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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6日星期三

谢选骏:日本之作为“海外中国”考

网文《夫差在日本九州岛后代的真伪》(美国中文作家协会 June 18, 2021)报道:


自从夫差的西倭吴国国君牛慈(葛子)“归化”了畿内东倭吴国之后,由那时候开始整个倭国无论历史,经济,外交等等一切都以畿内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为中心,为出发点。难怪后来有日本学者认为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的族谱,应该只是从牛慈开始计算才对!因为夫差后代牛慈(葛子)归化了东倭吴国日本,至于牛慈以前的夫差后代记录,他们一概不与承认,就是这个原因了。(可贺的是起码有日本学者亦认为夫差的后代在日本!)有学者认为牛慈之前的人物,例如卑弥呼,“川上枭师”取石鹿文,倭五王等等,都是吴王夫差后人后来加上去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但是这个概念,引发出几点要深入硏究的问题:第一点:牛慈之前的族谱上有一批著名人物,例如古代中国历史反复所记载的著名人物如“卑弥呼”,另外《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平定筑紫国(即夫差西倭吴国)的国君厚鹿文,亦记载到当时的景行天皇说厚鹿文拥有八十枭师的海军,其锋不可挡也,证明厚鹿文(西倭吴国国君)有国家级的海军,不是普通人,还有《宋书》《魏书》等记载的“倭吴国五国王”。


如果“卑弥呼”“厚鹿文”“倭吴国五国王”等等这批人都不是夫差后代的话!那究竟除了夫差之外,是谁的后代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提出意见或交代清楚。


第二点:古代中国文献例如《魏书》《宋书》等,和很多日本古代文献,亦都有提及到牛慈之前的那批人物,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过。亦证明夫差族谱上那批人名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的。


第三点:去访问古代中国的倭吴国人,须要有出大海洋的大船,因为小船不能出大海洋,而当时能够有造大船的实力,又要懂得航线及航行大海洋技术丰富的工作人员,经过翻查所有古代日本历史记载之后,除了吴王夫差九州岛西倭吴国这批人之外,当时古代的日本,还有谁?


第四点:夫差是「姬」姓。“姬子”读作He-Me-Ko,同音异字是“卑”He“弥”Me“呼”Ko,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同音异字,是同一批人。只不过中国历史文献用同音异字“卑弥呼”来记载“姬”姓而矣。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证实九州岛倭吴国(日本)夫差后代“姬”(卑弥)姓,确实到访过古代中国!当时除了夫差后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姓“姬”(卑弥)的吗?没有!


由以上简单几点便己足够证明那批夫差后代是真实,都是牛慈或葛子的祖先,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而是确实存在过。


网文《夫差在日本九州岛族谱之详细解释》报道: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可以找到有关夫差后代的数据。


根据日本的《系统别》《新撰姓氏录》《上代氏族系的松野氏》记载:松野 氏,连姓,为吴王夫差的后代,居住于右京诸番上(能够住京城右边的,并非普通人,有皇族关系才被封“连”姓)。


亦可以在《中兴武家诸系图》清楚见到吴王夫差后代族人的名称“连”姓(“连”这个姓原来正统的解释是:封衔给与非正统血统的皇室成员,例如有姻亲关系又住在首都者,亦非一般普通人)。


可以参考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松野连倭王系图》。若要较详细一点的可以参考日本国立图书馆藏书,由宝贺寿男所编着的《古代氏族系谱集成》(由日本古代氏族研究会著作)的书 ,亦有记载到松野连乃吴王夫差的后代。(参考批注十三:日本古代衔名)


大多数日本古代的文献记载,有超过四十多本以上都很清楚地说明,松野氏连姓乃吴王夫差的后代。


我们根据日本文献的各种记载,把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族谱抄录下来,并作更详细一奌的解释。


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九州岛建立“后”倭吴国,成为第一代国君,后来“后”倭吴国演变为两个倭吴国,一个在西部九州岛福冈,后来另一个在东部畿内(奈良)地方,为了易于分别,我们称之为九州岛西倭吴国和畿内东倭吴国,两国从来未发生过争执,因为有血缘关系,都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直至六世纪,西倭吴国把政权让给东倭吴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统一后的倭吴国在公元600年,由圣德太子改名为“日本国”,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日本”的由来。


夫差的公子庆父忌,孝昭天皇三年来朝,住火国山门菊池郡 ,孝昭天皇估计为公元前475年的人物,火国是肥国别称,火国或肥国即是九州岛北部的熊袭国,属倭吴国范围,火国的领袖是市鹿文(女王),菊池就是今天的熊本,,菊池又叫菊智,鞠智,都是同音异字,河洛语里“池“与”智“同音。


公子庆父忌的后代是顺,字去漫,居于委奴(委奴,倭“吴”奴,奴者,の也,的也,之也,即是倭的地,倭之地)


(姬氏)顺的后代是惠弓恵弓的后代是阿岐


阿岐的后代是布怒之


布怒之的后代是玖贺


玖贺的后代是支致古


支致古的后代是阿弓,怡土郡大野住(怡土即是委奴是也,大野是委奴的同音异


阿弓的后代是宇閇,(有记载说汉宣帝地节二年时遣使,亦有文献说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正月,遣使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授?)


宇閇的后代有文献记载是阿米,亦有文献说是已娄伊加也(鹿文与加也乃同音异字)。


己娄加也的后代是玖志加也 (有记载说是永初元年十月贡汉) 玖志加也(玖志鹿文)的后代是鹫


鹫的后代是刀良


刀良的后代有三位


第一位 花鹿文(花加也)


第二位 卑弥鹿文


第三位 宇麻鹿文(有文献说是宇也鹿文)


我们先说第一位和第三位后代的故事,然后才说第二位的故事。


刀良的第一位后代是花鹿文,生有二子,(长子)取石鹿文,号“川上枭师”(“川上”乃地方名,“枭师”乃领袖也)。


(次子) 鹿文又名石鹿文。


刀良的第三位后代是宇麻鹿文,生二子,(长子)熊津彦(“彦”通常是指有才德之人或王子),(次子)熊,乃熊津彦的弟弟,古代日本历史《日本书纪》记载他被诛(不是杀,是诛。日本“正统”历史亦可以证实此二人确实存在过)。


长子熊津彦的后代有……难升米(《魏书•倭人传》亦提及此人)和后人掖邪狗。


刀良的第二位后代是卑弥鹿文,是姬氏松野氏的始祖。熊鹿文,姓姬子,称卑弥子,(有文献说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正月通于汉,得印授,称委奴国王。委奴意思是倭之地也)( 批注 A ) 以上为抄录的文字,姬子,“姬”字日语读作 He-Me,“子”字日语读作 Ko,“姬子”就是He-Me-Ko, He-Me 同音异字写成「卑弥」, Ko 字用河洛语写成“呼”字。姬子的同音异字就是“卑弥呼”)


( 批注 B ) “卑弥子”读He-Me-Ko,卑弥读作 He-Me 姬也,Ko 就是子也, 即姬子也。所以“卑弥子”的同音异字是“姬子”读He-Me-Ko。亦可写作“卑弥呼”He-Me-Ko)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到日本有位“女王”名“卑弥呼”,其实是“姬子”的同音异字,难怪中日学者千百年来也找不到“卑弥呼”。


卑弥(姫姓)鹿文的后代有……迮鹿文和……厚鹿文


迮鹿文 日本古文献记载他于新罗阿达罗尼师今二十年遣使,景行天皇十二年时,迮鹿文为熊袭渠师也。(新罗国乃古代韩国之一,阿达罗尼师今二十年是公元174AD,“熊袭渠师”乃日本古代原住民熊袭国的“枭师”,领袖也”。


厚鹿文 于景行天皇十二年十二日被女儿所杀,后代有二女一子


长女 市干鹿文


二女 市鹿文


三子 宇也鹿文(鬼毛理)


(长女)市干鹿文,抄录如下:「景行天皇阳宠之,杀父则恶其不孝,而诛之」(见古代日本历史文献《日本书纪》有记载)


(二女) 市鹿文,记载如下:“景行天皇十二年十二月赐火国造 ”(见古代日本历史文献《日本书纪》)(在古代中国历史文献有记载:魏正始八年247 AD 立为王,景初二年238 AD 贡奉,彼称壹欤)


(三)宇也鹿文,后代有⋯⋯伊馨耆及⋯⋯垂子(安志垂)


垂子 后代縢


縢 有二子 长子赞 次子珍



珍 珍的后代济


济 有二子 长子兴 次子武


武 武的后代哲


其中“赞,珍,济,兴,武”被古代日本历史文献称为倭五王(即倭吴国五王)。此五王亦可以参考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例如《魏书•倭人传》,《宋书》等等均有记载。


縢的后代倭王赞,古代中国文献《宋书》记载:倭王讃于晋安帝司马德宗397-401 AD,遣使往来,称倭王。又于南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二年遣使423 AD。


倭王赞死,弟珍成为倭王,《宋书》记载:于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年遣使往来 425 AD。


珍的后代为倭王济,据《宋书》记载:于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年遣使 443 AD。又于元嘉二十八年遣使往来451 AD。


济的后代倭王兴,《宋书》记载:南北朝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六年遣使往来462 AD。兴死后,弟武成为倭王,《宋书》记载:于南北朝宋顺帝刘准升明二年遣使 478 AD ,另外于梁武帝时代 502-519 AD 亦遣使往来。倭王武在古代日本历史里,占有重要部份。武的后代为倭王哲。


倭王哲,后代是倭王满。


倭王满(日本历史文献记载:有关“盘井”此人(例如著名的“盘井之乱”, 正是倭王满,他是527AD人物)。后代倭王牛慈。


倭王牛慈,日本历史记载有关“葛子”此人,正是倭王牛慈,他是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代国君,于550 AD,在畿内东倭吴国钦明天皇的行宫,金刺宫御宇,交出九州岛东倭吴国的政权。自始东西倭吴国,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并在五十年后600 AD,圣德太子期间,由倭吴国改称为“日本”。后代为长提。


长提 官衔小治田朝评督,居筑紫国夜须评,松峡野。后代大野


大野 后代为広石


広石,后代为津万吕(“姬”氏,后改“松野”氏)


津万吕  记载:甲午籍负松野连姓(甲午为持统天皇时期694 AD,津万吕由“姫”氏改为“松野”氏,被封“连”这个衔名)后代为(松野氏•连姓)大田麻吕。


(松野氏•连姓)大田麻吕,后代为(松野氏•连姓)猪足


猪足,后代为鹰主,园池少令史(官),弟嗣,从七位下(官)


鹰主的后代,松野氏枫麻吕,记载如下:左史生外从七位上(官位),延历十四年八月贯右京(延历十四年是 796 AD,恒武天皇782-806 AD,)鹰主的后代岑成


岑成,左卫门少志(官),岑成后代有三子一女


(长子) 千豊,右马少允(官),后代真栋


(子) 千秋


(子) 千直


(女) 岑成的女儿为藤原诸贞之妻子,属于藤原北家之家族,藤原氏乃日本古代权力很大的著名皇族,他们所生的儿子藤原贞守为公卿,其孙女藤原今子乃惟恒亲王之母。另一孙女是藤原清经之妻,藤原清经之甥就是阳成天皇。


真栋,记载死于贞观八十五年945AD,后代有広人,広主,広本。広主,后代有胜统


胜统,后代文材


文材,后代宅成


宅成,子孙在美浓国(今之岐阜県),后代家胜。


家胜,后代安家


安家,后代安久


安久,后代安长,久长


久长,后代久家


久家,后代久藤


久藤,后代久房


久房,后代久种


久种,后代久之


久之,后代久统


久统,后代久豊


久豊,后代久世


久世,据记载:松野久世,于応永三十二年,官至正三位(官名,相当于大纳言之官职),另外参议义,朝臣(称光天皇,年号応永,応永三十二年是 1426 AD),久世的后代是久亲


松野久亲,后代是松野种真


松野种真,后代是松野平八


松野平八,据记载:字蔵人,天正四年卒(天正四年是公元 1577 AD)。后代是松野重吉


松野重吉,官至大郎马,于天正十八年卒(1591 AD)松野重吉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儿子,长子松野重光,次子松野复位。


(长子) 松野重光,


(次子) 松野复位。


(长子) 松野重光,重吉的长子,字平助,仕织田信长,天正十年六月卒(1583 AD),有儿子名松野重基


(子)松野重基,松野重光之子,字玄蕃,后来改姓「吉田」氏,成为吉田重基,有儿子吉田重贤(原姓松野氏)


吉田重贤,名十郎左卫门,有子名重矩


吉田重矩,儿子是吉田矩行


吉田矩行,儿子是吉田半平


吉田半平,儿子是吉田矩之


吉田矩之,儿子是吉田矩直


吉田矩直,儿子是吉田矩定


吉田矩定,儿子是吉田矩建


吉田矩建,儿子是吉田贤良(大助)


吉田(大助)贤良,儿子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就是对近代日本影响很深的非常著名人物,他是兵法家,改革家,教育家,思想家等等。亦为康有为,梁启超所推崇和仿效的人物。(参考注解十七:吉田松阴家族表)


(次子)松野复位,乃松野重吉的次子,仕丰臣秀吉,阵亡于九州岛之战(九州岛之战1586-1587 AD,丰臣秀吉率领国内领主与诸侯,征伐九州岛岛津氏,岛津义久投降)后来丰臣秀吉成为新的统治者,松野复位的儿子是松野重元。


(子)松野重元,又名松野主马(主马是官衔,相当于主帅)仕丰臣秀吉的过继子名小早川秀秋。松野主马被赐姓丰臣氏,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将领,尤其是一战定江山的“关亇原”之战,有大战功。后代是松野重秀。


松野重秀,字平马,后代是松野重行


松野重行,字八左卫门,仕津山藩,享保八年卒1724 AD,后代松野重音(在现今的冈山県津山市档案里,仍然可以查到松野重行的记录)


松野重音,字平八,八左卫门,由浪人转变成务农,后代为松野重政。


松野重政,字平马,有两个儿子,(长子)松野平太郎,(次子)松野重光。


(长子)松野平太郎,为信州之男谷氏作养子


(次子)松野重光,字梅治,弘化三年卒(1847 AD),后代是松野重春。


松野重春,字平之丞,天保六年卒 1836 AD,有过继子名松野重义松野重义,字平十郎省三,后代是松野重道。


松野重道,字力之助,明治时期为鹤山幡宫司(明治时期是1869-1912之间),有后代松野平一。


松野平一 估计是1920-1970年代的人物。这是吴王夫差族谱里,古代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位姬氏/松野氏后代,之后再没有记载下去了。而夫差的另一批后代,还住在畿内的东倭吴国(整个倭吴国于 600 AD 改称为“日本国”),一代传一代,直至今天还在!


吴王夫差的松野氏后代,根据昭和四十九年,大约是1974年的人口统计,松野氏家族都分布在三十四个不同的县,最少的例如栃木県(那须郡)只得五户松野氏,最多的在静冈県,达三百多户之多,全日本当时松野氏总数有2,870户。


主要分布在青森県,千叶県,神奈川県,静冈県,长野県,新泻県,岐阜県,广岛県,兵库県,长崎県和福冈県等。

批注

批注一:周族与羌人的故事


周族人多数娶羌族女子为妻,《诗経•锦》《诗经•生民》都有记载,周人的历史里亦可以见到差不多每隔一至二代,周朝的国君都是娶羌族女子的。可见姬氏的周人与羌人根本就已经成为一个混合民族了。周朝实行封建制度,羌人分封了很多地方,其后姬姓的国君仍然与羌人通婚,如齐国的齐桓公(羌人)娶姬姓女子。鲁、晋、郑、卫等国都与羌人姜姓通婚,可能是因为这种姻亲关系,周朝才可以长达八百年之久。


由于周族的古公亶父不忍心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几百年的民族相争,于是把自己所住的土地让与他们,举族搬去自己姻亲住的地方,属羌人范围,《陕西通志》《水経注》记载周族人在羌人所住的地区,从山上往下看, 河流地形是东西横桓,形似蛇(游龙)。故名蛇原(龙原),即后来称为周原(蛇原、龙原)是也。在汉代之前,各部落都有自己代表「龙」的形状,有的龙像猪,有的龙像蚯蚓,有的像蛇等等,直至汉代时才将“龙”制定其形状,之后凡是与龙有关的,都要根据当时汉代制定的“龙”形象为标准。周族和羌族是以“蛇”来代表“龙”的,所以蛇原亦即是周原、龙原是也。(河洛语“蛇”字较难用文字记载,最相近的同音异字可能是“周”字)。


在文献《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氏,娶有蟜氏,生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少典氏乃黄帝之前的一个大族),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此说明羌人乃炎帝的后代,周人乃黄帝的后代。


文献《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亦说明羌人乃炎帝的后代。


汉朝的文献记载:汉朝的人口大约有五千万人,而羌人却占了五分之 一,即是一千万人左右,每五个人里有一个是羌人。羌人最初分布于陕西渭河上游,生活在黄帝族群的附近,其后再东迁至中原,河北,河南,山东交界的地区。


羌族乃古代黄河流域几个著名部落之一,亦是华夏文化里的一部份,商朝的甲骨文中,都有记载到羌人。在夏朝和商朝时的人口,是以羌人和唐虞等部族构成,但以羌人为主体。夏朝时候,羌族在中原是举足轻重的大族,夏朝灭亡之后,羌人成为遗民,有的被商朝封在山东(杞国),部份逃到别的地方去,有遗民“冉”族部落(有部份原本居住在四川北部),迁到海南岛去,成为海南岛当地原住民之一的“任”族,一直生活到现在。所以海南岛原住民的语言,有多少像四川语而大部份却与河洛语(古代汉语之一)类同,参看《隋书•地理志》。


古代羌人由于人口众多,历史对羌人有不同的称呼,是为了比较清楚而矣。不同的名称有:申戎,羌戎,犬戎,氐羌,西羌等等,参考《大载礼记• 千乘》记载:西辟之民曰「戎」,戎者为炎黄族群之后也。(戎里也包括姬姓与姜姓的)。简单地说,戎是指耕种的一批人,羌是指畜牧为生的另一批人而矣,《说文解字》谓:“羌从羊”,意即牧羊人。“羌”字河洛语读作“长”、“奖”,即是守望的意思,“长(守)着”的意思,像牧羊人。


夏朝之后,羌人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商亡,周朝的时候,羌人又重新成为中原大族。


夏朝羌遗民有往西逃的如党项羌(羌族的一支系),都一直生活在西域。党项在日本语读作“通古斯”。


大约在宋朝时候,党项羌(通古斯)的李元昊,本姓拓跋氏,(唐朝被赐姓李)。在他割据的地方自立称帝,国号夏(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西夏),可能想恢复上古时代的夏朝吧!有自己的(西)夏文字,建国二百年后被蒙古所灭。


党项羌族被蒙古人称作“唐兀”,音“通古”。党项乃通古斯是也。在元朝时被尊为元朝贵族,亦非常活跃,被列入色目人之列,可见党项羌有部份人是色目人。由于一直都生活在西域,后来党项羌(亦即“通古斯”族)与鲜卑族人混合,他们一向生活在(近代称为苏俄)苏俄的亚洲部份,鲜卑民族住的地区称作鲜卑利亚,意即鲜卑人之地,亦有译作“西伯(鲜卑)利亚”,西伯利亚的地区现在改称为“通古斯加”。


周人与羌人经过这么多年代的通婚和共同生活,已经是一个分不开的混合民族了,古吴国始祖泰伯的母亲正是羌族牧民,父亲古公亶父的祖先与夷狄混合生活了很多很多世代。文献记载古公举族搬到周原后,除去戎狄游牧民族的习惯,而开始建造城廓。《史记•周本纪》有记载:“古公乃眨戎狄之俗。”


从古文献的各方面记载来看周族之后,我们再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就是从现代的考古方面来看周人周族的背景。


周族人的来源是西戎或犬戎,西戎或犬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份。周人的墓群里常常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特征的颅骨。这大批高加索人种的族群,说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等等。这批民族于很早前,就已经抵达古代的中国并且在古代中国腹地定居了下来。由大量考古发现,证实他们曾生活在甘肃,陕西等地方。中国古代历史亦记载他们生活在西域,甘 肃,陕西,河套等等地区,他们都是说吐火罗语,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民族,尤其是月氏人和羌人。中国历史亦记载了不少古代中国著名人物中有高加索人特征。月氏人其实就是古代西域的贵霜王国的贵霜人,“月氏”的河洛语同音异字是“贵霜”,《汉书•张鶱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


参考其他国家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例如希腊古文献《地志》记载: 贵霜(月氏)人统治了夏朝,亦即是说西域的贵霜王国统治了夏朝。《地 志》亦记载到后来有“吐火罗”人灭了夏朝。(夏朝之后的商朝统治者是“吐火罗”人?)但是西方的古代文献称贵霜夏朝的故土为“吐火罗”,而不称之为“夏”,却反而将“吐火罗”称为“大夏”⋯⋯令人费解!


批注二:周武王伐商


“武王伐纣”究竟在何时?几千年来一直都搞不清楚,直至最近在中国由二百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断代工程」里,顷全力破斧沈舟式的一定要把这件几千年的疑案,弄个水落石出为止。这批专家学者不负众望,终于破解了三千多年来的历史谜题。


他们从文献,天文学,青铜器,科学等等方面去硏究,提出了无数的记载,终于找到了线索。各专家根据所找到的资料,计算出其正确日期暂定为公元前1046 BC。一月二十日天刚刚亮的时候作总攻击的。(他们亦将中国古代各朝代的年份,准确地计算出为:夏朝 2070 BC至1600 BC,商朝1600 BC,盘庚迁殷 1300 BC,周朝起点为 1046 BC,周厉王 877 BC 至841 BC )。


周武王从津水东出发,向东行,由八百里秦川东行的第一关是潼关,进入兵家必争之地后,经崤函险道,再经黄河,与各路诸侯集合,并立下石碑为记(至今犹在),到了一月二十日天刚刚亮的时候,一举把商朝纣王打下,改名周朝,史称牧野之战。 (另外亦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 1018年,2 月22日)


批注三:文明之地变荆蛮


让我们来看看江南这块荆蛮之地。七零年初,在浙江余杭附近,发掘出河姆渡文化,那是六至七千年前的高度文明,房屋结构已有榫卯这种技术,耕种工具精美实用,亦懂得种植稻米,发现的一堆榖种子,用碳十四测定为六千年前左右(比全世界公认最先懂得种稻谷的国家印度还要早出二千年),可是后来被洪水所淹没,这个古代文明的地方,再没有人提起她了!


