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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2日星期日

谢选骏:拒不承认种族差异,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



《美国大学为何不能接受更多亚裔学生》(ANDREW LAM 2017年2月3日)报道:


作为一个面试耶鲁大学申请者的华裔美国人校友,亚裔美国人学生和家长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身为亚洲人会有损于我们的机会吗?”

我选择回避这些疑问,因为我只是一个志愿者,不是招生委员会的成员。但我理解他们的担忧。

一项2009年的普林斯顿研究显示,为获得相同的机会进入顶尖大学,亚裔美国人的SAT分数需要比白人高出140分,比西语裔美国人高出270分,比黑人高出450分。2014年的一项诉讼指控哈佛对亚裔学生的人数做出限制——20年来,亚裔在哈佛大学学生中所占的百分比仍然保持在16%至19%,尽管亚裔美国人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已经增加了一倍还多。2016年,亚裔美国教育联盟(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向教育部提出了一项针对耶鲁大学的投诉,20年来,该校亚裔学生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13%至16%之间,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也是如此,基于类似的理由,该投诉敦促对它们的录取工作进行调查。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亚裔美国人在大学入学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讨论社会中多样性与唯才任用的相对优劣时,这个问题令亚裔与其他人之间产生了分裂。


我经常听到亚裔美国人对黑人和拉美裔表示不满,因为黑人和拉美裔从优惠性差别待遇中受益。作为耶鲁大学的大四学生,我记得当一个中上层阶级的黑人同学,在学业成绩明显低于我,但被录取到拒绝了我的顶尖医学院校时,我感到非常失望。

但是,如果亚裔受到了阻碍,更多不是因为优惠性差别待遇,而是因为对白人的偏爱。普林斯顿的那项研究中,黑人相对于亚裔的450点优势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但是最说明问题的数字是白人对亚裔的140点优势。

为了解释这种差异,有些人可能会引用一个长期以来的错误观念,即亚洲学生的考试成绩很高,但他们缺乏全面的课外兴趣与受大学重视的活动。但那项研究通过控制学业成绩、遗产地位、社会阶层、高中类型(公立或私立)、参与体育运动等变量,将种族作为一个孤立的因素。所以140分的差距反映了条件类似的一个白人学生和一个亚裔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几乎只有种族的区别。

然而,我一直支持优惠性差别待遇,虽然我更希望它是基于社会经济条件,而不只是种族原因。所有学生都可以从种族多样化的课堂中受益。我不喜欢去一个主要是由亚洲人构成的耶鲁。大学应该对黑人和西语裔给予优待,因为他们在平等入学和和获得机会方面仍然持续面对障碍。

白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应该在亚裔之前被大学优先考虑。与亚裔美国人相比,说白人处于不利地位是非常荒谬的。反方可以拿出“黄祸”恐惧中的仇外迫害、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的遭受拘留作为主要例证。

纽约市的精英公立学校因不考虑种族优待,实行唯才录取,成为经常被援引的例子,如斯泰弗森特(Stuyvesant)高中,入学只基于标准化考试。斯泰弗森特中学大约有74%的亚裔,18%的白人,3%的西语裔,1%的黑人,4%的多种族人群或其他族裔。在加利福尼亚州,1996年取消了基于种族的优惠性差别待遇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新生为42%。


我不喜欢这种程度的种族不平衡。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许多精英大学做了太多的事来编排班级中的种族构成。显然,继续保持亚裔人数百分比接近恒定水平,需要过度倾斜的尺度,对亚裔造成了损害——也损害了美国长期珍惜的公平和平等机会的传统。

这些学院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保持白人占据多数不大可能成为公开的目标。但无论这种冻结种族比例的原因是什么,都应该受到质疑。

像哈佛这样的学校可以通过采取优惠性差别待遇来增加黑人和西语裔的入学率,或至少保持他们的稳定,但应该为那些并非没有被充分代表的人群——白人和亚裔——保持一定的公平竞争领域。(我必须承认,可能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最近被哈佛录取的2020届学生中,亚裔人数占22%,略有增长。)

这不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我也不是在提倡剧烈的变化。我认为将亚裔学生入学率在现有水平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可能会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破坏种族平衡。

但是,允许亚裔入学人数增加将有助于承认,唯才录取和种族多样性一样,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即使我们知道它不会完全实现。

努力防止亚裔入学人数的增加并不是优惠性差别待遇的初衷,即基于更广大利益基础上的区别对待。这只是歧视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说“一项2009年的普林斯顿研究显示,为获得相同的机会进入顶尖大学,亚裔美国人的SAT分数需要比白人高出140分,比西语裔美国人高出270分,比黑人高出450分。——我看黄的,白的,黑的,三个种族差异很大——拒不承认这些差异,才是种族歧视。至于美国大学为何不能接受更多亚裔学生?我想这是因为,美国大学如果接受更多亚裔学生,那么美国岂不还原成为太平洋民族的家园了?

谢选骏:任何政权都活不过三百年,元明清都未能收复越南

 《唐朝和奥斯曼帝国到了后期,为什么都把继承人囚禁起来》(凤凰网知之 2020年07月03日 )报道:


在世界历史上,继承制度是五花八门,但是要说继承制度里面列出这么一条的,那估计仅此一家——继承王位的皇子之外所有人皇子统统应该被处死。


这条神奇继承法就是奥斯曼帝国前期的继承法,但是到了后期,奥斯曼帝国却把继承人们全都锁在楼里,无独有偶,唐朝后期也把皇子们都关在十王宅里面,为何唐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把继承人关押起来?这和王朝的最终衰落之间又有何关系呢?


十二代贤君到昏君遍地


如果说世界历史上经历最多明君,经历最长时间明君统治的专制国家,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前期从奥斯曼一世到苏莱曼一世的286年间(1280-1566),没有出过一代昏君,十二代君主全部都是有为的明君,这在人类历史上都堪称一个伟大的奇迹。毕竟当年罗马五贤帝历经百年统治都被无数人称道,我国古代的尧舜禹三代圣君都是难以复制的传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康雍乾的三代贤君能够传承百余年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君主能够连续圣明超过三代,更别提12代君主个个圣明有为了。


奥斯曼帝国的开创者奥斯曼一世的才能自不必说,他后面的君主们不是名将就是杰出的政治家,所以奥斯曼帝国即便在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打败的情况下也没有伤及元气。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奇迹,关键就在于奥斯曼帝国前期优良的继承传统——贤君培养法。


奥斯曼帝国第一任君主奥斯曼一世去世以后,本来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奥斯曼一世想把帝国平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乌尔汗和阿拉丁,不过深明大义的阿拉丁拒绝列土封疆,他对自己的兄弟表示自己愿意退隐,不愿意国家分裂,这一关键选择让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传统得以建立,乌尔汗让阿拉丁担任了大维齐尔(宰相),两兄弟联手制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方针,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们都要先在地方担任重要的长官,然后才能进入中央继承。


这样的优秀制度使得奥斯曼帝国的王子们都是能文能武,比如巴耶塞特一世就是先在小亚细亚担任总督,而且还独自消灭了当年奥斯曼的宗主国卡拉曼,奥斯曼帝国所面对的敌人来自四面八方,东边的伊朗波斯人,西边的拜占庭和欧洲联军,北非和阿拉伯的敌人也是非常众多,但是奥斯曼帝国凭借着一代又一代贤君的出色发挥总能逢凶化吉,并且越发强大。直到苏莱曼一世时期达到了极盛,整个欧洲都在这位“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众苏丹之苏丹”的脚下颤抖。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到了苏莱曼一世之后就开始戛然而止,其关键原因就是苏莱曼一世的酒鬼儿子塞利姆二世上台之后,奥斯曼帝国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贤君,唯一能够被人称得上贤明的穆拉德四世不仅酗酒无度,而且极端残忍好杀,而且紧跟着他上台的还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君主——易卜拉欣一世。


到底为何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突然停止?其实原因很简单——继承法变了。


其实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拥有一位神君,是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奥斯曼帝国连续300年的神君并非是上天恩赐,而是依靠强大的继承法培养起来的,相似的还有唐朝前期的君主们,唐朝前期明君辈出,李世民和他的儿子李治都有很强的治国才能,李隆基更是一位不世出的全才君主,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如果不是安史之乱,李隆基足以称得上唐朝第一,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匹敌。


但是这样的明君背后是唐朝前期极端血腥的宗室之争,李世民杀害兄弟之后,又不得不废了自己的太子,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指挥之下先后失去了三位太子,李隆基更是曾经一天之内就杀了自己三个儿子,唐朝的明君政治是用宗室的鲜血换来的。


无独有偶,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们也是踏着兄弟们的尸体上位的,根据穆罕默德二世的规定,“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秩序的考虑,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今后的世代苏丹必将按此执行”这恐怖的继承法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明:“胜者为王,败者必死”。奥斯曼帝国和唐帝国基本上都没有嫡长子这一说,谁强谁上是这俩帝国的常态。


但是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皇帝对于儿子们的极端不信任,因为儿子们深知自己一旦争夺皇位失败就是死路一条,那么不如提前发动,先下手为强。因此唐帝国从李隆基开始就选择把继承人们关进“十王宅”,《资治通鉴》:“附苑城为十王宅,以居皇子,太监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这玩意并非李隆基首创早在武则天时期,李隆基就被关在天井里面“凡十余年”,可以说李隆基的前半生都在囚禁之中。


与此类似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残酷继承法发展到最后也是变成了类似的情况,皇子们都被关在“囚笼”里面,不允许他们读书和学习管理国家的知识,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等着现在的苏丹去世,然后出来当苏丹。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昏君辈出。


唐朝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变成这样,其实就是物极必反,前期过于残酷的皇室内斗导致大家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流血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卡菲斯”里面的那些皇室成员虽然不会被杀,但是却成了囚犯,唐朝在十王宅里面的皇子们也不得不求助于太监,直接导致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变得愈演愈烈。


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会这样,核心其实还是两个字——权力,仅此而已。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看见“权力”,我却看见了生物周期——任何努力和励精图治,都无法抵御时间的消磨,所以才有甲子纪年和巴比伦之囚启示的七十年周期;所以才有“任何政权都活不过三百年”。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活过了三百年,甚至达到了两个三百年——但实际上,后面那个三百年可谓名存实亡,是在列强的凌迟中慢慢地解体。而唐朝呢?根本就没有挺过第一个三百年,直接挂了,遭到了“五代十国”的快速凌迟,解体为宋辽金夏越南……甚至元明清都未能收复越南。

2023年7月1日星期六

谢选骏:琉球历史冲绳牌——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



《中日关系:习近平为何提及“琉球”历史?北京打“冲绳牌”的政治战略 吕嘉鸿 BBC 中文 2023年6月27日)报道:


今年6月4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一则头条消息,意外引发了关注。一篇名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文章披露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简单与馆方人员谈论了馆藏的一份明朝遗留手稿,并提及当时独立的“琉球王国”(今冲绳)与福建的历史。有关消息意外触动中日敏感神经。


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泉忠告诉BBC中文说,今年4月以来,因为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Dennis Tamaki)拟在今夏访问北京的新闻,引发了中国民间第二波的“琉球热”。上一次是在2003年,同样是《人民日报》社论论及有关冲绳“主权争议”,在中日政坛及民间都引发激烈讨论。


曾在冲绳的琉球大学任教多年的林泉忠解释说,此次应该是馆方“有意识地选择”涉及琉球历史的文本,给习近平评述。可以看出两个信息,“首先,北京似乎在强调,在中日关系并不和睦的当下,中国跟琉球可以有特殊的友好关系;再来就是琉球地位究竟属不属于日本,应该也可以讨论。”


但是,冲绳民间是否乐见“琉球问题”的发酵呢?林泉忠教授对BBC中文指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他解释说,10年前,当时冲绳大报《琉球时报》就在社论中批评《人民日报》涉及冲绳问题的言论 :“民间认为东海越来越不平静,中国要负起责任……10年后,冲绳的社会及政治没有什么大变动,冲绳社会也没有突然往中国靠拢”。林泉忠还表示,根据他过去在冲绳当地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不愿意独立的民意是过半的。


至于北京立场,林泉忠曾在香港媒体《明报》撰文称北京应当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式提出中国不承认冲绳是日本领土的新立场,除非日本未来高度介入“台湾问题”,否则北京不会贸然打“冲绳牌”。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琉球热”怎么兴起,习近平的“冲绳牌”是否开始排上中日乃至紧张的印太竞逐赛局,已经开始引发区域关注:习近平想要透过“琉球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效果或收益?日本又会如何回应?


冲绳与中日关系


在中国崛起后,冲绳成为美国“第一岛链”防堵中国的重要关口。


事实上,冲绳与日本数世纪的复杂历史以及二战后数万美军驻扎冲绳至今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得人口100多万的冲绳,在美日中关系上一直是个关键之岛。


在中国崛起后,冲绳成为美国“第一岛链”防堵中国的重要关口。但是,冲绳居民面对过往二战发生在该岛惨烈的地面战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死伤,对于美国乃至东京政府一直都有自己的看法。在美日结盟抗衡中国军事扩张的当下,在2022年连任、隶属日本在野党自由党的冲绳知事玉城丹尼传出今年7月初将访问北京的消息。


1959年出生于冲绳的玉城丹尼(又称玉城康裕),父亲是当年驻扎在冲绳的美国军人。玉城从政前是日本知名演艺人士。从政后,他一直要求削减冲绳驻扎的美军,被视为冲绳政坛的“疑美派”。他在2018年当选冲绳知事,曾公开反对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他本人也没有出席安倍的葬礼。


林泉忠告诉BBC中文,玉城此次计划访问北京,并对媒体披露将与日本东京政坛组成的经贸代表团前往,意思是强调冲绳属于日本,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玉城离开北京后,还将南下访问冲绳姐妹市福州,届时他会遇到中方哪位重要人物,值得观察。


2月24日,日本冲绳县就美军是否该迁移基地举办公投,投票结束后知事玉城丹尼出面谈话。


玉城丹尼今年将访问北京及福州;8月将访问台北。


此外,林泉忠教授补充说,今年4月1日,冲绳县政府设置了“地域外交室”,这是因为冲绳对于周遭地域安全,也就是所谓“台湾有事”(意旨台海发生战争)感到不安。冲绳民众不希望冲绳再次沦为战场,因为他们经历过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役中最惨烈的战事,对夺去岛上四分之一老百姓生命的悲剧感受很深,所以希望对岛屿周遭的政权表达维系和平的意志。玉城还计划将在今年八月访问台湾。


分析人士称,习近平首次公开碰触琉球议题,应该是为玉城访问中国铺路,同时给不是太紧密的中日关系打出一张“冲绳牌”,试探日本反应。


北京打“冲绳牌”?


