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美国”——阴阳同体的妖怪

《“中美国”的起与落：“世界最成功的合资企业”如何走向解体》（PETER S. GOODMAN 2023年11月15日）报道：

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和中国的国运融合在了一家独特而宏伟的“巨型企业”中。

美国人视中国为一切折扣店的源头，购买数量惊人的低价工厂产品。各大品牌利用中国作为削减成本的终极手段，在那个工资低廉且禁止工会存在的地方生产它们的商品。

中国的工业为美国家庭带来了电子产品和家具，而工厂的工作岗位也让无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领导人凭借这架巨型出口机器带来的收益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使美国的借贷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也让美国的消费热潮得以持续。

这两个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的国家，一个由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塑造，另一个被专制的共产党所统治，但它们却联手投入到一项无比重要的事业之中，以至于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来描述这种“共生经济关系”。

如今，谁也不会用共生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美关系了。在华盛顿，两个几乎没有任何共识的政党都一致将中国称为地缘政治对手和中产阶级安稳生活的致命威胁。在北京，领导人指责美国故意打压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合法地位。随着两国努力减少对彼此的依赖，全球企业都在调整自身的供应链结构。

“中美国”让位于贸易战，两国都加大了关税征收并限制了关键产品出口，从先进科技到用于制造电动车的矿产无所不包。

美国企业正在将工厂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政治风险较小的地方。中国企业则专注于对盟友及邻国的贸易，同时寻求让国内供应商来提供被禁止从美国企业购买的技术。

如今，美国已经放弃了过去几十年间宣扬商业乃中国民主化源泉的那套说辞，转而默认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决心镇压国内异见，并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

在中国领导层看来，经济一体化将巩固和平关系这种曾经盛行的信念已被一种强势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即中国要挑战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在完美的政治世界里，这两个国家堪称天作之合，因为它们完全互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黄亚生表示。“从本质上讲，这两国就好比在不了解对方宗教信仰的情况下结了婚一样。”

但离婚却是个不现实的选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紧密相连。中国的制造业已从鞋类和服装等基础领域发展成为先进产业，包括那些对限制气候变化的破坏至关重要的领域。美国仍是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导致关系恶化，但这两国仍然相互依赖，它们各自的角色没那么容易被取代。

虽然已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印度，但苹果的大部分iPhone都由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电池制造商，生产此类产品所需的镍等关键矿物的精炼也由中国企业主导。在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的供应链中，中国企业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三的份额。

从好莱坞电影公司到跨国汽车制造商，再到卡特彼勒和强鹿这样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中国成为了全球各大品牌最主要的销售来源。英特尔、美光和高通等电脑芯片制造商大约三分之二的营收都来自中国的销售和授权协议。

这些商业纠葛的强大拉扯力也存在于周三习拜会预计将讨论的话题背景中。在旧金山一场国际峰会上的会晤将是他们一年来的首次会面。

这种关系从来就不可能天长地久

尽管如此，两国的政治分裂将持续下去的前景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为找到地方来取代中国作为它们所依赖的世界工厂，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探索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墨西哥和中美洲正在获得投资，因为向北美销售产品的公司正在那里设厂。

广告

一些贸易和国家安全专家将这些变化称赞为对几十年经济增长模式早该发生的调整，那种增长是靠美中之间危险的相互依赖推动的。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虽然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减少）维持了美国的低借贷成本，也鼓励了投资者寻求更高的回报。这导致了金融投机者大肆购买低等级的抵押贷款，引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财政部前官员、现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学家的布拉德·塞瑟尔说。

“这当然是一种形式的相互依赖，”塞瑟尔说。“但这里面的观念是不可持续的，那就是中国存钱、美国花钱，中国放贷、美国借款，这些都是好事，因为我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是互补的。”

这次疫情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依赖中国工厂生产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必不可少商品的风险，还有健身自行车和智能手机，所有这些东西在疫情期间都变得稀缺。港口陷入混乱，海运价格上涨等问题，暴露了依赖大洋彼岸单一国家的危险。

拜登政府将这种扰乱以及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作为一项产业政策的推动力，该政策旨在鼓励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扩大与盟友的贸易——尤其是在计算机芯片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但也有经济学家警告，即使是少量工厂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价格，同时减缓全球经济增长。

从2017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份额已减少了5%。据哈佛商学院劳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达玟·楚尔的一项研究，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更高，比如，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价格比从中国进口高10%，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高3%。

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提高，但没有其他国家的制造能力像中国那样纵深且广泛。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中国是怎样开始押注贸易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启了一系列市场改革，试图将国家从贫困和孤立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通过制造产品并销往世界来积累国家财富。中国官员们在建设高速公路、港口、发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同时努力吸引外资。

这些努力在2001年达到顶点，中国在那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本国产品出口赢得了全球市场准入，作为交换，中国承诺向外国竞争对手开放国内市场。

美国领导人支持把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他们那样做不只是为了把巨无霸和推土机卖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2000年在国会将进行一次关键投票的前夕宣称。“它还同意进口最珍爱的民主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 ”

但在如此高尚的言辞背后，美国的品牌想要更多地进入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工厂能生产比其他地方更便宜的商品。

“中国生产的产品是工薪家庭买得起的，”时任著名连锁店 Pier 1 Imports首席执行官的克拉克·约翰逊1998年代表美国零售联合会在国会作证时说。

这个表述在国会赢得了足够的票数。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年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增长了五倍，达到每年5040亿美元。

沃尔玛是一家热衷于低价的公司，在新兴城市深圳建了一个采购中心。沃尔玛将周边工厂的数百名代表召集到这个中心。他们坐在木椅上，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沃尔玛能要到最低的价格，因为隐含的威胁是，如果一家工厂犹豫的话，沃尔玛能从同一间等候室里召唤来另一家工厂的代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年后，沃尔玛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上花的钱已达150亿美元，几乎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八分之一。据一项分析，十年后，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490亿美元。

从中美贸易中获益的是走进商店的几乎所有人。据一项研究，从2000年到2007年，从中国进口产品相当于将美国家庭的平均消费能力提高了约2%，也就是美国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1500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5年，中国商品将美国的物价每年压低0.19%。

被甩在了后面的人

受中国进口产品伤害的群体集中在显而易见的地方。曾经繁荣的美国工厂城镇陷入了失业和绝望状态，以前的餐馆和五金店被食物赈济处和当铺取代。

据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发表的一篇论文，从1999年到2011年，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激增导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导致更大的经济范围里减少了200万个就业岗位。

由此引发的愤怒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他曾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发誓要发动贸易战。

“我们不能让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

这种煽动性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消除了生活成本上涨的现实相冲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谴责在许多工人阶级社区引起了共鸣。

中国工业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说法有真实性。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贷款向大企业提供大量信贷。中国的工业企业还能通过与地方官员分享利润来逃避环境法和劳动法。中国的市场对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仍充满了壁垒。那些在华投资的外企面临知识产权被公然盗窃、产品被猖獗仿造的严重问题。

然而，美国也在很多方面从对华贸易中受益。更便宜的商品帮助了家庭应对收入停滞的问题，同时充实了企业资金。问题是，企业的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在中国生产产品的公司的股东们，而美国政府未能减轻那些被甩在后面者的痛苦。

一个名为“贸易调整帮助”的联邦项目原本是为了补偿那些因廉价进口商品失去工作的人，为他们提供现金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培训。但国会批给这个项目的资金严重不足。据一项对美国劳工部数据的分析，2019年，有资格领取这项福利的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得到了帮助。

简单的政治口号远比贸易效益的复杂计算容易理解，这让公众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工业只是一种压榨他人的力量，美国人“只是被它利用了”，康奈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她曾任拜登政府国务院的官员。“我们在利益分配方面做得不好，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人情绪的部分变化似乎反映了他们对一个结果的不满，那就是与中国接触并没有带来这种接触承诺的政治转型。

中国政府用其巨大的贸易顺差扩大了军事力量，危及到菲律宾等邻国。中国政府针对新疆西部地区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建立了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机器。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也未能推动中国政府承诺的市场改革。相反，习近平的政府扩大了国有企业的权力，同时打压私营部门。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强迫外国汽车制造商与国有汽车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现在，一批从这些合资企业获得了专业知识的中国新企业正在夺走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

