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民族主义迟早会杀死中国共产主义

网文《中國民族主義》报道：

20世紀初期，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急劇高漲，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代表。

中國民族主義，或稱中華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等，是一種民族主義政治主張與意識型態等，它聲稱中國人民是一個民族，並促進全中國人民的文化和民族團結。它與漢族民族主義不同，漢族民族主義是一種僅適用於漢族的中國民族主義形式，在極端情況下，純粹的漢族人會感受到一種沙文主義，他們會認為自己優於其他民族（或稱大漢族主義）。同時，該主張也不同於其他主張單一民族建國的地方民族主義或分離主義等，中國民族主義主張在凡擁有中國國籍的各民族人民都為中華民族一員，由各民族共同組成之中華民族建立一統一之民族國家的國族認同。根據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的概念，中國民族主義應該是一種建立在統一價值觀之上的公民民族主義形式，但這並沒有得到後人的充分承認或在實踐中得到應用。

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於清朝末期，以應對甲午戰爭的慘敗和八國同盟對北京的入侵和掠奪。在這兩種情況下，後果都迫使中國支付經濟賠償並給予外國人特權。中國作為宇宙中心優越的天朝帝國的形象破滅，舊體制現代化的最後努力沒有成功。這些最後一刻的努力最好的例證是晚清改革者梁啟超，他在 1896 年改革清政府失敗，後來被驅逐到日本，在那裏他開始研究其中國民族主義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不斷塑造著中國的民族主義。儘管加入了協約國，但中國再次受到 1919 年凡爾賽條約的嚴重羞辱，該條約將給予德國的特權轉移給了日本帝國。這導致了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它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抗議活動，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軍閥時代，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壓倒了地方軍閥，大幅降低了外國人的特權，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各地民眾的國族認同感。

日本帝國在二戰中戰敗後，隨着中國收復先前遭日本奪去的領土，包括滿洲地區和臺灣島等，中國民族主義再次獲得支持與關注。然而，國共內戰（因日本入侵而暫停）隨後全面恢復，破壞了中國統一之形象。隨着中國國民黨政權撤退至臺灣，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勝利。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繼續將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政治理念及工具。後來，中國共產黨也以貫徹中國民族主義等為理據，控制中國境內各地分離主義運動等。由於中美關係之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回覆有關該主題的媒體問題時，經常引用中國民族主義之相關論述。

歷史

中國古代民族主義思想核心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最重「華夷之辨」；20世紀初，中國知識精英開始有「中華民族」概念，漸漸形成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為核心之近代民族主義；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十月革命，中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或稱世界主義）聯繫；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更自覺用世界眼光觀察中國，以民族主義應付近代中國危機和挑戰。

在中國民族主義形成之前，大漢族主義是晚清中國影響較為廣泛的民族主義思潮，大漢族主義之「排滿」是清帝國最後十年間影響力較大的民族主義主張，就如1907年《民報》刊同盟會章炳麟《天討》之「今日之討滿，乃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者也」，同盟會亦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大漢民族主義主張，甚至有人主張排滿重於排洋——在目睹1911年辛亥革命中武昌城內屠殺滿人的慘境後，梁鼎芬語黎元洪「謂滿洲為異種人，西洋各國獨同種乎？何以於此則殺惟恐不盡，於彼則待之惟恐不親」，而後來的國民黨原來胡漢民也承認：「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

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運動促進了西方民族觀念在中國進一步傳播，而1905年的「抵制美國華工禁約」運動、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條」運動、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約」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等一些列事件也給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帶來了發展機遇，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促成了中國近代意義上民族主義的萌生。

自1895年以來，隨着西方列強持續入侵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對舊有的政治制度感到不滿，意圖改造中國的傳統體制。雖然如梁啓超在內的早期民族主義者支持維護傳統儒家，但是在191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民族主義者則開始將危機歸咎於民族文化的缺陷，猛烈抨擊舊的文化制度。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倒台，各色基於民族自決原則建立的國家在歐洲湧現，而後日本也迅速崛起，取代西方成為侵略中國的主要列強，同樣刺激了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民族救亡思想在隨後的1919年五四運動中達到了高潮，中國在凡爾賽和會的外交失敗將民眾導向到全國性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民眾不再相信西方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帝國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也由此崛起。

五四運動後的1920年代，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已成為中國政治人士的共識，促使中國國內所有的政治派別聯合起來。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五四運動領導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而另外一些領導人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共雙方聯合起來對抗北洋政府。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中國國民黨在1927年與蘇俄、共產黨決裂，前者指責後者在外蒙古等地煽動民族獨立，最終中國國民黨在1928年獨自完成了中國統一。在1930年代，國民黨還組織「民族文藝主義」以對抗共產黨組織之左聯，反對鼓吹階級鬥爭之文藝，提倡文藝發揮民族精神、喚醒民族意識。國民政府對外還面臨着日本的嚴重威脅，日本在滿洲、熱河、上海持續侵略中國，日本的侵略與反日情緒的流行也促成中國民族主義的流行。雖然中國國民黨自己認為已經完成了其純粹的民族主義革命使命，但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國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統一中國，所謂的「國家統一」不過是建立在與北方較強大的各股軍閥武裝結成的脆弱聯盟的基礎之上，所謂「民族獨立」也不過是與帝國主義列強握手言和，讓外國經濟繼續左右本身民族經濟的發展，而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因為其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全面抗戰的主張贏得了民族的信任，中國共產黨所在的延安不僅是共產主義者的發源地，也逐漸成為了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徵，中國共產黨將其抗日的民族主義主張灌輸給全國的農民，將他們對日本的抵抗意識轉化為現代民族意識，從而動員了更多農民參與革命，同時也擴大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傳播。

1945年抗戰結束後，中國戰勝了日本並躋身聯合國五大國之列，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宣稱是自己結束了民族的「百年國恥」；而在隨後到來的內戰中，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國民黨宣傳為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將內戰宣揚為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並最終推翻了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1949年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講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也是中國結束「百年國恥」的標誌之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

早期的許多中國共產黨建立者是在救亡圖存的中國民族主義價值驅動下接受共產主義，托洛茨基語之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義精神」，例如李大釗將中國之命運歸咎於資本主義世界，在資本主義壓迫下中華民族全體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一員，中國的解放亦為人類解放事業的一部分，因而支持各種民族自決運動。莫里斯·邁斯納在《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如此評價民族主義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作用：「民族主義提供了通過統一戰線開展群眾運動的條件，並最終促使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農村和農民起義爭取革命的勝利。」毛澤東也同李大釗一樣，論證了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一致性，將民族主義融入到他自己的思想中。毛澤東本人的民族主義意識不僅體現在他對共產國際的敵視上，還體現在他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進程的中心」的認知上，他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潛在的革命者，可以通過激發民眾的民族情感來達成自己的共產主義目標。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成功利用民眾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情緒構建了基於社會主義的新的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強調國家的所有人民，不再區分民族成分。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話語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飛躍」，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真正贏得了民族獨立。

在毛澤東時代，毛本人對於國家統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韓戰、中印戰爭、中蘇衝突以及後來的中越戰爭都對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國國民黨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當更多的強調「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不是孫中山所講的「民族的統一」，這主要是因為而在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中，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過渡階段，因此不論是大漢族主義還是其它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都沒有政治空間，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加強調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人民與公敵之間的階級鬥爭，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從來就沒有被中國政府公開肯定過，而這一壓制民族主義的「民族平等」也促成了中國大陸前30年的民族融合。而強大的傳統地方勢力和地方觀念同樣阻礙着現代民族意識（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的發展，就如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內容所言：

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將領土統一作為一項繼續解決的使命，中國共產黨迅速掃清了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並在1951年駐軍西藏拉薩，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最大的問題莫過於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夏季進攻台灣的計劃由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而被迫終止，而俄國在中國北方旅大等地的佔領也阻礙着中國共產黨完成其民族主義使命。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驅逐外國人動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中國民眾的歡迎，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享受較好的社會待遇，但在1957年雙百運動中人們開始批評蘇聯對於中國東北的破壞時，中國共產黨痛斥這些人為「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分子」——1958年，毛澤東又開始擔憂中國過度依賴蘇聯，提出了大躍進的「自力更生」原則，還在廬山大會上批評彭德懷「背着祖國，裏通外國」與赫魯曉夫一道干涉中國內政，晚年的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可以確保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正如他在1930年預測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進程的中心」，他將蘇聯作為其革命民族主義的主要攻擊對象，最終促成了中美關係緩和。在毛澤東死後，作為「中華民族解放者」，仍舊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正面肯定。

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

隨着中國1980年代開始全面改革開放，中國思想界進入繁榮。同時，面對中國經濟水平落後，與港台及西方國家差距巨大的現實，除對中國政治現狀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外，中國社會和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及中華文明進行全面批判，全盤西化論興起。1988年，劉曉波在接受採訪時稱，中國應當接受全盤西化，並提出中國需成為西方國家「三百年殖民地」的觀點。他認為「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當年中國官方媒體製作的《河殤》更直接表達了對西方文明的嚮往，被視為全盤否定中國及中華文明的典型，是為六四事件前奏，1989年亦被視為全盤西化論的頂峰。但由於示威者衝擊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最終中國政府將這波民主、自由派思潮以武力清場方式收尾。

與六四事件同一時間開始的東歐劇變，開啟了1990年代一系列共產主義政權倒台的序幕。蘇聯解體之後，共產主義政權式微。中國與越南、老撾、古巴三國，成為僅剩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反和平演變是1990年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心。此後，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國家實力提升，中國民眾可能因經濟差距巨大而倒向「西方懷抱」的擔憂被銷解，並導致全盤西化論衰退。

中國政府在進入1990年代後，除將先前的學潮歸咎於崇洋媚外，強調用歷史和國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並在1990年代頒佈了《愛國主義實施綱要》，而後來的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的澳門回歸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也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推向高潮。在另一方面，長期奉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列主義在六四後逐漸失去了吸引力，中國共產黨轉而擁抱其一直反對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新左派知識分子也以愛國主義者的形象抨擊自由主義，文化上的保守性與「反激進」與1980年代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民族本位與中國文化被放在與西方文化霸權的對立面——1993年的文明衝突論也衝擊了中國的知識界，而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開始明確而狂熱地宣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在這些進程中逐漸成為了中國大陸社會凝聚力的核心，為「維穩壓倒一切」提供了必要的精神紐帶，至今仍然影響者中國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執掌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首先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他執政的核心思想。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習近平採取更加進取的手段，甚至發起「戰狼外交」，傳言稱習近平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出席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說，習近平將統一台灣作為其中一個優先考慮策略，在2019年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遭抵制和反對，在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習近平又積極部署「武統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空前緊張。據部分新聞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很可能會在6年內攻打台灣，並企圖在亞洲地區取代美國影響力。吉迪恩?拉赫曼指出，為了鞏固統治，拋棄辯證看待西方好與壞的思維，加強愛國主義建設、教育以及控制外部資訊下，同時與自我審查的言論環境等共同作用，會形成不理智的中國反西方情緒，年輕世代漸漸趨於極端。近年來中國經濟與市場快速提升，即使是移民和留學生民族主義也非常強烈，美國之音報導，中國民族主義正從過去的防衛和屈辱意識，隨着軍力與工業技術力的爆發式發展，思想轉移到擴張與推進的形式，如果不加以控制，民族主義有趨於極端的傾向，那給中國帶來民主反而可能會激化這種情緒，從而導致更大的危害性。

1949年後的臺灣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敗退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仍以中華正統自居，這也將中國民族主義帶到臺灣，蔣中正在臺灣長期主張反共復國，為建立「中華文化認同」、確立以「中華民國」為核心的「一個中國認同」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個階段，灌輸「中國意識」，教導學生要繼承「中華文化道統」，在1960年代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促成了臺灣人的「中國認同」或「中華民國認同」。從1970年代開始，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國民黨所堅持的中國正統意識陷入了危機，台灣出現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意識論戰等有關於民族主義的討論，台灣獨立運動或台灣主體意識的支持者開始持續挑戰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在保釣運動中，台灣大學中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保釣師生一直受到台獨派、自由派以及國民黨派學生與校方乃至「國府」的聯合圍剿。

在台灣民主化後，代表「中國民族主義」或「中華民國認同」的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和代表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灣認同的以台灣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在民族意識上一直存在交鋒，而根據國立政治大學的自1992年開啟的有關國族認同的民意調查，自2007年後台灣島內民眾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超過「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被認為是臺灣民間對馬英九政府長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傾向之反彈。

