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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

谢选骏:丘吉尔是个老牌的纳粹分子


网文《温斯顿·丘吉尔》报道: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英文: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演说家、作家、记者,第61、63届英国首相(1940年-1945年,1951年-1955年)。

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5年投军,并以记者身份参加过西班牙镇压古巴革命及英国侵略印度的战争和英布战争。1900年以后,曾连续当选为自由党或保守党议员,历任殖民、海军、财政和国防大臣等职,因承担加利波利战役失利的责任而改授闲职。希特勒在德国当政后,他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反对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重任海军大臣,次年担任首相,组建联合内阁,领导英国人民对德作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立即发表声明援助苏联。同时还极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1945年败选辞职,1946年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的序幕。1951年重新当选首相,1955年退休。1965年,丘吉尔因病在伦敦逝世。

丘吉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还是英国重要的历史学家,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曾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丘吉尔还是历史上掌握英语单词数量最多的人之一(12万多个),一度被新闻媒体评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但其涉及到种族主义的言行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


早年经历

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时30分,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一译温斯顿·列奥波德·斯宾塞·丘吉尔,英文: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诞生于英国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布伦海姆宫。他的祖上约翰·丘吉尔因在“光荣革命”中支持威廉三世,且又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中作为军队总司令取得胜利而于1702年被安妮女王封为马尔巴罗公爵(Duke of Malborough)。马尔巴罗家族在19世纪英国20个王室以外的公爵家族中名列第10。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是保守党“樱草会”(保守党中的一个派系,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创办人,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百万富翁、《纽约时报》股东之一的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

丘吉尔是一个早产儿,由于父亲忙于政治而母亲又沉湎于交际之中,他在少年时代很少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只与保姆结下了深厚的亲情。

1881年,7岁的丘吉尔被送入圣乔治贵族子弟寄宿学校读书,丘吉尔生性好动,喜欢冒险,读书“疏懒”,是学校中最顽皮、最贪吃、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因此经常遭到老师的体罚,后来不得不转学到汤姆逊学校。在学习生涯中,他尤其不喜欢数学和拉丁文,但对历史和古典文学有兴趣,特别喜欢军事。从小就崇拜法国的拿破仑和自己的祖先约翰·丘吉尔,渴望能象他们那样去开创一番事业。

1888年,丘吉尔进入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哈罗公学就读,但是成绩依然不佳,虽然丘吉尔的学习成绩不好,可是他后来之所以成功,关键取决于他的综合素质,伦道夫·丘吉尔于是决定在儿子毕业后将他送到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3年8月,经过三次考试,丘吉尔终于考进该校的骑兵专业学习。 他的理想是“只要什么地方打仗”,就去参军“一旦仗打好了,就要搞政治”。

1895年,在政坛上不得志的伦道夫·丘吉尔早逝。2月,丘吉尔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第4骠骑兵团任中尉。10月,刚刚当上中尉的丘吉尔利用假期和朋友一起到古巴亲身体验了西班牙和古巴当地人民起义的战争。由于其父亲的关系,丘吉尔被英国情报部门看中,要他负责收集西班牙军队所使用的枪弹的情报。《每日纪事报》也聘请他为随军记者,为该报发稿。11月,历经了战火,身怀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的丘吉尔回到英国,古巴之旅使丘吉尔爱上写作和记者的生活。

1896年,丘吉尔随第4骠骑兵团调往印度。一年后印度北部部落爆发了反抗英军的武装起义,得知消息后丘吉尔立即请了假,以《加尔各答先驱报》和《每日电讯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英国的军事行动,他在向两张报纸所发出的稿件的基础上再加入自己收集到的其他资料,写出了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1898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相继出版了小说《萨伏罗拉》、有关英国军队镇压苏丹人民战争的《河上的战争》。

在印度的两年,给丘吉尔后来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一个记者,他感到自己的知识的贫乏,在两年中,他读了成箱的书籍,特别喜欢阅读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以及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写的著作,后来他能够成为一个在很多问题上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同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

1899年9月,已经辞去军职的丘吉尔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采访英布战争。在随英军士兵行进途中被后成为南非总理的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所俘虏,丘吉尔虽然是随军记者,但是因其携带武器并参加战斗,布尔人拒绝释放他。12月,丘吉尔极为大胆地独自一人越狱成功,在当地一个英国侨民的帮助下逃到了洛伦索-马贵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英国领事馆。这一事件使得他在英国的名声大噪。1900年3月,又经历了几次战斗的丘吉尔终于回到英国,受到奥尔德选区人民的欢迎,“出征的英雄回来了”。

初入政坛

通过越狱事件而闻名全国的丘吉尔决定抓住机会,从此踏入政坛。1900年10月,代表英国保守党参选的丘吉尔顺利当选议员,并在多次有关死里逃生的讲演中赚了一万英镑,从此开始了长达61年的政治生涯。这期间,丘吉尔在政治上扮演了激进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角色,他一再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抨击保守党政府的多项政策,批评政府在英布战争中的政策,并坚持反对政府的扩军计划,在成功阻挡政府的扩军提案在下议院通过后,丘吉尔又在贸易问题上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他公开表示反对保守党某项领袖的贸易壁垒政策,坚持维护自由贸易原则,这使得他与保守党彻底决裂。

1904年,由于不同意保守党的保护关税政策,丘吉尔自称“独立的保守党人”,并最终于1905年1月被保守党取消了党员资格。几个月后,丘吉尔以自由党候选人竞选曼彻斯特议席获胜,此后在自由党政府中晋升迅速。

1906年,自由党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上台,丘吉尔获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在任内最重要的成就是推动南非取得自治地位。1908年,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首相上台,丘吉尔被任命为商务大臣,正式进入内阁。任内推动了强制性工人失业和伤残保险,并阻挠海军增加财政预算。9月2日,丘吉尔与出生贵族却家境贫寒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尔结婚,爱德华七世国王向这对新人赠送了一根刻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手杖。

一战前后

1910年,丘吉尔出任内政大臣,当时年仅35岁。在内政部,他在监狱改革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当面对工人游行罢工时采取的毫不手软的态度而遭到指责,最著名的一次行动是发生在1911年1月他下令军警镇压罢工和游行活动,即“塞德奈街杀戮事件”。当警方得知有一伙东欧无政府主义者抢劫了一家珠宝店后,丘吉尔亲自到达现场指挥包围行动,调动了大炮、军队进行镇压。

1911年10月25日,丘吉尔与麦肯纳交换职务,转任海军大臣。当时,德国的力量迅速膨胀,威胁了英帝国的霸权地位。1912年1月,他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此外,丘吉尔使海军拨款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命令海军作战部队处于常年戒备状态;将军舰的燃料由煤改为石油。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1日,丘吉尔在收到“德国已经对俄国宣战”的电讯后,自行下达海军总动员令,第二天才得到内阁追认。

战争初期,由于丘吉尔指挥不当,英军连连受挫。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围城战中,他派了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去阻止德军,但为时已晚,德军攻入该城,英国旅反而被困荷兰。该事件在公众中造成极坏印象,指责他冲动鲁莽。

为了打破英法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和德军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丘吉尔提出一套新的作战计划,主张派一支强大的舰队进入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攻占加利波利半岛,迫使奥斯曼帝国屈服,以其从后侧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为此,数十万英国军队自1915年2月起陆续远渡重洋来到加里波利半岛,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精税部队伤亡巨大(参见词条加利波利战役)。丘吉尔遭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攻击,1915年5月,决定要与保守党人共组联合政府的阿斯奎斯首相免除了丘吉尔海军大臣的职务,派他出任新成立的联合政府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当内阁战争指导委员会改组时,被排挤在政治圈之外的丘吉尔决定辞职,赶赴法国前线担任苏格兰皇家火枪营指挥官,亲自参加战争。

1916年5月,丘吉尔卸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营长,并放弃了中校军衔,回到议会。9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成立,次年1月该委员会发表报告,为丘吉尔重新在政坛崛起提供了契机。

1917年7月,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宣布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丘吉尔在军需大臣任内推动了多项对今后战争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发明,包括坦克、飞机和化学毒气。在丘吉尔的提议下,英国迅速扩大了坦克的生产规模,推动飞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就连他本人也学会了开飞机。

1918年11月英国举行一战后的首次大选,选后丘吉尔在内阁内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项职务。他开始对英国军队进行调整,并且主张积极干预俄国内战。极度仇视苏俄的丘吉尔称布尔什维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鼓吹对苏俄进行联合武装干涉。他亲自策划向俄国白卫军及波兰军队提供大量军援,并说道:“战胜了世界的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直到1950年,他还在为没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掐死在摇篮里”而惋惜。当时,苏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称丘吉尔“是苏俄的最大仇敌”。

1921年,丘吉尔转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兼任空军大臣,开始与爱尔兰新芬党谈判。在各方努力下,英国最终允许爱尔兰成为英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

1922年,大选举行,自由党惨败,丘吉尔本人也在自己的选区中意外失利,丢掉了内阁大臣的官职。在1923年的选举中,丘吉尔在下院补选中竞选西莱斯特席位,再度落败,工党则获得胜利,组建了第一个工党政府。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的势力已经开始衰败,很难再成为政坛上可以与保守党抗衡的政治势力,于是他逐渐疏远自由党,转而向保守党靠拢。在此期间,丘吉尔利用两年闲暇时间,他撰写了5卷战争回忆录《世界危机》。

1924年3月的补选中,丘吉尔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席位,提出自由党等其他所有反对党都应该向实力较强的保守党靠拢。最后选举结果丘吉尔还是以43票之差落败。同年夏,刚刚成立了9个月的工党政府倒台,丘吉尔代表保守党参选,以19843票的高票赢得埃平选区的席位,并被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丘吉尔完成了回归保守党的旅程,但许多保守党人仍对他不信任。任财政大臣期间,丘吉尔恢复了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削减了防务经费,尤其是海军预算。

这一时期,殖民地解放运动和英国国内工人运动蓬勃高涨。1926年,英国职工总会因矿工薪资问题宣布举行全国大罢工。丘吉尔在罢工中采取强硬立场,公开咒骂罢工工人是“民族的敌人”,还建议用机关枪驱散罢工矿工。因印刷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中,报纸无法出版,丘吉尔下令由政府发行《英国公报》,宣传政府的政策。工党指责他不仅是保守,简直是反动。

1929年5月,英国再度举行大选,这次选举中丘吉尔本人虽然险胜,但是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下野,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重新执政,丘吉尔辞去一切官职。身在影子内阁的丘吉尔主张对爱尔兰及中东阿拉伯地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进行镇压。他同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发生严重分歧,先是围绕自由贸易问题,后是关于印度自治问题。当鲍德温支持工党政府关于印度宪法改革的建议、甘地被释放并出席伦敦会议时,丘吉尔称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1931年1月退出了保守党影子内阁。从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没有出任过政府要职,处在“政治上的荒漠状态”或“在野岁月”,而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写作,包括已经在连载中的《世界危机》以及《我的早年生活》,还有一本关于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约翰·丘吉尔的传记——《马尔巴罗的生平与时代》(4卷)。

此外他还访问美国,拜访美国各界人士和政治领袖。1931年12月,在丘吉尔的第二次美国之行中他遭遇车祸,内脏严重出血,不过幸好治愈得当,住院8天后就出院。

自1929年离开政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丘吉尔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荒漠状态”。

反对绥靖

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正在成型,其侵略扩张行为构成了对英国霸权地位的严重威胁。而一战后的英国长期迷漫着和平主义的气氛,从政党领袖到平民都认为一战后将再也不会有残酷的战争并主张裁军。丘吉尔是议会中极少数对德意法西斯崛起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他具有比较远大的战略头脑,主张对德意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因此,他在当时是英国政界一致公认的对德强硬派的领袖。

