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雄安新区的凶案心曲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2023-09-04 王维洛）报道： 

概要

1978年5月11日南京大学胡福明老师主笔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公开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针对的是当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胡福明老师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否定了“两个凡是”，打破了当时的思想禁区。

当今盛行的是“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其本质与两个凡没有什么区别。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也可以概括为：凡是习近平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习近平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核心是武断地宣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绝对的真理，是理论讨论的禁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依据胡福明老师的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是真理，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可惜，习近平治国理政十余年来，拿不出什么靓丽的成绩可以证明其政策和决策是正确的。抛开其法治倒退、践踏人权、国进民退、战狼外交等重大治国方针错误，仅仅从雄安新区的建设来说，就是习近平政绩单上最大的败笔之一。雄安新区从谋划选址到规划建设，都是习近平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但是雄安新区选择在河北省北部平原白洋淀的边上，这里的地貌主要特征可以用低洼两字概括，历史上这里洪涝灾害频发，不适合建设大都市。

在历史的长河中，白洋淀以及规划的雄安新区对海河流域而言，起了非常重要的生态环境作用，它是自然的蓄滞洪区，减少了洪水对周边地区的危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白洋淀一直就是一个国家级别的蓄滞洪区（之前称分洪区），至今依然还是国家级别的蓄滞洪区。1963年8月海河流域发生大洪水暴雨、洪水都超过2023年7月底8月初的程度。当年白洋淀的最高洪水位出现在1963年8月14日15时（十方院水文站），最高水位11.58米，白洋淀蓄水总量高达41.725亿立方米，对减轻周围地区的洪水灾害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习近平听不进学者的不同意见，撸起袖子要和水搏斗一番。不是说雄安新区地势低、洪涝灾害频发吗，提高雄安新区的防洪标准，与首都北京享受同一个防洪标准

——能防二百年一遇的洪水。花近400亿元的投资，用一百多公里长、底宽200米、高十余米的堤坝将368.6平方公里的区域团团围住，拒大清河的洪水于堤外。同样，依然还在国家级别蓄滞洪区名单之列的白洋淀也不必再承担应有的蓄滞洪任务。

洪水来了，需要有空间安置它，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雄安新区不能进水，白洋淀不能蓄洪，就必须有其他地区来接替这个任务。网民“瞪羚8i1g”指出：白洋淀原来是天然蓄洪区，现在白洋淀把洪水挡在了外面，涿州成了白洋淀了。“李代桃僵”是中国的一个成语，直接意思是让李树代替桃树去死。涿州市、霸州市、定兴县、高碑店市等诸多地方就是替代雄安新区、白洋淀去承受洪水灾害的牺牲品。2023年7月底8月初京津冀洪水灾害的实践，证明了习近平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且不说习近平其他的重大决策错误，如清零封控和无预警开放，单就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来说，就是明明白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必须否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必须打破习近平划定的思想禁区，用社会实践来检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正确。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老师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根据《中新网》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老师于2023年1月2日去世[1]，报道没有提及胡福明老师的死因。《星岛日报》则报道说，胡福明老师因感染新冠病毒引發并發症在南京去世[2]。《自由时报》更加直接了当地报道，胡福明老师因感染新冠病毒过世[3]。2023年初中共动态清零政策突然发生180度大转弯，死的人很多，所以胡福明老师的过世也没有引起很多的关注。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1：南京大学胡福明老师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1978年2月笔者结束了将近9年的北大荒知识青年生活到南京大学学习。南京大学校园在南京市的城中心，校园不大，是原来美国人建立的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址。南大的礼堂就更小，好在77级学生不多。记得第一次到南大礼堂是听老校长匡亚明官复原职后的报告，第二次到南大礼堂是听胡福明老师讲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发表过程，特别讲到若是按投稿、编辑审查的程序，文章早已经进入可由作者另行处理的阶段。后来意外接到通知，到北京进行稿件修改等等。

胡福明老师生于1935年7月，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次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说实在的，南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和受匡亚明器重的老教授们不怎么看好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他们认为，人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牌大学。人大正式成立于1950年，据说前身是在陕甘宁苏区的陕北公学或者更早。根据笔者后来在南大任教的经历，胡福明老师在文革前应该并不受到重视。

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十分出名的，先是因为斗校长匡亚明，斗江苏省委负责人，后是武斗，两大派斗，真象烙大饼一样，这派上来把那派打下去，那派上来再把这派压下去，几经反复。学校里的教授没有一个逃过批斗、戴高帽和住牛棚的；学校里青年教师的处境似乎好一点，但是只要参加了某个派系，也很少有人能保全自身的，总有那么一次是站错了队。也许是中青年教师中的逍遥派最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看点书，积累一些知识。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2：南京大学校区原来是美国人建立的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址，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胡福明老师成为南京大学的大明星，但是在南大校园里几乎看不到胡福明老师的身影，听说他很忙，经常外出做报告。又过不久，听说胡福明当上副教授了，再后来听说他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了，当上教授，之后又当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等，2001年退休。十分遗憾，自从胡福明老师当官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写出什么好的文章。中国不缺有点能力的副省级以上的领导，中国教育界却大量缺乏有学识、有个人见解的政治、哲学教授。胡福明老师当官，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起码他的住房标准要比当时南大的教授高出二、三个等级；但是对南京大学、对中国教育界是说，胡福明老师当官，真是人才流失，是一个重大损失。起码笔者是这么看的。

二、胡福明老师的贡献，就是引用了马克思、毛泽东的话，传播了胡适先生和杜威先生的理论

2008年胡福明对媒体记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而文章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4]”

为什么胡福明老师会这么说？当时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胡适先生这个人，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胡适，胡适的书在大陆不能卖，胡适的学说在大陆不能传播。就是在历史课程中谈及五四运动，也不能提到胡适。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学某些专业课程中，比如哲学专业的中西方哲学史等课程中，会批判性地介绍胡适先生的学说。在中文圈中，胡适先生第一个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而胡适先生的这个理论是从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那里学来的。所以，胡福明老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因为哲学教师们都知道胡适和胡适的“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学说。

笔者以为胡福明老师的贡献，就是借用马克思、毛泽东的话，传播了“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理论。

胡福明老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开篇就写道：“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紧接着胡福明老师又写道：“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胡福明老师引用的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文的翻译并不准确，马克思的原意（德文）并非如此，中文翻译是文不达意，容易引起误解，这里不展开讨论。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

胡福明老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针对的是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是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否定“两个凡是”，从而打破理论的禁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年10月6日华国锋在汪东兴等的协助下，抓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10月7日华国锋正式继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加上之前担任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了中共最高权力的核心。

但是华国锋在中共党内、军内资历很浅，难以服众，地位不稳，所以只能借助钟馗，就是借助毛泽东的余威，来保证他在中共党内、军内资的最高领导地位，也就是当老大（为首）的合法性。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首先引用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一句话：“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3：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纲举目张”的这个词已经长久没有冒出来了，但是最近出现在2023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中。《规划纲要》不但有纲、目，还有结。2023年7月18日国家水利部组织编写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根据新华社对该书的介绍，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等等。这个国家水网就是由纲、目、结所组成。可见毛泽东“纲举目张”的主意，为习近平全盘接受。

两报一刊的社论又引用毛泽东的教导，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要绝对的服从。“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 “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

经过前面的铺垫，社论将中共自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长达35年所走过的道路用“两个凡是”四个字总结出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胡福明老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一些言论，指责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等。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四人帮”设置了不少禁个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胡福明老师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四、两个凡是与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随着华国锋的下台，“两个凡”是在中国消失了。现在盛行的是“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各级党政领导发言、发表文章，“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两个确立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两个维护

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无论是两个确立还是两个维护，与两个凡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也可以概括为：凡是习近平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习近平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无论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还是《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所使用的依据和语言，与1977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以武断地宣布，和毛泽东的决策与指示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绝对的真理，是理论讨论的禁区，这是延续中共政治统治的保证。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时，两个凡时的主体已经去见马克思了；而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主体至今还掌握着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华国锋是借助毛泽东的余威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还比较注意个人的脸面；而习近平则是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强行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服从他个人的领导，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缺乏自信，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如果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的最后堡垒，那么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是习近平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五、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当年胡福明老师是这么认为的。

习近平治国理政十年有余，在这期间最大的成果，对习近平本人而言，出版了许多以他的名字为作者的书籍。习近平是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出书立论最多的。习近平的最大失败，就是他拿不出任何靓丽的成绩，可以来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真理。可以说，习近平正在快速地失去中国民众的信任。孔子曰：“民无信不立”。

这里拿雄安新区作为例子来说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许多政策、决策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决策错误被实践证实之后，习近平还是要一意孤行，坚持以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来要求下级的无条件的支持。

新华社记者安蓓、高敬、严赋憬、张涛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故事》一文中指出：“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从谋划选址到规划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倾注大量心血，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航指路、把脉定向。[5]”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4：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考察雄安新区，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但是对于雄安新区的选址，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

清华大学尹稚教授指出：“凡是在河北省生活的人都知道，白洋淀周边只要那块地不是每年被淹，老百姓一定会去耕种它。三五年淹一次，只要一年的作物，本钱就能挣回来。这块地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耕种它？因为这块地非常低洼，对于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如果是个小楼盘，填一填补一补还可以。想象这是一百平方公里的新城，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目前这种状态，那么它需要大量的工程处理后才能够把这块建设土地变得更加的安全，要解决他的防洪问题解决他的这个水涝问题，不是修个防洪堤这么简单。涉及到白洋淀整体水系的，正常情况下的水系治理也涉及洪涝情况下的大水系的梳理，既要想办法解决这一百平方公里局部的防洪问题，因为这个水系和海河水系是连在一起的，跟大海河水系的统一协调要上大的水利工程，才能够比较长期的解决白洋淀水质本身的补水不足，水质恶化，在洪涝下有易发灾害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环境状况。[6]”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指出：“新区选择在河北省北部平原上的一个大洼地（洼地中心部分是白洋淀）的‘边坡’上，平均海拔10米左右。历史上洪涝灾害频发。未来的雄安新区可能需要按照极高的洪水标准设防。在严重洪水发生时，白洋淀有可能必须泄洪，可能会使城市被淹。历史上，包括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元、明、清三朝，在河北省建的都城或重镇，基本上都在太行山东麓、（部分）燕山南麓的海拔50米左右的高程上。京广铁路的路基标高也在这个高程附近。”“人们所设想的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处在海边、大河边、大湖边那种天水一色、水城一色的壮观美景，在雄安新城将不可能看到。遇到200年甚至100年一遇洪水，新区中生活的人，可能头顶上是一盆洪水（不垫高地表），或者城市周边（东、南、西三面）一片汪洋（建成区地表垫高5米后）。[7]”

夏军、张永勇在《雄安新区建设水安全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文中指出：“（雄安）新区地处九河下梢的低洼平原，现状防洪能力偏低。近100年发生的特大洪水有1939年8月、1956年8月、1963年8月、1996年8月和2012年7月等。由此，雄安新区建设也面临地处九河下梢，洪涝高的水旱灾害风险问题。[8]”

对白洋淀最有研究的当属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原主任、研究员吴忱。他简洁地用两个字描绘了白洋淀地貌的主要特征——低洼[9]。吴忱指出：“晚更新世末期（距今25000年—11000年），古白洋淀在北京洪积扇和石家庄洪积扇之间的低洼地带开始发育。”经历了漫长岁月，这片洼地或汇水成淀，或干涸成陆，但没有什么重要的城市曾在这里出现过。从大清河水系图中可以看到，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诸多河流都汇聚到白洋淀这个最低洼之处。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5：白洋淀是大清河水系中自然蓄滞洪区，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六、李代桃僵：习近平亲自决策的惨痛后果

规划的雄安新区以及白洋淀在历史的长河中，对海河流域而言，起了非常重要的生态环境作用，它是自然的蓄滞洪区，能够减少洪水对周边地区的危害。比如夏军、张永勇提到的海河流域1939年8月洪水，白洋淀就起了重要的蓄滞洪作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白洋淀就是一个国家级别的蓄滞洪区（之前称分洪区）。以1963年8月海河流域洪水灾害为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河流域最大的一次洪水，暴雨、洪水都超过2023年7月底8月初的程度。白洋淀的最高洪水位出现在1963年8月14日15时（十方院水文站），最高水位11.58米，白洋淀蓄水量高达41.725亿立方米，对减轻周围地区的洪水灾害起了重要作用[10]！

2007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了《大清河防御洪水方案》[11]（当年还没有雄安新区的设想），就是要充分利用白洋淀自然的蓄滞洪能力。当大清河北支发生洪水时，视白洋淀蓄水情况，洪水由白沟引河入白洋淀。《大清河防御洪水方案》给白洋淀蓄滞洪水的高度定为10.70米（十方院水文站）。

