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文汇网 李零 2012年7月31日）报道：
中国，是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屈辱，血流成河，泪流成河。1925年，闻一多写过一首诗，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咱们的中国”。1935年，方志敏临刑前，在狱中写过一本书，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手稿，托鲁迅带到延安，题目是什么？就是“可爱的中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中国。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
这话要从头说起。
一、两次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首先我要讲一下，“大一统”是个什么概念。
历史上，人群都是由小到大。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有个理论，他说，人群，由小到大，从一盘散沙到聚成国家，要分四步：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最后一环是国家（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国家，有小国，有大国，小国变大国，怎么变？苏秉琦说，中国古代，经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如套用西方的概念，古国是chiefdom，方国是kingdom，帝国是empire。帝国最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107-140页）。
历史上的大帝国，欧洲古典时代，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和恺撒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的大帝国，比不了东方大帝国。东方，前有亚述、巴比伦、波斯，后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华帝国。我们要知道，东方大帝国，在西方人的心里，一直是阴影，既影响他们的历史观，也影响他们的政治观。
汤因比讲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35-317页）。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不是宗教大一统，而是国家大一统。（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红色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对英美式的帝国主义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
“大一统”这个词，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四分五裂才讲大一统，讲孔子怀念的西周大一统。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造就。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从未得到过亚历山大在欧洲享有的殊荣。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好话，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好话。几千年来，儒家掌握话语权，两个大一统，周好秦坏，这个调子，是汉代定下来的。汉受惠于秦最多，但最爱骂秦的，就是它。
《汉书·天文志》有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人，生命有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只能碰到一小变。中变，百年之变，很难碰上，也许是听爸爸妈妈讲。大变就更难碰上。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的意思是，从西周开国到孔子那阵儿有五百多年（西周开国，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其他异说，大抵在此前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西周开国约四百九十五年），已经该出王者，该出圣人了。这就是讲大变。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讲这话是在孟子去齐时。孟子去齐，约在公元前314年后，距西周开国约七百三十二年），早该大变，他要挺身而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历史，大变在于周、秦之际，有个谶言很重要，这就是司马迁四次提到，周太史儋的谶言（注意，他也是史官）：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四条，前三条大体相同，最后一条有错字，当以前三条为准。讲话时间，据上文纪年推算，是公元前374年，有回顾，也有前瞻，很可能是倒追其事。“秦与周合”，指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周人住在周原上，秦人住在汧、渭之会，是老邻居。“合而别”，指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把自己的故土扔给秦人。“别五百载复合”，指秦灭周。秦灭西周（西周君的西周）在公元前256年，灭东周（东周君的东周）在公元前249年。“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怎么读还可讨论，反正是指秦始皇。中国出了个秦始皇。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中国历史大有胡气。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
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这话很有意思，周、秦对中国东南的征服都是从陕西出发，就连毛泽东打天下也还是如此。陕西大有王气。
古人说，中国的王气，五百年后才会转到东南，东南没有王气，是始皇东巡，把它压住了。
《晋书·元帝纪》说：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此话见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始皇东巡有三次，分别在公元前219、前218和前210年，离永昌元年有五百多年。金陵“天子气”，就是后人说的“东南王气”（如南朝傅縡说，“臣恐东南王气，自斯尽然。”见《陈书·傅縡传》）。秦秣陵县在今江苏江宁县南，孙权改名建业，移治今南京市。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古都，明代开国，也曾定都于此。它是南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都。
蒋介石的首都就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有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周恩来的题辞有段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1840年到1949年，历时一百零九年，照古人的说法，这只是个“中变”。资本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才是“大变”。“中变”是“大变”的一部分。（古人说，三大变，积一千五百年，叫一纪，三纪是四千五百年。有趣的是，如从现在往前推，四千五百年前是我国的龙山时代，文明的曙光马上就要跳出地平线，确实非常关键。现在，资本主义已有五百年的历史，照古人的说法，也面临大变。）
1982年，常任侠先生给我抄过一首他的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锁玉关。”（《由西安飞乌鲁木齐机中作》）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历史上，中国一直处在北方民族南下的压力下，宋以来是辽、金、西夏和蒙古，明以来是满族。近代不同，北方的背后有俄、日；南方的背后有英、美。民国以来的南北战争，一直是在国际势力的操控下。二次大战，日本南下，是一次南北争。二次大战后，美苏斗法，是又一次南北争。1927年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把红军赶到北方，是成就了共产党。共产党，过去是从广州、上海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接不上地气。到陕北后，西征是想接地气，西安事变也是接地气，都没接上。抗日战争后，解放军挺进东北，才终于接上。共产党取天下，是在这种背景下。）
二、年代
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两千两百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西方有个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有偏见，但暗示了某种差异。我们是聚多散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
西方的传统是小国寡民，大帝国只有两个，都是松散联合。一个是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一个是罗马帝国，长点儿，但蛮族南下，土崩瓦解。从中世纪到现在，欧洲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号称大国者（如大不列颠），都是靠海外殖民，复制和联合。
欧洲人老说，前有埃及、亚述、巴比伦，后有波斯、阿拉伯、奥斯曼，大帝国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这些大帝国，主要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往东走，是中亚和印度；再往东走，是蒙古和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欧洲人看地图，总是从西往东看，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中近东，第三才是远东。美国在英国西边，更是这么看。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轻重缓急，一向这么排。）
小国变大国，怎么统一？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
这话对吗？
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历史上的统一，还是和杀人有关。秦就是靠杀人取天下（这很讽刺）。不靠杀人不行，光靠杀人也不行。
国家，从分到合，从小到大，是个残酷的过程。它，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都离不开杀人。但光靠杀人行不行？不行。特别是马下治天下，尤其不行。
马下治天下，主要靠两条，第一是宗教，靠神道设教，靠虚拟领导，靠共同信仰；第二是国家，靠世俗君王，靠贵族礼教，靠官僚体制，靠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国家和宗教是什么关系？大体有四种组合。四种组合是四种模式：
（1）宗教、国家一元化，不但国家统一、宗教统一，而且政教合一。如埃及法老，既是神，也是王。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早期中国，都是政教合一。蒙古帝国，选过各种教，最后以喇嘛教为国教，也是政教合一。这是比较古老的统治形式。
（2）宗教、国家多元化，政和教都是分裂的。如印度，是古国中宗教最多，国家也最四分五裂的地方。英国的殖民统治强化了这一点。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方抬杠较劲，印度和中国，一直是看点。殖民主义加古老传统，“民主即分裂”，印度最典型。
（3）宗教一元化，国家多元化，宗教是普世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如基督教世界，源头是犹太教，犹太人是亡国奴，有教无国，他们的教，当然超国家。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也如此，他们的宗教大一统，是脑瓜大一统，比我们管得更死。