最终，接触政策带来了目前的时刻，开启了脱离接触的混乱且令人困惑的过程。

拜登政府提出理由称，通过减少对中国工业的依赖，美国的经济将变得更有韧性，在面临冲击和冲突时更不容易被扰乱。

但越南等国家制造的许多工厂产品仍含有大量中国生产的零部件和材料，据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国际贸易专家卡罗琳·佛洛恩德的研究。

随着“中美国”的解体，世界的供应链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会涉及更多国家的更多工厂，但仍依赖主要由一个国家制造的关键部件。

“世界仍依赖中国，只是在依赖的过程中绕了许多弯而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塞瑟尔说。“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变多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本来学习国民党，通过“出口加工”出卖廉价劳力、建立血汗工厂，但是由于原始体量过大甚至超过美国，“中美国”就变成了——阴阳同体的妖怪。

《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国反美宣传转向》（王月眉, JOY DONG 2023年11月15日）报道：

就在不久前，中国的政治宣传警告，美国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只是作秀。国家安全机构敦促民众要警惕美国间谍。官媒上都在传播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他声称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谈论美国的语气突然发生了转变。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一发表了长篇英文文章，讲述了习近平对美国普通民众的感情“历久弥新”。文章中的旧照重温了他与艾奥瓦州的一名农民开拖拉机和重访一名美国大学生的《星际迷航》主题卧室的场面，那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习近平在NBA比赛现场也留下了更多美好的瞬间，”该文章随后描述了习近平在2012年访美时的情景。“他一直非常专注地观看比赛。”

除此之外，新华网还发表了五论“中美关系如何重返正轨”的系列文章。其他官媒上的大量文章也都关注了美国芭蕾舞剧院和费城交响乐团最近访华的消息，或是“二战”期间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老兵的故事，其中一些人本月访华。有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老兵访问中国城市，期盼中美友谊地久天长》。

这样的变脸是北京为习近平本周访问旧金山所做的部分铺垫，这是他六年多以来首次访美。预计他将在周三与拜登总统会面，两位领导人都试图稳定两国关系。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至洁表示，北京可能特别希望通过此次会晤来安抚投资者和外商。由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消费支出疲软，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中国领导人大概很渴望向企业和投资者表明，中美关系不是一个重大风险因素。

“这种政治宣传不是为了说服，它根本没有说服力可言，”陈至洁说。“它主要是为了发出信号，希望接收者能读懂这个信号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也就是进行投资或恢复交流。”

即便这种宣传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在海外，但许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也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突然转变，并为此困惑不已——至少也能体会到讽刺的幽默。有人在微博上开玩笑称，多部抗美援朝的新剧恐怕要被暂停播出了。一个热门米姆故意混淆视听，展示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宣称要将破坏中美关系的人绳之以法。

另一篇帖子列举了官媒近期发表的宣扬中美友好的真实社评，一位评论者写道：“到底往后还需不需要恨美国，也不明说一下。”

在社交媒体上的挖苦之外，一些中国学者和作家也对中美关系解冻的前景表达了更为谨慎或悲观的态度。民族主义新闻和时评网站观察者网的专栏作家指出，两国都在为自己的长期战略利益做出短期让步。

中方发表的文章即便说得再天花乱坠，也还是对美中人民的友好和两国政府的关系做出了区分。一些官媒继续警告，加州的会晤结果如何将取决于美国，这符合北京一贯的立场，即中美关系紧张的责任全在美方。

北京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教授王缉思在周一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写道，习拜会的确意义重大，但未来这样的会晤不会有太多，因为美国将进入大选年，反华言论可能激增。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王缉思写道，“我只谨慎，而不乐观。”

谢选骏指出：王缉思是个共产党，他和同类究竟是想要继续阴阳同体，还是想要拒绝继续阴阳同体？

谢选骏：主权国家就是恐怖组织——国际人道法是强盗制定的

《以色列vs哈马斯：究竟谁犯下了战争罪？》（BBC 2023年11月9日）报道：

联合国认为，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

随着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譬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指责以色列对加沙（Gaza 加萨）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犯下了“战争罪”。不过，以色列则表示自己有权自卫并摧毁哈马斯。

10月7日，哈马斯组织袭击以色列，杀害了1400人并且劫持了200多人。此后，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联合国和一些人权组织谴责哈马斯的行为，同时也敦促以色列展现克制。

根据哈马斯卫生部统计，已有超过1万人在加沙地带丧命。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加沙正在变成“儿童的墓地”。

国际人道法是什么？

联合国称，在任何冲突中，保护平民是最先要考虑的，而且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凌驾法律之上。这里所指的法律为国际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法学院和人权中心副教授塔拉·凡·侯（Tara Van Ho）向BBC解释称，“一方的违法不能成为另一方违法之借口。同样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马斯之间的力量差距，也不能改变任何一方该负的责任。”

《日内瓦公约》

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1939-1945年）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使得战后对此进行立法，以及联合国的成立。

1949年订立的《日内瓦公约》（the Geneva Conventions）包括四个主要原则：

治疗人员和战区内的医院必须受到保护，并且可以自由工作。

在战斗中受伤并不再参战的人有权接受医疗治疗。

战俘必须受到人道待遇。

交战方有义务保护平民（这包括禁止瞄准民用基础设施，如电力和水供应）。

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谋杀的人数比任何其他纳粹集中营都多，而且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死亡营地都要多。

什么是种族灭绝？

此术语是由在纳粹大屠杀中失去了大部分亲人的波兰犹太律师拉斐尔·勒姆金（Raphael Lemkin）所提出。

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种族灭绝公约》。

塔拉·凡·侯告诉BBC，“种族灭绝的关键在于，行凶者不仅仅是打算杀害个别人或军事武装团体的成员。他们打算完全或部分地消灭该群体，而该群体通常是有其特定的身份。”

此外，种族灭绝包括杀害、阻止生育和强制转移儿童。第一个被此法判决有罪的人来自卢旺达，胡图人让·保罗·阿卡耶苏（Jean-Paul Akayesu）。他于1998年在联合国支持成立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上，因为参与1994年屠杀图西人（Tutsis）的种族大屠杀而被定罪。该起悲剧造成80万人死亡。

此外，在联合国支持的法院中，还有两起案件被以种族灭绝起诉，分别是柬埔寨红色高棉在1970年代对少数民族占族人（Cham People）和越南人的屠杀。以及1995年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造成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童死亡。

来自卢旺达，胡图人让·保罗·阿卡耶苏因为参与1994年屠杀图西人（Tutsis）的种族大屠杀而被定罪。该起悲剧造成80万人死亡。

反人类罪

反人类罪指的是针对平民的攻击，而且并不单单针对特定族裔或种族群体，与种族灭绝不同。

反人类罪包括谋杀、驱逐、奴役、性暴力、种族隔离、酷刑和强迫失踪。塔拉·凡·侯博士解释，“首先，你必须分辨攻击是否真的针对并且瞄准平民，还是实际上是因为攻击参与军事行动的个人或是军事设施后而伤害到了平民”。

她又说，“其次，这些攻击必须有组织性，使得这些攻击是广泛或系统性的，并且参与其中的人知道他们是这次军事攻击的一部分。”

战争罪

武装冲突必须正在进行中，才会犯下战争罪。塔拉·凡·侯博士解释说，虽然来自各地，不同条约列出了许多战争罪，但最常见的因素是指做出“那些不必要地伤害应该受到保护的人，或者妨碍人道组织能更有效进行的行为”。

目前，国际法院正在调查缅甸在2017年军事镇压中是否犯下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罪，当时有近百万罗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

罪行如何被起诉？

国际法院（ICJ）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国际法院对另一个国家提起诉讼。

目前，ICJ正在调查缅甸在2017年军事镇压中是否犯下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罪，当时有近百万罗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此案件是由非洲国家冈比亚（Gambia， 甘比亚）提起诉讼。

国际刑事法院（ICC）于2002年成立，用于审判个人犯下的上述罪行。这是一个终极法院，只有在国家当局无法或不愿起诉时才会进行干预。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以色列并未签署相关协议，而巴勒斯坦当局于2015年加入了ICC。