林泉忠在港媒分析称,琉球原非中国领土,因此北京即便提出“冲绳非日本”能获得什么政治收益仍有疑问。他说:“北京若未做好相关准备,不会轻易提出冲绳地位问题”。但林教授也补充称,从近年来中国对东京与莫斯科争论“北方四岛”(齿舞群岛、国后岛、择捉岛和色丹岛)主权问题采取“中立化”的态度来看,一旦东亚出现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北京会否或如何打出“冲绳牌”仍值得高度关注。


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非常驻研究员长尾贤(Satoru Nagao)博士则告诉BBC中文,北京针对冲绳的评论或行为与近年来中国领土扩张的模式吻合。


他认为,北京在东海、南海、南太平洋乃至印中边界等地扩张军事的手段有相同特点,分别是透过非军事手段,例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旅游业投资或经济胁迫(针对澳洲,或太平洋岛屿等等)等手段扩张中国实力及领土。他对BBC中文说,“譬如,中国可以输出很多旅客到冲绳,让冲绳人赚钱,或邀冲绳县知事访问。 ”


就日本的立场来看,长尾贤称这是个陷阱,因为中方可以突然禁止旅客前往冲绳,再向冲绳政府施压。“帛琉(帕劳)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事情。”


“琉球热”怎么开始?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及新华社6月4日刊登了习近平在6月1日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的“纪实”文章。该文强调馆方如何向习近平详细介绍了一本明代抄本《使琉球录》的手稿展览品,该手稿描述了福建省与当年独立的“琉球王国”之间的旧联系。文章又称馆方强调手稿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即表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台湾称钓鱼台)是中国领土。


《人民日报》文章还转述习近平回应称,“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习近平又强调,“要加强对典籍、版本的搜集整理工作,把中华文明传承好、发展好”。文章还提到,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习近平亲自批准。


众所皆知,习近平曾在福建工作17年,担任过福建市委书记。根据《日经新闻》(Nikke Asia),他在任期间还曾会见来自冲绳、自称是“闽人三十六姓”后代的访客。


英国《经济学人》上周刊出评论文章称,乍看之下,习近平的言论似乎与当下政治距离遥远,而且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也从未对琉球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


然而,多年来,中国许多学者、军事官员或分析人士,一直对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统治历史有兴趣,甚至提出质疑——2013年,《人民日报》就曾因为钓鱼岛争议,首先提及“冲绳主权未定”论,引发中国民间第一波“琉球热”,但也导致菅义伟等日本高层高调抗议反驳。


冲绳岛民渴望维系区域和平。


202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冲绳返归50周年”仪式发表谈话之后,香港《亚洲周刊》随后刊出一篇署名“毛峰”所写的“冲绳与中国的情缘”文章,详列冲绳如何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冲绳汉化底蕴深厚,年年仍然保留庆祝“明治维新”后日本本岛就不再庆祝的农历新年等。毛峰文章可说是中国民间所谓的“琉球热”缩影。


譬如,该文强调明清两代,“琉球王国”都采用中国年号,又使用汉字表示“琉球王国”与“中国”有着深厚关系。毛峰文章又提,根据其历史考据,清康熙皇帝之后百余年,琉球遣使进贡从未间断,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毛峰称,“1879年,日本宣布琉球废藩置县,正式将琉球强行并入日本,设为冲绳县,琉球王国覆亡。”


不过,2013年中国第一波“冲绳热”兴起时,日本时事通讯社便援引1964年7月28日一份中国外交文件称,当年美国被要求将冲绳主权交出时,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说“冲绳当然要还给日本”,且发了电报给中国驻外大使馆。时事通讯社称,他们从中国外交部史料馆收藏的外交电报原文中发现了此信息。


冲绳在二战后被美国强行管辖并且派遣驻军。1972年5月15日,美国放弃琉球行政、司法及立法权,并移交日本,冲绳县再次成立,改用日元作为货币,被称为“冲绳返还”。


美日的冲绳战略


此时习近平再提“琉球王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在敏感的“六四”当天,透过重要官媒头版位置传送,在敏感的中日关系背景下,迅速吸引了日本及西方媒体关注。


美国迈阿密大学中日关系研究专家金德芳教授(June Teufel Dreyer)在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称,当中南海想要提出有争议的主张时,可能会先在低调的会议上提及,然后再递给政府文件或官媒引用,随后由高级官员公开引述:“这是一步一步创造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方法”。


冲绳县的石垣岛离台湾仅有200公里 是军事重地。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教授对BBC中文说,他同意习近平此次评述琉球历史问题,带有政治及军事双重意涵。


霍姆斯解释,军事服务存在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选择,前者时而计划着许多外人可能认为看似荒谬的情况(scenerio)。例如,美国海军曾在与英国建立特殊关系的时代,仍然撰写了与英军打仗的计划,即便当时不存在任何英美战争的可能性。


他指出:“但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们倾向于提前思考不可想像的事情。我们(美方)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冲绳问题上也做出了同样的计划,即使施行战争计划的可能性很小。在上一次(10年前)关于琉球问题引起的风波中,我在《外交政策》上对这场战役的可能进程进行了推测。”


长期推广美国在印太岛链(island chain)战略的霍姆斯分析,习近平此次有关冲绳的评述是通过使用几句话,“在政治上给日本带来麻烦的简单方法。”


他说,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帝国时代,琉球在地位上存在过模棱两可的情况,“使得中日两个大佬都能得到琉球的尊重。这也给了习近平一些可施展的空间:北京不需要对冲绳提出什么领土主张,就能获得些重要的战略利益。”


但在军事上,霍姆斯认为冲绳独立当然将会对北京非常有帮助。因为,后者能够以某种方式使这些岛屿脱离日本主权,重建一个独立的、弱小的邻国,也将使日本自卫队的设施从这些岛屿上撤离,消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先进基地作战”概念,(该概念设想在岛链上设立流动防御军力,以阻止解放军海军突围第一岛链)。


他说:“我想强调,解放军进攻夺取琉球部分或全部的行动是不太可能的。但过去几年的事件提醒我们,威权国家可能会做出外人认为不太可能的发声和欠考虑的行动。譬如,中国会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以主张对广阔水域的主权,以前曾被外人认为是无稽之谈。所以,这次我们至少该思考这个可能性(冲绳发生战事),这样一旦再次发生未曾想像过的事情,便不会措手不及。”


长尾贤则向BBC中文分析,因为中国导弹的射程正在扩大,冲绳周遭的军事部署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他说,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对美国来说不是安全的地方。目前美方在冲绳有54架F-15战斗机。之后,美国将部署F-22战斗机,但轮换部署的基地。


他强调:“美国认为,若将这些战斗机部署到永久性基地,很容易成为中国导弹袭击的目标。 而在北京看来,美国此举则是从冲绳撤军。 如果中国认为冲绳存在权力真空,他们就会扩大领土主张。 因此,习近平有关冲绳的言论是为了观察和制衡对方”。


长尾贤说,若解放军在台湾东岸,也就是太平洋一侧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需要穿越冲绳地区沿海,但如果日本和美国部署的导弹,阻止了解放军穿越冲绳和日本其他西南岛屿,中国就很难在台湾东岸太平洋部署军力。


谢选骏指出: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34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一篇名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文章,似乎利用琉球历史打出了冲绳牌——如果这真是一项“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的政治战略,那么就需要首先停止中国国内的自相残杀、阶级斗争——从毛狗子的魔咒下挣脱出来。修生养息疗伤,然后中日再战!

谢选骏:平权法案不平权,是收买选票的贿选法案

《哈佛大学:会遵守最高法院平权行动裁决》(美国中共网 2023-06-29)报道:


在最高法院驳回了哈佛大学基于族裔的录取程序,严重限制了大学录取中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之后,哈佛大学周四发表声明回应。


哈佛大学表示“肯定会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但其声明主要强调了该校致力于校园多样性。


“我们今天重申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深刻和具有变革性的教学、学习和研究依赖于一个由不同背景、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人组成的社区。这一原则在今天和昨天一样正确和重要。”哈佛大学写道。


哈佛大学的声明称,多样性“对学术成就至关重要”,学生群体必须“被培养成为复杂世界的领导者,哈佛必须录取和教育这样一个学生群体,其成员必须反映并经历过人类经历的多个方面”。


最高法院周四裁定,北卡罗莱纳大学(UNC)和哈佛大学的招生项目都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因此是非法的。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意见中写道:“这两个项目在使用时都缺乏足够集中和可衡量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以消极的方式使用族裔,涉及族裔成见,并且缺乏有意义的终点。”


他补充说:“我们从来没有允许招生项目以这种方式运作,今天我们也不会这样做。”


哈佛大学对这一裁决进行了抨击,指出该校在下级法院赢得了这场官司。


声明写道:“近十年来,哈佛一直在大力捍卫自己的招生制度,正如两家联邦法院裁定的那样,该制度完全符合长期以来的先例。”


哈佛大学没有透露在最高法院的裁决后,将对其录取程序做出哪些改变。其声明说,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里,该校将“利用哈佛社区的人才和专业知识,决定如何根据最高法院的新先例,维护我们的基本价值观”。


北卡罗来纳大学尚未发表声明回应最高法院的裁决。


网民嚎叫: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6-29 22:26:13

哈哈哈,认为哈佛违宪的就不去哈佛了,那不是纯粹是用别人的罪恶来惩罚你自己吗?申请不申请哈佛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哈佛违宪是大事,因为哈佛违宪就不申请,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6-29 22:01:54

枪吗,要看枪在什么人的手里了。美国3-4亿支枪,每年出事情的就算有几万支,其实远没有那么多,就算每一个死于枪案的人都是死于一支不同的枪,那也是几万分之几。不要误会,我可没有说有人死于枪案是好事。我的意思是在好人手里的枪,要比在全坏人手里的多的多。因为担心好人的家里有枪而避免的犯罪无法统计,一定有很多。FBI有过非常正面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是如何得出的。枪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理解不了为什么有的美国人不反对疫苗,但是反对疫苗强制令,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永远不会放弃枪,因为那是他们自由的象征。不要再说什么要用枪来对付f16。除了独裁政府,有哪个国家会用战斗机和坦克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枪是中性。在好人手里,就是文明的,在坏人手里就是邪恶的。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6-29 21:51:06

这里反感哈佛决定的人,可以以不申请哈佛的方式抗议。


谢选骏指出:平权法案不平权,而且正好是平权的反面——它其实是“优惠法案”,优惠照顾某些成绩劣等的学生,例如奥巴马夫妇及其下辈之类。优惠法案其实是一种收买选票的行贿法案!


《没有平权行动,大学招生将如何变得更“卷”》(TYLER AUSTIN HARPER 2023年6月30日)报道:


几年前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利用暑假赚钱的工作,就是帮亚裔小孩摆脱亚裔特征。我当时是一名帮助高中生为大学录取做准备的自雇家教,就住在离皇后区法拉盛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聚居区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在一个闷热的夏季午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前往一间逼仄公寓,聆听未成年客户的需求:她要我仔细检查她的大学申请,并确保她不能太像亚裔。

我记得自己的尬笑有如即将报废的老旧空调;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但她严肃地继续诉说自己的要求。她觉得,优质大学不愿招亚裔,因为亚裔已经太多了——如果她看起来太像亚裔,就不会被录取。她一口气列出了她所在教会里的亚洲和亚裔美国朋友,他们的课外履历十分亮眼,考试成绩也无懈可击,但她表示,连保底学校都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那之后几年,我做过的几乎每一份大学招生辅导工作都伴随着同样的要求。华裔和韩裔的孩子都希望让自己的申请材料少点华裔或韩裔的特征。富裕家庭的白人小孩希望自己不要露富,不那么像白人。黑人小孩则希望确保他们能留下足够黑的印象。拉丁裔和中东裔的孩子也是如此。

无论皮肤是白的还是棕的,无论条件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我做家教接触到的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要想进入顶级学府,就得参与我所说的种族问题博弈化。对这些学生而言,大学录取过程已经沦为一种行为艺术,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缩到最小或放到最大以换取奖励——理想中的学校发来的那个厚重信封。没过多久,我自己也被迫玩起了这场游戏:几年后,作为黑人博士候选人,我在寻找第一份教授工作的时候就苦恼不已,因为我不知如何(以及是否应该)谈论我的种族,以便让我成为多元化招聘的对象。如果这么做,感觉像是在作弊;但如果不这么做,又像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不管是为了录取通知书还是为了终身教授职位,精英学府的激励措施都对这样的种族游戏进行鼓励和奖励。而现在,最高法院否决了大学录取中的平权法案,只会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平权法案的兴起在不经意间催生了种族问题博弈化的文化,鼓动了无数学生和家长去钻研种族能以怎样的方式提升录取机会,或是使录取几率复杂化。反过来,平权法案的终结也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学生和家长肯定会开动更多脑筋。

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不反对平权法案。如果没有平权法案,我想我大概率不会在哈弗福德学院读本科,应该也不能在纽约大学做博士项目,如今还获得了贝茨学院的教授职位。我相信平权法案是有用的,纠正动产奴隶制的历史恶性及其引发的无数后遗症是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平权法案是对现行制度的关键制衡,后者是一种实质上的白人优待行动,奖励的是许多学业平庸(且富裕)的学生,他们可以依靠父母庇荫,或者只是擅长划船而已。

但我也相信,平权法案虽然必要,但也间接助长了一种扭曲的、种族至上的大学文化。在学生还没正式踏入校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鼓励要将种族身份视为自身人格最重要的一面,与他们的个人价值和优点密不可分。

许多著名学府都因种族问题推动了招生过程的博弈化,想方设法在不影响捐赠收入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升多样性。例如一些学院和大学会招收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的少数族裔学生,以极低的成本提升多样性数据。甚至那些号称“盲申”的学校,也招收了大量无需经济援助的少数族裔学生。(一些统计称,哈佛大学七成以上的黑人、拉丁裔及美洲原住民学生的父母都受过大学教育,收入也高于全国中位数。)

尽管精英院校的举措并不总能符合平权法案的精神,即为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给予帮助,但当前制度还是在设法确保高等教育中的一些种族多样性,包括对来自工薪阶层的少数族裔申请者。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但在平权法案被撤销后的世界,种族问题博弈化的病态体制将会愈演愈烈,种族正义以及平权行动所带来的真正结构性矫正的一切善果都将消失。


不要担心,多元的思潮将会继续传播,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学生表示他们希望看到多样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其大学排名中将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生成功当做考量因素,同时,考虑到大学、银行和科技企业这些极其富有的机构已经自私地将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精神贬损为一种已实现的品牌战略,光对多样性纸上谈兵是廉价的。更改教学大纲或宣布成立由在职员工组成的DEI(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特别工作组无需付出任何成本。

