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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1日星期日

谢选骏:资本主义骗钱 社会主义洗脑


《电玩游戏是如何诱导小孩花钱的?家长又该怎么办?》(凯瑟琳·莱瑟姆(Katherine Latham)BBC商务记者 2023年5月16日上午9点12分)报道:


和很多小孩一样,娜拉·华德的小孩对电玩游戏非常着迷。


娜拉·华德(Nara Ward)说,跟踪小孩在玩最喜欢的电玩游戏时如何花钱,是一项全天候的工作。


华德女士生活在巴巴多斯,和她丈夫以及两个儿子,14岁的费恩(Finn)和12岁的莱夫(Leif)。


莱夫刚开始玩《机器砖块》(Roblox)时,就开始要“robux”——这是它的游戏币,让玩家可以通过购买虚拟装备来升级他们控制的角色人物。于是,他的祖父母就给了他200美元(159英镑)的苹果(Apple)点数,作为圣诞礼物。


“吓我一跳的是,他几天的工夫就花光了,”华德说,“在那之后,我就每月给他最多10美元的robux。他很快就觉得这个游戏没意思,败下阵来了。”


莱夫又改玩《战车世界》(World of Tanks),它同样要求玩家使用PlayStation的点数来升级武器。


“不过,这个游戏有一个选项是看广告赚点数,”华德女士说,“他用完每月游戏津贴之后,就会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这么做。”


华德女士说,她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自制和金钱的概念。


“这是我必须时常监督的事情。”


娜拉·华德看到儿子玩游戏花起钱来有多快之后,吓了一跳。


现在的很多游戏公司并不是靠出售电玩游戏本身赚钱,而是依赖游戏内销售或者微交易实现营利。


出售的内容可能纯粹是为了好看——比如某些舞步动作、皮肤或者服饰。


另一些游戏内销售商品则是能为游戏玩家提供战略上的优势——额外的生命、角色或者武器的升级等——这些能让玩家得到一些不购买额外内容的玩家所没有的优势。


业内预计,全球的线上微交易市场价值将从2022年的679.4亿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766.6亿美元。


然而,有迹象显示,专家和消费者都对此有所反弹。一些公司也承诺发布一些没有游戏内销售的新作。


米尔斯教授指,年轻人可能会对自己在游戏里花很多钱而感到羞耻。


莎拉·米尔斯教授(Prof Sarah Mills)说,游戏公司利用行为心理学来操弄玩家,让他们花钱。她还解释说,游戏和赌博之前的界线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米尔斯是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学教授。她的研究发现,赌博技术使得游戏玩家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钱来玩游戏,并且驱动重复购买。


“家长天地”(Parent Zone)是一个帮助家长在数字世界中为孩子导航的机构,其行政总裁维姬·肖特博尔特(Vicki Shotbolt)更加具体地阐述了游戏如何激励玩家去花钱。


通过花钱,玩家可以“跳过研磨的过程”——游戏内买一些装备意味着你能够跳过很多个小时的单调游戏过程,进阶到下一个级别。


“痛并快乐”的机制则会让你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假如你不买升级装备的话。


与此同时,类似于游戏币这种采取“混淆术”的概念,令人更难直观地看到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另一种策略则是利用“战利品箱”。玩家买一个盲盒,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它可能装着一个改变命运的物品——但是更多时候,奖品不过是一些无用的自定义设定。


“年轻人在回想自己曾花过多少钱来得到一个稀缺装备时,常常会感到惭愧,即使他们最后赢了,”米尔斯教授说。


而且,尽管很多小孩都说他们不喜欢游戏内购买,但是在微交易上花钱已经成为一个合理期待。


虽然在游戏里花钱的程度提高了,但是一些人还是辩解说,玩游戏是可以给年轻人好处的,而当中的恐惧是被夸大了。


电玩是一种游戏形式,其发明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压力,帮助发展认知能力,还能对抗孤独。


杨正华说,电玩游戏可以是对年轻人有益的事物。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杨正华,少年时代曾在医院度过了两年。


“我曾经大量玩游戏。那种单机游戏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英雄。那些多人游戏又让我与其他人连通。我在全世界都交到那种一生的朋友。”


2014年,杨正华创办了“Serenity Forge”(宁静锻造),这是一家致力于助人的游戏公司。至今有超过2000万人玩过该公司的游戏。


“我们正处在一个拓展人们视野的行业里。”杨正华说。


Serenity Forge不使用微交易,但是杨正华说,这一点未来可能有变,假如他们发现这种交易方式会带来“有意义且有情感冲击力的游戏,挑战你的思想方式的话”。


杨正华说,微交易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玩家的脆弱程度。


“就像信用卡在不恰当的情况下对一些人来说也可以很危险,微交易也是一样的。但是,信用卡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功能,而游戏内购买也可以成为玩家投入自己最爱的游戏当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Serenity Forge出口的游戏不使用微交易,至少目前是这样。


莎拉·洛亚(Sarah Loya)的儿子安德鲁(Andrew)14岁,零花钱几乎都花在游戏上。但是她说,这不是问题,游戏令他快乐。


“他每天都玩,放学和周末的时候玩。我没有将此看作是负面的东西。他是个聪明的孩子,知道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差别。”


洛亚女士在得克萨斯州生活,同住的有安德鲁和他的弟弟、6岁的雷克斯(Rex)。


“我的银行账户连通着安德鲁的游戏订阅,所以我会看到他有没有在未经允许之下买 东西,”43岁的洛亚说,“但是他买之前都会问我。”


虽然父母要时刻跟踪多个平台和装置的注册电邮、密码和付款卡可能很困难——你还是有方法可以保护你的小孩,还有你的银行账户。


儿童账户和家长控制功能可以用来禁止购买或者设定支付上限。家长可以设定电邮通知来获得购买提醒,也可能使用礼品卡而不是信用卡。


杨正华补充说,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要和你的孩子交谈。


“在我的经验里,摩擦通常都来自于家长陪伴不足,”他说,“我现在有两个孩子,我不会把游戏当成是看管小孩的工具,我会确保在他们使用媒介的时候,我在他们的生活里是存在的。”


回到巴巴多斯,华德女士设定了屏幕使用时间限制和密码,以让莱夫玩游戏的时候更安全。


“买任何东西都需要我的密码,如果他想在帐户上增值,就必须问我。微交易是很烦,但这是人生的一课。”


如果家长担心年轻人受困于游戏或者其它可能与赌博相关的伤害性行为,请到访”Parent Hub“网站,寻求支援及协助。


谢选骏指出:资本主义依靠骗钱来运行,社会主义依靠洗脑来统治——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为了让权势可以发挥作用。

谢选骏:为何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州宗教历史概况略析》(2011年1月06日 转载)报道:


历史上温州信奉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 

一、佛教。宗派类有:禅宗、天台宗、律宗、密宗、净土宗。 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在永嘉罗浮山建立佛塔;东晋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在永嘉习礼坊(今鹿城公园路),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以此温州的东瓯大地上,开创了佛教的先河。自南北朝到隋、唐,温州建寺院近百座。天宝年间(公元665年至713年),玄觉大师在永嘉西山龙兴寺创禅宗道场,弘扬禅法,时成为江浙一带的禅学中心。会昌年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昭灭佛,寺庙被毁,僧尼还俗,温州虽地处海隅,亦遭波及。 


五代十国,吴越王钱弘俶,笃信佛法,在平阳南雁荡山,设螺溪“普照道场”,建崇教禅寺等十八座寺庙及沉香塔、铁塔;到宋代,温州寺庙已达200座。其时,天台宗已分化为:山家、山外两派。文昌、继忠法师旨在弘扬山家宗在妙果寺,设开元寺道场;山外宗信者众多,立教有规,著述辞理切直,为世人所崇信。唐朝盛传的“永嘉禅”(即:禅宗),入宋后,禅宗深入民间,演变成为: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博讯 boxun.com)

 

 


元、明、清三代,温州佛教曾几度兴衰。元代,省初法师著《五门禅》,弘扬天台宗教规。明初,逆川法师(曾主持钟山元遮法会),回温州后兴建大龙山报恩寺、茶山实际寺等十余座。金壁峰禅师,创玉苍道场,成为玉苍派(属临济宗)开山祖师;后在浙南、闽北陆续分化为:仙坛、半山庵、岩庵、宝兴庵等,师徒相承,经济相袭的子孙派系。清初,著名高僧法幢,在头陀山重建密印寺,设临济宗道场,温州禅门又呈中兴之势。清末,谛闲法师竭立中兴天台宗,光绪皇帝赐《龙藏》一部,奉旨于密印寺传戒,并在岑岐重建宝坛讲寺、灵岩寺等。明清年间,由于各宗各派兴衰,温州佛教渐以净土宗为主流,户户观音,阿弥佗佛名号深入民心,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公元一九二一年,弘一法师来温,卓锡庆福寺、江心寺、景徳寺、伏虎寺,闭关潜修,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部份僧尼还俗,有些寺院改作他用。六十年代中期,庙宇、佛像,法器等遭受严重毁损,宗教活动停顿。八十年代初,政府放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归还改作他用的寺庙。几经翻修、重建,至使当今,寺庙林立,金砖碧瓦,宏伟亮丽,瓯越大地呈现一片辉煌景象。 


[2]历史上温州主要寺院简介 


江心寺:在鹿城区江心屿。唐,咸通年间,建净信讲院,宋开宝年间建普寂禅院。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清了禅师奉诏主持二院,填塞中川,建殿其上,称名:中川寺,后赐名:龙翔兴庆禅寺,俗习称:江心寺。被奉为“高宗道场”品定为天下“五山十剎”之一。 妙果寺:在鹿城区松台山之麓。始创于唐,兴盛于宋,继忠禅师圆寂后,曾建千佛塔珍藏其舍利。寺内有“济陀古钟”,俗名称之为“猪头钟”,铸于宋代元年间,有着神异的传说。 密印寺:在瓯海区头陀山,又名:妙智禅寺,俗称之为:头陀寺。始建于后汉朝乾祐年间,为宿觉大师祖庭。清初,法幢禅师重建,为五进合院,规模宏大,素有“浙南丛林之毌”之称。 实际寺:在瓯海区茶山。相传始建于宋代,元朝毁于“挂红”。明朝洪武年间重建,寺旁有逆川法师墓。 


天柱寺:在瓯海区永昌石屋山,始创于晋,重建于唐朝贞元年间。由大雄宝殿等四进组成,左右有冷水泉、五折瀑,故又称之:瀑泉寺。 普安寺:在永嘉岩头长蛇坑。始建于唐,五进七开间组成,有大、小禅房100余间。唐太宗赐经书,宋朝大中祥符,赐额“灵岩禅寺”,仁宗赐金卷,有《大正义》藏经一部。素有“东南首剎”之称。 


国安寺:在龙湾区瑶溪皇岙。始建于唐朝乾符年间,宋朝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在寺旁建石塔一座,六角九层楼阁式,有大、小浮雕佛千余尊,故俗称之为:千佛塔。 沐萧寺:在乐清乐成萧台山。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重修,建宝塔一座,并建:子晋桥、沐萧池、“六枫秋艳”诸景。 


法华寺:在乐清南岳平盆山。始建于唐,昭宗赐额,鸿莒法师主事,僧严持戒律,甚精《法华经》,故名:法华寺。 聖寿禅寺:俗称之:仙岩寺,在瑞安仙岩。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朝大中祥元年(公元1008年)重建,三年敕额“聖寿禅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观音阁、千佛阁,寺处浙南最大丛林之地,占地24600平方米。 本寂寺:在瑞安城郊河埭桥。始建于唐,垂拱四年(公元六八八年),武宗灭佛时,无斁法师避居山庙,入定十余年,至藤萝绕周身,故世称藤萝尊者。乾符六年,赐:本寂寺。 


宝坛讲寺:在瑞安岑岐。始建于宋元祐年间,民国初重修,旁有“翠阴洞”名胜。 景福禅寺:在瑞安大南聖井山,始建于唐末。相传,天祐年间,朱温避难到寺,受住僧款待,称帝后,敕:景福寺,拨田千亩供奉。到南宋,建丛林九进,寺宇雄伟,僧众九百,香火鼎盛。 


东林寺:在平阳昆阳凤山。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原为小尼庵,俗名:半山庵。明代为半山庵派祖庭。 


碧泉寺:又名:岩庵。在平阳钱仓,始建于唐,旁有清泉故名之。明,清年间为岩庵派祖庭。松柏榕杉千亩,古寺重光,万木簇拥,亦是佳胜。 


法云寺:在苍南玉苍山之巅。始建于宋咸淳年间,素有“平邑第一丛林”之称。明、清年间为玉苍派祖庭。尚存有:钟、井、缸、精雕石柱、“皇朝寿山”摩崖等古迹。今已辟为森林公园。 