ICC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最近访问了埃及，但未能进入加沙。在记者会上他对以色列军方发出了警告。

他说：“他们需要证明，任何影响无辜平民或受保护对象的攻击，必须按照战争法和习惯法进行”。他又提及“对于每一座住宅，对于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座教堂，任何一座清真寺 ，这些地方都该受到保护，除非保护地位已经丧失。而证明保护地位丧失的责任在于那些开枪、发射导弹或火箭的人。”

此外，被哈马斯袭击的以色列受害者也呼吁国际刑事法院（ICC）开始调查，尽管以色列过去反对该法院。

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国际刑法律师兼讲师，雅埃尔·维亚斯·格维尔斯曼（Yael Vias Gvirsman）代表了超过40名被杀害、被劫持或失踪的受害者的以色列家庭。她告诉BBC说，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犯下了反人类罪：“让ICC为每个人履行其职责吧”。她又强调“受害者应该得到他们的真相和正义的那天到来。”

塔拉·凡·侯则向BBC解释，追求问责永远不该是“绝望的”工作。但是，她同样意识到力量平衡所起到的作用。她说：“对ICC的一个重大障碍是，一些关键资讯只有一些国家或武装团体持有，他们不太可能自愿提供该信息”。她也忧虑，在每个国家都是希望先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实现问责和正义将是一场“困难的斗争”。

“不幸的是，我们正在目睹平民为这些选择付出代价。”她补充说。

谢选骏指出：国际人道法是强盗制定的——因为国际人道法是在为强盗行为制定法则，就像美国加州制定的“抢劫千元以下就算合法”的强盗逻辑。那么，在为非作歹的主权国家和恐怖组织发动全面战争甚至“人民战争”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平民”和“战士”呢？恐怕无计可施——因为，主权国家就是恐怖组织。既然主权国家就是恐怖组织——那么国际人道法还有可能不是强盗制定的吗？

孔子的一生都在抵抗他父亲强加给他的“野合之子”的历史命运

《孔子的真面目是什么？真孔子就能够救中国吗？》（2011-03-20 张清一）报道：

我“批判”孔子和儒家，是因为孔子和儒家今天都还活着；我对研究和分析已经死去的学问不感兴趣，更不会花时间来这里写东西解剖死人；这是大学里的“国学大师”或者考古学家们干的事情。我认为看我博客的人也不是喜欢研究死文化的人，他们想从这里找到的，应该是“知行合一”的，新鲜活泼的生活智慧。

孔子和儒家今天依然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它活在官员和大众的心里，活在以为自己对传统文化和孔子儒家都“不屑一顾”的人心里。儒家思想今天依然体现在中国人的一切日常行为中，甚至渗透在文盲的日常行动中。这是阻碍我们民族迈向真正现代化国家的最大障碍，也是障碍我们民族寻找真正“幸福生活”的障碍；这就是“文化”的厉害，只要曾经沾上了，就很难洗脱，连不会读书都逃不掉；只要你在“儒家文化圈子中”生活过，就足以让“儒家思想”不经意地深入自己的言行举止。学堂的老师，都以为自己是学道家的，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看过《论语》，直到有一天，他们才发现自己骨子里原来就是“儒家信徒”。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彻底解析一下儒家，挖掘国人行为举止最深处的“根子”；特别是在中国人面临巨大变化的今天，思想习惯于“停留在过去”的，深受儒家惯性思维影响的国人，会无法迎接新的，更美好的生活。特别是现在的国人，连最基本的儒家功夫--“礼”的底线都已经丢弃，实际上思想上接受和无意识地应用的，是儒家思想中最不可取的一部分，这必然导致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

目前社会的“乱”和“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只是希望不要快速堕落为“大乱”和“大愚”而已。只是希望国人在未来的“大变乱，大精彩”中，会因今天的思考，去自己的思维深处找到自己对此应负的责任---我们对自己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负有责任，当你把责任推开，也同时推开了自我的救赎。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必要现在来剖析孔子和儒家。在目前尚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做的情况下来写孔子和儒道思想解析，绝非是“学术的热情”，而是“世俗的必要”。

有些人对于我批评孔子的言论，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他们并未挑出行文和分析论证中的问题，也没有反驳逻辑推导的过程；也承认儒家的确带来了一系列中国人的问题和历史灾难。但是他们提出：孔子的原始思想和后期被篡改过的儒家是否要区别对待？在批判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儒家，被朱熹篡改后的儒家时，是否需要把孔子的原典儒学区分呈现出来？只要还原“真实的孔子”，是不是就对今天的人们有帮助有价值？

这些人的思维模式，正好就是儒家传统的思维观点：“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国人们对于自己心目中的“伟大人物”--圣人，很难接受他居然有缺点，甚至很难接受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即使自己发现圣人明明有毛病，也要装看不见的样子来自欺。发现别人看见了圣人的毛病，也要说“嘘，千万别说出来”，以为这样才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一种学术文化体系，一种“国家学问”，居然会把容忍缺点和假装弱智当做美德，与西方认为学术就是追求最高实相的原则完全相反；因此儒家在通过否认现实，拒绝真相的方式，让大家表面上“和谐”的同时，也必然纵容缺点甚至恶行，或者会让本来很小的事态，演化为严重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不是君子，我是小人---我更愿意自己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人儿。（道家修行的境界，不是看你成为多大的“大人”，而是看你与婴儿接近的地步（如婴儿之未孩-老子）。所以，道家的有道之士，估计都是“小人”）。我更愿意把自己看到的“真相”无保留地揭示出来，尽管这些真相很不好看，也很难接受！

董仲舒的儒学，以及朱熹的儒学固然不是什么高明的东西，孔子也的确是被他们利用和篡改了。问题是：我也不认为孔子本人就有多高明。实际上，我认为孔子远远比不上先秦的墨子更有思想和更有眼光，以及更有行动力，更有影响，对社会的认识更清楚，对帮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更有价值。更别提与《老子》相比了。

我至今都没有让孩子以及学堂的学生们背诵儒家的圣经《论语》。对于一家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私立学堂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论语》当然有一定的价值，不过作为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我觉得让孩子们背《老子》；《心经》，《金刚经》；《黄帝内经》，《淮南子》；《吕氏春秋》；甚至是背《张三丰内家拳经》，都要比读《论语》回报率更高一些。

因为我读《论语》的时候，怎么也读不出“肃然起敬”的感觉；看孔子的作为，怎么也生不起“亦步亦趋”的追随之念。读《论语》时，我常常能够读出孔子的悲哀和无奈，能够读出孔子的言不由衷和敷衍，能读出他的言外之意，也能够读出他的伤感和失意。在我看到孔子言论中一些很值得欣赏的智慧闪光时候，我同时也会发现他很多自相矛盾和逻辑冲突的地方（例如孔子有“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灵动智慧，同时又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不化）。

有时候，觉得孔子很可亲；有时候，又觉得他很可怜；他终生抱有“远大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一生，却一生郁郁不得志。我相信孔子死的时候，一定是“死不瞑目”的，他这一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如果有轮回，他一定会再次回到这个国家“从头再做”吧？我才不会相信他如后世吹捧的，到天国去主持文化部教育部工作，当“文曲星”去了呢。

有后人们把孔子当年的不得志，解读为统治者不珍惜人才。坦率说，我根本不认为孔子是什么高明的人才，他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典型的书生；我相信当时的王侯们也同我一样不认同孔子的实际工作能力。因为当年每一个封国的国王，都是希望“富国强兵”的，都是“求贤若渴”的，只要真有本事，利国利民，岂能不用？当时的王侯们不像是后来“大一统”后的皇帝天子根本就不要本事和能力，也不在乎富国强兵，只在意“稳定压倒一切”，保住自己的皇位才是最要紧的“事业”。因此孔子“刚下海”的时候，这些王侯们也有人慕名见了孔子，但是一听夫子说的一套迂腐不堪的“治国之道”后，就知道是“书生之见”，不堪使用而放弃；以至于后来列国的“老板们”都看透了孔子，就没人再愿意见孔子了。因此弄得孔子“周游”后期，常常“惶惶如丧家之犬”一样到处流浪。

