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继续“失败”地在县城写作》（澎湃新闻 2024-02-20）报道：13
这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在小县城坚持写作的故事。与很多人的老年生活不同，78岁的舒绍平每天过着规律的写作生活，不做家务的时候，他便坐在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时断时续地敲字写作。
年轻时，他当过老师，后来在县城图书馆、文联工作，60岁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他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许多创作的文字，可能永远躺在电脑里。这种“不合时宜”，成了他更深的自我印记。舒绍平的人生困惑，或许也是许多人的镜像——一个人，如何在世俗的成功和自我坚持之间挣扎，在孤独的地方与时代保持朴素的精神追求。
故事一旦有了开头，他就不会停下来。
标题列了几十个，但还没有令他满意的。这次，他想写一个退休老医生，寻找自己当年下放时一位知青伙伴的曲折故事。
构思好之后，他开始在电脑上敲字，速度很快，但非常小心。周围一切仿佛都淡出了，只有文字。他敲字越来越快，巧妙的句子，闪亮的句子，一股脑涌出来。
有时指头跟不上思维的节奏。突然有个字卡住了，他手指停在半空中，想起来后，重重落在键盘上。手背上散落着几颗老年斑。他摘下帽子，银发覆盖头皮，他把脖子往前伸，离电脑近了些，他更能看清屏幕上密集的文字。
这是舒绍平平凡一天的开始。他大半生的生活发生在湖南芷江县城。十二月的天气太冷，他把自己裹在暖盆旁的被子里。因为刚搬家，书房的书桌上只摆放着几本他自己写的书。写作如呼吸般贯穿他的一生。
去年十一月，外孙女成恩仪看到，从不发朋友圈的外公突然发布一条动态，是一张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重点作品扶持申报表。
“外公写文章写了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得到一些认可。”成恩仪记得，自己小时候，外公经常往北京跑，听家里的大人说中央电视台要把他的小说拍成电视剧，到后来没了音讯。希望落空后，外公在家时常唉声叹气，饭桌上家人也很少再提起。她以为，外公已经完全放下了。
她问外公是不是要申请，外公说是的，他碰一碰运气，不中也罢。他想申报的是前不久写的电影剧本。
舒绍平不知道，外孙女在网络上发表了这则动态，有几千人点赞，有人在评论里出谋划策如何把剧本拍成剧；有人说，和老人比起来，自惭形秽；也有人说，有梦想的人真好。
78岁这一年，舒绍平还在继续尝试。
写点什么吧
成恩仪说，她没有想到，外公坚持了一辈子。她过去以为，外公只是一个网瘾老年人，以及一个县城边缘的老年作家。
做一名作家的想法，是小学生时期的舒绍平就悄悄萌生的。他父亲是农民，但读了几年私塾，晚上在火塘边无事，喜欢对孩子们讲三国，水浒，说岳说唐，三侠五义。舒绍平听得津津有味，无事时，他就翻看家里那几本发黄的老书。
后来进县城读中学，他便喜欢大量读文学类作品，中国作品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读苏联作品，如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铁流》《毁灭》等。他觉得苏联作品与中国作品相差不大，语言易懂，也很注意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适合自己的口味。
文字汇聚在他脑中。那时他想，以后我要能写书就好了。初中时，舒绍平把和家人卖粮食筹学费的故事写成作文，没想到老师说有细节，很动人，念给全班人听。这次被认可激发了他写下去的念头。
他喜欢看，喜欢写，甚至在农田里，他也会用铅笔或圆珠笔，在草纸上写下即时的思绪。写好之后夹在笔记本里，经年累月地堆积在他的书桌上。他的笔迹疏朗飘逸，今年二十五岁的成恩仪说，外公的字很好看，跟很多字体都不同，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虽然她经常看不懂。
几十年里，舒绍平对写作像专业作家一样认真，会三番五次地修改一个句子，划掉，或在空白处补写。对他来说，花几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是件平常的事。他会反复查词典并向别人讨教。
成恩仪的记忆中，外公写作时会流露出烦恼和急躁。他经常独自在他的小房间里，有时候她在客厅玩，会看到他冲出房间，翻看日历，自言自语地说，嗨呀，原来今天诸事不顺啊。顺便在日历上划个叉。
写作之外，他原本过着曲折的人生。舒绍平出生在湖南一个山窝窝里的苗寨，日子是苦过来的，偶尔吃个肉包子，他先吃包子皮，把肉放到最后一口，结果太激动，手一抖把肉掉到地上，哇哇哭起来。
