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国富论》与鸦片贸易

《聚焦情感：对亚当·斯密<国富论>之道德基础的再认识》（2022-12-03 佚名）报道：

1776年出版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既使亚当·斯密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也使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建立起来。关于《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学界存有争议，其中最受人关注的话题当属“斯密问题”。根据陈岱孙等人的记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斯密问题”，认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关于人性的看法是矛盾的，斯密的学说体系存在着《道德情操论》无法为《国富论》奠定道德哲学基础的问题。该观点在国际学界引发热烈讨论。相对于唇枪舌剑的国际学界来说，国内的讨论却是另一番景象。正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卫东教授所指出的，对于国际学术界在最近一百多年以来就“斯密问题”所作的讨论，我国学者没有发表有质量的观点。在老一辈学者中，除了陈岱孙先生和受到大河内一男等国际一流斯密专家影响的朱绍文教授等人，很少有人对“斯密问题”给予认真对待。近年以来，国内关于“斯密问题”的研究文献虽然也不少，但是，这些文献多半还是对数十年以前国际学术界的已有观点的重复，不太有新见解。在其所阅读的文献中，关于“斯密问题”的部分，不少还在重复着早已被证明了的错误。很多作者几乎完全不了解国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几乎是凭着个人的直觉来介入这类问题，散论、空论不在少数。

基于对国内外学界就该问题研究现状的考察，《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当属十分难能可贵的例外。之所以如此言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书致力于聚焦推动《道德情操论》得以建立的哲学母体，即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不仅从源头上考察了《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而且对“斯密问题”给予了全新的答案。众所周知，“情感”在西方哲学中算不上关键词，始于古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传统虽然从未停止过对情感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情感始终未能成为西方哲学主流思想，更别提哲学情感主义了。西方学人研究“斯密问题”时极少甚至从未有过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的视镜，一如为该书作序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万俊人教授所言，原因在于“这些非主流或不太连贯的理性主义之外的思想观念很难受到同样的关注，当然也很难获得同样深入广泛的研究，17-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情感主义便是显证之一，而且，这一现象在中国现代学术界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意义上，当人们读到《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时，这部由中国学人所做的专业研究，其独创性和创新性在当代中西方学术语境中确有令人眼前一亮之感。

确切地说，《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没有像国际学界的通常做法那样，仅仅从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道德哲学入手探究《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而是锚定情感这一西方哲学中略显小众却是哈奇森哲学体系之根系命脉的哲学立场展开研究。通过锁定“情感”这一关键词，该书系统梳理了《道德情操论》诞生前英国18世纪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考察了《国富论》的道德哲学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斯密问题”提出了颇有创见的独特看法。该书第五章告诉人们，《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共同隶属于由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沙夫茨伯里开创的、以情感的自然化进程为主旨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且分别在18世纪英国思想舞台上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中代表着该进程自发生、发展到完成的最高理论形态。《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认为，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必定是《道德情操论》及其隶属的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传统。就此言之，如同国际上曾出现过的大量严肃证伪“斯密问题”的学术研究一样，该书也非常有力地证伪了该问题。在承认“斯密问题”是伪问题的同时，该书第五章还十分郑重地提示读者，虽然《道德情操论》和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道德哲学之基，但基础并不完备，简言之，斯密的学说缺乏对“道德规定性”这一更为本质问题的论述，使得本应由自发性同情机制生成的道德赞同，沦落为经验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认。因为没能清楚界定情感的“合宜性”来源于同情机制自我生发，及其具备的基于普遍本质的“命令”作用，斯密的“人类对他人具有同情心”理论命题蒙上了不可知论的阴影。因为未能寻觅到一个内在、深刻、坚实的理论基础，斯密道德哲学之本质面临着“无本质”的理论困境，即“游叙弗伦困境”。

《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认为“游叙弗伦困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对于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来说，“游叙弗伦困境”主要表现为，无法为情感提供有力的道德规范。《道德情操论》把合宜视为道德乃至一切价值判断的基础。合宜源于同情（sympathy），合宜仅仅只是彰显了位于同一道德语境中的旁观者和当事人情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该书指出，斯密道德哲学体系中的同情是一种以情感投射为本性的情感，由此引起的后果是，存在于同一道德语境中的旁观者和当事人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缺乏客观性的一致性，如斯密同时代的思想家批评斯密时所言，基于同情而生的合宜难逃道德相对主义之窠臼。对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说，由“游叙弗伦困境”引发的问题则有另一番表现形式。作为为该体系奠定哲学基础的道德哲学，《道德情操论》却无力应对或规避伴随着该体系而生的各种道德难题，比如，美德与财富的背离、伴随着精细的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人的片面发展或异化等。众所周知，斯密在《国富论》和其他著作中都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消除社会分工引起的异化。殊不知，从根本上修订推动《国富论》得以诞生的道德哲学基础，方能找到一条更深刻、更有效且更具可行性的消除异化之道。