在精英学院和大学还能依靠平权法案增加种族多样性的年代,这种作秀式的表态大体是无害的。但在有种族意识的平权法案被取缔的新教育格局中,空谈DEI的承诺,只会在道德上洗白这个因惯性思维和经济利益而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忽略许多黑人、棕色人种和贫困学生的精英高等教育体系。

正如我的本科母校在放弃盲申招生政策(一位校报作者抨击此举是为了实现“财务可行的多样性”)时发现的那样,录取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学生成本很高。在法院废除平权法案后,连这点多样性也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财务可行的招生了。

尽管近来出现了基于阶级而非种族的平权行动政策讨论,但我对这是否能够增加种族多样性持怀疑态度。在种族平权法案已被取缔的州,基于财富的招生政策基本不能阻止名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不断减少。没理由指望它们突然奏效。

种族问题博弈化的现象不会消失。

大学申请文书写作将进一步沦为一种有悖常理、种族化的凯恩斯主义选美比赛。大量少数族裔申请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导师)都不得不去猜测某位招生官员或某所他们申请的学校会更偏爱哪个种族或族裔类别或子类别,甚至于哪种简单粗暴的种族刻板印象。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周四的主要意见书中完全阐明了此种博弈化的路径,他写道,“没有任何规定禁止大学对申请人关于种族如何影响其生活的讨论加以考虑,前提是此类讨论与该申请人能为大学做出贡献的品格或独特能力产生实质关联。”

事实上,他所说的已经在成为现实:正如社会学家阿亚·沃勒-贝在《大西洋》发表的那篇精彩绝伦但却令人沮丧文章所写,少数族裔大学申请者都非常清楚,吐露自己最黑暗的人生经历会让他们被录取的几率更大。与此同时,许多白人、亚裔和富有的申请者仍将继续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白人、亚裔或是富人,因为他们相信这么做是进入极其挑剔的精英校园的最佳办法。

预计会有更多反种族主义的行动计划、更多空洞的去殖民化、更多的强制性培训、更多大吹大擂的顾问、更多空洞的报告、更多没人能说得清楚其工作的管理者、更多廉价的原住民土地承认(“对不起,我偷了你的房子!”)、更多做给别人看的白人自我鞭笞、更多用来装门面的少数族裔教员。

在这场种族话题的龙卷风中,如果你堵住耳朵,环顾四周,你可能会开始注意到,在院子里读书的棕色和黑人孩子越来越少,将来,产科病房里的棕色和黑人医生也会越来越少。事实将证明,所有这些举措跟真正打击结构性种族主义几乎扯不上任何关系。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年比一年更白、更富裕的教室里教授托尼·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译注)的作品。

那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名校真的关心多样性,他们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首先,他们应该退出多样性、平等与包容产业复合体(D.E.I.-industrial complex),这个复合体优先考虑廉价的修补、意识提高和一次性的演讲活动,但事实证明这些活动收效甚微。如果你在从事相关工作或参加相关活动的话,每当人们声称正在采取反种族主义行动时,你可以要求他们解释清楚——具体来说——这将为谁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以及如何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提示:如果不会花费某人许多的时间或金钱,那很可能就是废话。)如果“成功“是一种你无法量化、无法记录、无法做出有意义评估的文化变化,那么它很可能就是胡说八道。所以,口说无凭,要对方提供实据。如果事涉公关骗局,为的是给那些确保学校够有钱、够白的种族主义政策提供幌子,那么什么都不做也好过帮倒忙。

其次,精英院校应该联合起来,绞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系统。这个臭名昭著的大学排名多年来饱受抨击,它依赖于一系列指标,比如毕业率,这些指标实际上奖励了那些招收更富有的白人学生的院校,并错误地将优秀与捐赠规模联系起来。由于贫困和少数族裔学生更有可能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退学,因此针对这些群体实施招生政策的院校在这个排名上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一些著名的法学院已经停止参与该排名系统,哥伦比亚大学最近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常春藤联盟本科院校。


退出这个体系——精英院校的校长们应该集体宣布他们正在这样做——将使他们能够重新构想招生过程,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至于学生呢?如果我再次做辅导老师,对面坐着有才华的棕色族裔或黑人孩子,他们担心最高法院让他们更容易被梦想学校拒之门外,我会给出什么建议?

记住,将种族问题博弈化,只是一种博弈,不过如此。不要理会那些人,他们想让你相信,上常春藤盟校——其接受的捐款额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的名义GDP——是通往幸福、成功或种族平等的唯一道路。民权领袖们忍受警犬和消防水管的冰冷洗礼,并不是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子孙能够成为藤校毕业的风险资本家和管理顾问。记住,马丁·路德·金没有梦想过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寡头政治,他所说的“机会的宝库”并不仅仅隐藏在耶鲁大学的一扇金色大门后面。生活中还有其他不需要任何博弈的道路。记住,希望就在你找到自我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上文啰嗦,却说不到点子上——平权法案之所以是平权的反面、优惠法案之所以是用于收买选票的贿选法案——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逆向种族歧视”的体现,是矫枉过正的病态!

谢选骏:印度联邦解散就能超过中国了


《亞洲這國能成為下個超級大國?外媒挖出3大猛料:慘輸大陸》(2023/06/29 中時新聞網 吳美觀)报道: 


外媒引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0年前預言,稱「印度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示意圖/達志影像/shutterstock)

外媒引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0年前預言,稱「印度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


今年4月印度人口突破14.28億,超越中國的14.25億人,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且近2年印度經濟成長超過中國,首季印度GDP成長率為6.1%,中國則為4.5%。乍看這些數據,印度似乎有望超越中國,成為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但外媒披露,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直言,「印度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從四個事實面來觀察,這種情況確實不太可能發生。


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報導,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上周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印度能否超越中國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的問題變得更加重要。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若世上最大民主國家印度能戰勝中國,那是可喜的事,中國在亞洲的競爭對手越強大,越有利於美國的權力平衡。


然而在深入了解印度迅速崛起前,人們該停下腳步,思考四個令人難以忽視的事實。


《外交政策》指出,首先,分析家過去對印度崛起的看法錯誤。


在1990年代,分析家稱印度年輕人口的成長將推動經濟自由化,創造「經濟奇蹟」;2006年,時任印度貿易部長說,「印度經濟很快就會超過中國」,但美國的印度分析家Fareed Zakaria表示,儘管印度經濟確實成長,但這些預測並未實現。


其次,儘管過去2年,印度經濟表現亮眼,不過,印度經濟規模仍然小於中國。2000年代初,中國的製造業、出口、GDP大約是印度的2至3倍,如今拉高到5倍,中國GDP為17.7兆美元,而印度GDP只有3.2兆美元。


第三,印度在發展科學與技術,以推動經濟成長的競賽中一直落後。中國的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畢業生人數幾乎是印度的2倍。中國將GDP的2%用於研發,而印度只有0.7%。


以營收來計算,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其中四家是中國企業,而沒有一家總部設在印度。


中國生產全球超過半數的5G基礎建設,而印度僅占1%。中國社交影音平台抖音國際版TikTok及中國打造類似應用程式已成為全球領先者,但印度尚未開發出一款走向全球的科技產品。


在人工智慧(AI)領域開發上,中國是美國唯一的競爭對手,中國「商湯科技」AI模型的關鍵技術,近期擊敗美國人工智慧實驗室(簡稱OpenAI)開發的聊天機器人ChatGPT,印度沒有參賽。


中國擁有全球65%的人工智慧專利,而印度僅有3%。從2013年至2022年,中國人工智慧公司已獲得950億美元的私人投資,而印度僅為70億美元。頂尖的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主要來自中國、美國、歐洲,而印度相對落後。


第四,若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相較於總人口數,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素質,中國勞動生產力高於印度。國際社會大讚中國消除赤貧的「減貧奇蹟」,1980年,中國10億人口中,有90%收入低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赤貧線,如今,這個數字大約為零。


相比之下,印度的貧困和營養不良程度仍然很高。印度的14億人口中,仍有超過10%生活在世界銀行每天2.15美元的赤貧線以下。據聯合國最新的《世界糧食安全及營養狀況》報告,2019年至2021年,印度有16.3%的人口營養不良,而中國這個比例不到 2.5 %。


《外交政策》認為,美國政府全力幫助印度實現更美好未來的同時,也應該思考亞洲最具洞察力戰略家、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評價。


李光耀希望幫助印度強大到足以制衡中國,但他分析,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是精英政治的敵人,加上官僚制度龐大,精英階層不願解決多個民族及宗教群體之間相互矛盾,這些種種因素,讓李光耀做出結論:印度永遠不會成為「未來國家」,因此10年前,當《外交政策》問李光耀印度是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時,他直接回答:「不要把印度與中國相提並論。」。


谢选骏指出:李光耀愚蠢,印度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为何印度联邦不济但美国的印度人却比中国人表现出色?不论原因为何,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印度社会就像一个监狱,把印度人绑在一起等死,所以整个印度联邦都乌烟瘴气。那么结论呢?自然只有一个——印度联邦解散掉了,印度就能超过中国;就像在美国的印度人一样各显其能了。因为这个印度联邦,本来就是英国人的道具,就像列宁、孙文、毛狗的僵尸。

谢选骏:霍查原来是把回教的货叉

网文《恩維爾·霍查》报道:


恩維爾·霍查(阿爾巴尼亞語:Enver Hoxha;1908年10月16日—1985年4月11日),阿爾巴尼亞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霍查主義的主要創立者,曾任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掌權長達40年之久。


霍查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和阿爾巴尼亞人民軍的締造者,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領導阿爾巴尼亞抵抗者先後抵抗法西斯意大利佔領軍和納粹德國佔領軍,後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使阿爾巴尼亞這一落後貧窮的巴爾幹小國發生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革。


霍查以在國內殘酷清洗政治異己(打倒多個「反黨集團」,清洗大批黨政軍幹部)、在國際上和盟友(南斯拉夫、蘇聯、中國)決裂並攻擊各國各黨領導人著稱。


霍查的一系列政治觀點和主張被稱為霍查主義,該理論自稱繼承斯大林主義的衣缽,猛烈抨擊帝國主義以及各種「修正主義」(尤其是被其稱之為「披着反修外衣的新修正主義」的毛主義),其影響持續至今。在國際共運中奉行霍查主義意識形態的政黨、組織和個人被稱為「霍查派」,他們於1994年成立國際組織馬列主義政黨和組織國際會議 (團結和鬥爭)。


霍查於執政後期,主持制定阿爾巴尼亞1976年憲法,宣佈消滅國內一切宗教、稅收和內外債,還宣稱阿爾巴尼亞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神論國家」和「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3]



早年

出生背景


霍查在吉諾卡斯特的故居(現為博物館)


1927年的霍查

1908年10月16日,恩維爾·霍查出生於當時由鄂圖曼帝國統治的阿爾巴尼亞南部小城吉諾卡斯特的一個托斯克穆斯林(什葉派拜克塔什教團)家族。他的近幾代祖先中有幾位擔任過伊斯蘭教神職人員——霍查(阿訇),所以這一家族便姓霍查。[4]:124


恩維爾的父親哈利爾·霍查是個布匹商人,沉默寡言,安分守己。他同時也是個十分虔誠的穆斯林,成天讀古蘭經,研究阿拉伯語。他不善經商,因而門庭冷落。後來不得不帶着較大的兒子去美國謀生五年。母親居萊·霍查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總是戴着面紗,操持家務。哈利爾和居萊生有8個孩子:5個女兒和3個兒子。2個女兒和1個兒子產後就夭折了。恩維爾小時候,剛上學時也差點死去,躺在床上高燒不退,抽風,醫生也無計可施。可是後來發生了奇蹟,恩維爾活了過來。[4]:124


恩維爾的叔父希森·霍查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希森有11個女兒,卻沒有兒子。恩維爾的父親去美國後,留在阿爾巴尼亞的小兒子恩維爾便處於希森的照管之下。恩維爾的父親去世後,希森更是成為他家的主心骨,並把他視為己出,疼愛有加。在他的家族乃至當地,希森的表現非常另類。希森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具備正直品質的人,追求民主,關心政治,擔任過吉諾卡斯特市長。希森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從來不去清真寺,也從來不祈禱,更不在齋月禁食。據恩維爾回憶,他小時候希森就教他不要信伊斯蘭教,影響了他年輕時個性的形成。恩維爾說:「叔父是我的第二父親。」[4]:124-125


恩維爾讀書的第一所小學是穆斯林的寺院小學,教師是一位毛拉。後來,他轉到新開辦的「光明」小學。小學的學習條件十分簡陋,主要課程是阿爾巴尼亞語和土耳其語,課本是在國外印刷的,內容是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詩人歌頌祖國、民族和自由的詩歌。小學畢業後,恩維爾進入新開辦的吉諾卡斯特中學。校長是一位法國人,另有幾位法國教師,除阿爾巴尼亞語課和數學課外,一律用法語講課。法國教師給學校帶來新的教學方法,給學生們帶來各種書籍和新式教具。恩維爾學習非常用功,成績優異,並且是各種課外活動和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16歲時,恩維爾參與創建吉諾卡斯特學生協會,並擔任書記。該協會曾參與遊行示威,抗議國王索古一世實行君主專制,後被政府取締。由于吉諾卡斯特中學沒有高年級班,中學的最後兩年,恩維爾轉入法國人開辦的科赤中學繼續學業。在那裏,恩維爾學習了法國歷史、文學和哲學,並第一次閱覽了《共產黨宣言》,在人文科學方面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最終以優異的成績畢業。[2][5][6][7]:15


留學經歷


1933年在法國留學時的霍查

1930年,恩維爾·霍查完成了他在阿爾巴尼亞的學業之後,在阿爾巴尼亞王太后莎迪耶·托普坦尼為自然科學方面的專業提供的獎學金的贊助下,霍查作為公費留學生到法國蒙彼利埃大學學習自然科學。到法國後,霍查參加了由法國共產黨組織的工會舉辦的課程和會議,卻放棄了攻讀哲學和法律學位的打算。一年後,由於缺乏對生物學的興趣,霍查沒有通過任何一門大學考試,未能獲得阿爾巴尼亞國家獎學金,失去了公費留學生資格。於是,霍查退學並離開蒙彼利埃去了巴黎,到巴黎大學學習哲學。然而,他的學業還是一塌糊塗,因此沒有參加任何考試。那時,他化名盧洛·馬勒索里在法國共產黨黨報《人道報》上發表文章,批評阿爾巴尼亞王室和政府,還參加了教授他法律的拉扎爾·豐多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小組。[2][7]:15-16[8]


