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是党棍的行为艺术表演

 

佚名网文《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报道;

希特勒在Wolfsschanze[1]和Werwolf[2]发表了大部分“桌上谈话”独白。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德语：Tischgespr?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发表的一系列二战独白的标题，这些独白是从1941年转录到1944年的。希特勒的讲话由海因里希·海姆、亨利·皮克和马丁·鲍曼记录下来，后来由不同的编辑以四种语言以不同的标题出版。[3][4][5][6]

担任希特勒私人秘书的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说服希特勒允许一队特别挑选的军官以速记的方式记录他的私人谈话，供后人使用。[1]第一批笔记是由律师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从1941年5月到1942年1月中旬记录的。1942年亨利·皮克接替他的位置，从1942年2月到1944年7月做笔记，之后海因里希·海姆和马丁·鲍曼继续断断续续地附加材料。

会谈在元首总部录制。[1]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的陪伴下。[8]会谈涉及战争和外交事务，但也涉及希特勒对宗教、文化、哲学的态度，以及他对敌人和朋友的愿望和感情。[2][5][9] 尽管桌上谈话独白通常被认为是真实的，但在已出版作品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争议。

历史

该文件的历史相对复杂，因为许多人参与其中，在不同的时间工作，整理工作的不同部分。这项工作催生了两个不同的笔记本，它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7]，并且由于持续的法律和版权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涵盖了不重叠的时间框架。[1][10]

所有版本和翻译均基于两本原始的德语笔记本，一本由亨利·皮克撰写，另一本基于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的更完整的笔记本（通常被称为鲍曼-维默克）。亨利·皮克（Henry Picker）是第一个发表餐桌演讲的人，于1951年以德语原文出版。[3]随后于1952年由瑞士金融家和纳粹侨民的主要捐助者弗朗索瓦·热那亚德（Franois Genoud）翻译了法文。[4]英文版于1953年出版，由R. H. Stevens和Norman Cameron翻译，并由历史学家Hugh Trevor-Roper出版。[5][11]据称，法文和英文译本都是基于鲍曼-韦默克手稿[12]，而皮克的卷是基于他的原始笔记以及他直接从海因里希·海姆那里获得的笔记，时间跨度为5年1941月1942日至13年1980月。[14]鲍曼-弗默克的原始德语内容直到100年才由历史学家维尔纳·约赫曼出版。[12]

曾任德国军备部长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在他的施潘道日记中证实了皮克德语版的真实性。[16]施佩尔说，希特勒经常长篇大论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而晚餐的客人则沦为沉默的听众。希特勒在他的“出生和教育的上级”面前，真诚地努力“以尽可能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达他的想法”。[16]施佩尔指出，“我们必须记住，这本集子只包括希特勒独白中的那些段落——它们每天花费一到两个小时——这让皮克觉得意义重大。完整的成绩单会加强令人窒息的无聊感”。[注17]

根据历史学家马克斯·多马鲁斯（Max Domarus）的说法，希特勒在发表独白时坚持绝对沉默。任何人都不允许打断或反驳他。玛格达·戈培尔向加莱亚佐·齐亚诺报告：“说话的总是希特勒！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元首，但他总是重复自己，让他的客人感到厌烦”。[2] Ian Kershaw报道：

一些客人——包括戈培尔、戈林和施佩尔——是常客。其他人是新来的或很少被邀请。谈话经常是关于世界事务的。但希特勒会为在场的人量身定制讨论。他说的话很小心。他有意识地开始向客人传达自己的意见，有时也许是为了衡量他们的反应。有时他用独白主导了“谈话”。在其他时候，当戈培尔与另一位客人争吵时，他满足于倾听，或者展开更一般性的讨论。有时餐桌上的谈话很有趣。新客人可能会发现这个场合令人兴奋，希特勒的评论是一个“启示”。新任德国空军副官的妻子Frau Below发现气氛和希特勒的陪伴起初令人振奋，他对历史和艺术的了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于听过很多次的家政人员来说，中午的饭菜往往是一件乏味的事情。[8]

战后，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将谈判称为“漫无边际的废话”，并补充说：

[希特勒]是那种典型的德国类型，被称为Besserwisser，无所不知。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关于一切的小信息和错误信息。我相信，他周围聚集了这么多笨蛋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一流的人不可能忍受这些倾泻。[注18]

争议

尽管桌谈独白通常被认为是真实的，但已发表作品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争议问题。其中包括法文版和英文版中特定翻译陈述的可靠性，[1][7][12][19][20][21][22]关于马丁·鲍曼编辑笔记的方式的问题[14][23][24]，以及关于哪个版本最多的争议。[7][9]弗朗索瓦·热那亚否认了他在原始德文手稿中插入文字的说法，指出除了鲍曼的手写补充之外，它是紧密打字的，因此这种插入是不可能的。[25]

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在使用英文版时表示谨慎，称其“有缺陷（绝不是'官方'）”，并补充说，需要将其与1980年的德文版进行比较，以确保在使用前准确无误。[26] 伊恩·克肖（Ian Kershaw）还指出，英文版并不完美，倾向于遗漏单词，省略行或包含德语文本中找不到的短语。[27]他优先使用德语原文，建议在使用英文翻译时“适当谨慎”。[注二八]

2016年，历史学家Mikael Nilsson认为，Trevor-Roper未能披露来源关键问题，包括有证据表明英文翻译的重要部分是直接从Genoud的法语版翻译而来的，而不是Trevor-Roper在他的序言中声称的德语原版Bormann-Vermerke。Nilsson坚持认为，Trevor-Roper可能知道这一信息，因为出版合同中规定“英文翻译将在Franois Genoud的法文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尼尔森总结说：“翻译过程非常值得怀疑；手稿从构思到出版的历史充其量是神秘的，不可能确定大多数条目实际上是真实的（即希特勒的实际陈述，而不是他本可以说的话）”。[12]出于这个原因，尼尔森认为不应将希特勒列为其作者，因为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希特勒所说的话，有多少是后来回忆和编辑过程的产物”。[12][29]尼尔森在他2020年的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该书进一步试图强调希特勒餐桌谈话中所谓的来源关键问题，并声称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是伪造的。[注30]

希特勒对宗教的评论

更多信息：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观点和纳粹主义的宗教方面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显示，他在1937年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希望德国新教帝国教会统一，但事实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31]这符合他早先的政策，即团结所有新教教会，以便他们传播政权的新种族和民族主义教义，并在德国充当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力量。[32]到1940年，希特勒甚至放弃了积极基督教的混合主义思想。[33]根据托马斯·柴尔德斯（Thomas Childers）的说法，1938年后，希特勒开始公开支持纳粹化的科学版本，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34]这一发展反映在他在《餐桌谈话》中对基督教越来越敌对的言论中。[35]历史学家理查德·魏卡特（Richard Weikart）将希特勒的信仰描述为“进化伦理学是上帝意志的表达”，他经常“将自然法则等同于天意的意志”。[注36]

在餐桌谈话中，希特勒赞扬了叛教者朱利安的三本书反对加利利人，这是一本来自362年的反基督教小册子。希特勒在1941年2月1日的条目中说：

当人们想到一百、两百年前我们最优秀的头脑对基督教的看法时，人们会羞愧地意识到我们从那以后进化得多么少。我不知道叛教者朱利安对基督教做出了如此清晰的判断……加利利人，后来被称为基督，打算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加利利人过去是，而且必须永远被视为一个受欢迎的领袖，他采取了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耶稣不是犹太人。顺便说一下，犹太人把他看作妓女的儿子——妓女和罗马士兵的儿子。对耶稣教义的决定性伪造是圣保罗的工作[……]或大数的保罗（他的名字是扫罗，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之前）是最野蛮地迫害耶稣的人之一。[注37]

没有受到质疑的评论包括“基督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型：犹太人动员大量奴隶以破坏社会为目的”。[38]《桌谈》还把希特勒对科学胜过宗教的信心归结为：“科学不能说谎，因为它总是根据知识的瞬间状态努力推断出什么是真实的。当它犯错时，它是真诚的。基督教才是骗子。”[39]然而，希特勒坚持说：“我们不想用无神论教育任何人。”[40]在旧约的十诫中，希特勒肯定了他的信念，即它们“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生活准则。这些戒律符合人类灵魂的无可辩驳的需要；他们受到最好的宗教精神的启发，这里的教会在坚实的基础上支持自己。”[注41]

修正主义观点

2003年，这一共识观点出现了两个挑战。一个是理查德·施泰格曼-加尔（Richard Steigmann-Gall）作为他更广泛的论点的一部分，即“领导纳粹分子实际上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至少“在基督教的参照系内”理解他们的运动。[42]他认为，《餐桌谈话》中的几段话表明希特勒与基督教有直接的依恋，[43]是伟大耶稣的崇拜者[44]，并且“没有迹象表明他现在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43]希特勒继续诋毁苏联的世界观。[45]施泰格曼-加尔坚持认为，希特勒的“基督教观点充满了紧张和模糊”，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显示出与他早期的宗教观点“明显的决裂”，[46]施泰格曼-加尔将其描述为基督徒。[47]他将此归因于希特勒对他未能控制德国教会的愤怒，而不是对基督教本身的愤怒。[48]施泰格曼-加尔的广义论点被证明是非常有争议的，[49]尽管正如约翰·S·康威（John S. Conway）所指出的，他的论点与早期共识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关于纳粹反教权主义的“程度和时机”。[注50]

同年，理查德·开利（Richard Carrier）和莱因霍尔德·米特昌（Reinhold Mittschang）在新的部分翻译中对桌谈的英文和法文译本中言论的历史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他们甚至称其为“完全不可信”，[7]暗示它们已被弗朗索瓦·热那亚修改。[51]他们根据皮克和约赫曼的德语版本以及保存在国会图书馆的鲍曼-韦默克的片段，提出了十二条引文的新译本。开利坚持认为，Trevor-Roper的大部分英文版实际上是Genoud法语的逐字翻译，而不是德语原文。[10]开利的论点是，对皮克的德语原文和热那亚的法文译本进行的分析表明，热那亚的版本充其量是一个糟糕的翻译，在某些地方包含“公然的歪曲”。[7]许多用来支持希特勒蔑视基督教的论据的引文都来自热那亚-特雷弗-罗珀的翻译。开利认为，没有人“引用这段文字是在引用希特勒实际所说的话”。[注7]

