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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1日星期六

谢选骏:佛教是淫乱的贼窝


《北京龙泉寺住持被控性骚扰女弟子》(赫海威 2018年8月3日)报道:


龙泉寺住持学诚法师2014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他被指控向女弟子发送露骨短信,并向她们做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


北京——中国一位著名佛教领袖被控对至少两名女弟子实施性骚扰,这是在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MeToo(我也是)案例之一。

本周,一份长达95页的文件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两名男性僧侣指责北京龙泉寺住持、有权势的宗教领袖学诚法师向女性发送露骨短信,并向她们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

“我们发现,在释学诚不法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僧人杜啟新和刘新佳写道。

现年50岁的学诚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这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控制的一个管理机构,他否认了有关指控。


这个案例是对中国新兴的#MeToo运动是否能够挑战掌权高官的严峻考验。

政府试图审查有关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帖子,从而压制这一迄今主要限于学术界、非营利团体和媒体行业的运动。在某些案例中,当局不鼓励女性提出控告。

针对学诚法师的指控很快从中国各网站删除,社交媒体平台上也禁止讨论此案。

国家宗教事务局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它正在调查此案,并且“非常重视”这些指控。

在文件中,两位僧人杜啟新和刘新佳说,他们代表两名女性写了这份文件,她们提供了骚扰的细节。文件中收录了这两名女性所说的学诚法师自12月至2月发给她们的露骨短信。

除了这两名女性之外,两位僧人还说,通过采访和审阅信息,他们发现至少还有四名女性接到了来自学诚法师的露骨信息。

在文件中,两位僧人说,学诚法师建议女弟子通过性行为促进精神修炼。他们说,他要求女弟子们切断与朋友和亲戚的联系,以此操纵她们。

龙泉寺吸引了众多年轻的北京人,其中很多人来自高科技企业和大学。


在文件中,这些女性表示,这种体验令她们深受伤害。“我的信仰体系几近崩溃,我甚至想到了舍戒还俗,”一位女性回忆道。

龙泉寺对该文件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并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杜啟新和刘新佳“收集、伪造素材,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


中国佛教协会没有立即回复评论请求。杜啟新和刘新佳周四没有接听电话。

学诚法师于1982年出家,2005年成为龙泉寺住持,是中国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在网上拥有数百万粉丝,受到名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支持。

他领导着北京西北部一座充满活力的寺庙,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来自高科技公司和大学,希望从城市生活的紧张节奏中解脱出来。该寺庙由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僧侣管理,其中许多人拥有科学、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背景。

学诚法师在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宗教事务发言人,他还是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的成员。

星期三,随着对他的指控在互联网上传播,他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发布了一张举行升旗仪式的照片,颂扬爱国主义美德。

虽然最近几个月来,随着一系列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一些教授和非盈利组织的领导人被迫辞职,但是很多案例都被忽视了。


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很可能会试图保护被指控犯有不法行为的掌权官员。

“在触动领导人的神经之前,公众讨论可以走多远、走多高是有限度的,”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员阮洋(Lotus Ruan)说。阮洋表示,鉴于中国的审查制度反复无常,以及互联网用户经常采用创造性手段表达自己,该运动仍有希望。

“这项运动还将继续,并将影响更多中国人。”她说。


谢选骏指出:北京龙泉寺住持被控性骚扰女弟子——这只是冰山一角,它后面隐藏着一个众所周知的千年秘密——佛教是淫乱的贼窝!这在“三武灭佛”的时候就如此了。


《三武灭佛》报道: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大规模禁佛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庙号或谥号都带有个武字,因而得名。佛教界称之为三武法难。


又因五代十国时期也有后周世宗进行的大规模灭佛运动,故又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三武一宗法难,是佛教史上的最大法难。当时佛教已经渗入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甚至是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执政危机。一方面寺庙从不务农、不服徭役、不尊王法,另一方面吸收大量年轻劳动力,到处圈地,不断收刮着百姓的民脂民膏,已经成了法外之地。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灭佛,自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诏,至其驾崩(452年)为止,灭佛时间共六年。史称“太武灭佛”。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原本崇尚佛教,后来受到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对佛教有偏见。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九月,诛杀政变未遂的僧领玄高、慧崇等人。七年,太武帝西征抵达长安,见到佛寺僧侣多所破戒,酿酒、私藏兵器、淫乱妇女,司徒崔浩要求灭佛。三月,下诏坑杀长安沙门,并且命令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烧毁佛经,处决僧侣。太子因为笃信佛教而缓行,僧侣们得以多作准备,故被杀的不多,但是殿宇多毁。此次灭佛表面上是皇帝崇道灭佛,实际上是胡汉之争,因为当时佛教的支持者是鲜卑贵族,汉族士族崔浩企图通过崇道崇儒灭佛以及修史等举措对鲜卑政权进行“和平演变”,实现汉化,灭佛事件是胡汉矛盾的极端化表现,鲜卑贵族深恨崔浩,而拓跋焘本人也对崔浩汉化政策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浩被处死、族灭,崔浩的姻亲河东柳范阳卢也被灭门,崔浩身死使拓跋焘失去股肱重臣。正平二年(452年)二月,宦官宗爱谋杀了太武帝,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十月又杀拓跋余。大臣刘尼、源贺等立太武帝之孙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

北周武帝灭佛

建德毁佛

北周武帝灭佛,自建德三年(574年)始,至其驾崩(578年),灭佛时间共五年。史称“建德毁佛”。北周实际建立者权臣宇文护笃信佛法,因对东方的东魏(乃至后面的北齐)处于弱势,以佛教消弥胡汉差异,统合人心,到了宇文邕时代北周逐渐强势,且关陇集团间鲜卑、汉族士大夫趋于无异,遂废掉了佛教,吸收其财富。


唐武宗灭佛

会昌毁佛

唐武宗灭佛,自会昌二年(842年)始,至其驾崩(846年),灭佛时间共五年。史称“会昌毁佛”。


唐武宗喜好道术,开成五年(840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宰臣李德裕等厌恶佛法,此二人经常在唐武宗面前诋毁佛教[1]。会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还俗,财物入官,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两人。三年,查点外国僧人,并禁摩尼教等流传。令“两街功德使”疏理京城,公案无名者还俗,递归本贯,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诏禁供养佛牙,毁焚长生殿内道场经像,换为天尊、老君之像。但毁佛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寺院所属庄园增加,国税收入减少[2]。加以僧伽腐败,僧侣不事生产,蠹耗天下[3][4]。会昌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5]。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6]。次年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灭佛就此结束。但佛教已受到很大的打击[7]。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也受到波及,此后逐渐退出中原地区。


后周世宗灭佛

主条目:显德毁佛

后周世宗灭佛,自显德二年(955年)始,至其驾崩(959年),灭佛时间共五年。史称“显德毁佛”。


显德年间,北方五代更迭,兵革时兴,僧尼管理功令渐驰,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8]。显德二年(955年),诏令整饬寺院,沙汰僧尼。凡无先代敕额之寺宇并皆停废,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规定若要出家,男年十五以上,需背诵佛经一百卷(或能朗诵五百卷),女年十三以上,需背诵佛经七十卷(或能朗诵三百卷),陈状呈上,由本郡考试,上报祠部,给予度牒,方得剃发。禁止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存留寺院之外,民间的铜佛像全数没收入宫,用以铸作铜钱。此后,华北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旧唐书·武宗纪》(卷一八上):“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请行焉。”

 《旧唐书·武宗本纪》(卷十八上),“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续高僧传·慧胄传》:“释慧胄,姓王氏,蒲州蒲坂人,……后住京邑清禅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从事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

 《天童志》:浙江的天童寺,有田一万三千亩。跨三都、五县,有庄三十六所,每年收租三万五千斛;阿肓王寺,每年收谷三万斛。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旧唐书·武宗纪》(卷一八上):“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自正觉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徒,规自尊高,浮堕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落,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人间里,周旋 阓,……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筑崎岖,甍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近廓邸,邻迩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


谢选骏指出:北京龙泉寺住持被控性骚扰女弟子,召唤现代的灭佛运动!

谢选骏: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的殖民地

《以巴冲突:加沙的战火之外 约旦河西岸的社区正在分裂》(BBC 2023年11月11日上午9点57分)报道:


在约旦河西岸(West Bank)占领区俯瞰伯利恒的一个山坡上,三名巴勒斯坦年轻人在上演《圣经》时代的一幕——他们熟练地从树上摘下橄榄,果实晶莹剔透地堆放在地上。


不过,这对艾哈迈德(Ahmed)来说是全新的工作。


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前,他在以色列的建筑工地工作,每天赚到约400谢克尔(85英镑;105 美元)。10月 7 日之后,几乎所有阿拉伯人都被禁止从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


艾哈迈德和许多人一样,失去了生计。


“现在没有(像样的)工作了。” 他一边清理树枝一边说。


“我在这工作一天,在那工作一天——在田里摘橄榄。我要养家糊口。我能做什么呢?”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严厉管控,不仅在经济上影响到艾哈迈德。一直引起巴勒斯坦人不满的检查站,现在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


“他们关闭了道路。我现在只能在家附近走动。这些检查站让我们窒息。”


但艾哈迈德所批评的管控措施,却加强了另一批人的安全感。


性格开朗的丹尼·切斯特曼(Danny Chesterman),以前经营自行车旅行团,他住在以色列定居点(又称屯垦区)艾法瑞特(Efrat)。他数十年前搬到以色列,但一直保留着伦敦口音。


被问到外界如何看待他的社区时,他答道:“我们被描绘成偷取阿拉伯土地的非法定居者。”


“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偷走任何人的土地。”


“我们是早上上班的人。我们做生意。我们有大学教授。我们是书生,不是剑客。”


定居点争议


今年年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将约旦河西岸的九个定居点合法化,引起国际争议。


联合国和许多国家表示,根据国际法,所有定居点都是非法的。许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居住在定居点的以色列居民对此提出强烈质疑。


很少有人不同意的一点是,10月7日的事件以及以色列的军事回应,恶化了犹太定居者与其阿拉伯邻居之间的关系。


丹尼说:“我希望并相信,我们与阿拉伯村庄近邻可以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话虽如此,安全问题显然还是存在的。”


10月7日清晨,被英国和许多国家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造成约1400人死亡,约240人被掳走。


作为回应,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发动空袭,随后进入该地带。以色列表示,将不惜一切摧毁哈马斯。迄今,军事行动已造成10,800 多人死亡,包括4400名儿童。


从艾法瑞特(Efrat)看过去的伯利恒


丹尼表示,他听说哈马斯武装分子获得加沙人的帮助,而后者曾与以色列人合作,这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人对其阿拉伯邻居的看法。


他说:“在加沙地带附近的一些基布兹(kibbutzim,犹太人的集体农业社区),他们(以色列人)与在那里工作的阿拉伯人关系很好,但后来他们发现描绘村庄的地图,上面有这些家庭的名字。”


“他们从那些关系极好的人那里,发现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此,担任埃弗拉特市长十多年的奥德·里维(Oded Rivivi)也有同感。他认为,虽然他所在的定居点与附近大多数阿拉伯村庄的关系一直很好,但现在已经彻底改变。


“要多久才能解决这个(信任)问题?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但只要你听不到阿拉伯领导人出来谴责(哈马斯)......这肯定会让重建信任的时间更长。”他说。


在山谷另一侧的阿拉伯村庄,不信任的原因截然不同——以色列的管制行动不仅包括增设检查站。上月,以色列国防军逮捕1400 多名巴勒斯坦人,称大多数人与哈马斯有关联。


就在我们拍摄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e National Authority)称西岸有18人被杀,一个多月内被杀的总人数达到 170人。


巴勒斯坦人对此进行了暴力或和平的抗议。比如在伯利恒,店家展开大罢工。尽管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主要是由加沙发生的事件引起,但在10月7日之前,约旦河西岸早已是火药库。


最让西岸人愤怒的,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以色列青年男子往往全副武装,他们被指责,把巴勒斯坦家庭逐出家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巴勒斯坦男子被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定居者射中腿部。


在埃弗拉特,我质问市长奥德·里维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有一小撮极端分子确实采取了暴力行动,”他回答道。“这些人需要由警察来处理......但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应该得到安全,应该被当作人来对待......因为这就是这些社区的本质。”


他称将采取行动。


“我们昨晚与总理和所有市长开会。大家一致呼吁政府确保这些极端分子被逮捕、被制止,而且越快采取行动,造成的破坏就越小。”


说到底,所有冲突都归结于土地。


双方都坚信,他们有权拥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具争议的一块土地。过去数十年,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实现“两国方案”,即西岸和加沙组成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近年,这个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在极右翼定居者政党的支持下,几乎不可能达成妥协。10月7日事件被许多人视为两国梦想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奥德市长说:“我认为,每过一天,我们都会离这一目标更远。在国际社会压力下,以色列实际上从加沙地带撤走了所有公民、平民和军事人员。而我们得到的却是哈马斯的军队。”


当然,这说法会激怒许多巴勒斯坦人,更不用说反抗了。对他们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两国方案是唯一可接受的方案。他们说,任何其他方案都是继续剥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自由。


回到橄榄树林时,太阳刚刚落到伯利恒主诞教堂(Church of Nativity)的下面,我问艾哈迈德对未来有何期许。


“和平与安全,”他回答。“自由地开着我们的车子,看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国家无忧无虑地生活......我们不是想找麻烦。我们只想养活孩子,仅此而已。”


谢选骏指出: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的殖民地——伯利恒,耶稣基督的诞生地,被隔离墙切碎,我为你哭泣!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的殖民地。但也许,这正是主的旨意——在此之前,主的教堂早已受到了玷污。所以不能不通过烈火焚烧,让圣地恢复洁净!伯利恒,耶稣基督的诞生地,被隔离墙切碎,我为你哭泣!

谢选骏:地球是地狱还是天堂


《地狱简史》(凯文·狄金森 10月29日2023年)报道:


地狱的历史并非始于旧约。取而代之的是,地狱在 2 世纪从地中海文化交流中形成。

一幅恶魔和一群其他恶魔的画——科波·迪·马可瓦尔多(Coppo di Marcovaldo)的地狱马赛克。


关键要点


圣经中很少提到地狱,许多参考资料要么是模棱两可的,要么是误译的。 这个概念形成于公元2世纪,是地中海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那以后,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了地狱,无论好坏。


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地狱》是西方文学经典的支柱。这首寓言诗是地狱九个圈子的旋风之旅,有大量的学术研究致力于解开它的秘密。其生动且经常怪诞的图像激发了桑德罗·波提切利、奥古斯特·罗丹和威廉·布莱克等艺术家的灵感。它甚至被制作成视频游戏。


阿利吉耶里的另外两首《神曲》诗《炼狱》和《天堂》分别探讨了炼狱和天堂的境界。但他们没有得到地狱般的原作的爱、关注和崇拜。那是因为天堂——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一个小小的音符。地狱是戏剧发生的地方。


鉴于地狱在意象和讲故事方面的突出地位,令人惊讶的是,地狱在圣经中并没有出现太多。事实上,它对撒旦炙手可热的领域的大部分引用都是后来的译者将他们的观点映射到更古老、相当不同的来世概念上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地狱是圣经作者没有真正概念的来世。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魔鬼和天使画作。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恋人旋风》(The Lovers' Whirlwind)。这幅画描绘了但丁《地狱》中的一个场景,其中那些屈服于肉体欲望的人永远被地狱之风折腾。


到底在哪儿?


Sheol 在希伯来圣经中被提到了 66 次,许多版本的旧约圣经将这个词翻译为地狱。例如,钦定版圣经将诗篇 16:10 译为“因为你不肯把我的灵魂留在地狱里;圣者,你也不可忍受,使你看到败坏。


阴间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和词源是有争议的。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它是坟墓本身的同义词。根据这种观点,诗篇16:10的更准确翻译可能是:“因为你不把我的灵魂留在死人中间,也不让你的圣者在坟墓里腐烂。其他学者不同意,并认为阴间是死人的国度(见约伯记10:21)。即便如此,阴间也离地狱很远。阴间不是一个旨在惩罚罪人的领域,而是一个所有灵魂聚集并存在于无精打采的虚无中的地方。没有痛苦或苦难,但也没有喜悦或庆祝。


如果不是希伯来圣经,那么新约中肯定会详细讨论地狱吗?但即使在新约中,对地狱的提及也很少。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和其创始传教士圣保罗确实宣讲了存在主义的复兴。但在我们最早的基督教著作中——保罗的书信以及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没有警告过地狱之火在等待着罪人。


圣经学者巴特·埃尔曼(Bart Ehrman)认为,仔细阅读耶稣的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耶稣宣讲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他所说的国度并不是指天上的国度。耶稣设想在地上有一个国度,那些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将身体复活,生活在这个荣耀的新时代。他也相信它很快就会到来——在一代人之内(马太福音24:34)。


那些背弃上帝的人的命运不会是永恒的判决。他们只会被歼灭。耶稣的许多比喻都警告过这一点。坏鱼被丢弃(马太福音13:48)。结出坏果子的树被扔进火里(马太福音7:16-2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与圣羊分离的卑鄙山羊身上(马太福音25章)。


虽然这些比喻中有许多唤起了火的形象,但埃尔曼指出,这些火摧毁了不忠的人。即使火焰永远燃烧,那些被投射在里面的人也不会被说出来。他们的惩罚是面对永生的死亡。


“这似乎是保罗和耶稣的教导。但最终被后来的基督徒改变了,他们不仅肯定了圣徒的永恒喜乐,而且肯定了罪人永恒的折磨,这造成了讽刺意味,即古往今来,大多数基督徒都相信地狱对基督教的任何一位创始人来说都不存在,“埃尔曼在《天堂与地狱》中写道。


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


如果不是圣经,那么地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复杂问题的简单答案——毕竟这是一部“简史”——地狱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文化交流的协作努力。


犹太文化并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邻近的帝国——并且不止一次征服——影响了它。有时犹太思想家会采用和改编这些文化中的思想。其他时候,他们会拒绝他们。但几个世纪以来,两者都改变了犹太神学。


例如,犹太启示录将世界视为善与恶之间的宇宙战场。正如观点所言,上帝的敌人统治着当今时代,但很快,上帝将征服他的敌人,迎来一个乌托邦时代。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世界末日的思想家们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从他们如何将他们的圣经传统与希腊主题相结合,如天堂之旅和对死者的审判中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希腊化的相似之处并不认为世界末日类型源自希腊文化,或者犹太启示录缺乏自己的原创性和完整性,”旧约学者约翰柯林斯写道。然而,“希腊化世界提供了一些在启示录中使用的代码。


一幅画,描绘了城堡里的人们。


扬·曼迪恩(Jan Mandijn)的《地狱的痛苦》(The Harrowing of Hell)。當地獄的概念終於在基督教思想中結固時,信徒們開始想知道在耶穌死和復活之前,善良的靈魂發生了什麼事。一个答案是地狱的痛苦,耶稣冒险进入地狱拯救那些灵魂的事件。


