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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6日星期六

谢选骏:钱币可以改变人的观点吗


《助力中国全球宣传运动的美国富豪》(马语琴, DAVID A. FAHRENTHOLD, LYNSEY CHUTEL, ISHAAN JHAVERI 2023年8月5日)报道:


在伦敦熙熙攘攘的唐人街举行的这次抗议活动汇集了各路活动团体,抗议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的上升。因此,当以华裔为主的示威者之间爆发街头斗殴时,情况就显得有些不寻常了。

目击者称,在2021年11月,与活动组织者(包括一个名为“拒绝新冷战”的团体)同一阵营的多名男子袭击了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引发了这场斗殴。

从表面上看,“拒绝新冷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主要由美国和英国的活动人士负责运营,他们说,西方针对中国的言论分散了人们对气候变化和种族不平等等问题的关注。

事实上,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资金雄厚的影响力运动的一部分,旨在为中国辩护,并推动它的宣传。运动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富有魅力的美国富翁罗一(Neville Roy Singham),他以支持极左事业的社会主义者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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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是,罗一与中国的官方媒体密切合作,并以众多非营利组织和空壳公司为掩护,为其在全球的宣传活动提供资金。

从马萨诸塞州的智库到曼哈顿的一个举办活动的空间,从南非的政党到印度、巴西的新闻机构,时报追踪了数亿美元的资金,最后都追到了与罗一有关的团体,这些团体将进步观念的倡导与中国政府的宣传要点结合在一起。

其中一些组织,比如“拒绝新冷战”是近年涌现的。还有一些,比如美国的反战组织“粉色警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变化。粉色警报曾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但现在,它却为中国拘禁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辩护,人权专家称中国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

这些团体从美国的一些非营利组织那里获得了至少2.75亿美元的捐款。

不过,现年69岁的罗一本人就住在上海,他旗下的一个媒体正在与人联手制作一个YouTube节目,其部分资金来自上海的宣传部门。他旗下还有两家媒体正在与中国的一所大学合作,“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上个月,罗一参加了一个关于在全球宣传中共的研讨会。

2021年,伦敦唐人街的抗议者。组织这次抗议活动的其中一个团体“拒绝冷战”与罗一有关。

罗一表示,他的工作不受中国政府领导。但他与中共宣传机构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以至于他与一家宗旨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创造的奇迹”的公司共享办公场所和员工团队。

多年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土还是外国支持的虚假信息都影响着主流的保守派言论。罗一的媒体网络则展示了该过程的左翼版本。


他和他的盟友身处共产党官员所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前线。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扩大了官方媒体的活动,与海外媒体合作,并打造外国网红。其目标是将宣传伪装成独立内容。

罗一的团队在YouTube上制作的视频总共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点击量。他们还试图通过与国会助手会面、在非洲培训政客、在南非选举中推举候选人,以及组织像伦敦那样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来影响现实世界的政治。

其结果是,这些极左团体看上去是自然地涌现出来的,它们复述中国政府的说法,相互呼应,反过来又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复述。

税务专家表示,由于该网络是在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下建立的,罗一的捐款可能有资格获得减税。

时报利用非营利组织和公司文件、内部文件以及对罗一相关组织的20多名前雇员的采访,理清了由慈善机构和空壳公司构成的网络。包括“拒绝冷战”在内的一些组织似乎并不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实体存在,而是通过域名注册记录和共同的组织者与该网络关联。

罗一的非营利组织都没有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而代表外国势力影响公众舆论的组织均被要求登记。这通常适用于从外国政府接受资金或命令的组织。法律专家表示,罗一的网络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


罗一网络中的大多数组织都拒绝回答时报的问题。其中三个团体表示,他们从未收到过外国政府或政党的资金或指示。

Twitter上一群自称反法西斯者的人士率先提出了对罗一的猜测。随后《新前线》(New Lines)杂志和南非调查媒体“屎壳郎”(amaBhungane)也进行了报道。印度当局在打击新闻界的行动期间突击搜查了一家与罗一有联系的新闻机构,指责该机构与中国政府有联系,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时报的调查首次揭露了罗一的资金来源,并记录了罗一与中国宣传利益的关系。

针对这些关联,罗一没有提供实质性回答。他表示,他遵守了其活动所在国的税法。

“任何关于我是党派、政府或其代表的成员、为其工作、接受其命令或遵循其指示的说法,我明确否认并予以谴责,”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完全遵循我的信念,这是我长期以来持有的个人观点。”

的确,他的同事表示,罗一长期以来一直钦佩毛泽东主义,正是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催生了现代中国。他称赞左翼总统乌戈·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是一个“非凡的民主国家”。在移居中国十年前,他说世界可以学习中国的治理方式。


作为一名资深活动家的罗一创立了位于芝加哥的软件咨询公司思特沃克,是左翼学者阿奇博尔德·辛厄姆之子。

在这家公司,罗一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有魅力的表演者,他为自己创造了平等的企业文化而自豪。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信念。公司前技术总监马吉迪·哈龙回忆起罗一给他讲授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的经历。哈龙说,员工有时会开玩笑地称对方为“同志”。

2017年,罗一与前民主党政治顾问、粉色警报联合创始人乔迪·埃文斯结婚。这场在牙买加举行的婚礼堪称进步派“名人录”。现场照片中有《现在民主!》(Democracy Now!)的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班杰利冰淇淋联合创始人班·科恩、《阴道独白》剧作者V,原名伊芙·恩斯勒。

婚礼本身也是一次工作活动。邀请函上包括一场名为“左派的未来”的小组讨论。

婚礼网站的截屏,上面还有一个预定的小组讨论,名为“左翼的未来”。


罗一对这样的未来有一个计划。在思特沃克工作期间,他曾悄悄资助左翼事业。不过他的行动主义接下来会更加激烈。结婚六个月后,他将思特沃克卖给了一家私募股权公司。销售协议副本显示价格为7.85亿美元。

他在声明中说:“我决定,以我的年龄和我极其有幸享受的优越地位,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捐出我一生中的大部分钱。”


网络初具规模

其他大亨将自己的名字冠名基金会,而罗一却通过一个隐藏其捐赠的系统将资金汇出。

核心受资者是四个新的非营利组织,名字都很不起眼,比如“联合社区基金”和“正义与教育基金”。它们在现实世界几乎没有痕迹,只是将地址列为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和纽约的UPS驿站邮箱。

由于美国非营利组织不需要披露个人捐助者,这四个非营利组织就像金融泉水一样,喷出大量来源不明的资金。

这些组织的公开文件中无一将罗一列为董事会成员或捐助者。“我不控制他们,”他在声明中说,“尽管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分享我的观点。”

事实上,罗一与这四个组织都有密切的联系。

最大的一家由其妻子埃文斯经营。该组织的创始章程规定,罗一可以解雇她和董事会其他成员。章程还要求该组织在罗一去世后解散。

乔迪·埃文斯2019年在华盛顿。她是前民主党政治顾问,也是粉色警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乔迪·埃文斯2019年在华盛顿。她是前民主党政治顾问,也是粉色警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LEIGH GREEN/ALAMY

根据对其他前思特沃克员工的采访以及网上发布的简历,其他三个组织是由思特沃克前员工创立的。

罗一在声明中承认,他将钱交给了未具名的中间机构,这些机构符合这四家以UPS驿站为地址的非营利组织的描述。几个接受他们捐款的组织已确认罗一是捐款来源。

其中之一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智库“三大洲”。2021年,其执行董事维杰·普拉沙德提到了罗一的注资。“一位拥有一家大型软件公司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Twitter上写道。

三大洲制作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视频和文章。普拉沙德没有回答有关罗一的问题,但表示该组织遵守法律。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没有也从未收到过任何政府或政党的资金或指示。”

数百万美元从注册地址为UPS驿站的非营利组织流向世界各地。时报追踪了南非政党、美国YouTube频道以及加纳和赞比亚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情况。记录显示,在巴西,资金流向了出版刊物《事实巴西》(Brasil de Fato)的组织,该刊物发布有关土地权的文章,并赞扬习近平。

公司文件显示,在新德里,罗一的网络资助了一家新闻网站NewsClick,该网站的报道中充斥着中国政府的宣传要点。“中国的历史继续激励着工人阶级,”一段视频称。

这些团体协调运作。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交叉发布文章并上百次分享彼此的内容。许多人共享员工和办公空间。他们一起组织活动并采访彼此的代表,但不透露他们的关系。

在南非,社会运动被“劫持”

每年,来自非洲各地的活动人士和政治人士都会多次飞往南非,在恩克鲁玛学校参加新人训练营,该学校位于热门的狩猎游区域。

他们来学习如何组织工人和左翼运动。然而,进入营区后,一些与会者惊讶地发现中国话题被渗透到课程中。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阅读材料称美国正在通过歪曲有关香港、台湾和把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的新疆地区的信息,对中国发动一场“混合战争”。

这些阅读材料赞扬了中国的贷款,称其为“非洲国家建设真正的主权发展项目的机会”。阅读材料没有提及中国在赞比亚最近的债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他们被关在这里以接受中国的宣传,”帮助准备研讨会材料的前员工塞贝利勒·姆布伊萨说。“非洲大陆的整个社会运动都被看起来像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工具的东西劫持了。”

四名过去的与会者表示,那些表示反对的人被大声喝止,或者此后没有再收到邀请。

美国税务记录显示,以UPS驿站为地址的非营利组织之一——“人民支持基金会”捐赠了至少45万美元用于学校培训。埃文斯在Instagram上将场地照片描述为“罗一的新地方”。

这45万美元只是罗一在南非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该基金会总共向以下组织捐赠了560万美元:管理这所学校的组织;一家新闻机构;以及在2019年大选前成立的边缘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

前党员说,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尽管当地严重失业和贫困,该党似乎对中国很感兴趣。例如,一封电子邮件显示,罗一敦促他们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学者李波的在线讲座。

在一名党员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第二次殖民”之后,领导人在一个WhatsApp群中做出了辩解性的回应。“质疑中国政府的某些行为,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前成员林迪威·姆库姆贝恩说。

该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成员参加了有关进步问题的研讨会,但从未强迫任何人参加。

时报获得的一段录音显示,罗一还资助了一家在线新闻初创公司“新框架”。一位名叫阿拉贡·埃洛夫的员工说,辛格姆曾经为一个工作职位面试过他。

这家媒体雇佣了有才华的记者,并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读者人数很少,但它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质量,而不是点击量”。

该媒体前总编辑否认新框架有亲华倾向。但前记者安娜·马雅武说,一名编辑从一篇关于采矿业的报道中删除了对中国劳工做法的批评。“编辑的抵制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她说。

