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西安事变》报道：
“西安事变”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末期的一场军事政变。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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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遏止日本势力扩张，取得苏联政府援助，蒋采纳宋子文、孔祥熙等意见，于1932年底恢复中苏邦交[2]:46-47。
1933年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3]:357。
绥远抗战
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3]:366。1936年11月，傅作义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4]:502。11月2日，蒋视察洛阳桥工程，11月12日游少林寺[5]。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4]:507。
国共内战
蒋把打通同共产党关系交给陈立夫负责；陈立夫交代亲信曾养甫（曾任铁道部次长，当时任广州市长）物色，曾于1935年11月找到谌小岑（铁道部劳工科长，曾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同周恩来、邓颖超有来往）接受任务，通过湖南同乡、历史学家翦伯赞，约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见面[2]:47。吕振羽同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湖南人周小舟有联系，参加抗日统战活动；经北平市委批准，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到南京开始同曾养甫会谈[2]:47。1935年12月，蒋要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陈绍禹）要求国共两党谈判；王明表示，谈判以在中国国内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联回国之潘汉年和中国国民党联系；潘汉年在莫斯科同邓文仪会面后离开莫斯科回国[2]:47。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表文告，称美国对于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2]:46。1936年春，蒋曾秘密派陈立夫、张冲到欧洲[2]:47；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中国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后，经西安刘鼎之秘密交通线于8月8日来到保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曾养甫谈判之情况[2]:50。
宋庆龄同共产国际有联系，拥护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共《八一宣言》，从宋子文、孔祥熙那里听到消息蒋要找共产党谈判；1936年1月，宋庆龄请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对外身份是牧师）面谈，交给他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之委任状，要他将一封密信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董报告上海地下党后，地下党介绍张子华同行；到西安后，请求张学良批准他们进入苏区，张学良知到南京意图后，更放心同中共联络[2]:48。3月，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养甫谈判；谌小岑又经过左恭在南京工作，找到上海地下党关系，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到南京同曾养甫会谈[2]:47。张子华4月离开瓦窑堡，5月和8月又来往两次，又奉中共中央命于9月20日到达广州，和曾养甫会谈；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令，红军一切部队停止对国军攻击[2]:52-53。
张学良和东北军
1935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6]:57。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4]:557。蒋再次推张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4]:557。到西北后，张统辖军队除调到陕甘近20万东北军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万馀人[4]:557。
1935年10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劳山伏击南下之东北军，歼灭王以哲之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4]:557。张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等省武装，对陕甘红军第三次“围剿”[4]:557。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鄜县榆林桥与红十五军团遭遇，经5小时激战，东北军死伤300馀人，被俘1,800馀人（包括团长高福源）[4]:557。至此，红军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军在洛川、甘泉、肤施[4]:557。
1935年11月13日，张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中被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7]:880。12月，张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14。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2]:19。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2]:14。1月初，张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2]:15。2月26日，张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谈[2]:16。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2]:17。
3月2日，张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2]:17。张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2]:17-18。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2]:18。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2]:19。
张、杨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4]:507。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几乎天天把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进剿路线、行止时间电告彭德怀[6]:60；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之胜利[2]:54。11月27日，张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4]:574。
杨虎城和西北军
1933年5月，杨和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谈订立“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之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2]:39。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商谈合作；中旬，杨和汪谈话，双方确定联合抗日之原则；下旬，北方局派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2]:39。
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
还在江西苏区时代，红军就和陈济棠有过秘密关系，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区和通商贸易；长征中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曾与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让红军借路西进之协议[2]:43。1936年6月两广事件其间，刘湘同张、杨之间有信使往来，同意逼蒋抗日方针，并曾表示愿与西北共同行动；此时，中共党中央经过上海地下党派张曙时等到四川统战上层，联系刘湘[2]:44-45。中国共产党中央电令川康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配合新政局：“时局已有新变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已有迅速组织的必要，我们将以西北的发动来配合两广的行动。”[7]:887西安事变后，刘湘通电表示赞成张、杨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和平解决，反对武力讨伐；山东韩复榘、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等，经过中共党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过间接关系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后，都愿意建立秘密关系；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到西安，同中共党建立联系；至1936年下半年以后，盛世才经过张学良疏通，同中共党建立统战关系，又联系中共党同苏联和共产国际[2]:45。杨提议张、杨两军起而响应，中国共产党更是一再催促，张借开会之机赴京察看形势，终以两广发生变化、东北军内部改造远未完成而作罢[6]:58。中共北方局联络局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之代表刘仲容父亲有统战关系，并可利用他们电台发报；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济深之代表钱寿康经西安到达保安，要求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央表示同意，协定经过修改后，由钱寿康带回广西；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通电表示支持[2]:43。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之愿望，顺应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形势[4]:488。
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7月至8月期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421。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4]:421。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8]。
1935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9]:581。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之指示，并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4]:423。
洛川会谈