（4）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宗教受控于国家。如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一国多教，只要不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有个汉学家跟我说，欧洲宗教太专制，不像中国，村村有庙，千神万鬼，有求必应，就像超市，随便挑，随便拣，还可随时退货。（中国的庙，既是烧香磕头的地方，也是村中聚议和娱乐的地方。庙门外有戏台，逢年过节热闹红火，“要民主有民主，要娱乐有娱乐”，也是他所乐道。）
这四种模式，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中国的特点是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和西方相反。现代欧洲，虽然还有教皇，宗教大一统仍有很大势力，但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
历史上，小国变大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轮接一轮。研究这个过程，中国是最好的标本。
研究中国，首先要讲年代。探源工程是搞史前，下限是二里头。断代工程是搞三代，下限是西周。年代，越往上走越模糊。
中国的大一统，严格讲，是秦汉大一统，但秦汉以前有西周封建，西周以前有夏代和商代，夏、商之前有新石器晚期的六大块、七大块或八大块，有很长的准备过程。
历史比较，有两种比法，一种是按时间比，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搁在同一个时间表下比。过去，有所谓“综合年代学”，主要就是这么比。这种比法不好。还有一种，是缩天下于指掌，十个手指不一般齐，每个指头有三节，横有横比，纵有纵比，类似进程放进不同地区，时间不一致。世界不一般齐，中国不一般齐。
人类历史，大时段、大背景的研究，主要靠考古。
旧石器时代：主题是人类起源，扩散和定点，各自寻找各自的家园。我们的祖先选择欧亚大陆，选择它的东部，选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的两河流域），这个地点选得好。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起源和农业革命。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丰富，各种发明是平行传播，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风水最好。发展农业，发展牧业，可谓得天独厚，比美洲、非洲、大洋洲，条件好，起步早。过去，讲农业革命，都说两河流域最早。最近，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已改写历史（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它的陶片，已突破一万年大关，距今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年；糜子、谷子和水稻，也有八千到九千年的历史。
中国，也是农业起源的中心，一点不比西亚晚。
人类早期，仍然值得回味。想起来，最可歌可泣。因为人类很脆弱。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和几千年前一样，仍然很严峻，甚至更严峻。
天灾：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旱灾、水灾、风灾、火灾和各种瘟疫，还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世界上，冷热不均，跟人类的贫富差不多。据说利比亚最热，格陵兰最冷，热可热到零上六十摄氏度，冷可冷到零下六十摄氏度（当然，还有很多不同说法）。哪怕再热一点儿，再冷一点儿，大家都完蛋。
人祸：饥馑和战乱，也是老问题。人，饿急了吃人，难免。生番吃人，经常被夸大，其实吃不了多少人。人杀人才是大问题。人，种内攻击胜于种外攻击，任何动物都比不了。文明人不直接吃人，就连牛羊都不直接吃，但杀人如麻，恰恰是文明人。
史前，主要是人与天斗，人与地斗。
文明，主要是人与人斗，人与人斗更突出。
中国文明是三大要素齐全的文明。城市、金属、文字，中国都有。但三大要素，我们最最突出，还是城。
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很高很大；春秋战国，数量很多，分布很广，很多东周古城，比明清古城还大。张光直教授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发掘，汉唐古城（睢阳）、宋代古城（南京）、明代古城（归德府），只有东周宋城的四分之一大。郑韩古城，比明清北京城还高。
青铜器和铁器，西北早，中原晚，大突破在二里头时期，比城晚。
文字更晚，真正的文字体系是见于商代晚期。
这些都是必要的铺垫，但三者并不是齐头并进。
当然，中国大一统，最直接的铺垫，还是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周封建，一件是秦并天下。
西周封建，合夏、商、周三国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夏、商。它是三代之终结。
秦始皇统一天下，合战国七雄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周。它是两周的终结。
前一件事，从夏代开始到武王克商，差不多准备了一千年。后一件事，从武王克商到秦统一，差不多准备了八百年。如果加上汉代的后续工作，也有一千年。前前后后，时间在两千年以上。中国文明史的一半，都花在这件事上。
三、地理
现代中国的疆域等于秦帝国的版图加四大边疆。
“天下”的概念，现在叫“世界”。（“世界”是日语借用佛经翻译西方的world。佛经中的“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跟古汉语的“宇宙”差不多。）
“天下”的意思是天底下，千山万水，很大很大。
历史上，世界五大洲，欧亚大陆最先进，现在也如此。（美国现在这么强大，也是占据了类似的地理位置。）
欧亚大陆，东西长，南北短，从东到西分三段：东段是中国文明；中段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段是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还有欧洲基督教文明。每个文明都自诩为“中心”，各自有各自的“天下”。
中国的“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的“天下”是他的领土，眼睛再好，抻脖子踮脚尖，不足见其大。
登高，是人类的固有冲动。《圣经》里的巴别塔，就是代表这种冲动。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摩天楼。但再高的楼也没山高。
李贺写过一首诗，叫《天梦》。他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九州只是九点烟尘，大海只是一杯水，很小很小。这种梦一样的感觉，只有登临绝顶才能找到。
古人祭名山大川，叫“望祭山川”。“望”是心灵遥感。天子，君临天下，居高临下，就是这种遥感。
古人讲地理，总是祖述《禹贡》。大禹治水，足迹所至，有所谓九州，范围很大，和秦始皇的巡狩范围很接近，使人难以相信。但这类说法，西周中期就有苗头，见于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器；上博楚简《容成氏》讲上古传说，也提到禹画九州，和《禹贡》大同小异。这些都在秦统一之前。
古代祭名山大川，和九州相配，有所谓“岳镇海渎”。（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四渎：江、河、淮、济。四海：北海、东海、南海、西海。）这些名山大川，散在诸侯，并不属于某一国，而是从很大范围里选出来。当时，秦国还没统一天下，但“大一统”的观念呼之欲出，早就藏在很多人的心里。
五岳四镇配九州，加四渎四海，先秦就有。后世，除唐代加了一个镇，没什么变化（李零《古人的山川》，《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40-65页）。
邹衍的“大小九州”，《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周礼》的畿服制度，也都是思想走在前头。
可见，“大一统”是个非常古老的梦。
中国的“大一统”，范围有多大？历代不一样。美国汉学家，最最讨厌，就是讨厌“大一统”。这是最有特色的讨厌。他们要解构“永恒中国”，一要破其长，二要破其大。时间上要拿刀切，空间上也要拿刀切。切来切去，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只有小中华，没有大中华，白马非马，非常公孙龙。他们有个定义，自以为颠扑不破，就是“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叫中国人”（英语，中国人和中国话都叫Chinese，当中国话讲的Chinese专指汉语）。他们说，商代的安阳人肯定不说三星堆话，西周只是形状像花生中间满是窟窿的一小块儿瑞士奶酪。中国太大，历史太长，你不喜欢，可以，但不能说，它不该这么大，不该这么长，非把它切碎了不行。
过去，讲自然地理，有所谓爱晖-腾冲切割线，有所谓三级台阶。共工怒触不周山，水从西北往东南流，就是描述这块倾斜的大地。考古学家讲，中国大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只是一半。其实，中国沿海，也是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同样值得重视。
两个半月形地带：山区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是越的天下（从浙江到越南）。
这两条弧线，画出个大圆，是中国的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大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夷夏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农食于农，牧食于牧，生活方式不一样，居住范围不一样，两者是伴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国是大国，一直是夷夏杂处，不待现代国家出，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夏商周活动的地区，秦帝国统一的地区，漩涡本身是个核心区，现代中国，二十八个省和自治区，除东北之大部（辽宁南部进入秦版图）、内蒙古之大部（包头、呼和浩特一带也进入秦版图），还有新疆、青海、西藏，都在它的范围内。
新石器时代，是定居农业的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历年发掘，把点标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反映定居点。苏秉琦讲区系类型，分六大块：黄河流域三大块，长江流域三大块（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27-84页）。最近，探源工程汇报展（在首都博物馆）分七大块，加了北方边疆。其实，如果把南方的纵深也加上，就是八大块。
这八大块，就是秦帝国的地盘所在。早期定居点是后来中国城市的基础。秦以后，人口增多，但范围还是这么大，城市还是这么多。先秦史还原为空间，正是以此为底色。
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先是周、夏、商三块并列，后是秦、晋（三晋两周）、齐（齐、鲁、宋、卫）三块并列。
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蜀（巴、蜀）、楚、越（吴、越）三块并列。
苏秉琦讲的六大块，你仔细琢磨吧，就是这六大块。
这个核心区以外，是拉铁摩尔说的四大边疆：（1）东北；（2）蒙古；（3）新疆；（4）青藏。这四大块，忽大忽小，经常变，但核心地区，基本没变。（[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案：民国讲“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就是以传统核心区加四大边疆。）
四大边疆，古人叫“蕃”，“蕃”的意思是藩篱。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把中国比做一块大蛋糕。他们，嘴小蛋糕大，一口吞不下，老是说，这四大边疆不属于中国，得把这几块先割出去，其他地方，也不必绑一块儿。二次大战后，大英帝国衰败，殖民主义瓦解，西方人又说，世界潮流是民族独立，每个族都该独立。这类说法，既有政治目的作怪，也有文化传统作怪。
他们一直是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对历史上的大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卸八块。
西方列强说，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边疆也是现代概念，他们打我们之前，这两样，我们都没有，所以一切都得推倒重来，这是强盗逻辑。（国家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前提。有人认为，这个前提，对资本主义的出现，比个人主义还重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一直是现代政治的主体，国家利益有时比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三国际解散，美、英、苏结盟，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清代，就是因为跟这批强盗冲突，我们才知道领土和疆界的重要，赶紧修自己的篱笆墙。