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初,丘吉尔就从德国毁约扩军的种种迹象中意识到德国的目标是要控制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英德矛盾无法调和。丘吉尔在他的一系列演说中,特别是在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报告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战略路线。丘吉尔认为,英国四百多年来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和挫败欧洲大陆上的军事霸主”。现在“由一小撮扬扬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的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准备发动一场要使欧洲“德意志化”的战争。丘吉尔认为,拯救英国的战略应是实行“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这就是在国内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对外则“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者”。丘吉尔强调,“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为了共同对敌,丘吉尔主张化宿敌为盟友,调整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关系,与苏联结成反纳粹的“大联盟”。早在1934年7月,丘吉尔便对苏联驻英大使伊万·麦斯基表示:“现在我是德国的敌人,我要保护英帝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但是希特勒德国不仅成胁着我们英国人,而且也威胁着你们俄国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我们为什么不以共同的势力来粉碎它呢?”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英国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绥靖主义占上风,因此自1937年5月阿瑟·尼维尔·张伯伦上台执政后,绥靖政策便正式成为英国外交的基本国策而加以全面推行。后来,丘吉尔回忆道:“我在那时的影响已降到零。”但是他仍在议会内外大声疾呼,敦促政府争取时间加紧重整军备,并一再抨击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他还鼓励盟友法国加强军事势力,而不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张伯伦政府表示出软弱立场,丘吉尔对此大为不满。他指出,如果“坐待事态的演变”,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那么“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向对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他还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响应3月18日苏联政府关于举行国际会议,商讨共同对付希特勒的建议,指出“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除此之外,丘吉尔到处发表演说,揭露战争的危险。他的这些演说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出书,在英国社会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亲自访问慕尼黑,与希特勒商讨苏台德问题(参见词条慕尼黑会议)。在谈判中,希特勒明确提出要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张伯伦表示同意,在得到法国的首肯后,两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使于9月20日拜会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极力游说他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得知消息的丘吉尔于9月21日向新闻界发表了有关捷克危机的声明,指出如果在纳粹的军事威胁下屈服,不仅不会给英法带来安全与和平,反而会使两个国家处境更危险,“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换得安全实属误见。”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当张伯伦侈谈“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时,丘吉尔对这个协定进行了谴责,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遇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指出这是“一次欧洲最大的灾祸”,“这不过是算帐的开始,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他的发言引起一片抗议之声,但丘吉尔还是在嘘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讲。由于其反对绥靖政策的立场,丘吉尔还曾一度遭到自己选区的保守党党部弹劾动议,最终以3比2的信任票保住自己的议席。

1939年3月,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出兵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时,丘吉尔进一步呼吁政府加强战备,并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他在议会辩论中一再指出,“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如果现在“拒绝和丢掉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之中”。英、法、苏三国莫斯科谈判(参见词条英法苏莫斯科谈判(1939))开始后,丘吉尔不断批评英法政府的消极态度,力促英法政府根据平等的条件同苏联“订立最广泛的协定”。

战时首相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战争爆发数小时后,张伯伦召见丘吉尔,邀请他加入战时内阁,重新任海军大臣。由于战事进展不顺利,下院议员们在1940年5月对张伯伦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案,将矛头指向张伯伦。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英法政府宣而不战,西线出现了“静坐战”。英国政府中有些人主张同德国议和。丘吉尔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与纳粹德国议和,无异于向德国投降,他主张“把战争打到底,消灭希特勒,彻底粉碎纳粹主义”。同时,他领导下的海军,在大西洋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认真的战斗。但由海军部发动的援助挪威的行动却遭遇失败,最后挪威陷落,英法部队被困(参见词条挪威战役)。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调兵西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和法国发动突然袭击。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下台,当天下午6时,乔治六世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邀请艾德礼等其他政党领导人入阁,并获得各方的支持。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各党联合政府,而是团结在丘吉尔周围的“举国一致内阁”。丘吉尔在危机中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5月13日,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下议院最终以381票对0票的绝对优势表明了对丘吉尔政府的支持。

正在此时,希特勒发动的“闪电战”席卷了荷兰、比利时,占领了欧洲大陆各沿海口岸城市,前线战局急转直下,5月底,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国远征军,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在短短的8天中,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周围一小块地区的盟军奇迹般地撤出33万多人,政府号召英国沿海居民利用自己的小艇救援在海峡对岸的士兵,连海军部的军官们也亲自加入救援行列。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但是也提醒“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之后丘吉尔就发表了大概是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讲话:“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断然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领导英国人民进行保卫英伦三岛的战斗。

为了改变孤军作战的困境,丘吉尔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采取一切措施努力争取同盟者,首先大力争取美苏两国的支持和参加。上任后,丘吉尔首先访问法国,他惊讶地得知法国即将投降,但是他向法国领导人表明,即使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1940年6月13日,丘吉尔第五次访问法国,他希望游说法国政府继续作战,但是很明显的法国政府已经决定投降。6月22日,法国投降,丘吉尔支持夏尔·戴高乐将军在伦敦成立了法国民族委员会。8月,在丘吉尔的提议下,经过两国艰苦的磋商,以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美国最终同意向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英国则以租赁的形式将其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交给美国。9月7日到11月3日,德军以每晚平均200架飞机的数量连续57天对伦敦进行轰炸,仅头两天就造成800多人死亡。这期间丘吉尔几乎每周都亲自到被炸现场视察。虽然丘吉尔不止一次地在被炸毁的房屋现场流下热泪,但是他依然以钢铁般的意志继续带领人民战斗。

丘吉尔以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帮助英国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支援物资,希特勒决定无限期推延登陆计划,不列颠空战以英国的胜利告终。12月8日,英国的美元储备已经枯竭,45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已经用于订购所有美国愿意提供的武器军火。于是丘吉尔亲自写信给罗斯福,坦率地表明英国的资金短缺,但是依然希望美国能够帮助英国:“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产,使得我们用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装备以防不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罗斯福收到该信后提出以“租赁”的形式将武器弹药支援英国,两个月后,租赁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在罗斯福12月30日的著名讲话中,称“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立即表示英国将同苏联联合对德作战,在当天晚上发表广播讲话说“最近二十五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始终不渝地反对共产主义了,凡过去我说过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想收回。但是,在此刻正在展开的景象面前,所有这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了……俄国所受到的威胁,也就是我国和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我们当然要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7月12日,英苏两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8月,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纽芬兰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苏德战争爆发不到两个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初步形成,丘吉尔对此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战过程中,丘吉尔作为同盟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出席了苏、美、英三国领袖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以及中英美领袖举行的开罗会议等,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并确定了战后的“雅尔塔体系”。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宣告,英国已经赢得了对德战争的胜利。

胜利与悲剧

丘吉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英国的霸权利益。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展,当德、意、日法西斯的覆灭已成定局,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他反苏、反共、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立场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同苏联及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突出。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他曾这样描绘:“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丘吉尔一直没有放弃反苏反共的立场。当战局不明朗时,他妄图假手法西斯削弱苏联,当战局趋于明朗,丘吉尔又担心战后苏联的强大。他再三拖延在法国开辟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战场,力图把战争的重担更久地压到苏联身上,尽可能地削弱苏联的力量。为了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恢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丘吉尔竭力主张在所谓“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即巴尔干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并支持在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等国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向斯大林提出了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同时,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了他在战争结束前的政策和策略:“第一,苏俄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的阵线来阻止苏俄向前推进。”他甚至命令军事顾问研究紧接着第二次大战,进行对苏战争的可能性。后来,丘吉尔坦白地说:“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的时候,我就发电报给蒙哥马利,盼他集中收藏好德军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发给同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

丘吉尔极力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绝不允许其它国家染指英国的殖民地。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提出的关于由联合国托管英国殖民地的计划使丘吉尔暴跳如雷。他宣布,只要他当一天首相,就决不会放弃“哪怕是一小块不列颠土地”。在希腊内战中,他派军队支持希腊的流亡政府。

1945年初,丘吉尔提出的政治纲领同英国人民的情绪背道而驰。7月,大战还没有最后结束,战时内阁解散,丘吉尔辞职参加新一轮的大选。英国大选时,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正在举行波茨坦会议,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国听取选举结果,会议决定暂停几天。信心满满的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原本认为凭借丘吉尔在战争中的功劳定能顺利当选的保守党,却在大选中惨败,丘吉尔本人虽然当选议员,但是保守党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在艾德礼的带领下却赢得393席,得以组阁。当丘吉尔得知失败的结果后,坐在那里呆若木鸡。对于在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被赶下台,丘吉尔无法理解。他后来引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开启铁幕

下台后的丘吉尔并未退出政治舞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统治英国、“是能够对付俄国的唯一的人”。丘吉尔宣布,他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继续领导保守党。下野后,丘吉尔经常发表一些连保守党人也不喜欢的演说,多次去国外旅行,写了许多文章,余暇时间画画、看赛马。在此期间,丘吉尔还专心致力于6卷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编写,该书在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齐。在野期间,他还撰写了历史书《英语民族史》。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访问美国时,由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陪同,在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他鼓吹美英联合,共同对付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叫嚷不能对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采取绥靖政策”(参见词条铁幕演说)。在当时,这篇演讲被媒体猛烈抨击,因为此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还未破裂,很多人把丘吉尔看成战争贩子。但后来的研究认为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同时,丘吉尔还致力于西欧联合。1946年秋,他来到日内瓦湖边休息。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主张。他说,为了拯救欧洲必须“重建欧洲大家庭”,建立“一种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在丘吉尔的筹划中,统一的欧洲不仅是英国的反苏堡垒,同时也是处理同美国关系的后盾。1948年5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讨论欧洲统一问题的会议上,丘吉尔被推为名誉主席。

为了加强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他在1948年的保守党年会上全面阐述了“三环外交”政策,提出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第二环是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丘吉尔认为,“一旦它们连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的结合足以推倒它们”。而英国“则是在这三环的每一环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丘吉尔反对美国扩大战争和进行核讹诈。

再登辉煌

在1951年的大选中,保守党重夺政权,77岁的丘吉尔再度出任首相。在第二任期间,丘吉尔基本上保持了工党政府的部分企业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防务领域,英国试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把英美同盟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1954年10月,丘吉尔促成了《伦敦-巴黎协定》的签订,使西德加入北约;同年9月,英国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随后又加入“中央条约组织”。但他也未能阻止英帝国的殖民政治和霸权地位土崩瓦解的趋势。在他任内,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发展。

1953年,丘吉尔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嘉德勋章,自此称“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 KG)”。据说伊丽莎白二世还有意封他为伦敦公爵,以表彰其为英国所做出的贡献。但最终丘吉尔接受了其子伦道夫的建议(如果丘吉尔接受爵位,那么在他死后继承公爵的伦道夫将进入上议院,丧失成为下议院议员的资格),拒绝了伦敦公爵的封号。获得嘉德勋章后,丘吉尔被称为“Sir Winston Churchill, KG”12月10日,丘吉尔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4年11月30日,丘吉尔80岁华诞,议会两院在西敏寺为他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1955年4月5日,丘吉尔因健康原因而辞职。当他走出唐宁街10号首相府官邸时他吸着雪茄,打出有名的“V”手势向群众致意,然后就坐上汽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离去。

1959年11月,丘吉尔继承了“下院之父”的称号。1960年,剑桥大学设立丘吉尔学院,以纪念丘吉尔。

因病逝世

晚年的丘吉尔,对于自己终生为之效力的事业仍然念念不忘。1963年4月9日,在接受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时,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在世界上扮演默然听命和次要角色的见解。”“谁也别想永远低估我们的精力、潜力和恒久不衰的力量。”可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却是无可挽回的。丘吉尔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曾取得过很多成就,但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1965年1月初,丘吉尔因患感冒而卧床不起,15日因脑溢血而昏迷。同月24日,丘吉尔与世长辞,享年91岁。英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丘吉尔的灵柩在西敏寺停放,供民众吊唁,之后被火车运到他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布雷顿教堂公墓中,与父母合葬。