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王以哲会谈；张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2]:15。1月，在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4]:426。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9]:4。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10]:24。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2月10日，周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2]:15。2月20日，周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之训令，指出张同意抗日，愿意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2]:15-16。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2月25日到达洛川[2]:16。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主要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第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予以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11]:2。
1936年3月，张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4]:426。李克农一一作回答，但在联合蒋和进军路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告。”[2]:18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东征，周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3月16日，李克农到石楼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为代表到肤施同张谈判，李克农也同去[2]:18。3月27日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与张谈判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4]:426。3月日，毛、彭、周签署发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前进等项主张[2]:22。
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经过两个月之努力，采购许多重要物资，有印钞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许多困难，打破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之经济封锁[2]:18。
肤施会谈
1936年4月6日，毛、彭联名致电张，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2]:22-23。4月9日，周与张在肤施会谈[4]:426。周问张：“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2]:23张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之中国国民党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通商等协议[4]:427。4月12日，周、李克农等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2]:24。第二天，留在瓦窑堡之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在肤施和张会谈之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和东北军之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之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2]:24-25。周即将在肤施谈判和中央会议情况电告在前方之毛、彭；4月14日，毛、彭覆电：“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2]:25。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4]:427。中共中央认为应该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以争取中国国民党之大多数参加抗日，最后迫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参加抗日[2]:25。
张逼迫蒋联共抗日
1936年5月5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和各党各派并列[2]:25；第一次没有称蒋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4]:426。通电称：“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2]:25。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电王明：“西南发动已20馀日，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已发出双方不得内战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12]是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得悉张提出入党要求后，迅即讨论并决定拟许其入党[6]:58[13]。
1936年8月，从莫斯科返国之潘汉年来到陕北，汇报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找王明谈国共合作抗日[4]:428。8月9日，毛泽东、周等联名致信张“同志”，详述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起来，以兰州为中心发动西北大举之计划[6]:58。张派部下中共秘密党员栗又文去新疆，争取苏联援助[6]:58。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称蒋为“蒋委员长”；并向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好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2]:25-26；书中严正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行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阵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赞成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2]:50是月末，张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愿率领大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合在一起干”[6]:58。此时，在共产国际指令下，中国共产党已决定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6]:58。中国共产党决定放弃拥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并建立西北抗日联军之计划，但仍寄厚望于张，请他说服蒋联共抗日[6]:58。张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欣然答应“要想尽一办法”劝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纵使“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6]:58。8月26日，张文彬到达西安后，9月6日晚又与杨密谈，双方协议取消敌对行动[4]:572。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14]:89；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2]:26。中共党中央派叶剑英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东北军、西北军中之中共秘密组织，潘汉年到西安同张商量如何以中国国民党为中心共同工作和打通苏联关系，朱理治为中共特派员领导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汪锋到西安帮助杨改造西北军、领导西北军中地下党，彭雪枫在西安上层统战，边章伍在叶剑英领导下统战西北军上层，吴自立到西安负责采购红军军用物资[2]:34-36。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一份《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协定》草稿，红军代表款下有毛泽东签名，但东北军款下没有张签名，时间是1936年9月22日，是9月20日晚童小鹏在中央联络局抄写[2]:37。9月24日，潘汉年携带周致蒋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国共产党起草之《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保安，经西安去南京[2]:52。
1936年10月15日，中共公开表示，“恳切申请”国民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今后，红军主动停止对国军“任何攻击行动”，只是在受到攻击时采取自卫手段；红军主力愿作抗日先锋，国军奔赴抗日前线时，红军将提供便利；可惜，南京方面没有响应[6]:58。10月29日，叶剑英向中央请示，拟于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11月初，中央回电同意叶回保安[2]:38。11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朱理治在致周等人信中说，己决定让高崇民（张学良幕僚）推动杨，高用话激杨，杨说，西北局面张负责领导责任，如张干，他一定接受张领导[6]:59。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面交周恩来给二陈之信，并口头转达中共中央提出之《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八项条件；陈立夫代表蒋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以后潘汉年和陈立夫又进行两次谈判[2]:53-54。11月中旬，张公馆承启处录事赵华新奉命调查西安城里和市郊所有部队情况，但调查到中央军时，尽管拿着总部副官处之证明信，仍不好使；张之副官长谭海只好开一个特别证明，再派一辆小汽车，坐着车去，中央军才让调查[6]:60。12月8日，中共中央对潘汉年指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只能扩充，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无任合何商量馀地；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特别指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能做无原则让步。”[2]:54
1936年8月11日，蒋下牯岭飞广州，8月12日视察黄埔校址并游览[5]，往吊黄花岗与朱执信、邓铿、胡汉民等之墓[3]:372。10月22日，蒋来到西安[4]:572。蒋游览秦始皇陵和华山后，要在3个月之内将陕北红军全部消灭[2]:38。蒋仍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内战[4]:572。张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不只是他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全军主张[4]:573。杨性格深沉，只是委婉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但下面官兵“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4]:573。蒋严加斥张、杨，声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2]:38蒋向张、杨表示“剿共”计划不变[4]:573。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共产国际，婉转询问如张、杨、阎等与红军联合抗日，苏联能否援助[6]:58。10月27日，蒋在张、杨陪同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除训练团学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第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共500馀人参加，蒋说：“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15]。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4]:573。蒋决定如张、杨不服从“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为一个方面之总指挥[4]:573。10月31日是蒋50岁生日[4]:573。
