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社会科学是魔鬼科学

《40多年前的误判，北京如今束手无策》（华尔街日报网 2024-02-13）报道：

中国出现生育低谷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快，这引发了对中国人口结构崩溃的担忧。而且，由于40多年前的误判，如今应对这种生育低谷的形势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如今发生的快速转变是当初的决策者所没有预料到的。

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人口过多会阻碍经济增长。一位在莫斯科接受过导弹训练的科学家牵头推动了中国的这一政策，其依据是将用于计算火箭轨迹的数学模型应用于计算人口增长。

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老龄化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早得多。少子化和高龄化的转变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中，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而且年轻女性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对于如何改变这一政策塑造的观念，中国政府束手无策。

根据最近的政府数据，去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减少了50多万，加速了2022年开始的人口下降。官员们称这是因为育龄妇女人数迅速减少（比一年前减少了300多万），并承认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许多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政府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口开始萎缩的时间甚至更早。

上述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in Australia)和上海社会科学院(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研究人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只有5.25亿人口。这低于他们之前预测的5.97亿人，比现在的14亿人急剧下降。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在墨尔本牵头进行人口研究工作的彭秀健说：“我们对2022年和2023年的预测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却更糟。”

中国的生育率接近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不到保持人口稳定的2.1更替率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生育率徘徊在3左右。

当时，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即将开始经济改革。一群科学家对中国领导人表示，除非开始限制生育，否则一百年后中国将有超过40亿张嘴要吃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官员为此忧心不已。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1980年初发表了一篇由其中一些科学家撰写的文章，建议中国寻找应对人口过剩的办法，“把生育率降到1……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那年秋天，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但这些计算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人口担忧

中国并不是当时唯一担心人口过剩的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人口迅速增长，点燃了对人类生育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速度的担忧，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文革之后，中国官方加大力度重振科研。之前社会科学家曾受到毛泽东的红卫兵迫害，而其他从事军事相关工作的科学家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

这其中包括宋健，他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门生，也是中国研究卫星和火箭的顶尖科学家之一。宋健曾在莫斯科学习，获得了控制论（数学的一个分支）和军事科学的高级学位。军方官员将他派往戈壁沙漠上的火箭和卫星发射场，以躲避文革乱局。

宋健最终成为中国主管科技的高级政府成员。他今年92岁。对于向国务院和中国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提出的置评请求，宋健未予回应。

1975年，宋健作为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在那里他结识了荷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三年后，两人在芬兰的一次会议上第二次见面。

现年80多岁的Olsder表示，他当时谈论了自己与其他数学家的研究如何从全球资源有限的警告中受到启发，以及如何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出生率。

Olsd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语与其他人交谈，并对数学建模表现出浓厚兴趣。Olsder表示，如果他和宋健没有会面，他相信中国也会开始实施某种人口政策，但可能会晚一些。Olsder写道，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长串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宋健完善了他的建模，并与一个科学家团队开始计算不同的生育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人口数量。1979年底，宋健开始向官员们提交基于他们建模的报告。他计算出，按照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婴儿的固定生育率，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

凭借计算机辅助的数学模型和政治人脉，宋健吸引到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曾撰写过数本有关独生子女政策书籍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说，宋健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会阻碍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现代化国家。

葛苏珊说：“宋健用一种人口-经济-生态危机即将到来的可怕论调来说服人们。”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官员们当时曾表示，如果出生率下降太多，中国可以改变政策。中共中央在1980年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到30年以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实际情况是在短短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生育率已降至更替率以下。只是年轻女性群体仍然庞大，这使得中国人口还能继续增长。但新生女孩的数量却在迅速减少。

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已过时且存在缺陷。他们说，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宋健的人口数学中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行为。中国政府有时会采取包括强制堕胎和绝育在内的粗暴措施，再加上数十年来政府一直宣传小家庭的好处，因此在民众心里种下了一种持久的独生子女心态。这种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如果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更愿意生男孩。

年轻女性现在是中国人口困境的核心。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育，生育率逐年下降。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葛苏珊说，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女性是按照中国政府的目标成长起来的，即人口数量较少但质量高：受过良好教育、干练且独立。她说：“这些女性不会接受回到家庭做家庭主妇。”

研究人员说，除了文化和社会变化外，宋健的模型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因素，例如邓小平改革引发的大规模涌入城市的移民潮，这在降低生育率方面起到了超乎想象的作用。

现在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上述研究团队的退休人口学家左学金十多年前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暴发敲响了警钟，他当时表示，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措施的必要条件都已逐渐消失了。

左学金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多年来，人口过多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担忧。过去很难让政府和公众相信中国会出现人口快速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

宋健说，他认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他在母校济南大学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百年来中外政治家和知识界担忧的“中国人口大爆炸”的引信已被拆除。他写道：“零增长是现代人类的归宿，当代中国的急务。”他当时估计，中国的人口要到2035年以后才会开始减少。他的估计偏差了超过十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2022年开始减少。

中国政府称，这一政策阻止了4亿人口的出生，并经常将此作为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包括在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人口学家对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这些专家表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人口学家很着急

即便2015年中国政府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也没有完全废除生育限制，而是改为二孩政策。现在，中国政府呼吁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宣扬中国需要回归生育友好型文化。

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努力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需要更多婴儿。

旅行服务提供商携程集团(Trip.com Group)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梁建章(James Liang)与人共同创办了专注于人口和公共政策分析的民间智库育娲人口研究(YuWa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梁建章估计，中国需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用于直接补贴，以鼓励生育并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才能使生育率恢复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4，这一支出比例与教育支出大致相当。他的公司每年为长期员工发放每个孩子人民币10,000元（合1,406 美元）的现金奖励，直到孩子年满5岁。

人口学家们正在设法了解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最新情况。联合国(United Nations)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已与现实情况不符，该预期是基于中国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并假定生育率为 1.19。

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部门负责人Patrick Gerland说，他们的计算试图反映长期趋势，并不是为快速变化而设计的。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即中国的生育率更接近 1.0。

他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育率从一年到下一年变化如此之快的国家，我们的人口（预测）结果将小于两年前的预期。”联合国计划在 7 月份更新其预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妇产科高级科学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者易富贤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的情况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糟糕。易富贤认为，根据其他可获得的数据（如入学人数和新生儿疫苗接种量）拼凑出的出生人口估计数，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减少了。