面对学者善意的批评，习近平还是一意孤行。不是说这里三五年淹一次吗，不是说这片地非常低洼，对于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吗，那么就在雄安新区四周建造中国等级最高的防洪堤坝拒大清河流域洪水于大堤之外。

撸起袖子加油干。根据《雄安新区环起步区生态防洪堤规划》[12]，按照分区设防、重点保障的原则，起步区防洪保护区面积368.6平方公里，按200年一遇设防，包括南拒马河右堤容城段（19.2公里）、白沟引河右堤（13.2公里）、新安北堤（35.6公里）、萍河左堤（8.1公里）和西北围堤（23.3公里）,共99.4公里，形成环起步区约100公里生态防洪屏障。生态堤规划控制宽度200米左右，含12个节点公园，投资400亿元人民币。

为了实现习近平的梦想，水利部还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实施河北雄安新区防洪专项规划，确定了雄安新区防洪标准、防洪体系布局和防洪骨干工程建设任务。同时会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雄安新区骨干防洪工程纳入国家重大项目，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防洪工程建设。至2022年4月1日，雄安新区环起步区南拒马河右堤、白沟引河右堤、萍河左堤、新安北堤等4项工程基本完工，具备200年一遇防洪能力[13]。

根据恍惚的雪球的《漫谈本次京津冀洪水》一文，雄安新区创立后，围绕雄安中心区建立了一圈堤坝(红色实线)，堤坝的防洪级别是防百年一遇的洪水，再结合兰沟洼和白洋淀的蓄滞洪能力，雄安中心区除非极大洪水，不可能受到很大影响。

下图中的红色虚线展示的是白洋淀在自然条件下蓄滞洪水的范围。红色虚线东边、红色箭头所指是霸州的东淀蓄滞洪区。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6：雄安新区的防洪体系，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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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建设中的雄安新区防洪大堤，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在2023年京津冀洪水过程中，河北省政府先后启用了7处蓄滞洪区，但是没有启用白洋淀蓄滞洪区，虽然白洋淀依然还在国家级的蓄滞洪区名单之列。2023年8月3日水利部也证实：白洋淀依然是法定蓄洪区[14]。

据河北省应急管理厅2023年8月2日消息，为保障行洪安全，缓解京津防汛压力，河北陆续启用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淀等7处蓄滞洪区，分减洪水18亿立方米。截至目前，河北共转移民众122.9万人，其中蓄滞洪区转移85.72万人[15]。请注意，截至2023年8月2日河北省启用7处蓄滞洪区，共分减洪水18亿立方米。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2023年8月11日召开了河北省防汛救灾暨灾后重建新闻发布会称，截至2023年8月10日，7个蓄滞洪区累计分洪41.2亿立方米，最大蓄滞洪量23.5亿立方米，最大淹没面积1399平方公里，当前淹没面积1239平方公里[16]。请注意，截至2023年8月10日河北省启用7处蓄滞洪区，累计分洪41.2亿立方米，最大蓄滞洪量23.5亿立方米。

在1963年8月的洪水过程中，白洋淀蓄水量高达41.725亿立方米！截至2023年8月10日，7处蓄滞洪区的最大蓄滞洪量23.5亿立方米，累计分洪41.2亿立方米，没有超过1963年8月白洋淀的蓄水量41.725亿立方米！如果没有雄安新区，白洋淀作为自然蓄滞洪区，在2023年洪水过程中肯定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大大减小涿州、霸州、高碑店市、定兴县的洪水淹没损失。

“李代桃僵”是中国的一个成语，直接意思是让李树代替桃树去死。涿州市、霸州市、定兴县、高碑店市等诸多地方就是替代雄安新区、白洋淀去承受洪水灾害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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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一堤之隔的霸州与雄安新区的两重天，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9：李代桃僵，霸州灾民在坡地上的悲惨生活，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雄安新区证明：习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图10：霸州民众的抗议，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七、必须否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

2023年7月底8月初京津冀洪水灾害的实践，证明了习近平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错误的。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把习近平思想当成真理也是错误的。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不能保证习近平的决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真理。就像胡福明老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所指出的，“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胡福明老师还指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如果仍然坚持“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那么就必须支持习近平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但是2023年的京津冀洪水的实践证明了习近平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错误的。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否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打破了思想的禁区，象当年否定“两个凡是”一样，用社会实践来检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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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记者杨颜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去世，中新网，2023年1月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01-02/9926087.shtml

[2]“改革先鋒”胡福明染疫引并發症辭世，星岛日报，2023年1月3日，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505487/%E6%97%A5%E5%A0%B1-%E4%B8%AD%E5%9C%8B-%E6%94%B9%E9%9D%A9%E5%85%88%E9%8B%92-%E8%83%A1%E7%A6%8F%E6%98%8E-%E6%9F%93%E7%96%AB%E5%BC%95%E4%BD%B5%E7%99%BC%E7%97%87%E8%BE%AD%E4%B8%96

[3]為中國改革撰文掀真理標準大討論作者胡福明染疫過世，自由时报，2023年1月2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172733

[4]记者蒋芳：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非我首创，凤凰资讯，2008年10月23日，https://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10/1023_2663_843545.shtml

[5]新华社记者安蓓、高敬、严赋憬、张涛：习近平总书记指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故事，2023年5月12日，来源：新华社，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57314.htm

[6]清华教授尹稚:雄安为啥没动静了？刊登在《观察网》，2019年12月24日，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16275

[7]陆大道院士：建设雄安新区难在何处？来源：中国金融地产会，刊登在《风景园林网》。2019年4月24日，http://chla.com.cn/htm/2019/0424/271681.html

[8]夏军、张永勇：雄安新区建设水安全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年, 32(11): 1199页至1205页，http://old2022.bulletin.cas.cn/publish_article/2017/11/20171104.htm

[9]平原篇_大河之北，来源：河北新闻网，2021年4月22日，https://dahezhibei.hebnews.cn/2021-04/22/content_8469740.htm

[10]海河水利委员会冯炎主编：海河，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水利电力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14页

[11]国务院关于大清河防御洪水方案的批复，附大清河防御洪水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发布时间：2008年03月28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2975.htm

[12]中国雄安集团：雄安新区环起步区生态防洪堤规划，http://www.chinaxiongan.com.cn/xwzx/tsxa/fhgc/list.shtml

[13]雄安新区防洪工程基本完工具备200年一遇防洪能力，发布时间2022年4月6日，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网，https://www.waterinfo.com.cn/yw/slxw/202204/t20220406_34071.html

[14]出大事了！水利部：白洋淀是法定蓄洪区。随着压力增大，会开放更多蓄洪区。2023年8月 1日，刊登在《新未名空间网》，https://www.newmitbbs.com/viewtopic.php?t=251720

[15]为缓解京津防汛压力，河北转移122.9万人分洪18亿立方米，来源：澎湃网，2023年8月3日，刊登在《中国网》，http://henan.china.com.cn/m/2023-08/03/content_42470375.html

[16]河北日报记者郝东伟：截至8月10日累计分洪41.2亿立方米河北7个蓄滞洪区均已进入退水阶段，来源：河北新闻网，2023年8月12日，https://hebei.hebnews.cn/2023-08/12/content_9053615.htm

网民嚎叫：

杨晓 今天 04:57

闲的！这个200斤猪头需要证明吗？

frank_ly 今天 02:58

习近平走的是毛泽东“人定胜天”的老路，搞害国害民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渡荒，文革。

外星人 今天 02:58

弄个自以为是德小丑习近平天天吹牛逼，说啥啥就倒霉，干啥啥鸡巴烂尾，一件正事没干成，掏空国库摧毁经济，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收放自如的泄洪把个老百姓淹的哭爹喊娘在水中挣扎，嘴子小学博士烂尾皇帝却和他的太监们北戴河看着惨景举杯狂欢。还尼玛不要脸的时不时蹦出来为美国为世界指明前进的方向

近平太后 今天 01:05

还真是奇葩啊，这还有需要证明？

谢选骏指出：上文体现了“马列主义的痛心疾首”——姑且名之曰“雄安新区的凶案心曲”。因为他并不懂得，共产党的“实践真理”，只能是“成王败寇”，邓小平的六四屠杀就是一个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何况一个雄安新区的凶案心曲？

谢选骏：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

《伊庇鲁斯的皮洛士，与罗马人作战的古希腊国王》（亚历山大·盖尔 Alexander Gale - September 7, 2023）报道：

伊庇鲁斯的皮洛士与罗马共和国争夺意大利南部大格雷西亚的命运。

伊庇鲁斯的皮洛士（公元前 319/318-272 年）是一位古希腊将军和政治家，被他的同时代人和现代历史学家广泛认为是古代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

皮洛士以对罗马人发动战争而闻名。希腊化国王卷入了罗马共和国争夺大格雷西亚的斗争，大希腊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区，主要由希腊殖民者定居。他将成为罗马共和国最强大的敌人之一。

随着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大希腊的希腊城邦对其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紧张。皮鲁斯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堂兄，也是一个贪婪的战士，他被这场冲突所吸引，这场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大利南部的命运。

伊庇鲁斯的皮洛士是谁？

皮洛士（希腊语：Πύρρος Pýrrhos）出生于公元前318年或公元前319年，距离他的堂兄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去世仅五六年。他出生在摩洛西部落，与统一伊庇鲁斯王国的塞斯普罗提亚人和夏奥内斯一起成为希腊三大部落之一。

皮洛士的父亲埃西西德斯是他之前的伊庇鲁斯国王，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奥林匹亚斯的堂兄。他的母亲是一位来自色萨利的贵族妇女，名叫Phthia。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皮洛士的外祖父梅农曾在拉米亚战争中与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作战。

皮洛士继承了伊庇鲁斯动荡的政治局势。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们——迪亚多奇——相互争斗，以确保对他庞大帝国的控制权。主要局限于希腊西海岸的埃皮罗特王国也未能幸免于这场斗争所产生的政治阴谋，埃西德斯失去了王位。

事实证明，年轻的皮洛士既大胆又有能力。通过武术实力和外交技巧的结合，他设法在公元前295年为他的家人最终夺回了埃皮罗特王位，没有可信的反对。

希腊罗马争夺大希腊的斗争

到皮洛士出生时，古希腊人至少从公元前八世纪末开始，已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部分地区定居和生活了数百年。该地区已经彻底希腊化，罗马人将其称为Magna Graecia，意思是“大希腊”。

然而，随着年轻的罗马共和国权力的增强，大希腊的希腊殖民地越来越向北投来焦虑的目光。最终，这导致了冲突，希腊城市塔拉斯（拉丁语：Tarentum;现代意大利语：Taranto）在公元前282年左右向皮洛士请求援助。

罗马人和塔伦丁人之间的战争是由一项破裂的条约引起的。罗马派兵驻守希腊殖民地图里伊、洛克里和瑞吉姆。他们还向图里伊派遣了一支舰队，从而违反了规定罗马军舰不得进入塔伦丁湾的条约。

塔伦丁人惊慌失措，袭击了图里的罗马驻军，迫使舰队撤退。外交失败，宣战。面对压倒性的困难，塔伦丁人求助于皮洛士。

皮洛士急于答应。对罗马的战争给了他在意大利建立一个新帝国的借口，并将自己表现为希腊化的拥护者。通过击败希腊的“野蛮人”敌人，皮洛士希望建立与亚历山大类似的遗产。

赫拉克利亚战役，公元前280年

皮洛士和罗马人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对抗发生在公元前280年的赫拉克利亚。罗马军队由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拉维努斯率领。皮洛士指挥一支由来自伊庇鲁斯、塔伦图姆、图里伊、梅塔蓬图姆和赫拉克利亚的希腊人组成的联合军队。

皮洛士军队的大部分是长枪派，主要来自伊庇鲁斯和马其顿。这些部队以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开创的方式作战，在方阵中与长长的萨里萨长矛作战。大约20,000人组成了方阵。一支由大约6,000名塔伦丁重装步兵组成的部队也为步兵战线做出了贡献。

埃皮罗特国王还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约有3,000或4,000名骑兵。骑兵包括著名的帖撒利亚人，他们在亚历山大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及擅长从马背上进行小规模战斗的塔伦丁人。

散兵部队由大约2,000名弓箭手和来自罗德岛的500名精英投掷者组成。军队还包括20头战象，对于以前从未见过它们的罗马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

罗马人带着大约45,000人的军队进军。这由大约八个军团组成，其中一半是罗马军团，另一半由布鲁特人和坎帕尼亚人等意大利盟友提供。多达6,000名骑兵可能在罗马方面作战。