为政举措坚持抗争

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在纳粹德国势力急剧膨胀、战争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不断提醒政府和公众注意英国国防实力有被德国超过的危险,反对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谴责《慕尼黑协定》,主张加强军备,建立以英法联盟为核心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德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海军大臣。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击西欧当日,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保守党下院领袖,迅即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投降后,在英国孤军奋战的危难时刻,丘吉尔以其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领导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不列颠空战中击败德国空军,迫使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放弃进攻英国的企图,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和解放欧洲的反攻基地。他强调保卫海上交通线,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借助美国的实力重返欧洲大陆,彻底击败轴心国。1940年9月批准以英国部署在西半球的海空军基地交换美国50艘驱逐舰的协议。12月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增加援助,并促成美国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1月派遣三军参谋部代表与美国军方会谈,制定“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即宣布援助苏联;7月12日与苏联达成军事协定,规定在战争中联合行动,不与德国单独谈判和媾和。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对日宣战。

二战期间,丘吉尔多次与美、苏首脑会晤,制定联盟战略,达成一系列协议。1941年8月与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确定两国共同对德政策和战争目标。12月至次年1月与罗斯福举行华盛顿会议,决定建立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协调两国战略、共同使用两国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与美、苏领导人有重大分歧。1943年1月与罗斯福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反对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主张加强地中海攻势,进军意大利。1943年11月与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举行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11月与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议,决定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并就战后欧洲秩序的安排和国际组织的建立进行讨论,签署《德黑兰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1945年2月与罗斯福、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就分区占领德国、对德实施管制、波兰的边界划分和政府的组成、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等问题达成协议。7月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和斯大林举行波茨坦会议。

外交方针

在二战中,丘吉尔力主与美国结成特殊关系,战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反苏反共,并设计了“三环外交”。其对外政策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影响。

英联邦和大英帝国是“三环外交”政策的第一环,也是英国保持大国实力的倚重力量。因而丘吉尔政府对待英联邦及殖民地方面,采取积极措施,试图确保英国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力图使英帝国平稳地向英联邦实现过渡。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实际上主要是指英美特殊关系)是“三环外交”中的第二环,也是它的基石。因此,保守党政府是十分重视英美关系的,在对美政策方面,英国基本上都配合了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需要,但是这并不代表英国就事事顺应美国,它在加强英美关系的同时,还是积极充分发挥了自己外交影响力,试图使美国的策略更加符合自身的利益需要。“三环外交”中的最后一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丘吉尔政府在此时的欧洲政策上面临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开始和德国重新武装两大问题。英国虽然支持欧洲的联合,但是它却不希望加入欧洲联合中去,而是希望在外部予以支持,以世界性大国的姿态与之发生联系。在面对欧洲防务一体化和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上,英国虽然不愿加入欧洲防务一体化,但还是始终关注并最终促成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成功。“三环外交”对战后英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平时期的丘吉尔政府沿着这条外交策略展开外交活动,试图以此来挽救英国的衰落,保住其原有的大国地位。纵观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活动,其外交政策虽然未能阻止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史学思想

丘吉尔是最后一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辉格史学倡导者。在青年时期,丘吉尔就确定了信念,认为英国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不断实现帝国梦想的进程。这种信念影响着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和历史创作。丘吉尔的史学思想和散文风格深受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英格兰史》的影响。他对社会史和经济史没有什么兴趣,一直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军事的,是伟人推动其向前的。

历史评价

英国

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战争期间这样评论他:“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他选了一个人作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视为该评论家极为推崇的谦恭、正直、博爱,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质的死敌,还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赫赫有名却不受信任的倡导者、待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记者、一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中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此人便是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的语言是因其自身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达手段。它有一种大胆、厚重、顾为统一、易于辩识的节奏,使它像所有独特的风格一样,容易为人(包括他自己)所戏仿。

丘吉尔是日渐减少的真正笃信一种明确的世界秩序者之一:对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渴望赋予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以生命和力量。

英国政治人物、第55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任伦敦市长时曾说:“丘吉尔对科学的热情及支持很少被人讨论,但却是他传奇一生的重要部分。无论过去或现在,作为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都是科学史上的最大盟友。”但在约翰逊自己撰写的关于丘吉尔的传记中,他又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解释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希特勒的决定,认为丘吉尔“把全部家当押在一匹被称为反纳粹主义的马上……他的押注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外国

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连丘吉尔在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人们称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伟大事业的伟大先锋,也是一位历史的伟大缔造者”。

二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后来的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说:“在战争中,丘吉尔作为领导者是强势、好战和富有鼓动力的。他多数的问题都来自于战争的执行过程,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和我常常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在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能完全一致时,我们的友谊却从未因此而被冲淡。”

美国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丘吉尔逝世后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致悼词说:“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在这里集会,哀悼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公民。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逝世了。这位曾领导许多国家、指挥千军万马、激励人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把新的勇气注入人们心田的声音沉默了。我们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充满雄辩与机智、勇气与抗争、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的演说了。我们的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贫乏,政治对话受到了削弱,鼓舞大众的滚滚政治洪流变成引涓涓细水。天上出现了一片空寂。”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丘吉尔盛赞不已,他认为丘吉尔有着坚强的人格品质、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的人生信念以及超出常人的胆识谋略,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人物荣誉头衔、职务

从1929年到1965年,连续36年担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校监。

1941年至去世为止,丘吉尔一直出任五港总督,该职乃属名誉性质。同样在1941年,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委任丘吉尔为“女皇陛下加拿大枢密院”的顾问官,使他同时是加拿大和英国枢密院的成员。还两度荣登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1953年,凭《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取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因为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类价值的光辉演说。”

丘吉尔在1955年退休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伉俪特地亲临唐宁街与丘吉尔夫妇共进晚餐,自他以后,只有哈罗德·威尔逊曾享同样的殊荣。虽然丘吉尔退任首相,但他则保留下议院议席至1964年7月。此外他又在1959年取得“下院之父”的名衔,以突显他在下院服务时间最长的资历。

1956年4月,丘吉尔访问联邦德国,因其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贡献而被授予“查理曼奖”。

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予丘吉尔“美利坚合众国荣誉公民”称号,由丘吉尔的儿子和孙子到美国代为出席颁赠仪式。由此,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位正式获得此殊荣的外国人(迄今只有7人)。

丘吉尔至今仍被英国人看作是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在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个人名言

历史对我不错,因为都是我写的。 

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样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缚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即便伦敦化为灰烬,也比沦为德国奴隶强多少倍!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胜利一定会到来!

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习惯与爱好

“胜利”手势

据说,比利时宣传家Victor De Lavalay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寻找一个能代表人民抵抗纳粹占领的象征物,突发奇想,使用了字母“V”。它既是他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又代表了英文的Victory(胜利)、弗莱芒语的Vrijheid(胜利)和法语的Victoire(胜利)。这一手势迅速传开,尤其丘吉尔在公众场合频繁使用这个手势,使其象征意义得以确立并流传下来。在整个20世纪40和50年代,这一手势的意义只有一个,即“胜利”。

嗜抽雪茄

丘吉尔特别爱抽雪茄烟,每天最少要抽上10根。因此,他的食指和中指如果不是在摆出“V”字,那就常会夹着一支雪茄烟。丘吉尔一生抽过的雪茄烟,据说有3000公斤。加拿大摄影师优素福·卡什在1941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而拍摄的一张丘吉尔知名的照片《愤怒的丘吉尔》(又名《The Roaring Lion》)。这张照片摄于丘吉尔在渥太华向加拿大议会发表关于二战的演讲后。丘吉尔原本叼着雪茄,但卡什认为那一形象难以体现丘吉尔的勇猛和斗志,于是突然上前,在说“对不起”的同时一把夺下雪茄。被卡什惹恼的丘吉尔怒目而视,左手叉腰,即将发火。卡什抓住这一瞬间,按下快门。就这样,一幅名作诞生。这张作品记录下丘吉尔意欲发怒时的威严神情,被认为是丘吉尔肖像中“最有性格”的一张。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传递出丘吉尔坚定与纳粹作战到底的勇气。照片很快被许多报刊争相发表,还被多国印制成邮票发行。曾登上《生活》杂志封面,成为20世纪人像摄影的经典之作。

长寿诀窍

丘吉尔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发育比一般人晚,两岁多才学会说话,发音不准还有些口吃,三岁的时候,连说“妈妈”“爸爸”都很吃力。他早年体质弱,晚年健康状况更差,六十七岁时被诊断为动脉硬化和轻度非典型心绞痛。从遗传角度讲,丘吉尔家族并没有长寿基因,上溯七代没有一个活过90岁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体质上不占任何优势的人,竟能活到91岁。究其原因,首先要归功于他有众多健康的爱好,这些爱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的生命力。丘吉尔的兴趣相当广泛,除了政治外,还有军事、音乐、美术、文学等,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早年,丘吉尔对军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要当军官。为此,他在课余参加了学校的特别陆军班,很快就学会并迷上了击剑、游泳、骑术,尤其是击剑,他曾获校际击剑比赛的银牌。作为画家,他开过个人画展;作为记者、作家,他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甚为畅销,并荣获了195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还酷爱宠物,家中养有牛、羊、猪、天鹅等动物,他甚至还养过一头豹子。活在爱好中,成了丘吉尔的生活方式。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自己的爱好里,从而分解了工作上压力,陶冶了情操,增强了体质。

丘吉尔还喜欢锻炼身体,他的诸多爱好中有不少是属于体育项目。丘吉尔早年就读于哈罗公学,在学习之余虽喜欢游泳,但很少和同学们一起去游,往往独自一人在学校游泳池内游,一游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丘吉尔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又喜欢上了划船,并且爱上了骑马,迷上了与骑马相关的打猎和打马球,经常在业余时间练习马术,马术也成为他期终考试各项成绩中最好的一项。在军校毕业后,丘吉尔成为骑兵军官,因为没有作战任务,他就整天练习骑马,闲暇时打打马球,身体也因此好多了。二战期间,丘吉尔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和工作压力,但由于早年锻炼的铺垫,他不仅早就过了医生预测他活不过的四十五岁,还领导英国人民最终成功击退了德军的疯狂进攻。二战以后,丘吉尔迷恋开车,晚年还参加砌墙体力劳动,一天可砌三百块砖,这些都有益于他的健康。

丘吉尔一生注意劳逸结合,很善于休息。二战期间,德国对伦敦实施了长时间的疯狂轰炸,这段时间是丘吉尔一生中最忙,也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时期。对英国大为不利的战争进程让整个英国忧心忡忡,日理万机的丘吉尔的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每天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那段日子,为了躲避德国的疯狂空袭,丘吉尔只能呆在地下室指挥英国军队作战。为了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丘吉尔拿起织针泰然自若地织起毛衣来,士兵们看到自己的首相用粗大的手指捏着细长的织针,一本正经地织毛衣,都快忍不住要笑出来了。丘吉尔则无视士兵的反应,安然地织毛衣,听汇报,下达各种指令,神情悠闲,心情淡定。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位将军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丘吉尔说:“首相,我觉得织毛衣这种事您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因为德国飞机时常光顾这里,也因为您忙着指挥成千上万的军队啊!”丘吉尔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我的身心必须得到有效的休息。所以,我正在进行自我调节。织毛衣让我心情惬意,让我的大脑得到休息,并时刻保持冷静与清醒的意识,避免我因冲动发出错误的指令。”丘吉尔就是靠着这些独特有效的休息方式减轻了巨大的压力,带领英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战结束后的六年时间里,丘吉尔致力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紧张写作之余,他依然热衷于编织毛衣,以助于行文构思。曾经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的秘诀,他笑着说:“如果有地方坐,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地方躺着,我绝不坐着。”这些重视休息的方法,使丘吉尔毕生精力充沛,至八九十岁高龄依然头脑清醒、思维敏捷。