耶稣的世界观沉浸在世界末日中,在一个奇怪的转折中,圣保罗通过他的事工将耶稣的烙印带回了希腊化世界。在那里,它与希腊罗马的来世概念进一步混合和混合。


随着世代相传,耶稣应许的神的国度从未实现,这些新晋基督徒开始思考:如果他们误解了耶稣怎么办?如果正义战胜邪恶没有发生在地球上呢?如果应许的永生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与其他田园诗般的来世相似的东西呢?如果要有永恒的奖赏,那么认为惩罚也必须是永恒的,这并不是什么飞跃。


一个痛苦的地方


耶稣信息的这种演变在后来写的新约书卷中可见一斑。彼得后书讲述了上帝如何把有罪的天使扔进塔尔塔罗斯(同样,经常被误译为地狱)。在《财主和拉撒路》中——一个只出现在路加福音中的寓言——据说财主死后在阴间受苦,而圣洁的拉撒路则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享受来世。天堂,似乎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


一旦被构思出来,地狱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来世。最早的地狱之旅之一是彼得启示录。它写于 2 世纪,讲述了圣彼得在来世的旅行。对天堂的描述很简短,不是很多事;相反,正是在彼得的地狱景观中,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现代观念正在形成。


在这里,罪人因他们在地上的恶行而受到折磨。亵渎者被他们的舌头吊死。凶手不停地被毒蛇和食肉蠕虫咬伤。富有的守财奴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被火柱刺穿。它在一个残酷的恐怖商店里一个接一个地展示,会让大多数现代读者感到恶心。


“彼得的作者有一种、虐待狂和粪便的倾向,为后来的异象定下了基调,”爱丽丝·特纳在《地狱的历史》中写道。“虽然我们可能会对彼得感到厌恶,并对其广泛的影响感到遗憾,但知道在写成它的时候,酷刑的威胁对(罗马)的基督徒公民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这可能是有用的。”


不是一个地狱的地方,而是很多


这似乎是通往地狱之旅的终点,但就像助长这地狱的火焰一样,地狱不会停滞不前。自早期基督徒以来,西方文化的每个时代都以某种方式重塑了地狱。通常,这些变化更像是对他们世界的陈述,而不是下一个:


中世纪见证了流行故事和戏剧中的地狱大杂烩。地狱可能很可怕,但在当时,它肯定比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更热闹。


但丁的地狱,除其他外,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财富和参与政治的宣言。

在巴洛克时期,耶稣会士放弃了地狱更炽热的折磨,并根据拥挤的城市肮脏重新构想了它们。


到了启蒙运动,地狱的概念受到了质疑。伏尔泰宣称,一个人因为偷了一只山羊而被永远烧死是荒谬的(同时也指出了地狱与波斯、希腊和埃及来世之间的联系)。


所有这些都是说:地狱不是圣经中传给我们的单一概念。它有许多排列组合,每个排列组合都是我们最好和最坏的精神占位符。


一方面,它显示了我们对正义的渴望。如果生活不公平,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想象一个来世,邪恶和奸诈的人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而他们的受害者则从尘世的折磨中得到解脱。另一方面,地狱容纳了我们的仇恨、不宽容和野蛮。它充分展示了我们隐藏的愿望,即被证明比别人优越——并惩罚那些不符合我们信仰的人。


一个男人骑在飞龙的背上。


一个非常简短的魔鬼传记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底部的冰湖上。


但丁的《神曲》不仅与宗教有关。这是一个政治声明。

但丁穿越地狱和天堂的史诗般的旅程揭示了诗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


地狱是什么样子的?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向我们展示

希罗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的《人间喜悦花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是对罪恶的谴责还是对享乐主义的庆祝?艺术史学家仍然不确定。


但丁的《地狱》比《天堂》更受欢迎。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在地狱里,我们处于道德优越的地位,俯视着罪人和导致他们进入这个悲惨境地的错误决定。在天堂,但丁俯视着我们。


世界是地狱,但生活是奇迹

科学和神圣都让我们保持惊奇感,即使灾难似乎在我们周围盘旋。


谢选骏指出:但丁的地狱比天堂更受欢迎呢?因为,但丁的满腔恶毒,获得了另一个时代的读者共鸣。


《世界末日邪教如何使用心理技巧对他们的追随者进行洗脑》(T.C.马尔霍特拉 乔尼·汤姆森 2023年10月26日)报道: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到不安全、不完整和不足,那么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表现为你需要的解决方案。

一群人,世界末日邪教的一部分,穿着白色长袍站在一把白色椅子前。


世界末日邪教利用孤立、爱情轰炸和恐惧来控制他们的成员。 他们切断成员与外界的联系,甚至彼此之间,创造一种依赖关系,同时使用身体暴力和情感虐待来让人们保持一致。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操纵他人,不仅在邪教中,而且在有毒的关系中。


分享世界末日邪教如何使用心理技巧在 LinkedIn 上洗脑他们的追随者

Roch Thériault 是一位聪明而有魅力的宗教极端分子,他在 1970 年代在魁北克周围的树林里建立了一个名为 Ant Hill Kids 的公社。泰里奥曾劝说十几个追随者与他一起生活,“没有罪”。Thériault 告诉他们在公社等待并服从他的每一个命令,以在“末日”中幸存下来,他声称这将发生在1978年。


当那个日期来来去去时,Thériault 加倍努力。问题在于公社没有从罪恶中解脱出来。Thériault 变得越来越暴力、虐待和精神错乱。他会让人们吃死老鼠和粪便。他通过打断他们的腿或砍掉他们的脚趾来惩罚人们。他折磨和谋杀儿童。


蚂蚁山小子的奇怪之处在于,很少有人想,更不用说敢离开邪教了。 加布里埃尔·拉瓦莱(Gabrielle Lavallée)在遭受酷刑后逃跑了一次,只是因为她无法应对邪教以外的生活而返回。作为惩罚,Thériault 用猎刀将 Lavallée 的手钉在桌子上,并用切肉刀强行截肢她的手臂。拉瓦莱再次逃跑,并向警方报告了泰里奥。他最终在1989年被捕入狱,十年后他开始了他可怕的世界末日邪教。


为什么这些末日邪教会吸引追随者如此坚定不移的忠诚?一个人怎么能以某种奇怪的预言的名义说服人们做可怕的事情——对自己和他人?在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些邪教常用的三种技术。


隔离


世界末日组织经常会切断邪教成员与外界甚至彼此的联系。当你每时每刻都围绕着相同的信息和志同道合的狂热分子时,几乎没有怀疑或反省的余地。



我们经常听到网络世界的“回音室”有多危险。我们的恐惧、偏见和偏执被他人的不断强化所强化和助长。现在,乘以和放大这种效果,你可以想象一个邪教。在正常的日常互动中,你会遇到相互竞争的想法。你的朋友可能会问:“你确定吗?在邪教中,没有异议,也没有对你被赋予的狂热教条的检查。


当Thériault第一次开始他的魁北克崇拜时,他要求他所有的追随者切断与家人的联系。随着岁月的流逝,蚂蚁山的孩子被禁止互相交谈,除非泰里奥也在那里。没有机会质疑。其他邪教,如天堂之门和大卫分会,将生活在封闭的社区中,通过他们的领导人过滤了与外界的联系。


爱情炸弹


人们之所以经常加入世界末日邪教,首先是由于一种被称为“爱情炸弹”的操纵伎俩。这是邪教——从领导人到新兵——给某人带来爱、关怀和支持的时候。这不仅是为了让人们感到受欢迎和“宾至如归”,而且还巧妙地、阴险地建立了一种依赖关系。你需要或想要的一切都必须通过邪教。起初,这是慷慨的。过了一会儿,它被附加了一些条件。最后,感情和爱只给予那些行为完全按照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人。


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被称为“调情钓鱼”,这是世界末日邪教“上帝之子”(或“家庭国际”)使用的一种技术,其中成员会故意与潜在的皈依者发生性关系。这次捕鱼是对马太福音4:19的刻意致敬,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将成为“得人的渔夫”。据认为,该邪教的妇女与超过 200,000 名潜在皈依者一起使用调情钓鱼。


恐惧


在他们之间,恐惧和爱占了所有人类行为的绝大多数。而且,如果你相信马基雅维利,恐惧是两者中更强的。几乎所有的世界末日邪教都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恐惧。在最小的层面上,这是对被排斥的恐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邪教非常谨慎地确保他们的成员相信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居住。人们依赖于他们的邪教,并由他们的邪教来定义。与此隔绝是恐惧的一大来源。


然而,更重要的是,世界末日邪教用来控制人们的非常真实的身体虐待。Thériault 会让他的追随者坐在点燃的炉子上,或者他会让他们赤身裸体地坐在寒冷中鞭打他们。吉姆·琼斯(Jim Jones)会公开殴打他的人民圣殿邪教成员,并限制他们的食物供应。


当然,世界末日邪教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对死亡的恐惧。通常,这只是世界即将结束的强化想法。例如,由马歇尔·阿普尔怀特(Marshall Applewhite)领导的天堂之门(Heaven's Gate)孤立了其成员,并利用对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到来的恐惧来控制他们的行为。然而,人民圣殿做了一件更令人痛苦的事情:他们会举行“自杀演习”。《世界末日邪教:魔鬼的人质》(Doomsday Cults: The Devil's Hostages)一书的作者艾伦·沃伦(Alan Warren)这样描述它们:


“琼斯在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庆祝后,将装满葡萄酒的纸杯递给他们。在敬了几杯酒之后,每个人都喝了一杯酒,琼斯告诉他们他们刚刚喝了毒药,不到30分钟,他们都会死。一些人惊慌失措,开始哭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坐在会场里,沉默不语,沉思着自己的生活。45分钟过去了,琼斯告诉他们,这只是一次演习,没有人会死。他只是想测试他们的忠诚度。


加入邪教


使用这些技术,世界末日邪教会破坏你的自我意识和任何真假、对错的概念。然后,他们用邪教的依赖和救赎的提议来填补这些空白。你坏了;我们可以修复你。你无处可去;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个家。没有人想要你;我们是您的家人。


事实上,大多数类型的情绪操纵都依赖于这些技术。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到不安全、不完整和不足,那么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展示为解决方案。这不仅发生在邪教中,也发生在虐待关系中。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世界末日邪教,其实就是一个地狱。如此看来,地球就是一个地狱。但是也不尽然。因为一般人们认为的天堂,像是大气层透视的太空;换言之,没有附属于地球的大气层,太空将是可怕的黑洞。如此两方面综合看来,地球既是地狱又是天堂,全凭人的思想。


谢选骏:从共产党到共和党的游荡


《纽约客万字长文:郭文贵如何从深陷丑闻的中国共产党大亨变成特朗普共和党的宠儿》(政经深度 3月 15, 2023)报道:


《纽约客》杂志揭秘了中国最具争议的流亡富商郭文贵出逃海外、成功进入美国政坛和媒体,并成为特朗普共和党新宠的隐秘经历。一个一直被腐败和间谍活动丑闻所困扰的流亡者,在短短数年,是如何成功打入美国政界的,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又会给中美两国社会带来什么?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荷兰雪梨酒店位于纽约市第五大道781号,是一座修长的新文艺复兴式大厦,据说是纽约“白手套”合作公寓之一,因为电梯服务员都戴着亚麻布手套。


这里能看到中央公园的全景,有从范德比尔特(近代美国的航运和铁路大王)豪宅继承下来的装饰,以及与豪华酒店相称的设施,客房服务来自楼下著名的哈里·西普里亚尼餐厅(Harry Cipriani)。


多年来,雪莉酒店偶尔会接待一些名人,如戴安娜·罗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大卫·鲍伊。但是,像其他同类建筑一样,酒店更喜欢闷声赚钱。


2015年冬天的一天,雪梨的合作公寓委员会(co-op board)收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申请。一位自称叫迈尔斯·郭(Miles Guo)的中国商人想买下大楼里最贵的单元,占据了整个18层的顶楼,有六间卧室、九个卫生间和三个阳台。


他不需要银行贷款,直接付6800万美元的全款。


在雪梨大厦,真名为郭文贵的迈尔斯·郭,并不认识任何可以为他担保的人,但他在华盛顿和纽约的著名公司律师提供了秘密文件,确认他是一个已婚的两个孩子的父亲,拥有资产近40亿美元的北京房地产企业。他在中国最富有的人名单上排名第74位,但避免公众关注,甚至连照片都很少。


瑞士银行的一封推荐信,则将他描述为“谦虚的绅士,有一颗热情的心”。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个人推荐信中说:“迈尔斯诚实、直率,有无可挑剔的资历。”


注:购买纽约市这类豪华合作公寓需要财务证明、推荐信等复杂的手续。


于是合作委员会以非同寻常的迅速行动,召开会议批准了这个申请。


郭文贵很快就到了,有一帮随从陪同,后来还带了一只名叫Snow的白色博美犬。


在大楼内外,这位新房客引人注意。他是一个四十多岁英俊、热情的男人,穿着一套裁剪得体的意大利布里奥尼西装,笑容可掬。


在上东区新家中,郭文贵挥金如土,并获得了进入新世界的机会。


他花了4300万美元购买了一艘银色的超级游艇梅夫人号(Lady May),这艘游艇可以招待50人,还有一个在压缩空气垫上旋转的客厅。


在伦敦,他在马克俱乐部(Mark’s Club)——一个只有会员才能进入的场所,进行社交活动,坐一辆白色劳斯莱斯在伦敦出行。


在一次拜访中,他恳求一个几小时前才认识的人,在需要时把车借给他。


那年夏天,特朗普成为了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领跑者,而郭文贵的直觉被证明很适合这个新时代。他已经加入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俱乐部,而且毫不脸红的表扬自己的商业头脑(“我是一个赚钱的天才!”)。


他吹嘘自己的昂贵品味:手工制作的路易威登皮鞋;他宣称的一种罕见茶叶,每公斤价值一百万美元。甚至在他被介绍给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之前,后者就已经听说了郭文贵的传闻,并称他是 “北京的特朗普”。


几年后,班农涉嫌为在墨西哥边境建墙筹集资金的欺诈计划,当联邦特工因去调查他时,在长岛湾的梅夫人游艇上找到了班农。


不过,在雪梨大厦,郭文贵的一些特有习惯很快尽人皆知。他似乎对被入侵的风险很执着,试图堵住自己顶楼的消防出口,大楼居民还抱怨他在大厅里派驻保镖。


2015年3月,中国媒体的一连串报道为他的焦虑提供了解释。报道中提到的他的中文名字是“郭文贵”,并且正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涉及腐败和间谍活动的丑闻中心。


近十年来,他一直与中国最强大的间谍高手之一,一位名叫马建的情报官员保持着秘密合作关系,后者被中国政府逮捕。中国的财新网报道说,马建和郭文贵利用监视、勒索和政治影响,来积累财富并逃避监管。


郭文贵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他告诉一家香港报纸,他和马建只是朋友,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并因对建筑的共同欣赏而结识。 


但是两年后,他的说法大变,承认自己长期来一直是中国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部的“附属机构”。他说,这个机构责成他“为他们处理事情”,并与国外的“敏感人物”联系。


他用11本不同的护照旅行,代号“吴楠”。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随后宣布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这在中国的上层人士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立场。他在美国申请了政治避难,并建立了一个媒体网络,播放对中共的煽动性批评和对特朗普的热情支持。


据报道,他的企业向特朗普的顾问支付了数十万美元,包括班农、朱利安尼和律师L·林·伍德,他们加入了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活动。


当在雪莉大厦的邻居们困惑地看着郭文贵时,他开始确立自己作为选举否认者、疫苗怀疑者和右翼挑衅者的地位。在美国本土的外国公民中,他的影响之大,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吸引着不少富豪人物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周旋。但是,一个中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者,究竟是如何重生成特朗普共和党人的宠儿?


这一点可以用来衡量美国保守政治的世俗化,也可以用来衡量那些拥有财富和精明的人,掌握左右影响力的非同寻常的权力。


郭文贵是FBI的自己人?是FBI怀疑调查的目标?或者可能两者兼是?这取决于你相信谁。


他有这样或那样的化名,包括迈尔斯·郭(Miles Kwok)和郭浩云(Guo Haoyun,Ho Wan Kwok)。他多次被起诉诽谤、中伤和造成精神痛苦,并以类似的理由起诉了许多其他人。


中国政府表示,他至少在19个案件中受到调查,指控包括贿赂、洗钱和强奸。他否认这些指控,归咎于宣传活动。(郭文贵和他的律师拒绝对这篇文章发表评论的请求。)


一些观察家认为,只有当郭文贵仍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时,他的破坏性行为才有意义。在2019年的一份联邦法院文件中,一家与他有商业纠纷的私人情报公司声称,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为中国服务的政治异见者猎手、宣传者和特工。” 


郭文贵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赢得了官司,但法院对他的实际身份问题未予置评。


法官刘易斯·利曼写道:“审判中的证据,不允许法院决定郭文贵到底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双重间谍。其他人将不得不确定谁是真正的郭文贵。”


位于山东省平原的西曹营村,毫不掩饰对其历史的自豪。村子附近有一座纪念碑,就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下令修建堤坝的地方附近。据说他曾下令以极快的速度修建,以至于因劳累而死的苦工们被埋在自己开挖的土堆里。


1970年代,郭文贵出生在这个村子,在一个有八个孩子的贫困家庭中长大。小的时候,除了口才之外,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天赋。


这在中文里被称为“油嘴滑舌”。


他对读书没什么兴趣。当中国记者后来探究他的背景时,一位老师回忆说,他领导的小团伙,主要是“打架、赌博和追女孩。”


13岁时,郭文贵辍学,有一段时间他找到了卖衣服和电子产品的工作。但是,1989年,在还没有建立什么事业的时候,他就进了监狱。


他为自己的牢狱生活提供了一个高大上的解释:受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的启发,他卖掉了自己的摩托车,给参与抗议的学生活动分子寄去了3600元人民币,约合一千美元。当警察来逮捕他时,他的弟弟反抗,遭到射杀。


郭文贵服刑22个月。


根据一份法庭文件中的简要叙述,他经历了一个神话般的转变,“出狱后,郭文贵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


实际上,郭文贵当年的判决书并没有提到政治活动,而是将他的罪行列为欺诈,在当地的买卖汽油交易中欺骗买家。


此外,他是在天安门事件前一周被拘捕的。郭文贵则称是检察官伪造了指控。 


但监狱确实改变了郭文贵的生活,为他提供了影响早期职业生涯的人脉关系。


出狱后,一位狱友带着他,在香港一位名叫夏平的女富商那里,找到了一份初级工作。但是郭文贵的新职位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会。


1993年,20多岁的他经营河南大老板家具厂。不久,他加入了一个项目,在河南省省会郑州建造第一座摩天大楼酒店。


在那个年代,河南被描述为一个粗野之地,贫困遗留问题给人一种犯罪猖獗的印象,也是中国各地残酷的歧视挖苦对象。一家北京报纸居然曾经感叹,河南人“普遍被认为是骗子、小偷、麻烦制造者和乡巴佬”。但是,郭文贵的生意在那里壮大。


在商业领域,企业家和党的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准合法性的共生关系。建筑商需要土地和获得监管者的保护,官员们希望得到回扣,他们希望与那些能促进发展的项目,譬如酒店、铁路、煤矿有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文贵与高官们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他被允许处理他们最棘手的商业交易。在中国,这种人被称为“白手套”,因为他们帮助政客赚钱,让官员的双手看上去很干净。


作为白手套的生活是有利可图的,但有风险。


一位名叫沈栋的前“白手套”,在逃离中国后出版的回忆录《红色轮盘》中回忆道:“我们就像清理鳄鱼牙齿的鱼。”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2000年前后,沈栋是北京的企业家,成为中国总理温家宝妻子的“白手套”。为了成功,他必须掌握所谓的“中国法律的无限可替代性”。他和他的妻子段伟红学会了如何寻找政治赞助,以及如何通过向官僚提供礼物来拿到交易。


他们学会了什么时候要奉承官员满腹诗书,什么时候请他们吃上千美元一碗的鱼翅汤。这门生意靠的是安抚官员的虚荣心。沈栋的一个雇员陪同“许多人去了太多洗浴中心,以至于他开始脱皮”。


沈栋写道,也许最重要的生存原则是,党的官员“利用反腐来清洗他们的政治敌人”,所以他们极力地相互隐瞒商业交易。北京一个著名场所,有两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错开高级官员的晚餐预订,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看到其他人与谁一起用餐。


沈栋夫妇知道他们加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游戏,但接受了这种风险。沈栋写道:“我们是白手起家的,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呢?”