河姆渡文明之后大约再过一千至二千年左右,亦即是大约四五千年前,这个吴越五湖(五湖,吴湖,具湖,句湖,全是同音异字)地区,又是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时期,因发现古迹在杭州余杭区良渚镇,故名良渚文化。那地区又有辉煌的史前文明诞生了,有原始的宗教,制造精美的各类玉器,还发现一块未经氧化的紫红色的绢布,和几个用于纺织用的小陶轮。亦有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的出现,在五千年前,那地区已经是属于高度文明之地了。


大约在四千年前左右,为期约超过千年的良渚文化,像河姆渡文化一 样,突然间消失了,原因可能是天气回暖,水位上涨,太湖区、吴湖区、耕地、文明、部落等等被洪水所淹没,人们都往地势较高的中原地方搬去,于是良渚文化碰上龙山文化,开始产生矛盾和磨擦,后来终于以战争方式来解决了。代表良渚文化的有蚩尤和九黎氏等人(蚩尤苗语读作“子尤”,是父亲的意思),蚩尤号称“战神”,百战百胜,又是武器的发明者, 中华数字始祖之一,碰上炎黄二帝联军,见《史记•五帝记》数场激战之下,蚩尤被打败,双方都损失惨重,以蚩尤为首的良渚文化部落,部份被杀,见前秦的《拾遗记》作者王嘉,他们之中亦有被流放到其他地方。被打败的一方,其文化渐渐地被人家所吸收去,被混合及同化掉。良渚文化就这样式微了,到最后甚至消失。在当时中原的文化里,很明显地受良渚文化所影响,看后来的商朝与周朝的青铜器兽面纹,琮,璧等等都可以见到有良渚文化的踪影。若干年后,气候转变,吴湖吴越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水开始退了,平地又再一次出现,人们渐渐地返回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慢慢地又聚集起来,于是这地区又出现马桥文化,但马桥文化与河姆渡,良渚文化相比之下,差太远了,而且马桥文化只是出现了很短的时间,后来甚至式微,不知去向。又过了很多年,再没有人提起以往的事,大家都忘记得一干二浄。到了泰伯时代,此地区更沦为荆蛮之地,被人家取笑。曾经在中华大地几次爆出文明辉煌的火花,曾经拥有先进科技的部落就这样被当时的人称作荆蛮之地,称当地的人为蛮夷。


批注四:结连与格兰


在古代的先民,甚至乎现在的现代人,也有将竹等物体绑在一起,成为一块小方块,在上面放几层这样的竹浮物,就可以浮水了,再把这样的方块浮物,全部都绑在一起,结成一个好像岛屿一样大的漂浮物,在“岛”上铺上泥土可以种东西,亦可以在“岛”上面盖房子住,就这样从河海岸的一处地方,「搬」到河海岸的另一处地方。若果要到岸上住,就把“岛”拆下用来盖房子,非常方便。最先懂得这类漂浮物的河洛语先民们,称这类竹木筏为“结连”,即是结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意思。后来亦有称作“鸡笼”“格兰”的,都是河洛语“结连”的同音异字而矣。在今日的广西,潮汕,越南,泰国,东南亚的河流或海边,甚至南美洲仍然有人用这様的工具。台北市中心有凯达格兰大道,“凯达”是脚踏舞,当原住民跳土风舞时,用脚踏地产生声音,河洛语称为“脚踏”“Ka-Da”“凯达”,“格兰”是“结连”的河洛语同音异字。


批注五:河洛语


话说远古时候蒙古利亚族人的一支,称突厥族人,原本聚居于黄土高 原,河套等地,后来与印欧语人和吐火罗人一同迁至中亚,并且与中亚当地的雅利安人(亦是印欧语系)共同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日子。


过了很多年后突厥族人离开中亚慢慢地往东迁移,并停留在湟水流域,甘肃天水,扶风,宝鸡,西安及河南等地(司马迁在《史记》称这地区为“洛”地区)。人们于是就称这地区的人为“河洛”人,他们说的语言叫“河洛”语,为早期原始汉语之一种。


突厥族人选择居住河洛区的原因,是河洛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四面有天险可攻可守,各族人都争取这地区作建立势力范围之用,周朝秦朝等朝代都在那地区建立起势力,后来人们称河洛地区为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


每次有兵家想争夺这地区时,老百姓都争先走避,有历史记载者不计其数,就以福建南部为例,此地乃战场的大后方,人们可坐木排或竹排绑在一起所制成的“竹筏船”,就可以由河流一直漂浮至福建厦门甚至更远的目的地。


参看文献《三山志》:东晋五胡乱华之“永嘉之乱”,大约发生在308AD, 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这些古代的中原人河洛人,将古代的河洛语(即原始汉语之一)带到福建南部。


文献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 AD,河南中原地区光州固始人陈政率兵三千六百名,将校一百二十名,入福建,并落籍于福建地方。


《资治通鉴》唐中和元年,881 AD,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天下大乱,王审知为节度使,封闽王,多居住泉州及厦门一带,他们亦将中原的河洛语,带到闽南。


从福建南部各族群的族谱,可以见到大部份祖先都是从河洛地区迁移来的,之后他们再迁往附近的地方,台湾,琉球等地。从台湾各族群的族谱顕示有部份台湾地区的人的先祖与福建南部的人有关连(考古学可证实,福建闽南地区及部份台湾地区河洛人的头盖骨指数,与中原河洛地区墓穴里出土的骇骨头盖骨指数相吻合)。这批福建闽南和台湾河洛人的后代,再往其他地方迁移,到达潮汕,汕尾,远至南洋的泰国,星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砂磱越,婆罗州,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寮国等地,虽然他们己经过了无数代人,但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说河洛语的习惯。诸君到南洋走走,马上就可以了解到,根本不须要说当地的语言,只要用河洛语就已经可以在南洋跑一圈了。


甚至琉球地区亦有用到河洛语的,至于日本方面,日本语亦受河洛语的影响,有很多日本语的发音和河洛语发音很相似(参考注解十八:河洛语与日本语)。在香港,根据香港历史博物馆的记载,香港四大原住民之一就是河洛人(亦被称作“河”(佬)人,“鹤”“学”佬人,或“福”(音hulk),福(建)佬人等等其他称谓)。


自从古代河洛区的中原人,把河洛语带入福建南部之后,一直都保持得很好,没有太大的变化。比起中原地方,朝代换了很多次,多少亦会影响到他们的河洛语的。那没有太大改变的河洛语多集中在福建(闽)南部,习惯上人们称之为“闽南”语,闽南语的语音系统与隋朝的陆法言《切韵》基本上相同,《切韵》的中原河洛语古语音,仍然留在闽南语系里。


从另一个故事来看三千年前的周朝,周王室家里和当地人一样,说的是本土河洛地区的语言(泰伯的父亲古公亶父和先祖与夷狄相住了很多世代,是否搬到河洛地方之后,在家外面说中原河洛语,而在家内与家人说他们以前的“夷狄”语?这点要待考证。笔者到土耳其博物馆,看到土耳其(突厥)古代游牧民族的三脚鼎,和周朝早期牧民的三脚鼎很相似(脚身较长较高),馆内记载那些古代土耳其文字的发音,例如“水”“牛”“铜”等等都与古吴国早期的语言很相似。后来泰伯仲雍等人建立了吴国,传位到夫差时差不多经历了六百多年。文献提到吴国王室族人之间都说自己的周族方言(河洛语?),后来吴王夫差把王室及部份吴国搬去古代日本的九州岛,在当地建立了势力范围之后,周族方言河洛语影响到古代日本当地的语言。或成为那区域的语言(参考批注十八:河洛语与日本语)。


我们可以见到有几个方向路线将河洛语言带到古代日本去。其中一个河洛语传播路线方向是中原河洛人将河洛地区语言带入福建南部,而另外一个河洛语传播路线方向是泰伯将中原河洛语带到浙江地区古吴国地方,然后吴王夫差后来带到古代的日本九州岛去。有趣的是,古代日本很少与古代福建闽南有接触的,为何日本语会有河洛语闽南语的踪影。


人们可以想象到闽南地区由于地方偏远而未受环境所影响,所以当初中原人传到闽南的河洛语,仍然保存得很好。中原河洛地区的语言,是泰伯仲雍家里的母语,周族人泰伯从中原搬到古代无锡梅里之后,跟当地人说他们当地的语言,但回到家里便说自己的中原河洛语,正如很多很多在海外的河洛人一样,在外地说当地人的语言,回到家里便说河洛家乡语。试想人们从唐代或更早年代(永嘉之乱308 AD)的中原搬到福建南部,都己经超过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们仍然保留着说河洛语的习惯,甚至乎有些食品的制法,或唐宋遗风的音乐都还存在。


在夏朝时候,与周族人分不开的羌人,在当时是有相当势力的一族人,夏朝灭亡后,羌人有一分支“冉”族,逃到海南岛去,成为海南岛原住民之一的「任」族。我们比较一下海南岛任族的祖先冉族,所带去的“海南河洛语”,与西晋或唐朝跑到福建南部的河洛人,所带去的“闽南河洛语”,当这两种河洛语相比之下,会发现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海南岛与福建闽南,相隔虽然很远,互不相通,但其语言竟然会如此有趣地相似。


有些古代的文献或鼎文里,很多时候是用河洛语发音来记载的,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在博物馆看到的“斝”,“爵”,饮酒专用器皿,“斝”音“Jia”。“Jia”在河洛语是“食”或“饮”的意思。大多数的人只说饮酒或喝酒,只有河洛人将饮酒说成“Jia”酒(“斝”酒,用“斝”这个饮酒器皿来食酒饮酒的意思)。


上古时代,有位叫吴回的管火祝融之官(是颛顼帝高阳氏的曾孙),后来成为南方祝融部族的首领,氏族壮大之后再分成为八个氏族,他的儿子娶妻名女媸,一胎生下六个儿子,长子本名樊,后来居于“昆吾”以地名为姓氏,名“昆吾”。《说文解字》谓:“昆吾”者,圜器也。河洛语「圈」的发音是「Co-Wu」,圈状物也。「Co-Wu」的同音异字是“昆吾”。浙江博物馆,收藏的越王者旨于睗剑,标题上面提到剑茎上的丝质缠“缑”(缑音Gou),缑在普通话读作How,广东话读作How,只有河洛语“缑”字读作Gou。


历史上记载,公子光派人行刺吴王僚之后,吴王僚的夫人逃返家郷河南固始,与哥哥一同生活,死后葬于河南,河洛语的地方。


东夷部落以鸟为图腾,亦自称作鸟人,他们将自己分为五个部族,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和丹鸟氏。多是不同颜色的鸟,唯独是“伯赵”氏由古代直至目前为止,一直都未被破解是甚么意思!但如果用河洛语读“伯赵”氏,就会读成“白雀”,即是白色的鸟,白鸟氏也!


东夷人,(在古文献亦记载为“东鳀”人),是向大海讨渔的人,在古代大多生活在太平洋沿海周边。“讨”字河洛语读作“Tall”,“鱼“字河洛语读作“i”。“Tall-i”很难用文字来记载,最相似的同音异字是“东夷”,(东夷日语读作Tall-i)。


东夷部落以鸟为图腾,其中有以燕子为图腾的,称玄鸟,“玄”“燕”都读作“En”。东夷部落的四大姓:“偃氏”,“赢氏”,“子氏”和“凤氏”。都是取自“燕”“En”的河洛语同音异字而矣。其中“凤氏”是相传祭祀的那天,天降凤鸟,于是由燕姓改姓凤姓。


“暧昧”这两个字,意即犹疑不决的意思。河洛语“暧”即是要的意思,“昧”即是不要的意思,加起来就是要或是不要。(“暧昧”河洛语读作“Eye-My”)。


《周礼•礼记月令》谓: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饮食。「糜」与河洛语的糜同音同物。先秦时代《尔雅•释言》谓:“粥者,糜也”。许慎的《说文解字》 谓:“黄帝初教民作糜”。食糜的饮食,从古代至现今的河洛人,几千年来, 多数仍然保持着常常食糜的习惯,还未有间断!


古时的鲜卑族女性,喜欢“Bal-Yu”,是一种用金制成的头饰象征身份与地位,走路的时候头饰会跟步伐摇晃,非常典雅,后来“Bal-Yu”传入中原,于是用河洛语写成“Bal-步”“Yu-摇”(例如白居易诗:云鬓花颜金步摇⋯⋯)。后来写成“慕容”,如“慕容”燕,“慕容”垂,日语“慕容”读作“步摇”。


古代的文献里,有记载“月氏”这个民族,另外亦有记载“贵霜”皇朝的“贵霜”民族,人们一直以为是两种民族,到后来才知道是同一种民族。因为古代的文献很多时候是用河洛语去记载的,所以“月氏”河洛语读“贵霜”,只是同音异字而矣。


在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里,在文物上面的文字,有很多是难以明白或难以去解释的,因为我们想用现代的语言去破解几千年前的记载,会比较困难。但是若果我们用当时的语言,例如河洛语,去尝试破解当时的记载,或者可以略知大慨。


1972年夏天,出土于南陵三里镇吕山乡的吴王光剑,剑上有阴刻,镶嵌篆书:“攻吾王光,自乍用剑,台战戉人”等十二个字。只有“台”字和“戉”字要略作解释,其他的字都可以猜到其意思。“台”者,河洛语读“Thai”,即互砍也,互劏也,是战争的意思。“戉”者河洛语读”Qwet”,是用一种像斧之类的三角型利器来”割”东西,“Qwet”“戉”就是指那利器,古代这批人因为身上常常携带此利器,人们就称他们为(戉)越人。“台战戉人”这里解作战胜“越”人的意思。


还有很多的例证,我们试举此例:1958年在安徽淮南蔡岗墓中出土的吴王诸樊剑,有两行铭文,大致如下:


“工䱷大子姑发,聂反自乍元用,才行之先以用以只,莫敢御余,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


若果我们用河洛语来了解此铭文,比起用其他语言会更易解释一点。


“工䱷”乃“Ngo”的同音异字,“Ngo”很难用文字记载的,而且当时是金文甲骨文时代,文字不普及,又不够用,所以“Ngo”国后来写成“干吾”“攻吾”“勾吴””句吴””工䲣”以至后来出现的”吴””倭”等等,都是”Ngo”国的同音异字。


“姑发””聂反”是吴王的名字,乃谒(诸)樊(反)是也,古代文献《春秋》作


“遏”。有出土的剑上作“启”字。“遏”“启”河洛语都是同音异字。


“元”河洛语读作“Won”,“阮”,是我或我方的意思。


“才”者,在也。


“以用”的“用”字,河洛语读“Eng”,荣耀也,“荣”字河洛语读作“Eng”,


“用”“荣”同音异字。


“以只”的“只”,河洛语读“Jak”,迹也,踪迹也,迹象也。河洛语谓:无影无”只”(迹),意思是既无影子又无迹象。


“余”河洛语读”Yee”,是“我”谦虚字。因为不敢说“我”怎样怎样的,改用“Yee”“伊”“余”等字来避免用“我”字,尤其是祭天的时候,更加避免用“我”字。(“伊”“余”即是“他”的意思)


“处”即是河洛语的“厝”,住屋也,住处也。


“于”越也。


这段超过二千五百年前的文字,原文:


“工䱷大子姑发,聂反自乍元用,才行之先,以用以只,莫敢御余,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


可勉强解释为:


工䱷(倭吴国)长子聂反(谒,诸樊,遏,启),作(剑)为阮(我方)之荣(耀),(放)在行(出征)军之前面,以(作)荣耀以(作)标致(只、迹),没有敢抵抗伊(余,即是我也),他(吴王)住江之北面,将会(越江)南行(军)(打败越国),西行(军)(打败楚国)。


注解六:夫差与周宗室


有很多学者认为夫差是荆蛮之人,并非周宗室之后代,只不过想藉着说自己为周宗室之后,而达到提高身份的目的,不过从《左传•哀公十三年》: 吴人(夫差)曰:“于周室,我为长”。(在当时整个周宗室诸侯中,以夫差为长辈,所以他有责任去挽救疲弱的周室),在黄池诸侯大会中,夫差想争坐主位,而大会中没有人提出异议?代表周天子派去晋国参加黄池大会的大夫童褐,亦同意夫差的辈份!


孔子是最推崇泰伯的,若果夫差等人附会成为泰伯的后代,而差不多与夫差同年代的孔子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史记》记载吴王世系表时,是从泰伯开始一直到后代吴王夫差,每一代的人名都很清楚地记载,可信程度极高。若果夫差不是泰伯真正的后代的话,司马迁一定不会把夫差加入世系表的。


汉永兴戊午年,汉帝命糜豹守吴郡,建太伯庙于闾门外,太伯四十一世孙如胜,以家藏世系进奏,帝览而制曰:“贤哉吴大伯,广泽弥流长,遂命太尉黄琼,建议如胜的次子允承,为奉祀侯,永主庙祀”。(若果进奏的家藏世系是假的话,为何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因为此乃欺君之罪!)


文献记载到吴王夫差的曾祖父寿梦,去见当时的周简王。寿梦带去先祖西伯赠泰伯的“德鼎”,周简王确实寿梦的身份后赐予玉钺,并授以高规格的接待。(泰伯的三弟季历,季历的儿子昌,昌就是周文王,周文王亦称“西伯、四伯”,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


《史记•泰伯世家》末段,作者司马迁说他读完孔子所作的《春秋》之后, 才知道中原的虞国和荆蛮的句吴是兄弟!


还有从泰伯到夫差,二十五代人都是住在同一地区,同一个城,没有记载到从某一代人起,搬到别的城市居住,或某一代人突然间由某城市搬进这地区来。二十五代人都是住在同一地区!同一个城!



批注七:夫差的真名是“终累”


《史记•吴太伯世家》谓:吴王阖闾十一年,公元前504 BC,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


《左传》晋定公六年,公元前506 BC,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 


让我们来看看时间表:


506 BC 4月,太子终累败楚。《左传》


506 BC 11月,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入楚,败楚。


从4月到11月,几个月内吴王合闾要准备大举进攻楚国,没有必要在这百忙的时刻,临急临忙另立新太子,所以四月的太子终累亦是十一月的太子终累


505 BC 六月,吴王合闾由楚国返吴国,处理夫慨事件


505 BC 七月,伍子胥,孙武回吴国。楚昭王复位


由506 BC 11月份至505 BC 6月份,在这7个月内吴王合闾正在占领楚国, 没可能另立太子,所以太子仍然是终累。


504 BC 春天,吴王合闾派太子夫差伐楚《史记》


吴王合闾于六月返回吴国,但计划在明年的春天(三月份?)准备派太子去伐楚。从今年的六月份至明年的三月份,几个月内,吴王合闾首先要把夫慨赶出吴国(因为弟弟夫慨擅自称王),刚刚回国的吴王合闾应该有很多国事等着他去处理,没有时间和必要去另立新太子的。所以仍然是太子名终累。


“夫差”是个年号,不是人名,是太子终累在吴王合闾战死沙场之后,正式成为吴国新国君之时,才改年号为“夫差”。所以吴王合闾仍然在位的时候,吴国应该不可能有“夫差”这个年号的出现或太子“夫差”这称呼的。因为父王还未死去,何来有新的年号“夫差”!


《左传》记载为太子终累,《史记》记载为太子夫差。《史记》还记载吴王合闾派太子夫差伐楚! 文献记载“夫差三年”,“夫差二十年”,或“合闾八年”,“合闾九年”等等,那些都是年号而不是人名,因为公子光的年号是“合闾”,太子终累的年号是“夫差”,不会用名“夫差”,年号亦是“夫差”!


批注八:鸡父之战 吴大破七国联军


公元前519 BC ,即周敬王元年,当时的形势是,中原诸侯各国,因为国内不和,暂时没有向外扩张的意图,于是交战争霸的轴心,由黄河流域中原诸侯国,转向长江淮河流域。


晋国因为顾虑到强大的楚国,随时会挥军北上进攻晋国,于是找到一个在海滨静静地生活了数百年的吴国乡巴佬寿梦,原来只想利用吴国从侧面去牵制一下楚国而矣,从没想到吴国的潜力会如此强大,在未有正式受军事训练和装备简陋的情况下,和楚国开始的几场仗,都能打到当时诸侯们闻之丧胆的楚国东歪西斜。晋国花了几拾年与楚国在“城濮”之战里还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吴国再経过吴王寿梦励精图治之后,国力更盛, 在短时间之内居然可以摆脱了对楚的臣属关系,并挤身于争霸之行列!


“鸡父”之战,是吴楚相争初期之著名大战!


公元前519BC,初夏时分,吴王僚,公子光(后来的吴王合闾)等率师进攻楚国之州来(今之安徽凤台),楚平王下令司马薳越统率七国联军前往救援那战畧要地州来,七国联军就是楚国加上顿国(今河南商城),许国(今河南叶县),蔡国(今河南新蔡),沈国(今河南沈邱),胡国(今安徽阜阳),陈国(今河南睢阳)等六个小诸侯国军队,由带重病上阵的楚国令尹阳匄(子暇)督师,大军浩浩荡荡的出师保䕶国土,迎战远道而来的吴军,吴军见这庞大的阵形,马上从州来移师至钟离地区,就在这时候,楚令尹阳匄病死军中,由于楚军失去主帅,司马薳越马上下令撤退到鸡父(今河南固始附近),再作决定。


公子光分析形势,认为楚国主帅身亡,楚军不战而退,已不利军心士 气,加上追随楚军作战的小诸侯军队,大多数是被逼而来,是无心恋战 的,其中沈国与胡国的国君态度恶劣,很难和其他联军配合作战,陈国的主帅夏啮,亦很难与人相处。楚国统帅司马薳越资历浅,军心还未服。公子光分析这支七国联军之后,认为联军外似强大,但内里却政令不一,士气异常低落,有不受统帅指挥等的弊端,吴军若进攻,胜算会很高。


吴王僚,公子光等决定先静静地迅速逼近七国联军,然后于第二日作总攻击。


公元前519 BC,七月二十九日,是日乃“晦日”,在古代称此日为“忌日”,是不适合作战的,但吴军却在七国联军后方突然间出现,联军大吃一惊之后,便仓猝准备迎战,楚国统帅司马薳越将无心恋战的六国军队列于前阵,以掩护楚军。吴国则兵分三路,各主力军预先埋伏,像一个口袋形陷阱,以几千名未打过仗的囚犯为诱兵,先去攻打楚国联军,迎战的是小诸侯国的前锋,他们一上阵己把吴国的囚犯兵赫退,都笑到在地上打滚,以为吴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便毫不犹疑地穷追吴国囚犯兵,到了埋伏范围之内时,吴国主力三军突然出现,七国联军中的陈国主帅夏啮, 沈国和胡国国君等被擒杀,吴军将俘获的战俘,为了要扰乱敌方的秩序,于是放他们回到本来阵地,那批拾回性命的战俘,向着自己本阵营狂奔而去,吴军在他们后面擂鼓吶喊冲杀,其他的小诸侯国联军见状,都作鸟兽散。在后方准备重新列阵的楚军,亦被这批发足狂奔的联军扰乱了阵势,七国联军乱作一团而被击败。


吴国以薄弱的兵力,入楚国的国境,打败了七国联军,这对楚国来说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楚国令尹由囊瓦来接替,楚国国势从此江河日下,在一段长时间之内,楚国不敢对吴国随便开战,整个天下对吴国亦要另眼相看。


批注九:伍子胥鞭尸之谜


吴国占领楚国之后,传说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其尸,学者们议论纷纷,让我们先参考各类文献的记载:


《史记》除了在吴太伯世家记载此事之外,又在《史记•伍子胥列传》再记载到他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


《吕氏春秋》说伍子胥只是亲射王宫,鞭荆平王之坟三百。


《谷梁传•定公四年》说他挞平王之墓。


《淮南子•泰族训》说伍子胥鞭坟。


《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亦说到他只带六千兵马鞭墓而矣。


这都是柏举之战后,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之后的记载,是否真的有鞭尸这回事,确实令人怀疑。一个雄才大略的樊城守将,见惯厮杀场面的军人,虽然全家被抄斩,亦不会去挖君王坟墓鞭尸的,但是他应该会作出某种行动来表示报家仇,所以人们才会传出他鞭尸的不同故事。


其他文献如《左传》没有记载他鞭尸的事,只记载楚平王杀伍奢一家人,而鞭尸这天大的事,居然没有记载?


楚国屈原,伍子胥的同胞,这个楚国的忠臣,时常称赞伍子胥,甚至乎将自己比作伍子胥,难道他没有听过伍子胥,鞭他楚国君王尸体那大逆不道的事情?为何屈原完全未提及如此天大的事情?原因是根本没有那回事!


最有力的现场目击证人,就是孔子,当吴军攻入楚都时,孔子还在世的,如果伍子胥真的鞭了楚王尸,孔子一定会知道,这种挖君王之坟,鞭其君王之尸,如此大逆不道的报仇方式,孔子在言论间居然会一字不提?况且楚平王已被埋葬多年,尸身或许己腐烂,只剩骸骨,何尸之有?加上古代帝王级的墓,是巨型大土墩。(请参看现代人用现代器械工具,去发掘小诸侯曾侯乙的小型墓,就知道有多困难了)。除了大土墩之外,还有巨大且重的椁木,之后是一层层很厚很硬的石膏层等等。若果要在那极龎大的大土墩外,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要准确地估计大土墩内埋葬楚王尸体的正确位置,是极之困难的事!还要在短短时间之内掘出那具尸体?谈何容易!况且伍子胥,孙武等人在楚国总共只停留大约七个月而矣,一方面要随时应付楚军的突击,之后又要准备迎战秦楚联军。没有人力物力和时间去挖掘那庞大的帝皇级皇陵!所以鞭尸的事有点不合理!