事变经过
1936年12月1日，张获悉，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将其调赴苏皖闽[6]:58。12月3日，张只身自驾军机飞抵洛阳见蒋，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4]:576。张至洛阳，告以所部不稳，请蒋亲莅西安加以安抚[16]:107。
12月4日，为部署新之“剿共”内战，蒋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4]:574。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陆续来到西安[4]:574。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战斗机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2]:56。蒋每日分批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与之“餐叙”，并与中央军政大员密议剿共计划，部署第六次大围剿，务求“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内）”消灭红军[6]:61。蒋单独召见王以哲说，已知道他之电台与共产党通报；警告王要服从命令[2]:56-57。蒋向张、杨表示：一是进剿红军；二是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给中央军剿共[4]:574。
12月7日，张到华清池，决以“至诚”感动蒋，劝蒋当全国的“民族英雄”[6]:61。蒋已内定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四省边区总指挥[2]:57。张恳请蒋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7]:98。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2]:57。蒋斥责张年轻无知，受共产党欺骗和麻痹[4]:578。蒋对张说，即使“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17]:98。是日晚，中国共产党收到张要叶剑英即日去西安之电报，“有要事待商”；但叶并不急于启程，12月10日才从保安出发，12月16日左右才能到达西安（然后赴沪去宋庆龄那里取共产国际寄来之钱款）[6]:61。
12月8日上午，杨在张劝说下，去华清池向蒋进谏[4]:579。蒋命令杨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18]:140-141。杨见蒋态度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4]:579。蒋态度使张、杨彻底失望[2]:57。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商定对蒋“兵谏”[4]:579。张杨商定以捉蒋方式强逼蒋联共抗日[6]:61。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团结抗日[4]:579。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队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声势浩大之示威游行和召开纪念大会[2]:58。东北竞存小学200多名学生在校长车向忱和教师带领下，途经民立中学门前时，见警察将该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出来是便高呼口号；民立中学学生在竞存小学学生声援下，向校门猛冲[4]:579。大会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2]:58警察向竞存小学队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负重伤[4]:579。民立中学学生与竞存小学队伍汇合，直奔南院门广场[4]:579-580。会场上广大学生群情激愤，齐声高呼口号；学生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请示，张派参谋长答话，群众满意；学生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请愿；蒋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说如果学生不聴，可采取武力行动[4]:580。张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运动”，前去劝阻，说东北是从他手里丢掉，他也要亲手收回来[6]:61。张追上学生队伍[4]:580。张立即赶到去临潼之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2]:58。他说大家太辛苦了[4]:580。学生们同声高呼愿意为救国而流血牺牲[4]:581。张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2]:58[19]:95黄昏，学生们才返回西安[4]:581。学生们见张态度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西安[2]:58。当晚，张去华清池向蒋转达学生请愿要求，再次遭到蒋拒绝和斥责[4]:581。蒋不但不接受，而且申斥张没有站在他之立场，却站在学生之立场[2]:58。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后，紧急密商，决定12月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改弦更张[4]:581。张指定刘多荃担任扣蒋战斗之总指挥；当晚，张、杨在城内易俗社戏院招待南京军政大员欣赏地方戏秦腔[4]:582。
序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张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密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20]:16。
12月10日，张、杨商妥行动计划[6]:61。蒋在华清池秘密召开没有张、杨参加之军事会议，同时，中央军万耀煌部已经陆续开到潼关，进驻到咸阳[2]:58。
12月11日，蒋在日记中留下：“今日汉卿（张）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此殆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今日已闻余训黎天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欤？”[21]:235蒋又召开军事会议，同陈诚、蒋鼎文、张、杨等商议“剿共”计划，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并决定在12月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之命令[2]:58。
12月11日晚，张和杨下令行动[6]:61。张、杨最后确定翌日（12日）晨6时兵谏，当天张仍到华清池与蒋周旋[4]:582。蒋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在华清池吃晚饭[4]:583。饭毕，时间已晚，张又陪几位大员赶到新城大楼，直到晚上10时才宣布招待宴会结束[4]:583。张、杨分别向他们之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兵谏计划并作动员[4]:583。中国共产党代表刘鼎住在张公馆里，令木匠出身涂胜华做一部一百瓦电台于这天做好[6]:61。刘鼎致电周，说“全西北蒋张对立已成不可掩饰的事实”[6]:61。午夜过后，张率其重要将领和幕僚来到新城大楼，和杨将在此指挥兵谏[4]:583。
兵谏
1936年12月12日零时，一切布置妥当后，张才告诉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2]:60凌晨2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乘摩托车驶离西安，途经十里铺和灞桥镇时，令其所属部队迅速赶赴华清池参加捉蒋战斗[4]:583。凌晨，刘鼎从西安接连发出几个十万火急电报到保安军委机要科收到，说张、杨在西安逮捕蒋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机要科长叶子龙立即将来电送给毛泽东和周[2]:60。凌晨2时，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一起直奔华清池[4]:583。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22]:472。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进行抗日[23]:11。东北军到临潼华清池捉蒋，蒋守卫武力阻拦，东北军开枪还击，双方激战[4]:583。蒋慌乱中，由蒋孝镇背著翻墙逃走，蒋没来得及穿鞋，为分散敌兵注意，蒋孝镇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蒋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树林[24]:16。蒋在侍卫搀扶下向后墙奔跑[4]:584。蒋踏著侍卫肩膀爬上围墙，纵身下跳，跌进墙外沟里，腰部受伤[4]:584。蒋忍痛向后面骊山逃跑，摸索前进[4]:584。蒋躲藏进一个洼坑里[4]:584。晨四时，张之东北军从临潼之骊山山洞里捉到蒋，带回西安城内新城大楼里[2]:59。天色渐明，东北军走到大石头旁，发现蒋蜷伏在洞里，蒋被发现活捉[4]:584。晨五时，张又致电毛：吾等为中华民族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覆；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胡宗南）敌北进；接着，张、杨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2]:60。是日晨，第十七军在西京招待所扣押南京军政大员，如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25]:652[26]。
12月12日上午，张、杨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2]:59，指出：“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公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员警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彻底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7][28]:653。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澄流叩。文。”[29]:4-5当天，张、杨、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通电全国，阐明扣蒋之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理解、同情和支持[4]:584。在通电发出之前，张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之南京军政要员宣读通电，要求同意通电者在电稿上签名；结果，朱绍良、马占山、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等都签名[2]:59。八项主张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30]:20。张、杨为争取各地方势力和中国国民党元老派支持，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等，说明真相，征求意见[2]:60。
在西安绥靖公署杨总部新城大楼，蒋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坚拒与张谈判国事，以行政院长应住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拒绝迁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称张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此[31][32]。张、杨多次公开讲话，对外国记者谈话，说明兵谏之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在对剿匪总司令部职员讲话中说：“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行得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2]:69
