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是党棍的行为艺术表演

 

佚名网文《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报道;

希特勒在Wolfsschanze[1]和Werwolf[2]发表了大部分“桌上谈话”独白。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德语：Tischgespr?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发表的一系列二战独白的标题，这些独白是从1941年转录到1944年的。希特勒的讲话由海因里希·海姆、亨利·皮克和马丁·鲍曼记录下来，后来由不同的编辑以四种语言以不同的标题出版。[3][4][5][6]

担任希特勒私人秘书的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说服希特勒允许一队特别挑选的军官以速记的方式记录他的私人谈话，供后人使用。[1]第一批笔记是由律师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从1941年5月到1942年1月中旬记录的。1942年亨利·皮克接替他的位置，从1942年2月到1944年7月做笔记，之后海因里希·海姆和马丁·鲍曼继续断断续续地附加材料。

会谈在元首总部录制。[1]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的陪伴下。[8]会谈涉及战争和外交事务，但也涉及希特勒对宗教、文化、哲学的态度，以及他对敌人和朋友的愿望和感情。[2][5][9] 尽管桌上谈话独白通常被认为是真实的，但在已出版作品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争议。

历史

该文件的历史相对复杂，因为许多人参与其中，在不同的时间工作，整理工作的不同部分。这项工作催生了两个不同的笔记本，它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7]，并且由于持续的法律和版权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涵盖了不重叠的时间框架。[1][10]

所有版本和翻译均基于两本原始的德语笔记本，一本由亨利·皮克撰写，另一本基于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的更完整的笔记本（通常被称为鲍曼-维默克）。亨利·皮克（Henry Picker）是第一个发表餐桌演讲的人，于1951年以德语原文出版。[3]随后于1952年由瑞士金融家和纳粹侨民的主要捐助者弗朗索瓦·热那亚德（Franois Genoud）翻译了法文。[4]英文版于1953年出版，由R. H. Stevens和Norman Cameron翻译，并由历史学家Hugh Trevor-Roper出版。[5][11]据称，法文和英文译本都是基于鲍曼-韦默克手稿[12]，而皮克的卷是基于他的原始笔记以及他直接从海因里希·海姆那里获得的笔记，时间跨度为5年1941月1942日至13年1980月。[14]鲍曼-弗默克的原始德语内容直到100年才由历史学家维尔纳·约赫曼出版。[12]

曾任德国军备部长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在他的施潘道日记中证实了皮克德语版的真实性。[16]施佩尔说，希特勒经常长篇大论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而晚餐的客人则沦为沉默的听众。希特勒在他的“出生和教育的上级”面前，真诚地努力“以尽可能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达他的想法”。[16]施佩尔指出，“我们必须记住，这本集子只包括希特勒独白中的那些段落——它们每天花费一到两个小时——这让皮克觉得意义重大。完整的成绩单会加强令人窒息的无聊感”。[注17]

根据历史学家马克斯·多马鲁斯（Max Domarus）的说法，希特勒在发表独白时坚持绝对沉默。任何人都不允许打断或反驳他。玛格达·戈培尔向加莱亚佐·齐亚诺报告：“说话的总是希特勒！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元首，但他总是重复自己，让他的客人感到厌烦”。[2] Ian Kershaw报道：

一些客人——包括戈培尔、戈林和施佩尔——是常客。其他人是新来的或很少被邀请。谈话经常是关于世界事务的。但希特勒会为在场的人量身定制讨论。他说的话很小心。他有意识地开始向客人传达自己的意见，有时也许是为了衡量他们的反应。有时他用独白主导了“谈话”。在其他时候，当戈培尔与另一位客人争吵时，他满足于倾听，或者展开更一般性的讨论。有时餐桌上的谈话很有趣。新客人可能会发现这个场合令人兴奋，希特勒的评论是一个“启示”。新任德国空军副官的妻子Frau Below发现气氛和希特勒的陪伴起初令人振奋，他对历史和艺术的了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于听过很多次的家政人员来说，中午的饭菜往往是一件乏味的事情。[8]

战后，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将谈判称为“漫无边际的废话”，并补充说：

[希特勒]是那种典型的德国类型，被称为Besserwisser，无所不知。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关于一切的小信息和错误信息。我相信，他周围聚集了这么多笨蛋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一流的人不可能忍受这些倾泻。[注18]