皮洛士在西里斯河边等待罗马人。谈判失败后，罗马人渡河进攻希腊人。皮洛士让他的散兵在罗马人过河时向他们投掷，但他们能够渡河。

罗马军团和希腊方阵在河的另一边相遇。罗马步兵无法克服密集的长矛墙，这使得方阵在正面几乎无与伦比。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也无法在侧翼找到一个缺口来利用其脆弱的一面。

希腊方面的战斗进展顺利，直到皮洛士的同伴梅加克勒斯被罗马人之一杀死。梅加克勒斯穿着皮洛士的盔甲，希腊军队因为相信他们的指挥官已经倒下而感到沮丧。

当方阵开始动摇时，皮洛士抓住了主动权，骑马在防线上上下下，向他的军队保证他还活着。然后，他的大象能够攻击罗马骑兵惊慌失措并逃跑的罗马侧翼。

罗马骑兵穿过自己的防线，迫使罗马步兵编队分开。这导致全军逃跑。皮洛士的骑兵部队追击他们过河，战斗取得了胜利。

后果

据估计，大约有7,000名罗马人和4,000名希腊人被杀。虽然皮洛士遭受的损失较少，但他的许多军官团和老兵都被杀了，他知道很难得到新的增援。这大大减缓了未来竞选活动的进展。

战斗结束后，包括卢卡尼亚人、布鲁蒂人和梅萨皮亚人在内的一些意大利部落，以及希腊城市克罗顿和洛克里，加入了皮洛士。

然而，最终，皮洛士未能赢得对罗马的决定性战略胜利。罗马本身的防御工事太好，无法成功围攻，尽管皮洛士赢得了每一场重大战役，但罗马人即使在失败中也表现出顽强。

公元前279年，皮洛士在阿斯库鲁姆战役中击败了另一支罗马军队。罗马人损失了大约6,000人，皮洛士损失了大约3,500人。然而，皮洛士再次失去了许多不可替代的军官，罗马人有能力反弹，即使从代价高昂的失败中。

皮洛士现在有被罗马领土包围的危险，军队不足，所以他选择撤退，在西西里岛和希腊大陆进行其他战役。

在阿斯库鲁姆战役之后，据说皮洛士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们在与罗马人的再一场战斗中获胜，我们将彻底毁灭”。

谢选骏指出：为何“在与罗马人的再一场战斗中获胜，我们将彻底毁灭”？因为野蛮力量是不好惹的，也是惹不起的……因为野蛮终将战胜文明！而罗马公民战胜希腊国王，就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

谢选骏：小粉红的脸都吓成绿的了

《中国政府变了》（2023-08-30 丁学文/经济日报）报道：

我们想让你知道…中国越是想要追赶美国，就会发现和美国的距离越拉越远，因为中央集权体制更擅长模仿而不会是创新。

中国经济反转直下，许多人担心中国可能步上日本后尘，更可能迎来中国版的“雷曼时刻”。

真难想像，世界局势说变就变。谁能想到，中国经济反转直下的新闻会这麽铺天盖地的全面袭来：消费者物价正在下降、进出口数据同步下滑，连房地产市场都变得摇摇欲坠。西方媒体充斥著一股冷嘲热讽的味道，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表示：中国的老龄化和年轻人失业预示著中国经济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商业人士认为：强势的习近平让民营企业一个个患上了长新冠后遗症（Long-COVID）。更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不但有可能步上日本后尘，更可能迎来中国版的“雷曼时刻”。

民心士气一直是中国经济对北京作为的有力回应，1992年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南巡、1998年金融危机的朱鎔基谈话都轻而易举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但今天的中国，方方面面的内捲确实令人窒息，种种不确定搞得中国年轻人脸上以往那种捨我其谁的积极表情不见了踪影。

中国经济内捲　问题比预想严重

这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决定继续穷追猛打中国经济。封面设计非常的形象，我们看见习近平驾驭的中国龙被《经济学人》编辑群恶搞成了一隻蜗牛，上面两排黑字，大字写的是“XI’S FAILING MODEL 习近平的失败模式。”小字则是“Why he won’t fix China’s economy 为什麽他不修复中国经济。”

《经济学人》这次用了绪论板块第一篇和财经板块第一、第二两篇文章阐述了编辑群的看法。文章一开始自问自答：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麽错？ 《经济学人》认为自从1978年的中国加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后，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的经济增长故事。农业改革、工业化和收入激增，让近8亿中国人成功脱贫。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现在的规模已经来到了四分之三。但2022年底的动态清零结束后，中国经济却没能捲土重来，反而跌跌撞撞的疲态尽现。

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只有3.2％，相比于美国的6％，整个情况令人感觉失望。房价下跌让房地产开发商步履蹒跚，并进一步吓跑了买家。无论是消费支出、商业投资或进出口都低于预期。尽管这个世界很多国家也在与通货膨胀作斗争，但中国的消费者物价竟然呈现了下降的趋势。一些分析人士斩钉截铁的一口咬定中国已经陷入了日本模式的通货紧缩陷阱。文章内容甚至认为中国的情况有可能比日本更糟，因为中国还面临著比需求疲软和债务沉重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中国2022年底的动态清零结束后，经济却没能捲土重来，反而跌跌撞撞的疲态尽现。

专制集权加剧错误政策造成的损害

中国的许多挑战源于其经济政策制定的错误认知——随著习近平的专制集权，这种失败将变得更加严重。大约十年前，中国的技术官僚仍然备受信赖。首先，他们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2008年的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有能力端出刺激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型经济体，有评论甚至说是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 在2010年代，每当经济出现波动时，官员仍然会通过降低信贷价格、建设基础设施或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应付可能的灾难预测。

但随著中国公共和私人的债务不停累积，人们对房地产繁荣的可持续性以及是否真的需要这麽多基础设施的怀疑开始随之而来。如今，政策制定者陷入了困境。幸运的是，他们不再继续建设鬼城或进一步加剧房地产的泡沫。他们也不想继续端出巨大的刺激措施，例如藉由养老金支出或向贫困家庭发放补贴来刺激消费，因为习近平拒绝了“福利主义”的作法，而且政府也希望将官方赤字控制在GDP的3％左右。

但现在这种对经济放慢的无所作为让人无语，政策制定者甚至不再进一大幅降息。8月21日，他们将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令投资人进一步感到了失望。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傲慢的外交政策和重商主义，加剧了与美国的经济衝突。

《经济学人》相信这一系列对增长和通货紧缩的无力反应是政策错误中的最新表现。中国傲慢的外交政策和重商主义，加剧了与美国的经济衝突。在国内，它没有办法解决住房投机的顽疾，也没有办法解开房地产开发商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危机。从2020年开始，监管机构通过打击那些不守规矩和垄断市场的消费科技公司来打击市场。在疫情爆发期间，官员们又通过封控来压制疫情，让整个中国的经济活力消失无踪了。

国家的伟大优于经济成长

那中国政府为什麽会一再犯下错误？ 原因之一是短期增长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认为中国必须为与美国持续的经济衝突以及潜在的军事衝突做好长期准备。因此，今天他强调的中国必须追求国家伟大、安全韧性。他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物质上的牺牲，而且他想要的增长程度必须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然而，官僚体系因循这个改变做出来的决策却充满了缺陷。清零政策的失败损害了习近平的威望，对科技公司的压制吓跑了企业家。如果中国政府不选择刺激消费来解决通货紧缩，实质的债务价值会进一步上升，并对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最重要的是，除非中国可以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它将削弱其对政治的控制，并限制了中国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追求国家伟大、安全韧性，甚至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物质上的牺牲。

企图超英赶美　差距越拉越远

所以，上述的失败政策并不完全是为了国家安全牺牲一切，反而像是一连串判断错误产生的决策。习近平的集中权力和晋用忠诚者必须负起最大责任。中国过去常常对经济相关的批评沉默不语，现在却公然要求分析人士发表虚假的乐观态度。最近，它停止发布有关青年失业率和消费者信心的不良数据。中国，当然拥有优秀的人才，但当忠诚高于一切时，期望官僚机构能够做出理性分析或创造性的想法已经过于天真。相反的，决策越来越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意识形态融合了左翼对企业家的怀疑和右翼不愿的直接撒钱给人民。

所以，《经济学人》直言中国的一连串问题源于高层，这意味著这些现象短时间内不会消失。随著笨拙的政策制定者面对著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情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另外，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美国的敌意也是日益浓厚，并瞄准了中国所有具有战略目标的产业，例如芯片制造。中国越是想要追赶美国，就会发现和美国的距离越拉越远，因为中央集权体制更擅长模仿而不会是创新。

《经济学人》在文章最后强调，过往，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预测常常失准。2000 年代，西方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贸易、市场和增长将成功促成中国的民主开放和个人自由。但今天的中国正在逆势而为：它们试图向我们证明专制会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令人备感失望的阶段。

中国越是想要追赶美国，就会发现和美国的距离越拉越远，因为中央集权体制更擅长模仿而不会是创新。

不再顺风顺水　中国政府变了

首先，最近的恆大和碧桂园相继出事确实让人担心，曾经的中国经济火车头房地产会不会熄火再也没有人敢打包票。曾经，你去问那些在中国大陆靠炒房赚过满盆满钵的人，他们会信心满满的告诉你：政府对中国经济绝对是“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经济一旦不好，“门和窗会就会全部打开”，但2018年之后，所有的情况开始截然不同，信贷资金越来越紧，“透不过气”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阴霾重重的天候早已让现在的中国和以往大不相同。

什麽意思？事实上，所有一切都隐约蕴含著两个重要的逆转趋势。首先，财政大撒钱很难完全消除笼罩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人口下降和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对中国来说，就像是人的生老病死无法躲避。随著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力会一年比一年迅速递减；随著中美对峙的激化，中国的产业发展再也没有办法像过往那般顺利。

第二个逆转趋势是大家眼中的那个政府已经质变，以往那个你不惹我我不惹你的空间已经缩小，国进民退让大家不再敢恣意妄为放手一搏。我相信，中国政府硬推出刺激政策仍可以让中国经济展现亮丽数据。但现在的问题是北京会不会这麽做？ 答案是可能不会。为什麽？因为现在的政府心态和以往截然不同，它们更看重的是民族的伟大而不是经济的增长，是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增长的效率，是产业的韧性而不是生活的舒适。不同的政治逻辑当然不会和以前一样为了重振需求不择手段。因此，用过去三十年的想法思考推敲现在的北京政府会怎麽做根本不准，现在的中国政府早就不是那个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中国政府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约是个小粉红，所以觉得“中国政府变了”，所以觉得“现在的中国政府早就不是那个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中国政府了”——他哪里懂得，现在的“中国政府”不过是换了一身衣服（中山装），就把小粉红的脸都吓成绿色的了。而那个小粉红曾经习以为常的“中国政府”，不过是穿着另外一身衣服（西装）罢了。这些不过都是“着装学”的伎俩罢了。

谢选骏：为何御姐特别喜欢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

《余杰：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原来是习近平》（RFA自由亚洲 2023-09-01）报道：

人人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时刻已然来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前二十名显示，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二名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第五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在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销量均为习近平著作和习近平思想专题摘编。

原来，习近平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和最畅销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风。胸无半点墨的独裁者，终于可以雪耻了——当年负责考察、选拔习近平的中共开明派元老、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临终前评价说，“他就是小学生水平”。如今，习近平可以理直气壮地摘掉这顶帽子。他的著作的销量已然超过太祖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贫弱，官员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像今天的太子党红色家族那样，通过倒卖土地和批文点石成金。毛的最大财富是稿费，尽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书班子集体创作，稿费却归他一人所有。他拿钱给江青花，或资助章士钊等当年于他有恩的前辈，都是从这笔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中支取。如今，据彭博社记者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习近平不是贪图这点稿费，只是为了满足独裁者的虚荣心——习近平思想能像当年的毛泽东思想，让十四亿人入心入脑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写习近平语录来换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扫地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奇怪，政府部门用公款消费，没有人心疼。但习近平的著作居然卖到台湾，就是台湾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习近平所著的《摆脱贫困》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进入台湾图书市场。在第五届台北书展开幕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与台湾天龙文创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将由该公司和五南出版机构全面代理这两本书的岛内发行。该公司总经理沈荣裕说：“我们很看好这两本书在台湾的市场，绝对会热卖！”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福建参展团团长吴志明告诉记者，习近平的书籍是本届书展的最大亮点，现场销售情况很好。“预计在台湾一年销售两万本没有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需要，我们还可以考虑推出繁体版本。”记者采访市民林一明，他说，他从台北回台南老家过新年，随身带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当医生的哥哥。记者登陆博客来网站，发现畅销榜上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标注着“已抢购一空，目前无法购买”。博客来文化事业部部长张静如告诉记者，“我们很希望赶紧有书补充进来。 我们的排行榜天天更新。这本书断货好几天了，还能在排行榜上，可见它之前销量很可观”。