2022年6月,编辑达里尔·阿科恩写了一封辞职信,批评新框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报道过于软弱。“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他写道,“这是一项来自新框架上层和外部的意识形态指令。”

“永远跟党走”

罗一这间红黄色调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时髦的时代广场的18层。

经过一次探访,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单打独斗。

他与一家名为马酷文化的中国媒体公司共用这间办公室。马酷文化表示,它的目标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词通常用于对外宣传。在一则中文招聘广告中,马酷文化表示,它为“全球大众媒体网络和智库”制作文字、音频和视频。

很难将马酷文化的组织和罗一的组织严格区分开来。

非营利组织的文件显示,近180万美元从一家UPS门店非营利组织流向马酷文化。根据一份中文新闻稿,2021年,马酷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同意与上海一所大学合作,用中文和英文“讲好中国故事”。

马酷的网站显示,年轻人聚集在罗一的办公室里,面对一条红色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永远跟党走”。

马酷文化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时报提出问题后,其网站因维护而关闭。

2020年,罗一给朋友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介绍了一份现在名为“东升新闻”的通讯,该通讯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报道中国。它从官方媒体上取材,将轻松的新闻与官僚主义的官方文字混合在一起。

东升新闻在中国的编辑来自“三大洲”,但它的地址指向曼哈顿的“人民论坛”,这个活动场所同样由罗一资助。罗一对朋友们说,东升“对中国进行了独特的进步主义报道,这种报道的缺失是令人遗憾的”。

他与宣传机器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2019年,公司文件显示,当时他与中国合作伙伴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这些合作伙伴在宣传机构中非常活跃,他们与铜仁市政府共同拥有一家宣传扶贫政策的媒体公司

西南小城铜仁似乎是个小众话题。但罗一网络中的组织已经发表了至少十几篇关于当地农民的文章。

粉色警报

现年68岁的埃文斯曾是民主党内部人士,1992年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的总统竞选的经理。

2001年恐怖袭击后,她重新成为活动人士。她因佩戴粉红色和平标志耳环和静坐示威而闻名,并最终被捕。

她帮助组织了粉色警报,以抗议当时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战争。该组织因干扰国会山听证会而声名狼藉。

埃文斯围绕气候变化、性别和种族主义等进步事业组织活动。直到几年前,她还经常批评中国的威权政府。

“我们要求中国停止对女性人权捍卫者的残酷镇压,”她于2015年在Twitter上写道。随后,她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与中国异见人士艾未未的合影。

非营利组织的记录显示,自2017年以来,粉色警报约四分之一的捐款——超过140万美元——来自与罗一有关的两个团体。第一个是一家UPS非营利店。第二个是高盛为客户提供捐赠渠道的慈善机构,罗一过去也曾使用过这个机构。

埃文斯现在坚定支持中国。她将这个国家描绘成一个受压迫者的捍卫者,一种无需蓄奴和战争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美国击垮中国,”她在2021年说,就会“断绝人类和地球上生命的希望”。

她称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并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进行辩护。“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她在2021年说。在最近的YouTube视频聊天中,她被问及对中国有什么负面看法。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什么来,”埃文斯回答说。她最终还是抱怨了一句:她在使用中国的手机支付应用程序时遇到了麻烦。

埃文斯拒绝回答有关她丈夫提供资助的问题,但她表示,粉色警报从未从任何政府那里拿过钱。“我否认你声称我听从任何政党、我丈夫或任何其他政府或其代表的指示,”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一直遵循自己的价值观。”

由于担心诉讼或骚扰,美国政治左派中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讨论这对夫妇。还有人说,批评会破坏进步事业。但2020年,绿党总统候选人豪伊·霍金斯表示,他对粉色警报和罗一网络中的其他人感到不满,他们自称亲劳工,但却支持压制工人的政府。“为这一点辩护,或者为这一点找借口,确实把他们推到了左翼应有的范围之外,”他说。

在左翼团体中,并非只有粉色警报对亚裔歧视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示担忧。

但粉色警报更进一步,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在2021年的一段视频中,一名工作人员将香港的亲民主示威者与当年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的暴徒相提并论。

今年6月,粉色警报活动人士在未事先宣布的情况下拜访了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据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赛斯·莫尔顿的一名助手说,活动人士在他的办公室里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证据,并说这位国会议员应该去看看那里的人们有多幸福。

“他们是在利用非常合理的担忧,推动这种亲威权的叙事,”台湾进步新闻网站“破土”的编辑丘琦欣说。“他们的想法最终会以一种影响主流话语的方式传播。”

时报的一项分析发现,自2020年2月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帐号至少转发了122次罗一旗下网络中的个人和组织的推文,其中大多数帐号与拒绝冷战和粉色警报有关。

今年5月,罗一出席了上海一家媒体学院的开幕式。组织者分发了写有“传播就是团结”字样的手提袋。

这张来自中国新闻网站观察者网的照片显示,罗一(前右)在上个月一个中国共产党论坛的一次分组会议上。

这张来自中国新闻网站观察者网的照片显示,罗一(前右)在上个月一个中国共产党论坛的一次分组会议上。 GUANCHA.CN

一张照片显示,罗一坐在前排,旁边是隶属于掌握重权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家出版集团的官员于运全。

就在上个月,罗一参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传论坛。在一张关于如何在海外推广该党的小组会上拍摄的照片中,罗一在一个装饰着红色锤子和镰刀的笔记本上做笔记。


谢选骏指出:显然,这个名叫“罗一”的家伙不是什么美国富豪,因为它是从共产党中国哪里领取薪水的一个五毛。钱币可以改变人的观点吗?这是显然的。看看他的搭档“乔迪·埃文斯”,就更加明显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个极端,怎么可能没有钱币在叮咚作响?


2023年8月25日星期五

谢选骏:北京正道桑变沧

《中国水灾:两个家庭诉说家破人亡的悲惨经历》(BBC 2023年8月12日)报道:


十岁的苗春优被吞没在北京西部的土色洪流中,尖叫着呼唤妈妈。湍急的洪水将她从父亲的手中冲散。洪水把这个三口之家赶到邻居家的屋顶上。春优母亲急着抓住一根树枝,想要救起女儿,但最后她无助地目睹女儿被大水冲走……


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女儿。


女儿失踪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目前毫无音讯。


“就像电影中的一幕,巨大且狂暴的洪水冲了过来,” 春优的母亲告诉BBC。她只透露了她姓常。


十岁的苗春优被吞没在北京西部的土色洪流中。


中国对于洪水并不陌生。


但今年7月份连续3周受到太平洋上的三个台风的影响,加剧了季节性的大雨雨量。3个台风中有2个登陆了中国,其中超强台风杜苏芮,彼时在中国西北地区缓慢移动了几天,该周大雨造成的洪流淹浸了北京和河北等一些周边省份及地区,首都北京经历了140年来最大的降雨。


目前已经有62人在洪水中死亡,其中33人来自北京,29人来自邻近的河北省。


春优被“有两个成年人高、一个接一个来袭的洪浪吞没”,她的母亲说。 “70、80岁的村民也说,一生人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洪水。”


涿州市是中国华北洪灾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灾情高峰时,全市有超过六分之一居民被撤离,许多人返家后房子与家具已因洪水损坏。


常女士又向BBC说,直到7月30日,雨还一直下得很大。但家人们以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留在家里,担心外出会让他们暴露在土石流的危险中。但第2天早上“雨下得好大”,常女士表示。


随着雨水迅速要灌满房屋,她和丈夫试图将水抽出屋外。但半个小时内,洪水和泥沙冲破了前墙。


常先生是一名外地来的劳工,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卖香料。妻儿在这次大雨来袭时,刚好来到北京探望他。


过去,在防疫清零政策下,一家人多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分隔两地。此次是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


目前已经有62人在洪水中死亡,其中33人来自北京,29人来自邻近的河北省。


在春优失踪前的那一天,他们计划去参观天安门广场。


常女士与先生二人在春优还是婴儿时收养了她。他们还有两个年长的儿子,27岁的双胞胎,在洪灾袭击时,他们已经回到了位于河南老家。


这位母亲说,儿子在得知他们的小妹妹被洪水卷走时,其中一人甚至无法说出话来。


中国的防洪系统允许将水流从北京、上海和天津等主要城市分流至周边地区。


在洪水期间,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自豪地宣称将河北省作为保护好首都的一道“护城河”,引发居民愤慨。居民表示洪水来得太快,让他们措手不及。


居住在北京的隗先生(只愿透露姓氏),在8月2日在微信上收到一条紧急消息,称他的家人居住在河北省的汤家庄山村老家,2天前发生了土石崩塌。


由于许多地区在台风带来致命的降雨之前受到热浪侵袭,因此当时许多家庭聚集在山村避暑

图像来源,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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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地区在台风带来致命的降雨之前受到热浪侵袭,因此当时许多家庭聚集在山村避暑


这导致这个有2千人、主要是年长居民的村庄与外界隔绝。由于许多地区在台风带来致命的降雨之前,受到热浪侵袭,因此当时许多家庭聚集在山村避暑,享受凉爽的高地气候。


隗先生称,他与妻子赶往汤家庄营救亲人。但在一个邻村,他们被深达颈部的大水拦住了。他们毫不退缩,又选择了另一条需要3小时的上山路线。这种地形使他滑倒并扭伤了脚踝。


隗先生的妻子回忆说:“当我们最终到达那里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汪洋一片,没有什么留下了。”


救援人员在8月3日到达汤家庄,就在土石崩塌之后的第三天,比隗氏夫妇发现亲戚所在的村庄已经变成废墟的一天还晚。


当地政府统计称共10人死亡,18人失踪。隗先生援引传闻的报告称死亡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更高。


隗先生告诉BBC,他的7名亲戚中有不是死了或失踪,其中包括他的2名外甥,分别7岁和4岁。他亲口念出了亲友的名字:“隗合营,我二爷;李术兰,我二大娘;隗合春,我三大爷;景志真,我三大娘。隗功乐,我妹妹;和她的两个孩子,李佳琦和李佳鑫。”


中国官媒在几天内公布了北京以外地区的死亡人数,并集中报导了救援工作。新闻报导标题下的是“有一种安全感叫做人民解放军”或“山东救援队在洪水中工作,饥饿导致手在寒冷中不受控制地颤抖。”


但是,这并未阻止社交媒体上的网民注意到,与前任中国领导人不同,现任主席习近平并未探访洪灾发生的任何地点。他呼吁要“全力以赴”救援洪灾,这讯息也在中国官媒上大肆宣传。