他们于2015年离婚。两年后,他的前妻段伟红失踪,估计是被政府拘留了。


沈栋说,他的家人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只有两个电话恳求他不要出版这本书。


2002年左右,郭文贵也将注意力转移到北京,那里的前景和风险都要高得多。


在首都,他因做买卖出手大方而出名。据称,郭文贵正在争取一位监管者的批准,后来这名官员走出公寓时发现一辆新的跑车在等着他。车副驾驶的储藏格有一张礼品卡,里面有相当于几十万美元的存款。(郭文贵坚持否认行贿。)


坊间也传言,郭文贵的无情像他的慷慨一样。他似乎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信息,用中国的说法就是能有办法“抓住别人的把柄”。


2006年,郭文贵试图为即将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场地旁边的一块土地获得建筑批文时,他被北京主管的副市长刘志华拒绝了。为了报复,郭文贵拿到了一盘刘志华与情妇发生性关系的录像带,并交给政府。


这名副市长被指控腐败和“生活腐化”,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郭文贵得到了他的批文。


北京盘古大观。Bjoertvedt,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郭文贵后来透露,他从政府机构获得了这盘带。据财新网报道,录像来自他在北京结识的间谍头子马建。


马建有一双低垂的眼皮,小嘴巴,和结实的下巴。在安全部门工作的三十年中,他已升至反间谍部门的最高层,职责是寻找内奸、双重间谍和阴谋者的阴暗领域。


他不仅领导了追捕监视外国人,还收集了共产党内同僚的档案。其理论是,要阻止潜在的勒索,就必须把自己一方的弱点记录下来,比如谁有年轻的情人,或者谁有吸毒习惯,这些都是敌人可以利用的。


正如一位前外交官所说,马建是一个拥有“一保险箱秘密文件”的人。


中国安全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在培养与“商业干部”的关系,这些商业人士分享信息,有时甚至分享利润,以换取保护。正如一位领导人所说,这种精神是“以商养情,情商两旺”。


有时,这种联系已经延伸到犯罪组织。1993年,中国最高执法官员之一陶驷驹,赞扬了香港黑帮中的 “爱国”分子,这是一个由毒品贩子和勒索者组成的残酷网络,以用砍肉刀攻击对手而闻名。


几十年来,安全部门与那些好斗的年轻混混建立了关系,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黑社会关系可能证明是有用的。一位熟悉中国安全机构的学者告诉我:“他们在这些黑帮分子的早期阶段就找到他们。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名字,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故事。而他们需要随叫随到。”


当郭文贵遇到马建时,他已经熟练地借用了政府的权力:在抵达北京后,他向交通官员花钱买了带有字母“A”的车牌,这通常意味着与高级官员的关系。多年来,挂有这些车牌的汽车实际上不受交通法规的约束,因为警察很少敢拦。


现在,他显然开始从安全部门的联系中获益。当一个叫曲龙的人试图举报郭文贵时,他被一个包括马建部下的官员在内的小组逮捕,并被送进监狱。


这类策略在郭文贵的商业对手中形成了可怕的声誉,他们给他起了个“战神”的绰号,甚至他的一些雇员也害怕他。


台湾商人陈志尧有一次被叫到一家公司办公室,讨论关于钱的纠纷。在去之前,陈志尧告诉他的妻子每隔30分钟给他打个电话。如果他不接,她要联系他的朋友(陈志尧给了她一份10人的名单),然后发出警告。


根据陈志尧后来在台湾发表的指控,在办公室,他被拘留殴打,并被枪指着威胁。他在北京的法院提起诉讼,但败诉。


从北京市副市长手中夺回的土地上,郭文贵开发了盘古大观,一个包含盘古七星酒店(郭文贵亲自评定)和一排豪华高楼的综合体,呈龙形排列。其中最高的建筑,其顶部设计类似于奥运圣火,成为北京天际线上的一个新地标。


但是记者在调查郭文贵的背景时很快就触礁了。《新京报》说,编辑收到了马建所在部门的一封信,指示他们以“国家安全”为由放弃一篇报道。


据报道,即使是在郭文贵主持的盘古大观盛大开幕式上,摄影师也被命令不得拍摄他的照片。


郭文贵的相对低调使他对间谍机构很有用。他作为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在不引起官方注意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平民,多次去会见达赖喇嘛,这位西藏精神领袖被中国视为一个危险的分裂分子。


郭文贵说,他来回传递信息,政府要为他的服务提供奖励,被他婉拒了。


但是,不久之后,他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当时担任中情局北京站站长的兰德尔·菲利普斯指出,中国军方秘密部门的负责人有时会在郭文贵的酒店安排会议,这表明情报官员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领地。


最终,郭文贵开始直接与美国官员交谈,尽管很少透露自己的情况。


一位前政府官员告诉我:“美国大使馆和郭文贵第一次打交道时,他用的不是这个名字,而是迈尔斯·郭。”


他做了自我介绍,并与大使馆交谈,大使馆据此提交了几份电报。郭的自述是,他是一个太子党(princeling),一个有权势的上层人士的儿子。


当然,他编造了自己整个人生履历。大使馆随后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些都是假的。


不过,他似乎还是有可能掌握有价值的信息。外交官们定期在郭文贵的酒店与他共进晚餐,他以不同寻常的坦率态度,谈论哪些中国领导人在玩弄女性和贪污。他声称目睹了其中一些人在他自己的私人飞机上调情。


这位前外交官说:“他很会揭人短”。


在华盛顿,一些听到郭文贵故事的人,怀疑这些故事是夸大其词,或者是假消息,目的是玷污对手,使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感到困惑。


但遇到郭文贵的人都被他与政府的关系所震撼。2008年奥运会后不久,领导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记者和作家奥维尔·谢尔,应邀在盘古大观的私人餐厅与郭文贵会面。


谢尔告诉我,郭文贵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迈尔斯对你的态度,就像一个久违的朋友”。


饭后,郭文贵带他到地下室的车库,展示他收藏的豪华汽车,“全部都是豪车,兰博基尼、保时捷、玛莎拉蒂……在北京,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没有人能够获得如此炫目的财富”。


两人保持着联系,谢尔注意到,郭文贵似乎能够吸引任何人到他的餐桌上。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家。有一次,他从朝鲜访问回来,梳着金正日风格的往上梳的头发。


谢尔说:“他对金正日颇为慷慨,说两人已经成为亲密朋友”。


有一次,因为曾写过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文章,谢尔在申请签证时遇到了麻烦,郭文贵自愿帮忙。他说:“我帮你解决问题。但你必须和一些人谈谈。”


郭文贵带着谢尔参加了一系列与两名不确定身份的官员的会议。谢尔说:“每次会议都是在一些高级茶室举行。他们从来不愿意直接告诉我,自己是政府里的什么人。但我们会聚在一起谈几个小时的美中政策问题。”


最终,谢尔得出结论,他们是情报人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关于党机关的内部思维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几十年的经验都多。我确信他们是想策反我。他们试图给我礼物,带我去旅行。但我想,好吧,我知道这些人是间谍,而且房间里显然有窃听器。”


谢尔对郭文贵的了解越多,越清楚他与马建的关系有多密切。谢尔说:“我们在吃晚饭时,他每隔十分钟就会和这个人打电话。这是他搞定所有事情的方式,依靠马建。


中国上层人士之间的竞争,通常发生在外人看不见的幕后。官员们尽力掩盖他们的内讧,而记者们知道,对这种行为的报道是被禁止的,除非变得过于公开而无法被忽视。


十年前,颇有影响力的党内领导薄熙来被清洗,他的妻子用一剂氰化物杀死了一个“白手套”。死者是英国人尼尔·海伍德。一旦英国大使馆公开承认对其死亡的怀疑,审查人员别无选择,只能让这个话题被报道。


在郭文贵的案例中,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秘密的权力游戏蔓延到公众视野,他可能还在中国。


2014年底,在试图赢得一家金融公司控制权时,他指控对手李友腐败。郭文贵的公司公开宣称,李友在国外藏匿了10亿美元,操纵股票价格,并从高层赞助者那里获得保护。


李友并没有不战而降。当警察来到北京一家酒店逮捕他时,保镖拖延了时间,而他却逃跑了,据说还穿着睡衣。虽然最终被抓,但他与郭文贵的冲突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无法控制。


一名中国记者目睹了酒店里的争吵,而这场争吵也引发了政府内部的调查。郭文贵与马建关系的细节开始出现在审查无法控制的海外中文媒体上,并逐渐传到内地。


当局感到震惊。如果这个拥有“一个保险箱秘密文件”的间谍头子叛变,他可以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2015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宣布马建正在接受调查。一位前情报官员告诉我,郭文贵也差点被捕,但他及时收到了警告,“当安保人员来到马建办公室试图拘留他时,他的高级助手在电话里对郭文贵说,‘现在就赶紧他X的走’”。


政府很快就没收了郭的许多资产,并开始逮捕他的亲属和雇员。


郭文贵飞到香港,然后去了伦敦,在那里他有强大的关系网,包括笼络多年的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布莱尔和他的妻子切丽离开唐宁街后不久,郭文贵购买了五千本切丽的自传,说会用来激励他的员工。他还向布莱尔的慈善机构捐款。双方关系很热乎。


到2013年,布莱尔在阿布扎比为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工作,据财新网报道,他同意将郭文贵介绍给皇室成员。两人一起乘坐郭文贵包租的飞机前往阿布扎比,郭文贵从王室成员那里筹集了30亿美元。(一位发言人拒绝回答财新网关于这次旅行的问题,但指出布莱尔“从未与郭文贵签订过商业合同”)。


最终,郭文贵定居纽约,在那里他提交了对雪莉大厦顶层公寓的申请。越来越明显的事情是,他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中国。


他需要全新的阵地,所以从一个他熟悉的游戏开始:情报。


在世界各地,FBI保持着数以千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消息来源,从政府官僚到监视街角人流的擦鞋匠。有些人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心,就像站在门廊上的老奶奶,悄悄记下毒贩的汽车品牌和型号一样。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是交易性的。消息来源想要钱,或保护自己不被起诉。正如一位前特工告诉我的那样,特工“则试图从这个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价值”。


据两位熟悉这一安排的消息人士说,在纽约,郭文贵向联邦调查局介绍了中国领导人的财务状况和私人生活。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回忆说:“他知道谁有女朋友,谁有男朋友。更重要的是,郭文贵知道哪些党内高官家庭从哪些公司获利。”


这位官员说,“只要去找迈尔斯,问他这些问题,就能为你节省三四个月的分析工作。” 


有一次,在习近平的女儿在美国上大学时,郭文贵提供了有关她的信息。


但中情局则对其印象不深,分析家们认为,他们不能相信郭文贵能保守秘密。


但联邦调查局仍然跟郭文贵保持着联系。这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如果你问十个不同的FBI和中情局人关于迈尔斯的事,你会得到七个不同的答案。这并不总是完美的。但没有一个消息来源是完美的。”


这位官员补充说:“他知道需要我们的保护。所以他会不断地提供足够的信息。”


郭文贵也在寻找其他形式的保护,试图雇用与当地权力机构有联系的人。在纽约,他邀请奥巴马总统时期掌管国土安全部的杰·约翰逊来到他在荷兰雪梨大厦的公寓。约翰逊已经离开了政府,在一家白手起家的公司担任律师,郭文贵想雇用他。


在他们的会面中,约翰逊礼貌地回答说,“我觉得你是我想帮助的人”。


然而,在对郭文贵做了更多的研究后,约翰逊拒绝了。


在中国,郭文贵表现出一种坚不可摧的本能,即与能够帮助他的政治家结盟。在美国,他似乎很快就能确定谁是自己最可能的受益者。


自2012年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重新确立了党的控制权,扭转了改革,并扩大追求中国在海外更大的影响力。在华盛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形成了罕见的共识,即与中国接触追求合作和开放的战略已经失败,但双方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民主党人倾向于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反对中国政府,如对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对台湾的压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但他们仍然寻求在气候变化、健康和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共和党人则将对中国的攻击,作为衡量保守派信誉的标准,并逐渐接近于要宣布共产党非法的状态。


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后不久,郭文贵激活了推特账户,并接受了海外中文媒体的一系列采访。他指责中国一些最高级领导人的腐败行为,重点放在党的反腐败负责人王岐山身上,声称他的亲属是海航(海南航空母公司)的隐性利益相关者,他们拥有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的美国房地产。


郭文贵在网上公布了个人信息,包括护照和飞行记录(海航否认了这些说法,并以诽谤罪起诉了郭文贵)。


他开始在顶楼和梅夫人游艇的甲板上进行直播,提供其他有点淫秽的、往往未经证实的指控。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吸引了数十万粉丝,其中大部分是海外华人。


由于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支持特朗普。郭文贵宣布这是一场“爆料革命”的开始,并大夸特夸自己的勇气,“郭文贵来自草根阶层,农民出身,不怕死”。


在中国,郭文贵爆料是一个重磅炸弹,正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出现的,这次会议将决定未来五年的最高领导层。


这些爆料被很多人认为是习近平的敌人,或者可能是爱管闲事的美国人策划的破坏活动,目的是干扰这一重要时刻。


中国共产党迅速反击,要求全球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引渡郭文贵。他的前后台,间谍头子马建的忏悔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马建看起来衣衫褴褛,认真朗读了忏悔书,说他接受了郭文贵约6000万人民币的贿赂,并多次干预以帮助他的企业。(郭文贵否认向马建行贿)。


国际刑警组织。Massimiliano Mariani, CC BY-SA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网上,中国的审查人员试图阻止任何有关郭文贵爆料的痕迹,但努力显然不够,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正在大量地绕开防火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科学家萧强研究了中国大陆的网络搜索趋势,发现在郭文贵直播的日子里,搜索量急剧上升已经是一种模式。


萧强称之为 “郭文贵效应”。


郭文贵的这些活动对中国政治的实际影响不太清楚。尽管王岐山仍然在位,但他的一名高级助手后来被监禁。海航破产了,高级管理人员被警察拘捕。


2018年,海航的董事长在法国摆姿势拍照时,从墙上摔下来死亡。警方排除了谋杀的可能性,但郭文贵作为社交媒体人的新角色,正在成为一个狂热的阴谋论者。他在纽约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暗示这位高管被杀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


2017年5月的一天,一队来自中国安全部门的四名官员,郭文贵的前盟友,出现在雪莉大厦酒店。


大厦的大厅是一个华丽的地方,有手工编织的法国地毯,大理石马赛克,天花板上画着小天使,灵感来自梵蒂冈的壁画。但官员们没有停留,直接前往顶楼,郭文贵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在金色家具的阳光房里,郭文贵和安全官员交谈了几个小时。中国政府正在用冒险的方式把他弄回来。郭文贵后来公布了一段录音的节选,其中可以听到他们在讨论一项交易:回到中国,就会放过他的家人,并解冻他的资产。


郭文贵事后说,这些中国国家安全官员把他的妻子和女儿从北京带来纽约,允许他的家人离开中国是一种善意的姿态。但郭文贵并不相信他们。他说:“除非我得到习总书记的批准,否则我不会回去”。


这次访问引起了郭文贵在联邦调查局新联系人的注意。当天晚些时候,中国团队在前往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拦住。FBI命令中国官员离开这个国家,并远离郭文贵。


但两天后,这些国安人员又回到了郭文贵的公寓,美国政府内部就这一挑衅行为是否足以让FBI逮捕这些官员展开了辩论。一位参与讨论的国家安全官员回忆说:“我的观点是,必须对他们进行惩罚。”


当中国团队前往肯尼迪机场,准备乘坐下午的航班前往北京时,联邦调查局派出特工拦截他们。


纽约布鲁克林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准备了签证欺诈和敲诈的指控。但国务院表示担心:中国官员可能有外交豁免权,逮捕他们可能使在中国的美国人遭到报复。


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根据这项妥协,FBI可以行使一定范围的执法力量。就在航班起飞前,特工人员没收了中国代表团的手机。据这位国家安全官员说,作为报复,中国后来在一位美国外交官登机离开中国时,没收了她的笔记本电脑。


由于未能引诱郭文贵回国,中国当局试图迫使他离开美国。


他们与当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席的斯蒂芬·永利取得了联系。永利是一位酒店经营者,他最近在澳门的赌场业务遇到了限制。


根据联邦法院的文件,2017年6月,他与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通了电话,孙力军要求永利帮助把郭文贵弄回中国。永利同意向特朗普总统提出这个问题。


6月底,在华盛顿的一次晚宴上,永利转达了这一请求,并给了特朗普的秘书一个文件包,其中包括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新闻报道和郭文贵的护照副本。之后,他又知道风险资本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副主席埃利奥特·布罗迪与孙力军也有联系。


布罗迪发来短信说,孙力军“非常高兴,并说习近平主席对这些帮助表示感谢”。 


永利在写给另一位也参与了沟通的人的信中说:“我仍然对成为澳门和中国商业界的一员感到荣幸。”