他想升高中读大学，但娘讲，咱家里你大爷爷、二爷爷、二伯伯都饿死了，上头还有两个哥哥，活命都难，读书很难了。如果读师范，免费，还管吃。他没有多余的选择，后来考取了师范学校。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乡村学校当教员，一个月三十来块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外，剩的钱都用来买书报杂志看。每次学校开会，同事当他面说，你一个当老师的，思想不巩固，心里竟想着当作家。那时他十九岁。
但每次抱起一本书，像有股力量在推着他往前走。一下班，他跑到书店找个地儿坐下捧起书，“像饿牛闯进菜地里，一顿猛吃”。看过梁斌的《红旗谱》后，他被乡土文学的语言吸引住，和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很像。
县城坐落在舞水河畔一块宽阔的盆地里，沈从文在这里短暂生活过。
和沈从文作品中许多人物相似，舒绍平也是苗族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舒绍平到省图书馆，在档案馆翻到一本名为《萧萧》的小册子，里面写着湘西的野生活，那些地道的山歌吸引了他，他一口气看完了。那时他第一次知道沈从文。
后来，做当地人物志调查时，舒绍平漫步街头寻踪觅迹，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沈从文的四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里，他写道，东街边有条小弄子名叫东紫巷，进巷数百米，当年是赫赫有名的熊公馆。
平日里，沈从文常去熊公馆阁楼上的书房，那些书是熊希龄历年所积，古典书外，其中还有不少翻译的狄更斯等人的外国小说，沈从文躲进小楼，在小楼里开始了文学的启蒙。
当沈从文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作家时，舒绍平还是那个在县城埋头写作的青年。当他梳理完沈从文的故事，在纸上写下一句：有人说，痛苦是文学的摇篮，也许这话可信。
梦断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得有节目。校长把写小戏的任务交给舒绍平，这是他写小说的源起。他写了篇关于农村生产队的文章，投稿到上海《萌芽》杂志，编辑部回信说留用了，准备年底发。结果“文革”来了，文章再没发出来。
作家梦断了，他也不敢再读书。无聊时，他跑去跟村里的赤脚医生聊天，一起背着药箱四处给农民看病。
乡里建了所中学，安排舒绍平去教数学，也教过物理、化学、俄语，俄语他说得最溜。除了英语，他都能教。学校的宣传栏得有文章，当时的改委会主任吩咐，每个老师都写一篇。特殊时期，舒绍平怕写文章出政治错误，就写了一首叫《赤脚医生》的诗歌。
到1972年，县里的文化馆恢复。舒绍平的这首打油诗“莫名其妙”被登到宣传栏上，辗转又被登到《新湖南日报》上，好多人拿着报纸给他看。那年头，文章能上报刊，他是破天荒第一个。他心里咚咚地跳，脸一阵红一阵白，既兴奋又害怕。写作的火苗又燃了一下。
五年后，舒绍平被调到县文化馆，当一名文学创作专干。第一个任务是写湘西剿匪民兵英雄，他花四个月时间采访收集资料，写了三个纪实故事，最后有两篇被选中编进书里。
当时文化馆图书室书很多，他每天接触到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也有新时期国外五花八门的各种小说，让他眼花缭乱。但读得越多，他愈加感到自己的不足，认为自己艺术感受能力很差，不是写小说的料。
灰心丧气之时，他又想起中学时代，语文老师在他那篇作文后写的几句赠言：人一能之，己十能之；人十能之，己百能之。他不能让作家梦夭折，只有不停地读写。
后来县里成立了一个图书馆，他是馆长。图书馆四万多册藏书，他读了一半多。他回忆，那时能找到的外国名著他几乎都读了。对他而言，骨子里是传统的，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四大名著，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史记，古典诗词戏曲等，早已融入他的骨髓。
对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的作品，他也读，“但是心理上是不愿接受的“，觉得他们的欣赏习惯与审美心理和中国的不同。“他们一般不是中国讲故事的办法，而特别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刻画，随着心里的想法天马行空，扯得很宽，可以没有故事，不要情节。”