政治主張

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是現代中國國族（中華民族）的象徵之一

國族觀念

主條目：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清末立憲派提出，用於對抗革命黨人的排滿主張。

針對於革命派主張之大漢族主義，君主立憲派的楊度、梁啓超、嚴復等人則反對漢族單一建國的觀點，主張「合五族之人民為中國之人民，合五族之土地為中國之土地」。梁啓超是最早把現代民族主義概念引入中國的人。在1901年，梁啓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向中國人第一次介紹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族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區別，更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明確「中國民族」的概念，爾後在1902年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創造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認為中國亟需整合全國之人力、物力，建立起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但在梁氏早期論述中，「中國民族」或者「中華民族」或指漢族、或指國族。楊度在1907年的《金鐵主義》中則用「國家主義」指代國族觀念，提出了「五族合一」、「五族一家」，並認為「五族分立」是「亡國之政策」。而嚴復也在《天演論》中稱「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也。由是言之，則中國者，遂古以還，固一種之所君也」。這些觀點最終演化了辛亥初年的「五族共和」口號，也影響了後來的中國民族主義。

晚清亦初次引入近代的國籍觀念，於1909年3月28日頒佈的《大清國籍條例》是中國第一部國籍法，也是中國第一部有關國籍的法律。《大清國籍條例》將中國各個民族包括滿、漢、回、蒙等統轄於中國中華大「血脈」之中，亦認同了不同於大漢族主義的國族觀念，採用血統主義原則認定國籍。而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原本主張大漢族主義的孫中山等人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稱「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一」，由此「五族共和」成為了民國初年的官方民族觀念。後來的中國政府都採納了「中華民族」作為官方民族概念。

當代發展

重新崛起與構建完成

陳學明將1990年至2006年間的中國民族主義分為三個階段：1990年至1995年為民族主義醞釀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1995年至2001年為第一個高潮，2002至2005年為第二個高潮。1990年代與民族主義相關的事件，主要聚焦於中美關係。2000年後，多聚焦於中日關係。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是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重新崛起、萌芽階段的標誌。也有研究者將它視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反西方主義的第三波。第一波是，1990年代初何新的反西方言論。第二波是，1994年後，張頤武、陳曉明的後殖民文化批評，甘陽、崔之元的制度創新說和盛洪的文明比較論。

研究者將民族主義重新崛起，概括為三個原因：一、綜合國力增長與西方國家打壓之間的矛盾；二、傳統意識形態（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功能弱化與重建政府合法性的需求；三、經濟全球化影響與國家戰略利益調整的選擇。

有觀點認為，是中國政府開始主張和鼓動中國民族主義鞏固政權，宣揚中華民族文化，反對國家分裂，放棄階級鬥爭，並推動愛國主義教育鞏固政權。對於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力量，往往也上升到「反華」的民族主義高度來批判。

特徵

對於1990年代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徵，有多種描述，它是中國社會自下而上自主式構建；為應激性、非宗教、世俗性的民族主義，具有情緒傾向性和內容空洞性，理性與非理性雜糅；有中國社會進入網絡時代，互聯網言論影響的時代特性。

鳳凰國際智庫研究員在金融時報撰稿，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官方推崇的民族主義則具有以下特點：

帶有濃重的儒家文化色彩。儒家作為一種倫理學說，它的核心之一是「禮」，包含一系列對群己關係和人際關係的規範，強調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部分中國大陸人常常會把台灣（人）、香港（人）矮化為兒女，台灣（人）、香港（人）的許多行為看作是對大陸「母親」的「不孝之舉」。這種將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放在家庭倫理中思考的視角就是儒家倫理規範的特點之一；

帶有濃重的工具色彩。作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補充，民族主義被官方當做一種整合社會意識的工具以及發泄民眾負面情緒的窗口。中國官方相信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使得民眾更加地擁護執政黨和國家。因為民族主義在政治訴求上主張「民族是國家存續唯一的合法基礎」。另一方面，在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下中國民眾缺乏表達政治訴求的渠道，而當前積累的社會矛盾又迫切需要一個發泄負面情緒的出口，那麼民族主義就能作為一個對官方來說是相對「安全的」發泄情緒的工具，而民眾也會默契地配合。這解釋了為什麼網絡上或者現實中民族主義表現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層民眾。由於受到的社會不公最多，因而他們的「負能量」也是在各個階層當中最大的。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來主張應該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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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时期“五族共和”论的思想渊源_宪法研究_中国宪治网. www.calaw.cn. [2019-09-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01）.

 《大清國籍條例》與近代「中國」觀念的重塑 The nationality regulations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互聯網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5-09-25.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Xinjia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etwork

 陳學明.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廣東省廣州市: 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 2006, (2006年第1期): 104–108. ISSN 1671-694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5） （簡體中文）.

 中共又展出“民族主义”丑态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ows "nationalism" ugliness again. [2017-04-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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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特色民族主義」的弊端 The drawbacks of "natio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金融時報（中文版）, 2016-01-28 , Financial Times (Chinese version) , 2016-01-28

 孫中山 Sun Yat-sens: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Fourth Lecture

 〈民九修改黨章之說明〉，據《中央黨務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 "explanation of the revision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by the nine members of the people. " According to the seventh issue of the Central Monthly Journal of Party Affairs, February 1929: "It is really not appropriate to say that the five ethnic groups are a republic. There are more than five tribes in our country? I mean that we, the peoples of China, should be merged into one Chinese nation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the union of many nations in Europe, is now a 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st glorious nation in the world) ; And we will make the Chinese nation a very civilized nation, and then nationalism will be finished. "

外部連結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989）

黃克武：〈民族主義的再發現：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陳方正：〈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劉紹華：〈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挑戰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馮崇義：〈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施正鋒：〈中國的民族主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白魯恂：〈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陳彥、鄭宇碩：《認同與全球化: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豬口孝：〈從日本的角度透視中國的民族主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Hu Ping胡平@HuPing1：平常人们都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可是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单刃剑，只有一个刃。因为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有流氓性、犬儒性、虚假性。这些所谓民族主义者其实都很清楚，在什么问题上表现民族主义，什么问题上不要表现民族主义。什么问题上可以做得很过火，什么问题上要低调要沉默。这些都是精打细算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毛泽东“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潛在的革命者”，但是我看毛泽东专杀中国人——毛泽东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我相信，中国民族主义迟早会杀死中国共产主义，就像苏联和东欧发生的那样。

道德情操、《国富论》与鸦片贸易

《聚焦情感：对亚当·斯密<国富论>之道德基础的再认识》（2022-12-03 佚名）报道：

1776年出版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既使亚当·斯密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也使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建立起来。关于《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学界存有争议，其中最受人关注的话题当属“斯密问题”。根据陈岱孙等人的记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斯密问题”，认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关于人性的看法是矛盾的，斯密的学说体系存在着《道德情操论》无法为《国富论》奠定道德哲学基础的问题。该观点在国际学界引发热烈讨论。相对于唇枪舌剑的国际学界来说，国内的讨论却是另一番景象。正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卫东教授所指出的，对于国际学术界在最近一百多年以来就“斯密问题”所作的讨论，我国学者没有发表有质量的观点。在老一辈学者中，除了陈岱孙先生和受到大河内一男等国际一流斯密专家影响的朱绍文教授等人，很少有人对“斯密问题”给予认真对待。近年以来，国内关于“斯密问题”的研究文献虽然也不少，但是，这些文献多半还是对数十年以前国际学术界的已有观点的重复，不太有新见解。在其所阅读的文献中，关于“斯密问题”的部分，不少还在重复着早已被证明了的错误。很多作者几乎完全不了解国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几乎是凭着个人的直觉来介入这类问题，散论、空论不在少数。

基于对国内外学界就该问题研究现状的考察，《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当属十分难能可贵的例外。之所以如此言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书致力于聚焦推动《道德情操论》得以建立的哲学母体，即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不仅从源头上考察了《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而且对“斯密问题”给予了全新的答案。众所周知，“情感”在西方哲学中算不上关键词，始于古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传统虽然从未停止过对情感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情感始终未能成为西方哲学主流思想，更别提哲学情感主义了。西方学人研究“斯密问题”时极少甚至从未有过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的视镜，一如为该书作序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万俊人教授所言，原因在于“这些非主流或不太连贯的理性主义之外的思想观念很难受到同样的关注，当然也很难获得同样深入广泛的研究，17-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情感主义便是显证之一，而且，这一现象在中国现代学术界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意义上，当人们读到《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时，这部由中国学人所做的专业研究，其独创性和创新性在当代中西方学术语境中确有令人眼前一亮之感。

确切地说，《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没有像国际学界的通常做法那样，仅仅从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道德哲学入手探究《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而是锚定情感这一西方哲学中略显小众却是哈奇森哲学体系之根系命脉的哲学立场展开研究。通过锁定“情感”这一关键词，该书系统梳理了《道德情操论》诞生前英国18世纪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考察了《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斯密问题”提出了颇有创见的独特看法。该书第五章告诉人们，《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共同隶属于由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沙夫茨伯里开创的、以情感的自然化进程为主旨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且分别在18世纪英国思想舞台上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中代表着该进程自发生、发展到完成的最高理论形态。《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认为，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必定是《道德情操论》及其隶属的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传统。就此言之，如同国际上曾出现过的大量严肃证伪“斯密问题”的学术研究一样，该书也非常有力地证伪了该问题。在承认“斯密问题”是伪问题的同时，该书第五章还十分郑重地提示读者，虽然《道德情操论》和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道德哲学之基，但基础并不完备，简言之，斯密的学说缺乏对“道德规定性”这一更为本质问题的论述，使得本应由自发性同情机制生成的道德赞同，沦落为经验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认。因为没能清楚界定情感的“合宜性”来源于同情机制自我生发，及其具备的基于普遍本质的“命令”作用，斯密的“人类对他人具有同情心”理论命题蒙上了不可知论的阴影。因为未能寻觅到一个内在、深刻、坚实的理论基础，斯密道德哲学之本质面临着“无本质”的理论困境，即“游叙弗伦困境”。

《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认为“游叙弗伦困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对于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来说，“游叙弗伦困境”主要表现为，无法为情感提供有力的道德规范。《道德情操论》把合宜视为道德乃至一切价值判断的基础。合宜源于同情（sympathy），合宜仅仅只是彰显了位于同一道德语境中的旁观者和当事人情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该书指出，斯密道德哲学体系中的同情是一种以情感投射为本性的情感，由此引起的后果是，存在于同一道德语境中的旁观者和当事人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缺乏客观性的一致性，如斯密同时代的思想家批评斯密时所言，基于同情而生的合宜难逃道德相对主义之窠臼。对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说，由“游叙弗伦困境”引发的问题则有另一番表现形式。作为为该体系奠定哲学基础的道德哲学，《道德情操论》却无力应对或规避伴随着该体系而生的各种道德难题，比如，美德与财富的背离、伴随着精细的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人的片面发展或异化等。众所周知，斯密在《国富论》和其他著作中都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消除社会分工引起的异化。殊不知，从根本上修订推动《国富论》得以诞生的道德哲学基础，方能找到一条更深刻、更有效且更具可行性的消除异化之道。

斯密在有生之年是否意识到其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中的这一严重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晚年的斯密在修订并出版第六版《道德情操论》时增加了关于赞同与值得赞同之分野的讨论。有理由相信，这完全可被视为斯密尝试解决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理论难题而做出的努力。然而，通过对与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紧密相伴的美学倾向展开分析与论证，《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有力地证明，斯密的修订其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简言之，“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

我们想进一步追问的是，若将美学倾向置之一旁，推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得以诞生的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立场本身能否为该问题提供解困之道？为该书作序的美国著名当代哲学家迈克尔·斯洛特为我们指明了答案。斯洛特是当代西方著名哲学情感主义者、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者，他对该问题提出的与中国哲学思想有关的解题之道可谓掷地有声，值得引起学界关注。进一步说，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当下，老先生的观点值得引起我国学人深思。