孔门弟子们也难以解释这种情况，于是就又编了个神话，说是孔子当年不见用，乃是因为“孔子太有本事了，弟子们也太厉害了，王侯们怕用了孔子之后大权旁落”，呵呵，真是笑话。只有不懂当时的历史现状和政治格局的人，也不懂孔子之学的人，才会为孔子的落魄找到这种理由吧？

仅仅从孔子杀少正卯一事，就可以看出孔子实在不是一个“会做事”的人，不仅比历史上的贤臣名相们差多了，甚至连一个干练点的小官员都赶不上；从这事的处理方式（上任七天就杀人），可以看出来他很迂腐幼稚，不理性，轻率，不顾及后果，又有些自以为是；因此后来在官位上混不下去是很正常的。首先这种行为是“违道”的，也是“不德”的；更是“不仁”，“不义”的。是否符合“礼”也不知道；更不幸的，这还是“不智”的---他没有去思考“少正卯是不是一定要杀呢？是不是还有不杀也能消除心头之患的方法呢”？这样的方法和选择其实有很多（道非恒道）。即使真的要杀，必杀，该杀，是不是可以找个好一点的，别人能够服气的理由来杀呢？只有几句让弟子们都不见得服气的“罪名”强加于人，即使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但是“为政”就是要让“别人服气”，而不是只管“自己痛快”呀！

容不下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人物，与孔子自己《论语》中要求的很多原则都不符合（比如他自己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杀了之后才扣个罪名，当然是虐杀）。他尊崇的周公也肯定不会这样乱做事，乱杀人（参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证明孔子连基本的判清局势，拉拢人心都不会。更别说在乱世将临的时候，要治理国家，不去好好“礼贤下士”，却把这种有本事，很有影响的名士杀掉，不是自毁前途吗？连曹操这种杀人不眨眼的军人，对于“击鼓骂曹”当场侮辱他的名士都不敢杀，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他不想杀，甚至不是没有理由，只是他需要顾及“社会舆论”和“不良后果”，只好隐忍不发；再对比一下孔子的作为，哪里像一个想要“中兴”的领导人物和智者呢？无论是眼光，心胸，气量，谋略，手段等，一项都没有，仕途上当然就不会顺利了。

如果孔子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好好考虑，就很轻率地做了，可以想象他“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死读书，认死理的儒生们往往都是这样；偏偏他一生又热心寻求“与政治挂钩”，当然就会一生不得志了。其实，在《论语》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孔子处理某些重要事情时这种超级幼稚的态度和方法。因此，说他是“乌托邦，理想主义”一点都不过分。可是他自己似乎一直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偏偏坚持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济世良方”，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推行“周礼”，这就是孔子一生最大的错位和必然的失落。

站在我的评判角度来看，甚至难以承认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我承认他的确是一个“好老师”，也很有知识和修养，但绝不是一个“智者”，也没有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论语》里面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思想和逻辑，缺乏前后一贯的体系，连一个“仁”的定义都无法界定，常常互相矛盾；当然他就更不可能是什么真正的“思想家”了，最多只是“思想者”而已。至于要封他当伟大的“教育家”就更不成了；因为当一个真正伟大的教育家，比当思想家更难；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想，更需要有行动和实践能力，要善于做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也善于培养各种领导者。这种伟大的教育家，必然同时是伟大的思想家。如佛陀，老子，耶稣等，才有资格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万世师表”的身份，是统治者为了进行愚民教育而树立起来的；这种“愚民教育”的内容，我不认为是真正的教育，当然我也就不认同孔子“伟大教育家”的身份了。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这样认同，这只是个名相而已。

《论语》中的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友好，亲切可爱，有点执拗，知识丰富，也比较有趣的老头。他与弟子们的关系其实很平等，绝非如后世被“供起来”的圣像一般“威严”和高高在上。有时候看他与弟子们的对话，当弟子们说一些昏话，提一些昏问题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常常有些无奈。弟子脑子不转乱提一些不着边的问题时，孔子也耐心地“打太极拳”，不乏幽默的地方；有时调皮的弟子会故意找到老师说话的漏洞和矛盾，孔子也会赶快解释一下，也常常自嘲。弟子们对孔子的某些话不认同，提出反对的意见，孔子往往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说错了”；也会对自己的处境和状态说一些笑话；这让我想到当时的场景，会不自觉地笑起来。总体来说，读《论语》的时候，觉得这老头还是很可亲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不过似乎别人眼里就不是这个形象了，似乎很伟大很威严。我认为是人们被传导的“万世师表”这种威严的先验映像吧。

今天的孔门弟子们会想象，当年不得志的孔子，如果出生在后世，就会转变命运了，可能历代的皇帝都会大大地重用孔子当国师吧？这样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伟大和文明的国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其实这也是幼稚，是不懂孔子，也不懂后世官家的浅薄思想。这种自做多情，就相当于因为鲁迅在当今中国大陆“备受推崇”，就推导他活到解放后会“很受重用”一样可笑。正好1957年有人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今天活着会怎样？毛倒是说了一句很真实的话：“要不关起来好好学习改造，要不就什么都别说别写”（大意）。大家以为鲁迅是郭沫若吗？

孔子当然不是鲁迅，因为他“温良有礼”的态度，封建帝王们应该不会杀他，只会“不屑”他；因为孔子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他身上保留的一些先秦时期“思想独立”的“士”的意识，以及孔子身上还有的一些傲骨，与后世官家对于奴才的要求差距甚远；因此孔子如果生在后世的话，结局应该会比他当年更凄惨，一样会终身郁郁不得志（一个小笑话，诸位有“神通”的可以看看孔子“转世”后，是否得到皇帝的重用了？如果发现我这个判断“错误”，我愿意向孔子道歉）。

因此，把今天被历代统治者捧起来和神话以后的孔子地位，当成是孔子真实应该拥有的历史地位；以为只要“读懂了原典”，恢复“真正的孔子”就能够救中国于水火，这只是孔门弟子的一厢情愿而已，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必须明白：孔子“至高无上”的先师地位，仅仅是统治者把孔子作为一面招牌和旗子来利用而已，并非真正的尊孔。他们必然要篡改掉孔子尚有价值的一部分思想，同时也会把孔子有利于他们统治的部分内容特别强化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这就是后来“儒生们”干的事情--歪解孔子。因此，南怀瑾说过“儒生是孔子的罪人”，一点也没错。

我认为，固然被统治者利用和篡改的孔子及其儒学有严重的问题，不是当代的中国人所需要的。但是，孔子本身的“原典思想”，也没有真正的社会实施价值和意义。因为孔子的核心“礼”，已经分析过了是“乱”和“愚”的开始，历史已经证明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即使有人坚持孔门的“仁义”具有现实意义，值得社会推行，我倒是同意这一观点。这个境界虽然没有道家“道社会和德社会”高，但的确有实际价值，能够提高社会的整体幸福度，也能够避免中国后来的“悲惨命运”。

可惜的是，真正的“仁义”思想及其具体的实施方法和原则，却不在孔门儒生们这里（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真正的“仁义治国”思想，其实是在中国的墨子，墨家哪里。这是当年比儒学更受欢迎的一大“显学”，主要的思想原则就是“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还有“尚鬼”---墨家对“无形世界”似乎有感受，看来他们比较有灵性基础；这很像是今天基督教新教徒的思想（清教徒），马克思.韦伯写《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专著中，就明确了这种清教徒的行为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当年采用墨家思想来治国的话，会在西方国家还在当游牧民族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了。不仅富，而且强，科技还发达，而且一定是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人民很友好善良，幸福指数很高，政府官员很廉洁。

可惜，大一统的中国，强调等级次序的中国，讲面子和关系的中国，是不能容忍墨家这种强调“人人生而平等”思想的学派存在的。尽管该学派很有实际工作能力，也很有爱心，他们不说空话，专做实事，尊重科学，拥有大批能工巧匠，也尊重妇女，尊重敌人。最特别的是，尽管他们强调“非攻”，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却很会打仗，也很勇敢，愿意帮助弱小国家保卫自己。这个当年比道家，儒家和所有的“百家”更务实，更辉煌，更有影响力，也更有实践意义的学派，今天有几个人知道呢？