比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他实在读不下去。《老人与海》有故事情节，他就喜欢读。语言风格也很有区别，中国短句多，在他看来，有节奏，有气势，有光彩，外国长句多，模模糊糊，“让人读得吃力难受。”
那时中国文坛，对外国作品模仿成风，先锋文学派首屈一指，“连王蒙等大家都学习用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作品，一时成了时髦。”当时舒绍平也想学，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在八十年代，他也写过现实主义小说《乡道》，二十来万字。也尝试过意识流写法。
但写来写去，总觉得不对劲。手写的书稿，几万字，寄到报刊编辑部，几次被退了回来，只能丢进废纸篓。他跑去和画工笔画的朋友讨论，看到朋友加了现代派的手法，朋友说，时代变了，创作也要变化。他写了两部小说拿给朋友们看，朋友说，老舒，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想明白了，“我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学的见的生活的写的都是中国的东西，自己对外国的东西一无所知，为何要东施效颦呢？放弃自己熟悉的，去学那些陌生的东西，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一段痛苦徘徊后，他放弃了，重回到中国传统写作的路子。大多数时间，他写报告文学，杂志报刊喜爱这类题材，稿费收入颇丰。
当时，古华的《芙蓉镇》风靡一时。调入县文联工作后，舒绍平曾在一次会议上听了古华的讲课。古华写乡村生活，用乡土语言，很合像舒绍平一样的基层作者的口味。
迷茫和摸索后，舒绍平琢磨出来了，“所有的文学作品写什么，都是写细节”。他继续看书继续写，扫地炒菜煮饭时，想到什么情节，他跑到电脑前把字敲下来。半夜想到什么，他从床上爬起来写，写那些他苦心编织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故事。
失败了，又失败了
比起成功，舒绍平更愿意说起自己的失败。他甚至量化了自己的失败，人生里有百分之七十是失败的。他这样划分。写出来的作品，有一半没有发表出来。虽然出了二十多部书，但所有的电视和电影本子没有拍出来，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范仲淹的电视剧本。
1995年，舒绍平就曾写了一部关于乡村发展的八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故事讲的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外出打工回来那天，看到自己的未婚妻正和别人结婚，气愤恼怒过后，留在乡村发展，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剧本被省电视台的朋友看中了，朋友说可以拿到中央八台去试试。中央台的编剧来到县城之后，舒绍平陪着吃饭、爬山，一切都谈妥了，就差拍摄。
那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舒绍平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编剧说，对不起，自己已经超过退休年龄，没法儿再弄你的剧了。舒绍平一下子垂头丧气，眼泪直流。他把这次经历称作他人生最大的失败。
2001年，他出了两本写范仲淹和王安石的长篇历史小说。原本出版社的编辑想让他写袁崇焕，他坚定拒绝了，说这个人物虽然是个英雄人物，但是人物有争议。
他想写范仲淹和王安石，喜欢他们的“为政清廉，刚直不阿”。他做人物志历史调查，跑遍江西、南京、郑州、洛阳等地，去王安石母亲的墓地，又到临安收集资料，最后用八个月时间写了六十多万字，加上范仲淹的四十八万字书稿，都是手写的，他装进麻袋，一大捆寄到湖南的出版社。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家出版社一直没有出书的音信。他又往全国各地十三家出版社寄，相继被退了回来。
他跟朋友到怀化到处参加推销会，摆摊子，“也搞这些鬼事”。在推销会上曾经有个老板打算投资出版，合同签了，结果人调走了。有个出版社的编辑跟他讲，老兄，我给出稿费，你书的作者加我一个名字。他不愿意。
出版的事试了五年。直到他看到湖南文学杂志上有个消息，三秦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中国宰相系列丛书。他一看，王安石和范仲淹都是宰相，马上把一麻袋手稿寄过去。二十天后他收到回复，他的书被列入宰相系列出版。
成恩仪记得，那个时候外公家里堆了很多书，有亲戚朋友来，别人送他自家养的鸡鸭鱼，他回礼给别人卖不出去的书。他还会偷偷去各种书店，看看自己的书有没有摆在里面，没有的话，老伴儿会再跟几个书店店长打好关系，送一些自家腌的泡菜腌菜，说看有没有机会，放着卖卖。