霍查又一次退學。1934年至1936年,霍查到阿爾巴尼亞駐布魯塞爾領事館擔任秘書,進入阿爾巴尼亞王太后的私人辦公室工作。同時,他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學習法律課程,但沒有取得文憑。在比利時工作期間,霍查仍然保持和在法國期間認識的共產黨人的密切聯繫。後來,由於霍查把馬克思主義資料和書籍放在辦公室被領事發現,被開除了公職。1936年,在國外沒有獲得任何學位的霍查回到阿爾巴尼亞。[7]:16


霍查在國外的廣泛閱歷使他能夠流利地講法語,並掌握了意大利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英語、俄語。所以,後來他擔任領導人時,經常直接引用《世界報》、《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的文章作為政論的論據。[5][7]:16


戰爭經歷

參見:阿爾巴尼亞意佔時期和阿爾巴尼亞德佔時期


1941年的霍查

1936年,霍查回到阿爾巴尼亞,他在位於故鄉吉諾卡斯特的愛國者巴約·托波里的墓前宣誓說,他和所有青年將「為一個更美好的阿爾巴尼亞」、「為祖國的昌盛」、「為民族的真正團結」而奮鬥。[9]:233-234之後,他在科爾察的文法學校擔任法語教師,並參與了當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爾巴尼亞,4月10日全境被意大利王國吞併,佐格一世逃亡英國。意大利國王兼任阿爾巴尼亞國王,形成君合國。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扶植了穆斯塔法·梅爾利卡-克魯亞傀儡政權。由於參與組織反法西斯示威遊行,並拒絕加入阿爾巴尼亞法西斯黨,霍查失去了教職並被禁止再次從事教師職業。不久,霍查接受科赤共產主義小組的派遣,前往地拉那從事反意大利鬥爭。霍查在地拉那開辦「夫羅勒」煙店,作為從事秘密工作的掩護,將那裏發展成了共產主義者的一個重要活動據點。1940年-1941年初,霍查走訪了士科德、都拉斯、費里、吉諾卡斯特、庫喬韋等地,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取得聯繫。1941年10月28日,霍查在地拉那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法西斯示威遊行。意屬阿爾巴尼亞當局下令逮捕霍查,並缺席判處他死刑,但是始終沒能抓到他。[2][7]:16[10][11][12]


1941年10月,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派遣米拉丁·波波維奇和杜尚·穆戈沙前往阿爾巴尼亞,設法將這個國家許多分散的、弱小的共產主義小組合併為一個統一的黨組織。同年11月8日-14日,科赤、士科德和「青年」等3個共產主義小組在地拉那召開代表會議,決定合併各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會議選舉了由7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委員會為黨的領導機構,雖然沒有規定任何人為書記,但霍查受委託領導臨時中央委員會。阿共最初只有130名黨員,並受南共控制。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戰略目標是:「為爭取阿爾巴尼亞人民的民族獨立,為在擺脫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控制下的阿爾巴尼亞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鬥爭。」[2][4]:126[13]:61-69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成立後,立即投入到抵抗運動中,反對意大利王國和與之合作的阿爾巴尼亞人士。阿共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這一口號成了抵抗運動的基本口號。[13]:731942年9月16日,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統一陣線的民族解放會議在佩薩舉行,霍查在會上作《民族解放會議是阿爾巴尼亞人民團結和鬥爭的機構》的報告,並當選為民族解放運動總委員會委員。[2][13]:84-96


1943年3月17日,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召開,號召阿爾巴尼亞人民積極參加游擊隊,擴大武裝鬥爭,進行總起義。霍查在會上當選為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在會議結束後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游擊隊人數翻了一番。游擊隊在全國各地接連給予駐阿爾巴尼亞的意大利軍隊打擊,僅在佩爾梅特的戰鬥中,就有五百多名意軍被擊斃。4月,阿爾巴尼亞最高民族解放會議召開,會上決定建立「民族解放軍總司令部」。7月10日,總司令部成立,霍查任政治委員。[2][13]:109-111


1943年,隨着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倒台和意大利投降,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建立的軍隊和警察機構土崩瓦解,意大利的投降使納粹德國開始進駐意大利和其在歐洲的佔領區。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軍沉重地打擊了五個意大利師,並吸引了許多年輕人加入。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控制了阿爾巴尼亞南部除夫羅勒以外的所有城市。與此同時,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軍和代表阿爾巴尼亞保守勢力的國民陣線發生了內戰。但在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軍企圖拿下首都地拉那以前,另一股勢力在阿爾巴尼亞出現,即意大利昔日的盟國納粹德國。德軍發動軸心行動佔領投降的意大利及其殖民地,包括出動傘兵空降地拉那,並佔領阿爾巴尼亞全境。德軍比意軍更為善戰,把民族解放軍趕進南部山區,還扶植了梅赫迪·弗拉舍里傀儡政權。國民陣線也參加了傀儡政權,並同德軍合作打擊民族解放軍。[2][13]:121-131



1944年,領導遊擊戰爭時的霍查

1944年4月,在英國的武器援助下,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軍轉入反攻。5月,阿爾巴尼亞抵抗力量建立「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臨時行政和立法機構,霍查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和民族解放軍最高司令。8月底,民族解放軍解放了大部分國土,隨後他們向城市展開進攻。10月,夫羅勒解放。10月20日,舉行了佩爾梅特代表大會,決定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為阿爾巴尼亞民主政府,年僅36歲的霍查獲推舉為臨時總理,這是霍查執掌政權的開始。會議結束後,民族解放軍在盟軍空軍的掩護下,經過19天的戰鬥,解放了首都地拉那。11月29日,又解放了士科德,至此,民族解放軍掌控了阿爾巴尼亞全境。隨後,民族解放軍在科索沃協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擊潰了國民陣線武裝,又在波斯尼亞的維謝格拉德殲滅了殘餘德軍。[2][13]:155、162


1945年元旦,時年36歲的霍查與23歲的涅奇米葉·朱格林尼結為伉儷。[2][14]


政壇生涯

概述


1944年地拉那解放時的霍查(居中者)


穿軍裝的霍查

1946年1月11日,在阿爾巴尼亞國內形勢穩定後,霍查宣佈成立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兼外交部長,成為阿爾巴尼亞無可爭議的領袖。霍查領導阿爾巴尼亞進行了清查運動和土地改革,又開展五年計劃,逐步完成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國有化,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鑑於意識形態和國際形勢,霍查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很自然地成了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霍查掌權後先後五次同斯大林會談,效仿斯大林在阿爾巴尼亞國內推行極左路線。1947年7月,在一次會晤中,斯大林建議霍查將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改名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因為當時阿爾巴尼亞人口中農民佔多數,霍查接受了這個建議;1948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一大」召開,會上將黨名改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1948年,蘇南衝突,霍查追隨蘇聯同南斯拉夫決裂,並清洗了國內的「鐵托分子」。[15]1952年3月-4月,霍查主持召開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強調了「一手拿鎬,一手拿槍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13]:263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受當時蘇聯領導人推行的「三駕馬車」分權做法的影響,霍查把外交部長職位交給貝哈爾·什圖拉。1954年,霍查又把部長會議主席職位交給穆罕默德·謝胡,謝胡由此成為1981年前阿爾巴尼亞的二號人物。1955年,霍查任阿爾巴尼亞民主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併兼任阿爾巴尼亞人民軍總司令,被授予大將軍銜。1956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開始公開批判斯大林,霍查表示不滿,逐漸同蘇聯決裂,轉而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保持緊密關係。1965年,霍查發起「革命化運動」。1967年2月6日,霍查發表《消除落後習俗和封建迷信》,開展「思想文化革命」,禁止國內一切宗教活動。[2][13]:399-4481971年-1975年,阿爾巴尼亞為了「防止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國家的侵略」,修築了幾十萬個碉堡。[16]


1976年12月28日,在霍查的授意下,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頒佈新憲法,把國號改為「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宣稱阿爾巴尼亞已經消滅一切宗教、稅收、內外債,禁止外國在阿爾巴尼亞駐軍。[7]:43-44毛澤東逝世後,霍查公開和中國決裂,試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使阿爾巴尼亞成為世界革命中心,還提出了霍查主義(又稱恩維爾主義)理論。[17]1979年1月,阿爾巴尼亞以「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名義,為紀念斯大林誕辰一百周年舉辦了官方的、民間的慶祝活動,表示阿爾巴尼亞堅持擁護斯大林及其路線。同年3月2日,由於阿爾巴尼亞發生大地震,霍查頒佈法令,宣佈阿爾巴尼亞進入緊急狀態,並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開展了重建工作。[2]


社會經濟成就

參見:阿爾巴尼亞經濟


1978年的都拉斯

霍查政府上台後,致力於將一個封建的、以宗族為基礎的落後國度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除大力開展文化掃盲運動,提高成人識字率外,還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教育體系。阿爾巴尼亞的衛生事業也得到極大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全體公民享受免費醫療和社會保險。霍查政權還組織群眾排乾了沿海的沼澤,從而根除了瘧疾在阿爾巴尼亞的傳播。[18]霍查時代的阿爾巴尼亞,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安定,人民遵守紀律。小臥車停在馬路上,忘了上鎖,也不會有人偷。但另一方面,政府掌握一切輿論工具,議會和報刊上沒有意見的交鋒,知識界思想不活躍,大家都按同一個調子說話。雖然文化管制極嚴,但還是湧現了伊斯梅爾·卡達萊、德里特洛·阿果里等一批傑出的作家,拍出了《海岸風雷》《寧死不屈》《第八個是銅像》《地下游擊隊》等著名電影。[9]:18、198-207


在阿爾巴尼亞社會經濟由於戰爭遭受嚴重破壞的基礎上,霍查政權努力恢復、發展經濟,並對工業、農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1945年8月頒佈《土地改革法》,規定凡從事農業並使用新式機械耕種者,可保有40公頃土地;凡親身從事農業勞動者,可保有20公頃土地;非農業勞動者保有的土地不得超過7公頃。超過限度的土地連同相配套的農具、牲畜、建築物一併沒收。沒收的土地共17.2萬公頃,分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1946年5月,對土改法進行補充、修改,規定凡是自己不親自耕種的土地、果園、菜園以及農具和建築全部沒收。禁止以任何名義買賣或抵押土地。1944年12月,頒佈法令沒收政治逃亡犯的財產。1945年1月,沒收德、意人佔有的財產。4月,有償徵用私人運輸工具。1946年,宣佈對工礦企業、建築業實行國有化。國家壟斷外貿。到1947年,國有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97%。到1950年,國營商業佔全部商品流通額的77%。從1946年開始,在農村組建合作社。到60年代基本完成對農業、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在完成恢復經濟的二年計劃後,阿爾巴尼亞從1951年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旨在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阿爾巴尼亞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到1955年完成計劃。與戰前相比,工業產值增長11.4倍,其中電力、煤炭、木材、棉紡織品的增長達20-30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60%的比重,使這個歐洲最落後的農業國,初步建立起工業基礎體系。與實行計劃前的1950年相比,糧食增產53%,工業生產增長179%,國民收入增長10%,職工實際工資增長20%。到1980年代,阿爾巴尼亞已完成7個五年計劃,工業產值增長32倍,全國基本實現電氣化;農產品不僅自給自足,而且可以出口;沒有外債、外貿赤字,沒有失業和物價上漲。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在工業中佔99.5%,農業中佔82%,佔國民收入的90.5%,外貿的100%,零售商業的92.19%。阿爾巴尼亞宣佈建成「社會主義的工業-農業國」。


在霍查當政以前,各種野蠻落後的習俗對阿爾巴尼亞社會影響極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名為「卡努」的習慣法。「卡努」產生於15世紀,由一位名叫萊克·杜卡季尼的親王創設,幾百年來主導着阿爾巴尼亞北部荒涼山區的社會,對於家族血仇進行着一絲不苟的規定,從復仇殺人的方式、屍體的擺放,到弔唁和葬禮,以及事後要上交給「卡努」監護者的「血稅」,無一不在其嚴密掌控之內。根據「卡努」,女人只能扮演照顧孩子、操持家務的角色,不能從事正規職業。霍查主導了一系列激進的社會改革,廢止「卡努」,以強硬的手段打擊了原來在阿爾巴尼亞極為強大的宗教保守勢力,根除阿爾巴尼亞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家族械鬥和榮譽謀殺傳統,改變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狀況,使她們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教育和工作權利。[15][19][20]


政治清洗


霍查時代的宣傳標語:「祖國由全體人民保衛」(攝於1978年)

霍查上台後,牢牢掌握最高權力。出於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的需要,霍查以反對國外的「帝、修、反」和國內的「反黨集團」為名,效仿斯大林多次在黨內、國內整肅政治異己。霍查統治期間,阿爾巴尼亞進行了十次大規模政治清洗;為首者,基本上是肉體消滅;沒有被處以死刑的政治犯則被長期拘禁或者被迫和自己家人長期居住在偏遠的村莊裏,並受到警察和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但據近年來相繼解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文件透露,霍查掌權後的幾十年裏,美國和蘇聯的確多次企圖通過政變推翻霍查政權,但沒有成功。[4]:83-84[7]:14[21][22][23][24]


馬利紹瓦事件

1946年,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發生了「馬利紹瓦事件」。賽依弗拉·馬利紹瓦是阿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文教部長。1946年2月,阿共中央五中全會指責馬利紹瓦企圖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讓民族主義者混進議會,還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反對支持城鄉合作經濟,並把美國、英國、蘇聯不加區別地對待,主張向美國、英國讓步。五中全會認為,馬利紹瓦的錯誤,使資產階級分子混入了政權機關,使減租法令和土改法不能順利進行,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決定把他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馬利紹瓦在費里作為一名倉庫保管員度過了餘生,他避開了大多數認識的人,每當有人要和他說話,他都會用自己的手指捏捏自己的嘴唇,提醒自己遵守永遠保持沉默的誓言,因為他意識到只有這樣做才能讓自己活下來。馬利紹瓦於1971年去世。[9]:66[13]:194-204[25][26]


佐治事件

1948年,親南斯拉夫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1948年前稱作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二號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書記科奇·佐治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霍查的錯誤。霍查事先聽到消息,把佐治等16人全部逮捕,還給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多(阿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監察委員會主席)戴上「托洛茨基分子、黨和人民的敵人、南斯拉夫修正主義領導的代理人」的帽子,將兩人開除出黨。1949年,霍查以企圖暴力奪權等罪名處死科奇·佐治,判處潘迪·克里斯多二十年徒刑,還以消除「科奇·佐治反黨集團」的影響為名清洗了一批人。[9]:153、164、182[13]:214-229[27]


