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独裁与裁独的轮回

《读独裁者手册：如何稳固权力？》（福乐强2021-06-20）报道：

为什么2016年美国大选希拉里的呼声很高但依旧落选？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在这里，与其说制度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

在这本书里，两位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梅斯奎塔和史密斯通过多年研究，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这一政治现象的理论，即：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民意选民、实际选民、胜利联盟的数字多少来描写。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都是事实上的非民主国家。据此，很容易明白：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

对任何想理解政治的真正运作方式的人来说，本书都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政治还是商业界的政治，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

《独裁者手册》当然提到了独裁，解释了独裁何以可能。但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本让人看懂政治运作方式的书，书中所介绍的规则，不仅仅在所谓的独裁国家、集权式企业存在，也在民主国家、上市公司、社会组织乃至非正式组织通行。任何集中式的权力、权势，所有上位、用权和造势，都很难避免按照既有的运作方式和规则。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来自美国纽约大学，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是政治学系Julius Silver讲座教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是政治学教授。

书作者首先提出了政治和商业领导者都需要界定清楚的三类对象：可相互替代者（名义选择人集团，发挥潜在支持作用）、有影响者（其支持比较重要）以及不可或缺者（所谓的致胜联盟）。以美国为例，上述三类群体分别是一般选民，选出总统的选举人团成员，对选票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犹太人游说集团、农业游说集团等。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之前，一般意义上的士人、官僚阶层、世家集团分别构成了支持皇室或军阀统治的三类群体。至于在许多上市公司，领导者要想稳固任职，不能离开董事会成员及拥有极大话语权、一定比例投票权的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的支持，他们（而非分散的股民、员工）才是致胜联盟。

作者简介

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纽约大学政治学系Julius Silver讲座教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通过设立于纽约的咨询公司长期担任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顾问，也为众多公司提供谈判指导与结果预测方面的咨询服务。梅斯奎塔1971年从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2001—2002年他担任国际研究学会主席。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会员以及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梅斯奎塔迄今出版了16本书，超过120篇论文，并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此前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他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从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他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过三项研究津贴，2005年他获得卡尔·多伊奇奖（Karl Deutsch Award），该奖每两年一次颁发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1997—1998年他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选为国家研究员。

部分内容：

政治生存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掌管国家、企业还是哪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标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花可自由裁量的钱做好事之前，为了上台，为了留在位子上，领导人必须聚精会神于建立并保持一个足够忠诚的联盟，帮助他击退任何对手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领导人在回报大众甚至回报自己之前，必须先回报核心支持者联盟。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把做好事的愿望放在第三位，置于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后。私人物品最能帮助领导人保持联盟忠诚度。把不可或缺者与大众区别开来的正是私人利益。

权力与腐败

对于那些愿意当支持者的人来说，腐败的政客很讨人喜欢；而渴望权力的政客发现最容易吸引腐败的支持者加入阵营。领导人都想待在位子上，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很显然，任何不愿做暴徒的人都不可能长久，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没准备做出那些也许对政治生存至关重要的邪恶举动。如果一个有抱负的领导人不愿做可怕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把别的人愿意做。如果他们不肯花钱让支持者去做可怕的事，他们得明白那些党羽会被别人收买，用恶行换取财富和权力。

民主国家的私人物品

毫无疑问，最高程度的腐败的确属于非自由的、依赖小联盟的政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依赖大型联盟就能使政府免于腐败。它甚至并不表明依赖大型联盟的政权花在腐败方面的钱绝对比独裁国家少。

由于民主的环境促使政府征较少的税、花更多的钱在提升生产力的公共物品上，对大量不可或缺者的依赖倾向于与成功的经济表现联系在一起。结果就是，比独裁国家更有可能做大收入蛋糕。整个收入蛋糕当中较少份额被大联盟政府割走，民众可以获得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尽管在小联盟国家私人/公共物品的比例偏向于私人物品，但在大联盟环境下，私人回报的总额仍可能更高。完全有可能一个大联盟国家花在腐败方面的绝对金额与小联盟国家花的钱相当。在小联盟的环境下，腐败会被认为更严重，这是因为这些钱占其政府收入蛋糕的比重较大。

民主国家千百万个人支持者所得到的个人利益在价值上很小。而在独裁国家，即使私人物品总金额与民主国家相同，每个核心个人支持者所获得的私人利益却非常可观。

私人物品构成了世界上每个政府开支的一部分，每家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即使花在私人物品上的总金额相同，在大联盟环境下指使支持者去做真正肮脏的勾当要比在小联盟环境下困难得多。在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下，私人回报更可能以扭曲的公共政策的形式出现，而不是通过诸如赤裸裸的贿赂、黑市交易或极端的徇私舞弊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政策就是为了收买政治支持，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报酬毫无二致。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所揭发的那些事。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小联盟体制下的私人物品