中国哲学思想中究竟有什么资源能帮助我们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乃至当代西方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面临的理论难题提供解题之道？斯洛特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并未明示。不过，根据老先生近些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阴阳的哲学》《阴阳哲学大观》等著作，我们可以窥见明确的答案。老先生为该问题找到的源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答案是阴阳思想。关于古老的中国阴阳思想，老先生从中继承的是和平且互补的阴阳关系，与此同时，老先生明确告知读者，他并没有沿着中国传统把阴阳理解为物理性存在，比如，男女、内外、干湿、冷热、黑白等，而是在哲学层面对这对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更新。老先生把阴阳分别理解为承应（receptivity）和理性控制（rational control）、定向目的或推力（directed purpose/impulse）。确切地说，老先生讨论的和平且互补的阴阳关系存在于承应和理性控制、定向目的或推力之间的关系。在出版于2013年的《从启蒙到承应》中，老先生反思了西方启蒙时期形成的诸类价值观，明确指出，启蒙价值观过于重视理性控制，需要用强调被动但并非纯粹具有被动性的承应予以平衡。由此可见，若要立足推动《国富论》得以诞生的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为“游叙弗伦困境”找到解困之道，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阴阳哲学思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历史的轨迹往往容易使人产生惊讶之情。《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特殊的年份，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英国，更表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众所周知，该书出版后，英国迈入了大工业生产以及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的时代，伴随着海外殖民地拓展而生的资本全球化旨趣，“日不落帝国”始见端倪。正是在这一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其历史自此翻开了新篇章。独立后的美国采纳了《国富论》提出的经济政策，推动美国从1776年到1929年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对于中国来说，1776年正处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历经29年终于在这一年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的叛乱，国内景象大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乾隆皇帝并没有意识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正在工业化的浪潮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行闭关锁国之道，仅把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直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以严复最初翻译《国富论》为起点，中国思想界才开始意识到蕴藏在《国富论》中的国家治理之道。不过，再次令人遗憾的是，在意识到西方思想优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过人之处”的同时，我们的国人却在西方优越论中展现出遗忘自身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今天，通过以阴阳为基础研究哲学情感主义，斯洛特告诉中国学人们，要使世界哲学真正得到更好发展，我们需要以一种公平的眼光看待中西哲学传统，中国人无须对西方哲学传统报以过高的敬意，相反，为了解决西方哲学中难以解决的那些十分重要且非常根本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家需要以中国哲学为师，从中寻找应对哲学难题的解药。与此同时，为了推动中国哲学更好地融入世界哲学舞台，一方面，中国哲学家们需要关注西方哲学家高度重视却不被中国哲学传统重点讨论的那些问题，比如，认识论问题等；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家们还亟需学习并应用西方哲学家们熟知的分析性论证技巧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回到前文提到的“游叙弗伦困境”这一理论难题，回顾1840—1949年间中国学人探索之路，当我们在斯洛特老先生的启发下看到蕴含于古老阴阳思想中的中国哲学智慧能为之找到解题之道时，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值得一提的是，《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顺着这个方向提出一种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但相对斯洛特对中国学人的要求和期待来说，本可将中西方哲学互补问题的讨论书写得更加深入。在种种机缘的作用下，人们曾因忽视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而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殊不知，西方思想其实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正如斯洛特老先生所言，能为该缺陷提供解药的，并不是推动该思想得以诞生的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化传统，相反，答案在东方，更确切地说，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传统中。

由是观之，当下，立足中国哲学文化思想视角重新认识《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传统，其意义是深远且重大的。就此言之，与其说《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学人针对《国富论》之道德哲学基础做出的有分量、有创新、有价值的独特研究成果，不如说它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一个开展中西哲学对话的契机。未来，中国学人应把握住历史机遇，对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研究，立足中国大地，怀古却不守旧，开拓创新，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

谢选骏指出：商女不知亡国恨——在共产党的轭下，却说“立足中国大地，怀古却不守旧，开拓创新，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多么可笑。这样的亡国奴认识不了，亚当斯密这些基督的叛徒，正在用《国富论》，准备大肆输出鸦片生意——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这种贸易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由此可见，亚当斯密的背景确实“雷人”。这种自觉犯罪又无法戒除，就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的来源。

谢选骏：全球秩序不能没有全球政府

《封帅：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21-09-22）报道：

任何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科技变革必然会将它的力量映射在政治层面。现代世界的政治形态源于被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被民族等现代概念重新整合的主权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主体，已经成为全球人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寄托特定人群历史情感的唯一平台，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主权国家体系则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然而，科技进步从来不会停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很可能已经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又将呈现出怎样的新图景。本文的讨论将按照由单元到体系的顺序在两个层次上分别展开：其一，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首先作用于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技术变革会迫使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出现调整；其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变迁会改变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系统运行逻辑，从而实现体系层次的形态演变。这个从点到面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在世界政治系统中传导和建构的过程，两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建构，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秩序。

一、既有研究进展及其缺陷

在深度学习初步展现出巨大潜能之后，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将带来的社会影响迅速成为各国政府部门、学者、媒体讨论的热点。当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对于该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新技术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展开。2017年2月，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出版特刊，题为“民主会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中生存下来吗？”从此揭开了人工智能与政治制度相互关系问题讨论的序幕。在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爆发之后，几乎整个世界都直接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张力。在此背景下，各国研究者也不得不认真分析和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领域的冲击，既有研究大体上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第一，“说服算法”将动摇理性选择假设与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代议制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理性人假设。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说服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理查德·塞勒提出的“助推”效应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这种算法应用在政治领域，可以分析用户的政治倾向，并有针对性地对其政治态度进行引导，通过间接和隐蔽的方式将其推向预想的结果。整个过程并未诉诸威胁或强制，被“助推”的个体很容易将其视为自己在备选方案中做出了理性选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社交媒体展现政治影响力的最显著结果便是个体理性选择假设在技术的持续冲击下逐渐式微。

第二，人工智能参与决策过程造成合法性悖论。从功能性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证明它是提升决策效率与科学性的有效工具。但问题在于，从技术层面对决策进行优化提升实际上是在降低政治参与的意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越大，通过政治参与和动员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可能性就越小。但现有的以深度学习和多层神经网络为主要推进路径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明显的“黑箱”特点，无法自行解释自己的决策依据，也就无法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的合法性认知。因此，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人工智能技术越成熟，决策效能越高，就越容易诱发对技术的依赖，从而加剧政治参与和动员的缺位，冲击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权力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数据和算法成为政治系统中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分学者看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主权国家最为核心的权力基础——“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已经难以延续，这几乎会动摇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权力的基础是对资源和信息的掌控和占有，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高门槛，从算法到数据的存储需要依赖高技术企业或少量科技人员推动。当基础资源的所有权逐渐脱离旧轨，主权国家对于政治权力的掌控也会在技术的不断侵袭下出现松动，权力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具备形成新权力中心的可能性。

由于迄今尚未得到更加充分的案例支持，各国研究者只能根据既有经验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该问题展开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影响主要以社交媒体作为中介，其影响力更容易通过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某些特征反映出来，所以欧美学界的主流话语将讨论重点主要设定为人工智能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受到“政治正确”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讨论难免出现“逻辑失序”现象，也构成了既有问题研究的内在缺陷：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现有的西方民主制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巩固非西方政治制度的现象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这种思路本身就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它忽视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将建立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上的社会认知视为政治发展的终点。我们要探索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可能的发展，而不是辩护某种制度一定能够在变革时代生存下来。只要技术要素所带来的变革动力足够强大，它所能冲击的就不仅是在近代才逐渐稳定下来的诸多制度性安排，也会对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很多基本原则提出挑战。

二、变革的起点：主权国家的结构特征

作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共同体，主权国家的建构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历史演进，其核心结构的诸多关键要素在数百年的时间内顺次出现，不断叠加融合，最终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形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形态。主权国家肇始于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常常被视为现代国家体系的起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体系内的行为体在确定的有限空间内拥有绝对的排他性主权。18世纪下半叶，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大陆政治共同体形态的剧烈变动，欧洲大陆的革命推动了民族国家在绝对君主国的架构中破茧而出，并且迅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随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主权国家体系与工业化进程相互促进，作为欧洲秩序的核心内容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迫使所有其他区域的政治共同体被整合进主权与民族所构成的核心架构之中。现代主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架构，提供了以民族为核心假设的合法性叙事，并将经济、行政、军事及社会管理等核心权力都集中于该架构之内，从而实现了在特定空间内拥有最高权力的目标。

图1：现代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略）

如图1所示，历经多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现代主权国家内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由政府、资本和民众构成的紧密型三边结构。为了确保系统既能稳定运行，又能够为系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各国需要通过综合考量，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对三方的权利边界和运行方式进行规制，这些规制的总和就是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事实上，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几乎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在不违背维持稳定态结构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差异化安排。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选择安置三方利益的重心，有些更倾向于确保政府权力，有些更强调资本利益。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案在获取信息并进行处理、做出决策以及贯彻执行等方面存在优劣。但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差异与制度竞争实际上仍是在不改变既有结构基础上的执行模式竞争，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对结构本身的冲击不在同一层次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科技因素的强大力量将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带来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变革。

图2：现代主权国家架构的多层次形态（略）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共同体，现代主权国家实际上是由多个层次累加而成的系统架构。主权国家的核心基石是有限空间内的绝对主权原则。它们通过分割有限的地理空间，实现了对世界政治核心权力的控制，建构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框架，也决定了国际体系必然是一个由数量不大、法律地位平等，但实际力量差异极大的同质群体构成的无政府体系。具有上述结构与特征的主权国家体系成为目前承载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基础政治架构，人工智能要素在政治领域构成影响的实质就是将其力量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结构的不同层次，推动结构变迁的发生，进而构建多元化的未来图景。

三、变革的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影响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潜力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其力量也将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在主权国家内部创造两种相互影响的变革趋势，即同时形成“主体消解”与“维度创建”进程，从而改变主权国家的既有结构。

所谓“主体消解”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消解“民众”一极在主权国家紧密型三边结构中的地位，造成既有稳定结构的再次失衡。民众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本质上是由其在经济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只有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才真正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力量。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改变民众要素（或者说人口）在经济体系与军事力量中的地位。事实上，人类所拥有的技能大体上可以被归纳为两种能力，即身体方面的能力和认知方面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所探索的恰好是人类在认知领域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往只有人类能够完成的分析、判断、决策等过程已经逐渐被证明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主体消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虽然民众端所承载的政治权威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而趋于流散，但除了少部分被资本和政府所吸收之外，大部分权威都将流向一个新崛起的独立政治单位，即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专家群体。专家群体的崛起代表着技术权力在新结构中的兴起，在与资本、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中以各种方式分享政治权威，能够在多中心、多节点的政治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独立角色。

所谓“维度创建”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会将一种依赖技术而非其他政治要素存在且能够进行高效决策的新状态引入现有政治架构，从而造成决策过程中效率性与政治性的实质分离，使得世界政治体系由单一维度向“权力分配—决策选项”双重维度演变。在现有的主权国家架构中，所有最终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政治决策实际上都是图1所显示的三方力量在不同环境下的博弈结果。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会在逻辑上对这种传统方案构成挑战。能够模拟人类的认知能力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更加接近于“独立理性”的决策环节。基于技术所提供的决策结果本身并不能确保结构内各方力量都能实现利益妥协，因此，以现有结构的标准来看，这种对政治性的忽视被视为人工智能决策的最大缺陷。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更加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是另一种政治决策逻辑，即以效率优先取代政治优先，以指向既定的共同体总体利益的算法权力提供更加高效的决策过程。两种不同决策逻辑的张力为政治行为体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新维度也因此在主权国家架构中应运而生。

一旦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以“主体消解”和“维度创建”为其标签的变革进程，而两个并行进程的延续也将一步步地促使主权国家的基础结构发生调整。如图3所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将逐渐由当前总体呈稳定态的三边结构演变为一个四极结构，专家群体作为技术权力的代表与被削弱的民众要素主要在决策维度发挥作用。图3的横轴代表权力维度，政府与资本的两极线性拉锯构成了新结构中权力分配的主要特征。在主权国家的新结构中，权力维度大体上将由三方关系转变为线性关系，权力集中与权力多元作为这一维度的两个端点，而权力分配的不同逻辑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制度设计的起点。图3的纵轴代表决策维度，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出现而在结构内创造的全新维度。由技术所代表的效率决策倾向与诉诸民众接受度的政治性决策倾向，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共同体结构的另一重要维度，决策方案的倾向性选择将与权力分配的选择一起建构政治体系的框架。

图3：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结构的变化（略）

四、变革的结果：世界政治形态演进的多元图景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注入旧结构中的那个促使发展进程继续推进的关键要素，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影响力模式具有穿透主权国家架构外层、形成直接推进其内部结构变迁的强大力量。结构变迁与维度拓展对于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人类社会将在多维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多元异质化主体在多维体系内并存将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将迎来一个在政治领域充斥着多元选择的世界，历史也将逐渐步入新的未知之地。

概括而言，图4所展示的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世界政治演进形态，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是整个演进过程的起点，而能够影响演进方向的力量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科技革命是变革的发动机。第二，无政府状态的存废选择是塑造世界政治形态的重要因素。第三，人类精神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底线。以上三个方面的力量实际上限定了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形态演变的基本空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从单元到体系都会逐步加入这一历史进程，这一长时段变革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效能的逐步释放形成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逐次展现出多种可能的政治形态。

