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谁来分配谁就获益——共产主义的秘密勾当

《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习近平又出昏招》（2024-02-16 10:12:41  华尔街日报网 | 2条评论）报道：

 

中国庞大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习近平希望重拾社会主义住房观，重新由国家来掌管房地产市场。

中国各地的房价都在下跌，房地产开发商纷纷破产，人们开始怀疑房地产是否还能再次成为一项可行的投资。房地产危机正在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也令国际投资者惊慌失措。

根据新战略，中国共产党将接管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更大份额，这将一改多年来房地产业由民营部门主导的局面。根据参与讨论的政策顾问的说法和政府最近发布的公告，该战略有两大方案作为支柱。

其中一套方案是，由国家收购民营房地产市场上的不良项目，并将其改造成住房，再由政府出租，或在某些情况下出售。另一套方案主张国家本身为中低收入家庭建造更多的保障性住房。

上述政策顾问说，目标是将由国家建造的、限制条件下低价出租或出售的住房在中国住房存量中占比从目前的5%左右提高到至少30%。

这些计划与习近平近年来扩大中共对国内经济的掌控并抑制民营部门发展的广泛举措是一致的。这些举措包括对马云(Jack Ma)支持的蚂蚁集团(Ant Group)等科技公司的监管打压，以及对半导体等重点产业的国有企业进行更多投资。

在习近平的最高经济政策助手、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领导下，中央政府的经济官员们仍在研究如何执行这项房地产战略。经济学家警告说，该计划即便能实现，可能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但成本将是巨大的。据一些分析人士称，未来五年每年的成本可能高达2,800亿美元，总计约1.4万亿美元。

去年11月，习近平视察上海的一个政府补贴租赁住房社区。

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甚至能否付得起这笔资金。中国的地方政府已背负了巨额债务，目前还不清楚中央政府是否愿意承担主要的出资任务。

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清理房地产乱象方面采取的措施不足或执行不力，多次令分析师和投资者失望。研究过政府部分计划的人士说，该战略还充满了复杂性和相互矛盾的目标，可能难以全面成功实施。

“新模式”

习近平在去年12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2024年的一项首要任务是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根据对此次会议的一份官方解读，这种模式的重点应该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

政府文件显示，初步计划要求在未来五年内增加600万套保障性住房。

为帮助启动这一战略，中国央行已为多家政策性银行划拨了总计人民币5,000亿元（约合700亿美元）的低成本贷款额度。由这笔资金资助的一些项目已经动工。

负责为中国领导层处理信息问询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相关问题。

这些政策顾问说，习近平坚持认为，房地产不应再在国内经济中占据这种影响力过大的地位了。在此前很多年里，房地产业都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一度占到GDP的四分之一左右。

在习近平看来，过多的信贷流入房地产投机活动，不仅增加了金融系统风险，扩大了贫富差距，还分流了所谓的“实体经济”的资源。习近平口中的“实体经济”是指制造业和高端技术等他认为对中美竞争至关重要的行业。

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的计划将使中国的住房市场回归其本源。几十年前，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控制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大多数中国人都住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配的住房里。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启动了房地产业市场化改革，他们最初设想了一个双轨制，即一些人购买私人开发的房产，而另一些人则居住在国家补贴的住房中。

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像中国恒大(China Evergrande)这样的民营开发商迅速扩张，并逐渐主导房地产市场。如今，90%以上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66%。

这种向私人所有权的转变在中国创造了巨额财富。但是，房地产市场的爆炸式增长也引发了债务催生的泡沫，使许多年轻家庭买不起理想的住房，也令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感到失望，认为中国偏离其社会主义根源太远。

在政府长达数年的抑制过度房地产投资的行动之后，去年房地产市场陷入动荡，国内外经济学家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对房地产业实施结构性调整。

目前，中国各地有大量空置房屋，许多建筑需要资金支持。

在内部政策讨论中，习近平最信任的副手之一、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认为，让国家更多地参与进来，将是政府吸收过剩房屋供应、遏制房价跌势的一种方式，并有助于保护银行，避免在市场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不得不减记数千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

上述政策顾问们认为的另一个卖点是：通过将更多的私人房产转化为由政府补贴的住房，用于出租或出售，将有助于推进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使中国社会更加平等。

14号文

中央政府去年10月份发布了一份名为“14号文”的指示，这项新战略由此开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该文件要求未来五年内在35个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增加约600万套保障性住房。

该文件几乎没有透露如何实施该计划的细节。但其中明确指出，中央政府将限定可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群体范围，并将禁止这些住房变更为商品房流入市场。

中国央行披露的信息显示，央行此后已将人民币约5,000亿元中的70%分配给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

国家开发银行在2023年12月19日透露，该行已向福州市保障性住房项目授信人民币2.02亿元，专项用于支持该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这个项目预计于2026年竣工，建成后将提供约701套住房，当地政府计划以优惠价格把这些住房出售给中等收入家庭。

根据来自湖南省政府的信息，国家开发银行还向湖南省政府提供了一笔人民币1,000万元的贷款，用于长沙市内一个破旧城中村的改造项目。

目前尚不清楚发放的贷款中有多少资金将用于建设新项目，或是用于从商业开发商手中购买已建房产并重新改造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和湖南省政府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今年1月初，中国央行和政府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ion)出台了新的指导方针，承诺为政府补贴的租赁住房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具体金额未说明。这些指导方针称，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将有助于盘活存量住房。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去年11月随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向包括华尔街高管在内的美国商界代表阐述了中国政府的部分计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举行峰会期间，何立峰重点谈到了政府补贴住房计划，他告诉这些美国高管，该计划将使大城市的人能买得起房。

其中一些知情人士说，这种讨论表明，中国领导人担心外国投资者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住房问题的应对，以及他们最近几个月抛售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情况。

但对于许多外国银行家和投资者所敦促采取的措施，比如对资金紧张的民营开发商进行重组，或因开发商陷入财务困境而导致的大量中国烂尾期房如何完工，他却只字未提。这些知情人士说，何立峰持续半小时的讲话未能打动人心。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帮助陷入财务困境的开发商重组债务，并让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损失。这些举措虽然痛苦，但却能重振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不过，参与讨论的政策顾问们表示，中国政府仍不愿向开发商提供直接的流动性支持，因为官员们担心这会重新吹大房地产泡沫。

购买房产然后改建为租赁住房的做法会带来许多复杂问题，比如中国政府是应按照当前市值买入这些房产（这样做实际上就相当于救助无力偿债的开发商或个人房主），还是坚持以大幅折扣购入。而如果房主不想把房产出售，那又该怎么办，具体如何操作也不清楚。

经济学家指出，新建保障性住房的做法要明确好办得多，而且还能起到支撑中国建筑业的额外利好作用。但在中国人口不断减少的时候，扩大新建住房也会增加供应。IMF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对新建住房的基本需求将下降近50%。

一些中国官员认为，国内经济下滑可能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以较低成本购买更多房产的机会，从而更容易把对现有房产的改建作为优先考虑选项。

“财富分配”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如果中国政府确实大幅改善了保障性住房供应，这就将成为一种面向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而这是中国迫切需要做的，使民众能够把更多钱用于其他消费支出。但他表示，现在还为时尚早，不知道该计划将如何实施。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经管学院教授陈志武对此持更为怀疑的态度。他将中国的新住房战略与中国政府利用其所谓“国家队”的政府基金购买股票以试图提振股市的方式相提并论。

这种做法往往无法持续支撑市场。他说，鉴于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和供应过剩问题，利用政府资金购买不良房地产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陈志武说，政府干预还可能引发令人不安的社会公平问题。他说，在市场疲软时从现有房主或开发商手中购买房产，相当于在其他人不能灵活出售房屋的时候，动用国家资源补贴那些能灵活出售的房主。

他说，这变成了一个财富分配问题，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多套住房，也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出售。

过去在政府的扶持下为支持或改造市场所做的努力取得的结果喜忧参半。

过去几年里，包括郑州和苏州在内的一些中国城市实施了自己的计划，从开发商手中购买数千套未售出的房产，然后将其改造成保障性住房，提供给低收入家庭，包括因城市发展而被迫迁走的农民。

据克而瑞(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Corp.)的分析师称，这些城市倾向于从有国资背景的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控股的开发商那里购买房产，买入价格通常低于市价。

经济学家称，这些项目有助于消化过剩的住房，但也进一步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记者试图联系这些城市置评未果。

先前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社会住房计划是近10年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一次陷入困境时推出的“棚户区改造”计划。

根据该计划，中国央行向国有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国有银行再向开发商提供贷款，让它们从城市和乡镇购买土地，然后建造更多的住房。相应地，地方政府则向“棚户区改造”安置家庭发放现金补贴，让他们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新住房。

这一举措帮助恢复了对房地产的需求，但却导致建设了更多住房，加剧了中国的住房供应过剩问题。

经济学家们说，目前的住房危机比上一次的下滑要严重得多，政府在收拾残局方面面临着更大挑战。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日报网基本属于文盲，所以才会胡说“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习近平又出昏招”——华尔街日报网哪里懂得共产主义的秘密勾当——谁来分配，谁就获益！

谢选骏：不会自己说谎的作家很难成功

《78岁，继续“失败”地在县城写作》（澎湃新闻 2024-02-20）报道：13

这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在小县城坚持写作的故事。与很多人的老年生活不同，78岁的舒绍平每天过着规律的写作生活，不做家务的时候，他便坐在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时断时续地敲字写作。

年轻时，他当过老师，后来在县城图书馆、文联工作，60岁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他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许多创作的文字，可能永远躺在电脑里。这种“不合时宜”，成了他更深的自我印记。舒绍平的人生困惑，或许也是许多人的镜像——一个人，如何在世俗的成功和自我坚持之间挣扎，在孤独的地方与时代保持朴素的精神追求。