批注十:倭与倭


很久很久之前,有族人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亦有居住在古代中国的沿海东岸,山东,浙江,福建一带,更有在古代的韩国和古代的日本沿岸居住过,他们多数以海边或小船为家,以打渔为生,食海中的产物。由于日晒的关系,皮肤会产生色素来保护,于是他们都比其他人,尤其是来自中原的人为黑,他们更常以木炭,混合植物汁液或坭土等涂身涂面,亦发现了纹身的方法(以木炭坭土颜料无意之中搽在伤口上,伤口痊愈后会有纹身的效应),因为常常出入水中,为了工作方便和上岸后头髪较易干的原 故,他们常保持短髪,不像中原人那样喜欢束长髪。 


他们有船作为交通工具,可以到处去,没有国界之分,根据季节不同而到不同地方去打渔,甚至会在当地定居下来,或随时搬到别的地区(最近才开始的科学硏究结果,新西兰的毛利族与台湾某族原住民的DNA相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还特别将毛利族人到台湾寻根的故事拍成电视记录片,在电视播放。还有很多数不清的例子,例如台湾某部份原住民与菲律宾的某部份原住民,语言相通等等例子)。


后来中原的人到了这些地区,见他们的皮肤已经被晒得黑黑的,再涂上黑色的木炭颜料在身上(中国古文献例如《汉书•地理志》谓如墨委面也),加上大家言语上又不相通,于是中原人就习惯地称他们为“黑色”的人。虽然“黑色的人”分布于不同的地域,很广和很大,但他们都是同样地在身上涂满深沉色的颜料,于是中原人都统统称他们为“黑色”的人,他们分布的地域亦都统统称为“黑色人”之地。那是几千年前的事了。人们还没有健全的文字,中原地方只有些金文甲骨文之类的文字,在其他较落后的地方就更加不用说了。历史故事就只有靠人们的口传而矣。“黑色”在河洛语读作“乌”“ALL”(音傲),于是“黑色”的人就是“乌”“傲”人,“黑色人“之地就是“乌”“傲”“ALL”地。


泰伯跟“傲”“乌”“黑色”人住在一起,建立了范围之后,以地取名,将自己的范围亦称为“傲”“乌”地。到后来开始可以用“文字”来记载的时候,于是有人根据囗传的发音写成了“干吾”“攻䱷”“勾吴”“勾句吴”,亦有人写成“攻吴”“倭”“吴”⋯⋯等等同音但异字。


古代文献例如《汉书•二十八卷》等等,有记载“倭”“乌”“黑色人”的记述: 乐浪海中有倭(乌)人⋯⋯分为百余国⋯⋯如淳曰:如墨委(乌)面,在带方东南万里⋯⋯今犹有倭(乌)国。


《魏略》:倭(乌)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 皆倭(乌)种。


《后汉书》作者班固和《论衡》作者王充,都是著名历史学家,亦是好朋 友,但是他们对于倭(乌)的所在地,却有不同的见解,班固认为倭(乌)地和倭(乌)人是指大约在今之朝鲜半岛以南,海之对面地方。但王充却认为倭(乌)人和倭(乌)地是大约在中国南方吴越之地才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倭(乌)地都有不同意见,他们亦不能确定倭(乌)地的所在位置, 可以想象出若要正确地指出倭(乌)地究竟在那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王充,东汉27-97 AD 人物,会稽郡上虞県出生,是在会稽倭(乌)地出生的人,原则上王充应该比任何其他人较了解倭(乌)地的,就连他也搞不清楚究竟正确的倭(乌)地在那里?其实答案是他们两位都正确!这两位学者所提出来的倭(乌)地的位置都正确。


批注十一:秦始皇与徐福的故事


秦始皇姓赢,名政,东夷人。东夷人就是古代住在沿海以渔为生的讨渔人。分布于古代韩国,中国东部沿海,日本西部沿海,以燕子为图腾,亦以“燕”为姓(“燕”“赢”为同音异字)。


秦始皇在刚刚统一六国之后,应该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办的,而他却急不及待地离开首都「出巡」到山东这些地方,去了山东之后究竟做了甚么?没有人知道,历史亦没有记载下来,(消息已被封锁?)。只知道他经常「出巡」,甚至有地方志说他到了山东之后,失踪长达五个月之久。


历史文献记载到秦始皇所谓「结识」了徐福(其实他与徐福的关系不单止是认识,还很密切才对)。


秦始皇之后,大约再过百多年,才开始有文献记载到秦朝徐福带领着几千人,包括“童男童女”(应该是包括很多秦始皇的家族在内,诸君查看秦始皇家族后代在古代日本的名单就可略知情况,是日本古代除了吴王夫差之外,渡来人后代中最大的一批!)


不同文献有不同的记载,有的估计是五百童男童女,有的估计是三千童男童女⋯⋯,(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起航出发到「日本」的出发地点究竟在那里?二千年来还未有人肯定, 当时没有人记载下来?历史对这件重大新闻却「记载」得很少很少,那几拾艘每艘可载几拾人的大型楼船,是在那里制造的?亦没有人知道!数本历史文献对这些发生比他们才早了一百年的重大新闻,没有记载下来?(在秦朝时候,“日本”应该还称为倭(吴)国的,因为到 600 AD 之后,倭(吴)国才正式改称为日本国)。


如果大概计算一下,如此庞大的“旅行团”,大约有五千人,若每人收费一万元的话,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旅行团,加上要花一笔巨额数字来制造差不多百艘的大船,竟然没有人知道在那里制造?没有地方志详细记载?


不过我们亦可以猜得出来,在古代是离不开那几个有设备及懂得制造船的地方,还要有大量随团出发在船上工作的技术人员(要有经验,不是临时就可以训练出海的人员),这批技术人员会造船,驾驶大船出大海洋,敢与大风浪博斗,又要有维修船只和天文航海知识,除了在浙江或福建沿海一带的河洛人之外,当时还会有其他人?(吴王夫差之前一直到现在今天,仍是这批人在造船,仍然是这批人在大海上航行,吴王夫差就是靠这批人导航,靠这批人在九州岛建立庞大的海军势力)。


秦始皇之后的一百年左右,历史学者们才臆想猜测出当时的“情况”,例如“历史”记载说徐福他们从未到过倭吴国、扶桑“日本”,亦说他们对前往日本的航道不清楚,有文献说徐福告诉秦始皇海中大鱼太多,所以船不能航行,于是秦始皇派弓箭手到海边射大鱼!或有说船队迷失了方向而漂流到了其他地方上岸,或者说到徐福欺骗了秦始皇,秦始皇怒,徐福再也不敢返回秦国等等的“历史”故事(参看《史记》或《汉书》)。


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那条由古中国到韩国再到日本的古老航道,吴王夫差之前的人们,倭(句吾、勾吾、吴)人,东夷人,南岛人,河洛人等等, 这些一辈子靠着大海来生存,一辈子与海浪搏斗的人,老早就已经很熟悉这些航道了,他们对于气候风向,潮水流等等都了如指掌,靠他们把很多古代的人物运载到目的地(参考批注十二:那些人到了古代的日本),其中包括唐朝在马嵬坡用替身顶替她而逃脱的杨贵妃,就是要靠这批人偷偷运送到日本的!后来她的秘密被白居易在“长恨歌”里道破了。唐朝的时候,从皇后,䮛马,以至公主等等都与季扎的后代姬吴氏有着不解的姻亲关系(季扎乃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扎的后代姬吴氏在唐朝是非常有势力但很低调的外戚。当时倭吴国于600AD改称日本之后,派遣唐使到唐朝交流。遣唐使在九州岛出发之时,亦要靠这批河洛人来航海运载的。这批人靠着海洋生活了很多世纪,对这条航道是非常熟悉的。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里,记载到项羽入咸阳,杀子婴,烧阿房宫之后,秦朝基本上在中国历史里落幕了。


但是只要打开日本古代的文献,就会看到秦始皇是第二批最大渡海去古代倭(吴)国居住的人(当时仍称倭国,600 AD后才改称日本),最大的一批是古倭吴国的吴王夫差,他们比秦人早到大约二百多年,夫差那批人并且成为当地的原住民之一(称“熊袭人”之一),接待秦人渡来古日本的古日本朝廷,就是吴王夫差的后代!当年渡来古日本的徐福家族和秦始皇的家族都住在同一个区域,成为豪族,这些资料在日本古代文献都有详细记录可查的。若秦始皇怒于徐福,为何他们的子孙成为邻居,都住在一处。后来他们的后代们更在山口県“周防”这个地方,建立了国家,称“秦王国”!目击证人包括僧人,古代中国朝廷要员等等。


最值得注意的是,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出巡去山东,常到的地方称“无棣”(古代称为海丰),“碣石”(意即石头建的),这两个地方都是秦始皇经常住的。附近有地方名“登瀛处”,传说秦始皇徐福的船队是从那里出发到日本的。


巧合的是广东汕尾有深水渔港码头,与近邻的泉州都有历史长久的造船业,有无数出大海洋的大船,当地有数不清的河洛人直至今天还在靠航海或渔业为生,汕尾海湾附近就是“海丰”,附近有地方名“碣石”(河洛语解作用石建的),附近地方有大石名“登灜石”(传说拜祭或站在这石上面,将来会做大官)。


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BC,秦始皇派六十万大军, 名为灭百越之军,先驻守于福建中部,然后经揭阳山直达兴宁及广东海丰,六十万大军目的为何?保䕶?帮忙?或用作封锁消息?


秦朝解散之后,六十万大军就成为客居他郷的「客家」人,海丰地方至今仍然有白字戏秦腔戏的流传,还是用「中原官话」来唱的(此官话不是指华北的普通话,而是古代中原的「官话」)。


当年秦始皇在最后一次踏足古代倭吴国(当时还未改称日本)之后,眼见大部份家人都在这边,就再没有回到秦国了。秦始皇能拥有统一天下的智慧,没有“死”在“出巡”的归途上,要找他的墓?到山口県周防,从前“秦王国”的地方吧!(位于古代日本九州岛的倭吴国是600 AD后,由圣德太子改称为日本国,600 AD 之前的中日历史里,应该还未有“日本”这个国名的)。


批注十二:那些人到了古代的日本


古代日本除了吴王夫差把家人和部份倭吴国搬到九州岛之外,还有很多家族集团亦搬到古代的日本,让我们从日本古代的文献来参考一下。可供详细参考的日本文献有《皇别•神别诸番》《古代氏族系谱集成》(乃太子万多亲王等人编撰的姓氏录)《中国系渡来氏族谱》等等。


秦始皇的后代人数为历年来最多,据《日本新撰姓氏录》(作者是太子万多亲王等人于815 AD 编,可信度极高)记载如下:


秦始皇太子胡亥的后代,姓己智氏


秦始皇太子胡亥的后代,姓三林公氏,长冈忌寸氏,樱田连氏


秦始皇皇孙,孝德王之后代,姓秦公氏


秦始皇三世孙,孝武王之后代,姓太秦公宿弥


秦始皇三世孙,秦公酒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三世孙,太秦公融通王的后代,改姓秦长藏 连氏


秦始皇四世孙,功满王之后代,姓太秦公宿弥


秦始皇四世孙,功满王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四世孙,大藏秦公志胜之后代,改姓秦忌寸氏


秦始皇四世孙,法成王后代,改姓秦忌寸


秦始皇五世孙,丹照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五世孙,弓月王后代,改姓秦忌寸


秦始皇九世孙,笠达王之后代,改姓物集氏,国背完人氏


秦始皇十四世孙,尊义王之后代,姓秦忌寸


秦始皇十五世孙,川秦公后代,改姓秦忌寸


以上这些都是秦始皇后代的资料,中国历史里完全无记载。


另外汉朝刘邦的后代亦是人数很多的一批人,根据日本《刘氏族谱》及日本史籍记载,在曹丕贬汉献帝为山阳公之后,更加上后来司马氏灭魏而建立西晋。于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十三代孙刘阿知(亦有写作同音异字的刘阿智),在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十年五月289AD带领其家族东渡日本准备再重建家园,刘阿知的儿子刘都贺及族人刘信子等合共二千零四十人,于日本应神天皇二十年(应神天皇估计为270-313AD?),在九月到达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桧前村,被应神天皇(乃夫差后代的东倭吴国倭王)赐号为“东汉使主”,刘都贺后来被(雄略天皇?)赐姓“直”(参考批注十三:日本古代衔名)。刘阿知的后代被赐姓“阪上”,雄略天皇十六年,刘阿知的后人改赐姓为“大藏”,居于原田城,于天承元年(1131AD)正式以地原田为姓,到后来发展成为四十多个姓氏,包括:高桥氏,山本氏,桧前氏,河内氏,春井氏等等。


汉献帝后代刘阿知的随从,根据记载亦改七个姓氏:段氏(后姓高向,评郡)李氏(后改姓刑部),皂郭氏(后改姓阪合部,佐太),朱氏(改姓小市,佐奈宜,佐奈木氏),多氏(改姓桧前氏),皂氏(改姓佐波多,长幡部氏),高氏(后改姓桧前氏)。


其他阿智王的汉朝遗民随从改姓氏如下:西波多氏,平方氏,石村氏,䬣波氏,危寸氏,长野氏,俾加氏,茅沼山氏,高宫氏,大石氏,飞鸟氏,西大友氏,长田氏,绵部氏,田村氏,忍海氏,佐味氏,桑原氏,白鸟氏,额田氏,牟佐氏,甲贺氏等记载。


亦记载汉朝大将军韩信之后代,姓広海连,居右京诸番下。


汉福德王之后代,姓真神宿弥,居大和国诸番。


汉光武帝的孙刘章的后代,姓八户史,住河内国诸番汉光武帝刘秀的七世孙慎近王之后代姓下村主氏 汉灵帝后代,姓书忌寸,纪酒人忌寸等姓氏。


汉主刘邦七世孙的后代,姓桑原村主氏。


还有一批是三国时的孙权后代,根据日本《中国系渡来氏族谱》记载:


孙坚之子孙策,策之子孙权,孙权的其中一子为南阳王孙和,孙和的后代为孙皓,孙皓乃东吴的末代帝王,被晋所灭,为归命侯,皓有二子,太子瑾及次子弁,弁迁往古代日本,改名“意富加牟梠君”(“意”,日本古语读作“奥”,“意富”音“傲”,与“吴”字同音,加牟音“卡摸”,与日本语的“神”字同音)。


在日本仁德天皇时代(313AD?大鹪鹩天皇,谥仁德),意富加牟梠君(即孙弁)赐居地于茨田,于是以地为姓,姓“茨田胜”,为豪族。


孙权另外有一个儿子为会稽王孙亮,亮有子名峻,峻有子名求,孙求有二子,长子孙岳及次子孙回,长子孙岳跟从阿智使主(刘邦后代,汉献帝的十三世孙)共投化,改名为「牟佐村主」,住大和国高市郡(夫差后代的东倭吴国)。牟佐村主(即孙岳)的子名雷,孙雷儿子名青(孙青),孙青在古代日本朝廷官至史部,为牟佐村主氏族的祖先(见日本文献《雄略纪》二年十月至十四年正月)。


孙求的次子,孙回,孙回的儿子孙弦,孙弦之子名“奴久利”,后改姓名为“都久尔理久尔”,他于雄略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跟随“身狭村主青”即孙青,归化并居于倭吴国之吴原,后来改住和泉国大乌郡蜂田,他的儿子末武,为另一个豪族“蜂田药师”之祖先⋯⋯,很多很多代都是著名医生,他们的族谱还一直记载到千年后的宗字辈人物如宗正,宗左,宗通,宗久等后代,大约在1380AD,住在纪伊国,那贺郡中津川村人等等的详细记录, 这些都是孙权后代的详细记载,在中国历史里完全找不到的。


另外根据《日本古代氏族系谱集成•下卷》记载有: 鲁王兴后代姓阿直岐


鲁国王冯弘后代,成为川内汉直,台忌寸等姓氏


鲁国的孟柯(孟子)后代,名孟蕙芝,于天平宝字三年六月(729-749AD, 到达古代日本成为嵩山忌寸等姓氏


辽东太守燕王公孙渊后代,成为赤染造,御山造等姓氏


汉王刘渊后代,成为和药使主,田边史等姓氏


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代,成为山田连,山田史,三宅史等姓氏


周宣王儿子尚父后代,成为板茂连,伊吉连等姓氏


周鲁公伯禽之后代,姓白鸟村主氏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后代于雄略天皇时投化,成为土佐,幡文造,高向史,大岗忌寸,上村主,野上连等等姓氏


曹操的儿子曹植(七步成诗,魏文帝曹丕之弟)的后代,于仁德天皇时期投化,成为上村主氏,高根朝臣等姓氏


北齐温公高纬后代,姓温义氏,居摄津国诸番


隋炀帝杨广之后代,姓杨侯忌寸,杨胡史,居住在左京诸番上


  (还有很多,不能尽录)


 


注解十三:日本古代之衔名


“首”:古代日本帝皇赐与之衔名,此衔名给予古代功臣们的后人,或有权势之渡来人(外地来的人)


“君”或“直”:乃给予居于首都范围以外的豪族


“忌寸”“史”“村主”:乃给予渡来人豪族的衔名


“臣”:给予有正统血统皇族的远房亲戚,但居于首都范围


“连”:给予非正统血统的皇室成员(有姻亲关系)居于首都者


允恭朝代(大约412AD?)姓氏阶级的制定:


“君”“臣”“连”“造”“直”“首”


天武朝代684AD 制定:


“真人”“朝臣”“宿弥”“忌寸”“导师”“臣”“连”“稻置”


 


批注十四:《魏书•倭人传》的故事


《魏书•倭人传》是后人给此书的简称,原来是西晋陈寿280AD时候的著作,正名是《三国志•魏书•第三十卷•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略》,但正本己失传,不知去向,现今的《魏书•倭人传》是后人的所谓手抄本而并非正本。


这本所谓手抄本《倭人传》并非真正的历史文献,只能当作参巧书籍之用。因为正本作者陈寿根本未到过古代的日本,他可能收集了不同倭人倭地的资料故事,及阅读各类有关倭人的古文献,甚至访问曾经出过海, 到过所谓“倭地”船员们的故事,然后拼在一起合成的,但作者在东并西并不太清楚情况之下,将古代中国地区的倭人倭地,当作是古代日本地区的倭人倭地来记载。一个倭地在西,另一个倭地在东,完全是不同地域!魏晋当时的航海业并不发达,若果要周游列国,须要有航行大海洋的大船,航海和天文知识都要丰富的船上工作人员,更起码要有懂得当地语言的人才(当时的古代日本,语言还未统一,有很多很多种不同语言)。《倭人传》的作者(们)好像很清楚古代日本当地的环境,并记载所到国家的生活一切,详细列出各地方的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宗教葬礼,地方上的各种兵器,各种礼节,各种法律等等,这些事情都必须在当地各国居住过一段长时间后才会明白的,况且此书的作者(们)对当地语言有困难,如何去理解!


在这本《倭人传》之后,那些《晋书》《梁书》《南齐书》《南史》《隋书》等等都是大家抄来抄去,是记载千篇一律的所谓“历史”书。


我们试想一下,从泰伯时代起,经过了大约一千四百年,便是《魏书•倭人传》的魏晋时代 (1100BC~280AD)。


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吴王夫差起,经过了大约七百多年之后,便是魏晋时代(470BC~280AD)。换句话来说,直至魏晋时代,夫差的后代已经在古代日本九州岛生活了差不多七百多年。


我们从古代日本的大型古坟来看当时在九州岛倭吴国的建筑技术已相当发达。铜铎,兵器亦可看出当时九州岛倭吴国制造科技之优良,当然还有倭吴国那造船业技术,丰富的航海知识更是魏晋时代所望尘莫及的,还有那吴王夫差从古吴国带到九州岛的稻米种植法,更是高超的农业技术!


可笑的是手抄本《魏书•倭人传》和其他互相抄袭的“历史文献”,反而将当时的九州岛倭吴国和在九州岛倭吴国夫差的后代,写成了他们好像是远古中国三千年前泰伯时代,古代中国荆蛮之地的土人一样断髪纹身,好沉没捕鱼蛤!可能是《魏书》作者抄袭错误之过失!


另外我们来假设夫差在473BC,撤退到日本九州岛再重新建立新倭吴国, 真的像《魏书·倭人传》所说的,夫差他们当时真的又重新开始过着荆蛮式的生活。回到很多年前的老祖宗一样,在日本九州岛又重新开始,过着断髪纹身和好沉没捕鱼蛤的生活,就像《魏书》所说的。(不要忘记在473BC,吴王夫差当时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航海技术)。


由473BC到千年后600AD的隋朝时代,《隋书》仍然是记载到夫差后代们,在九州岛还是过着荆蛮土人式的断髪纹身,好沉没捕鱼蛤的原始生活方式!要知道从夫差到隋朝已经过一千年了。夫差后代们在九州岛捕了一千年鱼蛤?完全没有进步到?可能“作者”又抄袭错误吧!


想当年呉王夫差在春秋戦国的远古呉国时代,科技方面已非常发达,无论是造船业,农耕技术,尤其是武器之精良,当时己经超出很多国家,但是千年之后,据《魏书·倭人传》和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夫差的后代们反而在日本九州岛断髪纹身捕鱼蛤?过着荆蛮人的生活?完全没有道理!


《魏书•倭人传》有很多内容是抄袭《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魏书》抄袭《汉书》内容对照如下:


《汉书》作于大约 32-92AD


《魏书•倭人传》作于大约 280AD,正本己失传


《汉书》文身断髪,以避蛟龙之害(原来是指吴越那边之倭地)


《魏书•倭人传》断髪文身,以避蛟龙之害


《汉书》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原来记载指吴越之倭地)


《魏倭传》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错误以为是日本的倭地)


《汉书》会稽海外有东鳀人(颜师古,孟康都认为“鳀”字读“题”音,河洛语“题”字可读作“治”“D”音)


《魏倭传》当在会稽,东治之东(「治」是「鳀」同音异字


《汉书》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魏书•倭人传》其风俗不淫


《汉书》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


《魏倭传》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汉书》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


《魏倭传》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


《汉书》 亡马与虎,民有五畜


《魏倭传》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


《汉书》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


《魏倭传》兵用矛,楯,木弓,竹箭或铁金镞或骨镞


《汉书》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


《魏书•倭人传》女王国东,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


《汉书》其田民饮食以笾豆


《魏书•倭人传》饮食用笾豆


《汉书》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魏书•倭人传》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


(《魏书-倭人传》抄袭《汉书》还有很多例子,不能尽录)


 


批注十五:神武天皇


根据日本文献记载,神武天皇在九州岛的阿苏山出生,阿苏山位于九州岛西倭吴国附近(为远古吴王夫差后代所建立)。神武天皇后来带领着庞大的海军从日向国向东方出发,在奈良地区建立了另一个新倭吴国。为“畿内”倭吴国,我们称之为“东倭吴国”。


神武天皇的第四子神八井耳命的曾孙“健淳美命”,开始使用“阿苏”氏之姓(见《日本姓氏考》),神武天皇的曾孙“速瓶玉命”(见《日本姓氏考》)为阿苏国之首领。


第四子神八井耳命的后代(第十二代),为“或叹”,开始使用“多”的姓氏,“多”日语发音为“Ngo”“傲” ,(“吴”在河洛语发音为“Ngo”)。


阿苏山就是后来景行天皇命那地方为“火之国”,后来又称为“肥国”,因为火与肥同音之故。古代当地的国造势力(即首领),有火国造,阿苏国 造,苇北国造等等(为现在的长崎,佐贺熊本県一带地区)。吴王夫差后代市鹿文就是火国的女首领(女王)。


神武天皇究竟是何时代的人物?根据日本历史《先代旧事本纪》作者是神武天皇曾祖父的兄的后代「物部氏」所编撰,(并非普通人所编的,所以可信度极高),《第三卷•天神本纪记载》当时有一批人,共六十四人,在同一艘大船上,渡海来到古代的倭地区(那时候还未称日本),并开始了皇朝的基业,渡海来的六十四人名单上,包括天皇一世“天照大神”的儿子“正哉吾胜々速日天押穗耳尊”,及做镜者(古代的高级科技人员)名“天糠户命”,及其他六十二人,(在这批同船的人里,其中一人的墓穴所出土的文物被测定为380 AD左右)。


神武天皇(又名若御毛沼尊),父亲为日子波限建鹈草葺不合命,祖父为彦火火出见尊,曾祖父为琼琼杵尊,高祖父为天忍穗耳尊,太祖父为天照大神。


古代日本文献记载神武天皇之兄「御毛沼命」,到访中国古代的燕国,因为神武天皇的母亲可能来自燕国,燕国在古代日本称为「常世国」。常世岐姬神社,常世氏家族参拜自己祖先燕王公孙渊。《新撰姓氏录》记载左京诸蕃常世连出自燕国王公孙渊也(常世氏·连姓)。


历史记载神武天皇的二十七代后人为“大朝臣万侣”,又称大朝臣麻吕, 他是日本古代历史文献《古事记》的撰作人,《古事记》里清楚写明大朝臣万侣死于“和铜”五年的正月廿八日,即723 AD,(年份亦可参巧《古代氏族系谱集成》)。神武天皇乃大朝臣万侣的27代祖先。


根据日本文献《日本先代旧事本纪》的记载:神武天皇的高祖父“天忍穗耳尊”与当时同船的其中一人就是“天儿屋根命”,天儿屋根命的第二十二代人,乃日本着名人物“中臣镰足”,古代重要的“大化改新”大改革,发生于645 AD,两位主要人物就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文献记载中臣镰足死于669 AD。


日本历史文献记载汉献帝玄孙刘阿知率领二千多名汉室后代,于公元289 AD出发到韩国和日本(文献没有说明花了多少年,可能先在韩国停留一段日子之后才出发到日本)。他们在应神天皇二十九年九月到达日本定居。估计应神天皇可能是289 AD 时代出现的人物。神武天皇比应神天皇早十四代人,参看《日本先代旧事本纪》《古代氏族系谱集成》。


古代日本神话故事中的「天孙降临」乃说到有一批神人,坐大船到古代日本,开创了日本这个国家。(吴王夫差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发生的地㸃不在日本本土,于是便成为日本古代的“神话”)。


“天孙降临”的意思,根据《先代旧事本纪》这部日本古代历史文献的解释,「天孙」乃是“天照大神”的孙,「天降」的意思是他们(物部氏的祖先) 坐大船由海上到了古代的日本而开始其皇朝基业的。