12月13日，张由清晨6时便来探蒋，前后四次，均未能尽言；张曾命孙铭九强使蒋移居高桂滋公馆，亦因为蒋所拒而未果[33]:2558。对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地方势力，也分别发电说明事变动机和目的，以争取同情[2]:70。下午5时，张召集总部全体职员讲话，表示一个月来，因为不愿剿匪，而又不能枪口对外，内心难过；继说他与蒋在政治主张上有意见冲突，他认为既不能辞职他去，又不能苦谏成功，只好最后采取兵谏[34]:5。根据张指示，成立“设计委员会”，成员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等，以高崇民为召集人，实质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72，是事变之政治设计机构，类似参议班子[2]:74。
事变
12月12日上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最早得知西安事变[4]:589。下午3时，何应钦在公馆里召集党政军首脑“谈话会”，制造讨伐张、杨之舆论；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以张“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为由，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并提出由何应钦主管军事之意见[2]:68。张、杨八项主张通电传到南京后，有人不信张、杨“保蒋安全”之承诺[4]:590。尽管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主张先弄清情况，说服张、杨，放蒋回京，但主战派还是占上风[2]:68-69。一时南京内外，蒋死活之各种传闻不胫而走[4]:590。何应钦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公处，筹划以大军进攻西安[2]:69。
是日下午，力行社书记长邓文仪得知蒋在西安被扣，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以防止张用飞机把蒋送去新疆或苏联[4]:593。
24时，由丁惟汾主持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由于右任代为主持之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连同列席之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共有四五十人参加[4]:591。南京主战派一方面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动员胡适等人骂“张学良叛国”，宣传“张学良犯上作乱”，“红军占领西安，洗劫全城”，“蒋介石生命危殆”等；另一方面封锁西安消息，干扰西安广播电台，扣发外国记者报导张、杨《八项主张》和西安事变之消息[2]:69。会议宣读张、杨通电后，群情愤慨，争论激烈[4]:591。争辩至凌晨2时，意见仍未统一[4]:592。此时，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大计，明日全国立刻大乱，政府垮台，我们无面目以对孙中山和蒋[4]:592。
会议决定：一、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4]:592；二、鉴于蒋被扣西安，无法履行行政院院长职务，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35]:307；三、调整军事指挥机构[4]:592。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由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36]:310何应钦主张坚决地以武力讨伐[37]:197-198。
是晚，邓文仪在南京明瓦廊召开力行社全体干部紧急大会，到会30馀人[4]:593。邓文仪说明开会宗旨后，与会者展开讨论[4]:593。会议做出5项应变决定，核心是“营救领袖，安定后方”[4]:593。为“营救领袖”，力行社“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统一指挥军事行动”[38]:578，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前往陕西救蒋[4]:594。为“安定后方”，力行社向其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发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对汉奸、匪谍及反动派严密监视，务希巩固当地治安”[39]:578-579。
12月13日晨，力行社常务干事干国勋奉命飞往武汉，组织“讨逆赴难”指挥部，协助和支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部署落实应变措施，稳定武汉局势[4]:594。
营救
12月12日上午，何应钦得知西安事变，及时电告在上海之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何请孔将此消息转告在上海之宋美龄[4]:590。张又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和蒋夫人宋美龄，说明兵谏之目的，只要蒋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其安全[2]:59-60。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等反对何之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救蒋[4]:595。张又直接给孔、宋美龄发电报，说明对蒋只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争取他们为营救蒋而采取和平解决办法[2]:69-70。孔还收到张给他私人之“震”电，张在此电中陈述发动事变之苦衷，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蒋）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40]:116。孔认为张给他私人发电，表明“尚有转圜馀地”，又考虑蒋在张、杨手中，此时“不能遽闭谈判之门”[40]:117。因此他给张覆电时没有严厉遣责张之行动，只是委婉批评，说：“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40]:117。张给宋美龄电报中表示：“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41]
宋美龄初闻蒋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4]:595。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蒋生死之谣传“已传播于全球”，其中“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42]:26。宋美龄如坐针毯，坐卧不宁，急欲知蒋之生死[4]:595。宋子文、孔、宋美龄得悉张、杨并无伤害蒋之企图后，就坚决反对对西安用兵，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首先营救蒋出来；他们想立即飞西安同张、杨面商放蒋问题，但都被何应钦阻止[2]:70。宋美龄在上海找到威廉·亨瑞·端纳；他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后任张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4]:595。宋美龄就请端纳飞西安了解情况，张表示欢迎[2]:70。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之了解，相信张不会杀蒋；他欣然接受宋美龄之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4]:595。
是夜，端纳随孔、宋美龄离开上海，赶赴南京[4]:595。同行者还有与蒋、宋美龄关系密切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4]:595。宋美龄派黄陪同端纳赴陕，担任端纳与蒋谈话之翻译[4]:595。
12月13日晨，孔、宋美龄等一到南京，何立即赶到孔宅，向孔、宋美龄通报昨日午夜中国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之情况和做出之决定[4]:596。宋美龄为营救蒋，“立下决心”，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42]:27。国民政府空军开始轰陇海铁路渭南、华县沿线[16]:108。中午，宋美龄、孔不顾何之反对，毅然派端纳飞离南京，经洛阳赴陕[4]:596。山东韩复渠支持张反叛蒋，电称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四川刘湘主张对蒋出以断然处置[43]:13。
会面
12月14日，张敦促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到西安谈判[4]:613。张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同令部，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设参谋团，研究军事重问题[2]:70。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向西安方面中，布置东西防线，准备阻击由东（主要方面）和由西向西安进攻之中央军；在陕北，延安、甘泉等地交由红军接防，并请红军向南推进，以备配合作战，又成立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措施和宣传[2]:70。张致电宋，希望宋到西安一趟[44]。郭增恺认为西安事变解决是蒋“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兹愿负责任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藏了许多事实，也是在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训话。……至于蒋先生所谓对张、杨‘时加爱护’的善意，在他的日记中，倒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两日的日记中，无头无尾的写着‘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题’十个字而已。我不知道张汉卿看到这几个字时有什么感想。但我确知若干东北军将领则曾为这几个字而发生惊惧的行动，而更觉得蒋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阴谋。”[45]在张公馆，张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46]。
12月14日上午，孔根据宋美龄要求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武力讨伐前如何和平救蒋；出席会议者有五院院长、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伦、何应钦、张群、黄绍竑等，大多数赞成和平救蒋，何应钦不公开反对[4]:596。戴季陶同意先和平营救，如无效再武力讨伐[4]:597。宋子文对上海新闻界发表谈话称：“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需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政府。”[23]:13-14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孔受命代理行政院长[4]:597。孔返回南京后，力求“兵不血刃”解决事变[40]:119-120。孔首先拉拢地方实力派，同时积极对苏联交涉，以期从内外孤立张、杨[4]:597。孔立刻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政策之抨击，替蒋竭力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40]:120-121。西安宣布成立“联合抗日救国军”[16]:108。同日，孔还给地方实力派分别发电，提出不同要求，有些还派专人前去笼络[4]:597。孔还分化张、杨内部，收买其部下[4]:598。冯玉祥请时在南京的马相伯，“以私人名义，请张学良早日护送介公返京”[47]。
12月15日，端纳到西安后，张请他劝蒋接受西安方面主张，郑重表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立刻释放他，张还表示将亲自送他回南京，继续拥护他为领袖[4]:613。端纳见到蒋[4]:613。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48]。蒋委托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转交遗嘱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49]:236-237。书信完成后，蒋为黄仁霖再三朗读，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即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宋美龄[50]。