瑞岩寺:在苍南鲸头燕子山。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宋朝,景蒙法师曾主法席。 净慧寺:又名:七甲寺,在文成大峃岚岩。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宋朝端拱、大中祥年间重建,规模宏大,遗碑刻、石柱、石磉等物,有双龙嬉珠等奇景。 崇教禅寺:在泰顺二鬼卢梨村。始建于五代十国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山门牌楼镌“庐峰古剎”。珍藏《宋版碛砂藏径》一部。 


崇化寺:在泰顺雅阳末安。始建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巍峨群峰,有龙蹯虎踞之胜,寺枕崖而建,如置尘外之势。 


宝林寺:相传,有白鹤巢其间,又名:白巢寺。在泰顺雅阳白巢,始建于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三殿一阁,古钟清朗宏亮,古碑书法秀逸,古塔珍藏舍利,附近有氡泉、瀑布,为一方之胜观。 明三寺:又名:明三堂,在泰顺西暘王家垟。始建于元朝,三殿一堂呈口字形。后经重修,成四合院式,有山林、茶园、水田1600余亩,农、禅并举,甚为典例。 


[3]温州信仰佛教宗派的概况 


一、禅宗:禅宗是在六世纪由印度达摩传来,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但达摩也有《楞伽经》传于二祖慧可作于印心的准绳。弘忍、慧能又教人诵持《金刚经》,后更有《六祖坛经》的许多“语录”,故说禅宗也有经典的依据。温州在唐、宋朝代禅宗已很兴盛,唐初(公元665年至713年),玄觉大师,在温州龙兴寺创禅宗道场,有《永嘉集》十卷、《证道歌》一卷、《永嘉法语》一卷,弘扬禅法,使温州成为江浙一带禅学中心。 元、明、清三个朝代,温州禅宗还是占重要地位。元代,著名禅师有:元琪、祖意、了万、鉴无碍、古林、铁关、猷禅师等,古林与铁关禅师均受元代皇帝敇赐法号。延佑年间,仁宗皇帝赐古林禅师为“佛性禅师。至元年间,顺帝赐铁关禅师为”妙觉真空大师。 清末至民囯以来,温州禅宗一蹶不振,日益衰落。 二、天台宗:天台宗是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因创始人智者大师住在天台山,故命为天台宗。天台山与温州相距不远,故天台宗在温州流传极为广泛。 


会昌年间,唐武宗下令灭佛,时温州天台宗经典受到严重的毁灭。 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钱弘俶,复兴佛教,创办螺溪道场,复兴天台宗,邀请温州开元寺僧义寂,主持法席。 


宋朝时代,温州天台宗占佛教优势地位。著名高僧有:瑞安处元法师、永嘉处谦法师、乐清觉秀法师、温州继忠法师、妙果寺以文昌法师为首,可见弘扬天台宗的高僧济济。 


元代,温州有高僧,省初法师,传宏天台教规,历任双峰、上天竺首座,后圭持平阳东林寺、温州开元寺,著书立说,宏传天台宗。 明朝时代,温州天台宗又出不少高僧,其中有:乐清罗汉寺正智法师、梅峰山玉泉寺受诏法师,西竺寺灵基法师,瑞安至刚法师深研天台法门,历主平阳东林寺、温州开元寺、江心寺道场,弘扬天台宗教规。温州伦法师阅《摩诃止观》自有省悟,结茅庐于雁湖峰顶,修持天台止观三十余年。 


清朝时代,温州倡弘天台宗法师渐渐希少,比较著名高僧有:正庵、晓柔等法师。有江心寺华山和尚、文成显本法师、大罗山白亮法师、宝坛讲寺叶均居士。 


民国时期,宝坛讲寺被日本飞机轰炸,僧人渙散,时已处于后继无人,天台宗在温州一落千丈。 


三、律宗:律宗是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它的依据是《四分律》。戒有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无论何宗,都是以戒为基础。温州自唐会昌灭佛以后,律学书籍大都凐没,律宗很不景气。 后唐,有高僧鸿莒法师,到长安取经,获得《南山律》,回永嘉弘扬律宗。后汉,温州开元寺希觉法师前往天台西明寺,向律宗正统法宝律学高足弟子,慧则法师学习律宗,著有《集要记增晖录》二十卷,时浙江东、西盛行此录。 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日本律学沙门俊隽,悉知温州广德法师,严持戒律,学识渊愽,向其求学《七灭诤》。后日皇与幕府奉他为戒师,成为日本涌泉寺开山之祖。故温州律宗对日本律学起传法作用。自南宋之后,近千年来,温州佛教对律宗一派基本上未加重视。 清末民国初,僧尼戒律松驰,直至民国十年,律学弘一大师,来温驻锡庆福寺,专研律部,认为佛教衰落原因是戒律颓废,僧无徳行所致;欲振兴佛门,须以戒为师,故用四年时间,写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作为振兴律宗的起步。弘一大师驻锡庆福寺后,拜寂山和尚为依止师,他是近代律宗著名大师。 


四、密宗:密宗传入温州可能与佛经同时,无论那部佛经都夹杂着密咒的持诵,在《瑜珈焰口》、《蒙山施食仪规》内,更有密咒的手印与观相,可见密宗传入温州历史悠久。但温州佛教在历史中都寻不到专修密宗的僧尼。 


五、净土宗:净土宗是依《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为宗旨,形成宗派,以观佛、念佛法门,得生极乐世畀。净土行人,只要信、愿、行具足,只此一生便可往生净土。净土宗由于简单易行,深为信众接受,故而在温州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鹿城有寂山、显道、李德生、吴高理、徐耀武、适吾、翁贵生等僧伽,平阳有西震、叶成树、志恒;苍南有微妙、了了;瑞安有柔和、东福、文宝;文成有显本、了云;大罗山有唯田、唯根、昌慧;泰顺有深日、昌定、融明、谢景梦;永嘉有东良、东来等等僧伽。由于各地僧伽竭力提倡净土,阿弥陀佛名号深入民心,家喻户晓,妇幼皆知。所谓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净土宗成为塭州佛教人数最多,力量最強的宗派。仍至当今,更现鼎盛。 


[4]温州道教与道派历史概况略析 


温州道教源远流长。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温州的东瓯王驺摇,酷信鬼神。历史上温州道教的广泛、传播之昌盛与之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国朝吴时代,自道教徒在永嘉大箬岩劈石室以来,温州的道教也曾历经兴废交替。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市区有道觀:85座,永嘉32座,乐清18座,瑞安102座,平阳21座,泰顺2座。公元2000年,温州各地已达到848座。 


东晋朝代,著名道士葛洪,曾到永嘉东蒙山、平阳昆阳东山炼丹;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举义旗后波及温州,逐有道教徒加入义军,更推动温州道教的发展。 南朝,著名道士“山中宰相”陶洪景,先后居永嘉大箬岩、青嶂山、瑞安陶山,著《真诰》和《本草经集注》七卷,并采药为民治病。 


唐、宋朝时代,温州道教相当盛极,宫洞、道觀众多,道教名流相继辈出。据道书记载,道教所称的“洞天福地”,温州被拥称的就有五、六处之多。 


至元朝,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清微等道派逐渐合流,归并以“符箓”为主的正一派。其时,在温州道派有:茅盈之清微派、许逊真君之净明派、张天师之龙虎山派、玄武派、神宵派、闾山派、三奶派等。 


元朝以前,在温州的道派有:金丹派、紫阳派;到元朝时,紫阳派和龙门派等,分别又称为:全真道之南宗和北宗。龙门派,于元延祐年间,自黄岩委羽山传入;明、清朝代至民国时期,在温州道脉渐盛。 


此时,温州的宫洞、道觀除市区的应道觀、紫宵觀、玄真觀(巽山斗姥阁)属紫阳派外,其余大多属龙门派。温州道教逐正式分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道派。 


一、全真道:又称: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道义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主张:道教、释教(佛教)、儒教,三教合一。不尙符箓,不事烧炼,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不娶妻室,不茹荤腥,生活主要是:习经、清修、炼养。男性为道人,称乾道;女性为道姑,称坤道。全真道有:南、北宗之分。支派有:龙门、华山、蓬莱、金山、金辉、尹喜、真武、玄武、请静等派别。 


二、正一道:又称:正一派,原身为“五斗米道”。东汉朝顺帝时期,为张陵所创,到元朝初,已传至三十六代后裔张宗演,被忽必烈封为:“汉天师”、“辅囯天师”。至元朝成宗诏见其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村,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此后,凡是道教的符箓各派统称“正一道”。正一道“专侍符箓,祈雨驱鬼”,主要从事符箓斋醮,为人祈福消灾、保阳生、度亡灵。道士生活和俗人一样,食酒肉、娶妻室、生子女、其道觀系父子相袭。俗对其称呼为:师公或经友先生。正一派支派也较多,有:茅君派、净明派、清微派、武当派等。 


[5]温州主要道觀洞宫简介 


紫霄觀:在雪山北麓,始建于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于公元1981年经陈崇杰等众居士筹划,移至瓯海景山净水谷,进行重建,占地2000平方米,为二进二轩。大殿中奉三清,副祀黄石公,两侧各一亭,亭下泉水清澈甘洌。 玉清觀:在瓯海潘桥丁岙。始建于唐,昭宗赐额“玉清觀”,有上、下二觀,今只尚存上观。 


大箬岩:在永嘉大箬岩镇。为温州道教历史上最早的道观,原始于三国朝吴时,道教徒在石岩上劈建的石室。洞纵横各八十米,高六十米。相传陶弘景曾隐居洞中编篡《真诰》,故称之为:陶公洞、真诰岩。唐建:集真观,元建:广褔宫,旁建有胡公庙。道书记载称之为:“天下第十二福地”。 


天然道观:在永嘉乌牛东蒙山,又名:乌牛簒。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来温州就在此炼丹。清末至今,龙门派弟子曾几度重整,劈小方岩、餐霞洞、长生洞、丹台、青牛坞、紫云亭,使之景观风貌仍存。 


紫芝道观:在乐清乐成东皋山下。始建于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清时,扩建为四进大道场院。于公元一九八一年,移至凤凰山重建。 


玉甑观:在乐清白石玉虹洞。始建于宋,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五年),大吕祥筹符六年(1012年),赐“白石院”,宣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九年),改赐“集真”。有藏真坞、升仙坛等遗迹。于公元一九八六年重修。 纯仙道观:又名:杨八洞,盖竹道堂,在乐淸盖竹山。奉三清、吕纯阳。周边有狮岩、龟岩、透天洞、通海洞等景观。于公元一九八六年重建。 


北斗洞:在乐清北雁荡山。始建于清朝光绪元年,有灵霄殿四重、有八仙楼、海会楼、集贤阁。 


聖井山石殿:又名:许真君庙,在瑞安大南圣井山巅。始建于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系木结构。明、清间,全部构件均用石料打制和雕刻而成,中有一井,井洌不竭,而得名。祀奉许逊真君。 


东岳观:在瑞安梅头。始建于宋咸淳二年(公元一二六六年)。今观系民国十二年重建,二进五间二廊,旁建太清阁、斗姥阁。祀奉东岳大帝。 天庆观:在瑞安桐溪太平山。始建于宋,明、清年间扩建,公元一九八五年重修,周边环境幽绝。 


仙姑洞:俗称之为:西洞,在平阳南雁荡山。宋,崇宁年间,朱媛在此修道。有:玉皇楼、仙姑殿、东西楼、怡心院、拓云亭等。 东岳观:原名:宋志观,在平阳昆阳坡南。始建于宋治平丙午年(公元1066年),宝殿宏伟。宋,熙宁,戊申年间(公元1068年),赐额“聖寿”。南宋绍兴年间,改名:广福宫。光绪五年易名:东岳观。 


玉虚道观:又名:燕窠洞。在苍南荪湖山,有五洞十石之奇。北宋初林仁药,弃官隐此修道。公元一九七五年,重整山洞,建观。 


妙峰道观:原名:观音洞,在苍南金乡珠明山观音洞。元朝,至正元年(公元1314年),陈雪苍因进士不第建观音洞隐修。明、清年间,续建。公元一九八八年改今名。 应道观:原名:安祖庙。在洞头北沙双垄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三进三间石木结构。嘉庆年间,将温州应道观香火分脉安位,逐改今名。 玄武殿:在洞头中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二进五间两廊及戏台,祀玄武(真武大帝)。 


千百年来,由于灾害频仍,年久失修,一批古老的宫、觀先后消失。 如:华盖洞天、飞霞洞(有温州鼓词:双仙斗为据)、真华观、元妙观、资福道院、容成太玉洞天、玄真观等均已堙灭。 


