15][16][17]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任张蕴岭表示在5月暴动爆发之前,北京当局只是单纯期望暴乱不会发生。[18]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1998年4月访问印尼期间,[19]曾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以当地华人为目标的种族暴力问题属于印尼内政,中国不会干涉。[20][21][22][23]当时中国与印尼的经济合作也未受影响,中国政府答应向印尼提供一系列援助以应对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中包括300万美元的药品和食品援助,以及两年期的2亿美元贸易出口信贷,并承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贷款。[24][25]


从1998年5月13日起,大规模暴乱开始发生。中国外交部成立24小时值班应急小组,制订护侨撤侨方案。[26]5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印尼局势的发展,对滞留于当地包括港澳台公民在内的中国侨民境遇十分关注。[27][19]


暴动发生数个月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于8月15日报道,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骚乱期间曾逐个拨打电话确认300多名登记在册中国公民的安危,并开车进入骚乱地区将受困者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多开三个航班,撤走200余人。该报道也声称,骚乱发生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华人社团做了大量解释和安抚工作,大使还赴外岛华人集中的城镇慰问,倾听华人的申诉和求助,并向他们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骚乱事件和华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心。[28]


不过,当年有暴乱亲历者投书指出,暴乱期间至少有三名印尼华人曾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使馆人员询问得知他们是“WNI”(印尼公民)后便拒绝提供帮助。[29]印尼学者廖建裕、中国学者查道炯、新西兰学者杜建华、新加坡学者徐本钦等皆指出,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无意为受害的印尼华人提供救援和保护。在5月排华暴动之前,许多印尼以外的华人就批评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印尼华人,然而北京拒绝进行干预,因为当时北京和雅加达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北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有中国驻美外交官私下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向印尼提出抗议或派遣船只,因为在印尼的大部分华人都是印尼公民,因此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5月排华暴乱的严重时期,北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30]中国政府确实有对在印尼工作和旅行的中国公民采取撤侨措施,并为寻求帮助的台湾和澳门旅行证件持有者提供领事保护,但与之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愿意介入印尼华人的命运。[31]在公开和正式场合,雅加达的事务都不是北京的关注点。北京政府将华人称为“印尼家庭的一分子”,并没有义务保护他们。[32]临近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或许是北京政府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被激起,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带来压力,特别是5月排华暴行或许会重新唤醒人民对六四屠杀的回忆。[33]


印尼5月暴乱期间,中国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相关报道。北京政府反应迟缓,只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简单提及,不作为外交政策事务来处理。试图抗议的人则被噤声,任何相关新闻报导也都被迅速压制。[34]且直至6月上旬强暴案件被揭露后,虽然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媒体关注,但中国大陆传媒的反应依旧滞后。[35]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也于7月5日发表文告,不点名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援助印尼华人的态度。[36]据《国际新闻社》报道,中国直到暴乱发生2个月后才在外界舆论下打破沉默,改变原先“不干涉内政”的政策。[37]


7月6日,首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对印尼5月暴乱表态,即是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在东加里曼丹考察棕油投资期间接受印尼媒体采访时所作。[38]他表示中国政府关注暴乱,要印尼政府彻查此事,并希望暴乱不会重演,但同时也表示保护印尼华人属于印尼政府责任。北京官方没有提出抗议。[39]


7月28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首次刊登印尼排华暴乱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已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19][40]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保护印尼华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严惩不法之徒。[41]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8月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要求印尼政府重视此事,尽速查处,确保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28][19][22]与此同时,在8月17日,有约200名北京的大学生组织游行抗议行动,但被校方和警方劝阻制止。[42][43][44]


另一方面,从8月份起中国虽然有要求印尼政府彻查暴乱,但同时也对印尼保持了紧密的双边经济联系。[45]根据印尼官方《安达拉新闻社(英语:Antara (news agency))》报道,在8月6日,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尼出售5万吨大米。[46]8月15日,中国如约为印尼提供300万美元的医药援助,同时继续向印尼提供此前承诺的2亿美元经济贷款。[47]11月26日,根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中国经贸代表团如期访问雅加达,以探讨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项目。[48]


而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于香格里拉酒店会见了印尼总统哈比比。期间,江泽民表示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对哈比比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同时对印尼华人的处境表达关注,表示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而哈比比也感谢中国向印尼提供的珍贵援助,并表示5月发生的暴乱是犯罪行为,印尼政府将依法处理。[49]江泽民也表示中国绝不会尝试利用印尼华人来谋取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50]之后,印尼5月暴动的新闻不复见于中国媒体上。[51]


香港


抗议群众用“黑漆”涂抹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印尼总领事馆”大门泄愤。民主党李柱铭7月写给继任的总统哈比比的信中,将暴动比为纳粹党的犹太人大屠杀。[52]:165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在5月14日认为动乱没有特别针对台商,并不是排华行动,不到实施撤侨的最后时刻。[53][54]5月16日起,政府指派紧急指派专机飞往印尼疏散受难者,并且安排C-130运输机于国内待命,以及派遣舰队至巴厘岛海域随时进行撤侨,期间有归侨台商不满政府的撤侨行动效率低下。[55][56][57]5月17日,外交部长胡志强表示印尼政府向台表达希望勿撤资撤侨,当时他也担心政府如果动作太大会激怒印尼政府,后果难以掌握。[58] 至7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召见印尼驻台代表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44]政府也威胁要撤回在印尼约13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禁止约1万5千名印尼劳工入境。[52]:166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抛掷鸡蛋抗议印尼华人女性被强暴。[44]8月8日,印尼投资部长韩扎哈兹(英语:Hamzah Haz)飞往台湾提倡投资印尼时,也因此为此事件道歉。[52]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改用大型客机以满足从雅加达飞新加坡的需求,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达机场协助新加坡人撤离,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顺利撤离。[59][60][61]


美国


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苏哈托独裁政权,后又认定此次事件是种族歧视;联邦政府批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并接受了这批华人居留。《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导了排华暴行[62][63],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广为传播。同年7月开始,华裔美国人于全美各地展开抗议行动。8月7日和8日达到颠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行动,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领馆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和严惩凶犯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裔聚集抗议,并向驻印尼的美国官员递交抗议信函。


泰国


同年7月后,泰国首都曼谷的华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印尼暴徒残忍的排华行为。[来源请求]


荷兰


由于局势转差,荷兰皇家空军派出KDC-10空中加油机撤走当地侨民(尤其是仍保有荷籍的华人)[64]。


后续事件


1998年7月23日,由政府部门、武装部队、非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和一些律师联合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声称他们将查清雅加达等地发生骚乱的真相,并查出事件的责任人。[65]

1998年11月,事件调查报告公布。当时的哈比比政府在同年12月承认有76起强奸案发生,但否认有人在策划。[66]

2005年11月,声称将于13日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的手机短信在印尼雅加达广为流传,但未真正发生。[67]

2007年5月10日,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出版,该书披露了大量当年事件的一手调查资料,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68]

2007年5月,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日前表示,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揭发更多的真相,最好的方法是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而非“严重侵犯人权案”进行处理。[69]

2007年12月6日,印尼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市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排华骚乱事件。[70]

2010年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诺将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的官员夏弗里·三苏汀由国防部秘书长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引发争议。[71]

参见

红溪惨案

930事件、杀戮演绎

五月茉莉

备注


来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书《黑色的五月: 印尼暴徒残害华人暴行真相》。[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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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华).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In May 1998, 1200 OC were killed, dozens of OC women raped, and properties torched as the Suharto regime ended. Beijing was slow to react, and by making only a brief mention in the state controlled media, it did not have to address it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Those who tried to protest were rendered silent, and any news coverage quickly suppressed.

 冯媛. 〈叙述强暴:突出与遮蔽——媒介如何再现印尼五月骚乱中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 《睡美人如何醒来》.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205–225 [1998年]. ISBN 978-7-80195-701-6. 〈二、滞后和视角——大陆传媒的报道和切入点〉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总体上是相当滞后的。6月上旬强暴事件被披露出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介都有快速反应,一些国际组织和政界人士也表示了关注和谴责。到7月14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如此表态:“中方对于印尼华人在骚乱中遭受到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作为印尼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继续为印尼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这个消息《人民日报》和其他国内媒介没有报道。直到7月29日,《人民日报》终于在第4版刊登《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同日第6版,还发表了《唐家璇会见印尼外交部长》,谈到“今年5月发生的不幸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方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但是并没有直接提到强暴事件。《人民日报》报道后,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才正式开禁。

 〈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 《星洲日报》. 1998-07-05 [2021-06-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2). 印尼的暴民排华事件让当地华人受尽苦难,外表看来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行为,是清官难审的家务事。有的国家以无权过问为由,对一连串惨剧始终噤若寒蝉。然而纵使外交辞令是如何法理兼顾,无懈可击,却显然有悖人情,而且无法掩盖历史的真相,也推卸不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的承诺和责任。印尼华人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势衰下的历史悲剧的延续,今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就犹如出嫁到远方的女儿,她们当日含泪挥别故乡,在惊悸与不安中踏上异国的土地,那时她们在不由自主之下,对生命与幸福下的一种赌注。今天,眼看着出嫁的女儿因被抢夺和欺凌而伸出她们无助的双手时,作为一个有长远文化渊源并自称维护正义的“娘家”,难道可以在这个时候漠然关上家门吗?我们不能只期待女儿的孝敬和回报,却忘了该对她们付出真诚的关心和祝福。

 CHINA: Beijing Breaks Silence on Racist Attacks in Indonesia. 国际新闻社. 1998年8月19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14). Two months later, Beijing seems to have abandoned its public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The first official reaction of Beijing to the May 1998 riots occurred in late July 1998. However, the first reaction by a PRC official to the incident was on 6 July. Chen Shiqiu, the new Chinese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visited East Kalimantan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investing in the area, especially in the palm oil business. During his visit, he was asked by Indonesia reporters on his view of the May riots.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he incident" and wante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horoughly". He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he met B.J. Habibie twice: the first time when Habibie as still vice-president and the second time, when Habibie was president. During the meeting Chen said that he discussed the riots and "hoped that the riots will not recur." Chen clearly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law of the two countries,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own citizens, including the citizens of Chinese descent. " There was no official protest on the part of Bejing.