在7月31日,当中国北部的一些地区被淹没,也是春优被冲走的那一天,习近平参加了一场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晋升将领的仪式。


Aerial view of excavators operating to repair the collapsed roads in flood-hit areas in Fangshan District on August 4, 2023 in Beijing, China.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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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有62人在洪水中死亡,其中33人来自北京,29人来自邻近的河北省。


A man carries boxes of goods salvaged from a local business on a bicycle as he wades through receding floodwaters on August 5, 2023 in Zhuozhou, Hebei Province south of Beijing, China.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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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洪水消退,人们开始重建生活,清理家中的泥沙淤积或清洗变成棕色的衣物和家电。


纽约城立大学政治学与全球事务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在确认自己的“太子党”地位,即出生于共产党高官家庭。


因此,夏明告诉BBC说,“他已经从共产党革命传统中获得很多的合法性,并不急于从公众舆论中再拿到一些——而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温家宝则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出生在普通家庭。”


随着洪水消退,人们开始重建生活,清理家中的泥沙淤积或清洗变成棕色的衣物和家电。


但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将产生如杜苏芮般更强烈也更频繁的台风。对于隗先生来说,这件悲剧冲击太大了。他告诉BBC说,村中“还看到山边有裂缝,未来肯定还是危险的,我们绝对不会再住在那里了。”


谢选骏指出:外地人不懂“血污的北京不是个好地方”,还争先恐后飘了过去,先是沦为低端人口,现在直接喂了王八——他们计划去参观天安门广场,却不知那里有毛魔盘踞,会把良民变成鬼魂。这都是由于,毛魔对南京的咒语(人间正道是沧桑)落到了北京头上,于是,“北京正道桑变沧”。南京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所以河道湖泊都淤塞;北京正道桑变沧,所以共产党洪水来了——北京的桑田变为沧海!共产主义,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谢选骏:英国人不甘寂寞地看着中美决斗

《应对中共威胁,拜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23-08-11 朝鲜日报)报道: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从源头上封锁美国资金流向中国最尖端的技术企业。人工智能(AI)、半导体、量子计算被认为是新一代技术竞争的激战领域,同时也将影响未来的国家安全,美国此举旨在延缓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发展速度。此前,美国有过不短的限制对华技术和产品出口的历史,但从未直接控制过本国个人和企业的广泛对华投资。


当地时间9日,白宫发布了拜登总统签署的限制对华投资行政令。行政令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指定为“担忧对象”,并称他们积极利用民间尖端技术培养本国的军事、情报和侦察力量。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民间技术企业进行的投资反倒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行政令指出:“为应对(用美国资金培养中国军事力量的)威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行政令明确规定,政府将有权对美国境内个人、法人向中国AI、半导体、量子计算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的相关信息进行仔细查验,必要时可以要求禁止投资或撤回已经投入的资金。除一般的股份投资以外,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在中国当地建立生产线等设备投资也可能会成为制裁对象。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称:“随着上述新规的出台,美中关系将迎来自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始与华对华至今的最困难的时刻。”尤其,限制对华投资的氛围将扩散到韩国、欧洲、日本等所有同盟国,中国势必遭受巨大打击,中国很可能发动反击。美中继技术脱钩之后,资金脱钩也成为现实,世界各国抛弃全球化,美中相互掣肘和报复的新秩序正在加速建立起来。

 

网民嚎叫:


外星人 今天 13:51

灾星牛逼大王习近平不是傻,他是拜登安排在中国最大的隐形大汉奸卖国贼外部势力在中国最大的头子,掏空国库,摧毁经济,无预警放弃清零,无预警开闸泄洪把个老百姓淹的哭天喊地,这个极品人渣却和它的太监们躲在北戴河共赏惨景,举杯狂欢——他们是在摧毁中共!

must 今天 13:46

老败软柿子,雷声大,雨点小,行政令,P的用!等到明年执行时,老败差不多要卷铺盖回败家了。

白草 今天 13:35

美国的紧急状态印象中一直有30几个。真是虱子多了不咬。没人在乎。这个威胁啊制裁啊也几乎是年年都有。也是不关小民的事。要说有关系,就是物价肯定要上涨了。

jinpingxi 今天 12:34

包子应该很快就要动手了,乘机转移国内的各种矛盾,抓间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开放境外游也是,派第五纵队去扰乱当地的治安,引发恐慌,韩国惠化站实施谋杀的男性已经被证实是中国人了,这就是预演。西方国家不仅要大力收紧签证,更要谨慎放行入关的每一个人。海外华人也要小心,第五纵队在海外搞破坏,可能造成当地人对华人的敌对情绪,身边有可疑的人一定要积极举报。


谢选骏指出:中美决斗,各国都做壁上观——这里难道是楚河汉界吗?


《“经济学人”批美投资禁令:拜登的中国战略不起作用》(中美聚焦 2023-08-11)报道: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8月9日签署行政令,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敏感技术投资”的做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10日刊文称:美国推出所谓对华“小院高墙”政策和“精准脱钩”并不奏效,收益不明显且成本高于预期。美国的新规则无法让整个供应链摆脱中国的影响,反而让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让这个世界更加危险。以下是文章内容。


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他在对华经济战中的最新武器。新规定将监管美国私营部门在海外的投资,禁止对中国最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捍卫者,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诉诸这种限制措施,是其经济政策发生深刻转变的最新迹象。


几十年来,美国为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而欢呼。这种全球化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消费者成本方面带来了巨大收益。但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仅靠效率已经远远不够。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中国崛起将其他目标议程推到了前台。可以理解,官员们想要通过限制中国获得可以增强其军事实力的尖端技术,保护国家安全,并在中国牢牢控制的地区建立替代供应链。


结果就是前总统特朗普和现在的拜登总统先后推出了针对中国的关税、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等一系列举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前往印度和越南,宣传“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好处,并向企业老板们发出信号: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将是明智的选择。尽管这种“去风险”措施会降低效率,但人们认为,只要聚焦敏感产品,就可以限制供应链转移造成的损害。付出额外的成本是值得的,因为美国会更安全。这种新思维的后果现在越来越明晰。不幸的是,它既没有带来韧性,也没有带来安全。在适应新规则的过程中,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在关键领域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依然存在。更令人担心的是,该政策产生反常效果,促使美国盟友与中国走得更近。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乍一看,新政策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美之间的直接经济联系正在萎缩。2018年,美国从亚洲一些“低成本”国家进口的商品中,有2/3来自中国。去年,这一比例只有一半多一点。相反,美国转向了印度、墨西哥和东南亚市场。投资量也在调整。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达到了惊人的480亿美元。6年过去了,这一数字缩水至区区31亿美元。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首次不再是中国美国商会大多数成员的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亚洲新的外国投资项目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去年,中国获得的援助比印度和越南都少。


然而,如果你深入挖掘,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丝毫未变。美国可能将其需求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但现在这些国家的生产线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国的进口。例如,随着东南亚对美出口的增长,其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也呈爆炸式增长;墨西哥是另一个受益于美国“去风险化”的国家,而在过去5年里,中国对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出口额翻了一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研究报告发现,即使在美国最渴望从中国转移出的先进制造业领域,那些打入美国市场最多的国家也是那些与中国工业联系最密切的国家。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贸易变得更加昂贵。但中国的主导地位并未减弱。


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最糟糕的案例中,中国商品只是被重新包装,然后通过第三国运往美国。2022年底,美国商务部发现,东南亚的四家主要太阳能供应商对中国产品进行小规模加工,实际上是在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在稀土金属等领域,从中国的进口难以被替代。但更多时候,这种机制是良性的。自由市场只是在自我适应,找到最便宜的方法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劳动力和高效的物流,仍然是最便宜的供应商。美国的新规则有能力改变其与中国的贸易方向,但无法让整个供应链摆脱中国的影响。


所以,“脱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更糟糕的是,拜登的做法也在加深中国与其他出口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反常地将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对立起来。即使有些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姿态感到担忧,但他们与这个亚洲最大经济体的商业关系也在加深。2020年11月,许多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近年来未中间产品贸易蓬勃发展创造了一种单一市场。


对许多较贫穷的国家来说,接受中国的投资和中间产品,并向美国出口制成品,是他们就业和繁荣的根源。美国不愿支持新的贸易协定,是它们有时视其为不可靠伙伴的原因之一。如果要他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可能不会站在美国一边。


所有这些都给美国官员上了重要的一课。他们说,他们想用“小院高墙”精准防范中国。但是,如果美国对关税和其他限制举措的利弊没有清晰的认知,其面临的风险就是:每一次安全恐慌都有可能让“院子变大”、“篱笆变高”。迄今为止,收益并不明显,成本高于预期,这一事实让美国有必要精准聚焦。方法越有选择性,就越有可能说服贸易伙伴在真正重要的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否则,美国的“去风险”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危险,而不是更安全。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不甘寂寞地看着中美决斗,回想百多年之前,大阴蒂国在女王屄下的引领之下,何其昌盛。不像现在,只剩下一地鸡毛,只落得旁观的资格。

谢选骏:佛教摧毁西方世界



《正念神话?哲学家挑战其核心原则》(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院 八月 20, 2023)报道:


哲学正念


近年来,正念激增,治疗形式和冥想应用程序越来越受欢迎。然而,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位哲学家警告说,在正念练习中,不要有未经检验的哲学假设和潜在的过度简化。


正念疗法作为一种帮助个人应对压力的手段而广受欢迎,许多人报告说练习它有显着的好处。然而,正念的基本哲学假设应该被批判性地检查,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被接受。


最近,受佛教冥想传统启发的正念已经显着普及。这在学校、医疗保健和工作场所的应用中很明显,在这些地方,可以使用各种植根于正念的疗法。此外,全球数百万人正在下载Headspace和Ten Percent Happier等冥想应用程序。


显然,对正念的需求,许多人在其技术中找到了价值。然而,哥本哈根大学的奥德修斯·斯通博士认为,许多关于人类及其与正念所基于的世界的关系的哲学假设都是非常可疑的,应该仔细研究。


“正念的一个关键主张是,我们应该学会看待在头脑中来来去去的想法和情绪,就好像它们是穿过天空的云一样。这是你在正念文学中经常遇到的形象。这个想法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想法和情绪,并将它们视为头脑中的事件,但不要赋予它们重要性或花太多时间担心它们。当然,这有时可能是有道理的。例如,考虑一下,如果你要在工作中做一个你感到紧张的演讲。然后,通过承认紧张来练习正念可能是明智的,但尽量避免让它占用你太多的能量,“刚刚完成正念论文的奥德修斯·斯通解释说,但他也补充说:


“然而,它并不止于此。在正念中,这个概念应该适用于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情绪,或者至少正念没有提供明确的界限。但这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成问题。想想我们对自己、他人以及我们周围的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态度。例如,我们对丹麦政府的政策决定可能感到愤怒。将这种情绪视为天空中掠过的云彩,与现实无关,这是否有益?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的思想和感受形成了我们的观点,并打开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不能也不应该都受到怀疑。


控制你(自己)的注意力


所有主要的科技公司都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因此它已成为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中最珍贵的原材料之一。对于Netflix,Facebook,亚马逊或苹果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将有限的时间花在他们的平台上。


“Attention is also a key theme within mindfulness, where a number of exercises that train practitioners to control their attention are often highlighted as a form of solution to the information overload we are exposed to. It’s all about taking back control, and this is a central component of mindfulness-inspired treatment of stress. In many ways, this is also sensible. We all know the feeling of being highly distracted beca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ays Odysseus Stone and elaborates:


“但我想说的是,正念对个人注意力的关注使得注意力经济等重大结构性社会问题成为个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这种批评也是在工作场所压力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工作场所压力下,为有压力的员工提供正念课程,而不是改变工作条件。在这两种情况下,引起问题的更广泛的结构都没有通过正念来解决。


但这并不是正念构思注意力的唯一问题:


“此外,我们也可能质疑正念看待注意力本身的方式。通常,注意力被视为有点像个人头脑中的小聚光灯,可以学会被控制。然而,根据一些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说法,这种图景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注意力高度依赖于我们的体现,并嵌入在物质和社会环境中。


你能活在当下吗?


正念哲学基础中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人类花了太多时间思考过去和未来。这些想法阻止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努力在此时此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是除正念练习者以外的许多人赞同的想法。通常,它基于哲学思想,即当下时刻特别真实或基本,或者至少比过去和未来更真实。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对自己作为有过去和未来的存在的感觉——我们对自己的“叙事”感觉——是基于一种错误。


但是,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应该接受这个想法。一方面,我们的叙事赋予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结构。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只是不真实或错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问,“这个纯粹的当下或绝对的当下究竟是什么,应该是特别真实的?”,很难回答。如果我们的经验和行动要连贯一致,对我们有意义和有意义,它们就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提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参考文献:哥本哈根大学论文博士奥德修斯·斯通(Odysseus Stone)的“引人入胜的正念:现象学调查和批评”。



谢选骏指出:把哲学正念用于病体治疗,那就把正念变成了邪念。不仅如此,还将摧毁进取精神、瓦解人生斗志,如此一来,佛教岂不是在摧毁西方世界?因为西方世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成长起来的,与佛教完全南辕北辙,现在如果认贼作父,岂不自取灭亡。在我看来,最大的讽刺就在于,佛教鼓吹西方乐土,现在却正摧毁西方世界——这都是雅利安鬼的报应。历史力学一二三。

谢选骏:百年即崩的共产党怪不得习近平

《“对未来没什么期待”: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中国人》(袁莉 2023年8月22日)报道:


“中国政府”去年12月突然结束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严厉措施后,许多中国人曾预料,被压抑的需求将给经济反弹带来强劲动力。然而,八个月后,中国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坏消息:年轻人失业率创下纪录,房地产市场严重衰退,老百姓不消费,甚至可能出现经济通货紧缩。

这让许多习惯了经济持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中国人感到震惊。他们现在不得不应对生意不好做、个人财富缩减的问题。

我像往常一样采访了十多位企业主和消费者,我可以把他们告诉我的总结为:他们对经济和国家未来的信心正处于最低点。如果说他们曾对经济反弹抱有希望的话,这种希望已经破灭。他们担心这是他们不敢想象的情况的开端,并担心政府没有解决方案。坏消息不断传来。

“最可怕的就是大家都很迷茫,都不知道下步怎么办,”一家汽车配件批发公司的老板理查德·李(音)说。“我曾经觉得这个国家会慢慢变好。”

在2023年上半年,李先生的生意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他居住的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曾在去年上半年被封控了好几周。

他发现,其他像他这样的企业也在苦苦挣扎。他的一些客户是汽车修理店,因为车主减少开支,有些修理店甚至已经关门。

李先生曾有四家店,其中两家已关张。他解雇了三分之二的员工,也不再投资新产品。他还减少了下馆子和与朋友聚会的次数。由于现金短缺,他曾试图出售自己在2020年买的一套用于投资的公寓。但即使在他将售价从330万元降到290万元后,也几乎无人问津。


对李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依靠中国政府来了解经济状况已变得越来越难。政府已停止发布一些多年来一直定期发布的数据。6月份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1.3%后,政府上周暂停了发布这个数据。

但政府已发布的一组7月份的官方数据足够糟糕。

上个月,中国消费者价格出现了两年多来的首次下降。中国各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3459亿元,与6月份相比减少了89%,只是去年同期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5%,而去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萎缩了近25%。在这个60%的家庭资产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的国家,这种下降令人震惊。


人们的焦虑如此之高,甚至有人开始在名为“小红书”的社交媒体上传驱邪物,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帮助他们把房子卖出去。

去年,政府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严重抑制了消费和商业活动,中国曾陷入通货紧缩。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许成钢解释了为什么通货紧缩可能有害经济。

“往最好的地方说,所有人都是看跌。在看跌的情况下,一定就是等着跌得更低,”他说。“往更不好的地方讲,就是人们其实很害怕,很担心。”他表示,担心丢掉工作或担心企业经营不下去将导致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支出,从而将经济进一步推入通货紧缩的陷阱。

由于焦虑情绪高涨,人们已开始多存钱、少花钱。

考博·刘(音)在中国西南部一座大城市创办了一家教育初创公司,他说,他今年的营收持平,这对一家以前每年增长40%的公司来说是个坏消息。刘先生30多岁,虽然手中有约1000万的现金,但他已决心将每月的支出控制在五六千元,其中一半是房租。他的车(一辆丰田卡罗拉)是五年前买的,他不打算换新车,短期内也不打算买房。他曾在2019年买了两个楼盘的公寓,但这两个楼盘的开发商都已在资金耗尽后停工。这是中国的房地产繁荣突然结束后,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噩梦。

刘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连续几年下滑。他已在今年早些时候卖掉了手里所有中国大陆企业的股票,并表示他不会碰任何中国公司的股票,即使它们在纽约或香港的交易所上市。


现年44岁的鲍里斯·戴(音)是北京的一名商业房地产顾问,他今年前六个月的收入不到10万元,只有他疫情期间收入的一半,还不到疫情前的15%。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出租办公空间,租户已在六个月前倒闭,让他的这笔收入落空。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躺平,”戴先生说。“对未来没什么期待。”他已将自己的运动型多功能车改装成了房车,这样他和妻子外出旅行时就可以把酒店钱省下来。


即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家也因为前景不确定而不愿贷款。

马克·傅(音)是一家金融咨询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在成都和香港设有办事处。他说,他今年的业务量激增。他解释说,原因是许多富有的中国人在疫情期间意识到,再有钱也买不来安全或尊严,所以他们向他寻求帮助,将金融资产转移到境外。银行可以提供低利率的商业贷款,但他不愿意借债。他没有扩大公司,而是让员工从12人自然减少到10人。

他说,他对政府在疫情期间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行业感到大为震惊。他说,他曾相信只要努力工作,一定会成功。现在他担心,自己如何经营并不是最要紧的事。

“国家是要把你一锅端了?”他问道:“还是说让你可以赚点钱?”他也有一套一直卖不出去的公寓。

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已变得如此之黯淡,以至于官方出版物《证券日报》上的一篇评论呼吁,严格审查那些推测未来麻烦的帖子。文章称,那些以“某信托爆雷了”、“中国版雷曼要来了!”、“某券商要召开‘至暗时刻’的电话会议”为标题的造谣帖子已引发了市场波动。

人们因无法想象中国将如何摆脱恶性循环而感到绝望。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习近平似乎不喜欢民营企业,并已逐步废除了曾让中国取得经济成功的一些市场经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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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35岁的安迪·王(音)已在今年早些时候辞去了他在银行的工作,准备申请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去年秋天,中共召开“二十大”后公布了一批新领导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令他反感,新领导人全是习近平的亲信。“这个国家最后纠错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他说。

虽然他的父母很有钱,但他对自己是否能有他们曾经有过的同样机会感到悲观。“国内是不可能挣到钱的,”他说。“现在想办法不说保证现在的生活,(只)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生活能力。”


谢选骏指出:百年即崩的共产党怪不得习近平,相反,习近平也是应运而生——因为长命百岁已经是人间的难得,国民党不也是百岁崩盘、失去台湾的吗?但是废垃不懂这些,它们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活着,以为共产党可以永远活着。错了。只有眼不见的上帝才是永生的,别的都是过眼云烟。不信就到冥王星的地界,回望地球不过一颗微尘。百年即崩的共产党怪不得习近平——相反,习近平也是应运而生——正如我早说过十几遍得了,他是中国特色的戈尔巴乔夫。

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

谢选骏:丘吉尔是个老牌的纳粹分子


网文《温斯顿·丘吉尔》报道: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英文: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演说家、作家、记者,第61、63届英国首相(1940年-1945年,1951年-1955年)。

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5年投军,并以记者身份参加过西班牙镇压古巴革命及英国侵略印度的战争和英布战争。1900年以后,曾连续当选为自由党或保守党议员,历任殖民、海军、财政和国防大臣等职,因承担加利波利战役失利的责任而改授闲职。希特勒在德国当政后,他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反对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重任海军大臣,次年担任首相,组建联合内阁,领导英国人民对德作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立即发表声明援助苏联。同时还极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1945年败选辞职,1946年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的序幕。1951年重新当选首相,1955年退休。1965年,丘吉尔因病在伦敦逝世。

丘吉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还是英国重要的历史学家,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曾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丘吉尔还是历史上掌握英语单词数量最多的人之一(12万多个),一度被新闻媒体评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但其涉及到种族主义的言行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


早年经历

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时30分,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一译温斯顿·列奥波德·斯宾塞·丘吉尔,英文: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诞生于英国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布伦海姆宫。他的祖上约翰·丘吉尔因在“光荣革命”中支持威廉三世,且又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中作为军队总司令取得胜利而于1702年被安妮女王封为马尔巴罗公爵(Duke of Malborough)。马尔巴罗家族在19世纪英国20个王室以外的公爵家族中名列第10。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是保守党“樱草会”(保守党中的一个派系,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创办人,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百万富翁、《纽约时报》股东之一的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