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牺牲，台湾才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成为民主国家阵营的成员，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然而，台湾对中国的红色渗透如此放任自流，任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思想潮水般涌入，岂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杀行为？

勃列日涅夫和齐奥塞斯库为习近平做出了好榜样

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兼职当作家的独裁者。他的老师有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大都没有原创性，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如此相似：愚蠢、专横、僵化、狂妄。

苏联经济学家阿尔巴托夫曾经帮助几代苏共最高领导人撰写经济报告，对他们有贴身观察和分析。他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问。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说他有喜爱阅读的什么东西，通常就是那本《马戏》杂志。他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这些描述用在习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无违和感。

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从未写过文章，但他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和宣传官员为了讨好他，召集了一群颇具文学才华的笔杆子，为其操刀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地》、《垦荒地》、《复兴》。这些作品发表后，获得精心组织的、震耳欲聋的捧场和叫好，成为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马将其提名候选列宁奖金，这笔奖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发表书评，颂扬这几本由别人代劳的赝品。阿尔巴托夫评论说：“在我们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

为了满足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虚荣心，苏联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全民演出了一处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是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

在罗马尼亚，长期掌权的“小号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齐奥塞斯库——他拥有罗共总书记兼罗马尼亚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包括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等头衔（其头衔之多还是比不上习近平）。作家袁凌写道，有一天他在地摊上发现一本中文版的《齐奥塞斯库选集》，这是从煌煌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集中精选出来的文章——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习近平要赶上他，必须让秘书班子废寝忘食、奋笔疾书。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体例，在齐氏历次会议讲话正文中，附有与会者的鼓掌和欢呼。全书第一页以鼓掌始，末页以鼓掌终，共记录鼓掌八百次。看到这些记载，可想见当时会场情形，齐氏每讲一段的话音还未落下，就淹没在会场狂热的鼓掌声里。只是，后来人们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的掌声，更加热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说：“正是齐奥赛斯库当初亲自制造出来的掌声，最终制造了他的死亡。 这个爱好掌声的独裁者一生，终究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齐奥塞斯库全盛时期，多么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有样学样。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不无鄙夷地描述说：“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结巴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几乎病态。 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马内阿很早就预见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运。我在二零一三年写作并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也提前对习近平做出了盖棺论定。

网民嚎叫：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3-09-01 11:03:35

有英文版吗？让拜登也学学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9-01 10:55:01

所以毛选后面成了人的行动纲领，行动准则。别的真正经典东西都可以不用看了

最后是把社会搞得混乱，思想混乱。

因为两边都按照毛选做，也可以搞出内斗，有自相矛盾的东西

现在的人不会像文革时期那样认真对待这些了

习也知道，但他想施加压力，让老百姓认真对待，如果是给小学生灌输，有可能有效果

但是，当年社会动乱的原因就是毛选，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

习现在还想学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3-09-01 10:53:58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9-01 10:14:25 人民的心里会有杆秤的。毛时代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改革开放40年以后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习一尊一脚油门回到秦朝人民会面对什么？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怎么会怪到邓小平头上，这也是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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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真的搞不懂，既然改开这么伟大，怎么中国农村有3000万中青年男性找不到老婆呢？怎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了呢？这么下去，对中华民族难道不是灾难吗？你自己说说这两个因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谢选骏指出：这个余杰，特别喜欢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因为他说“煌煌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但是且慢！且到互联网上看看目录就可以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十卷、列宁全集六十卷、斯大林全集十几卷、毛泽东全集几卷——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规模可算超过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却无法超过马克思，甚至只有列宁的一半。余杰却说“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可见他根本没看过这几人的著作目录，就敢夸夸其谈自己不懂的东西，真是无知者无畏也。为何御姐特别喜欢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

谢选骏：公共情夫毛泽东——整肃亿万情敌全无敌！

《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2019-12-13 自由亚洲）报道：

 

《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的生父黄敬活活被毛泽东吓死》刊登后，有网友质疑“证据不足”，最有力的证据当属毛泽东当年的御医李志绥的回忆。据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上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在当年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手指呆坐在后排的黄敬高声痛斥，竭尽羞辱，，用“北美九头鸟”的话说：“简直就像法 官对罪犯一样”。

“这不是俞启威吗？你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你要老实坦白你的问题……”.此时此刻，包括周恩来，李富春……，还有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所有与会者，无人不会强烈意识到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因为毛泽东与之相好之前的江青虽然先后有过三个男人，但黄敬不但是他江青的初恋，而且还是在江青在上海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唐纳之后，仍然还和她保持着情人关系。也许当时的毛泽东还不至于怀疑到了延安以后，特别是毛泽东与她公开同居之后的江青，还在继续和黄敬藕断丝连，但除了江青和黄敬之间的“男女关系”，更还有一层黄敬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是江青在革命路上的领路人的重要因素，假如江青没有加入中共也没有被当年的黄敬引入延安，那就没有后来的一切的一切……。所以“革命成功”，住进北京中南海金銮殿之后的毛泽东，看到黄敬，甚至想起黄敬的名子就心里面感觉膈应，也是作为当时的江青的丈夫的正常心理反应。

在中国内地的网站上至今还能够查找到的一篇标题为《毛泽东的一篇重要讲话为何不进毛著》的文章，根据另外的史实来证明了当年的毛泽东对黄敬是多么的嫉妒甚至仇恨。该文章的作者署名“临川山人”，文中回忆说：自己的著作收进什么不收进什么是著作人的权利，毛泽东不会将所有讲话收进自己的书里，他得有所选择。但曾经的“一篇重要讲话”后来又扔一边去了，为什么呢？

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大会上，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一二.九”运动，说“一二九”与“五四”的意义是同样的伟大。但这篇讲话“毛著”里有吗？没有。是这篇讲话讲得不好毛才将其扔一边去了吗？恐怕不是。

1949年后，中共历史宣传有一特点：红区谈得多，白区谈得少；红区井岗山谈得多，其它根据地谈得少。凡能涉及到毛泽东则大谈特谈，涉及不到则只谈党的领导。中共一大，毛泽东活着时只谈与会人员多少，从来不提张国焘主持一大会议。

“一二.九”运动亦是如此，毛泽东活着时对这次运动只谈党的领导，从不提是谁具体领导。那么“一二.九”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曾高度赞扬其同“五四”有同样的伟大意义，却又不收进自己公开出版，总发行量已达数亿的著作选集呢？

“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是黄敬，这个人与公与私都应该是毛泽东最好的朋友。与公，黄敬组织领导了中共自己的“五四”;与私，黄敬介绍了江青入党。可以说没有黄敬，江青无缘中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毛泽东重庆谈判“偶遇”唐讷，俩人握手可以“和为贵”，为什么将“一二.九”运动赶出毛著呢？

黄敬在党内离得太近，倘若收“一二.九”入书，同志们翻读一次“一二.九”，就得想起黄敬，想起当年的青岛大学，想起俞启威和李云鹤。

也许这些只是猜测，毛泽东没那么小心眼儿。唐讷、黄敬都是前夫，没必要亲一个远一个。但黄敬在党内离毛泽东太近了！

说来也巧了，当年毛泽东从湖南乡下土地主家里出走进北平，第一份体面的职业是北平大学的图书管理员，而当年青春火热的李云鹤从山东诸城土地主家庭出走后的第一份职业也是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诸君还记得中共进城后以反腐名义杀得两员大将吗？刘青山、张子善均为黄敬手下。事发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托薄一波向毛泽东求情，结果是刘、张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估计刘、张的血会让黄敬心惊肉跳，黄敬后来的精神分裂应该始于这一吓。

当年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陈毅在上海说“学赶天津”的话音没落，建立政权一开始即已经提防“地方诸侯势力坐大”的毛泽东惩一儆百就拿天津开刀，黄敬不傻也得傻…….

江青后来在文革时说：入党介绍人是什么李大章，明显抛弃了几十年前的丈夫和革命引路人。文革，幸亏黄敬早死！而另一未死前夫唐讷吓得连香港都不敢呆了,估计毛泽东的“和为贵”没少入梦。

“临川山人”的这篇文章中的关键内容都是可以找到佐证的。“毛著”里单单不收入毛泽东当年在延安高度评价黄敬为主要领导人的的“一二九”运动的讲话稿，翻翻“毛著”就能证明果真如此。

而当年被毛泽东以贪污腐化罪名亲自下令“杀无赦”的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处以极刑前都是当年的黄敬的直接部下，这在中共党史资料中都有记载。一篇标题为《哪两位中共高官为刘青山张子善向毛泽东求情》的党史文章中记载说：刘青山生于1916年，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5岁参加革命，所以也是红小鬼。红军时期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抗战时期因为工作出色，升任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与时任八军分区司令员的孙毅密切配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很多工作。1949年8月，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的孙毅和第一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当时对他十分赞许。

张子善19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安平监狱，受到严刑拷打。1937年“七七”事变时，犯人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1945年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开始与刘青山一起工作。1949年8月，张子善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51年6月，继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此二人被处以极刑之前 ，当时的天津和河北的众多地方官员都表示“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干部们的这些呼声，都集中地反映到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那里。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的黄敬同志找到当时担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同志反映。薄一波说：“这样吧！我带着你，咱俩一起去见主席。见到主席后，你当面向主席申述理由。”黄敬说：“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局书记，你可以当面向主席讲嘛！”这样，薄一波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传达了这些意见。

当时黄敬的一句“我坚决不去”，已经暴露了他内心里对毛泽东的极度恐惧。当时的毛泽东听了薄一波说是在代黄敬求情后，冷面回答道：“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要杀。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些道理……。”

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刘、张二人的死刑大会上，二人被五花大绑在巨副毛主席画像下面，一位省委干部向他们宣布中央指示：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枪决后妥善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子女由国家抚养。

据说这四项“宽慰”也是黄敬企图刀下救人无望后向周恩来请求的。

临刑前，张子善高喊道  “枪毙我一个人吧，枪毙我一个人吧……”被刘青山大声喝止：“孬种！”

相比自己这位曾经的部下刘青山，当时的黄敬真称得上是“孬种”，不但没有胆量面见毛泽东苦谏，而且还在刘张二人被处决之后主动向中央请罪，要求被免去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一职。

刘张二人是1952年2月被处死的，几个月后黄敬便被毛泽东“恩准”到北京“休养”，当年八月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虽然他的天津市委书记是在1953年3月才被公开宣布免除，但事实上从1952年春开始，当时的天津市委即已经由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主持工作了——虽然将他升任天津市委书记的任命直到1953年三月才正式下达。

而日后发生的故事就是黄敬到周恩来手下之后虽然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凡是在毛泽东出现的场合从来都是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但没有想到在毛泽东要痛斥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时，骂他黄敬比骂谁都狠。事实上黄敬在参加中共之后一直都是个左倾人物，甚至还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人之一，而唯一的一次所谓“右倾”表现，就是1952年初替自己的部下刘青山和张子善求情，所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随口骂他是“老右倾”时，也可能是自然想起了在这个会议上也被他毛泽东痛斥了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代他黄敬为党内“大贪污犯”求情的往事…..。于是，黄敬那本来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理就彻底崩溃了……

对于这段历史，如今正在时时处处效法毛泽东的习近平无疑也是知道得最为详细和具体，因为当时的黄敬被毛泽东当场吓疯之后，在去广州的飞机上，黄敬正是在他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和另外一位国务院领导人的面前磕头如捣蒜，一口一句“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当时的习仲勋对黄敬是否心生几丝怜悯，生前应该曾经与他那唯一从政的后代习近平有过交流。

巧合而又有趣的是，中共建政至今已经七十年有余，发生在六十多的前的这段党史公案，如今这一代中共高层领导群里，甚为知情的除了习近平，竟还有习近平在政治上最为信任的上任中纪委书记，现任国家副主席王歧山。

前面内容中介绍了黄敬是1935年著名的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另外一位领导人就是王歧山的老泰山姚依林。

网民嚎叫：

反独裁 2019年12月14日 01:49

共產黨在造神，底褲扒不得

AKA 2019年12月13日 23:22

共产党这点屁事

doitgo 2019年12月13日 18:43

原来共享经济早就发生了，共产共产，情人共用，老婆共享。

当局者迷 2019年12月13日 17:20

都是一帮中共猪猡，互相乱咬挺好

谢选骏指出：江青（蓝某、李某某）是人尽可夫的公共情妇，毛泽东则是人尽可妇的公共情夫——可是毛泽东操完了七千人大会，突然发现自己并不能把这些人都收入后宫，反而被迫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凭空多了亿万情敌！于是毛匪自觉跌入了毛坑，唯有发狠发功发起运动、整肃亿万情敌——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共情夫毛泽东的文革，整肃亿万情敌全无敌！

谢选骏：中国的炸弹如何毁灭美国的世界

《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吗？》（尼克·马什（Nick Marsh）BBC亚洲商业事务记者2023年8月31日）报道：