 〈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答記者問〉. 《大公报》. 1997-07-30. 北京28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今年五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有记者问:最近,香港同胞及海外华人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五月骚乱中遭强暴纷纷以不同形式表示义愤,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唐国强答:对印尼骚乱中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和印尼华侨、华人所受遭遇,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我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唐国强说:长期以来,旅居印尼的华侨、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印尼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同印尼各族人民一道安居乐业。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也有利于印尼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印尼華人的合法權益應得到保護〉. 《人民日报》. 1998年8月3日.

 〈中國民運 - 1998年8月份新聞摘要〉.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1998年8月31日 [2013年10月9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12日).

 Teresa Poole. Peking students take to the streets. Independent. 1998-08-18 [2019-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9).

 Chronology for Chinese in Indonesia.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2004 [2013-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2).(英文)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Beginning in August through November, China made a series of public pronouncements to express its displeasure with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over the latter's handling of the May riots. Also in August, China agreed to sell 50,000 tons of rice to Indonesia and provided Indonesia with a $3 million grant of medicines and pharmaceuticals. It also went ahead to execute a $200 million economic loan package – agreed in April 1998 – to Indonesia. In November, a Chinese trade delegation visited Jakarta, on schedule, to discuss Chines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Indonesia.

 "Aid: RI negotiating rice from IDB". Antara. 1998-08-06.

 "China grants US$3 million in medical aid". Antara. 1998-08-15.

 "China, RI sign barter deal to boost two-way trade". The Jakarta Post. 1998-11-26.

 徐宝康. 〈江澤民會見印尼總統哈比比(附圖片)〉. 《人民日报》. 1998-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1). 本报吉隆坡11月17日电 记者 徐宝康报道: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会见了正在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江主席再次祝贺哈比比就任总统,并对他重视并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江主席说,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尽管印尼国内形势今年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政府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中国和印尼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决心没有变化。中国和印尼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哈比比感谢中国在自身也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仍向印尼提供了珍贵的援助。他说,患难之交才体现出真正的友谊,印尼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谈到今年5月印尼骚乱中发生的不幸事件时,江主席说,印尼华人加入印尼国籍后,已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印尼公民,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他们应像普通印尼公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他说,我们注意到阁下本人和印尼政府多次表示要保障华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中国在华人、华侨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相信总统阁下和印尼政府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的感受和关注。我们认为,妥善处理好华人问题不仅有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我们两大邻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哈比比说,印尼华人都是印尼人,是多民族的印尼大家庭中的一员。印尼政府认为,5月发生的事件是一种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印尼将根据法律进行严肃处理。

 "Jiang: China will never use overseas Chinese to seek gain.". Xinhua English Newswire. 1998-11-18.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In November China's diplomatic action culminated when President Jiang Zemin raised the suffering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in the May riots with Indonesian President B. J. Habibie at the China–ASEAN dialogue meeting in Kuala Lumpur. Jiang further made a point by speaking to a group of Indonesian business leaders and repeated the pledge that China would "never try to use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living in Indonesia to seek political or economic gain there". Thereafter, the issue of the May riots disappeared from China's news media.

 Jemma Purdey.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 - 99.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2013-10-08]. ISBN 978-0-8248-3057-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3).

 《中国时报》1998.05.14 - 外交部:不到撤侨时刻

 《中国时报》1998年5月15日 - 陆宝荪:仅五、六家台商被波及

 《中国时报》1998.05.15 - 萧万长指示仅速应变保侨。《中时晚报》1998.05.16 - 我代表处停休 驻守机场协助台商。《中时晚报》1998.05.16 - 国军备营舍 供侨胞暂居。《中时晚报》1998.05.16 - 雅加达苦等撤侨班机 台商自嘲是孤儿。《中时晚报》1998.05.16 - 5架C130军机、舰队待命驰援。《中国时报》1998.05.16 - 首班撤侨专机抵台 持续加开班机。《中国时报》1998.05.16 - 首批专机撤侨 今午接回数百人

 印尼歸僑痛批政府效率. 《中国时报》. 1998年5月16日 [2013年7月17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6日).

 《中时晚报》1998.05.17 - 两日紧急输运 载回千名侨民。《中国时报》1998.05.17 - 归国路坎坷迢遥 只能自力救济。《中时晚报》1998.05.17 - 运侨班机排定 想回来的国人都能回来。《中时晚报》1998.05.18 - 华航往印尼加班机 只接回138人。《中时晚报》1998.05.19 - 我军机军舰已赴某国(新加坡)待命接侨。《中国时报》1998.05.19 - 兵荒马乱 撤侨为何要有机票。《中时晚报》1998.05.19 - <因应印尼动乱>我在雅加达设3紧急避难所。《中国时报》1998.05.19 - 落难之时 为何还分台商华侨 。《中时晚报》1998.05.19 - 台商无助 声声怨 。《中时晚报》1998.05.20 - 长荣往印尼包机 下午启程。《中国时报》1998.05.21 - 空军两架运输机抵星待命(迄至五月二十日为止,尚有近千名台商滞留在印尼)。《中时晚报》1998.05.21 - <苏哈托下台>我吁哈比比保障台商侨民权益(动乱告一段落)

 胡志強:印尼表達希望我勿撤資撤僑. 《中国时报》. 1998年5月17日 [2013年10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12日).

 联合早报 (Lianhe Zaobao), 15 May 1998. . 改用大型客机满足乘客要求 从雅加达飞回我国新航班机全部爆满 [2014-04-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9).

 联合早报 (Lianhe Zaobao), 16 May 1998. . 派人员到雅加达机场设法取得机位 我大使馆尽力助国人离印 [2014-04-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9).

 联合早报 (Lianhe Zaobao), 19 May 1998. . 外交部继续派人在雅加达机场协助 2900新加坡人顺利回国 [2014-04-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9).

 Landler, Mark. UNREST IN INDONESIA: THE CHINESE; The Target Of Violence In a Time Of Wrath. 《纽约时报》. 1998-05-16 [2020-0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02).

 Landler, Mark. UNREST IN INDONESIA: THE OVERVIEW; Indonesian Capital Engulfed by Rioting. 《纽约时报》. 1998-05-15 [2020-0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28).

 Evaluatie project KDC-10. Ministerie van Defensie. 1999-07-01 [2014-01-05] (荷兰语).

 1998年8月30日 印尼表示要查清5月排华骚乱. [2013年3月6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年10月4日).

 印尼将重新调查排华暴乱. 新浪-华声报. 2000-01-17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反华短信称将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 新浪-中国新闻网. 2005-11-14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9年调查毫无结果 印尼1998年排华暴乱成无头案. 人民网-世界新闻报. 2007-05-24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将以普通侵犯案处理1998年排华事件. 新浪-东方早报. 2007-05-18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新排华骚乱事件始末 借口华人参政发泄不满. 新浪-新华网. 2007-12-14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总统提拔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官员惹争议. 环球网. 2010-01-18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10).

外部链接

新闻档案:印尼1998年“513”排华纪实

印尼将以普通侵权案处理1998排华事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排华”骚乱已过10年 真相在印尼仍受质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时报》印尼暴动特别报导


谢选骏指出:连续排华的历史事件表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而共产党就是穆斯林暴行的淫媒。


《1969年马来半岛排华,1200人惨遭罹难,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2020-10-19 历史侦查处)报道:


1969年爆发的马来西亚排华浪潮,是东南亚华人历史上的一桩惨案,在这场惨案中,造成1200人惨遭罹难,大量尸体被烧焦,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等等人间惨剧。


惨案发生后,马来西亚出台了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华人沦为了马来西亚的“二等公民”,大批侨民纷纷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50多年间过去了,但这场炼狱般的恐怖回忆不仅让马来西亚坠入了万丈深渊,更是在华人华侨脑海深处深深烙下了永远无法释怀的噩梦,处长就给大家讲讲当年那段劫后余生的往事吧。


1969年,马来西亚按照惯例举行了第三次大选,可就在这次大选中,反对派以50.9%的得票率首次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巫统(一个党派),照此形势下去,执政的巫统就不得不拍屁股走人,从此远离开权力的中枢了,显然这不是巫统愿意看到的结果。


于是,巫统为了打击反对派,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以民族主义思潮为突破口,打算拿华人开刀将反对党踩在脚底下,以此来抬高巫族的身价,建立所谓的“巫人统治”。


当时的马来西亚巫族(马来族)占总人口的53% ,华族占37% ,印族占10% ,而与此总人口占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首都吉隆坡约有45万人口,但华族占却占比高达惊人的55% ,也就是说吉隆坡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华人的汪洋大海中。


而此时的反对派支持者主要是华人,华人移居马来半岛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就有部分华人通过海贸移居到了马来半岛上,唐宋元明清时华人陆陆续续逐渐迁徙了过来,但彼时的华人依旧没有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直到鸦片战争后,大量华人下南洋在马来半岛上从事着诸如矿工、种植和经商等活动。


由于华人头脑灵活且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相较于当地土著好吃懒做等特点,华人无疑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很快,华人经过几代人的打拼逐渐在马来半岛上站稳了脚跟,并通过勤勤恳恳的辛劳掌握了马来半岛上的经济命脉。


华人虽然富有,可对政治并没有太高的敏感度,他们不热衷于参与政治,更别提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代表自己利益的当地政治势力,这就使得华人变成了类似于犹太人一样的案板上肉,处境非常危险。