“几十年来中国所有的人口政策都是基于错误的预测，”易富贤说。“中国的人口危机超出了中国官员和国际社会的想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家蔡泳说，一代年轻人一旦下定决心，他们的想法就很难改变。

蔡泳说，随着官方发布信息和政策向新一代宣传扩大家庭规模，生育率现在有可能提高，但“即使提高，也不会在短期内提高”。

网民嚎叫：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2-14 04:39:10

中国人是该少生的，只不过这应该是市场行为，顶多是政府补贴行为，你可以奖励少生，但是不能拿着推土机逼人少生。人为推行“计划生育”反而造就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大恶名，让人看到了无限制政府行为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只不过中国人可怜，过眼就忘，只记得“经济腾飞”，记吃不记打。你看，“腾飞”到一半就往下掉了不是？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2-14 04:23:22

中国人口仍然是14亿，这么庞大的人口数居然还要鼓励生育，太可笑了。众所周知，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结构，养老金。。。其实，以中国这么大一个超级政府，人民创造的价值一大半被政府拿走，政府吐出一小小一部分就可以解决养老金问题，不仅简单，也合理，可惜中国政府从人民拿钱的时候理所当然，要他吐出一部分，那是不愿意的。

xrh513 发表评论于 2024-02-14 00:58:47

为什么是束手无策？不是很多国家女多男少吗？新娘大大的有！

谢选骏指出：人说“宋健的人口数学中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行为”——我看这个宋健，是苏联培植的第五纵队，专门来消灭中华民族的——但是宋健这个工科生能够成为计划生育的狗官，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泛滥所致。科学主义用唯物论的手段来处理社会事务，形成了种种“社会科学”的谬论。

“人口数学中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行为”，是因为社会科学无视“人不是物质而是生命”的基本常识，具有生命的人是活的，具有思想和反应的能力。“社会科学”用对付死的物质的方法，来对付鲜活的人，能不失算失败吗？

1979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正值共产党关闭“西单民主墙”不久，学院当局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叫嚣说——“我们社会科学院是为国家培养研究第一流人才的，但前提必须是培养马列主义的人才，不相信马列主义的，就请退学！”散会以后，有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同学问我，“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我告诉我想退学。他劝我不要听信这些“领导”的胡说八道，因为他们说的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后来我仔细观察，果然如此。所谓“社会科学”根本是子虚乌有——不仅如此，“社会科学”更是“魔鬼科学”——社会科学不把人当作人，结果害死杀伤致残了全体中囶人……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信奉科学社会主义、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内战内行的马裂主义，把自己变成了“中囶魔鬼科学院”。

红脖子为何仇恨美国

 

《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暴力与反智背后，一曲悲凉的乡间挽歌》（极致研习社 2021-01-08）报道：

19世纪的密西西比河南段，被誉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内河航线。事实上，宽阔而舒缓的“美国母亲河”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殊荣，只是因为暴躁的南方船主总是忍不住与旁边的船搞上一场竞速比赛，而且永不认输，直至锅炉安全阀爆裂。船毁人亡。

20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名叫福克斯沃西的美国脱口秀演员告诉你——如果你至少一个亲戚与南方联盟将军重名，并且母亲将子弹列入了圣诞采购单，那么恭喜，你应该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红脖子”。

如今，红脖子大军在川普鼓动下成功“杀进”国会山，而听过以上段子的人，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其实，你很难说清是他们成就了川普，还是川普成就了他们。但在魔幻的2020年，红脖子们史无前例地走上前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撕裂中的世界第一强国。而在这看似不羁的“耀武扬威”背后，却是一本翻不过去的历史旧账，和一曲关于未来的乡间挽歌……

01、历史上的红脖子

1893年，南北战争的余温刚刚散尽，北方民主党为了争取南方选票，给当地人起了一个亲切而阳光的别名——“红脖子”，意为脖子被晒得通红的农民兄弟。20世纪初，美国矿工协会又将南方工人称为红脖子兄弟，透着一股“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热乎劲儿。当然，还是为了选票。

虽然初始的“红脖子”并没有太多的鄙视意味，但很明显，精明的北佬更善于玩弄人心，获取利益。事实上，南北文化分野的种子早在美国建国前就已埋下。1607年，南方的弗吉尼亚迎来了第一批欧洲人，他们种植烟草、屠杀印第安人、建立蓄奴制度；13年后，那艘载满了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才姗姗停靠在马萨诸塞，却被后世冠以美国民主自治的象征。

代表着民主自治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

这种底色差异，必然带来的是双方的敌视。北方精英们认为相对于野蛮的奴隶制度，自己才是优越文化的代表，“勤劳、节俭、虔诚”；南佬“奢侈、挥霍、放荡”。而南方则从血统上予以反击，标榜自己为11世纪征服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后裔，北佬则是从五月花号爬下来的“撒克逊蛔虫”。

正如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所说：

新生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清教徒北方与贵族骑士南方之间，包含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难以平息的猜忌。

随后，南北战争爆发，北方大获全胜，美国从蓄奴种植园转向工业立国，南方经济迅速衰落。但为了国家稳定，北方精英并没有对奴隶主进行政治清算，双方进入一种新的平衡，红脖子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02、福音派的崛起

其实，红脖子身上有许多优点：他们乐天知足，享受工作；他们热爱家人，对国家忠诚，对宗教虔诚，同时将勇敢视为最高美德。但当70年代嬉皮士文化盛行于美国都市时，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听着摇滚乐的“垮掉一代”完全看不上南方佬。在他们眼中，红脖子就是又土、又穷、又没文化的乡巴佬代名词。

嬉皮士的狂欢：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有趣的是，就在红脖子于主流语境中逐渐沦为贬义的同时，一股宗教势力在美国社会悄然崛起。他们以轻生活、重家庭为主旨，同颓废、混乱、自由的嬉皮士文化针锋相对，进而与代表保守势力的共和党一拍即合。

他们就是福音派，如今懂王的铁杆票仓。

70年代末，福音派开启了一系列“地推”活动，包括利用媒体对选举者进行道德教育、游说并鼓励选民登记等等，一举将共和党的里根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个成立了200余年的新教分支，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里根与福音派

36年后，6400万福音派教徒又将懂王送进了白宫，震惊世界。而此时，由于相似的价值观以及对自由主义思潮共同的敌视，红脖子与福音派早已紧密拥抱在了一起。

03、失落的铁锈区

里根是一位划时代的总统。刚刚上任的他高举“减少国家干预”的大旗，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双剑合璧”，开启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但问题是，逐利的资本一旦脱离了国家的掌控，必然会迅速流向成本洼地，收割红利。