创新意识

丘吉尔早年曾经在脑海中勾画着制造一种新型陆军机车,这与后来试验成功的坦克不谋而合,加之丘吉尔在军需大臣任内推动了坦克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他有“坦克之父”的称呼。此外,丘吉尔还喜欢飞行,可惜他缺乏空间感,在一次训练中,飞行出了事故,他本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他的教官却伤势严重。


谢选骏指出:“反法西斯战争”是个语无伦次,因为苏联是比法西斯还要残暴的红色法西斯!另一方面,丘吉尔也是个纳粹分子——他和希特勒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年龄较大、出道较早,却是一个比希特勒更为现行的殖民主义分子。希特勒想要奴役别人、着手屠杀犹太人,丘吉尔们却一直在奴役别人、屠杀完了原住民——丘吉尔集团和希特勒集团的斗争,只是两个纳粹团伙之间的斗争。丘吉尔是老牌的纳粹分子,希特勒是新生的纳粹分子——丘吉尔打败了希特勒却失去了大英帝国,英国的损失其实要比德国还大。——这是丘吉尔坚持抗战到底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的吧?这就是他的失算了。当然,话说回来,英国就是对德国妥协了,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因为大英帝国已经接近帝国死亡的三百年大限(从1688年的革命算起)了。当然,这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丘吉尔们还没有如此深刻的眼光和领悟。


(《谢选骏全集》第245卷导论)

谢选骏:中国重回油灯时代

《西方记者辛苦耕耘六十年 一夜回到“毛时代”》(2023-08-19 美国之音)报道:


林培瑞评论文章:在毛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点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说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头脑灵,能“倒着读”官方媒体,归纳出一些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在合肥附近抢救13名煤矿工人”,拉达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发生过可怕的大规模矿山灾难。拉达尼从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学者的情况与记者差不多,只能远距离看中国。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跟傅高义(Ezra Vogel)念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访问过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难民,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访问录抽出来的。这方法虽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别的办法好。商人进不去中国,极少数的游客能进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欧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么几个,美国没有。美国60年代派了三个人到月球,到中国是零。


邓小平改革开放,西方看中国视野更宽广


毛死以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许多西方媒体派记者到北京。能报道的还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视野也比以前广阔多了。综合性的书开始出现。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中文名叫包德甫,出了他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杰伊·马修斯和琳达·马修斯(Jay and Linda Mathews)夫妻俩,一位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合编了他们的“十亿:一篇中国编年史”(One Billion: A China Chronicle)。对西方读者而言,要是说毛时代是吃小摊子,那现在是进了超级市场。


能进中国的学者也比以前多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测验,高级访谈都有可能。六四屠杀之后有几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后半部和00年代又恢复了,局面也进入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正常”。西方学者和记者掌握了中共的规则,也学会了怎么对付。


但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较平稳的互相认可被打断了。外国记者能行动的空间被压缩了,中国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到了2020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被赶走。疫情之后,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和学者比十几年以前少多了。结果有点像毛时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写稿子,常常只好在海外进行。


习治下,一切回到毛时代?


因此记者和学者都开始问:绕了一个大圈子了吗?花甲一轮,六十年以后是否回到了毛时代的状况?


问题问得好,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没有回到60年代。不管是今天的外国记者还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六十年代绝然不同。


先说记者吧。60年代的西方记者(把拉达尼放在一边做例外)不会中文,完全依靠口头与书面的翻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限于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种“通商口岸”传下来的“欧亚”文化。现在的记者不同,很多基本上会说过关的普通话,也愿意打听中国底层和偏僻地方的社会经验。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和张彦(Ian Johnson)是明显的例子。何伟2001年出版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非常朴素和真实地描写了四川涪陵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张彦最近的一本书叫“星火:中国民间历史学家为未来而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深入记载了艾晓明、江雪、谭合成、唯色和其他几位民间历史学家在官方的压制和阻扰下坚持发现和表明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这两个记者还有别的著作,深度都比60年代西方记者的书有天地之别。持有这种水平的作者,不管以后能否进中国,不可能回到毛时代的那种洋人记者的天真。毛时代有一部分记者被“共产香格里拉”的理想吸引住了,专门写海市蜃楼,不写实际。这些人今天还有他们的继承者,例如加拿大的贝淡宁(Daniel Bell),但主流学者不买账,这与60年代很不同。


毛习时代民间意识大不同


再说中国社会六十年来的变化。习近平想做毛泽东根本做不成。他没有毛的聪明,也没有他的魅力。但更关键的区别是毛统治的社会与今日的社会很不同。在60年代,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能认识顶多几十个人,有看法的话,根本没办法知道有多少别人有同样的看法。“集体”“主流”“国家”都怎么想,他只能听“领导”说。但今天,有了网络,一个人能够跟无数人有联系,知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独裁者,毛与习,他们的目标没变:希望控制民间的思想。毛的独家宣传很有效,很多老百姓真把它信了。但在习时代,信息的来源多,老百姓的想法五花八门,也包括调侃。独裁者照旧想统一民间思想,但民间能敷衍,能装信。


举个例子来说明毛时代和习时代民间意识的不同。1970年3月5日,北京的小学和中学老师带了一批一批的年轻学生到北京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让他们目睹枪毙过程。那天后脑勺吃子弹的是27 岁的遇罗克,他的过错是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57年后,2023年6月15日,也是在同样的工人体育场,阿根廷与澳大利亚的足球队进行国际比赛。突然有一位中国球迷,十八岁,跑到球场上热情地拥抱了阿根廷球星梅西(Lionel Messi)。公安人员出来想抓,小伙子奔跑规避,公安跟着,一时追不上。这插曲本身挺好玩儿,但我想指出来的是观众的反应。全体欢呼鼓掌,支持小伙子,一会儿又齐声叫“牛逼!”这种反应在毛时代做梦也见不到。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对中国的将来乐观。老百姓能运转的空间比毛时代多是事实。但习近平所追求的(而毛没有的)科技极权主义也是可怕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无法重回毛时代。


网民嚎叫:


鬼见愁 今天 04:40

duoguoyimin这厮能办百万个国家的护照,可拿中共国共匪头目圣地中南海嫖娼特别通行证,自由出入并隐藏身份嫖中共国国母,

heihei 今天 01:07

69护照、移民办理:可办理全新身份和原国籍无关联,隐藏身份财产保护人身安全,黑户、体制内也可办理。微信:duoguoyimin

jinpingxi 2023年08月19日 22:0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改革开放这几十年,老百姓真正了解和体会了什么才是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大家都愿意接受,但要是开倒车,尤其是影响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等民怨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家都在等这一天。

lary 2023年08月19日 20:37

换句话说,西方对于中国的物质援助并非一无所获,有些东西是回不去的。


谢选骏指出:林培瑞,高加索人,是个“中国的半通”,半瓶子水摇得响,六四屠杀之后他把方励之藏入汽车后备箱里,带进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之后,离开中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林培瑞的主要言论之一就是《我对中国的年轻人感到失望,除了韩寒》(05/23/2010)——

南都周刊: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时代周刊》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您怎么看?

林培瑞: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韩寒跟政府有“默契”吗?韩寒损政府的那么多方面,包括敏感问题(比如最近的福建三网民事件),点击率又那么高,难以置信官方会欢迎甚至跟他建立“默契”。假设说有默契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五毛党”出来批评韩寒,批评《时代周刊》给韩寒提名最有影响力的人?要是有人跟政府有这种“默契”,那我觉得应该说是“新左派”。刘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就有不少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新左派的声音,有些问题上刘禾自己的声音也属于这种“新左”的声音。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如果现在世界各国突然消失了,那么中国就将一直退化下去,废除外语、废除科学、废除一切现代知识……重回油灯时代。因为对于华人最感兴趣的“升官发财”来说,油灯时代的一切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当然,皇帝的陵墓里可能会装上电灯,但老百姓家里就不必了,省得天天上网翻墙。除非,华人社会改掉“官本位”的毛病。不过我看,连台港澳海外华人社会都不能改,何况中国大陆的“封建社会”。


谢选骏:抽象就是歪曲


《人类大脑是何时进化出抽象能力的?》(2012-11-06 双语对照)报道:


人类大脑是何时进化出抽象能力的?或许史前的壁画艺术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拉斯科洞窟的毕加索:人类大脑如何进化,史前艺术告诉你——


阿尔塔米拉洞穴的野牛,绘于25000年前


“是什么使人类成为人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曾是一名文科生,你可能不加犹豫地回答道:“人性。”可能你还会说得更详细一点,引用评论家霍尔丹?麦克福尔(Haldane McFall)的话:“史前人不懂艺术,也就比荒野上的野兽强那么一点。”


好的,这种观点让你觉得自命不凡,但是这种回答对吗?不尽然。通过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对洞窟绘画、雕刻和其他史前艺术的研究,古生物学家倾向认为,表达自我能力的提升促进了现代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表现各类事物的符号可能预示着语言的起源。用木炭、富含铁的赭石、动物的碎骨和尿作画,意味着史前人明白怎样的材料结合能形成具有新特性的物质。设想十万年后在南非海岸的一个洞窟,人们发现油漆存储在鲍鱼壳里——做这事的前提是创新和规划。


袋鼠、野狗、龟以及一些装饰性的圆点,澳大利亚纳玛吉国家公园,绘于40000年前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纠结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艺术创作,才使人类产生了人性的。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认为德国霍伦斯泰因的斯塔德尔洞窟发现的3万年前“狮子人”雕像( Lion Man of Hohlenstein Stadel,右图)证实了他的理论,即4万年前的一场基因突变导致我们的祖先心智忽然进步发展(智人已经存在20万年,但是显然他们大多数时间没创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作品。)然而,1991年,南非挖掘出的77000年前的珠子和红色赭石的雕刻碎片颠覆了克莱因的假设。这一发现意味着象征性思维的出现比我们想象得要早——甚至在那时现代人的形体已经形成。发掘出的古老人工制品,推翻了改变游戏规则的基因突变设想。2012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柯蒂斯?马里恩(Curtis Marean)对史密斯森协会(联合国博物馆)艾琳?韦曼(Erin Wayman)阐述传统智慧时说:“一直影响现代人类行为和形成现代人独特性的传统智慧,这些在早期人类身上就已出现。”


好像那时的人类已经具备抽象能力。今天可以说,抽象图像无处不在,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的墙壁到我们智能手机上图标。可是如何通过史前艺术来理解这种抽象能力?拉斯科洞窟(Lascaux)、内尔哈(Nerja)、肖维(Chauvet)洞窟的画像看起来远非高度写实主义。有种解释简单地认为,当人类刚出现时,我们祖先没有时间或技能描绘牛马。神经科学研究者怀疑,旧石器时代的抽象画可能真的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过程。


拉斯科洞穴的大角鹿,画面下方有一排圆点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脑与认知中心主任,也是《会讲故事的大脑:一位神经科学家探求是什么让我们有了人性》(The Tell-Tale Brain: A Neuroscientist's Quest for What Makes Us Human )一书的作者威斯?拉马钱德兰(VS Ramachandran)是这个理论的主要支持者。拉马钱德兰概述了审美的十条基本原则,只有它们能让我们大脑视觉皮层神经兴奋和愉悦。其中一条提到峰值移动(peak shift),他说:“我们发现故意变形的刺激物比刺激物本身更让人兴奋。”1950年科学家尼科·丁伯根(Niko Tinbergen)首次发现峰值移动。他注意到海鸥幼雏敲打母亲的嘴喙,以求母亲给它们喂反刍的鱼,丁伯根想知道鸟喙为什么产生这种反应。他给银鸥幼雏展示末端画着一个红点的木棍,就像成年海鸥的喙端。幼雏啄击的很快。接着,他给那个木棍添上二个红点,木棍再次出现在幼雏面前时,幼雏啄击地更加急切。实验结果显示海欧幼雏对刺激物的反应增强,源于刺激的红点增多。丁伯根称这种反应为“峰值移动”(因为所有高峰值啄击都发生在刺激物发生变化以后。)