图4：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的形态演进图谱（略）

A阶段：作为过渡阶段的低度智能化社会。一方面，所有代议制政治体制都会由于经济系统中民众地位的削弱开始呈现出权力的实际掌控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不匹配的现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新的辅助工具，将逐渐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进程。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段正是A阶段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化，人类将逐渐进入低度智能化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总体上仍将维持原状，但技术力量的广泛使用会逐步掏空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实质意义，不断削弱这一类型体制的威望。

B阶段：作为预备变革阶段的中度智能化社会。B阶段将是一个由传统模式向新时代逐步推进的转折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渐次发生，主权国家与世界政治形态的演变进程也将迎来新一轮“路线”之争。在主权国家架构及其所创造的全球无政府状态中，人工智能技术力量的充分释放与人类价值观继续主导政治系统这两项目标已经无法同时实现，所有在无政府体系内的国际行为体都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否则就需要尝试推动无政府状态的调整。换言之，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组“不可能三角”。

图5：中度智能化社会中政治系统的“不可能三角”（略）

C阶段：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歧路。在“不可能三角”状态形成之后，一种具有较大风险的政治架构在理论上很有可能出现，这便是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政治选择，它最大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这种模式会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缺少制衡，一旦衍生到整个国际体系中就会造成行为体对立关系的极端尖锐化；其二是这种模式放弃了由人类主导政治活动这一原则的牵制，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逾越人类精神的底线，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D阶段：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多元路径。超越无政府的路径是多元的，同时存在以权力相对集中为特征的智能化世界政府与以权力高度分散为特征的算法封建主义两条潜在的发展路径，它们分别代表着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演变进程。其一，算法封建主义路径实质上是要打破主权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就一个主体多元、权威重叠、趋于自治的原初状态，进而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重新比较与磨合，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较为合理的政治安排。其二，智能化世界政府路径的实质则是要通过世界政府的建立消解主权国家架构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与人类价值观在一个非对抗环境下完成适度妥协，从体系层面自上而下地完成新的政治建构。

综上所述，从图4中的Ａ阶段到Ｄ阶段，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发展周期内，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力的持续释放将推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持续演进，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出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和各种不同的未来图景。这种变革进程根源于科技革命，因为任何现存的政治架构都有其效用边界，但革命性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却会随着技术力量的不断提升而持续增长。当旧的政治单元与全球架构无法有效安置系统内新要素的时候，变革的发生就不可逆转。

结语：从民族国家体系走向全球秩序

虽然无法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模板，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逐渐走出民族国家体系的桎梏，迎来新的全球秩序。首先，在单元层次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单一走向多元。其次，在互动方式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简单走向复杂。最后，在体系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扬弃。归根结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科技革命是所有经济生产形式与政治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动力，随着生产方式的更新，无论民族国家体系拥有多么坚实的内核，也必然随之发生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的改变，从而走进建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秩序的伟大历史进程。

来源：《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21年7月27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体现了某种“进步”，知道脱离主权国家的井底之蛙去观察全球秩序，也懂“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得不走的世界政治图景……但是，它还是不懂，全球秩序不能没有全球政府，就像城市秩序也离不开城市政府一样。全球秩序不能没有全球政府——这是下一个时代的基本常识。

谢选骏：独裁与裁独的轮回

《读独裁者手册：如何稳固权力？》（福乐强2021-06-20）报道：

为什么2016年美国大选希拉里的呼声很高但依旧落选？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在这里，与其说制度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

在这本书里，两位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梅斯奎塔和史密斯通过多年研究，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这一政治现象的理论，即：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民意选民、实际选民、胜利联盟的数字多少来描写。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都是事实上的非民主国家。据此，很容易明白：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

对任何想理解政治的真正运作方式的人来说，本书都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政治还是商业界的政治，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

《独裁者手册》当然提到了独裁，解释了独裁何以可能。但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本让人看懂政治运作方式的书，书中所介绍的规则，不仅仅在所谓的独裁国家、集权式企业存在，也在民主国家、上市公司、社会组织乃至非正式组织通行。任何集中式的权力、权势，所有上位、用权和造势，都很难避免按照既有的运作方式和规则。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来自美国纽约大学，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是政治学系Julius Silver讲座教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是政治学教授。

书作者首先提出了政治和商业领导者都需要界定清楚的三类对象：可相互替代者（名义选择人集团，发挥潜在支持作用）、有影响者（其支持比较重要）以及不可或缺者（所谓的致胜联盟）。以美国为例，上述三类群体分别是一般选民，选出总统的选举人团成员，对选票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犹太人游说集团、农业游说集团等。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之前，一般意义上的士人、官僚阶层、世家集团分别构成了支持皇室或军阀统治的三类群体。至于在许多上市公司，领导者要想稳固任职，不能离开董事会成员及拥有极大话语权、一定比例投票权的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的支持，他们（而非分散的股民、员工）才是致胜联盟。

作者简介

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纽约大学政治学系Julius Silver讲座教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通过设立于纽约的咨询公司长期担任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顾问，也为众多公司提供谈判指导与结果预测方面的咨询服务。梅斯奎塔1971年从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2001—2002年他担任国际研究学会主席。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会员以及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梅斯奎塔迄今出版了16本书，超过120篇论文，并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此前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他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从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他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过三项研究津贴，2005年他获得卡尔·多伊奇奖（Karl Deutsch Award），该奖每两年一次颁发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1997—1998年他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选为国家研究员。

部分内容：

政治生存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掌管国家、企业还是哪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标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花可自由裁量的钱做好事之前，为了上台，为了留在位子上，领导人必须聚精会神于建立并保持一个足够忠诚的联盟，帮助他击退任何对手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领导人在回报大众甚至回报自己之前，必须先回报核心支持者联盟。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把做好事的愿望放在第三位，置于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后。私人物品最能帮助领导人保持联盟忠诚度。把不可或缺者与大众区别开来的正是私人利益。

权力与腐败

对于那些愿意当支持者的人来说，腐败的政客很讨人喜欢；而渴望权力的政客发现最容易吸引腐败的支持者加入阵营。领导人都想待在位子上，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很显然，任何不愿做暴徒的人都不可能长久，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没准备做出那些也许对政治生存至关重要的邪恶举动。如果一个有抱负的领导人不愿做可怕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把别的人愿意做。如果他们不肯花钱让支持者去做可怕的事，他们得明白那些党羽会被别人收买，用恶行换取财富和权力。

民主国家的私人物品

毫无疑问，最高程度的腐败的确属于非自由的、依赖小联盟的政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依赖大型联盟就能使政府免于腐败。它甚至并不表明依赖大型联盟的政权花在腐败方面的钱绝对比独裁国家少。

由于民主的环境促使政府征较少的税、花更多的钱在提升生产力的公共物品上，对大量不可或缺者的依赖倾向于与成功的经济表现联系在一起。结果就是，比独裁国家更有可能做大收入蛋糕。整个收入蛋糕当中较少份额被大联盟政府割走，民众可以获得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尽管在小联盟国家私人/公共物品的比例偏向于私人物品，但在大联盟环境下，私人回报的总额仍可能更高。完全有可能一个大联盟国家花在腐败方面的绝对金额与小联盟国家花的钱相当。在小联盟的环境下，腐败会被认为更严重，这是因为这些钱占其政府收入蛋糕的比重较大。

民主国家千百万个人支持者所得到的个人利益在价值上很小。而在独裁国家，即使私人物品总金额与民主国家相同，每个核心个人支持者所获得的私人利益却非常可观。

私人物品构成了世界上每个政府开支的一部分，每家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即使花在私人物品上的总金额相同，在大联盟环境下指使支持者去做真正肮脏的勾当要比在小联盟环境下困难得多。在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下，私人回报更可能以扭曲的公共政策的形式出现，而不是通过诸如赤裸裸的贿赂、黑市交易或极端的徇私舞弊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政策就是为了收买政治支持，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报酬毫无二致。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所揭发的那些事。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小联盟体制下的私人物品

国际奥委会丑闻的核心在于它的制度设计。当只要58票就能确保胜利，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挑选委员，政治和控制就将永远和腐败贿赂行为共生。只要国际奥委会的组织机构不改变，选票收买和贪腐行为就将一直存在，因为这对任何想要生存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来说都是“正确”的策略。严控“礼品”和旅行无法改变通过私人利益、而不是通过为赛事提供更好的组织管理和设施进行竞争的深层动因。

随着所需的支持票数上升，私人物品的重要性随之降低。直接扩大国际奥委会的规模就可以很容易让贿赂行为成为历史。

华尔街：运作中的小联盟

但就像黑手党、君主专制国家和卑劣的独裁国家一样，公开上市企业也是由一个小联盟、一个小的有影响者集团以及无数可相互替代者构成的。这意味着它们的领导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由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小联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生存下来。

对付做好事的人

“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这句话在世界上一些联盟最小的国家一再得到印证。

领导人如果将联盟的忠诚看做理所当然，将面临极大风险。支配统治者的那些规则教导我们，领导人给联盟的钱绝对不能缺斤少两，无论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好处还是为普通人民谋福利。想要自己发财的领导人，应该从可以自由裁量的资金里面拿，不能动用给联盟的钱。同样地，那些想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必须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不能损害到联盟的利益。领导人有时候会错误估算了让联盟开心需要付出什么。当他们犯下这种错误，不仅将丢掉权位，而且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凯撒的错误在于，他动用了给联盟的回报的一部分去帮助人民。领导人帮助人民致富本来没错，但必须从领导人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而不应该从联盟的口袋里掏钱。如果结局是失去联盟的支持，那么做太多好事或太贪婪都会遭到惩罚。

在给联盟足够的私人物品保持其忠诚和给得太多或太少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把本该给联盟的钱花在别的地方，领导人会面临政变的严重风险。而当付给联盟的钱超过了应有的份额，领导人就浪费了本该进自己腰包的钱。

可供自由裁量的钱

政治家如果一直很穷的话，说明他不擅于政治。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有数不完的可供自由裁量的钱。尽管他们必须充分奖赏核心支持者联盟，但由于需要贿赂的人极少，还是能剩下大量的钱。一些领导人也许会选择把这些钱用在更具公益心的目的上，但多数领导人想把钱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秘密银行账户的存在正是为了迎合这些领导人的需要。

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据信聚敛了10亿美元财富，而在他统治期间塞尔维亚的年人均收入下降了50%。他遵循最关键的政治原则：他的联盟很小；他征收重税，压榨贫穷的塞尔维亚人民；他想方设法镇压人民的反抗。他针对反对他的塞尔维亚人故意制造食物短缺和大规模失业，让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境地，却养肥了一万名有权势的支持者。金钱的确让世界—政治世界—转动。总统能够控制国库并把钱存入私人账户正是小联盟国家的可鄙独裁者们的统治方式。

自由裁量权意味着领导人可以做出各种选择。独裁者也具有公益精神，心存善意，热衷于为人民谋福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信赖这些心存善意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受大型联盟的问责约束。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没有自由公平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带来的问责，小联盟统治者们即使心存善念也只会做他们和联盟参谋们认为是最好的事。

那些想做好事却没做成以及想做好事并做成的人，赫鲁晓夫和李光耀是典型代表。

赫鲁晓夫于1959年访问美国并宣布了一项新的农业政策。他宣称苏联将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生产方面超过美国。他既对农业知之甚少，又不直接管理那些了解农业并将尽力实现他的目标的专家。没有理由认为赫鲁晓夫想从这个考虑欠周的农业政策中获取私人利益。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将公帑挪作己用。相反地，他貌似真心想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

尽管出发点是善良的，他的农业计划和实施却是一场灾难。为了取悦赫鲁晓夫，并出于对达不到期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可能担忧，地方官员们承诺尽力去完成他对于提高产量的要求。以苏联原始的农业技术来说，他们的承诺当然不可能实现。赫鲁晓夫的善意理念的结果就是，农民甚至不得不连种牛都杀掉以完成他们的肉类生产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国营商店买肉，随后谎称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再卖回给政府。这不仅造成了肉类产量提升的错觉，还导致接下来价格上涨，因为杀掉种牛减少了未来的牛群养殖数量。

计划实施没几年，食品价格飙升，导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苏联的官方报告显示22人被打死，87人被打伤，116名示威者被定罪，其中7人被处死以回应人民上街游行。两年之后，由于苏联经济混乱不堪，到处食物短缺，并且国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丧失颜面，赫鲁晓夫被一场和平政变推翻。二十多年之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追随赫鲁晓夫的脚步，推行经济改革以稳定经济。他的计划同样没能产生期望中的效果，但这一次失败不仅导致他被罢免，还导致苏联的解体。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是一个可期的目标。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不幸的是，这些做法达不到预期目标。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发者被以各种理由起诉，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有传言称亚西尔·阿拉法特保存着巴勒斯坦政府内阁成员的所有腐败资料。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只会增加类似阿拉法特这样的人针对其党羽的筹码。阿拉法特一方面通过允许、另一方面通过监控核心层的腐败活动而有效敦促党羽对他忠诚。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做的，增加负责选择比赛主办地的委员人数将终结贪渎行为。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