曾称为:天下第三福地的乐清仙磻山、天下第六福地的文成南田山、天下第二十八福地的瑞安陶山、天下第二十九福地的仙岩三皇井亦均无存。 


[6]历史上温州的天主教概况略析 


天主教:在历史上,曾两度传入温州,均受挫而止。 


元朝年代,景教与天主教传入,史称“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据《元史.典章》三十三卷记载:大徳八年(公元一三0四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房计(籍),与佛、道教分争教徒。元亡后,“也里可温”亦渐消失。 明末清初,多明我黎玉范(西班牙籍)等传教士,从福建福安来永嘉、瑞安、平阳等地传教。后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再度中断。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以宁波为主教驻地,在浙江开展传教活动。公元一八六九年,乐清陈希林、陈茂庆到黄岩栅桥天主堂领洗信教;公元一八七四年十一月,该堂中国籍马宗良神甫访温州,为祖籍福建的三十来位老教徒在温州花柳塘巷设立活动点。从此,温州天主教教务隶属于宁波教区;公元一八八0年十二月,温州成立本堂区;一九0三年升格为总本堂区。此后,平阳于一九一一年,永强于一九二0年,虹桥、枫林于一九二八年,瑞安于一九三0年,钱库、坎门于一九三二年,蒲门于一九四一年,先后成立本堂区。公元一九四九年六月,温州天主教脱离宁波教区,自成教区。初名为:永嘉教区,不久改为温州教区。主教由宁波主教戴安德(法籍)兼任,副教主为:苏希达。 公元一九四八年十月和一九四九年五月,天津望海楼教堂法籍传教士司仪芳两次来温州,在董若望医院,进行反对共产党活动,妄图破坏人民解放事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与该医院大姆姆葛良贞(意籍)同时被驱逐出境。 


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市区周宅祠巷教堂组织“聖母军”支会,随后,永强、平阳、钱库等本堂区亦建立支会。一九五0年又设温州区会,并向“爱尔兰总部”备案。敌视各项政治运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被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 


公元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潘嘉禄、吴钦华等三十二人发起,响应四川广元天主教徒《自立革新宣言》,发表《温州市天主教革新宣言》,倡导发扬自治精神,实行经济自养,贯彻自传原则。三月十二日成立温州天主教革新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召开温州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建立了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陈达夫;同月四日,方志刚被选为主教,成为温州教区首任正权主教。公元一九九九年,天主教温州教区召开第二届換届选举会议,蔡叔毅当选温州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公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各地出现首批天主教徒,有来自祖籍福建的老教徒,有乐清里岙、永嘉茶坑等地的新教徒,有永嘉、瑞安等地的一批“无为教”信徒者。一九四九年统计,温州地区有信徒:32730人,玉环757人,青田温溪628人;到一九九九年统计,天主教信徒已发展到98397人。 


历史上,于公元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在温州才始有外国传教士。一九三四年以前,以法国传教士为主,后由波兰传教士接替。一九四六年七月最后一批外国传教士离温。七十年来,来温的外国传教士共二十四人,其中法籍九人,波兰籍十二人,意籍二人,荷籍一人。 


[7]温州历史上主要教堂简介 


天主教历史上在温州的教堂:公元一八七一年在乐清里岙建立全市第一个祈祷所,一八七六年在周宅祠巷设堂,后成为温州总堂。到一九四九年温州地区有教堂、会所142座,到一九九九年有教堂146座,聚会点29处。主要教堂如下: 周宅祠巷天主堂:又称:温州天主堂。于一八七七年购房设堂,一八八四年十月,中法战争时被民众烧毁,一八九0年重建。大堂建筑面积698平方米,成为温州第一座“哥特式”教堂。东有中西合壁的神甫楼和办公、生活用房,占地面积:8,855亩,总建筑面积为:3300平方米。南为仁慈堂(女堂)占地9,7935亩,有楼房30间,平房47间。 永強天主教堂:于一九一一年购房设堂,大堂和神甫楼建于一九二六年,后又添建生活用房,占地十一亩,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 枫林天主堂:在永嘉枫林镇二村,始建于一九0二年,一九二0年改建,大堂于一九四一年扩建,旁有神甫楼和生活用房40余间,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 虹桥天主堂:在乐清虹桥镇,始建于一九0九年,三进,前为书院、小学,中为生活用房,后为大堂。一九五八年改为他用,一九八九年移至湾底地段重建。 


瑞安城关天主堂:原在丰湖街,于一九八八年移至于万松路重建,占地面积11800平方米,有大堂一座,生活用房十三间。 


昆阳天主堂:在平阳昆阳西坑,一八九三年购房作堂,一九二0年建大堂,一九二四年建导善堂,占地12,65亩,建筑面积3071,5平方米。 


钱库天主堂:在苍南钱库镇,始建于一九一七年,建有神甫楼和生活用房三十余间。二000年因城建建设而迁建。 


[8]温州历史上基督教概况略析 


历史上温州信仰基督教教派有:内地会、循道公会、耶稣教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分会、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交通会、祈祷山、呼喊派。 


一、内地会:于公元一八六七年七月,由英国传教士曹雅直,自宁波来温州传教而传入,一八七七年设堂于市区花园巷,称:內地会,为基督教传入溫州最早的一个教派。后渐扩大到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教徒要求自办教会,于一九二七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到一九四九年,内地会在温州建有城区、西区、永乐、永瑞、瑞文、平泰六个区联会,有分堂134座。 二、循道公会:于一八七七年十月,由英国传教士李华庆来温州传教传入,翌年三月在城西街嘉会里巷购房设堂,称:偕我会。一九一一年改为:聖道公会,一九三四年又改称:循道公会。先后建立城厢、永嘉楠溪(枫林)、永嘉西内(碧莲)、永嘉西外(西溪)、江北、上戍、乐清西(柳市)、乐清东(虹桥)瑞安、平阳十个联区,到一九四九年有分堂115座,栈房120处。 


三、耶稣教自立会:(分温属总会、平阳分总会),一九0七年平阳林湄川、黄里中等响应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号召,从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中分裂出来,开展自立运动,至一九一0年春,堂、点发展到40处,正式成立平阳耶稣教自立会。一九一二年,梁景山、谢楚廷等亦在府城施水寮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属分会,一九一四年七月建首座教堂于乘凉桥。一九二0年,经中国耶稣自立会全国代表会议后,同意成立分别建立温州、平阳分总会。平阳分总会称:浙闽分总会,温州分总会称:温属总会,一九四一年迁址至三牌坊教堂。 


四、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国籍牧师尤树勋等毅然决定脱离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聖道公会”,与一批教徒一起进行自立。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沧河巷建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活动范围渐及永嘉、乐清、瑞安、青田、玉环。至一九四九年,在温州建有五个联区,121座分堂。 


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一九一六年,上海的曾路得、熊湘元来温州宣讲安息日道理,并在五马街建立活动点。后又遣:支访坚、邬天恩来温州传道,活动点迁至甜井巷,后移沧河巷。一九一八年夏,华东教区联合会会长:韩尚理(美籍)来温州筹建安息会浙南分会,翌年春在南塘街成立,会长为美国传教士:韦更生。一九二四年建总堂于:头梳脑。至一九四九年,设有永嘉、乐清、瑞安、平泰四个区分会,53座教堂。53处堂点,主要分布在温州、瑞安、苍南,“守安息日”,区别于其它教派的是“星期六”之特点。 六、基督教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一九二九年平阳桥敦:王禹亭、张悟生等人在石丁步头建立聚会处。翌年春,温州:潘活灵、章高来等先后在珠冠巷、大厅巷、仓坦前进行聚会活动,一九四三年在西城下购房建堂。一九四九年发展到有活动场所111处。至今已发展到有堂点360多处。地方教会自称无上下组织隶属,以地名为名,无论大小均一律平等,故称之为:兄弟会。在教会里,不设牧师、教师等聖职人员,只有信徒、同工、长老称谓,他们只负责聚会时的整领兼办理一些事务性工作。 


七、交通会:交通会来自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活动范围只在乐清的翁详、黄华、白象、柳市、虹桥、天成、乐城等地。一般都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基督教分派组织。到八十年代,交通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自愿加入了"三自"组织,服从政府领导和管理。另一种却不服从政府领导和管理,不参加“三自”组织,与“三自”組织抗衡,属于无组织的自由派。堂点有80余处,信众约四万余人。 八、祈祷山:系部分基督教反对“三自爱国组织“,不接受政府领导和管理。其活动范围只在永嘉的桥头、阳岙、桥下、西溪、岩头、枫林、昆阳、翼宅等地。宗教活动中喜欢召开所谓:“灵感奋兴会”、“守望祷告”活动,其话动大都选择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搞宗教狂热,有扰乱正常宗教秩序趋向。 


九、邪派组织呼喊派:该派的策源之地是在苍南龙港镇新美洲村,政府于八三年、八七年、九一年、九六年、九九年先后五次对其进行打击与专项整治,其活动有所收敛,信徒人数有所减少。其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鹿城、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文成,该教为逃避政府对其的打击,除个别不定时在教堂活动外,大部分以“小排”为单位进行活动(10人至20人信徒为一排),无固定聚会点。近几年,其内部也发生分岐,分成两派,一派仍不参加“三自”组织,不与政府接触;另一派不参加“三自”组织,但同意接受政府领导和管理,要求政府给予场所登记。 自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教自立会、耶稣教自立会都取消各派名称,统一实行联合礼拜。 


历史上温州基督教堂概况简介 


温州自一八七七年于花园巷建教堂后,城乡各地教堂渐增,至一九二0年有321座。到二000年达到1271座,其中:温州,市、区有222座,苍南151座,永嘉299座,洞头13座,文成22座,乐清154座,瑞安199座,平阳127座,泰顺84座。主要教堂有: 


城西基督教堂:一八七八年购房设堂,一八八四年被焚,一八九八年重建,分前、后两堂,占地2,37亩。原为循道公会总堂。 


花园巷基督教堂:始建于一八七七年,为温州首座基督教堂。一八八四年十月被焚,于次年重建。 虹桥基督教堂:始建于一八九0年,占地面积2,1亩。属温州地区首座“哥特式”教堂,附建楼房十多间。 


瑞安衙后教堂:始建于一八九六年,占地面积1,29亩,建有附属栈房15间。 昆阳基督教堂:在平阳昆阳,原在莲池巷,于一九九0年移至教场山脚,占地面积2,1亩,建各种用房20余间,建筑面积840平方米。 


鳌江永平堂:始建于一九一0年,占地4,8亩,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大堂和生活用房十多间。 


苍南永灵堂:原在灵溪凤山街,始建于一九00年。一九九七年,迁址灵溪镇求知路堹建,占地面积4,005亩,建附属用房17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60平方米。 


苍南永生堂:原设建于灵溪镇老街和渡龙的两个教堂,于一九九五年合并,建于灵溪五街,占地面积4,344亩,建附属用房70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50平方米。


谢选骏指出:人说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看温州是一个通商口岸,具有海洋文明的特征,所以成为基督教入华的基地。因此尽管温州屡遭摧残,依然不失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谢选骏:朝鲜和韩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

《被遗忘的另一群慰安妇:她们被韩国政府献给美国大兵》(CHOE SANG-HUN, JEAN CHUNG 2023年5月5日)报道: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被迫充当妓女服务美国士兵的女性被发现感染性病后,就被囚禁在位于首尔附近的东豆川的建筑里。

韩国东豆川——1977年,17岁的赵顺玉(音)在首尔北部的东豆川镇遭三名男子绑架,然后被卖给了一个皮条客。

那时她即将读高中,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没能去追逐自己的芭蕾舞梦,反而要在皮条客的持续监视下去附近的一家夜总会从事性工作。她的顾客是——美军士兵。

“慰安妇”这个委婉的说法通常用来形容“二战”期间被日本人强征为性奴的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女性。但在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一直存在对另外一群妇女的性剥削,并且得到韩国政府的协助。

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士兵有“特别慰安妇部队”,而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则设有“慰安所”。在战后的日子里,这些妇女当中有许多人就在美军基地周围的基地村工作。

去年9月,韩国最高法院下令对她们遭受的性创伤进行赔偿,100名这样的女性赢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该法院裁定政府罪成,因为它为了帮助维持韩美军事联盟并赚取美元,认定基地村的卖淫活动“是正当的,并加以鼓励”。


它还指责韩国政府“有系统地、暴力地”扣押这些妇女,强迫她们接受性病治疗。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六名曾身在韩国基地村的女性讲述了韩国政府如何利用她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然后弃之不顾。在法院裁决的鼓舞下——这些裁决依赖于最近解密的官方文件——受害者现在打算到美国发起诉讼。


“美国人需要知道他们的一些士兵对我们做了什么,”朴瑾爱(音)说道,1975年,16岁的她被卖给了一个皮条客。她说自己遭受了美国大兵的毒打和其他虐待。“我们的国家与美国结盟,我们知道美国兵来这里是帮我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对吧?”