国际奥委会丑闻的核心在于它的制度设计。当只要58票就能确保胜利，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挑选委员，政治和控制就将永远和腐败贿赂行为共生。只要国际奥委会的组织机构不改变，选票收买和贪腐行为就将一直存在，因为这对任何想要生存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来说都是“正确”的策略。严控“礼品”和旅行无法改变通过私人利益、而不是通过为赛事提供更好的组织管理和设施进行竞争的深层动因。

随着所需的支持票数上升，私人物品的重要性随之降低。直接扩大国际奥委会的规模就可以很容易让贿赂行为成为历史。

华尔街：运作中的小联盟

但就像黑手党、君主专制国家和卑劣的独裁国家一样，公开上市企业也是由一个小联盟、一个小的有影响者集团以及无数可相互替代者构成的。这意味着它们的领导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由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小联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生存下来。

对付做好事的人

“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这句话在世界上一些联盟最小的国家一再得到印证。

领导人如果将联盟的忠诚看做理所当然，将面临极大风险。支配统治者的那些规则教导我们，领导人给联盟的钱绝对不能缺斤少两，无论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好处还是为普通人民谋福利。想要自己发财的领导人，应该从可以自由裁量的资金里面拿，不能动用给联盟的钱。同样地，那些想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必须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不能损害到联盟的利益。领导人有时候会错误估算了让联盟开心需要付出什么。当他们犯下这种错误，不仅将丢掉权位，而且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凯撒的错误在于，他动用了给联盟的回报的一部分去帮助人民。领导人帮助人民致富本来没错，但必须从领导人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而不应该从联盟的口袋里掏钱。如果结局是失去联盟的支持，那么做太多好事或太贪婪都会遭到惩罚。

在给联盟足够的私人物品保持其忠诚和给得太多或太少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把本该给联盟的钱花在别的地方，领导人会面临政变的严重风险。而当付给联盟的钱超过了应有的份额，领导人就浪费了本该进自己腰包的钱。

可供自由裁量的钱

政治家如果一直很穷的话，说明他不擅于政治。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有数不完的可供自由裁量的钱。尽管他们必须充分奖赏核心支持者联盟，但由于需要贿赂的人极少，还是能剩下大量的钱。一些领导人也许会选择把这些钱用在更具公益心的目的上，但多数领导人想把钱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秘密银行账户的存在正是为了迎合这些领导人的需要。

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据信聚敛了10亿美元财富，而在他统治期间塞尔维亚的年人均收入下降了50%。他遵循最关键的政治原则：他的联盟很小；他征收重税，压榨贫穷的塞尔维亚人民；他想方设法镇压人民的反抗。他针对反对他的塞尔维亚人故意制造食物短缺和大规模失业，让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境地，却养肥了一万名有权势的支持者。金钱的确让世界—政治世界—转动。总统能够控制国库并把钱存入私人账户正是小联盟国家的可鄙独裁者们的统治方式。

自由裁量权意味着领导人可以做出各种选择。独裁者也具有公益精神，心存善意，热衷于为人民谋福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信赖这些心存善意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受大型联盟的问责约束。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没有自由公平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带来的问责，小联盟统治者们即使心存善念也只会做他们和联盟参谋们认为是最好的事。

那些想做好事却没做成以及想做好事并做成的人，赫鲁晓夫和李光耀是典型代表。

赫鲁晓夫于1959年访问美国并宣布了一项新的农业政策。他宣称苏联将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生产方面超过美国。他既对农业知之甚少，又不直接管理那些了解农业并将尽力实现他的目标的专家。没有理由认为赫鲁晓夫想从这个考虑欠周的农业政策中获取私人利益。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将公帑挪作己用。相反地，他貌似真心想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

尽管出发点是善良的，他的农业计划和实施却是一场灾难。为了取悦赫鲁晓夫，并出于对达不到期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可能担忧，地方官员们承诺尽力去完成他对于提高产量的要求。以苏联原始的农业技术来说，他们的承诺当然不可能实现。赫鲁晓夫的善意理念的结果就是，农民甚至不得不连种牛都杀掉以完成他们的肉类生产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国营商店买肉，随后谎称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再卖回给政府。这不仅造成了肉类产量提升的错觉，还导致接下来价格上涨，因为杀掉种牛减少了未来的牛群养殖数量。