第七章 对外援助

民主领导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政策解决方案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然而她的政策很少选择余地。她所中意的政策计划必须屈从于庞大的支持者集团的意愿，她几乎没办法为自己窃取什么东西。她显出一副把关心人民利益置于关心自身利益之上的样子。直到她将注意力转向海外。

在对外政策方面，民主领导人往往像魔鬼一样行事，她对付外国政府或许仅比统治那些国家的专制暴君好一点而已。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限制，在国内必须做好事；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几乎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援助是收买影响力和政策的手段。民主领导人只是想保住工作，为此他们必须奉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尽管某些人嘴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说辞，实际上我们多数人想要便宜的汽油甚于西非或中东的真正改变。我们的领导人尽力奉行我们想要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

第八章 反叛中的人民

一名成功的领导人总是把核心支持者的需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没有他的致胜联盟的支持，一名领导人什么都不是，很快就会被对手横扫出局。通常来说，联盟成员获得的酬劳以牺牲社会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大多数独裁者不会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他们为了自己和联盟的利益将国家的经济搞得一蹶不振。最终形势发展到足够恶化的地步，导致一些人民开始厌倦身上的重负。他们也会对领导人的生存产生威胁。

抗议还是不抗议

独裁国家的人民遭遇极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劳动税入被领导人搜刮，并被大把地花费在了核心支持者身上。领导人为人民提供的东西则仅限于必要的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以及保证他们有力气干活的食品。假如一个小联盟领导人足够幸运到拥有其他收入来源，比如说自然资源或外国的善心捐助，他可能连上述那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提供。独裁者当然不提供政治自由。在大部分小联盟国家，人民的生活肮脏、孤独、贫穷、粗野。处在绝望道路上的人民总是会要求变革。他们想要一个能提供生活保障的政府，使他们过上安全、快乐、有创造性的生活。

在忍受了长期的艰辛困苦之后，人们认为未来继续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仍将足够糟糕，值得他们付出革命的代价。他们必须相信那些自告奋勇率先反叛的人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让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机会。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一个政权非常擅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失败的风险和代价太高使人们不敢起而反叛。他们有可能丧命或被关入大牢，有可能失去工作、家甚至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希特勒们能够避免反叛。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第一招：清除最初的支持者

梅斯奎塔指出，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于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因为在推翻从前的统治者之后，他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也可以把相同的事再干一次。一名老谋深算的新领导人会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从一名街头暴徒起家，一旦掌权，像萨达姆这样的人很明智地让周围充满来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员，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亦即跟强力与金钱有关的岗位，同时杀掉任何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人。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逼迫前任，也是他的表亲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辞职，从而上台。在此之前，他已经为掌管伊拉克做了周密准备。比如说在1972年，他将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资产国有化。在伊拉克，石油当然就是钱的所在，于是他就具备了上台所需的核心要素：知道钱在哪里。上台之后，他开始无情地修理支持者基础。

在贝克尔总统“辞职”六天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召开了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人全国大会（革命指挥委员会）。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坚持下，大会全程录像。会上，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长穆哈伊·阿布尔·侯赛因宣读了一份忏悔书，称自己密谋反对萨达姆·侯赛因。随后又有68名“国家的敌人”被认定为共谋者。他们挨个被逐出大会，其中的22人被行刑队宣判死刑并由复兴党党员动手处决。复兴党每个派系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拿枪参加行刑。接下来几天又有数百人被处决，他们当中有教授、军官、律师、法官、商业领袖、记者、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成就的人。除此之外，萨达姆还清洗掉其他政党的领导人，毕竟这些人有可能密谋推翻他。

萨达姆·侯赛因的传记作者问他为什么要除掉这些支持他在党内爬升的人，他回答：“答案就是，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毫无疑问，帮助领导人上台的人也能让他倒台。因此最好清除掉那些有威胁的人，让那些最受器重的人保持忠诚。

第二招：让关键支持者担忧位置不保

梅斯奎塔强调，稳固权力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让关键支持者担忧自己的位置不保的要义在于，确保他们的忠诚收买可得，并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可靠度存疑，他们会被人取代。

苏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尽管被西方政治圈认为是一个好人，却显然明白收买忠诚和清除不忠分子的必要性。在他上台的头两年里，他就对政治局进行了大改组，从苏共内挑选最忠于自己的人马。不过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远不如他那一代独裁者们那般残酷无情。他确实将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赶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显然也知道，如果是在斯大林统治下自己早就被杀掉了。而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尽管在国外使用武力毫不犹豫，在国内却未曾杀害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他的下场就是很快丧失权力，首先是因为他被强硬派发起的政变软禁，其次是因为他允许叶利钦获得政治重生，后者通过瓦解那场政变取代了他。

罗伯特·穆加贝是深知这一招精妙之处的大师。在为结束长期内战举行的谈判之后，他于1980年被选为津巴布韦总统。在反抗前罗德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解放运动中，曾有两个主要派别后来形成政党：一是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一是约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一开始，穆加贝大力宣扬和解精神，天真的观察者以为穆加贝会将非洲人民联盟的精英人物引入他的致胜联盟。一开始也许是这样的，但一旦非洲民族联盟的权力得到稳固，就没有理由再理会非洲人民联盟的人。而一旦穆加贝本人的权力得到稳固，也同样不再需要非洲民族联盟内的一些老朋友。

穆加贝也接纳了不少白人，特别是前政府领导人和官员，帮他治理国家。许多先前对过渡时期感到恐慌的白人开始称他为“善良的老鲍勃”。穆加贝需要他们的支持。他无法在缺少他们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他也需要知道钱在哪里。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帮助。在他上台第一年得到了9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然而，一旦穆加贝的权力稳固，他的态度就变了。

1981年他鼓吹一党制国家，开始抓捕白人，声称：“我们将干掉我们当中的奸险之徒，我们将把他们彻底粉碎。”穆加贝对待他从前的同志甚至更严酷。他将恩科莫赶出内阁，并派了一支由朝鲜人训练的准军事组织“第五旅”前去恐吓恩科莫的根据地马塔贝勒兰。许多过去和他一起反抗过白人统治的老兵发起了抵抗。作为报复，穆加贝对马塔贝勒兰实施封锁，导致40万人面临饥荒。

穆加贝需要非洲人民联盟的战士帮他推翻白人统治。他需要白人农民和前官员以及国际社会帮他找到钱以稳固对国家的控制。直到他牢牢掌权之后，“善良的老鲍勃”才露出了真面目。

权力稳固的概率分布

按照梅斯奎塔等人的研究，如果把政治体制大致划分为独裁制和民主制两大类，可以比较不同政治体制下权力稳固的概率分布。如下图所示，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根据在位长短所面临的下台风险概率不同。一般来讲，挺过头6个月的民主领导人在任期第二年末有43%的下台可能性；而在相同的时间里，独裁者只有29%的下台可能性。如果在位10年以上，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达到独裁者的三倍。

尽管独裁者在台上权力稳固的时间更久，但他们在掌权初期要生存下来特别困难。在他们掌权的前半年，他们被废黜的几率几乎达到民主领导人的两倍。然而，一旦他们熬过了这段动荡期，他们保住权位的机会就大大超过民主领导人。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他们还没搞清钱在哪里，在他们的致胜联盟眼里，他们是财富的不可靠来源。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没搞清真正需要哪些人的支持，又可以抛弃致胜联盟里的哪些人。一旦独裁者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形成对照的是，民主领导人始终要推出最好的施政理念让巨大的选民群体满意。结果就是，民主领导人在上台头几个月生存比较容易，有一个蜜月期。然而对于好政策的不间断的要求终于使他们撑不住，只有4%的民主领导人能在位10年以上。达到这一目标的独裁者则接近三倍，比例为11%。

网民嚎叫：

Telluride：如此精妙的分析，竟然无人评论。许多国人对政治中复杂人性的剖析，远远不够。2022-11-14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生活在政教分离的美国，所以脑袋变得极其简单甚至愚蠢。因为他们把政治和宗教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政教是无法分离的。例如他们说——“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都是事实上的非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只能限于某些基督教国家而言，而在非基督教或敌基督的社会里，“胜利同盟”往往是“清党”、“二次革命”的首要对象。其最后结果，依然是独裁者的产生。

任公梦@Rengongmeng：商鞅出逃函谷关，忘了带身份证，而每家店主都称:“商鞅有法，留宿无证旅客，店主受连坐之罪！” 他颁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亲陷此令？路易十六亲自参与了断头台设计改进，使刀刃不容易卷刃。他以此威慑对手。但一年后他死于断头台下。又几年后，热爱断头台的雅各宾派诸人也纷纷死于此。独裁者不得善终！

谢选骏指出：独裁就这样走向了裁独！独裁为何必然走向裁独？因为独裁是一人独吃，终难持久，走向了裁独。但是不要忘了，独裁者也是杀不完的，因为裁决了独裁者的，最后也成了独裁者——独裁与裁独的轮回，这是历史力学的基本原理。

谢选骏：《君主论》是用来巴结自己的政敌的

网文《尼古洛·马基雅维利》报道：

尼古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意大利的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在政治哲学领域具代表性，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王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著作《李维论》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他的《战争的艺术》一书，则论了兵役制度、练兵之法、行军、宿营、作战、工程等军事问题，让他也成为著名的西洋军事家。

生涯

马基雅维利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父亲曾是一名律师，有两姊一弟。后人对于马基维利的幼年时期所知不多，但他显然受过了相当完整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教育。

在佛罗伦斯的马基维利塑像。

马基雅维利生时正值乱世，教宗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富有的意大利城邦一个接著一个的被外国强权如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攻占。当时各大强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变化不断，佣兵军团经常在一夕之间便转换阵营，地方政府也常在数周之间建立或瓦解。在1527年罗马市还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这是12世纪以来罗马第一次被德意志的军队入侵。繁荣的罗马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运，虽然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斯遭到洗劫时便去世了。不过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马基雅维利培养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智慧。

在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六十年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著由反抗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成立共和国，领导长达四年，由于萨佛纳罗拉施政严厉，苛待百姓，后遭推翻，还被以火刑烧死。之后由索德利尼继续统领佛罗伦斯共和国。1498年马基雅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1]，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拜见过众多掌权的政治领袖，因而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雅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队[1]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在1509年迫使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间，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也是在这段时期马基维利认识了另一位意大利的政治家和军人切萨雷·博吉亚，领略到他在扩展领土上采用的各种策略和统治手段之后，对他相当钦佩。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马基维利前往比萨时，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战役和外交角力后，美第奇家族在儒略二世的军队支援下攻陷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瓦解。乔凡尼·麦地奇（后当选教皇，为李奥十世）成为佛罗伦萨大公，身为共和国高官的马基雅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并在1513年以密谋叛变为罪名遭收入监狱，受到刑求拷打，但最终被释放。此时他已然一贫如洗，于是在距佛罗伦斯城7哩远的圣安德里亚（Sant'Andrea）隐居[1]，开始进行写作，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此刻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无所拘束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采取各种政治行动的理由，他们也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小时之中，我没有感到一丝疲倦，忘却所有的烦恼。此时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让我恐惧，我融入了这些大人物的世界里。因为但丁曾经说过：

从学习中产生的知识将永存，

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2]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是献给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的钜著，洛伦佐死后，主教朱理·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立志改革政治，征询马基维利意见。1523年朱理当选教皇，为克莱芒七世，重新重用马基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马基维利后将新书献给教皇，获得120金币的赏赐，并起用他为城防委员会书记，加入教皇的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

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

“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拥有更好的穿着，有更文雅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

1527年，佛罗伦萨恢复共和，马基维利想继续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曾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国任用，最终郁悒成疾，58岁即离世。

著作君主论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最知名的著作，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认为本书并不能使人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对于马基雅维利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上。”

在此书中马基雅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书中人性本恶的部分类似中国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论证“君主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命题时，和韩非子继承申不害提出的“重术”观点不谋而合。马基维利所假设的人性本恶也反映出他认为必须使用残忍权力才能达成实际目标的主张。君王不该对于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赖和信任。

然而此书中马基雅维利更加创举的部份在与其对“新君主”（principe nuovo）现象的关注和论述，认为因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的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基雅维利对此总结，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上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论》并没有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君主或王国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基雅维利透过众多例子解释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的取得统治并保持权力，这些例子来自于他在担任佛罗伦斯外交官时对各国政局的观察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他在书中大量采用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例子。