显然，成本洼地不在美国，在遥远的东方。而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低端工业链和产业家庭的迅速崩塌。

数据显示，197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8万美元，到了2013年则是5.19万美元。如果算上这30多年的通胀，实际不增反降。

另一边，30年里上层收入占比由29%上升到了48%，美国成为了G7俱乐部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里根这个始作俑，放手拥抱金融资本主义的克林顿功不可没。90年代兔酱入世的大背景下，是美国产业工人收拾行囊的落寞背影。而随着金融管制的开放和信息化的浪潮，华尔街与硅谷崛起，五大湖工业带彻底蒙上了洗不脱的锈色。

也是在此时，工业小镇里失落的人们，成为了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如今，他们与红脖子、福音派一起，在国会山为懂王冲锋陷阵。而红脖子，也变成了一种文化标签，指代所有立场保守的美国人。

04、被全球化抛弃的人

以上，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截取了数个片段，凑齐了“大闹国会山”的红脖子众生相。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聚焦至有血有肉的个体，看看他们是如何把暴力、反智的标签挂在身上的。

1984年，万斯出生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父亲则是一名光荣的美国工人。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一家人里只要男人出去做工，就能供得起房，买得起车，养得起老婆孩子外加几只狗，那是美国梦的黄金时代。

经济上的自由，带来了美国男性工人气质上的转变，万斯的父亲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铁直男。他将机器视为兄弟，认为坐在办公室的白领都是资本家的狗腿。真男人要做各种体力活，咱们工人有力量。

川普与美国工人

所以，万斯的父母从不关心他的学习，进工厂就是最好的未来。父亲告诉他，操作机器需要灵敏的手脚和直觉，这些学校里可学不到：

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一屋子的学位证书。

而在学校里，好学生会被大家耻笑为书呆子，打架斗殴的坏小子则是全校的英雄，女生的眼中的男子汉。

只是，一切被全球化戛然而止，原本直白通畅的人生路径，瞬间消失。

沦为铁锈区的工业小镇

父亲失业了，在家里暴力发泄着被时代抛弃的愤懑。而孩子又将继承来的暴力填满了街区，循环永不停歇……

万斯说。

05、南方乡间的悲歌

1991年，霍华德出生在路易斯安那一个风光旖旎的海边小镇，密西西比河在此蜿蜒入海。发达的海洋捕捞业和墨西哥湾丰富的石油，成为了这里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小时候的霍华德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父亲在当地石油炼化厂工作，母亲偶尔会去码头帮工，而这些足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每到假日，拿起猎枪走进郊区狩猎，是他们最喜欢的保留节目。

直到2010年，墨西哥湾中的海上钻井平台发生爆炸，2亿加仑石油狂泻而出，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三的石油泄漏事故。美国政府随即执行了严格的环保措施，限制当地石油工业发展。而这，彻底改变了霍华德的生活。

大量炼化厂停工停产，当地产业结构瞬间崩塌。霍华德的父亲依靠拼命加班挺过了这次下岗潮，然而2年后，一群“物美价廉”的墨西哥工人代替了他。

在霍华德的印象里，父亲最喜欢说的词儿是“respect（尊重）”。20年前，老霍在高污染的车间工作，从来不戴口罩，要的就是respect。而现在，他却与北方铁锈区失落的背影渐渐重合在一起。

目睹了这一切的小霍，决定要在充斥着“读书无用论”的小镇公立学校里，赢得自己的respect。然而除了面对一群冷嘲热讽的同学，他还要忍受那些完全不负责的老师。

在美国，教师工会对于驴象两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于是，公立学校的教师享受着匪夷所思的福利：每年1/2500的全国辞退率，以及完全没有KPI的大锅饭式工资体系。

美国教师工会组织集体罢工

当然，私立精英学校的老师，自然有着另一套奖励制度。

好在小霍最终凭借着自己的聪明与刻苦，考上了北方一座名校，震惊了整个小镇。然而未来大学四年的生活，才真正让他体会到了什么是撕裂的美国。

06、撕裂的校园

初入大学的小霍，感受就四个字——格格不入。

我的穿着、口音、爱好、生活方式……等等，完全找不到相同者。我与精英阶层的孩子似乎生活在两个美国。

敌意自然无处不在，有人甚至公然嘲讽他是“近亲结婚的产物”。显然，他们搞混了弗吉尼亚和路易斯安那（在西弗吉尼亚，至今仍有部分地区保留着表兄妹结婚的传统）。

支撑小霍在这样的环境中忍受了四年的，是未来那份体面的工作。可当硅谷公司的面试官礼貌地询问他，是否参加了马术、皮艇、击剑等校园贵族俱乐部时，小霍感到又一次失去了respect。

美国贵族学校

HR希望新入职的不仅仅是一名员工，还是一个下班后能陪他喝酒、打球的朋友。最终，那场面试的结束语是：

是的，你分数很好，但你只有好分数。

后来，名校出身的小霍入职了一家普通公司。半年前，他请了长假，在街区里挨家挨户敲门，请求大家支持懂王，并因此丢掉了工作。

半年后的今天，他扛着美国国旗，去了国会山。

07、瞠目结舌的反智操作

也许，小霍的经历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四年前的大选中，支持懂王的大学学历白人占比48%，比“精英代表”希拉里还高了3个百分点。而就算在今年，失败的懂王获得的7000多万张选票里，同样有着不少高学历、高收入人士。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在懂王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堕胎、反同性恋、美国优先等一系列纲领标签中，总有他们认可的那一项。

当然，红脖子、福音派和铁锈区，永远是懂王最忠实、最狂热的铁杆票仓。

狂热到什么程度呢？2016年，NBC在美国街头做了一段“贱兮兮”的随机采访，问题是：“特朗普要怎么做，你才不会把票投给他？”

下面这位白人大妈的回答，让人目瞪口呆：

而这种近乎反智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基础教育的缺失。不仅仅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充斥着厌学风气的俄亥俄与路易斯安那，事实上，在福音派盛行的南部保守地区，许多家庭干脆不让孩子入读社会学校，而是用下面的教材在家自学：