山东省青州经济开发区，一名工人在一家温控设备制造企业进行焊接。

中国新冠疫情后的复苏一直缓慢。

过去六个月，中国经济有一连串坏消息：GDP增速缓慢、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外商投资低迷、出口和货币疲软，以及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描述为“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并预言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将与日俱增。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反击称，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那么，拜登和习近平谁是对的呢？通常情况下，答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虽然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崩溃，但该国面临着巨大而深远的挑战。

房地产危机和贫困家庭

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房地产市场。直到最近，房地产仍占中国全部财富的三分之一。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新加坡分校经济学教授安东尼奥·法塔斯（Antonio Fatas）表示：“这没有意义，毫无意义。”

二十年来，随着开发商掀起私有化浪潮，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但危机在2020年袭来，全球疫情的爆发和国内人口萎缩都不利于持续的建房计划。

政府担心中国会出现2008年美国式的崩溃，于是对开发商的融资设限以“去杠杆”。但这很快导致许多房企欠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却无力偿还。

现在，民间住房需求大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暴跌。这让摆脱了三年严格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中国房地产业主变得更加贫穷。

“在中国，房地产实际上就是你的储蓄。”资产管理公司法盛（Natixis）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 Herrero）说道。“直到最近，这似乎都比把钱投入疯狂的股市或低利率的银行账户要好。”

这意味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疫后没有出现消费热潮或重大的经济反弹。

受危机冲击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给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压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清零之后，中国人会疯狂消费，”加西亚-埃雷罗说。“他们会去旅行，去巴黎把埃菲尔铁塔买下来，但实际上，他们知道自己的积蓄正受到房价下跌的冲击，所以他们决定留住手中的现金。”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房地产之痛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缓解。

有缺陷的经济模式

房地产危机也凸显了中国经济运行方式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惊人增长是由基建推动的，从道路、桥梁、火车线到工厂、机场和房屋，无所不包。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无论从比喻还是字面上讲，这种方法都开始走不通了。

在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省，可以发现中国沉迷于建设的一个更奇怪案例。当地官员在今年令人费解地证实，他们将继续推进一项建设永久性方舱医院的计划，该项目耗资达数百万美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可以消耗的产能是有限的，否则将开始浪费金钱。这个国家需要另辟为民众创造繁荣的方式。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法塔斯教授说。“旧的模式行不通了，但若要改变重点，你需要进行认真的结构和体制改革。”

他认为，譬如，如果中国希望金融行业能刺激其经济并与美国或欧洲竞争，政府首先需要大幅放松监管，将大量权力让渡给私营企业。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控制，斥责银行家“西化”的享乐主义，并对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展开整顿行动。

这反映在青年失业问题上。在中国各地，数以百万计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难以在城市地区寻找体面的白领工作。

中国七月出口大幅下降。

七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16岁至25岁的年轻人中有21.3%的人口失业，创下历史新高。次月，官方宣布将停止公布这些数字。

法塔斯教授认为，这证明了一个“僵化的中央集权经济”难以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

当你想建造一座新桥时，自上而下的系统是高效的，但当大桥已经建成，而人们仍需找工作时，这个体系就显得尾大不掉了。

政府现在会怎么做？

经济方向的转变需要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从中国共产党最近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和习近平的党内集权来看，这似乎不太可能。领导层可能会说，这毫无必要。

在某些方面，中国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只有与前些年的惊人高增长率相比，目前的增长率才算得上“缓慢”。

自1989年以来，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9%。到2023年，这一数字预计将降至4.5%左右。

这是一个很大的降幅，但仍远高于美国、英国和大多数欧洲经济体。有人认为，该数字对中国领导层来说正合适。

西方经济体倾向于通过民众消费拉动经济，但北京对这种消费主义模式持谨慎态度。它不仅被认为是浪费，而且是一种个人主义。

推动消费者购买新电视、订阅流媒体服务或外出度假可能有助于刺激经济，但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或与美国的竞争几乎没有帮助。

从根本上说，习近平想要增长，但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这可能是最近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尖端产业最近蓬勃发展的原因，这一切都使中国保持全球竞争力，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这一想法也可以解释政府对经济衰退为何反应有限。到目前为止，它只是做了一些小修小补，例如放宽融资限制或降低利率，而不是用海量资金救市。

虽然在华外国投资者忧心忡忡，希望政府尽快采取行动，但政府负责人似乎在玩长线游戏。

他们知道，从纸面上看，中国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它可能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平均年收入仍然只有12,850美元。近4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开启终身制

因此，一方面，不受选举周期的束缚，使得中国可以并将会有更多的时间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但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威权政治体制与匹及“高收入”国家生活水平所需的那种灵活、开放的经济并不相容。

习近平可能将意识形态置于有效治理之上，或将控制置于实用主义之上。为的是制造个人独裁新衣服。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经济形势良好时，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中国走出三年的“清零”政策，许多人苦于找不到工作，家庭住房价值暴跌，情况就不同了。

让我们回到拜登“定时炸弹”的比喻，它暗示了内乱，甚至更严重的是通过铤而走险的外交政策行动以进行应对。

不过，目前这些纯属猜测。中国过去曾经历和走出过许多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领导层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

“他们担心目前的情况吗？当然，他们看到了数字。”法塔斯教授说。

“他们明白需要做什么吗？我不确定。我猜他们忽略了某些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既然面临崩溃，那么对谁意味着一个定时炸弹呢？显然，是对那些从共产党中国那里收取高额费用的人，例如，正在受到刑事调查的拜登之子。拜登正为这个儿子赌命，担保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才会担心，中国的炸弹将毁灭美国的世界。

《中国的经济困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LYDIA DEPILLIS 2023年8月31日）报道：

过去几周，有关中国经济的消息——往轻了说——令人心悸。

该国的年增长率已从司空见惯的8%降至更接近3%。经过10年的过度建设，房地产公司正在崩溃。新冠病毒的长期封锁令国民沮丧，他们对政府失去信心，一直无法通过消费摆脱疫情时期的萎靡不振。

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履蹒跚，这对最大经济体意味着什么？

简短的回答是：目前，鉴于中国作为美国商品客户的作用有限，以及两国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不大，它对美国的影响可能不大。

在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富国银行模拟了中国“硬着陆”的情景，即未来三年的产出比之前的增长率能达到的成果低12.5%——类似于1989年至1991年的经济衰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2024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增长率也只会下降0.1%，2025年下降0.2%。

然而，如果中国目前的动荡加深为崩溃，拖累本已放缓的全球经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但我不认为这是决定未来六个月前景的主要因素，”分析和咨询公司凯投宏观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尔·希林在最近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说，“除非中国的前景变得更糟。”

有可能缓解通货膨胀，但对工厂构成威胁。

在考虑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必须认识到，美国在中国的困境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美国在疫情期间的消费热潮早已过去，在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5368亿美元的商品。今年，随着家庭办公室和庭院里塞满了家具和电子产品，美国人把钱花在了邮轮和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门票上。这降低了对中国工厂产品的需求——由于前总统特朗普发起的一系列关税，中国工厂的需求已经受到削弱，而拜登政府基本上保持了这些关税。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示，他们希望更多地依靠家庭来推动经济增长。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国内消费，比如加强社会保障计划，这将说服居民把目前为应急而存储的钱花出去。

正因如此，一些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再次依靠鼓励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策略可能会成功，因为人民币兑美元非常弱势，而且通过在其他国家（如越南和墨西哥）组装中国零部件，可以逃避大多数产品的关税。

出口激增将产生抵消效应。它可以降低消费品的价格，再加上中国对汽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这将有助于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它可能会抵消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努力，在总统选举临近之际提高政治温度。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表示：“我担心的是，以出口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复苏，将与不愿在制造业上更加依赖中国的世界背道而驰，而这将成为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

商品从美国流向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这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中国在2022年仅占美国出口的7.5%。长期以来，美国企业一直寻求进一步开发中国市场，尤其是猪肉和大米等农产品，但成效不彰。2018年，特朗普政府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将从美国农民那里再购买数十亿美元的产品。

这些目标从未实现。随着中国市场的胃口逐渐消退，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这可能意味着全球食品价格下降，但农民将受到伤害。

“如果他们对玉米和大豆的需求上升，这对全世界生产玉米和大豆的每个人都有好处，”美国农业局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罗杰·克赖恩说。“这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美国机构和投资者的防护。

总的贸易动态就是这样。但美国经济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公司组成的，这些公司有各自具体关切的东西，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一些公司可能会有更多的担忧。

例如，特斯拉曾在中国市场取得进展，但近几个月来，面对成本较低的本土品牌的激烈竞争，该公司在中国的销量大幅下滑。苹果约20%的收入来自中国，随着中国居民选择更便宜的产品，苹果的收入也可能受到冲击。

在全球开展业务的美国银行已经注意到增长放缓；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在公司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市场是该公司“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中国游客在访问美国城市时也会把钱花在美国城市，但他们今后可能会减少消费。Booking Holdings（该公司旗下业务包括Booking.com和Priceline等旅游网站）首席执行官格伦·福格尔(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该公司来自中国的出境游业务一直萎靡不振。

“我预计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一段时间内不会复苏，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福格尔说。

然而，这些影响可能会减弱。即使经济形势恶化，美国和中国的银行体系也足以给美国的机构和投资者提供防护，除了少数可能投资恒大或碧桂园等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者。

“从中国到美国的金融传染没有现实的渠道，”塞策说。他指出，虽然中国央行可能会推迟购买美国国债，但对整体市场的影响可能是可控的。“中国以美联储无法抵消的方式扰乱债券市场的情形不太可能出现。”

相反，如果缺乏国内机会的中国投资者将更多资金转移到美国，对美国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中国对美国资产的直接投资相对较少，而且可能面临新的障碍，因为美国多州试图对中国购买美国房地产和商业企业设置障碍。但欢迎中国投资的地方可能会受益。

“鉴于美国的表现似乎相对较好，可能会有资金流入美国，既为了寻求更高的收益，也为了寻求安全，”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

除了任何直接的金融和经济溢出效应外，值得考虑的是，一个步履蹒跚的中国是否会给地缘政治动态和美国的利益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贸易集团可能会限制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比如，它制定的规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在美国放弃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这样的贸易协定于2022年初生效。

但如果中国显得不那么强大，它可能会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失去吸引力。那些急于从中国获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国家可能会转向世界银行等国际贷款机构，尽管它们的要求更为严格。

“中国经济被视为处境艰难，再加上拜登政府在亚洲和其他地方采取了更积极的对外接触，这一事实略微改变了平衡，”普拉萨德说。

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否会影响其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意愿，比如入侵台湾？虽然共产党领导层可能会试图通过这样的袭击来激发爱国精神，但普拉萨德认为，考虑到维持这种接触所需的资源，不稳定的经济实际上会降低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虽然中国似乎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前景仍不确定。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否具有韧性，还是从根本上就不健全，这在智囊团中引起了争论。

香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表示，将中国视为下一个日本是不明智的，因为中国正处于长期停滞的边缘。

“我仍然乐观地认为，政府仍然非常灵活，应该对潜在的危机做出反应，”邓希炜说。“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达成某种共识并采取行动只是时间问题。”

谢选骏指出：中国大陆这个马列主义的贼窝，一再反证马列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谬论——所有的经济动态，都取决于政治动态，简单地说，现在就是取决于极权“政府”。

前言 大卫休谟是苏格兰的大胃修魔

网文《自然宗教对话录》报道：

《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创作的宗教神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79年。

这本书的主题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宗教假设，也就是宇宙设计论，设计论是当时宗教理论的中心支柱。休谟接受了柏克莱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以经验为来源，而经验是没有客观内容的。因此，在心灵面前，除了知觉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了。休谟得出这样结论：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感觉，此外是否有真实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知道的。休谟的不可知观点是彻头彻尾的。他不仅怀疑客观实体在物质上的存在，同时也怀疑它在精神上的存在。

《自然宗教对话录》代表休谟晚年较成熟的哲学思想。该书一直是讨论有关用来证明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特点的证据的性质的经典作品之一。

内容简介

在第一篇里斐罗和克里安提斯争论了怀疑论的优点之后，休谟描写斐罗和正统的狄美亚同意人类的理性不适于领会神的真理。他们一致同意下面的观点：神性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斐罗总结了这个情况，他断言，人们的观念全部以经验为基础，人们没有任何关于神的属性和作用的经验。这样，最高存在的性质是不可领会的和神秘的。