中国的八大块，北方是重心。历代，中央王朝的首都几乎都在北方，从咸阳、西安到洛阳、开封，一字排开，很多最有名的城市都在这条线上。
中国北方有三条线，35°是王都线，三代王都多在这一线（中国的古都，北京、南京是两个例外。北京与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差不多是一线，位置卡在通往东北和内蒙的要道上，有深厚的北方背景。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在古代南中国，比成都、重庆、荆州、武汉更重要。）；38°是汉胡拉锯线，两边你来我往，挡在前面；41°是长城线，挡在更前面。长城以北是胡人的天下。历史上，无数族团，你来我往，互为主客，谁都当过主人也当过客人，不打不成交，想分都分不开。
南方，长江以南，瘴疠之地，常被北方人视为畏途。它们和中央王朝的关系，有时还不如四大边疆。
秦始皇五次巡游：东巡，主要是奔山东，围山东半岛转；南巡，主要是去江陵，沿长江一线走；西巡和北巡，主要是视察长城沿线的边郡。东到成山头，西到甘肃、宁夏，北到辽宁、内蒙，南到洞庭湖。
然而，洞庭湖以南，山高水深路远，他没去。
秦并天下，有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但始皇南巡，湖南他没去。九嶷山，他只是望祭。里耶秦简有“洞庭郡”，是秦军南下临时设置的郡，就像四野南下，设过中南区，后来撤掉。秦并天下后，这个郡也撤了。里耶古城是大秦帝国治下的小县城，地虽偏远，民户并不少。秦的势力，前锋可达两广，但秦的重心在北方，而且偏西，洞庭郡已相当靠南。
汉代，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控制仍相对薄弱。汉武帝伐南越，发四路大军，西二路走云南、贵州、广西，中路走广东北，东路走江西，都是走水路。伐东越，还从句章即今宁波浮海（句章古城已发现）。打朝鲜，陆军走辽东，海军从山东浮海。海也非常重要。
中国，一面山，一面海，西北是依托欧亚草原，东南是依托南岛诸国，后面有更大更深的背景。
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四、物产
吃什么，喝什么，中国人怎么驯化动植物，这是第一步。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是头号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文明。
旧大陆和新大陆不同，环境不一样，物产不一样。
新大陆，粮食有玉米、红薯、土豆，油料有花生、向日葵，蔬菜有西红柿（番茄）、南瓜、西葫芦（南瓜，品种很多。美洲南瓜分大果南瓜[Cucurbita moschata]和小果南瓜[Cucurbita pepo]。美国人把前者叫pumpkin，后者叫squash或zucchini。我国把前者叫南瓜，后者叫西葫芦。亚洲也有南瓜，如印度南瓜[Cucurbita maxima]，我国叫笋瓜[金瓜也属这一种]。中国有没有南瓜？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土过唐代的“三彩南瓜”），很多都是明代才引入中国。川菜靠辣椒，辣椒是受惠于美洲。抽烟，烟草从哪儿来？巧克力，可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毒品，古柯也产自美洲。新大陆，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的吃喝，百分之六十是拜美洲之赐。但美洲有个大缺陷，是缺乏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除了美洲驼（llama）、羊驼（Alpaca），他们没有大牲口。他们发展农牧业，条件不如欧亚大陆。
旧大陆，非洲和大洋洲，发展原始农牧业，条件更差。条件最好，还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多。
世界的贫富差异，直到今天，还受这个格局影响。
欧亚大陆的中、西部，粮食有大小麦，油料有芝麻，蔬菜有洋白菜、菠菜、茄子、胡萝卜、豌豆、洋葱。我们吃这些东西，要感谢西方。我国的瓜，黄瓜、西瓜、哈密瓜，也是西来。水果，他们有苹果、梨、李子（欧洲李）、葡萄、石榴。毒品，制造鸦片的罂粟，也是他们的特产。（有些农产品引进更晚，如现在吃的苹果[“苹果”是佛经译语]，过去没有，1871年后才从欧洲引入[英国从烟台，德国从青岛]；白兰瓜，是1945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引入，西北地区多称之为“华莱士”。）
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跟中西部形成对比，大小米文化和大小麦文化形成对比。我们常说的中西交通，主要就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的交流。
中国，北方是欧亚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农业离不开畜牧业，畜牧业离不开农业，乃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是围绕两组驯化，一组和农业有关，一组和畜牧业有关，最能说明欧亚大陆东部的特点。（以下，多承李水城先生和赵志军先生指教。）
（一）驯化植物
（甲）粮食，以五谷为中心
（1）黍、稷，是糜子。糜子，耐寒耐旱，对地力要求低，好种好活。黍是黏糜子，稷是硬糜子。糜子分三种：散穗型（稷型）、侧穗型（黍稷型）、密穗型（黍型）。《辞海》以黍为密穗型，稷为散穗型，我们从甲骨文的字形看，黍才是散穗型。甲骨文中，学者指为“稷”的字，裘锡圭先生说是高粱（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收入氏著《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54-189页）。但农业专家和考古学家说，高粱的原产地是非洲，辽金时期才引进中国，稷不是高粱。糜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2）粱、粟，是谷子，和黍、稷一样，也是耐旱的作物，但种植区域比黍、稷略微偏南，晋东南有沁州黄，越是山沟里，越好。粱是黏谷子，粟是硬谷子，禾是统称。谷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八千年的历史。（中国原先没有高粱和玉米，高粱是借中国的梁而命名，玉蜀黍是借中国的黍而命名。）
（3）稻，是南方起源，也分黏和不黏，粳稻、籼稻不黏，糯稻黏。水稻，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4）麦，有小麦、大麦、莜麦（裸燕麦）、荞麦，青藏高原的青稞是裸大麦。中国的小麦、大麦是西来。考古发现，它们来到中国，已有四千到五千年。
（5）菽：即大豆。豆是汉以来的叫法。世界上，很多豆类都起源于近东和中美洲，但大豆是中国起源。考古发现，中国的大豆，至少可以早到龙山时期（距今约四千五百至四千年前）。
（乙）其他
蔬菜有大白菜（菘）、山药（薯蓣）、白萝卜。辛物，有葱、姜、蒜、韭；瓜，有葫芦和香瓜；果，有桃、李（中国李）、杏、沙果（花红、林檎）、海棠（奈）、梨、枣、柿子、山楂（红果、山里红）、栗子、核桃；麻，有大麻、苎麻、亚麻（胡麻）、葛麻（葛）。这是北方。南方，除水稻，还盛产瓜果。瓜有冬瓜，果有柑、桔、橙、柚、樱桃、木瓜、枇杷、荔枝、香蕉、菠萝、椰子。棉花，分草棉（非洲棉）和木棉（亚洲棉花），草棉来自新疆，木棉来自南方。
另外，中国人还爱喝茶、喝酒，这也和农业有关。茶很文雅，酒很豪放。
喝酒，商周主要喝米酒。汉以来有葡萄酒，是从西域传入。宋以后有白酒，白酒是用谷物酿造的蒸馏酒，酒精含量高。绍兴还有黄酒。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黄藤酒就是黄酒。现在喝酒，时兴喝高度白酒，把借酒撒疯叫“酒文化”。比如五粮液，喝得神魂颠倒，还叫“中庸之道”。广告说了，“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中国酒文化，劝酒是陋习，好好一桌饭菜搁着不吃，谁都坐不住，全围桌子转，一圈一圈又一圈，好像圆舞曲，除了起哄，没句正经话。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并没规定喝多少，但他说，喝酒不能喝到“乱”。喝酒喝到口吐白沫、手脚抽筋，那不叫“喝好”，那叫“乱”，商朝就是这么亡的。现在，整顿酒后驾车，根本整不到点上，问题不在马路上，而在饭桌上。这个酒文化应该改造，“大吃二喝”，最好改成“小吃小喝”或“小吃不喝”，人家不愿喝，不要逼。酒不必禁，但劝酒还是免了吧。吃饭就是吃饭，何必把什么事都拿到饭桌上办？）
中国的酒是以谷物酒为主，西方的酒是以葡萄酒和啤酒为主。西方也有谷物酿造的蒸馏酒，但俄国的伏特加，十四世纪才有；英美的威士忌，十五世纪才有，都在中国之后。中国酒的最大特色是用酒曲酿造。曲酒，才是中国特色。
茶，见王褒《僮约》，汉代就有，大盛于唐。
茶、酒和瓷器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西方的酒是放在玻璃瓶里或木桶里，中国的酒是装在瓷瓶、瓷坛或陶瓮里。瓷瓶装酒，才像中国酒。
酒，不但和瓷器有关，也和青铜器有关。
（二）驯化动物
（甲）六畜
（1）猪：磁山·裴李岗文化就有，距今已有八千至七千年的历史。
（2）狗：磁山·裴李岗文化也有，同样很古老。（狗是世界上驯化最早的家畜[近东和美洲可以早到距今一万年前]）
（3）牛：分黄牛和水牛。黄牛，南北方都有；水牛分布于秦岭以南。黄牛，龙山文化有；水牛，据说良渚文化也发现，距今有五千至四千年的历史。（黄牛和水牛，我们都叫牛，但西方人分得很清楚。英文，黄牛是cattle[公的母的，老的小的，有许多不同叫法]，水牛是buffalo，完全不是一类东西。他们把美洲野牛也叫buffalo。没见过水牛的美国人第一次见水牛，往往很害怕，还以为是野牛。）
（4）羊：分绵羊和山羊，也是龙山时期才有。有学者认为，黄牛、山羊和绵羊都是从西方引入，但水牛是南来（印度、东南亚或中国南方）。
（5）马：驯化马起源于中亚。马是草原上的动物。中原，商代晚期才有，距今约三千三百年。司马迁说，草原盛产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史记·匈奴列传》）。“橐駞”是双峰骆驼，“驘（骡）”是马骡，“駃騠”是驴骡，“騊駼”、“驒騱”是野马、野驴。这批动物是个群体。马只是其中之一。
（6）鸡：它的出现，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韩起《中国家鸡的起源从公元前141年开始吗》，《中国文物报》2009年11月27日，第7版）。中国最早的一批古书，《尚书》、《诗经》都提到可以打鸣的鸡。《左传》、《周礼》、《礼记》也多次提到鸡。特别是《书·牧誓》，周武王骂商纣王，有“牝鸡无晨”的名言，更是属于商代末年。
中国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古人是把马、牛、羊排在前，鸡、犬、豕排在后。人骂人，常说“猪狗不如”，其实这两样对我们最重要，驯化最早。猪尤其重要。（中国传统，吃肉主要是吃猪肉，牛是耕畜，不是老牛不让杀。季羡林说，他小时候吃过的牛肉都是老得嚼不动，要用尿煮。西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传统是吃牛羊肉。我记得，小时候有张宣传画，一口大肥猪，身上标着字，说这块儿可以做什么，那块儿可以做什么，题目是“肥猪浑身都是宝”。“文革”中甚至有一场争论，说毛主席提倡养猪，刘少奇提倡养牛。）
中国的动物驯化，大问题是猫。猫，不是役畜，猫肉也没有多大食用价值。猫不是人捉来养在家里，而是因为粮食多了，老鼠不请自来，老鼠多了，又招来猫。猫爱老鼠，老鼠爱大米（也爱小米），猫是跟着老鼠跑到人的家里，被人收留（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年1期，22-25页）。猫有非洲野猫、欧洲野猫和沙漠野猫。学者推测，猫可能是从甘青传入，来源可能是中亚的沙漠野猫（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412-413页）。《礼记· 郊特牲》说，腊祭有“迎猫迎虎”之礼，“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关于猫，最近还有一篇文章。参看：王子今《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2期，91-96页。）
另外，驯化小动物，中国也有大贡献。比如养蚕缫丝纺丝绸，就是大贡献。钱山漾、青台村的发现证明，中国养蚕有五千年的历史（西阴村的蚕茧，有人表示怀疑）。
还有，中国人喜欢养金鱼，宋代就有，鲫鱼经人工培养，千奇百怪。（中国人喜欢玩虫。斗蟋蟀，唐代就有；听蝈蝈，流行于明清。清代，满族人还喜欢提笼架鸟、养鸽子、熬鹰。）
（4月25日刊出拙文“地理”篇最后提到“句章古城已发现”。这个消息是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的。但据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曹锦炎说，这个消息并不可靠，该城到不了汉代。特此说明。）
五、发明
第二步，是人驯化人。中国的发明有何特色？