故事一旦有了开头，他就不会停下来。

标题列了几十个，但还没有令他满意的。这次，他想写一个退休老医生，寻找自己当年下放时一位知青伙伴的曲折故事。

构思好之后，他开始在电脑上敲字，速度很快，但非常小心。周围一切仿佛都淡出了，只有文字。他敲字越来越快，巧妙的句子，闪亮的句子，一股脑涌出来。

有时指头跟不上思维的节奏。突然有个字卡住了，他手指停在半空中，想起来后，重重落在键盘上。手背上散落着几颗老年斑。他摘下帽子，银发覆盖头皮，他把脖子往前伸，离电脑近了些，他更能看清屏幕上密集的文字。

这是舒绍平平凡一天的开始。他大半生的生活发生在湖南芷江县城。十二月的天气太冷，他把自己裹在暖盆旁的被子里。因为刚搬家，书房的书桌上只摆放着几本他自己写的书。写作如呼吸般贯穿他的一生。

去年十一月，外孙女成恩仪看到，从不发朋友圈的外公突然发布一条动态，是一张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重点作品扶持申报表。

“外公写文章写了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得到一些认可。”成恩仪记得，自己小时候，外公经常往北京跑，听家里的大人说中央电视台要把他的小说拍成电视剧，到后来没了音讯。希望落空后，外公在家时常唉声叹气，饭桌上家人也很少再提起。她以为，外公已经完全放下了。

她问外公是不是要申请，外公说是的，他碰一碰运气，不中也罢。他想申报的是前不久写的电影剧本。

舒绍平不知道，外孙女在网络上发表了这则动态，有几千人点赞，有人在评论里出谋划策如何把剧本拍成剧；有人说，和老人比起来，自惭形秽；也有人说，有梦想的人真好。

78岁这一年，舒绍平还在继续尝试。

写点什么吧 

成恩仪说，她没有想到，外公坚持了一辈子。她过去以为，外公只是一个网瘾老年人，以及一个县城边缘的老年作家。

做一名作家的想法，是小学生时期的舒绍平就悄悄萌生的。他父亲是农民，但读了几年私塾，晚上在火塘边无事，喜欢对孩子们讲三国，水浒，说岳说唐，三侠五义。舒绍平听得津津有味，无事时，他就翻看家里那几本发黄的老书。

后来进县城读中学，他便喜欢大量读文学类作品，中国作品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读苏联作品，如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铁流》《毁灭》等。他觉得苏联作品与中国作品相差不大，语言易懂，也很注意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适合自己的口味。

文字汇聚在他脑中。那时他想，以后我要能写书就好了。初中时，舒绍平把和家人卖粮食筹学费的故事写成作文，没想到老师说有细节，很动人，念给全班人听。这次被认可激发了他写下去的念头。

他喜欢看，喜欢写，甚至在农田里，他也会用铅笔或圆珠笔，在草纸上写下即时的思绪。写好之后夹在笔记本里，经年累月地堆积在他的书桌上。他的笔迹疏朗飘逸，今年二十五岁的成恩仪说，外公的字很好看，跟很多字体都不同，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虽然她经常看不懂。

几十年里，舒绍平对写作像专业作家一样认真，会三番五次地修改一个句子，划掉，或在空白处补写。对他来说，花几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是件平常的事。他会反复查词典并向别人讨教。

成恩仪的记忆中，外公写作时会流露出烦恼和急躁。他经常独自在他的小房间里，有时候她在客厅玩，会看到他冲出房间，翻看日历，自言自语地说，嗨呀，原来今天诸事不顺啊。顺便在日历上划个叉。

写作之外，他原本过着曲折的人生。舒绍平出生在湖南一个山窝窝里的苗寨，日子是苦过来的，偶尔吃个肉包子，他先吃包子皮，把肉放到最后一口，结果太激动，手一抖把肉掉到地上，哇哇哭起来。

他想升高中读大学，但娘讲，咱家里你大爷爷、二爷爷、二伯伯都饿死了，上头还有两个哥哥，活命都难，读书很难了。如果读师范，免费，还管吃。他没有多余的选择，后来考取了师范学校。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乡村学校当教员，一个月三十来块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外，剩的钱都用来买书报杂志看。每次学校开会，同事当他面说，你一个当老师的，思想不巩固，心里竟想着当作家。那时他十九岁。

但每次抱起一本书，像有股力量在推着他往前走。一下班，他跑到书店找个地儿坐下捧起书，“像饿牛闯进菜地里，一顿猛吃”。看过梁斌的《红旗谱》后，他被乡土文学的语言吸引住，和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很像。

县城坐落在舞水河畔一块宽阔的盆地里，沈从文在这里短暂生活过。

和沈从文作品中许多人物相似，舒绍平也是苗族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舒绍平到省图书馆，在档案馆翻到一本名为《萧萧》的小册子，里面写着湘西的野生活，那些地道的山歌吸引了他，他一口气看完了。那时他第一次知道沈从文。

后来，做当地人物志调查时，舒绍平漫步街头寻踪觅迹，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沈从文的四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里，他写道，东街边有条小弄子名叫东紫巷，进巷数百米，当年是赫赫有名的熊公馆。

平日里，沈从文常去熊公馆阁楼上的书房，那些书是熊希龄历年所积，古典书外，其中还有不少翻译的狄更斯等人的外国小说，沈从文躲进小楼，在小楼里开始了文学的启蒙。

当沈从文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作家时，舒绍平还是那个在县城埋头写作的青年。当他梳理完沈从文的故事，在纸上写下一句：有人说，痛苦是文学的摇篮，也许这话可信。

梦断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得有节目。校长把写小戏的任务交给舒绍平，这是他写小说的源起。他写了篇关于农村生产队的文章，投稿到上海《萌芽》杂志，编辑部回信说留用了，准备年底发。结果“文革”来了，文章再没发出来。

作家梦断了，他也不敢再读书。无聊时，他跑去跟村里的赤脚医生聊天，一起背着药箱四处给农民看病。

乡里建了所中学，安排舒绍平去教数学，也教过物理、化学、俄语，俄语他说得最溜。除了英语，他都能教。学校的宣传栏得有文章，当时的改委会主任吩咐，每个老师都写一篇。特殊时期，舒绍平怕写文章出政治错误，就写了一首叫《赤脚医生》的诗歌。

到1972年，县里的文化馆恢复。舒绍平的这首打油诗“莫名其妙”被登到宣传栏上，辗转又被登到《新湖南日报》上，好多人拿着报纸给他看。那年头，文章能上报刊，他是破天荒第一个。他心里咚咚地跳，脸一阵红一阵白，既兴奋又害怕。写作的火苗又燃了一下。

五年后，舒绍平被调到县文化馆，当一名文学创作专干。第一个任务是写湘西剿匪民兵英雄，他花四个月时间采访收集资料，写了三个纪实故事，最后有两篇被选中编进书里。

当时文化馆图书室书很多，他每天接触到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也有新时期国外五花八门的各种小说，让他眼花缭乱。但读得越多，他愈加感到自己的不足，认为自己艺术感受能力很差，不是写小说的料。

灰心丧气之时，他又想起中学时代，语文老师在他那篇作文后写的几句赠言：人一能之，己十能之；人十能之，己百能之。他不能让作家梦夭折，只有不停地读写。

后来县里成立了一个图书馆，他是馆长。图书馆四万多册藏书，他读了一半多。他回忆，那时能找到的外国名著他几乎都读了。对他而言，骨子里是传统的，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四大名著，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史记，古典诗词戏曲等，早已融入他的骨髓。

对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的作品，他也读，“但是心理上是不愿接受的“，觉得他们的欣赏习惯与审美心理和中国的不同。“他们一般不是中国讲故事的办法，而特别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刻画，随着心里的想法天马行空，扯得很宽，可以没有故事，不要情节。”

比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他实在读不下去。《老人与海》有故事情节，他就喜欢读。语言风格也很有区别，中国短句多，在他看来，有节奏，有气势，有光彩，外国长句多，模模糊糊，“让人读得吃力难受。”

那时中国文坛，对外国作品模仿成风，先锋文学派首屈一指，“连王蒙等大家都学习用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作品，一时成了时髦。”当时舒绍平也想学，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在八十年代，他也写过现实主义小说《乡道》，二十来万字。也尝试过意识流写法。

但写来写去，总觉得不对劲。手写的书稿，几万字，寄到报刊编辑部，几次被退了回来，只能丢进废纸篓。他跑去和画工笔画的朋友讨论，看到朋友加了现代派的手法，朋友说，时代变了，创作也要变化。他写了两部小说拿给朋友们看，朋友说，老舒，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想明白了，“我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学的见的生活的写的都是中国的东西，自己对外国的东西一无所知，为何要东施效颦呢？放弃自己熟悉的，去学那些陌生的东西，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一段痛苦徘徊后，他放弃了，重回到中国传统写作的路子。大多数时间，他写报告文学，杂志报刊喜爱这类题材，稿费收入颇丰。

当时，古华的《芙蓉镇》风靡一时。调入县文联工作后，舒绍平曾在一次会议上听了古华的讲课。古华写乡村生活，用乡土语言，很合像舒绍平一样的基层作者的口味。

迷茫和摸索后，舒绍平琢磨出来了，“所有的文学作品写什么，都是写细节”。他继续看书继续写，扫地炒菜煮饭时，想到什么情节，他跑到电脑前把字敲下来。半夜想到什么，他从床上爬起来写，写那些他苦心编织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故事。

失败了，又失败了

比起成功，舒绍平更愿意说起自己的失败。他甚至量化了自己的失败，人生里有百分之七十是失败的。他这样划分。写出来的作品，有一半没有发表出来。虽然出了二十多部书，但所有的电视和电影本子没有拍出来，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范仲淹的电视剧本。

1995年，舒绍平就曾写了一部关于乡村发展的八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故事讲的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外出打工回来那天，看到自己的未婚妻正和别人结婚，气愤恼怒过后，留在乡村发展，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剧本被省电视台的朋友看中了，朋友说可以拿到中央八台去试试。中央台的编剧来到县城之后，舒绍平陪着吃饭、爬山，一切都谈妥了，就差拍摄。