由于此文献《先代旧事本纪》的作者并非一般的人,乃是神武天皇的曾祖父(即琼琼杵尊)哥哥的后代“物部氏”所编写的,所以可信度非常之 高。我们在那些数据里可以找出很多答案,当时能够做出可以载几拾人(六十四乘客和船上工作人员)的大船,并且要有航海和天文知识,拥有如此技术的国家,只有三个可供选择,那就是齐国,越国和吴国。当年只有吴国人要坐船离开本土求生存,到别处去重新建立家园。


注解十六:神武天皇后代的姓氏(部份)


神武天皇的后代和他们的姓氏(部份)


姓“茨田”氏


神武天皇的皇子“彦八井耳命”之后代姓「“茨田”“宿弥”氏(“宿弥”是衔名


神武天皇的第11代就是景行天皇


“茨田胜”为景行天皇皇子“息长彦人大兄瑞城命”后代之姓氏


“茨田胜”姓氏:吴国王,末帝孙皓之子孙弁(魏蜀吴三国时代孙权的后人)孙弁之子改名为「意富加牟枳君」在仁德天皇时赐地于「茨田」邑,后以地名「茨田」为姓,“意富”与“吴”同音异字。“加牟”与“神”同音异字。


“犬上朝臣”乃神武天皇第11代景行天皇小儿子后代的姓氏。小儿子名“小碓尊”,又名“八碓命”,亦称作“日本武尊”或“倭建御子”。


“犬上朝臣”姓氏的后代中,亦有姓“额田村主”姓氏的。(朝臣和村主都是衔名)


“额田村主”氏,亦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姓。


“额田村主”与“犬上朝臣”是同祖先,祖先就是神武天皇。


姓氏“额田部”“天御影命”孙(同神天皇十三世孙)「意富伊我都命」之后代,“明日名门”之后代。


姓氏“额田部”,乃三国孙权后人。亦是“都久尔理久尔”后代的姓氏之 一。孙权六世孙名孙弦,弦的儿子“奴久利”后来改名“都久尔理久尔”,他于雄略天皇14年1月13日跟随孙权的另一位后代孙青(孙青又名“身狭村主”青)归化并居住于奈良的东倭吴国之吴原。“都久尔理久尔”后来搬到和泉国大乌郡的“蜂田”地方,他的儿子成为当地豪族,以地“蜂田”为姓, 成为“蜂田药师”氏的祖先,可参看他们的族谱。


神武天皇的第八位后代就是孝元天皇


“额田首”乃孝元天皇的王子“武内宿弥男”“平群都久宿弥”之后代的姓氏。 (宿弥是衔名)


“额田首”是孝元天皇的王子“彦太忍信命”之后代的姓氏


“犬上朝臣”孝元天皇的长子“大彦命”后代的姓氏


“额田村主”乃“犬上朝臣”后代的姓氏之一


“额田村主”亦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姓氏之一,“朝臣”、“村主”、“首”都是衔名)


吴王夫差后代西倭吴国之国君倭王“满”,亦即是东倭吴国(600 AD改称日本国)的历史里所提及的“盘井”此人。“盘井”与“倭王满”是同一个人但用不同名称记载。


倭王“满”或“盘井”乃“金川”氏的始祖。据金川氏族谱的记载,姬姓的倭王满“盘井”是筑紫国(西倭吴国)国君,乃孝元天皇(东倭吴国)长子“大彦命”之后代。“大彦命”的后代亦有姓“犬上朝臣”的,“犬上朝臣”氏的后代有姓“额田村主”,而“额田村主”亦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姓氏之一。


神武天皇皇子的后代姓“茨田(宿弥)”氏。


景行天皇后代姓“茨田胜”氏,“犬上(朝臣)”氏,“额田(村主)”氏。


神武天皇后代的孝元天皇皇子后代姓“额田(首)”氏。


吴王夫差后代其中亦有姓“额田(村主)”氏。


“犬上(朝臣)”“额田(村主)”“额田(首)”都是同血缘,同祖先,祖先就是神武天皇。


换句话说,景行天皇后代,孝元天皇后代,吴王夫差后代,都是同血缘, 同祖先,祖先就是神武天皇! 。


批注十七:吉田松阴与松野氏家族表


吴王夫差,原本「姬」姓,到九州岛之后,其后代于 694 AD 以居住地(松野峡、松峡野)为姓,由“姬”或“卑弥”姓而改姓“松野”。之后沉寂了好几百年,直至松野重吉(大约是1590 AD时代人物,即中国的明朝万历年间) 这一代时,又再开始活跃起来。


松野重吉有二子(长子)松野重光 (次子)松野复位


(长子)松野重光的后代


松野重基(后来改姓吉田),后代吉田重贤


吉田重贤(原姓松野),后代吉田重矩


吉田重矩 有二子 (长子)吉田矩行 (次子)吉田政之


(长子)吉田矩行 (此家族表之下半部有较详细的解说)


(次子)吉田政之


(次子)吉田政之被「杉」氏收养,改姓「杉」,名杉政之 杉政之有一子,名杉常德


杉常德 有二子,(长子)杉常道 (次子)杉贤良


(长子)杉常道 有二子 (长)杉修道 (次)杉矩方


(长子)杉修道


(次子)杉矩方 (即吉田矩方)


续上:


(吉田重矩的长子)吉田矩行的后代如下:


吉田半平


吉田矩之


吉田矩直


吉田矩定


吉田矩建 (无子,收杉常德的次子杉贤良,成为过继子)


杉贤良 (杉贤良返回吉田姓,是为“吉田贤良”)


杉贤良(亦即是吉田贤良) 亦无子,杉矩方成为他的过继子


(杉矩方是杉常道的次子,之前姓“杉”,过继“吉田”贤良之后,恢复原姓“吉田”,是为吉田矩方,都是远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代)


“吉田矩方”又名“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就是近代日本家传户晓的著名人物 1830-1859AD,兵法家,教育家,改革家,思想家。


吉田松阴是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代,远祖原来姓“姬”,694 AD后他的祖先改姓“松野”,到1590 AD?祖先再改姓“吉田”,他的祖父改姓“杉”,再过继给有血缘关系的“吉田贤良”之后,恢复“吉田”姓。吉田松阴有时候亦会用“松野”这个原姓的。例如当他在日本东北旅行时,他曽用松野多三郎这个名字。


批注十八:河洛语与日本语


远古时代吴王夫差带领着一批说河洛语的家族,及部分吴国人为求生存,到了古代日本九州岛重建家园。以致当地的语言亦受到河洛语的影响,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日本语还可以听到有河洛语的综影。


日本古代分为很多小国,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语言,古代日本人之间, 在言语沟通上亦有困难,直至几百年前,日本语言才开始统一,现在的互联网上还可以看到一代两代以前的日本人,还会说那些令现代日本人听不懂的“日本语”。


我们试将河洛语与日本语相似的地方作一个比较:


“日本语”发音或解释,与“河洛语”发音或解释,有惊人相似的字或字句如下:(只是提出部份作参考用途,太多而不能尽录)


“艾草“日本语读Yo-Mor-Gi,乃一团像羊毛球的意思,很像河洛语读“羊毛球”的发音


“迌”是漫无目的地散步,河洛语读“的多”,日语读“的的”


“川、小川”河洛语读“够瓦”小沟也,日语读“Ga-Wa”


“有无”日语读“Wu-Mor”,河洛语发音亦差不多


“川岸”日语读作“Ga-Wa-Gi-shi”小川的岸边也。河洛语读“Ga-Wa小沟,Gi-Tau 肩头(岸头、岸边也)。


“Wu-Ya-Mor-Ya”日语和河洛语都读作“有Wu影Ya无Mor影Ya」,解作“有影或无影”,意思是“是真是假”?


“暧昧”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都差不多,都解作“要或是不要”之意,“Eye 暧”是要的意思,“My昧”是不要的意思,“暧昧”就是要或是不要?


“海老”虾米、小虾也。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差不多,都读作“虾米”,河洛人称茶为“爹(茶)米”


“鱼脯”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差不多,读“He-Bo”乃晒干的鱼


“菜脯”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差不多,菜干或萝卜干是也


“飘飘”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接近“Hyau-Hyau”(音枭枭)怪怪的意思


“便当”河洛语“食档”食午餐也。“拼挡”随便快快食午餐


“我是⋯⋯”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差不多“Wa-Si”


“奴”日语解作“家之子”,河洛语读“No”,子女也


“海女”日语读“阿妈”大年岁的女仕,河洛语“阿嫲”


“妻”日语读「“芝模”,河洛语读“乍模”同解作“内人”是也


“地上面” 河洛语读“淘咔”,“床”日语解作地面,读toko


“我给你”日语和河洛语发音都差不多


“Ho-Lu” 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接近,都是解作“Ho给Lu你”的意思


“顾鲁”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近,都解作“去你家”的意思


“Ga-Gi”日语写作“子供”,日语河洛语发音很似“Ga自Gi己”


“鱼市场”日语河洛语的发音都读作“街市”


“细”日语河洛语发音接近,都读作“Ho细”(好细)


“大肥”日语和河洛语发音接近,解作大肥的人(骂人肥猪也)


“曱甴”某地方的日语和河洛语读法解法一样,蟑螂是也


“烧酎”日语和河洛语将酒说成“烧酒”“烧Sure”者热也


“牛粪”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都读“Ku-Sai”


“汁”日语读Shi-Lu,吸物也,河洛语“吸”的动作叫Lu,啜饮也


“Lon-Chong”“Lon 笼Chong总”,日语和河洛语发音接近,同解释“通通,都是”的意思


“Kyo-Lai”日语和河洛语都解作“给我拿过来”的意思,“yo却Lai来”也“Da-Sai”日语里是一句愤怒词,日语和河洛语同音,“Da踏Sai粪”也


“Mor-Ya”日语和河洛语发音接近,“无影”是假的意思


“U-Lu-Sai”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很接近,河洛语“Lu你Char吵”你很吵的意思


“I-Ku”日语和河洛语解作“伊i去哪Ku”?伊即是“他或她”


“I-Ta”日语和河洛语的发音是“伊i担Ta”,“伊”即是他或她,“担”是说的意思。


“Ke-Chi”河洛语是“给Ke钱Chi”,伸手“要求人家付钱”时的动作,日语“给Ke钱Chi”解作这人很“吝啬”,因为要常问这人“Ke给Chi钱”


“O-Ji-San”日语解作叔父之意,河洛语是“阿直Ji”“直”河洛语解作叔父,“生”是尊重语


“O-Ba-San”日语解作大年纪的女仕之意,河洛语是“阿婆”,“生”是尊重语


“Geo-She”日语河洛语都同音同解释:“哦!原来是这样的”


“O-Ko-Ru”“学古”是也,日语/河洛语都解作撒谎的人,那人在“学古”。学者,编也,古者,故事也,此人在编故事。


“Ma-Ta”日语/河洛语都读解作“Ma昩Ta担”,“昧”者不要也,“担”者,说话也,意即“无话可说”或“不要再说”了。


“KI-D-Te”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近,“Ke”是“去”的意思,“D-Te”是“那地、那里、那位置”。


“Wa-Ga-Lu”“Wa-Ga-Lu-Gai”在日语是解作“明白?”“明白未?”在河洛语是:“Wa我”“Ga教”“Lu你”“Gai的”,解作:我教过你的?明不明白?


“Dor-Gor”日语和河洛语发音很相似,日语解作“Dor在Gor那里?”,河洛语是“Dor在De那Gor位置?”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而矣!还有很多很多,不能尽录!



网文《夫差在日本后代中的著名人物》(June 18, 2021)报道:


据日本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和根据吴王夫差简明族谱之记载,盘井(前西倭吴国倭王满)之后的第五代是津万吕,由津万吕到第九代的枫麻吕, 仍然在朝廷(东倭吴国/日本)做官。枫麻吕于延历十四年八月 796AD,入住京城的右京(右京通常是重要人物才可以入住的)。那时正是桓武天皇,于794AD,(大约是中国唐德宗时期)迁都到平安京(今之京都,史称平安时代),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贵族和僧侣们的权力。


枫麻吕的儿子岑成(官衔为左卫门少志),岑成有四子女,其中一个女儿成为“藤原诸贞”之妻。


藤原诸贞的职责是总管宫内所有工作人员,大舎人和内舎人。


根据日本文献《尊卑分脉》记载,藤原诸贞与松野岑成之女儿生有一子名藤原贞守。


藤原贞守(798-859 AD),为平安时代的公卿,官至参议从四位上,行式部大辅。


藤原诸贞和松野岑成之女儿,生有两位孙女,一位孙女是藤原今子,乃文德天皇后宫妃嫔之一,生子名惟恒,就是惟恒亲王。


另一位孙女为藤原清经之妻子之一,藤原清经乃阳成天皇外祖父藤原长良之子,藤原清经的甥就是阳成天皇(876 AD)。


枫麻吕和松野岑成之后,大约过了二十多代人,都是平静生活,没有甚么事情发生,几百年又过去了,到松野种真这一代时,开始有多少记载, 据文献《松野家先祖书》《松野系谱》的记载:松野氏属于非藤原南家流派, 藤原氏乃日本古代有权势的外戚贵族。


松野种真的后代是松野平八,字蔵人,1577 天正四年卒。松野平八的后代是松野重吉,官至太郎马,1591天正十八年卒(大约是中国明朝万历年间)。


到了松野重吉这一代时,沉寂了几百年的夫差后代松野氏,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松野重吉有二子,长子重野重光,次子为松野复位。


松野重吉的长子松野重光,字平助,号一忠,官至安藤伊贺守,后来仕织田信长,于天正十年六月(1582),因为本能寺事件而切腹自尽(本能寺之变乃发生于1582,六月二十一日,几乎统一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被他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中,起兵谋反,并将织田信长刺杀于本能寺)。


长子松野重光的儿子,松野重基(字玄蕃),松野重基有一子名松野重 贤,重贤又名十郎左卫门,松野重贤后来将松野姓氏改为姓吉田氏,成为吉田重贤(吉田氏的族谱可以证实此人)。(松野)吉田重贤之后大约过了十代人,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后人,影响近代日本至深的人物,亦是位教育家,改革家,兵学家,思想家,此人正是吉田松阴(参考批注十七:吉田松阴与家族表),于安政大狱事件中被拘禁,卒于1859年11月21日,吉田松阴本姓松野氏,为远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人。当他在日本东北旅行时,


用松野氏,是为松野多三郎,他的姐夫久坂元瑞亦改用松野三平此名字。


松野重吉的次子名松野复位,仕丰臣秀吉,于九州岛战场上阵亡,松野复位有儿子松野重元,就是日本战国时代名将之一的松野重元(袓先姓姬氏,二千年前的古吴国吴王夫差的后代)。


松野重元(又名松野主马),字平八,号三正、正重。因为有战功被丰臣秀吉赐姓丰臣氏,是松野家族之首,原本是他的伯父松野重光为家族之首,后来因为松野重光于织田信长事件中,在本能寺切腹后,丰臣秀吉要求松野重元的父亲松野复位为松野家族之首,后来松野复位于九州岛战场上阵亡,于是松野重元小小的年纪便成为松野家族之首,并得到舅父石川光重的辅助,石川光重为丰臣秀吉的近臣。


日本天正十九年(1591),统一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君主丰臣秀吉,封松野重元于丹波国内(今之京都部份地方),为三百石食邑,后来松野重元受丰臣秀吉之命仕小早川秀秋(丰臣秀吉的过继子),松野重元官至主马(官名)。


后来由于丰臣秀吉的政权衰落,于是羣雄并起,互相攻伐。到最后在1600年(大约是中国的明末清初),攻伐战演变成为一场决胜负的「关亇 原」大战,是一战定江山。由西部诸侯石田三成,对抗东部诸侯德川家康。原本小早川秀秋是西军石田三成方面的人,后来在战场上弃西军石田三成而帮助德川家康的东军,令德川家康大获全胜而统一天下。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开始。在这场极度关键的战事里,松野重元(官衔主马,相当于将帅,故又称为“松野主马”)是指挥铁炮兵部队的将领,铁炮是当时的先进武器,是主力部队。由于胜利者为王,所以松野主马成为战国时代的名将。


战后的松野重元(主马),在筑后地方(原来是千年前他老祖宗的筑紫 国,今之福冈),仕小诸侯田中吉政,后来田中家断嗣除封,再仕德川忠长,德川忠长与兄德川家光争夺国君之位,失败被囚,后自尽。自此之后松野重元便不再仕任何人,开始到处流浪,后来到了舅父石川光重的地方名陆奥国,住到明历元年(1655),卒于陆奥国的白河郡,即今日的日本东北部福岛県。


松野重元(主马)的母亲为“石川”氏,舅父是石川光重。让我们来了解松野重元母亲和舅父的皇族背景。舅父石川光重本姓“源”氏。源氏的来源乃嵯峨天皇时代842 AD,因为宫廷内皇族子孙太多,为了要节省部份宫廷的开支,于是将皇族里有“亲王”等人的衔名取去,再将这批皇族子孙亲王等,赐姓源,是为“源”氏,后来皇室里的源氏越来越多,为了容易分别,于是分开成为五大主流源氏:嵯峨源氏,仁明源氏,文德源氏,清和源氏,阳成源氏等五大源氏(例如清和源氏乃是清和天皇的子孙)。


松野重元的母亲与舅父乃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后代,舅父石川光重的十八代祖先为「源赖亲」,源赖亲的第三子源赖远及其子源有光,此二人追随陆奥国之主源赖义,并到其封地之奥州。后来由于“前九年之战役”有功,二人被封于陆奥国石川郡内的泉庄,成为大庄主。之后源有光以地石川郡为姓,由源氏改姓石川氏,是为石川有光,石川有光的曾孙为石川成田五郎光治(1221 AD),光治的后代为石川光清(官至骏河守),光清之子为石川某(法名光云),石川某有子名石川光信(官至杢兵卫),石川光信仕织田信长,石川光信的两个儿子名石川光政及石川光重(石川光重就是松野重元(主马)的舅父,官至伊贺守),石川光重原本仕织田信 长,后来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事变中被刺杀之后,石川光重改仕丰臣秀吉,并辅助年纪很小的松野重元成为松野家族之首(石川光重是松野重元的舅父)。所以后来松野重元(松野主马),这位战国时代的名将,为何会卒于离京城很远很远的陆奥国,就是这个原因了。


松野重元(松野主马)的后代有:


松野重秀(字平马)


松野重友(字太郎马)元禄元年卒1688


松野重行(字八左卫门)仕津山藩,享保八年卒1724,在现今冈山県津山市的档案里,仍然能够查出松野重行的记录。


松野重音(字平八,八左卫门)成为浪人,后务农生活


松野重政 有二子:


长子松野平太郎,为信州之男谷氏之养子


次子为松野重光(字梅治,梅之助岛治)弘化三年卒1847,松野重光有一子,名松野重春。


松野重春(字平之丞)于文政三年归藩1821,卒于天保六年1836,有一个过継子,名松野重义。


松野重义(字平十郎,省三)有一子名松野重道。


松野重道(字力之助)于明治期间 1869-1912 任鹤山幡宫司。


松野平一 为松野重道之子,估计是1920-1970之间的人物。为古吴国吴王夫差族谱里记载到的最后一位后代。


古倭吴国吴王夫差在日本九州岛倭吴国的族谱,就停在这里,没有再记载下去。而另一批夫差的后代,建立畿内“东”倭吴国,后来“东”倭吴国在600AD改国号为日本国,一代传一代,直至今天。当年在旧倭国地区的吴越“笠泽之战”后,吴国人没有其他选择,为求生存下去都搬了家,所以“吴国”今天还“在”。越国后来被其盟邦楚国所亡 ,后代们四散奔逃,不知去向。有逃难的越国人,逃到日本九州岛古倭吴国去,还要投靠吴人!当年跟吴国拼个你死我活的楚国和越国,亦早已灰飞烟灭。


其他可供参阅有关吴王夫差松野氏历史的日本文献,有超过四十七本以上,例如《日本诸家祖先考》的记载,提到吴王夫君系之松野氏,多聚居于山城美浓(国)及安芸这两个地方⋯⋯其他文献还有《新撰姓氏录》《尊卑分脉》《群书颣从系図部》《姓氏家系大辞典》《寛政重修诸家谱》《藩翰谱》《日本纹章学》《松野秘录/牧野文库》《松野日记/神习文库》《大日本史》《古事记》《日本书纪》《筑后国史》《埋藏古代氏族系図》亦称《亲见之倭王系図绍介》作者尾池·诚,《松野一族》作者松野·陆奥夫。还有很多文献可供参考。



夫差在日本九州岛族谱的真伪


古代日本(东倭吴国)的正统历史中有以下的记载:筑紫国国君“盘井”和“葛子”这两父子的事迹,说到筑紫国国君“盘井”背叛朝廷成为527 AD著名的“盘井之乱”,后来盘井的儿子把筑紫国(西倭吴国)国家粮仓献出而免死罪。这都是日本正统历史所记载的。


另一边厢,夫差族谱中记载到倭王“满”和倭王“牛慈”都是筑紫国(西倭吴国)国君。那究竟西倭吴国所记载的倭王“満”,是否正是东倭吴国(日本)正统历史里所记载的“盘井”?是否同一个人?“牛慈”与“葛子”是否又是同一个人?这问题是全书关键之所在,极之重要,因为若果能够证明东与西倭吴国的记载里,都是提及同一个人的话,那夫差族谱的记载便是真的了,若果不能证明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夫差族谱内的重要人物是虚构的,这本书就到此为止,亦不必再看下去了。所以为了要证明夫差族谱的真实性,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第一:年份吻合,夫差族谱记载倭王満的祖父倭王武,正是古代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里所提到的著名的人物倭王武是也。据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他有两次遣使的记録,一次是478 AD南北朝宋顺帝刘准的升明二年,另一次是大约 502-519 AD之间的梁武帝时代。根据古代中国历史资料的年份来推测,到倭王武的孙倭王满的时候,倭王满应该大约是530 AD的人物?根据古代正统日本历史的记载,“盘井之乱”发生在527 AD。所以倭王満与“盘井之乱”时间上极之吻合。


第二:关系吻合,日本历史记载盘井与葛子是父子关系,吴王夫差后代族谱记载,倭王满是父,牛慈是子的关系。


第三:地点吻合,都是同时发生在筑紫国,根据日本正统历史清楚地记载盘井是九州岛筑紫国的国君,吴王夫差后代倭王满亦是九州岛筑紫国国 君,盘井与满同是筑紫国国君,而且都是同时间和同地点出现,还会有其他人吗?很明显“盘井”就是“满”,“满”就是“盘井”,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用不同名称去记载!


第四:事件相同,根据畿内东倭吴国(后改称日本国)本身的历史记载,盘井是筑紫国之国君,因叛乱而被朝廷所杀,他儿子把筑紫国的粮仓献给天皇后免罪。(粮仓就在今日之九州岛福冈县朝仓郡附近)。


另一边厢,夫差族谱记载倭王牛慈把西倭吴国(筑紫国)的统治权交给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之后牛慈就不再是西倭吴国国君了,牛慈只接受新「朝廷」的官职。官职是“夜须评督”。(夜须在现在的福冈县朝仓郡,朝仓郡乃日本古代的大粮仓地区之一)。


夫差族谱记载自从倭王兴,倭王武,倭王哲之后,到了满和牛慈这一代时,夫差族谱没有正式提及满和牛慈是倭王,只记载他们的官职衔名而矣。又自从满和牛慈之后,夫差族谱更加没有提及或记载到他们的后代中有倭王的衔名。


中国古代历史里,每当提到倭国的时候,范围都只是夫差的九州岛西倭吴国,绝少有其他倭国的记载。此情况一直到倭王武和倭王哲之后,古代中国历史就再没有记载到夫差后代西倭吴国的任何消息了。原因是当九州岛西倭吴国牛慈把政权交出来之后,西倭吴国从此不再代表倭国。从那时候开始,畿内的东倭吴国(后改称日本)才代表倭国,于是古代的中国历史凡是要记载有关倭吴国方面,都是从畿内倭吴国(日本国)开始写的, 例如圣德太子等等。牛慈(葛子)交出政权之后,倭国大统一,改称日本。


自此以后,古代中国的历史里,再也看不到有关九州岛西倭吴国的历史记载。


参考多方面的记载,从年份,关系,地点,和故事等等都吻合之下,盘井就是满,葛子就是牛慈,证明了吴王夫差族谱里这段人物的真实性,尤其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认为满(盘井)和牛慈(葛子)不是夫差的后代,完全没有!


我们尝试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极重要,极之关键的人物。根据现今之九州岛福冈热田神社的宫司,金川家的族谱(福冈乃古代之筑紫国范围,在古代不是普通人可以担任神社内之职位的)族谱记载金川家的祖先乃盘井(倭王满),盘井乃筑紫国造(即是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亦记载到盘井有二子,长子名葛子(牛慈),次子名鞍桥君(参看正统日本历史《日本书纪•第十九卷》,记载有关鞍桥君,证明确有其人)


金川家除了记载盘井和他两个儿子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金川家族谱记载到筑紫国国君盘井(亦即九州岛西倭吴国倭王满)乃是孝元天皇长子大彦命的后代。日本国(即从前的畿内东倭吴国)的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 神武天皇的第八代就是孝元天皇,孝元天皇长子的后代,就是倭王满。


孝元天皇长子大彦命的后代,就是筑紫国国君盘井(倭王满)是也!