丘吉尔是一个早产儿,由于父亲忙于政治而母亲又沉湎于交际之中,他在少年时代很少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只与保姆结下了深厚的亲情。

1881年,7岁的丘吉尔被送入圣乔治贵族子弟寄宿学校读书,丘吉尔生性好动,喜欢冒险,读书“疏懒”,是学校中最顽皮、最贪吃、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因此经常遭到老师的体罚,后来不得不转学到汤姆逊学校。在学习生涯中,他尤其不喜欢数学和拉丁文,但对历史和古典文学有兴趣,特别喜欢军事。从小就崇拜法国的拿破仑和自己的祖先约翰·丘吉尔,渴望能象他们那样去开创一番事业。

1888年,丘吉尔进入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哈罗公学就读,但是成绩依然不佳,虽然丘吉尔的学习成绩不好,可是他后来之所以成功,关键取决于他的综合素质,伦道夫·丘吉尔于是决定在儿子毕业后将他送到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3年8月,经过三次考试,丘吉尔终于考进该校的骑兵专业学习。 他的理想是“只要什么地方打仗”,就去参军“一旦仗打好了,就要搞政治”。

1895年,在政坛上不得志的伦道夫·丘吉尔早逝。2月,丘吉尔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第4骠骑兵团任中尉。10月,刚刚当上中尉的丘吉尔利用假期和朋友一起到古巴亲身体验了西班牙和古巴当地人民起义的战争。由于其父亲的关系,丘吉尔被英国情报部门看中,要他负责收集西班牙军队所使用的枪弹的情报。《每日纪事报》也聘请他为随军记者,为该报发稿。11月,历经了战火,身怀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的丘吉尔回到英国,古巴之旅使丘吉尔爱上写作和记者的生活。

1896年,丘吉尔随第4骠骑兵团调往印度。一年后印度北部部落爆发了反抗英军的武装起义,得知消息后丘吉尔立即请了假,以《加尔各答先驱报》和《每日电讯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英国的军事行动,他在向两张报纸所发出的稿件的基础上再加入自己收集到的其他资料,写出了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1898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相继出版了小说《萨伏罗拉》、有关英国军队镇压苏丹人民战争的《河上的战争》。

在印度的两年,给丘吉尔后来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一个记者,他感到自己的知识的贫乏,在两年中,他读了成箱的书籍,特别喜欢阅读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以及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写的著作,后来他能够成为一个在很多问题上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同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

1899年9月,已经辞去军职的丘吉尔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采访英布战争。在随英军士兵行进途中被后成为南非总理的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所俘虏,丘吉尔虽然是随军记者,但是因其携带武器并参加战斗,布尔人拒绝释放他。12月,丘吉尔极为大胆地独自一人越狱成功,在当地一个英国侨民的帮助下逃到了洛伦索-马贵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英国领事馆。这一事件使得他在英国的名声大噪。1900年3月,又经历了几次战斗的丘吉尔终于回到英国,受到奥尔德选区人民的欢迎,“出征的英雄回来了”。

初入政坛

通过越狱事件而闻名全国的丘吉尔决定抓住机会,从此踏入政坛。1900年10月,代表英国保守党参选的丘吉尔顺利当选议员,并在多次有关死里逃生的讲演中赚了一万英镑,从此开始了长达61年的政治生涯。这期间,丘吉尔在政治上扮演了激进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角色,他一再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抨击保守党政府的多项政策,批评政府在英布战争中的政策,并坚持反对政府的扩军计划,在成功阻挡政府的扩军提案在下议院通过后,丘吉尔又在贸易问题上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他公开表示反对保守党某项领袖的贸易壁垒政策,坚持维护自由贸易原则,这使得他与保守党彻底决裂。

1904年,由于不同意保守党的保护关税政策,丘吉尔自称“独立的保守党人”,并最终于1905年1月被保守党取消了党员资格。几个月后,丘吉尔以自由党候选人竞选曼彻斯特议席获胜,此后在自由党政府中晋升迅速。

1906年,自由党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上台,丘吉尔获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在任内最重要的成就是推动南非取得自治地位。1908年,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首相上台,丘吉尔被任命为商务大臣,正式进入内阁。任内推动了强制性工人失业和伤残保险,并阻挠海军增加财政预算。9月2日,丘吉尔与出生贵族却家境贫寒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尔结婚,爱德华七世国王向这对新人赠送了一根刻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手杖。

一战前后

1910年,丘吉尔出任内政大臣,当时年仅35岁。在内政部,他在监狱改革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当面对工人游行罢工时采取的毫不手软的态度而遭到指责,最著名的一次行动是发生在1911年1月他下令军警镇压罢工和游行活动,即“塞德奈街杀戮事件”。当警方得知有一伙东欧无政府主义者抢劫了一家珠宝店后,丘吉尔亲自到达现场指挥包围行动,调动了大炮、军队进行镇压。

1911年10月25日,丘吉尔与麦肯纳交换职务,转任海军大臣。当时,德国的力量迅速膨胀,威胁了英帝国的霸权地位。1912年1月,他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此外,丘吉尔使海军拨款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命令海军作战部队处于常年戒备状态;将军舰的燃料由煤改为石油。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1日,丘吉尔在收到“德国已经对俄国宣战”的电讯后,自行下达海军总动员令,第二天才得到内阁追认。

战争初期,由于丘吉尔指挥不当,英军连连受挫。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围城战中,他派了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去阻止德军,但为时已晚,德军攻入该城,英国旅反而被困荷兰。该事件在公众中造成极坏印象,指责他冲动鲁莽。

为了打破英法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和德军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丘吉尔提出一套新的作战计划,主张派一支强大的舰队进入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攻占加利波利半岛,迫使奥斯曼帝国屈服,以其从后侧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为此,数十万英国军队自1915年2月起陆续远渡重洋来到加里波利半岛,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精税部队伤亡巨大(参见词条加利波利战役)。丘吉尔遭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攻击,1915年5月,决定要与保守党人共组联合政府的阿斯奎斯首相免除了丘吉尔海军大臣的职务,派他出任新成立的联合政府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当内阁战争指导委员会改组时,被排挤在政治圈之外的丘吉尔决定辞职,赶赴法国前线担任苏格兰皇家火枪营指挥官,亲自参加战争。

1916年5月,丘吉尔卸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营长,并放弃了中校军衔,回到议会。9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成立,次年1月该委员会发表报告,为丘吉尔重新在政坛崛起提供了契机。

1917年7月,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宣布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丘吉尔在军需大臣任内推动了多项对今后战争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发明,包括坦克、飞机和化学毒气。在丘吉尔的提议下,英国迅速扩大了坦克的生产规模,推动飞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就连他本人也学会了开飞机。

1918年11月英国举行一战后的首次大选,选后丘吉尔在内阁内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项职务。他开始对英国军队进行调整,并且主张积极干预俄国内战。极度仇视苏俄的丘吉尔称布尔什维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鼓吹对苏俄进行联合武装干涉。他亲自策划向俄国白卫军及波兰军队提供大量军援,并说道:“战胜了世界的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直到1950年,他还在为没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掐死在摇篮里”而惋惜。当时,苏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称丘吉尔“是苏俄的最大仇敌”。

1921年,丘吉尔转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兼任空军大臣,开始与爱尔兰新芬党谈判。在各方努力下,英国最终允许爱尔兰成为英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

1922年,大选举行,自由党惨败,丘吉尔本人也在自己的选区中意外失利,丢掉了内阁大臣的官职。在1923年的选举中,丘吉尔在下院补选中竞选西莱斯特席位,再度落败,工党则获得胜利,组建了第一个工党政府。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的势力已经开始衰败,很难再成为政坛上可以与保守党抗衡的政治势力,于是他逐渐疏远自由党,转而向保守党靠拢。在此期间,丘吉尔利用两年闲暇时间,他撰写了5卷战争回忆录《世界危机》。

1924年3月的补选中,丘吉尔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席位,提出自由党等其他所有反对党都应该向实力较强的保守党靠拢。最后选举结果丘吉尔还是以43票之差落败。同年夏,刚刚成立了9个月的工党政府倒台,丘吉尔代表保守党参选,以19843票的高票赢得埃平选区的席位,并被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丘吉尔完成了回归保守党的旅程,但许多保守党人仍对他不信任。任财政大臣期间,丘吉尔恢复了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削减了防务经费,尤其是海军预算。

这一时期,殖民地解放运动和英国国内工人运动蓬勃高涨。1926年,英国职工总会因矿工薪资问题宣布举行全国大罢工。丘吉尔在罢工中采取强硬立场,公开咒骂罢工工人是“民族的敌人”,还建议用机关枪驱散罢工矿工。因印刷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中,报纸无法出版,丘吉尔下令由政府发行《英国公报》,宣传政府的政策。工党指责他不仅是保守,简直是反动。

1929年5月,英国再度举行大选,这次选举中丘吉尔本人虽然险胜,但是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下野,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重新执政,丘吉尔辞去一切官职。身在影子内阁的丘吉尔主张对爱尔兰及中东阿拉伯地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进行镇压。他同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发生严重分歧,先是围绕自由贸易问题,后是关于印度自治问题。当鲍德温支持工党政府关于印度宪法改革的建议、甘地被释放并出席伦敦会议时,丘吉尔称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1931年1月退出了保守党影子内阁。从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没有出任过政府要职,处在“政治上的荒漠状态”或“在野岁月”,而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写作,包括已经在连载中的《世界危机》以及《我的早年生活》,还有一本关于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约翰·丘吉尔的传记——《马尔巴罗的生平与时代》(4卷)。

此外他还访问美国,拜访美国各界人士和政治领袖。1931年12月,在丘吉尔的第二次美国之行中他遭遇车祸,内脏严重出血,不过幸好治愈得当,住院8天后就出院。

自1929年离开政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丘吉尔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荒漠状态”。

反对绥靖

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正在成型,其侵略扩张行为构成了对英国霸权地位的严重威胁。而一战后的英国长期迷漫着和平主义的气氛,从政党领袖到平民都认为一战后将再也不会有残酷的战争并主张裁军。丘吉尔是议会中极少数对德意法西斯崛起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他具有比较远大的战略头脑,主张对德意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因此,他在当时是英国政界一致公认的对德强硬派的领袖。