克里安提斯立刻予以反驳并陈述了休谟在整个《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详加分析的理论。克里安提斯坚决认为，人们所具有的关于自然世界的闻识和明证能够使人们推断上帝的存在和性质。他然后表述了所谓的“设计论论证”，这种论证在古代和近代的神学讨论中十分流行，但是它以伊萨克·牛顿爵士的表述形式变得极端大众化了。克里安提斯则称，看着世界，你将会看到，它无非是一架区分为许多小机器的巨大机器。所有的部分都彼此配合，所以这整个巨大的复合体和谐一致地运行着。这种贯穿于全自然之中的手段对于目的的适应与产生于人类设计和理智的适应精确相似。因为自然的对象与人类的产物彼此相似，所以人们根据类比推出其原因也必定是彼此相似的。因此，自然的作者必定与人的心灵是相似的，虽然他必定拥有更为巨大的能力，因为他的产物更为伟大。

创作背景

休谟在他那个时代以“伟大的不信仰宗教者”闻名，他在1751年左右着手写《自然宗教对话录》。他把他的手稿给几个朋友看过，他们因其反宗教的内容而劝他不要出版。在几年内，他数易其稿，最后，在1776年他去逝之前才改定此稿。他非常挂心于落实此著会在他死后不久出版。休谟最初在他的遗嘱中，要求他的朋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安排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当斯密予以拒绝时，休谟改变了他的遗嘱，指示他的外甥，如果出版社在他死后两年还未出版此著，就由他来处理此事。此著最终于1779年出版。

作品思想

《对话录》是采取对话的形式写成的。采取这种形式写作学术著作，无疑会受到古代柏拉图等人的影响。从休谟本人来说，在这部有关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最晚完成的著作中，之所以采取对话的形式，这也由于他后来认识到，这种写作形式具有自身的优点。这一认识体现在1751年3月10日致友人埃利奥特的一封信中。在这封信中，他在提到已将写完的《对话录》寄给收信人时，还谈到他为什么要采取对话的方式来写这一著作。他说，他对此的想法是：运用对话的方式，使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充分陈述自己的观点，并相互进行驳难，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并避免或克服一些“流行的错误”。

《对话录》中的对话人有三位：克里安提斯、狄美亚和斐罗。他们分别代表了宇宙设计论者、天启论者和休谟本人的观点。在对话中，休谟的代言人斐罗站在怀疑论立场上，对克里安提斯所代表的宇宙设计论，及狄美亚所代表的天启论观点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然，作为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狄美亚和克里安提斯之间也进行了一定的斗争。

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对“自然宗教”的辩破主要环绕着两个重要的议题：设计论和神义论。休谟对“设计论”的辩破主要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第二至四篇；对是“神义论”的辩破则主要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第十至十一篇。

在休谟的“自然宗教”讨论中，除了“设计论”外，还有“神义论”。所谓“神义论”是“指为上帝的公正性进行辩护的学说。源于希腊语theos（神）和dike（公正）。其目的是为了协调基督教的上帝全能和仁慈的教义与世间存在的罪恶现实的矛盾。该学说最早由古罗马奥古斯丁较系统的提出。认为上帝只创造善的东西，恶并非出自上帝。只有当本质上为善的人类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而变得腐败和堕落时，世界上才有恶出现。“神义论”的说法主要是维护着人普遍心里既有宗教倾向的心理，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狄美亚说：“每个人亦可谓是在他自己的心里感觉到宗教的真理；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的懦弱和不幸，不是由于任何的推理，才引他去追寻人及万物所依赖的那个“存在”的保佑。生活中即使是最好的景况也是如此的懊恼和烦厌，所以未来始终是所有我们的希望和畏惧的对象。我们不息地向前瞻望，又用祈祷、礼拜和牺牲，来求解那些我们由经验得知的，足以折磨和压迫我们的不知的力量。我们是多么可怜的生物啊！假如宗教不提出些赎罪的方法，并且平服那些不息的刺激和磨难我们的恐怖，那么在这人生的数不清的灾难之中，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甚至乎，连一直抱持怀疑主义的斐罗也指出：“我确是相信，使每个人得到确当的宗教感的最好的而且实在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对于人类的悲惨和邪恶作恰当的描述。为着这个目的，一种雄辩和丰富的想象的才能，比起推理和论证的才能来，更为需要。因为不是有必要去证明每个人内心的感觉吗？有必要的只是使我们，假如可能的话，更亲切地和更锐敏地感觉我们内心所感觉到的。”换言之，个人在内心的宗教倾向是缘于从人类面对世事的悲惨与无奈而产生的，“神义论”的说法正好是巩固宗教中的上帝的神圣性及解释世间的悲惨问题，为个人在内心的宗教倾向作出了一个既能保存“上帝”的完善性质，又能平衡经验中的“恶”悲惨之出现。

然而，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却认为“神义论”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

从观念来说，“神义论”是荒谬的，即“上帝”既然是完美的，又怎可能容许“恶”与悲惨的出现呢？斐罗说：“我们承认他的力量是无限的，凡是他所意欲的都实现了，但是人类及其他动物都是不幸的，足见他并不意欲人及其他动物的幸福。他的智慧是无限的：他从不会在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中出错，但是自然的历程并不倾向于人类或动物的幸福，足见自然的历程并非为这个目的而设的。在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中，再没有比这些推论更可靠，更无谬误的了。”“他愿意制止罪恶，而不能制止吗？那么他就是软弱无力的。他能够制止，而不愿意制止吗？那么他就是怀有恶意的。他既能够制止又愿意制止吗？那么罪恶是从那里来的呢？”这样看来，“神义论”至少不能为“上帝的属性”作出恰当的说明。

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通过对设计论、神义论的批判，竭力把道德属性从“上帝”那里撤除。而且，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不仅仅是把上帝请出了道德领域，他也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引入了伦理政治领域。

首先，休谟让自然神论者克里安提斯提出了“真宗教”的标准：“宗教的正当职务在于规范人心，使人的行为人道化。灌输节制、秩序和服从的精神；由于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只在于加强道德与正义的动机，它就有被忽略以及和这些其他动机混淆的危险。当它自己独立一格，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则来控制人类，那么它就离开了它的正当范围，而只变成内乱和野心的掩护了”。其次，休谟让怀疑论者斐罗在上述标准之外作了一个补充——做一个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是做一个虔信的基督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斐罗的意图，一方面要防止克里安提斯在设计论上得出超出因果联系的结论，尤其是把道德属性赋予上帝；另一方面要防止正统神学中那些傲慢的独断论者。 

后世影响

《自然宗教对话录》代表休谟晚年较成熟的哲学思想。这本书的主题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宗教假设，也就是宇宙设计论（简称设计论）；设计论是当时宗教理论的中心支柱，驳斥了设计论，客观上就给予宗教本身以一冲沉重的打击。休谟对宗教的批判既影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为他们所利用和受到他们的重视；也影响了康德，把康德“从独断的迷雾中惊醒”，康德也认为上帝的存在与否不能从理性得到证明，它只能是信仰的对象。设计论流行于18世纪，经过休谟的批判，康德的传播，设计论在学术思想界再也站不住脚，此后也就不再有人以这一类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作者简介

大卫·休谟（David Hume），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是经验主义哲学心理学代表之一，欧洲近代不可知论的主要代表。1711年5月7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卒于1776年8月25日。11岁进爱丁堡大学。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2年刚满21岁就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1734年去法国自修 ，继续哲学著述。17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年回家乡，潜心著述。1751年移居爱丁堡市。1763年任驻法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7～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 

谢选骏指出：我看休谟是个苏格兰人，在英国人手下做官实在不易。苦熬一生都不敢出气，死到临头还要嫁祸于亚当斯密。谁知亚当斯密同样是个苏格兰小人，和大卫休谟一样奸诈，才不肯上当替他出气。于是休谟又赖上了自己的侄子还是外甥（英语人都不区分），替他这个死人背上了黑锅。虎毒不食子，休谟猛于虎。

《“凡人”休谟》（周保巍 2018-03-28 澎湃新闻）报道：

[美]欧内斯特·C. 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750页，138.00元。

终其一生，“做一个哲学家，但在您所有的哲学中，您依然是一个凡夫俗子”，一直是休谟信奉不逾的哲学和人生信条。而莫斯纳教授这部已成经典的《休谟传》的最大价值，同时也是其最为成功之处，便在于它在不世出的、早慧的哲学天才（休谟在二十八岁便出版了划时代的哲学巨著《人性论》）这一传统的形象之外，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活色生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凡人”休谟：一个“食不厌精、脍不厌巨”的饕餮之徒（Eaterati），一个精于做美酒煨老羊肉，并在餐后吃三种不同风味冰激凌的美食家，一个因身量肥硕而被狄德罗误认作是“饱食终日的伯纳丁僧侣”的大胖子；一个自言以搞恶作剧为毕生志业的斯威夫特传人，一个生性欢愉，骨子里氤氲着一股孩子气（infantine），甚至某种轻薄气的智者，一个在日常生活和书信中善于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并发明了成千累万的俏皮话和解颐妙语之人；一个信奉“美德就是其自身的酬报”，并主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个人总应倾力去做好事”的“好人大卫”（le bon David），一个顾念亲情之人，不仅将终身未嫁的妹妹一直带在身边，而且为侄儿们的教育和升迁慷慨解囊，一个对穷苦人仁善备至之人，不仅为其兄长家的园丁推荐伦敦的名医，向生活困顿的盲诗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馈赠全额薪俸，而且还在遗嘱中给身为“家中暴君”的女仆额外支付了三年薪俸；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厉行节俭，从不给佣人小费之人，一个头脑精明，善打惠斯特牌（whist)，并精于股票和公共债券投资之人，一个在与书商打交道的过程中长于盘算（曾建议其书商“最好不要让市场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而是要等到供不应求的时候才择机出版”），并最终为自己赢得了经济独立之人；一位虽才大如海，文思泉涌，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但却终生难以洗脱来自于莫斯乡民那种鄙陋口音之人，以至于蒙博多勋爵（Lord Monboddo）做出如下尖酸刻薄的评论，“休谟临终前所忏悔的不是他的异教信仰，而是他的苏格兰腔”；一位虽自制力超群，但并非清心寡欲、对女性素所不敏之人，一个虽“好与女子调情，而决不使未嫁姑娘的母亲发急，或已嫁姑娘的丈夫拈酸”的登徒子；一位绝非困守书斋、见识鄙陋的酸腐学究，而是博闻广识，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在“智识”“社交”和“事功”之间保持一种完美的平衡，以过一种“混合的生活”（a mixed kind of life）为最高理想的启蒙文人。

恋爱中的大卫

在中文学界，对于休谟，似乎有这么一个刻板印象，也即认为休谟形如泥塑，呆若木鸡，生活波澜不惊，一辈子不结婚，没有多少浪漫的谈资和故事，很平庸。但看过莫斯纳的《休谟传》之后，大家就会发现，这纯属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事实绝非如此。若休谟的一生果真如此索然寡味、了无生趣，那他也不会勾起眼高于顶、月旦人物甚为严苛，但依然保持一颗童心的钱锺书先生的兴致。1931年格莱格（Greig）的《休谟传》甫一出版，钱先生立马就写了一篇书评，并在文中称：“休谟之所以不朽，诚然是因为他的哲学。但是，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以哲学自限。于哲学家的头衔之外，他还有许多旁的头衔，例如：史家、文家、政治家、经济家、买空卖空的商人，猪——伊壁鸠鲁豚笠里最肥的猪。”其实，在其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的一生中，仅就与女性的情感纠葛而言，休谟虽远不如卢梭、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那般不拘行迹、放浪形骸（不仅出入风月场所，而且还在日记中津津乐道其中的细节），但却也并不像其终生挚友亚当·斯密那般守身严正、不解风情。   

虽然休谟曾一度声称“对于女人这样一个主题，我的了解是极其肤浅的”，“在所有神圣的天体中，只有女性的运行轨迹是最无常的”；虽然休谟一向认为，与书籍相比，“妻子并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并在其兄长约翰成婚时，曾含蓄地表达了他的如下疑虑：“对于这次婚姻的后果，我想他是无法进行精确的计算，并加以合理预期的。您想，即便是一个数学家，他又如何能确定一位贤妻和一个河东狮的准确界限呢？”但就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休谟总是喜欢女性并乐于与她们打交道，而且终其一生也深得女性的欢心，诚如其“自传”所言，“我尤喜与谦和的女子作伴，而我也没有理由为她们待我的态度感到不快”。这绝非是休谟的自谀之词，因为基思大使的女儿安妮就曾这样评价休谟道：“我和我的姐妹们都属于与大卫·休谟交往密切的那个圈子，他是一位最悦人的同伴，是有史以来最温柔、最仁慈之人。在社交中，其礼节之质朴与和悦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在家庭生活中，他充满了魅力！总之，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有价值和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正是在与这些年轻女性交往的过程中，休谟也曾情愫暗生，并演绎出几段颇有兴味的风月佳话。