孝元天皇是畿内东倭吴国(后改称日本)第一代国君神武天皇的后代(参看批注十五:神武天皇)。我们参考古代日本的正统历史记载,来了解一下东与西倭吴国的血缘关系,根据《大日本史•卷三百七十一》记载:田道命“大彦命”五世孙,成务朝始封,继体朝有筑紫国造”盘井”,其子筑紫君「葛子」,钦明朝有筑紫国造「鞍桥君」,神武天皇的第八代为孝元天皇,孝元天皇长子为“大彦命”,“大彦命”的后代就是筑紫国国君盘井(满),盘井(满)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参考批注十六:神武天皇后代的姓氏)


自从夫差的西倭吴国国君牛慈(葛子)“归化”了畿内东倭吴国之后,由那时候开始整个倭国无论历史,经济,外交等等一切都以畿内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为中心,为出发点。难怪后来有日本学者认为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的族谱,应该只是从牛慈开始计算才对!因为夫差后代牛慈(葛子)归化了东倭吴国日本,至于牛慈以前的夫差后代记录,他们一概不与承认,就是这个原因了。(可贺的是起码有日本学者亦认为夫差的后代在日本!)有学者认为牛慈之前的人物,例如卑弥呼,“川上枭师”取石鹿文,倭五王等等,都是吴王夫差后人后来加上去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但是这个概念,引发出几点要深入硏究的问题:


第一点:牛慈之前的族谱上有一批著名人物,例如古代中国历史反复所记载的著名人物如“卑弥呼”,另外《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平定筑紫国(即夫差西倭吴国)的国君厚鹿文,亦记载到当时的景行天皇说厚鹿文拥有八十枭师的海军,其锋不可挡也,证明厚鹿文(西倭吴国国君)有国家级的海军,不是普通人,还有《宋书》《魏书》等记载的“倭吴国五国王”。


如果“卑弥呼”“厚鹿文”“倭吴国五国王”等等这批人都不是夫差后代的话!那究竟除了夫差之外,是谁的后代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提出意见或交代清楚。


第二点:古代中国文献例如《魏书》《宋书》等,和很多日本古代文献,亦都有提及到牛慈之前的那批人物,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过。亦证明夫差族谱上那批人名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的。


第三点:去访问古代中国的倭吴国人,须要有出大海洋的大船,因为小船不能出大海洋,而当时能够有造大船的实力,又要懂得航线及航行大海洋技术丰富的工作人员,经过翻查所有古代日本历史记载之后,除了吴王夫差九州岛西倭吴国这批人之外,当时古代的日本,还有谁?


第四点:夫差是「姬」姓。“姬子”读作He-Me-Ko,同音异字是“卑”He“弥”Me“呼”Ko,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同音异字,是同一批人。只不过中国历史文献用同音异字“卑弥呼”来记载“姬”姓而矣。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证实九州岛倭吴国(日本)夫差后代“姬”(卑弥)姓,确实到访过古代中国!当时除了夫差后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姓“姬”(卑弥)的吗?没有!


由以上简单几点便己足够证明那批夫差后代是真实,都是牛慈或葛子的祖先,不是夫差后人自己加上去,而是确实存在过。


倭吴国倭王的古代文献记载

由于畿内东倭吴国有意思想统一天下,于是不断的扩张,希望其他大小倭吴国把他们的政权交出来,地方豪族,贵族,僧侣,权臣等亦把他们的权力,交到畿内东倭吴国朝廷手中,当然此举会引起很多人不满。


话说这边厢,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厚鹿文,自从不服东倭吴国而被其女儿弒父之后,静了十多年,之后另一位领袖取石鹿文亦不服,又被景行天皇的皇子用计行刺而死。之后九州岛西倭吴国真真正正的静了很多年,其后有几位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倭王都出现在古代的中国历史文献,例如《魏书•倭人传》《宋书》等等都有记载到。


《宋书》记载晋安帝司马德宗,大约 397AD左右 ,倭王赞(西倭吴国倭王)遣使往来。


《宋书》记载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 425 AD 倭王珍遣使《宋书》记载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 443 AD 倭王济遣使往来,后来又于451 AD 倭王济再次遣使。


《宋书》记载南北朝宋孝武帝刘骏 462 AD 倭王兴遣使往来


《宋书》记载南北朝宋顺帝刘准 478 AD 倭王武遣使往来,又于梁武帝时代 502-519 AD 倭王武遣使往来。


就这样东与西倭吴国像以往一样,又和平相处了很多很多年,没有磨擦,直至九州岛西倭吴国(筑紫国)新领袖倭王满(或称盘井),对东倭吴国有不满,根据畿内东倭吴国的历史记载,说他叛乱,就是那著名的“盘井之乱”527 AD。


“盘井之乱”之后,他的儿子牛慈(又称葛子),成为吴王夫差于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位国君,倭王牛慈。倭王牛慈成为国君的二十三年之后,终于在 550 AD,在没有任何冲突的情况下,和平地把建立了千年的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政权让出来,交给在畿内有血缘关系的东倭吴国接管,免了一场骨肉相残之战,从此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而牛慈亦接受了“新朝廷”的官职。


倭吴国改称日本 夫差姬氏改姓“松野”。


倭吴国于大约550 AD统一后,开始了新的一页,仍然像以往一样,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就这样又过了几拾年。


大约在 600 AD,统一的畿内倭吴国,出了一位著名人物圣德太子,他是用明天皇的第二子,为推古天皇时代的摄政。圣德太子首先把统一后的倭吴国国名改为“日本”国。 


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文献,对倭吴国改称为“日本”后有何反应。


后来的《新唐书》《旧唐书》《北史》《唐会要之倭国日本传》等等文献记载,对那些国是倭国,那些国是日本国都分不清楚,那些文献的作者们都认为有几个可能性:日本国可能是倭国的别种,日本国可能是由整个国改名为日本国,或者是日本国其实是一个旧的小国家,后来吞并其他倭国。就连中国古代文献作者们都搞不清楚到底倭国与日本国是那回事。(日本古代当时确实有几个倭吴国的存在)


《隋书》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者朝贡,使者的态度更比前恶劣⋯⋯(大业三年是607 AD 隋炀帝杨广登基的第二年,刚好是日本圣德太子时期)


圣德太子把统一后的倭吴国改名为“日本国”,并提倡“日本国”的历史应该从本国开始写起,那才是正统“日本国”的历史。不想采用统一前的其他倭吴国(例如西倭吴国等等)的历史为“日本国”的正统历史,于是乎九州岛西倭吴国和其他小倭吴国的历史记载渐渐地被遗忘,渐渐地没有人再提起他们。再加上当时的文字并不发达,九州岛西倭吴国有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少之又少,到后来很难找到这些倭吴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或者剩下些零星片断,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人知道九州岛西倭吴国确实曾经存在过!


圣德太子为了要求记载正统历史文献,他于 620 AD 修正历史,并开始重新编辑日本历史文献,例如《天皇记》《国记》等等。这些历史文献都要以畿内东倭吴国(日本国)为依据。


但由于畿内东倭吴国(日本国),与从前的九州岛西倭吴国有血缘关系, 又不能不承认与九州岛西倭吴国本来是同一祖宗的,于是在重新编历史的时候,给与从前九州岛西倭吴国的同宗祖先们“谥号”或不同名称,以“谥号”或不同名称来称呼他们。至于日本国这边厢,从第一代的国君起,到圣德太子这一代为止,全部亦给与“谥号”或不同名称来称呼。这样可以解释为何圣德太子之前的日本历史较含糊,而圣德太子之后的日本历史较清楚。


圣德太子亦开始想改革,希望经过改革后有新的局面。他引进了隋朝的文化制度,目的就是为了要摆脱固有豪族传统的联合政权,而改成君主专政,提高国君天皇的统治权力。


在603 AD,圣德太子更制度冠位十二阶的制度,一扫过往只有豪族才能占有官职的现象。现在就完全改革,不论出生或背景,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的能力,便可获得官位,在古代各倭国里,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改传统制度的重要人物。圣德太子成为英明有为的领袖,所以后来有文献把他神化了,更有文献说他是神的化身。


远古吴国有很多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例如吴王夫差舰队东渡九州岛, 尤其是上古吴国泰伯时代的故事,那就更遥远了,由于年代已久远,而且又没有发生在九州岛或后来的日本国,加上多是口传的远古或上古的吴国历史,所以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就成为后人们的所谓神话故事了。日本古代的神话故事里,其中有些与海,海人,古吴人,坐大船渡大海等等有关连。


倭吴国统一成为日本国之后,新的领袖比从前更积极地,想把权力都集中在手上。


后来在 645 AD 更发动了政变,目的是为了要削去地方豪族们的权力, 日本历史称之为「大化改新」。由新统一的日本国皇室的中大兄皇子,和贵族中臣镰足所发动,后来中臣氏被赐姓藤原氏,藤原氏后来成为最大权势的外戚,凡二百多年之久。藤原氏与姬氏(后改为松野氏)有姻亲关系。


在“大化改新”政变中杀了些豪族和权臣,夺取政权后,拥立孝德天皇。后来为了避开豪族,更迁都难波京(今之大阪)。


公元646 AD,夺权后一年,颁布诏书,进行多方面的改革,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朝廷集权国家。改革内容有: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都收归国有等等命令。


公元689 AD ,持统天皇之后的文武天皇,编订制度以进一步削弱权势贵族僧侣们的权力,并防止旧姓氏贵族的复辟。大约就在这编制削豪族权力命令颁布后的五年,夫差后人姬氏津万吕,于 694 AD 持统天皇之甲午年,倭王牛慈(葛子)后的第四代人,由姬氏改为「松野氏」。由黄帝姬姓开始,传到泰伯,一直到夫差,到津万吕都是姬姓,但是从694 AD开始,姫氏改为“松野氏”,因居于筑紫国的松峡野,故以地为姓。被赐封“连”这个姓,是为“松野氏•连姓”。(有皇族血统关系才会被封“连”姓的)


公元794 AD,(是中国唐朝德宗时代),桓武天皇再迁都于平安京(今之京都,历史学者称为平安时代),目的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进一步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亦开始利用武士阶层来控制贵族和僧侣们(但平安时代末期,武士阶层却为自己建立了权力,后来更成为幕府时代凡数百年之久)。


可想而知要从地方豪族,权臣,僧侣们手中夺取其政权,难度很大。因为自古就是豪族集团管理天下的。圣德太子之前就己经开始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朝廷手上,直到圣德太子时代最为积极,他甚至引入隋朝的慨念,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手上,于是常常带兵去平定一些反对者。


当时的畿内东倭吴国,刚刚开始有这个念头,想扩张势力,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其中要注意的人物,就是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倭王满(或称盘井),他反对只单独由畿内东倭吴国来代表整个倭国集团。后来他儿子牛慈(又称葛子)把政权让出,于是倭国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亦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残的大战。因此倭王满和倭王牛慈,是这本书里最关键的人物。


盘井是何许人也?就是筑紫国倭王满,根据吴王夫差后代的简明族谱, 在倭王赞,珍,济,兴,武,哲之后就是倭王满,即是筑紫国九州岛西倭吴国国君是也。“盘井”与“满”是同一个人,他儿子“牛慈”与“葛子”亦是同一个人。


盘井(满)和葛子(牛慈)都是被古代日本文献记载为筑紫国国君,都是差不多同时间人物。盘井(满)被记载为继体天皇二十一年,即是公元527 AD的人物。但各文献都有不同的记载,有的文献说他不服新朝廷而叛乱,就是那著名的“盘井之乱”,天皇派兵杀了他。另外有日本古文献说盘井(满)对天皇不敬而被杀。亦有文献说他避入山中,在山中死去,各说各的故事,真正的情况没有人知道,但无可否认那是公元 527 AD 的一件大事。《日本书纪》《古事记》《筑后国风土记》《先代旧事本纪》等等重要日本历史文献都有记载“盘井之乱”这件事。


盘井“背叛”朝廷之后很多年过去了,后来的日本史官,抄写历史时,当然只偏袒“日本国”,史官也许不知道盘井是西倭吴国筑紫国国君,拥有他自己的朝廷!但在“日本国”史官的立场里,只有“日本国”的朝廷才算是真正的朝廷,其他的都不是,所以日本历史,把盘井写作“背叛朝廷”就是这个原因。


他的儿子牛慈(葛子)继倭王满(盘井)之后,成为筑紫国九州岛西倭吴国倭王,是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最后一位倭王了。


牛慈在“盘井之乱”的二十多年后,根据日本历史文献记载,于公元550 AD,在畿内(近畿)东倭吴国,钦明天皇的行宫金刺宫御宇,在没有任何冲突之情况下,把建立了千年的九州岛西倭吴国的政权,让给同一祖先, 有血缘关系的畿内东倭吴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从此牛慈退出而不再是倭王了,并接受新朝廷仼命的夜须评督的官衔。由于与新朝廷有血缘关系而被封“连”姓,并居住在首都的右边,从此九州岛西倭吴国成为统一倭吴国的一部份,自牛慈开始亦不再称倭王了。


此事可参看日本历史《日本书纪•第十九卷》,原文是如此记载的:“秋七月丙子朔己丑,迁都倭国矶城郡矶城嶋,仍号为矶城嶋金刺宫⋯⋯”。(当时仍然称倭国,还未改称“日本国”)。


由那时候开始,古代中国的历史文献只记载和只接触新统一的政权,那就是畿内东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从那时候起,已经找不到和不再提到另一个旧的政权,就是从前的九州岛西倭吴国。


吴人东渡日本 成为神话


《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开皇二十年是600 AD ,是隋文帝杨坚的最后一年,在倭吴国是圣德太子时期,圣德太子刚刚把倭吴国改称为「日本国」。日本历史学者大多数都认为日本的国君是没有姓的,但《隋书·倭国传》的记载谓倭王姓「阿每」,“阿每”日语读作“阿妈”,“阿妈”是天的意思,即“天”皇,像汉王,吴王,周王⋯⋯汉王不是姓“汉”的。


根据东倭吴国历史文献《古事记》的原文记载:「雄略天皇于其处立大御吴床而坐,其御吴床弹御琴」。为何天皇的床叫吴床,因为是吴人也!河洛人称睡的地方为“床”,用来进食的枱亦称为“床”。即是起居饮食的席地可称为“床”。席地用的席,称为“吴席”,用黄豆制成的饮料称“吴汁”, 日本传统的服装“和服”,真正的写法是“吴服”,高科技的造镜称“吴镜”。“和”“吴”“倭”乃同音异字。


另外由于部份倭吴人在古代多住在大船上,习惯了大船上的生活方式, 到后来虽然搬到岸上生活,但多少还会保留着当年住在大船上的生活方式和礼仪等等(直至1960年代左右,还可以见到「家船」人生活在日本水上)。


日本「天皇神族」的由来:根据日本古代重要文献《先代旧事本纪》的记载解释,开拓古代日本(原来称倭吴国,600 AD后才改称日本)「天皇神族」乃是渡海而来。渡海时总共有六十四人。日本古代文献记载六十四人的名单上包括:五伴绪之:“天儿屋命”“布刀玉命”“天宇受壳命”“伊斯许理度壳命”“玉祖命”“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等等六十四人。在当时能够制造这种(楼)船,每条(楼)船可载几拾个乘客和工作人员,又要懂得天文, 航海,技术和船保养的国家,当时就只有夫差的古吴国了。《先代旧事本纪》此文献可信度极高,因为作者并非普通人,乃是畿内东倭吴国第一代国君,神武天皇曾祖父之兄的后代———物部氏所著。倭吴国(日本)做吴镜的先祖“天糠戸命”,他亦证实他与此文献作者物部氏的祖先是同一条船到达古代日本的。由此可以证实开创倭吴国日本的祖先们,都是坐大船由远古吴国到达(日本)的。因为这些“渡海神话”不曾是发生在日本本土,所以当年“吴王舰队渡海”铁一般的事实却成为后人们的“神话”!


这六十四人里,其中的人物,例如“天儿屋命”,后来成为“中臣”“连”氏的祖神(姓氏始祖),“布刀玉命”成为“忌部”“首”姓氏的始祖,“天宇受壳命”成为“猿女君”姓氏的始祖,“伊斯许理度壳命”成为“作镜”“连”的姓氏始祖,“玉祖命”成为“玉祖”“连”姓氏的始祖,“天忍日命”成为“大伴”“连”姓氏始祖,“天津久米命”成为“久米”“直”姓氏始祖等等。这些数据都是有文献记载可供查证的。


古代日本著名僧人中岸圆月,在元朝时由日本派去古中国学佛,他的著作《日本记》里提及日本国的开国者乃「国常立尊」,又称「国底立尊」。「国常立尊」乃远古吴国国君泰伯之后代。即是日本国的开国者乃泰伯之后代!出家人是不会乱说话,更何况古代日本普通百姓是不能成为僧侣的。


东倭吴国日本历史文献《古事记》记载:雄略天皇(年份不详)把渡来的吴人安置于吴原(今日之奈良県高市郡,古代之畿内东倭吴国范围)。古代日本历史文献为何不去记载其他人渡来而只记载吴人。因为雄略天皇本身就是倭吴人!


在中国方面,现今遗下关于古代日本的唯一文献记载,就只有陈筹的《魏书•倭人传》(参考批注十四 :《魏书•倭人传》的故事),很多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学者,将《魏书》奉为经典,亦有学者穷一生的精力想根据《魏 书》来找出答案,结果都很失望,原因是这本文献的可信度很低,而且又是后人的手抄本,其正本早己失传了!


《魏书•倭人传•卷三十》的正式名称是「乌丸鲜卑东夷倭人略)。人们误解了以为“倭”是单单地指日本而言,其实不是的,因为倭地的范围很大很广。(参考批注十 倭与倭)。


《倭人传》内有很多是抄袭《汉书》的,《汉书》作者班固32-92 AD,《魏书》作者陈筹280 AD左右人物。陈筹等人根本就从未去过古代的倭吴国(日本)。传里可以看到「到达」古代倭吴国日本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当地的语言,他们如何去理解当地的生活情况,习俗,节日等等,并且能够写出如此详细的古代日本倭国传记。当时西晋时代有那些人能够制造及拥有出大海洋的船队,和天文航海知识?可能是作者集合了很多在船上工作的人员和他们的航海故事之后,编在一起成为传记,所以传内有些可信,有些不能信。


破解古代历史文献的谜语


在古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文献里,有很多猜不透的记载和令人费解的故事,千百年来,仍然是个谜。我们现在就破解这些谜团,解读这些故事。


“火国”,中国历史《魏书》倭人传,日本历史《日本书纪》等等均有记载“火国”,在筑紫国附近,属夫差后代西倭吴国的范围,由于晚上会无故有火光,因而称之,火与肥同音异字,故亦称作“肥国”。


“耶马台”Yamato国(有文献误作“邪马台”),是古代日本的一个地区或国家,中日学者们花了很多百年,想去寻找出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就是火国的山门,是当时吴王夫差西倭吴国的范围,在今之九州岛。(见吴王夫差族谱里的第二代,庆父忌住火国山门菊池郡)。《魏书•倭人传》(280 AD 距今有一千七百多年)记载:“南至耶(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女王就是夫差后代西倭吴国领头人厚鹿文之女,名市鹿文,乃火国之国君也,“山”日语读作“耶马”"Yama ",“门”读作“稻”“台”"to"。Yamato “耶马台”者,“山门”也。是火国的山门(菊池郡)地方。


“伊都国”,中日学者亦花了很多百年想找寻的地方,其实就是“委奴”“倭奴”国是也!“委奴”读作“怡土”,乃同音异字也,见吴王夫差族谱里的后代阿弓,就住在怡土(“伊都”“委奴”),“大野”读作“奥奴”,“大野”“倭奴”“怡土”“委奴”皆同音异字也。


《魏书·倭人传》常提到的:“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其实是作者不理解当地语言。“卑”读作He,“狗”读作Go,“卑狗”He-Go是“彦”的意思,“彦”即是有才德之人或王子,这里是指领头人,应当写作:“大官曰彦”才正确,“卑奴母离”是“火守”,即守着火的人(副官也)。正如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去中国旅游并记载他到了一家餐厅,记载如下:大官叫“Gin-lee”(经理),副官叫“Fu-gin-lee”(副经理)。


“卑弥呼”,这名字在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魏书•倭人传》里常常出现, 倭女王“卑弥呼”这个名字却在日本历史里很难找到的,中日学者们花了很多很多年,想找到“卑弥呼”此人,到现在为止仍然得不到答案。但是学者们要找的人其实很容易和简单,就是吴王夫差后代的姬姓,因为“姬”字读作 He-Me,同音异字写作“卑弥”,“卑弥”读作He-Me,就是“姬”字也。“姬子”读作He-Me-Ko,同音异字是“卑He-弥Me-呼Ko”“卑弥呼”!(当时记载时是用河洛语写的,所以Ko这个音写成“呼”字,河洛语“呼吸”的“呼”字读Ko的),若果年纪稍大的女仕,河洛语称她为“姑”,“姑”这个尊敬的称呼读作 Ko ,“姬姑”读作 He-Me-Ko。若果稍为比较年轻的女子,是“姬子”,读作 He-Me-Ko 同音异字写成“卑弥呼”。若果是男仕, 那就是“姬”子,像孔子,孟子,朱子⋯⋯,“姬子”读作 He-Me-Ko 同音异字是“卑弥呼”,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记录的是姬姓的同音异字“卑弥呼——”。


倭吴国之统一大业


从古吴国吴王夫差开始,直至畿内东倭吴国,经过无数代人之后,畿内东倭吴国开始权力的扩张,想从其他的几个大小倭国、地方豪族、贵族、僧侣、权臣等等,将他们手中的权力取去,而集中在畿内东倭吴国朝廷手上。


此举当然会引起很多领袖贵族豪族等人的不满,甚至不服这个“新政权”。根据畿内东倭吴国本身的历史文献《日本书纪》《古事记》等,记载了很多天皇平乱的历史故事,尤其是记载到畿内东倭吴国国君景行天皇“平定”有血缘关系的九州岛西倭吴国之“乱”。


由于东与西倭吴国和其他的倭吴国有血缘关系,所以他们之间仍然很少有冲突,直至九州岛西倭吴国卑弥(姬氏的同音异字)鹿文这一代时,东与西倭吴国之间才有少少风浪。(卑弥鹿文亦可写作卑弥加也,“卑弥”就是“姬”姓也,即是姬鹿文或姫加也,都是同一个人,同音异字而矣)。


先看看古代中国的《魏书•倭人传》是如何记载:“自女王国以北⋯⋯,其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及共立一女子为王,名卑弥呼(卑弥呼乃姬(姓)子的同音异字)⋯⋯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 国,皆倭种⋯⋯景初二年六月(三国魏朝景初二年是238AD)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认书报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正始元年(三国魏朝240 AD),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其他的倭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卑弥呼以死,大作冢⋯⋯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看看古代畿内东倭吴国的文献记载《日本书纪》:景行天皇十二年(年份不详,有说是82 AD,亦有说是250 AD)由于九州岛熊袭地方的筑紫国(即西倭吴国)国君厚鹿文,对畿内东倭吴国想“统一”全国有点不服。于是畿内东倭吴国国君景行天皇亲自带兵想去劝服他。


《日本书纪》,记载到当时的西倭吴国(即筑紫国、竹斯国)国君厚鹿文, 有八十枭师之龎大海军军力,景行天皇自己亦说其锋不可挡也(证明西倭吴国厚鹿文当时拥有国家级的海军势力)。景行天皇若倾全国之海军力 量,去攻打厚鹿文亦未必能够取胜,更由于九州岛厚鹿文的女儿市干鹿文, 就是畿内景行天皇最宠爱的妃子,所以可见此行的目的只是去劝服而不是去交战的。《日本书纪》卷七记载到景行天皇有军队随行。但没有说明多少军队,可能只是用来保护景行天皇而矣。


景行天皇他们先入筑紫国,在丰前国京都郡设下行宫,于同年十一月进入日向国,熊袭地方的首领厚鹿文,又名“熊袭枭师”,被其女儿市干鹿文所杀,于是熊袭地区被“平服”。(“枭师”是“头家”“首领”的意思)。


但是景行天皇反而恶其妃子之不孝而诛之。原因是妃子市干鹿文,说要回到父亲的家劝说劝说,但趁父亲西倭吴国国君厚鹿文喝醉时弒父。试想厚鹿文是「叛乱朝廷」,他被杀是应该给宠妃记大功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平定熊袭地方,但反而恶其不孝而诛之。