“赢得美元的前线战士”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落后于朝鲜。为了防范北方,美国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留在韩国,而韩国则竭力留住美军。

根据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的文件,1961年,首尔周边人口密集的京畿道认为,“为了给联合国部队提供安慰、鼓舞士气,迫切需要建立大规模的慰安妇设施。”当地政府允许私人俱乐部招募这样的女性,以“节省预算并赚取外汇”。据估计,京畿道管辖范围内的慰安妇人数达一万人,而且当时还在不断增加,这些女性为五万名美军提供服务。

当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宣布计划减少驻韩美军人数时,韩国政府愈发急切。次年,韩国政府向议会报告说,美国驻军每年给韩国带来的商业收入(包括性交易)达1.6亿美元。(当时韩国的年出口额为8.35亿美元。)

有些女性为谋生而被吸引到基地村。还有一些是像赵女士这样被绑架的,或者是被工作承诺诱骗而去。一次性行为的费用通常在五到十美元,这些钱被皮条客没收。尽管美元没有直接交给政府,但进入了急需硬通货的经济领域。

在东豆川的拘禁中心,感染了性病的慰安妇就关在这样的卧室里。


东豆川“外国人观光特区”的一条街道。这里曾经有很多服务美国士兵的夜总会和妓院。


当时,一家韩国报纸称这样的女性是“非法的、癌症般的、必要的邪恶”。但是“这些慰安妇也是赢得美元的前线战士,”它写道。

通常,新来者会被皮条客下药,以应对卖淫的耻辱感。


号码和姓名标签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卖淫在韩国都属于非法,但执法一直是选择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厉程度也有所不同。基地村的建立部分是为了限制这些女性的行动,方便对她们进行监控,并防止涉及美国兵的卖淫和性犯罪蔓延到社会的其他部分。由于韩国人争相购买从美军基地贩卖部偷带出来的商品和外汇,黑市随之繁荣起来。

1973年,当美国军方和韩国官员开会讨论基地村的问题时,一名美国陆军军官说,陆军对卖淫的政策是“全面禁止”,但根据解密的美国军方文件,“在韩国没有这样做。”

而美国军方当时的关注重点是保护士兵不感染性病。

这些女性描述称,她们被召集起来,参加每月一次的课程,韩国官员称赞她们是“挣美元的爱国者”,而美国官员则敦促她们避免性传播疾病。这些女性必须每周接受两次检测;检测呈阳性者被拘禁起来接受治疗。

根据未公开的文件和前慰安妇的说法,美国军方和韩国官员制定的规定要求基地村女性必须携带登记卡和VD检测卡,并佩戴有编号的徽章或名牌。


美国军方定期检查基地村俱乐部,在基地诊所保存这些女性的照片档案,以帮助受感染的士兵识别接触者。被拘禁者不仅包括被发现感染的妇女,还包括在随机检查中被确定为接触者或没有有效检测卡的女性。

她们被关在窗户有栅栏的设施里,并被大量注射青霉素。接受时报采访的女性都恐惧地回忆起这些地方,回忆起那些因青霉素休克而晕倒或死亡的同事。

在这份1971年的市政府令中,首尔北部的议政府市命令建立一个诊所,拘禁受感染的女性。命令规定如果这些女人拒绝被拘留治疗,诊所必须寻求警方帮助。


1969年的一项卫生部法令要求“经常”和“强制诊断和治疗”,以应对为美国军队服务的妓女中的性传播疾病问题。

1973年,美国军方和韩国官员的一次联合会议讨论了在军事基地附近的社区控制性病的各种措施。


1961年,京畿道的卫生官员讨论允许俱乐部雇用“慰安妇”以“赚取外汇”,以及“提振美军士气”和“改善他们对韩国的看法”。


羞耻,沉默,甚至死亡


近年来公开的政府文件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韩国直接参与了为美国军队招募女性的行动,这与日本占领期间许多女性被迫成为性奴隶不同。

但与日本军队的受害者不同——那些受害者被视为朝鲜在殖民统治下遭受苦难的象征——这些女性们说,她们不得不生活在耻辱和沉默中。

1992年,一位名叫尹锦姬(音)的女子被美国士兵残忍性侵并杀害后,韩国人开始更加关注基地村的性剥削问题。


根据倡导组织新避难所(Saewoomtuh)编制的一份名单,1960年至2004年期间,法院裁决共有11名性工作者被美国士兵杀害。

美国军方拒绝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或这些女性的说法发表评论。“我们绝不容忍任何违反韩国法律、法规或指令的行为,并实施了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措施,”国防部发言人艾萨克·泰勒上校在电子邮件中说。

痛苦的遗存

随着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基地村逐渐消失。

虽然曾经在基地村工作的女性希望前往美国发起诉讼,但目前尚不清楚她们将采取何种法律策略,以及能做出怎样的追索。

东豆川的无主墓地。接受时报采访的几名前慰安妇表示,当年一些同伴最后就埋在了这里。坟上有市政府的告示。

东豆川的无主墓地。接受时报采访的几名前慰安妇表示,当年一些同伴最后就埋在了这里。坟上有市政府的告示。

在朴女士于2021年提交给韩国法院作为证据的一份精神病学报告中,她把自己的生活比作“总是如履薄冰”,因为担心别人会知道她的过去。她的手臂和大腿上有自残留下的疤痕。

根据韩国法院的裁决,包括朴女士在内的所有人各获得2270美元到5300美元不等的赔偿,这对缓解她们的经济困境没有多大帮助。


77岁的崔桂子(音)强忍着眼泪,讲述了她和其他女性因韩国对混血儿的偏见而经历的多次堕胎。她用颤抖的声音回忆起那些自杀的女性——美国士兵先是视她们为事实上的妻子,随后又抛弃她们和孩子。

她回忆说,官员们曾经催促她们(其中许多人像她一样不识字)去挣美元,并承诺如果她们愿意在基地村卖身赚钱,晚年就可以住进免费公寓。“都是骗人的,”她说。


谢选骏指出:为何会有“被遗忘的另一群慰安妇”?为何“她们被韩国政府献给美国大兵”?因为朝鲜和韩国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也都是二战的战败国,自然只能像日本一样履行战败国的义务了。日韩这样,总比让苏联人满大街地强奸两百万德国妇女、然后生出一大堆杂种……要好得多吧。如果台湾想要独立,那也将沦为二战的战败国——不得不向中国大陆付出高额赔偿。

2023年5月20日星期六

谢选骏:狗仗局势的性骚扰者

 


《李思磐:性骚扰者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集团》(青年志Youthology 2023-05-14)报道:


相对于五年前个案涌现目不暇给的 #MeToo,史航涉嫌性骚扰事件(下文简称“史航事件”)中“小默”的“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檄文是这一波文艺界反性骚扰的高光时刻。但是,在不同世代的女性为她的论述激动赞叹的时候,反挫来得同样猛烈。


舆情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小作文”没有证据,二是“为什么当初不报警”,甚至,类似“留一手”这样的段子账号,认为这些女性当初不翻脸、不投诉,都是因为对前辈的资源有所图谋。尽管这些“受害者有罪论”在“小默”的文章中都有掷地有声的辩驳,对手依然不为所动。


#MeToo 五年之后,我在史航事件中看到的是舆论圈层的极化和固化:女性的共情和勇于发声,与之对峙的是某些人对女权主义的极端反感和恐惧。五年前,学者刘瑜关于证据和比例原则、反对“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一则笔记重新被发布和热传——也许作者经历了五年前的论战之后,未必还停留于彼时观点而不作修正;然而很多人并不想改变自身观念的水位:他们认为 #MeToo 是一种置法律不顾的私刑手段,是舆论升堂。


下文将从史航事件的诸多“迷思”谈起。在性骚扰指控中,要求“客观证据”与“无罪推定”究竟有哪些问题?为什么性骚扰不是环境中的“反常”,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日常?网友对性骚扰加害人的合作伙伴提出质疑为何合理?面对性骚扰加害者,个人或机构“割席”究竟是否足够?最后,文章将回到 #MeToo 运动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时间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但这个未来还需要很多努力。


01、不完善的法律,不是性骚扰加害人的挡箭牌


那些口口声声要求证据和“无罪推定”的人,认为法律可以成为女性“大鸣大放”的替代解决方案,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和法律知识。首先,大多数警察对于熟人之间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缺乏处理的意愿和专业知识。如果史航的这26名投诉者当初报警,被警察立案处理的几率能有多大呢?当然,这些称史航为老师的年轻女性,更多是出于后辈的恭谦、工作任务的压力或是社交网络的牵绊,不敢、不能或不忍破坏关系,而选择默然承受。


在史航事件中,不少投诉者的身份其实是可以核实的,她们的讲述都有具体的细节和情境,并且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记者采访也会有一个身份与证据核实的过程,尽管为了保护隐私对受访者采取匿名。因此,她们的讲述,与社交媒体上完全匿名的内容“小作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受害者证词本身就是司法证据中的一种。在性侵害案件中,东莞曾经有一桩培训师芦禹安借开展美容产品营销培训班的机会,以“突破”“练胆”为由先后诱奸了9名学员的强奸案。此案得以定罪的重要证据,就是9名受害人证词的相互印证,而并没有网友想要的生理证据。当然,芦本身不否认发生了性关系,但声称对方自愿;警方也发现了他胁迫拍摄的部分受害者的裸照。


根据案件报道以及司法文书,尽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受害者没有反抗,但法庭最后还是认定,“使用欺骗手段削弱、麻痹反抗意志”构成强奸罪,芦被判决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可见法庭对这一类案件的证据标准,比普通网友要开明一些。


此外,女孩们此次集体投诉史航,似乎并没有要把他送进监狱或是进行民事诉讼的意思。长期以来,律师和法学家就批评法庭的证据原则不利于惩治性骚扰,因为即便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于处于弱势一方的受害者来说仍然要求过高。


对此,他们的建议是:性骚扰案件应该采用民事诉讼中的“最大盖然性”原则,即双方都有陈述,那么是谁说的情况更可信、更有可能发生过。到底是一个人对26个人实施了性骚扰,还是一个人的26名合意的“调情对象”集体倒戈?根据常识即可作出的判断。可惜最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人们的立场更多反映了他们的社会位置。


另一种要求舆论“无罪推定”的声音更是无稽之谈。无罪推定,指的是除非得到相当于刑事定罪需要的证据,否则不能指控对方性骚扰。这等于是对这种骚扰者掌控的环境中不易取证的行为采取姑息。譬如,最常见的交易型性骚扰——要求女性用性关系换取工作评估结果、升职或得到工作。这种提议跟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寻租行为一样,对方往往不露痕迹,让受害者意会的过程完全不涉及违法犯罪,然而其对妇女权利和职场环境的毒害严重。如果说都不能说,如何讨论解决之道?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旁观者帮助史航要求“客观证据”的时候,史航自己似乎并没有企图否认姑娘们投诉的“客观事实”,而只是给了一个替代性地理解事实的框架——“调情”。而另外两位被投诉的文化界人士,范新和宗城也已经道歉。那么,这一次的“无罪推定”又从何谈起呢?


02、性骚扰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共犯结构


在史航被二十多位女性投诉性骚扰事件的舆情顶峰,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他跟史航的圈子有一定交集,但不是很熟;他也有熟人是被害者。但他觉得史航有点儿可怜:“大家说,史航又没钱,房子都没有,其实也给不了什么资源,他如此社死也太惨了,那某某编剧们是真的(要求性交易),那些人才应该(被 #MeToo )吧!可是呢,人家不会被 #MeToo ,因为人家真的有资源,打点好了。”


这样的看法很普遍。有一些男性意见领袖就认为,史航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有什么权力可言?#MeToo 更像是对史航这样的“普通人”的围殴,我们无法触碰真正有权力作后盾的那些人。甚至,还有人认为,史航的这波舆情,是为了掩盖一位在马院院长微信群发黄图的袁久红的新闻。


然而,什么是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即便不是一个太坏的人,或如一些人说的,像史航这样不乏“老小孩”的可爱之处,甚至不需要多少“主观恶意”,只要他有着某种群体身份(譬如男性),并且在一个有着相对影响力或权力的位置,只是按照惯例索取他应得的(譬如史航认领的是“门内的风流”),就可以伤害到很多人。


结构问题意味着人们生活在其间的规则、惯例,文化习俗和生活的常态,都设定好了不公平的关系。所谓男人“真性情”的肆意表达,不过是男性对女性的消费与掠夺;对“飒蜜”这种女性类别的推崇,不过是对女性分而治之,发展共犯的手段。哪里需要坏人,只要环境有毒,体面人各个都同时是衣冠禽兽。


在我调查过的职场与教育性侵的个案中,一度让人迷惑的是,加害人很多时候真的会“提携”受害者。与其说这是一种交易中的“信守承诺”,不如说是控制手段。我曾了解到的几家著名民企,防止中层变成竞争者是领导者具体的焦虑。而如果让被控制而顺服的女性作为管理层,双方之间形成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关系,公司便可“长治久安”。


所以我认为,性骚扰不是环境中的“反常”,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日常:男性前辈/上级利用权力的落差欺凌女性,再通过性道德的双重标准造成的男女不平等,获取对下属和后辈的控制权,因为性的规范中产生的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是一种生理和文化方面的政治,比科层中的位阶之差更持久。