在《桌谈》的新前言中，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评论说：“开利展示了最初出现在1953年并在这里重印的桌谈的英文文本，该文本来自热那亚的法语版，而不是来自德语文本之一”。[52]引用开利的论文Diethelm Prowe评论说，Trevor-Roper的餐桌谈话“在近十年前已被证明是完全不可靠的来源”。[20]莱纳·布赫（Rainer Bucher）在引用开利提出的问题时，将英译本描述为“不仅来源可疑，而且意图和意识形态基础可疑”，而是选择依赖皮克和海姆的德语版本。[19] 德里克·黑斯廷斯（Derek Hastings）引用了开利的论文，称其“试图破坏声明的可靠性”。[53]开利关于英文译本应完全省略的论点[54]未被施泰格曼-加尔接受，尽管他引用了开利提出的争议，[46]“最终假定其真实性”。[55] 约翰斯通指出，理查德·开利已经证明，在《表谈》中关于基督教的恶毒影响的4条评论中，只有42条是错误的，没有讨论其余的，因此，开利远未成功地摧毁希特勒非基督教性格的形象。[56]

同时期资料

在1941年至1944年之间，也就是《桌谈》被转录的时期，希特勒的一些密友引用他对基督教表达了负面看法，包括约瑟夫·戈培尔[57]，阿尔伯特·斯佩尔[58]和马丁·鲍曼。[59]格哈德·恩格尔将军报告说，希特勒在1941年断言：“我现在和以前一样是天主教徒，并将永远如此。[60]同样，红衣主教迈克尔·冯·福尔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报告说，在1936年与希特勒交谈后，他“无疑生活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建设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总结说，希特勒欺骗了福尔哈伯，并指出他“显然有能力模拟，甚至对潜在的批评教会领袖，一个热衷于维护和保护基督教的领袖形象”。[61]

在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在1960年代的最初工作之后，历史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广泛的共识，[62]认为希特勒是反教权的。[63]这仍然是希特勒宗教观点的主流立场[64]，这些观点继续得到《桌谈》英译本的支持。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将希特勒关于基督教的公开声明与《桌谈》（Table Talk）中的声明进行了对比，认为希特勒真正的宗教观点是“唯物主义生物学的混合体，对核心的虚假尼采式蔑视，与次要的基督教价值观不同，以及发自内心的反教权主义”。[65]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在他关于纳粹德国的三部曲的最后一卷中也重申了纳粹主义在观点上是世俗的、科学的和反宗教的观点，他写道，“希特勒对基督教的敌意在战争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度或深度”，引用了1953年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的英文译本。[注38]

参见

希特勒和曼纳海姆录音

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遗嘱

参考资料

 特雷弗-罗珀，H.R.（2000）。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纽约：恩尼格玛图书，第vii页。

 多马鲁斯，马克斯（2004）。演讲和宣言，1932-1945。沃康达，伊利诺伊州：博尔查齐-卡尔杜奇出版社，第2463页。

 Picker， Henry and Gerhard Ritter， eds. （1951）.1941-1942年元首府的Tischgespr?che。波恩：雅典娜。

 热那亚，弗朗索瓦（1952）。阿道夫·希特勒：自由提案关于军事与和平。巴黎：弗拉马里昂。

 特雷弗-罗珀，H.R.（1953）。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诺曼·卡梅隆和R.H.史蒂文斯。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2年第1972版;3年第2000版;4年第2013版.

 Emmerico Guiscardi根据德语版翻译的意大利语译本于1970年由Longanesi（米兰）出版，标题为Converszioni di Hitler a tavola：1941-1942。

 开利，R.C.（2003年）。“'希特勒的餐桌谈话'：令人不安的发现”[永久死链接]德国研究评论26（3）：561-576。

 克肖，伊恩（2001）。希特勒 1936–1945：复仇女神。伦敦：企鹅，第32-33页

 沃尔纳尔斯，克莱门斯（2005）。“希特勒的餐桌谈话”在理查德·利维编辑，反犹太主义。圣巴巴拉：ABC-CLIO，第 308-309 页。

 罗森鲍姆，罗恩（1999）。解释希特勒。纽约：哈珀·柯林斯，第74-77页。

 西斯曼，亚当（2011）。尊敬的英国人：休·特雷弗-罗珀的一生。纽约：兰登书屋，第227-230页。

 尼尔森，米凯尔（2016）。“休·特雷弗-罗珀和希特勒餐桌谈话和遗嘱的英文版。 当代史杂志 51 （4）： 788–812.

 特雷弗-罗珀，H.R.（2000）。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纽约：恩尼格玛图书，第八页。

 约赫曼， 维尔纳 （1980）.1941-1944年元首区独白。汉堡：阿尔布雷希特·克瑙斯出版社。

 特雷弗-罗珀，H.R.（2000）。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纽约：恩尼格玛图书，第x页。

 斯佩尔，阿尔伯特（1976）。施潘道：秘密日记。纽约：麦克米伦，第237页。

 斯佩尔，阿尔伯特（1970）。在第三帝国内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西蒙和舒斯特公司，第237页，脚注。

 奥唐纳，詹姆斯·普雷斯顿（1978）。地堡：帝国总理府集团的历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第399页。国际标准书号978-0-395-25719-7。

 布赫，雷纳（2011）。希特勒的神学：政治宗教研究。伦敦：连续体，第八页。

 普罗威，迪特海姆（2013）。“评论A.N.威尔逊的希特勒。中欧历史 46 （02）：437

 克肖，伊恩（2001）。希特勒 1936–1945：复仇女神。伦敦：企鹅出版社，第964页。

 斯托尔茨福斯，内森（2016）。希特勒的妥协：纳粹德国的胁迫和共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第305页。

 里奇，诺曼（1992）。希特勒的战争目标。纽约：W.W.诺顿公司，第270页。

 拉克尔，沃尔特（1978）。法西斯主义：读者指南。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第177页。

 鲍曼，马丁（2012）。希特勒的餐桌谈话：简介。奥斯塔拉出版社。第二页。

 埃文斯、理查德·（2002）. 讲述关于希特勒的谎言：大屠杀、历史和大卫·欧文审判.伦敦：反面。第81页。

 克肖，伊恩（2001）。希特勒 1936–1945：复仇女神。伦敦：企鹅出版社，第964页

 克肖，伊恩（2000）。希特勒 1889–1936：狂妄自大。伦敦：企鹅出版社，第十四页。

 尼尔森，米凯尔（2019-09-03）。“构建伪希特勒？希特勒政治的真实性问题”。欧洲历史评论：欧洲历史评论。26 （5）： 871–891.doi：10.1080/13507486.2018.1532983.国际标准刊号：ISSN 1350-7486。S2CID 149705671。

 尼尔森，迈克尔（2020）。希特勒重演：希特勒所谓的桌上谈判的不可思议的历史。英国阿宾登：劳特利奇。

 施泰格曼-加尔，理查德（2003）。神圣帝国：纳粹对基督教的概念，1919-1945，第255-256页。

 埃文斯，理查德J.（2005）。掌权的第三帝国1933-39。伦敦：企鹅。第220-260页。国际标准书号0-7139-9649-8。

 波威，卡拉（2006）。新宗教和纳粹。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28页。

 皮卡特，德特勒夫（1993）。“科学精神的'最终解决方案'的起源。”重新评估第三帝国。编辑托马斯·柴尔德斯和简·卡普兰。纽约：福尔摩斯和迈尔出版社，第234-252页。

 施泰格曼-加尔，理查德（2003）。神圣帝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252-254页

 维卡特，理查德（2009）。希特勒的伦理：纳粹对进化进步的追求。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第40页

 Trevor-Roper， Hugh， ed. （2000）.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诺曼·卡梅隆和R·H·史蒂文斯。纽约：谜书店，第76页。

 埃文斯，理查德J.（2008）。战争中的第三帝国：纳粹如何带领德国从征服走向灾难。伦敦：企鹅。第547页（546-549）。国际标准书号978-0-14-101548-4。

 诺曼·卡梅隆，R.H.史蒂文斯（2000）。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他的私人谈话。纽约：谜书店。第61页。在Jochmann（1980）中，这句话被引用为，“Mag die Wissenschaft jeweils nach eintausend oder nach zweitausend Jahren zu einem anderen Standpunkt kommen， so war ihr früherer Standpunkt nicht verlogen;die Wissenschaft lügt überhaupt nicht， sie bemüht sich， nach den Grenzen， die jeweils ihrer Einsicht gezogen sind， eine Sache richtig zu sehen.Sie stellt nicht bewu?t falsch dar.Das Christentum lügt： Es ist in einen Konflikt mit sich selbst hineingeraten.”1941-1944年元首区独白。汉堡：阿尔布雷希特·克瑙斯出版社，第84页。

 Trevor-Roper，H.R.（2013）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 第7页。在Jochmann（1980）中，这被引用为“Zum Atheismus wollen wir nicht erziehen”。1941-1944年元首区独白。 存档于 2019-08-27 在 Wayback Machine Hamburg： Albrecht Knaus Verlag， p. 40.

 Trevor-Roper， Hugh， ed. （2013）.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诺曼·卡梅隆和R.H.史蒂文斯。纽约：恩吉马图书，第67页。

 施泰格曼-加尔（2003年），第3页。

 施泰格曼-加尔（2003年），第255页。

 Steigmann-Gall （2003），第254-255页。

 特雷弗-罗珀，HR （2013）。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纽约：谜书，第77、87、721页。

 施泰格曼-加尔（2003年），第253页。

 Steigmann-Gall （2003），第26-28页。

 施泰格曼-加尔（2003年），第253页，参看第265页。

 埃文斯，理查德J.（2007年42月）。“纳粹主义、基督教和政治宗教：一场辩论”。当代史杂志。1：5：7-10。doi：1177.0022009407071627/2.S161944724CID <>。

 约翰·康威（2003年9月）。“神圣帝国的回顾”。H-Net评论。检索2013年<>月<>日。

 开利（2003年），第565页。

 温伯格，格哈德（2003）。前言在Hugh Trevor-Roper，2003年编辑。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纽约：恩吉马图书，第xi页

 黑斯廷斯，德里克（2010）。天主教和纳粹主义的根源：宗教认同和国家社会主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51页。

 开利（2003年），第574页。

 施泰格曼-加尔，理查德（2007）。“基督教与纳粹运动”。当代史杂志 42 （2）： 208.