正是由于华人控制着马来半岛主要经济命脉,且反对派的支持者以华人居多,拿华人开刀就意味着给反对党来了招釜底抽薪,让反对派失去支持的群众基础,这样反对派就无法威胁到长期执政的巫统的地位了。


另外一方面,华人由于长期掌控着马来半岛当地的经济,富裕的华人与贫穷的当地土著形成了较大反差,让土著们心里掀起了一股“仇富”的心理,巫统如果将他们“祭旗”,不仅可以给反对党以致命的打击,还能宣泄长期以来土著对华人的不满,且在1965年的印尼排华中(详见《1998年印尼排华,5000名妇女惨遭蹂躏,女性下体插有木棍》),印尼的做法无疑又给他们树立了榜样,因此,综合种种因素,巫统开始将寒光闪闪的屠刀对准了当地的华人。


1969年5月4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支持反对派的华人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支持巫统的马来族民众也上街游行,两派针锋相对爆发了冲突,大量华人平民无辜被杀,很快,暴乱蔓延开来,一场全国性的针对华人惨案开始了。


据后来幸存者回忆称:“暴乱发生时,街头浓烟滚滚,大量华人房屋、商品全部付之一炬,华人罹难后被烧成焦的尸体散落在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在这些焦尸中,有一具焦尸令人震骇万分:那具焦尸是个怀孕妇女,只见她肚子被人剖开,裸露在外面成型的婴孩尸体,伴随着母体一道化为了焦炭……”


而据当年参与暴行的土著忏悔地讲述:“一对姐妹花在电影院观影时,暴徒们突然冲了进来四处放火,姐妹花惊慌失措冲进了暴徒聚集的地方,很快,那些暴徒围住了姐妹花将她们拖入了隔壁小房间,七八个男子轮流蹂躏,事后,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胸口鲜血喷涌……”


然而,暴行远未就此结束,排华骚乱发生的当天,马来西亚高层宣布全国戒严,并调集了2000名军人及3600名警察维持治安。


但让人费解的是,这些所谓维持秩序的军警全部都是马来族,他们赶到骚乱现场后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乱的蔓延,反倒反倒四处开枪,当时就有大量华人伤亡者身体中弹,而普通马来人并没有枪,开枪的只能是马来军警。


可骚乱平息后,马来官方则宣称这场暴乱不过是种族之间发生的暴行,吉隆坡当地华人却回忆:


“巫统支持者聚集在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哈伦的官邸,这是一个支持马来人至上的激进分子。游行从那里出发,许多人挥舞着大刀和其他武器,将这场反击游行当成对华人挑战马来人至上的“一点教训”。不久,群众开始攻击驾车路过的华人,并纵火焚烧华人住宅和商店……”


从以上华人的回忆中不难判断,这起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种族间的骚乱”的问题,实则是巫统支持下的排华暴行。


在这场持续半个多月的暴行中,马来西亚官方事后公布的调查数据认为,华人死亡39人,受伤114人,但当地华人民间团体调查后却认为至少有1200名华人在暴行中惨遭罹难。


“五一三”排华风波过后,巫统党顺理成章地再度坐上了马来西亚执政的宝座,并于次年颁布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华人降格成了“二等公民,比如说,限制华人购买房屋;减少华人成为公务员的数量;华人的公司一律需要马来人成为大股东;大学中马来人录取的数量必须要超过华人等等。


由于该政策的不合理,致使华人纷纷开始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也因此一落千丈,而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倘若依旧照此趋势延续下去,马来西亚华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比1957年的华人占比降低一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必然会坠入万丈悬崖。


谢选骏指出:印度尼西亚固然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马来西亚大同小异,也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历史的地方;而且至今禁止华人参与国家事务,只能享受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待遇。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如此变态,因为它们都是万恶的“伊斯兰国”。


谢选骏: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和台湾废垃



《香港内地生声援中国抗议 面对本土质疑称“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BBC 2022年11月30日)报道:


香港中环附近的声援活动。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香港中文大学读本科的王牧之(化名)说。她周一(11月28日)晚在校园里声援中国反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之前,已经将个人身份信息留给了信任的朋友,万一被捕,好有人第一时间知道。


自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大规模抗议遭到打压后,少有见到街头抗争的画面。近日,在针对严格封控措施的抗议蔓延中国多个城市之后,与大陆一河之隔的香港也出现了声援活动。


与此前香港民间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在这些声援中,不少大陆人冒险站出来。


而另一方面,有关是否出来支援的讨论在香港本地论坛上引发争论,一些人表示迟疑。 “隔岸观火是最好的处理手法”,一则帖子写道。


反封控示威的“白纸革命”能否为结束“清零”找到出路?


30多年前北京爆发学运时,香港是重要的支援地,数百万人上街声援。而如今,《香港国安法》在这里实施,社会运动领袖流亡,民间组织解散,类似当年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说,一些香港人此次表现出的冷漠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中国大陆的事务,而是在2019年后官方采取强硬政策,在很多人受伤、入狱的情况下,“越来越感到唇亡齿寒”。


他用“无力、无奈、无助、无望”来形容香港人的心态,“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多,还是冥顽不灵,令大家在政策高压的情况下感到疲倦”。


上周末,许多中国民众在街边点燃蜡烛,悼念11月24日在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的人。他们把怒火指向当局严格的新冠封控措施,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活”的口号。抗议在多个城市蔓延,甚至罕见地出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等有关政治诉求的口号。


本周接连几天,伦敦、墨尔本、纽约等地也举办悼念活动。香港也不例外。不过,不少人对支援大陆的抗议表示质疑。


在知名网络论坛“连登”上,一条标题为“香港人无需connect(连接)大陆人,但要借机重启抗争”的帖子在发布后5分钟已获得300多击量。


一则留言写道,“香港人因为不满共匪压逼而出来,大陆人因为困住太久无法出门、没有饭吃才出来,从出发点上来看已经不知道为何要帮”。


香港本土派社运人士陈泽滔在Facebook上发帖称,“在香港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不过比在家喊句日本队加油要好一点。”不过他说,“无法接受站在共产党一边讲一些冷嘲热讽的话。”


中国多地爆发反封控抗议,“身份问题没那么重要”

面对讽刺的话,参与声援的香港中大学生王牧之对BBC中文说,“不去就不去,在这里大喊‘不关我的事’,要全世界都知道挺傻的。”


她在2019年香港抗议时曾参与过几次和平示威活动。但因在大陆出生,被贴上“小粉红”的标签,让她觉得似乎背负上一种原罪,入学后不断跟同学辩解,自己是从美国来的国际生,不是大陆生。她因此理解一些香港人的冷漠,“在他们看来,那是邻居有事,跟我没有关系,因为看了太多的荒谬。”


伦敦集会声援中国反封控抗议,悼念乌鲁木齐大火受难者


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中,不少大陆网民曾报以“看客”的心态指责香港抗议运动,令很多示威者不满。


流亡伦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在Facebook上发帖称,“很多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愈走愈远,没有‘血浓于水’的感觉,甚至讨厌2019年时中国国内普遍网民对香港的冷言冷语氛围,自然也认为今次示威,也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吧。”


不过,他依然认为应该理解并支持大陆的抗议。 “示威背后所盛载的诉求,固然愈直指权力核心愈好;但退后一万步,即使是‘非政治化’的‘要求解封’,也是直接削弱了北京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权威,至少会令北京在若干层面上自相矛盾,也令‘顺民’不那么‘羊群’。”


对于王牧之来说,这次站出来声援,“身份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她身边许多香港同学也对乌鲁木齐火灾一事非常愤怒,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抗议的支持。有人收集抗争标语、有人帮忙沟通,还有人连夜做了一个小册子,集结抗议人士的文章。


“在2019年参与越深的人,反而越能理解这次大陆的抗争,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所有大陆人都是粉红”,王牧之说。


“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


11月29日,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在香港大学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香港大学本科生松江(化名)也有类似看法。他周二晚与同学一起在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极端本土主义或极端排外的言论在哪里都有,这是人类的弱点,并不是香港人的错,”松江对BBC中文说。


他知道有些大陆人来香港后也加入了本土排外的思潮。 “我不想把它跟出身联系在一起,这只是个人在思想上的选择”。他很欣慰地看到,周二晚许多香港本地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主动邀请更多同学加入。


“这是一个团结的时刻,是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他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对BBC中文说,虽然这次一些地方出现“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化口号,但相对于结束严格封关政策的诉求来说,仍是少数。而在香港,管制疫情的措施接近西方,近期更放宽出入境管制,因此令许多香港人感受不到大陆民众切身受害的原因。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认为,香港的防疫措施始终无法摆脱大陆严防死守的政策,一方面死守与大陆通关的关卡,另一方面拖延与国外通关,“要看北京的脸色行动”,这也是令一些香港人觉得无望的原因。


在周二晚港大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


不过松江认为,2019年前,香港的社会运动不会聚集北京政权,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京。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理解到,不论是中国内地人还是香港人,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利维坦(比喻强权)。”


“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他说,“无论如何,香港需要面对和处理北京政权,香港民众也需要处理与北方14亿人的关系”。


在周二晚的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这让松江觉得,“‘一国两制’在香港依然在实行,香港的空间仍然比大陆多”。


“如果香港人能够了解这样的情况,大家一些来做事情,不要那么早放弃,还是有空间的”,他说。


烏魯木齊火災引發中國五天的反新冠封控抗議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公寓火災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


2022年11月25日: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有消防車被新冠防疫用圍欄阻擋而延誤救火,當地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指造成傷亡原因之一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引發眾怒。 另一些視頻顯示,烏魯木齊市有民眾走上街頭與警員對峙,推倒防疫用圍欄,並高呼要求解封。