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初,丘吉尔就从德国毁约扩军的种种迹象中意识到德国的目标是要控制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英德矛盾无法调和。丘吉尔在他的一系列演说中,特别是在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报告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战略路线。丘吉尔认为,英国四百多年来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和挫败欧洲大陆上的军事霸主”。现在“由一小撮扬扬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的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准备发动一场要使欧洲“德意志化”的战争。丘吉尔认为,拯救英国的战略应是实行“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这就是在国内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对外则“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者”。丘吉尔强调,“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为了共同对敌,丘吉尔主张化宿敌为盟友,调整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关系,与苏联结成反纳粹的“大联盟”。早在1934年7月,丘吉尔便对苏联驻英大使伊万·麦斯基表示:“现在我是德国的敌人,我要保护英帝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但是希特勒德国不仅成胁着我们英国人,而且也威胁着你们俄国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我们为什么不以共同的势力来粉碎它呢?”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英国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绥靖主义占上风,因此自1937年5月阿瑟·尼维尔·张伯伦上台执政后,绥靖政策便正式成为英国外交的基本国策而加以全面推行。后来,丘吉尔回忆道:“我在那时的影响已降到零。”但是他仍在议会内外大声疾呼,敦促政府争取时间加紧重整军备,并一再抨击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他还鼓励盟友法国加强军事势力,而不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张伯伦政府表示出软弱立场,丘吉尔对此大为不满。他指出,如果“坐待事态的演变”,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那么“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向对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他还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响应3月18日苏联政府关于举行国际会议,商讨共同对付希特勒的建议,指出“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除此之外,丘吉尔到处发表演说,揭露战争的危险。他的这些演说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出书,在英国社会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亲自访问慕尼黑,与希特勒商讨苏台德问题(参见词条慕尼黑会议)。在谈判中,希特勒明确提出要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张伯伦表示同意,在得到法国的首肯后,两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使于9月20日拜会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极力游说他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得知消息的丘吉尔于9月21日向新闻界发表了有关捷克危机的声明,指出如果在纳粹的军事威胁下屈服,不仅不会给英法带来安全与和平,反而会使两个国家处境更危险,“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换得安全实属误见。”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当张伯伦侈谈“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时,丘吉尔对这个协定进行了谴责,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遇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指出这是“一次欧洲最大的灾祸”,“这不过是算帐的开始,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他的发言引起一片抗议之声,但丘吉尔还是在嘘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讲。由于其反对绥靖政策的立场,丘吉尔还曾一度遭到自己选区的保守党党部弹劾动议,最终以3比2的信任票保住自己的议席。

1939年3月,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出兵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时,丘吉尔进一步呼吁政府加强战备,并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他在议会辩论中一再指出,“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如果现在“拒绝和丢掉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之中”。英、法、苏三国莫斯科谈判(参见词条英法苏莫斯科谈判(1939))开始后,丘吉尔不断批评英法政府的消极态度,力促英法政府根据平等的条件同苏联“订立最广泛的协定”。

战时首相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战争爆发数小时后,张伯伦召见丘吉尔,邀请他加入战时内阁,重新任海军大臣。由于战事进展不顺利,下院议员们在1940年5月对张伯伦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案,将矛头指向张伯伦。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英法政府宣而不战,西线出现了“静坐战”。英国政府中有些人主张同德国议和。丘吉尔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与纳粹德国议和,无异于向德国投降,他主张“把战争打到底,消灭希特勒,彻底粉碎纳粹主义”。同时,他领导下的海军,在大西洋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认真的战斗。但由海军部发动的援助挪威的行动却遭遇失败,最后挪威陷落,英法部队被困(参见词条挪威战役)。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调兵西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和法国发动突然袭击。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下台,当天下午6时,乔治六世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邀请艾德礼等其他政党领导人入阁,并获得各方的支持。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各党联合政府,而是团结在丘吉尔周围的“举国一致内阁”。丘吉尔在危机中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5月13日,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下议院最终以381票对0票的绝对优势表明了对丘吉尔政府的支持。

正在此时,希特勒发动的“闪电战”席卷了荷兰、比利时,占领了欧洲大陆各沿海口岸城市,前线战局急转直下,5月底,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国远征军,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在短短的8天中,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周围一小块地区的盟军奇迹般地撤出33万多人,政府号召英国沿海居民利用自己的小艇救援在海峡对岸的士兵,连海军部的军官们也亲自加入救援行列。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但是也提醒“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之后丘吉尔就发表了大概是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讲话:“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断然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领导英国人民进行保卫英伦三岛的战斗。

为了改变孤军作战的困境,丘吉尔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采取一切措施努力争取同盟者,首先大力争取美苏两国的支持和参加。上任后,丘吉尔首先访问法国,他惊讶地得知法国即将投降,但是他向法国领导人表明,即使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1940年6月13日,丘吉尔第五次访问法国,他希望游说法国政府继续作战,但是很明显的法国政府已经决定投降。6月22日,法国投降,丘吉尔支持夏尔·戴高乐将军在伦敦成立了法国民族委员会。8月,在丘吉尔的提议下,经过两国艰苦的磋商,以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美国最终同意向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英国则以租赁的形式将其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交给美国。9月7日到11月3日,德军以每晚平均200架飞机的数量连续57天对伦敦进行轰炸,仅头两天就造成800多人死亡。这期间丘吉尔几乎每周都亲自到被炸现场视察。虽然丘吉尔不止一次地在被炸毁的房屋现场流下热泪,但是他依然以钢铁般的意志继续带领人民战斗。

丘吉尔以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帮助英国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支援物资,希特勒决定无限期推延登陆计划,不列颠空战以英国的胜利告终。12月8日,英国的美元储备已经枯竭,45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已经用于订购所有美国愿意提供的武器军火。于是丘吉尔亲自写信给罗斯福,坦率地表明英国的资金短缺,但是依然希望美国能够帮助英国:“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产,使得我们用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装备以防不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罗斯福收到该信后提出以“租赁”的形式将武器弹药支援英国,两个月后,租赁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在罗斯福12月30日的著名讲话中,称“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立即表示英国将同苏联联合对德作战,在当天晚上发表广播讲话说“最近二十五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始终不渝地反对共产主义了,凡过去我说过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想收回。但是,在此刻正在展开的景象面前,所有这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了……俄国所受到的威胁,也就是我国和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我们当然要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7月12日,英苏两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8月,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纽芬兰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苏德战争爆发不到两个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初步形成,丘吉尔对此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战过程中,丘吉尔作为同盟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出席了苏、美、英三国领袖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以及中英美领袖举行的开罗会议等,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并确定了战后的“雅尔塔体系”。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宣告,英国已经赢得了对德战争的胜利。

胜利与悲剧

丘吉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英国的霸权利益。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展,当德、意、日法西斯的覆灭已成定局,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他反苏、反共、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立场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同苏联及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突出。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他曾这样描绘:“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丘吉尔一直没有放弃反苏反共的立场。当战局不明朗时,他妄图假手法西斯削弱苏联,当战局趋于明朗,丘吉尔又担心战后苏联的强大。他再三拖延在法国开辟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战场,力图把战争的重担更久地压到苏联身上,尽可能地削弱苏联的力量。为了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恢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丘吉尔竭力主张在所谓“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即巴尔干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并支持在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等国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向斯大林提出了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同时,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了他在战争结束前的政策和策略:“第一,苏俄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的阵线来阻止苏俄向前推进。”他甚至命令军事顾问研究紧接着第二次大战,进行对苏战争的可能性。后来,丘吉尔坦白地说:“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的时候,我就发电报给蒙哥马利,盼他集中收藏好德军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发给同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

丘吉尔极力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绝不允许其它国家染指英国的殖民地。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提出的关于由联合国托管英国殖民地的计划使丘吉尔暴跳如雷。他宣布,只要他当一天首相,就决不会放弃“哪怕是一小块不列颠土地”。在希腊内战中,他派军队支持希腊的流亡政府。

1945年初,丘吉尔提出的政治纲领同英国人民的情绪背道而驰。7月,大战还没有最后结束,战时内阁解散,丘吉尔辞职参加新一轮的大选。英国大选时,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正在举行波茨坦会议,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国听取选举结果,会议决定暂停几天。信心满满的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原本认为凭借丘吉尔在战争中的功劳定能顺利当选的保守党,却在大选中惨败,丘吉尔本人虽然当选议员,但是保守党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在艾德礼的带领下却赢得393席,得以组阁。当丘吉尔得知失败的结果后,坐在那里呆若木鸡。对于在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被赶下台,丘吉尔无法理解。他后来引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开启铁幕

下台后的丘吉尔并未退出政治舞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统治英国、“是能够对付俄国的唯一的人”。丘吉尔宣布,他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继续领导保守党。下野后,丘吉尔经常发表一些连保守党人也不喜欢的演说,多次去国外旅行,写了许多文章,余暇时间画画、看赛马。在此期间,丘吉尔还专心致力于6卷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编写,该书在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齐。在野期间,他还撰写了历史书《英语民族史》。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访问美国时,由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陪同,在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他鼓吹美英联合,共同对付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叫嚷不能对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采取绥靖政策”(参见词条铁幕演说)。在当时,这篇演讲被媒体猛烈抨击,因为此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还未破裂,很多人把丘吉尔看成战争贩子。但后来的研究认为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同时,丘吉尔还致力于西欧联合。1946年秋,他来到日内瓦湖边休息。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主张。他说,为了拯救欧洲必须“重建欧洲大家庭”,建立“一种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在丘吉尔的筹划中,统一的欧洲不仅是英国的反苏堡垒,同时也是处理同美国关系的后盾。1948年5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讨论欧洲统一问题的会议上,丘吉尔被推为名誉主席。

为了加强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他在1948年的保守党年会上全面阐述了“三环外交”政策,提出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第二环是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丘吉尔认为,“一旦它们连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的结合足以推倒它们”。而英国“则是在这三环的每一环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丘吉尔反对美国扩大战争和进行核讹诈。

再登辉煌

在1951年的大选中,保守党重夺政权,77岁的丘吉尔再度出任首相。在第二任期间,丘吉尔基本上保持了工党政府的部分企业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防务领域,英国试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把英美同盟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1954年10月,丘吉尔促成了《伦敦-巴黎协定》的签订,使西德加入北约;同年9月,英国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随后又加入“中央条约组织”。但他也未能阻止英帝国的殖民政治和霸权地位土崩瓦解的趋势。在他任内,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发展。