那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舒绍平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编剧说，对不起，自己已经超过退休年龄，没法儿再弄你的剧了。舒绍平一下子垂头丧气，眼泪直流。他把这次经历称作他人生最大的失败。

2001年，他出了两本写范仲淹和王安石的长篇历史小说。原本出版社的编辑想让他写袁崇焕，他坚定拒绝了，说这个人物虽然是个英雄人物，但是人物有争议。

他想写范仲淹和王安石，喜欢他们的“为政清廉，刚直不阿”。他做人物志历史调查，跑遍江西、南京、郑州、洛阳等地，去王安石母亲的墓地，又到临安收集资料，最后用八个月时间写了六十多万字，加上范仲淹的四十八万字书稿，都是手写的，他装进麻袋，一大捆寄到湖南的出版社。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家出版社一直没有出书的音信。他又往全国各地十三家出版社寄，相继被退了回来。

他跟朋友到怀化到处参加推销会，摆摊子，“也搞这些鬼事”。在推销会上曾经有个老板打算投资出版，合同签了，结果人调走了。有个出版社的编辑跟他讲，老兄，我给出稿费，你书的作者加我一个名字。他不愿意。

出版的事试了五年。直到他看到湖南文学杂志上有个消息，三秦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中国宰相系列丛书。他一看，王安石和范仲淹都是宰相，马上把一麻袋手稿寄过去。二十天后他收到回复，他的书被列入宰相系列出版。

成恩仪记得，那个时候外公家里堆了很多书，有亲戚朋友来，别人送他自家养的鸡鸭鱼，他回礼给别人卖不出去的书。他还会偷偷去各种书店，看看自己的书有没有摆在里面，没有的话，老伴儿会再跟几个书店店长打好关系，送一些自家腌的泡菜腌菜，说看有没有机会，放着卖卖。

在这个小县城，他获得了些许名气。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他在图书馆办了一个未来作家培训班，没事时和喜欢文学的朋友们聊聊天，互相看看稿。在别人眼里，他似乎成功了。

但在自己眼里，他仍是个失败者。他也会想，一部作品的写作完成，就是人生意义上的成功，将心中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都释放了出来。但是，“从世俗眼里看，作品发表了才算成功。”他也没有获得过大奖。有的只是一些较小的奖项，“只要社会需要，我就写，如市省演讲比赛稿我就为人写了不少，还获得不少奖。”

他每次都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内心又有一丝期待。虽然知道没人会拍他的剧本，但他不断修改、反复打磨。他琢磨，要不从小成本小制作的微电影开始吧？今年三月，他又写了一部微电影，有句话是村支书家里因电起了火，审批时宣传部说，这不行，村书记家怎么能够起火呢？要他改，舒绍平气得冒火，剧本就搁置了。

前两年，他写了部玄幻剧本，有一个电影制作公司的老总说要拍成电影，合同签了，他把剧本发过去，又没了下文。他想方设法，最后变成空等一场。

关于文学和写作，他跟家里人聊的不多，有时，他会带着一种失望的态度，自己也不好意思提。老伴也会不自觉发牢骚，说他是被人给落了（骗了）的命。外孙女感觉，外公有种“文人清澈的愚蠢”。

希望落空的那个元宵节清晰停留在舒绍平记忆中。他手搭在座椅扶手上，变得像铅那样沉重。他的头也恍恍惚惚，感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消沉沮丧。这种重量占领了他整个生命，并且潜伏下来。但他还想要再挣扎一下。

在好友田均权眼里，舒绍平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一年四季都在写，“很多人都放弃了，他还在写”。一次，他去舒绍平的家里，看到他书房一个角落堆放着几尺高的手稿，书柜上摆放着各类文学作品和刊物。

二十多年前，文学爱好者田均权在一个写作培训班上认识了舒绍平。他那时很向往作家这个身份，认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得到别人的欣赏，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舒绍平比他大二十岁左右，是培训班的讲课老师。无论是课上课下，舒绍平都彬彬有礼、耐心地回答他的提问，鼓励他多看多写。

在县城，文学爱好者的圈子小。虽然他们的文字表达不一样，“我的文字比较细腻，他的比较粗狂。”但他们还是成为文学上的好友。无数次，两人并肩走在县城的街道上。见面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分享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有时，他会听舒绍平感叹，写了近五六十年，有两个遗憾，一是作品没有获大奖，一是没有在全国期刊上发表过。

田均权能懂他的感受，两人都在小县城，都当过老师，后来又进入体制内工作。对于县城作家来说，作品能够发表，就是莫大的肯定。

后来，田均权调到县委当秘书，做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像舒绍平这么大年纪还在写作的人也很少。他安慰舒绍平说，获奖只是偶然性的事情，一直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还活着，继续写

和漫长的人生比起来，“这些只是一次次暂时的挫折。”舒绍平说。有许多回忆笼罩着他：在乡村的野外度过的童年，青年时代分开的友人，年轻时下乡到生产队，和村民一起种油菜，种洋芋，到了收获季节，洋芋堆成山，水桶挑菜油。

在文联工作时，有一个乡里的农民，已过四十岁，三番五次跑来找舒绍平，厚厚一摞稿纸摊在他桌子上，又从兜里取出几个橘子，说写了长篇小说，想出书。他翻开一看，十个字里有九个错别字。农民小学没毕业，但喜欢写作。舒绍平花了五个月时间帮他修改，又想办法帮他出版，圆了他一个“看似华而不实的梦”。后来，农民一直在写。

几十年过去，舒绍平已经七十八岁。他依然保持写作习惯，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两个小时。写出来的短篇小说，他像过去一样投给各家刊物，但好几次得到的回复是：稿子虽好，但你年纪大了，现在有规定，如果不是很有名气的作者，六十岁以上的都不发表了。他的等待又重新开始。不过这等待现在倒是心平气和的，不像年轻时那么叫人难熬。

同时，他的生活多了一份秩序。现在，他努力让自己有八个小时不受打扰的睡眠，每天夜里，当疲惫来袭，他暂时放下文字，伴着黑夜睡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他饮食节制。由于痛风，经常脚痛手痛，走路活动不顺畅，长年保持忌口，酒、豆腐、海鲜、高蛋白，能不吃就不吃。妻子比他小十岁，以前两人都做过小学老师，妻子教音乐。当年教师地位不高，结婚后收入不多，要养三个孩子，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妻子自己做咸腌菜，夏天卖刨冰，挑担子去外面卖。“也算是为了支持外公不挣钱的文学梦吧”，成恩仪分析。

还有一个变化是，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节假日里，在北京工作的成恩仪回老家，看到外公不写东西时总是抱着手机，一看就能看一天，“妥妥的网瘾老年”。偶尔会蹦出一些令她意想不到的社会评价，“我看网上的年轻人呀，公司晚餐就发几个面包，一袋面包就让你们辛辛苦苦加班咯。”成恩仪心想：这不就是我们公司吗？

老人仍旧爱看书。疫情的时候，成恩仪买了很多书放在家里，春节期间舒绍平被困在她家，一直在看她买的书，有米兰昆德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书她都只翻过几页就看不下去，《百年孤独》更是连里面的名字都记不住，老人一口气看完了。看完自言自语，人家为什么是文学经典？里面的文学手法运用呀，内容啊，真的写得很好，我就没法跟人比。“虽然他一直待在小县城，但无论是哪块的文学，他能够跟别人产生连接和理解。”成恩仪说。

十多年前退休以后，舒绍平到深圳帮儿子照看两岁的孙女。他闲不住，在当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儿子劝他少折腾，一把年纪了，身体要紧，他不听。后来儿子搬家了，离出版社太远，他就没去了。直到孙女上高中，他和老伴又回到县城生活。儿女又都说，你现在年纪大了，少写点东西，身体要紧。舒绍平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路可以走过，水可以流去，但读书写作，融入骨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电脑写作代替了手写。现在不用电脑，他反而写不出字来。他在打印店看到店员用五笔打字快，于是下决心，一个星期背下五笔字根，打字流畅了许多。但是也经常有犯难的时候。比如忘记保存就关闭页面，或者突然停电跳闸等等。好几次，写了几千字的东西突然没了，要重新再写，每回这样，他盯着电脑直摇头。

他鼓起勇气，开始写一些小说以外的东西，并对此津津乐道。这几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花费在电影和电视剧本上面。“写本子要考虑观众的爱好和这个时代的需要。”但年轻人喜欢的内容，他无法适应。成恩仪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他问，你们现在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啊？外孙女说女生喜欢言情，男生喜欢武侠。那个时候大家都爱看郭敬明韩寒，她心想外公肯定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他感觉自己似乎永远在潮流之外，写那些不合时宜的文字，在他用文字建造的大厦里，只剩下他孤独的身影。

去年十二月初的一天，舒绍平为一个情节绞尽脑汁后，决定下楼散步。阳光炙晒，他脱下外套，缓步走过县城街道。在他不远处，是舞水河之上宁谧不变的层峦叠嶂。天上白云涌来，沿着河水向迷离不定的广袤处飘走。淡淡云影，在田野上，河上，轻轻掠过。

舒绍平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脚步，“有时，你越期待什么，反而什么都不会发生。”他喃喃自语。吞进一缕阳光后，像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又说，“我的人生里，的确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不会说谎的作家很难成功；但是，只看别人的谎言而依葫芦画瓢的谎言也很难成功——你必须独出心裁地说谎，而且脸不红、心不跳，就像真的一样说得出彩，这样入戏了，才能接近成功。不过话又说回来——78岁了还能写作，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生命的成功”，远比“写作的成功”更有意思。

谢选骏：说谎的作家永远说谎也可能到处说谎

《李翊云，哀悼者的灯塔》（ALEXANDRA KLEEMAN 2022年9月21日）报道：

旅居海外用英文写作的李翊云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少年时代就发现自己有写宣传材料的天赋。她会通过她在学校里学过的伟大爱国主义作家的修辞方式来使用文字，编织出动人的长段落，里面堆砌着心向祖国的美丽套话。“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刻，我在做那些公开发言表演时内心知道，我不相信自己说的任何一句话，”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外一个阴凉处坐下来时，她这样对我说。李翊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她记得在一次爱国主义宣讲后从台上扫视观众，看到一些人脸上有泪水，这让她有点震惊：她无法相信这些人竟然被她的话打动得如此之深。