《日本书纪》又记载到同一年,景行天皇立厚鹿文之次女儿(即被诛的妃子的妹妹)市鹿文为火国造。(“”是首领的意思,即火国之国君)。


《日本书纪》记载:景行二十七年(年份不详),即是西倭吴国熊袭地区被“平定”之后的十五年,新的熊袭首领取石鹿文,又称“川上枭师”,(“川 上”是地区名,“枭师”是“头家”“首领”的意思)。此人又对畿内东倭吴国想“统一”天下有所不服,因而反对景行天皇。景行天皇亦跟上次一様,不想顷全国之海军力量与有血缘关系的西倭吴国交战,但这次只派了他儿子前往“征讨”。


《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的小儿子小碓尊,用计化装成为宫女潜入取石鹿文的居室而将他刺杀。(东倭吴国的另一本历史文献《古事记》记载小儿子名八碓命,命者,王子也)。


《日本书纪》卷七记载:取石鹿文临终时称小碓尊勇猛,而给他起名为“日本武皇子”的名号。自此他自称为“日本武尊”,《古事记》作“倭建御子”。(其实这三个名称都是 Yamato - takeru 的同音异字)。


从这件事又可以看出东与西倭吴国之间,一定是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之下,是不会去用那叛乱国家的叛徒,给自己起的名字的。


倭吴国开始扩大


无论从考古或文献记载方面,都证实吴王夫差当时的确把家人和部份倭吴国搬到日本古代的九州岛去。


在夫差的“后”倭吴国建立之后,首府就在今日的九州岛福冈市,另外还有几个附属倭国。但都称为“倭国”“狗国”或“倭奴”国,“狗奴”国。“倭”“狗”“句”“勾”“攻吾”至后来的“吴”字,都是“倭”的同音异字而矣。“奴”者,日语谓“の”,“之”的意思,英语是“⋯⋯'s”写法,即“倭”“吴”“之”国,或“狗”


“句”“勾”之国等等,“奴”字在河洛语谓子孙的意思。(参看汉光武帝赠与倭吴国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的字様)。王莽篡汉,汉光武帝刘秀逃亡时,得到潼关守将吴汉的帮助而复汉位。


大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吴王夫差后代的家族成员,带领着一部份倭吴国的海军,向东出发,征服了很多国家,建立了新的畿内倭吴国(今之京都奈良),于是形成了九州岛的西倭吴国集团,和畿内地方的东倭吴国集 团。各自发展,各有自己的历史记载。  


畿内东倭吴国推举的第一代国君,就是谥号“神武”的神武天皇(参看批注十五:神武天皇),他出生于阿苏山,是夫差后代九州岛西倭吴国的范围内,神武天皇其中的一个儿子后来亦姓阿苏氏。根据古代畿内倭吴国本身的历史记载,神武天皇是从日向国出发东征的,日向国乃筑紫国南部,大约在火国,夫差后代市鹿文为火国的首长或“女王”,又根据畿内东倭吴国(日本国)的正统历史记载,东倭吴国的景行天皇「封」市鹿文(西倭吴国国君的女儿)为火国“造”,即是首长或女王。


“神武”天皇东征,据历史记载,他带领着大批船只战船和强大海军出 发。在当时能够拥有这种实力的国家,除了夫差的西倭吴国之外,就没有其他国家了。


各方面的考证


当年吴国浩浩荡荡的大船队,到达古代日本的九州岛(参看批注十:倭与倭)


由于他们人力物力之巨,尤其是海军之强大,在当时及当地是无人能及,他们据守在九州岛这个大岛,是一个极好的地形,有海作为天然屏障, 其他人除非有强大的海军,否则很难到达九州岛这个地方的,更不用说与倭吴国的海军作战了。所以夫差与后代们能够定居在这里,继续其倭吴国达一段很长的日子,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历史记载有关吴越的故事,就以《资治通鉴》的一句:吴亡,子庶入海为倭,作为吴国所谓终结之交代。自从那一句之后,中国历史就再没有提起春秋时的吴国了。在另一边厢,古代的日本九州岛倭吴国初期,亦没有人把他们的历史记载下来,因为那时候文字不普及,还是二千四百多年前,是金文,甲骨文时代。尤其是在古代的日本九州岛,文字就更加不普 及。所以早期日本九州岛倭吴国的历史,就只有靠口传了。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文字开始普及的时候,后人们才凭着记忆,凭那口传的故事,写下多少日本九州岛倭吴国早期的历史。所以那段早期的历史多是含糊,东一块西一块断断续续的记载。


由于古代九州岛倭吴国早期的历史,记载得很含糊,那究竟夫差他们,当年是否真的到达九州岛?让我们来考证一下:


先从人口方面来探讨:根据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的小山修三氏发表谓: 日本于绳纹时代晚期,(大约是公元前500BC,即是吴王合闾和夫差时期),全日本只有十六万人口,但弥生时代以后(即是 500BC 以后)人口突然间暴增至六十万人!


日本考古学证明古代日本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那就是固有的绳纹文化,和由外部进入的弥生式文化。


弥生时代人口忽然间暴增了很多倍,究竟那几倍的人口是从何而来? 须知道要到达古代的日本是一定要用大船的,不能从陆路走过去。在当时能够制造大船,航行于大海洋间,又要有丰富的天文和航海知识,又要差不多与弥生时代同时间的国家,除了古吴国之外,还会有其他人吗? 而且当时正值吴国撤退逃生之时。


日本的考古学者,在日本发掘出好几类型古代的骸骨,但可以集中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南岛人,另一类是弥生时代的人,弥生时代人的骸骨多发现集中在日本九州岛,或九州岛北部附近,日本其他各地都有发现,但只是少数。(九州岛北部就是筑紫国,是夫差和后代所建立和居住的地方)。


另外,日本学者想彻底硏究一下,日本种族的来源,于是由文部省补助经费,成立了日本民族头盖骨指数测定,由各大学学生及教授花了五年时间,收集全日本二百八十个県及市,六万多人的头盖骨指数,血型分析等等,交给著名的人类学权威,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博士,由他来主理研究这些资料,得出来的结果顕示,现代的日本人,大部份的头盖骨指数与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及福建等四省的人的头盖骨指数相符。


从出土文物,从高规格式皇族的坟墓,从墓里的骸骨等等,都证明吴王夫差这批人很早就已经在九州岛存在,还有其他族人会这样巧合地,同时间出现在九州岛?除了他们之外,并无其他人了。他们的后代成为原住民, 称为熊袭人/隼人。


关于熊袭人/隼人,在《日本书纪》《古事记》《筑前国风土记》等等日本古文献均有记载,可供参考。夫差和后人建立“后”倭吴国于此,他们亦大多数居于筑紫国的松峡野,后来更以地为姓,由「姬」氏(卑弥)改姓“松野”氏。


其他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亦有记载到筑紫国的存在,例如隋朝的文献记载:隋朝朝庭派江州刺史裴世清访问倭吴国(倭吴国后来改称“日本”),之后作出报告如下: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的态度比前恶劣  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厦,以为夷州,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来,皆附庸于倭⋯⋯。


大业三年,就是608 AD,刚好是倭吴国的新领袖圣德太子,把统一后的倭吴国,改名为“日本国”。其王“多利思比孤”,正式写法是“天•垂下•彦”,“天”者乃日本国君的新称呼,读“阿妈”,“垂下”读“多利思”,“比孤”读作 He-Go,亦即是“彦”,“比孤”或“彦”乃指有才德的人或皇子也。由此句可以知道隋朝派出去的人员,对当地的语言不理解。“秦王国”是根据日本文献记载,乃徐福及秦始王后代所建立的王国,在山口県周防附近, 九州岛西倭吴国(即竹斯国,筑紫国)以东,正是「秦王国」。从裴世清的报告中,证明秦王国确实存在。


夫差在日本九州岛族谱之详细解释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可以找到有关夫差后代的数据。


根据日本的《系统别》《新撰姓氏录》《上代氏族系的松野氏》记载:松野 氏,连姓,为吴王夫差的后代,居住于右京诸番上(能够住京城右边的,并非普通人,有皇族关系才被封“连”姓)。


亦可以在《中兴武家诸系图》清楚见到吴王夫差后代族人的名称“连”姓(“连”这个姓原来正统的解释是:封衔给与非正统血统的皇室成员,例如有姻亲关系又住在首都者,亦非一般普通人)。


可以参考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松野连倭王系图》。若要较详细一点的可以参考日本国立图书馆藏书,由宝贺寿男所编着的《古代氏族系谱集成》(由日本古代氏族研究会著作)的书 ,亦有记载到松野连乃吴王夫差的后代。(参考批注十三:日本古代衔名)


大多数日本古代的文献记载,有超过四十多本以上都很清楚地说明,松野氏连姓乃吴王夫差的后代。


我们根据日本文献的各种记载,把古吴国吴王夫差后代的族谱抄录下来,并作更详细一奌的解释。


吴王夫差在古代日本九州岛建立“后”倭吴国,成为第一代国君,后来“后”倭吴国演变为两个倭吴国,一个在西部九州岛福冈,后来另一个在东部畿内(奈良)地方,为了易于分别,我们称之为九州岛西倭吴国和畿内东倭吴国,两国从来未发生过争执,因为有血缘关系,都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直至六世纪,西倭吴国把政权让给东倭吴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倭吴国,统一后的倭吴国在600 AD由圣德太子改名为“日本国”,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日本”的由来。


古吴国撤退到日本九州岛 再建家园

吴国在大撤退前的一段日子里,兵荒马乱,战事频频,人们都各自搬家逃命。一大卷一大卷的书册文献,谁会去花时间把它搬来搬去,文字在当时并不发达,记录文字方式又极之不便,绝少人会有时间去把当时的战况记载在竹简上。加上越国楚国在吴国的多番扫荡,差不多把吴国都烧光。再经过秦始皇焚书,吴国还能够保存下来的书册,几乎是零。在吴越相争的四五百年后,人们才开始忆测、估计、和构想出四五百年前的情 况,再重新写成历史故事历史小说。但是不同文献有不同的吴越故事,究竟谁才是正确,记载是真是假,难以判断。


例如权威历史文献《史记》,由于司马迁当时找不到任何其他文献,或可信的吴越数据来参巧,因为如果有的话,司马迁或许会多写几句的。所以《史记》没有交代清楚究竟吴国最后是怎样了。(《史记》比《吴越春秋》《越绝书》早很多年)。《资治通鉴》只用一句“吴亡……子庶入海为倭”作为吴国的终结而矣。


倭吴国撤退的开始:驾船出海对倭吴人来说,是一件极之平常的事,没有甚么稀奇的。比起他们的先祖泰伯,离开周原到江南时,应该更容易。于是倭吴国撤退的船队,浩浩荡荡的向大海出发,经过了古代韩国,然后到了倭吴地区偏远的另一边,并且定居下来,这个偏僻的倭吴地位置就在现今的日本九州岛北部。(参考批注十:倭与倭)


除了夫差等人搬家到了古代日本之外,还有很多人到达古代日本的,不同朝代都有。最为人所熟悉的应该是秦始皇了。中国史藉记载项羽入咸阳,杀子婴,烧阿房宫之后,中国历史就再没有提及秦始皇的后代。文献又提到徐福欺骗了秦始皇,而秦王怒。但事实是秦始皇的后代与徐福的后代都成为古代日本的豪族,而且肩并肩地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后代们还在山口県周防地方,建立一个国家称「秦王国」!(参考批注十一:秦始皇与徐福的故事)(参考批注十二:那些人到了古代的日本)。


倭吴国吴王夫差为了继续生存,把家人及国人等搬到了倭地区的另一边(今之日本九州岛),把倭吴国继续下去,成为「后」倭吴国,在那地区继续生活一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夫差的简单族谱,那是从公元前四百多年起,一直到现在。


笠泽之战 吴败


笠泽之战乃越国给吴国最致命的一战!黄池大会夫差成为霸主的四年后。即是公元前478BC,夫差(年号)十八年,亦即是吴王终累(夫差)大撤退的五年前。


越王勾践自从黄池大会期间,成功偷袭吴国,并攻入吴国国都,但鉴于自己当时的军力有限,没有把握打败吴国的精锐甲兵,于是暂时退回越国。经过四年养兵蓄锐之后,见吴国还是势虚力弱,就在这年的春天,给吴国来一次致命的攻击,由于战事发生在笠泽(今江苏吴江県),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笠泽之战!《吴越春秋》记载了笠泽之战。《吴越春秋》是后汉时代赵晔,在笠泽之战发生之后的四五百年间所写的。


越王勾践看准了这个大好机会,就动员全国士兵,再次攻入吴国境内, 吴王夫差临急临忙集合了大约五万兵马迎战,迎战的地点为笠泽,吴屯兵于江之北面,越国屯兵于南面,越王勾践分其军力为左中右三军,中军由六千人组成的主力部队。


黑夜时分,勾践命左军北上五里,右军北上十里,到了半夜,佯攻吴军, 吴军在半夜被越军所惊醒!以为越军兵分两边来进攻,吴军于是把军队分为二,来抵抗两面进攻的越军,结果中部的大本营却没有人把守,被勾践的六千名中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个能征惯战的吴王夫差,就这么简单地被越国攻进了大本营,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难道这个夫差不是以往的夫差?而是另有其人?以往的夫差已经不在这里?因为”夫差”只是个年号而不是人名。


笠泽之战后,越国再次了解到自己的国力与人口,若要完全占领和控制这样大的国家,会有困难之处的。勾践于是再次撤回越国去。


吴国自从把国力,消耗在几场远征战争之后,加上几年前黄池大会时, 被越国攻入国都。(吴国的城池很坚固,但守城的太子友却毫无实战经 验,忍不住挑战,竟敢开城门与越国交战,倘若他能等到夫差的精锐甲兵部队回来的话,那历史可能要改写了)。话说越国入吴都之后,抢光烧光, 吴国国库粮仓都是空的。再加上这两年来对楚的两场战事,正是百上加斤,兵疲甲钝。农作物失收。现在再来一场笠泽之战,可想而知吴国就只剩下一个躯壳而矣。要走的走了,想搬家的早已经搬了,大家都知道,下一次勾践再来的时候,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勾践说了很多次要”沼吴”来复仇(其实是何仇之有呢?是他当初不听智囊军师范蠡的忠告,自己擅自带领很单薄的军队去攻打吴国而失败,被囚,要怪谁呢?),这个时候, 吴国的国都苏城(即苏州城也,亦即水城,”水”在突厥/古土耳其语读作”苏”)。应该是只剩下一个空城而矣。越国就是不去攻打其他国家,正在养兵蓄锐,准备慢慢的”沼吴”。此时吴王夫差当然知道吴国的处境,那就是向前有生路,向后有追兵。左有楚国晋国越国,北有齐鲁二国,全部都虎视眈眈,迟早会向吴国进攻的,吴国还能拿甚么跟人家拼呢?这边厢国库粮仓被抢光,农作物又失收,若再守下去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右边是海可以撤退,倒不如把家人和愿意撤离的人,驾船撤退到其他较为偏远和较为安全的倭吴地区,保存实力。好让倭吴国继续生存下去。


公元前 473BC 即夫差二十一年,十一月份冬季,一个很寒冷的秋冬季节,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记载到吴国和夫差这个年号了。自此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有关吴国和夫差的记载了。


黄池大会后九年,笠泽之战后的三年期间,越国不停地招兵买马,养兵蓄锐了三年之久,天天操练,现在正是人强马壮。勾践开始发布消息,准备顷全国之力大举进攻吴国。吴国境内还未撤退的人开始离开了,情况非常混乱。现在还不走的话,就再没有机会了。


勾践率领着非常庞大的舟师海军,过太湖准备「接收」吴国,还残留在吴国的吴军迎战于没溪这地方,老将军主帅胥门巢阵亡殉国。另一支越兵渡溪,与吴军交战于苏州城水关之外,主将王子姑曹亦阵亡,根本无力抵抗越兵的吴军退回苏州城内。


根据数百年后的历史小说记载到吴王夫差们此时逃到苏州郊外的山上,越国军队在苏州城外和那山区进行长时间的重重围住,但不同的历史小说,有不同的故事构想!


有文献居然构想出吴王夫差应该在这个时候挥剑自刎而”吴亡”。亦有“历史”文献记载到被围困的夫差将秘密訉息挷在箭上,射到越国的范蠡和文种大夫跟前,吴王用“兔死狗烹”的比喻来劝他们离开勾践,参看《吴越春秋》或《越绝书》。兵荒马乱大逃亡之际,居然有竹片笔墨来写信?在距离很远且身穿战甲的众多越国将士之中,竟然能够认出那两位越国大夫?而且吴军的箭术一定是很利害,能够把那很重的竹片,挷在箭上,射到范蠡文种的跟前?这个故事「记载」得非常不合理。


更有“历史”文献(例如《越絶书》等)还「记载」到越王勾践,范蠡和文种大夫逼吴王夫差自刎前的一幕对骂。这段四人对骂的记载就好像电影剧本里演员们的对白一样,你一句我一句的,又好像在法庭内的书记,记录当时每个人的说话。四五百年之后《越绝书》的作者就好像自己当时正亲身在现场目击这事件,并清楚地记下他们的对骂内容!所以这个「历史」构想故事又是不合理!


后来亦有“历史”小说构想出吴王夫差派大夫负荆请罪求和,勾践同意了,但越国大夫范蠡却说不接受,(范蠡的权力比勾践还要大?)大夫哭着回去报告夫差。之后勾践心软,给夫差一个管理百户人家的职位而免他一死,但夫差却仰天长叹。在他伏剑而亡之前,说了一段说话,文献作者亦好像当时正身在几百年前的现场一样,将那段秘密谈话“记载”得一清二楚!


除了这些构想故事之外,越入吴而“吴亡”之后的数百年间,还有很多其他历史文献和历史小说,“记载”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吴亡“事实”。各“历史”文献作者们都好像自己当时正亲身在几百年前的现场,作内幕消息独家报导一样!


“吴亡”时候是兵荒马乱的日子,人们赶紧逃命,谁还有空闲用“文字”将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在竹片上。并带着一大卷一大卷的竹片来逃生?要知道二千四百多年前,当时的文字有限且不发达,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吴国,居然没有留给后人任何文字证据,来证明真实的“吴亡”故事。那“吴亡”四五百年后的“历史”文献作者们,是如何得知当年所谓“吴亡”的详细事实?假如当时真的有夫差“伏剑”这一幕,在场的应该只有吴王夫差, 越王勾践,文种和范蠡两位大夫。但作者们居然能够写出夫差“伏剑”时的四人对话,作者们又不在现场,是如得知的呢?难道是口传的?后来的作者们居然能够写出很多“吴亡”的故事!很多年之后,人们竟然相信这些故事。


夫差葬在那里,如何下葬等等,连这些「详细」数据作者们都可以构想出来!只可惜后人们根据那些「详细」资料想去找出夫差墓的所在,踏遍整个卑犹山,也找不到任何墓的迹像!要找夫差的墓?到日本九州岛北部的古坟堆吧!


那些文献在当时只是“历史”小说,但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竟然开始相信那些“历史”小说是真实的历史记载!


究竟谁「记载」的故事才算是正确?他们的故事是真是假?后人很难去证明!


那古吴国最后一段日子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吴国有六百多年很长的历史,博物馆里居然找不到吴国当时的文字记载。在那个文字不发达的年代,或许有留下,但那些书册竹简可能后来被抢光烧光了,所以后来的人才找不到它。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仿佛荒诞不经,但是日本之作为“海外中国”考,还有以下线索——


《吴文化在日本》(2018-07-16 上官慧慧)报道:


您知道吗?吴氏后人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人是泰伯后裔!


50多位学者来锡探讨“吴王夫差及吴文化在日本”


扬子晚报网2017年9月15日讯(记者刘梦雪):近日,“吴王夫差及吴文化在日本”论坛在无锡吴都阖闾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来自苏州、常州以及无锡本土的50多位文化学者对吴王夫差在历史上的功过、就吴文化在日本的历史展开讨论和探索。本次论坛对于追溯吴文化的源头与流变,探讨吴文化的特色与性质具有特别的意义。


本次论坛由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主办,共收到全国各地以及日本、韩国等地选送的相关论文36篇。会上,学者相继讨论了“‘以国为姓’的吴国吴姓历史”、“吴语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略论吴王夫差”等相关议题。透过这些学者的分析和论述,吴王夫差的历史形象衍变、人物研究资料等进一步清晰完备,吴文化在日本流传的情况也进一步呈现在世人面前。


据介绍,吴氏后人在千百年内流传海内外,一部分在日本落地生根,且和无锡吴氏联系密切。论坛上,有学者指出夫差的后代们生活到海内外和日本,将华夏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有越来越多的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表明,在吴亡之后,吴王夫差的后代曾东渡到日本,将吴文化的种子撒在日本,生长、开花、结果。有证据表明日本古王室是吴王夫差的后代。” 学者指出,古代中日典籍多处提及日本人“为吴泰伯后”。魏晋时鱼篆撰写的《魏略》、《后汉书·东夷列传》、《晋书·倭人传》、《梁书·倭传》、《北史·倭国传》,宋代李防等撰《太平御览》等文献记载,古代日本人自称是泰伯后裔。而这在日本史书中也是屡见不鲜:元末来华留学禅僧中岩修的《日本纪》、江户时代灵元天皇林恕撰的《本朝通鉴》、江户中期的考证学家藤贞干所著《冲口发》、林罗山著的《罗山文集》卷首第一篇《倭赋》等文献都指出,日本人是泰伯后裔。


公元815年日本人着的《新撰姓氏录》指出:“‘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此吴人来于我之始也。”可见,“松野”姓氏本源于吴王夫差之后裔。此外,物证还有,日本存有夫差后代、倭王満(磐井)之墓;日本九州·福冈县夜须地区,是部分夫差后代(后改为松野氏,之后改姓吉田氏)原居住地;呉王夫差后代松野氏的家纹(家族的标志)等。以上文献和实物表明,吴文化在日本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吴王夫差的后裔是日本古王室之一。


与会学者认为,从泰伯三让天下的至德精神,到阖闾、夫差留下的历史故事、古城遗迹和防守体系,再到海外吴氏坚守的宗族风范,都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吴王夫差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以日本吴文化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是当前吴文化研究的重要趋势。学者一致认为,对吴文化在日本的探讨,就是要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吴氏宗亲间的血缘和文化联系,使中华文明在世界弘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附:


阖闾城自阖闾命伍子胥造城竣工后一直是重要的吳国国都,为历代文化名人所关注,并留下了大量诗词。如唐代杜牧《经阖闾城》,宋代戴表元《乙亥岁毗陵道中》,明代曹时中,丁镛,清代严绳孙,秦松龄等都以《阖闾城》为题作诗。唐著名诗人杜牧诗云: ”遗宗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处?终年水自流。孤烟村戌远,乱雨海门秋。吟罢独归去,烟云尽惨愁。”一首《经阖闾城》,把历史沧桑,春秋变幻以及诗人的心迹抒发得淋漓尽致。


阖闾城,本身是一部历史传奇,是说不完道不尽的长篇历史故事。关于阖闾城遗址的故事传说很多,如《子胥受命筑吳城》《胥山归来峰》,《伍子胥与端午节》,《天井泉与天井山》,《”坏伯屁“的来历》,《孙武练兵斩王妃》,《阖闾强兵图霸业》,《龙山古墓奇遇记》……等等,这些传奇,传记故事广泛流传在民间,给阖闾城遗址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为吳文化增添了一笔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吴佩孚自称夫差后裔,日本天皇也自称夫差后裔?》报道: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在后期称霸南方,击败了越王勾践后,夫差又向中原用兵。进攻齐国,打得齐国头破血流。夫差终于可以跃马中原,饮马黄河,扬鞭泰山。


然而,当夫差的吴国大军在中原纵横无敌的时候。当初被夫差击败的越王勾践在隐忍密谋东山再起。勾践先是文仲搜集越国的美女送给夫差,尤其是把天下第一美人西施送给了夫差。作为越国的间谍,西施作为越国人,她也勇于承担这个重任。


当勾践被吴王夫差当作奴隶一样使唤的时候,吴王夫差想尽办法折磨勾践,让勾践给他驾马车,还让勾践吃他的大便。勾践为了活下去,全都给忍下来了,还说夫差的大便很好吃。夫差很开心,以为勾践的心已经死了,已经不足为虑了。也就不再关注勾践。


密探回报越国,文种等大臣给夫差的宠臣送去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希望可以放回越王勾践。终于,夫差身边的小人,拿了越国的金银珠宝,终于说服夫差放回了勾践。


很快,勾践回到了越国。阔别多年的国土,勾践痛哭流涕。勾践,发愤图强,每天都卧薪尝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些耻辱。


夫差连年对外用兵,有时候也来要求越国出兵帮助他攻打中原的强国。越王勾践无不答应,几乎没有拒绝。夫差更加相信勾践是真心臣服自己了。更加放松了警惕。


又一次,吴王又与中原强国齐国交战,吴王北上的大军陷入了鏖战之中。于是,夫差下令从吴国境内抽调十万精锐兵马北上支援北伐军。吴国的大臣苦苦相谏,“”大王万万不可把国中精锐之师调出,一旦越国从背后进攻我们,我们吴国将万劫不复。夫差,没有听进去。他认为勾践是没有胆子再与自己作战的了。


果然,吴国的精锐之师调出北上支援北伐军以后。越国终于等来了机会,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培养了数万精兵。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勾践身披铠甲,骑着高头大马,亲率越国大军占领了姑苏山,包围了姑苏城。这个时候,夫差才如梦初醒,慌忙发出急报,要调集外围的大军回来救援,可惜都被勾践用伏兵拦截了。姑苏城陷入了包围圈,很快姑苏城被越军攻破。


据说,城破之时,夫差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于是,把十几个儿女委托了托孤大臣在亲信的护送下,从小河道逃出了姑苏城,逃亡去了日本。传说,夫差有一个小儿子被范蠡救走,带去了齐国。勾践抓到了夫差,夫差请求勾践饶命,说当初自己也没有杀勾践,请求给夫差牵马,尝勾践的大便。勾践心软差点答应了。这时候文种说了一句话,大王忘了当年的卧薪尝胆了吗?他日夫差也像大王一样呢?