 约翰斯通，内森。新无神论，神话和历史：当代反宗教的黑人传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18，90。

 斯坦伯格，乔纳森（2002）。全有或全无：轴心国和大屠杀，1941-1943。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234页。

 斯佩尔，阿尔伯特（1971）。第三帝国内部：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回忆录。理查德·温斯顿、克拉拉·温斯顿、尤金·戴维森。纽约：麦克米伦，第143页。

1997年重印《第三帝国内部：回忆录》。纽约：西蒙和舒斯特，第96页。

 布洛克，艾伦（1991）。希特勒和斯大林：平行生活。纽约：复古书籍，第382页。

 托兰，约翰（1992）。阿道夫·希特勒。纽约：锚出版社，第507页。

 克肖，伊恩（2001）。“希特勒神话”：第三帝国的形象与现实。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09页。

 夏尔， 威廉 （1998） [1960].第三帝国的兴衰。伦敦：箭书。第234-240页。国际标准书号978-0-09-942176-4。

 派珀，恩斯特（2007年42月）。“施泰格曼-加尔，神圣帝国（扩展评论）”。当代史杂志。1 （47）： 57–49， 尤其是 51–10.doi：1177.0022009407071631/30036428.JSTOR 2。S159472257CID <>。

 黑斯廷斯，德里克（2010）。天主教和纳粹主义的根源。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伯利，迈克尔（2001）。第三帝国——新历史。伦敦：潘书店。第716-717页。国际标准书号978-0-330-48757-3。

外部链接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在 Archive.org

谢选骏指出：上述评论及其论者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希特勒是作为一个“党的领袖”在向他的党徒发表言论，因此他那些海阔天空的谈话，其实只是“适合其身份的谨言慎行”，而不是卸下伪装的内心独白。也就是说，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是党棍的行为艺术表演，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是营销的话术、骗子的圈套——是为了驱赶德国牲口到前线白白送死，所进行的小众娱乐和催眠魔咒。

谢选骏：道教发明的炸药开创了现代物质文明

《中国早期火药火器史概观》（钟少异 10月 5, 2021）报道：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古人发明火药，包括发明火炸药家族中的鼻祖黑色火药（又称黑火药，泛称火药），以及率先利用黑色火药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火器。所谓火器，就是运用火药制成、能够产生燃爆作用的器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用于战争的火药武器。中国早期火药火器的历史，从古人发明火药起到宋元时期创制出一系列早期火器，开启了人类对火药能的利用，引发了世界战争史从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的过渡。

  

一、火药的发明

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硝石、硫磺和木炭，是由人工按一定比例合成的一种混合物，点火后能够速燃或爆炸。中国古人之所以能够率先合成这种物质并发现其燃爆作用并加以利用，根源于中国古代文明对自然的独特认识和利用。

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很早就广泛探索利用自然物以保障人的生存，包括解决食物来源、医治疾病，以及满足生活生产的各种需要。其中对自然物医药功能的探索，首先关注植物，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其反映，但很快就扩展到无机的矿物质。先秦时期逐渐形成的“阴阳五行”理论，认为世界万物都由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相生相克、对立统一构成，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进行广泛探索的认识结晶，这种观念也极大促进了对无机矿物质医药功能的探索，因为按照这个理论，人的疾病源于阴阳失和，自然要运用金木水火土的阴阳属性和相生相克原理进行调治，金、土（石）等矿物质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战国时期，道家、阴阳家等对阴阳五行理论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和大量阐说，此后这个理论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秦汉时期，阴阳五行理论、岐黄之学、神仙方术等相融合产生了炼丹术，包括内丹、外丹两种方法。内丹讲求个体自身精气神的调息锻炼；外丹讲求杂炼矿石草木各种物质以获得具有神效的丹药，通过服食丹药以祛病延年乃至长生不老。

二者经常结合在一起。这时道家、阴阳家、神仙方士、炼丹家等又渐趋合流并演变形成道教，炼丹术于是成为道教的主要法术，与传统医学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医、道两方面都对无机矿物质的药用功能进行了大量探索。因此，秦汉时期对于后来成为火药主要组分的两种矿物质硝石和硫磺已经有了认识，普遍视之为药物，有关的知识大多见于当时有关医、道的书籍文献中，如《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

在认识硝、硫的基础上，医家、炼丹家不断改进硝石、硫磺的提炼方法。与此同时，炼丹家为了炼成仙丹神药，极其大胆地把包括硝石、硫磺在内的多种矿物质和一些草木药纳入丹炉加热合炼，而且经常独出心裁地尝试各种不同组配，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爆燃甚至爆炸事故。正是在此过程中，炼丹家逐渐发现了硝、硫、炭混合物的爆燃爆炸功能，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制备利用，从而发明了火药。由于中国古代视硝石、硫磺为药物，炼丹就是炼药，所以这种产生于炼丹术的会爆燃爆炸的混合物就被称为火药。

中国古代炼丹家发明火药，必然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目前，中外研究者通过对浩如烟海的有关中国古代道教、炼丹术和医学的文献资料的爬梳分析，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不迟于唐代晚期（公元九世纪），中国炼丹家已经发明了火药，或者说掌握了火药的秘密。因为在这个时期的炼丹术著作中，已经有了以硝、硫、炭为主要组分的炼丹配方，而且出现了关于硝、硫等合烧会爆燃的经验记述，如说：“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硝石宜佐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可合三黄（硫黄、雄黄、雌黄）等烧，立见祸事”（《真元妙道要略》）。

二、早期火器的创制

炼丹是极其保密的事情，炼丹的配料、方法和成果是炼丹家的大机密。炼丹家发明火药后，起先必然也作为秘密加以保守，之后才渐渐传出得到应用。

据《宋史·兵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记载，从北宋开宝三年到咸平五年（970—1002），先后有兵部令史冯继升、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向朝廷进献火箭、火毯等火器。这是目前所知关于应用火药创制火器的最早的确切资料。中外学人也挖掘提出了一些唐末五代时期（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有关火器及其战争应用的资料，但深入分析后都不够确实（参钟少异主编《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所以目前还只能将中国古代创制运用火器的开始时间定在北宋之初（十世纪后期），这也是世界战争史从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的开始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宋元时期的三百多年中，中国古人创造发展出了多种类型的火器，不断提升火器战争应用的水平。

（一）火药箭

这大概是古人创制的第一种火器，它是在箭矢的前端安装一个小火药包，点燃后用弓弩发射出去纵火攻敌。早在火药发明前，人们就把火攻用的箭矢（用棉麻浸染油脂作纵火物）称为火箭、火矢，火药箭出来后，也经常被称为“火箭”。可见古人最先是利用火药来改进传统火攻器具。宋人还用一种投枪（鞭箭）装上火药包投射纵火，称为“火药鞭箭”。

（二）火毬

毬是球的古字，火毬就是球状火器。它用松脂、沥青等物和火药团成球，外裹纸、麻为壳，用时点燃，以抛石机发射纵火攻敌。有的火毬中掺入发烟物和有毒药料，以施烟播毒，称为烟毬、毒药烟毬；有的团入铁蒺藜、碎瓷片等物，燃尽后可布障伤敌，称为蒺藜火毬；还有一种火毬，火药里混有碎瓷片，毬中间贯穿一截干竹子，燃烧时竹子爆裂炸响，瓷片可飞击伤人，称为霹雳火毬、霹雳毬。用竹子来助爆，说明火药烈度不够。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编成汇集各方面军事知识的《武经总要》，书中记录了多种火毬及制法，包括三个火药配方，这是迄今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

火毬是《武经总要》中记录最多、十一世纪时最主要的火器品种，大多属于燃烧性火器，火药最初应用于战争，应是利用其爆燃特性来纵火燃烧攻敌。但古人也开始探索爆炸性火器，霹雳火毬就是一个例子。古人称抛石机为“砲”，发射火攻器具的抛石机又被称为“火砲”，于是用抛石机发射的火毬，也经常被称为“火砲”或“砲”。特别是北宋晚期以后，火毯之名渐少使用，而普遍将球形火器称为“火砲”或“砲”。

（三）霹雳砲

也称霹雳火砲。北宋末（1126）金军攻汴京，宋军“夜发霹雳砲以击贼军，皆惊呼”（李纲《靖康传信录》）。南宋初宋金采石之战（1161），宋军也使用了霹雳炮，以纸为壳，“其声如雷”（杨万里《诚斋集》卷四四）。十二世纪出现的这些霹雳砲，未见有贯穿竹子助爆的记载，可能已是依靠火药爆炸的球形火器，这就是真正的爆炸性火器了。

宋元时期，宋、辽、西夏、金、蒙古各方长期对抗争战，推动了宋朝的火药火器技术在各方中传播扩散，进而形成了各方共同推进早期火器发展的局面。汴京围攻战，宋、金双方都大量使用球形火器，以致出现“火砲如雨”的情景（《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八）。十二世纪的火砲，既有燃烧性球弹，如沿自北宋前期的各种火毬；也有爆炸性球弹，如北宋后期新出的霹雳砲。宋元时期，用作火器名称的“火砲”和“砲”，都指燃烧性或爆炸性的球弹，主要用抛石机抛射；把重型管形射击火器称为“砲”和“火砲”，是明代初期以后的事，但即使在明清时期，沿袭宋元传统，仍普遍把各种爆炸弹包括地雷、水雷称为“砲”。

（四）陶弹

金朝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载，金大定（1161—1189）末，山西阳曲有猎户用“火罐”炸狐狸，“药火发，猛作大声”。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在陶罐中装入火药的陶弹。在北方地区的金朝遗址中，曾出土一类小口鼓腹的小陶罐或瓷罐，有的外表做成蒺藜形，许多人称之为陶雷、蒺藜陶弹或瓷蒺藜、瓷雷；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猛火油罐（这个问题还可继续探讨）。此外，南宋绍兴三年（1133）镇压钟相、杨幺起义时，宋朝水军使用一种“灰砲”，“用极脆薄瓦罐，置毒药、石灰、铁蒺藜于其中，临阵以击贼船，灰飞如烟雾，贼兵不能开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这种灰砲又称灰瓶，用于水战也用于攻守城，以抛石机抛掷，陶罐碰击船板或城墙、地面碎裂，沾染毒药的石灰飞扬迷人眼目，铁蒺藜散布甲板或地面伤敌。这并非火器。有研究者把陆游文中的“毒药”解作火药，认为灰砲是陶壳炸弹，未免牵强。

（五）铁火砲

随着火药性能提升，十三世纪初有了重大发展，创造出了铁壳爆炸弹，时人称之为铁火砲、铁砲或震天雷。据记，“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南宋〕赵与褣《辛巳泣蕲录》）；“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金史·赤盏合喜传》）。