“我觉得那是我与中文断绝关系的时候，”她说。“我知道中文很美。我喜欢中文诗词。但每当我说中文时，我总会想起那天我的话把人感动得流泪的情景。”李翊云现年49岁，已出版了10本书，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她厌恶信条。“我绝不会说：‘我知道这个。我肯定情况是这样的。’我绝不会用英文这样说，”她告诉我。“我觉得确定性是最可笑的东西。”

李翊云眼神沉稳、平静，黑黑的短发参杂着不易觉察的银丝，圆圆的脸盘让她显得年轻。在作者照里，她显露出一种近乎极端的平静，但与她面对面时，那种强烈程度有所减弱，像是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时那样。她脸上常带着微笑，不露牙齿的那种，让人觉得她可能严厉，也可能有点淘气。她思维慎密，就连随口问的问题都认真对待。但当我们走在有点像迪士尼乐园的普林斯顿市中心时，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好笑的场景：一家商店橱窗里人体模型的短裤没扣扣子，脱落到了脚边，备用的肢体散落在地上。她停下来拍了好些张照片，这个短暂的混乱一幕令她愉悦。

我们在一个石板凳上坐下来后，一名也许十一二岁的亚裔女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坐在离我们不到两米远的地方，安静地凝视我们。我们停止了交谈，问了她一些大人遇到小孩时常问的那种无聊的小问题，她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单肩微微一耸，算是作答。我们离开那个石板凳好长一段时间后，李翊云还在想那个默默地看着我们的女孩，她拒绝说话时坦然自如。“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李翊云带着尊敬的口吻说。“我想知道那个女孩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对李翊云来说，对一个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人的好奇往往标志着一个故事的开始，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她创造的人物当作自己认识的人，也许她一周前刚和他们聊过。她最新的小说《鹅之书》(The Book of Goose)将于9月下旬出版，小说源自生活在战后法国的两名少女——阿涅斯和法比安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李翊云的脑海里，就好像是她正在偷听一段私人聊天。法比安问了阿涅斯一个问题：怎样种幸福？当阿涅斯对幸福究竟能否种出来表示怀疑时，法比安责备她说：“任何东西都能种。就像土豆。”法比安建议她们两人用两种方法来种幸福，一种是把幸福当作甜菜种，另一种是当作土豆种，这是一个关于美好生活本质的哲学讨论，尽管用的是只有她们才懂的语言。但通过默然接受这个胡闹提议，无论多么天真，阿涅斯开始了将她们的友谊劈成两半的过程。

李翊云1972年出生于北京，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访华那一年。她最早的记忆是一场地震，房子的晃动将她在深更半夜震醒。她和家人冲到马路上，看到所有街坊都穿着内衣、披着被子站在外边。“我觉得我成为一名作家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她告诉我，“从看到所有这些人开始的。”她是两个女儿中的妹妹，父亲是一名核物理学家，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母亲是一名教师。李翊云常常更喜欢当一名旁观者，而不是多愁善感的参与者。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她因为转头观察同学们的表情而受到老师的批评。

她在物质贫乏的共产主义时代长大，对故事特别感兴趣，但总觉得书不够读。她会把鱼贩子用来包东西的报纸碎片保留下来，在没人的时候展开来读，或在学校午休时间赶回家，听收音机里每天中午的小说连播节目。那时候，俄国小说在中国更容易买到；她读了大量俄国小说，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作品。12岁左右，她开始在学校学习英语，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打开英语课本的感觉。“我不得不说，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她笑着说。她开始用英文阅读时，给她的意识带来最强烈冲击的是页面上充满了我字“I”，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不安。在接受了一年强制军训后，她进入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专业。军训期间，她曾白天参加训练，读马克思主义历史，业余时间读用打印纸复制的盗版《读者文摘》。

1996年，李翊云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作为一名有天分的科学家来到爱荷华城开始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在四年的学习期间，除了每天和实验室里的小鼠打交道外，她还生下了长子，那之后她告诉丈夫自己不再想当科学家，而是想写作。

她选了一门晚上的课，授课的是一名诗人，她开始自己写作，一写就是两年，同时白天在一家医院工作，直到她最终完成了短篇小说《不朽》(Immortality)，这个用复数代词“我们”的集体声音讲述的雄心勃勃的故事跨越了几代人，个体在叙事的广阔海洋中浮现了珍贵的片刻之后，就被残暴的漫长历史再次吞没，李翊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战争与和平》呈现的就是这种起起伏伏。《巴黎评论》当时的主编布里吉德·休斯从投给杂志的废稿堆中发现了《不朽》，将其发表，休斯后来成了李翊云的终生挚友。外界认可很快随之而来：李翊云被严格挑选学员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录取，获得了小说艺术硕士学位。《巴黎评论》把令人垂涎的普林顿奖授予了她，她还获得了第一部小说集和小说《漂泊者》这两本书的出版合同，《漂泊者》讲述的是中国一个偏远村庄，当地一名反抗中共统治的年轻女子被处决后发生的事情。

李翊云41岁那年正在写《我必须离开》(Must I Go)，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莉莉娅的加州女子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她过早失去自杀身亡的女儿的反思，就在那年，李翊云的长子在16岁时自杀。这个悲惨的巧合暂停了她的小说写作。李翊云用坚忍一词描述家人，尽管他们以长期、持久的方式进行了哀悼，但她第二周就重新开始教课，担心把太多无序的时间花在独自思考上。李翊云经历的悲伤和痛苦体现在她2019年发表的简练而深切的小说《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中，小说写的是一名母亲与死于自杀的十几岁儿子的虚构对话。

李翊云最知名之处在于将无法承受的悲伤提炼出精髓，并且以精准和一种出人意料的轻松做到这一点。她写了大量关于自己在自杀念头和抑郁中挣扎的文章，而且总是以一种隐晦的、聚焦的方式，避用俗套和熟悉的情绪——“毫无宽恕地写作是为了阻止自己感受太多；毫无宽恕地写作让自己越来越接近那个感受的自我，”她在201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对高难度的文章进行编辑时，李翊云和她在《纽约客》的编辑克雷茜达·雷森讲到将文字“麻醉”，将文字与内容的痛苦隔离。“人们总是说你‘剖析’人物，你‘剖析’世界，”李翊云说，“但你不能剖析任何东西，除非你把它去掉。”最终落到页面上的文字是一种为经受检查而静止的破碎情感，一些可以被视为没有完全放弃理性的东西。

这种品质使李翊云成为了一些人的灯塔，他们背负着难以忍受的重担，对于有离群索居倾向的李翊云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角色。李翊云收到的最沉重的信息来自远方正在与自杀念头作斗争的青少年，她试图回复每一条信息。有时，留言的陌生人与她的情况非常相似。有一条信息始终挥之不去。“我确信他失去了一个孩子，但他没有这么说，”李翊云告诉我。“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给很多人写过信，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个作品而给作家写过信。’然后他给了我一首一茶的俳句，写的是一茶夭折的孩子，他说：“这首俳句支撑了我多年。我希望它能支撑你。’”这首诗由18世纪的日本诗人小林一茶所写，全文如下：

我知道这世界

如露水般短暂

然而，然而

中国有句谚语，“请君入瓮”。相传，唐朝一名御史，奉命审讯一名涉嫌谋反武后的同事。吃饭时，他问那个人要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特别顽固的犯人招供。“这很容易，”那个人说。“我会找一个大瓮，在下面生火。当你把被告放进去时，他们就全招了。”官员取来了瓮，生起火，然后转向给他出主意的人，请他入瓮。

在我们见面之前，李翊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用了这个成语，当时我向她提出了我在阅读《理性终结之处》时发现的一个问题。在书中，那名母亲坦言，她真正希望能够向别人提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整天都在做什么？当我通过电子邮件向李翊云询问她每天做什么时，她不愿回答，而是给我发来这个四字成语，并承诺稍后会跟我细说。第二天，一封长长的邮件来到我的邮箱：她去办公室、教课。游泳。她每天阅读五到10个小时，有些天会写作。但最重要的是，李翊云写道，她整天都努力保持“在思考中”，悬浮在一种多样和开放的思维模式中，既充实又空虚。

我来到李翊云家，亲眼看到了她每天是如何过的，她从一个贴满全家福照片和手工贺卡的冰箱里拿出来一大碗水果沙拉端给我。虽然李翊云17岁的小儿子就在楼上的房间里，但我只能通过一堆关于萨米语语法的教科书感知他的存在，他正在参加一个语言学项目。李翊云的大儿子曾经生活过的痕迹在他们的家中悄然呈现着。从她家的米色鹦鹉“昆图斯”（Quintus，这是大儿子起的名字，因为它是家中第五个成员）到她不断分享的故事和小细节。她讲述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的骄傲父母。

李翊云创造的许多人物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隐士：在逃避现实境遇或从他人的影响下收回自我意识的冲动驱使着，他们最终退却，独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更直接地与他们的故事对抗。我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诡计：在叙事空间中，一个人可以同时被带上面具和揭开面具，在别人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的地方暴露自己。

在《鹅之书》中，长大后的阿涅斯结了婚，定居在一个安静的美国小镇，她想知道她的新朋友是如何看待她的，他们认为她消极被动、胸无大志：

我养的鸡，它们脑子很小，似乎永远不会厌倦地四处走动、啄食、咕咕叫、用爪子抓地。鹅则要安静得多。它们不会因为一点点干扰就拍打翅膀，当它们浮在池塘中时，会静止很久，以至于你觉得它们愿意将余生悬浮在水一般的梦境中。然而，从来没有人说鹅被动。