2022年11月26日:上海等多個城市出現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措施的抗議。多個城市民眾走上街頭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者。 南京傳媒學院有數百名學生在校園集會,手舉空白紙張表達對當局噤聲的抗議。 全國各地包括清華和復旦在內的多個高校亦先後出現類似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7日: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民眾連夜抗議,期間有人高喊口號要求習近平下台。BBC記者埃德· 勞倫斯(Ed Lawrence)在上海拍攝抗議人群期間被中國警察毆打並短暫拘留。有社交媒體照片顯示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被拆除。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個城市在同日均有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8日:烏魯木齊中路兩旁架設起了路障,在場員警要求路過拍照的民眾刪除手機照片。香港、台灣及倫敦等地均有學生舉行集會,聲援中國在內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政策的抗議。


谢选骏指出: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你们不支持我们的正义,我们就不支持你们的正义!”因为废垃都不信上帝,只相信自己的蝇头微利。


《驱动中国反“清零”抗议示威的年轻一代》(毛远扬(Frances Mao)BBC记者)报道:2022年12月2日


中国年轻人在一个压制异见的国家里长大,现在他们正开始发声。


上周末的中国,新一代涌现了;当中的很多人是人生里第一次参加公开抗议。


他们上街要求解除已经实施近三年的新冠清零防疫政策。


在上海,抗议者一开始很安静。他们是聚集起来悼念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公寓火灾中的受害者。很多人相信,是新冠防疫措施令一些人无法在火灾中逃生。


在大量警力在场之下,他们进行了悼念。他们在抗议中手举白纸,放下花束,一直保持着安静。


然后,一些人开始高喊:“自由!我们要自由!解封!”


随着夜色渐沉,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胆。至当地时间周日凌晨3点(格林尼治时间周六19:00),他们高喊:“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


一名20岁出头的参与者说,他是在家里听见人群的声音才跑上街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很多人都很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上过街抗议,”他向BBC表示。


他带上了相机,来记录这个他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看到很多人——警察、学生、老人、外国人。他们各自意见不同,但是至少能够说出来。”


“这样的集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对我会是一种珍贵记忆。”


人群边的一名年轻女子表示,她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但同时也是稍纵即逝的时刻。“我这辈子都没在中国见过这样的事情,”她告诉BBC说。


“我感觉是一种释放。我们终于能够走到一起——去说一些我们很久以前就想说的东西。”


她说,新冠清零防疫政策偷走了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她的同辈人很多没有了收入和生计,也失去了教育和旅行的机会。有时候一封锁就持续好几个月,他们要和家人分离,也不得不延迟或者取消一些人生计划。


他们感到“愤怒、悲伤、无助”——一种炼狱般的状态。


那一个周末,全国多个大城市都能听到相似的呼唤。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生们受到网上看到的示威启发,也聚集起来了。


一段现在已经被广泛传开的视频显示,一个女生对着扩音喇叭快速而略带胆怯地说着话。她话语间不时崩溃落泪,但是人群却为她鼓劲。“加油!不要害怕!”他们说。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她声音嘶哑地说,“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


精明还是天真?


对于年纪稍大的旁观者而言,这种政治示威是数十年未见的景象。它激起了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记忆,当时的运动也是由学生领导,呼唤一个更自由的中国。但是一些人说,这一个世代的热忱来自于他们不了解过去抗议的结局是一场血腥镇压。


“年轻的理想主义——没有伤痛记忆的包袱而无所畏惧——令年轻人走上街头争取他们的权利,”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这样其实是低估了这些抗议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学者宋文笛表示,他们的年轻和他们对中国体系和规则的了解显得不太相称。他对他们的“精明策略”感到惊讶。他说,今天的年轻抗议者“是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知道红线。他们试图在不逾越的前提下挑战极限,”他说。


上海的抗议者高呼要求习近平下台,但是在其他几乎所有的集会中,示威者都收敛了他们担心会过分政治化的诉求。


白纸成为了他们使用的象征——以此避免有任何可以被定罪的字句或图案。当警察叫他们停止呼吁结束清零政策时,他们以反讽的方式回应,转而高呼更多的检测和更多的限制。


“看看他们是如何深思熟虑和先发制人地将中国政府可以对他们作出的指控减到最小。”宋文笛说。


抗议者对于那些颠覆他们诉求的声音也有所警觉。


在北京,当有人警告说有“外国势力”的时候,他就被其他人大声嘲笑:“外国势力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还是列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定义为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


上海的抗议升级成冲突,一些人被捕。


北京的抗议民众进一步追问:“是外国势力在新疆放火吗?是外国势力让贵州的转运车翻车吗?”


“是外国势力让所有人今晚来到这里吗?”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喊到。人群则大声回应:“不是!”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中国年轻一代大体上对于自己的前景是满意的。


“我不能去全世界旅行,不能见我的家人,”在上海带着相机上街的那个年轻男子说。他向BBC表示,担心身患癌症的母亲,她自己待在广州。广州当地官员在周三(11月30日)解除了大多数区域的新冠限制措施。


“我真的很想见她。我现在已经很久没见她了,摸不到她的脸,也没有跟她吃饭,”他说,“我希望这种封控政策能够尽快解除。”


BBC之后获悉,他在当天稍后被拘留了。


很多接受BBC访问或者曾在网上视频出现的人都说,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进步。


在抗议中,人群一次次唱起中国国歌——特别是副歌当中呼唤人们保卫国家的一句“起来!起来!起来!”


宋文笛说,这一代特别不同的是,他们在中国崛起的时代之下长大,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将他们中的很多人标签为“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这些体系怀有强烈信仰,以至于当它失效时,他们要求问责。


“情绪可以非常迅速地从亲政府转变为反建制。”他说。


但是,仍然有一种集体性的渴望,去证明他们的抗议是合理,并且是合法的。


在清华校园的视频里,在演讲者提及抗议有可能被麻烦制造者利用而有所担忧时,人群高呼“这里没有人违法!”


一名男子的声音说:“如果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我们就输了。”


“我们做这个没有经验……但是我们会慢慢搞清楚。”


谢选骏指出:小粉红死到临头开始乞讨民主自由了,白纸革命送终僵尸主席江泽民。大陆废垃类似香港废垃——台湾废垃也不遑多让。这些呆胞一面到大陆开设血汗工厂,一面要中共保障他们的权益;一面说支持大陆民主,一面却拒绝大陆难民;一面自封为中华民国,一面要台湾独立。

谢选骏:黑社会火烧江泽民



《江泽民火化: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现场曝光》(2022-12-04 三立新闻网)报道:


▲上百台大巴士载著中共党员前往八宝山殡仪馆。(图/翻摄自微博)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因白血病及多重器官衰竭,于11月30日病逝,享耆寿96岁。今(5)日,江泽民遗体被送去八宝山殡仪馆火化,中共针对复兴路、石景山路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北京市公安局3日发出一则公告,内容指出为保障“专项活动”进行顺利,将根据法规于5日0时至活动结束,针对复兴路、石景山路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有港媒指出,公告中的“专项活动”应为江泽民火化活动,届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人,将会到医院送江泽民最后一程。


尽管中国官媒无公开证实该公告中的“专项活动”是送江泽民出殡火化的仪式,不过,北京复兴路是解放军三○一总医院的所在处,当地正是江泽民灵柩的停放处,石景山路则是通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必经之路。


据悉,今日八宝山附近的道路全部封闭,上百台大巴士开往八宝山殡仪馆方向,由于车辆太多,无法消化导致附近交通壅塞,现场也有约千名穿著黑衣的中共党员,左胸佩带白花,依序在旁排队,徒步前往火化会场。


江泽民火化: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现场曝光


中共为悼念江泽民,预计12月6日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期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停止交易3分钟,包括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均暂停。


网民嚎叫:mwzqjw 今天 01:06

以前都是自愿前往,现在变成赶着前往!这也是一种进步!

sometimes 2022年12月04日 21:16

草木皆兵与人民为敌


谢选骏指出:“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多像港台黑社会的景象啊!中国终于统一在望了!


《江泽民今火化 习近平率上千中共党员着黑外套送行》(镜新闻 2022-12-05)报道: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遗体在今天(5日)早上,送到北京八宝山火葬场进行火化,北京部分路段,从早上六点半就开始交通管制。


从空拍画面可看到,北京八宝山火葬场外,有上百台的大巴士依序进入,现场约上千人统一穿着黑外套,左胸配戴白花排队,据了解,送行队伍都是中共党员,江泽民的火葬仪式不对外公开。


中国官媒公布的只有明天(6日)上午10点,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追悼大会,明天早上中国的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都会暂停3分钟,全中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外馆,也会降半旗致哀。


江泽民遗体今火化 “黑衣人”涌入八宝山周边交管封路


大陆前领导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30日因白血病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耆寿96岁;遗体在1日运抵北京后,今(5)日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从民众提供的照片可见,路上有数台载着中共党员的大巴士,也有众多党员身穿黑外套排队,推断是来送江泽民最后一程。


北京市公安局3日晚间发起”专项活动”,自今(5)日上午6时30分起,对复兴路、石景山路至上庄大街南口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除持有专项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禁止车辆停放。


《星岛网》报导,今(5)日清晨八宝山一带沿路进行交通管制,有大批警车进驻,戒备森严,专项活动内容虽未公告,但北京复兴路是解放军301总医院所在地,石景山路是通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必经之路,上庄大街则通往八宝山殡仪馆。依封锁路线来看,应是江泽民出殡,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


据八宝山附近居民于微博上传的照片可见,附近周边道路交通拥堵,车辆全都堵在路上,巴士后则全是黑衣人,据悉全是中共党员。


江泽民的丧礼比照中共元老邓小平25年前过世的规格办理,预计今(5)日上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一些退休元老,将到301医院南楼小礼堂,在江泽民遗体前肃立,三鞠躬,慰问家属,之后遗体就将送往公墓火化。


“江泽民治丧委员会”也公告,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将于6日上午举行,追悼期间,大陆全国和驻外使领事馆及其他驻外机构降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天。大会默哀时,全大陆民众默哀3分钟,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3分钟,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证券期货市场、银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也将临时停市3分钟。


网民嚎叫:


zoom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9:13:13

张老九,你愿意承认你的基因、或者你全家的基因都被这种文化深入了没问题,别代表其他人。!!!!!!!!!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zoom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9:11:00

包子爹的死,包子都没这么上心,毕竟现在的皇位不是包子的爹给的,而是由蛤蟆和胡哥给的。别看包子现在这么孝,如果江在20大上敢有什么不同意见,照样被包子掐出去。对包子来说,死了的前任是最好的前任。

citybiker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41:10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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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你就能代表海外华人了,你就一只翻墙狗,滚!