铁火砲是金军首先使用的，宋军、蒙古军随之也制造使用。在十三世纪宋、金、蒙古的激烈战争中，铁火砲成为最重要的火器，被各方大量运用。

这种爆炸性火器第一次把高性能火药和金属材料相结合，显著提升了爆炸威力和杀伤力，是现代一切爆炸弹的鼻祖。和早先的非金属质球形火器（火毬、火砲、霹雳砲）一样，铁火砲也用抛石机抛射，有时也可手投使用，比如从城头往下抛掷。近年在重庆合川钓鱼城和奉节白帝城的南宋遗址中，出土了多件铁火砲实物，为生铁铸成，形如圆瓜，高约十厘米、壁厚约一厘米，器口窄小，与文献记载相符。当年宋、蒙曾在四川激烈交战，1259年蒙哥死于攻钓鱼城之役，宋元之际无名氏《钓鱼城记》记其“为砲风所震”，伤重不治而亡（《万历合州志》卷一、《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重庆府》等引）。

以前都解读为被抛石机所伤。钓鱼城遗址出土铁火砲，可佐证蒙哥也许是被铁火砲炸伤。

（六）火枪

南宋绍兴二年陈规守德安，用“火砲药”即球形燃烧性火器的火药制成“长竹竿火枪”，用以焚烧敌军的攻城天桥（汤璹《德安守御录》）。这是把火药装填入管状物（长竹竿）中，靠火药在管子中燃烧的气体压力向前喷射火焰以焚烧敌方战具。因它只是喷射火焰，可以称为管形喷火枪。陈规火

 

枪是管形火器的创始，其出现为探索利用火药燃气压力发射子弹提供了可能性。

但探索以火药作为发射药还是经历了较长时间。金天兴元年（1232），金军创制出了飞火枪，“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馀，药尽而筒不损”（《金史·赤盏合喜传》《金史·蒲察官奴传》）。飞火枪的火药中掺入铁渣子和碎瓷渣，借助火药燃气推力和火焰一同喷出伤人，这是火药发射子弹的开始，是管形射击火器的创始。此后几百年，射击火器发射的子弹主要就是铁滓磁末一类散弹。南宋开庆元年（1259），就在蒙哥殒命钓鱼城之际，宋人又造出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砲声，远闻百五十馀步”（《宋史·兵志》）。其子弹不随火焰一同喷出，可能已采取火药和子弹分层填装，技术又进了一步，威力也比飞火枪更大。宋人又把突火枪、飞火枪等管形射击火器称为突火筒、火筒，在抗击蒙古军的战争中迅速加以推广。蒙古军则在灭金攻宋的战争中很快获得了这些管形射击火器，也大力加以运用。

（七）火铳

在宋金火枪的基础上，元朝时创制出了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这是射击火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元代火铳普遍用铜铸造，有两种类型：一种身管细小，口径也小，装长木柄手持射击；一种身管较粗重，口径较大，安装于木架上发射。明代前期继承了这两类火铳并大力发展，分别称为手铳和碗口铳，它们是现代所有枪炮的鼻祖。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元代铜碗口铳，器身上有“至顺三年”（1332）铭文，曾被认为是现存年代最早的火铳。2004年在内蒙古又发现一件铜碗口铳（图3），器身有八思巴字“大德二年”（1298）铭文，这就把元代创制火铳的时间前推到了十三世纪晚期。综合上述可见，十三世纪是火器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个百年中，火器技术融合了冶金技术，火药与金属材料走到了一起，从而使现代军队使用最多最广的武器—金属壳炸弹和金属管枪炮的鼻祖铁火砲和铜火铳，都在这个百年中相继问世。

元人初时沿袭宋人称管形射击火器为火筒的习惯，把火铳也称为火筒，后来才逐渐改称为火铳、铳。铳字的读音当时与筒字相同，本意是金属筒、金属管，火铳的意思就是喷火的金属筒。从此火铳、铳便成为中国古代对射击火器最主要的名称，也是包含大小轻重各种射击火器的通称、泛称。明代初期，开始把碗口铳称为“砲”。山东蓬莱曾出土两门洪武八年造的铜碗口铳，铭文中都称为“大砲筒”，这是中国古代将架射的重型射击火器称为“砲（炮）”的起始。明代中后期，人们又渐把手铳称为“火枪”，如明人尹耕《乡约》中绘有一幅“火枪图”，就是一件装柄的手铳。这样就形成了明清时期射击火器的名称体系：火铳、铳是通称、泛称；砲（炮）、火砲（炮）指重型架射者；火枪、枪指轻型手持射击者。

（八）烟火

与火药进入军事应用差不多同时，中国古人也利用火药制成烟火，用于娱乐。宋元时期，在汴梁、临安、大名府等繁华都市生活引领推动下，烟火业繁荣发展，烟火匠师创出了名目繁多的新奇烟火品种，他们的重要贡献是尝试了对火药能的多种利用和开发。比如：利用火药的速燃特性燃火燃烟制造烟焰效果；利用火药的爆炸特性制成炮仗取代了传统的爆竹；利用火药燃气压力向前喷射烟火，制成筒花、喷筒；利用火药燃气压力向后喷射火焰实现反向推进飞行，制成起火、流星、地老鼠等。宋元时期，烟火技术和军用火器技术密切的联系和互相影响，早期火器创制者有的就来自烟火匠师，烟火匠师的一些尝试和创意则对军用火器创制有启发作用，如宋金火枪很可能就受到了烟火筒花的启发。特别是由烟火匠师制出起火、流星、地老鼠等烟火品种，发现了反向推进原理，开创了把火药用作推进剂的路径，这在后来启发了现代火箭技术。但在宋元时期，反向推进式火箭的军事应用还不显著。

中国早期火药火器史是中国也是世界火药火器史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火药能的主要利用方式——燃烧、爆炸、发射、推进，都已经被中国古人发现并加以运用。十三世纪，通过南宋与阿拉伯的海上丝路贸易和蒙古军西征，中国的火药火器技术传入了阿拉伯地区，进而传到了欧洲。十五世纪前后，欧洲逐渐走出中世纪的黑暗，科学文化苏醒，资本主义萌芽，殖民主义兴起，火药火器受到高度重视，在近代科学工业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0期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火药促成了蒙古的亚欧扩张，为地理大发现准备了西进的推力，从而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开创了现代的物质文明。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明天回瑞典。今晚柯兰开车带我们看罗马夜景：迷人小巷古迹，蜿蜒台伯河。在一家较有品位的意大利餐馆吃晚饭，我奇怪其米饭用柠檬和奶酪煮，面条用红甜菜根煮红。其它菜肴都有特色。柯兰兴致勃勃地和傅正明讨论东西方文学和哲学。她学中文想研究道教，认为东方道教能对抗西方物质主义。这可能吗？

谢选骏指出：白婆不懂道教发明的炸药开创了现代物质文明——这并非偶然，因为道教是拜物教，讲究养生长寿房中术，追求长生不老的黑科技……现在陷入物理困境走投无路的欧洲人想用开创了现代物质文明的道教去对抗西方物质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也。

谢选骏：迦太基人变身为犹太人

《迦太基兴衰的历史宿命》（2020-10-25 李继荣）报道：

地中海横跨欧、亚、非，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将它塑造成一个独特的历史大舞台。在古代史上，沿地中海而居的各个民族依托自身的地理水文，尽现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环地中海文明。埃及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你来我往，演绎兴与衰、战与和的历史剧目。两千多年前堪比“地中海女王”的迦太基，更是早于希腊、罗马，曾一度掌控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享有制海权，创建迦太基式的商贸帝国，但最终未能逃脱灭亡的历史宿命。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时难免会对此感到遗憾，遗憾之余，应该进一步思考迦太基兴起与灭亡的原因。

01、迦太基的兴起：自由贸易的商业环境

关于迦太基建城的历史由来，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从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Punic）”来看，迦太基与腓尼基人（Poenus）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据说当时腓尼基人的城邦推罗（又名泰尔、提尔或苏尔）国王柏拉斯去世时，将推罗交给儿子皮格马利翁和女儿艾丽莎共同执政，但推罗人担心此举会引发政局动荡，所以只承认皮格马利翁的君主之位。皮格马利翁为了稳固王位，杀害了艾丽莎的丈夫阿克尔巴斯。艾丽莎不得已带着财物与随从逃亡至北非，利比亚国王称呼艾丽莎为狄多（Dido，意为“流亡者”），并盛情款待了他们。

在商量购买定居地一事时，利比亚国王却玩弄诡计，答应艾丽莎可购买一块牛皮大的土地。艾丽莎则想出将牛皮剪成细条，绕比尔萨山丘围地的妙计。利比亚国王被艾丽莎的聪明才智所深深吸引，要娶她为妻，但是艾丽莎坚决忠于亡夫，最终以火祭殉情，时间大约为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前三十八年。

虽然此类传说不完全符合史实，但我们从中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艾丽莎殉情的时间与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差三十八年，我们由此推断，迦太基大约建立于公元前814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办），这一点恰好与考古学中关于腓尼基人定居迦太基的时间的历史证据相吻合；至于腓尼基人为什么要在此地建立城邦，可能是因为政治斗争所致，这与之后希腊人殖民运动的原因相似。迦太基建立与兴起的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和平稳定和自由贸易的商业环境。公元前12世纪末，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地区遭受了大批游牧民族、半游牧民族及被遣散的雇佣军的大规模侵袭，很多旧有的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希腊文明进入“黑暗时代”，赫梯帝国覆灭、亚述王国和埃及则急剧衰落，地中海西部还未有大的势力出现，这为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城邦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推罗、西顿、比布鲁斯等是腓尼基城邦中的佼佼者，它们外无强权压制，内无王权控制，各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借助本地盛产的木材、紫红色布匹、家用器具、兵用武器等特产，结合自身擅长造船和海上航行的优势，逐渐在地中海这一横跨欧、亚、非的水域平台上构建起一张巨大的贸易网。正因为这些城邦中的人善于经商和制作紫红色布匹，希腊人就用“腓尼基”（φοιν?ξ，意为“紫红色的”）一词来称呼他们。推罗人除了会经商，还善于借助王权势力来发展贸易。公元前10世纪，推罗王先后与以色列王大卫、所罗门签订商业协定。公元前9世纪亚述军队由东而来，推罗的贸易虽遭受了一定的胁迫和压力，但亚述人也极为明智地认识到腓尼基人的财富对亚述王朝的重要性，于是保留了推罗的自治权，推罗的势力因而一路飙升，超过了腓尼基的其他城邦。