1950年代-1960年代的清洗

1950年代初,在霍查的主持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清除了「阿別丁·謝胡和尼阿茲·伊斯拉米反黨集團」,還打擊了金·馬爾庫和奈基甫·文恰尼的「反黨活動」,並通過更換黨證的方式「清黨」。1955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又「清除了圖克·雅科瓦和貝德里·斯巴修,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1956年,霍查無視蘇聯方面求情,下令處決了有名的女游擊戰士、早在1944年就因「犯有宗派主義錯誤」而被開除出黨的前阿共中央委員利麗·蓋加及其丈夫、1944年首都地拉那的解放者達利·恩德魯,罪名是「幕後操縱地拉那反革命事件」和「企圖叛逃南斯拉夫」。利麗·蓋加被槍決時,已有六個月身孕。1960年9月,阿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利麗·貝利紹娃因其在阿蘇論戰中的親蘇立場,被開除出黨。霍查嘲弄她,稱她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男朋友。之後,貝利紹娃被拘禁了31年,直到1991年才獲釋回到地拉那。1961年,霍查處死了特米·賽科和塔赫爾·德米,他們被指控「為外國間諜機關服務,與南斯拉夫、希臘、美國相勾結,企圖武裝暴力推翻政權」。[4]:85-86[9]:150[13]:272-278[28]


文化反黨集團事件


1971年的霍查

1973年-1975年這三年間,是霍查清洗政治異己達到最高峰的時期。


1973年上半年,霍查在秘密召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六屆四中全會上批判以中央委員、地拉那區黨委宣傳書記法迪爾·帕奇拉米,中央委員、阿爾巴尼亞廣播電視總局局長托迪·盧鮑尼亞,中央委員、阿爾巴尼亞勞動青年聯盟中央第一書記、地拉那大學校長阿基姆·梅羅為首的「文化反黨集團」,認為他們和文化界的一批人士一起歪曲和破壞黨的文藝路線,組成小集團,藉口反對保守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助長自由主義,宣揚資產階級惡習,破壞社會主義的生活準則和道德標準。帕奇拉米和盧鮑尼亞被雙雙開除出黨,後被秘密判處長期徒刑,長年累月被關押在監獄和勞改營里,並在北方的斯帕奇銅礦(集中營)服苦役,直到1991年阿爾巴尼亞發生政治劇變才被新政府釋放,並得到平反。梅羅則被降職為中央候補委員,解除其它一切職務,下放到北部萊什區從事體力勞動。[4]:86-89[7]:27[9]:186-188


軍事反黨集團事件

1974年7月25日,霍查通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六屆五中全會把老資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貝基爾·巴盧庫中將推到了被告席,譴責巴盧庫是「黨和人民的死敵,為外國效勞的間諜」,並做出決定:解除巴盧庫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同年12月,霍查秘密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發表《清算杜米(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總參謀長、中將)、恰科(中央委員、軍隊總政治部主任、中將)和佩爾拉庫(中央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的背叛和反黨活動》的報告,稱他們與巴盧庫一起組成「軍事反黨集團」,指控他們違背黨和國防委員會的軍事路線和關於人民戰爭軍事藝術的思想,他們提出的《軍事理論提綱》是宣傳游擊戰和失敗主義,準備在外國武裝入侵面前推行投降主義;企圖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作用和篡改軍隊的革命性質,使軍隊不能履行其保衛祖國的使命;企圖發動軍事政變,奪取黨和政府的領導權,建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制度。「軍事反黨集團」成員都被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提交司法機關進行審理。經過約半年的審訊、拷打和逼供,巴盧庫、杜米和恰科前軍內「三巨頭」均作為軍事反黨集團的頭目被送上了軍事專門法庭,經過秘密審判後於1974年11月5日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槍決。另外還有數十名高級將領作為他們的追隨者被開除出黨或其他刑事處分。這期間,幾乎所有高級軍事幹部都遭到撤換。[4]:89-95[7]:28-29[9]:186-188[29]


經濟反黨集團事件

1975年5月,霍查主持召開黨的七中全會,把矛頭對準了主管國家經濟的最高領導人,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阿爾巴尼亞-中國友好協會主席阿卜杜勒·凱萊齊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工礦部長科喬·蒂奧多西,指控他們歪曲和阻撓執行黨的經濟路線,反對對經濟實行集中領導,在計劃工作中支持自發和無政府傾向,破壞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和加工業、煤礦開採業、地質勘探工作、新項目的建設工作、農業發展和對外貿易等,企圖使國家陷入沒有原料、沒有糧食的局面,從而破壞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達到引起人民不滿的目的,並把他們定性為「經濟反黨集團」。凱萊齊、蒂奧多西等人在全會結束時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出黨。接着,霍查在多次政治局會議上揭批「經濟反黨集團」,給他們戴上與巴盧庫等人同樣的帽子:叛徒、破壞分子、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代理人。凱萊齊、蒂奧多西二人在被收監審判後不久便被秘密處死。[4][7]:32-33[9]:186-188[30]


從1973年到1975年進行的3次清洗中,霍查排除了黨、政、軍、經、文的8名最高領導人,勞動黨政治局三分之一的委員丟掉了職位,失去了黨籍,甚至失去了生命。在當時僅有260萬人口的阿爾巴尼亞,大約3萬名「官僚主義者」被摘掉了烏紗帽,可見霍查大清洗規模非常龐大。世界各國紛紛譴責霍查政權剝奪民主和人權,但霍查始終無視這些批評。在談到消滅勞動黨的高級領導人時,霍查聲稱:「他們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所有革命的叛徒的歸宿都在那裏」。[4]:95-98[9]:186-188


謝胡事件

1981年,霍查再次清洗了黨內的一些高級幹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二號人物、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穆罕默德·謝胡在此期間死亡。阿爾巴尼亞官方在謝胡死亡的次日(1981年12月18日)晚發佈的一項公報說,謝胡是在「神經失常」時自殺的。1982年11月,霍查在向選民發表講話時第一次公開譴責謝胡早自30年代開始就先後為幾個外國間諜機關效勞,成了美國、英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多國間諜」,是過去阿黨內一系列反黨案件的總頭子,是「阿爾巴尼亞最危險的叛徒和敵人」,並宣佈他是因企圖殺害霍查未遂被迫自殺的(關於謝胡自殺的說法疑點很多,也有說法是:霍查在會議上指責謝胡,謝胡反駁,兩人發生激烈爭吵,謝胡本能地從口袋裏掏出手槍,但還沒來得及瞄準霍查就先被霍查的副官和裝扮成招待員的特務打死[4]:116-117)。與此同時,謝胡的家人、部下及身邊人員都受到了牽連。曾任阿黨中央委員、「列寧」高級黨校校長的謝胡夫人被監禁後屈打成招,承認她同丈夫都是「外國間諜」、企圖毒死霍查,被判處25年徒刑,1988年死於獄中(也有被毒死一說)。謝胡的一個任空軍黨委書記的弟弟杜洛·謝胡跳樓自殺,另一個旅居蘇聯的弟弟倖免於難。他的三個兒子均身陷囹圄,其中長子弗拉基米爾·謝胡在牢房經不起折磨而觸電自殺,次子斯坎德爾·謝胡和幼子巴什基姆·謝胡分別被判處15年和10年徒刑。「穆罕默德·謝胡反黨集團」的其他成員都在1983年進行了秘密審判,分別判處死刑和長期徒刑,其中謝胡的侄兒費喬爾·謝胡(內務部長)和密友卡德里·哈茲比烏(國防部長)被判死刑;外長奈斯蒂·納賽(首任駐華大使),衛生部長蘭比·齊奇什蒂及其弟弟、都拉斯區黨委第一書記密哈拉奇·齊奇什蒂,以及衛士長、衛士蘭比·佩奇尼和夫人(夫羅勒區黨委書記)、阿里·切諾、加尼·科德拉等數十人被判重刑。[4]:99-123[31][32]


個人崇拜


1968年阿爾巴尼亞發行的紀念霍查60歲生日郵票

霍查在掌權期間效仿蘇聯的斯大林和中國的毛澤東推行個人崇拜,其姓名被廣泛用在組織名、標語和宣傳品中。他被宣傳為阿爾巴尼亞的救星和偉大導師。在阿爾巴尼亞國內修建了關於他的博物館,全國各地樹立了大量帶有其語錄的宣傳牌和他的雕像。阿爾巴尼亞還刊行了白書皮的霍查語錄「小白書」。[33]在霍查統治時期,學生從小學就開始學習「哲學」,一直到中學的最後一年。學習的主要教材是霍查的著作。工廠和其它勞動崗位上的工人在工休時間裏也總是讓閱讀霍查的政治文章。在海邊的療養院裏,「有功的工人」在十五天休假期間,在吃每頓飯之前,都唱《恩維爾·霍查是一把利劍》[a]這首歌。當時,阿爾巴尼亞創作了大量歌頌霍查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比較知名的名為《恩維爾·霍查之歌》[b]:


在災難的歲月裏,

在鬥爭的烈火中,

英雄的勞動黨誕生了,

恩維爾高舉着革命的大旗,

有了你,

祖國獲得了新的光輝。

在勞動黨的領導下,

我們時刻準備着戰鬥,

英雄的阿爾巴尼亞,

昂首闊步,

勇猛前進。[9]:196[34]


刻在山上的「恩維爾」一詞

外交活動

參見:中國-阿爾巴尼亞關係和阿爾巴尼亞建交列表

1940年代-1950年代

阿爾巴尼亞解放後,霍查政權以斯大林路線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調,在各方面追隨蘇聯。


1946年,英國與阿爾巴尼亞因科孚海峽事件發生衝突。阿爾巴尼亞譴責英國未經許可通過科孚海峽,嚴重侵犯了其主權。而英國則向國際法院提起了科孚海峽案[35],要求阿爾巴尼亞賠償,但是霍查政府拒不支付賠款。於是英國政府扣留了阿爾巴尼亞在英國銀行的1574公斤黃金。阿爾巴尼亞遂與英國斷絕外交關係。[36]


1948年,蘇聯和南斯拉夫交惡,霍查堅定地站到了蘇聯一邊,原因除了霍查推崇斯大林主義外,還因為霍查一直不同意阿爾巴尼亞併入巴爾幹聯邦[37]的主張,擔心如果這樣做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當年,霍查政權就與曾經大力援助過自己的南斯拉夫斷交,廢除同南斯拉夫簽訂的所有條約,並猛烈批判所謂「鐵托修正主義」,在國內大規模清洗親南派,到處抓「南修間諜」。[38]


霍查曾對鎮壓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抗議活動的南斯拉夫進行批評[39]:


如果塞爾維亞人在和平示威中繼續攻擊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我將在24小時之內將貝爾格萊德變成馬鈴薯田。

霍查很崇拜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斯大林,與斯大林的關係非常好。霍查先後五次會見斯大林,後來還撰寫了《同斯大林在一起》一書。在蘇聯的援助下,阿爾巴尼亞完成了1951年-1955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49年和1955年,阿爾巴尼亞先後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和華沙條約組織。[40][41]


1956年,霍查率團訪問中國,列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訪華。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開始批判斯大林主義的危害,並同南斯拉夫改善關係。霍查反對赫魯曉夫這些做法,和蘇聯的矛盾日趨擴大和表面化。中蘇論戰期間,霍查堅定地站到了中國一邊,大肆譴責「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國也開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大量援助。[42]


1960年代

參見:蘇阿決裂

1961年,阿爾巴尼亞與蘇聯決裂,不僅同蘇聯斷交,還停止參加華約和經互會的活動。這時,阿爾巴尼亞開始與中國接近,並從中國獲得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43][44][45][46]



1956年,霍查訪華時會見毛澤東

1966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從文革開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就認為它是不正確的,它將導致失控和無政府主義,使許多人遭到追捕、迫害甚至被打死。儘管阿勞對文革持保留意見,但阿爾巴尼亞還是受到了它的影響。1967年,阿爾巴尼亞開展「思想文化革命」,禁止國內的一切宗教活動,關閉所有清真寺和教堂,對神職人員進行思想改造,並宣佈阿爾巴尼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神論國家」,將國家提倡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反對一切宗教等內容寫入憲法。此時,阿爾巴尼亞成為中國在歐洲的唯一盟友。1966年10月25日,中國方面以毛澤東的名義向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發去一封賀電,稱讚霍查領導下的「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47][48]


1968年,蘇聯出兵干預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阿爾巴尼亞強烈譴責蘇聯的入侵行為,並正式退出華約,與蘇聯徹底斷絕關係。[49]


1970年代

參見:中阿決裂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後,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關係正常化。霍查開始不點名批評毛澤東和中共,認為「自稱世界人民紅太陽的人,卻極其無恥地背叛了世界人民,這充分暴露出了其企圖做所謂「第三世界」霸主的赤裸裸的修正主義反動本質」。[50][51]1972年冬,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貝基爾·巴盧庫率軍事代表團訪華,向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要中國提供五百輛、甚至更多的坦克,部署在亞得里亞海濱,建築一條對付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蘇聯為首的華約的「鋼鐵長城」。因為阿爾巴尼亞胃口太大,周恩來表示拒絕。[52]


1976年,阿爾巴尼亞與中國的分歧已經表面化,開始對其國內的一些中國人提出公開的批評。同年1月,兩國關係惡化,阿爾巴尼亞政府還逮捕了數以千計支持中國的幹部。同年9月,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死後,阿爾巴尼亞和中國的關係更加緊張。[53]


1977年7月7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機關報《人民之聲報》根據霍查在阿勞「七大」上所作報告的論調,撰寫了長篇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批判「三個世界」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是國際共運中的「機會主義變種」,旨在熄滅階級鬥爭,否認當代基本矛盾;說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說不結盟國家的理論主張是「中庸」路線,是「調和矛盾的路線」,「不結盟國家的理論和三個世界的理論,是帝國主義的兩頭怪物」,說「中國要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坐不結盟的第一把交椅」。霍查還批判華國鋒政府推行「修正主義」。中國方面則攻擊霍查為「托洛茨基分子」。1978年7月7日,中國外交部宣佈全面停止援助阿爾巴尼亞。[54][55]