拉马钱德兰洞察到了幼雏兴奋啄击与早期人类描绘周围世界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的祖先也天生对夸大的刺激物反应更强烈,那么意味着这种倾向也能在他们的艺术中找到。果然,在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洞穴壁画中,我们的祖先大部分着重于描绘动物:野牛的细腿托着健硕的身体,犀牛长着巨大的犀角,笨重的熊有着非常大的下巴。人类的表现形式简明扼要。1908年在奥地利发现了11厘米高的维纶多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雕像,表现的是25000年前的女性:下垂的乳房,肚子凸起,女性生殖器突出。她没有胳膊或面部特征,因为它们对表现女人的生育能力无足轻重。更古老的一个雕像——费尔斯洞穴的维纳斯( Venus of Hohle Fels),她几乎没有头和四肢,通过宽臀和精心雕刻的骨盆带来表现她的性感,生育和丰满。


费尔斯洞穴的维纳斯


人类学家仍然在争论这些雕像的意图,它们是宗教符咒,艺术品,儿童玩具,还是史前人的色情作品?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认为性感的雕像“象征着希望群体有很好的营养”;用神经科学来解释,拉马钱德兰推测那是我们早期祖先希望健康、顺利生产的标志。他们生活在冰河时代末期,要面对可怕的冬天和食物匮乏。肥胖的妇女或孕妇雕像,会让他们的大脑充满快乐和关注,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今日心理学》上的一篇乔纳·莱勒(Jonah Lehrer)关于峰值移动的文章,记述了这样一项研究,受试者看卡通漫画比照片更容易认出像理查德·尼克松那样的名人。大脑对面部识别的这部分叫梭状回(fusiform gyrus),它擅于解读事物的特质并进行区分,尤其是比实际表现稍微变形的对象。莱勒把尼克松实验和富于想像的抽像画家毕加索联系起来,毕加索画的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肖像(portrait of Gertrude Stein)通过谨慎的抽象处理来强化真实感。莱勒书里引用立体派艺术大师的话:“艺术是用谎言来揭示真理”。


洞穴艺术显露出了史前世界的一些真相:野牛肉让晚餐变得丰盛;女人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生育能力;狮子的脑袋和血盆大口引人注目。(它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祖先是冷酷的猎人——最不能让人忘怀的是一些洞窟描画的动物,包括洞熊、野牛、爱尔兰麋鹿和披毛犀,可能是我们的祖先使它们灭绝的。)


但峰值移动并不能完全解释阿尔塔米拉(Altamira)和拉斯科洞穴一些动物图像上覆盖着奇怪的图案——不规则网格点、线和没明显参考点的网格。我们可以参考透视法以及基本形状、色彩的排列关系。也许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些刺激物好看、愉悦是因为一看到它们神经元就变得兴奋。但是研究人员对另一种理论着迷,他们认为洞窟壁画并不都是抽象图案,而是如实描述洞窟艺术家深刻的幻觉。


法国肖维洞穴的马与犀牛,绘于30000年前


2007年,伦敦精神病学家多米尼克·H·福奇(Dominic H. Fftche)用他的新发明做实验。把发光二极管附着在护目镜上,向受试者发出闪光,制造一种“白噪声”,阻止受试者看清任何东西。视神经在缺乏视觉线索情况下,大脑中的神经噪声变大,原本不存在的信息产生了,形成幻觉。即使他们闭上眼,也能看到闪光的点、线和交叉的影线——就像那些欧洲洞窟动物画上的图案一样。


19世纪人们对南非的一些丛林部落进行的访问与上述实验产生了某种联系。200年前,丛林中的布须曼人在德拉肯斯堡山脉的墙上装饰了类似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发现的的抽象画。部落成员向访问者解释,部落艺术家作画之前,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他们的故事引人深思,旧石器时代洞穴所有的点、线和条纹是洞穴人在缺乏光线的情况下对视觉画面的捕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前时代最抽象的图像,可能需要的抽象思维最少。


阿根廷的圣塔科鲁兹洞穴,绘于9000至13000年前


洞窟壁画是艺术作品还是一件神经科学的工艺品?我们早期的祖先凭直觉归纳了视觉规则,创造性地运用视觉美,让我们为他们杰作啧啧称赞。不知为何,毕加索在《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脸上画出粗重的线条,让她的长鼻子和畸形的眼睛使人着迷。同样,不论史前艺术家想表达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


几乎世界各地每个地方的洞窟艺术,包含一个最后标记:手的形状。同样,时间已经模糊了它们的含义。他们是艺术家的署名?还是与石壁交流思想的萨满仪式的一部分?也许五个手指的图像仅仅标志着“到此一游。”今天,因为祖先的绘画,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过,而且他们的心智与我们很像。


谢选骏指出:抽象其实就是歪曲,抽象能力就是歪曲能力——歪曲导致了创造,还是创造导致了歪曲?不论谁导致了谁,这都超出了“真实世界”的范围,是催眠状态的产物,是梦境,是歪曲,绝不是为唯物主义所说的“反映”,因为人不是镜子。


谢选骏:蚁王维多利亚用血友病消灭了欧洲君主制度

 

《欧洲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与她九个子女的恶劣关系》(戈德里克山谷)报道: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位足有64年,她开创了独属于她的“维多利亚时代”。她一生共生育了九个子女,一个成为英国国王,四个成为其他王国的王后。她的外孙一辈有德国皇帝,也有俄国沙皇的皇后;重孙辈现在还有人坐在王座上。


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女们终身都在学习如何行为得体,尽管只有一个人可以继承王位,但所有人都必须为此作准备。他们要学习社交、举办舞会,以及所有王室成员必备的礼仪训练。他们将来要会见其他国家的王室,所以有着高强度的语言训练。


长女维多利亚公主:腓特烈皇后

维多利亚公主的长子就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前西班牙王后索菲亚之外曾祖父);

一个女儿索菲公主是希腊王后(今西班牙王后索菲亚之祖母)

维多利亚公主昵称维姬,她非常聪明。她在父亲的指示下,一岁半就开始学习法语。维姬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她很小的时候就会说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读莎士比亚。


维姬十七岁出嫁到普鲁士的时候,她的父母为分别而伤心。维多利亚公主的长子威廉二世出生时因为难产导致手臂不一样长,这给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怀孕期间她的母亲就曾写信告诉她,听说女儿怀孕简直是个极其可怕的消息。


长子爱德华七世:英国国王(1901~1910)娶了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大女儿亚历山德拉公主为妻,有3女2子;他们的二儿子是后来英王乔治五世,女儿莫德公主是挪威王后。

与优秀的姐姐相比,爱德华是个不爱学习的纨绔子弟,在牛津毕不了业,让教师很伤脑筋。他从小就让父母失望,维多利亚女王讨厌他的长相,谈及儿子就满怀厌恶。爱德华不认为自己会继承王位,因为他的姐姐比自己聪明得多,也更得父母宠爱。


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在安排爱德华与丹麦公主的政治联姻时竭力想淡化政治目的,将年轻人爱情的表象展现给公众。可爱德华早年与军妓有染,这深深得罪了他的父母,气得他父亲病入膏肓。这桩轰动一时的丑闻使得爱德华被拒之政治之外许多年,甚至动荡了王室。阿尔伯特亲王冒雨和儿子交涉此事感染了风寒,不久去世。维多利亚女王认为丈夫是被爱德华气死的,因此对其大为不满,余生都不愿见他。爱德华出于对父亲的内疚,于是向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求婚。


亚历山德拉漂亮而善良,但不是很聪明,对很考验智力的东西都不敏感。参加婚礼的女王一身丧服,守在亡夫的半身像旁边,对儿子爱答不理。女王安排儿子儿媳住在离白金汉宫不远的地方,连媳妇的生理周期都要了如指掌,控制欲很强。


爱德华与丹麦公主结婚后并不忠于妻子,几次卷入桃色官司,但是他对妻儿还算体贴。爱德华的长子艾伯特天生智力有缺陷,在剑桥学不会任何东西,在军队也无法理解和服从命令。但即使是这样他本能却很强,纵欲过度甚至产生同性恋倾向。爱德华只好为艾伯特找个妻子,希望在妻子管束下能恢复正常。结果还没结婚艾伯特就去世了,未婚妻只好嫁给艾伯特的弟弟乔治五世。


爱德华有许许多多的毛病,但他却没有吸烟的恶习。


爱丽丝公主:黑森和莱茵大公夫人嫁给黑森和莱茵河畔大公路德维希四世,有5女2子;他们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公主的一个女儿路易丝后来成为瑞典王后;

另一个女儿是英国菲利普亲王的母亲;小女儿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另一个女儿伊莲妮公主嫁给爱丽丝公主姐姐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娶了爱丽丝公主弟弟阿尔弗雷德王子的女儿。

爱丽丝公主小时候非常叛逆,被她的母亲称为“家里的魔王”。父亲去世后,姐姐已经嫁人,爱丽丝成了家里最大的公主,不得不担负起已故父亲的角色。维多利亚沉浸在丧夫之痛中,国家的运转陷入僵局,爱丽丝公主便充当起中间人,联结女王和朝臣。过度劳累让她得了厌食症。


父亲在世时,曾给爱丽丝安排过嫁给德国王子路易斯·汉斯的婚事。为了尊重丈夫的遗愿,维多利亚女王老大不高兴地在丈夫去世六个月后安排爱丽丝公主结婚,据说婚礼沉闷的像个葬礼。爱丽丝生育后用母乳哺养婴儿,反而被维多利亚斥为母牛,并将农场里一头奶牛称为“爱丽丝公主”。


爱丽丝公主反对女王安排的海伦娜公主嫁给克里斯蒂安王子,母女俩的战端开始了。爱丽丝致力于护理和医学,对妇产科有兴趣。她甚至在现代护理业之母南丁格尔的建议下在德国建立组织改革医护行业。


阿尔弗雷德王子: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娶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唯一的女儿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大公,有5女1子;他们的长女玛丽公主是罗马尼亚的王后,外孙是罗马尼亚的卡罗尔一世,外曾孙是末代罗马尼亚国王迈克尔一世;长外孙女罗马尼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是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王后;次外孙女罗马尼亚的玛丽公主是南斯拉夫王后。


这位王子比他的哥哥聪明,有抱负。因为怕他被哥哥带坏,父母将其与爱德华王子分开。阿尔弗雷德王子在海军的时候和年轻女士有了不正当关系,这气坏了他母亲。女王不肯原谅阿尔弗雷德,母子关系变得糟糕。这位王子也是风流韵事不断。他曾遭遇过暗杀,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但是没有很严重的伤害。维多利亚女王得知后毫不同情。


海伦娜公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克里斯蒂安王子的王妃

海伦娜公主与克里斯蒂安王子一共育有六名子女,但只有四名子女活至成年;两个儿子都未婚无后代,一个女儿未婚无后代,一个女儿离异无后代

维多利亚女王认为海伦娜公主是五位公主中最不好看的,女王自己又矮又胖,却斥责海伦娜公主没能好好控制体重。但是女王把海伦娜嫁给贫穷的克里斯蒂安王子,以此求得夫妻俩住在温莎城堡离不开自己。爱丽丝公主反对这门婚事,遭到母亲斥责。