田丁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39:49

哪里见过,先火化,然后开追悼会的?

不要把同事当朋友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32:02

小学生暗自得意:又铲除了一个碍手碍脚的老鬼。

老头衫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9:37

全世界最大黑社会,谁敢不服,马上人间蒸发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7:13

不管喜欢不喜欢,事实上排名是毛华胡赵江胡习,邓只是三朝摄政王。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2:36

虚情假意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59:24

江山没了。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50:47

5840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9:00

张老酒也承认这是帝葬太上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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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酒是太监,太监是没祖宗的。所以总把皇帝当祖宗,皇帝就是马列洋垃圾的弟子也行。

5840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9:00

张老酒也承认这是帝葬太上皇了?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8:11

烏魯木齊大火也沒看他這樣。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5:00

BMF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32:00

蛤总不做成腊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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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自己要做成腊肉,其他统统BBQ!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25:00

山口组就这样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16:00

预测一下,下一位是啥?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02:07

无论主人的死亡人数再多,总不敌公仆团伙领导人的葬礼,隆重的多。

三颗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02:00

这就是黑社会了

蓝金黄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54:00

漏了胡哀帝,赵怜帝

BMF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32:00

蛤总不做成腊肉么?

hombr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28:10

劳民伤财。

ZJNB0507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11:00

可惜不是你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09:00

总有一天等到你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08:00

规格再高,只是斧头帮的事,跟人民没关系。当年十里长街送周总理,那才是真正的举国哀悼

yshen05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50:47

可惜不是他

mcsquar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49:00

希特勒大帝很生气:为什么我就没有受到这样的哀悼?哈哈哈。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8:16

毛高祖,邓摄政王,江文帝,胡景帝,习武帝。是历史重复的最好证明。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2:37

可惜不是你。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47:00

黑帮啊

老黄123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33:53

书记总结的对。这个必须要写进历史,中国现代封建德俄共产王朝序。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Tul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26:38

嘿嘿,胡锦涛同志也在列!狗粮轮子湾湾骗子继续鬼哭狼嚎意淫编……?!

雅戈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05:00

先办丧,再抓人。折腾吧,不干一件正经事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3:59:19

新疆火灾死去的44人,应该厚葬, 江泽民何德何能?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57:00

皇三世出殡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44:14

不得要领。为了抑平由粗暴对待胡锦涛产生的愤怒而隆重江泽民的丧礼,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认可江泽民的治国体系。否则去纪念一个没有贡献的人干嘛?然而江泽民的精髓是闷声发大财的商品经济和整体宽松的政治环境,它会给共同致富的集权政策带来混乱。作茧自缚。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43:01

蛤蟆升天。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39:00

像极了山口组!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24:09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0-28 00:28:47

我谁都不认识,也不了解什么内幕。但家庭原因,知道共产党是如何选拔干部的,这个程序和制度比较了解。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22:25

应该水葬,火化是对江主席的极大侮辱。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来梦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00

真正的黑社会,谁敢不服?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7:42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


谢选骏指出:黑社会火烧江泽民!不服就是刺刀见红——让人人胸口都带上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就像1989年顶着江泽民上位的六四大屠杀!

谢选骏:西太后就是邓小平的先行者



《中国的繁荣归功于慈禧太后?》(KEITH BRADSHER 2013年10月31日)报道:


过去30年,中国快速超越了印度和几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引发了一个难以回答且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是谁为邓小平从1978年到1997年去世期间扶植起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毛泽东。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大规模的屠杀、酷刑和持续的经济管理不善,有鉴于此,国外甚或国内所做的学术评估日益谴责毛泽东的遗留影响。

这又引发了人们的探寻,探寻中国重新崛起为军事和政治力量日益增强的经济强国的局面应归功于谁。言辞最犀利的毛泽东传记作者之一、畅销书《鸿》(Wild Swans)的作者张戎在她的新书中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慈禧。从1861年到1908年慈禧离世的这段时间里,她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张戎可以广泛接触保存在北京的慈禧史料,而国外的传记作家是接触不到这些史料的。借助这些史料,她笔下的慈禧不同于共产党和其他批评人士长期以来的描述,既不是残忍的暴君,也不是容易受人摆布的统治者。根据张戎的新书《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慈禧手握重权,意志坚定,其治下的大部分现代化项目都应归功于她,只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慈禧太后受到了一些人的阻挠,这些人有时是外国势力收买的爪牙。

张戎认为,尽管最初反对,但慈禧后来还是批准修建了北京到武汉的中国首条铁路干线。此外,她奋力抵抗日本和其他外国势力,保护新闻自由,在最后的日子里甚至试图赋予几百万中国男性投票权。

张戎的这本书如此赞扬慈禧,一些历史学家感到难以深信。周三,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时,张戎辩称自己的作品持论公允,同时也承认她“确实产生了对慈禧的同情”。

“我详细记录了慈禧的每一次诛杀,有些甚至连官方宣传都没有提,”她说,“我所做的,就是提供她做这些事情的背景和原因。”张戎说,“走进传主的内心是传记作者的工作,我是说,那是我的工作,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毛泽东和慈禧的内心。”

首尔的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中国研究副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专攻清史研究,他说他一直在翘首期盼这本书,因为张戎可以大量获取中国的资料。

不过,鲁乐汉说,由于大部分章节都以对慈禧的盛赞收尾,他担心这些文献资料未必得到了客观的评估。他说,“作为一名读者,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因为每件事都是对”慈禧的行为“尽可能好的”诠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本后修正派传记,一本非常学术化、非常严谨的传记。”

本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为张戎的书撰写的书评,其总体评价是正面的。夏伟和鲁乐汉最近合著了一本书,书名是《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书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慈禧太后的,对慈禧的统治作出了审慎赞许的诠释。

张戎跟随了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的脚步,近些年,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之前,俄国是欧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于1959年夺权之前,古巴是拉丁美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拥有该地区最好的医疗体制。

另有几名作者也已开始对慈禧作出颇为赞许的诠释,尤为突出的是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1992年出版的书籍《龙夫人:慈禧的故事》(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中所刻画的慈禧。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对慈禧和其他一些清廷人物给予了更富同情的诠释,这些人在19世纪末拒绝了外界那些更为激进的改革呼吁。不过,张戎在周三表示,自毛泽东传记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之后,她在北京意外地得到了接触一些文献资料的许可,这些资料显示,慈禧对中国现代化发挥的作用,比她此前断定的还要关键、还要重要。

张戎的书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但她表示,中国政府仍然允许她每年前往中国探望年迈的母亲,只不过,这种探望是受限的。

她说,“我已经许诺不在公开场合讲话,不和媒体谈话,甚至不去看望我的朋友。我把探访的对象限定为自己的母亲,以及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亲密老友”,外加几名中国学者。“我只是希望,自己依然能回中国看望母亲。”


谢选骏指出:《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之作者张戎,她出生于共产党“高干家庭”,那可是个吸血长大的共产党老干婆!但是,她为何为面目狰狞的地下僵尸西太后“张目”呢?是因为女权主义?还是因为曲线救党,为垂帘听政的六四屠夫邓小平解套?


《张戎: 慈禧太后启动了现代中国》(01/24/2014 法广)报道:


旅英华裔作家张戎在完成《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近10年后,又推出一本新的历史传记《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在查阅了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很多外国传记作家无缘接触到的史料之后,她得出了这位统治清王朝近半个世纪女子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的结论,与中国舆论中长期对慈禧保守、专横、善弄权术等种种负面评价形成反差。为什么选择为慈禧做传?她又如何得出对慈禧如此肯定的评价?如何理解中国舆论中常年对慈禧的负面评价?旅居伦敦的张戎女士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法广:为什么在毛泽东传之后,选择为慈禧做传?慈禧1908年离世。百年之后,重新审视慈禧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有什么现实意义么?