1953年,丘吉尔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嘉德勋章,自此称“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 KG)”。据说伊丽莎白二世还有意封他为伦敦公爵,以表彰其为英国所做出的贡献。但最终丘吉尔接受了其子伦道夫的建议(如果丘吉尔接受爵位,那么在他死后继承公爵的伦道夫将进入上议院,丧失成为下议院议员的资格),拒绝了伦敦公爵的封号。获得嘉德勋章后,丘吉尔被称为“Sir Winston Churchill, KG”12月10日,丘吉尔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4年11月30日,丘吉尔80岁华诞,议会两院在西敏寺为他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1955年4月5日,丘吉尔因健康原因而辞职。当他走出唐宁街10号首相府官邸时他吸着雪茄,打出有名的“V”手势向群众致意,然后就坐上汽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离去。

1959年11月,丘吉尔继承了“下院之父”的称号。1960年,剑桥大学设立丘吉尔学院,以纪念丘吉尔。

因病逝世

晚年的丘吉尔,对于自己终生为之效力的事业仍然念念不忘。1963年4月9日,在接受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时,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在世界上扮演默然听命和次要角色的见解。”“谁也别想永远低估我们的精力、潜力和恒久不衰的力量。”可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却是无可挽回的。丘吉尔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曾取得过很多成就,但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1965年1月初,丘吉尔因患感冒而卧床不起,15日因脑溢血而昏迷。同月24日,丘吉尔与世长辞,享年91岁。英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丘吉尔的灵柩在西敏寺停放,供民众吊唁,之后被火车运到他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布雷顿教堂公墓中,与父母合葬。

为政举措坚持抗争

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在纳粹德国势力急剧膨胀、战争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不断提醒政府和公众注意英国国防实力有被德国超过的危险,反对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谴责《慕尼黑协定》,主张加强军备,建立以英法联盟为核心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德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海军大臣。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击西欧当日,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保守党下院领袖,迅即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投降后,在英国孤军奋战的危难时刻,丘吉尔以其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领导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不列颠空战中击败德国空军,迫使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放弃进攻英国的企图,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和解放欧洲的反攻基地。他强调保卫海上交通线,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借助美国的实力重返欧洲大陆,彻底击败轴心国。1940年9月批准以英国部署在西半球的海空军基地交换美国50艘驱逐舰的协议。12月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增加援助,并促成美国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1月派遣三军参谋部代表与美国军方会谈,制定“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即宣布援助苏联;7月12日与苏联达成军事协定,规定在战争中联合行动,不与德国单独谈判和媾和。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对日宣战。

二战期间,丘吉尔多次与美、苏首脑会晤,制定联盟战略,达成一系列协议。1941年8月与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确定两国共同对德政策和战争目标。12月至次年1月与罗斯福举行华盛顿会议,决定建立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协调两国战略、共同使用两国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与美、苏领导人有重大分歧。1943年1月与罗斯福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反对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主张加强地中海攻势,进军意大利。1943年11月与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举行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11月与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议,决定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并就战后欧洲秩序的安排和国际组织的建立进行讨论,签署《德黑兰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1945年2月与罗斯福、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就分区占领德国、对德实施管制、波兰的边界划分和政府的组成、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等问题达成协议。7月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和斯大林举行波茨坦会议。

外交方针

在二战中,丘吉尔力主与美国结成特殊关系,战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反苏反共,并设计了“三环外交”。其对外政策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影响。

英联邦和大英帝国是“三环外交”政策的第一环,也是英国保持大国实力的倚重力量。因而丘吉尔政府对待英联邦及殖民地方面,采取积极措施,试图确保英国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力图使英帝国平稳地向英联邦实现过渡。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实际上主要是指英美特殊关系)是“三环外交”中的第二环,也是它的基石。因此,保守党政府是十分重视英美关系的,在对美政策方面,英国基本上都配合了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需要,但是这并不代表英国就事事顺应美国,它在加强英美关系的同时,还是积极充分发挥了自己外交影响力,试图使美国的策略更加符合自身的利益需要。“三环外交”中的最后一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丘吉尔政府在此时的欧洲政策上面临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开始和德国重新武装两大问题。英国虽然支持欧洲的联合,但是它却不希望加入欧洲联合中去,而是希望在外部予以支持,以世界性大国的姿态与之发生联系。在面对欧洲防务一体化和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上,英国虽然不愿加入欧洲防务一体化,但还是始终关注并最终促成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成功。“三环外交”对战后英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平时期的丘吉尔政府沿着这条外交策略展开外交活动,试图以此来挽救英国的衰落,保住其原有的大国地位。纵观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活动,其外交政策虽然未能阻止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史学思想

丘吉尔是最后一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辉格史学倡导者。在青年时期,丘吉尔就确定了信念,认为英国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不断实现帝国梦想的进程。这种信念影响着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和历史创作。丘吉尔的史学思想和散文风格深受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英格兰史》的影响。他对社会史和经济史没有什么兴趣,一直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军事的,是伟人推动其向前的。

历史评价

英国

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战争期间这样评论他:“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他选了一个人作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视为该评论家极为推崇的谦恭、正直、博爱,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质的死敌,还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赫赫有名却不受信任的倡导者、待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记者、一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中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此人便是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的语言是因其自身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达手段。它有一种大胆、厚重、顾为统一、易于辩识的节奏,使它像所有独特的风格一样,容易为人(包括他自己)所戏仿。

丘吉尔是日渐减少的真正笃信一种明确的世界秩序者之一:对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渴望赋予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以生命和力量。

英国政治人物、第55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任伦敦市长时曾说:“丘吉尔对科学的热情及支持很少被人讨论,但却是他传奇一生的重要部分。无论过去或现在,作为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都是科学史上的最大盟友。”但在约翰逊自己撰写的关于丘吉尔的传记中,他又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解释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希特勒的决定,认为丘吉尔“把全部家当押在一匹被称为反纳粹主义的马上……他的押注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外国

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连丘吉尔在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人们称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伟大事业的伟大先锋,也是一位历史的伟大缔造者”。

二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后来的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说:“在战争中,丘吉尔作为领导者是强势、好战和富有鼓动力的。他多数的问题都来自于战争的执行过程,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和我常常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在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能完全一致时,我们的友谊却从未因此而被冲淡。”

美国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丘吉尔逝世后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致悼词说:“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在这里集会,哀悼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公民。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逝世了。这位曾领导许多国家、指挥千军万马、激励人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把新的勇气注入人们心田的声音沉默了。我们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充满雄辩与机智、勇气与抗争、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的演说了。我们的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贫乏,政治对话受到了削弱,鼓舞大众的滚滚政治洪流变成引涓涓细水。天上出现了一片空寂。”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丘吉尔盛赞不已,他认为丘吉尔有着坚强的人格品质、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的人生信念以及超出常人的胆识谋略,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人物荣誉头衔、职务

从1929年到1965年,连续36年担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校监。

1941年至去世为止,丘吉尔一直出任五港总督,该职乃属名誉性质。同样在1941年,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委任丘吉尔为“女皇陛下加拿大枢密院”的顾问官,使他同时是加拿大和英国枢密院的成员。还两度荣登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1953年,凭《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取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因为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类价值的光辉演说。”

丘吉尔在1955年退休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伉俪特地亲临唐宁街与丘吉尔夫妇共进晚餐,自他以后,只有哈罗德·威尔逊曾享同样的殊荣。虽然丘吉尔退任首相,但他则保留下议院议席至1964年7月。此外他又在1959年取得“下院之父”的名衔,以突显他在下院服务时间最长的资历。

1956年4月,丘吉尔访问联邦德国,因其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贡献而被授予“查理曼奖”。

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予丘吉尔“美利坚合众国荣誉公民”称号,由丘吉尔的儿子和孙子到美国代为出席颁赠仪式。由此,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位正式获得此殊荣的外国人(迄今只有7人)。

丘吉尔至今仍被英国人看作是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在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个人名言

历史对我不错,因为都是我写的。 

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样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缚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即便伦敦化为灰烬,也比沦为德国奴隶强多少倍!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胜利一定会到来!

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习惯与爱好

“胜利”手势

据说,比利时宣传家Victor De Lavalay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寻找一个能代表人民抵抗纳粹占领的象征物,突发奇想,使用了字母“V”。它既是他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又代表了英文的Victory(胜利)、弗莱芒语的Vrijheid(胜利)和法语的Victoire(胜利)。这一手势迅速传开,尤其丘吉尔在公众场合频繁使用这个手势,使其象征意义得以确立并流传下来。在整个20世纪40和50年代,这一手势的意义只有一个,即“胜利”。

嗜抽雪茄

丘吉尔特别爱抽雪茄烟,每天最少要抽上10根。因此,他的食指和中指如果不是在摆出“V”字,那就常会夹着一支雪茄烟。丘吉尔一生抽过的雪茄烟,据说有3000公斤。加拿大摄影师优素福·卡什在1941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而拍摄的一张丘吉尔知名的照片《愤怒的丘吉尔》(又名《The Roaring Lion》)。这张照片摄于丘吉尔在渥太华向加拿大议会发表关于二战的演讲后。丘吉尔原本叼着雪茄,但卡什认为那一形象难以体现丘吉尔的勇猛和斗志,于是突然上前,在说“对不起”的同时一把夺下雪茄。被卡什惹恼的丘吉尔怒目而视,左手叉腰,即将发火。卡什抓住这一瞬间,按下快门。就这样,一幅名作诞生。这张作品记录下丘吉尔意欲发怒时的威严神情,被认为是丘吉尔肖像中“最有性格”的一张。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传递出丘吉尔坚定与纳粹作战到底的勇气。照片很快被许多报刊争相发表,还被多国印制成邮票发行。曾登上《生活》杂志封面,成为20世纪人像摄影的经典之作。

长寿诀窍

丘吉尔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发育比一般人晚,两岁多才学会说话,发音不准还有些口吃,三岁的时候,连说“妈妈”“爸爸”都很吃力。他早年体质弱,晚年健康状况更差,六十七岁时被诊断为动脉硬化和轻度非典型心绞痛。从遗传角度讲,丘吉尔家族并没有长寿基因,上溯七代没有一个活过90岁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体质上不占任何优势的人,竟能活到91岁。究其原因,首先要归功于他有众多健康的爱好,这些爱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的生命力。丘吉尔的兴趣相当广泛,除了政治外,还有军事、音乐、美术、文学等,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早年,丘吉尔对军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要当军官。为此,他在课余参加了学校的特别陆军班,很快就学会并迷上了击剑、游泳、骑术,尤其是击剑,他曾获校际击剑比赛的银牌。作为画家,他开过个人画展;作为记者、作家,他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甚为畅销,并荣获了195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还酷爱宠物,家中养有牛、羊、猪、天鹅等动物,他甚至还养过一头豹子。活在爱好中,成了丘吉尔的生活方式。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自己的爱好里,从而分解了工作上压力,陶冶了情操,增强了体质。