勾践终于下定决心,下令将夫差杀死。


传说,夫差的后代到了日本,现在也有许多自称是吴王夫差后裔的日本人回来国内寻根问祖的。同事,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吴佩孚,据说也是吴王夫差的后裔。


谢选骏指出:根据以上,似乎吴国就是周朝泰伯的后裔,妥妥的中国正统,而日本来源于吴国,也算妥妥的中国了。所以日本从汉字分出“吴音”,并把和服叫做“吴服”。


《「留学日本:探寻天皇与吴王夫差后代之谜」》(留学攻略库 2023-11-29)报道:


本文主要讨论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从历史资料、家谱和遗传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论证,包括吴王夫差的后代传承、日本天皇家族传统、族谱纪录以及基因研究等方面,从而得出结论。


正文

1. 吴王夫差的后代传承

根据史书记载,吴王夫差有数个儿子,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夫差的长子钱吴。钱吴自吴国灭亡后,迁居到东海地区,并成立了吴姓氏族的分支。据家谱记录,这个分支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得到了传承。然而,目前尚未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分支传承至今。


2. 日本天皇家族传统

日本天皇家族称为“大和朝廷”,据相关史书记载,大和朝廷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年前后。大和朝廷的各代天皇都宣称是日本神道的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以此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依据。然而,存在着一些关于天皇家族血统的争议,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作为神权寓言的虚构。


3. 族谱纪录

根据大和朝廷的官方族谱纪录,日本天皇家族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神武天皇,他被认为是公元前660年前后的第一位天皇。然而,这个族谱纪录很可能存在历史上的虚构成分,用来加强天皇家族的合法性。因此,不能完全依赖这个族谱纪录来证明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


4. 基因研究

近年来,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基因研究来推测人类的亲缘关系。然而,要通过基因研究来确定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并不容易。首先,要获取日本天皇家族成员的基因样本并非易事,其次,要对比吴王夫差与日本天皇家族成员之间的基因差异,也需要大量的样本和数据。目前尚没有公开的、具备代表性的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一亲缘关系。


5. 结论

综合以上的论证,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日本天皇是吴王夫差的后代。虽然有一些史书记载和家谱纪录,但它们可能存在历史虚构的成分,不能作为确定的证据。基因研究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但目前尚没有相关研究结果。因此,日本天皇是否是吴王夫差的后代仍然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总结

本文从吴王夫差的后代传承、日本天皇家族传统、族谱纪录、基因研究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和论证,得出结论暂时无法证明日本天皇是吴王夫差的后代。我们希望未来可以通过更多的历史资料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探索和解答这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述,真真假假,姑妄听之,姑妄存之。但是,从“移民历史”的角度,从日本之作为“海外中国”的角度,可以参考。


谢选骏:鲁迅爱好同性恋


《很黄很暴力――许钦文的“无妻之累”》(恶人谷 2008-04-30)报道:


许钦文后来回忆这一件事的时候,已在半世纪后,作为当年簇拥在鲁迅身边的文学青年,此时已做到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文联副主席。只有淡淡一句话,“‘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有熟人从上海火线逃出来避难。不幸另成刑事案件”[1]。1932年轰动一时的“陶刘惨案”,至此时大约已无太多人记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丑闻或传奇,喧腾一时后,终会湮没无闻。


一 我要作一伟大情场中的英雄者


这一件刑事案件叫许钦文吃足了苦头。那一年他三十六岁,孑然一身,兢兢业业地在杭州高级中学教书。三年前好友画家陶元庆的死让他彻底崩溃,他疯狂地拿出多年来的积蓄,为他起了坟,又另造了“元庆纪念室”,住在里面看守着亡友的画作。案子就发生在“元庆纪念室”,涉案二人与他关系微妙――一个是元庆的妹妹思瑾,另一个是思瑾在西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刘梦莹。他应该永远不会忘记1932年的2月11日下午,当他因无法开门,攀着河沿绕到房后撞开后门之时,看到的是草地上两个浑身血淋淋的女人。


死去的是刘梦莹,陶思瑾亦神志不清。


恶性凶案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自杭州到北平,各大报纸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两个艺术女青年果然未叫人失望,伴随调查的步步深入,峰回路转,高潮迭起,叫记者们日日有猛料可报。先是发现刘陶二人为“同性情侣”,刘梦莹所受的伤绝无可能是陶思瑾所说的自杀能造成;而后宣称被逼服毒的陶思瑾,原来是假扮昏迷,顿成最大嫌犯。许钦文本是嫌疑人,刚刚宣布清白,立成三角恋爱男主角,外界揣测二女争夫以致自相残杀,孰料情海翻波,不数日又传出消息,三角形可以画成,那一端却是另一位女性……事情已经离奇到不像是真的了,再高明的编剧大概也度不出这精彩桥段。无怪乎两个月后上海爵禄新剧场就赶排出了哀情悲剧《陶思瑾惨杀刘梦莹》:(本剧场)派人至杭州实地调查,并加入当地法院旁听,探得许多秘密材料。……准于今夜初次开演,爱观诸君,务乞早临是幸。[2]


余生也晚,既不得旁听秘密材料,亦未能观看话剧一探究竟,所幸现仍能见到此案判决书,并有许钦文诸多回忆文章,大致可拼凑出二女交往的大致情形――判决书中摘录的大量“证据”,均来自二人的日记,无意中为这段暴烈的爱情留下了最生动的说明。


死去的刘梦莹,又名雪帆,字斯卜,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一位名医。1928月2月入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改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初进绘画系,后转雕塑系,死时年未满二十,是三年级生。杀人犯陶思瑾时年二十二,与许钦文同为绍兴人,1928年9月跟随来做教师的哥哥进入艺专,入绘画系,其时已是四年级生。


1928年秋天两人认识后,感情很快发生。日后,许钦文将二人愈走愈近归因到陶元庆的身上,刘梦莹“钦佩他而注意他的妹子”,陶元庆死后,对陶思瑾“竭力安慰”;而后梦莹的父亲亦不幸死去,思瑾“以同情相报”,终于二人“同病相怜”。[3]这一种解释,将原因绕到他最亲爱的老陶(元庆)身上,于他大约是心理安慰,可惜与事实似乎相差甚远。


最直截了当(当然也很粗暴)的原因大抵就如判决书所言,“民国十八年春到廿年夏,复同宿舍,情好甚笃,有时大被同眠,因而发生同性恋爱”[4]。陶元庆死于1929年8月,而在当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刘梦莹就说“爱是神秘同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5],并不待成为孤女后同病相怜。


民国时期,甫出家门的女学生,学校中的友情对她们的吸引力似乎远大过学业。跳出父母兄长的管束,却又并不十分敢与男性交往,女扮男生假凤虚凰是她们热衷的暧昧游戏。杨静远记述武汉大学的生活时,说女生宿舍中都是“一对一对”的。王东杰在30年代一个成都女中学生的日记中,发现同宿舍的女生在旁人眼中是特别的存在,而她们同样也常常“大被同眠”。


她们或许在同屋后迅速坠入爱河,或许是早已眉来眼去故而特意调换宿舍,不管怎样,从1929年春到1930年初这一段时间,是美妙的浓情蜜爱时期。1929年11月16日、1930年1月25日、1月28日,两人的日记中都有“词近秽亵,从略”的内容――大约是详细描述交欢经过。许钦文称她们是“高度的同性爱”,并举出两人均体弱多病的例子,说明他“高度的同性爱,对于精神是很损害”的观点。[6]


在此甜蜜时光,判决书中写道,二人“缔结一种永久盟约,为永久保持情爱,绝不与男子结婚”.这个盟约是刘梦莹在1929年12月26日提出的,目的是使思瑾“渡过那道难关”――指的应该是许钦文的求婚。是的,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在某个时期似乎并不满足于做思瑾的兄长。然而有趣的是,对照判决书和此后几十年内许钦文的各种回忆,却会发现不知是有意或无意,这个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人从未提起过曾向陶思瑾求婚。


判决书中所摘录的陶思瑾日记,非常明确地显示他在1929年10月(陶元庆死后才2个月)就曾经向她讲起“同居和结婚”一类事,《大公报》记录的某一次庭讯上,他亦承认“有许多人造谣,说我同陶有关系,因此我曾想同陶兄妹说我们不妨结婚,但陶不愿”[7]。按陶思瑾的理解,许钦文建造“元庆纪念室”,除了纪念她哥哥,也有想用来和她结婚的意思。思瑾何止不愿,简直是厌恶,认为他用金钱控制她――因为她家境贫寒,学杂费全由许钦文负担。


这种盟誓使思瑾非常高兴,她在28日的日记中兴奋地宣称:“今晚上我是感到怎样的快活啊,梦莹对我是轻轻的呢喃着,她说她是很爱我,她说她已属于我的了,她是再不去爱别人了,她说她是不会去和一个男人结婚的,她说她以后对于一切人,都是在灵感上的爱,她的肉体已经属于我的了,我放心她,她始终是我的了啊!这一切话,使我的心坎中,感到无限的兴奋呀!她是真的属于我了吗?我们是已经订着了条约,我俩是永远不与男子去结婚的,我们预备新年去买二个的戒指,表示我们已经订婚的条约,是我们的纪念呀!我是多么的高兴呀!我们的同性爱,是多么的伟大与圣洁呀!”[8]


这条盟约是否真的用来拒绝过许钦文?不得而知。因为他所表现出的,是完全不知道她们的超友谊关系。或者知而不理,因为1930年9月,陶思瑾的日记中还说他“时常跟随着我,吻我的发,吻我的臂”――已是性骚扰程度了。她厌恶却无法,因为没有钱缴费住宿舍,要钱又只能问他要。


许钦文是否是表面上的实诚君子背地里引诱少女的色狼?真是很难说清。他自己不会记述这方面的事情,其他材料又零碎不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日记里骂他的同时,陶刘二人仍然和他保持着不错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关系。刘梦莹和他的四妹八妹都十分熟悉,会一起打球看展览;也曾请他来看自己演剧,并让他帮忙发表作品。费笔墨写这一段小插曲,不过因为在今日较易看到的许钦文的叙述中,它早已消失无影。


然而好景不长,纵然曾情好到订下盟约,或者从一开始她们的感情中就包含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两人总是不断怀疑对方出轨劈腿。1929年11月7日,思瑾疑心梦莹“专一地在爱着她的还有一个朋友”,哀叹“我是深深地爱着她,对她我是不知耗化了多少的精神和金钱了,然而对我,她是这样地冷淡,我是怎样的感到悲伤呵”!过了4个月,换作刘梦莹偷看思瑾日记时发现“她在迷恋于男性了么?给我十足的信心一个动摇”,于是也在日记中呼喊“我的心在惨然了,一切都是无真实么?天呀,我的瑾,是不会爱他的”![9]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疑心对象,有“她”也有“他”。虽然丰子恺说陶思瑾“肤色雪白,可惜鼻子稍有些塌”,不若刘梦莹是“花容月貌”[10],然而她的桃花运似乎从未间断过。例如,他哥哥的朋友,一个叫黄启衡的男子就曾为追求她两跳西湖――幸而最终都被救起了。


随之而来的是戏剧性的争吵。1930年9月30日,陶思瑾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昨晚因为我对她说了讽刺话,她今天对我的态度很冷淡,见我不理睬。到了晚上,她对我的神气还是不更改,在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痛苦,为了这样一句话,而竟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吗?昨夜我是怎样的痛苦着,我哭,我几乎哭得疯了,但是我得不到她的一点怜悯和同情。我是对她诉了不知多少的言语,求她饶我恕我,而竟说我会向你下跪,你发一点慈心,答我一声,原谅爱我。唉,她没有应许,而简直连回音也没有。”[11]会“哭到疯了”的绝不只有她一个,刘梦莹也会“在半夜哭起,一直哭到天明,其哭声之大可使隔墙宿舍里的同学也能听到”。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潘光旦这位朋友的调查的话,那么这两位小姐还是忠实的“爱比死更冷”信徒:“有时二人因细故忽起龃龉,陶常会用手巾扼住刘的咽喉;过后,刘会忽然抱住陶的身体大哭。”亦是“我爱你爱他”的忠实执行者:“后来陶有了恋人,刘查到了以后,常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陶有一个,即被刘破坏一个。有时刘探得陶之恋人为某人时,刘竟会用方法与某人实行同居。”[12]除此之外,她们也曾写过血书,预备去法国日本,用种种方法挽救关系。


除了感情纠葛,思想上的分歧似乎也是他们日渐隔膜的原因。判决书中对二人的评价,梦莹是“思想趋新,求进甚切”;年龄较长的思瑾却是“性情天真,思想简单”。许钦文说得更厉害,“她好像是愈大愈天真,其实是愈变态的”。刘梦莹是面面俱到的十佳青年,“她所研究的主科是雕塑,可是绘画也不错,音乐会中曾经数次表现钢琴演奏,课外又研究木刻,文学也有不少作品发表,又屡次公开演剧,篮球排球她是担任队长”[13]。相对她的上进,思瑾却是“以懒散的态度来过目前的生活”,这一点让梦莹非常失望,她向姐姐抱怨思瑾“近年来态度变更,家境甚寒,而喜奢华,好虚荣,而不勤学,以友谊劝勉,非惟不听,反加讪笑,以致时有口角”[14]。


不过在学业上虽然一个上进一个落后,她们的政治态度倒相当一致。十五岁就曾“一度加入危险团体”的刘梦莹,是左翼美术团体中的活跃分子。1929年加入了西湖艺专的“一八艺社”,1930年夏天去上海左联办的暑期文艺补习班旁听,“听到了一些报告,看到一些进步文艺刊物(如《拓荒者》)日本柳籁正梦的漫画,也听到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15]。而“天真”的思瑾同是“一八艺社”成员,也去参加了这次左联的补习班。


许钦文和陶元庆的关系是我很头疼的,所以本来想再写一篇他们的故事,却终于因为觉得难以把握而放弃。


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不是弯男,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弯男了――但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关系?这是个问题。近代百年,对感情的界定和理解变化极大。譬如我看晚清狎妓小说,嫖客相见,时常亲热地携手走来走去――现在让两个大男人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一条路上的人都会“道路以目”吧,可当时以为常态,不出亲兄热弟的纯洁。


陶刘二人的关系比较简单,确乎有肉体关系,并且她们亦自觉这是“爱情”。但是陶元庆早亡,许钦文只是痛苦得死去活来,并没有自爆说曾与老陶大被同眠,互相发射液体――之后更不会有人说什么。我只见过一个叫张稚庐的老头,言之凿凿,说他们是同性恋,他是许钦文的旧相识,也许当时确实周围人有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但不留下只言片语,终究说起来底气不足。我很怕家属,许钦文虽然成就不高,终归靠了鲁迅的关系在浙江省作协和文联做到高位,老干部家属不能惹,还是不写为妙。



谢选骏:上文祖宗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许钦文:鲁迅的“私淑弟子”,因为单身而遭受的牢狱之灾》(www.163.com › article 2022年10月28日)说,他就是鲁迅先生的“私淑弟子”之一,一生宣扬鲁迅先生的精神,以先生为傲,却卷入一场民国奇案当中,因为单身惹来了牢狱之灾,这件事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是……


结果惨遭了“404”!


看来,鲁迅极力袒护许钦文的背后,也有“爱好同性恋”的不伦身影。


《曾师从丰子恺,与鲁迅一见如故,他设计的图书封面鲁迅最满意》(2020-07-05 金台望道)报道: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名人,浙江绍兴人。曾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学习西洋画,后专事图案设计和书籍装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书籍装帧艺术家,并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鲁迅多次称赞其作品,并因一再请其作画,说自己是"得陇望蜀"。


1924年,陶元庆到北京游历,住在鲁迅曾经居住过的绍兴会馆里。当时鲁迅在北京各高校授课,他作为文艺理论讲义而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将出版,就请陶的好友、也是绍兴文学青年的许钦文转请他作封面画。


陶元庆欣然接受,没有多久就将作品转交给了鲁迅,鲁迅看后十分满意,又让许钦文带话给他,让他有空来串门聊天。这年12月3日的鲁迅日记上记有:"午后陶璇卿、许钦文来。"


这样,陶元庆才由许钦文介绍与鲁迅相识了。两人一见如故,以后陶元庆又多次前往鲁迅家,《鲁迅日记》中提及陶元庆多达七十余次。


鲁迅深谙美术,尤其是版画装帧艺术,因此对在这方面非常有才华的陶元庆深为赏识。


陶元庆在设计《苦闷的象征》封面时,用一个在压抑中拼命挣扎的半裸的妇人人体形象为主体,通过这个披着波浪似的黑发、用脚趾夹着钗的柄、又用温柔的嘴和舌舔着这染了血的武器的尖头的妇人,用那略带恐怖的情景和暗藏着无限的悲哀的画面表达所谓"苦闷的象征",画面还用了黑、白、灰、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悒的线条,这样来深刻地表现主题,鲁迅以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许钦文更认为它"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而"五四"新文学书籍以图案为封面的则始于此书。


之后,鲁迅把自己的许多书籍都交由他设计。《彷徨》的封面也是陶元庆设计。他用橙红色为底色,配以黑色的装饰人物和傍晚的太阳,上下两段横线,简练地概括了画面的空间,而人物的动作似坐又似行,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彷徨"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


鲁迅称赞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当时有的人看不懂寓意,指责陶元庆连太阳都没有画圆。陶元庆愤愤地说:"我真佩服,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


为《唐宋传奇集》设计的封面,素朴典雅,古风悠然,画中人物、马车、旗幡,排列有序,意趣高远,这种用写意的手法表达性情则是他艺术特色之一。


鲁迅邀请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说:"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陶元庆遂在创作封面时便用一种包含着死的气息的画面营造构图,把棺椁与坟相排列,强烈传达出鲁迅作品的寓意。


陶元庆还为鲁迅设计了《出了象牙之塔》(见前图)《工人绥惠略夫》《中国小说史略》《朝花夕拾》等封面。


鲁迅喜爱陶元庆的画,想请他给自己画肖像。不过因为两个人的时间凑不齐,一直没能找出时间来做素描。


后来陶元庆返乡,在台州任教,鲁迅把自己的照片寄去,请陶元庆在假期对着照片画一张肖像。1926年5月,陶元庆把画成的鲁迅头像寄给鲁迅。


鲁迅对这幅画非常满意,一直摆放在鲁迅北平寓所的客厅正中。


1925年3月19日,陶元庆举办过一次"个展",地点在北京西四的帝王庙内。这是鲁迅通过章衣萍为陶元庆借用的"个展"场所,鲁迅热心参与筹办,为《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写序,他说:


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这篇《序》,很快就在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发表了。


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因病去世,年仅36岁。鲁迅先生对于陶元庆的逝世很是悲痛。当许钦文写信告知陶去世的消息后,鲁迅于日记中记下了准确的时间:1929年8月6日午后8时。


鲁迅向许钦文详细探问陶元庆病中的情况和他的家境,并拿出300元钱,托许钦文在陶元庆去世的地方买了三分多地,购了建筑材料,在陶元庆生前喜爱的西湖玉泉道旁造了坟墓,题名"元庆园",并且种上了花卉和柏树。


鲁迅先生奖掖提携后进、爱惜人才的品性,于陶元庆身上可见一斑。爱才惜才的鲁迅先生,遇到才华卓著的书籍装帧艺术家陶元庆,不惜气力予以扶持,称许他“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可惜陶元庆英年早逝,未能在艺术上充分施展出来。


谢选骏指出:看来,鲁迅爱好的同性恋,绝对不止许钦文一个。

2024年3月5日星期二

谢选骏:工作上瘾的人缺乏自我


《你是工作狂?也许你只是“工作上瘾”了》(李一恩 2022-04-30)报道:


请默读以下7条,根据实际情况自查一下。如果“经常”或者“总是”符合,请标记。


1、我总想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

2、我实际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原本设想的要多得多

3、我为了减轻、回避负罪感、焦虑感、无力感、沮丧感而拼命工作

4、有人提醒我减少一些工作量,但我压根没理过

5、不工作的时候我会感到压力山大

6、我把爱好、休闲、运动等等都排到工作后面

7、由于工作太长时间,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

如果你中了4条或4条以上,那你大概率“工作”上瘾了。


什么是工作上瘾

心理学家Wayne Oates在1971年提出“工作上瘾”(workaholic)这个概念,他描述其为“强迫的、不可控的持续工作的行为”。此后,对工作上瘾的定义逐渐演化。有学者认为,工作上瘾是一种病症、一种行为模式,工作上瘾的人有着高强高压高卷入感、却甚少体验到愉悦。


学界对工作上瘾产生的正面、负面影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工作上瘾伴随着愉悦的压力(enstress),工作上瘾的人对工作和生活整体的满意度更高、绩效表现更优、甚至是公司里的表率人物;另一派则坚信即便能带来短期的绩优,长期来看,工作上瘾对工作产出、身心健康均不利。有人将工作上瘾者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比如高目标、高追求驱动的工作上瘾者属于积极类,这样的分类很容易将工作投入度高和工作上瘾混淆起来。


本文所讨论的工作上瘾是一种不良现象:对工作过度操心、被无法控制的动力牵引着、投入了过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给个人生活、亲密关系、健康带来伤害。工作上瘾者会有失控感。


工作上瘾与高投入度的区别在于动机

“我好像是workaholic,但我工作时间长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这种情况更可能是工作投入度高(engagement),而不是工作上瘾。工作投入度高是一种“积极的、充实的、富有成就感的状态,整个人看上去充满活力、专心致志、将自己的时间奉献给工作”。高投入者与工作上瘾者的状态截然不同,但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有相似之处,例如看上去都在埋头苦干,并且工作时间都比一般人要长。


区分二者的关键指标是动机。高投入度的动机是因为“工作本身让我快乐”,高投入度的人在工作中体验到了实实在在的愉悦感,工作(work itself)是快乐的,他们真心乐意做这件事;工作上瘾者是被一股由内而外的莫名“力量”迫使着进行“工作这个动作”(the act of woking),他们感到工作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为了工作而工作。


工作上瘾伴跟负面情绪紧密相连,比如当一个工作上瘾者停下手头的工作,他们常常会有负罪感、焦虑感(“I feel guilty when I take time off work”),其他负面情绪还包括愤怒、失望、敌意、紧张等。工作上瘾者在工作过程中的安全感更低。


高投入度往往跟愉悦、注意力高度集中、安全感、兴奋、充满热情等联系在一起。(“I do more work than is expected of me strictly for the fun of it”)


由于工作上瘾伴随着诸多负面情绪,工作上瘾和工作-家庭生活冲突正相关;而高投入度则让工作-家庭生活整体上更丰富多彩。


工作上瘾者的四种表现

Dr. Bryan Robinson采用工作开始(initiation)、工作完成(completion)这两个维度,区分了4种工作上瘾者。


机器人 (Relentless)

这种人日以继夜、周末不休息、假期也不休息,根本停不下来,跟是否有deadline无关,只要醒着、就在工作。通常来说他们追求完美、对产出质量有着不切实际的要求,放眼看他们的生活,极少有休闲的时刻。他们不断的发起新的任务,不断地提前完成,然后匀出更多的时间又去做别的事情。


暴食 (Bulimic)

工作的节奏跟暴食症状类似,吃很多食物之后又要吃泻药,在两种极端行为之间切换。这种人面对工作通常迟迟不下手,拖着,拖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休息,非得把自己逼到紧迫时刻才慌忙把活干,干活的时候很像打了肾上腺素。跟机器人不同的是,这种人在很长的工作时间里,几乎没任何产出,到最后关头才完成任务;完成一个任务又进入下一个循环,开始新一轮的“拖”。


找刺激 (Attention-Deficit)

这种人容易感到无聊,容易被干扰、被打断,一直在找刺激和新鲜感,用高难度、高风险的任务来维持打了鸡血的状态,避免自己停下来,可能同时并行多个这样的任务。对需要跟进和梳理细节的工作内容十分厌恶,对小问题经常挑三拣四。结果就是一件事情没做完,就心急火燎的去找新的事,留下一堆烂摊子。