李翊云尤其喜欢阿涅斯拥有技巧、才能和力量的方式，有些甚至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她看起来容易受影响。很顺从。她照他们说的做，”李翊云笑着说。“但她知道自己是谁。她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她问我是否知道关于隐士的谚语，我请她告诉我。她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我们笑了，她转身面对我，脸上带着顽皮的神情。“我就是那个隐于市的隐士。”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刻，我在做那些公开发言表演时内心知道，我不相信自己说的任何一句话”……我看如此说谎的作家永远说谎也可能到处说谎——他她们在共产党那里就宣传马裂主义，到了民主国这里就说自由主义……其实他她们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他她们要的是只是听众而已。但是这样只供售卖的写作也会造成自我的压力——写作成了工作而不是消费，再好的业绩也无法弥补失却的表达……只能把宣泄的渠道慢慢杜绝。说谎的作家永远说谎也可能到处说谎，但是他她们真能彻底欺骗自己吗？但愿他她们从来就没有过自己想要表达和和宣泄的东西！

谢选骏：烂柿子最甜

《深度 I 泰勒·斯威夫特为何让MAGA们如此愤怒？》（纽约时间 2024-01-31）报道：

据纽约时报1月30日报道 对于渴望在超级碗上看到新球队的球迷来说，周日举行的分区冠军赛将堪萨斯城酋长队（Kansas City Chiefs）和旧金山49人队（San Francisco 49ers）送回了美国体育文化的主赛场，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失望。

但有一点是新的：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她让唐纳德·川普背后的运动变得疯狂。

在堪萨斯城队五年来第四次打进超级碗之后，对斯威夫特这位世界上最流行的偶像，也是酋长队明星边锋特拉维斯·凯尔斯（Travis Kelce）的女朋友——的愤怒达到了顶峰。

“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的队伍中，阴谋论的说法已经层出不穷：斯威夫特是五角大楼的秘密特工；她正在巩固自己的粉丝基础，为支持拜登总统连任做准备；或者她和凯尔斯是一对假情侣，在一起是为了宣传美国橄榄球大联盟（NFL）、新冠疫苗或民主党人。

“我想知道下个月谁会赢得超级碗，”曾是阴谋论者的总统候选人、后来成为川普代言人的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说道，“我想知道，今年秋天是否会有一对在文化上受到支持的夫妇为总统做重要代言。”

周日，支持川普的广播员迈克·克里斯皮（Mike Crispi）率先发声，声称NFL被 "操纵"，目的是传播“民主党的宣传”，他说：“现在就可以预见：堪萨斯城酋长队获胜，进入超级碗，斯威夫特在中场秀出场，并在中场与凯尔斯一起为拜登'代言'。"

川普最忠实的粉丝中，诋毁斯威夫特的人还包括他的律师之一阿丽娜·哈巴（Alina Habba）、他最大的阴谋论者之一杰克·波索比克（Jack Posobiec），以及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等MAGA其他知名人士，柯克领导着一个支持川普的青年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

自去年9月以来，右翼人士一直对斯威夫特感到愤怒，当时她敦促自己的粉丝在Instagram上注册投票，在线机构Vote.org报告称，作为回应，注册人数激增至3.5万人。斯威夫特开始了世界巡演，这帮助她成为亿万富翁。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称赞她“非常强大”。随后，《时代》杂志在12月将她评为年度人物，掀起了又一轮MAGA愤怒。

将她与NFL联系在一起已被证明是煽动性的。凯尔斯宣传辉瑞（Pfizer）新冠疫苗和百威啤酒（Bud Light）的广告因跨性别影响者迪伦·马尔瓦尼（Dylan Mulvaney）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而成为右翼愤怒的目标——现在更是火上浇油。

NFL的球迷群体庞大而多元化，但其中也不乏极度保守的分子，他们为明星四分卫亚伦·罗杰斯（Aaron Rodgers）反对新冠疫苗的个人运动欢呼，并嘲笑在国歌声中屈膝的黑人球员。长期以来，联盟一直在与厌女症的指控作斗争，从华盛顿指挥官队（Washington Commanders）的前台到多起性侵犯和家庭暴力案件。

对一些人来说，斯威夫特和凯尔斯的故事给传统的性别规范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一个有钱有势的女人将一个成功的橄榄球运动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成名高度。

周一上午的一些言论简直愚蠢至极，其中包括斯威夫特是为了凯尔斯的钱。(她的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与这位运动员的财富地位不同。)

其他一些指控似乎是出于恐惧，但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至少她在Instagram上拥有2.79亿粉丝：她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过去曾支持过民主党。在她广泛的音乐生涯中，斯威夫特大部分时间里都回避了政治，但在2018年，她在田纳西州支持了两位民主党人（她在那里拥有两处房产）：前州长菲尔·布莱德森（Phil Bredesen）和众议院议员吉姆·库珀（Jim Cooper）。前者当时正在竞选参议员，对手是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

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一直并将永远根据哪位候选人将保护和争取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国家都应享有的人权来投票。”“我相信为LGBTQ争取权利的努力，任何形式的基于性取向或性别的歧视都是错误的。”

她还说：“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国家仍然看到针对有色人种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是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和普遍存在的。”

警钟响得足以让川普大声支持布莱克本：“我确信泰勒·斯威夫特对她一无所知，”他当时说，他非常清楚斯威夫特的影响力有多大。“这么说吧，我现在对泰勒的音乐好感度降低了25%，好吗？”

到了2020年，当斯威夫特批评川普对新冠大流行的应对措施，然后又支持拜登时，川普可能就更不喜欢她了。

虽然她早期的流行音乐可能主要吸引青少年粉丝，但现在这些歌迷已经到了投票年龄，她的音乐也随着《Evermore》和《Folklore》两张专辑的发行而变得更加成熟，以配合她千禧一代的根基和歌迷的品味。

大部分的“斯威夫特妄想症”都潜伏在MAGA的边缘，比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阴谋论者卢默和柯克。卢默在去年12月宣称，“2024年将是MAGA与斯威夫特们的对决”；柯克则在11月宣称，在民主党再次在选举中大放异彩后，斯威夫特将“参加总统选举”，这表明堕胎问题促使选民去投票。

他说：“斯威夫特们想要的只是迅速堕胎。”

1月中旬，福克斯新闻（Fox News）对斯威夫特进行了猛烈抨击。主持人杰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暗示，这位超级巨星是国防部的间谍，正在进行心理战。他把斯威夫特的政治声音以及她“Eras”巡演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她的男友为辉瑞公司代言联系在一起——那次巡演提振了当地经济，并帮助她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会这样？”沃特斯在直播中问道，“大约四年前，五角大楼的心理作战部在一次北约会议上提出把泰勒·斯威夫特变成一种资产。”

Vote.org的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海利（Andrea Hailey）对福克斯新闻的批评做了最有力的回应，称该组织与斯威夫特的合作“正在帮助所有美国人在投票箱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补充说这位明星“不是心理战或五角大楼的资产”。

但在周日酋长队击败乌鸦队（Ravens）之后，斯威夫特与凯尔斯一起出现在球场上相拥热吻，这似乎让保守派人士陷入了焦虑之中，而这种情绪可能会在2月11日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超级碗赛前愈演愈烈。

这种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福克斯新闻在周日播出了一个片段，感叹斯威夫特的私人飞机“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显示出人们突然意识到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拉马斯瓦米说，他对超级碗的猜测是认真的。

他说：“你们所说的'阴谋论'，我称之为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集体动机的混合体。”

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援引禁止公务员采取政治行动的《哈奇法案》（Hatch Act），拒绝回答拜登是否会与斯威夫特一起出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猜测。

她周一说：“我就不多说了。我不会在这里谈及总统的日程安排，因为这与2024年的选举有关。"

川普的竞选团队最初打算对这种狂热不予理会，后来派了竞选团队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caroline Leavitt）去消除人们对拜登可能获得支持的担忧。

她说：“我不认为这种背书能挽救他带来的灾难。”

谢选骏指出：现在有两种可能——1、泰勒·斯威夫特是烂柿子，而烂柿子最甜；2、泰勒·斯威夫特不是烂柿子但必须把她达成烂柿子，因为烂柿子最甜。两种可能都指向了投同样一个结果——烂柿子最甜。

谢选骏：大难不死的小泽征尔还是死了

 

《小泽征尔大难不死 复出指挥带来惊喜》（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9/07/2018）报道：

长野县山之内町森林音乐堂7月28日举办小泽国际室内乐音乐塾奥志贺公演。小泽征尔在这场音乐会上突然出现，给观众带来惊喜。小泽征尔去年10月在水户市公演后，因健康原因取消了随后的演出计划。他在今年4月接受心脏手术。昨天他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给300名观众带来意外和惊喜。

据共同社报道，昨天在演出前，主办方并未公开小泽征尔将担任指挥的消息。观众们在他登场的一瞬间，发出惊叹声。表演的曲目是贝多芬《F大调第16弦乐四重奏第三乐章》。小泽坐在舞台上的一把椅子里，配合悠扬的曲调，面向28名音乐塾的学生，用大幅度动作进行指挥。他还在乐曲的关键部分站起身，显得精神抖擞。

小泽征尔的意外出台给观众带来惊喜。67岁的奈良县的主妇南道子欣喜地表示：“小泽的指挥令音乐富有张力。尽管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但看到他精神奕奕的样子真是太好了。”

小泽国际室内乐音乐塾项目始于2011年，以培育在国际上活跃的弦乐演奏家为目标。来自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各地的年轻人在奥志贺进行集训，并接受世界级演奏家的指导。

谢选骏指出：人说“1979年3月，小泽征尔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奏会。我去看了。小泽征尔的长发随着头部的晃动而飘舞，像一头狮子，很有表现力。那时候中国男人没有留长发的。我第一次注意到，原来男人留长发也有一种特殊的美。”——我看“日本人指挥白种人，不这样不行吗”？然而，大难不死的小泽征尔还是死了——

《小泽征尔去世》（9日2月2024年新闻）报道：

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去世。小泽征尔去世的消息今天对外报告。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称，曾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等的世界著名指挥家、日本文化勋章获得者小泽征尔6日因心力衰竭在东京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小泽生于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亲友为其举行了葬礼。拟日后举行告别会。