翻译：电是一个谜……我们甚至说不清电从哪里来。一些科学家认为太阳是电的来源……

于是，我们见识到了世界第一强国里，仍有1/3的青少年相信地球是平的；而在很多学校里，孩子们把“漂白剂”当做饮料，因为他们相信这能让他们躲过药检。

讽刺的是，就在东海岸的特拉华州，致力于基因编辑技术的科技巨头Sangamo Therapeutics公司，正在研究如何通过修改人类基因，让富豪客户的孩子免于病痛的折磨。

这真是个魔幻的世界……

08、去向何方

2012年，美国大选年，奥巴马来到铁锈区，向着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们许下美好的诺言。但事实证明，民主党的精英们转身就忘记了当初的承诺。甚至为了打压兔子炮制的TPP协议，出让的依然还是产业工人的利益。

终于四年后，北方小镇和南方乡间，等来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向东海岸的金融寡头和西海岸的科技骄子，发出战斗的檄文。

至此，你会发现美国原生社会已经彻底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接受先进教育，掌握大量科技、金融资源却极端自私冷漠的精英；一边是有着宗教式的传统道德，却拒不迈入新世界的红脖子。

在英国学者古德哈特的笔下，前者被称为“Anywhere”，他们是全球化的创建者和受益者，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资产配置，可以随时走遍去全球。

后者被称为“Somewhere”，他们是俄亥俄的工人或是路易斯安那的农民，他们依赖着土生土长的故乡。而故乡，却被人抽干了血液和骨髓。

而最令人绝望的是，二者之间从来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如此决绝地地对立着、仇视着，似乎他们已经知道，精英们绝不会放下偏见、鄙视和自私，而红脖子也注定摆脱不掉刻在基因里的荒诞、封闭和民粹主义。

故事的最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那个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少年万斯。在奶奶的鼓励下，万斯考进了耶鲁法学院，实现了如今社会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阶层跨越。

再后来，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书，取名《乡下人的悲歌》。

万斯与《乡下人的悲歌》

而在美国社会出现更多的万斯之前，没人知道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将会被撕裂的人民带向何方……

谢选骏指出：上文也许不懂，这决非一个“乡间挽歌”的问题，我在城市里面亲眼所看，一个红脖子老男开着撒盐车，在晴朗干燥的大街上，朝着行人疯狂撒盐——这可是在执行政府任务！很明显，今天遇到的红脖子内心充满了仇恨。他为何仇恨美国？因为红脖子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白垃圾，不怪自己命苦，转而仇视社会——他她们怎能不恨美国？

谢选骏：第四美国的轴心是法西斯主义吗

《学术界警告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导致法西斯主义》（2024年2月 Rohan M）报道：

1月2日，哥伦比亚大学讲师、福布斯专栏作家汤姆·沃森在通讯中指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将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到来。

可怕的警告

沃森写道，几个世纪以来，由于“顽强但灵活的抵抗”，美国“坚持”度过了“生存风暴”。但法西斯主义的新兴威胁是如此重大，“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严峻的后果

“将会有营地，”沃森在他的专栏中预测道。 “我们将成为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或者更糟。”西班牙政府估计，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从 1939 年到 1975 年对西班牙的独裁统治期间，有超过 10 万平民失踪。

具体危险

晚上有警车。警车在夜间追赶汽车，雾背景。911紧急响应警车超速前往犯罪现场。

“这个国家将永久重新排序，”沃森继续说道。“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将遭受苦难。数百万人将因为性取向而成为攻击目标。 移民将受苦。公共利益将被破坏。犯罪团伙将掌控联邦政府，甚至深蓝州也将难以抵抗独裁统治的影响。”

乐观

尽管存在风险，但沃森在专栏中用大量篇幅论证这一未来不太可能实现。

他写道：“这种威胁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却是全面的。”“我认为我们会获胜，而且会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获胜。”

好兆头

沃森大量引用西蒙·罗森伯格的话来支持这一说法。 在 MSNBC 的一篇文章中，罗森伯格列出了拜登的几项成就——七国集团中最好的经济复苏、几十年来最好的就业市场以及犯罪率下降等等——并指出了中期选举的下轮投票胜利。

尽管如此

然而，沃森也承认有几个因素导致民主党在 2024 年失败的机会“非零”。 有些是常见的担忧，例如拜登的年龄、中东危机以及共和党在选举团中享有的优势。

媒体问题

X twitter 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社交网络。

照片由Depositphotos.com 提供

沃森认为，另一个问题是“拥有‘声望’媒体的人出于经济底线的原因想要特朗普。他的激进主义增加了点击量。他像车祸一样有趣。他们爱他。不要指望媒体公司反对极端主义或支持美国民主。”

专家分析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一种有问题的媒体趋势是“双向主义”。该智囊团写道，“记者们似乎从拜登政府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准备，以‘平衡’他们对特朗普合理的负面报道与一系列关于拜登的不合理的负面报道。”

事实

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显示，在担任总统的头 100 天里，拜登面临的负面报道略多于正面报道。大多数报道都集中在他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特朗普在上任的头 100 天面临着更多的负面报道，部分原因是媒体压倒性地关注他有争议的性格和领导力。

外国影响

“普京也想要特朗普，”沃森声称。“中国政府也是如此。这没有任何微妙或隐藏的原因（尽管可以使用虚假信息策略）——他们想要削弱自由民主的西方。”

干预选举

10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发布了一份情报评估报告，声称俄罗斯试图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间“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 9 个民主国家至少 11 场选举的公众信心”。报告称，“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我们的信息表明，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看到了这种影响力行动的价值，并认为它是有效的。”

杀出重围

“法院不会拯救我们，”沃森警告说，他指的是特朗普的各种法律问题，其中包括几起试图将他从州选票中除名的案件。 “他们太慢了。”

不祥之言

“雷暴即将来临，”沃森总结道。 “我们无法避免它。”

谢选骏：上文言之凿凿，却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健忘的老头拜登身上——试想，一个全球霸权到了要靠一个走路不稳的老头来维持的地步，其危机该是多么深重了！不过上文虽然不明所以，但却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第四美国的轴心已是法西斯主义！当然，这不一定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必定取得胜利。但是，目前流行的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显然已经摇摇欲坠甚至无以为继。

谢选骏：中印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文革埋葬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尸体

《从“叛徒”到“和平使者”：印中异族通婚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 2024-02-13）报道：