与永利共进晚餐后不久,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关于中国的简报。据两位与会者说,他对他的秘书喊道:“把斯蒂芬·永利带来的习近平的信拿给我。” 


一位与会者回忆说,永利的包里有一封来自中国政府的信,但不是来自习近平。


特朗普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把这个人赶出去。他是个强奸犯。”


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也在场,他研究了文件包,并得出结论,对这一请求采取行动是不合适的。这位与会者告诉我,“特朗普从未对此采取后续行动。他忙别的事去了。”


永利再一次尝试。


据一位与会者说,在与白宫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使用他的私人飞机将郭文贵送到中国。这位与会者告诉我,“这是他建议的引渡,但没有人响应。”


布罗迪和永利坚持认为,他们从未作为中国国家的代理人行事。司法部起诉永利,迫使他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但上周这个案被驳回。他的律师说,永利认为他是在充当“爱国的使者”,而提供他的飞机是“百分之百的玩笑”。


北京的政治资本,为郭文贵在华盛顿的特朗普政府做了很好的铺垫,在这个领域,金钱可以买到影响力,商业与政府混杂,真相与虚构融合。


郭文贵利用他的资源在特朗普的世界中取得了进展。保守派政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中国问题专家比尔·格茨发布了关于郭文贵及其主张的报道,称他是 “中国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直到2019年离开。格茨没有披露他从郭文贵的一个同事那里获得了10万美元的贷款 (格茨没有回应评论) 。


不过,格茨帮助将郭文贵介绍给一一位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包括后来成为他最重要合作者的人:史蒂夫·班农。


早在他们相遇之前,班农就对中国上层社会的腐败问题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班农曾在南海的舰艇上担任海军军官,在高盛公司担任银行家,并经营一家在香港和上海设有办事处的网络游戏公司。


他认为,中国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力是一种威胁,有意将中国作为其极端保守政治品牌的核心目标。班农在谈到郭文贵的指控时说,“这家伙知道细节,他不只是在那里乱喷。”


在讨论驱逐郭文贵的过程中,班农一直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事后,他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拿到了永利带来的包裹,并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确保郭文贵不会被引渡。


在班农被挤出白宫后,2017年8月,他和郭文贵在华盛顿的亚当斯甘草酒店见面。班农说:“我们聊了六个小时。”


和郭文贵一样,班农也在寻找新的盟友。早期曾支持他的保守派资助者美世家族(Mercer family)正在与他决裂。班农正准备重新启动他的媒体事业,正如一位白宫同事所说,他需要一个“新的金主”。


2020年6月4日下午,在纽约港的一艘船上,郭文贵和班农举行了一场现场直播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联合倡议。


班农和郭文贵宣布建立“新中国联邦”,郭文贵亲吻班农。两个人的组合是一道不同寻常的风景:身着深色双排扣西装的中国大亨,与满头凌乱银发、标志性的迭穿多件有领衬衫的美国人并肩作战。直播场景被精心安排,头顶上有飞机拖着横幅,背景是郭文贵的游艇和自由女神像。这一天还是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日。


郭文贵对着摄像机,宣布建立一个影子政府,他称之为新中国联邦。他用普通话发出了慷慨激昂的号召,“我们不能再继续做梦了。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行动,行动!”


他喊叫着,手指在空中划来划去。


不会说中文的班农有点尴尬地站在一边。2018年,他曾与郭文贵的一家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战略咨询服务”协议,费用为100万美元。


郭文贵用中文喊了一个口号,“打倒共产党!”,直播达到了高潮。在第九次重复后,他改用英语,班农也加入其中。


郭文贵处于欢庆的亢奋中,亲吻了班农的脸颊,抬头望着他说:“爱你。”


班农说:“谢谢你,我们还在直播吗?”


仪式结束时,他们提交了一份原则声明,郭文贵用自己的血签了字,班农则跳过了这一部分。


尽管在风格上存在差异,但两人对人类事务有着共同的看法,有着阴谋论的心态,并相信精心策划的联盟力量。


他们成立了一家名为GTV传媒集团的合资企业,一个另类新闻平台,经营班农的战情室播客(普通话配音),以及郭文贵和他的粉丝经常进行的直播。这些直播吹捧郭文贵和班农成立的法治基金会,以揭示共产党在国内外的腐败影响(郭文贵认捐了一亿美元,班农是主席)。


他们还宣传郭文贵的商业计划,包括被称为G币和 G-Dollar的加密货币,一个名为GClubs的会员团体,以及一个名为GFashion的服装系列。


班农曾教郭文贵,想在媒体上的成功就需要简化信息,循环播放。他将这一原则描述为,“清洗、冲洗、重复”。


于是在节目中,郭文贵不断谈到共产党的罪行和其领导人的虚伪性,说:“一切都是假的”。


尽管很古怪,但郭文贵的网络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资金,主要来自海外华人,他们对挑战共产党感到兴奋。(当班农在游艇上被捕后,他不再担任主席,但被特朗普赦免了。他对州法院的类似指控表示不认罪)。


郭文贵的平台成了传播虚假信息、反疫苗言论和宣传民间疗法的流行场所。他的时装系列包括一件印有“伊维菌素”(一种给马治疗寄生虫的药物,右翼阴谋论者称能治疗新冠)字样的纽扣衬衫,售价近2200美元。


随着他的企业和他的政治之间界限消失,他提出了疯狂的未经证实的主张。


他宣布,如果中国货币崩溃,他的媒体企业将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并向投资者承诺,“我不会让你损失任何钱。”


他告诉粉丝,向他的倡议捐款将使他们在移民申请中获得优势。他在2020年的一段视频中说:“这很简单,如果你说你支持爆料革命,并且你已经申请了政治庇护,那么你的庇护申请将百分之百得到批准。”  


在情报界,郭文贵的中国爆料正引起更多的怀疑。当郭公布了他所说的增加美国境内间谍数量的党内计划时,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前述前政府官员说:“有一些真的东西,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他们如何编号,在哪里做某些标记。”


但直到2020年秋天,构成郭文贵核心受众的海外华人,才开始质疑他的忠诚度。


面对越来越多对他的谎言和可疑商业模式的批评,郭文贵谴责许多在美国最著名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是 “假民运人士”,并说这些人“只要看到就应该揍”。他呼吁他的追随者加入他所谓的“消灭假民运人士行动”。


滕彪是亨特学院的一名法律学者,因倡导人权而受到迫害后逃离中国,开始在网上看到有人留言寻找他的家庭地址。一个人写道:“我想直接给他的脑袋来一颗子弹!”


12月,在他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附近一个安静小巷里的房子里,滕彪正在通过Zoom给学生上课,妻子走进他的办公室,很紧张。外面,16个人拿着标语和喇叭站在他们的房子前面,高喊着滕彪是“中共间谍”。


第二天,抗议者乘坐一个车队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他们高呼、咒骂、喊叫,声音之大,滕彪的孩子在屋里都能听到。抗议者在GTV和YouTube上直播了这一幕,并与出来为滕彪辩护的邻居发生争执。  


类似的抗议活动出现在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十多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家门口。在温哥华和洛杉矶,这群人会骚扰他们的目标,直到他们出现,然后对他们拳打脚踢。(在当时的一份声明中,郭文贵说,他“从未宽恕过对任何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暴力”。)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抗议者每天都会出现在滕彪的家里,就像打卡一样,从早上10:30到下午4:30喊话,中午休息一下。


一份来自新中国联邦的备忘录(后来在诉讼中被引用)显示,有些人被招募的费用高达每天三百美元,“表现出色”的人可获得一万美元的奖励。


滕彪说,在郭文贵的追随者中,抗议活动是一个澄清的时刻,“越来越多他以前的支持者,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骗子”。  


郭文贵对异议人士的敌意可能令人惊讶,但这并不新鲜。在2017年泄露的一份电话录音中,他曾对他们表示蔑视。他说:“他们从来不说中国的好话,他们死有余辜”。他补充说,“我可以把这些混蛋打倒,帮助我们的领导人报仇。”


一些美国观察家推测,郭文贵从未完全脱离中国情报部门。


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他希望回到中国,重新获得地位,所以一直与北京的派系保持联系。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员克里斯·约翰逊告诉我,阅读郭文贵的披露信息,不仅要看“他选择的人,还要看他没有提到的人。”


如果郭文贵确实代表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派系,那么最好的赌注是,这个派系是由受到习近平整肃行动伤害的权贵家族和安全官员组成。参加椭圆形办公室会议的人说,尽管郭文贵大肆抨击党,但“他并不反中共,他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习近平的对手。这是一场中共内部的斗争。”


持不同政见者滕彪赞同这一观点。他怀疑郭文贵正在寻求“用更倾向于他的官员取代一些中共领导人”。他说,其目的是“饱虎走了,换成饿虎”。  


但是,在复杂的情报工作逻辑中,另一种理论认为,郭文贵实际上代表了忠于习近平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正在利用他来攻击对手。他很少指名道姓地批评习近平。而反驳郭文贵将自己描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最有力证据,恰恰来自他自己的言论。


2017年夏天,中国安全官员在纽约访问他后不久,郭发布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建议他可以代表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并要求他们“给我分配一个明确的、有针对性的任务,这样我就可以为我过去的错误赎罪,并展示我的爱国主义和对习主席的支持。”


他声称,他在美国的爆料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并承诺“我将继续不越过红线”。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形象”,他提出要做一名“宣传员”,采用“我自己的宣传风格”。


在那封信之后的几年里,郭文贵的努力更直接地转向促进美国政治中的分裂和嘲讽。长期以来,郭文贵一直声称知道共产党的秘密颠覆计划,他称之为3F:“通过使用泄露的文件、贿赂和勒索,煽动软弱、煽动混乱和煽动破坏美国”。


郭文贵的批评者指出,这种方法正是他自己的模式。参与郭文贵的案件的国家安全官员,将他描述为代表中国,制造混乱的特工,“你可以做一个推测来论证,这个人是来搞垮我们的。就是把我们搞糊涂。”


随着2020年总统选举的临近,郭文贵网络的分裂能量变得很明显。


分析公司Graphika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数以千计的社交媒体账户在传播他的名言,以及关于异见人士、疫苗、拜登和匿名者Q的阴谋论。郭文贵粉丝聊天群里有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信息模板,他们鼓励用户像自发一样传播这些信息。


在2016年的竞选中,当特朗普的盟友传播反希拉里的宣传时,他们依靠的是推特和脸书,但这些平台后来使得传播选举假信息变得更加困难。现在,郭文贵的网络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最能证明其影响的,莫过于篡改有关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报道的宣传。


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夏天就听说过这台笔记本电脑,当时特拉华州的一名男子联系说,这台笔记本电脑被留在他的维修店。


9月25日,郭文贵的合作者之一王定刚(Wang Dinggang)的YouTube频道上的一位嘉宾,首次公开提到了这台笔记本。这位网友声称,笔记本上的资料是“中共中央录制的”,并“神秘地抵达美国”,以便在拜登竞选总统时为此党提供把柄。


据班农播客的前共同主持人杰克·马克西称,郭文贵的一些盟友随后创造并传播了捏造的图像。马克西回忆说:“这是跟现实巨大的偏离。我在第一天就对班农说,’这是个坏主意’”。


但是,他补充说,“我不能告诉班农该怎么做。显然,迈尔斯可以。”


在竞选的最后几周,朱利安尼引发了一场媒体运动,声称这个电脑的硬盘中含有亨特·拜登的电子邮件和照片,使他的父亲受到影响。


郭文贵否认参与传播有关笔记本电脑的虚假信息,但泄露的信息表明,他协同其追随者编辑图片并传播这个故事。根据提供给“琼斯母亲”杂志的录音,在选举前三天,班农会见了郭文贵的支持者,并对他们“对图片的编辑创意”表示赞赏。


班农说,笔记本的故事使拜登的势头停滞不前,并“推高了他的负面评价”,这使选举结果足够接近,无论特朗普是否继续获胜,他都可以宣布胜利。


班农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策略,所以,当你周三早上醒来时,将是一场大火。”


特朗普输掉选举后,郭文贵的网络加入了推翻选举结果的努力。


11月14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前往华盛顿参加 “百万MAGA大”游行,搭建了一个舞台,并雇用广告车穿越整个城市。据《琼斯母亲》报道,郭文贵控制的一家公司在这次集会上花费了40多万美元,还向一个由L.林·伍德律师领导的组织提供了10万美元,这个组织正在起诉特朗普在乔治亚州的失利。


1月6日,郭文贵的网络对围攻国会大厦的事件进行了直播,并宣传了将攻击者誉为“爱国者”的言论。


在特朗普世界的奇怪经济学中,这位前总统的选举失利是给他在媒体中支持者的礼物,那些从不满中获利的电台主持人和阴谋论者。


在1月6日之后的几个月里,GTV及其相关业务在俯瞰曼哈顿的哥伦布圆环的办公大楼里运营。那年9月的一天,郭文贵把特朗普的前助手们召集到办公室,就中国问题进行直播。 


他的左边坐着彼得·纳瓦罗,这位前商学院教授曾担任过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也是特朗普政府最热衷的中国鹰派人物。纳瓦罗穿着一件胸前印有“TeamTrump”字样的风衣,看起来面容憔悴,神情凝重。他是一位激烈的中国批评家,现在与一位自称是中国间谍部门的前成员合作。


班农穿了一件黑色运动外套,外面是一件黑色衬衫,里面是另一件衬衫。他身边坐着杰森·米勒,他是前发言人,现在是盖特的首席执行官,盖特是几个新的、争相吸引保守派用户的社交媒体网络之一。这家公司也得到了郭文贵的资助。


他们都在那里庆祝纳瓦罗被任命为新中国联邦的“国际大使”。但纳瓦罗也想谈谈疫苗,他一直是羟氯喹的忠实拥护者。他说:“非法的拜登政权正在阻止使用这些治疗药物,并杀害人们。”


郭文贵同意,并用他那蹩脚的英语做了一个黑暗的预言,“在六个月或十个月内,你会在街上看到,本来车技娴熟的司机,突然发生车祸死亡,原因就是疫苗。这是一场谋杀。”


言辞很激烈,但郭文贵似乎感觉到这一幕并没有什么好看的。他鼓励他的翻译提出问题,一个人开始对纳瓦罗的外表大加赞赏,“我有一个同事,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她是纳瓦罗的最大粉丝。所以当你出现时,每次她都会大喊:’哦,彼得·纳瓦罗来了!’”


纳瓦罗不自在地晃了晃身子,挤出一丝笑容。不过,班农似乎很乐意维持这种吹捧的氛围。他说,“迈尔斯是新中国的乔治·华盛顿”。


他在广播中后来说:“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新的中国和新的中国人,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之后终于有了自由。”


临近结束时,一位翻译问道,美国政府何时会承认郭文贵的流亡政府。班农回答说:“2024年后的某一天,当特朗普夺回白宫的时候。”


即使在郭文贵和他的盟友预测胜利的时候,他的运营也处于动荡之中。


两天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与郭文贵有关的三家公司,GTV传媒集团、Saraca Media Group和郭文贵之声,非法销售股票和加密货币。这些公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错误行为,但他们同意支付超过5.39亿美元,包括对至少39个国家的数千名投资者的赔偿。


郭文贵的新闻网站淡化了这些指控,他告诉粉丝们,这些公司已经达成了“没有惩罚条款”的和解。实际上,他们被勒令支付3500万美元的罚金,而且证券交易委员会说正在继续调查此事。


GTV关闭了,这个案件标志着郭文贵运动的转折点。


一些前助手和支持者反抗了,将他们的社交媒体和聊天网络变成批评郭和揭露的场所。郭文贵大发雷霆,称他以前的盟友是骗子、老鼠和共产党的“走狗”。


最终,一个不相关的法律案件对郭文贵造成了更大的打击。


一家对冲基金,太盟亚洲机会基金有限公司的经营者一直在起诉他,要求他偿还多年前为开发北京盘古大观所借的贷款,但郭文贵对此案持蔑视态度。他在2018年10月的一次取证中说:“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暴徒,我不需要理睬你们。”


2021年,纽约法院命令他向基金支付1.16亿美元的债务和利息。当他没有这样做时,法院又增加了1.34亿美元的罚款。法官写道,如果“亿万富翁当事人”可以“明知故犯地违反法院命令,那就没有法治了”。


郭文贵迅速申请破产,声称自己有多达5亿美元的债务和不超过10万美元的资产。他坚持认为,游艇和顶层公寓实际上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家庭成员、空壳公司和其他金融实体的财产。他的债权人称破产“显然是为了避免付款和可能的监禁”。


随着案件审理,郭文贵精心树立的形象也在摇摇欲坠。位于北京盘古大观的标志性高层建筑已经以7.34亿美元的价格被拍卖。其最大胆的设计特征,那个巨大的一缕火焰被拆除了,使这个建筑与其他建筑几乎没有区别。


在纽约,郭文贵将他在雪梨大厦的顶层公寓出售,并逐渐将价格降至3500万美元,几乎是他当初购买时所付价格的一半。曾经欢迎郭文贵的合作公寓委员会现在起诉他,称他没有支付管理费,每月约为8.2万美元。


与以往一样,郭文贵以旺盛的斗志应对挑战。


他继续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个庄园里进行直播,在游泳池和广阔的草坪的背景下传递他的信息。他对一名被任命为破产托管人的律师进行了抨击,谴责他“完全代表中共”。


他还涉足新的领域,包括一首名为《马背英雄》的嘻哈歌曲,其中他穿着动作电影的服装,摆出了一系列英勇的姿势:骑着白马,在仪式性的战斗中挥舞光剑,在豪华的SUV和私人飞机前指挥一队伴舞者。


在通往合唱的路上,“灭掉中国共产党”!


郭文贵发表了坚定的宣言,“牺牲在战场上是我的荣耀。”


郭文贵坚持认为他是一名自由战士,并声称他曾面临来自中国的暗杀威胁。但那些真正被追捕的人并不经常发布嘻哈歌曲。而且,正如前情报官员所观察到的,“如果中国的国安人员真的想杀了他,他们有能力做到。”  


在试图解开郭文贵的变幻不定的身份、恩恩怨怨和虚张声势时,我经常想到已故的詹姆斯·赫苏斯·安格尔顿,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


安格尔顿花了多年时间在美国追捕苏联间谍,努力看穿各种诡计和错误信息,以确定谁在努力“迷惑和分裂西方”。正如他所说的,安格尔顿将他的领域描述为“镜子林立之地”(wilderness of mirrors),这是从T.S.艾略特的诗《小老头(Gerontion,这个词是艾略特编的)》中借用的一个比喻。


这首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写的,其中包含一个警告,“历史有许多巧妙的通道,精心设计的连接走廊和问题,用窃窃私语的野心欺骗我们,用虚荣指引我们”。


到1974年安格尔顿退休时,他的痴迷已经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自己是否是内鬼。


有关郭文贵的这一切,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他是被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拉来拉去,还是在施加他自己的力量?


