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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2日星期五

谢选骏:美国弃养宠物,中共坚决反对


《推特上的中国:中国是一条“鲨鱼”吗?前白宫官员评价引争论》(2023年5月6日 文灏)报道:


资料照片: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殊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2023年2月28日)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日前将中国称为一条“鲨鱼”的评价引起了中国观察界的争论。一些专家认为这样的比喻明确指出了中国的侵略性,但许多人也认为这是一种说法将中国过于简单化,不利于对华政策的制定。


在日经新闻周四(5月4日)登载的一篇采访中,这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表示,中国是一条由美国喂养大的鲨鱼。如今这只鲨鱼却成为了民主世界的一大威胁。


“我们看到这只幼鲨,以为我们能把它变成海豚,”博明说。“我们不断喂养这只鲨鱼,这只鲨鱼也不断长大。如今我们却要应对这一只难以对付的大白鲨。”


Matt Pottinger on China: “We saw a baby shark and thought that we could transform it into a dolphin. We kept feeding the shark and the shark got bigger and bigger. And now we're dealing with a formidable, great white."https://t.co/MeHqBLhFRa @NikkeiAsiaより— Ken Moriyasu (@kenmoriyasu) May 4, 2023

对于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他接着表示:“不是美国的政策造成了这种紧张关系,而是美国对共产政权实际战略的理解导致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的民主政体制定出反制战略。”


一些专家对博明的“鲨鱼”比喻表达了赞同。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在一则推文中写道:“我同意博明把中国比作大白鲨。你会在应对大白鲨的时候边走边嚼口香糖吗?很明显我们眼下就是在这么做。”


I agree with Matt Pottinger’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C as a great white shark. Do you deal with a great white by walking and chewing gum? That’s what we’re doing now, apparently. https://t.co/3kf221UcPS— Elbridge Colby (@ElbridgeColby) May 5, 2023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退役空军准将罗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也表示:“很好的比喻——‘它有着一双没有生气的黑色眼睛,像一双玩具娃娃的眼睛’。”


Good analogy - "it's got lifeless eyes, black eyes, like a doll's eyes" https://t.co/K9KTAxgxi7

— General Spalding (@robert_spalding) May 4, 2023


《中国威胁》作者之一韩连潮则写道:“博明是美国为数不多真正了解中共的中国通。”


博明是美国为数不多真正了解中共的中国通,他谈党国时说: 我们看到一条小鲨鱼,以为可将其变成一只海豚,我们不断地给鲨鱼喂食,它越长越大,而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条可怕的大白鲨。https://t.co/N9OcPSAn6T via @NikkeiAsia

— 韩连潮 (@lianchaohan) May 4, 2023

不过,不少中国议题上的专家并不认同博明的说法。


康奈尔大学教授万家瑞(Jeremy Wallace)直接写道:“中国不是一条鲨鱼。”


China is not a shark. https://t.co/kVmMok8PFR

— Jeremy Wallace (@jerometenk) May 5, 2023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 Group)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Paul Triolo)指出:“不幸的是,这种肤浅的比喻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解释力,零。所以并不清楚一个人如何能同意或者不同意它。这就像是在说中国是一条龙或是熊猫,然后把它们当中的一个放在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上。”

Unfortunately, these kinds of facile metaphors lack any meaningful explanatory power, zero. So not clear how one can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m. Its like agreeing that China is a dragon or panda, and putting one on the cover of one's book about "China."....

— Paul Triolo (@pstAsiatech) May 5, 2023

也有专家认为,将中国比作一只动物太过于简单。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唐哲(Jeremy Daum)表示:“除了用一只动物来描述一个有着世界1/5人口的国家显得愚蠢和有冒犯性外,我一直惊叹于人们认为美国企业将运营移到中国是一种仁慈和无私的做法。”

Beyond the obvious silliness and offensiveness of using the metaphor of a single ANIMAL to describe 1/5 of the world's HUMAN population, I always marvel that people act like US business shifting operations to China was some benevolent and selfless act. https://t.co/dSBJ3qQog0

— China Law Translate / Jeremy Daum (@ChinaLawTransl8) May 4, 2023

威尔逊中心研究美中关系的项目助理钟瑞(Rui Zhong)写道:“在一个需要政策分析的时候却给出卡通式的比喻。”

Cartoonish metaphor at a time that policy analysis is needed https://t.co/V6mHNlcDZp

— Lmao gan ma (@rzhongnotes) May 5, 2023


谢选骏指出:关于“中国”是不是鲨鱼的问题,公公婆婆们有所争议;但是,关于“美国弃养”的问题却公公婆婆们却毫无悬念,因为这很合乎美国的风潮——


《因经济压力不得不放弃动物伙伴,美国正面临宠物弃养潮》(苏杨帆 2022-12-28)报道:


宠物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令人安心的存在,特别是在外部环境引发焦虑情绪时,宠物的陪伴和安抚作用不可忽视。然而,宠物给主人的爱可能是无条件的,养宠的过程却不是免费的。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动物收容所正在接收越来越多被弃养的宠物。


养宠潮与弃养潮


在弃养潮前,美国先迎来了一波养宠热潮。据《华盛顿邮报》12月27日报道,不久前,美国人养宠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一波热潮可与二战后的婴儿潮相提并论。根据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提供的数据,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超过2300万美国家庭(全美近五分之一)收养了宠物,连美国总统拜登家中都多了一猫一狗两位新成员。


这波养宠潮中被收养的大多数动物都还继续留在其收养者身边,但动物福利组织已经开始帮助一些遇到经济问题的养宠人,或提供资源来照顾这些宠物。虽然这些组织都不鼓励弃养行为,但在养宠人因经济压力难以维持其人类家庭的正常运转时,弃养和遗弃便会成为其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


美国兽医和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美国养宠人群体正在显现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家庭正在用源源不断的新玩具、顶级食物以及豪华的日托和寄养设施宠爱他们的动物伙伴,但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正越来越无法承担收养宠物的成本。


困境中的养宠家庭


根据美国宠物产品协会贸易组织(APPA)的数据,今年9月份美国35%的宠物主人表示,他们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养宠物的费用感到担忧。其中一半表示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宠物。与三个月前相比,家养宠物数量减少的家庭中,14%的人表示原因是他们已经无力承担养宠的费用,12%的人表示他们的宠物已经被重新安置,9%的人表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已经无法再照顾宠物。


“当经济陷入困境时,家庭也会陷入困境。”美国人道协会庇护所外展与活动参与主人林赛·哈姆里克(Lindsay Hamrick)说,“弃养就是一种表现。”


全美各地的动物收容所告诉《华盛顿邮报》,由于通货膨胀抑制了美国家庭预算,他们在今年看到了大量的宠物弃养行为。尽管最近的经济压力有所放松,但汽油和杂货的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养宠费用并不便宜:每年一只狗的食物、日常用品和医疗费用大约在5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人民币3487元到6974元之间),一只猫则为650美元。而宠物一旦生病,一次兽医护理的价格可能就要达到数千美元。


在费城收入最低的10个区域,流浪狗的数量在过去一年猛增53%,弃养数增加了31%,费城最大的开放式动物收容所ACCT的联合执行董事莎拉·巴内特(Sarah Barnett)说,“我们能看到人们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贫困率接近20%的埃尔帕索(El Paso),弃养宠物数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租金援助计划结束后激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因为(无力缴纳房租)被驱逐后来到避难所弃养他们的宠物。”埃尔帕索动物服务中心公共参与经济的米歇尔·安德森(Michele Anderson)说,“或者他们不再能负担得起宠物的支出,他们买不起食物,不得不在喂养孩子和宠物之间做出艰难的决定。”


谢选骏指出:按照这位前棺员的说法,如果共产党们是曾遭美国包养的宠物,那么现在被弃就是由于宠物主人的经济状况恶化,无力承担领养任务了。


《弃养宠物,无视法律丢了文明》(2022/07/25 法治日报)报道:

原标题:宠物被遗弃现象频发 给社会增添不少负担 


● 《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国养宠(猫狗)主人达6294万人,全国城镇犬猫数量达到10084万只。这两年,有宠物救助志愿者发现,救助点的流浪猫狗数量增加了,其中不少是被主人弃养的


● 被遗弃、流浪在外的动物尤其是被弃养的宠物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活不下来。对整个社会来说,弃养宠物行为无形中会给社会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比如流浪狗容易打架、咬人,甚至可能会传播一些疾病


● 弃养宠物的原因五花八门,除了经济能力受限外,有的是嫌弃宠物不省心,还有的是家人反对便将宠物丢弃了


● 专家呼吁,广大动物保护志愿者尽快转型,不能只关心末端救助,不注重源头控制,杜绝宠物弃养的重中之重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监督,要充分发挥各个社区业主的力量,提高大家善待动物的意识


家里四只猫,全是“白来的”。对于这样的“便宜”,家住新疆的爱猫人士刘芳芳直言“不想占”——前两只小猫,是朋友不想养了送给她的;第三只小猫,是父亲从马路上捡回来的;第四只小猫,是因为患病被原主人抛弃后由她收养的。


“为什么有些人养宠物时视之为宝,却因各种问题随意将其抛弃?”刘芳芳愤愤不平地说,她认为人们在养宠物前就要考虑清楚是否可以接受它的淘气、它的生老病死,而不是一旦发现不适合就弃养,“宠物的生命同样很珍贵”。


刘芳芳的吐槽并非无中生有。《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国养宠(猫狗)主人达6294万人,全国城镇犬猫数量达到10084万只。这两年,有宠物救助志愿者发现,救助点的流浪猫狗数量增加了,其中不少是被主人弃养的。


近日,多名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弃养宠物行为不但不道德,而且会给社会增添负担,比如宠物被弃养后可能会传播疾病、影响交通、扰民伤民、污染环境等。建议加强相关立法,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让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守护宠物生命安全。