小泽在桐朋学园向斋藤秀雄学习指挥方法，1959年获得法国贝桑松国际指挥家比赛冠军、崭露头角。他还师从卡拉扬、伯恩斯坦等著名指挥家，担任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总监等，成为活跃在海外的日本人指挥家的先驱。他在1973年到2002年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确立了其世界级指挥家的地位。

2002年他成为首位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日本人。到2010年为止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维也纳爱乐乐团名誉团员。

据共同社说，在日本国内，小泽曾担任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桂冠名誉指挥家”、水户室内管弦乐团的音乐顾问。他还担任长野县松本市的音乐节“小泽征尔松本音乐节”（旧称：斋藤纪念音乐节松本）总监，2013年就任水户艺术馆馆长。他主管在京都等地举办的“小泽征尔音乐塾”等，致力于指导后辈。

小泽非常勤奋，另一方面他性格直爽开朗、平易近人。

小泽2008年获得日本文化勋章，2016年获得美国格莱美奖。

谢选骏指出：大难不死的小泽征尔还是死了，但是身后事没完没了——

早在2022-03-24《东瀛万事通》就报道，《唏嘘！世界的小泽征尔缠绵病榻 目睹家人分裂争产》：

中文导报讯（记者 夏安）86岁的小泽征尔，已经很久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了。现在的他，需要24小时看护。这个真正让世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最近很是沉寂。而围绕他的健康问题，围绕他家族纠纷的消息，则渐渐浮出水面。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位世界级大师，也没有能躲过在病榻目睹家人为财产争吵的场景。

小泽征尔的功绩卓然，名声响亮，早已为坊间熟悉，他的家族成员中也多有文艺大腕儿。著名钢琴家、学者，好几位都是小泽家的亲属。

小泽征尔的第二任妻子是日本与俄罗斯混血儿贝拉（77岁），日本名字是入江美树，模特出身的时装设计师。

长女征良（50岁），是随笔作家，翻译家，和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都是文友。日本知名音乐家小泽健二则是小泽征尔的哥哥的孩子。

儿子小泽征悦（47岁）是演员，娶了个小泽家的儿媳是日本NHK电视台的主播桑子真帆（34岁）。总之，这一家人真是堂堂的文艺界华丽家族。

然而，这个华丽家族，最近却有暗流涌动，围绕小泽征尔的健康问题，围绕他的30亿日元资产，家人间的关系很有间隙。据小泽征尔家的熟人透露，发生过家人围在小泽征尔病榻前互相指责争吵的情景，而小泽征尔唯有沉默听着看着这一幕……

去年2月，在设立起初就由小泽征尔任理事的交响乐团SKO财团，由他的女儿征良代替他成为了理事，这个财团的任何事宜，小泽征尔的妻子贝拉和儿子征悦都不参与，所有有关小泽征尔工作的事情都由女儿征良在负责。关于这个财团的运营，本身就需要不少事务人员，所有也是一笔开销，自从小泽征尔不能登台指挥，妻子贝拉担心这个交响乐团的维持费用，打算将事务所关闭。对此，儿子听妈妈的，同意关闭，但女儿征良坚决反对，她独自承担起这个事务所运营的职责。

还有一个过往的事件，显出这个家族的分裂。据悉，原本小泽征悦和女主播桑子真帆希望在父亲的面前，二人完成交换戒指的仪式，那天是9月1日，是小泽征尔的生日，还是美国波斯顿市为小泽征尔制定的“小泽征尔日”，但当小泽征悦满腔热情要在这天举行婚介交换仪式的时候，他的姐姐小泽征良却将父亲带出去了，离开东京，前往长野去看“小泽征尔松本音乐节”的彩排。当时长野县正因为疫情而处于紧急事态宣言中，周围人都说就不要勉强带出去，这么远的路途，也是很辛苦的，但征良却对周围说，这是最好的选择了。

再说小泽征悦，是娱乐圈有名的花花公子，曾经和好几位女演员有过韵事，包括泷川雅美。如果时机差那么一步，泷川雅美嫁的就不是小泉进次郎，而是嫁入小泽征尔家族了。

原来，征悦的姐姐征良与渡边杏一家关系很好，杏经常去小泽家族的御用餐厅，当店里忙的时候，还曾帮忙洗碗。征良从杏这里听说弟弟和泷川雅美交往，她激烈反对这二人。曾经情投意合、眼看就要进入婚姻的小泽征悦和泷川雅美，最后因为泷川雅美难以融入小泽家族而告吹。

其实，即使是现在，已经嫁为小泽家族儿媳妇的桑子主播也基本没有进入过小泽家所在的成城，她是否能进入小泽家族？也是大家闹不清的事。

小泽家族在成城有750平米的豪宅，仅土地就有10亿日元价值。从前征悦在综艺节目中也曾透露，小泽征尔在夏威夷、洛杉矶、巴黎、瑞士等世界各地有六处别墅，仅房产就是30亿日元。

凡事都有源头，如今小泽征尔的大事小事基本都是女儿征良在管，父女的紧密信赖甚至超过了他与妻子贝拉。起因要回溯到20年前，贝拉怀疑小泽征尔的女性关系而夫妇大吵。当时，有一名NHK的女主播要辞职自己成立公司，小泽征尔很照顾这名女主播，为她找了很多工作机会，据传私下里也曾幽会，贝拉为此与小泽征尔大吵，最后是二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将成城的部分房产名义写到了贝拉名下才算息事宁人。这份协议还包括其他财产内容，有些像是一份关于财产的遗书。

一年前，征良听说了这件事，在病房里就提议要改这份协议。于是，姐弟、母亲，三人在病房里，围站在小泽征尔病床两旁，开始了争论。

女儿小泽征良与父亲感情深厚，离婚回娘家后承担起主要照顾父亲的责任

除了不动产，小泽征尔在世界上的声誉也都是一种财富。一位古典音乐业界的人说，只要小泽征尔一挥指挥棒，就是500万日元以上，那是行情。即使只是使用小泽征尔这个名号，就要交650万日元的商标使用费。这一切都是小泽征尔自身所不了解的，他是一个对钱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平时连钱包都不拿的，所以很多事在他的名号下进行，而与他的为音乐献身、培养音乐年轻人的奉献精神早已渐行渐远。

世界的小泽征尔，巨大的音乐资产在业界也是很大的话题。从最近小泽征尔家族面对媒体的对应来看，处于各说各话，家人间缺少沟通共识的状态。

关于小泽征悦和桑子这对夫妇，由于他们都是公众人物，一个演员，一个主播，二人的话题在世间还是很多的，但真正目前在小泽征尔近旁照顾的则是女儿征良。小泽征良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她毕业于上智大学，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现场实习，年轻时候就参与歌剧公演活动，之后成为翻译家、随笔作家，她将在美国的生活写成为《夏未央》，成为日本畅销书。从1992年起，她每次都陪同父亲去长野参加松本音乐节，一直都是照顾爸爸的孝女形象。

2012年，征良结婚了，生下一个儿子，但不久就离婚，是一位单身母亲。热爱自己原生家庭的征良尤其对父亲有深厚情感，在小泽征尔于2010年罹患食道癌时，她说感到受到很大冲击，仿佛自己的一半身体都没了的感觉。小泽征尔也很溺爱外孙，当征良离婚，带着儿子回到娘家时，小泽征尔对周围高兴地说，以后我可以经常和外孙一起玩啦。

小泽征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真正能传承父亲音乐精神灵魂的人。她在2021年8月10日出版的日本杂志《羊角面包》上这样形容：“我从京都的灵媒师那儿听来的，说家族里有一种灵魂之树，这种灵魂是一个人与父系和母系都牵连着的，我父亲和我还有我的儿子都是同一种灵魂系列，而我母亲就和我弟弟是同一种。我也觉得我和爸爸都是同一种泥土而造就的，但我妈妈和弟弟就很合得来。我就觉得，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来见到我爸爸和我儿子，这么想，我就领略了自己的人生地图。我们三个人的灵魂是一种组合。”

日本媒体评论说，在当天的对谈中，征良没有说到母亲和弟弟，而只是强调自己和父亲的灵魂紧密一体。这仿佛再次证实了家庭关系的不和谐音。一代音乐大师，指挥了千万场音乐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音乐人，但对于家人的关系却也无计可施。

无论人们如何祝愿和等待他康复并再次重新站上舞台，哪怕只指挥半场，哪怕只挥动一下指挥棒，不，哪怕只要他出现在舞台，都会令人们激动振奋，超越种族、世界的音乐精神早已使他成为一个音乐大师的符号。但我们都不能否认小泽征尔已经垂垂老去。

这位与中国有着深切缘分的音乐大师，他的情况也牵动着中国观众的心灵。曾经他将他母亲的部分骨灰撒到中国，因为要“落叶归根”，中国的观众很多都知道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在中国沈阳，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一名医生。1936年，他们全家搬到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回到日本，所以小泽征尔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情结。1976年，他已经是在世界上有名的音乐家，他决定到中国演出。在他的一生中，有七次到中国演出。听到原版的《二泉映月》时，他曾被哀婉的音色感动啜泣。重返出生地沈阳时，他带上了父亲的遗像。2000年，小泽征尔将母亲的骨灰带去一部分到沈阳，撒到了儿时的故居。

如今，一代大师已渐渐老去，我们祝愿他能康复，期待能再次看到他举起指挥棒。

网民嚎叫：

小泽征尔在中国太有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那时候的中国人勤奋踏实热情，更加好学，面对逐步开放的国门，人们激情澎湃的吸收着文化艺术的营养，日本的电影音乐带给中国最难忘的印象，从此中国人开始了新生活的奋斗，可以说面对这些怀旧的老艺术家，不分国界，因为他们是时光流逝也带不走的往昔回忆的难忘……

谢选骏指出：区区三十亿日本元，不过两千万美元，只能算一个中等人家，就为了争产打破了头，这还算是艺术世家？我看是悲惨世界还差不多。大难不死的小泽征尔不仅死了，还留下了一地鸡毛。