1978年,霍查公開發表理論著作《帝國主義與革命》,猛烈抨擊「毛修正主義」及各種「修正主義」,認為「毛澤東的思想絕不是馬克思主義」。[56][57]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中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抨擊、全盤否定,對中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批評,認為「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着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還將中國與南斯拉夫、蘇聯並列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58]霍查還指責各國各黨領導人是「獨裁者」、「法西斯分子」、「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匪幫」、「瘋子」、「小丑」、「饒舌者」等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霍查發表了幾本重要理論著作,他的一系列觀點和主張開始被稱為「霍查主義」。[3]與此同時,世界上很多毛派政黨(如新西蘭共產黨、巴西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馬列)、哥倫比亞共產黨(馬列)、厄瓜多爾馬列主義共產黨)轉變成霍查派,擁護霍查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政治路線。在霍查主義的影響下,非洲也出現了一批霍查派政黨(如提格雷馬列主義聯盟、突尼西亞工人共產黨、馬里勞動黨)。霍查開始試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宣稱阿爾巴尼亞是「唯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地拉那是「國際馬列主義運動的中心」和「馬列主義的櫥窗」。從此,霍查派以「馬恩列斯霍」作為國際共運的領袖排位,並認為「霍查的思想和教導是馬列主義在阿爾巴尼亞條件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唯一的真正的馬列主義執政黨」。[7]:36-38[17][59]


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霍查譴責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是「侵略者」。霍查還批評中國支持紅色高棉的做法,並使阿爾巴尼亞承認了韓桑林領導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權。[60][61]


1980年代


1983年的霍查

中阿決裂後,霍查從阿爾巴尼亞自身的安全和經濟利益考慮,決定改善同鄰國南斯拉夫的關係。南斯拉夫為了保持巴爾幹半島的穩定,防止蘇聯勢力的滲透,也決定在對外貿易中給予阿爾巴尼亞優惠。因此,兩國貿易額急劇增加。1980年,南斯拉夫成為阿爾巴尼亞最大的貿易夥伴。1978年-1980年期間,阿南在科技、文化、體育等方面的交往也比較頻繁,兩國間的關係達到了自1948年以來最好的程度。[62]


1978年,霍查親臨阿爾巴尼亞南部的希臘少數民族地區視察,保證不虧待他們,希望他們與阿爾巴尼亞族一起安心勞動。霍查還提出要改善阿爾巴尼亞和希臘關係。希臘政府發表公告,對此表示歡迎,此後,阿爾巴尼亞同希臘的貿易、文化關係和人員交流得到了順利發展。


同年,法國應邀派了企業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商談幫助阿爾巴尼亞修建電站、機械廠和化學工廠等計劃。此後,阿爾巴尼亞外交部代表團、貿易代表團和農業部長陸續訪法,同法簽訂了換貨、文化科技交流和植物保護等協定。根據兩國文化交流計劃,阿國家民間歌舞團和法國音樂家代表團進行了互訪。在同西方的國家關係中,阿爾巴尼亞和法國在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關係。霍查認為,法國從未干涉過阿爾巴尼亞的內政,對阿爾巴尼亞是友好的,因此阿爾巴尼亞願意與它發展關係。


與此同時,為了從西德獲得現代化機器和先進技術,阿爾巴尼亞還試圖同西德改善關係。阿爾巴尼亞和西德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過多次協商。由於阿爾巴尼亞政府要求西德政府賠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阿爾巴尼亞造成的損失(總額為幾十億馬克),而西德認為阿爾巴尼亞要價苛刻,不能接受,致使談判陷入僵局。[62]


阿爾巴尼亞也和英國就復交問題進行過數次談判,但由於阿爾巴尼亞堅持要英國先歸還黃金,談判未獲成功。


對於美國,霍查則認為:「美帝國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制度的主要維護者」,阿爾巴尼亞同它 「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任何關係」。


阿中關係破裂以後,蘇聯開始加緊拉攏阿爾巴尼亞。蘇聯通過東歐國家和越南駐阿爾巴尼亞使節給霍查傳話,表示願意與阿爾巴尼亞「恢復友好關係」和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但是,霍查表示「將一如既往,繼續堅決地進行揭露美國和蘇聯的侵略性的和霸權主義的政策和活動的鬥爭」。


1981年4月,南斯拉夫科索沃自治省爆發阿爾巴尼亞族示威遊行事件後,霍查公開支持阿族人鬧事,大肆指責南共盟和南斯拉夫政府,導致兩國關係再次惡化。1982年,霍查指使科索沃分離主義者在瑞士成立科索沃人民運動,將「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族馬列主義共產黨」等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團體聯合起來。該組織成為科索沃分離運動的起源。1982年以後,科索沃分離運動轉入「武裝鬥爭」階段。在18個月之內,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納發生爆炸案至少九宗,在比利時三名南斯拉夫官員先後被刺殺。[63][64]


宗教政策

參見:國家無神論

1946年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有250萬人口,2/3是穆斯林,19%為東正教徒,天主教徒佔13%。絕大多數穆斯林為遜尼派,分佈於中部廣大地區,而屬於什葉派、深受蘇菲主義影響的拜克塔什派穆斯林約有20萬人口,多住在南部地區。東正教徒也住在南部地區,長期以來該地的拜占庭東正教的勢力極大。1922年阿爾巴尼亞正教會宣佈自立,禮儀主要使用阿爾巴尼亞語,少許使用希臘語,總部設在地拉那,領袖的頭銜是「地拉那和都拉斯都主教,全阿爾巴尼亞大主教」。天主教徒大多數居住在北部地區。阿爾巴尼亞全國共有7個天主教區、121所教堂、90位非修會神父、30多位方濟各會神父。[65]


1945年,在霍查政府的主持下,阿爾巴尼亞開始進行全面社會改革,各種宗教的影響和作用被加以限制。當年,大部分宗教教產被政府沒收。政府為了切斷天主教會與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聯繫,驅逐了羅馬教廷代表德·尼格里斯大主教,並要求國內天主教徒斷絕與梵蒂岡的一切聯繫,轉而建立一個民族教會。1946年4月,霍查政府頒佈法令,規定宗教團體擁有土地的限額為10公頃,教會學校全部轉交政府管理,取締耶穌會並沒收其財產,驅逐所有外國神職人員。1946年秋,政府鎮壓了由原親意大利佔領當局的天主教神父組織的法西斯組織「阿爾巴尼亞聯盟」,並於年底處決了與該組織有關的20位神父,另有40位神父被捕入獄。神父數目銳減。1947年,政府取締方濟各會,並禁止在家中傳教。1949年,政府要求一切宗教團體正式向黨和人民效忠,宗教領袖均改由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指定。自此直至1967年,由於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蘇聯等國的外交關係惡化,對宗教限制略有放鬆,但仍有不少教徒被處決。1949年-1954年,約有1/3的阿爾巴尼亞遜尼派和其它派別的穆斯林領袖被處死或關押至死,還有不少穆斯林逃亡到北美、大洋洲,但教堂和清真寺中仍有許多虔誠的教徒。[65]


1966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制定出「從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根除宗教信仰」的新政策。1967年1月,霍查提出要進行一場根除宗教的鬥爭。當年2月,政府關閉了都拉斯禮拜堂,沒收了所有宗教教產,並鼓動民眾在集會上公開抨擊宗教界,神職人員則隨時有可能遭到毆打。9月,所有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共計2169處(其中天主教堂298座),全部關閉,其中大部分被拆毀(被拆毀的宗教建築中有550座清真寺),剩下的被改作禮堂、博物館、電影院、籃球場、百貨店、商場和倉庫。11月,阿爾巴尼亞一切宗教及其團體都被政府宣佈為完全非法,一切宗教禮儀都被強行禁止。地拉那電台還宣佈:阿爾巴尼亞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神論國家」。1971年,阿爾巴尼亞全國只剩下14名天主教神職人員,其中12名在獄中,另外2名在逃。同年11月,霍查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說「摧毀宗教機構」是「一次決定性的勝利」,為把人民從「宗教信仰裏完全解放出來」創造了條件。1976年頒佈的阿爾巴尼亞新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國家不承認任何宗教,並且支持無神論的宣傳,支持向人民倡導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第五十五條規定:「禁止設立任何法西斯、反民主、宗教和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禁止法西斯、反民主、宗教、鼓吹戰爭和反社會主義的煽動、宣傳與活動,禁止民族仇恨。」從此,阿爾巴尼亞取締國內所有宗教活動以法律形式確定了下來,凡持有宗教印刷品者處3-10年監禁,罪行嚴重者可處死刑。凡被告持有《聖經》者,即使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也至少要判刑12年。伊斯蘭經書被收集起來,在公共廣場上付之一炬。政府還禁止男性蓄長鬍鬚和長髮,動員農民養豬,鼓勵民眾食用豬肉。1979年,一名在押主教因試圖舉行復活節彌撒被看守打死。[7]:6[9]:14[65][66]


晚年經歷


霍查在地拉那最後的住所

1973年,霍查患心肌梗塞、致使心律不齊,以致發展到心臟機能嚴重不全。為此,阿爾巴尼亞政府除組織國內名醫和法國名醫診治外,還邀請中國醫療小組前往救治。[14]



霍查統治期間,阿爾巴尼亞建造了超過70萬個碉堡,建造材料不少來自於中國[38]

1981年,部長會議主席謝胡之死給霍查帶來極大震動,健康每況愈下。1982年,霍查已患有嚴重的帕金森氏病以及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掌管全局力不從心。[4]:128霍查逐漸把權力移交給新的指定接班人拉米茲·阿利雅,自己則退居幕後。阿利雅主政後,堅持並全力推行霍查路線。對外,「反對一切外部敵人」,即反對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聲稱「永遠不同它們發生任何聯繫」、「永不同它們和解」,同南斯拉夫繼續進行宣傳戰,有選擇地同西方發展關係,謹慎地同東歐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對內,「反對內部敵人」,即同謝胡的追隨者與支持者繼續作鬥爭。鎖國政策使阿爾巴尼亞在國際上變得更加孤立,經濟停滯不前。[62][67]


1982年,一個由四個阿爾巴尼亞流亡者組成的名為「班達·穆斯塔法伊」的團體試圖刺殺霍查。他們的計劃失敗了,該團體的兩名成員被殺,一名成員被捕。[68][69]這是唯一一次付諸實施的刺殺霍查行動。[70][71]


1980年代初,出於對政變企圖的猜疑和恐懼,霍查下達了一項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無論何時,只要阿爾巴尼亞空軍的一架轟炸機出動,哪怕執行最常規的任務,另一架轟炸機必須緊隨其後,而後爬升到這架轟炸機上方,隨時準備向這架可能懷有異心的轟炸機傾瀉炸彈。雖然可能性很小,但霍查認為轟炸機可能為敵對勢力執行秘密任務,轟炸他的住處並推翻他的政權。在霍查去世前夕,他又下令在上一項命令的基礎上再出動一架轟炸機,做好轟炸第二架轟炸機的準備。在霍查去世後短短數小時,這項計劃便被取消。[72]


霍查晚年偏執、多疑,甚至對所有勞動黨政治局委員無一例外地進行對話監聽,同時設有替身,以防暗殺。當時的阿爾巴尼亞閉關鎖國,在全國範圍內大建碉堡,變成了與世隔絕的「碉堡之國」,被外界稱為「神秘的國度」。[4]:161-163[14]


1985年4月11日,霍查因心臟病在地拉那去世,享年76歲,結束了他長達40年的統治。[14][73]


逝世後


霍查紀念堂(地拉那金字塔)


佈滿鮮花的霍查墓,位於地拉那薩拉平民公墓

1985年4月11日10時,阿爾巴尼亞通訊社向全世界發佈有關霍查逝世的訃告,阿爾巴尼亞隨即成立了以拉米茲·阿利雅為首的20人治喪委員會,宣佈全國致哀七天,並降半旗致哀,戲劇、電影、音樂和體育活動一律停止。[74]


4月13日17時30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召開了特別中央全會,一致選舉拉米茲·阿利雅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全會同時決定:在地拉那(霍查長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吉諾卡斯特(霍查故鄉)和科赤(霍查青年時期讀書和任教的地方)三座城市建立霍查紀念塑像;國立地拉那大學改名為恩維爾·霍查地拉那大學;先鋒隊組織改稱恩維爾先鋒隊;阿爾巴尼亞第二大城市——都拉斯也更名為都拉斯-恩維爾·霍查。[74]


特別中央全會結束後,阿利雅率政治局全體成員來到霍查遺體前,相繼吻他的前額。阿利雅舉起了右手,並喊道:「親愛的領袖恩維爾同志,我們將高舉你的利劍[c],砍倒內外一切敵人!我們宣誓!」「我們宣誓!」所有人跟着喊道。[74]


4月15日,阿爾巴尼亞官方於地拉那的總統辦公樓為霍查舉辦了盛大隆重的葬禮,葬禮沒有要求外國領導人參加。霍查的遺體置於總統辦公樓供民眾瞻仰。追悼會結束後,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沿着拉比諾特大街向東南方向行進。霍查的遺體在離市中心3公里的阿爾巴尼亞祖國烈士陵園下葬。當大理石板蓋上墓穴時,在旁的所有人都痛哭起來。阿利雅手扶霍查夫人涅奇米葉,說:「像恩維爾這樣的人永遠不會死,他只有一個日子——生辰!」霍查的墓碑上只刻着「恩維爾·霍查 1908—」幾個字,隨後在全國各地豎起的標語牌上也都是「霍查同志只有生辰,沒有冥日」。[74][75][76]


阿利雅接任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成為阿爾巴尼亞最高領導人後,一再強調阿爾巴尼亞將「毫不動搖地堅持霍查路線」,「繼續堅定地走霍查的道路」,但也對原有的政策作了一些調整。[77]


隨着東歐劇變的發生,阿爾巴尼亞的國內形勢開始惡化,勞動黨政權也日益動搖。1990年5月8日,阿爾巴尼亞正式宣佈解除對宗教的禁令。同年夏天,阿爾巴尼亞發生了數次大規模公民出逃浪潮,歷次出逃者總計有10餘萬人,約佔阿全國人口的3.3%。7月,阿爾巴尼亞與蘇聯恢復了中斷長達29年的外交關係。[75]


1991年2月6日,阿爾巴尼亞新成立的第一個反對黨——阿爾巴尼亞民主黨主席薩利·貝里沙(曾擔任霍查的保健醫生,後來成為阿爾巴尼亞總統)發表文章批判霍查的個人迷信,成為否定霍查及勞動黨的第一個信號彈。他在文章中稱霍查是「斯大林式的獨裁者,在阿爾巴尼亞建立專政,大搞殘酷的階級鬥爭,打擊政治反對派,造成國家的貧困和孤立」,就在貝里沙批判霍查的當天,霍查大學的學生們便舉行罷課、靜坐、絕食、示威,要求恢復以前的校名,在動亂難以平息的情況下,當局不得不於2月20日答應了學生們要求。而就在當天下午,矗立在地拉那市中心廣場上的霍查銅像被示威者推倒,其他城市的霍查塑像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接着,首都文化宮前的「光榮屬於勞動黨」的巨幅標語牌被拆除,政治書店被搗毀,71卷的《霍查全集》被焚燒。[33]同年3月15日,阿爾巴尼亞和美國建交。[78]