交伐
12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4]:602。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为“讨逆军”总司令[4]:608。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又决定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向西安进逼[2]:69。
12月17日上午，蒋派蒋鼎文持手令飞返南京，令何停止军事行动3天；南京以宋美龄、孔为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救蒋；南京讨伐军已有5个师涌入潼关，威胁西安[4]:607。周到达西安，当夜就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并就蒋之处置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4]:607。宋子文由上海到南京，准备赴陕，遭到何等人阻挠，理由是宋子文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著官方身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有违“纪纲”[4]:613。张、杨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51]。蒋拒不同张、杨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之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12月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52]:213。这使得张绝不赞成杀蒋，也同意周提出：“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52]:214孔致电张、杨：“最好兄能伴介公南返，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逾久，吾兄所负责任逾重……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53]
12月18日，南京中央政府曾派飞机在西安空投天津《大公报》，由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说：“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空气。酝酿著、鼓荡著，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因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23]:12-13胡适得知蒋在西安被扣之消息，12月20日发表《张学良叛国》一文[4]:602。同时，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54]
12月19日下午，孔召开会议，出席者有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经过激烈争辩，决定“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40]:140。下午2时，宋子文飞离南京，他两名秘书和刚从狱中要出来之郭增恺同行，当夜在洛阳过夜[4]:614。根据端纳在西安了解之情况，宋子文也到西安[2]:70。
12月20日上午10时，他们飞到西安，张、杨和端纳到机场迎接[4]:614。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杨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55]。张告诉宋子文，西安方面已拟好条件，准备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4]:614。宋子文和张见面，张即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2]:70。宋子文在张和端纳陪同下前去见蒋，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4]:614[56]。周抓住时机，通过随同宋子文来陕之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和他面谈，否则也要把中共方针转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2]:70-71。宋子文将宋美龄、孔之信面交蒋，宋美龄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57]:509[58]。蒋看到此处，不禁落泪，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4]:614[59]。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周意见，宋大感意外，对中共方针十分赞赏；他回南京后，到处宣扬蒋很安全[2]:71。
12月21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辞行[60]。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龄、孔汇报[4]:614。孔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2]:71。宋美龄决心飞陕救蒋[4]:614。
谈判
12月22日，宋美龄毅然离开南京，飞赴西安[61]:219。宋子文、端纳与之同行[61]:219。中途在洛阳停留[4]:617。宋美龄深感一旦内战爆发，不仅使日本乘机大举入侵，也将威胁蒋之安全[2]:71。宋美龄严令驻洛阳之国军，在未接到蒋之命令时，空军不得飞往西安，陆军停止进攻西安[4]:617。在飞机即将着陆时，宋美龄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交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62]:250。走下飞机后，宋美龄冷淡而有礼貌地向张问好，然后转向海关官员，命令他们不要检查行李，因为不能容忍弄皱方衣服[62]:250。宋氏兄妹飞抵西安稍事休息后，便前往玄凤桥高桂滋公馆看望蒋关押在此[4]:617。蒋突然见到宋美龄十分惊异，“愀然摇首，泪潸潸下”[63]，蒋要求宋美龄等与张、杨谈判时，不要“签订某种文件”[42]:40。宋美龄向蒋通报南京情况，劝他珍惜生命，不宜轻言“殉国”，而要“为国家努力”[4]:617[64]。宋美龄会见张，批评张“性太急切，且易冲动”，行动“躁急”；张向她申明兵谏“动机确系纯洁”，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表明“不要钱，不要地盘”，唯一目的是要蒋答应抗日，至于签不签文件均可[4]:617。宋美龄等此次到陕西，“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42]:42宋美龄见张态度诚恳，“深信其言之由衷”，承认其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她希望张早日结束事变，释蒋离陕[4]:617。张表示他个人“极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惟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宋美龄催张速将其意转告杨等，并说：凡愿见她者，她均可见，“凡委员长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4]:617。当夜，张与杨等商谈后告诉宋美龄：杨及其部将认为“所提之一切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42]:43同日，汪精卫在意大利热那亚发表通电[4]:608。
12月23日和12月24日，宋美龄两次会见周[4]:617。第一次长谈，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但蒋始终置不理，当前是改变政策之好机会，希望他们兄妹劝蒋先生；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第二次谈话，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不要擅用武力[2]:71。蒋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他说，双方商定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逐步实施，但不签署任何文件[4]:618。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定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并说，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之条件不签书面协议；西安方面觉得只要大原则达成协议，不签书面协议也可以[2]:71-72。
12月23日上午，正式谈判开始，地点在张公馆中楼二层，由宋子文代表，西安方面由张、杨、周三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发言[2]:72；周谈到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一、停止内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65]:70-71；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张、杨同意周提出之六项主张，并主张以它作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达蒋[2]:72。下午，西安事变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主持马上会议，许多人提出，如果没有具体保证，不能只凭空口说白话就放走蒋；有人建议由阎锡山作保证人；个别激烈分子愤慨：“西安事变是大家提著脑袋干的，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大家意见由高崇民去向张、杨汇报：张非常着急，生怕闹出大乱；杨心情沉重，默不作声；周很重视，赶紧找张，建议明天开会，向他们说服解释[2]:75。
和解
12月24日，宋美龄加入继续谈判，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下午张、杨处理内部问题，委托周继续与两宋接触；周要求和蒋见面，经宋子文转达，约定当晚在蒋住处会面；晚上两宋引导周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宋子文说，蒋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2]:72-73。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谈判，蒋接受联共抗日[22]:472。蒋作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2]:74。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意负责谈判商定之各项内容，要求蒋、宋美龄在12月25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表示同意，并愿意亲自送蒋走；周同意条件，只是认为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赞成蒋在12月25日就走和由张亲自送去[2]:74。下午2时，张在金家巷公馆召集谈话：“这次事变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共事，所以现在不能再为难他，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2]:75-76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看此信大吃一惊，赶紧送给蒋、宋美龄，蒋、宋美龄马上要求宋子文找张，并要宋子文亲自去找杨恳求早放蒋走；宋子文马上去找张、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2]:76。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4]:621。张决心送蒋回南京，下午4时由张陪同蒋飞离西安[16]:109。下午，张约杨来对他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我今天决心送蒋走。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17]:161杨一向尊重张，便慨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4]:621。下午3时半，张拉杨陪着蒋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2]:76；他们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4]:621；因为怕部下知道会发生意外，行动非常秘密，连周也没有通知[2]:76。到机场后，下午4时，蒋对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再重复一遍：