路易丝公主:阿盖尔公爵夫人

嫁给英国阿盖尔九世公爵约翰·坎贝尔,丈夫是后来的加拿大总督,无子女

路易丝公主被维多利亚女王斥为“顽固不化”,她的母亲严格限制她交友。路易丝公主长得漂亮,擅长雕塑。她在1868年前往国家艺术培训学校,称为学习雕塑的第一代女性先驱。人们认为路易丝推动了19世纪女性解放,尽管她的雕塑进程经常被女王母亲阻拦。


路易丝公主和她的雕塑老师波姆走得很近,维多利亚女王派她的心腹约翰·布朗去监视女儿。女王认定路易丝公主只能嫁给王室成员,但是欧洲正值战乱,使得女王放弃将露易丝公主嫁往欧洲,开始选择英国贵族。这是一个革命性举措。最后露易丝嫁给王室以外的英国贵族,成为她一生最伟大的一次公关活动。


但不幸的是,露易丝公主的丈夫是一位同性恋者。更糟糕的是,露易丝在探望她的雕塑老师波姆的时候,波姆突然猝死。外界风言风雨,不少人怀疑波姆的猝死是因为和公主偷情。露易丝为自己辩解,称自己有侍女陪同,波姆是在搬动雕塑时劳累过度突然猝死的。


亚瑟王子:娶了普鲁士公主玛格丽特,有2女1子;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是瑞典的太子妃(在丈夫继位之前就去世了);瑞典太子妃玛格丽特的长子于1947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的机场因飞机失事坠毁而去世,他与妻子西比拉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利奥波德王子的长孙女)唯一的儿子就是当今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她唯一的女儿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的母亲,前丹麦的英格丽德王后,后者就是为纪念早逝的母亲而以其名字为自己的长女——丹麦女王命名。


亚瑟王子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喜欢的儿子,但是亚瑟的家庭教师认为这孩子并不聪明,但是很努力。他成功地成为一个殖民地大使,努力清除性丑闻取悦母亲。女王认为亚瑟有其父亲的责任感和品质。


利奥波德王子:奥尔巴尼公爵、克拉伦斯伯爵和阿克洛男爵娶了瓦尔德克-皮尔蒙特的海伦娜公主,有1子1女;女儿是爱丽丝公主,嫁给乔治五世的玛丽王后的幼弟,丈夫是后来的加拿大总督;

他的遗腹子卡尔·爱德华在其因血友病过世后约四个月出生,一出生即继承了其奥尔巴尼公爵爵位,在16岁时又成为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公爵,其长女是现任瑞典国王的母亲。


女王认为利奥波德王子性情最像阿尔伯特亲王,他也比哥哥们聪明。他患有血液不能凝固的血友病,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但是女王本人并没有这种病。自此开始,血友病在欧洲王室蔓延,西班牙、德国和俄国君主饱受其折磨。因为这种病利奥波德王子成了流行文化的代表。


因为病痛,利奥波德王子没福气跟着哥哥们周游世界,但他比哥哥们有音乐天赋,弹得一手好琴。利奥波德王子1884年在游艇俱乐部的台阶摔倒,这次事故造成严重的内出血。他立即给妻子写信称自己病痛和被母亲控制的痛苦快结束了,当晚,利奥波德王子去世。


比阿特丽斯公主:巴腾堡的亨利王子的王妃

嫁给巴登堡的亨利王子,有3子1女。他们的唯一女儿维多利亚·尤金妮亚公主嫁给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三世,成为后来的西班牙王后,也就是现任国王的祖母。

在父亲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比阿特丽斯公主就被母亲牢牢控制,晚上都要睡在一起。她被维多利亚当成了哀悼的对象,母亲像吸血鬼一样试图在当时年仅四岁的比阿特丽斯身上汲取力量。维多利亚的病态被人们视为她宁可失去孩子也不愿失去丈夫。


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纷纷出嫁,她竟然希望比阿特丽斯公主不嫁人一直陪伴自己。女王似乎不希望比尔特丽斯长大,这使得小公主一生都是孩子气。在母亲令人窒息的控制下,比尔特丽斯过早衰老,身体发福并患上风湿。小公主唯一的一次忤逆母亲就是宣布她想和巴登堡的亨利王子结婚,女王气得一连半年都没和小女儿说话。不过最后女王还是妥协了,但条件是女儿女婿都得和她一起住在温莎城堡。


总体来说,欧洲的王室祖上基本都是一家人,尤其是子女众多的维多利亚女王,因为欧洲自古以来等级严明,贵族和平民不得通婚,因此各个王室之间只能相互通婚,著名的就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简直就是遗传病的大合集。


由于不断地通婚及其后代,因而维多利亚女王才有了“欧洲祖母”的称号。


但虽然维多利亚子女众多,但是因为出了名的控制欲,让她和自己的孩子们关系并不是很好,这一辈子都和子女们相互折磨,尤其是爱丽丝公主,爱丽丝公主是这些子女中对母亲非常依恋和好的人,可惜被母亲忽视,在她活着的时候,女王把她当做继女养着,事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对她好一点。


《维多利亚女王:欧洲的祖母,17年生育9个孩子,血友病传遍王室》(2023-08-12 名人庄)报道:


1932年,年仅6岁的伊丽莎白说:我以后,要成为维多利亚那样“伟大的女王”。


岁月的轮齿,似乎在这一刻有了碰撞:4年后,叔父爱德华八世为爱放弃王位,传位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本应一生无缘王位的伊丽莎白,成为了王储。


这一幕,与1837年的维多利亚,何其相似。


1837年,英伦君王威廉四世突然病逝,清晨刚刚睡醒的维多利亚,坎特伯雷大主教已经在房门前,等候多时。


18岁妙龄的维多利亚,在一脸懵圈的情况下,成为了英伦女王,开启维多利亚时代。


这里,有着两个趣事,或是说有两个小小的巧合。


首先是维多利亚的名字,维多利亚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莱肯公爵想为她取名伊丽莎白。


结果遭到了摄政王的拒绝,摄政王告诉莱肯公爵:按规定,她应该延续母姓,叫维多利亚。


这是第一个巧合,维多利亚,差一点就叫了伊丽莎白。


第二个巧合是:维多利亚其实与伊丽莎白一样,本来无权继承王位的,当时的国王威廉四世,是维多利亚的叔父。


威廉四世英年早逝,未曾生有子女,莱肯公爵比威廉四世更早逝:于是就有懵圈的维多利亚继承王位的一幕。


从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多年以后,伊丽莎白将维多利亚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仅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是英伦最辉煌的时代,更因为两人的命运,有过微妙的碰撞。


伊丽莎白女王一生,都在效仿维多利亚,希望可以再度开创维多利亚辉煌,只可惜:维多利亚的日不落时代,早已经落幕,英伦注定无法恢复那个时代的高光。


事实上,不仅是在成就这件事上,伊丽莎白逊色于维多利亚,在爱情更是如此。


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看似丰满,74年的夫妻恩爱,让人羡慕,但个中苦楚,唯有女王自知:菲利普亲王70余年,出轨成性,私生子都有上百人。


反观维多利亚女王,她的爱情婚姻,被人誉为“如诗如画”。


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姻仅仅只维持了21年,伴随着另一半阿尔伯特的离世,维多利亚的婚姻生涯轰然倒塌。


虽然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姻维持时间不长久,但在这21年的婚姻生涯中,维多利亚先后生育9个孩子。


有趣的是:维多利亚的生育生涯,与她那如诗如画的爱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嫁给阿尔伯特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是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的。


维多利亚女王的初恋对象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两人同龄,在彼此都情窦初开的年龄相遇,彼此深爱对方,但这段爱情,注定失败。


那时候的俄国,正在疯狂的扩张,那时候的英伦,正在缔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英国与俄国的关系,在当时前所未有的恶劣:彼此都想要吞噬对象,铸就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所以,无论是维多利亚,还是亚历山大二世,都遭到了两国君王的奉劝:远离她(他)。


维多利亚的爱情,就这样在政治的影响下,无疾而终,这也为阿尔伯特的出场,埋下了伏笔。


维多利亚继位后,阿尔伯特作为贵族之子前来行觐见礼,初遇阿尔伯特的维多利亚,直接惊呆了,痴痴的望着阿尔伯特,喃喃自语道:“好美的人儿”。


两人的爱情,也随着维多利亚的“花痴”,得到了开始。


三年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步入婚姻殿堂之初,两人的爱情还很美好,但很快两人就发现了:他们的婚姻遇见了难题。


维多利亚爱“美人”阿尔伯特,她更爱自己的权位。


这在背后,还有一个英国的小小故事:英国人,是醉心权位的,决不允许外人指染自己的权利,在权利面前,夫妻都是“外人”。


而在这个小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小爱情故事,也是这件事后:不爱生育的维多利亚,一口气用17年的时间,为阿尔伯特生育了9个娃,铸就了维多利亚欧洲之母的名誉,也让英王室的血友病,传遍了欧洲王室。


故事是这样的:阿尔伯特无心于权力,故而他很少去沾染维多利亚的事业,这让维多利亚很满意阿尔伯特的懂事。


但阿尔伯特却反感维多利亚的醉心权力,于是他决定小小的报复一下维多利亚。


有一天晚上,维多利亚处理完国事后,回到寝宫,发现自己与阿尔伯特的寝宫被紧闭着。


维多利亚很是诧异,平日里阿尔伯特从不会干这样的事情,难道……阿尔伯特有了别的想法?


维多利亚心中一惊,但她还是决定先敲门。


阿尔伯特听到敲门声后,询问道:谁?


维多利亚:女王。


随后,房内就没有了任何的回应。


维多利亚等待片刻见门还没有打开,随即再度敲门,里边再度响起阿尔伯特的询问:谁?


聪明的维多利亚立刻反应过来:自己这段时间醉心国事,忽略了阿尔伯特,让他有些生气了。


结果维多利亚发现,房门还是没有打开,于是三敲门。


同样的,里边响起的是阿尔伯特的询问:谁?