他是在加剧美国政治的混乱,还是仅仅将我们自己的焦虑反射给我们?


归根结底,郭文贵可能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一位早年在北京盘古大观工作过的美国人回忆说,当年在豪车车库的下面两层,有一个未完工的地下室,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木板在泥地上形成了一条通道。其中一部分专门用来存放高档日本瓷器和金色的餐具。


他说:“你可以看到远处的灯光,那是一些农民工,他们住在下面。他们用脚手架管子搭建了这些小棚子,住在地下室的农民工们,正在建造郭文贵在地面上推销的幻象。”


郭文贵仍然在推销他的心愿。


去年,他提议以每个家庭5万美元的价格,提供其流亡政府的护照。2020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审查郭文贵和他与班农的媒体工作经费(当时,郭文贵和班农都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联系过他们)。


他努力培养的各种政府关系,似乎有可能提供一些保护。据一名前司法部官员称,郭文贵与联邦调查局的交易,可能会使他被起诉的情况变得“混乱”。他可能采取检察官称之为“灰色邮件”的策略,即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威胁要披露国家安全机密。


这位官员说:“即使你赢了,他可能会暴露出比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更多信息。”


持不同政见者滕彪认为,对那些做出浮士德式选择(恶魔契约,或与魔鬼交易),支持特朗普以及后来支持郭文贵的中国专制主义批评者来说,这是一个教训。


滕彪说:“他们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在一篇公开文章中,他提出了反对与可疑盟友合作的道德论点,他问道:“敌人的敌人必然是朋友吗?希特勒和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也是反共者。”


班农,作为郭文贵最有名的辩护人,他听到了所有的批评。


他并不在意,“其他人在说,‘嘿,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在给你灌输垃圾’。我以结果来思考。他是否在为某个派别工作,谁知道呢?”


班农重提一个老梗,认为中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这就像电影《唐人街》的结尾,警员杰克·尼科尔森的角色,被告知要接受他无法理解的东西。”


在班农看来,更重要的是,郭文贵迫使美国共和党的竞争者们,采取更加好战的姿态,“他在唤醒这个国家。他在让人知道,中共作为跨国犯罪组织的威胁和对美国的生存威胁这一点上,做得比任何人都多。无论他是为某一派系工作,还是中美两边下注,他所做的事情,和他所激发的东西都是持久和强烈的。”


很容易把郭文贵当作特朗普时代的另一个怪诞的人造物。但是,如果说特朗普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如果他们找到像班农一样只关注结果的政治伙伴,那么看似没有说服力的人物也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9月,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出现在一段视频中,呼吁中国民众站起来反抗政府。他是特朗普政府的几位老将之一,这些人争相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鹰派。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你们——中国人民——是它的最大敌人。”


班农很激动。他说:“这在五年前是前所未闻的”。并提出了一个预测,“这将是2024年共和党的政治纲领。在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问题上,会有一场巨大的纲领论战。”


他赞扬了郭文贵,说:“他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奥弗顿窗口”(一个政治理论,表示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


谢选骏指出:郭文贵从共产党变成了共和党——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与共和党只有一字之差,而且,从共产党到共和党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它们都是“执政党”。并且,它们都拥抱强权领袖!

谢选骏:北京—共产党——中国野蛮化的核心力量

《在北京,白菜被制度化为了垃圾》(评论 2023-11-03)报道:


北京确实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制度化”的城市。至少表面是这样。


一方面,由于制度化,在北京没人敢撒野,这是制度的威严使然,威名在外嘛,头一次来的人肯定或多或少保持着敬畏,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大家都默认“在北京就没有制度办不了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是一座万能城市。什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科学——在制度面前,通通歇菜。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化,北京容纳了两千多万人,依然显得井井有条,在北京各人都有各人的活法,陌生人之间如果有必要打交道那就得先“盘盘道”,摸一摸对方是哪条道上的,是什么路子,背后认识什么人——人在制度之下,都有自己的赛道,有规矩。


结果是啥呢?制度化造成了人的异化,在北京,人不怎么像人。像啥呢?像螺丝钉。


这就是“北京海淀新白菜剁碎凑厨余垃圾”事件的本质。


第一、环卫工有错吗?


北京海淀某社区垃圾站,环卫工忙着把地上的新鲜大白菜干稀碎,然后一铁锹一铁锹地铲进垃圾桶。


这是在干啥呢?围观的海淀群众门儿清,这是在凑厨余垃圾的KPI呐。


一提厨余垃圾是不是都想起来几年前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啦?


当时北京特热闹,无论政策宣传还是实际行动,官方表现得热情高涨,小区里原本四处可见的垃圾桶一夜之间全消失了,仅在某个不扎眼的角落里换上了全新的、干干净净的分类垃圾桶,您要想扔趟垃圾,多跑个几百米吧您内。


关键是这还没完,您先把“垃圾分类”的有关知识、有关规定好好研究研究,这个属于干垃圾、这个属于湿垃圾、这个属于有毒垃圾、这个属于……见多识广的北京人都给整糊涂了,我到底是个啥垃圾?


听出问题所在了吗?


所谓的制度化,在某些时候,会变得特别“激进”“极端”“理想化”。


结果这制度搞了没半个月就歇菜了——不说天怨人怒吧,至少也是没人搭理。因为它不现实嘛。别提上海垃圾分类怎么怎么好,您回上海说去,北京多大上海多大啊,京津冀和江浙沪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您自个儿琢磨去。


但制度定下来了,那就是铁板一块,甭管有没有老百姓配合,是不是为人民服务了,反正这制度,必须有,还不能动,还要考核……


几年过去了,终于被海淀群众忍无可忍给发了视频了——视频里那位环卫工,打眼儿一瞧就混不吝,您爱说啥说啥去,我干我的。他有错吗?当然有错,但错全在他吗?他哪儿背得起那么大一锅啊?


第二、环卫制度链条“将错就错”。


是制度的错。


环卫管理制度叠加不合时宜的垃圾分类,好好的大白菜被制度化为了厨余垃圾。


想起了两句话:


一句叫好制度把坏人变好人,坏制度把好人变坏人。


另一句叫用文件管文件,用通知通知通知。


一方面制度被切的很碎,一拍脑袋就是一个制度,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制度只在某个特定的道上管用,出了这道,没人搭理。


比如这个事件里的厨余垃圾制度,普通老百姓都以为这阵风早就刮过去了,三年疫情的大风大浪都过去了,您还跟这儿垃圾分类,别搞笑了。


结果在环卫工这里,它依旧在起作用——厨余垃圾不够数,那你就自己想办法把这个数儿给填上……大白菜就遭殃了,不过还好,人家环卫工糟践的是自己公司食堂里的大白菜,也没把老百姓的大白菜抢过来给你弄碎……


制度之内的浪费,您呐,还真管不着……


当然了,这制度,也管不着您……


第三、每个人都在北京“假装生活”。


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佩服北京那两千多万人的凑合劲儿!


凑合,太传神了对不?也有人说了,两千多万人在北京其实都在“假装生活”。


这些评价,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就是制度化之下的人的异化,人不像人,像螺丝,像机器,没有感情,全是规矩。


这个规矩,又不像制度那么明确,属于制度的衍生品,类似于潜规则,不用说,你自己潜移默化就懂了,就认了,就忍了,这是一座没有人格的城市,只是一座制度化的、特别像未来乌托邦故事里面的那种赛博朋克城。


所以我一直觉得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写出了今天北京的神韵,尽管是个科幻小说,可它却让人读到了万千现实。


你有办法吗?没办法。


所以怎么办?凑合着办呗。


千万别嘲笑北京人,换你来,你不一定比他们过得自在,你一定比他们痛苦得多。因为你可能还有点儿“人样儿”,也许过了很久都无法接受制度化之下的“假装”。最终留在北京的就是——质疑北京人,理解北京人,成为北京人。


网民嚎叫:


莽山红叶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02:15

其实优越感许多地方都有,国内国外,比如巴黎,上海等等。但巴黎和上海的优越感是建立在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北京的优越感则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北京许多人家有人在衙门里,所以在一个封建传统型的社会里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家里没有在衙门里的人也因为见过官府的八抬大轿,大腹便便的官员而以为见过世面而自我感觉很好。北京人的优越感实际上很可怜。

王传森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6:48:10

谢谢网民的监督,北京政府的快速反应和处置是值得称赞的。

纽约双鱼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5:04:00

咱已经是从“质疑北京人、理解北京人、成为北京人”到“逃离北京人”啦,选择放弃北京户口。人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分明是在俩儿熊掌之间做出了选择。

视角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4:52:23

一看你就不是北京的,撒野那是对外地人来说的。北京老炮,痞子那些不叫撒野,那叫“傓”,专属名词,相当于“横”+“狂”。

三本正经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1:39:41

北京没法撒野?北京老炮儿是咋回事?

莽山红叶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4:13:10

楼下五毛只知道埋头洗地。事件与白菜生产多少无关,好好白菜被用来充数垃圾满足死板规定。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3:03:00

白菜们,美国的制度好,白菜的待遇好。哪怕运不出去,卖不出去,也会有尊严地处理。快润过去。

三本正经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1:39:41

北京没法撒野?北京老炮儿是咋回事?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3-11-03 23:22:00

北京换了市委书记还是啥都没变,继续菜书记的道路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11-03 22:35:27

朝鲜人民表示强烈愤慨。多好的大白菜呀。


谢选骏指出:北京—共产党——中国野蛮化的核心力量。

2023年11月10日星期五

谢选骏:梁漱溟的一生,是托了黄远生之死的福

网文《自修佛学撰<究元决疑论>》报道:

1911年秋,梁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梁漱溟受革命形势的鼓舞,虽有机会去读书,但他不愿升学了。于是与甄元熙等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从此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正式参加了组织,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该报社初设在天津,后移至北京。梁任外勤记者时,长驻北京,因为采访新闻,故常出入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这时期,他与社会各方面接触较多,因而逐渐知道现实生活并不尽如当初自己的理想,于是对“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等的认识,皆有“不过如此”之感。尤其是官场中有些下流行径,鄙俗的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使他感到厌倦和憎恶。而这时他的父亲对他的革命行动又不予支持,并明确地告诉他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又说:“吾家累世仕清,仅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在上述的思想及父亲的影响下,梁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了。1913年春,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民国报》也随之改组,汤漪主其事,这时他便退出了报社。

嗣后,梁的思想由激进转变为消极,在家闭户读佛学。这期间他父亲已辞职在家,家里的经济开支,全靠他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大哥梁焕鼐来维持。至于他读佛家的书,开始的目的是想解决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矛盾,即“苦”与“乐”之事。关于这个问题,他十分欣赏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一文中所论述的道理,该文说:“从原始生物以来,其苦乐皆是相联并进的。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乐愈进,其所有苦亦愈进。”如此往还,问题终不可得到解决。对这个问题,他看了许多书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后来读佛典才逐渐明了:一切问题原来都是出自人类本身而不在外面,而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实在是大错特错。所以他说:“放眼来看,有谁明见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诸子百家,古今中外圣哲,尽管他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他此时的思想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的思想。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对当时残忍、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故于1911年冬及1912年冬,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其结果都没有得逞,而被友人挽救护送回家了。(详见“访谈录”。)人虽如此得救,但皈依佛家的心愿,日益坚决。1913年春,在护送他二妹谨铭到西安任教途中,他开始戒晕吃素,想出家当和尚,后念及家父尚在,不忍心决然而去,但从此终身吃素,不食任何鱼、虾、猪肉之类,而每餐食量甚少,修身养性,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其座右铭。

同年夏,其妹辞去教职,故又一起返回北京。回京后因西安寺庙里存有一部大藏经被人携走的事,他去拜访当时在京颇有名望的大律师黄远生。事情是这样的:西安有个佛庙,藏有一部大藏经,康有为到那里时看到了这佛经,便将它带出西安。此事传出后,西安各界人士大为震惊,于是将它追了回来,没被康有为带走。梁在西安听到此事,有些问题闹不清,因此跑去向黄律师请教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黄当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律师,没有丝毫的架子,非常客气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而且还诚恳地讲解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才好。黄那种谦和的态度和诚恳待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之后,对黄产生极好印象。第二次,他便拿了一篇文章,即《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及他编辑的书稿,去向他请教,并希望他给予介绍,作一篇序。黄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述,并认真地看了他的《自序》,认为编得很好,于是便欣然依允了。

梁漱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针对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而写的。他认为姚的书,所选的文章多是那样深奥的古文,注重艺术以耀观览的文字,用一句话来说是讲究形式美,而忽略了实用的价值。因此他在《自序》里说:“一民族之与立,文化也;文化之中心,学术也;学术所藉以存且进者厥为文字。存者叙述故典,综事之类也;进者扬摧新知,布意之类也。今举国以治古文,图耀观览而废综事布意之本务则是斫毁学术,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竞存于世界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编这部《晚周汉魏文钞》,所选的文章多是从下列书中选出来的,如《礼记》、《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盐铁论》、《论衡》、《潜夫论》等书,共十余万言。他在《自序》里说,晚周汉魏之文,可谓学者之文,而唐宋以后的古文,则可谓之文家之父。接着并解释道:“文家之文矜纵横则鸣异说,饰冲穆则守常论,旨义多无可取;学者之文中所主,不若是也。”“今日之计,学术为急;则省学者习文之力以治科学,固此当务也。”故“今兹之选,盖本斯旨”。后来在一些场合,他回忆起这部书时说,我所选的文章,内容都是很有哲学性、很有思想的,笔调不是桐城笔调。他们不要的,刚好是我所要的。踪上所述,可见梁编这部书,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为解决问题而做,其中贯彻一个求实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

黄远生看过梁的《自序》后,对其主张表示非常赞赏,后来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题为《晚周汉魏文钞序》(见于《黄远生遗著》)。黄在这篇序言里,首先分析了中国文体的演变过程,然后指出文艺之中,文学与文章的区别,略谓:文章者,梁所谓综事布意,不以耀观览,在今则文法学修辞学之类属之;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以美文为限。并称:“近世以来学者病国群文质之俱敝,旧者重文词而谬于理解,新者重学说而拙于词章,故改革文体,菲薄古人之风,颇复潜滋暗长,若一二名人之薄韩文而崇子厚,若兹编之欲举晚周汉魏为作文资料,而删唐宋以下,皆此新潮流所鼓吹而出者也。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以为适用文字,惟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钞,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述执而已。”黄对梁的主张甚表赞同,他说:“古文家者,十有七八皆坐此累,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孔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专制一孔之见,其于今日决当唾弃。”并称赞梁的见解说:“梁君所谓破古文之述执者,诚将质之百世而无疑也。”综上所述,足见黄对梁书之评价是相当高的。不过,后来此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因故未能出版。梁费了很大工夫,结果只得了50元酬金便算完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1915年夏,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在其密谋活动过程中指使党羽组织筹安会进行鼓吹,并刊登了大量伪造的“劝进”文电。当时复辟称帝之声甚嚣尘上。在这个大合唱中,黄远生也被其党羽威逼利诱,写了一篇违心的文章发表在8月14日《亚细亚报》上,宣称:“国体上基础问题”吾国人“于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于迫在目前关系国胍之根本所在,举所其自然之迁就所屈,置之思虑议论之外”。是文一出,立刻遭到舆论之批评。章士钊当时在日本东京,写了一篇《帝政驳议》发表在《甲寅》杂志上,对他进行了驳斥。至于黄远生,他看到各方面批评后,也有所后悔,故写了一篇《忏悔录》发表在11月份的《东方杂志》上,自己检讨说:“吾曹既因资格不完,抵抗力不厚,遂致无一事可为,而综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于理欲交战。此后吾立身行事,当以一语自矢,日无欲则刚是也。”对这件事,黄后悔莫及,但在袁之党羽看来,认为他态度不鲜明,意欲使其非有进一步之表示不可。在此情况下,黄感觉到北京已无法继续待下去了,于是托故到上海,继而取道日本转往美国避难。但没想到当他抵达旧金山出席一个欢迎会时,竟被两个华人误以为他是袁党之小人,便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上述消息传到北京,梁漱溟听到后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后悔黄在世时,没来得及把佛家的道理讲给他听,心中着实地不安,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来纪念他。在这篇文章里,梁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及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东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缘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颂百世而不绝者,取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呜呼!稀有!稀有!”接着是谈人生苦乐问题。他认为:人间苦乐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因此,他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说:“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瞰彼西方,曾不足数,云何摩尼在怀,而行乞于远?”在梁看来,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在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高,永无止境。因此,人生永远陷入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解决方法,只有依靠佛法,破除迷执,没有欲望,做到无我,“自信圆满,无所不足”。

这篇文章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了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梁漱溟当时的思想,已析入佛家一路,而专心研究佛学的结果。此文在《东方杂志》1916年6月至7月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东方文库》出版单行本,可见其学术价值及其作用非同凡响。次年,即1917年初,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经范源濂介绍,梁以此文为贽,慕名去拜访了蔡元培。蔡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并称已经看过他的文章,认为很好,拟请他到北大来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梁一闻此言,受宠若惊,连忙申辩说,他只不过初步涉及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不敢应承。蔡却不以为然,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呢?”梁答不上来。蔡又劝勉他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大家一起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不要当它是老师来教人,而只当是来合作研究,大家学习好了。”经过蔡元培一番善意的劝勉,梁不便多辞,答应下来了,但因当时他在司法部任秘书职,不能分身,故暂推一位朋友许丹(季上)为他代课。

1917年7月,安徽省督军张勋在北京搞了一场复辟清王朝的丑剧,为时12天便以失败收场。之后,北洋政府内部改组,梁便辞去司法部的工作,南游经苏杭二州而去湖南。原来打算到衡山去出家的,但一路上只见溃兵流窜,横行抢窃,村民被害,呼天号地而无人去救。睹此情景,使他深深感觉到战祸之惨烈,良心上实不忍舍去众生,于是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并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各界人士。胡适看了他的这篇文章,惊讶地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革命的。”

谢选骏指出:没有黄远生之死,就没有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没有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就没有北大的教职和他的后来人生——所以说,梁漱溟的一生,是托了黄远生之死的福。


《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不是一般人能读懂的》(象牙塔罗盘 2019-08-22)报道:


论曰,譬有亲族、戚党、友好,或乃陌路逢值之人,陷大忧恼病苦,则我等必思如何将以慰解而后即安。又若获大园林,清妙殊胜,则我等必思如何而将亲族、戚党、友好乃至逢值之人相共娱乐而后乃快。今举法喻人者,亦复如是。此世间者多忧、多恼、多病、多苦,而我所信唯法得解,则我面值于人而欲贡其诚款,唯有说法。又此世间有种忧恼病苦最大最烈,不以乏少财宝事物而致,亦非其所得解。此义云何?此世间是大秘密,是大怪异,我人遭处其间,恐怖犹疑不得安稳而住。以是故、有圣智者究宣其义,而示理法,或少或多,或似或非、我人怀次若有所主,得暂安稳。积渐此少多似非暴露省察,又滋疑怖;待更智人而示理法,如是常有嬗变。少慧之氓,蒙昧趋生,不识不知。有等聪慧之伦,善能疑议思量,于尔世理法轻蔑不取。于尔所时,旧执既失,胜义未获;忧惶烦恼,不得自拔。或生邪思邪见;或纵浪淫乐(远生《想影录》所谓苟为旦夕无聊之乐);或成狂易;或取自经(《想影录》所谓精神病之增多缘此,自杀者亦多)。如此者非财宝事物之所得解,唯法得解。此忧恼狂易,论者身所经历(辛亥之冬壬子之冬两度几取自杀);今我得解,如何面值其人而不为说法,使相悦以解,获大安稳?以是义故,我而面人,贡吾诚款,唯有说法。然此法者是殊胜法,是超绝法,不如世间诸法易得诠说。我常发愿造论曰“新发心论”,阅稔不曾得成。而面人时,尤恐仓卒出口,所明不逮所晦,以故怀抱笃念,终不宣吐;迨与违远,则中心悢悢如负歉疚(吾于远生君实深抱此恨者也)。积恨如山,亟思一偿,因杂取诸家之说,乃及旧篇,先集此论。而其结构略同“新发心论”之所拟度,所谓《佛学如宝论》与《佛学方便论》之二部。前者将以究宣元真,今命之曰“究元第一”。后者将以决行止之疑,今命曰“决疑第二”。世之所急,常在决疑。又智力劣故,不任究元,以是避讳玄谈,得少为足(如此者极多,民质君所译倭铿学亦其一)。且不论其所得为似为非。究理而先自书,如何得契宇宙之真?不异于立说之前,自暴其不足为据。欲得决疑,要先究元。述造论因缘竟。


究元第一 佛学如宝论

欲究元者,略有二途;一者性宗,一者相宗。性宗之义,求于西土,唯法兰西人鲁滂博士之为说,仿佛似之。吾旧见其说,曾以佛语为之诠释。今举旧稿,聊省撰构。


乙卯年《楞严精舍日记》云:“鲁滂博士(Le Bon,Gr G-)造《物质新论》(The Evolution of Matter),余尚未备其书。阅《东方杂志》十二卷第四五号黄士恒译篇,最举大意。其词简约,不过万言,而其精深宏博,已可想见。为说本之甄验物质,而不期乃契佛旨。余深撼皈依三宝者多肤受盲从,不则恣为矫乱论,概昧道真。不图鲁君貌离,乃能神合,得之惊喜。因摘原译,加以圈识,并附所见。


鲁君举八则为根本:


(一)物质昔虽假定不灭,而实则其形成之原子由连续不绝之解体而渐归消灭。


(二)物质之变为非物质,其间遂产出一种之物。据从来科学主张,物体有重,而以太无重,二者如鸿沟;今兹所明,乃位于二者之间者。


(三)物质常认为无自动力,故以为必加外力而始动。然此说适得其反,盖物质为力之贮蓄所,初无待于供给,而自能消费之。


(四)宇宙力之大部分,如电气冒热,均由物质解体时所发散原子内之力而生者也。


(五)力与物质同一物而异其形式。物质者即原子内力之安定的形式,若光热电气为原子内力之不安定形式。


(六)总之原子之解体与物质之变非物质,不外力之定的形式变为不定的形式。凡物质皆如是不绝而变其力也。


(七)适用于生物进化之原则,亦可适用于原子。化学的种族与生物的种族,均非不变者也。


(八)力亦与其所从出之质同,非不灭者。


鲁云:‘原子者乃由以太之涡动而形成者也。非物质之以太能变成岩石钢铁。’‘凡物质之坚脆,由回转速度之缓急。’‘运动止,则物质归于以太而消灭。’


又云:'光者不过有颤动特性之以太之失平衡者,复其平则灭。’‘宇宙之力以质力二者失其平衡生,以复平灭。’


又云:‘物质有生命且亦感应。’‘物质化非物质者今所获有六种质,渐分解归于万物第一本体不可思议之以太者也。’‘物体因燃烧或其他方法而破坏,斯为变化,而非灭;可由天平不减其分量验之,而所谓灭乃一切消失。’


又云:‘此以太之涡动与由此而生之力如何而失其自性而消归于以太乎?如液中旋涡以失平遂颤动,放射周围,转瞬而消灭于液中,’


又云:‘宇宙无休息,纵有休息之所,非吾人所住之世界;而其间亦必无生物。死非休息也。’


又总括之云:‘一、翕聚其力于物质之形之下,二、其力复渐消灭,此为一循环;几千万年更为新轮回。’(按此则猜度之谈)”


漱溟曰:鲁滂所谓第一本体不可思议之以太者,略当佛之如来藏或阿赖耶。《起信论》云:“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者是也。鲁君所获虽精,不能如佛穷了,此际亦来容细辨。以太涡动形成原子,而成此世界。此涡动即所谓忽然念起。何由而动,菩萨不能尽究,故鲁君亦莫能知莫能言也。世有问无明何自来者,此涡动便是无明,其何自则非所得言。涡动不离以太,无明不离真心。涡动形成世界,心生种种法生。然虽成世界,犹是以太,故《起信论》云:“是心从本已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又云:“众生本来常住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得。”又云:“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无明灭,相续则灭。”此相续即质力不灭之律。然涡动失则质力随灭,故无明灭相续则灭也。“然所言灭者唯心相灭,非心体灭。如风依水而有动相,若水灭者则风相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相相续唯风灭,故动相随灭,非是水灭。”(《起信论》)盖灭者谓质力之相续灭,而消归于以太,非以太灭。《楞严》云:“如水成冰,冰还成水。”《般若》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谓质碍,即此之物质。唯鲁君亦曰:“非物质之以太能变成岩石钢铁。”又曰:“力与物质同一物而异其形式。”《楞严正脉疏》云:“权外多计性为空理,而不知内有空色相融。”又云:“深谈如来藏中浑涵未发色空融一如此。”鲁君亦可为能深谈者矣。


佛云:“厌生死苦,乐求涅槃”;又云:“生死长夜”。唯鲁君亦曰:“丰宙无休息,纵有休息之所,亦非吾人所住之世界,而其间亦必无生物。死非休息也。”此无休息即质力之变化,亦曰因果律,亦曰轮回。死本变化中事,不为逃免。出离此大苦海,唯修无生;相续相灭,乃曰出世间。世有游栖山林,自以为遁世者,非可为遁矣。然无明无始,无明非真,生灭真如了不相异,毕竟不增不灭。《楞严》云:“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故鲁君亦曰:“如液中旋涡以失平,遂颤动放射周围,转瞬而消灭于液中。”


《楞严》克就根性,直指真心,乃至五阴、六人、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正脉疏》云:“前言寂常妙明之心最亲切处现具根中,故克就根性(补注:根即Organ如眼耳鼻舌等),直指真心。然虽近具根中而量周法界,遍为万法实体。”试问此除却以太尚有何物?印以鲁君之说,权位菩萨不须疑怖矣。更即其至显极明者明之。如受阴云,“又掌出故,合则掌知,离则触入,臂腕骨髓应亦觉知入时踪迹;必有觉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合知,要名为触?”又如火光云:"日镜相远,非和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皆《楞严经》)夫此受阴何以不觉踪迹往来而有?火光何以不待日镜和合而有?此非习知所谓以太者邪?即此以太便是的的真如法性,经文所谓“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者,取而审谛之,跃然可见。佛说固以鲁君之言而益明,而鲁君之所标举,更藉佛语证其不诬焉。


《正脉疏》又云:“凡小观物非心,权教谓物为妄,今悟全物皆心,纯真无妄也。”按此语可谓明显之至,“凡小观物非心”,即世俗见物实有,与此心对;“权教谓物为妄”,意指唯识之宗,亦即西土唯心家言;“全物皆心,纯真无妄”,乃释迦实教,法性宗是。西土则唯鲁君仿佛得之。


此中所表是何种义?谓所究元者不离当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鲁君之所谓以太是也。


复次相宗者,吾举三无性义。摘取《三无性论》及《佛性论》:


“一切有为法,不出此分别(遍计所执性)依他(依他起性)两性。此两性既真实无相无生,由此理故,一切诸法同一无性。是故真实性(圆成实性)以无性为性。”


“分别性者无有体相,但有名无义,世间于义中立名,凡夫执名分别义性,谓名即义性,此分别是虚妄执,此名及义两互为客故,由三义故,此理可知。一者先于名智不生如世所立名。若此名即是义体性者,未闻名时即不应得义,既见未得名时先已得义;又若名即是义,得义之时即应得名;无此义故,故知是客。二者一义有多名,故若名即是义性,或为一物有多种名,随多名故应有多体,若随多名即有多体,则相远法一处得立,此义证量所违;无此义故,故知是客。三者名不定故,若名即是义性,名既不定。义体亦应不定;何以故?或此物名目于彼物,故知名则不定,物不如此;故知但是客。复次,汝言此名在于义中。云何在义?为在有义?为在无义?若在有义,前此难还成;若在无义,名义俱客。”(《三无性论》)


"分别性由缘相名相应故得显现。”(《佛性论》)


“由僻执熏习本识种子能生起依他性为未未果,此僻执即是分别性,能为未未依他因也。分别性是惑缘,依他正是惑体。此性不但以言说为体,言说必有所依故。若不依乱名言则不得立。(柬于分别性)”(《三无性论》)


“依他性缘执分别故得显现。依他性者有而不实,由乱识根境故是有,以非真如故不实。”(《佛性论》)


兹更摘此土白衣章炳麟《建立宗教论》之说依他性云:


“第二自性,由第八阿赖邪识,第七末那识与眼耳鼻舌身等五识,虚妄分别而成。(中略)赖邪唯以自识见分缘自识中一切种子以为相分,故其心不必现行,而其境可以常在。末那唯以自识见分缘阿赖邪以为相分,即此相分便执为我,或执为法,心不现行,境得常在,亦阿赖邪识无异。(因尔不得省知其妄)五识唯以自识见分缘色及空以为相分,心缘境起,非现行则不相续,境依心起,非感觉则无所存。而此五识对色及空不作色空等想。末那虽执赖邪以此为我以此为法,而无现行我法等想,赖邪虽缘色空自他内外能所体用一异有无生灭断常来去因果以为其境,而此数者各有自相,未尝更互相属,其缘此自相者亦唯缘此自相种子,而无现行色空自他内外能所体用一异有无生灭断常未去因果等想。此数识者非如意识之周遍计度执着名言也(因无想故),即依此识而起见分相分二者,其境虽无,其相幻有,是为依他起自性。”


此中所表是何种义?谓所究元者唯是无性。唯此无性是其真实自性。分别性者但有名言,多能遮遣,唯依他性少智人所不能省。若离依他,便证圆成,自佛而后,乃得究宣。合前义言,所云周遍法界者,一切诸法同一无性之谓也。


二说既陈,缘得建立三种义:一者不可思议义,一者自然(Nature)轨则不可得义,一者德行(Moral)轨则不可得义。


不可思议义云何?谓所究元者以无性故,则百不是;非色,非空,非自、非他,非内,非外,非能,非所,非体,非用,非一,非异,非有,非无,非生,非灭,非断,非常,非来,非去,非因,非果。以周遍法界故,则莫不是:即色,即空,乃至即因,即果。夫奠不是而百不是斯真绝对者。世间凡百事物,皆为有对。盖“人心之思,历异始觉,故一言水必有其非水者,一言风草木必有其非风非草非木者,与之为对,而后可言可思。”(严译《穆勒名学》)若果为无对者,“则其别既泯,其觉遂亡,觉且不能,何从思议?”(同上《名学》)以是故,如来常说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念,非邪见之所能思量,非凡情之所能计度。以是故,我常说凡夫究元,非藉正法(佛法)不得穷了。所以者何?亡其觉故,云何而得穷了?要待穷了,须得证得。世有勇猛大心之士,不应甘于劣小也。


此不可思议义,西士明哲颇复知之:如康德所谓现象可知,物如不可知。叔本华亦曰,形而上学家好问“何以”,“何从”,不知“何以”之义等于“以何因缘”,而空间时间之外安得有因果?人类智灵不离因果律,则此等超乎空间时间以外之事安得而知邪?斯宾塞亦有时间不可知,空间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流转不可知等。赫胥黎亦云,物之无对待而不可以根尘接者,本为思议所不可及。略举其例,似尚不止此。而有凡夫妄人于此最元以世间法共相诘难。或云“无明无始,讵有终邪?阿赖邪含藏万有,无明亦在其中,岂突起可灭之物邪?一心具真如生灭二用,果能助甲而绝乙邪?”或云“生灭由无明,然无明果何自起?”(陈独秀蓝公武之说如此,尚不止此二人。)纵有谨严逻辑,终为无当。所以者何?其物皆不二而最初,无由推证其所以然。”(《穆勒名学》)“虽信之而无所以信者之可言,”(同上《名学》)非复名学所有事,是以十四邪问,佛制不答。


自然轨则不可得义云何?谓无性者云何有法,世间不曾有轨则可得。所以者何?一切无性故。又者所究元不可思议,即宇宙不可思议。宇宙不可思议即一事一物皆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何而可说有轨则?以是义故,我常说世间种种学术我不曾见其有可安立。如斯宾塞言既种种不可知,而其学术又不离此而得建立,则所谓学术者又云何而为可知?然则若是者学术不异构画虚空邪?曰是诚不远。《三无性论》云:“言说必有所依,故若不依乱识品类名言得立无有是处。”又释云:"此中言名言决有所依止,以依他性为所依;由有依他性故,得立名言。”学术云者以有依他性而后得立。依他幻有,学术云何得实?如鲁滂言以太涡动而生种种变化,学术云者以有变化而后得立。变化非真,学术云何得实?方变化,方不变化(灭则不变化),云何而得于中画取一界以为学术之基?此土石埭长老有言,所谓穷理者正执取计名二相也(论宋儒理学)。今所云爱智者,正不异此。康德虽言三大原理为庶物现象所循由,而不可避;而物如亦循此否,则谓未可知,以物如不可得知故。使吾人若有确见物如之时,则三定理者不为真理,亦未可知。且三理者谓凡吾考察能及之物莫不循之云尔。虽然,我之所实验者未足以尽物之全,或所未及者犹多多焉,亦未可知。则是犹能不执着者,挽近发明,而往世所立轨则,多以破坏,正以往之以为莫不循之者,而今乃得其竟不循之者。以吾所测,后此破坏益多,将成穷露。此即无可安立之义也。


德行轨则不可得义云何?(此轨则非规矩之谓,即俗云伦理学原理。)德行唯是世间所有事,世间不真,如何而有其轨则可得?其所冯依而有,唯是依他,不异自然。所云良知直觉,主宰制裁,唯是识心所现,虚妄不真。比闻挽世心理学家之说明,谓心实无"道德感”之能力,虽足遣往世之执,要亦妄谈,不曾得真。兹为扶其根本,其余浮谈不遣自空。根本云何?所谓自由(FreeWill)与有定(Determinism)是(此为心理学伦理学根本问题)。若心自由者则能揀择善恶等而取舍之,以是故,德行得立。若心范围于有定者,则不能揀择取舍,以是故,德行则不得立。夫有定云者,此即有自然轨则不可避之义也。前义既陈,此说决定不成。自由云者合前不可思议义,亦不得说云自由不自由。而况于此轮回世中,妄法之心,云何而可说为自由?康德所立真我自由之义,但是虚诬。所以者何?彼以德行责任反证必有自由,德行责任未定有无,于此唯是假设。假设所证,亦唯是假,岂成定论?又其既言自由之义,而又云“苟有人焉为精密之调査,举吾人之持论,吾人之情念,一切比较实验之,寻出所循公例,则于吾人欲发何言,欲为何事,必可预知之不爽毫发,如天文家之预测彗星预测日食者然。”夫既自由,则发言作事,要待其自由揀择,如何又循公例而可预测?相违法一处得立,不应道理。(按此录康德语,本于梁卓如之述康德学说。粱于其间多以佛义相比附,纰缪百出,不可胜言。其于此处,举佛一切众生有起一念者我悉知之之言为注,以为佛之治物理学较深于吾辈耳。无知妄谈,不可不辩。盖佛言唯是六通照察之意,与世间人求轨则者,一真一妄,截然不同。故佛知未来与众生自由不自由无涉。康德之言则非众生不自由必不得成,所以纯是妄想也。)是故当知,自由有定,两具不成。若能双遣,亦能具成。轮回世间不得解脱,是不自由义,发心趋道即证菩提,是不有定义。综核其言,唯是不可思议,云何而德行轨则可得安立?至于良知直觉,识心所现,本来不真,而不可谓无。彼土心理家未曾证真,而说为无,亦妄言耳。至于树功利之义,以为德行之原,虚妄分别,更劣于此。


究元既竟,有为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东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原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讼百世而不绝者,取此相较,不值一笑。唯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呜乎!希有!希有!(种种聚讼,非常之多,诚了三义,不遣自空。然为破世惑故,当另为论,一一刊落之。)


决疑第二 佛学方便论

既究元者,则知无有中,幻有世间。所谓忽然念起,因果相续,迁流不住,以至于今。此迁流相续者鲁滂所谓变化无休息,达尔文、斯宾塞所谓进化,叔本华所谓求生之欲,柏格森所谓生活,所谓生成进化,莫不是此。而柏格森(Bergson即《想影录》之别克逊)之所明,尤极可惊可喜。今欲说世间者,因取以人吾论。


生活者知识缘以得有之原,又自然界缘以得有象有序为知识所取之原也。哲学之所事,要在科学所不能为,即究宣此生活而已。此生活之原动力,此生活所隐默推行之不息转变,进化此慧性,使认取物质世界,而又予物质以核实不假时间之现象,布露于空间。故真元者非此核实之物质,亦非有想之人心,但生活而已,生成进化而已。(The philosophy of change.by H.Wildon Carr, 14页)


慧性之于心犹眼耳之于身,当于进化程中,(按此柏之生成进化Greative Evolution不廑如进化论者之所云)此身受有五根,使得领纳真实外界之所现示,同时限制此现示之区界及法式。故慧性者所以专予乎心,使知见外界之真实而亦同时限制其所能为之区界,与其性格者也。(同上22页)


此进化之第一步大分派,即植物与动物,其一趋于不能动而无知,其一趋于能动而有知。继更分有脊骨动物,以吾人类造其极,无脊骨动物以蚁与蜂臻其最高之发展。此进化之两大派,成两法式之行为:一则性能(Instinct),一则智能(Intelligence)也。(同上79页)