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我个人负责；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二将军负其全责”；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登上飞机；张表示愿陪蒋回南京，他在飞机旁写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归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2]:76-77。蒋飞抵洛阳后，首先逼令张打电报给杨，释放陈诚、卫立煌等；杨不愿给张造成困难，晚上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2]:77-78。
12月26日下午，蒋座机到南京机场，中国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飞机降落，张遂即失去自由[2]:77-78。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20万南京市民迎接蒋[61]:219。张抵达南京，表示愿受国法之制裁[16]:109。张表示：“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是请罪，后事我都预备好了，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很宽厚，飞机到洛阳，委员长叫我不要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66]:17
蒋回到南京时，市民欢声雷动，在街头互相传达这一消息，甚至鞭炮声也响个不停[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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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文
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各方反应
日本
12月13日，日本报纸率先披露蒋遭监禁的讯息[68]:186-187。晚上，日本外务省召集堀内次官、桑岛东亚局长、东乡欧亚局长及天羽情报部长等讨论西安事变，决定如下：“关于张学良之叛变，日政府不仅须等待正确之消息，且亦不应采取中国乱事而为日本图谋或易滋误之任何行动，故日本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为。”[69]:5303-5304
日本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后之中国形势，连日开会研究对策，支持何进军西安[2]:69。12月14日，日本军部驻上海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对张“非力加讨伐不可，倘南京政府趋向妥协，日本断难漠视”[69]:5306。日本陆军省制定《西安事变后对华时局对策案》[4]:611。日本还说西安事变是受苏联指使[2]:69。12月15日，驻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到外交部访张群，代表川樾探问西安事变情况，声明如南京政府执行所谓八项主张，则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69]:5307。
12月17日，日本首相、外相、海相举行会议，认为对西安事变有必要采取“注视等待的态度”[69]:5310。日本增派海军陆战队前往上海、汉口[4]:611。日本希望中国打内战，以便坐得渔人之利[2]:69。
12月19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4]:611。有田还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2]:69为支持何“讨逆”，通电关东军停止对绥远军事行动，关东军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日本外相召见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表示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南京与张、杨妥协[69]:5310。英国驻东京大使克莱夫在发给伦敦外交电报中描述日本立场：日本采取观望态度，同时几乎毫不掩饰得意心情，觉得世人现在一定已经认识到，正像日本人一向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救药[62]:208。12月21日，驻日使川樾奉命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上述同样警告，并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69]:5310-5311。
苏联
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68]:186-187。12月13日，驻苏大使蒋廷黻拜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苏联出面协助释蒋[69]:5303。12月14日，斯大林经第三国际指示中共释放蒋[68]:186-187。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说张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4]:609。同时苏联《消息报》公开支持蒋[70]:71。12月14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西安事变发表社论，称张之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之团结，这次事变“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69]:5305。
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针对日方及中国亲日派大肆宣传西安事变为苏联与中共“阴谋发动”之结果，正式声明西安事变与苏联无关[69]:5305。12月19日，驻华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在南京会见外交长张群，郑重说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与中国共产党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69]:5313。
欧洲
12月14日，上海《字林西报》著文主张和平解决中国政局，强硬对日，谓：“照我们的看法，南京在解决西南事件的时候，已采取新的坚决的立场……开始对于日本所提要求加以拒绝。”[69]:5306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由西方国家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释放蒋[4]:610。
12月29日，《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公开赞同国共合作，谓：“只要南京能够充份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他便不妨在政策上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69]:5306
美国
12月14日，美国代理国务穆尔对西安事变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行关于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远东仍继续遵循其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69]:5306。
中共
中国共产党没有策划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拥护及支持张、杨之行动[4]:603。周、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他两人2日才到保安的）等中央领导同志整日都在毛泽东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方针政策；毛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红军各军团电报，告知蒋已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各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周起草中共中央致张电，建议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以防意外；应全力团结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即南下向东北军、十七路军靠近，以应付各种事变；周又起草毛、周给张、杨覆电：“恩来拟到西安面商大计。”[2]:6112月13日，张对东北军和杨部感到失望，渴望能另外找到助力帮他出谋划策；他曾电请周到西安，共商对策[71]:15。
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和平解决事变，并协调西安和南京和解[4]:603。中共中央连续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和我党采取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打电报给北方局胡服（刘少奇）、上海分局允生（冯雪峰）、潘汉年和西安等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宣传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动员各界响应张、杨八项主张[2]:62。事变最初数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决策人在对蒋问题上产生摇摆和动摇[4]:603。刘少奇后来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和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72]:152
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致电主持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工作之刘少奇，提出中国共产党“拥护张、杨之革命运动”；党面临之任务是把蒋与国民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揭发蒋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人民审判[4]:603。毛泽东、周复电张，提议“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切须严防其收买署员，尤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69]:5301
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4]:604。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成立[69]:5304。据毛泽东自述：他们一开始怀疑是由电报生弄错了，可是同天又接连收到3、4封类似电报，于是不能不信了[73]:96。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负责对中国国民党统战，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4]:604。下午4时，中共中央在保安红军大学附近草坪上召开300馀人活动份子会议，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作出报告，强调：“西安事变是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成功的重大表现；他重申必须把蒋介石押解至保安，交由全民公审，以偿还十年血债。”[74]:170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迫蒋介石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等亲日派，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周、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派飞机到肤施来接，并派李克农、罗瑞卿和杜理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2]:61-62。