古人常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上礼节和道德，这话出自《管子· 牧民》。它说明，只有有了多余的粮食，才能发展，才能过文明富裕的生活。文明，谁不乐意？富裕，谁不乐意，当然是好事。但它有另一面，是无穷无尽的欲望，有人浪费，有人挥霍，有人作威作福，拿老百姓当牲口放，当牲口养。“吃饱”，不是大家吃饱，而是少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吃饱。有人饱，就得有人饿。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饱汉就是不知饿汉饥。
“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驯化完动植物再驯化人。[人对人的驯化，古人叫“教化”。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 儒效》），他很强调“居”，很强调“积靡”。“居”是混居杂处，“积靡”是慢慢磨合，文化融合，这两条最重要。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文化认同是个长过程。]奴隶制的设计，就是拿人当畜生，不管拿穷人当畜生，还是拿俘虏当畜生，反正都是畜生。畜生是人养的动物。打仗跟打猎一样。打猎，打回的猎物吃不完，可以养起来。动物，谁给吃喝，谁就是爹妈。人驯化动物，窍门是养小动物；人驯化人，也是“从娃娃抓起”。
人类社会有如蜂房蚁穴。
蜂房蚁穴，绝对专制，不是男权至上，而是女权至上。
蜂王是女皇，负责生养，她是所有蜂的妈。雄蜂是性奴，蜂王的后宫。工蜂是一帮女太监，专门干苦活。
蚂蚁，分工更细，不但有雄蚁和工蚁，还有农蚁和兵蚁。
动物奴隶制，它们最典型。
人类社会，是走父系这条路，一切反着来。
父系和打仗有关。人类文明和战争有不解之缘。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和传宗接代有关，“戎”和打仗有关。
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官僚）、吠舍（商人和农民）和首陀罗（工人、苦力、奴仆、奴隶）。他们也把“祀”和“戎”排在最前面。上等人的标志是“干净”，下等人的标志是“脏”。一辈子干脏活，是下等人的命。
印度最重僧侣，但中国不一样。
西周官制：太史寮，祝宗卜史，管宗教；卿士寮（世俗系统），司土（农业）、司马（军事）、司工（工商业），管世俗。后者的地位越来越高。
春秋四民：士、农、工、商。士是武士，四民之中没有僧侣和学者。后来，士的概念有大变化，武士变文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汪洙《神童诗》）。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读书可以当官，当官是人上人，僧侣比不了。
官僚主义，中国最发达。
读书当大官，一夜之间，摆脱寒酸，这是中国最大的发明。古代的明星梦，古代的发财梦，都是走这条道。
其他发明，我也讲一下：
（1）龟卜筮占：商代就有，一直流传。龟卜属于骨卜。中国的骨卜，特点是热卜，即用动物的骨头施钻灼烧，视兆文，断吉凶。龟是古代的宝物。龟卜比其他骨卜更高级。龟卜的遗产是甲骨文，筮占的遗产是《周易》，两者都和“祀”有关。
（2）青铜器：也是古代的宝物。商周时期，古人所谓“金”，不是黄金，不是白银，而是青铜。青铜，和“祀”、“戎”都有关。它的用途，首先是礼乐征伐，作祭器和武器，而不是生产工具。中西交通，汉代输出品，铜镜很有名，仅次于丝绸。
（3）玉器：也和“祀”有关。玉是中国最典型的奢侈品和装饰品。商周时期，贵族见面要用“币”，“币”是见面礼，玉帛、龟贝、大白马，玉最重要。西人爱金银，喜欢镶金带银嵌宝石。他们说，他们有了金银，就不再爱玉，但中国人一直爱玉。[西人所谓“宝石”（gem），种类繁多，包括祖母绿、猫眼石、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硬玉、软玉、水晶、青金石、绿松石等，“玉”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所谓玉（jade），分软玉（nephrite）、硬玉（jadeite），我国所谓“玉”是软玉，不包括硬玉（翡翠、玛瑙之类）。蛇纹石（serpentine），他们不叫玉，我国也叫玉（如岫岩玉），甚至很多美石，宽泛的叫法，也可以算玉。西人爱宝，是以金银和各种硬度较高的宝石为主，不太看重软玉。我国爱宝，是以“金玉”。]
（4）丝绸：中西交通，中国的输出品，以丝绸最有名。我国古代，富贵衣锦绣，贫贱穿布衣。布衣，最初是麻布衣，不是棉布衣。西方，原来也是穿亚麻布的衣服。丝绸，他们没有，有，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5）瓷器：也是中国特色。中国瓷器，从原始瓷到白胎透明釉的发达瓷器，有很长的历史。中西交通，丝绸和瓷器，不仅销往东北亚、中亚、南亚，也销往西亚、欧洲，最令西方世界着迷。瓷器出口，唐代就有。宋元以来，明清以来，都有外销瓷。[西人所谓陶瓷（ceramics），分陶器（pottery）、炻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lain）。陶器，无釉叫pottery，釉陶叫earthenware。建筑上的琉璃砖瓦（glazed bricks and tiles）也是施釉的陶器。炻器，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他们把我国南方的青瓷，如东汉、西晋以来的青瓷，叫celadon。celadon就属于炻器。商周时期的青瓷，他们叫glazed pottery，强调它是陶器；我国则叫“原始瓷”（proto- porcelain），强调它是瓷器。西人所谓“瓷器”，更多是指元以来的细瓷。]
（6）宫室：中国也有特色，不是泥屋，不是石屋，不是木屋，而是梁柱结构的土木建筑。房基和台阶是石头的，梁柱和门窗是木头的，墙体是版筑或用土坯（墼）垒砌，屋顶是用斗拱承重，上面覆瓦（两河流域也用土坯）。北魏以来，还用琉璃（两河流域也用琉璃）。土木建筑是很先进的建筑。
（7）城市：古国变县，战国布点，已经万事大吉。现代城市，讲地理沿革，名称有变化，县界有变化，但几乎一对一，可以排下来。现代中国，领土扩大了很多，人口增加了很多，但核心地区，城市总数，没有多大变化。[说几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西汉平帝时，人口近六千万（59594978人），县、道、国、邑近一千六百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四亿，府、厅、州、县约一千七百个。现代中国，人口约十三亿，县、市约两千三百个。]
（8）交通：中国，城市密度高，邮驿制度、陆路运输和漕运系统很发达，便于政令传达，便于货物往来，便于军队调动。如秦驰道就是秦国统一的高等级公路，秦直道就是云阳到九原的国防高速。
（9）文字：古文字，楔形文字、埃及文字、中国文字、玛雅文字，只有中国文字一脉单传，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文字分宗教型（如埃及文字）、管理型（如楔形文字），我国文字属管理型。秦统一文字，是统一政令，不像拉丁文，是用于宗教。
（10）科技：四大发明是李约瑟从西方视角强调的发明，船坚炮利是来源于火药和指南针，印刷《圣经》是来源于纸张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有争论），欧洲是用这四大发明来传教，来打我们。中国科技有很多发明，不止这四大发明。
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汉族也不例外。
六、民族
第三步，把天下人，甭管姓什么，团结成一家，即古人常说的“四海一家”。
二十四史只是半部中国史。它的另一半是少数民族史和女人史。我们要想理解中国，心里要有另一半。
读史，和另一半有关，蛮夷传、后妃传、诸蕃志，不可不看，但很多史料，只是“边角料”，残缺不全，充满偏见。中国近代挨打，才看重边疆史地。
我们读匈奴史、鲜卑史、突厥史、吐蕃史、蒙古史、满族史，前面都有族源追述。汉族的历史不能例外。这种追述对理解汉族的历史很重要。
族源传说，历史的成分有多大，神话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考证，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这种传说出自何人之口，什么时候开始讲。
少数民族，从氏族部落到大地域国家，联姻很重要。他们重视和亲，重视甥舅关系，女后的地位比汉族高，外戚的地位比汉族高。继承制度，从汉族的眼光看，似乎很乱。他们可以娶妈（不是自己的妈，而是爸爸的其他配偶），可以女性继承，可以兄终弟及，可以立爱立幼，这对理解中国早期的历史很重要。欧洲有女王，继承制度比较乱，也足以说明，人类早期都有这一段。
我国所谓“族”，概念很复杂。西方人类学，小到氏族（clan），中到部落（tribe）或“族群”（ethnic group，部落，现在多称“族群”），大到国家（nation），我们都可翻成“族”或“民族”。大族小族都是族。我们不能说，没有现代国家，中国就没有民族，只有种族，没有民族，现在中国有多少族，就该立多少国。（西方历史，前现代是四分五裂，现代才有统一的民族国家。他们的ethnic groups主要和种族的概念、少数民族的概念有关，属于前现代概念；nation主要指统一的民族国家，才是现代概念。他们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是一窍不通。）
中国的族源追述，有个最大特点，它是靠姓氏来追述。一个姓，下面可以有很多氏（或宗）。古书所谓族，更多指的是氏。姓，强调血缘：世系和婚姻。氏，强调地缘：封邑和官爵。姓很少，氏很多。氏是姓的分支。“百姓”这个词，商周常用，本来就有族群融合的意思。汉以来，姓、氏混一，司马迁已经分不清姓和氏。后世的“百家姓”，其实是“百家氏”。
商代的姓有什么特点，还值得探讨[陈梦家说：“卜辞的‘女字’（多从女旁）实际上是女姓的来源。”见氏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31页。李学勤也讨论过这一问题，见氏著《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253-257页]。王国维认为，族姓是西周的一大发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15页）。现已发现的两周铜器铭文，姓有二十多个，与《左传》、《国语》、《世本》的记载基本吻合，说明西周确有这种制度。西周有所谓“同姓不婚”，就是凭姓来识别。同姓，凭血缘认同，可以是一家；异姓，通过联姻，通过会盟，也可以是一家。收养子，各国都有。中国早期，有些同姓可能是养子，还有一些可能是冒姓。
我国所谓“帝系”，也是讲族源，但这种族源，很多都是血缘加地缘，一个帝，下面有很多姓。比如“黄帝十四姓”、“祝融八姓”，都是血缘加地缘，属于地域联盟。
帝系，战国流行“五帝说”。我写过篇短文，说“五帝并祭”就是战国时期的“五族共和”（李零《从“五族共和”想起的》，收入《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44-150页）。
战国时期的“五帝说”分两大系统，一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西土的“五帝说”；一种是太昊、少昊、黄帝、炎帝、颛顼，为东土的“五帝说”。两种“五帝说”都属于族群整合，属于大地域的族群整合。
中国“大一统”，首先是族群整合：一是华夏各族的整合，二是华夏各族与蛮夷各族的整合，三是夷夏各族与外藩各族的整合。里三层，外三层，大圈套小圈，古人的“畿服图”就是表达这种概念。
两周时期，中国有三大族姓集团：
（一）姬姜集团（起源于西土）
（甲）姬姓
1.按世系，可以分为八组：
（1）太王之后：吴。
（2）王季之后：虢，东虢出虢仲、西虢出虢叔。
（3）文王之后：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
（4）武王之后：邘、晋、应、韩。
（5）周公之后：凡、蒋、邢、茅、胙、祭。
（6）召公之后：燕。
（7）厉王之后：郑。
（8）其他：虞、芮、焦、滑、扬、韩、魏、随（曾）、唐。
2.按地域，可以分为九组：
（1）东周诸姬（以洛阳为中心。占领夏故地的南部）：周、郑、虢（东虢）、单、邘、原、雍、祭、管、滑、应。
（2）晋国诸姬（占领夏故地的北部）：晋、霍、扬、贾、郇、韩、魏、虞、虢（北虢）、焦。（晋六卿，四卿出于姬姓：知氏、中行氏出荀氏；韩氏出韩万；魏氏出毕万。魏与媿姓各族同居魏，彼此有通婚关系。）
（3）鲁国诸姬（占领东夷故地的南部）：鲁、郕、茅、郜、滕。
（4）卫国诸姬（占领商故地）：卫、邢、共、凡、胙。
（5）淮水诸姬（占领南淮夷故地）：蔡、聃、蒋、息。
（6）汉阳诸姬（占领汉水流域，阻挡楚国北上）：唐、随（曾）。
（7）燕国（控制周的北土）。
（8）吴国（控制周的东南）。
（9）其他：召、毛、毕、酆、芮。
西北戎狄，有姬姓之戎和姬姓之狄，如大戎（狐戎）、小戎、骊戎是姬姓之戎，白狄是姬姓之狄。姬姓之戎靠南，姬姓之狄靠北。
周，传出弃，可能是西北戎狄的一支。弃的妈妈是姜嫄，与姜姓有不解之缘。
（乙）姜姓
姜姓国家，可以分为两组：
（1）吕、申、许。
（2）齐、纪、向、逄。
姜姓，传出炎帝。周与姜姓世代通婚，如太王之配为太姜。姜出于羌。西北戎狄有姜姓之戎，其祖吾离，世居瓜州（今敦煌）。吕，初在山西，后在南阳；申，初在陕甘，后在南阳；许，前后五迁，后在叶县。齐出于吕，封于临淄，占有山东半岛北部，纪、向、逄是齐地的小国。
（二）祝融八姓（主要分布在中原）
己姓（金文作妃）：始祖樊，后代有昆吾、苏、顾、温、董五支。
董姓（金文所无）：始祖惠连，后代有鬷夷、豢龙两支。
彭姓（金文所无）：始祖篯铿，后代有彭祖、豕韦、诸稽三支。
秃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后代有舟。
妘姓（金文作 ）：始祖求言，后代有邬、郐、路、偪阳四支。妘姓也叫允姓。
曹姓（金文作 ）：始祖安，后代有邾、小邾（啵┝街А?