史航确实是 #MeToo 较为便宜的敌人。他的辩解基本上坐实了自己的性骚扰行为。相比那些真正拥有权力和资源,很难被揭发出来的人,他的身份确实更缺少免于追责的保护。但性骚扰并非只是位高权重者的实践,像史航这样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拙可怜的骚扰行为,日复一日交织出阶层与性别的双重不平等,而微小权力的加害者和那些真正的上位者因此形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共享对女性的消费态度,营造起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氛围,维持着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最终让自己作为成功者和男性的红利固若金汤。今天对 #MeToo 的攻击与对抗,只能说明这个联盟的普遍和稳固。


性骚扰者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集团,也许一般人想象不到他们如何依赖这个集团。在厦门大学吴春明案中,因为骚扰的女生太多,吴一时无法确定是谁在向纪委举报。他的办法是找考古学界的知名“大牛”给不同的女生打电话,作出一些承诺,希望息事宁人。这种私人丑闻,正常反应难道不是与自己工作中的重要关系隔离吗?但毕竟,男教授们已经习惯拿“你那几个漂亮的研究生”开玩笑了。


03、机构割席是不够的,个人割席是没用的


在史航事件中,与史航有合作的机构、节目组和在公共领域与史航有过互动的名人也被要求表态。一些机构迅速地有了解除合作的反应,而关于朋友和熟人是否“割席”的讨论,又将矛头指向女权主义者惯于“道德胁迫”。


我认为个人高调“割席”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疑。我见过不少一边对 #MeToo 中的性骚扰惯犯表示鄙视、愤慨,转头又去接受对方招待的人。所谓“割席”根本无法隔断双方暗地里的利益关系。要知道这次被指控的范新与宗城也多多少少在工作中表现出对女权主义的友善;也有高调立“女权人设”的男性,事实上对性骚扰问题相当无知和漠然。


很多时候,高调表态只是看中年轻女性文化消费的潜力而已。我们又何须再给他们一些机会博取虚名呢?人的情感与关系确实非常复杂,相比起所谓高调“割席”,更让我觉得可信的是一些男性在 #MeToo 浪潮中的自我反思:“我回头想想自己当初也有一些不当言行,当年幸好没有铸成大错/别人也没有特别跟我计较。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得有自知之明,向年轻人学习,知错就改。”


但是,无需表态,公众人物是否就因此卸下道德责任呢?人们经常说,性骚扰发生在隐私空间,难以为外人所知。但事实并非如此。相交共事一二十年,完全不知道一个人在工作/合作关系中性骚扰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性骚扰是职场流行病,也是男性红利的体现,男性同侪之间很少秘而不宣。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开玩笑的格调、酒桌上的酒品、工作场所的窃窃私语、年轻同事的欲言又止……说不知道,大抵是认为没有必要损害关系去进行干预。他们大多是清醒地选择成为旁观者,或者共犯。


因此,网友对性骚扰加害人的合作伙伴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之前邓飞的性骚扰事件,为什么他曾经工作的《凤凰周刊》编辑部同事会迅速写公开信谴责性骚扰行为并支持受害者?是因为他们轻信“小作文”吗?我们其实很容易在工作场所观察到一个人的秉性,性骚扰所处的权力结构也一目了然;行为是否合理,同事比吃瓜群众更容易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的性骚扰立法,都有规定能够监控和规范环境的学校和工作单位的责任,而在很多国家,雇主、学校的不作为将面对严重的侵权责任。


我国民法典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虽然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尚未明确,但立法的方向与相关法律比较完善的国家是一致的。而妇女权益保障法就对雇主防治性骚扰的手段进行了更具体的规定,包括规章制度、专责人员、教育培训、安全保卫、投诉渠道、调查程序、心理疏导等。


那么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史航的“相关单位”割席显然是不够的。文艺界与其说是科层制的组织,更多时候是一个网络。“前辈”与“小白”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性骚扰往往发生在一些行业活动的场合。比较周全的做法是,那些“割席”的单位,应该承诺对在本单位举办的活动中,或者在本机构工作期间,是否有人遭遇被史航或者其他人骚扰的经历,进行调查和接受投诉;应该在机构内部亡羊补牢,建立防止、投诉和调查性骚扰的机制。


这个标准并不高,已经有先行者。在广州的艺术家社区发生过这样的投诉,年轻的女艺术家被资深艺术评论家性骚扰。而艺术机构“黄边站”就曾经草拟了相应的反性骚扰机制文件并公之于众,防止广州社群中类似的伤害事情继续发生。


04、发声是女性经验进入法律的开始


在文章开头,我们提到不完善的法律,不是性骚扰加害人的挡箭牌。事实上,每次对 #MeToo 的批评,都是高举“法治原则”,似乎法律就理应抽离受害者的经验与情感。从历史上看,在性骚扰进入司法之前,法律中确实几乎没有来自女性的经验与需求。但在此之前,法律守护的,也从来不是什么“中立”的利益与权利,一旦涉及当事人的性别,法律一直都在固化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


正如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所言 ,她所参与的(美国的)性骚扰司法改革的进程,正是一个将女性的经验写进法律的进程,因为根本没有现成的法案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处理性骚扰。中外的历史都表明,反性骚扰运动本身就是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其中既包括律师和法律学者的努力,也离不开基层女权运动的发声。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国外的案例。


1975年一个暴雨的周末,美国职业妇女联盟、康奈尔大学的人类事务项目和全国妇女组织的伊萨卡分会主办了一场妇女发声集会。这是一场诉苦大会,包括大学行政助理、女服务员、收发室职员、车间管理员、助理教授和电影学徒在内的女性倾诉了自己遭遇的职场不公,讲述了自己的自责与恐惧,她们认为,这种经验是非人的,她们遇到的是——“以性换取工作的粗暴提议、身体暗示和手淫表演、辱骂和敌意威胁,显然是为了恐吓妇女并将其赶出工作岗位。”一位发声者更是直接将自己的发声称为“宣泄”。


这次活动举办的缘由,是康奈尔大学的行政人员因为拒绝教授的性骚扰而离职的事件。主办单位认为,要支持这位受害者,必须将这广泛存在而又无以名之的现象说出来。为了准备这次集会,主办者们提前商量在宣传资料里用什么词来形容大家的经验。她们认为这个词应该既包括性侵害,又能形容一系列逐级递进、更加幽微的行为。最后她们选择了“性骚扰”这个词;集会之后这个词进入了新闻稿,直到被媒体传播给社会大众。


为什么这样的发声行动很重要?在美国,援引《民权法案》的性骚扰诉讼,将性骚扰视为一种职场性别歧视。但在1970年代早期,这些案例大多数都败诉了。转机其实就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有组织的发声行动将女性的经验和怨愤传达给社会之后。1970年代后期,这些下级法院并未支持受害者的案件陆续获得了上诉法院的支持。而在法庭上,无论是美国的判例中,将对性骚扰行为感到不适的“理性人”概念推展到“理性的女性”,再到不符合主流性别气质的男性,都是一个将受害者经验整合到既有的法律体系的过程。


在中国也是如此。作为反性侵害的行动的参与者,我很清楚,如果没有宋山木案的全国传播,人们很难理解“职场性侵害是关于权力而非关于性”。如果没有2014年妇女组织对厦门大学性骚扰事件的调查和性别研究学界的呼吁,教育部会在师德规范中加入反性骚扰规范吗?米兔中的高教个案能够即时按照师德规范并仿照厦大模式进行处理吗?


如果没有2018年以来的 #MeToo 的势头,没有八十所高校的学生写信建议母校惩处性骚扰加害者和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没有长期从事性骚扰诉讼的律师通过人大代表提交建议,最高法会在2019年将性骚扰设为独立案由吗?《民法典》会最终清晰定义性骚扰并初步对单位责任进行要求吗?最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会由上一版的两处提及性骚扰扩充到12处吗?要知道,相关的立法建议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二十年,为什么好消息都集中发生在最近呢?


05、#MeToo 的未竟之业


最后,#Metoo 走过头了也是常见的一种观点。然而真是如此吗?


#MeToo 在中国,只发生在权力关系相对松懈的地方。目前被投诉的人,集中在教育、公益慈善和文化传媒行业。这些加害人虽然相对于被骚扰的学生、志愿者、实习生和年轻同行有着权力和影响力的落差,但这些行业中的权力有保质期,等级关系并不是那么森严,科层结构扁平化,并且人员流动频繁。一旦受害者积累了职业与社会经验,脱离相关的环境,很快就明白那些专业和道德的光环多么虚幻。此外,这些行业中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有较好的支持网络,善于利用媒体手段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


然而,在政府系统、事业单位和国企这些科层体系,人员流动少、等级明确,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中发生的性骚扰和其他的寻租行为,很难通过社交媒体投诉的方式揭露出来。而相对受教育程度低、在劳动力市场地位不稳定的女性,更是难以通过社交媒体维权。在 #MeToo 中仅有一例环卫工人黄微的调解成功个案,但这个个案也是在劳工行动者和公益律师的帮助下、通过传统新闻机构传播而成的。


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时间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然而在 #MeToo 开始五年后,我们看到的是时间并未站在幸存者一边,不管她们多么英勇无畏,不管她们相互支持和鼓励,觉醒了多少人。加害者的同盟有无穷无尽的资源与策略,来反挫女性发声的结果。


即便是目前 #MeToo 至少已经积累了七八十个知名人士被投诉的案例,真正长期被公众关注的可能只是两三个而已;大多数最后都不了了之;高教领域处理的个案较多,恐怕也是担心大学生集体动员的潜力。而迄今九起米兔诉讼案中,至今只有刘猛案中的一名受害者胜诉,而有四名被指控者“讨还了公道”。能见度较高的朱某案和邓某案,皆以指控者败诉告终;刘某案虽然巨资调解结案,但刘有足够的财力,让简中世界认为他赢了。


与其关注判决的结果,不如去分析这些个案的过程:朱某案和刘某案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审查和信息操控;而在邓某案中,邓某在重要事实上撒谎并没有影响法官的判断——他自称不认识女性当事人何某,却被对方提供的电子邮件证伪。社交媒体带来的并非仅仅是对受害者的充权,新闻机构的没落和堕落让当事人可以通过投诉、找人情关系删除几乎所有相关报道。


反性骚扰是个系统工程,仅仅社交媒体的发声不足以压制那些难以撼动的政经权力以及男性共犯者的同盟。社交媒体传播的偏向,也可能忽视反性骚扰事业中其他同样重要的面向,譬如更加多元包容的对性的理解框架;同时,社交媒体很难让工农女性面对的困难真正可见。司法个案需要艰难推进,但是被指控者通常有更丰沛的资金和人脉来进行持久战。曾经在反性骚扰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构要么消失,要么面对资金困难。这都是“小默”再次吹响号角之际,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向往“小默”们描绘的未来。这个未来也许不会很快到来,它还需要很多努力。但“小默”的出现,就是这希望的一部分。背对那些五年来日趋重复和平庸的 #MeToo 反击者,我只想将最近热议剧集中那句著名的台词送给年轻女性:“请等待这个社会追上你们脚步的那一天。”


网民嚎叫:


OldPortla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14:21:00

Chinese culture encourages sexual harassment

super-talent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5:59:48

女人肯定都是有所图的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5:57:38

法律社会,女性还有法律保护。在权大于法的社会,女性还能指望谁?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4:19:26

动物的性行为以体力为重要因素,人类以感情为主,资源也是重要因素,包括体力。奴隶主的资源是绝对的权力,老板的资源是钱,领导的资源是权加钱。女人在不愿意时要反抗,体力不支就被强奸,这与雌性动物一样,是动物界的规则。法律的判决在于证据。有原告,找不到证据,性侵者被判无罪,是法制的缺陷,司法机构屈服于动物界的规则。被性侵而不告就有利用资源的可能。潜规则也是规则。借此上位的也有不少。


谢选骏指出:人说“母狗摇尾,公狗上背”,我看这是“狗仗‘局’势”的性骚扰——这个“局势”,就是“来自组织上的势力”。


《四川传媒学院老师被妻子举报:出轨多位女学生》(极目新闻 2023-05-14)报道:


近日,网上一女子实名举报自己的丈夫,四川传媒学院雕塑系专业主任、青年雕塑家曾某超在校工作期间多次利用不正当手段引诱女学生发生关系,婚内出轨,引起网络关注。5月14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四川传媒学院,该校纪委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此事双方已报警处理,具体结果需警方调查方可得知。随后,曾某超妻子张女士更新微博称,四川传媒学院纪委已电话回复她,校方已召开相关会议,决定由党委办公室牵头,校办、校纪委、法务将对此事进行联合调查。


5月13日,新黄河记者联系上发文的张女士。张女士称,她与曾某超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张女士表示,自己生育两个月之后,在曾某超所住的学校公寓中发现女士耳机、防晒霜、化妆棉等女性物品,在不断追问之下得知其出轨学生事实。曾某超此后在未取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带走孩子,以此来威胁离婚,获取自由。