在这种略有外来压迫但总体平稳的大环境下，推罗打算进一步扩展贸易范围：一方面试图缓解来自亚述的贡赋压力，另一方面想将地中海世界完全打通，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贸易网。于是他们开始谋划在北非沿岸建立一座殖民城市——迦太基。从贸易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市的选址可谓上佳。就迦太基本城而言，它坐落于北非沿岸（今突尼斯）一个由砂岩山丘构成的半岛上，三面环海，南面平原由坚固的城墙、壕沟和壁垒守护，东边岬角处有军用和商用的港湾，是易守难攻、适合商贸的天然贸易港和供给站；从整个贸易网来看，迦太基位于从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岸一带）往西班牙的东西黄金航线和自北非至第勒尼安海的南北航线的交汇点上，是整个地中海世界贸易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外无强敌、内无强权、地势优越、实力过硬——这些条件注定了迦太基会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商贸骄子”。

02、迦太基的争权：竞相崛起的新兴势力

公元前9世纪末，迦太基凭借其自由的商业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与其母邦推罗的协作中逐渐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重要商贸城邦，被誉为腓尼基殖民地中的“女王”。迦太基不仅拥有母邦的紫红色染料、木材和象牙等原材料物品，还有深受贵族阶层喜爱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等加工类物品。至公元前8世纪，迦太基已经成为辐射圣伊比尼亚、伊特鲁里亚等地区的重要贸易城市，吸引着不同种族的人前来定居。在制度上，迦太基则依旧小心翼翼地保留着“推罗式”的传统。

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亚述王辛那赫里布上台后，一改以前要求腓尼基人“纳贡”的政策，用武力攻陷推罗，后来新巴比伦王于公元前573年再次攻陷推罗，逼迫推罗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推罗独立商业政权的地位就此终结，其国势逐渐衰落。大约在同一时期，推罗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的包括迦太基在内的殖民地陷入经济危机，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黎凡特地区与西班牙之间东西航线上的贸易的利益也因此被削弱。

另一方面，在爱琴海海域，希腊逐渐走出“黑暗时代”，诸多城邦逐渐形成；希腊还在地中海中部和东部进行大范围的“拓殖运动”，而它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实施的“大希腊”移民政策，对迦太基在地中海的贸易地位形成了挑战。

在最初，迦太基还是拥有一些优势的。推罗的衰落虽然给迦太基的贸易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也促使迦太基摆脱了母邦对其独立发展的钳制和限制，而黎凡特地区与西班牙之间东西航线的衰落，不仅使迦太基可以借此运用自身拥有南北航线的优势，将迦太基与西西里岛、撒丁尼亚、意大利、希腊大陆和爱琴海海域相连，形成一个辐射范围极广的巨大贸易圈，而且还在客观上削弱了西西里岛、撒丁尼亚等对迦太基的潜在威胁。东边希腊的复苏虽然开始对迦太基构成威胁，但希腊的殖民运动也为迦太基的南北线贸易发展提供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在这样的天时与机遇中，迦太基的国势开始逐渐恢复，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前。

推罗的衰落是迦太基进一步扩张贸易网络、重建贸易格局的一次重大机遇，成为德国学者所称的“超级强权的崛起”的催化剂。迦太基逐渐加强了和撒丁尼亚、伊比沙岛以及西西里岛之间的联系，如公元前5世纪末，迦太基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和撒丁尼亚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后者逐渐成为迦太基的粮食供应地，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深刻地影响了撒丁尼亚人的宗教格局。

不过，没有迹象表明迦太基曾以行省的方式管理过撒丁尼亚。在西西里岛，迦太基则主要控制了利利贝乌姆、莫提亚等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南部和东部海岸上的叙拉古（即今锡拉库萨）、马扎拉等城市是希腊人的势力范围。随着双方势力范围的扩展和财富的增加，迦太基与希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公元前480年，迦太基趁希波战争之机进攻希腊在西西里岛的城邦叙拉古。希腊因在内耗外争中逐渐衰落，故在公元前338年的新协定中承认迦太基对西西里岛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掌控权。在争权中获胜的迦太基看似获得了胜利，其实折损很大，更何况此时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对手——罗马，“商贸骄子”的命运开始扭转。

03、迦太基的衰落：农与商竞争的必然结果

相比较而言，迦太基与希腊有共同之处，即因各种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可耕种土地）导致农业不发达，于是依靠自身的地理优势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开展海上商贸活动，并通过商品流通与商品交换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此，追逐商业范围和至高利益成为迦太基与希腊在地中海世界进行争权的核心内容，也成就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奴隶制商业文明”。罗马的兴起与发展，与迦太基和希腊的有很大区别：虽然意大利至少四分之三的地方是丘陵，但仍有大片的平原，如北部有辽阔而富饶的波河平原，西部则有埃特鲁利亚、拉丁和坎帕尼亚平原，南部的山脉也趋于平缓、土质肥沃；域内还有波河和台伯河等河流穿过；其海岸线虽然较长，但比较平直，缺乏岛屿与港湾，故其更适合发展农业而非商贸活动，早期罗马更具有发展农业文明的潜质。

商业文明更注重贸易发展，而农业文明更多关注的是土地。虽然迦太基为了构建贸易网，也在西西里岛、撒丁尼亚以及北非沿岸建立了贸易点、中转站或殖民地，但它们之间至多是一种松散的利益联盟。从推罗建立的东西方黄金航线到迦太基建立的第勒尼安贸易圈来看，推罗或迦太基看似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制海权，建立了一个“无形”的贸易帝国，但是这样的帝国是不稳固的，缺乏强大的政治支持和基础。在文明发展的初期或和平自由的环境下，这种独立自由的贸易发展是可能发展壮大，甚至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的——前罗马时期，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在城邦林立和环境相对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发展了海上商贸活动，其商业发展的繁荣景象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古代，城邦特别是农业城邦发展的趋势，多是在兼并战争中走向王国，罗马的发展就具有这一明显特征。从罗马城到波河流域再到整个亚平宁半岛，在不断扩展势力范围的过程中，以农业起家的罗马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商贸上的利益关系，而是如何将被征服的土地纳入罗马的统治范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公元前509年罗马与迦太基签订的协议条款中看出端倪。虽然罗马可能是因为力量弱小才签订的协议，但从它欣然接受“非必要（即除船只维修或献祭用品之外）不经过迦太基北部的卡本半岛（也叫加蓬半岛）”的条款，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罗马对海上贸易并不关心。更有意思的是，直至与迦太基发生正面海战，罗马都没有像样的海军。那么，在对西西里岛的争夺以及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在将才、资源、实力方面都不逊色，缘何以农为主的罗马最终以绝对的优势消灭了以商为主的迦太基？

在西西里岛的争夺中，罗马与迦太基的不同之处更加凸显。罗马更看重这里是发展农业的天赐之地，迦太基则更注重这里的贸易优势。因此，罗马一开始就希望将西西里岛变为罗马的“粮仓”，而迦太基只要求将此地变成自己的贸易站。罗马的目标是稳扎稳打，逐步占有；迦太基的目标是小心守护，坚强维持。在土地占有的过程中，占有者通常是不允许威胁其权力的其他任何势力存在的，而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贸易者一般会允许其他参与者按比例共享和分配利益。因此，在这场争夺中，罗马的目标就是从根本上消灭迦太基，老加图在元老院中倡议的“迦太基必须毁灭！”（Delenda est Carthago！）的口号应该是罗马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对于擅长经商的迦太基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罗马文明的农业特征塑造了罗马人务实、上进的精神，罗马人尤其善于总结教训，学习先进经验。如前所述，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伊始，罗马甚至都没有像样的海军，仓促建立的海军在公元前260年的战斗中惜败迦太基军队，但是罗马人会想尽办法弥补自己的不足。据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记载，罗马人发明了一种名为“乌鸦钳”的装备，这种装备是一种长板制桥梁，作战时罗马人将它伸出并牢固地勾在敌方的船只上，如此这般将海战变成陆战，削弱迦太基的海战实力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罗马人陆战的优势。反观以商业为主的迦太基人，利益至上的追求塑造了其喜欢投机的性格。罗马军队致力于总结教训和改进，迦太基却一味盲目相信自己的实力。当罗马军队带着乌鸦钳装备再次发起进攻时，迦太基仍不把罗马军队放在眼里。迦太基轻战、傲战的心理，最终导致其在与罗马的交战中屡屡失败。

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罗马每征服一地，都会施以有效的管理和统治。换言之，罗马从最初只有弹丸之地的罗马城到公元前3世纪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它推行的虽然是共和体制，但是从罗马城邦向外拓展的那一刻开始，其内外有效的统治制度就不断地将它推向王国或者帝国的中心，而罗马稳定且不断完善的政权体制又成为它向外征服的有力保障。反观迦太基，它虽有一些殖民城邦的支持，但城邦之间毕竟只是因利而结的松散体系。正如中国“因利而聚，利尽而散”的古语所言，迦太基的殖民体系不仅不稳固，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某些城邦倒戈而成为迦太基衰落之路上的一剂毒药。这也注定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商业城邦与农业区域王国之间的对决，“成农败商”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规律，迦太基最后被毁灭的结局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已。昔日的希腊人、腓尼基人，这些地中海世界曾经光彩夺目的弄潮儿，都和迦太基人的命运一样，或早或晚地融入地中海世界的统一体之中去了。

04、既相同也不同的历史教训

虽然希腊人和迦太基人都是商业民族，都曾是地中海世界的佼佼者，就连结局也相差不大，二者对后世的影响却大为不同。希腊文明依旧是后世之人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迦太基则仅作为罗马的被征服者而捎带被提及。同为被罗马征服的城邦，其结局为何如此大径相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希腊人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享受和对未来人生的思考，于是其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宗教等在希腊世界大放异彩。后来在外族征战的迫使下，希腊城邦纷纷陷落，但希腊文化深深地影响了罗马人，故而有“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人，而希腊人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的说法。现在看来，希腊文化何止征服了罗马人，希腊人创造的文化成就已经通过历史的传播成为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反观迦太基人，他们一直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将发展商业看作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目标，忽视了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以迦太基虽然在经济上曾经很富有，但其文明方面的浅薄与脆弱使它缺乏自己的根与魂，留给后世的也只能是“曾经很有钱，结局很悲惨”的印象。与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不一样，罗马人虽然不擅长海上贸易，但其务实的精神使他们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最终凭借强大的武力和强有力的国家组织，书写了另一番地中海世界的帝国事业。

正如《迦太基启示录：海洋帝国的崛起与覆亡》作者森本哲郎所言， 我们不是要学习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学到东西。迦太基的兴亡本身就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历史启示录，其彻底消亡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地追求“利”。“人类不能只为金钱而活着”的启示和教训，不只适合警示国家，对社会和个人亦有很大的训导意义。