2011年，来自中国辽宁省的29岁的留学生于淼淼在新加坡遇到了33岁的印度企业管理顾问席瓦吉·达斯，两人顿时陷入爱河。

于淼淼的父亲是一名小商人、母亲是一名退休的政府雇员。她出生在中国，靠奖学金到新加坡读大学。而席瓦吉·达斯则来自一个传统的印度家庭，他的父亲曾在印度铁路工作，现已退休，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在与于淼淼相识一年后，席瓦吉和她决定步入婚姻殿堂，但是他们两人谁都没有为将来面临的来自两个敌对国家的挑战做好准备。

于淼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我告诉妈妈我的结婚计划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嫁给谁？’后来我回家把席瓦吉介绍给她，但进展还是不太顺利。”

于淼淼表示：“在与席瓦吉见面后，我的母亲通过观察发现了他‘冷静、关心他人和自律的个性’，以及他为了使于淼淼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感到舒适所做出的努力，最后总算感到放心了。”

印度和中国的双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问题，前几年再次由于边境冲突而进一步恶化。

席瓦吉的印度家庭没有反对两人的结合。于淼淼说：“席瓦吉的父母能够生动地叙述1962年的印中战争的细节。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把我与那段痛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席瓦吉在说服于淼淼的母亲对他们的婚姻承诺表示认可时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因为于淼淼的母亲担心，如果于淼淼与席瓦吉的父母发生争执，席瓦吉会选择离开她的女儿。

像于淼淼和席瓦吉这样的跨种族混血夫妇在两国都经常面临偏见和歧视，于是他们决定探索印中混血夫妇所面临的“爱情与波折”。

席瓦吉和于淼淼听到了其他像他们这样的夫妇的类似痛苦经历，于是决定写一本关于这些夫妇的书。

《从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讲述了印中夫妇如何克服家庭对立和文化规范，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于淼淼说：“撰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新加坡的一起事件。一名陌生男子朝着一对夫妇吐口水，警告男友‘远离我们的女孩。’我们将跨种族婚姻看作是文化、政治、宗教、经济、性别动态、社会趋势和个体个性等多方面交汇的地方，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历史上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偏见，这些夫妇经常因与“敌对”国家的人谈恋爱而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席瓦吉说，尽管有时被自己的家人称为整个种族的“叛徒”，甚至被外人称为“间谍”，但这些夫妇还是将自己视为“和平使者”，希望调和两国之间的分歧并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在新书中，席瓦吉·达斯和于淼淼探讨了印中跨文化婚姻面临的“爱情与困扰”，这些夫妇不仅要应对文化差异和偏见，还要应对两国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在此之前，席瓦吉和于淼淼还合著了一本名为《可见的隐形人：亚洲移民工人的故事》的书。他们惊讶地发现关于印中夫妇的挑战、妥协和决心几乎没有人写过，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书能够重点关注实现这些异族通婚付出的艰辛努力。

在新加坡一家研究和咨询公司工作的45岁的席瓦吉·达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听到和记录的故事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说明印度和中国人如何能够相互接触、弥合文化障碍、克服各自家庭带来的巨大挑战。”

在印度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该书的作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对于帮助弥合分歧和建立社区之间的理解“至关重要”。

席瓦吉说：“对于印度和中国的公民来说，获得签证或结婚证书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由于这类问题，我们书中介绍的一对夫妇最终不得不在尼泊尔结婚。”

他说：“但是，当夫妻俩不住在一起时，即使保持联系也可能很困难，因为许多中国应用程序在印度被禁止，而且许多在印度流行的应用程序在中国无法使用。这甚至会引起恐惧和怀疑，认为对方失去了兴趣并开始约会其他人。”

《从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记录了14对印中夫妇的故事，他们分享了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是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动人故事。

在为这本书采访其他印中夫妇时，于淼淼发现文化差异在印中夫妇的关系动态中发挥的作用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31 岁的阿纳夫·戈希和丽贝卡·叶就是这种情况。印度裔公司经理戈什回忆道，在他们结婚前一年，他们住在香港的一套三居室房子里，他没有做任何家务，这让他的岳母很不高兴。

“在我的印度家庭，我的母亲做饭、打扫我的房间、洗衣服。我从来没有学过做家务，这让丽贝卡的母亲很不高兴，她希望我在家做这些家务事，”在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电子商务科技初创公司工作的戈希说。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做所有家务，包括洗碗。

“此外，她的父母有一些看法，认为印度男人对待女性不好，印度落后而且对女性不安全。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与他们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和压力。”

来自香港的叶女士是一名药物研究科学家，出生于英国，她也说要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并不容易。

尽管困难重重，这对夫妇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于2017年结婚。叶说：“我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些年来我们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牢固。”

即使一对夫妇的父母都接受了他们的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

席瓦吉表示，自2020年开始的印度和中国在拉达克地区的新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两国社群之间的种族主义，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落后”、“不可信”和“危险”。

席瓦吉说：“在社会如此两极分化的关键时刻，写一本关于异族通婚的书至关重要。”

席瓦吉说：“有时候，朋友开玩笑说我们是来自各自国家的间谍。虽然我们很幸运只引发了一些无害的玩笑，但其他夫妇却面临着线上和线下的欺凌。 这些恶意信息大多来自对这对夫妇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在这种情况下，“叛徒”更多地涉及违背个人的种族而不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在一个伴侣来自社会中的少数群体的情况下——如在印度的华人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嫁给自己族群之外的人被视为对整个社区的背叛行为。

在这两个父权文化中，女性或许被视为财产，因此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最大。

对于成为“和平使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那些尽管最初受到家庭反对但依然坚持的夫妇。几乎一夜之间，之前强烈反对这种联姻的家庭，会转变为成为该联姻的最大支持者。

这可能是因为在印中两种文化中都非常重视“面子”——一旦走到这一步，如果夫妇分开，两家都将失去很多颜面。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家都会适应并参与创造一种融合的氛围。比如，一个中国岳父现在在印度节日中跳印度宝莱坞风格的舞蹈。一个印度岳母正在尝试烹饪四川菜。

一些夫妇也担心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虽然戈希和叶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在一个更“宽容”的世界中成长，席瓦吉和于淼淼则认为他们的女儿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她能够流利交流、理解并驾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化群体——印度和中国。

席瓦吉说：“也许她可以成为一个标准的世界公民，能够轻松地克服所有界限。”

在婚姻11年后，于淼淼的母亲认为他们两个的结婚乃是天作之合。

“我相信我们没有因政治紧张局势而面临外部环境的重大挑战。当我们问我们当时三岁的女儿 ‘中国和印度正在打仗，你会支持谁？’时，最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她站在天真的角度，建议我们再建一个喜马拉雅山，这样中国和印度就可以各有一个，而不用相互争夺喜马拉雅山了。