然则物质者何?云何而现?其实但迁流而已。然非如科学及常识个个物皆流行转变之意也。此谓流行转变便是此个个之物,而更无其他也。实未尝有物去流行转变,但个个物即是流行转变而已。流动斯现,不动则不现。今日虽束缚于物质实在之物质科学,亦莫不归向此论焉。(以下为说略同鲁滂)(同上29页)


此中所表是何种义?谓一切生物之慧性,即人之八种识心,但是隐默推行之不息转变所谓进化者之所生成。而识心所取之现象,又即是此不息之转变,此不异为佛学解说其依他性所由立也、云何依他幻有?有此生成之识心与所现之物象不得直拨为无故,有此隐默推行之不息转变以为其本故。故善说世间者莫柏格森若也。然说世间愈明,世间之妄愈确。柏氏举一切归纳之于不息转变,以为唯此是真,而求其原动力则不得,此无他,彼未尝证得圆成实性(即真如即涅槃),故不了其为依他故。不了其为清净本然之真心(即鲁滂之以太)之忽然念起也,依他必待证得圆成始了,以其所以难。而知诸外道异教之说世间为妄者,亦但是姑妄言之耳。常见世间凡夫颇有举人生目的以相扬榷者。或云德行,或云快乐,或云利他,或云功名,或云蕃衍子姓,或云克祀祖宗。姑不论其所树唯是愚执。目的之云,本谓行趋之所取。今人生就其全历史而言,已数万千年;就个体言,已数十年。譬犹趋行既远,忽而审议此行为何所取,即此扬榷之一念,已暴露其本无目的。藉使扬榷而后有所定归,则已非此行之目的,故人生唯是无目的。夫无目的之趋行,云何而可追忆其行趋之缘何而有?彼凡夫疑正法者,究问缘何忽然念起?缘何无明得起?正不异此。亦即以此忽然念起所以为妄。无目的之行为俗所谓无意识之举动,无一毫之价值者,而即此号称最高最灵之人类数千年之所为者是矣!不亦哀哉!人生如是,世间如是。然则我当云何行?云何在?此所谓决疑也。于是略得两义:一者出世间义,一者随顺世间义。


出世间义云何?谓既了人世唯是从清净本然中,虚妄而成,云何而不舍妄取真?如来一代大教,唯是出世间义而已。然世间凡夫耽著五欲,又见世间峙然环立,信此为实,出世为虚,虽语之正法,常生违距。或者以为藉使世间妄有,而无始以来既已如此,未来更连绵未已,断妄云何可成?或者以为藉使世间妄有,而无始以来既已如此,何必定求真者?今为树出世间义故,决当取而决之。


一者,断妄云何可成说。夫妄之云何而成,唯是不可思议,则难妄成真云何而可思议?问断妄云何可成,与问妄云何而成者,正无有异。若知从真中竟可成妄,则知从妄中定可成真。是故问者既容认世间是妄,即不当设此难。诸佛亲证云何不成,乃至挽世或并世中亦有证诣者,如石埭长老去来自如,世难未发,先已照见(长老于辛亥八月十七日圆寂之事世多知之,近人笔记亦载)。其余眼通、耳通、未来通,世间颇有其事。盖真心本量周法界,自妄还真,其事至顺。山河大地虽峙然而立,合以鲁滂柏格森之义,流动斯见,不动斯灭,众生妄断,大地亦空,佛语自始无一分之虚也。


一者,何必求真说。夫求真而云何必,其人之庸猥劣下,已不足言矣。然此徒以贪世间之乐而不肯舍耳。取彼所迷为乐者,而诏之以唯是苦,庶其发勇猛心,趋菩提路邪?真妄之义,本不易了,苦乐迫切心身,辨思所始,究讨有获,出世想生,自来莫不然矣。吾未冠而好穷世相,苦乐之真,得之弥早。余杭有《俱分进化论》,其言苦乐骈进,略相吻合。近读英人马格雷所述叔本华学说,具言其有得于东方之化;而审其立义不出吾向日之旧,犹未惬心。求适吾用,仍追忆昔所思构而敷陈之(间采两家言辞及今义释之)。于此吾尝立四者以为根本:


一、欲晐感觉言。感觉谓五根之所领纳,如目悦美,身感痛。领纳之先,虽不曾起求美拒痛等想,唯是潜伏不露,要得说为欲。今叔本华之说欲视此更广,举无机物之力如石落水流亦归内于此,而喻之云:“黎明时之微曙,要与中午皓皓之光同享日光之名也。”合柏格森生成进化之义,植物之有感,动物之有欲,固非异物也。


二、苦乐唯因欲有;若无欲时亦无苦乐。因有欲(晐感觉),乃有苦乐等受;若无欲(晐感觉),自无苦乐等受。


三、苦者欲不得遂之谓,此外无他义;苦之轻重,视其欲之切否,苦晐括一切烦恼、忧悲、病痛言之。审所由生,唯因有所欲而不得而然。若无此欲,不生此苦。苦之定义如此,不许更有他义。所欲笃切而不得遂,则苦亦重;所欲不切,虽不遂,苦亦轻、此即常情可得。


四、乐者欲得遂之谓,此外无他义;乐之薄甚,视其欲之切否,同前释而反之,其义可得。乐亦包一切表乐之名而言。


此平平无奇,尽人可识之四条件,实已将世间说苦乐之浮翳扫荡无遗(此浮翳虽余杭叔本华未免);而吾即据此建种种义,举世间一切圣贤、才智、凡庸终身不解之惑而摧破之。种种义云何:


一、欲念无已时。此欲专谓有念之欲。潜伏之欲所谓感觉者,固莫得而己之,即有念之欲亦生生无己。此固余杭叔氏所有言,而彼莫能详其说。此取前所设据,可明也。假使有人,种种具足,一时不得可欲念者,必起烦闷;以觉官(五根)无所摄受故。其苦与忧恼无异;无念之欲不得遂故,无念欲(感觉)与有念欲无异故。当此无摄受苦成时,立迫此心作念,求所以摄受者,故方其闷时犹是无念欲,迨其烦时已是有念欲。以是义故,欲念生生无已,不得暂息。然亦因人而稍不同,聪明人(觉官灵敏)无念欲切,则无摄受苦亦重,其迫之生有念欲更急。反之,鲁钝人(觉官迟钝)无摄受苦不甚迫切,欲念常纡缓而少也。此亦叔氏所曾言,而莫详其所以者。


二,世间苦量多于乐量。欲念生生无已,不可计数,则苦乐之量亦不计数。然通计欲不遂者远过于得遂者,则苦量远过于乐量。又正欲念时,预计得遂则生忻慕乐,预计不遂则生忧虑苦。不遂既常多,则虑亦多于忻;并此而计之,苦量多于乐量远矣。


三、世间所认为乐境如富贵、平安等,与认为苦境如贫贱、乱离等,其苦乐之量皆相等,无毫厘之差;更合前义言之,其苦量皆多于乐量,乐境、苦境,嗛括甚广,无论个人多人所认其为如是者皆属之。今明其一,其余自了,贫子慕千金之家而以为乐者,谓其有此千金也,而不知彼方且慕万金之家而耻不逮及,其欲已不在此,云何而有其乐(本前第一设据)?贫于之执以为乐者,在彼则已厌之矣。故说千金之家为乐亦非,说千金之家为苦亦非,千金之家自始与苦乐之情不相涉。取一例余,凡举某何之境遇为乐,某何之境遇为苦,皆不得成立。故知境遇自始与苦乐不相涉,若欲较量苦乐,此毫不相涉之境遇不得羼人荧惑其间,则彼贫子富家既同其有欲,同其欲念生生无已,同其或遂或不遂,自亦同其苦苦乐乐而未有毫厘之差别。


四,世间所希望之乐境如文明进化、大同世等,不第与富贵同其惑妄,且尔世苦量必过于今。此希望之乐境亦嗛括甚广,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康德之民主国、尼采之圣人(谢无量君述其说于《大中华》),以吾所测,皆非不能实现者。合以顷所立义,乐境本不成名词,与世俗之执富贵同其惑妄。余杭《俱分进化论》遮拨进化论者之希望进化,表苦乐骈进之义云:“一,感官愈敏,应时触发,其感乐则愈切,其感苦亦愈切;二,卫生愈善,无少毁伤,其感乐则愈久,其感苦亦愈久;三,思想愈精,利害较著,其思未来之乐愈审,其虑未来之苦亦愈审;四,资具愈多,悉为己有,其得乐之处愈广,其得苦之处亦愈广;五,好尚愈髙,执着不舍,其器所引之乐愈深,其器所引之苦亦愈深。”条具甚备。扼要而言,后此进化,人类聪明必过于今日(此无可疑)而聪明愈进,欲念愈奢(如所立第一义),苦乐之量愈大。如顷立苦多于乐之比,后此之苦必有大过于今日者。夫今世往世多有聪明敏慧之伦,以感苦剧甚,不胜其死灰槁木之思,至取自经,则今之希慕由鲁钝进聪明者,迨彼其时必有其悔恨不胜者矣!


此所立义,不过由世问现相比量而得,初无胜义之足云,而竖强锐利,已摧破一切世间诸有为教,使无得立足。彼太圣大哲者尚不了苦乐在欲,而穷力于构画其理想之世界,以图安乐祛苦,则于如来实教,更何曾梦见?而世间人乃举以与如来大法相为比拟附会,如今之割取大悲之旨,张其大同之说,昔之儒释同原异途同归等论。又或主张去欲净尽,而又不舍其率性为道之教,依违莫测,支离失据,如彼宋明之学者,尤足齿冷耳!


世间既无可耽着如此,则彼其不胜其死灰犒木之思而自取裁决者果是欤?是甚不然。叔本华于此有言曰:“自裁者之决去生命,正以其未能决去欲念耳。盖方其捐生,正谓将去有生之苦,获无生之乐,此正是极强之欲念也。”此言虽似,而要当知生死本变化中事,自裁无解于变化,斯即无所逃,出世之义要如如来之教乃完,一切外道邪修无非悖妄,不独自决已也,世有清明之士,诚无惑于世法,则经藏具在,可自求耳。


向所明如来如实之教,乃至此之遮遣世间百家之义,一法不立,凡小闻之莫不惊怖而失守。以是颇生其违拒之念,如此土凡夫熊升恒云:“佛道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不知宇宙本无一法之可安立,彼诸不了义之教,假设种种之法,有漏非真,今日已不厌人心。如所谓“现代思潮不以宗教伦理为目的”者(远生《想影录》),正此有漏非真之穷露,而不复为人所信。假使非有我佛宣说了义,而示所依归,则吾人乃真流荡失守,莫知所依止耳!归依云何?出世间是。出世间义立,而后乃无疑无怖,不纵浪淫乐,不成狂易,不取自经,戒律百千,清净自守。彼世间德行尚不能比拟其万一,更何逾闲之可得?若其既不能胫胫固据其世间之礼教,又不能皈依正法以出世,而唯贪着五欲,不舍世间,窃无违碍之谈,饰其放逸之行,则是黠猾之所为,非吾释子之所有。


随顺世间义云何?为世间人不能尽以出世期之,众生成佛,要非今日可办,则方便门中种种法皆得安立。释迦设教,上契无生,下教十善。德行之义,若知为随顺而有,非其本有,则云何不可?宽随顺之途,亦所以严出世之教,如来措置,莫不得宜、况以吾世智所测,成佛大愿,将来必成。盖人群之进,由图腾而宗法,而军国,而以社会主义圆满为其终局,迨彼其时,人类聪明已造其极,感苦至剧,而从境遇谋救苦之方已穷,如来大法,举世同情矣。此觇于欧土佛化之兴,与人群变化所趋,可信其不虚者也。然则今之随顺世间促进进化者,亦所以促佛法之成功;亦未有违反耳。


此二义者可任人自择。出世间固无论,即使不然,能常亲正法,获闻了义,虽住世间亦得安稳而住。彼聪慧善疑之伦,思而不得,则颠倒忧苦以为无能解决。自吾观之,唯是疑而不肯究讨。若不尔者,云何如来大法近在眼前,而不知求(《想影录》所译《新思想论》无一语及佛)。又或虽闻正法,方有疑沮,便尔违拒,甘于自弃,复何言焉(如蓝公武之流)。夫善疑者辨思所尚,然要在疑而勇于究讨,若徒疑焉,则亦终成绝物而已!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瞰彼西方,曾不足数,云何摩尼在怀,而行乞于远?论者获参胜义,掬心披肝,唯将此以示人,不知其他,不见有他。


著者跋

余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品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远生尝自沪遗书,信我为诚笃君子,可为得之。盖吾为人无他,但只一个诚心而已。然此诚心却不曾献于远生,此可恨也!


漱冥跋


附记

《究元决疑论》是民国五年我二十四岁时作的一篇文章,于是年五、六、七月分之《东方杂志》发表的。我自二十岁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专心佛典者四五年,同时复常从友人张申府(崧年)假得几种小本西文哲学书读之,至此篇发表,可以算是四五年来思想上的一个小结果。当时自己固甚满意,而在他人尤多称道传诵,引起许多位先生的注意,至今好些朋友关系,还是从这篇文字发生出来的。即我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因我经范静生先生的介绍而以此文为贽去访蔡先生,蔡先生看了此文,就商同陈仲甫先生以印度哲学一课相属(但当时因在珂法部任秘书,未能承应,而转推许季上先生。至翌年,许先生病辞,乃继其任)。直到五六年后——民国十年——陈嘉异先生在《东方杂 志》发表的一篇谈东西文化的文章,还举此文以为印度思想代表,而要大家去看。实则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直是荒谬糊涂,足以误人、我自己早十分后悔了。


此文在今日既已悔悟其非,便不当再印行流布。但我想我便不印,而外间终免不了有人传观,反不如径自印布,而将谬误处批注明白声叙知悔的好些。医学上有所谓“免疫性”,如某种传染病犯过一次之后便可不再染疫,因此有利用轻度染疫以取得免疫性的,例如种牛痘便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这个办法,说句笑话便是要大家敢得一种思想上的免疫性。以下我即将此文谬误各点指摘出来。


此文原分究元和决疑二部,究元又分性宗相宗两段去说,决疑则以论苦乐一段为重要,而谬误的大端也就在这三段。


(一)叙性宗义的一段。此段以鲁滂的《物质新论》和佛家的《楞严经》《起信论》来比附,立论最是不当。且不论鲁滂的话可靠不可靠,亦不论自安斯坦的发明以来物质的观念变更,从前科学上假定的“以太”取消,而此以“以太”立说者能否成立。根本上这种以相仿佛的话头来比附立论,是使人思想混沌的一条路,是学术上的大障,万要不得的。而且“以太涡动”附会“忽然念起”也实在可笑的。我们求知首当致谨于方法,而若鲁滂《物质新论》的主张,是否从谨严的方法求得来的,盖甚难言,至若《起信论》的宇宙缘起说,其方法更难言了。无方法而讲话,则只是乱讲的而已,其是非诚否,未从而辨也,所以这一全段话内中的是是非非,直无可说,通体要不得。


(二)叙相宗义一段。此段前半摘录《三无性论》等,后半证引太炎先生的文章,以说明无性之义。其实《三无性论》,《佛性论》等,在相宗典籍中,其价值如何,是很待商的,而太炎先生的文章,尤多错误杜撰之处,相宗无性之义,殊未易谈,此段中全不曾弄得明白。


(三)论苦乐一段。此段话颇动听,虽有些意思,但可惜也是没方法的乱谈。现在且不暇言方法,只先指出他推论结果是错误。照此处对苦乐问题的究讨,其结果是无论何人其苦乐都是平等,都是苦多于乐,而人类进步,都是日进于苦;要没有苦,须得没有感觉和欲念。我即从这种推论结果,而归心于佛家的大解脱主义、出世主义、无生主义。到后来我这种人生观变了,其故则以发觉前头的究讨含藏着一极大的假定在内,而这个假定则是错误的,所以推论结果自亦错误。我且声明他的错误在此;至其所以然,则《三十自述》一文中頗详之。


大约谬误的大端,不外这三段,至其他零碎的小错,如翻译柏格森的几小段,似都有不妥之点(译名之不合于现在普通所用的,则以当时还不曾有人翻译之故),而文中滥用“有为”“有漏'等名词皆去佛典原义甚远,则尤为可笑的了。余不一一。


12年5月,漱冥记。


世间鲁君苦乐叔本华柏格森

谢选骏指出:人说“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不是一般人能读懂的”——我说废话,你的师友没有遭到暗杀,你怎么读懂《究元决疑论》呢?谁说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三教合一”的人,后来终于变成了“五教混杂”人。

谢选骏:中国学术界的太监本色


《再论张平、秦晖二教授关于巴以问题的若干基本史实错误》(阜成门六号院 2023-11-10)报道:


笔者前不久发文对张秦二教授的一些推论逻辑,及违背事实的地方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是似乎触犯了很多读者,他们心中两位教授是永远正确、万事通晓的神明,并且留言大骂:“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评价秦晖老师”!


张平教授、秦晖教授当然在他们领域是极其优秀的学者,为社会广泛尊重,这些都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但是二人对谈及巴以问题时,是很不严谨的,没有对事实就进行考证,就口开河,他们基于一些想象和错误的史实,进行的“正义链条”推论也因此是经不住推敲的。


笔者再次论证两位教授的一些史实错误,并不是有意抹黑他们,主要原因是:很多坚持偏执、极端观点的人,以二人的错误史实作为“权威依据”,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研究者有公共责任,对这些说法进行澄清,也希望张秦二教授理解包涵。


第一, 关于英国委任期间是否享有巴勒斯坦主权。张平教授和秦晖教授都认为之前巴勒斯坦地权不属于阿拉伯人,无论是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还是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大多数土地主权都是属于他们的宗主国,正像张平教授说的“比如占地13,000多平方公里(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0%左右)的内盖夫大荒漠,一战前是土耳其苏丹的土地,托管时期是皇家土地,也就是女王陛下的产业”。


因此,他们得出巴勒斯坦土地的主权,在1947年以前属于英国的结论,进而来证明巴勒斯坦抵制巴以分治是蛮横不讲理的,是无理取闹的野蛮人。


其实两位教授以及坚持这些观点的人,并不了解“委任统治”的本质。委任统治源于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委任统治地与殖民地不同,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的规定,委任统治土地的主权暂时属于国际联盟,而不是属于委任统治者。委任统治的本质是国际联盟委托委任统治国代替行使行政管理权,经过委任统治者的“训政”,最后把主权归于当地人民,让他们建立国家,这当时被视为非殖民化的进步表现。


因此,英国人并不拥有在巴勒斯坦主权,只获得了巴勒斯坦治理权,并且是在1922年,以与国联签订《委任统治书》的形式实现。笔者还从国际联盟网上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委任统治协议,里面包含大量对英国委任管理行为的约束条款,此外,英国每年还要向国联理事会汇报委任情况,就像公司管理团队要向董事会汇报财务情况。虽然基于英法控制了国联,这些委任统治约束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但是从本质原则上讲,巴勒斯坦更像它的承包地,而地契明明白白写着以后要归还主人——也就是当地土著居民。


国联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书,签订于1922年9月16日


所以,我们看国联文书、英国政府文书、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文书,以及二战后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文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份文书去质疑当地阿拉伯人享有主权。即便是支持犹太复国的美苏,其态度也不过是给予人道主义原则,应该特事特办,让犹太移民分享一些主权(英语熟练的朋友们,可以在联合国网站查询讨论原件,这些都有详细展示)。否认阿拉伯人享有主权,可以说是中国或华人学者的全球首创,建议坚定捍卫这个结论的人,可以整理一篇学术论文,看看能否得到历史学界和国际法学界专家们的认同。


第二,张平、秦晖两位教授都坚持,二战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部落,没有建国,所谓不享有主权。主权国家只不过是近代西方的政治理念,广大东方民族当然绝大多数没有建国划界的习惯,尤其是同样信仰、同样民族的阿拉伯人,在一战前都把自己视为一个整体,怎么会突然有一个部落进行建国呢?