宠物生病易遭遗弃 社会兜底收拾残局


刘芳芳至今记得,第三只小猫被父亲抱回家里时的情景。小猫浑身是猫癣,耳朵里全是耳螨,见了人就蹭。她带着它去检查,发现还患有猫传腹和滴虫病。


第四只小猫也是因为得了猫传腹而被原主人抛弃的。八九个月大的猫,瘦小不堪,发育也不好,原主人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护理,也没有打疫苗。


“实际上,我收养了这两只猫后,只花了两个月时间,便把它们的猫传腹治好了,并不是难事。”刘芳芳说,原主人弃养它们,就是不负责任。


和刘芳芳一样,在山东淄博经营一家猫舍的李敏也见了太多这样“因为生离带来的死别”,“真的很心疼这些小猫”。


“最让我气愤的是,之前有一个人带着猫去配种,配种后发现猫得了病,就要把怀孕的猫扔了。后来他加了我的微信,问我收不收?当时我家已经有20多只猫了,所以一开始没想要。”李敏说,“结果他竟然给我发他摔猫、打猫的视频,我只好马上去他那儿把猫接回来了。”


当李敏把这只小猫带回来后发现,它得的只是小病,可是牙早已被原主人摔断了。后来,李敏找兽医对这只猫进行了治疗,很快便康复了。


可凭借一己之力,又怎能救助所有被遗弃的宠物?这是刘芳芳和李敏内心痛苦的地方。她们深知,目前还有很多宠物正在遭受被遗弃的厄运。


弃养,于宠物而言,是灭顶之灾;于社会而言,是隐藏的风险。


湖北省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杜帆告诉记者,被遗弃、流浪在外的动物尤其是被弃养的宠物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活不下来。对整个社会来说,弃养宠物行为无形中会给社会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比如流浪狗容易打架、咬人,甚至可能会传播一些疾病,“这些恶果都转嫁给社会了,真正为弃养行为兜底和收拾残局的是社会,所以弃养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


弃养原因五花八门 主要源于费时费钱


为何养了宠物以后又会狠心遗弃它们?记者采访了多名弃养宠物者发现,他们弃养宠物的原因五花八门,除了经济能力受限外,有的是嫌弃宠物不省心,还有的是家人反对便将宠物丢弃了。


小梅是陕西西安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今年4月,她将养了两年多的比熊犬丢弃了。“实在养不起了,那几天它一直拉肚子,以前就去过医院,治病得花五六百元,我真的没那么多钱。”小梅说,前年开始生意就不好做,衣服卖不出去,工资一降再降,自己都难养活,就别提狗了。


由于找不到领养人,小梅最后将宠物遗弃在一家流浪动物救助站外,希望工作人员能将小狗收留。


杜帆注意到,弃养宠物的问题一直存在,不过受疫情影响,弃养宠物的行为近年来有所增加。“目前来看,猫的遗弃率比狗要高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觉得孤单就想养小动物,可如果生活成本增加了就容易把动物丢弃。在城市养宠物,首选是小猫,因为猫不像狗那样需要到外面遛,这大大增加了潜在弃养猫的人群。”


北京某医院保健科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分析,弃养宠物的原因多种多样,首要原因就是经济状况。养宠物不仅耗费时间,而且需要不小的经济投入,如非名贵品种,或者是成年了,想卖上好价钱并不容易。


其次是不少人对养宠物这件事认识不足。有些人缺乏经验,养宠物的观念还停留在只要让宠物吃饱就行的阶段,但养了以后发现,狗会“拆家”、猫会“跑酷”,不让人省心。此外,主人家中有重大转折,如搬家、生病或者家人怀孕等,也是影响宠物是否被弃养的一个原因。另外,如果周围人对狗吠这种情况容忍度较低,主人也可能迫于压力而弃养。


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店的王老板就碰到过主人搬家后不想让猫糟蹋新房子而遗弃猫的情况。“不想养了什么原因都有,对宠物毛发过敏的,嫌宠物麻烦等。”


虽然许多动物救助站和收容所都开始了“领养代替购买”的实践,帮助不少被弃养的宠物找到了新家,但“二次弃养”甚至是“多次弃养”让一些宠物再次流离失所的情况并不少见。


杜帆曾经救助过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后来被领养过3次,又被退回来3次。


“第一次,领养人觉得小狗在家里的习惯不好,接受不了它在家里随处大小便,这属于宠物行为上的原因;第二次和第三次,我都提前和领养人讲,小狗到了一个新环境,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但小狗还是被退回来了,原因是领养者的家属认为多了一只动物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杜帆回忆道,“不过,我们与领养人有约定,不论领养人因为什么原因不想养了,我们都接受他们把宠物退还回来,只要不把它们遗弃在外面。”


摒弃单一末端救助 源头控制加强监督


为防治弃养宠物行为,有关部门也在完善相关法规。


今年3月1日起,湖北正式施行《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以下简称湖北防疫条例),规定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禁止遗弃饲养的犬、猫。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做好弃养、流浪、无主、没收的犬和猫的收容、防疫、无害化处理等工作。遗弃饲养的犬只的,由养犬登记机关收容犬只,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在地方法规当中明确规定禁止弃养宠物,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目前的问题是,遗弃行为很难被追踪,而且行政处罚的力度如果过轻,可能也不足以制止或杜绝这些行为。”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叶芳也认为,湖北防疫条例的倡导性、宣导性意义更大,但很难有效杜绝宠物弃养的行为,因为相关法条不易被执行,想要真正实施处罚很难。


“其实越来越多的地方养犬管理条例中都写到了禁止虐待、遗弃犬只,但少有能够把它实施到位、真正去处罚虐待或者遗弃行为的。”钱叶芳说,去年上海有一例对遗弃老年犬行为的行政处罚,当时主要是靠微博曝光,也就是舆论力量,还被认为是上海市首例对遗弃宠物行为进行的处罚,而上海市的养犬管理条例已经制定很多年了。


在她看来,就目前而言,宠物弃养方面的立法尚不健全,各执法部门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个别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基本上是被动执法,接到投诉了,才去处理、处罚”。


钱叶芳带头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海天社区推行了一种“海天模式”,即通过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社区公约,探索自下而上建设生态文明和动物文明之路。


“发挥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优势,邻里之间互相监督才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鼓励业主自发地参与社区自治。”钱叶芳介绍,首先要有书面上的约定,比如社区公约相当于一个道德上的约束,“这个共同的约定上写着不遗弃、不虐待宠物。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实,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动物档案的摸排,挨家挨户上门登记养宠物情况,用来建立社区动物档案,全面掌握主人和动物的信息,之后如有宠物被遗弃,就有可能根据档案快速查询到主人信息”。


为了鼓励大家主动登记宠物信息,海天社区制作了“流浪猫咪档案馆”小程序,还为登记的业主提供一系列贴心服务,包括寻找走丢宠物、宠物临时照顾、医疗优惠和宠物粮团购等。


采访中,有业内人士提出,能否尝试用科技手段解决宠物弃养问题。比如日本规定,从事繁殖或销售宠物的从业者必须在宠物猫、狗身上植入芯片,宠物主人在购买猫、狗后的30天内,必须登记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已饲养宠物的民众或动物保护团体等也有给猫、狗植入芯片的义务。


对此,动物电子芯片行业的从业者郭林(化名)告诉记者,国外对动物电子芯片的应用比国内早15年左右,动物电子芯片大概从2012年开始陆续被国人认识,给动物植入芯片的技术已经成熟,不仅是宠物,还有畜牧业、水产业,都在给动物应用这种芯片,结合物联网行业的手持阅读机、系统软件,追溯每一只动物的个体信息。举个例子,狗贩子拉一车狗,有的狗是偷来的,如果身上植入了芯片,用机器一扫便知,这对被查验单位和爱狗人士来说都是好事,包括动物进出口,也必须要植入芯片,不然海关不放行,动物芯片以后会很普遍。


不过,钱叶芳认为,芯片技术虽然已经成熟,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仅靠给宠物植入芯片,而没有人的执行和监督是不够的,“有的地方从2020年开始全面推行犬只芯片,但不文明养犬和宠物遗弃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在执行上”。


“可以加大处罚力度,但无法从源头上改变人们的认识。通过芯片找到弃养人后,这个主人可能还会第二次丢掉自己的宠物,甚至如果他知道芯片在什么位置,还有可能直接弄掉,反而对宠物造成更大的伤害。”钱叶芳呼吁,广大动物保护志愿者尽快转型,不能只关心末端救助,不注重源头控制,杜绝宠物弃养的重中之重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监督,一定要充分发挥各个社区业主的力量,提高大家善待动物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本社区做起,先把自己社区的动物管好,有余力再去帮助其他社区,共同推动文明养宠。


谢选骏指出:难怪“中美两国都反对脱钩”,因为弃养宠物不仅“无视法律”还“丢了文明”!这样一来,始乱终弃的白相公们,就要承担“弃养中共”的罪责了。

谢选骏:启动14修正案就算正式揭开了第四美国的帝国体制

《风险巨大或致宪政危机 白宫避免启动14修正案》(星岛日报 2023-05-11)报道:


总统拜登与国会共和党的会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债务上限议题仍然僵持,部分评论建议,拜登政府或可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化解危机,以免触发债务违约,但白宫顾问认为此举存在风险,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持久损害。


《华盛顿邮报》报道,3名消息人士分别透露,白宫高官目前并不希望使用“第14修正案”的极端措施,否则等于行政部门排除国会,单方面尝试动用财政,未来将留下巨大风险,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考虑这项非常手段。


据悉,白宫团队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评估各种方案,例如绕过国会,由行政部门引用《第14修正案》宣布债务上限违宪,届时政府即使不提高债限,依然可继续借贷支付各项开支。但幕僚同时认为,国家从未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一旦这次打破先例,便会进入未知领域,无从预测出现哪些金融灾难,因此也无法防范。