谢选骏指出：森本哲郎只知迦太基人逐利而亡，却不知迦太基人变身为犹太人，把上帝的选民变成了世界的奸商——更不知犹太人在现代迦太基如鱼得水、悠哉游哉。

谢选骏：美国白左向往北京

《如何避免一场中美战争》（纪思道 2023年4月13日）报道：

在1914年夏天，几乎没有人想要战争，也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一场大战。那年春天，我的祖父母在奥匈帝国的利沃夫举行了婚礼，我看着结婚照上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一场灾难很快就会抹去他们的国家，粉碎他们的生活，并最终让家族的一支逃往新世界。

今年，我有时会担心我们再次过于轻视未来冲突的风险。而未来10年或20年中，或许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与中国的战争。虽然双方都不想开战，但双方现在都承认，冲突可能正在逼近，并且正在做出相应准备——这一切都在引发对方的猜疑并助长军备竞赛。

是时候让双方都深吸一口气，从口号和象征性的攻击中各退一步了。这些口号和攻击团结了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但也增加了全球性灾难的风险。周一，中国对美国热情欢迎台湾总统的回应是向台湾附近派遣创纪录数量的军用飞机，这一情况提醒人们，风险仍然存在。

康奈尔大学的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公开地、象征性地做一些事情来对抗北京，并不一定会让台湾变得更加安全。”例如，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意在象征性地表示支持。民意调查发现，认为佩洛西访台让台湾变得更不安全的人是持相反意见的两倍。

白洁曦说，如果我们想帮助台湾，我们需要更多的威慑和更少的挑衅。

在我看来，冲突的风险主要是由习近平推动的——从他在新疆的残酷镇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核武库大规模扩张。如果他向俄罗斯提供炮弹，紧张局势将变得更加严重。但美国国内政治也在走向冲突，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竞相谴责中国，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再来一场冷战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在上一场冷战中，我们和俄罗斯人成功避免了同归于尽。但在从越南到安哥拉的代理战区，数百万人在上次冷战中丧生。俄罗斯和美国之所以避免了核战争，部分原因是双方领导人都有“二战”的记忆，这让他们保持谨慎；我担心，今天，就像1914年一样，双方的过度自信和短视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导致局势持续升级。

无需提醒我中国有多么残暴：1989年6月，我就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人民解放军向我身边的人群开火。但我也看到，相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国家，中国让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并且极大地改善了教育和健康。我们美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北京出生的婴儿也许无法期待参与有意义的投票或言论自由，但是他们的预期寿命比华盛顿特区的新生儿多出七年。

当我说我们必须彼此对话时，我并不是在淡化美国的担忧。我是对TikTok持谨慎态度的人之一，因为它有被用于间谍活动的风险。但我也知道，美国同样利用私营企业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当中国在2000年购买一架新的波音767作为等同于“空军一号”的飞机时，美国官员在机上植入了至少27个窃听器。

我认为美国应该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比如中国公司肆无忌惮地向墨西哥出口被用来制作芬太尼的化学品。这种源自中国的芬太尼每年杀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难理解这么多人的死亡为何没有在双边议程上占据更高的位置。

但我们也需要谦逊。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美国的政界人士、制药公司和监管机构本身就制造了灾难性的失败。为什么我们应该期望中国领导人比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更关心美国年轻人的生命？

激烈谴责不是一项政策，它疏远了普通中国公民，待习近平离场之时，他们才是那个国家最大的希望。这是一场持久战。

反华言论和过分的安全担忧加剧了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让华人感到自己在美国不受欢迎——这伤害到了我们所有人。2020年，美国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中有17%授予给中国学生，这表明美国一直是中国人才外流的巨大受益者。但现在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深感不安，61%的人表示他们考虑过离开。

我支持拜登总统为支持美国工业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为加强西太平洋军事准备所做的非凡努力。但我们要认识到，在加强美国对抗中国的实力上，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与军事无关。

最重要的可能只是解决美国的功能失调——从成瘾到儿童贫困以及我们失败的寄养制度——并投资我们的教育系统，从而培养更强大的公民和更强大的国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的，而不是暴躁的民族主义——而这也是我们应对中国挑战的最佳方式。

谢选骏指出：美国白左向往北京，因为他她它们分不清“中国”和“中共”，结果以“中共”代替了“中国”——这些瘾君子哪里知道，中共仅仅百年，比美国还要短命；而中国已经数千年了，是美国的十几倍。

谢选骏：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都是过时的历史文件了

《卢沙野受访称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 失控呛主持人没读书》（CNA 2023-04-22）报道：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昨晚接受法国电视专访，否定主持人提的民族自决权，并表示“由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他接着更因主持人提问而崩溃失控，怒呛主持人没有念过书。

法国LCI电视节目昨晚专访卢沙野，主持人罗契宾（Darius Rochebin）谈论法国总统马克宏（Emmanuel Macron）访中、台海现状、美中冲突、中国“帝国”扩张、俄乌战争与中国历史等问题。

节目聚焦台湾，主持人先展示由中共制作、向台湾发射炮弹的模拟动画，指出“这不是令人极度震惊的侵略行为吗”？

卢沙野回答，“威胁者不是我们，我们是受威胁的一方”。主持人说，“但轰炸的是你们”；卢沙野则称，“因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受到台湾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台独分离势力威胁”。

主持人进一步询问，“不该是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也就是人民自决的权利”；卢沙野回答，“是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尽一切可能，若无法和平统一，会采取所有可能行动”。

面对主持人追问台湾为何不能如乌克兰人一样有人民自决权，卢沙野表示，“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历史如此、现状如此”；他并称“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环，白纸黑字写在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中”。

主持人指出，台湾最新民调显示，64%受访者自认台湾人；30%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只有2.4%自认中国人。卢沙野回复民调可以操控，主持人则提醒台湾有新闻自由。

主持人接着指出，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1964年与中国建交，赞许世界出现一个非白人势力，但当时毛泽东这位“历史罪犯”掌权，正屠杀、折磨数百万人，“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戴高乐当时错了，如今与中国交往上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

卢沙野当场恼怒，批评对方“每次访问我都用过去的不实流言诡辩，您不诚实”。主持人追问：“百万人因毛泽东丧命这叫不实流言？”

卢沙野接着竟在法国电视台上说：“这不公平、不确实，您有念过书吗？停！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和您谈论这些流言。”

主持人平静提到谈论历史的重要性，例如二战后的德国等，但卢沙野仍提高声量表示，“我不是来此谈论这些流言，我再说一次，没必要说这些，毫无意义”。

他不听主持人提问，愤怒转移话题说，“也别跟我谈所谓的人权，你们人权问题更严重”；他并表示中国刚出版8份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愿意提供主持人参考。

被问到俄乌战争，卢沙野在节目中指责美国没有意愿结束战争，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继续军援乌克兰。

卢沙野更拒绝回答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但却回说，“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如同主权国家的确实地位”。

卢沙野对台湾议题的言论、对俄乌战争的含糊回复及动怒态度，引起法国社群媒体注意，“中国”一词一度跃上推特流行趋势。

欧洲议会安全与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洛瓦索（Nathalie Loiseau）引用卢沙野拒答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的片段写道：“那些认为习近平政权关心国际法的人一定要听。中国大使向我们解释，过去的苏联共和国不是真正主权国家。”

欧洲议会议员鲁克斯曼（Raphael Glucksmann）也谴责中国对乌克兰的态度表示，“怎么能想像这暴君能为乌克兰解方有所贡献”？

卢沙野在节目失控也被讨论。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FRS）副主任戴尔特（Bruno Tertrais）评论，“罗契宾冷静带着笑容，让中国大使完全崩溃。若我是北京政府，就要他搭下一班飞机回国”。

有4万多名追踪者的独立记者高德佛瓦（Jérme Godefroy）也说，“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崩溃。被问到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时，他紧张了，抓起水杯然后叫人家不要‘诡辩’”。

网民嚎叫：

光明楼 发表评论于 2023-04-23 05:54:16

两边都不怎么样，记者也是欠抽，你故意找茬激怒对方，给你一大嘴巴都是正常的。中国的官员本身有很多局限性，水平也低，就不适合参加这样的参访，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心的日志 发表评论于 2023-04-23 05:22:29

面对这样一个缺乏历史知识，言论不基于事实，而是个人论断的政府官员，文学城五毛全体出动，各种姿势跪舔，我们就放心了。智力上的愚蠢，人格上的无耻，stupid is as stupid does. 继续，加油！

思想起 发表评论于 2023-04-23 02:49:07

这是外交官吗？是骂交官吧，再次丢人现眼。

谢选骏：卢沙野嚎叫“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环，白纸黑字写在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中”——他拉着1940年代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却不知道自己的机构已经宣告1980年代的《中英联合声明》都是过时的历史文件了！1980年代的文件都过时了，1940年代的文件还算数吗？

《一不小心说出习心里话？战狼闯下大祸》报道：

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日前在接受法国电视专访时语出惊人，谈及台湾的前途问题时狂言“由中国人决定台湾命运”，当主持人提到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掌权时屠杀折磨了数百万中国人时，卢沙野更是一度失控。同时，卢沙野还拒绝回答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尤其是对克里米亚主权和前苏联国家边界合法性的描述，受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齐声谴责。《法广》的评论指出，卢沙野的上述言论可能反应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并显示普京在侵略乌克兰后可能对其他邻国下手，同时也危机北京试图斡旋俄乌和平的可信性。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4月21日晚间，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接受了法国LCI电视节目的专访。主持人罗契宾与卢沙野谈及了马克龙访中、台海现状、美中冲突、中共“帝国”扩张、俄乌战争与中共历史等多方面话题。

其中，在谈到台湾议题时，主持人展示了中共以往制作的向台湾发射炮弹的模拟动画，然后质问卢沙野：“这难道不是令人极度震惊的侵略行为吗”？卢沙野辩解说，那是因为中共领土的完整受到了所谓“台湾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台独分离势力威胁”。主持人表示，台湾最新民调显示，64%受访者自认台湾人，有30%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只有2.4%自认中国人。主持人进一步追问：“不该是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也就是人民自决的权利。”这时卢沙野狂言道：“是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主持人接着谈到，1964年戴高乐将军与中共政权建交时，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戴高乐错了，因为当时毛泽东掌权下“正屠杀、折磨数百万人”。主持人表示，西方一些国家现在也很担心，“如今与中国交往上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卢沙野当场恼羞成怒，指责主持人“用过去的不实流言诡辩”，“不诚实”。