就别让我讲“墨家”了，我不懂，中国人也不懂，这是我们失落了的历史。可能中国人就是要错过这种美好的可能性，专门选择“丰富多彩”的，“多灾多难”的，“跌宕起伏”的民族历史吧？毕竟墨家“很不好玩”---每个人都平等了，大家都一样了，这让某些人总自命不凡的人缺乏“重要感”，当然不能用。儒家能够让除了女人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在部分时间和部分范围内）拥有“绝对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感觉，自然更受欢迎。

我想，除非有一天，中国人都能意识到真正的人人平等，懂得真正的“自由意志”，懂得自尊，也懂得尊重他人，懂得面对现实，追求真理的时候，中国人就走出了“历史的轮回”。

不过，这一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所有的，应该不是“历史的轮回”，而是“历史的周易”——至于孔子，我想他的一生，都是在抵抗他的父亲强加给他的“野合之子”的历史命运……所以他必须摆出制礼作乐的样子，证明自己的正统来源。

谢选骏：中国并非“两千年专制的怪圈”

《中国为何两千年走不出专制的怪圈？》（2023-11-13 美国之音）报道：

专制体制已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帝制之下，中国虽然经历王朝更替，但专制的本质从未改变。中共执政以来，一次又一次用糟糕的政策将国家推向危机——大饥荒、文革、64、新冠疫情——但其统治地位却能一次又一次地从危机中全身而退，老百姓也一直逃不出专制的怪圈。这到底是为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博士在接受《纵深视角》的专访时表示，“中国具有维持专制制度稳定性的很强大的基础”。他在新书《EAST的兴衰：科举、专制、稳定和科技如何带给中国成功，又为何可能导致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中探讨了这种基础及其成因。

“中国是个人文化而非集体文化”

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从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强的塑造作用。比如，科举制度产生的考试文化是一种非常强调个人竞争而非集体协作的文化，而抗议、选举等民主行为恰恰是需要协作的“集体行为”。

他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中国的文化是不鼓励我们跟别人协同去做一件事情的，但是我们高度鼓励你个人要取得你自己的成绩，靠你个人奋斗，靠你自我的提拔。那对于专制体制来讲，它要对付这种是很容易的嘛，因为你人数很少嘛。”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自1989年民主运动后就很少出现群体政治表达，一年前的“白纸运动”或已是规模最大的一次。2022年底，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出现民众举着白纸走上街头反对中国当局极端的防疫政策，抗议人群中出现“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的政治口号，被称为“白纸运动”。

“白纸运动”后，中国当局放弃“清零”政策以平息风波，但随后开始对“白纸运动”的参与者进行清算，据信多名抗议者被拘捕或失联。观察人士对于“白纸运动”的后续效应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它事实上还在以不同形式进行着，并将发展成动摇中共统治的社会运动；也有人认为，“白纸运动”距离集体政治行动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中国民众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集体认同。

黄亚生教授认为，“白纸运动”虽然意义深远，但其规模与极端防疫政策所带来的伤害相比，还是不成比例；而且“白纸运动”在爆发一年后依然停留于“抗议”的层面，并没有发展成一场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政治运动。他在新书《EAST的兴衰》中问到：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造成了那么多悲剧，但为什么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只有几千人走上了街头？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

除了缺乏集体协作、害怕“枪打出头鸟”之外，黄教授认为，很多中国人不参与“白纸运动”这样的群体表达还因为“他们不把糟糕的政策和产生这种政策的体制联系在一起”，这跟中国缺乏思辨文化有关。此外，很多中国人依旧缺乏“权利意识”，没有厘清“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先后顺序，这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政府越界。

“权利意识并不是写在DNA里的，需要思想认知的转变，”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黄亚生博士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他解释说，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维持单一思想的工具，它阻碍了其他思想的发展。对比西方，虽然西方也曾有很多支持专制的思想，但民主思想却能够崛起并成为主流，正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发明一种像科举这么强大的同化人的思想的工具”。

在黄教授看来，“同化思想”是最能维持专制制度稳定性的一个基础。

“不应低估领导人对某种制度诞生的重要性”

公众被长期塑造的思维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尤其是在缺乏言论自由的情况下。鉴于此，中国如何才能走出用专制取代专制的历史怪圈？

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采访中提到领导人的重要性。他分析道，当一种制度建立后，领导人的重要性会降低，但在制度建立以前，领导人至关重要。“你很难想象台湾如果没有蒋经国，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他们的制度会是今天这样的民主制度。”

因此，黄教授认为，中国走到今天，人们期待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的出现，“这种期望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中国大概率是不会出现这种领导人，”黄教授说，“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精英阶层在政治大清洗后应该进行文革后的那种反思”

黄亚生教授同时提到精英阶层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认为，文革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多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比如一定程度的分权、任期制等等——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在文革中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特权阶层一天之内就能给你打到地狱里”，这让他们在文革结束后更愿意通过建立一些制度来为自己“兜底”。习近平时代恢复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政治大清洗再现，精英阶层再次面临这种不确定性。这是否会促使他们——即使是出于私心——主张一种能保障更普遍的权利的制度？

“当你不知道你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概率和你成为阶下囚的概率，这时候你是支持民主制度还是支持专制制度？在我看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你是应该支持民主制度的。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你成为阶下囚的话，你也知道你有雇佣律师的权利，也有被审判的权利，不会太惨。当然在民主制度之下你可能不会成为政治局委员，但你知道至少保底的是什么。”黄教授说。

不过，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反对“精英主义”视角。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并不在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作为专制制度的产物，具有很多局限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进行的改革，反而会为中共专制“续命”，不利于中国民主转型。

黄亚生教授在采访中强调，他只是希望下一代中国政治精英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思索，“他们会不会，我完全不知道。”

“专制体制下，能够限制现任的只有他的前任”

面对中国过去十年在政治上“走回头路”，很多中国观察家都在反思这一切为什么能够发生？甚至为什么众多研究中国的人都没能预料到这种变化？

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谈到，因为“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在美国生活”、“很多中共高官在阿里巴巴有投资”等等，这些让外界以为中共会渐渐走向一种“松动的专制”。“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恢复一种天衣无缝的专制的话，他的阻力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会不会遇到阻力？如果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的话，回答就比较肯定了，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黄亚生教授认为，这跟中共在“六四”后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有关。

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1982年在邓小平的主张下设立，由“在党内具有深厚资历的人”组成。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顾委可以“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外界认为，中顾委是邓小平为了逐步建立中共党内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方式。 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从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顾委的设想。

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中顾委走入历史。

中顾委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顾委代表“老人干政”，是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黄亚生教授认为，虽然中顾委“有时候会越位”，而且其中保守派居多，但“这是可以变化的”。关键在于，“在一个专制体制里，唯一能够限制现任领导的，是过去的领导，是前任。”他认为，中顾委原本可以作为一种体制来发声，废除中顾委之后，前任对后任的限制都是非制度性的，这是习近平在党内缺少制约的原因之一。

“如果中顾委继续存在，18年改宪会不会这么容易？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黄教授说，“有这种制约机制的话，中国也并不是民主，但或许不会走到现在这么独裁。”

网民嚎叫：

不过-如此 今天 09:02

香港走到哪里了？‘’反送中‘’被镇压后已经走进内地一个普通城市了，没有一百年英国殖民，哪可能有繁荣的香港？没有美国对台湾的半殖民（国防支撑和政治压力），哪有今天民主富强的台湾？洼地菜人们脑子被统治者洗成了尿皰，真的认为自己祖上阔过，一点儿也不比西方差，一代一代做着总有一天会大国撅起实现伟大复兴的白日梦。刘晓波们为什么在盐碱地不能存活，就是因为说出了真相：中国若要真正脱胎换骨走上民主富强之路，最少要被殖民三百年。

lary 今天 07:28

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已经走出正确的一步。

相食 今天 06:33

书生论政，还是盼望天降明君的思路，洋洋洒洒一本书，还不如认知高的农民一句话：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