1991年4月26日,阿爾巴尼亞宣佈放棄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並改國號為「阿爾巴尼亞共和國」。6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改名為阿爾巴尼亞社會黨。同年11月,該黨召開「一大」,決定將「特別注意同勞動黨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及其核心人物霍查徹底劃清界線。」[79]


1992年阿爾巴尼亞烈士節(5月5日)前夕,阿爾巴尼亞議會作出了「第28號專門決定」: 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遺骸遷出阿爾巴尼亞祖國烈士陵園。[80]5月3日夜間,霍查的墓穴被挖開,棺木被撬,遺骸被遷到地拉那西南部的薩拉平民公墓。霍查的家人也先後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送進監獄。[75][81]


歷史評判

影響


埃塞俄比亞霍查派領袖梅萊斯·澤納維,1991年-2012年為埃塞俄比亞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現今最知名的霍查主義者之一,突尼西亞工人黨和人民陣線領導人哈馬·哈馬米,他在2014年突尼西亞總統選舉中排名第三

參見:霍查主義

雖然霍查在現在的阿爾巴尼亞飽受爭議和批評,但他對阿爾巴尼亞影響深遠。在他的統治下,阿爾巴尼亞由一個極端保守落後、各種宗教勢力主導的國家變成了現代世俗國家。雖然現在還有不少阿爾巴尼亞人保留着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信仰,卻已遠不如過去虔誠,人們可以隨時隨意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目前阿爾巴尼亞所有宗教的信徒都能和平相處,少有宗教狂熱現象,跨宗教的聯姻十分常見。[82]


霍查主義理論對世界的影響也持續至今。1991年,埃塞俄比亞霍查派領導的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武裝推翻門格斯圖的獨裁統治,建立過渡政府,梅萊斯·澤納維任臨時總統;1994年,埃塞俄比亞新政權頒佈了一部明確規定各民族人民享有分離權的進步憲法;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的執政地位一直維持到2019年12月其自我解散。[83]1994年,多個國家的霍查派政黨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開會,成立國際組織馬列主義政黨和組織國際會議 (團結和鬥爭),該組織活動至今。[84]2011年,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霍查派政黨突尼西亞工人共產黨在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2015年,土耳其霍查派政黨馬列主義共產黨發起成立國際自由營,支援羅賈瓦革命,成為敘利亞羅賈瓦政權的重要支持力量。在西非,一批霍查派政黨(如馬里勞動黨、沃爾特革命共產黨、多哥共產黨、貝寧共產黨)仍很活躍。[85]而信奉霍查主義的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至今沒有放下武器,還在武裝對抗哥倫比亞政府,據報道,該組織現有武裝人員400人。[86]以霍查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厄瓜多爾馬列主義共產黨也擁有一支準軍事武裝:人民戰士團體。[87]在阿爾巴尼亞,一批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黨員成立了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繼續奉行霍查主義,該黨在2017年阿爾巴尼亞議會選舉中,獲得1029張選票,佔總選票的0.07%。[88]


評價


伊斯梅爾·卡達萊,霍查的同鄉,阿爾巴尼亞文壇泰斗,曾經創作大量作品歌頌霍查路線,深得霍查器重[89]

曾長期擔任蘇聯外交部長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評價霍查:「他長得非常英俊,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相當有文化,但你能感覺得出他深受西方教育的影響。」[90]


1985年4月11日霍查去世後,阿爾巴尼亞著名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致信法國《世界報》,批評該報對霍查的攻擊並維護霍查的身後名譽:「阿爾巴尼亞人民有擺脫苦難的悠久歷史,因此他們很懂得為了什麼而感到痛苦,如何表達和為誰而憂傷。恩維爾·霍查的名字無疑已紮下了根基,植入新阿爾巴尼亞的歷史和建設。這就是決定他的個人的偉大和對他(的逝世)深切悲痛的東西。」[91]


1990年,特蕾莎修女訪問阿爾巴尼亞,親自到霍查墓前敬獻花圈,而且對霍查無一句指摘之言,還擁抱了霍查的遺孀涅奇米葉,這一舉動令時人感到訝異。[92]


1991年2月22日,時任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的拉米茲·阿利雅面對國內的反霍查聲浪,對全國發表講話:「我想再一次強調,恩維爾·霍查是一位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的歷史性人物,歷史是不會根據被操縱的人們的思想來進行裁判的。雕像可以被除去,但霍查本人是不會被推倒的,因為他是人民的歷史和新阿爾巴尼亞歷史的化身。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全體阿爾巴尼亞人民為有霍查同志這樣一位領袖而感到自豪。」[75]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權垮台後,在學術界,阿爾巴尼亞國內的一些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對霍查基本有兩種評價。阿爾巴尼亞前外交部長、持中左立場的民主社會黨主席、著名歷史學家巴斯卡爾·米洛認為霍查是阿爾巴尼亞既定時期——20世紀下半葉的一個「歷史性人物」。他是一個複雜人物,既是獨裁者,又為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做出過寶貴貢獻,也為國家在某些特定社會領域的發展做出過貢獻。在對外關係方面,霍查又是一個矛盾性的人物。他在堅持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同時卻排除了阿爾巴尼亞發展的直接利益,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之間的關係不能協調起來。從民族觀點來看,他是一個溫和的民族主義共產黨人。而阿爾巴尼亞前副議長、持右翼立場的共和黨名譽主席、著名作家薩勃里·戈多認為霍查是個徹頭徹尾的反面人物,極善玩弄權術的人。他的一切目的都是為了建立以他為首的勞動黨專政。在他的時代如果說他做過一些好事的話,那就是掃除了全國的文盲。[4]:137



2008年,霍查故鄉吉諾卡斯特街頭,紀念霍查誕辰100周年的塗鴉

2000年7月,英國霍查派政黨大不列顛共產主義聯盟在其網站上刊載《緬懷霍查同志永生15周年》一文,對霍查極力頌揚:「恩維爾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提到他的時候,往往不得不加上一個『劃時代的』。」「霍查同志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一個有着非凡遠見卓識的領導人。」「在霍查同志的領導下,阿爾巴尼亞成為世界上的不是超級大國的超級大國,享有無可爭議的尊重。追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受壓迫的革命人民遍佈世界各地。」「反面教材更見證了霍查同志的偉大。在他逝世後,人民的財富和人民的軍隊被徹底摧毀,人民面臨着大規模失業。人們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家園,官僚壓榨着人民,犯罪、腐敗、賣淫隨着資本主義而散播。反動派們絞盡腦汁來詆毀霍查同志,但這是徒勞的,人民心裏有數。時間越長,他的教誨越發光芒。」「霍查同志一直被任何一個誠實的人所尊敬和愛戴。他給人民留下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遺產在前面引導我們進行偉大而艱難的戰鬥。他的革命獻身精神像指南針,讓我們永葆共產主義理想。我們將努力實現他的遺願,奪回阿爾巴尼亞的紅色江山!」[93]


2008年10月16日,數百名阿爾巴尼亞人在地拉那舉行紀念霍查誕辰100周年的活動。在位於地拉那西郊的薩拉平民公墓里,人們齊聚在霍查墓前,並獻上花圈。霍查的遺孀涅奇米葉也參加了活動,並稱讚霍查是「戰鬥英雄,為阿爾巴尼亞建立了不朽功勳」。參加紀念活動的人們說,在霍查的領導下,阿爾巴尼亞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功抗擊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的佔領,並實現了阿爾巴尼亞從落後的半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而阿爾巴尼亞民主黨創始人、時任總理薩利·貝里沙則在霍查誕辰100周年前夕呼籲人們與紀念活動拉開距離,並稱霍查是阿爾巴尼亞民族歷史上最大的暴君和獨裁者。[14][94]


2013年,印度霍查派政黨印度共產主義起義黨發表署名為伊姆丹的文章——《紀念〈帝國主義與革命〉發表35周年》,回顧並稱頌了霍查的理論成就:「霍查同志在1978年發表的專著《帝國主義與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走向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大背景下,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反對20世紀下半葉兩大修正主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與毛修正主義,寫就的一本著作。這本著作足以讓他成為最後一個偉大的列寧主義者。」[95]


2015年12月,英國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在工黨為黨務人員舉辦的一個基督教節慶派對上引用了霍查1967年的講話:「今年將比去年更艱難。另一方面,它將比明年更好過。」並稱霍查是一個「堅強的領袖」。[18][96]


2016年,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進行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45%的阿爾巴尼亞人對霍查持肯定態度,另有42%的阿爾巴尼亞人對其持否定態度。[97]


個人生活

霍查被形容為長相英俊、身材魁梧,頗具個人魅力。他平時喜歡穿灰色西裝,繫暗紅色領帶。[4]:129霍查是一位熟練的組織者和多才多藝的政治家,口才極佳,擅長當眾演講,常在報紙上發表言辭激烈的政論文章,富有鼓動性。[4]:127[7]:15[38]截止1991年,《霍查全集》已出版了71卷。[14][33]霍查雖獨攬大權,卻未利用權力斂財,其親屬除所掙基本工資外,沒有多少財產。[98]霍查是一個性格矛盾的人,一方面非常善感,在觀看少年兒童演出時甚至會流淚,同時又能夠極其冷酷地簽署處死某人的決定。[4]:193霍查熱愛曾經留學過的法國,曾努力以法國為榜樣來制定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早在打游擊時就十分敬佩戴高樂,一向為真正了解法國的歷史和文化而自豪。[89]霍查既崇拜斯大林和阿爾巴尼亞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又讚賞巴爾扎克、蒙田、莎士比亞和莫里哀等天才知識分子。由於霍查受過西方教育並且有當過學校人文學科教師的經歷,他似乎對文學、戲劇、哲學,特別是教育科學相當熟悉。霍查還是一位嗜書之人,飽覽歐洲文學名著,且對英國推理小說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書極為着迷。[18]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並通曉俄語、英語、意大利語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他被描繪為「一手拿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利劍,一手舉着向西方學習的明燈」的形象。[7]:16


家庭

霍查的妻子是涅奇米葉·霍查,曾擔任阿爾巴尼亞一系列重要黨政職務。她於1945年元旦與霍查結婚,兩人共育有3個子女:長子伊利爾·霍查,1961年生;次子索科爾·霍查,1964年生;女兒普蘭維拉·科拉內齊。[14]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權垮台後貝里沙當局的政治清算下,霍查家的所有財產全部被沒收。霍查夫人被判入獄9年,實際執行5年。出獄後,霍查夫人靠每月30美元的退休金過活。在科索沃戰爭期間,霍查夫人公開表態支持北約和科索沃民族主義者。她是1991年成立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成員。霍查的長子伊利爾生活在地拉那,從事個體經營,還出版了兩本回憶父親生平的書。小兒子索科爾夫婦從事外貿經營,因業務關係,還曾幾次到過中國。女兒普蘭維拉和丈夫從事私營建築設計,收入豐厚。[99][100]


主要著作


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的霍查著作

霍查著述頗豐,主要有:


《霍查選集》1-25卷,1968-1976年

《赫魯曉夫分子》(1976年發表)

《帝國主義與革命》(1978年發表)

《南斯拉夫「自治」-資本主義理論與實踐》(1978年發表)

《中國紀事》(1978年發表)

《歐洲共產主義是反共產主義》(1980年發表)

《同斯大林在一起:我與斯大林會談的回憶錄》(1981年發表)

《鐵托分子》(1982年發表)[101][102]

在流行文化中

阿爾巴尼亞著名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1971年發表的、以「石頭城」吉諾卡斯特為主題的小說《石頭城紀事》中,數次提到恩維爾·霍查,提到他是「石頭城」人,在法國讀過書,由於怕被人認出所以戴副墨鏡,針對他的通緝令上有懸賞金額,還提到他要打一場新型戰爭。[103]


在2005年上映,由法國、希臘、波蘭、西班牙、保加利亞五國聯合製作的電視劇《巴爾幹最後的貴族》中,保加利亞演員佩塔爾·波普奧爾丹諾夫扮演恩維爾·霍查。[1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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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阿尔巴尼亚很晚才被土耳其征服,但却陷入伊斯兰教很深——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阿尔巴尼亚58.79%人口信仰它,是该国最大的宗教,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一部分是拜克塔什教团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时代引入阿尔巴尼亚,并一直是最大的宗教,但在恩维尔·霍查统治时期因推行国家无神论政策,伊斯兰教被禁止活动,到1991年才恢复活动。其实,霍查这把“货叉”的态度本身就是穆斯林式的态度——他明确了无神论其实就是一种拜物论的宗教。霍查家族的姓氏就是穆斯林神职人员(阿訇),阿訇改投共产党,说明两者作为“神汉”、“神棍”是一脉相承的。在土耳其历史上,有42位奥斯曼大维齐尔是出身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共产主义时期,穆斯林神职人员,与天主教和东正教神职人员一样,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1967年宣布完全禁止宗教后停止所有活动,直到1990年。随着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之后国际共产党阵营的崩溃、东欧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前阿尔巴尼亚共产政权政府在1991年倒台。在1992年起执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容许各种宗教自由,伊斯兰教得以再次在阿尔巴尼亚死灰复燃。现在阿尔巴尼亚是伊斯兰合作组织中唯一的欧洲国家成员。在2011年4月,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成立了第一所伊斯兰大学:比迪尔大学。这就是霍查这把回教共产党货叉的遗产。

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

谢选骏:网络时代的写作已经结束

《网络时代的写作——探讨与展望》(任晓雯  

Fri Feb 2, 2001)报道:


你千万不要把清晰的景物误以为离得很近。这感觉就像站在山脊上,越过一大片森林眺望远山的目标。远处的山峰离得如此之近,似乎你伸出手去就能触摸到它。感觉就是这样,除非你置身于树林之中,开始披荆斩棘走向那座山峰。 

--"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它不仅仅再是一种单纯的提供信息的手段,而是越来越多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一些传播学家就一直在预言,在下一个十年中,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将通过某种正如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所称的电信电脑——一种将电脑、电信和个人电脑的特性混合起来的新装置,给几乎每一个人带来一个能提供交互信息、娱乐、购物和个人服务不断扩展的世界。1 


新技术的发展及所引起的改变,确实使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根本不可能高度精确地预言科技变革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焦点。我今天探讨的是:网络时代的写作。首先我要理清的概念是:什么是"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 


在今天的世界上,变革可能看上去似乎发生得非常快,但是对于历史记载的研究已经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美国未来学家保罗·萨弗认为:至少在过去五个世纪里,新思想完全渗入一种文化所必需的时间数量,一般约为三十年。他把这称之为30年法则。 