代表数千名联邦雇员的全国政府员工协会8日已经兴讼,挑战债务上限的法律依据,希望政府不会因此而停摆。协会强调,法律早已赋予总统权力,不用执行国会通过的开支法案,相反维持开支能够保护公务员免被停职,也能释除民众的焦虑。


《宪法第14修正案》列明,“公共债务若经法律授权,有效地位不容质疑”,意味国家必须履行还款议题,根据这项原则,即使国会未有调高债限,行政部门依然能够发行新债,支付公务员薪水、发放社安金以及维持其他开支。部分法律专家甚至认为,白宫其实可以无视国会,只需宣布债限违背《宪法第14修正案》,就可为财政部松绑,让部门继续发行债券维持政府运作。白宫内部研究的其他方案还包括,发行永不到期的债券,从技术上来说可以不列入债限计算;或者铸造单枚面值1万亿元的硬币,然后存放在联邦储备银行,从货币供应的角度划界问题。但也有官员认为,这些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国会共和党可能以行政越权为由,入禀法院引发宪制争议。


网民嚎叫:


shakuras2000 发表评论于 2023-05-11 14:42:02

这些option,包括造一个超级硬币,没过几年都要讨论一遍

阿宽 发表评论于 2023-05-11 14:36:11

从来没有谈崩过

阿宽 发表评论于 2023-05-11 14:35:28

每次都是玩虚的,有惊无险,做给世界看,美元不是假的,是真的,你们要相信美元。跟美国政府工会罢工一样的性质,因为要涨工资,但不能直接涨,民怨太大,所以做一场戏给大家看,让大家明白政府已经尽力了,人家真的有困难。这样可以收到大多数民心,不会造反。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3-05-11 14:32:24

最后评级ABB 哈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3-05-11 14:19:49

双方都是拿国家重大利益为武器压制对方,关键时刻一到就赶紧收场。离六一还有十多天,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eachnet88 发表评论于 2023-05-11 14:00:14

说白了就是,管你美国人有没有能力负债,我监守自盗的钱一分不能少。我纠集一帮流氓哭天抢地来搞独裁都在所不惜。


谢选骏指出:启动14修正案?那就完全脱离了国会的制约,三权分立名存实亡,正式揭开了第四美国的帝国体制!人说现在两党都是玩虚的,我看擦枪难免走火,务虚最后会变成务实,终于揭开了第四美国的新时代!

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

谢选骏:意识决定存在而非存在决定意识!

《过去50年来哲学中的10个伟大想法》(THINKING — APRIL 30, 2023 韦斯·范·沃里斯)报道:


现代哲学远非专注于旧思想的“死”追求,而是提出和辩论重要的新概念。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学习。


我是华盛顿大学的医生和传染病科学家,但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哲学感兴趣。这可以追溯到50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时代,当时我们被要求学习各种文科。我最终辅修了哲学。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COVID,所以再次思考更大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精神休息。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我认为是过去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十位哲学家及其思想。


#1.约翰·罗尔斯:理性与政治正义

在1970年至1997年期间,约翰·罗尔斯发展了理性和政治正义的原则和实践。1993年,罗尔斯撰写了《人民法》,发展了一种适用于国际法、关系和实践的政治司法制度。他写的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因为他想找到所有“精心构建的”社会的法律的共同点或基本点。“人民”一词是指在这些社会中互动的人。这些“人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符合其根本利益的公正宪政民主政府;(2)因共同同情而团结起来的公民;(3)道德本质。他提出了以下八项在自由和民主人民中伸张正义的原则:

正义的原则和实践。1993年,罗尔斯撰写了《人民法》,发展了一种适用于国际法、关系和实践的政治司法制度。他写的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因为他想找到所有“精心构建的”社会的法律的共同点或基本点。“人民”一词是指在这些社会中互动的人。这些“人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符合其根本利益的公正宪政民主政府;(2)因共同同情而团结起来的公民;(3)道德本质。他提出了以下八项在自由和民主人民中伸张正义的原则:

人民是自由和独立的,这些属性应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各国人民必须遵守条约和承诺。

人民是平等的,是约束他们的协议的缔约方。

各国人民应遵守不干涉的义务。

人民有自卫权,但无权出于自卫以外的原因挑起战争。

各国人民要尊重人权。

各国人民在进行战争时必须遵守某些特定的限制。

各国人民有义务帮助生活在不利条件下的其他人民,这些条件妨碍他们建立公正或体面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在他的书中,罗尔斯阐述了每一项原则,并举例说明了如何应用这些原则,但有一个原则对他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罗尔斯在二战后刚去过日本,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的破坏。在原则7中,关于对战争行为的限制,他认为这种对平民的“原子弹”攻击不可能是“公正的”。他说,在长崎和广岛被杀害的130万多名平民无法证明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得到拯救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声明没有看到我们在战时应该对平民实行的特殊保护。它还诋毁日本人的生命价值不如美国人的生命价值。这种推理说明了民族主义的冲动,即我们的生命比他们的生命更有价值。不幸的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也看到了类似的错误推理,为针对乌克兰平民辩护。


#2.朱莉娅·克里斯特娃:女权主义正义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从1960年代到2009年提出了她对女权主义正义的看法,但首先是女权主义的一些背景。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克里斯特娃之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娃在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提出了在女权主义中建立真实存在的想法。波伏娃说,“一个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为女人的”,这意味着一个人只有通过选择和过上真正的女权主义生活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女人,将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扩展到女权主义。波伏娃提出了女性必须摆脱她们应该像男人一样的概念的想法。克里斯特娃完善了这些概念,并写道,寻求与男性主导世界的“权力原则”作斗争的女权主义者有可能采用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原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克里斯特娃认为,女权主义有可能变成正在进行的权力攫取中的另一股力量。

总的来说,克里斯特娃认为,这种权力的伸展不会很好地服务于女权主义正义,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实现女权主义正义。她写道,女权主义必须领导一场革命,允许性别公正,例如获得避孕和堕胎。为了回应最近多布斯最高法院的裁决,我们正在观察影响 2022 年中期选举结果并将继续影响州立法机构的女权主义革命行动。


#3.彼得·辛格:动物权利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是一位哲学家,他在1975年出版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中用功利主义来解释“动物权利”。辛格信奉18世纪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伦理,即最大化快乐和最小化痛苦应该指导我们的道德行为。辛格接着说,这些伦理功利主义原则也应该适用于动物。辛格指出,避免制造痛苦是功利主义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说,痛苦就是痛苦,无论是你的痛苦,还是另一个人的痛苦,甚至是动物的痛苦。非人类动物感知疼痛的程度应该为我们影响其生活的决定提供信息,我们应该避免引起这种疼痛的活动。在过去的100年里,越来越清楚的是,许多动物都是有知觉的生物。辛格说,他并不是说动物实验或食物使用永远是正当的,而只是我们必须根据对所有有情众生的后果来判断所有行为。


#4.杰瑞·福多:心理

杰里·福多(Jerry Fodor)在1975年出版的《思想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通用语言:Mentalese,一种象征性思维的语言。他提出,所有人都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使用一种与口头语言分开的象征性语言。他进一步提出,我们生来就精通这种思想语言。虽然你可能认为你在用英语或法语或任何你的母语来思考,但福多建议我们将心理语言映射到我们的母语上,因此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象征性地思考。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生儿和婴儿表现出通过行动思考,即使他们还不能使用语言。福多的思想是心智表征理论的核心,该理论现在是现代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关键参考点。


#5.理查德·道金斯:模因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一位科学哲学家,他创造了“模因”的标志性概念。道金斯也许更广为人知的是生物学家和理论家,他在无障碍书籍和论文中解释了现代科学。在他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道金斯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基因基本上是“自私的”,以确保它们是复制的。根据道金斯的说法,这最终导致个体有机体自私以确保其复制。他指出,许多动物和人类行为如何支持特定个体的繁殖,最终支持“自私”基因。

他进一步解释了他认为可以被认为是利他主义或为共同利益服务的行为实际上是自私的——也就是说,利他主义有利于基因和个人的延续。作为利他行为的一个例子,他描述了个别成年羚羊有时如何跳到狮子面前以转移对羊群的注意力。当狮子专注于那只特定的羚羊并因此危及它的生命时,道金斯指出,羚羊的幼崽可能是狮子的主要目标,通过转移注意力,羚羊的后代更有可能逃脱。此外,狮子不太可能成功击倒成年羚羊而不是年轻羚羊。

“模因学”是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的“侧栏”章节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解释基因之外的东西,这些东西会自我延续。模因是一个单独的文化单位,通过类似于复制的过程自我延续。模因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复制”,发音像“基因”。这种发音的相似性并不是道金斯的偶然,他意识到模因可以像基因一样经历复制和自然选择。如果一个模因通过传递而永久存在,那就是成功的。它可以经历变化或“突变”,形成自然变异,这些变异可能占主导地位,也可能不占主导地位,就像基因一样。更现代的模因版本是互联网模因;这些可能是错误信息、有趣的想法或毫无意义的狂热。但道金斯的模因概念已被我们的社会广泛采用。


#6.玛丽·米奇利:文化是自然的

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在她1978年出版的《野兽与男人》(Beast and Men)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是自然的”这一观点,并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发展了这一观点。哲学家认为,人类通过作为学习行为传递的文化影响改变了他们的“动物本性”,这就是人类与动物的不同之处。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通过人类的建构和教义以非自然的方式产生的。Midgely挑战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文化是人类和动物有机和进化过程的一部分。米奇利认为,作为自然选择的一部分,人类已经进化成善于发展和实践文化的动物。 