人类厄运共同体 今天 03:02

劣等民族才会被一黑帮小丑当猴子耍。

千户侯 今天 01:23

虽然中顾委是一个保守的委员会，的确起到元老院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有着执政经验的参议院中参议员群体。这是一个变相的党内集立法和执法最有权威的团体。就是不取消也不足以阻止一个有一个斗争精神的党魁完成他的独裁目标。一个有着完整共和体制的国家都不能完全避免其领导复辟独裁的体制，一个顾问委员会更不在话下。但凡中共胡赵江胡中的任何一位要有独裁的形态，都可以在这个体制中达成目标的。核心的问题还是枪杆子出政权，这是正直的普世价值，看似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体制也是需要枪杆子来保护的。完成武装力量的去党团后的国家化是政治改革成功的首要标志。万里之行始于脚下，希望有志于改革的中共高层有机会，务必把军警中的党务系统改造成宪务系统，所有军警成员至少一年有一次的为期几天的宪政轮训。军中的最高宪政委员会成员的任免和替换必须免于政党的权力之外。在政治改革中，几百万军警也是最容易召集和完成首轮宪政轮训的群体，一旦完成轮训也是捍卫宪政的绝对力量，不可撼动。

runqun 今天 00:54

根除封建，独裁不存。

runqun 今天 00:53

皇帝，不加冕的皇帝。

封建，官本位的封建。

愚民，谎话洗脑的红粉。

谢选骏指出：上文替共产党脱罪，谩骂中国“两千年专制的怪圈”； 他们哪里懂得，中国并非“两千年专制的怪圈”（或曰“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是分为多元时期和统一时期——专制的只是秦两汉与元明清这两块统一时期；而南北朝隋唐两宋等多元时期则相对开明。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胡说“两千年专制”，那你们为何不说“三千年专制”或“五千年专制”呢？——因为殷商动辄杀人祭祀，远比唐宋“专制”得多。而且，唐宋的“专制”程度并不高于十五世纪才彻底灭亡的东西罗马帝国，不信读读欧洲历史就知道了。由此可知，上文不仅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欧洲历史。

谢选骏：英国人要共产党去中东的地狱里被火烤着

《中国站在以色列与哈马斯面前的三个问题：想要什么、能做什么、顾忌什么》（BBC 2023年11月1日）报道：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Hamas）之间的武装冲突已持续三周，世界也来到了11月。此时，正好来到了中国接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月份。

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新一轮冲突上的角色与立场备受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月31日回答提问说：“中方坚持站在公平正义一边，一贯谴责并反对一切伤害平民、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始终致力于同国际社会一道促进停火止战，保障平民安全，推进人道援助，防止发生严重人道主义灾难，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自10月7日哈马斯军事分支哈桑旅突袭以色列以来，北京持续重复相近说辞。

以色列及其盟友美国不满中国不谴责哈马斯；中国长年支持巴勒斯坦人立国，但同样没有点名谴责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Gaza Strip）造成平民伤亡。观察人士对中国的取态看法各异。

2023年3月，中国宣布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邦交，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中东活动的注意。

自哈马斯武装突袭以色列，以色列炮轰加沙报复以来，中国在区内斡旋的动作便一直持续。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隽穿梭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和埃及等中东国家，会晤当地以及俄罗斯和联合国等对口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也在会晤外国政要时讨论以巴局势。

10月28日，王毅到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时重申，中方认为当务之急是防止加沙发生更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以巴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大国应冷静客观，秉持公道，联合国有必要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1日又说：“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一样，都应得到保护。”

中国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可以追溯至毛泽东主政年代。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立国，中国便承认其主权地位。就在最新一轮冲突爆发前不到四个月，巴勒斯坦自治当局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访华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方称呼阿巴斯为巴勒斯坦国总统，双方又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以色列与中国在2017年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色列也大力呼吁中国公开支持其主张。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2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预期中国在其官方简报会上正式发声，宣告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其在10月7日残酷屠杀无辜平民，并因此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我们相信中国支持以色列有正当权利，对其公民提供全面安全保护，并在遭受单方面攻击时捍卫其领土尊严。”

一些学者认为，与前不久“金砖国家”集团扩容一样，中国处理最新一轮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目标包括维系囊括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与美国相抗衡。

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印太研究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 ）对BBC中文记者说：“中国透过美中竞争的镜片来看这场冲突，就正如它对待近期几乎所有事情一样。”

她形容中国迄今的声明“极其片面”。“他们都还没点名哈马斯，遑论要他们批评这武装组织的行动。”

“这是个机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并宣扬对巴勒斯坦人志业的支持。”

王毅在最新一轮与布林肯的会面上重申了中方对以巴问题的长期立场。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又译查塔姆研究所，漆咸楼）中东与北非项目副研究员艾哈迈德·阿卜杜（Ahmed Aboudouh）近日也撰文形容，中国目前不选边站队的做法“全都是设计来围堵美国的”。

阿卜杜的文章说：“如今中国显然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上采用了乌克兰的剧本，试图公开定出有别于美国极其盟友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路线。”

“透过强调其中立立场以及其作为‘全球南方’的声音这角色，中国希望制衡美国所站的道德高地，并合理地将此问题国际化，号召召开启动和平进程的国际会议，由此将华盛顿从它在此冲突中几十年来不受挑战的调停人位置上赶下来。”

冲突爆发后不久，曾参与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运的杨建利博士在《外交家》杂志（The Diplomat）撰文说：“一个开放、自由、强大且繁荣的以色列并不符合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要是哈马斯的袭击，其背后的更大企图是要强行破坏以色列—沙特关系正常化，那么中国将是最大受益者之一。”

“中东长期处于混乱给中国与西方的竞争带来战略好处，正如中国能利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来搞乱西方国家，消耗民主世界的资源一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则给官方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撰文称，中国在与中东诸国深化合作的过程中，清晰地支持地区策略自主与尊重各国主权，以实现“双赢”，但近年在区内国家的期盼下，中国也已持续传播其愿意协助中东实现地区安全的信息。

范鸿达教授同时给《外交家》杂志撰文称：“以色列长期不满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并相信中国在此问题上在推动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

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问题上，中国能做的有什么？

以色列称哈玛斯在10月7日突袭过程中俘虏超过200人质，其中诺娃·阿佳曼尼被带走的一幕遭广泛传播。

以色列驻华使馆在社交媒体上称：“作为全球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应尽一切所能，确保230名人质安全且无条件（获释）归来，并避免地区紧张升级。”

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驻华使馆曾突出宣传在南部音乐节会场被掳走的中以混血儿诺娃·阿佳曼尼（Noa Argamani；前译诺亚·阿伽玛尼），结果遭遇大量中国网民嘲讽和抵制。诺娃患有晚期癌症的华裔母亲李春红（Liora Argamani）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我现在是以色列籍，你们中国人难道就可以不帮助我吗？”更是引起中国网民暴怒。

近日，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社交媒体转发了李春红的一段影片，李春红又呼吁：“我是一个中国人，父老乡亲帮帮我们。”

葛来仪对BBC中文记者评论说，虽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十分希望被认为在推动停火、促成“两国方案”实现方面有所贡献，但其深明中东问题特别错综复杂，“北京缺乏担当重要角色所需的知识、经验与硬实力”。

她认为，无论是促成停火，还是人质获释，北京都不太可能担当非常活跃的角色。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中国与中东关系专家傅尔顿博士（Dr Jonathan Fulton）也有类似看法。傅尔顿对BBC新闻网说：“去跟区内的人聊，没有人会预期中国对解决方案有任何贡献。”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策略副教授瑞黎明博士（Dr Dawn Murphy）则认为，中国政府与这场冲突的所有相关方——尤其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诸国、土耳其和伊朗——都在维持着相对平衡的关系，因此有可能被视为“诚实的经纪人”。

瑞黎明对BBC新闻网说：“与跟以色列关系良好的美国联手，他们或许能让所有相关方聚首于谈判桌。”

以色列使馆透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争取中国社会支持，反遭网民讥讽与批评。

中国在介入以哈冲突上有何顾忌？

中国如何对待以哈军事冲突的考量也离不开经济因素，这其中包括了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地的合作项目。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中国连线”（China Connects）数据库显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项目，以设在以色列的为最多，即使以色列并未正式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6月中旬阿巴斯访华会晤习近平期间，双方同意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积极推进“中巴自由贸易区”谈判。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份报告指出，中资企业已成为以色列信息产业的最大投资来源，单是2011至2018年间的投资总值便达57亿美元。