斟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无后。
芈姓（金文作 ）：始祖季连，后代有楚、夔、樊三支。
祝融八姓，传出颛顼。己姓之国，除昆吾是夏代的方伯，其他都是两周时期的小国。董姓、彭姓、斟姓，多是夏商古国。秃姓、妘姓之国也是小国。妘姓古国，出自允姓之戎。允姓之戎，世居瓜州，传出塞种（Scythian）[荀济《请废佛法表》引《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不见于今本《汉书》）。参看：舒大刚《春秋少数民族分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15-126页]，周室东迁后，入居伊洛地区，有所谓陆浑戎和阴戎。曹姓之国也是小国。
司马迁说，祝融八姓，“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史记·楚世家》），也是个夷夏混融的集团。如名气最大的楚国，中原诸夏一直以蛮夷视之。
（三）东夷集团（起源于东土）
风姓（金文作 ）：任（即仍）、宿、须句、颛臾。
嬴姓：秦、赵、梁、徐、郯、江、黄、邿。
偃姓：群舒（英、六、巢、宗、舒蓼、舒庸、舒鸠等）。
东夷系统的帝系，是另一种“五帝说”。这种帝系是以“二昊”为主。风姓祖太昊，世居鲁地。嬴姓祖少昊，少昊之墟在曲阜。司马迁说，嬴姓十三支，“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它们，有些在鲁地，属于东夷，有些在淮水下游，属于淮夷。有趣的是，秦、赵、梁去了西北，西北嬴姓，秦为大，中原诸夏，也以夷狄视之。其他，黄帝代表姬姓，炎帝代表姜姓，颛顼代表虞、夏各族。这第三个族姓集团也是夷夏杂处。
（四）古国之后
姞姓（传黄帝后）：密须、南燕。
祁姓（金文作 ，传尧后）：杜、祝、范。
姚姓（传舜后）：微。
妫姓（传舜后）：陈。
姒姓（传禹后）：褒、莘、杞、缯。[莘，文献或作辛，又有先、姺、侁等异写。杞，传出禹后东楼公。越，传出少康后，可能是冒姓。司马迁说的姒姓十二支是：夏后氏、有扈氏、男氏（或作南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或作斟灌氏）（《史记·夏本纪》）。]
子姓（传契后）：宋。[《世本》佚文，子姓有殷、时、来、宋、空同、黎、比、北髦、目夷、朸、段、瓦、铁等族（见《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264-277页）。伯禽封鲁的“殷民六族”是：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左传》定公四年）。康叔封卫的“殷民七族”是：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
司马迁讲古帝系，是采周帝系，以黄帝为始祖，下分颛顼、帝喾二系。他把虞、夏、楚归入颛顼一系，唐、商、周归入帝喾一系。唐与虞，夏与商，周与楚，都是平行关系。
（五）其他
隗姓（金文作媿）：出自鬼方，为赤狄之姓。唐叔之封，有“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其中有冯氏（河宗氏或 氏）和胡氏等分支。东周，赤狄集于今长治地区，也有东山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廧咎如等分支。（隗，文献有多种异写：嬇、隤、溃、归、怀。）冯氏，即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倗”氏（李零《冯伯和毕姬》，《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第7版）。
任姓（金文作妊）：薛、铸。[薛，传出黄帝后奚仲。《世本》佚文：“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左传》隐公十一年疏引）。]
曼姓（金文作嫚）：邓。
中国西北有五大戎狄：姬姓之戎、姜姓之戎（羌）、允姓之戎（猃狁）、媿姓之狄（鬼方-赤狄）、姬姓之狄（白狄-鲜虞-中山）。这些戎狄部族，就是周人崛起的背景。
中国的大一统，要感谢五大戎狄，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这些西北旧族，姜姓之戎是羌，可能与后来的藏族、羌族有关；猃狁是允姓之戎，可能与后来的突厥有关；鬼方来自河套，可能与后来的匈奴有关。
王国维曾提出个假说，以鬼方、昆夷、猃狁三名，以音韵考之，实同族之异名，皆匈奴之前身。（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册，《观堂集林》卷十三，1-12页。）
其实，鬼方是赤狄，昆夷是犬戎，猃狁是允姓之戎，匈奴，不是单一种族，而是以匈奴为主，征服、吸纳很多族，雪球越滚越大的大地域族群。上述这些族，可能加入其中，但这些族，并不能与匈奴画等号。
中国北方，任何一族，要想把小族变成大族，小国变成大国，都不能凭一族之力，一定要联合很多部族，匈奴如此，鲜卑如此，吐蕃如此，蒙古如此……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
汉族也不例外。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七、西周封建的意义
西周封建是三代之终结，夏、商、周“三分归一统”。
讲这个问题，大家最好读一下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1917年9月8日脱稿；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页正-15页背），以及陈梦家对他的批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29-631页）。王氏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保皇尊孔。我们要知道，他是从他身边的历史讲西周封建，就像孔子一样，从礼坏乐崩，遥想当年的辉煌，托梦于周公。这是他的“建国大纲”。
什么叫“西周封建”？“西周封建”是一种小国征服大国，巧具心思的统治方法。简单说，就是人驯化人的方法，古书叫“柔远能迩”，《诗经》、《尚书》、《左传》都有这种说法。
“周”是个蕞尔小邦，和秦一样，原先也僻处雍州。但它居然征服、占领和驯服了一个比它大很多的国家，继承和超越了它的前辈，商代和夏代。
这是什么方法？
第一是封建诸侯。“侯”本指边镇，商代就有，汉代也有这类叫法（如甲渠侯官）。周人占领东方，把东方划分为若干占领区，这些占领区，对周的本土而言，叫“侯”，但不同于商代的侯，也不同于后世的郡县或边镇。后世的郡县或边镇，首长是政府派驻的官员，而西周诸侯，都是周王的子弟甥舅。如鲁、燕、晋、卫是封同姓子弟，齐是封舅氏，都是周人的亲戚。所谓“诸侯”，其实是殖民官。
第二是兴灭继绝。古人说，武王克商，曾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还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礼记·乐记》）。这一招，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兴灭国”，就是把被灭的国家恢复起来，比如商灭了，还得立个宋，安抚商遗民；“继绝世”，就是给断了香火的国家续香火，比如把黄帝、尧、舜、禹、汤的后代找出来，让这些圣人之后也共襄盛举；举逸民，就是把前朝遗老旧王孙请出来做官，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刘邦取天下，也用这一招。
第三是与各占领区的旧贵族通婚。比如晋，在山西找对象，跟姒姓的夏遗民、媿姓的赤狄（“怀姓九宗”）、姬姓的狐戎通婚；卫，在河南找对象；齐、鲁，在山东找对象；燕在河北找对象。当然，他们也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找对象。异姓，结了婚，互为姻娅，双方就成了亲戚。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这同汉胡和亲是一个道理。和亲是化敌为友、变小为大的重要手段。西方，亚历山大占领波斯，要在当地举行万人大婚礼，也是这个道理。欧洲中世纪，各国的公主嫁来嫁去，还是这个道理。
第四是会盟。会盟有盟主，盟主把各国首脑请来，商量政治格局、利益划分。这种国际大会，不管是兵车之会，还是乘车之会，总要达成某种协议，最后杀牛宰羊，歃血为盟，指天发誓，把誓言埋在坑里，说不如誓者，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云云。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就是这种东西。盟会谁参加？亲戚要来，不是亲戚，也要来。特别是捣乱分子，越是捣乱越要拉他入伙，让他当“负责任的国家”，打“不负责任的国家”。不听话了，也便于制裁。这也是化敌为友、以小治大的重要手段。
这些举措，必然引起大规模移民。一是组织周人到东方殖民，二是把东方的原住民迁来迁去，其中也包括后世习见的“徙豪强”。古代移民，范围之大，超乎想象。不仅周人从西土搬到东方，其他各族，也被重新分配。每个地方的居民都是“三结合”：征服者、原住民和其他外来移民。很多古代部族都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很远的地方。这种情况，商代就有，比如秦、赵就是在商末，跟随商人，离开曲阜，到大西北戍边，商亡，回不来了。先周和周初，很多姒姓和妊姓部族都住在西土，与周通婚，但后来很多姒姓和妊姓的小国却住在山东。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树挪死，人挪活”，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我们要知道，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重组，大分化、大改组、大融合。
“封建”本来是中国古书固有的词汇，日本人用这个词翻西方的feudalism，把我们的脑子搞乱。欧洲封建是中世纪封建。这种封建，虽然也是“裂土田而瓜分之”（柳宗元《封建论》），但没有天下共主，和西周封建完全不一样。它更接近的是我国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西周封建，虽然是松散联合，靠稀疏的点线连成一片，但毕竟有天下共主。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西周的问题是小国占领大国，少数统治多数，即如何从三分天下有其一（统一陕西）变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统一晋南豫西），最后把殷人的本土拿下，三分归一统，全取天下。
这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特别是异族征服，全得重复这一过程。比如满族取明朝而代之。王国维清楚，满人治汉人，也碰到过这类难题。
他这篇东西很有意思，不光考证古代制度，也寄托现代理想。他说，周克商，是有德胜无德，把西周制度说成道德化身，这是寄托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如何在欧风美雨和革命风潮下维持大清王朝于不坠。
他的想法，不是“走向共和”，而是“复辟帝制”。
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三大道德，亲亲-尊尊-贤贤。亲亲是讲宗法，强调国家要以家为本，立嫡立长，父慈子孝，服制、庙制是它的延伸。尊尊是讲君统，王位继承，传子不传贤，封建子弟是这套东西的延伸。贤贤是讲臣道，他说，臣道不能讲血统论，一定要选贤举能，东周世卿，大官都是贵族，这是乱之所起，官还是要贤人当。