文化使我们能够将习得的行为传递给新一代,这有助于生存。这并非人类独有。在许多动物中观察到传递学习行为或“动物文化”,例如灵长类动物,虎鲸和鸟类。灵长类动物会发展习得的行为,并教给幼崽以帮助他们适应,例如日本的雪猴教他们的幼崽热火山浴是在冬天保暖的好方法。事实上,灵长类动物会向幼崽和彼此传授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清洗食物和使用工具。虎鲸教它们的幼鲸自己在海滩上捕捉海豹和海狮作为猎物。它们将幼崽推上岸,并鼓励它们攻击猎物。鸟类通过相互交流来学习歌曲,这成为动物文化的一种形式。科学家记录了岛屿等孤立地区的鸟鸣区域文化。例如,与另一个岛上的相同物种相比,一个岛上的鸟类可能具有不同的一组共同歌曲。

在米奇利看来,文化受制于自然法则和自然选择,就像基因一样。增强人类和动物生存的文化得以延续。这与理查德·道金斯的思想相交。然而,米奇利不同意道金斯关于自私基因假说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建构的观点。米奇利认为,人类的行为不能被简化为自私的动机。在她2010年出版的《孤独的自我:达尔文和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她认为“自私基因”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但并不适合解释人类行为。她认为,作为“自私基因”假说的一部分,个人的“英雄独立”并不是对人类的现实观察。Midgley指出,人类“彼此之间以及我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复杂生态系统不断互动。对我们来说,纽带不仅是束缚,也是生命线。这就是文化和相互依存成为人类特别发达和自然的东西的地方。


#7.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主义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在他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into Knowledge)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根据利奥塔的说法,1970年代之前的现代社会已经抛弃了迷信,并建立在理性和证据之上。据说现代人通过将知识积累到自己的意识中并用故事来解释这些知识来提高。后现代主义是利奥塔的观点,它不再可以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解释或“元叙事”来总结人类的状况,这些解释或“元叙事”是将所有知识和人类历史总结到一个框架中的总体结构。

例如,元叙事的一个例子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它试图通过资本主义来解释所有邪恶,将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邪恶的答案。利奥塔说,我们正在对统一元叙事发展一种新的怀疑态度。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的视角,不同个体的“微观叙事”很重要。利奥塔认为,对现代主义的新怀疑主义是由自2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知识爆炸所驱动的。千世纪。

信息比一个人脑所能包含和分析的信息要复杂得多。这导致了我们重视知识的方式的转变,因为它不能被每个人都知道,而是必须被存储和共享。这迎来了计算机的价值,以及数据和知识的计算存储,以及人工智能来解释复杂系统。利奥塔指出,知识已经“外化”,存储在数据库中,四处移动,买卖。这导致了利奥塔的知识“商品化”概念。利奥塔在1980年代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当知识成为一种商品,可以买卖时,私人公司可以控制我们的知识流动来塑造人类的思想。这远在谷歌、Twitter和Facebook(Meta)等公司开始完全按照他的预测去做之前:控制知识的流动,塑造和控制人类思维的进程。


#8.亨利·奥鲁卡:非洲圣人哲学

亨利·奥鲁卡(Henry Oruka)在1990年出版的《圣人哲学:土著思想家和非洲哲学现代辩论》(Sage Philosophy: Indigenous Thinkers and Modern Debate on African Philosophy)一书中,挑战了西方哲学与欧洲根源和思想息息相关的普遍性。奥鲁卡在肯尼亚传统社会研究“圣人”20多年。在定义圣人时,在哲学意义上,奥鲁卡并不意味着占卜师或算命先生。相反,奥鲁卡所说的圣人是指“始终关注基本的伦理和经验问题以及与社会相关的问题”并且“有能力为其中一些问题提供有见地的解决方案”的人。

奥鲁卡向社区中的非洲圣人提出挑战,要求他们解释他们的主张和解决方案。奥鲁卡为非洲口头信仰体系找到了与既定书面哲学体系相等的理性基础。他认为,哲学体系不一定是书面体系,非洲圣贤的口碑体系造就了良好的哲学价值。西方和东方的哲学思想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它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奥鲁卡表明,非洲的口头传统被忽视,甚至被嘲笑为沉浸在无知或万物有灵论中。相比之下,圣贤哲学是对上帝的本质以及自由和正义的含义的丰富、复杂、理性的思考。因此,这些非洲圣人哲学应该与西方和东方哲学一起,在伟大的哲学话语的背景下进行考虑。


一个男人的脸的拼贴画,背景是国会大厦。

#9.理查德·罗蒂:政治应该塑造哲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1990年代后期工作时描述了“后哲学社会”。他称自己为反基础的哲学家,拒绝哲学的理性基础。他认为,理性对待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方法将失败。他认为,历史研究是预测最道德的前进道路的最佳方法。罗蒂拒绝用哲学论证来塑造政治,但他说政治应该塑造哲学。他说,如果“我们照顾自由,真理就会照顾好自己。他说,自由民主需要的唯一基础是减少残酷和痛苦的共同承诺。

罗蒂是一位哲学家,他经常被认为预测了2016年的选举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出现。在他1998年出版的《实现我们的国家》一书中,罗蒂描述了美国政治的现有力量,这些力量可能使我们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他指出,美国相当一部分地区遭受了全球主义的困扰。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没有为那些遭受全球主义之苦的人承担起事业。他预测,那些遭受全球主义折磨的人将开始寻找一个民粹主义的“强人”,他会向他们的恐惧致敬,并推翻过去几十年的进步议程,从而预测特朗普上台。


#10.詹姆斯·洛夫洛克:盖亚假说

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1979年出版的《盖亚:地球上生命的新面貌》(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一书中提出了“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其中地球是一个单一的自我调节单元,由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无数相互作用组成,几乎就像一个活体或有机体。盖亚是希腊女神地球的化身,因此得名。一些科学家认为,洛夫洛克创造了一种宗教,而不是一种科学假设。然而,许多专家不同意。海洋和大气科学家安德鲁·沃森(Andrew Watson)说:“海洋和大气与生物圈完全交织在一起,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耦合系统,这一观点已被完全证明是正确的。地球科学家李·昆普(Lee Kump)说:“洛夫洛克还向我们表明,达尔文只说对了一半。生命因环境变化而进化,但环境也在因生物变化而进化。

盖亚的拥护者认为,现代文明正在破坏地球的平衡,我们应该确保地球能够继续自我调节。否则,如果人类坚持破坏生物圈的稳定,盖亚假说表明人类将受到地球生态系统的“调节”。洛夫洛克的最新著作《诺瓦塞恩:即将到来的超智能时代》表明,半机械人和人工智能将通过了解生物圈并对其进行调节来拯救地球。幸运的是,洛夫洛克预测半机械人和人工智能将明白人类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最终他们的行为也将保留人类。


哲学生机勃勃

回顾过去50年,我发现哲学不是专注于旧观念的“死”追求,而是一个不断提出和积极辩论新的重要概念的领域。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学习。


本文改编自Wes Van Voorhis博士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现在存档在华盛顿大学Suzzallo图书馆的特别馆藏中。


谢选骏指出:罗尔斯这个“猫哭耗子假慈悲”的伪君子,其美猪头的分泌物竟然被评为“第一伟大的想法”,这太可悲了!我看这革罗尔斯是当代社会主义白左的先行者——祸害了美国、养肥了蠹虫!证明了“意识决定存在而非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存在而非存在决定意识——这就颠覆了犹太狗杂种卡尔·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存在而非存在决定意识——这才是历史的密码!

谢选骏:官商勾结的样板戏

《史上最强败家子!一晚输掉上海100栋楼》(深度知局 于 2023-05-07)报道:


宋代李邦献说:“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为人作善方便者,其后受惠。”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史上最败家的儿子”的故事,他曾一晚上输掉上海100栋楼,见过富二代败家的,没见过今天故事主人公这么败家的。想想都肝儿疼,这个败家子究竟是谁呢?


盛宣怀:儿子一晚输掉上海100栋楼


在中国发财,就要懂得中国的风水,当代白手起家很难,清朝也一样。


盛宣怀,晚清超级首富,据说盛宣怀去世时,留下钱庄、典当行、白银、房产、股票、等等,合计约3000万两白银。这些钱如果按购买力折算,差不多超过百亿人民币了。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则与李鸿章是同科进士,可以说盛宣怀不是一个“富二代”,但也不是寒门子弟。


中国人最讲究人际关系,靠着父亲与李鸿章的关系,盛宣怀当上了李鸿章的贴身幕僚。千万不要小看幕僚这个阶层,很多时候,晚清的政治就操持在这群人手中。


作为李鸿章的门生和得力助手,盛宣怀也确实不负所望。盛宣怀办理洋务节节推进、经营有方,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李鸿章)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


盛宣怀的思想很是先进,因为与洋人有过很多接触,他吸收和学习了很多国外的理念。在他的鼓舞与支持之下,先后兴办创造了11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和组织:


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


第一个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


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


第一个勘矿公司;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一句话,盛宣怀真的是又牛有有钱!