如是不谨慎研读马基雅维利的论点，读者经常会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目的论的哲学观点，亦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然而这只是对于马基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仍将《君主论》一书列入禁书名单，后来一些人道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也大力批评这本书。

《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的平衡善良与邪恶。

实用主义是马基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个君王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针指引。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社会”并不是马基维利的目标。事实上，马基维利强调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残忍的权力或奖赏，以维持统治的现状。

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家如此评论：他背信弃义，掩盖真相，文过饰非，歪曲事实，以维持正义的表象，正义尽管没有实现，但永远是他矢言争取的目标。

马基雅维利之前以及之后许多思想家其实都对于国家有相同的认知：国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是在道德范围之外的！

（谢选骏指出：《君主论》是典型的僭主理论，追求权力的恶狗们都喜欢它。）

李维论·论李维

《君主论》一书是马基维利用以阐述君主治国之道的著作，而《李维论》则是他用以为共和国政体辩护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华，《李维论》也因此而被认为是《君王论》的姊妹篇。

《李维论》是对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研析，马基维利总结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了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涵盖了对权力制衡、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在《李维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对之后法国的卢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约论》中，卢梭就多次引用了马基维利的著作。

（谢选骏指出：两个流氓蛇鼠一窝。）

其他的著作

《兵法》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Alemagna） 1508-1512

《关于法国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阴谋论》

剧本

《曼陀罗》 （La Mandragola） 1518

《克丽齐娅》 （Clizia） 1525

诗歌

《十年记》 （Decennali） 1504

《金驴记》 （L'asino） 1517-1518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 1502-1524

散文

《贝尔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1518-1527

《玩乐协会章程》 （Capitoli per una compagnia di piacere）

《劝忏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非洲迫害史》 （Libro delle presecutione d' Africa）

《佛罗伦萨人物品格》 （Nature di uomini fiorentini） 1520

《杂谚》 （Sentenze diverse）

《关于语言的对话》 （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 1515-1516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号称“无耻的化身”。那么问题来了——马基雅维利为何可以如此不要脸面？我的解答是——马基雅维利最不要脸的著作是《君主论》（意大利语：Il Principe，或翻译为《君王论》），而《君主论》却是用来巴结自己的政敌的。在我看来，马基雅维利把《君主论》这样一本污秽不堪的“黄色画报”献给小美第奇，等于就是往美第迪奇家族的头上扣屎盆子啊。人家美第奇家族就是再色再黄再暴力，也不便于公然接受这样一部“真、丑、恶”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的情商确实太低了，难怪他的智商再高也救不了自己了。

网文《马基雅维利主义》报道：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它通常分为高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低马基雅维利主义。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个体重视实效，保持着情感的距离，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低马基雅维利主义易受他人意见影响，阐述事实时缺乏说服力。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比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更愿意操纵别人，赢得利益更多，更难被别人说服，他们更多地是说服别人。但这些结果也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

概念分析

内涵

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个体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标的一种行为倾向。该术语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任何适应性的社会行为，根据生物进化论自然选择总是偏爱成功操控他人行为的个体，这种不断进化以适应社会互动的能力是不考虑互动是合作性的还是剥削性的；第二层涵义就是特指非合作的剥削性行为，其涵义源自管理和领导力的“黑暗面”。Christie和Geis（1970）通过早期的政治研究和权利的历史观点，特别是那些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得到支持的观点，阐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领导者的主要特征：第一，缺乏人际关系中的情感；第二，缺乏对传统道德的关注，对他人持功利性而不是道德观点；第三，对他人持工具性而不是理性观点；第四，关注事件的完成而不是长期目标。

一般而言，将马基雅维利主义分为高低两类，这两类个体在行为特征上存在的差异归纳总结——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

低马基雅维利主义——

抵制社会影响，易受他人意见影响。

隐藏个人罪恶，显露内心的罪恶。

有争议立即改变态度，

坚持己见。

拒绝承认

立即坦诚承认

阐述事实时具有较高的说服力，阐述事实时缺乏说服力。

怀疑他人的动机，

在表面上接受他人的动机。

情境分析，

对情境进行了大量的假设。

不接受互惠主义，

接受互惠主义。

对他人可能行为的判断持保留态度，

相信他人应该以“确定”的方式行动。

能够随情境改变策略，

局限自己的行为。

说别人喜欢听的话，

说实话。

对他人的信息很敏感，

对他人的影响很敏感。

如果他人不能报复则尽可能多地剥削，

不愿意去剥削他人。

绝不明显地操控别人，

操控别人时往往很明显。

不容易脆弱到恳求屈从、合作或改变态度，

以社会所期望的方式去反应。

偏爱变动的环境，

寻求稳定的环境。

利害关系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或“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

解释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但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伐大权。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绝对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质优秀的军队，“任何人只要有他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就会发现无论时势如何骤转，他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还有，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最危险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所以，应当怀疑一切人，组织耳目对之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排除异己，设置职权相互牵制。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注意事项

马基雅维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权术理论，后来被学者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甚至被独裁统治作为理论依据，所以“马基雅维利主义”逐渐变成政治上尔虞我诈、背信弃义和不择手段的同义语。

创始人

马基雅维利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人，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形成强大的集权国家。

他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罪恶的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 ，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邪恶的权力组织。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混乱，建立秩序。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

策略

他向君主献策，阐述了一套统治权术思想：

①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

②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

③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

④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

⑤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

著作

《君主论》、《论战争艺术》、《论李维》、《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佛罗伦萨史》。

谢选骏指出：《君主论》既然是一部“用来巴结自己的政敌的作品”，那就要比“古代中国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是“近代意大利的韩非”马基雅维利）献给韩国世仇秦王的某些《韩非子》篇章，更加真真假假，难以辨别了。这两部用来“打入敌人内部”的著名书籍，哪些部分是出于真情实意，哪些部分是出自虚情假意——我个人认为是很难定夺的，甚至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十分清晰，因为思想的逻辑常常也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是历来的评论家们竟然不管这其中的区别——这还是让人十分吃惊的，这岂不等于缺乏基本的阐释学知识，结果就胡子眉毛一把抓了。如此统而论之，真是愚不可及。

谢选骏：只有中国可以拯救美国

 

《没有中国，美国无法成功打造绿色经济》（ROBINSON MEYER 2023年7月19日）报道：

大约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彻底改变了现代汽车生产，那时，来自法国、日本、德国和苏联的工程师纷纷涌向底特律，学习如何复制他的神奇方法。福特荣格河工厂——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最终启发了雷诺、大众、丰田和俄罗斯高尔基汽车厂的生产设施。它还催生了“二战”时期噩梦般的战时经济，当时坦克、飞机和有毒化学品在世界各地的装配线上被制造出来。

这些工程师来到底特律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学会美国的方法。正如一位魏玛保守派人士所说，德国必须“研究美国人的手段和机制”，否则就会成为“美国的猎物”。

现在，在蓬勃发展的清洁能源领域，美国自己也进入了一场经济追赶赛。由于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截至今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并且在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占有至少74%的市场份额。2010年代，中国学会了掌控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而美国则在争论是否要通过清洁能源政策——甚至气候变化是否真的存在。有了《减少通货膨胀法案》，美国现在有机会变得更具竞争力，没有什么比击垮中国这一愿景更能让各个政治派别的立法者兴奋了。

但美国无法从头开始建立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或电动汽车产业。人类创新史——坦白讲，还有整个现代世界的历史——都表明，美国工程师只有与中国同行合作，才能在这些行业取得进步。

看看福特现在所处的困境就知道了。福特希望到2026年开始向美国市场销售配备“锂铁磷”电池的电动汽车，锂铁磷指的是锂、铁和磷酸的化学混合物。与福特目前使用的钴电池和镍电池相比，锂铁磷电池的充电速度更快，并且可以频繁充电；这种电池也更便宜、更坚固，而且所需矿物质更容易获取。

唯一的问题是：福特不知道如何大规模制造锂铁磷电池。没有一家美国公司知道。虽然美国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首先发明并开发了锂铁磷，但研究出如何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是中国。如今，中国企业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

但福特有一个解决方案。今年2月，该公司宣布计划斥资35亿美元在密歇根州开设一家新的锂铁磷电池工厂。它将获得一家中国电池制造商的技术许可，用该汽车制造商董事长比尔·福特的话说，该制造商的工程师将“帮助我们赶上技术，以便我们能够自己制造这些电池”。这似乎是双赢的：中国公司宁德时代将获得钱和声誉，而福特将学习如何制造这些电池，美国将获得2500个新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显然，拜登的气候法正是为这样的情形设计的。

然而，帮助制定该法律的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对此消息感到愤怒。他在休斯敦举行的一次能源会议上表示：“如果为了一个基本上由我们开始研发的产品，我要从7500美元中拿出900美元给中国，那真是完蛋了。”（他指的是该法向新型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的补贴，尽管福特表示联邦资金不会流向这家中国公司。）

“你是在告诉我，我们没有聪明的人才和技术，而且我们无法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赶上他们？”他问。“这说不通。”

共和党人也不看好这种伙伴关系。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曾一度想争取在让这个工厂建在他的州，但他突然撤回了自己的提议，并痛斥该项目“与中共是特洛伊木马关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要求财政部将该交易评估为一项国家安全风险。

但是，即便言辞很激烈，事实是，自由交流的面对面协作一直是技术跨境流动的基本模式。除了极少数例外，你要么向竞争对手学习，要么根本无法与他们竞争。

其他国家明白这一点。倒是美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接受这个教训。

我们第一次懂得这一点是在1910年代，当时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学工业。美国化学公司不得不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将德国科学家带到美国，以便杜邦和陶氏化学能够学习制造与德国竞争对手一样好的化学品。

我们在1980年代再次被上了一课，当时里根政府推动日本汽车制造商与美国制造商一起开设工厂，这让美国工程师能够更好地了解日本开发的卓越制造模式。这些最初的工厂非常成功——在其中一家工厂，每辆车的劳动力投入从36小时减少到19小时——以至于该模式被整个行业和全世界采用。

当美国工程师开始与日本同行合作时，他们看到了日本人的做事方式时，惊讶于自己从没想到过某些理念和方法。“丰田不使用明确指示，”一位商学院教授评论道。“他们无法用语言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甚至用日语也不行。”

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情况都是相似的。为了描述那些不能写在书里或不能在专利里描述的关键信息，社会科学家使用“隐性知识”这个术语。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术语：诀窍。

诀窍使我们的现代技术社会得以运转。做手术、提炼危险化学品或制造锂离子电池——这些都需要技术诀窍。

任何人都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购买机床，但只有掌握了相关的技术诀窍，才能很好地使用机床，并将其高效地部署在装配线上。

技术诀窍正是福特最终选择这家中国公司的原因。当然，福特的工程师可以研究这些更先进电池的化学成分，但这对制造它们没有帮助，就像记住NFL的规则手册不会让你成为汤姆·布雷迪一样。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国。只有中国的工程师才能向福特的工程师展示如何以一种快速、可靠的方式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并以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生产。所有其他绿色产业也是如此。

曼钦和卢比奥可能会找到办法阻止这种伙伴关系。根据《减少通货膨胀法》，由“外国相关实体”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没有资格获得7500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尽管这句话的含义尚不清楚，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几乎所有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公司都可能失去资格——这意味着，即使福特汽车的所有零部件都在美国生产，这家中国公司的参与仍可能使购车者失去获得7500美元税收抵免的资格。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拒绝中国的技术将使我们在未来任何与安全有关的冲突中更加依赖中国——因为我们将不得不从中国进口我们始终没有学会自己制造的东西。

这就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最近的中国之行中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困境，也是联邦官员在未来数年里必须进行的谈判。如果美国公司不能与中国公司在美国开设工厂，那么美国的工人将失去工作，美国消费者将无法获得新技术，美国工程师将落后于世界上最好的。与中国竞争是个好主意。对中国充满疑虑，以至于自己被自己绊倒，就不是好主意了。

谢选骏指出：“没有中国，美国无法成功打造绿色经济”——这个意思是说，只有中国可以拯救美国？只有中国可以拯救美国，纽约时报真有眼光！

谢选骏：中共中央说它们杀死了四千万人才夺取了政权

《忘恩负义白眼狼…说说中共的一个德性》（2016-07-30 laifu888）报道：

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真正的施者应该不会有这种要求，而被施者只要不是恩将仇报，做到做不到“涌泉”倒也无所谓。相反，有自称没有他别人就吃不上饭的“恩人”，要求纳税人不停的 “涌泉”，实在有点缺德。这个鼓吹不停报恩的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忘恩负义者。