周代的天下是“家天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父母的意思是亲戚，亲是父系，戚是母系。朋友的意思是非亲非故，但桃园结义，可以模仿亲戚，义结金兰，跟他结成拜把子兄弟。王国维说，西周封建是靠这类办法，没错。现在的民居，琉璃门面，上面写的都是“家和万事兴”，还是强调家是一切的基础。
儒家讲文武周公之道，有个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的前提是，没有小焉有大，事情都是从小到大，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个理论不能作无限推广。孔子推西周之道以言东周之世，王国维推西周之道以言民国之世，都是犯了不明时势的错误。他们以为，当初好，现在坏，回到当初不就得了。事情没这么简单。
西周制度是以宗法为本。
西周宗法是什么？
第一，它是男本位，和我说的马蜂窝、蚂蚁窝相反，不是以妈为本，而是以爸为本，天子是全社会的爸爸。动物界，男女早有分工。生育压倒一切，妈是领导。打猎压倒一切，爸是领导。比如狼群和猴群就是男本位。西方人说，女人是从金星上来的，男人是从火星上来的，火星是战神，搞暴力活动，男人最擅长。人类成天打仗，男人是领导。男人说，俺是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牝鸡司晨”，绝对不允许。但如果母鸡当了权，她会问，你们也会下蛋吗？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的“妇姑勃谿”、“丈母娘疼女婿”，都是男本位作怪。其实，男人当领导，并非天经地义。
第二，同是男系继承，有很多选择。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王国维说，周制是父死子继。立嫡立长，还是立爱立幼？王国维说，周制是立嫡立长。这是什么道理？道理是垂直比平行安全。我国，为人君者，多妻多子。多妻是平行关系，有争风吃醋问题；多子也是平行关系，有兄弟阋墙问题。妻有先来后到，子有伯仲叔季，必须理出个头绪。立嫡，就是立大老婆的孩子为后；立长，就是立大老婆的大孩子为后。这是树干。余子，剩下的孩子，必须分家，另外立族。兄终弟及变父死子继，就是把平行改成垂直。立嫡立长，也是为了防止老牛吃嫩草，要美人不要江山。俗话说，“天下老子爱小小”，他爱“小小”，是因为爱上小老婆。古人说，废嫡立庶，废幼立长，是乱之所起。
总之，理想的设计是：男系继承还是女系继承，一定是男系继承；父子继承还是兄弟继承，一定是父子继承；嫡子继承，还是庶子继承，一定是嫡子继承；长子继承，还是幼子继承，一定是长子继承。（陈梦家说，王国维并没讲清殷周制度的真正区别，商人也有宗法。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629-631页。）
王国维说，“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在他看来，君道臣道就是不一样，绝不能平起平坐，公平竞争。这是死规矩，不容讨论。
王国维认为，君统一定是血统论、贵族制，民主制（民主选举）不行，禅让制（主动让贤）也不行。爹就是爹，领导就是领导，不能七嘴八舌，挑挑拣拣。挑挑拣拣，势必众口难调。百姓议政，天下就乱了。要议，也是大臣在国君底下议，议完了，由国君裁决。他心里的君臣之道，顶多是君主立宪。
中国古代，臣道举贤，可能早就有，但不是常例，而是变例。王国维说，周初大臣，好多都不是周王子弟，历代的执政大臣也不固定，当时没有世卿制，世卿制是春秋才有，所以春秋很乱。这话有点夸大。先秦官爵，主体还是世官制。选贤举能，举贤不避亲，要想制度化，谈何容易。战国时期，诸子奔走侯门，大讲亲贤任贤，甚至鼓吹禅让，他们闹什么？主要就是闹这件事。知识分子，不问出身，只问本事，直接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还得等很多年。中国选举制的出现、发展和完善，还得等很多年。
中国的通婚制度和继承制度比欧洲严密，汉族也比少数民族严密，不对比，不知道。女后，中国少，有之，多半有少数民族背景。我国对女后当政、外戚专权，都是极力防范。汉武帝“恐女主颛恣乱国家”，杀鉤弋夫人（《史记·外戚世家》），就是典型。历代统治者，怀柔远人，搞和亲，是投少数民族所好。少数民族，要适应汉族的制度，也搞妥协。比如北魏的“子贵母死”，就是为了适应汉族的统治方式。他们，杀鸡留蛋，连心爱的女人都杀，我们觉得很残酷，但政治家的第一考虑，不是感情，而是政治。
王国维盛称的西周封建，基础是宗法制。内服如此，外服也如此。周人裂土分封，建了一大堆卫星国，每个卫星国都是复制这套制度，从道理上讲，都是周这个“家”的分支。这是以小治大，以少治多，往往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松散联合。希腊、罗马的海外殖民是这样，现代的西方大国也是这样。西方的大国都是这么联合。如不列颠王国叫United Kingdoms，美利坚合众国叫United States，它们都是从同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然后United一下，拼起来的。他们特别强调复制。
西周封建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王国维的政治理想。我们要注意，其着眼点是周的开头，而不是结尾。其实，对三代而言，西周是个句号，但对秦汉而言，它只是铺垫。它的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
西周制度的缺点，对比春秋战国，才能看清楚。
先儒言，西周之盛在于“制礼作乐”，其亡在于“礼坏乐崩”。前者是建构过程，后者是解体过程，一治一乱，形成对照。
人，得意的地方，也多半是栽跟头的地方。
第一，它穷兵黩武，疲于应付，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西戎、淮夷交侵，把自己的老巢丢了，领土大了，都有这个问题。
第二，它搬到洛阳后，王畿里面先乱。如郑、虢争政，罔顾天子，连天子都敢欺负。郑本为王朝大臣，却有如诸侯；周本为天下各国的大家长，却沦为一个可怜的小国。
第三，诸侯失控，造成分裂割据，几百年混战。
第四，纲常倒转，各国内部，卿大夫专了诸侯的政，陪臣专了卿大夫的政，继承危机不断。
这种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乱”，天下大乱。
《左传》就是讲“乱”，其书两载辛伯谏周桓公语，道破天机：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闵公二年）
这些问题，其实不自东周始，西周就已露头。孔子认为，西周盛世是因为道德好，家管得好，东周衰败是因为道德坏，家乱了套，这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是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大国把小家撑破了。地缘关系大发展，家和国已经分离，家是家，国是国，必须有另一套管法。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八、秦汉大一统的意义
秦皇汉武的大一统有三条：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只有第三条打了折扣。
西周，天下有很多国家，重要一点，大约有三十三个国家（《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春秋，主要有十三个国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除周，列有十三个国家：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战国，主要有七个国家（《史记·六国年表》，除周，列有七个国家：秦、魏、韩、赵、楚、燕、齐），五百五十年的战争打下来，最后只剩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秦国。
孔子做周公之梦，他想不到，最后收拾天下的，竟会是这个国家。孟子也想不到，这个统一天下的国家是个以人头求功名（“尚首功”）的虎狼之国。
敌人是最好的继承人。
孔夫子和秦始皇是一组对立的符号。他们象征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曾恶斗过一回。汉武帝继承秦始皇，王莽继承孔夫子，他们又恶斗过一回。最后，光武中兴，重建汉朝，老百姓，还得折腾一回。释之入、道之兴，是又一场恶斗。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长达四百四十一年。
恶斗是恶补。
这是一场大变革，好像火山爆发，伴随大地震，喷完了，震完了，余震不断。制度的调适，总是反反复复，一定要折腾多少回，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也不可能一次到位。
（一）秦始皇的大一统，目标是三个大一统，但只完成了一半。
读历史，很有趣，经常充满悖论。周和秦，一个姬姓，一个嬴姓，一个是西方土著，一个是东方移民（商代的老移民），根本不是一家人，但周、秦却有不解之缘。西周时代，它们是老邻居。西周灭亡，周平王搬到洛阳，是由秦襄公护送，陕西的烂摊子是交给秦，让秦去收拾。秦的地盘是继承周，秦的文化和制度也是继承周。它是从陕西出发，沿着周人东进的路线，再一次统一中国。
我们都知道，周人的祖先是陕西土著，他们夺取天下，是把周公的后代封在曲阜。孔子复兴西周的理想就是寄托在周公身上。曲阜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那是孔子故里，却很少注意，周公封鲁前，那可是嬴姓的祖庭。你要知道，秦人的老家，原来就在这个地方。秦始皇挺进东方，最迷的就是山东半岛。他回山东，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秦才是西周的继承人。秦对西周的继承，文字最明显。假如你学过小篆，你会有一种体会，西周铭文比战国文字还好认，为什么好认？因为两者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关注点是头，是西周制度的辉煌，其实尾也一样重要，周之衰，秦之兴，周秦异同在哪里，太重要。我们还该写《周秦制度论》。
秦代周，秦始皇的心里有三个大一统：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
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行，这些举措，两千年有目共睹，谁也推不倒抹不掉。这是他的第一个大一统。[陈寅恪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把秦并天下说成儒家的功劳：“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制，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下册所附陈氏的《审查报告三》。]