斯密在有生之年是否意识到其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中的这一严重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晚年的斯密在修订并出版第六版《道德情操论》时增加了关于赞同与值得赞同之分野的讨论。有理由相信，这完全可被视为斯密尝试解决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理论难题而做出的努力。然而，通过对与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紧密相伴的美学倾向展开分析与论证，《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有力地证明，斯密的修订其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简言之，“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

我们想进一步追问的是，若将美学倾向置之一旁，推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得以诞生的道德情感主义哲学立场本身能否为该问题提供解困之道？为该书作序的美国著名当代哲学家迈克尔·斯洛特为我们指明了答案。斯洛特是当代西方著名哲学情感主义者、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者，他对该问题提出的与中国哲学思想有关的解题之道可谓掷地有声，值得引起学界关注。进一步说，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当下，老先生的观点值得引起我国学人深思。

中国哲学思想中究竟有什么资源能帮助我们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乃至当代西方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面临的理论难题提供解题之道？斯洛特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并未明示。不过，根据老先生近些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阴阳的哲学》《阴阳哲学大观》等著作，我们可以窥见明确的答案。老先生为该问题找到的源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答案是阴阳思想。关于古老的中国阴阳思想，老先生从中继承的是和平且互补的阴阳关系，与此同时，老先生明确告知读者，他并没有沿着中国传统把阴阳理解为物理性存在，比如，男女、内外、干湿、冷热、黑白等，而是在哲学层面对这对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更新。老先生把阴阳分别理解为承应（receptivity）和理性控制（rational control）、定向目的或推力（directed purpose/impulse）。确切地说，老先生讨论的和平且互补的阴阳关系存在于承应和理性控制、定向目的或推力之间的关系。在出版于2013年的《从启蒙到承应》中，老先生反思了西方启蒙时期形成的诸类价值观，明确指出，启蒙价值观过于重视理性控制，需要用强调被动但并非纯粹具有被动性的承应予以平衡。由此可见，若要立足推动《国富论》得以诞生的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为“游叙弗伦困境”找到解困之道，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阴阳哲学思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历史的轨迹往往容易使人产生惊讶之情。《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特殊的年份，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英国，更表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众所周知，该书出版后，英国迈入了大工业生产以及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的时代，伴随着海外殖民地拓展而生的资本全球化旨趣，“日不落帝国”始见端倪。正是在这一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其历史自此翻开了新篇章。独立后的美国采纳了《国富论》提出的经济政策，推动美国从1776年到1929年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对于中国来说，1776年正处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历经29年终于在这一年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的叛乱，国内景象大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乾隆皇帝并没有意识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正在工业化的浪潮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行闭关锁国之道，仅把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直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以严复最初翻译《国富论》为起点，中国思想界才开始意识到蕴藏在《国富论》中的国家治理之道。不过，再次令人遗憾的是，在意识到西方思想优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过人之处”的同时，我们的国人却在西方优越论中展现出遗忘自身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今天，通过以阴阳为基础研究哲学情感主义，斯洛特告诉中国学人们，要使世界哲学真正得到更好发展，我们需要以一种公平的眼光看待中西哲学传统，中国人无须对西方哲学传统报以过高的敬意，相反，为了解决西方哲学中难以解决的那些十分重要且非常根本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家需要以中国哲学为师，从中寻找应对哲学难题的解药。与此同时，为了推动中国哲学更好地融入世界哲学舞台，一方面，中国哲学家们需要关注西方哲学家高度重视却不被中国哲学传统重点讨论的那些问题，比如，认识论问题等；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家们还亟需学习并应用西方哲学家们熟知的分析性论证技巧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回到前文提到的“游叙弗伦困境”这一理论难题，回顾1840—1949年间中国学人探索之路，当我们在斯洛特老先生的启发下看到蕴含于古老阴阳思想中的中国哲学智慧能为之找到解题之道时，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值得一提的是，《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顺着这个方向提出一种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但相对斯洛特对中国学人的要求和期待来说，本可将中西方哲学互补问题的讨论书写得更加深入。在种种机缘的作用下，人们曾因忽视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而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殊不知，西方思想其实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正如斯洛特老先生所言，能为该缺陷提供解药的，并不是推动该思想得以诞生的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化传统，相反，答案在东方，更确切地说，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传统中。

由是观之，当下，立足中国哲学文化思想视角重新认识《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传统，其意义是深远且重大的。就此言之，与其说《情感的自然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学人针对《国富论》之道德哲学基础做出的有分量、有创新、有价值的独特研究成果，不如说它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一个开展中西哲学对话的契机。未来，中国学人应把握住历史机遇，对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研究，立足中国大地，怀古却不守旧，开拓创新，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

谢选骏指出：商女不知亡国恨——在共产党的轭下，却说“立足中国大地，怀古却不守旧，开拓创新，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多么可笑。这样的亡国奴认识不了，亚当斯密这些基督的叛徒，正在用《国富论》，准备大肆输出鸦片生意——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这种贸易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由此可见，亚当斯密的背景确实“雷人”。这种自觉犯罪又无法戒除，就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