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许许多多的迷惑,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产品向社会的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哦,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人人都拥有了它。 2 


如果根据30年法则,我们今天还未完成电脑网络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完全渗透。也就是说,我们仍未进入一个叫作"网络时代"的阶段。事实证明,我们之所以有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感觉,是因为有更多的新技术在同一时间出现。正是这些成熟技术的出乎意料的交叉冲击,创造出我们都感觉到的强力加速。 


然而,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新时代的前奏阶段,新技术的出现、发展,及其与成熟技术的交叉冲击,也使我们感觉到了巨大的冲击波。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并不是像过往大多数时代那样,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繁衍递变的过程,这个时代的发展,是突发的、具有爆炸性与革命力度的、甚至是断裂的。这种强大的冲击力,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激烈而彻底。 


那么这个新时代究竟将何时、何地到来?三十年、更长或者更短?或者所谓"30年法则"只是美国的三十年?事实上,我们很难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界定这个"新时代",我们的改变是猛烈的、然而又是参差的、渐近的。"网络时代",与其说是一个时间概念,勿宁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意识状态。这种界定冲破了一种传统的在时代问题上的元信仰,即假定时代是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前后一致的整体。既然这个时代是与技术休戚相关的,那么它的衍变也必然与生产力、技术等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两种因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千差万别和在时间维度上的瞬息万变,又使对这个时代作时间上的整体界定显得困难。因此,不妨借用福柯的观点:我们不应将现代性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an era),而更应将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 


从电脑书写谈起——镜映效果、文本的非个人化 


互联网时代,电脑写作使敲击键盘代替了执笔手书,速度的成倍增快使书写具有了某种一泻千里的快感,思维因书写过慢而受阻的现象也大大地减少了。这使得写作比以往更接近"心想手书"的同步状态,也使写作者能更好地捕捉稍纵即逝的意识流;而且,熟练的键盘操作使"手书"成为一种近似于无意识的行为,"手书"意识的减弱,使作者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心想"上,这样的写作状态更自然、更真实,并减少了书写意识过强时易造成的理性对于初始情感的扼杀。用马克·波斯特的话说,就是"作家与他/她所用的词语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而立即就会变形的,简言之,是非物质的。" 3 


(手写或打字写时)一旦这些字从头脑中的意象转化为字形再现,它们就变成其作者的敌人,与他/她对抗,抵制他/她想改变或重新调整它们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在电脑上写作免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却又达到同一目的。4 


马克·波斯特称这种现象为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也就是电脑书写类似于一种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界线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电脑书写处于划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界限上。镜映效果使得书写主体双重化。由此可见,所谓"镜映",简而言之,就是人类"在机器可怕的非物质性中认出了自己",当书写的阻碍趋近于零时,人们在电脑面前看到的是自己。电脑书写者会发现,机器的能力竟然与人脑的能力类似,甚至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越了人脑的能力。 


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存在着缺点,最明显的是:它使文本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s)了。手稿作为原始件是具有价值的,手稿的增删、文本的衍变、笔迹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品被制造出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形成文本的物质化过程。手稿的每一笔都会在纸上留下印迹,纸张的空间是有限的,增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而键盘上的写作却具有了极大的随意性:字符可以被随时修改,字段可以整段整段地删除或者移位。而屏幕上显示的,永远是最后一稿。没有过程、没有历史、所以也无法提供作者思路的衍变以供比较。 


电脑化文字处理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主体的其它方面。作者是一个个体,一个在书写中确认其独特性的独特存在,他/她通过其作者身份确立自己的个性,从这个程度上讲,电脑可能会搅乱他/她的整体化主体性的感觉。电脑监视器与手写的痕迹不一样,它使文本非个人化,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使图形记号失去个人性(de-individualizes)。5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把键盘敲出来的诗稿再称为"手稿"了,一摞摞压箱底的手稿,此时用一张巴掌大的磁盘便存储完毕。再也没有因纸张的变黄发脆,而产生的历史感。一切都是不可查的。我们无法研究作者写作的时间,心境,没有了作品以外再可玩味出的人的东西。磁盘记录的方式也不可靠,数字化的病毒,人为的误删改都会对诗稿产生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形下,作者肯定不会有对"手稿"的珍视态度。手写/印刷时代的人对手稿的态度令人感动,他们甚至表现出对手稿极色情的冀望,一种在绝对私人化的时空里对手稿的自我欣赏和幻想。数字化的文稿丧失了人格魅力,作者同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简单,没有了文化上的外延。6 


网络里的写作——文本、作者:改变抑或消解 


如前所说,磁盘取代了手稿,这是传播技术的一大发展。用传统的概念来讲,一张光盘,具有它自身的物理和化学构造,而现在它的更重要的因素都不是这些,而是通过二进位制代码的转换延伸出来的虚拟的"内容"。这是过去非技术时代所没有的。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它的"所指"是什么?是一种实体物质呢?还是虚拟影像?语词的差异性原则又将如何面对呢? 


虚拟现实(VR)的概念改写了我们很多的观念。更多的事物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虚拟"这一概念,今天,可触摸的或视觉意义上的物品在全球经济模式中已处于次决定(under-determined)的位置,主决定(determined)的位置已让位于不可见的贸易及流通过程,人们可以避开物品而从事各种与之相关的活动。那么,我们现有的文学艺术单概念边界的延伸是否能跟上科技发展带来的这种概念的拓展呢? 


在互联网和电视占主流的大众传播时代,我们阅读观赏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大多是在各种媒体上,很少有机会才能看到"原作",许多人永远只能看到"媒体文本"(media text)或"电子文本",这是一种当代现象,即第二文本或第N 文本反而变得比第一文本更重要,"原作"的意义处于次级的位置,而"流通"的意义处于更突出的位置。现在,大量的读者包括专业读者接触更多的是媒体文本和复制的影像,一个事件真正显得重要往往是也是因为媒体的作用,如克林顿性丑闻事件。这样我们(读者)看到的与原事物有差异的,而由原事物触发的意义也可能会随媒体的运作过程而发生"质变"。 


除了大众传播时代文本一模一样的复制生成外,在互联网中,第一、第二……甚至第N文本又具有网络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写作的不定型。第一文本和第N文本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所以网络上会出现"原始版"、"修改版"、"最终修改版"、"完整版"等名词)。常规的文学作品一经印刷发行,就已定型,广大读者读到的也只有同一个版本,要等到再版时才可能进行修改。但是网络上的创作却是随时可以更动的,网络作品是电子化的这个特点本身就决定了网络作品有永远的可修改性,作品永远以草稿的形式存在,网络作者有责任和权利对这些自己的东西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造。无限度的可修改性会使网络作品在短时间内失去可靠的文献意义,但是,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各自的可修改领域中很难发起真正的文章论战,而论战一般只能在BBS这样的有修改权限制的地方出现。 


信息方式不仅改变了文本的存在方式,淡化甚至消解了"原作"的意义,而且,电脑化的文字处理、网络传播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时改变了写作主体的很多方面。 


一般而言,电脑写作容易比手写篇幅来了得长,而相比之下的不简炼、欠斟酌也是其作品目前的一个普遍问题。如前所述,手稿修改会留下修改前原文的痕迹,这使得反复比较成为可能,而电脑写作过程中的修改相对更感性一些,屏幕上永远留着最近一次修改过后的文字,作者很难认真比较出某处修改了三四遍的文字,到底是哪一遍比较好,通常只能凭大概印象。 


网上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使得作者有机会获得开放性的阅读:历史的与现时的、国外的与国内的,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并置在同一平面,这种开放式的阅读方式使作者避免了只受单一思维意思的影响,于是,地域色彩减弱了(当然,城市化也是原因之一),创作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也减弱了,甚至趋近于无。 


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此间,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常规化效果。这种新型的写作方式所引起的主体性的新形式很快就会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不具新意的了。 


信息方式的诸多方面,诸如电脑书写,导致了差异,但这种差异被压抑和反驳,被否定和抛弃,以便努力维持一种稳定的常规性。人与新的经验有机融合了,因此人也就接受了已经改变了的环境,而同时又否认发生过任何发生。这种常规化或现实效果有助于让人过日子,尤其是当这种日子与以往的独子大不为同的时候。7 


电脑书写还以另外一种方式颠覆了作为中心化主体的作者,即它引入了集体作者的诸种可能性。 


LINUX软件工程的操作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人做出了内核,然后公开代码让其他人修改和提意见,接着,更多的人参与进行了功能程序补充,终于把这个系统用网络协作的方法做成功了。甚至,在操作系统的领域已经对龙头老大——微软公司——形成了一种很大的竞争威胁。那么,这种操作手段在网络文学创作上也一样适合,网络协作和可修改性如果可以在某种契机中得到发挥,那么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品种也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已有许多合作性文字的处理方法:一张磁盘可以在不同的作者间传来传去或邮来邮去;两个或更多的电脑可以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交流;区域网可以给不止一台电脑提供同时进入一个文本的可能。在这些情形中,集体加工很方便,在某些学科中这种作法已很常见。电脑为集体作者提供了一种非同步的同时性(nonsynchronous simultaneity) 8 


这种众手相传的集体创作似乎让我们依稀回望到了过往的史诗年代。以众口相传为主要特征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其实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是一个去芜存精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共性;当文学史发展到文人创作的阶段时,作者的个性就从共性中脱颖而出了;而如今,网络上的联手创作,是不是又让我们听到了消解个性、突出共性的新民间文学的前奏呢?也许这一天,便会真正到了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的年代。 


众语喧哗背后看不见的主流、写作的卡拉OK化 


网络似乎带来了"无限的"民主:挣脱了由杂志、评论家、出版社、书商等因素构成的传统体制的束缚,网络时代的写作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欢呼雀跃,一派众语喧哗(raznorechie, heteroglossia)的勃勃生机。 


而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网络时代众语喧哗的现象背后。我们将看到的是强化了的、还是削弱甚至瓦解了的主流意见呢? 


在电视传媒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播学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培养理论。其中心思想是:电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稳定、散布某种社会规范,使人们的意见趋于与主流意见一致。 


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力被重新分配,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民主,平民与王孙拥有同等的权力,能在网上畅所欲言,施加自己话语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民主。 


无限扩大的因特网上,天文数字般的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着,但是所以信息都是由持一定观点的人或人设计的软件程序输入的。这些信息分布在网络的无数站点上,敲入关键词后会出现成千上万的网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能调用主要的,而主要的大型综合网址一般都是各国权力组织的数据库。因此,网络的交互性究竟赋予了用户多少权力,值得讨论。9 


而退一步讲,假定网络上不存在任何影响他人的议程设置,每个自由表达意见的用户绝对没有主动影响他人观点的企图,也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即:在网络上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 


因此我认为,互联网上的"众语喧哗"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背后是依然强大的主流效果。 

那么什么是网络写作的主流意识呢? 


首先,方法的不同有时会导致本体的不同。"手稿时代"的严肃的写作者,大多都珍视文字,勤于探讨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的本质、存在的本质、世界的本质等等。而"数字化的文稿"的作者是生活在虚拟环境中的一代,他们在虚拟的空间用虚拟的身份对话、交流、阅读、受教育。这种数字化生存往往会使人淡忘对本质之类问题的探讨,很简单,Byte就是本质,数字就是本质,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和他危及全球的公司就是本质。因此,"数字化的文稿"往往会更多地注重现在时,它们解构历史,甚至漠视文化,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像一场全民狂欢的卡拉OK。 


其次,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大众媒体的无孔不入,为精英意识的瓦解有力地推了一把。网络时代是制造英雄的时代,但也是消解英雄的时代。制造的英雄是科技英雄、经济英雄,科技和经济是推动网络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网络时代的英雄们在其中推波助澜。 


而写作,无论是作为一种职业还是出于一种爱好都越来越趋边缘化。网络时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以往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要么大彻大悟地平民化,要么成了独善其身的现代隐士。这是因为,"大众"的存在,是英雄、权威存在的前提,一个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英雄不是英雄;一个不被大多数人理睬的权威也不是权威。网络的诞生和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术霸权受到的巨大冲击,加速了文化"小众时代"的大量。传统的三大媒体都已将传播策略由广播转向窄播,而被人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更是一个重新分配话语权,消解知识权威与精英的场所。 


探讨与展望 


在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正如我们所体验的那样,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处在混乱状态之中。"混沌是变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混沌的系统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是说,它们表明,几近无穷无尽的变化使得长期预测的模式无法可言"。10 


写作在技术手段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网络这项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也与人类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网络时代写作的变化是一系列变化的原因或结果,其自身就处于一个混沌系统之中。 


比如,一些变化是写作自身、而并非网络带来的:人类传播信息方式经历了: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直观的感受、"看的精神")→概念性文化("读的精神")→新的视与听的文化("新的看的精神")三个阶段11 ,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使文字越来越趋于边缘,多媒体和可视形象也许会成为未来人类表达的主体甚至艺术形式的主体。 


又比如,参与网络写作的年轻人群体的发展变化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网络写作的走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目前网络写作的主体)。这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问题,何况这群人正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任何仅仅根据表面化的不同而做出的历史断言和预测都极有可能显得轻率。所以,就如米德在《文明与承诺》中所提到的,首先应该是学习、理解、投入、其次才是判断。任何不经认真思考就以预言家身份出现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很多都是源于某种错觉。就像我在篇首语中所提的那样:"你千万不要把清晰的景物误以为离得很近。" 


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说是对当前某些状态做一个并非全局性的探讨、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些有保留的展望。但是,一点是值肯定的:网络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它正在并将越来越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书写则是一个在后现代语境中非常值重视的对象,将两者放在一起思考,必将是一种有意义的思考。 


参考资料: 

⒈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⒉"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⒊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局2000年版。 

⒋ 任晓雯、林剑:《遗失手稿的时代》,http://mind.rongshu.com/xrzjrxw.htm 。 

⒌ 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原载《国际新闻界》98年5月刊,P.18。 

⒍ 葛鸿雁:《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学科名称的思考》。 


注释: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P.5,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0年1月版。 

"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0 。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0-151。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3。 

任晓雯、林剑:《遗失手稿的时代》,http://mind.rongshu.com/xrzjrxw.htm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3。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4。 

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原载《国际新闻界》98年5月刊,P.18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P.23。 

葛鸿雁:《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学科名称的思考》。 


谢选骏指出:二十二年之前的作者还不懂得,所谓“30年法则”就是“甲子纪年”、“七十年周期”之半——看看现在,网络时代的写作开始不过二十多年,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AI登场,“人工智能的写作”已经取代了“网络时代的写作”。所以,我们是“网络时代写作”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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