张戎:我写慈禧倒不是因为这有什么现实意义。毛泽东传2005年出版以后,我又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2006年出版。然后,我又花了很多精力去做毛传中文注释,充实原来的英文注释。2008年我开始写慈禧。这中间有朋友的提议,也有我回想到过去曾两次想到慈禧。以前我从未想到过慈禧,对她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听到过一些说法,诸如慈禧很残暴,或者慈禧是顽固保守派,等等。当时,也没有在意。但是,有两次我就留心了一下。一次是在我为写第一本书《虹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缠脚这个残酷、古老的习惯,是慈禧在1902年提议废除的。这让我有了一个小小的震惊,因为这和我脑海里的慈禧印象很不一致。后来,我为毛传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又发现,毛泽东1893年出生,因此,是在慈禧统治的年代长大。但是,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有极大的自由和机会。他是农家的孩子,但可以得到奖学金,去上学,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去留学;他可以给非常自由的报纸发表文章,自由发表言论;可以和女友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登记住旅店……但这些自由和机会是我在毛泽东时代生活时不可想象的。这就又让我对慈禧产生了兴趣。2008年我开始思考写下一本书的时候,就想到了慈禧。可是,我上网搜索时发现,还是想我从前受到的教育那样,普遍是对慈禧的谩骂。我感觉在我所知道的一些细节和普遍的见解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有差距,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掘,有很多问题可以解答,就可以做一种历史性的侦探工作,这是我喜欢做的。


法广:的确,中国人对慈禧的评价一直十分负面。您认为她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


张戎:史学界到没有对慈禧十分不公正的评价,主要是民间舆论。实际上,史学界,尤其是清史专家们,他们对慈禧在历史上真正发挥的作用,心里都多多少少有些底罢。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清史专家非常多的帮助,我对他们非常感谢。他们发掘出了大量史料。没有他们完成的诸如整理档案、出版旧书等大量的工作,我也不可能写出这本慈禧传。说慈禧是一个改革者,这是大多数清史专家都可以如同的。


法广:为什么民间对慈禧的认识会与学界的认识有这么大的落差呢?为什么民间会对慈禧长时间有如此负面的评价?原因是什么?


张戎:我觉得这可能是宣传结果。还有,史学界对慈禧的这些看法很多都没有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因为在中国的那种政治环境下,慈禧已经被定性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统治者,是给中国带来灾难的人。所以,老百姓也就跟随这种说法。


法广:就是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造成了这种观念,将慈禧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官方需要的历史角色中了。


张戎:是这样。当然还不只是共产党。从前,国民党时代也是这样。因为慈禧死后不久,中国就走向共和了,就是民国。民国开始时那些掌权的人还不是这样,但后来那些人逐渐把慈禧定性为给中国带来灾难的人,是他们把中国从慈禧手中拯救出来。


法广:您这本书特别强调了慈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的作用,能否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张戎:是她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我们今天看到的电灯、铁路、开矿、建工厂、建海军、建现代化的陆军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还有,现在的教育制度,都是慈禧当年从国外引进来的。是慈禧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外交官,是慈禧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以前,我们总是笼统地说是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其实不完全对。因为鸦片战争后,道光皇帝、咸丰皇帝都还拼命要关上大门,起码是想让大门不要开得更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瓦尔金率领的英国军队1860年到北京去找中国皇帝,要中国打开大门,要求更多贸易,后来才有了火烧圆明园。慈禧掌权 或者说夺权以后,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开门?为什么不能打开大门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使中国更富强呢?!是她最先有了这种想法。中国真正打开大门是在1861年以后,更不用说报纸的出现、新闻自由的程度等,都是在1861年以后才有的。还有法制 当时,在慈禧的主持下,有一些法制专家,比如沈家本等人,全面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来替代中国那些中世纪的惩罚制度,凌迟处死等刑罚都是那时候废除的。


法广:但是,中国教科书多年都在传授一种认识,就是慈禧阻碍了中国的开放,阻碍了中国对西方打开大门。


张戎:是啊。我觉得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看看历史上的事件,看看我的书里引用的那些中外文史料,这些资料可以随便查到,上谕档 也就是圣旨档案就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当然,大家会想起慈禧杀“六君子”,认为他们是因为要改革而被杀。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戊戌维新(戊戌变法)根本就是慈禧发动的。这也是白纸黑字的事实。发起改革的那道圣旨,开篇就是“上奉慈谕”,意思就是:皇上奉皇太后的谕旨……这根本就是慈禧下命令要改革。我根据史料的解读,是慈禧最初看重了康有为的改革思想,然后提起了光绪皇上的注意。光绪皇上接见康有为是在颐和园,也就是在慈禧的眼皮子底下,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 更不要说很有可能是慈禧让他这么做的,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被提升到很高的职位。康有为除了办官方报纸,以宣传改革,还要去主办报律,就是给新兴的报纸、媒体撰写法律,不可谓不重要。


当然,康有为不满足于这些。他想当皇上,第一步就是让光绪皇帝做他的傀儡,他做皇帝背后提线的人。总而言之,就是他要控制整个国家。那慈禧当然就挡了他的路,他于是想谋杀慈禧。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完全是定论。中国的史学家们早就在日本档案馆里找到了他们指定的杀手毕永年当年给日本人手写的事件经过。出于自卫罢 也许有人说慈禧该被杀,这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慈禧要杀六君子,并不是他们要改革,而是因为他们要杀她。


法广:您刚才提到,毛泽东其实是在慈禧统治末年出生、成长。您说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那个时代的性自由,和知识自由度令人惊讶,但在您成长的年代,这些事情都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在慈禧末年开放了的社会,会在后来重新回到一种男女授受不亲、政治封闭的年代?


张戎:这中间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悲剧。慈禧的朝代是一个满族人的朝廷,在慈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后,在大量的年轻人出国,受到国外文化熏陶,受到新式教育之后,这种少数人的统治就越来越不能被人容忍。共和的呼声非常高。慈禧其实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想用君主立宪的方式,来维持朝廷的延续。


在临死时,慈禧意识到君主立宪很可能办不成,她在世就可能办不成,她去世后,就更不可能办成。所以,她基本上已经认可了共和。她在死前几个小时,把权从摄政王载丰那里收回,交给了隆玉皇太后。中国最后走向共和,是隆玉皇太后签署的退位诏书。隆玉皇太后的这个权力,是慈禧给她的。


但是,二十世纪的共和,中国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威胁,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日本侵华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毛泽东能够掌权,一是因为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蒋介石政权,二是因为毛泽东的身后有斯大林的支持,有苏俄的支持。不光是支持,那是全面的支援。毛泽东掌权以后当然就把中国拉回到一种封闭的状况,因为封闭的社会是容易统治的社会。只要有改革开放,他就不能实现他的那种暴政。在这种封闭的状况下,中国全面地大倒退。


法广:慈禧在一个不容女子有所表达,更不容女子参政、掌权的年代自然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很多无奈,但那些无奈在当今中国社会是否仍然留有印记?一百年之后,中国社会对于女子参政、决策的环境应该是已经大为改观,但中国并无女子真正走上政治最前台,为什么?


张戎:我没有研究现代中国,不太清楚。但我想当然还有很多阻力。对女子参政还有很多偏见,就连那些比较开放的、所谓自由派的人,提起慈禧时,都还带着一种轻蔑的口气。而且,还有人说什么“世上恶毒莫过女人心”之类,当然是说慈禧,但也把所有女人都带进去了。所以,这种偏见还是非常深的。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罢。


法广:在您看来,中国民间舆论对慈禧的负面评价,是否也在一定程度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呢?


张戎:有可能罢。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对慈禧真正做了些什么并不太了解。因为,在一个思想不自由的地方,看不同意见的书,听不同意见的发言,这样的机会或少,人们就很容易接受灌输来的东西,让他知道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中国更需要的还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前提,当然是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现在的出版是不自由的 我当然希望慈禧传不要被禁,但是,我的前两本书:《虹: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和《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都是被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家不能千方百计地找来看,但毕竟很麻烦,绝大多数人可能也不愿意去找这个麻烦,更何况还要担风险。那当然就是听官方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这些跟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想,这些都是原因罢。


中国要想做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国家,不改革这一点不行。


母狗慈禧1835年生人,本姓叶赫那拉氏。1852年时被选为秀女,走进紫禁城,成为清文宗咸丰皇帝的妃子。自1861年到1908年11月15日去世,这47年间,她3次垂帘听政,是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如果说张戎对慈禧的赞赏令一些学者怀疑其客观公正性的话,中外史学界近年来对慈禧的研究也出现了更为积极肯定的评价。


这本书的英文版2013年10月在香港推出。法文版已在接洽之中,张戎本人也已经开始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


谢选骏指出:西太后就是邓小平的先行者——不是什么鸡毛一样的改革派,上文所说的其实都是作秀,只是为了抢班夺权“摸着石头过河”。西太后邓小平这对狗女男,需要的时候同样血洗改革、随后在外国压力下又假装再度开放,但还是被世人的吐沫给淹死了。西太后遭到掘墓羞辱,邓小平见好就收,挫骨扬灰免于掘墓处分了。


2022年12月4日星期日

谢选骏:哈佛教授艾利森把我的“外星看地球”变成了“火星分析师”



《避免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哈佛教授提到中国这个条约》(凤凰大参考 2022-12-03)报道:


1. 艾利森教授认为,如果修昔底德现在来观察,会发现中美关系正按照经典的“崛起大国-守成大国”脚本进行,尤其是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冲突,也体现出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征。但他认为不应该回到冷战。他表示现在是高度整合的全球化世界,重启经济铁幕,即使美国人都会非常失望。


2. 艾利森教授提到,一方面,中国会挑战美国作为战后亚洲体系建造者和守护者的角色,双方会成为强劲对手。但另一方面,双方一旦爆发战争,会导致双方都被摧毁,而且两国同处于封闭的生物圈,两国有足够的理由去协调合作行动,这对于两国生存有好处。中美领导人就要处理这两个相互抵触的紧要任务。


3. 艾利森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识别或模拟中美关系,以求提供一些战略线索。比如从冷战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他提及也从中国智慧中学到很多,比如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就是一种对抗的伙伴关系,他们同意在一些领域里激烈敌对,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内结为伙伴。未来中美领导人的智慧能够为两国找到一条新路——双方竞争又同时合作,管理竞争同时又能够合作共存。


“我觉得不应重翻老的冷战手册,如果今天任何人说要创造新的经济铁幕,强迫其他人选择到底站在哪一边的话,我相信美国人也会非常失望和惊讶。”


12月2日上午,在2022年北京香山论坛专家视频会上,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如此表示。此外,他还就当前的中美两国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看待G20中美元首峰会成果、如何借鉴历史经验走出竞争性共存之路等主题进行了阐释。