无奈之下,维多利亚只好决定先哄好丈夫,随即答道:你的妻子,阿尔伯特。(英国嫁人后,需要冠夫姓,女王也不例外。)


听到自己的满意回答后,阿尔伯特才为维多利亚打开了房门。


随后,趁着这个机会,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表示:自己希望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对于孩子这件事,维多利亚一直不感冒,她不喜欢孩子,甚至有些讨厌孩子。


但维多利亚也觉得,自己醉心国事,的的确确忽略了阿尔伯特,这很对不起他。


也许,给阿尔伯特生个孩子,方才对得起这段爱情与婚姻。


生孩子这个念头一开,就无法止住:维多利亚直接连生九胎,缔造了庞大的英王室血统。


在那个年代,英伦贵族至上,这也意味着: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之间,其实算是近亲结合的。


所以两人的孩子中,有好几个出现了近亲繁殖导致的血友病,最为著名的大约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所生的“五大公主”。


得益于时代背景,那个时代的欧洲王室,其实与英王室一样,极度注重血缘的贵族身份的。


所以公主一般都是嫁给王室,不出意外,这五位公主通过联姻,嫁给了不同的王室,别的王室又嫁公主到英王室……


这一番联姻过后,维多利亚这位开创了“欧洲辉煌”的伟大女王,背负了一个美誉性的骂名:欧洲之母。


欧洲之母,就是指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女,要么是迎娶他国公主,要么是嫁他国王子。


再加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伦强盛无比,这为维多利亚赢得了尊重。


但血友病,也随着这场浩浩荡荡的联姻,传遍了欧洲王室。


这也是欧洲之母背后的另一个含义:维多利亚女王,是血友病的源头。


谢选骏指出:维多利亚痴肥像猪,多产像是蚁王,近亲乱伦传播血友病——紧接着发生的世界大战不知是否与此有相关,但在事实上消灭了欧洲君主的网络……残余的王室纷纷和平民通婚,挽救自己的生存。蚁王维多利亚是欧洲君主制度的最后辉煌,她用血友病消灭了欧洲君主制度。

谢选骏:事隔五十二年,俄罗斯再现林彪坠机事件

《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据报坠机死亡 有分析将矛头指向普京》(2023年8月24日 BBC)报道:


一架据报载有瓦格纳集团(Wagner)首领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在内的私人飞机,8月23日傍晚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北的特维尔地区(Tver Region)坠毁,机上10人全部罹难。


克里姆林宫尚未证实普里戈津已死亡,但与瓦格纳有关的Telegram频道“灰色地带”(Grey Zone)已宣布普里戈津的死讯。


普里戈津曾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年的亲信,其雇佣兵组织在2022年2月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发挥关键作用。但普里戈津今年6月23日发动兵变进逼莫斯科,事败后与普京关系破裂。


在俄罗斯国内,大多数人对坠机事件并不惊讶,甚至有人很诧异没有更早发生。有民众到瓦格纳总部大楼摆放鲜花悼念。


俄罗斯问题专家Tatiana Stanovaya分析指,飞机坠毁的原因并不重要,更重要是它向其他潜在叛变者发出的信息:“每个人都会将此视为报复和报应行为......从普京以及许多军事官员的角度来看,普里戈津的死应该是一个教训。”


坠机细节

涉事的私人飞机属於普里戈津名下,据报坠落时正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机上有3名机组人员和7名乘客,包括普里戈津及其副手乌特金(Dmitry Utkin)。


俄罗斯紧急救援部门表示,已找到机上10人的遗体。警方封锁坠机地点附近一带,俄罗斯航空管理局也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事件。


俄罗斯官媒称,飞机在空中飞行不到半小时就着火了。


但与瓦格纳有关的Telegram频道“灰色地带”称,飞机是被俄罗斯军方击落的。


路透社引述航班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的主编伊恩-佩特切尼克(Ian Petchenik)指,飞机在当地时间傍晚6时19分突然垂直向下,约30秒内,飞机从2.8万英尺巡航高度急速下降了8000多英尺,“无论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来得很快”。


他指出,飞机在最后30秒急速下降前,并没有任何故障迹象。


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影片显示,一架飞机从空中坠落,伴有烟雾。BBC核实该影片,认为坠机是发生在俄罗斯特维尔地区(Tver Region)的库真基诺(Kuzhenkino)。


BBC Monitoring 的俄罗斯编辑维塔利-舍甫琴科(Vitaly Shevchenko)表示,看了一些目击者拍摄的影片,他们说听到两声爆炸声,并得出了飞机被击落的结论,“但这是未经证实的,是推测”。


涉事飞机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制造的Embraer Legacy 600喷射机,该型号于2002年投入使用,至今生产近300架,安全记录良好,据International Aviation HQ网站报道,该机型20多年来只在2006案发生过一宗事故,事故原因是人为失误而非机械故障。


俄罗斯传媒报道,这次坠机事发前,普里戈津在莫斯科与国防部官员开会。在事发后不久,另一架与普理戈津有关联的私人飞机飞往圣彼得堡途中紧急折返莫斯科,并安全降落。


坠机消息传出时,普京正在库尔斯克参加苏联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


普京没有提及坠机事件,但他向在乌克兰“勇敢而坚决地战斗”的俄罗斯士兵致敬。


当天稍早,普京出席了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他在会上表示,他致力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指责西方挑起这场矛盾。


俄罗斯国内的反应


俄警方在坠机现场附近一条路上执勤。


BBC驻莫斯科记者威尔·弗农(Will Vernon)报道,俄罗斯民众对事件并不意外,大多数人甚至很惊讶事件没有更早发生。普里戈津两个月前兵变失败后,俄罗斯国内早已猜测满天飞,猜想他的命运会如何。


值得留意的是,俄罗斯联邦航空局在坠机约一小时后发表声明,确认普里戈津在乘客名单上。有关当局以往对于同类事件都反应缓慢,这次反应异常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俄罗斯官媒都没有大幅报道坠机事件,只引述政府官员称不予置评。官方控制的第一频道在其主要晚间新闻中,仅用30秒钟报道了有关事件。在俄罗斯,国家电视频道通常要等接到官方指示,才会确定报道的基调。


另一方面,与瓦格纳集团有关的Telegram频道“灰色地带”赞扬普里戈津是英雄和爱国者,称他死于“俄罗斯叛徒”之手。有部分支持者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政府,另一些支持者则将矛头指向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将于周四庆祝其独立日。


入夜后,位于圣彼得堡的瓦格纳总部大楼亮出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以示哀悼。俄罗斯媒体上的图片显示,人们在大楼附近摆放鲜花和蜡烛。


拜登暗示普京是幕后推手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对普里戈津可能死於空难不感惊讶,他指在俄罗斯发生的很多事情,总统普京都是幕后推手。


拜登上月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举行记者会时,曾谈到普里戈津可能面临的危险。他说:“如果我是他,我会小心我吃的东西,但玩笑归玩笑......我想我们谁也无法确定普里戈津在俄罗斯的未来是什么。”


一周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s Burns)也说:“我认为普京是一个相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人......如果我是普里戈津,我不会解雇我的试菜师。”


路透社引述美国前中情局高级行动官员、曾任中情局莫斯科站站长的霍夫曼(Daniel Hoffman)指,他确信坠机事件是在普京的命令下发生的,“你想让自己的人知道,你是残酷无情的,任何背叛普京的人都将付出终极代价。”


华府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专家鲁金(Pavel Luzin)则表示,事件反映出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裂痕。


“克里姆林宫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俄罗斯领导层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确实很糟糕。......如果普京如此强大,他为什么不逮捕普里戈金?”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已经玩过“波兰政府飞机失事”的把戏了,那是“波兰总统专机失事事件”——


2010年4月10日,一架载有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政府和立法机构众多高官的图-154型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坠毁,机上包括多名波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及军事将领,连同机组人员在内共96人。浩浩荡荡,全部遇难!为何如此悲剧?因为卡钦斯基一行预定访问斯摩棱斯克参加纪念卡廷大屠杀70周年的活动——如此揭开俄罗斯的历史疮疤,魔鬼岂能容忍?即使活动组织者选择苏联研制的图-154型客机,以对东道主示好,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在苏联策划的卡廷大屠杀中,数万波兰人遭到阶级灭绝。


《瓦格纳首领飞机失事 拜登:意料之中》报道:


俄罗斯当局表示,8月23日周三晚间,一架私人飞机在莫斯科北部坠毁,无人幸存,遇难者包括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津。普里戈津曾发动兵变,外界曾猜测他可能会被暗杀。据报道,与“瓦格纳集团”有关的Telegram频道“灰区”稍早时声称,这架莱格赛飞机是在特维尔地区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


俄罗斯官方媒体俄新社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与巴西航空工业莱格赛600外形相匹配的飞机从空中坠落,似乎一个机翼已经缺失。这与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注册的飞机相匹配。


视频中能够明显看出,飞机在螺旋坠落时失去了控制。据报道,此时普京正在观赏一场音乐会。


在被记者问及俄罗斯飞机失事事件时,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你可能还记得,当我被你们问到这事时,我说我会小心我乘坐什么。我实际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并不感到惊讶。”


正在内华达州度假的拜登还说:“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很少有普京不在幕后操纵的。但我对飞机失事事件知道的还不够多,无法知道答案。”


在普里戈津6月份带领瓦格纳发动一场“短命”的军事叛变后,拜登就曾表示,“如果我是他,我会小心我吃的东西。我会密切关注我的菜单。”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沃森周三针对飞机失事事件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报道。如果得到证实,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讶。在乌克兰的灾难性战争导致一支私人军队向莫斯科进军,现在——这似乎——又导致了这一切。”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如果确认普里戈津在飞机上,“没有人应该对此事件感到惊讶”。


爱沙尼亚总理卡雅?卡拉斯告诉CNN,“如果属实,这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消除对手,这会吓到任何想要表达与他不同意见的人。”


英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英国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丽西娅?卡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这架飞机的报道表明,普京正在发出一个非常响亮的信息。”


波兰外交部长拉乌接受国家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巧合。被普京视为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对手不会自然死亡。”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雅科指出,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明年大选前对国内菁英发出的信号。


而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及中国国内的网民而言,普里戈津死亡的方式让他们想起坠机于蒙古的前中国二号领导人林彪。


谢选骏指出:事隔五十二年,俄罗斯再现林彪坠机事件——两个亲密战友同室操戈,这是共同毁灭的前奏。

夏商周秦都是内陆民族的入侵所形成的结石吗

 


《周秦汉唐:为中国制造最强的“文化基因”》(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夏商周秦的千年兴替,黄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舞台。让今人津津乐道的汉唐盛世,更是黄土高原的巅峰之作。全球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不曾断绝的一个。是什么“文化基因”,赋予了它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呢?黄土高原给出了答案。

半两币,为战国秦惠文王至西汉初所使用的通行货币。由于传世较多,在一般人眼里并不珍贵,但从货币史的角度看,它是货币趋向统一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以后两千多年,外圆内方的形制被保持沿用下来。有人说,一枚“半两”重如其文,即重量为半两(一两为24铢,半两即12铢)。不过,大部分秦代半两币,单枚重4至6克,相当于5—6铢,并非“重如其文”。从秦半两完成货币统一始,国家牢牢掌握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圆形方孔钱能够通行的优势是:使用中可减少钱身的磨损,贯穿、携带十分便利。很多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将钱币称为“孔方兄”,也是由此而来。

夏商周秦以降的千年兴衰更替中,黄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舞台,它演绎了河图洛书的神秘悠远、两周战汉的百花齐放、魏晋风度的玄妙清朗。当然,在农耕的主基调中,夹杂着汉牛与胡马的博弈,中原与塞外的融合——稳健中有飘逸,开放中有内敛。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都已湮灭,化成碎片融于其他文明,唯独古代华夏文明始终传承不断,维系它的是家国一体、是宗法伦理、是礼乐诗书,以及承载这些“规则”的各种载体——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这种“文化基因”乃是地缘政治的产物——夏商周秦都是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形成的结石。


《黄土 农牧交错带:中华民族在这里融合》(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农牧交错带又被称为“生态脆弱带”、“生态危急带”或“生态环境敏感带”等,它是农牧业交会过渡地带,也是我国生态环境和地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分界地段。专家们通过梳理3000 年来多次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发现:由于温度变化导致降水变化,降水变化进而导致半农半牧、时农时牧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也凸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农牧交错带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互为砥砺、吸收借鉴,并最终在这里形成极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融合带。

北方农牧交错带处于东部湿润区与西北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地带

黄土高原北部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大碰撞、大融合的舞台。多数学者把农牧交错带的空间范围界定为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东北西部半干旱地区和黄土高原北部。北方农牧交错带处于东部湿润区与西北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亚洲季风的尾闾,降水年际变化较大,促使农牧分界线多次进退,并导致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农牧交错带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遏制荒漠化东移及南下的生态屏障。


《黄土 黄土高原:为什么文明在这里诞生延续》(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诞生期开始,黄土高原就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到夏商周秦以降的千年兴衰更替中,黄土高原更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舞台。这座由黄土堆积而成的高原为什么如此神奇而重要?它到底具备了什么样的特点,才使得它在中华文明的诞生和延续过程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除了自然之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做了哪些努力,让黄土高原的活力一直延续至今呢?