张女士告诉新黄河记者,她在网上公开举报信后,收到了很多私信,有几位女生私信表示,她们之前也曾受到曾某超的性骚扰,并在被诱骗情况下与对方发生关系,并且提供了微信对话等证据,以此证明其确有引诱女学生等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从张女士提供的私信内容中看到,有疑似曾某超与学生的聊天记录,曾表示“给我发照片,我要看美女”“我之前不喜欢紫色,但在你身上我觉得好看了”“你不想接受就早点脱身,如果想珍惜这一两年也行”等,也有其向对方展示露腿照片的对话。“从目前收到的私信来看,他从多年以前即有此类诱骗学生行为,对方才刚满18岁,什么都不懂,在他的诱骗下献出了第一次。”张女士表示。


张女士说,今年3月份,她曾向四川省教育厅、四川传媒学院等单位举报曾某超严重违反师德师风的问题,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公开资料显示,曾某超系四川省雕塑协会会员,四川省雕塑学会会员,其作品曾多次参与国内各项展览,曾获第七届全国艺术与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多个奖项。针对此事,他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文表示已经报警处理,正待警方处理结果。


网民嚎叫: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11:29:01

搞艺术的男女,大都以艺术为借口行苟且。

家在北平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8:13:16

野鸡学校,正宗的四川美院在重庆,现在已经不属于四川。

linw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8:11:11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谢选骏指出:这个身为教师的性骚扰者,其实也是在“狗仗‘局’势”,教育局的局,比张高丽的政治局的局,势力小了不少,但毕竟还是一个局——用某些狗官的话来说,“我们也是一级组织。”


谢选骏:直播带货的骗局为何风行中国大陆

 《落后偏向成了流量密码,大凉山网红背后的灰色地带》(中国新闻周刊 2023-05-17)报道:


2022年夏天,大凉山深处的谷莫村,突然住进了一伙陌生人。


谷莫村位于四川凉山州昭觉县特布洛乡,距乡政府1.9公里,距县城约30公里。如果从昭觉县城坐车前往,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间公路,用时约一个小时可以抵达。


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山间平地上,村里修建了几十栋半是砖石半是木质的米黄色二层小楼。村里流水潺潺,景色宜人。这里曾是电视剧《索玛花开》的取景地。现在村里正积极发展乡村文化旅游,若有外人来,那些小楼随时可以出租用作民宿。


拥有其中一栋民宿的村民拉洛注意到,那伙陌生人租用了村里的几栋小楼。“他们当中有网红,都是一个老板找过来的。”近日,拉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曲布和赵灵儿也住在这里。”


大山深处的“网红拍摄基地”


曲布和赵灵儿是2022年爆红的一对来自大凉山的青年男女。那年8月19日,赵灵儿在其视频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关于她在大凉山“偶遇”淳朴、俊气的彝族放羊男孩曲布并到其家中“蹭饭”的视频,获得极大关注。


赵灵儿与曲布迅速崛起为当下大凉山最热门网红。截至2023年5月3日,该条“偶遇”视频已经获得249.4万的点赞,评论数12.8万条,转发11.9万条。


“赵灵儿”视频账号拥有272.8万粉丝,“凉山曲布”视频账号拥有216.7万粉丝。爆红之后,赵灵儿与曲布开始频繁直播卖货。几乎每次带货,销售额都有几百万元。


在“偶遇”视频火爆后,面对网友质疑,“赵灵儿”2022年8月25日曾发布视频自辩“没有团队”,“更没有大家说的资本和大公司的包装”。赵灵儿与曲布一起直播卖货的场地,也都布置在曲布家中。


但是,在2023年4月12日“赵灵儿”发布的一条视频中,赵灵儿与曲布则出现在谷莫村。当然,视频并没有提到他们出现的地点在哪里。视频中,赵灵儿提议带曲布和他的两个妹妹一起去县城,“去城里逛一下,吃点好吃的”。截至2023年5月3日,这条视频获得了21.1万的点赞。


虽然山间风光极好,但到谷莫村旅行的人并不多。一位村民说,“去年只来了一拨人,是云南的学生,应该是来调研。”因此,曲布和赵灵儿这拨人入住谷莫村,在村里就格外引人瞩目。拉洛等村民都注意到,他们往往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拉洛也知道,这些人是在拍视频、做直播。他们还租了山上村民弃用的一些老房子,用来拍摄视频,“有时候还会在山上烧火做饭,直播给网友看”。


尽管已在村里住了快一年,但“拍视频的”这拨人,跟村民交流并不多。拉洛说:“他们在这里做他们的事情,很少跟我们说话。”不过,这拨人有时还是会邀请村民参与拍摄。拉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村民参与的内容多是他们送点东西给村民,让村民说几句表达感谢的话,每拍一次,他们会给参与的村民一点钱。


2023年4月中旬的一天,《中国新闻周刊》来到谷莫村,一场雷雨骤降。这让在村里遇到的自称是曲布、赵灵儿团队成员的阿刘欣喜不已。他说,为了拍视频,他们在村里的山上租了半亩地,种了玉米,已经半个月没下雨了,再不下雨,那些刚种下的玉米就要旱死了。


阿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来谷莫村已经八个月了,他们团队的业务就是拍视频,在他们村里租了三栋房子,每栋月租金1000元。据他介绍,他们包装的网红有曲布、“十一”等。他还和曲布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因为家里农忙,这两个月曲布回家去了”。


阿刘这样回忆他们“发掘”曲布的过程:一次吃饭,他们遇到一个姑娘,说要给这个姑娘拍摄视频,但这个姑娘说她要嫁人了,怕未婚夫不高兴,没有让拍,但她介绍了几个看上去有潜力的年轻男女给他们,这当中就有曲布。


在大凉山,加上供货的,阿刘他们团队有三四十人。他说,供货的主要是在当地找合作,货物筛选、分装、发货,有专业供应链来做,他们则专门负责流量,“相当于负责销售”。


据阿刘介绍,大凉山一个已经火了很多年的网红“凉山孟阳”也在谷莫村住过。他诉苦说,现在大凉山直播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很多杭州的、成都的,也过来,内容同质化,题材相近,非常卷”。


家住凉山州西昌市的张扬曾和一个名叫“凉山四妹”的网红短暂谈过一段时间恋爱。在2022年三四月份,他曾多次到谷莫村接送“凉山四妹”。


张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凉山四妹”姓刘,生于1995年,是凉山州雷波县人。截至2023年5月3日,“凉山四妹”的粉丝数是82.8万。


张扬认识“凉山四妹”是通过网络,时间是在2021年,当时从外地打工回家的“凉山四妹”开通了视频号,开始做直播。最初,“凉山四妹”还只是在老家的山上直播干农活,还没有火,后来她拍摄的视频被一个来自四川蒲江县的老板李某注意到了,“凉山四妹”开始与李某合作,接受后者的“专业包装”,也因此到了谷莫村。


令张扬记忆深刻的是,刚到谷莫村,按照剧本设计,李某团队租了村里一个老奶奶的破旧房子,搭了鸡圈,买了几百只鸡仔,“凉山四妹”开始养鸡,她在视频中自称是养鸡创业。


但“凉山四妹”的养鸡“事业”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在因一条“偶遇”视频突然爆火后,也就不再养鸡了。张扬说,那些鸡后来也送给了其他网红。


“凉山四妹”在谷莫村“养鸡”的时间是在2022年3月。张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凉山四妹”应该是到谷莫村接受“专业包装”的第一批网红,“更多的人来这里是在‘凉山四妹’火了之后”。


“偶遇”成了经典桥段


在谷莫村,按照剧本养鸡,“凉山四妹”没有火,她火起来是因为一次“偶遇”。


2022年5月,一个网名叫小鱼、在大凉山长期“做公益”的视频博主发布了一则在山间偶遇“凉山四妹”的视频。


在视频中,小鱼自称路过,对偶然遇见的“凉山四妹”表示能不能花20块钱去她家吃顿饭,目的是“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小鱼便被“凉山四妹”及她的父亲请到家中,并受到热情款待,视频展示了“凉山四妹”在家中帮父亲干农活、做饭的场景,“凉山四妹”还抓了一只鸡,要杀鸡招待“小鱼”,形象淳朴、自然。


这段长8分多钟的视频立即打动了很多网友,播放量达到8000多万次。之后小鱼又发布了多条到“凉山四妹”家做客的视频,“凉山四妹”由此火了起来。


“偶遇”成了大凉山网红圈的经典桥段,在不少网红蹿火的过程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情节设置,甚至“我可以花20块钱去你家吃顿饭吗”,在大凉山网红圈都成了一句被反复使用的台词。其中,又以赵灵儿偶遇曲布的情节最为知名。


2022年8月19日,赵灵儿发布了在山间“偶遇”23岁牧羊男孩曲布的视频。视频中,赵灵儿被曲布邀请到家里坐坐,到曲布家中后,曲布介绍他的母亲及妹妹给赵灵儿认识,像“凉山四妹”招待小鱼一样,曲布也抓了一只公鸡要杀鸡招待赵灵儿。同样和“凉山四妹”招待小鱼一样,杀鸡待客之举被赵灵儿婉拒后,曲布也拿出家里的老腊肉,并去菜园里摘菜,做饭招待客人。


视频中,曲布还向赵灵儿谈起他的身世:他有三个妹妹,父亲在他8岁时去世,母亲一直照顾他们四个孩子,不离不弃。而且,曲布还没有女朋友,等等。曲布山间男孩淳朴和善良的形象迅速打动了很多人。曲布和赵灵儿也由此迅速成为大凉山目前最炙手可热的网红。


拥有70多万粉丝的网红“十一”的蹿红,也是因为一条“偶遇”视频。2022年10月16日,00后视频博主“小钟行中国”发布了一条在大凉山偶遇“十一”的视频。


视频中,“小钟行中国”被“十一”邀请到她家中吃腊肉,到“十一”家中后,“十一”先抱出一只小羊羔,表示要杀羊招待客人,后又抓了一只鸡。然后,“十一”开始向“小钟中国行”聊起身世,内容包括她妈妈在刚生下她时,为了出去挖竹笋补贴家用摔成了终身残疾,现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赚钱带妈妈去看病,等等。截至2022年5月3日,这条视频获得点赞数是18万,评论数是2万。


有分析认为,这种视频之所以能够迅速火起来,一个的重要因素就是它们发生的背景是在大凉山。由于其特殊的经济、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大凉山地区被认为是“天然的流量池”。


“很多人借此来蹭热度,来搞一些事情。”凉山州当地一位商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凉山被外界很多人认为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心。”


而在大凉山网红圈,网红拍摄的视频“都有剧本”,也早已成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其中的典型,就有败走大凉山的韩文。韩文曾在大凉山拍摄大量虚假视频,后因举报被当地执法机构行政拘留。


“韩文团队”的一名成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和韩文一起在大凉山拍视频时,“拍的那些故事,都是模仿他人的,先看一下其他团队拍的,自己再整理一下文案就去拍”。


破旧的土房子,在大凉山网红拍摄的视频中,一直都是吸粉的标准道具。


现视频账号拥有365万余粉丝的“凉山孟阳”是大凉山较早火起来的网红。一位大凉山网红圈人士观察到,“凉山孟阳”大概在2018年红起来的。一位在北京做钢贸生意、网名为“三宝”的女士关注到“凉山孟阳”是在2019年年底,彼时“凉山孟阳”拍摄的短视频非常火。“三宝”回忆,那些视频内容让她感到震惊,“‘凉山孟阳’还不到18岁,穷得上不起学,家里好多兄弟姐妹,她辍学照顾弟弟妹妹,天天吃土豆。”出于同情,“三宝”和他人一起进行捐助。


2020年,“三宝”去了一趟“凉山孟阳”所在的昭觉县比尔镇吉曲村,才知道“凉山孟阳”在山上经常拍视频的场所,实际上是当地农户养牛养羊的地方,在山下村子里,“凉山孟阳”家有新房,家境并不差。“三宝”认为“凉山孟阳”是欺诈,曾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4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吉曲村实地采访。村子位于大山之间,距县城约40公里。在吉曲村,村民都知道“凉山孟阳”是网红,“凉山孟阳”是网名,村民都叫她“阿尔妹妹”,阿尔是她父亲的名字。


“凉山孟阳”的小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凉山孟阳”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她是老大。“凉山孟阳”没有读多少书,曾经到广东打工,后来回到村里做视频,“把山上的猪啊羊啊拍了放到网上,就火了”。“凉山孟阳”的爸爸妈妈都是农民,种地,养羊养牛,40岁出头,“在村里算是富裕的”。


三四年前,像大凉山其他地方的山村一样,政府给这个村的村民建了新房,村民都从山上的土房子里搬进了山下新房。“凉山孟阳”家在山谷中也有一套新房。在《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吉曲村的这天,据村民告知,“凉山孟阳”到县城去了,“他们家在县城也有房子,不知道是她爸妈买的还是她自己买的”。


对于“凉山孟阳”之所以能够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有村民说,“她是遇到好老板了。”


网红背后的供应链老板


今年4月11日,“凉山孟阳”在其视频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中,她站在荒山上,声称又收到一封邀请函,是凉山州西昌市礼州镇白沙村的洋葱成熟了,村民“真诚”邀请她过去助农。“凉山孟阳”在视频中还展示了一封盖有白沙村村委会印章的《助农邀请函》,落款日期是2023年3月31日。