《纽约时报》指出，能源安全也是中国在考量的因素之一：虽然中国并未公开证实有从伊朗采购石油，但行业专家已掌握充分纪录证明这些交易的存在。俄罗斯石油因受限于基建而不能源源不绝地出口到中国，因此伊朗石油供应对中国来说仍然重要。

路透社称，透过向伊朗、俄罗斯等遭美国禁运石油的国家采购原油，中国在2023年至少节省了100亿美元的采购成本。

中国据报从伊朗采购得不少廉价石油，而伊朗据知是加沙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重要支持者。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葛来仪对BBC中文评论说，中国不太可能从地区战争中获益，理由包括中国依靠中东维持自身能源安全，而在这方面，北京与华盛顿有着共同利益。“但我怀疑他们会因此而依靠伊朗。”

北京不明确表态支持冲突任何一方也可能与它所带来的“好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一篇文章认为，这场军事冲突能帮助分散外界对中国如何对待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注意力。北京长期否认外界指控其侵害维族人权。

文章引述专门研究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的釜山外国语大学韩国东盟研究所研究教授赫马特（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说：“表面上，中国与以色列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个都是高科技保安政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规范和迫害一个被视为安全威胁的穆斯林群体。”

“地缘政治总会将怪人聚在一块。”

大西洋理事会的傅尔顿博士对BBC说，中国假设“只要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就可以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得分，而这是个饼干切模（千篇一律）的办法”，而且阿拉伯世界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也存在高度分歧。

上海外国语大学范鸿达教授在其文章中说：“和平的中东将享有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并更注重发展。这样的中东更符合中国的发展与外国合作需要，且显然对中东人民更为有利。”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要共产党中国“站在以色列与哈马斯”面前做一回判官——而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他们自己的祖宗都做不了的，结果那些反犬旁的英吉利人被从中东这个地狱火坑中给打了出来，真是太太太便宜了他们。不像美国，由于深度介入中东，而被搞得焦头烂额。我看中东的石油，那真是地狱之火的燃料啊——什么时候中东还有石油，那里的战火就不会熄灭的。

谢选骏：人面狮身像是美国人造的

《人面狮身像不是埃及人建造？纽约大学实验揭谜团》（ettoday 2023-11-02）报道：

纽约大学实验发现，埃及人面狮身像（Great Sphinx）可能不是古埃及人「打造」出来，而是先透过风蚀现象形成狮身造型，之后工匠才获得灵感，将其脸部雕刻成法老形象。这篇论文被发表在美国物理学会期刊《Physical Review Fluids》。

学术界普遍认为，人面狮身像是一座纪念雕像，于卡夫拉法老（King Khafra）统治期间、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工匠建成。

不过，前NASA科学家埃尔巴兹（Farouk El-Baz）于1981年提出风蚀假说，推测这原本只是一块「顶部平坦的巨岩」，之后逐渐被风侵蚀成狮身状，「古代工程师可能选择把它的头部重塑成他们国王的形象」。

纽约大学试图验证这个假说，首先模拟4500年前埃及东北部的地质，使用软黏土捏成顶部平坦的巨岩，并将另一种较不易侵蚀的材料事先嵌在头部、颈部、爪子与背部等地方，最后透过湍急水流模仿风蚀，在不断冲刷后，果真形成类似人面狮身像的外观。

研究第一作者里斯特罗夫（Leif Ristroph）说明，这项实验宛如人面狮身像的「起源故事」，说明类似形状确实可能是被外力快速侵蚀形成，实验产生的「风蚀地貌看起来就像坐着或躺着的动物，为我们的结论提供支持。」

除了人面狮身像的风蚀假说以外，埃尔巴兹也认为，古埃及人非常了解如何运用大自然的力量，才能建造出历久不衰的金字塔，他在2011年的一份声明写道，「今天，吉萨金字塔与多风环境和谐共存。如果古人把他们的纪念碑造成立方体、长方体甚至竞技场形状，早就被风蚀的破坏给抹灭了。」

网民嚎叫：

Luochahaishi 发表评论于 2023-11-02 12:48:39

Make Sense

Kaile 发表评论于 2023-11-02 12:08:24

金字塔是由于风饰加水蚀的原因形成的。

pop4 发表评论于 2023-11-02 12:02:46

不知道的可以听听以下大V说法：

1990年代美国两教授发现人面狮身像不是风蚀痕迹，而是水蚀痕迹！因为他把照片遮住上半部，只让专家看下半部，结果所有专家都说是水蚀！由此他发表了人面狮身像的史前制造理论，即一万年前埃及是个非洲现在的草原气候，动物种类繁多，当时的文明雕了个狮子像，狮头狮身。后来气候变迁，一场大洪水后，埃及成了现在的气候，狮子像的头部严重侵蚀，于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改成了人面，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个理论当时很轰动的，至今这教授还在到处推销。

谢选骏指出：这些理论家都不甘落后于埃及人，纷纷用自己的思想造出了金字塔，于是我说“人面狮身像是美国人造的”，这样他们就满意了。

谢选骏：以色列是一个共产党国家

《面对全球批评声浪，以色列辩称美国战争也曾造成平民伤亡》（MICHAEL CROWLEY, 黄安伟 2023年11月8日）报道：

周日，加沙民众在儿童的尸体前祈祷。据加沙的卫生部门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加沙已有超过1万人丧生，其中40%是儿童。

费卢杰。摩苏尔。哥本哈根。广岛。

以色列在加沙的血腥军事行动已造成数千平民死亡。面对全球的批评声浪，以色列官员们用历史来为自己辩护，把几个与死亡和毁灭相联的声名狼藉的地名挂在嘴边。

在公开的表态和私下的外交对话中，以色利官员们提到了西方过去在城市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例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证明，针对哈马斯的行动是正当的（该行动已导致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在这些过去的战争中，无辜平民为胜利者打败敌人付出了生命代价。美国为了迫使日本投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导致多达20万平民丧生。在伊拉克，美国军队与当地叛乱分子的战斗导致费卢杰的数百名平民丧生，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导致数千人在摩苏尔死亡。

以色列坚称，自己正在一场针对恐怖分子敌人的战争中努力减少平民伤亡，这场战争始于哈马斯今年10月7日在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40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人权倡导者以及欧洲和中东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指责以色列在对加沙进行的几周空袭中犯下了战争罪行，空袭已将加沙的整片街区夷为平地，摧毁了学校、清真寺和其他似乎并非军事目标的建筑。

周六，华盛顿的示威者。人权活动人士指责以色列在持续数周的空袭中犯下战争罪行，空袭已将加沙整片街区夷为平地。

以色列官员称他们别无选择：据以方估计，哈马斯武装分子的人数可能有3万人，他们混在加沙220万人口中，将武器存放在平民建筑内或地下，激以色列来轰炸这些建筑，从而引发愤怒。以色列官员还表示，哈马斯显然犯有故意杀死以色列平民的罪行。

美国总统拜登和助手一直小心避免在公开场合做出以色列可能违反任何战争法的暗示。美国国务院继续批准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同时不对以色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任何评估。一些外交官对此感到不安，尤其是国务院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正式承诺，将调查与美国制造的武器有关的平民伤亡事件。

以色列称，不可能在没有无辜者死亡的情况下击败敌人，美国人及其盟友们应该很了解这种经验。

“1944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位于哥本哈根的盖世太保总部，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30日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但英国飞行员搞错了目标，他们轰炸了附近的一家儿童医院。我记得有84名儿童被炸伤或被烧死。这不是战争罪行。人们没有责怪英国人干下了这种事情。”（事实上，轰炸发生在1945年，被炸毁的是一所学校，据信有86名儿童和18名成人死亡。）

内塔尼亚胡还称，英国的轰炸“是合法的战争行为，是带来了悲惨后果的合法行动。人们并没有对盟军说，‘因为这种悲惨后果，不要去消灭纳粹主义’”。

以色列官员还提到美国在占领伊拉克期间，曾于2004年在伊拉克城市费卢杰与叛乱分子作战，并在2016至2017年间与伊拉克政府军合作，在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进行过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

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以色列期间，以色列官员曾私下提到1945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原子弹的事情。

“任何战斗中都会有平民伤亡，比如美国领导联军将伊斯兰国驱出摩苏尔的战斗，”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马克·雷格夫10月24日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还表示，以色列杀死哈马斯武装分子和杀死平民的“比率”与“北约和其他西方军队（在过去的军事行动中）的相比非常好”。