随后，在被主持人问及俄乌战争时，卢沙野不但拒绝回答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还回应表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如同主权国家的确实地位”。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引爆欧洲多国怒火。总部设在巴黎的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邦达兹表示，卢沙野这句前苏联国家一下就“否认了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存在”。乌克兰驻法国大使奥梅尔琴科批评卢沙野的言论与北京“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努力恢复乌克兰和平”的立场背道而驰。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在推特账号写道：“中共驻法国大使有关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言论完全不能接受。我们期待中方作出解释并彻底撤回这一说法”，林克维奇斯随后在推特中表示，拉脱维亚外交部已召见中共大使馆的代表要求作出解释，而且这项举措已与立陶宛与爱沙尼亚协调。

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柏吉斯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有人还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信任中共"在乌克兰调解和平"，“这里有一位中共大使认为，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我们国家的边界没有法律依据”。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马古斯·萨克纳则批评卢的评论是错误，是对历史的误解，根据国际法，波罗的海国家自1918年以来一直拥有主权，但被前苏联占领了50年。

《法广》的评论指出，卢沙野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并指前苏联国家的现有边界没有国际协议法律依据的言论，可能代表了习近平的看法，按照这个逻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侵略乌克兰后，可能还会吞并其他前苏联国家的领土，而北京只会袖手旁观。多名学者也指出，卢沙野的论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执行总监杨雅喾指出，“该是时候认清中共是俄罗斯的盟友，必须受到制裁和惩罚”。

据中央社报道，卢沙野在专访中暴怒失控的表现，立即成为了法国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欧洲议会安全与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洛瓦索引用卢沙野拒答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的片段写道：“那些认为习近平政权关心国际法的人一定要听。中共大使向我们解释，过去的苏联共和国不是真正主权国家。”欧洲议会议员鲁克斯曼则炮轰，“怎么能想像这样一位暴君能为乌克兰解放有所贡献”？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副主任戴尔特评论，“主持人罗契宾冷静带着笑容，让中共大使完全崩溃。若我是北京政府，就要他搭下一班飞机回国”。独立记者高德佛瓦也说，“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崩溃，被问到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时，他紧张了，抓起水杯然后叫人家不要‘诡辩’”。

《退出一带一路  意大利总理态度曝光》报道：

意大利官员本周稍早在与台湾官员私下谈话中，暗示了退出“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彭博社22日最新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正倾向于退出早先跟北京签署的争议性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分析指出，意大利是唯一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国家，一旦退出具有重大象征意义。

综合报道，与其它欧盟国家相比，2019年时任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并未导致意大利和北京之间更深层次的融合。据知情人士透露，意大利工业部官员日前在台北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有关芯片生产及出口的合作计划，这些意大利官员告诉台湾官员，意大利可能会放弃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此事仍须由现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定夺，但她尚未做出最后决定。

4月21日，意大利工业部长阿道夫·乌尔索证实了彭博社稍早对退出“一带一路”、加强与台湾的芯片合作计划的报道。乌尔索说，此举主要是技术性的，意大利正试图尽可能将经济和外交渠道分开。意大利与台湾的双边贸易去年增长了13%。台湾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在意大利米兰开设新的代表处。

彭博社22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梅洛尼希望在5月份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意大利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立场。报道说，现在意大利政府内部存在分歧，梅洛尼所在的意大利兄弟党内大多数人赞成放弃该协议，也有人认为应该保留该协议。

报道指出，在北京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这份倡议对北京来说具有高度象征意义。除非意大利单方宣布放弃，否则该协议会在2024年自动续签。据知情人士透露，梅洛尼尚未正式回应习近平发出的访华邀请，该邀请暂定于5月举行。由于意大利正在研究如何能简单不续签“一带一路”协议，同时又能限制对北京关系的影响，总理的访问行程因此一直被搁置。

墨卡托研究所分析师弗朗西斯卡·吉雷蒂告诉彭博社说：“目前，意大利政府似乎倾向于不续签该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与美国和其它盟友积极协调，以应对北京当局可能的回应将成为关键。”

《马云获新头衔 “东林党”再引热议》报道：

前不久刚刚回国的马云近日再获新头衔，被香港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他创办的湖畔大学，以及马云“东林党”等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据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发布的声明，聘请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为名誉教授，任期从4月1日开始，聘期3年，马云的工作将围绕教育和企业创新领域。马云公益基金会回应说，马云是在上个月收到港大邀请，他本人当过6年大学教师，对校园满怀感情、对教育抱有热情，乐于和年轻人分享他的创业经验。

马云获聘港大名誉教授的消息传开后，他创办的湖畔大学以及马云“东林党”等话题再度引发热议。湖畔大学是由马云等9名中国企业家和学者在2015年创办，马云任首任校长。湖畔大学原本被视为要打造成“比哈佛还难”的著名商学院，从湖畔大学“毕业”的都是中国商界大佬、名人。但在2021年，马云被中共打压后，湖畔大学当年就停止招生。

网传视频显示，湖畔大学校门的石刻题字被剷除。后来学校改名为“湖畔创研中心”，马云也辞去了校长职务。网友感慨道：“创办湖畔大学时，马云说阿里巴巴要活102岁，湖畔大学要办300年。音犹在耳，一声叹息。”“我们又记录历史了，湖畔大学，再见。马云，再见。中国首富，再见。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金融时报》此前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湖畔大学之所以受到限制，因为中共高层担心马云等人把这所大学作为培养信徒、扩大个人势力的工具，把这些中国顶尖企业家组织起来，“实现由马云而不是中共设立的目标”，搞出现代版的“东林党人”。

网民嚎叫：

卢沙野这句：“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如同主权国家的确实地位”就否认了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存在。

BJDY 今天 05:45

“屠杀，折磨数百万人”这的确是谎言，实际数字至少是10倍。

颩蓅 今天 05:16

驴撒野

华大碗茶 今天 01:01

一个团队的队长如果是头猪，团队里的队员必须都是猪。不是猪的必须出局。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2023年04月22日 23:26

世界上只有一个墙锅，台湾不是墙锅的一部分，台湾是台湾，墙锅是墙锅，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台湾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卢沙野大使被自己搞成了驴撒野大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其实叫做“波茨坦公告”）也被他搞成了过时的历史文件。

谢选骏：扶弟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女生要求软卧没男人，男生择偶要求女方没弟弟》（每日怡见 2023-04-24）报道：

最近热议的两条新闻，放到一块来说。

咱们先来说第一条：“软卧车厢分配3男1女”，“按性别分配软卧车厢有必要吗”。

这两个话题最近非常火，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名女生在网上发帖，说她购买了过夜车次的软卧车票，可是上车后发现包厢内其余三位都是男性，觉得很尴尬。所以，她就建议12306在购票时增设性别选项，让乘客自行选择是否接受与异性同车厢。

这条帖子一经发出，立刻就火了。

随着各大媒体的相继转发，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观点主要有两大类。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自然是支持和不支持的。

因为一边倒的观点，赞扬的那叫正能量，那叫树立时代新风，雷锋在身边。

如果是网上一边倒的都在骂一个人，那叫义愤填膺，严重的可能叫网暴。

相反，这种一半对一半的，才最容易火，因为它容易引发大家的讨论啊，你一言我一语，你抛出观点，我再驳斥回去，这样的才有话题性。

咱们先来看支持的。

我没有选取那种打拳的，当然，这种话题下面可能有那种恶臭打拳的。

我只是找了两条比较平和的观点，说的也确实是有点道理。

一个女性和三个男性在狭小的空间里呆一个晚上，好像是有点不安全哦。

万一有人心存歹念怎么办？

我看到网上就有人拿女性乘坐网约车来举例，巴拉巴拉说了好一通，好建议铁路上也搞一个一键报警的功能。

可问题是，这不是网约车，这是在火车上啊。

网约车里只有你和司机两个人，他要是再给你开的偏僻一点的位置，孤男寡女就你们俩，是挺危险的。

可是，这里是火车，是公共场所，虽然一女三男在一个小包厢里，但火车上是有乘务员巡视的，是有乘警的。

你大吼一嗓子，可能对方还来不及施暴，同车的乘客就先给他拿下来了。

所以，咱们得明确一点，火车是公共交通，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是一个小型的公共场所。

在清楚这一点之后，支持者们的观点，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火车是国有资产，是社会公共资源，不应该浪费，假如火车上分了男女，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单性别的铺位没有卖出去怎么办？

如果这趟车乘坐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但因为火车上了分了男女铺位，那么，就会造成男性的铺位早就已经卖完，可是女性的铺位却还空着，很多买不到票的男性无法购买的问题。

那样一来，资源岂不就白白浪费了？

还是那句话，火车作为国有资产，公共资源，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将所有的座位全部都售卖出去，尽力去满足更多的人的出行需要。所以，对于这件事情，铁路方面12306的回复是：暂无这一功能，如果乘客不满意车厢安排，可以看看其他车次位置，或者看看其他交通工具。

有人觉得这不近人情，怎么回复起来这么冷冰冰。

但不这么回应，还能怎么样？

难道就为了你们去修改要求吗？真的去按照性别划分车厢？

哎，别说，其实在中国铁路运输史上，还真的就出现过为了女性专门开辟的“女性包厢”。

早在2006年，原铁道部曾要求在京沪线的Z5/6、Z21/22次列车上开设“女宾软卧”。

当时的“女宾软卧”专门针对的是独自一人乘火车的女性乘客。由于女宾软卧包间为女性“专用”，所以，只要每个包间有一张票售出，该女性专用包厢即可成行。

并且，还很人性化呢，车厢里面还有女性专用的洗漱用品、卫生巾、化妆镜等设施，以提高女性乘客的出行安全和舒适度。

但是，但是这一措施并未得到广泛推广和落实，在短时间内就被取消了。

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运力浪费，女性购买力的问题。

其实，并非是女性乘坐火车的人不多，而是女性独自去乘坐火车的人不多。

所以，自开设专窗后，北京站卖出的“女宾包厢”票寥寥，“诞生”不到十天，北京站停止对外销售“女宾包厢”的软卧票。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点。

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一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的反对声音和批评，当时就有很多人批评：这是一种歧视女性、分裂男女的做法。

看到了吧？

不开辟女性车厢，说不尊重女性，开辟了之后又说分裂女性。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光如此啊，子啊当时的网上还有人质疑女性包厢实施的实际效果，担心女性包厢会成为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靶子”，反而会增加女性乘客的风险。