1.对苏联老大哥翻脸不认，视之为仇敌，甚至兵戎相见。

中共有人提出反对学习西方，殊不知，中国如果完全不学习西方，恐怕中国现在还是老牛破车疙瘩套。没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共就不会下生出来，除非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可见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之大。中共是在苏共主导的共产国际建议、指导、和帮助下诞生的，此后苏联则是给钱、给装备，派遣顾问，发指示、提建议，培训人员，一手扶植中共发展坐大。日本投降后，苏联把缴获的大量武器悉数给了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政权。

中共因消极抗日实力壮大，国民党因全力抗日筋疲力尽和因腐败而失去民心，美国优柔寡断对国民党支持三心二意，这些可能都是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根本因素是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存在。苏联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打败日本关东军，这极大的鼓舞了中共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蛊惑人心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会吸引大批人为之奋斗、献身，如同恐怖分子为他们的信仰而采取自杀式行动一样。如果没有共产党苏联存在，中共和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再多也无济于事，中共夺取政权绝无可能。

抗美援朝时，中苏也是密切配合，中共出人，苏联出武器。实际上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3人野心膨胀的产物，是一夥侵略者、战争贩子。

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期，苏联援建了156个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初步建起了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苏联不仅帮助中国建设了一整套核工业体系，而且在导弹和计算机技术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全面援助，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共的原子弹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研制成功，至少要晚10年吧。

好好的，两个牢不可破的“同盟”、兄弟国家，怎么突然变成互相攻讦和甚至兵戎相见的死对头？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啊，但是事实上一个巴掌主动去击打另一个（不动的）巴掌也会很响。这个主动出击者就是中共的毛泽东。斯大林活着时，毛还是儿孙辈，只能忍气吞声。斯死毛开始觊觎共产国际领袖的宝座，自然就得想方设法把老大苏共推下台。中共毛骂苏是大国沙文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投降主义，毛挑拨离间，拉拢阿、罗、南等国分裂国际共运，事实上毛是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罪魁祸首。毛进一步冒险挑起珍宝岛等边界冲突，直到与美帝勾结对抗苏联，例如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赫鲁晓夫，赫是比较不那么独裁的人，是思想比较活跃，有些改革意识的人。赫是历代苏联领导人中为中国做好事最多的人，例如苏联援助中国的几百个项目都是在赫在位时完成的，赫帮助中国搞原子弹，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 3年困难时期（关系已经恶化））提出向中国提供粮食帮助等。毛对赫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赫在1956年作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罪行，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为肃反扩大化平反昭雪。毛与斯大林是同样的独裁者，毛也通过不断清洗树立个人迷信，造成无数冤假错案，毛与斯是同命相连。中苏分歧本来不是很大，因为都是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赫主张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中共倾向于革命战争。这些分歧，本来可以通过辩论、求同存异的方法或搁置争执，和平地解决。苏联除了撤退专家外，并没有对中共做出什么强制行动，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看来并不过分、不无道理。针对大国沙文主义，赫主动提出在国际共运文件中剔除“以苏联（共）为首”的文字，苏联仍然一贯地支持中国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位置，困难时期仍然提出向中国提供粮食帮助，赫多次表示与中共和解的意愿，因为毕竟苏共是国际共运的老太，希望团结，不希望分裂。而毛为夺取老大的位置，则刻意把分歧扩大化，上纲上线，不顾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兄弟之情，忘恩负义；把路线斗争上升为敌我斗争，恶语相加，挑拨离间，犯上作乱，图谋乱中取胜。中共宣称与苏修斗争取得胜利，但并没有得到国际认同，毛的不惜牺牲3亿中国人打核战获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提法，令闻听者色变，意味希特勒再世。中共的“九评”已成为歪理邪说的典型，当年赫的扩大农民自留地做法都被评为是修正主义的，现在中共政策岂不是比苏修更修百倍千倍。毛在本土早已万万岁了，但由于中国实力有限，做世界革命沙皇的梦终成泡影。中苏交恶期间，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遭遇了文革浩劫和接班人摔死，毛的威信一落千丈，最后在落寂中驾崩。毛死后中苏（俄）走向和解。

2.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从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

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的开发优惠贷款、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资金总额高达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日本对华援助为中国改革初期的基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京秦铁路、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的建设，中国电气化铁路约4600公里的改造， 60个大型港口泊位的建造等等，均由日本贷款完成的。日本提供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有 “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墩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例如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是中国技术引进中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日本企业通过直接投资不仅向中国转移了各种专业技术,，而且也向中国转移了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日本的建筑机械，日本造的机床，日本的工厂生产线自动化设备，日本的机械电子零部件，这些技术与设备的购买和引进，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向中国出口建筑机械国家只有日本一国而已，原因是日本的产品最耐用。日本原装机可以连续使用一年以上，而中国造的仿制品使用了500小时其性能就显著地下降。日本造建筑机械虽比中国造在价格上要贵3倍，但若从使用角度考虑的话，买1辆日本造建筑机械比买6辆中国造的要合算，而且只用一半的成本，所以日本的工程机械成为中国建筑企业的宝贝。从日本购买和引进的建筑工程机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为加快中国基础工程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日本的工程机械，中国的基础工程和房地产业或只能爬行。再例如，日本的机床也性能超群，5年以内性能不会下降，而中国造的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机床都是日本造的仿造品，价格上虽只有日本造的四分之一，但只不过用了300小时后，就报废了。理所当然日本造的机床在中国非常抢手。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或将寸步难行。

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贸易占居中国技术进口第一位，在冶金、电力、化工、汽车、家电等生产领域都广泛地引进了日本的专利、技术和设备。改革开放正是在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下取得的。甚至大肆吹嘘的高铁技术也有从日本引进。总之，日本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没有日本的技术和设备，中国的经济就无法发展。

另外，日本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六四后中共陷于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境，是日本率先打破制裁的限令，同中共暗通贸易， 雪中送炭。

中共对日本的援助和协助不仅不知感恩，而且引导国民敌视、仇恨、攻击日本，实在说不过去。中共为了转移百姓对贫富分化、无官不贪的不满，利用民众的爱国、民粹情结，把对外仇日作为缓解国内矛盾的一个策略。

中日在钓鱼岛上争端的加剧，完全是中共挑起的。中日建交之时，联合声明里没有片言只语涉及中日领土纷争，更没有要求日本归还钓鱼岛，邓小平访日他向记者发表“主权明确，搁置争议，钓鱼岛问题可留待子孙後代解决”，弄的记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在更早的时候中共竟然将钓鱼岛列入日本领土内。2012年3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了购买钓鱼岛的设想，打算在岛上搞建设，资金筹集已经达到10亿日元（约合8千万人民币），对此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决定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购买钓鱼岛，即将钓鱼岛国有化，以保持钓鱼岛的原始状态。不料日本的良苦用心却招来麻烦，之后中国政府经常派遣海监船在钓鱼岛12海里附近海域巡航，宣示主权，挑衅生事。应该说，造成钓鱼岛这种局面或中国理亏的主要责任是国民党，其次是中共和美国。

南京大屠杀当然是日军犯下的罪行，但你也不能总是揪住不放、不依不饶。在人类历史上，对战败者屠杀的事屡见不鲜。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40万，蒙古帝国屠杀人2亿（其中中国人有3000--4000万），满清入关杀人1亿，太平天国死人1000万以上，德国屠杀犹太人600万，红色高棉杀人100万。如果是战胜者则不被追究，如果是战败者则可能受到报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无数次的回首过去，总拿过去的事说三道四。冤冤相报何时了！应该努力向前看，毕竟我们要过的是现在未来的日子。美国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一下子炸死了不少人，可日本并没有要求美国正式道歉或准备给美国扔去两个原子弹的打算，现在两国关系很好。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官方已承认事实和道歉，淡忘过去，中日友好和和平相处才是正道。中共的思维与正常人相反，该忘记的不忘记，不该忘记的却强迫人忘记，例如由于中共不当的政策，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中共至今仍隐瞒，不道歉、不赔罪，像是压根儿就没发生似的。

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是另一个中共咬住不放的一个话柄，年年讲，真是烦不烦人！靖国神社只是一座普通的宗教场所，受祭祀的不都是战犯，参拜就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说法并无道理。参拜完全是基于个人信仰和日本的文化传统，中共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干涉日本内政。按日本人的死生观来讲，不管他生前有过什么功罪，战犯在生前已受罪处刑，死后都可以成为祭祀对象。而中国文化大概或许有“死者也要赎罪”的传统，例如秦桧（塑像）跪在岳飞墓，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实上，除少数极右分子外，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不是想“复兴军国主义”，而是祈求世界和平。二战后，日本受美国管辖，没有国防军，是个有宪法保障的和平国家，根本不存在侵略中国的条件与可能。山本五十六也在靖国神社中，可是美国政府并没对日本说三道四。中共揪住参拜问题不放，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显得其心胸狭窄，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中国把“参拜靖国神社”行为和“日本右倾化”等主张简单地连起来，让原本对中国友好的普通日本人也对中国失去好感，根本不能产生建设性的成果，是一蠢再蠢。

中共习近平举行“九三阅兵”， 对外秀肌肉，煽动仇日情绪；偏爱武力，挑战当前的国际社会规则和秩序，其行为完全不合时宜；事情已经过去70年才第一次心血来潮，不知中共是中了哪门子邪！日本并不是被中国打败，中国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政府，然而中共却标榜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妄图贪天功为己有，厚颜无耻到已无底线。中共一直是消极抗日，趁国民党抗日损兵折将之机，抢夺地盘、夺取政权，所以有“侵华的日本是中共恩人”一说。看来，日本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有“恩”于中共，中共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制造民族仇恨和炫耀武力，是一个得势便猖狂的中山狼，是农夫怀中缓过劲来就咬人的毒蛇。

抗日神剧的大量涌出，绝对是中共放任5毛分子爱国贼和文艺界中一批流氓无赖马屁精歪曲篡改事实胡编乱造的产物。与其他类型的电视剧相比，抗日剧更容易通过中共审查，拍摄难度低且投资少回报大。抗日神剧把日本兵描绘得过于弱智和不堪一击，把中国男男女女描绘得各个英勇不屈、机智无比或功夫盖世，把中共描绘成抗日主力、中流砥柱。如此看来，中国打败日本何须8年，何须军民死伤数千万人，何须美国、苏联参战出兵。抗日神剧雷点多多，此不赘述。万千部雷同的抗日神剧如同捣粪似的散发出一种气味，一般人只能掩鼻而过，唯有5毛爱国贼闻（此）味则臆想翩翩，阿Q一回。在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的今天，中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煽动群众仇日情绪，无助于中日友好和和平相处，甚至会逼迫日本重整军备，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中共置中国人利益于不顾，刻意制造事端，既狂妄又愚蠢。

3.香港的特殊地位，使狡诈的中共如获至宝，苦心经营，而当香港的特殊价值降低之后，却如弃弊履地对待香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对香港人作威作福。

早期的中共就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共产党人在1927年“412”时被以反对政府或企图“颠覆国家”罪遭到蒋介石屠杀，这时香港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例如，中共广东区委就迁至香港。81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贺龙、叶挺、刘伯承、、周恩来、聂荣臻等一大批“叛乱分子”逃到香港，部分“起义”人员通过香港转移。如果没有香港特殊地位的荫庇，周恩来等早没命了，何来日后总理、元帅呢？中共还在香港建立了秘密“红色”交通线，用于：传送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来往的文件，护送大批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在秘密交通线沿途向苏区输送物资，主要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以及电信、印刷、等器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匮乏的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开展对海外华侨和香港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中转站，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达香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物资和资金；中共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刊物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同时，扩大了中共在华侨中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中共夺取政权后，许多专家技术人才和知名人士，都是转道香港回到了新中国怀抱。在蒋介石撤退台湾后，唯一联系渠道就是通过香港转换情报消息的。香港为前期中国的外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香港几乎成了中国唯一对西方进行贸易的窗口。通过香港，中国得到了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还通过香港向国外购买粮食、棉花等生活资料。其次，香港帮助中国大陆获得了大量急需的外汇。香港居民与内地有密切联系，其汇款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还有全世界华侨通过香港向国内亲友的大量的外汇汇款。从香港获得的外汇，是当时中国外贸所需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当时香港一度被称为“东方的柏林”。