网民嚎叫：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6:45:43

中印文化差异不算太大。应该问题不大。

FreeEnergy95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6:39:50

中国14亿人口还怕一些女儿嫁出去？这跟担心非洲人占领广州一样。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6:15:08

“中国女人不足？”城市里的大龄剩女过剩，但人家即使不嫁也不会嫁给农民和农民工，当然外嫁可以，呵呵……

WeThePeople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5:43:00

祝福爱情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5:25:00

两人能一起写书就了不起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4:52:01

中国女人本来就不足，应该禁止中国女人嫁给外国人，这反而在鼓励。

燕京上都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1:20:32

呵呵，差不多。

kingdale1 发表评论于 2024-02-13 00:33:43

嫁烙印比嫁老黑强100倍。

谢选骏指出：中囶与印度，从“世交”变成“世仇”，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联系随后发生的文革“废墟工程”来综合评估……这其实是在冥冥之中埋葬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尸体。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就是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佛教文明参与创建的。正如第三期中国文明，是来自欧洲和西方（包括了欧洲殖民地，例如美洲、澳洲、俄罗斯）的基督教文明参与创建的。

谢选骏：任何“中囶模式”都是专政傀儡

《机会背后的隐忧：从“合肥模式”看中国经济现状》（KEITH BRADSHER, JOY DONG 2024年1月29日）报道：

中国合肥的一个大型新住宅开发区附近的五里庙建材市场。

工业城市合肥位于中国中部心脏地带，这里有生产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超现代化工厂，将办公楼和景观公园连接起来的宽阔大道，还有快速落成开通的地铁线路。

然而，在占据了合肥十个街区的建筑材料市场，当地商户们却很悲观。房门经销商吴俊林（音）已关闭了三个商店中的两个，解雇了十几名员工，只留下一名雇员。

“我干这行已经20年了，这么多年里，今年是最糟糕的，”他坐在自己仅剩的那家店里等待客户光临时说。

没有什么地方比合肥更能体现中国经济的机会和脆弱性了。

政府主导的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行业的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出口大国，也使合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的榜样。但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行业衰落破坏了数以百万计家庭和小企业的财务状况，合肥也不例外。

合肥及周边的城镇成了电动汽车制造中心，这里的汽车总产量自2019年以来几乎增长了两倍，现已超过密歇根州的汽车总产量。合肥的产业政策在扶植技术制造商方面非常成功，以至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将所谓“合肥模式”奉为信条。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为电动汽车工厂提供补贴，这导致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亏损严重。

“部分地方和企业还存在盲目上马、重复建设新能源汽车项目情况，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要采取有力措施来加以解决，”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合肥模式包括使用政府资金购买需要现金的制造商和初创企业新发行的股票。官员们还从国有银行安排利率优惠的贷款，为新工厂提供资金。

由于市政府押注平板显示器制造商京东方科技集团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等公司，合肥在2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在蔚来汽车几乎将现金耗尽的时候，合肥市政府为其注资70亿元人民币，拿到了公司24%的股份，国有银行还另外向其授信104亿元。

合肥是安徽的省会，这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曾经属于贫困地区，如今，合肥已在中国城市收入排名中跃居前列。地方政府干部、城市经济学家和机构投资人纷纷前往合肥考察学习。

合肥拥有总资产6135.84亿元的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它向陷入困境但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投资。合肥城投是中国同类公司中的第四大公司，它在其他投资者还不愿出手的时候以低价购买公司的股票。

这些公司有时能够复苏，就像合肥投资后的京东方科技和蔚来汽车那样。那之后，合肥市还会向这些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提供激励措施，鼓励它们迁到合肥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助理教授李波说。

“合肥对当地产业有清晰的了解，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是根据企业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她说。

合肥位于多个产业供应链的顶端。全球20%的消费电子液晶显示器是在合肥制造的。许多联想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也在合肥制造。合肥生产了中国10%的家电产品。合肥市政府为建设中国第一家先进计算机存储芯片工厂所需的180亿元提供了144亿元。

去年，合肥的电动汽车产量翻了四倍，随着大众汽车的一家巨型新工厂提高产量，合肥今年的电动汽车产量还将进一步飙升。大众汽车部分控股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公司也在合肥建了一家工厂。

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也紧随其后。比亚迪正在与特斯拉争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地位，它在合肥建的工厂园区耗资150亿元、计划每年生产130万辆汽车，目前即将完工。

合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市的一所顶尖工程大学，就像卡内基梅隆大学促进了匹兹堡的科技复兴一样。中国大多数顶尖大学在北京或上海。但在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领导人将学校迁出北京，最终于1970年迁至相对平静的合肥。

2005年，合肥市新任市委书记孙金龙提出将合肥的重点放在发展科技制造上。京东方当时的生产主要在北京，但财务状况不佳。市政府说服了京东方在合肥建厂，并帮助其筹集了100亿元的投资和贷款。

京东方在后来的公司报告中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公司还从合肥市政府获得了18亿元的直接补贴。京东方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平板显示器制造商之一。

合肥还曾有一名推动其成功的强大盟友。近一年前从总理职位上退下来的李克强曾是中国第二号高官，他是在合肥长大的。

李克强2015年访问合肥时宣传过他的《中国制造2025》方案。该方案要求中国到2025年时用国产品取代许多进口的先进制成品，该方案采用的产业政策与合肥的政策相呼应。李克强于去年10月去世。

合肥仍面临一些挑战。虽然那里的生活成本较低，但汽车制造商难以说服高管和工程师离开上海或北京的繁华，来合肥过更安静的生活。京东方的总部仍在北京。

但合肥最大的问题是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两年前波及合肥，在此之前，该市的建筑和房地产开发行业的规模略大于制造业。公寓楼、办公楼和酒店高耸在这座不久前还以农业为主的城市遗留下来的农田上。

这种对建筑业的依赖现在正在给合肥造成伤害。

房地产市场数据提供商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合肥的月销售新房数量已大幅下降。截至11月，销售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5%。

房地产销售的急剧下降严重损害了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开发商们为新项目融资的能力。去年的新项目总建筑面积较2022年锐减57%。

随着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耗尽，他们从政府购买土地租赁合同的数量减少。销售土地租赁合同是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的主要来源，通常占合肥市市政支出的一半。去年，合肥的土地租赁合同销售额下降了38%，让政府支持的项目陷入危险。