据传，早年，休谟曾喜欢上爱丁堡一位“系出名门、魅力四射的年轻女士”，并向其表白过。但由于那时的休谟仍籍籍无名，而且又是乡绅之家的次子，按规矩根本就没有多少遗产可以继承，于是，遂遭到那位女士的嫌弃和断然拒绝。后来，在休谟功成名就之后，那位女士颇有悔意，遂托人向休谟说项，称她已改变了心意，休谟冷冷地回应道：“我也改变了心意。”

休谟的第二段风月情事发生在都灵。在1748年随圣克莱尔将军的军事代表团出使都灵王庭的时候，休谟疯狂地迷恋上一位年轻漂亮、活力四射且古灵精怪的意大利贵妇——杜文南伯爵夫人（Countess of Duvernan）。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位伯爵夫人虽不喜欢休谟，但却乐得与他调情，并有意要捉弄他一番。于是，有一天，她特意将休谟约到自己的闺房，并事先安排好两人共同的朋友詹姆斯·考菲尔德躲在幕后，以让他亲眼见证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是如何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并在她的撩拨下又是如何地神魂颠倒、情欲难耐。据传，当休谟屈膝跪倒在伯爵夫人的面前，并张口结舌地倾诉着他快要被爱情窒息而死的时候，那位夫人虽机智但却略显残酷地回答道：“君何出此言？这分明只是您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而已！” 而不厚道的考菲尔德更是将这一滑稽场景形象地喻为一个大笨熊在向一只意大利灰狗求爱。

休谟的第三段恋情最让他刻骨铭心，也最为世人所周知。作为英国驻法使馆的秘书，也作为 “不列颠的头号文人”，此时的休谟早已名满天下，而其热恋对象也不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当时法国名动天下的沙龙女主人（salonniere）巴芙勒伯爵夫人。巴芙勒夫人容颜绝代、魅力超凡，虽然当时已年近四十，但却有着二十岁少女的清新面容，故而常常被比作“一尊精美的德累斯顿瓷器”。除了美貌，巴芙勒夫人还以博闻强识，机趣、喜好诡辩和富有文学品味而著称于世。她英文读、写、说俱佳，并在巴黎引领亲英之潮流。两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伟大导师”和“美丽的女弟子”之间的不伦之恋。巴芙勒夫人称休谟为“我亲爱的导师”，而休谟也称巴芙勒夫人为“我温润可人的学生”，并自诩亏欠巴芙勒夫人“无数恩情”，因为正是她将自己从“对世事的漠不关心中拯救出来”。在这段关系中，休谟虽出于被动，但也显然是动了真情。他曾情意绵绵地写道：“年纪和天性上的冲淡，曾使我心如止水，对万事万物都少有兴致。正是您魅力四射的谈话和您活力无限的性格，又让我的心灵重获盎然生机。”“在我的一生中，人们绝无法说服我挣脱您乐于递给我的双手。您或许可以将我大卸八块，剁成肉泥，但像我们国家那些执拗的动物一样，我将死命地黏住您，您摆脱我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在炽烈爱情的驱使下，休谟甚至一度曾打算与巴芙勒夫人私奔，并在某个有着古老荣光的希腊小岛上安度余生：“难道我们就不可以住在某个希腊的小岛上，在一片宁静丰足之中呼吸着荷马、萨福（Sappho）和阿克那里翁（Anacreon）所曾歆享过的空气？”但令人遗憾的是，巴芙勒夫人对于休谟的爱更多地是出于虚荣，她所贪慕的正是休谟当时在巴黎的盛名：正像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所说，“威士忌、理查逊（Richardson）（写《帕米拉》的那位小说家）和休谟，是此地唯一流行的三件物什”，也正如查尔蒙特勋爵（Lord Charlemont）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巴黎名门闺秀的香闺“如果没有了休谟的光顾，就仿佛缺少了点什么，就好像对于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而言，认识我们的哲学家是不可或缺之物”。但巴芙勒伯爵夫人内心所真正贪恋的，却是身为法国王妃的世俗荣耀，并一心图谋由孔蒂亲王的情妇，转正为其明媒正娶的妻子，只是将休谟作为退而求其次的备胎。巴芙勒夫人爱情世界里这种“二等公民”的地位，让休谟倍感挫折和羞辱。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崇尚人格独立的休谟不仅立即中止了与巴芙勒夫人的暧昧关系，而且在卸去大使代办的公职后，再未涉足法国半步，尽管巴芙勒夫人一再邀约。

只是到了晚年，休谟才遇到了一段虽温馨感人，但却让人唏嘘不已的真爱，而其对象正是苏格兰财政法院首席法官罗伯特·奥德（Robert Ord）之女南希·奥德（Nancy Ord），一位可爱迷人、正值青葱妙龄的英格兰女士。两人一见倾心，而就休谟曾专门委托南希帮其挑选新房墙纸这一举动看，休谟也确曾动了与其成婚的念头：“我现在正忙于建房，这是人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如果说迎娶新娘是人生头等大事的话——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对于当时风闻的休谟即将结婚的消息，一位匿名人士忿忿不平地写道：“为了迎娶一位凡尘女子（a mere mortal），休谟甚至不惜要离弃他那不朽的情人，他的历史缪斯，这实属一件憾事！难道一个男人竟会弃全世界的欢呼和崇敬于不顾，而甘愿成为一个女人的私产？”虽然传言已经沸反盈天，但休谟终因惮于自己的年岁和日渐衰老的身体，不得不心怀遗憾地作罢。但在临终前，休谟不仅在遗嘱中向南希小姐馈赠了购买戒指之资，而且还在病榻上给她写了一封催人泫然泪下之信：

过不了多久，您可能就要失去这个世界上最深爱和敬重您的一个人。我亲爱的南希小姐，请以同情和仁善之心接受这个宣告吧！ 我知道，对于像我这样一位行将朽木之人，居然不可自抑地爱上您这样的妙龄女子，这实属荒唐之举。但是，在您身上，我看到了那么多不同凡响的才德，这难免让人情不自禁地心生爱意，故而我也就原谅了自己的鲁莽和不慎。而您待我又是那样地亲切温柔，这我又怎会感受不到呢？在我的一生中，这既是最适得其所的一次爱恋，也固然是最后一次爱恋。我知道，在捧读此信时，您必然是双眼噙满了泪水，而在写此信时，我也是泪眼模糊。

休谟辞世后，南希终身未嫁。

斯威夫特的传人

正如莫斯纳所言：“如果每一位小丑都希望化身为哈姆雷特，那么，为什么哈姆雷特就不能希望偶尔客串一下小丑呢？”实际上，终其一生，休谟一直怀揣着“小丑”的梦想，并以斯威夫特传人自居（曾打算续写《格列佛游记》）。在给友人的信中，休谟曾这样写道：“难道您不认为，对我而言，在有生之年保持着对于优游闲散和插科打诨的嗜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

如果说，在休谟看来，“世人并不热衷于接受真理（how little disposed the World is to receive truth）”，如果说“大多数世人都甘受摆布和愚弄”（So great dupes ar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如果说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制于天性、激情、习惯而非理性，如果说人们总是更偏好“轻松而明显的哲学”（relaxed and obvious philosophy）而非“精确而深奥的哲学”（accurate and abstruse philosophy），那么，在与“理性与美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与那些“头脑愚钝、心地冷酷者”做斗争的过程中，怀疑、机智和反讽便成为最佳的武器：如果说怀疑可以揭露各种形而上的独断学说、毫无根据的党派偏见、愚昧无知的宗教迷信和虚矫浮夸的宗教狂热在智识和逻辑上的错谬不实，那么，机智和反讽则进一步地凸显出了它们在道德和实践上的表里不一、虚假可笑。针对“悭吝”这一不可救药的恶德，休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更愿赞成那些以机智幽默抨击悭吝的人，而不是那些以严肃的方式去治疗它的人。对染上了此种恶德的人，好心好意几乎毫不凑效。”

在《休谟传》中，莫斯纳以其如椽的大师手笔，为我们成功地复原了休谟这一本真洒脱、桀骜不逊、涉语成趣的智者形象。虽然生活于一个新生的商业社会，虽然一直致力于经济独立，但休谟从未被金钱和物质利益所驯化。在晚年，当书商以高价诱使他续写《英国史》时，休谟虽斩钉截铁但又不失幽默地回绝道：我必须拒绝这种提议，“原因有四：我太老，太胖，太懒，太富”。休谟也从未被权力所驯化，诚如他自己所说，当时的英国，虽然民权党把持了一切有利可图的权位，但他“从不献媚邀好于权贵”，他既不讨好辉格党，也不讨好托利党，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越立场，“无论是议论政治，还是品藻人物，我都允执厥中（moderate）”，“在对事上，我更偏向于辉格党的原则，而在对人上，我更认同于托利党的偏见”。休谟甚至也不为政治所驯化，在给友人的信中，休谟写道：“我既不厌惧，也不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取任何东西，无论是攻击，还是恩惠，我都无动于衷。我不仅不会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而牺牲真理和理性，我甚至都不愿为政治上的考虑去牺牲一句笑话……我宁愿被视为一个风趣之人。”正借助于这种“头脑清明，对一切事都保持怀疑”的怀疑主义心智，正凭借着这种以笔为投枪和匕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急智和机趣，让休谟不仅在生前成为爱丁堡、伦敦和巴黎社交界的宠儿，而且在身后也成为后人们所一直津津乐道的不朽传奇。

据传，有一次，当休谟与华莱士夫人乘船共渡福斯湾时，一阵狂风袭来。平日里欢快自如的华莱士夫人由于害怕溺水，不禁失声尖叫起来，而自幼患晕水症的休谟也不禁脱口而出道：我们或许很快就要葬身鱼腹了！“那它们会先吃谁呢？”华莱士夫人绝望地哭喊道。“您干嘛哭啊，夫人，那些鱼要是贪吃鬼的话，肯定会先吃我；那些鱼要是美食家的话，肯定会先吃您。”还有一次，休谟与几位年轻的女士在亚当夫人家喝下午茶。由于谈得兴起，身量肥硕的哲学家不知不觉间将椅子压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待挣扎着爬起来之后，大卫一本正经地训斥道：“年轻的女士们，请您们告诉亚当先生，让他务必为重量级的哲学家（heavy philosopher）多准备几把结实点的椅子。”

当然，有时候，休谟的玩笑难免开过了头，遂成为一种十足的恶作剧，而这正应了他关于自己性格的那句自我刻画：“好人而以做坏事为目的。”据载，某个星期天上午，在出门散步的时候，我们的哲学家遇到了爱丁堡鼎鼎大名的银行家詹姆斯·亨特·布莱尔爵士（Sir James Hunter Blair），他们夫妇二人正在去教堂的路上，于是遂好心地邀休谟同往。“什么？”休谟回答道，“与你们一道去教堂？！那些税吏和兑换银钱之人可是被用鞭子逐出了神的殿堂！不，不，我绝不会与这样的人一道进教堂的。” 还有一次，在参访因弗拉雷时，休谟受邀陪同伊丽莎白·汉密尔顿夫人一道去教堂听布道。由于整个布道是以不合理的怀疑主义为题，汉密尔顿夫人遂不怀好意地评点道，“这是讲给您听的，休谟先生”。但不曾想，在布道结束时，那位牧师又说道，“现在，我的朋友们，我要对首席罪人（the chief of sinners）说几句话”。——“这是说给您听的，夫人！”休谟不失时机地反唇相讥道。

但是，休谟也并不缺乏自嘲精神，比如他常常拿自己的肥胖来打趣：“为什么总是胖子，而不是瘦子，成为人们打趣和取笑的对象？这到底应归咎于人类的怯懦呢，还是应归咎于人类的仁慈？也许我们胖子通常并不像你们瘦子那样富于急智，所以，人们认为取笑我们或许更容易些。也许，我们胖子是一群比较友善之人，人们认为在取笑我们的时候不会有多大的风险。”不仅如此，休谟也不惮于拿自己不幸的个人际遇来开玩笑。有一次，看到来访的休谟兴致颇高，查尔蒙特勋爵遂好奇地追问道：“大卫，什么事这么高兴啊？”“什么事？老兄，”休谟回答道，“我刚刚听闻了我这辈子所听过的最为开心之事。虽然言词锋利，但说得妙极了。在早上的一个聚会中，我抱怨世人待我甚薄（ill treated），我过去所遭受的责难不仅严苛，而且极不合理：我写了那么多书，尽管其中当受谴责的内容只有寥寥数页，但就因为这几页，我受尽了责骂，并几乎要被碎尸万段。这时，在场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哥们直言道：‘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故旧。他是一位因犯了伪造罪而被判处绞刑的公证人。在临刑前，他悲叹判罚的不公：尽管过去所签署的合法公文成千累万，但现在却因区区的一行字而被绞死！