高天厚土 蔚为大观

黄土高原,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广、黄土厚度最大、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是我国特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从空中俯瞰黄土高原,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塬,还是连绵延伸的黄土墚,抑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峁,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无一不让人感到震撼。这是一种雄浑大气的美,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


《黄土高原上苍为中国特制的“舞台”》(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作为地球上唯一一座“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诞生可谓是一场造化的奇迹。就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精心创造了各种条件,又经过千万年来的悉心打磨,一点点塑造出了一个神奇的“舞台”,让其屹立在东亚大陆上,只等着登上这座舞台的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绵延不绝的辉煌篇章。

拔地而起的大塬,犹如一座天然的舞台

顶部平坦宽阔、四周陡峭的黄土大塬,犹如一座座天然的舞台拔地而起。万年以降,无数华夏先民们在这些大塬上繁衍生息、开垦良田、建立村镇,在中华文明创立的过程中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生在黄土高原长在黄土高原的我,年轻气盛荷尔蒙无处释放的时候,总喜欢在刮大风时爬上村后的黄土坡,迎风嘶吼。我自小五音不全,却希望能唱出振聋发聩的效果,所以每当我吼一曲《黄土高坡》的时候,路人每每侧目而视、避之不及。而我在灌一肚子风、吃满嘴土后,却会觉得自己是陈胜口中的“鸿鹄”、高尔基笔下的“海燕”,旁人都理解不了我的气概,只有那敞天敞地的黄土高原才能安放下我胸中的万丈豪情。

黄土堆积前的古地形条件

黄土高原形成之前,一系列地壳变动为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鄂尔多斯高原以鄂尔多斯台地为基础,四周被河套地堑、银川地堑、渭河地堑、六盘山中山和吕梁山中山所包围,在第四纪时期表现为大面积均匀抬升,地形高差较小,为大面积的黄土堆积准备了古地形条件。

年岁渐长,心也渐渐沉静,我开始思索更多的东西,关于自我,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在走出黄土高原,见识了许多不同的风景,特别是一次北京之行看到中山公园社稷坛“青、赤、黄、白、黑”的五色土后,我才恍然明白,原来土并非理所当然都是黄色,原来我司空见惯的塬、墚、峁,在别处却是难得一见的景观。于是我萌生了强烈的好奇:黄土和其他颜色的土有什么不同吗?人常说“高天厚土”,黄土高原的土究竟有多厚?还有那些大气雄浑的塬墚峁,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长城:这里有最典型的农牧交错带》(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在黄土高原地区,长城不偏不倚修筑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这条线的西北是游牧人的天空,东南则是农耕文明的乐土。长城不仅要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还是一道事实上的防沙墙。不过,这道边墙最终还是无法阻挡两侧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交融,农牧交错带的奇特故事也就此在长城沿线上演……

广武长城的农牧交错带特点非常明显

位于山西朔州市山阴县新广武村的广武长城,这里的农牧交错带特点非常明显:既有牧民放牧的绵羊,也有大片的耕地。广武长城全长10公里,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修建,万历三年(1575年)重建,为内长城,全部为砖石包砌。

我有幸吃到了长城脚下毛乌素沙地里出产的稻米

去年国庆节那一天,我们一群长城爱好者背着大包,在茫茫的毛乌素荒漠之中,沿着黄沙掩埋的陕北榆林长城一侧行走。临近中午时,长城在一个墩台前突然消失,只见脚下望不到尽头的沙地猛地裂开一条大沟。沟内清溪淙淙,绿树成荫,阡陌纵横。紧贴溪水一侧的台地上,还坐落着几处窑洞院子。

当我们筋疲力尽地走下沟谷的陡坡,进入这个“世外桃源”时,一位名叫王德彪的老汉走出窑洞,让我们受到了最隆重的款待:不仅有猪肉、美酒、新鲜蔬菜,最令人惊讶的是,连吃好几天方便面的我们,竟然吃到了王老汉自家地里种的大米。

谢选骏指出:看看以上的内容,就会对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1988年播出的《河殇》(走出黄河心理),具有了更深一层的体味。夏商周秦都是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形成的结石,唯有突破这些结石所造就的长城,中国文明才能整合全球!


2023年8月23日星期三

印欧人想要脱贫



《古希臘DNA分析改變了印歐語系的搖籃,揭示了原始希臘人》(瓦西盧迪斯迪莫斯泰尼 7月2023)报道:


新的DNA分析重新定位了印歐語系的搖籃,揭示了原始希臘人。

最近對來自所謂的南弧(即南歐和西亞)的777個古代基因組進行了DNA分析,重新定位了印歐人的搖籃,並揭示了原始希臘史前的過去。


眾所周知,希臘語屬於印歐語系,就最新的遺傳分析顯示,就該語系的起源及其在其他地區的傳播而言,希臘地區非常重要——然而,新的DNA研究對原始希臘語消費者和第一批印歐語系有什麼看法?


據說,族裔認同主要基於一個社區對共同起源和獨特的主觀信仰。然而,由於無法獲得史前民族的主觀種族自我意識,因此只剩下一種客觀的方式來追溯特定群體的起源。這涉及檢測交流工具,換句話說,將某些民族團結起來,從而區分不同的社會和文化。


當我們談論希臘人的起源或希臘文明的「開端」時,傳達了原始希臘語人口從另一個地區“來到”希臘大陸的印象。當然,這個概念源於古代書面資料中一些有爭議的資訊,也證明希臘語本身存在某些非希臘血統的單詞和地名(“前希臘底層”)。


然而,上個世紀主導考古學的對移民的解釋已經影響並繼續影響著關於印歐語系傳播的主要理論。


希臘喜悅支持希臘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移民現象通過更系統的過程考古學方式得到了重大修正。它不應再被視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而只是許多有待評估的假設。通過發展新的考古理論思想,專家們強調,關於移民的重要性,正在向研究土著發展的根本轉變。


原始希臘語與印歐語系「進化」問題


專家認為希臘語是印歐語系的一員。由於這種地位,希臘語的起源使印歐語系的衍生成為問題。原始印歐語系起源最流行和最長壽的主要理論是涉及南俄羅斯草原(庫爾幹理論)的理論。後來的另一種觀點也將原始印歐語系的家園放在安納托利亞東部,也就是現在的土耳其(安納托利亞或“久坐不動的農民理論”)。


這個複雜的印歐語系問題的特徵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古生物學的研究產生了操縱考古研究的趨勢。因此,很難找到一個共同和平等的工具來調查人類的過去。


1950年代DNA的發現帶來的革命被認為是與考古科學密切合作以闡明古代遷徙模式的科學部門利用的巨大機會。儘管最初的熱情很高,但各種問題表明,僅靠DNA無法闡明複雜的問題。


基因的突變率,以及基因突變與特定地理區域之間的鑒定,是仍在研究中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基因研究的跨學科結論不能被毫無疑問地接受的原因。


儘管如此,印歐語系問題仍然對許多學者和研究專案具有歷時誘惑作用,儘管許多理論經常陷入僵局,沒有對印歐語系的傳播進行有說服力的非語言解釋,以解釋所有使用相關語言的地區。


此外,當代研究說明瞭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末期的連續文化階段的全球系統概述,這些階段大多在時間和空間上精確定位。特別是,我們不能再將希臘地區的史前史視為“黑暗”。


新遺傳研究和邁錫尼DNA;原始印歐語系精英強加給當地人還是別的什麼?


青銅時代崩潰


這項新研究涉及許多希臘專家(例如哈佛大學人類進化生物學系和哈佛醫學院遺傳學副研究員約瑟夫·拉扎里迪斯),於2022年7月26日發表在《科學》雜誌上,報告了從居住在所謂的南弧(即南歐和西亞)的個體中提取的遺傳數據。


根據其他最近的古代安納托利亞人的DNA數據,這引發了關於印歐語系「傳播」的新問題,似乎安納托利亞人在青銅時代早期並沒有與草原牧民混合。這是唯一一個使用印歐語系相關語言的地方,即使沒有草原血統。


古代安納托利亞人講印歐語系現已滅絕的安納托利亞語言,在古典古代以及希臘化、羅馬和拜占庭時期,這些語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希臘語所取代。主要的安納托利亞語言包括赫梯語、盧維亞語和呂底亞語,而其他證據不足的當地語言包括弗里吉亞語、帕拉語、盧維克語和邁西亞語。


新的印歐語系DNA研究還表明,在五到七千年前,安納托利亞基因組中來自高加索的祖先逐漸增加,可能是通過一系列來自東方的遷徙,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安納托利亞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高加索的某個地方。


在安納托利亞發現的相同高加索成分約佔Yamnaya牧民基因組的百分之五十,這一事實進一步暗示了印歐語系的謎語。鑒於這種神秘的高加索聯繫是Yamnaya人和古代安納托利亞人之間唯一的祖先共同點,這種來自高加索的神秘移民似乎將印歐語系的祖先形式帶給了這兩個民族。因此,印歐人的家園和“第一語言”必須放在高加索的某個地方。


我們必須指出,這些結論似乎主要證明瞭著名考古學家科林·倫弗魯(Colin Renfrew)和他的安納托利亞假說的合理性,並且確實與當代考古學的跡象非常吻合。英國考古學家將印歐語系的傳播等同於西元前七千年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從安納托利亞“故鄉”(可能是高加索)的傳播。


倫弗魯還將這種新石器時代的人口擴散與原始印歐語系的傳播及其隨後分化為子分支(即整個歐洲不同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階段)聯繫起來。


關於史前希臘人口最有趣的結論來自對邁錫尼草原祖先的新估計(約1/10)。這項新研究表明,這一比例在人群中並不統一。事實上,即使在精英中,也有可能找到與Yamnaya沒有遺傳關係的人(例如所謂的皮洛斯格裡芬戰士的基因組)。


據專家介紹,草原移民並沒有對當地人建立統治並保持自我。相反,他們與他們混在一起,在希臘大陸,特別是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仍然有沒有草原血統的人擔任精英角色。這意味著在希臘邁錫尼後期,新數據表明Yamnaya後裔對希臘社會結構的影響很小。


這一解釋也再次證實了C. Renfrew和許多其他學者,他們在過去幾十年中堅持認為,原始印歐人作為好戰的騎乘遊牧民族的形象不僅基於語言古生物學的濫用,而且還基於嚴重的時代錯誤。


米諾斯人、邁錫尼人、西安納托利亞人的遺傳相似性可能可以追溯到米諾斯青銅時代中期或晚期。


早期的基因組測序研究(2021年)也表明,愛琴海的第一個主要文明,即克里特島繁榮的米諾斯文明、愛琴海中部島嶼的基克拉迪文明和希臘大陸的希臘文明,在基因上比預期的更同質。


過去,人們認為這三種主要的不同文化是由基因不同的民族創造的,儘管他們非常接近和不斷接觸。然而,最近的研究結果對這一假設提出了質疑。看來,這三個偉大的愛琴海文明並不像專家最初假設的那樣相互孤立。相反,他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共同祖先,甚至追溯到過去的共同文明。


專家還認為,愛琴海居民與安納托利亞西部和北部的人口有著共同的DNA,他們與他們有著共同的建築和埋葬習俗。似乎西安納托利亞和希臘的第一批新石器時代人口是非常同質的,並且是從西元前七千年開始傳播到整個歐洲的共同原始農業人口的後裔。


這些結果很重要,因為它們表明,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過渡期間發生的城市中心發展、金屬使用和密集的“國際”貿易等關鍵創新不僅僅是由於以前支援的外生因素和大規模移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當地新石器時代人口文化連續性的結果。


如果人們認為愛琴海周圍第一批文化之間的α同語性可能與希臘語的前希臘底層有關,並且米諾斯語似乎與安納托利亞盧維亞語有許多共同點這一事實有關,那麼它根本不是不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印欧人想要脱贫了,想要摘掉“雅利安野蛮入侵者的帽子”。但是古代印度的文明难道不是被他们摧毁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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