本来一个车厢里面有男有女，人家还不敢下手，现在一看是女性车厢，知道这里面肯定是女性，这不就等于是把出门在外的单身女性树成了一个靶子，反而会增加风险吗？

所以啊，从当年的事情，咱们就能看出来。

女性车厢这事咱们不是没有搞过，但是因为经济效益，运力浪费，以及网上认为分裂男女，造成女性更不安全等原因给取消了。

现在呢，又有人旧事重提啊，怕是2006年提倡和反对的那帮人已经变老了，新一代的没经历过当年的事情，又来旧事重提了。

咱们退一步说啊，假设，这按照性别去划分车厢真的可以实现了。

那么问题来了？你怎么能只划分男女？

不是说了按照性别去划分吗，我身体是男生，可我认为自己是女生，那你觉得我应该在哪个包厢？

还有我身体是女生，但我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了男生，可手术是我爸妈逼我去的，我现在后悔了，我现在心里面还是认同我是一个女生。

那么请问，我又将分配在哪个包厢里？

除此之外，其他那些性别多了，参考国外某社交网站，你在填写个人的资料的时候，在选择性别这一栏，对方就会很贴心，很照顾的给你下拉出几十种性别。

难道以后我们坐火车买票的时候，也要下拉几十种性别供大家选择吗？

年轻人倒是无所谓啊，这要是父母那代人过来看了，怕是连眼珠子都要掉在地上吧。

不光是这样啊。

如果真的可以按照性别去分配车厢了。

那么，有网友就说了：那是不是还应该能选择不和打呼的、磨牙的、脚臭的一个车厢，毕竟坐火车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些大哥睡觉的时候那呼噜声大的，简直要把隔壁人给送走。。。

还有那种带小孩的，夜里小孩哭的，建议也不要在一个包厢里。

如果真要按照这样去划分的话，那恐怕以后一节车厢就只能容纳一个家庭出行了，如果是单人出行的话，怕是一节原本容纳100多人的车厢，现在只能坐你一个人了。

这样一来，岂不是就乱套了？

这到底是公共交通工具啊，还是你私人的火车专列呢？

所以，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火车那是国有资源，火车车厢里那是一个小型的公共场所。

就像我们每个人融入社会，一定要收起自己的那些坏习惯，坏缺点一样，当你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就先适应这个世界，让他去改变你啊。

当你真的有了这个本事，可以一个人包下一节车厢，一架飞机的时候，那么随便你怎么整，都没人会管你。

说完了第一条新闻，那咱们再来看第二条。

我给他的评价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因为如果你真的能接受火车上按照性别划分车厢的话，那么，男方在择偶的时候要求女方没有弟弟。

这似乎也就变得很合理了。

在今年的千佛山相亲大会上，一位90年的男嘉宾在信息牌上明确了自己的择偶条件。

他希望女方除了工作稳定、有车有房，工作生活在东部，无体育训练经历，无境外学习工作生活经历外，还特别要求对方“无弟弟”。

不仅是部分男生介意女生有弟弟，一些有弟弟的女生也怕相亲对象会介意，特别提前说明。

一位96年的女嘉宾在个人信息牌中介绍道，自己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学习比她好，并强调“自己不会是伏地魔（扶弟魔）”。

“扶弟魔”呢是一个网络用语，指多子家庭中的哥哥姐姐，通常因受到家庭的影响，会对自己的弟弟不计成本地奉献。

因为原生家庭从小就被家庭的观念所影响，终身倾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扶助他，甚至是供养他。

在欢乐颂里面，樊胜美就是一个典型的“扶弟魔”。

为什么现在相亲市场上，男方会开出这样的条件呢？

这还不是那些天价彩礼给闹的？

在很多天价彩礼的新闻下面，女方都会找借口：哎呀，我还有个弟弟要上学，要结婚呢，毕竟都是一家人，多给点怎么办了。

于是久而久之，有弟弟就等于天价彩礼，就等于是伏地魔，这种的观点就形成了。

可是，先别着急否定我，回过头想想，软卧包厢里3男1女共处一室，女生会有危险。

因为另外3个是男生啊，男生就等于会对女性图谋不轨，就有性骚扰的肯呢个。

这种观点，不也是同样错误的吗？

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会秉持这种错误的观念，反而还去支持按照性别划分车厢呢？

还是我前面说的那句话：如果你真的能接受火车上按照性别划分车厢的话，那么，你男朋友在择偶的时候要求你家里没有弟弟，你也就同样可以接受。

这就是所谓的：用魔法打败了魔法。

要么咱们就都不要弄，既然要弄个标准，那叫一视同仁，可好？

网民嚎叫：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4-24 07:56:00

帮官方说话

俺是农民 发表评论于 2023-04-24 07:52:53

两个不能一概而论。少量地安排两个女性车厢，家庭车厢，以及床头安一个报警的按钮，还是可以考虑的。

伏地魔这件事，是广大的重男轻女家庭的产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重男轻女的思维，还需要不知道几百年的教育。

谢选骏指出：由上所述，扶弟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尤其在战乱百年至今未已、仍在准备时刻打仗的中国大陆，民不聊生是理所当然的——在表面光鲜的外衣下，隐藏的还是千疮百孔社会民情。

谢选骏：共产党败家子，中国人冤大头

《压力之下，中国或对贫穷国家债务重组作出让步》（ALAN RAPPEPORT 2023年4月17日 BBC）报道：

中国通过贷款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超过5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之一。

华盛顿——面临来自国际高层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本周似乎准备作出让步，启动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贫穷国家数千亿美元债务的努力。

中国通过贷款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超过5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之一。包括非洲多国在内，许多国家在疫情之后经济陷入困境，面临债务违约的危险。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导致利率上升和食品能源供应中断，这些国家的处境雪上加霜。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在向中国施压，要求后者允许部分国家重组债务，并减少债务总额。但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坚持要求其他债权人和多边贷款机构来承担债务重组的损失，这使得关键的债务减免进程陷入僵局，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数成百上千万人口陷入更深的贫困。

在脆弱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金融财政不稳定之际，打破僵局将为这些国家带来一条经济生命线，也意味着中国对经济外交的重新关注。

对于中国是否当真有意缓和贷款减免僵局，并且言出必行，经济学家和发展专家都在谨慎观望。根据一些计算，全球贫穷国家对富裕国家、多边开发银行及私人债权方欠下债务约为2000亿美元。近几个月来，世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在商讨如何避免赞比亚、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岌岌可危的市场出现金融危机。

根据伦敦政策研究机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数据，非洲私人和公共外债在过去20年增加了五倍多，达到7000亿美元，其中12%来自中国贷款机构。促进绿色及普惠复苏债务减免项目的研究人员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有61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债务困境，超过8000亿美元的债务必须重组。

近几个月来，世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在商讨如何避免赞比亚、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岌岌可危的市场出现金融危机。

“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包括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压力，要求其在债务重组谈判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区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他说中国的不妥协姿态导致其“愈发孤立”。

本周，在全球各国高级经济官员齐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之际，有迹象表明中国准备结束这种孤立状态。与会者乐观表示，中方代表似乎准备放弃原来坚持的立场，即要求多边贷款机构——包括向贫困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和补助的世界银行——承受债务种重组中的损失。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正在朝着新阶段迈进，”周四，即将离任的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在平等义务分担上取得的进展”时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加快救济赞比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等国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令她“深感鼓舞”。

“我常说一句话，那就是实践出真知，”格奥尔基耶娃说。

一般来说，如果要进行国家债务重组，债权人必须同意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或取消部分债务。过去三年，中国面临各种国内经济困难，一直不愿承担债务损失，并要世界银行等其他贷款机构来负担。

对于最需要缓解债务负担的国家，拿出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显而易见。赞比亚在2020年已经债务违约，并一直试图通过20国集团设立的一个项目来重组84亿美元的债务。该国欠中国贷款机构的债务约60亿美元，欠外国贷款机构的债务总额近200亿美元。

周五，加纳财政部长肯·奥福里-阿塔哀叹33个非洲国家背负债务的利息接近或超过其政府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赞比亚迫切需要减免债务，”赞比亚财长西通贝科·穆索科图瓦内对《纽约时报》表示。“延迟债务重组会令我们的货币压力重重，将赞比亚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难以吸取急需的外国直接投资。”

今年，加纳通过“共同框架”这一新项目向20国集团提出了债务减免申请，此前，加纳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30亿美元贷款已获得初步批准。这笔贷款的发放取决于加纳能否得到保证，重组其欠外国贷款机构的约300亿美元债务。加纳官员一直在与中国官员进行会谈，商讨其对华20亿美元债务的重组事宜。

周五，对于33个非洲国家的利息支出接近或超过其政府的医疗教育支出这一事实，加纳财长肯·奥福里-阿塔深感遗憾，他也对迟迟未能拿出行动的发达经济体表示失望。

“老实说，看到非洲这样挣扎令人心痛，特别是考虑到，如果非洲经济在令人窒息的债务重压下崩溃，未来十年生产力可能会下降，”奥福里-阿塔周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活动上说。

但中国的意愿程度尚不能确定。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瑟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在重组债务时会接受什么样的财务条款，但它似乎正在采取“积极的步骤”，消除“任何进程中不必要的金融障碍”。

1月，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赞比亚的一个农场。她本周表示，她将继续向中国官员施压，让重组过程进展更加顺利。但是鉴于谈判进展缓慢，新兴市场的大投资者并不指望快速解决问题。

“我们开始看到中国在主权债务重组立场上表现出的灵活性，但复杂性层出不穷，”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经理亚科夫·阿诺波林表示。“短期内，对于中国是否愿意承担损失的问题，我们预计不会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勉强态度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美国担心北京繁重的贷款条件和拒绝重新谈判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金融问题。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本周表示，她将继续敦促中国官员改善重组进程，但她对中国最近表示愿意帮助斯里兰卡重组债务感到鼓舞。

熟悉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人士表示，中国的国内政治使其在去年秋天和冬天很难决定是否接受潜在贷款损失。

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并选择了一个新的党内领导班子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共事。随后，政府高层开始进行调整，这项工作已被预期到会在今年3月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期间进行，然而一些金融政策制定者的人事变动出人意料地被推迟了。

知情人士称，中国现在准备集中精力解决广泛的经济问题，包括国际债务问题。然而，北京仍面临其他挑战，这些挑战可能限制其议价的意愿，它的商业银行体系面临着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带来的巨大损失，不想同时接受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巨额损失。

本周，中国官员对债务减免举措表示了大体上的支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表示，中国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中包括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改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信息分享上尽快付诸行动，并要求债权人尽快详述他们“可比参与”重组的具体执行方式。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与赞比亚财长穆索科特瓦内在华盛顿会晤后，中国央行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

谢选骏指出：5000亿美元的欠款！再加上上万亿美元的债务——十几亿中国人，等于每个人平摊了上千美元的损失！正所谓“共产党败家子，中国人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