而且盛宣怀家的家庭成员也是来头不小。他们家有个女佣吕葆贞,长得颇具姿色,她后来生了三个女儿。


其中最小的女儿叫做赵一荻,她就是后来把张学良迷得神魂颠倒的赵四小姐。


1916年春,盛宣怀去世,在诸多子嗣中,最出名的当属老四盛恩颐。


虽然他是个富二代,但他并不是长子,只是庶子,他妈妈是他爸爸的第三个老婆,在他前边有他爸大老婆生的三个儿子。


然而这盛恩颐的命可真不是盖的。在三个哥哥早殇之后,他顺理成章的成了48岁盛宣怀的独子,是整个家族的心肝宝贝。就连“盛恩颐”这名字都是慈禧太后给起的,寓意为“ 被恩泽颐养” 。


但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守业传家,只知吃喝玩乐,抽烟赌博。盛家老四出手不同凡响,相比如今在澳门一掷千金的富商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很多的赌徒都知道他的家境不错,没事就开始给他摆局。他与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赌博,一夜之间将上海上百栋房子连同弄堂,一口气全输给了对方。


在抗战胜利之前,盛恩颐就将自己继承的那份遗产败了个干净,最后不惜为日本人贩运鸦片,经营水电公司。


盛恩颐之妻


学识渊博的盛宣怀自然是很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他想让盛恩颐学好英文,出国留学。为了让盛恩颐把英文选好,还特意为他找了个懂英文的妻子,让妻子陪同他学习、出国留学。


这个姑娘,就是当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慧。


孙用慧可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样样精通,还当过慈禧太后的翻译官。


但娶了个这么优秀老婆,盛恩颐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盛恩颐在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都就读过,但他啥也没学明白,毕业证都没混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思压根就没在学习和用功上,只想着败家玩乐。


他因为排行老四,便对“4”这个数字情有独钟,视为自己幸运数字,他出门要配上4个保镖,跳舞要配上4个舞伴,他买了全上海第一辆奔驰车,车牌号是“4444”。


盛公馆


他爱赌博,赌起来收不住,越赌越大。他平时赌博时根本不带现金,有什么压什么,要钱了就叫人拿出家里的古董字画去当铺换钱。


光是赌博还不够他消遣的,他还喜欢跑马。这养马可不是养个猫猫狗狗,饲养马匹的各种费用很是高昂。盛恩颐倒好,一下子养了75匹马。


除此之外,盛恩颐也禁受不住美色的诱惑,沾花惹草的事简直是家常便饭。


他光是姨太太就纳了11房,外面没名没份的女人那就数不清了。常常有女人把孩子装在篮子里放在盛恩颐家门口的事情发生。


有这么多女人,孩子自然也少不了,被承认“有身份”的就有27个,私生子无法统计……这种男人,即便贤淑如孙用慧,也无法实在是无法忍受,最终两人分居生活。


盛恩颐的母亲庄夫人去世后,他更是无法无天,打起了家里慈善机构的主意。按理说这是公产,并不能据为私有,但他哪管那么多,他要求把这个钱分给自己和几个兄弟。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分钱的时候并没有带上自己的七妹,七妹表示既然要分钱,那为什么没有我的份。


为此,他们还打了官司,这桩官司被称为“中国第一件女权案”。最终盛爱颐胜诉,拿到50万两,开了那家大名鼎鼎的“百乐门”。


盛恩颐即便是分到了钱,但是平日里只出不进,终有花完的一天。几十年就把盛宣怀攒下的庞大家产给败光了。


晚年的时候,盛恩颐已经穷困潦倒,成为了一个乞丐,最后一个人死在了家里的门房里面。


“求财恨不多,财多伤人子。”果然,这大笔的钱财最后果然坑害了盛恩颐。


悲哀啊,盛恩颐这一生真是令人唏嘘。


人败皆因懒,事败皆因傲,家败皆因奢。自古奋斗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清贫,常能激励人去追求向上;过多的金钱,反而诱惑人走向堕落。


网民嚎叫:


太宇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23:51:35

败得好,否则不死也被批斗,财产充公。

LLC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18:44:00

这都什么颠倒的逻辑?怎么悲惨一的生了?谁不想这样过一生?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16:17:00

比起习胖大撒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悟空是女的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14:15:30

“求财恨不多,财多伤人子。”果然,这大笔的钱财最后果然坑害了盛恩颐。老爷子这么美眼光?把家产全由这个败家子分了??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13:51:22

最大的败家是1949年家族因为不擅英语和洋码头都不肯离开大陆,解放后产业全部充公,个个潦倒而终。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13:46:41

反正共产党来了也是一场空,搞不好还会成空降兵。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13:23:00

胡说八道。那么多有钱人,子嗣都是穷困潦倒,死无葬身之地?自己没把遗嘱立好,教育没有搞好,神仙难救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13:15:36

亨特会不会是下一个?


谢选骏指出:盛怀宣的先进思想是什么?就是公然进行官商勾结啊!结果,成功之后就是报应——盛怀宣变成了“生坏选”。盛恩颐他们的“444……”,就是官商集团的“死死死……”啊!它们演出的“官商勾结的样板戏”,预示了邓小平“先富论集团的改革开放”所演出的“64”——六六大顺的死死死。


谢选骏:两条路线的继续斗争及其政治经济学即将爆雷

《路透:着魔国家安全可能让中国陷入孤立》(2023-05-10 DW)报道:


新版反间谍法和其他强化国家安全的行动,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有专家认为,“尽管中国口口声声要对外开放,但它已经逐渐关闭了。”


习近平前两个任期更多地关注国内问题,去年10月,他强调了"外部安全"和"国际安全"。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关注国家安全并加剧与美国的竞争,有可能将其在三年疫情封锁措施结束之后重新与世界接触的努力转变为新时代的从西方孤立。


取消从2020年开始实际上关闭边境的疫情控制措施以来,北京最近几个月采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外交和商业动作,这让许多观察家对其动机感到疑惑。其中包括:在与侵略者俄罗斯举行会谈的同时宣称促进乌克兰的和平,向西方领导人铺开红地毯同时又升级对民主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在采取被视为扼杀中国商业环境的措施的同时拉拢外国企业领导人。


分析人士说,看起来晴雨不定的信息可能是习近平主席再次强化国家安全的结果。与竞争对手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跌至低谷,更与国家安全的强化互为因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Alfred Wu)说:"中国的严酷现实……是安全现在压倒一切,从经济到外交无所不包。"


吴木銮说,对安全的压倒性考虑正在损害中国的一些外交关系及其振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计划,即使它试图在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关键地缘政治问题上巩固其权威。他说:"尽管中国口口声声要对外开放,但它已经逐渐关闭了。"


从国内问题到外国威胁


习近平在去年10月打破多年来的惯例继续第三个任期后的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国家安全,将之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涵盖了从政治和经济到技术和领土争端等各种问题。


随后他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更加尖锐,称中国的安全正受到美国试图遏制其崛起的挑战。


自2012年上任以来,国家安全一直是习近平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的前两个任期更多地关注国内问题,如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和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族群。


在去年10月的演讲中,他强调了"外部安全"和"国际安全"。分析人士称,这标志着其新的重点是应对来自华盛顿的外国威胁。


当被问及对这篇报道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回应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了解情况"。


中国外交部官员多次宣称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并指责其他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


外交穿梭的成与败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安全的着魔影响到最近的几项外交行动。


例如,由于拒绝谴责其亲密盟友和最大石油供应国俄罗斯,中国推动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努力遭到质疑。


习近平上个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自一年多前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通话——目的是为了强调北京不偏袒任何一方——在中国驻法国大使质疑乌克兰主权后,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有害的控制" 。


英国智库地缘战略委员会研究员帕顿(Charles Parton)表示,中国呼吁乌克兰实现和平与其自身与美国的斗争有关。


他说:"北京不在乎它的调解是否奏效……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损毁美国声誉的机会"。他指的是中国声称美国及其盟友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为战争火上浇油。


波士顿克拉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巴特勒 (Michael Butler) 表示,乌克兰战争是检验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的试金石。


他说:"习近平特别关注的是美国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捍卫乌克兰,帮助其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同时公开将中国塑造为清醒理性的声音,将美国塑造为爱管闲事的侵略者。"


分析人士说,中国试图拉拢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也是其对抗华盛顿影响力战略的一部分,但取得的成果喜忧参半。


他们提到了上个月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国的会晤。这似乎是一次友好的、建设性的会晤,其美好印象却让中国在马克龙离开数小时之后就展开的对台军事演习毁坏了。


这与马克龙被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的软弱表态一起,引发了舆论对他此行讨好中国的强烈批评。欧盟官员随后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商业振兴的喜与忧


中国的安全强调也有可能让它在经济上陷入孤立。


今年3月份在中国举行的两次备受瞩目的商业峰会上,中国官员们煞费苦心地强调该国在疫情之后在商业上重新开放。


但最近几周,中国通过了范围广泛的新版反间谍法,并对在中国的一些海外公司采取了美国称之为 "惩罚性"的行动。


美国商会中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Lester Ross)告诉路透社,"在中国寻求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的同时,安全部门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


中国外交部官员此前曾表示,北京欢迎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公司。


外国投资者非但没有对中国重新开放抱持乐观态度,而且中国资本市场长达数十年的上涨行情也正在跌落。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成为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


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对冲基之一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创始人达利欧 (Ray Dalio) ,他曾经是备受瞩目的看好中国的外国投资人士。


今年早些时候退休的达利欧最近在他的个人领英(LinkedIn)账户上写道。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接近红线。如果越过红线,将不可挽回地将它们推向某种类型的战争的边缘。这会让这两个国家都受到损害,而且对世界秩序造成严重和不可挽回的破坏。"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左右摇摆,其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之继续——七十多年来一直如此。因此这里不像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像是一个来回争夺拉锯不休的战场。


《真正大雷!房子砸在谁手里,都得出大事…》(关本 2023-05-10)报道:


环北京香河、燕郊一带房价遭腰斩,开发商送出各种优惠回笼资金。


最近网上流传一种说法,“房子最终砸在银行、地产商等其他机构手里是硬着陆,房子最终会砸在普通老百姓手里是软着陆”。即便是情绪宣泄的吐槽,这个说法也太过分了。


如果房子砸在老百姓手里,不是理想中的软着陆,而是爆大雷,而且是整个经济运行出问题的大雷。


房价硬着陆,老百姓是最大受害者


“房子砸在房产商、银行手里”,首先错在产权债权不分。银行并不持有产权,只有房产商和老百姓的债权。要说房子砸在谁手里,那就只有房产商和老百姓了,而且主要是老百姓。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53.1万亿房地产贷款余额53.16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占比高达73%。显然,房地产商的负债远远低于老百姓。