争议

尽管桌谈独白通常被认为是真实的，但已发表作品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争议问题。其中包括法文版和英文版中特定翻译陈述的可靠性，[1][7][12][19][20][21][22]关于马丁·鲍曼编辑笔记的方式的问题[14][23][24]，以及关于哪个版本最多的争议。[7][9]弗朗索瓦·热那亚否认了他在原始德文手稿中插入文字的说法，指出除了鲍曼的手写补充之外，它是紧密打字的，因此这种插入是不可能的。[25]

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在使用英文版时表示谨慎，称其“有缺陷（绝不是'官方'）”，并补充说，需要将其与1980年的德文版进行比较，以确保在使用前准确无误。[26] 伊恩·克肖（Ian Kershaw）还指出，英文版并不完美，倾向于遗漏单词，省略行或包含德语文本中找不到的短语。[27]他优先使用德语原文，建议在使用英文翻译时“适当谨慎”。[注二八]

2016年，历史学家Mikael Nilsson认为，Trevor-Roper未能披露来源关键问题，包括有证据表明英文翻译的重要部分是直接从Genoud的法语版翻译而来的，而不是Trevor-Roper在他的序言中声称的德语原版Bormann-Vermerke。Nilsson坚持认为，Trevor-Roper可能知道这一信息，因为出版合同中规定“英文翻译将在Franois Genoud的法文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尼尔森总结说：“翻译过程非常值得怀疑；手稿从构思到出版的历史充其量是神秘的，不可能确定大多数条目实际上是真实的（即希特勒的实际陈述，而不是他本可以说的话）”。[12]出于这个原因，尼尔森认为不应将希特勒列为其作者，因为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希特勒所说的话，有多少是后来回忆和编辑过程的产物”。[12][29]尼尔森在他2020年的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该书进一步试图强调希特勒餐桌谈话中所谓的来源关键问题，并声称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是伪造的。[注30]

希特勒对宗教的评论

更多信息：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观点和纳粹主义的宗教方面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显示，他在1937年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希望德国新教帝国教会统一，但事实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31]这符合他早先的政策，即团结所有新教教会，以便他们传播政权的新种族和民族主义教义，并在德国充当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力量。[32]到1940年，希特勒甚至放弃了积极基督教的混合主义思想。[33]根据托马斯·柴尔德斯（Thomas Childers）的说法，1938年后，希特勒开始公开支持纳粹化的科学版本，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34]这一发展反映在他在《餐桌谈话》中对基督教越来越敌对的言论中。[35]历史学家理查德·魏卡特（Richard Weikart）将希特勒的信仰描述为“进化伦理学是上帝意志的表达”，他经常“将自然法则等同于天意的意志”。[注36]

在餐桌谈话中，希特勒赞扬了叛教者朱利安的三本书反对加利利人，这是一本来自362年的反基督教小册子。希特勒在1941年2月1日的条目中说：

当人们想到一百、两百年前我们最优秀的头脑对基督教的看法时，人们会羞愧地意识到我们从那以后进化得多么少。我不知道叛教者朱利安对基督教做出了如此清晰的判断……加利利人，后来被称为基督，打算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加利利人过去是，而且必须永远被视为一个受欢迎的领袖，他采取了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耶稣不是犹太人。顺便说一下，犹太人把他看作妓女的儿子——妓女和罗马士兵的儿子。对耶稣教义的决定性伪造是圣保罗的工作[……]或大数的保罗（他的名字是扫罗，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之前）是最野蛮地迫害耶稣的人之一。[注37]

没有受到质疑的评论包括“基督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型：犹太人动员大量奴隶以破坏社会为目的”。[38]《桌谈》还把希特勒对科学胜过宗教的信心归结为：“科学不能说谎，因为它总是根据知识的瞬间状态努力推断出什么是真实的。当它犯错时，它是真诚的。基督教才是骗子。”[39]然而，希特勒坚持说：“我们不想用无神论教育任何人。”[40]在旧约的十诫中，希特勒肯定了他的信念，即它们“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生活准则。这些戒律符合人类灵魂的无可辩驳的需要；他们受到最好的宗教精神的启发，这里的教会在坚实的基础上支持自己。”[注41]

修正主义观点

2003年，这一共识观点出现了两个挑战。一个是理查德·施泰格曼-加尔（Richard Steigmann-Gall）作为他更广泛的论点的一部分，即“领导纳粹分子实际上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至少“在基督教的参照系内”理解他们的运动。[42]他认为，《餐桌谈话》中的几段话表明希特勒与基督教有直接的依恋，[43]是伟大耶稣的崇拜者[44]，并且“没有迹象表明他现在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43]希特勒继续诋毁苏联的世界观。[45]施泰格曼-加尔坚持认为，希特勒的“基督教观点充满了紧张和模糊”，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显示出与他早期的宗教观点“明显的决裂”，[46]施泰格曼-加尔将其描述为基督徒。[47]他将此归因于希特勒对他未能控制德国教会的愤怒，而不是对基督教本身的愤怒。[48]施泰格曼-加尔的广义论点被证明是非常有争议的，[49]尽管正如约翰·S·康威（John S. Conway）所指出的，他的论点与早期共识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关于纳粹反教权主义的“程度和时机”。[注50]