第二个大一统，结果是失败的。“焚书坑儒”，是汉代的骂人话。“焚书”是禁民间私藏六艺诸子之书，“坑儒”是活埋了四百六十个读书人。这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前者是因知识分子内讧（周青臣和淳于越吵架）而引起，后者是因查办挟款逃跑、妖言惑众的燕齐方士而引起，并不都是针对儒生。现在，大家很能联想，说秦始皇从骨子里就仇视知识分子，所以迫害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其实，知识分子，他何尝不喜欢。秦并天下，山东的读书人，儒生也好，方士也好，都往陕西跑，利之所在，禄之所在，趋之若鹜。他把山东的读书人请到咸阳宫，让他们共襄盛举兴太平，非常礼遇，和汉武帝并无不同。问题是，他从六国之乱刚刚走出，最怕乱。当时人都认为，“百家争鸣”是天下大乱之一象，不像现在的学术史，以为“学术的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当时，光是知识分子争宠就很难办。周青臣和淳于越打起来，谁容得下谁？你让知识分子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局面更乱（他们比政治家心眼小）。这种局面，秦始皇也不知该怎么办，让李斯处理。李斯原本就是读书人，因而也最会收拾读书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天下初定，统一思想最重要，与其让他们乱说乱动，不如让他们不说不动。冲突乃是始料不及。
秦始皇的第三个大一统，是统一宗教。他立过二百二十七个国家级的坛庙，古人叫祠畤，想把六国人民的信仰统一起来，但只做了一半。
这三个大一统，当时还很脆弱。秦始皇不放心，每两三年就要出去转一圈，像老虎巡视山林，当时叫“巡狩封禅”。最后，他是死在路上。想到他，你就会想到一个词，累。他这一辈子，很累很累。
（二）秦始皇没有做完的事，汉武帝接着做，他完成了三个大一统。
汉代，老百姓饱受战祸之苦（楚汉战争之苦），渴望休养生息，黄老流行过一阵儿。等大家缓过劲儿来，才想到搜书和整齐学术，把知识分子的“乱”收拾一下，让这种“乱”处于可控状态。
汉承秦制，在制度上还是秦始皇的一套，不用恶补。恶补是另外两个大一统。
汉武帝独尊儒术，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是满足知识分子的需要；兴立祠畤，老百姓交各种祠畤管，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前者是统一学术，后者是统一宗教，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
当时，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
秦始皇是个出气筒。
先秦学术，我们觉得特辉煌，汉代人可不这么看。班固说，“战国从（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 艺文志》）。他是把“诸子之言”，视同诸侯力政，认为秦的“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是这种局面逼出来的。李斯禁书有句话，叫“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 秦始皇本纪》），“一尊”是什么？是政府规定的说法。秦始皇禁书，让知识分子以吏为师，只学法律，只学抄文件，大家都是刀笔吏，大家都是刑名师爷，以为这样，就能息天下争。这个办法太笨。汉武帝鬼得很，他的“一尊”是孔子，不是真实领导，而是虚拟领导。愚民，抬死人，压活人，用虚拟领导代替真实领导（真实领导都活不长），效果更好。知识分子怎么愚？得靠“精神领袖”。以前群龙无首，现在就立个首。王莽集团的崛起，就是乘了这个势。它是更聪明的“焚书坑儒”，类似清代的“寓禁于征”，好像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导。从此，中国学术才有了大一统的格局。（冯友兰也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宪国之君主。君主固‘万世一系’，然其治国之政策，固常随其内阁改变也。”见他的《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489页。）
汉武帝兴立祠畤，数倍于前。汉成帝时，达到六百八十三所，汉哀帝时，达到七百多所。这是继承秦始皇。秦始皇的二百二十七个祠畤，只是把各国的祠畤捏在一起，主次不分明，有点杂乱无章。汉武帝不一样，他把首都长安的亳忌太一坛（祭太一）立为中心，有如太一，而以甘泉泰畤（祭太一）、汾阴后土祠（祭后土）和雍五畤（祭五帝）环绕之，有如三一，统领天下诸祠。
这是一种国家宗教，宗教大一统。
（三）王莽废除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
史家都说，王莽是个“大坏蛋”。他背骂名，虚伪、杀人、拿活人做解剖，还不是主要原因。历史上的坏蛋，大家都这么骂。大家骂王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是外戚，乱了汉家的正统。
中国的强臣僭主，挟天子以令诸侯，都爱假扮周公（曹操也如此）。其实，撇开道德评价，要讲秦汉大一统，这个人也很关键。
王莽是儒生，以古为新，很矛盾。他的新朝，其实是个复古的朝。
秦汉时期的创新，每次都引起儒家的反动。
儒家反对新制度，总是拿西周封建和周公之礼说事。主旋律不改，但每次都有变奏。
大家说，王莽是个迷信书本、充满幻想的人，没错。但他也有他的实际考虑。
汉武帝，骨子里是秦始皇，跟秦始皇一样，活得很累很累。那么大的国土，他也是两三年一圈。况且，他还活得特别长（在位五十四年），真把天下折腾苦了。他死后，大家又想起秦始皇，哪儿哪儿都像。儒生，原来不敢讲，现在都说，他的礼，制度不合，方位不合，处处不合儒经。
西汉晚期，武帝旧礼，时罢时复，时复时罢，最后，还是王莽出来，把它彻底废了。从此，祭不出郊，要祭，也是在家门口摆几个坛，像北京六坛那样，不知省了多少钱。皇帝省事，大臣省事，老百姓也可以喘口气，
中国古代的郊祀，本来是小郊祀。汉武帝的地盘太大，为了控制领土，他的郊祀是大郊祀。王莽把大郊祀改成小郊祀，意义很大。后世都是小郊祀，这是他的遗产。
王莽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影响很大。大在哪里？主要是他把官方宗教和民间宗教分了开来。天地祖宗，皇帝亲祭，跟老百姓无关；天下山川，派员致祭，也跟老百姓无关。
汉武帝的宗教政策是“计划经济，一统即死”，王莽把它废了，一风吹，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小商品经济，放开就是，黄老之术，听其自生自灭。但废了也有废了的问题。这事闹到东汉，留下后遗症。中国的上层，皇上、儒生倒是高兴了，但老百姓的信仰没人管。国家不管，人家自己管。所以我们看到，东汉时期，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有个借术立教的高潮。
然后，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场恶补，是把小教纳入大教。释之入，道之兴，就是乘虚而入，填补这个空白。佛教、道教是大教，对整合宗教有意义。但中国即使有了大教，也是二教并立，下面有各种小教，所有教都在官僚化的学者和学者化的官僚（即所谓“儒教”）控制之下。中国的宗教大一统是个打了折扣的大一统。
汉以后，中国的局面是什么？
我们有国家大一统，有学术大一统，但没有宗教大一统。我国的宗教，一直是多元化的格局，和西方正好相反。（西方，十八世纪，苦于宗教大一统和国家四分五裂，曾艳羡中国，用中国的这两条批判他们的宗教专制和国家封建；十九世纪，随着“西风压倒东风”，他们又掉过头来批中国，重返古典虚构，即上面说的“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论。其实，分裂和统一，在历史上一直是互为表里，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苦恼，既不能以东西分，也不能以善恶分。此不可不察也。）
大一统当然专制。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过去，专制可是个硬道理，硬到让你绝望。
无可奈何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反对？而且一代一代，总是有人反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只有理解历史的漫长、宏大、沉重和压迫感，你才能理解文学的力量。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有“大一统”，就有挑战“大一统”。
知识分子喜欢做梦。知其不可而为之，做梦；知其不可而逃之，也做梦。孔子有周公之梦，庄生有蝴蝶梦，隐遁山林，找个桃花源，也是很多人的梦。做梦只是表示不满，不满他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满才会找出路。但梦不是出路。
政治家不做梦，大众不做梦，他们一旦不满，就会付诸行动，行动都很暴烈，让知识分子害怕，但这世间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这些人办出来的。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古典对立。历史上，围绕孔夫子和秦始皇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
秦始皇，是政治上的胜利者，精神上的失败者。孔夫子，是政治上的失败者，精神上的胜利者。它们是一对有趣的符号。
秦始皇，从“千古一帝”到“千古罪人”，他本人想不到。孔夫子从“丧家狗”到“大成至圣先师”，他本人也想不到。
历史上，围绕这组符号，有很多争论，一直争到现在。
这是一份精神上的遗产。
说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一点我想说明，政治家和老百姓，不读书的人，或读书不多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世界。
知识分子，上有天，下有地。天是领导，地是群众，它是夹在中间。阮籍说，他是裤裆里的虱子。裤裆就是领导和群众。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拿钱就得听喝，教育部就是我们的老板。
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等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
我们要知道，“大一统”的“统”是统治者的“统”。统治者控制人民，头一条就是控制知识分子的大脑。学术大一统，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大脑统一起来，统一到尊孔-读经-做官这条道上来。文官考试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很灵。只要上了这条道，就不会犯上作乱。这是一个精神世界。
还有一个精神世界是老百姓的精神世界。我们要知道，宗教多元化，同样是为了控制老百姓。只要不造反，你爱信什么信什么。
其实，这两条都是为了防止造反。
古人说，“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书· 泰誓下》。《泰誓》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古人常引这话（如《贞观政要》卷三）]，国君对我好，我拿他当国君，国君对我坏，我拿他当死敌。这是中国的传统。
古人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的《王制》、《哀公》。这话两见于《荀子》，据说是孔子听什么前辈讲，不是魏徵的发明。），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把船托起来，也可以把它翻个个儿。这也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老百姓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这条大船，历史上，每个朝代，都载一次，又覆一次。载舟是民，覆舟也是民。古代贵民，就是承认老百姓有这个力量。“贵”从“怕”生，既怕没有水，船就划不动，又怕水涨船高，最后把船给翻了。孔子如此，孟子如此，他们都怕老百姓。这不叫“民主”，这叫“怕民主”。[民主制的对立面是贵族制。古典意义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非贵族，反贵族。学者说，孔子、孟子是倡民主，秦始皇是反民主，根本不对。孔子、孟子都是平民，他们反而热衷贵族制。秦始皇大力摧毁的是贵族社会（注意：是贵族社会，而不是贵族王权），他反而是贵族出身。]