丘吉尔还喜欢锻炼身体,他的诸多爱好中有不少是属于体育项目。丘吉尔早年就读于哈罗公学,在学习之余虽喜欢游泳,但很少和同学们一起去游,往往独自一人在学校游泳池内游,一游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丘吉尔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又喜欢上了划船,并且爱上了骑马,迷上了与骑马相关的打猎和打马球,经常在业余时间练习马术,马术也成为他期终考试各项成绩中最好的一项。在军校毕业后,丘吉尔成为骑兵军官,因为没有作战任务,他就整天练习骑马,闲暇时打打马球,身体也因此好多了。二战期间,丘吉尔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和工作压力,但由于早年锻炼的铺垫,他不仅早就过了医生预测他活不过的四十五岁,还领导英国人民最终成功击退了德军的疯狂进攻。二战以后,丘吉尔迷恋开车,晚年还参加砌墙体力劳动,一天可砌三百块砖,这些都有益于他的健康。

丘吉尔一生注意劳逸结合,很善于休息。二战期间,德国对伦敦实施了长时间的疯狂轰炸,这段时间是丘吉尔一生中最忙,也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时期。对英国大为不利的战争进程让整个英国忧心忡忡,日理万机的丘吉尔的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每天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那段日子,为了躲避德国的疯狂空袭,丘吉尔只能呆在地下室指挥英国军队作战。为了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丘吉尔拿起织针泰然自若地织起毛衣来,士兵们看到自己的首相用粗大的手指捏着细长的织针,一本正经地织毛衣,都快忍不住要笑出来了。丘吉尔则无视士兵的反应,安然地织毛衣,听汇报,下达各种指令,神情悠闲,心情淡定。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位将军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丘吉尔说:“首相,我觉得织毛衣这种事您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因为德国飞机时常光顾这里,也因为您忙着指挥成千上万的军队啊!”丘吉尔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我的身心必须得到有效的休息。所以,我正在进行自我调节。织毛衣让我心情惬意,让我的大脑得到休息,并时刻保持冷静与清醒的意识,避免我因冲动发出错误的指令。”丘吉尔就是靠着这些独特有效的休息方式减轻了巨大的压力,带领英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战结束后的六年时间里,丘吉尔致力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紧张写作之余,他依然热衷于编织毛衣,以助于行文构思。曾经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的秘诀,他笑着说:“如果有地方坐,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地方躺着,我绝不坐着。”这些重视休息的方法,使丘吉尔毕生精力充沛,至八九十岁高龄依然头脑清醒、思维敏捷。

创新意识

丘吉尔早年曾经在脑海中勾画着制造一种新型陆军机车,这与后来试验成功的坦克不谋而合,加之丘吉尔在军需大臣任内推动了坦克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他有“坦克之父”的称呼。此外,丘吉尔还喜欢飞行,可惜他缺乏空间感,在一次训练中,飞行出了事故,他本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他的教官却伤势严重。


谢选骏指出:“反法西斯战争”是个语无伦次,因为苏联是比法西斯还要残暴的红色法西斯!另一方面,丘吉尔也是个纳粹分子——他和希特勒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年龄较大、出道较早,却是一个比希特勒更为现行的殖民主义分子。希特勒想要奴役别人、着手屠杀犹太人,丘吉尔们却一直在奴役别人、屠杀完了原住民——丘吉尔集团和希特勒集团的斗争,只是两个纳粹团伙之间的斗争。丘吉尔是老牌的纳粹分子,希特勒是新生的纳粹分子——丘吉尔打败了希特勒却失去了大英帝国,英国的损失其实要比德国还大。——这是丘吉尔坚持抗战到底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的吧?这就是他的失算了。当然,话说回来,英国就是对德国妥协了,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因为大英帝国已经接近帝国死亡的三百年大限(从1688年的革命算起)了。当然,这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丘吉尔们还没有如此深刻的眼光和领悟。


(《谢选骏全集》第245卷导论)

谢选骏:中国重回油灯时代

《西方记者辛苦耕耘六十年 一夜回到“毛时代”》(2023-08-19 美国之音)报道:


林培瑞评论文章:在毛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点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说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头脑灵,能“倒着读”官方媒体,归纳出一些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在合肥附近抢救13名煤矿工人”,拉达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发生过可怕的大规模矿山灾难。拉达尼从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学者的情况与记者差不多,只能远距离看中国。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跟傅高义(Ezra Vogel)念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访问过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难民,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访问录抽出来的。这方法虽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别的办法好。商人进不去中国,极少数的游客能进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欧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么几个,美国没有。美国60年代派了三个人到月球,到中国是零。


邓小平改革开放,西方看中国视野更宽广


毛死以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许多西方媒体派记者到北京。能报道的还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视野也比以前广阔多了。综合性的书开始出现。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中文名叫包德甫,出了他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杰伊·马修斯和琳达·马修斯(Jay and Linda Mathews)夫妻俩,一位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合编了他们的“十亿:一篇中国编年史”(One Billion: A China Chronicle)。对西方读者而言,要是说毛时代是吃小摊子,那现在是进了超级市场。


能进中国的学者也比以前多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测验,高级访谈都有可能。六四屠杀之后有几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后半部和00年代又恢复了,局面也进入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正常”。西方学者和记者掌握了中共的规则,也学会了怎么对付。


但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较平稳的互相认可被打断了。外国记者能行动的空间被压缩了,中国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到了2020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被赶走。疫情之后,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和学者比十几年以前少多了。结果有点像毛时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写稿子,常常只好在海外进行。


习治下,一切回到毛时代?


因此记者和学者都开始问:绕了一个大圈子了吗?花甲一轮,六十年以后是否回到了毛时代的状况?


问题问得好,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没有回到60年代。不管是今天的外国记者还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六十年代绝然不同。


先说记者吧。60年代的西方记者(把拉达尼放在一边做例外)不会中文,完全依靠口头与书面的翻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限于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种“通商口岸”传下来的“欧亚”文化。现在的记者不同,很多基本上会说过关的普通话,也愿意打听中国底层和偏僻地方的社会经验。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和张彦(Ian Johnson)是明显的例子。何伟2001年出版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非常朴素和真实地描写了四川涪陵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张彦最近的一本书叫“星火:中国民间历史学家为未来而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深入记载了艾晓明、江雪、谭合成、唯色和其他几位民间历史学家在官方的压制和阻扰下坚持发现和表明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这两个记者还有别的著作,深度都比60年代西方记者的书有天地之别。持有这种水平的作者,不管以后能否进中国,不可能回到毛时代的那种洋人记者的天真。毛时代有一部分记者被“共产香格里拉”的理想吸引住了,专门写海市蜃楼,不写实际。这些人今天还有他们的继承者,例如加拿大的贝淡宁(Daniel Bell),但主流学者不买账,这与60年代很不同。


毛习时代民间意识大不同


再说中国社会六十年来的变化。习近平想做毛泽东根本做不成。他没有毛的聪明,也没有他的魅力。但更关键的区别是毛统治的社会与今日的社会很不同。在60年代,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能认识顶多几十个人,有看法的话,根本没办法知道有多少别人有同样的看法。“集体”“主流”“国家”都怎么想,他只能听“领导”说。但今天,有了网络,一个人能够跟无数人有联系,知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独裁者,毛与习,他们的目标没变:希望控制民间的思想。毛的独家宣传很有效,很多老百姓真把它信了。但在习时代,信息的来源多,老百姓的想法五花八门,也包括调侃。独裁者照旧想统一民间思想,但民间能敷衍,能装信。


举个例子来说明毛时代和习时代民间意识的不同。1970年3月5日,北京的小学和中学老师带了一批一批的年轻学生到北京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让他们目睹枪毙过程。那天后脑勺吃子弹的是27 岁的遇罗克,他的过错是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57年后,2023年6月15日,也是在同样的工人体育场,阿根廷与澳大利亚的足球队进行国际比赛。突然有一位中国球迷,十八岁,跑到球场上热情地拥抱了阿根廷球星梅西(Lionel Messi)。公安人员出来想抓,小伙子奔跑规避,公安跟着,一时追不上。这插曲本身挺好玩儿,但我想指出来的是观众的反应。全体欢呼鼓掌,支持小伙子,一会儿又齐声叫“牛逼!”这种反应在毛时代做梦也见不到。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对中国的将来乐观。老百姓能运转的空间比毛时代多是事实。但习近平所追求的(而毛没有的)科技极权主义也是可怕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无法重回毛时代。


网民嚎叫:


鬼见愁 今天 04:40

duoguoyimin这厮能办百万个国家的护照,可拿中共国共匪头目圣地中南海嫖娼特别通行证,自由出入并隐藏身份嫖中共国国母,

heihei 今天 01:07

69护照、移民办理:可办理全新身份和原国籍无关联,隐藏身份财产保护人身安全,黑户、体制内也可办理。微信:duoguoyimin

jinpingxi 2023年08月19日 22:0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改革开放这几十年,老百姓真正了解和体会了什么才是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大家都愿意接受,但要是开倒车,尤其是影响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等民怨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家都在等这一天。

lary 2023年08月19日 20:37

换句话说,西方对于中国的物质援助并非一无所获,有些东西是回不去的。


谢选骏指出:林培瑞,高加索人,是个“中国的半通”,半瓶子水摇得响,六四屠杀之后他把方励之藏入汽车后备箱里,带进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之后,离开中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林培瑞的主要言论之一就是《我对中国的年轻人感到失望,除了韩寒》(05/23/2010)——

南都周刊: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时代周刊》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您怎么看?

林培瑞: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韩寒跟政府有“默契”吗?韩寒损政府的那么多方面,包括敏感问题(比如最近的福建三网民事件),点击率又那么高,难以置信官方会欢迎甚至跟他建立“默契”。假设说有默契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五毛党”出来批评韩寒,批评《时代周刊》给韩寒提名最有影响力的人?要是有人跟政府有这种“默契”,那我觉得应该说是“新左派”。刘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就有不少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新左派的声音,有些问题上刘禾自己的声音也属于这种“新左”的声音。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如果现在世界各国突然消失了,那么中国就将一直退化下去,废除外语、废除科学、废除一切现代知识……重回油灯时代。因为对于华人最感兴趣的“升官发财”来说,油灯时代的一切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当然,皇帝的陵墓里可能会装上电灯,但老百姓家里就不必了,省得天天上网翻墙。除非,华人社会改掉“官本位”的毛病。不过我看,连台港澳海外华人社会都不能改,何况中国大陆的“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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