在这个小县城，他获得了些许名气。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他在图书馆办了一个未来作家培训班，没事时和喜欢文学的朋友们聊聊天，互相看看稿。在别人眼里，他似乎成功了。
但在自己眼里，他仍是个失败者。他也会想，一部作品的写作完成，就是人生意义上的成功，将心中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都释放了出来。但是，“从世俗眼里看，作品发表了才算成功。”他也没有获得过大奖。有的只是一些较小的奖项，“只要社会需要，我就写，如市省演讲比赛稿我就为人写了不少，还获得不少奖。”
他每次都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内心又有一丝期待。虽然知道没人会拍他的剧本，但他不断修改、反复打磨。他琢磨，要不从小成本小制作的微电影开始吧？今年三月，他又写了一部微电影，有句话是村支书家里因电起了火，审批时宣传部说，这不行，村书记家怎么能够起火呢？要他改，舒绍平气得冒火，剧本就搁置了。
前两年，他写了部玄幻剧本，有一个电影制作公司的老总说要拍成电影，合同签了，他把剧本发过去，又没了下文。他想方设法，最后变成空等一场。
关于文学和写作，他跟家里人聊的不多，有时，他会带着一种失望的态度，自己也不好意思提。老伴也会不自觉发牢骚，说他是被人给落了（骗了）的命。外孙女感觉，外公有种“文人清澈的愚蠢”。
希望落空的那个元宵节清晰停留在舒绍平记忆中。他手搭在座椅扶手上，变得像铅那样沉重。他的头也恍恍惚惚，感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消沉沮丧。这种重量占领了他整个生命，并且潜伏下来。但他还想要再挣扎一下。
在好友田均权眼里，舒绍平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一年四季都在写，“很多人都放弃了，他还在写”。一次，他去舒绍平的家里，看到他书房一个角落堆放着几尺高的手稿，书柜上摆放着各类文学作品和刊物。
二十多年前，文学爱好者田均权在一个写作培训班上认识了舒绍平。他那时很向往作家这个身份，认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得到别人的欣赏，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舒绍平比他大二十岁左右，是培训班的讲课老师。无论是课上课下，舒绍平都彬彬有礼、耐心地回答他的提问，鼓励他多看多写。
在县城，文学爱好者的圈子小。虽然他们的文字表达不一样，“我的文字比较细腻，他的比较粗狂。”但他们还是成为文学上的好友。无数次，两人并肩走在县城的街道上。见面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分享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有时，他会听舒绍平感叹，写了近五六十年，有两个遗憾，一是作品没有获大奖，一是没有在全国期刊上发表过。
田均权能懂他的感受，两人都在小县城，都当过老师，后来又进入体制内工作。对于县城作家来说，作品能够发表，就是莫大的肯定。
后来，田均权调到县委当秘书，做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像舒绍平这么大年纪还在写作的人也很少。他安慰舒绍平说，获奖只是偶然性的事情，一直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还活着，继续写
和漫长的人生比起来，“这些只是一次次暂时的挫折。”舒绍平说。有许多回忆笼罩着他：在乡村的野外度过的童年，青年时代分开的友人，年轻时下乡到生产队，和村民一起种油菜，种洋芋，到了收获季节，洋芋堆成山，水桶挑菜油。
在文联工作时，有一个乡里的农民，已过四十岁，三番五次跑来找舒绍平，厚厚一摞稿纸摊在他桌子上，又从兜里取出几个橘子，说写了长篇小说，想出书。他翻开一看，十个字里有九个错别字。农民小学没毕业，但喜欢写作。舒绍平花了五个月时间帮他修改，又想办法帮他出版，圆了他一个“看似华而不实的梦”。后来，农民一直在写。
几十年过去，舒绍平已经七十八岁。他依然保持写作习惯，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两个小时。写出来的短篇小说，他像过去一样投给各家刊物，但好几次得到的回复是：稿子虽好，但你年纪大了，现在有规定，如果不是很有名气的作者，六十岁以上的都不发表了。他的等待又重新开始。不过这等待现在倒是心平气和的，不像年轻时那么叫人难熬。