因此,如果房价硬着陆,老百姓是首当其冲受害者。但是,银行作为债权人,也要面对债务危机的冲击。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危机,都是这样发生的。


2007年,美国房价开始大面积下跌,大量按揭断供开始危及金融市场。2008年,美国房价下跌50%,次贷危机随之爆发。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事件,但是究其根本,都是微观经济运行的星星之火点燃的山火爆发。


每一场债务危机爆发,都是“与汝偕亡”的惨烈灾难,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是输家。


别以为老百姓就好“对付”了


认为老百姓比较“好对付”,那是大错特错。


天真地认为房价暴跌后,老百姓还会做冤大头忍痛还贷,是打错了如意算盘。还贷成本远远大于违约成本时,经济核算的理性自动发挥作用,“用脚投票”是市场赋予每个人的天然权利,谁也对付不了。


美国次贷危机时,就发生了这一幕。60%以上的按揭违约都是主动断供——未必还不起,就是不想还了。老百姓又不傻,房产市价和预期价格均低于贷款余额时,很多人会选择做“老赖”。


银行专业对付“老赖”,大不了把房子收了拍卖就是了。以为普通老百姓,又不是“大而不能倒”的大企业,好对付。其实不然,按揭大面违约发生后,银行大量没收抵押房产非但不能止损,反而会造成恶性循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日本社会有很强的“耻感文化”,普遍看重信用,欠债还钱比天大。因此,日本银行有强势的传统。危机爆发后,银行很强硬,收房收到手软。可是,收了房就要拿出来卖,一时间市场供给大增,房价加速下滑,市场信心更崩了。


本来畏首畏尾的也选择主动弃贷——看着新闻上成千上万的断供数字,“耻感”的防线崩塌了。市场恐慌情绪大面积蔓延,谁还敢接盘。几轮恶性循环后,房子全砸在了银行手上,卖不出去不说,还得倒贴大量税费。


那么,银行是不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对主动断供者加以制裁呢?是可以,可是,银行却不敢了。成百上千的官司,诉讼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更重要的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危机爆发后,社会舆论本来就对创下大祸的金融行业高度不满。


千夫所指的银行还要把人家赶出家门,又拉了大量仇恨。再发起大量诉讼“极限压榨”,非得成为全民公敌不可。动弹不得的日本银行威风扫地,最终只能默默地吞下苦果。长达二十年的坏账处理,拖累了整个日本经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金融机构部分吸取了日本同行的教训,对按揭违约更多采取了协商处理的灵活方式,缓解了危机的破坏力。


老百姓不想对付谁,但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出现少数“老赖”是个体失信,银行可以应对自如。但是,出现大面积断供、止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肯定是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问题,老百姓凭什么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的错误决策买单?资产泡沫化的大锅,老百姓背不起,也背不动。


如果中国房产出现硬着陆,房子砸在手上的老百姓,也会“用脚投票”狠砸银行。


那么,“让房价缓慢平稳下跌实现软着陆”的“理想状态”,就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这种“软着陆”只会把房子砸在地方政府手上,同样会爆发债务危机。



“软着陆”,才是房子砸在了地方政府手上

要实现“房价缓慢平稳下跌实现软着陆”,只有靠限价等政策手段强行锁住房产的名义价格。讲白了就是政府定价,不让房价跌。但是,保住的只是名义价格,名义价格和真实的市场价格预期严重背离,交易量就保不住了。老百姓无心也无力接盘价格虚高的楼盘,房子怎么“砸”到老百姓手上呢?


房子卖不动,土地也乏人问津。土地财政依赖度大的地方政府着急了,自家城投下场,自导自演托市的戏码。但是城投哪来的钱?美其名曰“国有融资平台”,其实就是个皮包公司,“皮包”里只有政府信用背书。


前几年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市场,玩的就是这种左手倒右手的土地金融游戏。结果都看到了,城投债堆积,房子砸在了地方政府手里。这才有了鼓励公务员买房、农产品充首付等等怪力乱神。


所以,不少三四线城市楼市的政府指导价确实“缓慢平稳下跌”,甚至根本不跌。但是成交量大幅下滑,土拍无人问津,深陷债务危机,这真是“软着陆”吗?


和美日当年“硬着陆”唯一的不同是,房子全砸在了城投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手里了,这也很符合逻辑。地方政府深度干预和主导了房地产业时,就注定会成为最大的接盘侠。


结语:软硬不吃,左右为难

今天中国房地产金融正处于“软硬不吃”的两难境地。如果发生房价暴跌“硬着陆”,近40万亿的个人住房贷款有债务危机风险。如果继续价格管控下“软着陆”,65万亿城投债还是债务危机风险。


要走出这一左右为难的困境,没有捷径。只有为中国房地产寻找新的“锚点”,老百姓的收入提高、重拾信心,愿意买房、买得起房才行。这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大课题,而不是房地产行业的局部问题。不是“房地产拉动经济”,而是经济向好才能拉动房地产。


目前而言,软硬不吃、左右为难的房地产行业没有多大发挥的空间。耗费大量资源、反复横跳,并不会改善房地产的处境。如果不认真反思、及时做出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该来的迟早要来的。负薪救火的瞎折腾,只会让雷越来越大。


网民嚎叫:


dqdeer 发表评论于 2023-05-10 22:26:16

那美元发了多少亿?

SeSeYiYi 发表评论于 2023-05-10 18:44:00

傻子都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早来更好。把价格降下来主要伤害的是那些杆杠炒房的,而大部分年轻人会受益,家庭也更敢消费,而一般老百姓就一套房也无所谓房价涨跌。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5-10 18:39:00

人民币在一尊上台这十年内。滥发了180万亿,远超过过去六十年人民币发行量。2020年人民币和GDP之比就已经是211%,排在世界前列。仅2023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就多印了15万亿元人民币。1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俄罗斯GDP,或相当于巴西GDP,或相当于两个阿根庭GDP。除了傻呼呼的一尊政府,哪个国家敢这么做?


中国滥发了这么多人民币没有导致通货膨胀正是因为房地产这个巨大的储币池。中国房地产总值从一尊上台时的120万亿,增加到2020年的450万亿。增加的数量就相当于中国3-4年的GDP。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房地产倒下中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别嘲笑美国通货膨胀,中国房地产倒下引起的通货膨胀将山呼海啸,将更加残酷。将远超委内瑞拉。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金融机构部分吸取了日本同行的教训,对按揭违约更多采取了协商处理的灵活方式,缓解了危机的破坏力。”——这是假的。真实情况是美国政府出面救济大银行,大发国债,用纳税人的钱,把美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三十五年前日本,十五年前美国,再过五年就轮到了共产党中国了——二十年搞垮一个经济实体。至于眼下,共产党中国两条路线的继续斗争,在经济上体现为“硬着陆”和“软着陆”之间的较量。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南北朝现象”在中国大陆内部的发酵撕裂。文革与六四,都是这样的“继续斗争”。现在,两条路线的继续斗争及其政治经济学即将爆雷!


谢选骏:犹太人马克思以“阶级斗争”煽动各国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十章 托洛茨基与犹太人问题》(《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曼德尔(1992)兆 立 译)报道: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巩固,必然会导致犹太人的解放。它也无可避免地会导致他们的同化。犹太人会被吸收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中去。不再会有犹太人问题了,犹太人问题只会被并入到资产阶级的较一般的问题中去。[1]

到底有多少被解放了的犹太人仍然认为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就完全要看反犹太人主义的剩余还有多少了。[2]只要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不被社会某些部份接受为享有同等权利的平等成员,他们就会保持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但是这种反犹太人主义,主要是生根在贵族、教会和军官群[他们也来自贵族]之中,而且有前资产阶级、半封建的特性。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进展,这种反犹太主义也会消失的。

犹太人会被同化、反犹太主义之作为一个前资产阶级现象注定会消失的观点,无疑地有一个理性的中心部份。[3]在1848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六十五年中,半封建的沙皇俄国是唯一有公开反犹意识和实践的欧洲大国,这一事实证实了以上这个观点。可是,犹太人的解放过程,在那些有了人民群众运动所支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中,是与在像德国、奥地利那样,革命是“从上面”来的国家中极为不同的。在后一类的国家中,犹太人的解放是从上面引进的,只在以后才被取销。[4]

但是,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大部份是由于考茨基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机械的经济进化论的因素。它也是建基在对犹太人人口的社会构成较简单化了的印象上的。就这点而论,它的态度是半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多于马克思主义成分。[5]

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加利西亚、斯洛伐克)都有人口众多的贫穷犹太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沙俄(特别是它的波兰部份)、萨洛、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都有人口众多的犹太无产阶级。在所有这些地方,它在创立近代劳工运动方面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6]考茨基和他的门徒们大都不了解这方面的犹太人问题。伯恩斯坦、倍倍尔、罗莎·卢森堡和格拉姆西等人的态度比较有伸缩性,不过还是有限。

这种不合适的理论导致实践时发生差错。当法国社会真正地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为两部份的时候,以合厄斯德为中心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严格地保持中立。照他们的看法,这只是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7]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品还含蓄着反犹太主义的音调。[8]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对反犹太主义在奥地利工人阶级中比在德国工人中更普遍、因而造成在【1938年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并吞时期的悲惨结果的事实负责任。

当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要解决它的犹太人口的地位问题时,它在犹太共产党员(the Jewsektia)的压力下,选择了一个介于同化和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之间的解决方法。[9]在俄国,只有犹太人被宣布为没有自己领土的族群。[10]虽然与被给以自治区或自治共和国的许多其它族群比较起来,犹太人在数量上较多、居住的地域较集中,而且有较高水平的文化均匀性,但是,他们郄不被给以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可是他们的护照和身份卡郄说他们的族裔是犹太人。这个半吊子的解决方法的两面性,在客观上郄使以后的纳粹更容易去组织他们的灭绝运动。