小企业主们表示，地方政府以前是他们的大客户，现已停止下订单。

“政府没钱了，腰包掏空了，”合肥一家地板企业的老板陶英成（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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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本地的工人也抱怨他们缺乏竞争工作岗位的技能。蔚来和大众等公司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人和其他自动化工具，并雇佣其他地方最好大学的毕业生。

“现在的就业环境不太好，”合肥居民徐明义（音）说，他学的是计算机编程，但至今仍未找到本专业的工作，目前靠当网约车司机谋生。“合肥这些企业需要的人才条件，普通人很难满足。”

谢选骏指出：人说“机会背后的隐忧：从‘合肥模式’看中国经济现状”——我看他们竟然不懂，任何“中囶模式”都是共产党专政的傀儡，说变就变，没有常性。

谢选骏：英国查尔斯国王恶名噩运

《英国查尔斯国王确诊癌症，哈里紧急回国，事态严重》（2024-02-06 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2月5日，白金汉宫发布消息称，现年75岁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医院的诊断检查中被确诊患有癌症。

就在宣布的同时，人在美国的哈里王子已经第一时间启程返回英国，专家认为这也凸显了事态的紧急性！

据英国广播公司消息，查尔斯三世确诊的癌症并非前列腺癌，而是在他最近治疗前列腺肥大时发现的。

截至目前，白金汉宫未透露癌症的类型，但根据白金汉宫发布的声明，国王查尔斯三世已于5日开始接受治疗。

上个月，查尔斯国王因前列腺肿大接受了矫正手术，在医院住了三个晚上，当时医生注意到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白金汉宫表示，检测已经确诊了一种癌症。

白金汉宫没有透露查尔斯癌症的任何细节，但一位王室消息人士称，这不是前列腺癌。

白金汉宫称，国王“对治疗保持完全积极的态度，并期待尽快恢复全面的公共职责”。查尔斯国王将继续担任宪法角色，包括文件工作和私人会议。但他将推迟公开活动，预计其他高级皇室成员将在他的治疗期间代替他。

一位与哈里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哈里今天已经从洛杉矶前往英国，陪伴在父亲身边。专家称，哈里冲向英国 "表明了国王病情的严重性"。

一位与哈里王子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在宣布哈里王子将前来看望父亲时说："公爵确实与父亲谈论了他的诊断结果。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英国看望国王陛下。但他的妻子梅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不会与他一同前往。”

据悉，查尔斯国王在白金汉宫宣布癌症诊断之前，亲自联系了他的两个儿子，告诉他们结果。

哈里上一次去英国是去年夏天，当时他出席了一个儿童慈善机构的活动。不过，在那次访问期间，并没有与王室成员见面，之后他前往德国参加了 "无敌者运动会"，并在那里与梅根会面。去年他还参加了他父亲5月的加冕典礼，但在典礼结束几小时后就离开伦敦返回了加州。

据信，哈里与他的父亲保持着联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查尔斯国王病情的严峻性。当然，他马上的启程决定也将唤起王室内部和解的希望。

查尔斯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王位继承人，现在他成为国王。在他母亲在位的漫长岁月里一直陪在身旁，见证了几代世界领袖的更迭，其中包括15位英国首相和14位美国总统。

1948年11月14日，查尔斯在英国伦敦出生。作为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的长子，查尔斯一出生即拥有崇高的身份。然而，他当时无法预料到自己未来的"遭遇"。

查尔斯出生时，整个英国报纸头条都是：“It's a boy!（是男孩！）”

查尔斯的童年并不快乐，因为他的身份使得他没有得到父母关爱的机会。

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她认为担任女王的身份比担任母亲的身份更为重要，因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处理国家大事上，对于查尔斯的生活规划相当简单粗暴。

而父亲菲利普亲王曾经是一名英国海军中尉，他的严厉与苛责，使得幼年时候的查尔斯王子对他非常惧怕，父子俩的关系非常紧张。

很多时候，查尔斯独自一人在一个又一个古堡中度过，而与他更亲近的却是他的奶奶。

在他年幼的时候，查尔斯患上荨麻疹，他的奶奶细心照料着他，而父母的身影只是偶尔出现。多年的疏离给小查尔斯的心灵带来了无法挽救的创伤。

很多接触过查尔斯的人说，在内心深处，查尔斯是相当害羞且拘谨的人。一个 “敏感的灵魂 ”。

为了塑造一个“强大的”查尔斯国王，菲利普亲王将查尔斯王子送往了希尔豪斯学校。这所学校是一所位于苏格兰的寄宿学校，也是菲利普亲王曾经就读的母校。菲利普亲王希望通过这一决定，让查尔斯王子在这里获取更多的知识，同时助力塑造他的性格，使其经受多方面的锻炼。

这所学校一直以其严格而著称，即便在严寒的冬季，学生们也被要求只穿一层单衣，甚至每位学生只能用冷水淋浴，以此来强化他们的身体素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查尔斯是王子，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他在学校里遭受了许多侮辱，同学们经常大声呼喊他的名字，甚至在宿舍里，他也经常遭到舍友的殴打。

查尔斯与戴安娜、卡米拉的感情生活更是为人津津乐道。

坊间传言，查尔斯与卡米拉相识于1970年夏天。那天下着大雨，23岁的卡米拉在伦敦西部的温莎公园参加一场马球会，蓦地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雨中抚摸着一匹马，那雨丝中的身影显得有些孤寂。卡米拉心中一动，不由得走上前去搭讪：“这是匹好马，先生。”

就这样，一头金发、身材苗条、富有幽默感的卡米拉认识了小自己两岁的查尔斯。在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卡米拉就已经能使一向拘谨少语的查尔斯仰头大笑。

查尔斯的朋友后来回忆说：“从遇见卡米拉的第一天起，查尔斯的整个心就被她彻底征服了。”

1973年，查尔斯随著皇家海军外派，两人分道扬镳，书上指出，查尔斯当时年仅24岁，根本不想定下来。后来卡米拉嫁给了安德鲁·帕克-鲍尔斯准将，并育有儿子汤姆和女儿劳拉。

尽管卡米拉身为人妇，但她一直是查尔斯最信任的朋友。而查尔斯也在1981年7月与戴安娜结婚。

对查尔斯跟所有的正常人类来说“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卡米拉这颗硃砂痣也就长长久久的停在查尔斯心中。遂成为认识戴安娜后更大的矛盾。