12月14日，毛、朱、周致电张、杨，表示坚决赞成他们领导事变，建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2]:62。
12月15日，红军领导人毛、朱、周等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69]:5306。张派出之飞机，在保安机场因受地形所限，不能降落而折返，周等乃延至12月15日才离开保安[74]:169。12月15日，周一行离开保安，12月16日到达肤施（延安）城外[4]:614。
12月16日，共产国际发电报，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共中央要求重发；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由季米特洛夫签发之覆电[2]:62。
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方针与中共中央基本上一致，但中央之方针是国际来电以前就定[2]:62。12月17日，周等到西安[4]:614。周偕罗瑞卿、博古、叶剑英等九人抵达西安[75]，当晚周与张会谈[69]:5309。中国共产党派出周参与斡旋[61]:221。周到西安时，并不知道共产国际有电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先后与张、杨谈话，三方就一致同意采取和平解决方针[2]:62。应张之邀请，周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31]。中国共产党原执意杀蒋，得到史达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76]。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77]:33-34。
12月18日下午，周会见杨[4]:616。是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中国国民党中央电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78]:62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方针，会议通过公开发表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及党内发布之《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69]:5312。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电示周，周接电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同张、杨具体磋商[69]:5314-5315。
12月25日，张陪同蒋离开住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们报告，说副司令和杨主任也同蒋到飞机场去；孙连忙报告周，周大为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腾空而起[2]:67。
1937年2月6日，周等中共人员退出张公馆，搬进七贤庄红军招待所，留机要科长童小鹏主持红军联络处[69]:5359。
影响国共关系
事变中，共约800至1,000人遇害，包括中央委员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市民等[79]:59。1937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同胞、同志书称，经过西安事变，“实足以证明吾国家之统一基础，确已稳固；全民族之集体力量，确已形成；吾全国同胞对于国事之关怀及对于本党领袖之拥护，亦已为世界所共认”[69]:5327。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80]:37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指示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军之进攻，并请国军亦勿再有攻击行动[69]:5327。
美国作家、《法兰克福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对中国的未来起危害作用的消息纷纷传来了。第一个消息是有关汪精卫的报道。前任国民政府主汪精卫自从遇刺受伤后即侨居德国养病。他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赶赴柏林和希特勒开黑会，然后乘专机回国，醉翁之意显然是要上台执政。日本侵华司令长官也在华北召开黑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警告，声称必须粉碎西北军队结成联合阵线。”[62]:198
在西安事变中，蒋因跳墙而跌伤胸椎，事变结束后，蒋到杭州西湖别墅休养[81]:54。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82]:86-89，114-125，312-317。
东北军整编
1937年1月1日，蒋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处理陕甘军政善后问题[83]:332。同日，西安各界10馀万人举行庆祝大会，杨主持阅兵式，声言决与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69]:5327-5328。连日来，周和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同杨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领衔于1月5日发出电报，抗议蒋扣留张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2]:78。
1月2日，蒋自南京飞抵奉化休养[83]:332。张闻天、毛泽东电周、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中共中央军委令红军各部在驻集合待命，随时配合友军抵御对方进攻，野战军从明天起秘密向栒邑、淳化两县集中[69]:5328。
蒋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83]:332。中共中央批准防御中央军进攻作战纲领方案，命红军第十五军团集结西安西南地区待命；张闻天与毛泽东电在上海之潘汉年，要其与宋子文接洽，促使宋子文履行在西安应允之“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69]:5329-5330。孙蔚如调集五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2]:78。
“二二”事件
蒋回南京扣留张，激怒西安方面[4]:626。1937年2月1日，张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69]:5355。2月2日上午，东北军元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少数人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率部冲入王宅，杀害卧病在床之东北军元老派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4]:632。而当天杨的西北军在西安实施戒严，关闭城门，隔断了城内外东北军的交通[84]。周随后到新城和杨商议[69]:5356。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4]:632。未参与“二二”事件之旅长高福源也被刘多荃下令枪杀[4]:632。 “二二”事件还使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体东开，导致三位一体瓦解[4]:633。
2月5日，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4军长在高陵共议，决定东北军开出潼关；同日，东北军撤出西安[69]:5358。东北军接受东调豫皖地区[4]:633。2月7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间通车[69]:5359。2月8日，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部和平进入西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入西安[69]:5359。2月下旬，中央军东开，撤出潼关[69]:5375。
1937年3月3日，国民政府令东北军除骑兵军仍留陕西、甘肃外，全部东调，分驻于河南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地区，不相统属；蒋派陈诚改编东北军，各军由4个师改为2个师制，每师2旅4团[69]:5377。3月8日，周、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一致，由周写成提案，送蒋最后决定，主要为：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之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狱中之中共党员，容许中国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制度，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及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由民选产生，经国民政府任命，经费由行政院与陕西省政府拨款；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委员长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中央军同等待遇，各级官员自行推选呈报军事委员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派员联络，红军中之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计6个旅12个团，另有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置某路军总指挥部，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学期后结束；此外，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在河西走廊对红军西路军进攻[69]:5380-5381。3月19日，中央军开入兰州[69]:5387。5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绥靖公署[69]:5421。
4月23日，于学忠率部第五十一抵达安徽[69]:5410。4月27日，行政院决议，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贺耀组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何柱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副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立任；以刘峙为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负表整理10万东北军，会址设开封[69]:5412。
5月15日，军事委员会对东北军整理办法全部商定，东北军5个军军制仍旧，限7月1日前改编完毕，由中央直接发薪饷；防地仍照中央原指地点，暂无变更；原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人员与编馀军官尽量安插，不使一人失业[69]:5425。5月19日，东北军东调安徽、江苏整理方案在南京决定，刘峙、王树常返回开封[69]:5427。
杨虎城被杀害
1937年3月29日，蒋当面逼杨辞职出洋，杨被迫于4月27日提出辞呈，4月30日获准，6月29日出国“考察”[4]:633。后来杨回国，刚踏上国土即遭逮捕，长期被关押[4]:633。
1949年，蒋离开中国大陆前夕，杨被杀害于重庆[4]:633。杨及其一子一女，杨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子（宋振中）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69]:9004。
张学良被软禁