只有进入老年的恩格斯和罗沙·卢森堡才设法从考茨基为犹太人问题所设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中,恩格斯开始熟悉在德国宫廷附属教堂牧师斯特克和奥地利维也纳市长卢埃格尔周围日渐增大的反犹太主义群众运动。他认识到,这个反犹太主义是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动机和利益的思想所混合的结果。这个思想不但可在贵族、教会和军官群中、而且可在贫穷化的中等阶级和遭受犹太人竞争的自由职业人士中找到。

恩格斯对只是谴责反犹太主义为“愚蠢人的社会主义”并不满意。[11]他意识到,西方有一个意义重大的犹太无产阶级,他们的斗争必须得到支持(他一点都没有说到东欧的犹太人)。他可能受到马克思的女儿埃利诺的影响,因为她说:“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与伦敦东区犹太工人们一起的时候。“[12]恩格斯也承认,伦敦东区的犹太工人是英国无产阶级中最受剥削者之一。犹太裁缝、面包师傅和鞋匠曾三次发动罢工,要求他们的14─16小时工作日减至12小时。

罗莎·卢森堡受到德雷福斯事件中所发生事情的影响之后,走了更前一步。她认识到,对犹太人政治权利的限制,或者对犹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犹太资产阶级在内,一般说来就是对民主权利的攻击。[13]因此,这些反犹太主义倾向,不应该被看成为前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心态的表现,而应该被看为现今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应该加以有力地反对。[14]列宁在1914年为了取消一切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为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改写了一份法律草案。他在对这个草案的说明中写道:

“黑色百人团【一个极右派的武装团队】正在进行充满了仇恨的鼓动反对犹太人。【国家杜马中极右派领袖】普里什克维奇的跟从们正企图使犹太民族成为他们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替罪羊。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团派在它的法律草案中如此突出了对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的任意迫害。”[15]

在第二、第三国际的所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中,只有托洛茨基把罗莎·卢森堡和恩格斯对犹太人问题的正面意见扩展为不怎么简单、不怎么机械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达到这种态度的背景是他在以下这些事件中的经验:年青时所体会到的黑色百人团与反犹太主义、对1905年革命的集体迫害和1913年著名的伯利斯案件。[16]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拒绝接受考茨基的犹太人不构成一个民族的论点。但是他从小就对不正义的事情特别反感,所以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要抗议。我们在他早期对犹太人问题的著作中看到比在考茨基、维克托·亚特勒、奥托·鲍厄尔、或者甚至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中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更大的团结感。

在这同时,他被在沙皇统治下所目睹的野蛮主义深深地激怒。他在黑色百人团的大屠杀、谎言、暴行和伯利斯案件的不公正中看到这个野蛮主义的表现。向迫害者进行反抗、向被迫害者认同:这就是对犹太人问题采取新态度的推动力。这个新态度是超出了已被恩格斯、卢森堡所实现了的。

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托洛茨基的态度中的内在矛盾变得更清楚了。[17]他个人没有介入关于犹太人地位的争论。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段时期,犹太人问题不是他的鼓动的一部份。他也没有介入党内关于Jewsektia(犹太人小组)所建议的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的争论。但是,与其它犹太裔的俄罗斯革命领导者不同,他越来越意识到他自己的犹太根源和相当数量的俄国人民对这个事情的政治反应。

托洛茨基毫无疑问地是国家和党的第二把手。他是红军的毫无疑问的领导人。因为托洛茨基的犹太血统,反革命对他的仇恨,甚过对契卡【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领导人泽尔任斯基。反革命的最反动派系,利用托洛茨基的血统,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落后部份中,挑起真实的或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以反对革命。就是因为这一点,托洛茨基拒绝担任国家的某些职位。[18]列宁在1922年10月26日的中央委员会上,建议托洛茨基担任等于列宁所指定的国家首脑继承人的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位,但是托洛茨基以他的犹太血源为理由而谢绝了。[19]

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宁在内的其它革命领导者们更知道积极反犹太主义的潜在恐怖。[20]沙俄时代在乌克兰佩特柳拉地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由于有超过十万无辜受害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老人(是纳粹大屠杀之前犹太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一个令托洛茨基痛苦而难忘的震惊。他以坚定的决心惩处这些残暴的犯罪者,决不让他的犹太血源或者反革命会利用这件事来反对他这个事实,阻止他对反革命的坚苦斗争。

与布尔什维克的其它领导人一样,托洛茨基希望苏联的新社会关系、公共教育和主导思想会导致反犹太主义的偏见和行为逐渐减少。斯大林派在开头先是隐蔽地然后日渐系统化地使用反犹太主义来对付反对派,这个事例己是对托洛茨基的一个重大打击。[21]接着,在苏联的大清洗时期,就是官方与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的增加。[22]这个反犹太主义的最坏表现,是在希特勒─一拉伐尔条约时期,以后又在1950年到1953年的“医生阴谋”时期。(这些医生其中多数是犹太裔,被控告谋杀日丹诺夫、密谋杀害政府高级官员)。

在这整段时期中,斯大林破坏了苏联的犹太文化。也在这整段时间中,在向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借口下,反对犹太主义的宣传品得以广泛地流传。这种与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决裂,它的长期的悲惨后果,在今天仍然明显。[23]可是,苏联的这个日增的反犹太主义,与正开始在欧洲展开的悲剧比较起来是小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益增多的反犹太主义团体,最后分析起来,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产物。但是,当德国的纳粹党利用恐怖手段来实现德国大企业、德国统治精英的国家和国际的目标、赢取了群众基础和大量选民的支持以致使它成为权力的一个有效工具的时候,以上的发展,就达到了一个在性质上崭新的阶段了。希特勒在这时候就利用了政治和技术方法来实现他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一种以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24]最迟从1939年开始,这个目标是灭绝种族的大屠杀(genocide)。

随着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的进攻,希特勒在这时候已准备好有系统地实施这个政策。[25]托洛茨基非常明白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纳粹第三帝国的谋杀动力和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正如犹太人的解放象征了公民权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性发展,现在对犹太人公民权的限制和取消郄以相当集中的方式表达出自从1914年以来的反动的历史发展。

《托洛茨基自传》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没有签证的星球”。他在1940年5月所写的关于战争的宣言中也用这词组来描述欧洲犹太人的情况。[26]世界各国政府在1939年所举行、被纳粹所轻视的伊维安会议只向千千万万受威胁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几百张旅行签证。[27]当时所需要的,当然是大规模地撤退欧洲犹太人。

托洛茨基知道,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欧洲的出现会使各帝国主义之间加紧进行霸占世界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也会意味着对欧洲犹太人的肉体毁灭。他在1938年的“向美国犹太人呼吁”的文章中写道:

“想象一旦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会有怎样的遭遇是不难的。可是,即使没有战争,正在发展中的全世界的反动也一定会导致犹太人的灭绝。”[28]

这个确信最后促使托洛茨基改变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一个决定性的立场。从1937年开始,他承认犹太民族至少在那样的地区中有权利组成它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地区中,它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有它自己语言的人口。他在1934年就己经写道:

“工人政府必须为犹太人,像为所有其它民族一样,创立能使他们的文化向前发展的最好条件。对于那些要求这样做的犹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建立他们自己的学校、他们自己的报刊、他们自己的剧院,以及由他们自己管理的领土。这就是无产阶级成为地球的主人后的做法。对民族问题不将会有任何限制。相反地:对所有民族、所有种族的一切文化需要都将会有物质协助。如果这个或那个民族团体预定要消失(成为一个民族)的话,这只能是自然过程的结果,不能是任何在领土上,经济上或行政上的困难的结果”。[29]

三年后,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关于犹太人问题,首先,我可以说,它不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内解决,也不能够用犹太复国主义来解决。有一段时候,我以为犹太人会同化在他们在其中间生活的人民和文化。这在德国,甚至在美国,就是如此,而且为了这个理由,是可能作这种预测的。但是现在,是不可能这样说了。……”

“领土的问题是有关的,因为当大群人民紧密地住在一起的时候,实行经济和文化的计划是比较容易。

“这对文化的发展是必要的。如果犹太人渴望这点的话,社会主义就没有权不让他们得到它”。[30]

虽然托洛茨基改变了他对领土问题的立场,这并没有使他改变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完全排斥。[31]我们顶多只能从这个分析作出这样的结论:他不会反对在巴勒斯坦说希伯来语的少数民族有有限度的国家——政治自治的权利。[32]

托洛茨基的公式十分正确地将重点放在相关的民族,种族团体选择的自由上。就1918年至1923年的苏维埃俄国具体情况而言,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说意第绪语的人口可能会选择成立犹太国家,而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也许在基辅、敖得萨、哈尔科夫等地说俄语的犹太人会反对这个做法。[33]但是后者可以自由选择居住的地方,而且不会被迫携带写上“犹太人”的护照。这可能会是对“保存民族性或同化”这两者之间改变对立的一个正面解决方法。

托洛茨基对近代反犹太主义的分析和他之承认各独立自足的犹太人族群有作为一个国家而在领土和政治上安全存在的权利,构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上向前走了决定的一步。[34]我们并不声称,这是历史唯物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像在任何其它的历史争论上一样,可能是没有最后看法的。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的立场仍然有一些弱点,其中一个是他低估了在反犹太主义的持续中和其实是在犹太人身份的残存中的文化和宗教的因素。[35]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罗丹森和纳克特曾经正确地指出这些弱点来,其它历史学家也曾这样说过。