《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堪称世界级大师，为何将母亲骨灰撒在中国》（2021-05-14 故事）报道：

前言

有一种语言世界通用，它可以流淌进人们心尖，传达至深感情；它是那么扣人心弦，美妙动听；它能抚慰一切伤痛，引发共鸣，它就是音乐，用每一个音符治愈每一个生命。雨果曾经说过，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古今中外不乏音乐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谱写着乐谱，感动着世界。他是日本超一线指挥家，也是世界闻名的领军人物，他就是指挥家小泽征尔，堪称世界级指挥界大师，却为何将母亲骨灰撒在中国？

童年美好

对于这位闻名世界的日本指挥界大师，鲜少有人知道他出生于中国的沈阳。那一年是1935年，当时的中国被战争击得满目苍夷，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小泽征尔出生了。他的父亲小泽开作则是个拥护满洲建国的鼓吹者，是当时满洲国协和会的带领人物，那时在沈阳经营着一家牙科诊所，与关东军军官们也有密切的关系往来。

从1936年至1942年间，小泽征尔都随着家人一起生活在北京，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回到了日本东京生活。虽然有着一位对战争态度狂热的父亲，但他却是完全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心中没有对中国的憎恨与厌恶，有的只是浓浓的亲切感。他的童年是幸福美好的，全是有关中国的美好回忆。北京城的四合院，枯黄的树叶，斑驳的光影，午后的暖阳，夏日的清晨，所有的这些美好，在战争年间显得分外温馨，这些美好全都印刻在了他的心中，那是一种无法遗忘也不能忘却的美好，是他一生中的宝贵财富。

音乐天赋

年少时期的他已经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而他的这种天赋遗传自他的母亲。回到日本后，他的父亲为了小泽征尔的梦想倾尽全力，为他购得一台钢琴（回到日本并不富裕），将其送到了知名钢琴家斋藤秀雄门下学习，不得不说，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方面，这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在不懈努力之下，他终于学有所称成，努力和天赋同在，成为了世界级的优秀指挥家，受世人敬仰，斩获了无数奖项，成就着自己。

热爱中国

即便在成为了世界级大师后，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也没有就此中断。在新中国刚成立的那段时期，作为日本人的他很难前往中国。此后再次踏上中国的领土，早已是阔别多年。1976年，小泽征尔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天才级音乐指挥家了，却是回到日本后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中国是他魂牵梦绕之地，却也是熟悉又陌生了。

于他而言，他对于中国的热爱从未消退过，而他更是许下了一个愿望，要在中国指挥一次乐队演出。为了这个愿望，他为此付出许多，因为很想快速完成此心愿。很快，两年之后他便实现了，那时的他与中央乐团合作，完美无瑕地奏出了许多名曲，那一场音乐会是璀璨夺目的，是意义非凡的，也是让人留念的。

小泽征尔的音乐之路，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所以在母亲逝世那年，也就是2000年，他决定将母亲的骨灰带到北京旧居埋葬。北京城如今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儿时的快乐记忆仍然深刻在他心中。那里有属于他和母亲的快乐时光，那里有属于她的记忆和温暖。他曾经所住的四合院，那颗老树还未曾改变，历经了风雨，见证了变迁。那是母亲和他亲手种下的树，代表的是亲情与爱，也代表着母亲，代表着无法回到的过去，小泽征尔相信自己的母亲也是深爱着这片土地的，所以在母亲逝世之后，他带着她的骨灰跨过海峡，来到了这片故居之地，在这颗老树下撒下了母亲的骨灰，以此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结语

这位世界级的音乐指挥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于中国的爱，不掺杂杂质，是一种纯纯的爱。即便在深爱中国的道路上受到阻碍，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他心中，中国也是他的故乡，是一切思想的萌发之地。他的立场很坚定，初心从未改变过，后来一共访华了7次，每一次都是一场温暖的感动。

谢选骏指出：在中囶汉奸的笔下，日本倭寇都成了善人——小泽征尔不仅留下了一地鸡毛，还被共产党汉奸当作了令箭。

谢选骏：普京学习毛泽东——因为性嫉妒而杀人

《从丈夫手中接过战旗，纳瓦尔尼遗孀召集反对派继续抗争》（NEIL MACFARQUHAR 2024年2月21日）报道：

尤利娅·纳瓦尔纳亚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从记者和支持者面前走过，摄于2021年1月。不久后，她的丈夫、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逮捕。

尤利娅·纳瓦尔纳亚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从记者和支持者面前走过，摄于2021年1月。不久后，她的丈夫、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逮捕。

那是2020年8月，在俄罗斯一家地方上的医院，该国最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的妻子尤利娅·纳瓦尔纳亚大步走在破旧、阴暗的走廊里，寻找昏迷不醒的丈夫所在的病房。

据德国的医学调查人员后来的说法，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昏倒是因为他被人下了近乎致命剂量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恶警阻止纳瓦尔尼的妻子在医院里四处走动，她转向纳瓦尔尼的一名助理手持的手机摄像头。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阿列克谢，因为这家医院里现在警察和政府特工比医生都要多，”她对着镜头平静地说道，这个扣人心弦的时刻后来收录在获得奥斯卡获的纪录片《纳瓦尔尼》中。

2023年在好莱坞举行的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纳瓦尔纳亚站在两个孩子之间发表了讲话。纪录片《纳瓦尔尼》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本周一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时刻，而且是在更为悲痛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宣布，她的丈夫在北极圈一个条件恶劣的最高戒备等级流放地死亡，三天后，纳瓦尔纳亚出现在镜头前。纳瓦尔纳的遗孀谴责普京总统应该对她丈夫的死亡负责，同时宣布她将继承丈夫的事业，并呼吁俄罗斯人加入她的行列中来。

“普京杀死了阿列克谢，杀死了我的一半、我的心和灵魂的一半，”纳瓦尔纳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预先录制的简短讲话中说。“但我还有没死的另一半——它告诉我，我没有放弃的权利。”

20多年来，纳瓦尔纳亚一直避免让自己有任何公开的政治角色，她曾说，她的人生目标是支持丈夫，保护他们的两个孩子。“我认为我的任务是不让我们的家庭有任何变化：孩子是孩子，家是家，”她在2021年罕见地接受俄版《时尚芭莎》杂志采访时说。

情况已在周一发生了改变。

纳瓦尔纳亚面临着一个独特挑战，她正在试图从国外将心灰意冷的反对派运动召集起来，日益专制的克里姆林宫已迫使几十万反对派运动的追随者流亡境外，并用残酷的监禁回应任何批评俄罗斯两年前入侵乌克兰的人。她丈夫的政治运动和基金会已被政府在2021年宣布为极端主义组织，该基金会曾揭露过高层腐败，现被禁止在俄罗斯活动。

虽然朋友和同事们并不否认困难的存在，但他们相信，现年47岁的纳瓦尔纳亚拥有智慧、稳重、坚定的决心、韧性、务实以及明星影响力等综合能力，会设法把事情做成。

纳瓦尔纳亚周一出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大厦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室。

她也是这个国家的著名女性人物，这不同寻常。虽然女性在俄罗斯其他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政坛的知名女性很少见。分析人士说，除了丈夫的死亡让她获得了广泛的道德权威之外，她也许能从俄罗斯的代际差异中受益，年轻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更接受性别平等。

纳瓦尔纳亚周一发声之后，俄罗斯的国家宣传机器马上行动起来，试图将她描绘成西方情报机构的工具，经常出入度假村和名人派对。

纳瓦尔纳亚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在政府部门工作，父亲是一家研究所的雇员。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父亲在她18岁时去世。她大学读的是国际关系学位，后来曾在一家银行短暂工作，在那之后的1998年，她与阿列克谢相识，两人于2000年结婚。他们都是信奉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督徒。

女儿达莉亚出生于2001年，目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学；儿子扎哈尔出生于2008年，现在纳瓦尔纳亚居住的德国上学。

尽管不公开参与政治，纳瓦尔纳亚以前也总与丈夫一起出现，陪伴他参加示威活动，在他多次出庭受审、被判刑时，她都与他在一起。纳瓦尔尼2013年竞选莫斯科市长期间，她也在丈夫身边。2017年，纳瓦尔尼遭一种绿色化学染料袭击，几乎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她当时也在现场。

2020年，纳瓦尔尼被下毒后，她公开向普京提出要求，将丈夫用救护飞机撤到德国，而且在丈夫昏迷的18天里，她一直待在他的身边，与他交谈，播放一些他最喜欢的歌曲，比如杜兰杜兰乐队的《完美的一天》。“尤莉亚，你救了我，”他恢复知觉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几个月前，纳瓦尔纳亚本人在加里宁格勒遭遇了一次下毒未遂事件，朋友们说，那肯定是针对她丈夫的，但她并没有纠结这件事情。

纳瓦尔纳亚2021年接受一个YouTube热门频道采访时说，尽管有许多让她流泪的事情，但她总是努力在公众面前保持淡定，尤其不想让俄罗斯政府官员得意。“这些事情不应该让我们悲伤，”她说。“他们想让我们悲伤。”

朋友和同事们将她称为纳瓦尔尼的保护者、他的参谋、他倾诉的对象，以及他最亲密的顾问。

“作为政治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实际上始终是两个人：尤利娅和阿列克谢，”现在哈佛大学访学的著名俄罗斯记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特说。两人都是高个子，都很有吸引力，他们的密切关系在公众面前十分显眼，“他们看上去总是像一对好莱坞情侣，”俄罗斯记者兼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齐加尔说。

纳瓦尔尼曾以与政客、记者和其他人公开争吵而闻名，他的妻子也因严厉斥责那些攻击他的人而闻名。但总的来说，她带来的政治包袱要小得多，因此更有可能让四分五裂的俄罗斯反对派合作，齐加尔说。