同时，他的生活多了一份秩序。现在，他努力让自己有八个小时不受打扰的睡眠，每天夜里，当疲惫来袭，他暂时放下文字，伴着黑夜睡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他饮食节制。由于痛风，经常脚痛手痛，走路活动不顺畅，长年保持忌口，酒、豆腐、海鲜、高蛋白，能不吃就不吃。妻子比他小十岁，以前两人都做过小学老师，妻子教音乐。当年教师地位不高，结婚后收入不多，要养三个孩子，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妻子自己做咸腌菜，夏天卖刨冰，挑担子去外面卖。“也算是为了支持外公不挣钱的文学梦吧”，成恩仪分析。
还有一个变化是，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节假日里，在北京工作的成恩仪回老家，看到外公不写东西时总是抱着手机，一看就能看一天，“妥妥的网瘾老年”。偶尔会蹦出一些令她意想不到的社会评价，“我看网上的年轻人呀，公司晚餐就发几个面包，一袋面包就让你们辛辛苦苦加班咯。”成恩仪心想：这不就是我们公司吗？
老人仍旧爱看书。疫情的时候，成恩仪买了很多书放在家里，春节期间舒绍平被困在她家，一直在看她买的书，有米兰昆德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书她都只翻过几页就看不下去，《百年孤独》更是连里面的名字都记不住，老人一口气看完了。看完自言自语，人家为什么是文学经典？里面的文学手法运用呀，内容啊，真的写得很好，我就没法跟人比。“虽然他一直待在小县城，但无论是哪块的文学，他能够跟别人产生连接和理解。”成恩仪说。
十多年前退休以后，舒绍平到深圳帮儿子照看两岁的孙女。他闲不住，在当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儿子劝他少折腾，一把年纪了，身体要紧，他不听。后来儿子搬家了，离出版社太远，他就没去了。直到孙女上高中，他和老伴又回到县城生活。儿女又都说，你现在年纪大了，少写点东西，身体要紧。舒绍平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路可以走过，水可以流去，但读书写作，融入骨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电脑写作代替了手写。现在不用电脑，他反而写不出字来。他在打印店看到店员用五笔打字快，于是下决心，一个星期背下五笔字根，打字流畅了许多。但是也经常有犯难的时候。比如忘记保存就关闭页面，或者突然停电跳闸等等。好几次，写了几千字的东西突然没了，要重新再写，每回这样，他盯着电脑直摇头。
他鼓起勇气，开始写一些小说以外的东西，并对此津津乐道。这几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花费在电影和电视剧本上面。“写本子要考虑观众的爱好和这个时代的需要。”但年轻人喜欢的内容，他无法适应。成恩仪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他问，你们现在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啊？外孙女说女生喜欢言情，男生喜欢武侠。那个时候大家都爱看郭敬明韩寒，她心想外公肯定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他感觉自己似乎永远在潮流之外，写那些不合时宜的文字，在他用文字建造的大厦里，只剩下他孤独的身影。
去年十二月初的一天，舒绍平为一个情节绞尽脑汁后，决定下楼散步。阳光炙晒，他脱下外套，缓步走过县城街道。在他不远处，是舞水河之上宁谧不变的层峦叠嶂。天上白云涌来，沿着河水向迷离不定的广袤处飘走。淡淡云影，在田野上，河上，轻轻掠过。
舒绍平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脚步，“有时，你越期待什么，反而什么都不会发生。”他喃喃自语。吞进一缕阳光后，像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又说，“我的人生里，的确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不会说谎的作家很难成功；但是，只看别人的谎言而依葫芦画瓢的谎言也很难成功——你必须独出心裁地说谎，而且脸不红、心不跳，就像真的一样说得出彩，这样入戏了，才能接近成功。不过话又说回来——78岁了还能写作，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生命的成功”，远比“写作的成功”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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