统治者都害怕民主。
罗马统治者说，老百姓需要什么？就两条，一是面包，二是娱乐。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宗教。老百姓，没饭吃，会造反；有苦没处诉，会造反；有劲儿没处使，也会造反。
面包、娱乐和宗教是消解革命的好办法。罗马皇帝后来信了基督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是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有相似性，但儒学不同于佛教和基督教，它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跟大众信仰无关。）有了基督教，才算齐活。但他们，皇帝信教，是为了安抚老百姓。我们崇儒，是为了安抚知识分子。
统治者的本事，全在消化造反。
知识分子，即使贵为“四民”之首，只要不当官，也还是属于“民”。更不用说被仕途抛弃的知识分子。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愚民”，但“愚民”的“民”也包括知识分子。
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野史，很有道理。我有一个建议，经常跟汉学家讲，你们要想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吗？读小说比读古书更直截了当。小说是我的“四书五经”。我读小说，不光当文学读，还当思想读。
小说的奥妙，是它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小说，传统分三大类：英雄（属“讲史类”）、儿女（属“人情类”）、神怪（也叫“神魔类”）。这个分类最好。它对中国的大一统，特别是精神的大一统，有很好的回答。
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清代有两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除《儒林外史》，都可归入这三大类。
这六本书是中国小说的经典，不可不读。
《三国演义》：主题类型是“英雄”。“英雄”一词，出自《太公》、《三略》（古代的阴谋书），三国那阵儿最流行。当时，“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英雄”是什么人？政治家，阴谋诡计一大套，能掐。老百姓拿《三国演义》当兵法，跟诸葛亮学智慧，也是学掐。说起“英雄”，我们要注意，这个词跟乱世直接有关，专门指的就是乱世英雄。乱世英雄，前因是“大一统”，后果也是“大一统”。破坏“大一统”，再造“大一统”，离了“英雄”不行。这书，开头是“桃园结义”，结尾是“三分归一统”。“一统”是司马氏的天下，三家全白掐。这书，讲忠义，关老爷是道德榜样，但好人不得好报。关羽被害，张飞被害，诸葛亮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作者同情的蜀汉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个结尾好。
《水浒传》：主题类型也是“英雄”。这是另一类英雄，草莽英雄。“逼上梁山”，分两种人：上等人，宋江为代表；下等人，李逵为代表。无论上下，层次都比《三国》低。他们一块儿造反，想法不一样。林冲夜奔，“手提着杀人刀，走一步，哭嚎啕”，“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是不得已。宋江上山，也是不得已。他们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语）。李逵造反，打打杀杀，没有目标，就是帮宋大哥夺了鸟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宋江倒是有目标，“杀人放火受招安”，最后是招安。他们喝了朝廷的毒酒，下场很惨。英雄，越是含冤抱恨，百姓越心疼。这个结尾也好。
《西游记》：主题类型是“神怪”。我说过，“神怪”类型的小说是中国古代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李零《当代〈封神榜〉--机器人与人机器》，收入他的《放虎归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3-61页）。虽然这书，“幻”则有之，“科”则全无。孙悟空的自由精神，我印象太深，一生都抹不掉，但这种精神只在开头。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书，也就前五回有劲，后面特没劲。这也是个先造反后招安的故事，虎头蛇尾，主要讲蛇尾。孙悟空，“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特能捣乱，特能破坏，“大闹天宫”，痛快。但这只是铺垫。“西天取经”才是重头戏，绝大部分是娱乐，近乎科幻的娱乐，好像抻长的电视剧，八十一回，回回差不多。结尾也庸俗，孙悟空给唐僧当保镖，最后封了个“斗战胜佛”。当年他造反，是造玉皇大帝的反，不是造如来佛的反，但谁把他压在五行山下？那可是如来。如来很鬼，懂得转移法，你不是要打打杀杀吗？好，咱们给你找个地方。擒妖打鬼，九九八十一难，一路打打杀杀，正好释放他的暴力倾向。孙悟空，自从西天取经，前后判若两猴，鞍前马后，好像一条狗。这种结局，是造反者的宿命，和《水浒》差不多。
《金瓶梅》：主题类型是“儿女”。“儿女”是男女关系。男女关系，场景有二，一是家庭，二是妓院，有皮肉烂淫，有儿女情长。这也是一大类型。此书写一男三女，先宣淫，再戒淫，寓戒于宣，这是个讲故事的套子。很多言情小说都有这个套子。学者说，这叫世情小说，不叫色情小说，甚至下定义，床上描写，如果删掉，不影响情节发展，叫世情小说；影响，叫色情小说。我不这么看。色情、爱情，都是人情，都是世情，彼此不是水火关系。此书既写色情，也写世情，其实是一部败家史。中国人写家，总是阴盛阳衰，纲常倒转，男人败在女人和小孩的手里。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儒林外史》：专写读书人的命运，在中国小说中是自成一类。读书人，“自古华山一条路”，唯一出路是当官。马二先生说，拆字、算命、教馆、作幕，都不是正路。不应试，不当官，没有出路。吴敬梓笔下，儒林枝头，没几个好鸟。好人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王冕不当官，靠什么生活，一是卖卜测字，二是画画。他有个预言，自从有了八股取士，“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后面的故事，就是讲知识分子倒霉。结尾，“四大高士”，都是市井中人，琴、棋、书、画各一位。它的开头结尾都是赞美隐士。隐士精神，上承《论语·微子》，源远流长，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人文幻想”。我也有这种幻想，幻想有个上不仰领导鼻息，下不阿群众所好，四壁图书的“星级监狱”。他批判的不仅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而且是学术大一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了不起。（阅读此书，可与《野叟曝言》比较。后书是正统儒家和迂腐书生的狂想曲。）
《红楼梦》：主题类型也是“儿女”，和《金瓶梅》一样，也讲败家史。但讲法不同，色情、爱情、人情、世情，啥都有，但主要不是色情。他借用了《金瓶梅》的概念，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最后是“悟空”。但这只是个讲故事的俗套，并无深义，当时的言情小说，几乎都这么讲。（浦安迪讲明代“四大奇书”，特别强调“色空”，尤其是孙悟空对“空”的超越，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明代小说的一个套子。参看：[美]浦安迪《明代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贾宝玉，生于女人堆，长于女人堆，是个出类拔萃的“败家子”，以贾政的观点看，当然是“败家子”。贾府，外面是男人当家，里面是女人当家，阴盛阳衰，二爷的脾气是这么惯出来的。（中国的末代皇帝，也都是这么惯出来的。）他喜欢弱女子，讨厌臭男人，男人的“正路”，他根本看不起。这是对“家”的叛逆。越剧《红楼梦》有段唱词，我喜欢。“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撒珠泪葬落花。”他喜欢林妹妹，林妹妹也不合群。他们都是“家”的叛徒。这书，结局是什么？只能是宝玉出走，离开这个“家”。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写“家”，滴水见太阳。《金瓶梅》的“家”写什么？《红楼梦》的“家”写什么？它写的是咱们这个中国，咱们这个大家呀。它象征着明清社会，中国这个大家，大厦将倾，无可奈何。
中国的众生相，从男到女，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从经济、政治到宗教、文化，小说无所不包。中国近代文学，巴金的《家》，钱锺书的《围城》，很多小说，还有这个灵魂的影子。
病，有小病，有大病，有绝症。人患绝症，无药可医，总不会坐着等死。病笃才会乱投医。西药不灵，他会吃中药；中医不行，他会求巫医。病人总是在这三者间转磨磨。政治家也往往如此，传统不灵，他会求现代，资本主义不灵，他会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灵，他会再求传统，也是转磨磨。谁都以为，世上一定有包治百病的药，没准藏在哪里。
其实，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药，根本就没有。
上述小说，大部分都无解，结尾很无奈。终极关怀，难免无奈，这是小说的深刻处。
“大一统”是个几千年的大发明，是个几千年都搬不动的大石头。体系严密，有利也有弊，中国人该如何面对？
这是最重要的思想史。
读小说，你会发现，中国人很滑，中国人也很活，让你又恨又爱。
我对中国人是爱恨交织。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
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谢选骏指出：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两次大一统——不过那不是“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而秦两汉与元清明。至于西周的天子封建，那不过类似唐朝的天可汗（唐太宗）天皇（唐高宗）君临，随后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五代十国北宋南宋。那么为何，李零会把秦两汉与元清明这个“中国历史上两次大一统”误认为“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显然，这是因为他缺乏“三期中国文明”的基本观念，因而无力梳理全部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