计划实施没几年，食品价格飙升，导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苏联的官方报告显示22人被打死，87人被打伤，116名示威者被定罪，其中7人被处死以回应人民上街游行。两年之后，由于苏联经济混乱不堪，到处食物短缺，并且国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丧失颜面，赫鲁晓夫被一场和平政变推翻。二十多年之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追随赫鲁晓夫的脚步，推行经济改革以稳定经济。他的计划同样没能产生期望中的效果，但这一次失败不仅导致他被罢免，还导致苏联的解体。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是一个可期的目标。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不幸的是，这些做法达不到预期目标。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发者被以各种理由起诉，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有传言称亚西尔·阿拉法特保存着巴勒斯坦政府内阁成员的所有腐败资料。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只会增加类似阿拉法特这样的人针对其党羽的筹码。阿拉法特一方面通过允许、另一方面通过监控核心层的腐败活动而有效敦促党羽对他忠诚。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做的，增加负责选择比赛主办地的委员人数将终结贪渎行为。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

第七章 对外援助

民主领导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政策解决方案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然而她的政策很少选择余地。她所中意的政策计划必须屈从于庞大的支持者集团的意愿，她几乎没办法为自己窃取什么东西。她显出一副把关心人民利益置于关心自身利益之上的样子。直到她将注意力转向海外。

在对外政策方面，民主领导人往往像魔鬼一样行事，她对付外国政府或许仅比统治那些国家的专制暴君好一点而已。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限制，在国内必须做好事；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几乎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援助是收买影响力和政策的手段。民主领导人只是想保住工作，为此他们必须奉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尽管某些人嘴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说辞，实际上我们多数人想要便宜的汽油甚于西非或中东的真正改变。我们的领导人尽力奉行我们想要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

第八章 反叛中的人民

一名成功的领导人总是把核心支持者的需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没有他的致胜联盟的支持，一名领导人什么都不是，很快就会被对手横扫出局。通常来说，联盟成员获得的酬劳以牺牲社会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大多数独裁者不会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他们为了自己和联盟的利益将国家的经济搞得一蹶不振。最终形势发展到足够恶化的地步，导致一些人民开始厌倦身上的重负。他们也会对领导人的生存产生威胁。

抗议还是不抗议

独裁国家的人民遭遇极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劳动税入被领导人搜刮，并被大把地花费在了核心支持者身上。领导人为人民提供的东西则仅限于必要的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以及保证他们有力气干活的食品。假如一个小联盟领导人足够幸运到拥有其他收入来源，比如说自然资源或外国的善心捐助，他可能连上述那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提供。独裁者当然不提供政治自由。在大部分小联盟国家，人民的生活肮脏、孤独、贫穷、粗野。处在绝望道路上的人民总是会要求变革。他们想要一个能提供生活保障的政府，使他们过上安全、快乐、有创造性的生活。

在忍受了长期的艰辛困苦之后，人们认为未来继续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仍将足够糟糕，值得他们付出革命的代价。他们必须相信那些自告奋勇率先反叛的人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让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机会。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一个政权非常擅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失败的风险和代价太高使人们不敢起而反叛。他们有可能丧命或被关入大牢，有可能失去工作、家甚至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希特勒们能够避免反叛。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第一招：清除最初的支持者

梅斯奎塔指出，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于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因为在推翻从前的统治者之后，他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也可以把相同的事再干一次。一名老谋深算的新领导人会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从一名街头暴徒起家，一旦掌权，像萨达姆这样的人很明智地让周围充满来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员，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亦即跟强力与金钱有关的岗位，同时杀掉任何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人。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逼迫前任，也是他的表亲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辞职，从而上台。在此之前，他已经为掌管伊拉克做了周密准备。比如说在1972年，他将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资产国有化。在伊拉克，石油当然就是钱的所在，于是他就具备了上台所需的核心要素：知道钱在哪里。上台之后，他开始无情地修理支持者基础。

在贝克尔总统“辞职”六天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召开了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人全国大会（革命指挥委员会）。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坚持下，大会全程录像。会上，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长穆哈伊·阿布尔·侯赛因宣读了一份忏悔书，称自己密谋反对萨达姆·侯赛因。随后又有68名“国家的敌人”被认定为共谋者。他们挨个被逐出大会，其中的22人被行刑队宣判死刑并由复兴党党员动手处决。复兴党每个派系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拿枪参加行刑。接下来几天又有数百人被处决，他们当中有教授、军官、律师、法官、商业领袖、记者、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成就的人。除此之外，萨达姆还清洗掉其他政党的领导人，毕竟这些人有可能密谋推翻他。

萨达姆·侯赛因的传记作者问他为什么要除掉这些支持他在党内爬升的人，他回答：“答案就是，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毫无疑问，帮助领导人上台的人也能让他倒台。因此最好清除掉那些有威胁的人，让那些最受器重的人保持忠诚。

第二招：让关键支持者担忧位置不保

梅斯奎塔强调，稳固权力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让关键支持者担忧自己的位置不保的要义在于，确保他们的忠诚收买可得，并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可靠度存疑，他们会被人取代。