白沙村位于西昌西北方向,距离城区20多公里。4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白沙村。像西昌郊区的很多村庄一样,这里也到处是塑料大棚,大棚里种植的多是葡萄。


一位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整个白沙村基本上没有种洋葱的,都在种葡萄,“连两亩地的洋葱都找不出来”,现在联合村也归属白沙村,联合村应该有一点洋葱,但不多。村里也没人听说过邀请网红来助农卖洋葱的事。


在“凉山孟阳”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里,至今仍有她直播推荐的“大凉山洋葱”,5斤装16.9元,9斤装26.9元。这款商品的“商家资质”显示,经营者是“西昌市兴胜彦兵土特产店”,法人任彦兵,经营场所地址在西昌市兴胜乡联合村1组24号。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就在白沙村附近的公路边上,有一家“凉山州彦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查询工商资料可知,这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法人任彦兵,公司地址与西昌市兴胜彦兵土特产店相同。


4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在该公司门口看到,其面朝公路的墙上有“专业打包、互联网电商、主播基地”等字样,“供货”品种有葡萄、土豆、核桃、洋葱等。


西昌当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任彦兵是西昌礼州镇人。“凉山孟阳”所谓助农卖的洋葱,实则卖的就是任彦兵公司的货,“这家公司是收购商,收购洋葱后再由网红卖货,网红拿佣金”。


事实上,不止一位大凉山网红在跟任彦兵的公司合作。


视频账号拥有52.9万粉丝的“凉山阿泽”也经常卖这家公司的货。查询“凉山阿泽”的商品橱窗,同样可以找到“凉山孟阳”推荐的同款洋葱。5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凉山曲布”的商品橱窗里看到,排在第一位的“精选好物”,也是法人为任彦兵的公司的洋葱。


“一些网红经常会收到所谓助农邀请,其实卖的都是供应链老板的货。”知情人士说。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乎所有在大凉山活跃的网红,背后都是归属某个团队和供应链老板,这些供应链老板又以蒲江县人居多。所谓供应链老板,也就是专门为网红提供货品渠道的人,他们往往是网红的雇佣者。在这个产业链条中,网红的角色是拉流量做销售,以其销售额从供应链老板处收取卖货佣金。


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供应链老板包装网红或与网红建立合作,途径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供应链老板自己发掘网红;另一种方式则是供应链老板在网上看到有人拍视频,如果认为其有包装潜力,即找过去建立合作。而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合作,都需要以供应链老板认为被包装者有网红潜力为前提。


供应链老板包装的男孩女孩,往往都是外表淳朴,身世有一定特殊性,头脑灵活,且能说会道。住在谷莫村里的阿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合作的男孩,尽量要好看些,不好看的话,起码要有特点。总之一句话:要能被记住。”


网红卖货能在供应链老板处拿到的佣金,不同商品有不同分成比例。据知情人介绍,一般情况下,卖核桃能拿到销售额的18%~20%,卖蜂蜜能拿到销售额的30%,不同粉丝量拿到的佣金也不同,“粉丝数越多,卖的单量越多,佣金就越多”,有的甚至能拿到销售额的40%。


一位知情人士注意到,在2021年,“那时大凉山还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网红”,几乎是一枝独秀的某网红直播卖核桃,一周能净赚50多万元佣金。


而在网红卖货产业链中,赚大头的还是供应链老板。“这些老板个个都吃得饱饱的。”上述知情人士说。


打着大凉山旗号贩卖外地货


对于大凉山网红圈来说,远在360多公里外的四川蒲江县是一个特殊所在。包装大凉山网红的不少供应链老板都是蒲江县人。这里还是一些所谓“大凉山特产”的仓储地和发货地。


蒲江县隶属于成都市。当地一位从事了近20年水果种植的县人大代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蒲江水果种植发达,主要出产猕猴桃、柑橘等,农业产业链条非常完整,从事农资服务的公司也非常多。在传统的营销形式外,电商发达,很重视自媒体销售,也就是网红带货。


蒲江人为何会到大凉山包装网红做供应链生意?一位在西昌从事农产品供应的人士这样分析:“因为蒲江水果生意做得好,一些人的嗅觉比较灵敏,一发现网红,就马上赶过去签约。”


4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在某视频平台先后下单了“曲布灵儿专属”的“大凉山青花椒”一份、“孟阳推荐”的雪燕一份、“凉山阿哥”推荐的“大凉山老树薄皮核桃”一份寄至蒲江县,4月19日均收到货品,其中“曲布灵儿专属”货品快递单标注的寄货人信息是“曲布,西昌市”,而网上物流信息显示,该件是在4月18日由“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公司”揽收;“孟阳推荐”货品快递单标注的寄出地址是昭觉县比尔乡,而物流信息显示,该件是由“蒲江大宗处理中心”收寄;“凉山阿哥”推荐的核桃邮寄快递单标注的寄出地址,则直接是蒲江县大塘镇南街。


位于蒲江县大塘镇新街258号的一栋建筑,是一处典型的“大凉山特产”仓储与打包发货“基地”。这是一栋看上去很普通的临街二层门面楼,门前经常会停放着的特斯拉、宝马等高档轿车,又让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寻常。


查询一些大凉山网红的商品橱窗,如“凉山阿哥”推荐的“大凉山老树薄皮核桃”“四川羊肚菌”“大凉山野山花蜂蜜”“藏红花”“四川高山贝母”“当归片”等货品,这些货品“商家资质”均显示是四川裕庄农业有限公司,其地址就在蒲江县大塘镇新街258号。工商资料显示,四川裕庄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法人是李涛。


“凉山曲布”推荐的一款“大凉山青花椒”,“商家资质”显示公司名称为成都小虞助农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日期是2022年7月,地址是在蒲江县大塘镇洪福村9组71号。


4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在洪福村寻访该公司,没能找到这个地址,村里仅有一处“洪福街71号”的建筑,是一栋贴有“请勿靠近”字样的破破烂烂、早已被废弃的二层危楼。


“凉山孟阳”推荐的“四川高山晒干天麻”“大凉山高原土蜂蜜”“大凉山苦荞粉”等货品显示的“商家资质”,公司名称是成都丰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日期是2022年6月,法人李莉雪,公司地址是在蒲江县西来镇安居街82号。


4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找到这个地址,这里是一间没有任何公司字样的普通门面房,铁卷门紧锁,其隔壁商铺的老板说,这间门面房的主人姓赵,是卖卤肉的,正在西来镇街上卖卤肉。主人赵先生则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搞错了,安居街82号是民宅,我不晓得啥子公司。”


在蒲江县,《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一位在大凉山包装网红的供应链老板林先生。据他透露,现在他们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网红,有几十个货品。对于《中国新闻周刊》提出的有关“网红卖的人参、藏红花等是否是大凉山生产”疑问,他表示“很可能来自云南”。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一些大凉山网红推荐售卖的某些药材类货品,其“商家资质”显示的是位于云南昆明螺狮湾国际商贸城三期药材市场里的一家公司。


网红兜售的所谓大凉山特产,除应季水果是大凉山出产外,很多货品其实并非当地货。这种现象的存在,在当地早已属于不是秘密的秘密。


大凉山当地一位农产品经销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规模化不够,人工成本高,多种因素使然,凉山州的农产品“价格偏贵”,所以很多商家就打着大凉山旗号,比如卖核桃,实则卖的是批发自云南的核桃,“因为云南核桃便宜”。


“网红卖的大凉山特产,有一部分是大凉山出产,有一些不是,比如他们卖的土豆,应该就是来自云南的土豆。”这位经销商说,“商人逐利,价格便宜,他们就能赚得多一点。”


凉山州某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政府也注意到了网红打着大凉山旗号贩卖外地货的现象。他说,大凉山不出产人参,不出产黑枸杞,也不出产雪燕,像三七、高山贝母等药材,即便有野生的,量也很小,不存在规模化种植,根本不可能像网红带货的那么多。


也不是没有消费者质疑过大凉山网红推荐的所谓土特产。曲布和赵灵儿曾直播推荐过一款“大凉山土蜂蜜”,其发货地址显示的却是江苏南京,就曾引起网友疑虑。


截至4月15日,“曲布灵儿专属”的这款“专属价”98元的蜂蜜销售量是2.4万单。查询“商家资质”,该蜂蜜的生产企业名为南京进然食品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注册地在南京市六合区,“是一家专业生产蜂蜜、结晶蜜、蜂巢蜜、洋槐蜜等蜂蜜制品的公司”,该公司还曾出售一款据称是“产自新疆黑蜂自然保护区”的蜂巢蜜。


“有些网红天天背着背篓上山演戏,好像山上什么货都有,他们卖什么就能收到什么,”大凉山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其实,他们直播卖货的漏洞很大,比如说是在山上收了十几斤核桃,但卖起货来,能卖几百单。对于这些,粉丝可能都不知道。这都属于直播乱象。”


而对于这种打着大凉山旗号贩卖非本地货的现象,一位凉山州本地商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会伤害到真正凉山货的销售,对大凉山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好处。”


一位律师则说:“大凉山部分网红的这些行为,在民事上,属于欺诈,涉及金钱数额巨大,或已涉嫌犯罪。”


(文中张扬、小鱼为化名,实习生赵晨琰对本文亦有贡献)


网民嚎叫: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3-05-17 10:47:19

呵呵,“中国新闻周刊”一贯代表兲朝所有韭菜,获利匪浅,兲朝网红看着眼馋,有样学样而已。网红们也去代表大凉山,因为木有和宣传部穿一条裤子,掀开“平视世界”的红色小裤衩,露出“灰色地带”,受到警告是客气滴。如果网红们“不知悔改”,就该城管农管们出手,严打“扇颠罪”廖。但是,网红也要吃饭么,周刊们有工资拿,旱涝保收,网红们不扇颠就吊起锅儿当钟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咋办呢?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3-05-17 07:17:34

下乡吃饭,

上山挑担。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3-05-17 06:07:19

挺好的,不管主观如何,客观上改善了当地贫困少民的生活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3-05-17 04:23:37

借大凉山名头卖乱七八糟的货,这也是一种骗子,总有那么多人喜欢买“土特产”,比如到了西藏就买天珠,其实都是义乌货,一回事。


谢选骏指出:直播带货的骗局为何能够大行其道?因为毛狗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说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像直销和杀猪盘,都有人愿意上钩。这就是废垃社会的特点。因为连政府都是假的,还有什么可能是真的呢?直播带货的骗局为何风行中国大陆,就是因为这个。

谢选骏:台湾的政党轮替相当于南朝的宋齐梁陈

《台湾来鸿:台湾首次完全政党轮替》(林楠森 BBC中文网台湾特约记者 2016年2月4日)报道:


台湾从1949年以来国民党被首度完全政党轮替。


台湾新一届的立法委员本周宣誓就职,并选出民进党籍的正副立法院长。伴随着五月马英九政府任期届满即将失去的行政权,标志出台湾从1949年以来国民党被首度完全政党轮替。


新就任的立法院是国民党首度失去台湾的立法权,这个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曾长期不经改选的立法机关,即使在民主化后的改选国民党也一向也取得控制,院长一职过去也始终是由国民党籍出任。


四年任期大致同总统重迭的立法院,在选举年往往被竞争行政权的总统大选锋茫盖过。行政固然具有极大的权力,但立法权作为制度及秩序的规范者,其不仅管到国防、外交、文化、教育等等,也能通过法律的制定,规范人们像是开着自用轿车时能不能抽烟一类问题。


立法权通过预算审查对行政权的约束力,则能使得行政权形同跛足。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民进党首次执政时,国民党通过立法权的掌控,阻挡了美国对台湾政府包括潜艇在内的军售。


若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其2000年虽也曾失去中央执政权,但当时还与其它泛蓝势力掌握立法权,从而形成在台湾行政与立法上的分裂政府。眼下则是其第一次同时失去了对行政与立法的控制权。


对失去权力保护的国民党来说,其可能将首度面临被追查党产。国民党的党产或"不当"党产,据国民党人士说党内仅有极少数人得于与闻,其规模大小则始终众多纷云,据国民党称这个数字约是七亿美元。


不过这个由国民党公布的数字遭怀疑其真实性。怀疑者说国民党过去十多年来已通过在越南、中国等地的大笔投资,将党产流向海外规避可能追讨。


这些党产被指控是该党在一党专政期间配合高压统治巧取豪夺得来。动用政府力量清算及追讨眼下尚无法律依据,民进党一直主张用《政党法》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立法进行规范,但这样的立法在国民党掌控立法院时不可能被通过。


过去在国民党第一次失去执政权期间,民进党主政的陈水扁政府即有意追讨其侵占划入党产的公有财产,而当时即是被掌控立法院的国民党挡下。在马英九执政的过去八年,国民党也以优势席位一再阻挡《政党法》在立法院中被讨论及通过。


不过这一切可能很快就会改观。除了一路主张追讨党产的民进党在立法院席位过半外,在本届立院改选异军突起占五席的时代力量也积极主张追讨,且同属泛蓝占四席的亲民党在选前也表示赞成。