1936年12月30日，军事法庭审判张，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85]:83。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宋子文对蒋说：“如果你把张学良枪毙了，我就把你的事情都抖出来。”[23]:151937年1月2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到：“余鲁莽孟浪，国难家仇，不知何日可雪？天下无事，只怕不诚求。余深信余有见我故土之日。子文来一函慰我。”[23]:441月4日，蒋向国民政府呈请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动，努力自赎”[86]。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特赦，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87]“管束”令宣告张从此失去自由，过著被幽禁之生活[4]:624。从此张遭到长达数十年软禁[2]:78。张和赵四小姐于1946年11月2日从中国大陆转送至台湾新竹县竹东镇五峰乡井上温泉（后改名清泉）软禁，1957年10月迁至高雄西子湾，1960年再搬到北投安全局招待所，一年后迁入自建之房子[23]:19。
评价
中国国民党方面评价
蒋在《西安半月记》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蒋坚决相信，造成中国共产党坐大、神州沉沦之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23]:16。
徐永昌：其（张学良）为幼稚的大学生主张[88]:430。
中国共产党方面评价
周恩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89]:266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90][91][92][93][94]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56年12月24日，蒋叫刘乙光带一本《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给张，刘说这是蒋亲手写给他，张说：“接受之下，不觉泪下。”[23]:50-51
1958年11月23日，蒋与张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23]:16
张在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95]:159
1990年6月1日，张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中国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96]:450
张在口述历史中，亦承认周说他是共产党之“救命恩人”[23]:16。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97]:1194。张在口述历史中说：“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所以来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23]:151995年，张95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97]:1142
其他方面评价
当时德国驻华大使墨尔认为，西安事变乃是东亚局势发展之转捩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对峙形势于此时已具雏型[98]:173。
唐德刚认为，张激于对国难家仇之义愤发动事变[99]:397。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99]:397。杨建议发动事变；张主动而为，至骑虎难下，“问计无人”时，周变成“谋主”，无可争论[99]:397。
金德曼：“切勿把这几天的事件予以过高评价，依蒋中正与毛泽东的说词，在数月之前，国共双方已进行谈判停战及联合抗日的问题（指潘汉年）”[100]:157-159。
毕万闻认为，蒋、张所以如此“对立”，不仅是某些群体或党派推动结果，更有其深刻社会原因[6]:61。蒋、张个性皆聪明有主见，不是谁都能利用到他们[6]:61。张是西安事变主导者，这结论不能否认[6]:61。
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美国共产党白修德（奥西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中国的惊雷》中认为：“关于蒋被扣期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和共产党人会面的情形，从没有人入过充分的记载，可是其结果竟像闪电一样，内战突然结束了。……消息传到日本人耳中，好像半夜里的警报。自从中国的国民革命时起，日本一直担忧着两个前途：一是中国团结，二是共产主义席卷中国。日本也惧怕共产主义。它自己的帝国以贫瘠多山的岛屿为基础，除了人力以外，各种物资都很稀少。它的武装力量依靠平民和军人的不用脑筋的服从，任何要他们动动脑筋的制度，都是威胁日本的。因此，不管蒋或共产主义在中国得胜，日本的大陆部曾经常从北方进迫，参与军阀政治，用千千万万的特务人员来毒化中国。蒋和中共的新的妥协，表明如今中国不仅可能团结，而且团结的中国可能容忍并宽恕共产主义。”[62]:189-190
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认为，蒋最大之判断错误是1931年日本入侵时制定之政策，给中国知识份子和军阀一个明显印象——蒋不准备抗日，他只想使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张才在1936年把蒋押在西安[62]:5。
1937年1月，蒋在溪口撰写《西安半月记》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措。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101]:167-168
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不够三分之一，大部分向德国订购之军事设备未运回，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预备打半年仗之粮秣弹药。西安事变前，蒋计画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变破坏整个计画，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国[102]。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蒋介石先生领导下之八年抗战在世界历史里罕见突出，以前曾未有以一个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备实质上之统一，衣食未周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业先进国家之先例。”[103]:219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感到航空汽油及滑润油亦待从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的窘迫。甚至一架飞机缺乏合适之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损耗了八十五个师的兵力，整个防线暴露在敌海军炮射程内，伤亡官兵三十三万馀人，可算既英勇又愚拙，亦即是以上决心的表现。……徐州战役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的办法迟滞日军。……”[103]: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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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6年12月14日，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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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与张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6年12月14日、12月15日，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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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6年12月15日，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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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8日
“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见《宋子文日记》，1936年12月20日
蒋要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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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很清楚，当蒋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见《宋子文日记》，1936年12月20日
蒋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蒋在同一天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9日
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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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妻忽于下午4时乘飞机抵西安，乍见警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2日
蒋亲对宋美龄说：“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见《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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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林承认过去以共党分子分化国民党为错误之举，唯有蒋介石才能牵制日本，须先严防日本侵犯中国而逼进苏联边界。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见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1994年
“……因为共产党是国际的党，我们接到第三国际的指示，亦是要求和平解决为对……。”见张浩：《中共党的策略路线》，台北：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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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扬鸣：《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5月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上述言论都夸大了西安事变的作用，因为，西安事变不过只是日本和苏联在中国大陆进行帝国主义角力的一个产物——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庆龄一样，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同样的变形金刚还有许许多多渗透在中国各处，它们和国际左派一起都在等在苏联的号令。1936年，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反共同盟》，苏联唯恐陷入国际孤立，所以命令共产党策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符合苏联的抗日利益，也是在苏联一手策划下达成的。所以在抗战初期，苏联曾经积极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但在1939年德苏勾结、1940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命令中共转而中立，不得积极从事抗日活动；结果使得国民政府压力大增，造成了“皖南事变”等中国内战。中共在苏联命令之下，消极抗日、积极内战，1949年终于夺取了大陆地区的控制权。所以我从全球事务的角度观察，西安事变是日苏角力的产物——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的先后成立，也是日苏两国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帝国主义角力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