以下为论坛相关部分实录:


主持人于铁军:按照议程的顺序,有请第一位发言嘉宾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是美国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首任院长,同时在学院已经任职50年。


实际上之前也写了一本著作《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很多国家学生都读过他的著作。另外一个代表作是《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这是五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在美国也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在全球市场都是最畅销著作,有请。


艾利森最负盛名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美国总统拜登在推荐中表示,自己当议员和副总统时,经常找艾利森咨询外交政策。


格雷厄姆·艾利森:非常感谢于铁军教授的介绍,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今天这个重要的论坛。我看到了出席本次论坛的都是重磅级的嘉宾,我也很期待今天的对话,我今天的发言时间只有6分钟,我会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说三点框架性的思想。


第一点,我们想要去定位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大国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统治(ruling)地位,看一下全球历史的图景当中,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导向战争,尽管战争对于双方都是灾难性的。


(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编者注)


第二点,这种策略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在我哈佛大学授课时,很长时间我会想象出一个火星分析师的形象。


这是一个火星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也不是其他国家的人,而是在星际距离上看地球的火星人,可以尽可能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的几十亿人。


该场分论坛参会嘉宾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图自北京香山论坛


这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或者安德烈作为俄罗斯人,或者于教授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观察不同。所以在我自己的教学期间,我经常会讲到这位火星人所观察到的内容是什么,他观察到世界发展如何?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看看火星分析师的视角,我们的问题是,看看21世纪真实的世界,哪些因素是更有力的?是那些可能让中国和美国变成激烈斗争敌手的?还是那些会让中美成为合作伙伴的?


第三点,我们作为学者或者作为分析人员,是否能够去识别或者是模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图提供一些战略概念的线索,这对双方管理大国关系、承担全球责任都是足够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我再把这三点简明展开一下:


第一,首先回顾历史的进程,中国是在不断崛起的一个大国(meteoric rising power),那么现在挑战美国作为守成大国(colossal ruling power)的角色。


历史上,当快速崛起的大国遇上守成大国,最有可能的结果可能就是战争。


之前的很多的著作当中都有提到,修昔底德在他的书里写了在希腊,快速崛起的雅典挑战既有强权斯巴达。20世纪初,快速崛起的德国碰上守成的英国,当时英国主导国际秩序已有百年。如果我们再看21世纪,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快速崛起,严重威胁美国的百年来的主导地位。


(对于这一观点,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编者注)


所以在我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那本书里,我回顾了过去了500年的情况,在16次类似的情况下,有12次爆发了战争。


但好消息是还有4组没有爆发战争。学习这4组案例中的经验,汲取12个爆发战争案例的教训,这对于我们来讲都是有建构意义的。


第二,刚才我们讲到一个火星分析师,我们要问他,今天对北京和华盛顿理智而深思熟虑的领导人来说,最有吸引力的选择是什么?是一些让两个国家成为激烈斗争敌手的因素吗?还是说,现实会促成两国变成必要合作伙伴,以保证生存?我们当然可以去罗列每一个领域之下的分析因素。


李光耀在他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他,你认为中国领导人是认真考虑要在东亚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吗?他用一种“你怎么这么单纯”的眼神看着我,说,“当然,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谁能想到还有其他可能?为什么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不能够成为亚洲第一?至于再往后一个世纪,谁知道呢?”


所以一方面,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美国作为战后亚洲体系建造者和守护者的角色。所以双方会变成非常强劲的对手。稍后我会给出更多的理由。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同等重要的,有的时候也会被大家所忽视的一点,就是美国和中国只是这个小小星球上想要生存下去的两个国家,那么大家都有核武库,这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他们一旦爆发战争,两个国家都会被摧毁,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灾变。


气候合作是中美能够达成合作的重要领域,图为中美双方的气候特使解振华和约翰·克里。图自CNN


两个国家都在同一个封闭的生物圈,在本世纪,每一方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使得生物圈对另一方变得并不宜居。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整合的全球化世界,要不然我们很难想象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难想象病毒的传播,很难想象没有各地协作的科学进步。


所以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讲,有足够有吸引力的理由去协调合作行动,这对于两国的生存都有好处,对于国际安全也有好处,那么这样才能够维持国际秩序而且共同生存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两国可能会成为非常强劲的敌手。


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学者从美苏冷战以来的分析,即使对于美苏这对激烈的对手来说,也不会冒着摧毁自身社会的风险去使用核武器。


所以罗纳德·里根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总结,“没有办法赢得一场核战”(nuclear war cannot be won),因为各方会被摧毁,所以根本不应该开打(must never be fought)。因此,我们最终要构建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触发战争,因为一旦触发,社会就会毁灭,它背后的理念是要维持社会。


进一步讲,气候上的相互确保摧毁(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是一个相似的现象。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这不可抗拒。


公元1005年,宋辽在澶州订立和平条约。图自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冷战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我也从中国智慧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比如1005年宋辽条约(即澶渊之盟,包括结为兄弟关系、交割岁币、规定疆界、互不增加边防为主要内容。此后116年间,宋、辽两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编者注),宋朝和辽国提出,我们不能够打败对方,但我们可以商讨一个条约,也就是中国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对抗的伙伴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他们同意在一些领域里激烈敌对,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内结为伙伴,我认为应该认真梳理历史上的这些智慧。


今天现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声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缩影,我们要想逃脱历史问题的必然结局,一定要从历史上面学习经验。谢谢!


主持人于铁军:感谢艾利森博士。现在每一个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您书里面所提出的概念,包括《注定一战》《决策的本质》。我也从您的著作中学到诸多知识,包括16个具体的案例,我们现在还有4个案例可以去学习,艾利森提到中国、美国战略的亚太对抗,双方都是大国,所以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应该向历史汲取教训,包括冷战这种国际的历史,也包括中国自身的历史,一定要找到一种替代性的选择、第三条道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感谢艾利森博士。


提问:想问艾利森教授一个问题,在G20的峰会上,习主席与拜登会晤在会议当中提到一些关键点,比如习主席说中美不应该卷入到零和游戏当中,拜登也说美国不想跟中国冷战,您对此的评论是什么?


还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如何看待未来两国关系发展?因为有些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启了新的冷战。您认为是否如此?如果是新冷战开始,对全球有什么影响,特别是新冷战对全球带来的破坏作用,我想问这两个国家是不是可能共同发展、健康竞争,怎样实现呢?


2022香山论坛视频会,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线上发言。


格雷厄姆·艾利森:这恐怕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时间有限我提几点:


第一,在巴厘岛G20的会议是非常积极有成效的,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开诚布公的交换了想法,同时也解释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同时也有必要达成一致,所以在7个具体的领域也开启了一个工作组的努力,中美之间的合作对每个国家的福祉和全球安全都非常关键。


第二,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所管理的政府来说,挑战和难点是,他们所面对的两个相互抵触的紧要任务(imperatives)。


首先,中国与美国注定要成为劲敌,因为其中之一会在未来10-30年成为东亚的主导性力量,而且中美都深信成功的会是他们。


其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中美之间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开展合作,才能够满足其必要需求,他们不能爆发战争,他们不能有不受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他们也不能事实上脱钩、特别在经济方面深度脱钩。


所以到底如何管理两个非常矛盾的任务?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包括习主席和拜登总统是有办法能够找到一条道路,这非常复杂——竞争共存(competitive-coexistence),同时竞争又同时合作,管理竞争同时又能够合作共存。


当然这很难也很痛苦,但可以实现。我觉得不应重翻老的冷战手册,如果今天任何人说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铁幕,强迫其他人来选择到底站在哪一边的话,我相信美国人也会非常失望和惊讶。


提问:第一个问题,在《注定一战》这本书里,中国和美国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你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二个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很多的话题都被“安全化”,在很多地方都是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比如说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或者技术竞争,所以您认为这样的趋势是不是在美国对华感知所驱动的?在中国的崛起中会发现这样一种趋势是不是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引发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


格雷厄姆·艾利森: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提问,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长的解释,我简单回答一下。今年达沃斯会议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五年过去了,修昔底德陷阱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之前也讲到,如果修昔底德观察的话会发现,中国与美国都是按照剧本进行,甚至中美在争相诠释经典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角色。这样回答,当然并不令人那么乐观。


第二点,我们关注到现在双方对立越来越强,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维度,这种冲突强度在升级,一方要掌握另一方的未来,这也是人们在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所注重的特征,也就是现行的领导者,可能会在科技上压制新兴的大国,所以有很多人有非常负面的期待。


所以我在2017年的《注定一战?》提到的其实就是——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做好心理准备(expect things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worse)。


谢选骏指出:我写作出版了六十本一套的《外星看地球》,超越人际关系、立足思想主权,观察思考评论种种地球事务事物……现在美国哈佛教授艾利森也来“外星看地球”了;只是他自称“火星分析师”,这却弄巧成拙了——


小时候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时,一档节目中突然出现一个声音甜美的大姐姐,操着一口如天使般的标准普通话,用一种“神舟火箭又上天了”的兴奋声音宣布:“现在开始电视答题送大礼包啦!”


她先出了一道有一点难度的题,同时说:只有聪明人可以猜对答案哦,快开动你们的聪明的头脑来竞猜吧!如果想出答案立马拨打电话,答对了就能获得价值5000元现金大礼包哦!


哈哈哈哈!老子可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啊,妈妈和老师天天都在夸我聪明,这不是正中下怀了吗!


5000元大礼包,放着我来!


接下来节目实时连线了打进电话的聪明观众,一个观众打电话猜一个答案,但是都没猜到,大姐姐就说:很抱歉,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大姐姐也越来越焦急:“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对,聪明的观众赶快拨打电话吧!”