已有人将纳瓦尔纳亚与其他那些接下被杀或被监禁的丈夫手中政治战旗的女性做比较。这些女性包括科拉松·阿基诺，她的丈夫1983年结束自我流放返回菲律宾后，在下飞机时被枪杀；科拉松·阿基诺后来击败了地位曾经牢固的专制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她们当中还包括斯维亚特兰娜·齐哈努斯卡娅，她的丈夫入狱后，她曾在俄罗斯邻国白俄罗斯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领导反对派。她本人也被迫流亡。

分析人士认为，一名有道德权威的“正常人”也许最终能在职业政治人士做不到的地方取得成功。

“她想完成阿列克谢不幸未能完成的事业：让俄罗斯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国家，”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说，他是他们家的朋友，现任巴黎政治学院教务长。“她也将向普京表明，干掉阿列克谢并不能摧毁他的事业。”

谢选骏指出：纳瓦尔尼的老婆太能干了，激起了老色鬼普京的斗志，就像刘少奇的老婆比江青更能干，所以毛泽东的性嫉妒必须杀死刘少奇而后快！现在普京学习毛泽东的性嫉妒，必须把纳瓦尔尼的老婆变成纳瓦尔尼的遗孀！这样他才睡得着觉……如此，普京不得不学习毛泽东——因为性嫉妒而杀人……毛泽东曾经策划并且听取刘少奇遭受折磨的细节而哈哈大笑，十分享受……想必这个普京现在也是开怀大笑——纳瓦尔尼的遗孀越是愤怒，普京就越是过瘾！下面一步，普京就像毛泽东开共产党“九大”的时候，左右两排阿猫阿狗，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美国马上就要前来和解——如果再出一个共和党总统……自由的代价太贵了，必须向独裁者低头！向独裁者低头，就是“服从国家分配”！

谢选骏：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试点大理福尼亚

《欢迎来到“大理福尼亚”：中国年轻人的“世外桃源”》（王月眉 2024年2月5日）报道：

在大理拥抱自己内心的童真。李晓雪（音，中）今年8月从洛杉矶回国后搬到了大理。她说，大理的多样性和开放的文化让她想起了加州。

要在这家民宿的院子里找到集体舞会，可以从改建成手工艺品市集的床单厂往北走，朝着素食食堂的方向行驶，这家食堂呼吁食客“赤脚走在泥土里，沐浴在阳光下”。如果你看到无人值守、顾客可以通过荣誉系统付款的精酿啤酒吧，那你就已经走过了。

欢迎来到中国山城大理，它有时也被称为“大理福尼亚”，是中国特立独行、漂泊不定或纯粹好奇者的绿洲。

这座城市的昵称致敬的是加州，也是对那里轻松自在、绿树成荫、阳光普照刻板印象的反映。同时，这也认可了一种趋势：自远程办公在疫情期间变得流行以来，大量科技行业从业者涌入了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中国西南部白雪皑皑、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峰之间，在波光粼粼的洱海之畔编程。

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背包客和艺术家的聚集地，廉价的房租和田园诗般的古镇吸引着他们，古城门和白墙庭院昭示着白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已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

白族妇女在村里的集市上。保留白族传统是大理的魅力之一。

像23岁的廖志立（音，中）这样的数字游民被大理所吸引，因为他们可以在风景如画的地方远程工作。

但最近，大理聚集了另一批漂泊的灵魂：来自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逃离了许多人曾经向往的紧张生活方式。高昂的生活成本、残酷的竞争、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日益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把大理变成了中国当下的世外桃源。

28岁的周晓明（音）三年前从上海搬来大理，他说：“本身融入不了主流的年轻人就只能找边缘化城市。”

周先生向来崇尚自由，曾在上海一所采取创新教育方式的学校担任教师。但他发现那里的生活成本太高，而且想探索更多非主流的教学方法。大理有许多可供借鉴的——有教学生徒步的实验型幼儿园，有专注于手工制作的幼儿园，还有许多在家自学的人群。现在，周先生在城郊茶田之间的一个村庄里私下教授一名学生。

“大理应该属于比较边缘性的城市，或者说包容度比较高、流动性特别大，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大部分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周晓明说。

人口56万的大理既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拙劣的模仿，这取决于你的看法。

不久前的一个周三，在一位以色列音乐家的院子里，一名中国火舞演员随着澳大利亚土著乐器迪吉里杜管的嗡嗡声翩翩起舞。几公里外，成群的年轻人站在古城的街道两旁，兜售廉价的算命服务，附近的酒吧里传出阵阵音乐。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里，一个读书小组分散地坐在地垫上，讨论20世纪著名作家沈从文。

三年前定居大理的以色列音乐家约塔姆·西万家中举办的舞蹈和音乐之夜。

三年前定居大理的以色列音乐家约塔姆·西万家中举办的舞蹈和音乐之夜。

大理一家酒吧的即兴演奏之夜。

大理一家酒吧的即兴演奏之夜。

在大理， “治愈”似乎是个绕不开的流行词。治愈瑜伽、治愈露营，甚至有治愈咖啡店。最近的一个周二，在一个联合办公空间里，有二十来人听了一场关于如何战胜孤独的演讲。在民宿的集体舞会上，参与者被鼓励重新发现自己内心的童真。

素方舟的治愈氛围尤其浓厚。这是位于古城北部的一个庞大建筑群，里面有素食食堂、瑜伽室、锣鼓课和一个染料车间。将来，它还会有一个“自给自足实验室”，34岁的唐冠华正在院子里建造它，这是一个手工建造的木制穹顶，建成后将由太阳能供电，并作为用当地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的展示空间。

唐冠华希望该实验室能鼓励游客尝试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十多年前，他在中国开创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自酿食醋，自己发电，许多人认为他很奇怪。现在，已经有八个人付费参与建造穹顶。

“以前可能没事，都上着班。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行了，”他在一顿素食火锅晚餐上说，“他们在考虑自己何去何从。”

一些新来的人说，他们想永远呆在这里；还有一些人承认，他们只是想在回到城市之前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即使是最刻薄的观察家也会承认，与中国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明显更加开放和放松。

“（这里的人）不会去刻意地识别你的身份标签，你能够真正做一个人，去真正地被看见，”22岁的自由撰稿人乔伊·陈（音）说。她从大学辍学，一个月前从江西搬到了大理。

当时，她正懒洋洋地躺在一家书店阁楼的阅读角里，细读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楼下的墙上挂着卡夫卡和切·格瓦拉的照片。

大理的一家书店，墙上挂满了作家、哲学家和革命家的照片。

乔伊·陈在大理读《人都是要死的》。“（这里的人）不会去刻意地识别你的身份标签，”她说。“你能够真正做一个人，去真正地被看见。”

这种开放性也延伸到了潜在的敏感话题。在另一家咖啡店，房梁上插着一面彩虹旗。另一家书店提供有关宗教主题的书籍，比如美国印第安萨满教、基督教和西藏历史。

问题是，大理还能充当多久的避风港。

游客和网红们纷纷涌向大理，挥舞着自拍杆，在商家出租的粉色汽车里摆姿势拍照。在整个古城，俗气的纪念品商店取代了手工艺品摊和书店。湖边到处都是设计精美的民宿，放在上海或北京也不会显得逊色，经营者往往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有钱人。

租金飙升，迫使老居民离开古城，迁往更偏远的村庄。

在洱海岸边摆姿势拍照。大理是婚纱照拍摄的热门地点。

大理的商家出租粉红色的汽车，供涌入这座城市的游客和网红拍照。

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真正不受日益紧张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在乔伊·陈阅读波伏娃的那家书店，老板露西娅·赵（音）最近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33岁的露西娅·赵被一家科技公司解雇后，于2022年从成都搬到大理。她说，她开的这家书店专注于艺术、女权主义和哲学，因为她想创造一个人们可以重新学习批判性思考的空间。

但在8月，官员突然没收了她所有的书，理由是露西娅·赵只申请了普通的营业执照，而不是专门用于销售出版物的许可证。申请许可证和重建库存期间，她停业了几个月。

她现在在选书时更加谨慎了。当地官员偶尔会来店里视察，最近还仔细检查了她陈列的反战书籍。

“我觉得它一定是（比成都、北京）有更大的自由度，”赵女士说。“但是跟我去年刚来的时候相比，它的尺度在缩小。”

食客们在一家素食餐厅的自助餐桌边取食。大理的许多新居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食客们在一家素食餐厅的自助餐桌边取食。大理的许多新居民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西万正在和一位朋友练习音乐，这位朋友是法国画家，九年前搬到了大理。

西万正在和一位朋友练习音乐，这位朋友是法国画家，九年前搬到了大理。

然而，对于大理的许多人来说，政治似乎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之一。这可能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他们来大理正是为了避免那些世俗的烦恼。

在一个深受程序员和创业者欢迎的合住空间的厨房里，30岁的程序员李波（音）回忆起自己在大理触犯容忍边界的经历。去年10月，他厌倦了在北京的办公室工作，搬到了大理，很快就和这个青年空间的其他居民成为了朋友。白天，他们一起在屋顶露台上工作；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笔记本电脑去酒吧。

抵达后不久，在万圣节，他打扮成一名新冠病毒检测人员，这些身穿防护服的人物象征着中国三年来的严格限制。他坚称这是闹着玩，与政治无关，但他还是被警方短暂拘留了。

新居民聚在一起听一个关于孤独的演讲。在大理，以治愈和心理学为主题的聚会很常见。

30岁的数字游民李波（音）最近搬到了大理，他在一家音乐酒吧外提供人工智能算命服务。

但在小镇上的篝火派对、徒步旅行和公开演讲中，李波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不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比如他的最新项目：开发一个人工智能算命机器人，他计划第二天晚上以每次五块钱的价格向酒吧里的朋友们提供服务。

谢选骏指出：大理福尼亚——这似乎可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试点。不过其前提还是，消除共产党专政，还给中囶人基本自由。否则，一旦党中央兽性大发，立即把一切新的生命“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暴力反抗不一定动枪，也可以动刀，也可以动拳脚，还可以语言攻击——伊朗革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起高喊“打到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