但政治和宗教才是休谟真正所钟情的调笑对象。作为一名文学上的智者，休谟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也即以“机趣”和“反讽”为工具，来解构当时不容挑战、不容怀疑的各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如政治上的辉格主义及其“古代宪制”神话，如“各种主义中最恐怖的詹姆斯二世党人主义（Jacobitism）”。对于世人根深蒂固、党同伐异的“派性”及派系斗争，休谟曾这样哀叹道，“在所有的激情当中，派系之争（faction）对道德的巨大破坏作用仅次于狂热（fanaticism）”，“一旦一件事情沾染上派系之争的色彩，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演变成一桩大事”。休谟还进一步指出，就算哪一天“上天”开眼，并有幸取消了辉格党和托利党，那么，人也会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重新站队——譬如重新划分为“胖子党”和“瘦子党”，并继续相互倾轧。而对于“詹姆斯二世党人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休谟更是不惜以“荡妇和杀人犯”相称。据载，休谟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的同事沃尔特·古道尔（Walter Goodall）是一位狂热的詹姆斯二世党人，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个是苏格兰的玛丽王后，一个是杯中物。有一天，当休谟走进图书馆时，发现沃尔特正枕着他的论文手稿醉醺醺地鼾声大作。怀着欢快的心情，休谟蹑手蹑脚地走近，并将嘴凑近沃尔特的耳边，然后声竭力嘶地高喊道：“玛丽女王是一个荡妇，她谋杀了自己的亲夫。”沃尔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半梦半醒、睡眼惺忪之际纵身扑向休谟，一把掐住其喉咙，将其推到图书馆的另一头，并不停地大喊：“休谟是一个下作的长老会牧师，正如其前辈谋杀了玛丽女王的人身一样，他现在又来谋杀她的人格。”

而当时盛行的各种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更是休谟火力全开的对象。休谟曾公开声称，“教会是我素所憎恶的”，而“教士也是确当的取笑对象”。休谟认为，与社会上的大多数职业在实现个人志向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不同，神职人员要实现自己的个人志向，“往往只能通过促进愚昧、迷信、盲信和假虔诚的欺骗行为”。正基于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行文著述中，休谟总是以讥刺宗教为乐。据传，在休谟的晚年，一位信仰极其虔诚的蜡烛商之妻，不请自来擅自闯入休谟家中。她不仅粗暴地对休谟的怀疑主义之恶做了一番长篇大论，而且还祈祷他能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的错谬。在询问过她的谋生方式后，休谟回答道：“好心的妇人，既然你如此热心地希望我能受到内在光亮（inward light）的启示，那么，我恳请你也能给我提供一些外在的光亮（outward light）”（意指卖蜡烛给休谟）。于是，拿着一笔两英石的蜡烛订单，那位妇人便欢天喜地地走了。  

而休谟所讲述的两段改宗基督教的故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第一段故事是这样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成功地让一位美洲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并将其带到伦敦展览。在经过一番教义培训之后，这位印第安人被邀参加圣礼。牧师随后问询道：“好的，我的孩子，你是不是更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你的灵魂是不是变得更加温暖？”——“是的，”那位小个子休伦人（Huron）回答道，“葡萄酒确实不错；但如果是白兰地，我相信我的灵魂将更会更加适意。”另一个故事是讲：一位在莫斯科服役的著名将军在巴黎养伤时，带来了一个他俘虏来的土耳其年轻人，名叫穆斯塔法。索邦神学院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可怜的土耳其人由于缺乏教养而遭到咒骂是一件憾事，于是便极力诱惑穆斯塔法该信基督，并以此世的大量美酒和彼世的天堂为允诺，以作为对他的酬赏。这些诱惑太大了，根本无法抗拒；因此，在受到充分的训导和教义问答训练之后，他最后同意接受洗礼和主的晚餐。然而，牧师为了让一切都稳妥可靠，仍然继续他的训导；于是，在第二天见面时，牧师便又问一些寻常的问题：“有几个上帝？”“一个都没有。”本尼迪克特（这是他的新教名）回答道。“什么！一个都没有？”那位牧师惊叫道。“当然，”这位诚实的改宗者说，“你一直告诉我只有一个上帝；可是昨天我已经把他吃掉了啊。”

这也正印证了休谟的如下判断，教会和教士之所以心怀戒备、草木皆兵，以至于不能承受哪怕一丁点的嘲弄和冒犯，其真正的原因即在于：“他们实在荒唐可笑。”

混合的生活

诚如莫斯纳自己所言，绝大多数读者对于休谟本人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其思想的兴趣，故而，在这部休谟传中，“人占据了主要的舞台，而其观念只是为其行动提供了理据”。持平而论，仅就对休谟思想体系的厘定、辨析和诠释而言，莫斯纳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和笔墨，也谈不上有多少原创性的贡献。但莫斯纳真正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在历史上，他首次以丰赡详实的史料，酣畅淋漓、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为我们逼真地呈现了休谟相互交织的、多重的、复调的生活，也即哲学的生活（philosophical life）、社交的生活（sociable life）和行动的生活（active life）。

作为一名精研人性的哲学家，休谟对于“人”有着自己独到而复杂的理解：首先，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reasonable being）,这就意味着人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从事抽象的理论化活动，也即过一种青灯古卷式的哲学生活（或曰沉思的生活）；其次，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sociable being），这意味着，在纯粹的理论思辨之外，人必然还要“享受可意的有趣的交游”（agreeable and amusing company）；最后，人还是一种“行动的动物”（active being），故而在哲学和社交之外，人还不得不从事某种“职业和事务”(business and affairs)。在休谟看来，要实现这三重人性规定，并进而成就整全的人生，“哲学”“社交”和“事功”（职业和事务）这三者必须互为奥援，缺一不可。也就是说，人们必然要过一种“混合的生活”（a mixed kind of life），因为“自然似乎指示给我们说，混合的生活才是最适宜于人类的，它并且秘密地警告我们不要为这些偏向中任何一种所迷惑，免得使他们不能适合于别的义务和享乐”。唯有经过这三种生活样式的反复涵育和历练，才能成就休谟所心仪的那种理想人格：“他对于书籍、社交和职业（books, company, and business），都能够有相当的才能和趣味；他在谈话中仍能保持文雅的文章（polite letters）中那种明察和幽雅；他在从事于职业时仍能保持正确的哲学（a just philosophy）所自然给人养成的那种忠实和精确（probity and accuracy）。”正如亚历山大·蒲柏在称颂朗吉努斯时所写的那样，“他自身的范例强化了其全部的法则；他自身就是他所描述的那种伟大的崇高”，而休谟自己也正是他所推崇的这种“混合的生活”的完美典范。

如果说一个哲学家的生平是由其作品所写就的，那么，可以肯定，熟谙休谟哲学生活的读者当不在少数。而与之相较，熟谙休谟的社交生活和行动生活（也即休谟所从事过的“职业和事务”），并能透彻地理解这种社交生活和行动生活对于休谟哲学之意义的读者，恐实属寥寥。而在这部《休谟传》中，透过一种精细的工笔勾勒，莫斯纳不仅为我们详尽无遗地展示了休谟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的行动人生和社交人生，而且也为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休谟的哲学赖以在其中孕育、生长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思考休谟的“哲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仅就职业和事功而言，休谟的一生堪称传奇，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苏格兰“屌丝”的成功逆袭之路。也即由一个不谙世故，屡以文字冒犯老板的商行学徒，一个孤苦无依、备受欺辱的权贵之家的家庭教师和贴身随从，一个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随军副官，一个求职屡遭否决、灰心丧气的大学候任教师，一个待遇寒薄、寄人篱下的图书管理员，成功逆袭为一个待遇丰厚、身份光鲜的大使秘书，并最终荣升为北方部的副国务大臣，一个以政治为业，每天在国务大臣官邸接收和处理来自“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所有机密信息”的“小政治家”（petty statesman）。而在这一过程中，休谟也逐渐地褪去其身上那种鄙陋的乡野气，由一个天真质朴、羞涩讷言的乡村青年，摇身一变为一个谈吐不凡、机敏权变、应付裕如的社交高手，活跃并流连于爱丁堡、巴黎和伦敦三地的精英社交圈，并在一种觥筹交错、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平静地享受着理性的盛宴”。对于休谟身上的这种显见的“社交性”（sociability），一位到访的英格兰绅士曾这样评价道：“苏格兰的哲学家既不故弄玄虚，也不故作深沉，他们知无不言，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情感，没有任何的伪饰或保留。这种恢弘的性格在休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从不冒犯任何人。可是，当谈话涉及到道德或宗教上的特定主题时，他自由地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并带有一种让人性增辉的力量和尊严。”

但是，在莫斯纳对于休谟行动人生和社交人生的这种详实而妙趣横生的描摹之下，我们尚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休谟的哲学而言，这种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这种觥筹交错社交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对于休谟哲学思想的发展到底有何种影响？

首先，它帮助休谟洞悉人心，熟谙世事，并为其“人性科学”的建构提供了第一手的实验材料。正如休谟在《人性论》的“序言”中所申明的那样，要确立一门和自然科学“同样确实、而且更为有用”的“人性科学”，我们必须“审慎地观察人生现象”，并“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着人类的交际、事务和娱乐去取得实验材料”。正是在多种职业生涯和人生际遇的历练中，在各色社交场所与三教九流人物的斡旋交涉中，休谟逐渐地熟悉了人性法则，洞彻了人性中各种隐晦的线索和错综的情节，并进而锤炼出对于人类行为之隐秘动机的高超解读能力，以及对于人类经纶事务如神谕般的判断力，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力透纸背、屡验不爽的理论断言：“鼓吹爱国，笼络人心，一向为僭主篡权大开方便之门；阿谀逢迎，总是包藏着背信弃义的祸心；常备军队，无非是通往专制统治的桥梁；赞美上帝，不外使教士们坐收世俗之利。”

其次，它让休谟的哲学植根于人类生活，植根于日常经验和日常实践，从而成为一种“常识哲学”，成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系统化、经过校验的反思”，而不是纵情于“热烈的想象”，从而沦为充满了各种凌空蹈虚的诡辩、虚幻不实的假设和玄奥微渺的推理的“虚妄的哲学”（false philosophy）和“夸饰的哲学”（extravagant philosophy），成为既与世人无关，也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东西。在休谟看来，这种虚妄和夸饰的哲学之所以大行其道，其罪魁祸首便在于哲学家与日常生活的悬隔。如果哲学家过着一种独学无友的生活，“困守于高等学府和斗室”，“与世事和良伴相隔绝”，那么，“他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将变得不切实际，如同它陈述的文体风格一样令人费解”。“的确，一个人若在其所有的论证中从不参照经验，或从不在大众的生活和交谈中探究那种经验（唯有在普通的生活和交谈中才能发现它），我们还能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指出，“一个纯哲学家的为人，是不常受世人欢迎的……因为他的生活同人类远隔了，而且他所沉醉于其中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也都是人们一样也不能了解的”。

最后，它还成为极端怀疑主义的解毒剂和有效的矫治手段。虽然休谟主张，“在人生一切事务中，我们仍然应当保存我们的怀疑主义”。因为唯有秉持这种怀疑主义的心智，我们才能克服人类心灵所固有的“因循的惰性”“鲁莽的暴戾”“高度的妄想”和“迷妄的轻信”。但是，如何才能将这种怀疑主义保持在合理健康的范围之内，而非走过头，以至于不仅摧毁了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切推理，而且也破坏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信念和行动，并最终陷入一种“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呢？显然，在休谟看来，唯有在由行动和社交所构成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能找到克服极端怀疑主义的不二法门。

最幸运的是，理性虽然不能驱散这些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把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治愈了，或者是通过松散这种心灵倾向，或者是通过某种事务和我的感官的生动印象，消灭了所有这些幻想（chimeras）。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

虽然极端怀疑主义的各种诡辩和玄奥的推理，可以在斗室中繁盛，但一旦人们走出房间，“置身于日常生活事务”，那种过度怀疑主义的结论便“烟消云散了，正如夜间的幽灵在曙光到来时消失去一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因生活和生存之必须而“不得不行动，不得不推理，不得不信仰”的人们，必然会将极端怀疑主义的教义抛之九霄云外，转而诉诸“常识”，诉诸“日常生活”的逻辑，就像休谟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包括那些极端的怀疑主义者——之所以仍然相信“火能生暖，水能提神”（虽然理性的解证并不能证明这一点），那只是因为他们如果作其他的想法，那是注定“会吃大亏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指出，“最能推翻皮浪主义或过分的怀疑原则的，乃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事务和工作”。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报纸说，大卫休谟是个“凡人”，我看大胃修魔是个奸人——他怀疑一切却不怀疑自己的贱欲，就像卡尔马克思一样。

【谢选骏全集24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