在改革开放时期，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内地对外开放中创造了许多第一，例如1978年第一家由境外人士开办的工厂-珠海香洲毛纺厂，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3年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酒店，并因此发挥出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带动世界各地的企业家随后纷至沓来。1979年至2007年，内地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项目28.85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3085.33亿美元，占内地引进外资项目和实际利用外资的45.2%和40.4%。在80年代中期，港资曾占到内地利用外资比重的60%-80%，香港是内地最大的海外筹资中心。朱镕基说：“香港曾经扮演着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时，也在其它领域里是一个文明的国际城市。我想这种优势香港并没有丧失。特别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在改革开放初前期一段时间，港澳资曾占到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时至今日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总数已达数百家，累计筹集资金超过数万亿港元。香港人的经营理念、方式和经验很容易被中国大陆借鉴和吸收，而且对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地的许多方面的规划和管理都大量借鉴了香港的经验。

香港在中共出生起到发展的各个时期对中共都有养护之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贡献极大，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当香港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之后，却如弃弊履地对待香港。香港的特殊地位或特殊性在于：香港不归大陆的当权者管理，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体系已在香港运行，香港与西方国家经济体系相同，两者交往密切。中共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香港这种特殊地位，在不同的阶段都为自己谋取了最大利益。在香港回归时，邓小平所以答应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保留50年不变（一国两制），就是因为香港那时对中共还有利用价值。现在中国经济是世界老二，中共认为香港这个对外窗口已经没有价值；而香港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与中共一党独裁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害怕这个火种可能导致星火燎原；香港人对64事件的态度使中共感到这个中共以前的避风港，现在有可能成为大陆反中共独裁人士的避难所。中共这个白眼狼完全忘记了香港在中共各个时期的养护之功，践踏一国两制的承诺，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共独裁的那一套强加给香港，对香港人合理要求不屑一顾或蛮横拒绝。

在200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为基本法的二十三條（国家安全）立法，企图以叛国罪、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等莫须有罪名，打压、威胁和剥夺香港人的基本人权、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香港人的反对下悬在那里。

在201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國民教育計劃”，企图在教材中塞入中共的观点對香港中小學進行洗腦，剥夺学校自主选择权利。在香港人的反对下悬在那里。

在2014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雨伞运动），其主要诉求是要中共撤回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特首和立法会一人一票的选举权。有数以百万计示威者自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但示威者的民主诉求全部被中共拒绝，在中共的打压下运动以失败告终。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失踪半个月到3个月后，全部人员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并受有关当局控制。事件牵涉中共官方人员跨境绑架，令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据说原因只是因为书店准备出一本关于习近平生活的书。

面对现实，香港人知道，再不走出来抗争，明天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发声

中共对香港各方面的渗透是无孔不入，对香港媒体通过注资收买或是利益输送或是威逼恐吓使之变为中共的传声筒和留声机，对香港的精英、富豪大款和政府官员通过封官许愿或钱财引诱使之变为“中共地下党员”，〝中联办〞已俨然成为香港政府的太上皇。中共感觉自己已经“气大财粗”，又有哈巴狗、帮凶支持，根本不把香港人的感受当回事，把港人治港和崇尚民主自由的要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本来对一国两制就是阳奉阴违，现在则嫌50年太久，大有半途而废之图谋，狼子野心香港人不得不防。

4.昔为革命靠山，今为挨宰牛羊，说的是农民。

以前的中国始终是农民占大多数，农民是社会的基层、底层。农民最穷最苦，他们忍辱负重而蕴藏巨大的能量，统治者、造反者、野心家和阴谋家都是想方设法利用农民，而这方面中共则是更胜一筹。中共煽动农民造反，斗地主分田地，参加红军跟国军打仗，成为中共所谓“土地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共毛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显然只有依靠农民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中共善于忽悠农民，许愿他们耕者有其田、当家作主等等，朴实的农民相信了共产党，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天下。可以说中国农民对中共有养育之恩。

中共建国后早把农民的恩情忘掉，相反是让农民牢记党的恩。中共为了实现“共产”的理想，农民到手的“耕者有其田”还没热乎就被收回充公，到了公社化时民农连自家的饭碗、饭锅都没了，“主人”被中共剥夺得一无所有。中国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有饭吃就行。可就这最低限的要求，中共都不尽力去做。3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民被饿死了几千万（3000-4000万），是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刘少奇说饿死人是3份天灾7份人祸，实际上100%就是人祸（天灾年年有）。如果说天灾、人祸尚可原谅，但中共面对饿死人情况的不作为或反常作为令人不解，难道世上真有忘恩负义白眼狼，真有丧心病狂的缺德人？按中共的表现不得不说：有！

（1）“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当时中国官员（邓小平等）的观点，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农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丢农村保城市”结果，饿死的都是农村人，城市人基本没有。中共偏心如此，好像农民都是后娘养的。

（2）粮库有粮，眼看人饿死，中共也不开仓放粮。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如果拿一半出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开仓放粮是自古以来皇上（国家）解救饥民的应急措施，可是中共对嗷嗷待哺的农民却如此铁石心肠。

（3）粮食减产，征购率却大增，刚收获的粮食被统统搜刮光，不饿死人才怪。中共在1959年3月底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本来由于浮夸风粮食产量就虚高，征购后一些农村粮食所剩无几，很快就断粮了。政府认为农民在瞒产私分，毛泽东竟下达指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强调加强运输，要求尽快把粮食征购到手。如此心狠手辣，叫你认识中共。

（4）农民逃荒和求生权被剥夺。自古以来饥民逃到较好的地区要口饭吃是度灾保命的一个途径，而中共实施的户口管辖制断了这条生路。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盲流）找活路。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将逃到城市的农民以“流窜罪”抓起来加以拘留、拷打、游街、劳改或收容遣返。有大批人不是饿死，而是死于酷刑。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只能在家等死，中共真够狠毒的。

（5）中共封锁消息，使获外界无法知道真相，饥民孤立无援，只能坐以待毙。中国各级官员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还千方百计隐藏真相，制造虚假的繁荣景象，并对民众之间的书信往来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面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每个县都向上级封锁。中共一个部门搞了一个调查，统计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中共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企图篡改历史的险恶用心令人不寒而栗。中共的隔绝政策，大大地加重了灾难，其心可诛。

（6）已有人饿死，粮食继续出口，外援粮食拒不接受。在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相反，当肯尼迪曾设想以民间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和1961年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都被中国婉拒了。其他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未接受。中共宁肯让子民饿死，也要装扮成土豪。

（7）坑人的大锅饭，禁食的农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给原本平和的农村极快地带来大灾大难，巨大的浪费不说，在生产非常落后、物质极端贫乏和当时人的觉悟下，无疑是对农村生产力的毁灭性摧残。所以农村公共食堂运行了几个月就坚持不下去，在59年大部分都黄了、解散。但毛泽东对食堂是情有独钟，在60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又根据贵州所谓的“食堂好”经验，要全国都恢复食堂，“没有例外”，结果招致更多的死亡。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被饿死。因为人们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公社给饭吃，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不听话者、所谓的坏分子和右派等等，采取了禁食的惩罚，人死于无食惩罚的很多，甚至在一些档案中记载其死亡占比超过一半。大锅饭的祸害罄竹难书，只有脑残者和疯子才会出此下下策的损招，而中共毛就是发明者。这种冒险的试验，中共并未在城市中推行。

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举世曙目，亿万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是建造房屋、工厂，修铁路、公路，挖煤炼钢铁的主力军，更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力军。正是这些农民工的辛勤劳动才能生产出如此廉价的产品，才能使中国产品倾销到全世界，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可是农民工得到的报达却十分不成比例。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的工资少得可怜，巨大的剩余价值养肥了无数个土豪、老板和官员，农民工仍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至今，他们仍然要候鸟似的迁移，每年挣的钱被铁老大吃掉一大块；他们仍然要抛妻离子，遗下老幼亲人，离乡背井，居无定所；他们仍然买不起城市的房子，只能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大城市人的待遇，造成子女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仍然有后顾之忧，大多数没有城市人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险工资低得可怜，还不到城市人的十分之一。

在中共统治的各个时期，农民都是挨宰的牛羊，挤的是奶是血，吃的是草。

4.朝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说的是知识分子。广义地讲，念过书的、有文化的可能都叫知识分子；要名副其实点的，应该是相对知识丰富、思想深刻和有独立见解者。“革命”要有理论，创造理论的马恩列都是知识分子， “革命”思想的传播或实践的先行者也多为知识分子。五四学生运动，促进了中共的创立，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中共创立、领导者和骨干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初期党员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当时的中共可谓是“知识分子党”。后来随着中共人员增加，党内知识分子比例才逐步下降。

在所谓“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中共，对宣传、教育、组织普遍文盲和闭塞的劳动大众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天然地是他们的政治导师，把他们引向中共，参加到“造反”队伍中。在这期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正面的，毛曾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另一方面，中共内部争斗事件时有发生，在极左思潮下，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受到迫害或杀害。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共打着抗日的旗号，主张民主政治，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涌入延安。有名的主要有：丁玲、周扬、周立波、冼星海、成仿吾、、贺敬之、华君武、……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经到延安。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八路军，他们的知识、宣传鼓动和组织能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功不可没。中共深知“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夸奖“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少党外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为它出过力，包括重要民主党派--民盟，当时和中共联手，对推翻国民党政府起了不少作用；民盟代表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民主党派成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反对国民党独裁腐败统治，同情共产党，在国民党即将垮台时他，投人中共怀抱。

中共建国初期，许多国外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号召下回国，有火箭专家钱学森、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弹”元勋邓稼先、医学家吴阶平等。建国初期从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1536 人，他们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受到中共重用。

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封建王朝时的知识分子对政党或政治斗争一窍不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后，知识分子才开始投身于政治斗争，但是在推翻满清之后，由于俄国政治革命向中国的传播，更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政治进行强力的干预，结果是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包括孙中山）选择或同情中共。例如像鲁迅那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同情中共，由于他们并没有深入苏联了解真实情况，被共产党宣传所迷惑，以为共产党讲自由、讲民主、讲平等。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绝对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对知识分子采用了哄骗、拉拢和利用的政策。然而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本性与知识分子天然的自由、独立、民主的倾向水火不相容，所以政权到手后，开始打压知识分子一点也不奇怪。

中共掌握政权后马上变脸，从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红学专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罪名整肃和清洗了数千名文艺界人士。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其精华几乎都被打到社会底层，划定的55（100）万右派全部成贱民。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更是“赶尽杀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侮辱和迫害，含冤而死者不计其数。例如，在文革期间，仅“北京大学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当年和闻一多一起为着争取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冒着生命危险反蒋拥共的教授，吴晗、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李广田、向达；西南联大的大学者陈寅属、吴宓、陈梦家、陈序经，以及大科学家、清华和西南联大的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教授，也都被整死。

民主党派原以为能够分享部分权力，甚至奢望以在野党形式监督、质询中共，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其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等都被打成大右派。此后只能做中共的哈巴狗，不可对中共说三道四。民主党派成了个被诱奸而含恨苟活的怨妇。

中共领导层知识分子不少，照理不会对知识分子如此狠毒，问题大都出在毛泽东身上。据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未删节的文章中，毛泽东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 毛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意思是知识分子必须依附别的阶级才有饭吃（现在看十分荒谬）。知识分子被毛说成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书读得越多越蠢”，“书读得越多越反动”，毛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毛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窃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讲，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听听，毛这是在说人话吗？毛肆意贬低知识分子与吹捧工农，除了别有用心，统统是没有底线的胡说八道。

既然知识分子是反革命，如此不待见，毛只有狠下心来对付。毛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毛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令人不解的是，毛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才使他对知识分子恶语相加，不依不饶，必欲知其死地而后快呢。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看来还是事出有因，信不信由你。另外，毛的狂妄自大的个性和他的帝王情节，使他掌握大权之后，“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容不得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说三道四。

今天看毛对知识分子的贬损，会觉得多么可笑、无知和荒谬。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工人几乎完全被边缘化，生产、科学和文化等所有领域都被“知识分子”所占据。被中共不断“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很多已经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而对中共有异议的知识分子仍然是打压对象。

网民嚎叫：

歡顏展卷林中坐2016-07-30 22:29:42回复悄悄话中共只考慮利用價值，沒有利用價值的就丟。跟中共談知恩圖報是與虎謀皮。

unpatriot2016-07-30 17:25:52回复悄悄话总结得透彻明白！中共嗜血为狼，恩将仇报，行为卑鄙下贱，道义荡然无存，纯粹一群山野匪盗，林中毛贼，祸国殃民，罪孽无穷，历史将记下这群畜生的血腥恶行。

不言有罪2016-07-30 17:06:50回复悄悄话楼主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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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我亲耳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中共革命是牺牲了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言下之意是，除非杀掉共产党员四千万以上，否则中共中央绝对不会把选举权利还给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