以色列官员拿美国2004年在伊拉克费卢杰打击叛乱分子的战斗跟轰炸加沙作比较。

不可能准确地确定这个比率。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在过去一个月里，已有1万多名加沙人死亡，其中40%是儿童。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可能是哈马斯武装分子。

摩苏尔的战斗比那之前的费卢杰战斗更加血腥，造成了多达8000名平民丧生，可能杀死了约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摩苏尔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被毁。与以色列现在的断言如出一辙，美国官员当时曾表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把平民当作人盾，甚至把平民的死亡欣然视作破坏外界支持美伊军事行动的一种方式。

在长达数月的战斗中，伊拉克地面指挥官经常要求美军对人口稠密地区进行空中轰炸，但在有些情况下遭到了美国官员的拒绝，他们说空袭可能导致战争罪。

但悲剧不可避免。2017年3月，美军对摩苏尔一栋建筑物顶上的两名伊斯兰国狙击手发动空袭，后来发现空袭造成了躲在建筑物里的100多名平民死亡。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平民死亡不是美国投下的500磅炸弹造成的，而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建筑物内布下的饵雷造成的，而且武装分子故意把美军的火力吸引到了那座建筑物。

上周，以色列空袭了人口稠密的贾巴利亚社区，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来自难民家庭。

“不成比例的打击”

对以色列是否违反战争法的质疑进一步加剧。上周，以色列战机在贾巴利亚社区投下至少两枚2000磅的炸弹（那是以军火库中最大的炸弹之一），导致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来自难民家庭）。投弹后，以色列军方称其在试图杀死一名帮助策划了10月7日袭击事件的哈马斯指挥官。第二天，以军再次轰炸了该地区。

“以色列在人口稠密的难民营中投下数枚大型炸弹，完全可以预见这将导致不成比例的大量平民丧生，因此构成战争罪，”肯尼思·罗斯在网上写道，他曾任人权观察组织执行主任，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严重关切这些可能构成战争罪的不成比例的打击”。约旦已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理由是加沙“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

周四，以色列内提沃特与加沙边界附近的一支炮兵部队。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以前曾被错误地指控违反战争法。

武装冲突法规定，给平民造成的附带伤亡和伤害以及对物体的损坏不得超过所得到的直接军事优势。1949年正式采纳的《日内瓦公约》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人道法和战争法典的基础，目的是防止各国政府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大规模伤亡。

以色列官员称，他们以前曾被错误地指控犯违反战争法。2009年，一个联合国小组调查了以色列当年对加沙的入侵，并发布了一份报告，结论是以色列和哈马斯都犯下了战争罪，还说以色列进行了“蓄意不成比例的打击，目的是惩罚、羞辱和恐吓平民”。

该小组的领导人、南非法学家理查德·戈德斯通后来公开否认了报告中有关以色列的一些主要结论，并表示，更多的证据出来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事实上，没有故意伤害平民的政策”。

戈德斯通在后来的解释中给了个一家29口在他们的房屋被炸时丧生的例子。他说，那次袭击是基于“一名以色列指挥官对无人机图像的错误解读”而下的命令，那名军官后来接受了调查。

以色列官员说，他们已采取大量措施保护平民，包括散发传单、进行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甚至在袭击前给居民打电话，敦促他们离开危险地区。

但据以色列国防军一名高级法律顾问的说法，当军事行动需要出其不意时，就不会采取这些做法，例如打击目标是哈马斯领导人，而他可能会迅速逃跑。

摩苏尔的战斗比之前的费卢杰战斗更加血腥，造成了多达8000名平民丧生，可能杀死了约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美国的军事官员在与以色列同行交流时，讨论过从伊拉克和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总部拉卡的战斗中吸取的教训。

在某些情况下，美军在战斗发生前相当早的时间就通知许多平民离开城市。

例如，在2004年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攻费卢杰之前，许多伊拉克平民在得到他们可以返回的保证后，去了巴格达或费卢杰郊外的一家混凝土工厂躲避战火。美军摧毁了费卢杰的大部分地区，但大多数被打死的伊拉克人是叛乱分子。

“美国在避免费卢杰平民伤亡上做的努力比以色列现在所做的多得多，”最近离职的国务院官员乔什·保罗说，他2004年和2005年曾在费卢杰工作。

对加沙的200万居民来说，他们无处可逃。

哈马斯在加沙地下修建设施已超过15年。

这让以色列指挥官们在打击目标或目标附近不断遇到有平民存在的问题。以色列的军事法顾问说，在这些情况下，指挥官在下令发动打击前会做出个人判断，对可能造成的生命损失进行评估，判断要打击的目标是否值得所付出的代价。

没有一个公认的公式来进行这种不正常的计算。以色列认为相关的一个基准是联合国对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期间的平民死亡的调查，轰炸科索沃是为了保护阿尔巴尼亚族人免受塞尔维亚军队的袭击。

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没有发现北约应为战争罪行负责，报告指出，“对于军事优势和非战斗人员伤亡，一名人权律师和一名经验丰富的战斗指挥官不太可能赋予相同的相对价值”，甚至存在背景差异的军事指挥官都会给出不同的判断。

报告提出了一个模糊的标准：“明智的军事指挥官”的判断。

美国炸弹与战争法

以色列空袭的规模之大，以及以色列军方官员的声明——称以军行动的目的是破坏，而不是精准打击——已让世界上许多人怀疑以色列的做法。以色列领导人表示，加沙行动的目标是铲除哈马斯，这个无限期的目标已受到拜登政府一些官员的私下批评。

考虑到这些问题，加上以色列的大部分武器弹药都是从美国购买的这个事实，要求美国官员确定以色列是否非法使用这些武器的呼声越来越大。

拜登政府官员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将采取更多措施，追究购买美国武器的政府杀害平民的责任。美国国务院今年8月曾发电报给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宣布一项新计划：美国官员将对这类报告进行调查。

尽管布林肯已表示以色列应该尽一切努力减少平民伤亡，但国务院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以色列可能犯下的任何战争罪行进行调查。

布林肯在10月20日表示，“将来有充足的时间对这些行动的实施方式进行评估”。贾巴利亚上周三死了很多人后，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回避了是否启动调查程序的问题，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做出这样的评估。”

国务院拒绝了就此进行采访的请求。

尽管布林肯已表示以色列应该尽一切努力减少平民伤亡，但国务院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以色列可能犯下的任何战争罪行进行调查。

2016年，国务院的法律办公室曾在内部传阅一份备忘录，称美国官员可能会犯有战争罪，因为他们把炸弹卖给了沙特阿拉伯，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战争中用这些炸弹进行空袭，导致了大规模的平民伤亡。

“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以色列空袭，应该让国务院人员对美国武器正在被怎样使用提出严重的质疑，”布赖恩·菲努坎说，他前不久曾在国务院担任律师，现任国际危机组织的高级顾问。

以色列国防部称，截至11月1日，以军已在三周半的战争中投下了至少1万枚炸弹。相比之下，根据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美军在2015年至2017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与伊斯兰国进行最激烈的战斗时，每月投下的炸弹数约为2000到3000枚。在拉卡作战期间，投下的炸弹数达到5000的月份只有一个，即2017年8月。

“轰炸加沙的节奏超乎想象，”菲努坎说。“美国曾对拉卡和摩苏尔进行猛烈轰炸。那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但即便如此，也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加沙北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被毁建筑。以色列国防部说，截至11月1日，以军已投下了至少1万枚炸弹。

国务院前官员保罗曾长期在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工作，该局负责处理武器销售问题。他在上个月辞职，给出的原因是他认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空袭、向以色列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是不道德的。保罗说，政府内部并没有真正讨论过在空袭中使用美国武器导致平民死亡的问题，也没有办法从内部影响相关政策。他还表示，“在实践中，以及在法律解释中，对什么构成美国武器的滥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律标准。”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为了一个加萨，以色列开始反美、反西方了，因为以色列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首先，共产党对于群体灭绝有着特殊的爱好；其次，这个国家的领导层，是由东欧犹太人构成的，他们和卡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同样的来源和路数，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毫无奇怪，否则倒是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