在一战前,也就是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之前,英国为了肢解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当局与阿拉伯世界精神领袖、汉志国王、穆罕默德后裔侯赛因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明确表示阿拉伯人土地主权属于阿拉伯人,当时整个阿拉伯属于一个整体,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也当然享有它所在土地的主权。


一战中英阿联盟形成的前提是,英国对阿拉伯对中东主权和未来选择独立权的承认


至于现在中东土地上出现了沙特、伊拉克、约旦、叙利亚等国家,完全是一战后英法为了瓜分中东,以及各自对委任统治地分而治之操纵的结果。说因为古代巴勒斯坦人没有建立一个国家,就否认它的主权,完全是用现代眼光去苛求传统时代的人,完全忽略了现代之前阿拉伯是一个整体的事实,忽略了阿拉伯人曾经长期统治中东的事实。


第三,关于以色列境内及西岸地区占领地的阿拉伯人的权益,尤其是地权,是否得到保护的问题,这是现实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涉及判断当下巴以冲突孰是孰非的问题。


秦晖教授演讲后半部分一个主要核心就是,阿拉伯人并没有尊重犹太人的权利,但是犹太人却很好保护了阿拉伯人的权利。他说:“他们(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拥有的财产在后来的以色列国中也仍然得到保护,没有人去抢他们的土地”;“以色列同样尊重作为以色列公民的阿拉伯人的这个地产,不存在着像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强占、圈占土地,那种剥夺所有权的那种东西”,“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不当兵,显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被剥夺权利”,“不当兵就相当于不纳税,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权”。


秦教授的论述逻辑大致是,希望用这些来证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暴力行为是完全违反道义的,而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暴力则是正义范围内的自卫,好比美国在9.11后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阿拉伯人我们要把他们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非以色列籍阿拉伯人,也就是现在归属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另一类是以色列国阿拉伯族公民。很多人谈巴勒斯坦问题时,连这两者都区分不清楚,由此产生了诡辩的空间。


笔者在以前指出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的权利剥夺是系统的,从土地(包含住宅权),到合法经营权,到发展权等等。以色列依据《安全地带法》和《缺席者财产法》,永久性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土地,其中1967年至1979年之间,被各种方式没收的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约153.3万杜纳姆,占私人土地数量的45%以上,这些土地就像欧洲人在北美的“西进运动”一样,完全是通过驱逐、没收等暴力手段获取的,卡特总统称之为西岸殖民化(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第36页)。


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并掠夺走约旦河西岸67%和加沙地带42%的土地。并且巴以和平谈判30多年来,以色列一直拒绝归还多数掠夺的土地,秦晖教授所说的 “他们(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拥有的财产在后来的以色列国中也仍然得到保护,没有人去抢他们的土地”一说的依据是什么呢?难道是阿拉伯人无偿赠予以色列人的吗?


再者,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土地,所受的侵犯远甚于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从1947年巴以分治的时候,以色列土地境内阿拉伯人拥有的,明确具有土地产权的土地为144万杜纳姆,加上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占领的加利利地区,以及部分西岸地区的阿拉伯土地,这时候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约460万杜纳姆,但是以色列通过抢占、驱逐、征用等手段,让这些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减少到50余万杜纳姆以下,到1981年他们实质拥有39.7万杜纳姆(以色列史学家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60页;北大教授王宇:《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地位与生存情况》,第76页),丧失了90%以上的土地,他们的地权又何曾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呢?


至2020年,以色列迁居西岸的定居民已经占据了多数原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绿色为巴勒斯坦人“保留地”


正像汤因比1961年在与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辩论赫尔佐格中说的那样:以色列就像纳粹德国抢夺犹太难民财产一样,抢夺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以色列一半以上的私有财产和土地属于逃离的阿拉伯人”,他们现在住在家门外,他们沦于贫困, 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侵略军逐出家园的那种人了(关于这次辩论全文可参见: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60f70ef408db6e63d83e40bb/t/62a6b8d81f260d6bfc3dbd73/1655093464463/Herzog-Toynbee+debate+transcript.pdf)


秦晖教授所谓“阿拉伯人不当兵,也不用纳税”,也大概是基于对前些年比较流行的“印第安人没有选举权,就不用纳税”一说的想象演绎。但是实际情况是,基于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不信任,阿拉伯人确实不用服兵役,但是依旧和犹太人一样纳税。并且依据《退役军人法》,以色列的多数福利与兵役挂钩,因此大量阿拉伯人享受不到学费、住房贷款、求职方面的优惠政策。所以,把阿拉伯人排除与兵役之外,只是给他们带来很多社会福利损失,而不是享受“特权”。


另外,基于以色列强调国家的“犹太民族性”,阿拉伯族公民各项权益都受到歧视,曾经受到20余年的军事管制,才最终获得公民权;至今阿拉伯人的收入和受教于水平远低于犹太人,在21世纪初,阿拉伯人获得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24%,而犹太人为57%,阿拉伯公民占国家总人口20%,但是该国贫困人口的41%为阿拉伯人,全国40个贫困城镇,其中36个是阿拉伯人定居点。虽然这些跟阿拉伯人本来经济文化基础薄弱有关,但是也跟明显的歧视政策有关,所谓阿拉伯人是“二等公民”也毫不夸张。


因此,实际上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虽然不直接参与暴力反抗,但是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是支持态度,而非一些自媒体所描述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感恩于国家的开明制度,甚至比犹太人还卖力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第四,关于阿拉人是否对纳粹犹太大屠杀负有责任,即英国二战期间对欧洲犹太难民的真实态度。张平教授和秦晖教授在巴以建国前后的很多历史论述方面,也有违背事实或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张平教授说:“如果不是他们(阿拉伯人)当年入侵占领了犹太人的故土,如果不是他们在三十年代阻挠犹太人的回归,犹太人也不至于流离失所到那个程度,甚至面临大屠杀也无处可去”。


的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之后占领了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没有侵略犹太人,因为这里的犹太人驱散流亡500多年,阿拉伯人是战胜了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得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与犹太的巴勒斯坦并没有传承关系,说入侵故土不太妥当。


将二战期间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归咎为阿拉伯人也欠妥当。这方面,秦晖教授更指出:“早在二战期间,逃避纳粹暴政的犹太人就大量的向巴勒斯坦迁移,这个时候的英国的确给予了支持”。二位教授的观点,让人产生阿拉伯排犹,而英国人保护犹太人,为此,阿拉伯人要间接承担欧洲犹太大屠杀的责任,而英国则是充分发挥了人道主义,减少了屠杀损失。


而实际情况是,基于犹太人激进的土地扩张政策,导致大约30%的阿拉伯人流离失所,因此1936年前后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抗议事件。但是阿拉伯人作为被统治一方,无权决定犹太人的去留,就像一战结束时,英国可以完全忽略阿拉伯人的意见,坚持准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一样。


毫无疑问,拥有巴勒斯坦管理权的英国,对德国推行绥靖主义的英国,对犹太人无法进入巴勒斯坦负有主要责任。英国于1939年发表了《麦克唐纳白皮书》,规定再开放7.5万难民名额后,不准再允许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是其实1940年至1945年之间,仅有4.1万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


英国政府1939年发布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麦克唐纳白皮书》,终结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包容政策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制订了Aliyah B计划(犹如后来摩萨德的“魔毯计划”)来营救犹太难民,但是英国残忍地用军舰驱逐难民船142艘,遣回难民近10万,使其再次落入纳粹虎口;或者用暴力手段,击沉难民船,共约有1600人溺亡;即便是成功上岸的,也都遣送到遥远的毛里求斯,安置在条件极差的集中营内。


英国安置遣返犹太难民的集中营地,以及到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二战中下降情况


因此,英国在二战中对犹太难民是很苛刻的态度,这也是巴勒斯坦犹太人产生极其严重反英情绪,不断对其恐怖主义袭击的原因,秦晖教授所言的“这个时候的英国的确给予了支持”,是与史实相违背的。


第五,民族自决权是否包含认定和选择自己土地权利的问题。比如,张平教授说“民族自决权包括一个民族认定和选择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权利!因此,犹太民族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园”,大概是想表达以色列有天然地、不可质疑的在巴勒斯坦自由建国的权利。但是这种说法在国际规则上是不存在的,根据联合国《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决议》等有关文件,民族自决权是有严格空间限制的,即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自决,而不能到其他民族土地自决,更不可“认定”一个地方去自决,否则,一些有扩张野心的民族完全有理由煽动本国国民自决,主张他国土地(比如日本人韩国人都可以利用自决,“认定”中国东北是他们的土地)。


再者,在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独立建国问题上,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所有民族的一起自决,而不是某个民族单独自决,这样的话,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新移民就会吃亏。


联合国之所以同意美苏的“分治提案”,在巴勒斯坦地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是一种“特事特办”,即照顾犹太人面临大屠杀的损失,宗教情感,以及有50余万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现实,在巴勒斯坦而不是犹太人所聚居的欧洲,给其成立一个国家,这种异地自决是全球民族自决史上的唯一特例。


第六,以色列是否返还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问题,以及巴以冲突的原因。秦晖教授说:“第一个荒谬就是只说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不断变大,就不提以色列曾经好几次把他们控制下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人,,是有好几次的,1956年就有一次,1975年又有一次,巴奥斯陆协议以后又有一次,以色列好几次向阿拉伯人返还土地的” ,“而且返还以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又去主动挑起战争,进攻他们”。


返还土地是1970年代以来巴以冲突最核心问题,近半个世纪反复暴力和伤害都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但秦晖教授的讲述完全与历史完全脱节,再次暴露秦晖教授对此的不严谨和知识盲区。


首先是以色列从来没有在1956年和1975年返还土地,只有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给埃及返还了西奈半岛,但是没有履行协议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撤出巴勒斯坦占领土地的承诺。对于巴勒斯坦土地归还,只有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至戴维营协议之间,以色列返还了不到40%的占领的西岸土地,以及加沙地带土地。秦晖教授所说的巴勒斯坦人土地“大了又变小,大了又变小”是从来没有的,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土地就是历史最大值,自从1967年战争后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秦晖教授所言“而且返还以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又去主动挑起战争,进攻他们”,更是凭空杜撰。上文所说,以色列返还领土始于1979年《戴维营协议》,但是自从《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阿拉伯人从来没有挑起过战争,之后唯一的一次阿以战争,即1982年战争,是以色列主动出击挑起的,何来在返还领土后又挑起战争?


其次,1970年代之后巴以或阿以冲突,关键是以色列是否信守和谈协议,以及联合国242号决议,交还占领领土。以色列信守承诺交还了西奈半岛领土(当然也是一种减少树敌,集中力量消化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一种策略),因此埃及以色列之间实现了永久和平,这45年间埃及从来没有挑衅过以色列,一直是对以色列最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之一,所以并不存在阿拉伯国家不知足的情况。


反而是以色列拒绝执行《戴维营协议》、《奥斯陆协议》等文件关于归还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准许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承诺,按照1967年联合国242号协议,巴勒斯坦领土应该有6200多平方公里,现在以色列只返还了2500余平方公里,并且控制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存资源,继续在占领土地上进行军事管制,甚至大建隔离墙,不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不断系统侵犯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导致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反抗的不断。所以,秦晖教授只指责一方,而不看另一方更大的责任,是不客观的。


绿色和浅绿色为巴勒斯坦人有管理权的土地,严重少于联合国规定的土地,其余依然被以色列占领控制


总之,张平、秦晖教授试图通过一些历史解释,来构建阿拉伯人历史责任更大,犹太人更无辜的正义链条,但是这些历史解释和史实运用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杜撰的,引申出的正义结论也是有问题的。以上也并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而是他们论述基本框架存在明显倾向性、非客观性,笔者只不过是择一些事实问题讨论商榷。当然,笔者作为晚辈没有资格对两位令人尊重的学者做出其他评述,只是觉得两位教授,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轻率,基于认真考证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才有公信力。


网民嚎叫:


bsmile 发表评论于 2023-11-10 08:44:19

没想到这种历史性的严肃的学术讨论也能够带着个人的意识形态。给人戴帽子的评论就跳过去了,有几个也说了另一方面的观点的评论还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以色列人兴修农业等等,然后阿拉伯人寄生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估计讲的是以色列在不适合自然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区的努力吧,如果是的话,通过近千年来的历史去剥夺以色列在那里的生存权的确没有道理。

争争日上 发表评论于 2023-11-10 08:22:08

先不论谁对谁错,任何学术权威都有被质疑的权力,这是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allymcbeal 发表评论于 2023-11-10 08:04:23

按张平秦晖的逻辑,估计姓爱新觉罗的到今天都有故宫资产的所有权吧。。。


谢选骏指出:古人说,“皇帝不急太监急”,今人是“皇帝急了太监就急”——我看中国学术界为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这两拨殖民者拼命抢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圣地而“君子动口”,深感中国人没有主见,只有随着外国主子叫唤,可悲。这就体现为“中国学术界的太监本色”——或者马列主义,或者西方主义,就是没有中国自己的主义……这甚至不如亡于英国的印度人,最多也就像供奉了阿拉伯宗教的波斯人和亚非野蛮人。


《康乃爾華生仇猶被捕 母親曾在以色列念研究所》(記者劉梓祁/紐約報導 2023-11-09)报道:


康乃爾大學華裔學生戴派翠克被指控在網上發布威脅,並稱要殺害該校猶太社區成員的華人學生,遭逮捕過堂。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一名華人學生上月因發布仇恨言論而遭逮捕並被聯邦控罪,其家人事後稱他患有精神疾病,但法官迄今尚未考慮是否對被告進行保釋;在月初首次過堂後,其母親公開表示,其子已在第一時間發表道歉貼文,並出現抑鬱症加重情況,但外界沒有完整呈現事件經過。


根據當地警方,21歲的華裔大三學生戴佳宇(Patrick Jayu Dai,音譯)在上月31日遭到警方逮捕,因他揚言謀殺或傷害同校猶太群體,被以聯邦刑事罪名起訴。起訴書顯示,紐約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指控其「使用跨州通信發布威脅要殺害或傷害他人」,若罪名成立,最高將面臨五年徒刑與25萬元罰金。


在本月1日過堂後,戴佳宇的母親劉冰(Bing Liu,音譯)於本周公開表示,其子已在被捕前幾日為所發布威脅言論道歉,並相信事件發生部分原因由其服用的抗抑鬱和焦慮藥物導致。劉冰所指貼文顯示發布於10月28日,內文開頭寫道「對不起,人們在現實生活或在線空間中都不應該容忍分裂言論。我為此道歉。」


另外,文中還提到,「一個更卑劣的人可能會試圖藏在面具之後,這正是我所做的。因為千里之外的殘酷戰爭而呼籲對人們施以暴力是可恥的。更可恥的是,以無辜平民為目標是沒有任何藉口的,更不用說我的同學了。」


聯邦檢察官則表示,戴佳宇在發布的多條貼文中威脅要「掃射」主要供猶太學生用餐的食堂,並在校園帶上突擊步槍,對大學內的所有猶太學生開火。為此,檢方以危險和逃跑的風險為由申請對他拘留,並交由聯邦法警監管。


劉冰說,該道歉貼文由聯邦公共辯護律師交予手中,並是所收到一攬子證據中的一部分。對於兒子所面臨指控,她認為其清白或有罪尚未確定,並強調道歉貼文中的言辭更接近戴佳宇本人作風,且在他被捕前發布。


因此劉冰質疑道,檢察官、聯邦調查局和校方並未公開分享作為「重要信息」的道歉貼文,導致媒體無法完整呈現兒子形象,並對他「未來」發展造成傷害。該帖子目前已無法在網絡搜得,聯邦檢察官亦拒絕就此案發表評論。


劉冰回憶指,在威脅言論首次出現當周,戴佳宇與15歲的弟弟留在家中,因他的抑鬱症狀疑似加重。因擔心長子心理健康,劉冰會在每周五去校園接其回家,並在周日送回。她形容戴佳宇在課堂內外都非常有紀律性,但曾因過渡困難而休學三個學期,並疑在新冠疫情早期加劇心理困擾。


據了解,今年夏天戴佳宇被要求服用抗抑鬱藥物,但他曾抱怨其令自身感覺更加不適。劉冰表示,萬聖節當日曾給兒子發去短信,但沒有收到回應,隨後驅車去校內尋找,後被警員告知兒子正接受詢問。


調查期間,聯邦探員亦前往戴佳宇家中搜查,沒收多台筆記本電腦,以及一把母親購於2020年的獵槍。劉冰說,兒子從未接觸槍枝,也從未對猶太人表現敵意。在以哈戰爭持續下,曾在2000年在以色列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她還指,兒子曾將政治黨派化視為「疾病」,認為善良才是正道。


消息指,戴佳宇的案件或會涉及心理健康評估,其家人亦計畫會見心理治療師、討論治療方法。公開資料顯示,戴佳宇的父親為中國天津大學教授戴建明,研究領域為「太赫茲波光子學、超快激光與現象」,並曾在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


針對此案,北區聯邦公共辯護律師皮布爾斯(Lisa Peebles)拒絕發表評論,並未有回應本報關於戴佳宇移民背景和中文姓名的詢問。皮布爾斯已要求舉行保釋聽證會,定於9日舉行。


谢选骏指出:这个忧郁症孩子的母亲曾在以色列留学,大概率地受到了心理创伤,因此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他虽然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喜欢动手的族群却不这么看,所以把他当做恐怖分子抓了起来。但是也由此让人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学术界的站队”的背后,是否也有的心理问题忧郁症。就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夺权,也是依据了中国的内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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