同年，理查德·开利（Richard Carrier）和莱因霍尔德·米特昌（Reinhold Mittschang）在新的部分翻译中对桌谈的英文和法文译本中言论的历史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他们甚至称其为“完全不可信”，[7]暗示它们已被弗朗索瓦·热那亚修改。[51]他们根据皮克和约赫曼的德语版本以及保存在国会图书馆的鲍曼-韦默克的片段，提出了十二条引文的新译本。开利坚持认为，Trevor-Roper的大部分英文版实际上是Genoud法语的逐字翻译，而不是德语原文。[10]开利的论点是，对皮克的德语原文和热那亚的法文译本进行的分析表明，热那亚的版本充其量是一个糟糕的翻译，在某些地方包含“公然的歪曲”。[7]许多用来支持希特勒蔑视基督教的论据的引文都来自热那亚-特雷弗-罗珀的翻译。开利认为，没有人“引用这段文字是在引用希特勒实际所说的话”。[注7]

在《桌谈》的新前言中，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评论说：“开利展示了最初出现在1953年并在这里重印的桌谈的英文文本，该文本来自热那亚的法语版，而不是来自德语文本之一”。[52]引用开利的论文Diethelm Prowe评论说，Trevor-Roper的餐桌谈话“在近十年前已被证明是完全不可靠的来源”。[20]莱纳·布赫（Rainer Bucher）在引用开利提出的问题时，将英译本描述为“不仅来源可疑，而且意图和意识形态基础可疑”，而是选择依赖皮克和海姆的德语版本。[19] 德里克·黑斯廷斯（Derek Hastings）引用了开利的论文，称其“试图破坏声明的可靠性”。[53]开利关于英文译本应完全省略的论点[54]未被施泰格曼-加尔接受，尽管他引用了开利提出的争议，[46]“最终假定其真实性”。[55] 约翰斯通指出，理查德·开利已经证明，在《表谈》中关于基督教的恶毒影响的4条评论中，只有42条是错误的，没有讨论其余的，因此，开利远未成功地摧毁希特勒非基督教性格的形象。[56]

同时期资料

在1941年至1944年之间，也就是《桌谈》被转录的时期，希特勒的一些密友引用他对基督教表达了负面看法，包括约瑟夫·戈培尔[57]，阿尔伯特·斯佩尔[58]和马丁·鲍曼。[59]格哈德·恩格尔将军报告说，希特勒在1941年断言：“我现在和以前一样是天主教徒，并将永远如此。[60]同样，红衣主教迈克尔·冯·福尔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报告说，在1936年与希特勒交谈后，他“无疑生活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建设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总结说，希特勒欺骗了福尔哈伯，并指出他“显然有能力模拟，甚至对潜在的批评教会领袖，一个热衷于维护和保护基督教的领袖形象”。[61]

在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在1960年代的最初工作之后，历史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广泛的共识，[62]认为希特勒是反教权的。[63]这仍然是希特勒宗教观点的主流立场[64]，这些观点继续得到《桌谈》英译本的支持。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将希特勒关于基督教的公开声明与《桌谈》（Table Talk）中的声明进行了对比，认为希特勒真正的宗教观点是“唯物主义生物学的混合体，对核心的虚假尼采式蔑视，与次要的基督教价值观不同，以及发自内心的反教权主义”。[65]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在他关于纳粹德国的三部曲的最后一卷中也重申了纳粹主义在观点上是世俗的、科学的和反宗教的观点，他写道，“希特勒对基督教的敌意在战争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度或深度”，引用了1953年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的英文译本。[注38]

参见

希特勒和曼纳海姆录音

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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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在 Archive.org

谢选骏指出：上述评论及其论者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希特勒是作为一个“党的领袖”在向他的党徒发表言论，因此他那些海阔天空的谈话，其实只是“适合其身份的谨言慎行”，而不是卸下伪装的内心独白。也就是说，希特勒的《餐桌谈话》是党棍的行为艺术表演，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是营销的话术、骗子的圈套——是为了驱赶德国牲口到前线白白送死，所进行的小众娱乐和催眠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