托洛茨基的分析中的这个弱点使人更为惊奇,因为这个文化和宗教的因素是思想和社会一经济现象异步性的另一个例子。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这个思想和社会一经济现象的异步在他处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的时候曾经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是,总的说来,托洛茨基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与其它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相比,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内,代表一个质的进步。不使人惊奇的是自从托洛茨基逝世以后,大多数对犹太人问题的重要马克思主义贡献来自我们可以称之为托洛茨基的学生的作者:里昂的《对犹太人问题的唯物主义解释》,多伊彻的《历史上非犹太裔的犹太人》,旺斯托克的《贫穷中的面包》,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特拉伟索的《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人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段时期,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发展。似非而是的是,这个发展似乎证实第二国际的原先分析。除了以色列以外,由于纳粹大屠杀和战后扩张长波的综合结果,主要的犹太人集中区(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普遍地有了非无产阶级化的现象。极大多数的犹太人口被同化于中等资产阶级和智识份子之中。甚至在以色列,犹太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阿拉伯工资劳动者而言,已经变成为劳工贵族。

几十年来,纳粹大屠杀的创伤的心理和政治的结果,和非犹太人口因此而来的犯罪感,都在欧洲和北美洲产生使反犹太主义者边缘化的效果。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结构上之依赖美帝国主义,也对犹太人的思想和政治的发展发生影响:犹太人口普遍地向右转。他们不再是激进左派政治的传统的征募地了。

但是自从1980年以来,这个发展已经停止了。随着贫穷和不确定情况在西欧和北美的普遍增长,随着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崩溃所产生的可怕社会后果,反犹太主义已重新开始滋长。在经济的衰退中,许多犹太人团体正经验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再向上移动了。这个倾向到底有多大,是很难预测的。以色列的复国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提供不了解决方法。

自从1941年以来,前后一致地争取人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太主义和歧视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们,也许会首次在再度受到这个社会威胁的犹太人群中,找到同情的倾听者。



注释:


[1] 见收集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哈蒙兹沃尔思1975年版)中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


[2]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的一位己被同化、并与一位信天主教的妇女结婚的犹太人初级律师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位犹太人受迫害或压迫,他就仍会认为他自己是犹太人。(《Zeit─Magazin》报,1990年11月23日)。


[3] 十九、二十世纪有各种各样的例子说明,住在热情友好环境中的犹太人,经过三代的异族通婚,就会慢慢失去他们的特殊身份。


[4] Walter Grab,《犹太人解放的德国方法1789年─1938年》,慕尼黑1991年版。


[5] 考茨基在其一生的政治发展中,从来没有完全切断在达尔文主义(机械进化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的脐带。


[6] 见旺斯托克的《贫穷中的面包》(巴黎1984年版)一书中“犹太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文。


[7] 这个态度也可在马克思主义期刊《Neue Zeit》(《新时代》)中找到。该期刊的一篇主要文章把反犹太主义等同于亲犹太主义,因而宣布对这两者严格地保持中立。这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亚特勒的立场。若雷斯因热情地为德雷福斯辩护才挽救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声誉。


[8] Leopold Spira,《犹太人是有罪的》,维也纳1978年版。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坏的反犹太主义的例子。巴枯宁是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乌克兰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马赫诺也是。


[9] 俄国共产党的犹太人小组的名称是Jewsektia。1918年1月,一个专管犹太人事务的人民委员部(Commissariat)成为在斯大林所主持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之下的一个部门。“当Jewsektia在犹太人圈子中压制了所有反对者之后,它于1930年被解散了”。(John Bunzl,《海外犹太人中的阶级斗争》,维也纳1975年版)。


[10] 苏联的形式上的国家主席加里宁在1934年承认,犹太民族是唯一没有自己领土的民族。他那时正企图为在远东设立一个犹太人自治区而辩护。它的首府是比罗比姜。这是一个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这就成为一个避免在犹太人真正聚居的苏联西部给他们一个自己管理的共和国的方法。托洛茨基称比罗比姜为一幕“官僚笑剧”。


[11] “愚蠢人的社会主义”这段话原先是倍倍尔说的。恩格斯于1881年给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他从来没有读过像反犹太主义的作品那样愚蠢、幼稚的东西(马恩全集,第35卷,第214页)。九年以后,他在一封给《维也纳工人报》(1890年5月9日)的信中严厉地谴责了反犹太主义(马恩全集,第22卷,第49页)。再一年以后,他在一封给倍倍尔的信中表示高兴地见到许多犹太人在反犹太主义的压力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马恩全集,第38卷,第228页)。


[12] Chushichi tsuzuki,《埃利诺·马克思的生平1855─1898》,牛津1967年版。


[13] 大多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忽略了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中一个双重意义。他不但说,社会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将会是社会从犹太人之作为大企业一个构成部份中解放出来,他也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犹太人的解放将会是一般解放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政治解放,或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每个公民有平等权利,是进步的。


[14] 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者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采取的反对反动的斗争,罗沙·卢森堡在1900年所写的文章“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危机”中着重地说了以下的话:“若雷斯是对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激起了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军国主义这个工人阶级的老敌人被暴露了,而且所有的武器必须被用来反对它。工 人阶级第一次被号召起来进行大的政治斗争。若雷斯及其朋友们领导他们进行这个斗争,因此在法国社会主义史上开展了一个新时代。”倍倍尔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反对犹太主义,而且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他对“一切紧急法令、一切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压制”都反对(倍倍尔,《与恩格斯的通信》,海牙1965版,第101页)。可是,他有这样的幻想:在反犹太主义的选民的底层中有一群在社会活动上进步的人们,这一群人最终会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亚特勒及甚至德国共产党一度都有这个幻想。这是一个悲剧的错误。


[15] 《列宁全集》,第20卷。


[16] 伯利斯是一位年青犹太人。他在1913被控告谋杀一位儿童为一个秘密仪式获得血液。虽然他在初审与重审中都被判无罪,沙皇政府郄拼命证明在某些仪式中犹太人是用了基督徒的血的。当战争在翌年爆发时,警察和军队马上开始对犹太人行动。托洛茨基论伯利斯事件的文章登在1913年第9 期的《新时代》上。见纳维《托洛茨基与犹太人》(费城1971年版),和西格尔的《托洛茨基的悲剧》(Harmondsworm1983年版)。后一本书包含了对前一本书的批评。


[17] 这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讨论民族问题的那一章中变得非常明显。他起先在他所列的被压迫民族的名单上没有提到犹太人,虽然犹太人的数量多于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但是他在后面郄写道:“这个形式上的权利的法律数目已达到650”(第三卷第42页)。所以他们明显是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托洛茨基也单单注重犹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完全忽略了犹太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存在。


[18] 见《托洛茨基自传》,纽约1960年版,第340页。


[19] 见丹尼洛夫在《历史工作坊期刊》(牛津1990年版)中的发言。


[20] 在1918年至1920年之间,作为红军领导人的托洛茨基比任何其它革命领导人更多地在他的传奇性的火车上走遍全国各地,更了解到人民的、特别是中、小农的心境。


[21] 他在1926年3月4日给布哈林的信中表达了这一点:“反犹太主义的煽动能够不受惩罚地在我们的党内、在莫斯科、在工人支部中继续活动是真的、可能的吗?!”(引自伊萨克·多伊彻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牛津1970年版,第258页)。


[22] 托洛茨基,“热月反动与反犹太主义”。这篇文章被注以1937年2月22日的日期,也首次发表在1937年2月22日的美国杂志《新国际》上。Jean─Jaques Marie指出,在1926年苏联的犹太人(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已经占苏联干部(官僚) 的25%。在1939年,40%的犹太家庭之主是干部,而平均苏联家庭之主只有17·2%是干部。所以在斯大林的眼中,这些事实使苏联犹太人容易成为人民对官僚层仇恨的替罪羊(《斯大林的最后阴谋》,布鲁塞尔1993年版,第212页)。


[23] 关于今日俄国人的反犹太主义,见曼德尔的《Beyond Perestroika》(《超越了改革》),伦敦1989年版,第18─20页。


[24]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应该与极端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混淆。


[25] 单单就人数而言,帝国主义者在印度镇压的受害人数和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中国实施集体恐怖的受害人数是等于、如果不是多于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受害者的人数。不同之处是英国或日本的目标都不是谋杀所有印度人或所有中国人。希特勒的目标郄是谋杀每一个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辛地人(Sinti)和吉卜赛人也受到灭种的威胁。


[26] 《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在《托洛茨基文集1939年─1940年》(纽约1973年版)中。


[27] 犹太复国主义者Ben Gurion和Naum Gold mann 也都预料到纳粹会进行大屠杀。见Daivd Ben Gurion,《以色列,一部亲自参与的历史》,特拉维夫市1972年版第50页。


[28] 托洛茨基的《向美国犹太人呼吁》一文是在《托洛茨基论犹太人问题》(纽约1970年版)一书中。


[29] 同上。


[30] 《访问犹太日报[前进]》一文是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6─1937年》上,纽约1970和1978年版,从第102页开始。


[31] 见托洛茨基的《到巴勒斯坦的旅行》一文(1939年2月14日)。该文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补篇1934─1940年》,第827─828页。


[32] 以色列的托派主张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Zionist State)转变为两个民族共居的巴勒斯坦(biznational Palesttine)。


[33] 也见于Nora Levin,《1917年以来的苏联犹太人》纽约1988年版。


[34] 就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于住在较大区域、人口杂居的各民族而言,联邦主义是最好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35] 宗教与文化传统并不是等同的。例如印度的犹太人虽然有相同的宗教,但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的传统,所以不能结合成一个民族。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马克思以“阶级斗争”煽动各国内战,最终导致犹太复国主义成立了以色列国——所以毫无悬念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多是东欧来的社会主义者。


谢选骏: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并不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

《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2007年4月5日 首发)报道: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P60)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P156)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P64)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P57)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P107)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P171),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P175)。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P177)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P181)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P207)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P234)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冲塌德意志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德意志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法兰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2007年4月4日北京


谢选骏指出:人说“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我看“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论并不适于解释中国社会的走向”——因为法国只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却是一个“第二期文明向第三期文明转化的废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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