苏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尽管被西方政治圈认为是一个好人，却显然明白收买忠诚和清除不忠分子的必要性。在他上台的头两年里，他就对政治局进行了大改组，从苏共内挑选最忠于自己的人马。不过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远不如他那一代独裁者们那般残酷无情。他确实将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赶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显然也知道，如果是在斯大林统治下自己早就被杀掉了。而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尽管在国外使用武力毫不犹豫，在国内却未曾杀害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他的下场就是很快丧失权力，首先是因为他被强硬派发起的政变软禁，其次是因为他允许叶利钦获得政治重生，后者通过瓦解那场政变取代了他。

罗伯特·穆加贝是深知这一招精妙之处的大师。在为结束长期内战举行的谈判之后，他于1980年被选为津巴布韦总统。在反抗前罗德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解放运动中，曾有两个主要派别后来形成政党：一是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一是约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一开始，穆加贝大力宣扬和解精神，天真的观察者以为穆加贝会将非洲人民联盟的精英人物引入他的致胜联盟。一开始也许是这样的，但一旦非洲民族联盟的权力得到稳固，就没有理由再理会非洲人民联盟的人。而一旦穆加贝本人的权力得到稳固，也同样不再需要非洲民族联盟内的一些老朋友。

穆加贝也接纳了不少白人，特别是前政府领导人和官员，帮他治理国家。许多先前对过渡时期感到恐慌的白人开始称他为“善良的老鲍勃”。穆加贝需要他们的支持。他无法在缺少他们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他也需要知道钱在哪里。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帮助。在他上台第一年得到了9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然而，一旦穆加贝的权力稳固，他的态度就变了。

1981年他鼓吹一党制国家，开始抓捕白人，声称：“我们将干掉我们当中的奸险之徒，我们将把他们彻底粉碎。”穆加贝对待他从前的同志甚至更严酷。他将恩科莫赶出内阁，并派了一支由朝鲜人训练的准军事组织“第五旅”前去恐吓恩科莫的根据地马塔贝勒兰。许多过去和他一起反抗过白人统治的老兵发起了抵抗。作为报复，穆加贝对马塔贝勒兰实施封锁，导致40万人面临饥荒。

穆加贝需要非洲人民联盟的战士帮他推翻白人统治。他需要白人农民和前官员以及国际社会帮他找到钱以稳固对国家的控制。直到他牢牢掌权之后，“善良的老鲍勃”才露出了真面目。

权力稳固的概率分布

按照梅斯奎塔等人的研究，如果把政治体制大致划分为独裁制和民主制两大类，可以比较不同政治体制下权力稳固的概率分布。如下图所示，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根据在位长短所面临的下台风险概率不同。一般来讲，挺过头6个月的民主领导人在任期第二年末有43%的下台可能性；而在相同的时间里，独裁者只有29%的下台可能性。如果在位10年以上，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达到独裁者的三倍。

尽管独裁者在台上权力稳固的时间更久，但他们在掌权初期要生存下来特别困难。在他们掌权的前半年，他们被废黜的几率几乎达到民主领导人的两倍。然而，一旦他们熬过了这段动荡期，他们保住权位的机会就大大超过民主领导人。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他们还没搞清钱在哪里，在他们的致胜联盟眼里，他们是财富的不可靠来源。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没搞清真正需要哪些人的支持，又可以抛弃致胜联盟里的哪些人。一旦独裁者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形成对照的是，民主领导人始终要推出最好的施政理念让巨大的选民群体满意。结果就是，民主领导人在上台头几个月生存比较容易，有一个蜜月期。然而对于好政策的不间断的要求终于使他们撑不住，只有4%的民主领导人能在位10年以上。达到这一目标的独裁者则接近三倍，比例为11%。

网民嚎叫：

Telluride：如此精妙的分析，竟然无人评论。许多国人对政治中复杂人性的剖析，远远不够。2022-11-14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生活在政教分离的美国，所以脑袋变得极其简单甚至愚蠢。因为他们把政治和宗教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政教是无法分离的。例如他们说——“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都是事实上的非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只能限于某些基督教国家而言，而在非基督教或敌基督的社会里，“胜利同盟”往往是“清党”、“二次革命”的首要对象。其最后结果，依然是独裁者的产生。

任公梦@Rengongmeng：商鞅出逃函谷关，忘了带身份证，而每家店主都称:“商鞅有法，留宿无证旅客，店主受连坐之罪！” 他颁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亲陷此令？路易十六亲自参与了断头台设计改进，使刀刃不容易卷刃。他以此威慑对手。但一年后他死于断头台下。又几年后，热爱断头台的雅各宾派诸人也纷纷死于此。独裁者不得善终！

谢选骏指出：独裁就这样走向了裁独！独裁为何必然走向裁独？因为独裁是一人独吃，终难持久，走向了裁独。但是不要忘了，独裁者也是杀不完的，因为裁决了独裁者的，最后也成了独裁者——独裁与裁独的轮回，这是历史力学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