更令人侧目的是一些国民党人士也主动表示应"党产归零",这些表示从来无法与闻党产的国民党人士包括了年轻党工及民意代表。除了喊出要党产归零外,也有国民党议员提出要追查党产这些年来是否遭党主席等高层人士侵吞。


国民党是台湾众多政党中唯一拥有巨额党产的政党,这种独特地位仅是该党1949年从中国败走台湾后建立起的众多现存秩序之一。除了党产问题外,其它诸多议题也逐渐随政党全面轮替而浮现。


各种议题从民主化后的转型正义、司法、经济正义等等,也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失去了立法权,被此前在民间呼吁改革者认为出现了民主化以来可能真正得到改变机会。


这些现存秩序也包括国民党长久以来通过教育、媒体及文化宣传等让台湾人民接受的中国认同。就如党产问题一样,在政治形势已然改观下,国民党内自己也提出质疑。


提出这样质疑的包括了不久前才辞去国民党发言人职务的杨伟中。杨伟中公开呼吁国民党应将其全称“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字去除。


推倒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的旧秩序,不仅可能会从立法层面进行,在民间也有自发性行动,一个例子是最近引起瞩目的高雄中学。


该校由学生联合会发起,癈除开学等仪式上必须向孙中山遗像及国旗行三鞠躬礼的规定,并经校方接受。这些即将在下届总统及立院改选首次得到投票权的中学生说,这是校园去政治化的开始,也是台湾社会转型正义的一步。


谢选骏指出:作者只知台湾的政党轮替,不知南朝的宋齐梁——在考虑,现代台湾的政党轮替,相当于古代南朝的宋齐梁陈。在“现代南北朝”的历史透视之下——台湾的政党轮替和南朝的宋齐梁陈,是一致的;正如大陆的一党专政和北魏的始终如一,也是一致的。这就是历史的奇妙之处。


谢选骏:金落谁家



《刚刚,中国发现世界级大金矿》(2023-05-18 地球知识局)报道:


5月17日,中国山东发现了一座巨型单体金矿床,矿址位于山东莱州市的西岭村。根据省自然资源厅初步认定,西岭金矿新增金金属量近200吨,累计金金属量达580吨,潜在经济价值2000多亿元。西岭金矿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大单体金矿床,属世界级巨型单体金矿床。


此次发现,是中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一次重大成果。因为黄金自古以来就闪烁着它独特的经济价值,而中国却是一个严重缺金的国家。


自1971年至今,美元金价已上涨43倍,基本跑赢了全球通胀及大部分大宗商品和其他金属。尤其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冲击、货币超发、逆全球化浪潮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影响,黄金成为了极佳的避险投资品。黄金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无可比拟。


如此重要的黄金,它的上游黄金矿产也是一个是十分重要的产业。


2021年10月18日晚,紫金矿业发布公告,拟出资3.6亿美元收购加拿大IAMGOLD黄金矿业公司持有的苏里南世界级大型在产Rosebel金矿项目。


11月6日,紫金矿业成为招金矿业第二大股东,国内两家头部黄金企业强强联合,并进行了多次海外金矿收购。


在经济形势不甚明朗的时期 黄金能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Rosebel金矿为南美洲最大在产金矿之一


金矿的收购,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黄金供应。


国内企业大举投资金矿产业一方面着眼于企业本身的业务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中国的黄金储量和产量。可以说,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实力,需要加强黄金储备与黄金矿产勘查开发。这也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手段之一。


金矿勘查资金一年比一年少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全球黄金资源储量约5.3万吨,其中已探明黄金储量为3.3万吨,资源量(包括探明和推断)约为12万吨。


现今主要储存在澳大利亚(占全球储量18.87%;后同),俄罗斯(14.15%),美国(5.67%),南非(5.09%),秘鲁(5.09%),印度尼西亚(4.91%),巴西(4.53%),加拿大(4.15%),中国(3.77%)等国。中国仅排世界第九。


根据中国矿产资源储量统计表(自然资源部,2022年),中国现探明金属金储量2964.27吨,2021年产金328.98吨,较2020年同比下降9.95%。以如此速度开采,9年后中国就再无金可开采了。


国内的金矿就这么多


产量几乎年年都是负增长的状态


那么,


中国到底为什么缺金呢?


伴生金比重较高


品位与规模无法并存


金矿资源,我们通常根据其产出特点划分为


砂金矿,岩金矿和伴生矿。


想要搞清楚这几种金矿的区别,要从他们的成因说起。


“金”本生于天外,在地球刚形成时来到地球,并在此之后的演化中大量储存于地球深部。在地球亿万年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岩浆作用将地球深部的金带到近地表、地表。


在岩浆中,金元素与铜元素有较大的亲和力,通常会与铜元素一起从岩浆中分离出来。因此,金通常会与铜元素一起成矿,这形成了中国典型的一种伴生矿模式。


中国2021年全国矿产资源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金矿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山东(26.35%),甘肃(9.47%),云南(6.82%),西藏(6.52%),江西(5.46%),内蒙古(5.41%)等地。


如果有看过我们上一期“缺铜”(NO. 2335)的文章会发现,中国的金产地和铜产地有极强的相关性。中国伴生金储量占全国金矿总储量的28%,绝大部分来自铜矿石,少量来自铅锌矿石。


伴生金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其储量所占比例大于世界伴生金的平均数,所以伴生金是中国金矿资源的一大特点。


这使得中国伴生金矿受控于铜矿床的所有缺点。


中国的产铜主力是斑岩型铜矿,它是指矿床的形成在时间和空间上与SiO2含量较高的(中性-酸性)超浅成、浅成,及极少数中深成侵入岩体(没有喷发的岩浆侵入岩石中形成的岩浆岩)有关的细脉侵染状矿床。


中国大的斑岩型铜矿在西藏分布比较集中


然而,斑岩型铜矿虽然占中国产铜总量的近一半,但事实上,中国的地质条件并不适合此类矿床的大规模形成,这一点在球局NO. 2335《缺铜》中详细进行了解答。


中国的斑岩型矿床在世界排名中也并不靠前,这使得与此类矿床伴生的金元素储量也非常有限。


这类矿床存在4个特点:一大、二贫、三易选、四露采。它贫铜,更贫金,一般不超过2g/t。这使得中国此类金矿品位与规模无法并存,严重限制了金储量。


岩矿多个成矿带成矿有限


岩矿,顾名思义就是产于岩石中的矿床。在世界上,岩金、伴生金和砂金的储量比例,大约为70:15:15,是产金的绝对主力。


岩金在中国重要的成矿带包括:山东胶东金矿成矿带,河南、陕西华北克拉通南缘成矿带,西秦岭成矿带,滇黔桂成矿区带,辽东金成矿带及哀牢山成矿带。


事实上,山东胶东矿成矿带,河南、陕西华北克拉通南缘成矿带,西秦岭成矿带及辽东成矿带都位于环太平洋成矿区域。


环太平洋成矿区域是全球三大成矿区域之一,探明金储量超过全球探明储量的10%,被称为“金指环”。该区域矿产的形成都与热液型金矿床有关。


2000年至2011年发现的金矿的规模和位置


现代地球科学认为,板块之间的汇聚作用及其导致的地幔成份的改变,对形成大规模热液型金矿床有重要贡献。


开采自南非热液型金矿床的金石英热液脉样品


比如,山东胶东金矿成矿带、西秦岭成矿带和辽东成矿带黄金的超常富集与华北克拉通的破坏有极大关系,被称为“克拉通破坏型金矿”,部分区域也称为“造山型金矿”。


在前几期矿产资源相关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反复提到“克拉通”这个概念,克拉通就是古老的大陆块体,它是地表上相对稳定的地质单元,包括了地球最外层的地壳和地幔顶部一部分,总厚度约150-200km,作为一个整体“漂浮”在软流圈之上。


中国华北克拉通形成于元古代,也就是至今约25亿年前,在那时,地球上刚形成陆地,海洋还没有形成,地球远不是现在这一番景象。在之后地球的演化过程中,华北克拉通持续稳定,直至1.5-2亿年前。


中国大地构造分区中主要有三大克拉通:华北克拉通、扬子克拉通与塔里木克拉通。


众所周知,地球表面的板块“漂浮”在软流圈之上。约1.5-2亿年前,中国所在的亚欧大陆与东边的太平洋板块发生碰撞,并持续汇聚。这样的汇聚使得华北克拉通岩浆作用活跃、发生断裂,破坏了华北克拉通长达23亿年的稳定。这一事件就是“克拉通破坏”。


“克拉通破坏”所产生的岩浆活动,从地幔中带来了大量的富金岩浆。这使得“克拉通破坏型金矿”表现出成矿持续时间短,储量巨大的特点。


这些含金岩浆(热液)沿着地壳浅部的裂隙进行迁移、汇聚和沉淀,从而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金矿。因此,对此类金矿而言,深入岩石圈的大型断裂对成矿极为重要。


早白垩世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


在华北克拉通跨岩石圈尺度的大规模郯庐断裂带,被认为是克拉通破坏过程中大规模岩浆作用及成矿流体迁移演化的重要通道。尤其在大型胶东Au矿集区各个矿区和各种矿化类型的金矿形成年龄非常一致(120±5 Ma;Ma为百万年)。缺少相似的深大断裂,可能是限制成矿的重要因素。


郯庐断裂带是东亚大陆上一系列北东向巨型断裂系中的主干断裂带


除热液类矿床,变质砾岩型矿床也是岩金矿重要类型。在世界黄金开采历史上,砾岩型金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储量可占世界金矿储量的60%~70%。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南非的兰德金矿,它是世界上各类金矿中储量和产量最大的矿床,提供了世界金产量的60%以上,在球局NO. 2315《南非,一不小心就挖到矿》中有过详细介绍。此类矿床中国在黑龙江、山东等地均有分布,并不是中国的主力产金类型。


兰德金矿,一个挖出来的都是钱的地方


顾名思义,这些金矿产自发生变质的古老含金砾岩中。含金砾岩是由胶结物将本就存在的含金砾石粘结起来,形成的新的岩石。


含鹅卵石大小碎屑的砾岩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变质砾岩在发生变质作用之前,沉积于盆地或三角洲的环境下,并且水流区域内需要本就存在极为丰富的金矿脉。


这使得如果想形成大型的变质砾岩型金矿,一需要极大的沉积盆地,二需要大量的水流对区域地层进行冲刷,三需要大型的富金地质体。这更是需要“天时,地利”。也正因为此,全球只有一个兰德金矿区。


金子沉积在曾经的内陆湖泊威特沃特斯兰德海的河流三角洲中并在沿威特沃特斯兰德山脊形成露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兰德金矿。


这样的地质条件是独一无二的。

沉积类的砂金储量有限。砂金是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砂金矿点多面广,北起黑龙江,南至珠江和海南岛,西自阿勒泰与雅鲁藏布江,东至胶东、皖南、福建,许多江河水系都有砂金,也有前人淘金的遗迹。探明储量占金矿总储量13%。 


砂金与变质砾岩型金矿相似,因为事实上,变质砾岩型金矿在此固结成岩之前,也曾经历过砂金这个阶段。因此,砂金矿的形成也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砂金补给源、水动力条件、地貌特点。


砂金砂金,顾名思义,细微如砂的黄金,与变质砾岩型金矿不同的是,现代沉积型砂金均没有再被泥沙覆盖,固结成岩,并在后期的地质作用中再次富集“金元素”的过程。


这使得砂金虽然在中国广泛分布,但如果没有极为合适的沉积场所,就很难形成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


此外,水动力条件会直接影响砂金的搬运和沉积作用,从而决定其是否具有工业价值。中国主要江河如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额尔齐斯河、辽河、滦河等均产砂金。


砂金矿的分布不是普遍的,1级水系长江、黄河、额尔齐斯河等虽有砂金分布,但品位低,深度大,颗粒一般较细,目前尚难利用。


不是河里没有金,而是河里的金采了不好用


二级水系砂金矿化比较普遍,如湘江、沅江、昌江、汉水、洛河等的沙洲、沙坝、边滩大都分布有砂金矿点。但品位低、规模小。


3~4级支流河谷是砂金的主要赋存部位,也是工业开发的主要对象。但仍存在规模有限的桎梏。


5级以上的支沟细谷规模小、品位较富,是民采的主要对象。


淘着玩还行,想借此发财就难了


总体而言,由于金元素的稀缺性,它富集成矿的难度远高于我们之前讲过的铁,铜元素,也更加“靠天吃饭”。中国虽然存在岩金和砂金矿,但储量都十分有限,保障中国“金”矿产资源安全任重道远。


此次山东莱州发现巨型单体金矿床,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缺金的现状,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抵抗金融风险、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


谢选骏指出: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而且盛行家族政治;所以伴随着“中国发现世界级大金矿”而来的,下一步就是“这些黄金将会落入哪个家族的口袋里”——“金落谁家”于是成为最大的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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