同时每收到一个错误答案善良的大姐姐会给出一个提示项。


在到达某个提示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机智的我居然猜到答案了!


没错,我成为了第一个猜到答案的人,哈哈哈哈!现在拨打电话大礼包就是我的了!


我要用这些钱买什么呢?


照相机,空调,电视。


我要买各式各样想要的玩具,还要买洋娃娃送给我漂亮的女生同桌,让她拜倒在我的王霸之气下!


挖哈哈哈哈哈哈!


还想什么?火速拨打电话啊!


拨打电话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猜谜游戏之类的,都是在一些选项中选一个正确答案。


哼,以为这就能难倒我吗?


在全部通过之后,我获得一张抽奖券。


就有机会抽取5000元大礼包了哈哈哈哈!


什么?你说抽奖要靠运气,不是人人都能中。


开玩笑,像我这么聪明能答对题的人能有几个呢?


再说了,我是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人,中奖率肯定会高很多嘛!


于是那一个下午,我打了五六个电话,全部轻松搞定后在憧憬奖品与期待妈妈的夸奖中安然睡着了。


当妈妈回来之后,我兴奋的跟考了双百一样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之后,她二话没说就把我打了一顿。


同时从此之后电话就放在柜子上我够不到的地方了。


这真是成为了我童年的极大阴影,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到电视有奖猜题都赶紧换台。(没经历过电视答题骗局的朋友们可以看这个:http://www.huaxia.com/zhsx/xwsc/2009/08/1525488.html)


但是长大一段时间后,又开始跟看笑话似的看这些电视答题广告。


但是看着看着,我笑不出来了。


我发现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有什么不对劲呢?


请看下面这个例证:这特么不是蚊子么???这个基本上算中国普及率最高的脑筋急转弯了吧?


同时主持人还不停的添加各种描述:很小、类似苍蝇、人们不喜欢等等。


然而打电话进来的人还是会往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上去猜。


我在惊讶于他们智商的同时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长久以来,我国都把这个问题用地毯遮起来,假装看不见——这就是“火星答题人”入侵的问题!


这难道不是火星人吗!火星人在答题好伐!


火星人看起来像人类,使用一样的语言,但是跟正常人类的常识逻辑相去甚远,而他们的数量正在呈几何式上涨。


直到最近几年,我发现这类答题节目已经消亡殆尽了。


火星人的现在应该在某个黑暗的实验室成为了科学家的试验品,为我国科研贡献着力量,伟大的政府成功控制了火星人势力!


而火星入侵者们万万没想到,暴露他们的正是电视答题啊!


从那以后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火星人的弱点是贪钱。甚至愿意为了钱胡说八道。


但是等等,最近笔者又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头的事情。


时隔多年,火星入侵者居然又出现了!


这一次,他们变成了证券分析师!


请看:关键词:合理价值区间 35-40元 建议申购


我从去年开始发现这一严重的问题,在此并没有针对具体哪一个,而是几乎所有券商,金融机构都混入了“火星证券分析师”,他们在新股上市之前会发类似这样的报告。


而他们针对一只即将上市的新股,这只新股短期内能达到的价格相比他们给出的“合理价值区间”往往高出5倍以上。


问题最大的还是最后一句“建议申购”。


按照我们正常人的逻辑:从去年到现在每一只新股只要申购上了以后都是稳赚不赔的,所以只要能申购的新股都要去申购,并且申购的量越多越好。


可如果按照火星证券分析师的逻辑:申购新股是一个很谨慎的事情,如果你不看我分析就申购的话很有可能亏钱哦,只有我说了建议申购的股票你们才可以放心申购哦!


没错,既不是笔者的脑子出现问题,也不是各位的意识不清醒。


而是他们本就不是正常的地球人。


同时他们也完全符合我所说的“火星人的弱点是贪钱,甚至愿意为了钱胡说八道”这一特征。


综上所述:他们确确实实就是火星证券分析师啊!


火星证券分析师很可怕,但记住他们的这一本质能帮忙提醒到我们:买股票的时候可千万别去考虑这些人的奇怪意见,毕竟,他们是打火星来的,不是地球人!


谢选骏指出:哈佛教授艾利森连“外星看地球”的时候,也不忘“火星分析师”!这是一种职业病呢?还是一种官瘾的发作?

谢选骏:社会内战是社会重组的开端



《高度挫折与绝望:中国即将迎来社会内战》(2022-12-03 上报)报道:


“社会内战”是一种隐蔽、持续、广延与蓄势待发的斗争型态,将不断侵蚀、消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宋国诚评论文章: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处“吉祥苑”社区发生火灾,由于在极端防疫与封控之下,社区外围佈置了防疫路障和围栏,妨碍了救灾工作,导致10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的惨剧。事件一爆发,引发了各大城市和校园的抗议活动。


但“乌鲁木齐火灾”只是一条导火线,真正的起因是无数的极端封控和次生性灾难所积累起来的“集体愤怒”,这不只是人民反抗极端防疫的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而是积压已久的怨恨达到了炸锅状态。由于人们在这场抗议高举一张A4白纸为标志,人们以“白纸革命”称呼这场牵连甚广的抗议行动。


白纸:无言胜有言的社会抗争


“白纸”具有很丰富而特别的象徵。白色,是中国文化中丧礼的代表色,旨在传达哀悼与追思的情感;“白纸”,上面什麽也没写,但什麽都已说了;一张空白的A4白纸,是简便又轻巧的抗议工具,人人都可以拿出来、举起来;“空白”则意味著对中共言论控制与网络审查的反讽,谴责中共长期以来对言论的箝制与封杀。一张空白的白纸,既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但却道尽了所有的控诉,表现出人民在高度压抑下的深度挫折与绝望。


在抗议行动中,已出现高度禁忌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等颠覆性口号,出现“解封乌鲁木齐、解封新疆、解封全中国”的全国呼吁性口号。也出现“言论自由、传播自由、拒绝审查”等等诉求,出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最后愤怒。这种深层的呐喊,泣诉的哀号,充分证明人民已经看穿了政府的欺骗性、造假性,以及不顾百姓死活的冷血性。


接下来,人们已经充分准备,中共当局一定会对抗议者采取“污名化”的手段,将民主诉求者定性为“暴民”,继则采取毫不手软的镇压。因为在中共看来,民意只是“暴民的心声”,群众只是受到境外势力蛊惑的无知刁民。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一贯采取的“镇压逻辑”:以国家之名消灭反革命份子,以维稳之名踩碎人民的愿望与心声!


中国“社会内战”的来临


我把这次的抗议行动称为“中国的社会内战”。“社会内战”是指庶民阶级(非“政治菁英”)基于政策不满所产生的区域性衝突,具有诉求单一化、行动零星化,以及口语化和非组织性的特徵,并以“国家政权代理人”(警察、地方政府、公安系统)为抗争对象。“社会内战”不同于敌对的政治团体基于政权争夺而进行的“政治内战”。政治内战是以“国家政权所有人”为对象的颠覆性战争,武力是其斗争的主要手段。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社会内战”一旦产生共同诉求的全国性呼应和串联,并找到集体行动和联合组织的实践手段,就足以发展为革命性的“政治内战”。当前以及未来的中国,已经出现因为抗议清零政策而爆发的多点式社会内战,如果失控和扩大,极有可能走向颠覆政权的革命内战。


“社会内战”是一种隐蔽、持续、广延与蓄势待发的斗争型态。其不仅侵蚀、消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更是对中共当局的抛弃信任与拒绝合作。这是一种对中共政权的鄙视、轻蔑与不服从,对中共政策的消极抵制与“躺平”。换言之,这是一场“国家vs社会”之间迂迴、斗智的长期抗战,其结果将使中共政权成为虚有其表的“假性统治者”。


社会失范(social anomie)──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瓦解


价值裂解-人们不再忠于长期习惯的信仰,不在履行基于信仰而付诸行动的义务与忠诚,人们不再相信中共的宣传与教育,不再相信党的教条与理论,不再相信“党的领导人”,不再相信“伟大领袖”。简单地说,人们决定以一种“塔西陀效应”(Tacitus effect)-政府再说什麽我都不相信-的态度,来回应中共的承诺与政策。这是一种社会失范意义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瓦解”,也就是长期以来中共赖以“走入群众、依靠群众”的道德基础,已经分崩离析、离散瓦解。


实际上,人们猛然发觉,“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一直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只是在高压统治之下,只能积压内心、难以言说。但是在这次的“白纸革命”中,人们的“恨共情绪”尽情发泄、倾囊喷发,人们不再恐惧和畏缩,不再掩饰与苟活。这种“真勇气”,掀开了中共伪善的假面具,揭露了伟大领袖习近平“野心小人”的真面目。换言之,不再听信中共的假话,是这次“白纸革命”最真实的表现与最珍贵的资产。


恨共与贱民的对抗


中国即将进入一种极端二元对立的“内战型社会”,一个极端是民众内心深沉的“恨共”情节,对中共怀著“大而隐”的不信任,另一个极端是党国体制高压统治的“贱民”心态,对人民“显而硬”的冷血控制。这将是一个有统治之名却无人民忠诚的无政府状态,人民以轻蔑之心嘲讽中共,中共则以虐民之举对付人民。换言之,中国将走向一个无内在凝聚力、无外在号召力的虚拟政权。习近平将威名扫地,中国共产党将名誉破产,呈现一种“巨木内腐、高牆碎瓦”的状态。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只有“政治核心”却无“价值核心”的惰性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社会内战”,却没有说“社会内战是社会重组的开端”。而且其格局仅仅限于大陆,没有看到中国的政治内战、军事内战早已绵延一百多年,至今分裂为“海峡两岸”已经七十多年了。现在的社会内战也好,社会重组也罢,还仅仅大陆红区的事情,离开“大中国”的故事差得好远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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