1994年，查尔斯首次在全国的电视上承认他与卡米拉有婚外情。

1997年，戴安娜在巴黎发生车祸丧生。

直到1999年，她和查尔斯才公开了他们的恋情。他俩被拍到从伦敦市中心的丽兹酒店（Rits）一起出来，而这一公开露面是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一部分。

2005年4月9日，时任王储的查尔斯以世俗婚姻迎娶卡米拉。婚后，卡米拉获得丈夫前妻戴安娜王妃所拥有的一切头衔，但她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威尔斯王妃的头衔，只使用康沃尔公爵夫人的称号。

从那时起，卡米拉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改变。多年来，她因积极倡导自己热心的事业和兴趣而受到赞扬，得到她支持的包括扫盲慈善机构、动物福利组织和为家庭虐待受害者提供帮助的组织。

许多王室评论员说，有卡米拉在身边，查尔斯常常显得放松。

2021年12 月根据 YouGov的调查，查尔斯的人气越来越高。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对他持正面态度。

2022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

2023年5月6日查尔斯三世在英国白金汉宫举行了加冕仪式。

如今，加冕仪式不到一年，查尔斯就被查出癌症，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话说，最近英国皇室真的是麻烦不断，上个月，英国的凯特王妃因病做腹部手术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有西班牙记者爆料其陷入昏迷，这位记者爆料凯特王妃在回到温莎城堡之后曾一度昏迷，并有很严重的并发症。好在英国王室对此很重视，耗费了巨资雇佣了英国顶级的医疗团队24小时进行看护。

对此王室也是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王室透露凯特王妃的病情并不严重，并非如同这位西班牙记者所说，希望大众不要相信谣言，只是这样的说法无法说服民众。

也希望凯特和查尔斯能够早日身体康复！

谢选骏指出：英国“查尔斯三世”这个国王的名字非常不好——英国查尔斯一世国王是被革命推翻并且处决的，英国查尔斯二世国王是被革命推翻并且逃亡的；现在这个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虽未斩首、逃亡，但也是噩运连连，好不容易熬到七十多岁才得以继位，但转眼之间就得了癌症，以后就算治好了，也只有半条命了。

谢选骏：美国革命拯救未来

 

《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ROSS DOUTHAT 2024年2月6日）报道：

每个新年，在东亚一家经济研究公司担任技术分析师的汪丹（音）都会写一封长信，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汪丹在观察当代中国方面很有天赋，他的信中既有分析又有个人经历。在今年的这封信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要素是中国俚语：“润”。

这个中文字的意思来自与其发音相近的英文词：“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借用这个英文词的意思来表达一种逃离的愿望。”他们最初想逃离的，可能只是父母的期望或大城市令人疲倦的打拼。但经历了政府取消了长达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而中国的经济令人失望，政治文化令人窒息，汪丹写道，这个字的意思正逐渐“演化为彻底逃离中国”。

运气好的逃离者是那些能合法移居欧美的人。最大胆的则是飞到拉丁美洲后穿越达连山谷进入墨西哥、最后抵达美国的“走线”者；汪丹指出，涌入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潮中，现在每个月都有数千名中国公民。但“润”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前往新加坡、日本或泰国，后者是汪丹最近去过的国家，他在那里与远程工作者、心灵追求者、加密货币爱好者，以及吸毒者泡了些日子。

泰国的经历让他对中国不确定的未来有了少许的乐观感受。“未来的那个中国将不像今天由老人统治的中国，”他写道，一些在泰国混日子、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年轻人也许“有朝一日会为他们将继承的那个中国做些好事”。

但是，包含这个充满希望的想法的总体叙述似乎并不全然乐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正面临人口萎缩，现有的青年才俊正试图逃离，有可能成为艺术家和企业家的人更喜欢呆在泰国的高原而非上海或北京，有时他们还对父母撒谎，假装人在美国，甚至“在与家人视频聊天时拉上窗帘让房间变暗”以伪造时差。

汪丹在信中有关地缘政治的部分写道，尽管“中国经济的50%也许机能失调，但发展势头良好的那5%对美国利益来说相当危险”（他的意思是，这部分经济包括从蓬勃发展的汽车出口到不断扩大的国防工业基础）。

将这一点与“润”心态背后对中国长远未来的悲观态度结合在一起，你看到的是美国当前形势的特殊性。如果只看2024年或未来十年的世界，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衰落的帝国，在各条战线面临着修正主义大国的考验，同时试图尽力兼顾我们在国力似乎尚未受到挑战时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一系列承诺。

但如果从长远来看，哪个国家的未来霸主地位似乎比我们的更有说服力呢？尽管经历了通货膨胀的挑战，但美国经济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的增幅仍然可观，而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却陷入停滞。在过去五年里，许多发达国家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已加速，美国的人口趋势虽不理想，但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韩国更为稳定。我们在全球的困难处境反映了我们传统欧洲伙伴的衰落，以及重新平衡我们联盟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固有弱点。而我们在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的竞争对手们在诸多方面都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未来，包括经济增长、内部稳定，以及怎样让本国最有才华的公民愿意留下来建设未来。

把所有这些汇集起来，不难想象一个两代人后的世界，在那里，欧洲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富裕地区是老年化的围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方由不稳定和独裁统治下的衰落主导，真正的活力主要由美国目前正在增长和建设的地带维持，也就是X账号“空美国”(Empty America)称之为正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兴起的“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的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但愿到了2070年代，我的孙子辈们也能在缅因州人口稀少的荒野上建设这个文明的前哨）。

如果你想要一个奇怪但最终乐观的美国愿景，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给你的。但它取决于美国平安度过眼前的这个时代。这是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更应该倾向于谨慎的现实主义，而不是讨伐主义的好理由，也是我们寻找方法重新稳定我们的政治，而不是接受右翼和左翼对彼此抱有的关乎存亡的恐慌的好理由。

有这样一个可信的未来：当我老死在床上时，美国仍是堕落地球上的活力灯塔。别让我们在2020年代剩下的时间把这个可能性抛弃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知道“美国拯救未来”，却不懂得只有美国自己必须首先经历一次革命，然后才能拯救未来——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未来。没有这个歌名，美国自己都无法拯救，如何可能拯救未来？不过好在，美国已经进入了革命的隧道，虽然前途漫漫，但尽头的光亮还是依稀可见——那就是……创建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之后的第四美国！

美国革命拯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