自我陶醉 (Savouring)

表面看上去慢条斯理、十分严谨。极度的完美主义,无论做成什么样子,始终觉得不够好,并且很难区分做到什么程度算“完成”了,给自己平添工作量,总有做不完的事儿,搞得很累。


关于工作上瘾的归因

工作上瘾跟人心理需求有关,比如自我认同(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当人感到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通过更努力的工作来获得“有能力”的感觉,尤其在被质疑的时候,人们更容易通过拼命工作来抵抗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强迫自己工作还与难以填满的欲望有关,欲望不非得是赚几个亿这种可直接被衡量的,也可能是眼红那些“更强的人”。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象 (self-image)比较差,同时Ta相信努力工作能获得成功,Ta很可能会产生工作上瘾。容易“被工作牵着鼻子走”的人,“自我意象”更差,二者呈负相关 (Graves,Ruderman, Ohlott and Weber) 。


我们在一个很拼的时代——“比我优秀那么多人,还比我努力那么多。”在我们的身边,似乎那些很拼的人确实取得了成功,拼命工作的人被夸勤奋认真负责、得到了升职和加薪。高工作投入和工作上瘾的行为表现近似,有些人会将其混为一谈,去效仿拼命工作的行为,试图获得同样的赞许、物质回报,也担心自己如果不够努力更容易被时代抛弃——这是操作制约 (operant conditioning)又称工具学习,操作制约的行为是个体自愿进行的行为,当行为得到奖励或者惩罚时,反过来会控制行为的发生。效仿对象不仅仅是同事、leader,还包括偶像、亲人等。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发现,在学习中表现出上瘾性的学生,父母在工作中的卖力程度也更高。


工作上瘾者的绩效更差

工作上瘾的人表现出来更多生理和心理病症。工作上瘾者容易失眠、疲乏、早上难起床(特困)。他们更容易出现本职工作之外的机能不足 (poor functioning),比如无法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容易在家庭里引起冲突等等。值得重视的是,工作上瘾者的绩效表现更劣 (Shimazu & Schaufeli, 2009) ,而不是更优;容易被混为一谈的高投入者则表现出更优的绩效。总之,工作上上瘾者的心理生理健康指数、工作生活满意度、幸福指数都更低。


公司和管理者的干预

公司在招人用人的时候,也会希望ta能不安逸于朝九晚五的到点走人、不吝于多奉献时间、不遗余力的为公司发光发热。手提电脑、平板、手机也早已让随时随地工作变成了美好现实抑或噩梦。区分“工作上瘾”和“高投入”变得尤为关键,切不可无脑赞美“勤奋”,亦不能因为有些人工作很“辛苦”就掩盖和包容“他其实做的并不令人满意的事实”。如果一旦传递出工作时间越长,leader越信任、得到的奖赏和机会就越多这样的信号,团队就危险了,因为会产生操作制约,工作上瘾会传染。


另外,研究发现:工作上瘾在管理者群体中更为普遍。leader或许更需要知觉自己和团队里的情况,采取一些措施。


若非封闭开发、赶上线这种大家都聚一起通宵的情况,尽量不要在离开办公室之后,后半夜还不断发消息催促人干活。允许同学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工作和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比如锻炼身体,不耽误事儿就行。诸如此类的工作习惯、管理方式调整,即便无法彻底杜绝工作上瘾,至少做到不激发它。


如果发现自己已经有些上瘾症状,可以寻求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比如让他们在休息日组织一些休闲活动,尝试关掉工作设备通知,全身心参与进去,逐渐找回工作之外的愉悦感、放松感,让“休息一下”也成为一件惬意的事情。


我对于运作自己的公司一直是比较慎重的。我认为当员工快乐的时候,当他们在工作之外依然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效率更高。是我想把公司建在圣克鲁斯的,我想要缩短大家的通勤时间,甚至希望早上上班前有时间去冲浪。我们在硅谷呆了很久,亲身体验过每周工作60甚至70个小时的感觉。

即便我在为网飞上线而奋战,我也坚守着和妻子长期以来的传统。每个星期二,无论如何我都会在下午5点准时离开办公室,与她过二人世界。我们会请一位保姆帮忙照看孩子,我们去海滩上散步,然后去最喜欢的餐厅吃烤三文鱼,喝几杯葡萄酒,有时还会去市中心看场电影。如果遇到只能在4点半召开的紧急会议,那尽量缩短会议时间。如果想在4:55分找我,那不好意思,我只能在路上跟你谈了。

每当我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一个上午,骑山地车清醒一下头脑时,我会说走就走。当特想一边做美甲一边斟酌公关噱头的时候,她会立马去预约美甲师。我们把这些称之为“自我护理”。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颠覆这个行业,我们就必须保持头脑清醒、随机应变。


无论我走了多远,我都会在每个星期二下午5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第三次创业,同时也有了第二任、第三任配偶,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每周留一个晚上给我的妻子,能让我们都不再焦虑烦忧,也能让我们步调一致。

—— Netflix创始人 Marc Randolph


谢选骏指出:上文讲了半天,没有见到要点。在我看来,工作上瘾的人,无非就是缺乏自我。他她们实在是觉得,团队的工作比自己的存在重要多了,所以才会舍己为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导论 阿克顿勋爵有两个爹所以人格分裂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阿克顿勋爵的生平与学说》(2010-01-24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报道:


当阿克顿勋爵于1902年辞世时,他的名字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熟知。新学子们也许知道,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剑桥大学史学教授、大部头《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还有些人也许记得多年以前他可能被天主教会革除教籍的传闻,或较为愉快地想起有关他在哈登拜会格莱斯通先生或在温莎城堡陪侍女王的报道。有关的回忆杂七杂八,各色各样,大概正可证实阿克顿本人的感觉,即他的一生碌碌无为。


阿克顿如果依然在世,想必他更乐于接受自己现在的名声。他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已广为人知,并成为每天报纸上的社论主题,而且他被尊为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史学大师,闻此当会令他感到欣慰。即使他不能断言自己的一生特别出众,他也可以断言,他已凸显了自己最为珍视的两种观念——自由和道德。


如今,阿克顿已获得了一个次要预言家的地位,然而再现他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生却不是件易事。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孕育它们的时代,而且他的生平细节和背景,也常常与那个时代常见的画面不相协调。由于和不同的国籍与贵族世系相联系,他最大程度地超越了19世纪中叶在英国似乎根深蒂固的岛民心态乃至狭隘意识。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年生于那不勒斯。据记载,他的父系祖先早在14世纪初就占有位于什罗浦郡的奥得汉姆家族领地。18世纪,这个家族中具有冒险精神的较年轻的一支,转而效忠法国,继而效忠意大利。阿克顿的祖父,即约翰·阿克顿爵士,博得了那不勒斯女王的宠爱,从冒险者一变而为那不勒斯的首相。由于家族中较老的一支于1791年绝嗣,约翰爵士得以继承准男爵爵位和领地。他的43年后出生的孙子,不赞成祖父这种有违成规的经历和生涯——其中包括作为巴勒莫恐怖统治的头目的一段时期——并拒绝继承他应当从这笔意大利财富中得到的钱财。


阿克顿的母系祖先更为可敬,对他的性情影响也更大。达尔伯格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首批贵族,甚至自称有着基督耶稣一位亲戚的后代这种不易证实的尊荣。如同阿克顿家族一样,达尔伯格家族不断改变着国籍,和帝国共享着颠簸的命运。据说,若有人想写一篇有关国籍和住所的论文,可以拿达尔伯格公爵一家频繁的迁移和地位变化作为素材。最后,达尔伯格家族在王政复辟时代(the Restoration)投靠了法国,成为受封贵族。家族庄园继续维持在莱茵地区的黑恩斯海姆。


阿克顿之父,理查德爵士早年即逝。家族因其继父而获得另一个显赫的姓氏:利弗森勋爵,即后来的格兰维尔伯爵第二。利弗森·高尔斯家族在辉格党的贵族阶层及英国外交和政界中一直声名赫赫。阿克顿的继父接续传统,担任过约翰·罗素勋爵和威廉·格莱斯通的自由党内阁的外交大臣。阿克顿的世界主义情怀不只是个信条或修养的问题,而是他整个生命的本质。他早年是在那不勒斯、巴黎、黑恩斯海姆、奥得汉姆、伦敦等处的家族住宅中度过。他不久即可用几乎同样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交谈和写作。后来,他在餐桌边使用几种语言,以方便和全家人之间的交流:他用英语和孩子交谈,用德语和巴伐利亚出生的妻子(阿克·瓦利伯爵的女儿、阿克顿的表亲)交谈,用法语和弟媳交谈,用意大利语和岳母交谈。


达尔伯格家族,如同绝大多数巴伐利亚贵族一样,一直是天主教徒。阿克顿一家在18世纪也改宗天主教。阿克顿夫人和利弗森勋爵的婚姻协议中有一条即是,她的儿子应在她的信仰下抚养成长。继父的英国圣公会信仰,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影响阿克顿童年时代虔诚和正统的天主教观念,尽管对于他进入英国伟大的清教徒家庭不无重要意义。


实际上,他所受到的教育,突出反映着19世纪后半期天主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派。在巴黎,他曾短期师从杜庞卢;长期就读于威斯曼主教任校长的英国奥斯科特天主教学院;在慕尼黑,他在杜林格的指导下,完成了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杜庞卢曾一度卷入天主教在近代的一次最有意义的尝试,力求重新论述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以满足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求。威斯曼是一场新的教会运动即教皇至上论的精神领袖,这一运动直接针对自由国家,意在恢复教会的一些已沉寂的权威。杜林格是位杰出的学者和自由派人士,鄙视威斯曼所支持的原则,曾带头反对庇护九世所主张的教皇权利并因此失去了教籍。


阿克顿于1850年到达慕尼黑。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杜林格影响了他此后的一生。正是杜林格,用自己对求识和学问的尊敬鼓舞了他,这种尊敬后来使师徒两人一起,陷入了同教会里一些势力的冲突,他们自称拥有审查学术发现并决定是否把它们公之于众的权利。学术自治的原则,即杜林格教诲的关键所在,是阿克顿全部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


据说,阿克顿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东西,这两种优秀品质,即是从此时开始。他饱览史学、哲学、文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开始搜集藏书,后来数量变得极为可观。他周游各地,曾和杜林格一起在欧洲大陆做假期旅行,在亲戚埃尔斯米尔伯爵的陪伴下访问美国,1856年作为格兰维尔勋爵的秘书随访俄罗斯。他同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几乎每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和天主教平信徒,以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他不仅生为社会中贵族阶层的一员,而且很早就在知识、宗教和政治精英中间获得了类似的地位。


1859年,阿克顿25岁时,担任了英国天主教杂志《漫谈者》(Rambler)的主编,他热情有余但谨慎不足地倡导国人迈上真正的求知之途(惟有德国人所掌握的那种求知方式),并且启发他们了解自己真正的政治志趣。天主教会的某些权威人物早已被《漫谈者》所激怒,认为它的态度不够恭敬。就在阿克顿加入该刊物之前,英国最著名的改宗者约翰·亨利·纽曼作为主编,一直在为安抚教会人士做着徒劳的努力。在阿克顿的主持之下,几乎每一期都借机强调这样一种道德观:信仰与知识、宗教与科学应当和睦相处,不要相互畏惧;教会的世俗利益不应同其终极目的混为一谈;教会当局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去否认令自己不快的历史事实,或掩盖有可能使不信教者感到高兴的科学发现;科学真理只能维护真正的信仰。


1862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季刊,刊名也变更为《国内外评论》(The Home and Foreign Review),以下简称评论)。然而它的风格依然未变,首期即招致威斯曼的责难。如“圣经考据”、达尔文主义、对教会史和当时天主教政府的直率批评等话题,《评论》都大胆刊载。英国的越山主义者,特别是枢机主教威斯曼、主教曼宁、W.G.沃德,自然把它视为对他们的权威和教义的威胁。用曼宁的话说,他们的使命就是要铲除“英国天主教徒中反罗马和反教皇的精神”。而《评论》却似乎致力于弘扬这种他们希望消除的精神。阿克顿本人将《评论》和教会之间的冲突看作意大利和德意志为争夺英国灵魂的支配权而展开的斗争——意大利代表妄将自身意志混同于上帝意志的教会组织,德意志代表学识和真理的纯正精神。


在1863年慕尼黑天主教大会上,杜林格呼吁教会停止对历史批判抱有敌意。教皇对此的回答就是给慕尼黑大主教发出一份通谕,宣称天主教作家的观点应和罗马保持一致。曾热情报道过杜林格发言的《评论》不能再无视教会的责难。刊载于1864年4月份《评论》中的《与罗马的冲突》一文,宣布了阿克顿的停刊决定。他虽不改变观点,但也不再继续挑战教会。同年,庇护九世发表了著名的邪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历数自由主义所散布的“异端邪说”,所列举的其中最后一条,读起来就像阿克顿原则的一个宣言:“罗马教皇能够而且应当使自己与进步、自由主义和近代文明协调一致,并赞同之。”


这期间,格兰维尔勋爵曾试图把阿克顿引入自由党的政治主流。1859年,他为阿克顿获得了一个爱尔兰自治市(即喀罗)的议会席位。阿克顿在他的平民院公开演说中,集中讨论了有关天主教事务的三个问题。喀罗的选民对此反应冷淡,没有再次提名他。然而在1865年,他代表一个英国自治市(即奥得汉姆附近的布里奇诺斯)而当选。这一席位仅保持到第二年初的一次重新计票。三年之后,他再次成为布里奇诺斯的一名不成功的代表。次年,在格莱斯通的举荐下,他受封为男爵,成为贵族院成员。同时,与罗马的冲突也变得强烈而重要。自由派天主教徒所发出的思想自由的呼吁,最初与英国越山主义者的纲领,继而与教皇的意志发生冲突。教皇庇护九世自认为上帝永无谬误的代理人,这一点久为人知,同时有迹象表明,他试图召开一次公会议来批准“永无谬误”的信条。1854年他就宣布了“圣母贞女受孕”的信条,而且因为自视在圣母玛丽亚的特别庇佑之下,他认为有必要宣布自己也永无谬误。这个动机也可能是意在补偿即将发生的实际权威的丧失,因为新生的意大利国民政府准备剥夺他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力。


1869年12月,继三个多世纪前的特兰托公会议之后,第一届普世宗教大会在罗马召开。当1867年初次宣布要召开大会时,阿克顿、杜林格和其他自由派天主教徒尽管信心不足,但普遍希望它将是一次真正的改革会议。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擦去特兰托公会议给天主教打上的——如阿克顿所言——“不宽容时代的烙印”,可以通过把集中在罗马的许多权力分散给主教与平信徒,对教会组织加以改革。然而事实证明,罗马教廷并无悔意;它拒绝改革,甚至咄咄逼人地提出了比特兰托公会议还要极端的权利要求。


阿克顿在1869年10月份的《北不列颠评论》 (The NorthBritish Review)上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他评论了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德文书《教皇和公会议》。此书作者笔名雅努斯,但不久即被确认是杜林格。该书及阿克顿文章的观点是,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教皇是会犯错误的,·并断定教义问题仅可由教会的公会议解决。阿克顿进一步说,如果永无谬误说得到普遍的坚持,那是因为“神父们的天主教教义向现代教皇的天主教教义的过渡,是利用故意的谬误完成的。用以支持永无谬误说的整个传统结构、法律和教义,以及教皇们的实际专制制度,都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除了会议的最后六周外,阿克顿一直呆在罗马。会议持续到1870年7月,这使教皇感到不快,因为他期待大会用热烈欢呼的方式迅速做出决定。虽然普遍认为杜林格是反对派的先锋,但是整个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德国。人们相信阿克顿是见诸报端的很多消息的来源,并且当反对永无谬误说的主教们不久被称为“少数派”时,他被认为是它的组织者。尽管人们不太清楚阿克顿是否曾力劝格莱斯通呼吁欧洲各国签署一份反对未来教令的共同抗议书,但是阿克顿一直与格莱斯通保持着书信联系,谴责会议的活动,并不是什么秘密。同时,署名“奎里努斯”的一系列来信刊载在《奥格斯堡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aung)上,揭露了大会中最秘密会议的内情。人们怀疑作者是杜林格,阿克顿则是为他通风报信的人之一,今天这一怀疑似乎已有可靠的根据。


“奎里努斯”来信对罗马为贯彻其意志所采用的手段,做了引人入胜的研究。这些来信以日常的个人观察为依据,为研究教会的权力制度与社会学形式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来源,这种权力在宗教的幌子下为所欲为。正如阿克顿所乐于指出的那样,绝对专制的伎俩天下皆同,这个断言为这些信件所充分证实。它们谴责教皇及其仆从毫不迟疑地向大会施加最露骨又最微妙的压力:主教们受到监禁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处心积虑地对他们施以肉体痛苦;他们被告知,抵制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即是对圣灵的亵渎;教皇的全部特权——主教叙任权、某些特别权利、祝祷权以及特免权——皆被用于作战,十五顶空缺枢机主教的“乌纱”,在许多较为犹豫不决的头上晃来晃去。十分之九的主教因为不能自如地说拉丁语而被迫沉默,其余的人则是因为选择了一个传声效果极糟的大厅而难以表达意见,但是这一大厅却为教皇攫取帝王般的权力提供了条件。会议过程和整体程序,操纵在由教皇本人任命的委员会之手。禁止20名以上的主教聚会,命令严守秘密,但是曼宁和其他三个永无谬误论者除外,他们享有某些特别的教皇豁免权,可向选定的亲信透露适当的消息。在沉闷阴郁的气氛中,到处充斥着阴谋诡计。


1870年7月,教令正式颁布:教皇依其权威独自决定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任何教义时,永无谬误。在经受许多良心折磨后,大多数少数派主教服从了教令。包括杜林格在内的另一些拒绝服从的人被革除教籍。他们建立了旧公会(Old Catholic Churches)。阿克顿作为平信徒,不必自动要求自己服从教令。8月份,他发表了致一位屈服的少数派主教的公开信,谴责他没有坚守原则。10月份,他为《北不列颠评论》写了一篇论述会议的文章,以最激烈的言辞重申他的批评。直到1871年春季,他的文章《教皇和公会议》才被他译成德文发表。然而,当旧公会在同年9月成立时,阿克顿却没有加入。


阿克顿在自己的一篇私人笔记中解释说,杜林格将革除教籍视为“解脱”,因为他坚信谁都不应主动脱离罗马教会。阿克顿对此颇有同感,他批评法国史学家欧仁·米绍说:“还没等大主教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就自行了结了。”他认为,此时主动脱离教会,等于默认了新教义之前数百年中罗马的行为,因为这种行动等于假定,在永无谬误教令宣布之前,罗马并未受到异端邪说的玷污。


两年后,阿克顿有机会再次运用这个论点,不过是在另一次争论中。格莱斯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攻击梵蒂冈的教令改变了英国天主教徒的地位。他认为,他们在1826年就获得了解放,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王国的忠实臣民,而现在却不得不转而首先效忠于罗马。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阿克顿回应说,教令实际上没有赋予教皇地位比它通常所要求的更大的世俗权力,过去使这些要求无效的实际条件依然存在——换言之, “7月之前”的教会不比“7月之后”的教会更好。《泰晤士报》的一段社论把他说成是拿着教令不当回事的人。大主教曼宁随即发难,要求阿克顿解释教令,并保证没有异端的意图。阿克顿回答说,他既无个人解释,也没有异端的打算,而且他认为自己既无义务也无资格介入神学讨论。但这并没有平息曼宁的不满,尽管阿克顿本人坚持正统,使他所在教区的主教感到满意。曼宁恼羞成怒,以将事端诉诸罗马相威胁,但是结果不了了之。有人推测说,阿克顿是位非常重要的平信徒,罗马不愿舍弃他,而且革除他的教籍,会使教会的批评者抓住把柄。 教会不愿责难阿克顿是可以理解的;不好理解的是阿克顿对教会的服从。关键的事实似乎是,阿克顿是个虔诚且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对他而言,脱离教会将是极其痛苦的。此外,作为他这种宗教本能的支柱,他可以利用两条原则来认可自己的异见和服从:一是区分暂时的易错的教会组织和永恒的正确的教会的原则,二是从杜林格和纽曼那里接受下来的发展的原则,坚信既然组织与教义在时间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和进步,一切不道德和非基督的东西终将消失。他也可以从这种想法中获得安慰:一个平信徒的服从不同于神职人员的服从。例如,作为一名教士,杜林格如果表示服从,就不得不传布他认为是虚假的不道德的教义,因此有败坏他人灵魂之虞;而阿克顿只对自己的灵魂负责。他本人应当就深思熟虑的个人决定有最后的发言权。他在一则笔记中简略地解释说:“我不能为公会议或它的决定辩护;然而我总是承认教会对二者的接受可以弥补其缺陷。这是一种纯粹的服从行为,其根据并不在于我放弃了反对教令的打算。”


尽管他继续反对他所谓的教会组织的罪行,但高潮已经过去。他投身于阅读和研究,并计划他的杰作即《自由史》的写作。他认为这是一部过去从未有人写过的最伟大的著作。两篇论文《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在1877年作为演讲发表,它们可以视为随后的里程碑式研究的序幕。数百册笔记、精心收集的手稿以及他的藏书中上千卷批注过的书籍,都证明了他倾注于这项工作的关切、奉献与想像。然而,早在1880年他就开始怀疑,他这项毕生的著作有可能无法完成。玛丽·格莱斯通(即后来的玛丽·德鲁夫人)使他注意到亨利·詹姆斯的一篇小说《未来的圣母像》,描写一个艺术家用一生的时间设想他将要创作的一幅巨画的画面;他死后,人们走进他的工作室时,发现画架上的画布空空如也。阿克顿随即称他的《自由史》为“未来的圣母像”。


许多人推测过阿克顿明显不多产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自由史》势必招致教皇的非难,这种认识使他放弃了计划。然而,他已刊行的论文并没有屈服于教会的偏见,足以在《禁书目录》(the Index)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种说法是,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真相仍不明朗,若没有对其重要事件之一做出评价,《自由史》便无法构造起来。然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演说集》却表明他有相当的自信,在这个主题上并无多大顾虑。一个更为流行和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则是以他的雄心壮志过于宏大为根据。因为,即使有人饱览了阿克顿认为相关的大量思想和事实,他也难以驾驭它们。阿克顿曾谈及杜林格,“他因博学而无法写作。”这一评价也许同样可以作为他自己的墓志铭。博学并非惟一的困难。把全部历史、哲学、神学、法律——简言之,文化的全部内容——都纳人自己的研究范围,再进一步为自己装备上最严格的历史学方法,这难免地会引起沮丧。阿克顿对杜林格——事实上,杜氏确曾创作出一些扎实的著作——的另一个评价也很说明问题:“资料不完备他不会动笔,然而对他而言,资料总是不完备。”


杜林格本人虽然无意,却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阿克顿迟疑不决的写作态度。在与罗马的所有早期冲突中,他都是阿克顿的支持者和盟友,在梵蒂冈会议的问题上持坚定的立场,结果被剥夺了教籍。行为似乎并非如此不可妥协的阿克顿,却很快感到杜林格的道德原则是不严谨的。阿克顿批评说,他已放松了道德的要求:他为掩饰某些罪行提供辩解,谈论可以理解的时间和地点的压力,没有充分意识到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这种指责无论在语气还是内容上无疑都是过份的。考虑到可能是导致两人疏远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的背景,这种指责更值得注意——杜林格为一篇论述杜庞卢之死的文章作序,该序以一种大度的精神纪念一个反对者。杜庞卢就像法国的其他“自由派天主教徒”一样,早年便背叛了自己的大部分自由主义原则,既支持1864年《邪说汇编》,也支持永无谬误教令(尽管他认为它的宣布是不合时宜的)。阿克顿认为他是个教皇至上论者,因而是“一个常见的流氓和骗子”,并且他认为任何容忍教皇至上论的人——现在他把杜林格也视为这种人——都会被牵涉进这种论调的罪恶。在一封悲怆的信件,一份保存于他的手稿中的草稿中,他描述了当意识到杜林格的变节以及自己严重的孤独地位时他本人的绝望感受。他说,和其他任何人相比,杜林格处在一个更好的立场上赞赏他的道德理想,假如他都不能赞同这些道德理想,大概就没有人会赞同它们了:


我在自己的基本道德立场上是绝对孤立的,因此我无能为力。……用应者无几招人反感的文章去行善,让我的观点产生影响,其可能性是如此之小,因此我没有权利牺牲自己的安宁和教育孩予的责任。我与其把时间用于一场无望的战争,还不如干点别的。我的生命过去被虚掷得越多,现在就越有必要转变,更好地利用余下的时光。


在杜林格的态度中看到劣迹也许不易,但是忽视阿克顿的失望却是不可能的。这种分歧对于杜林格来说令人惋惜,对于阿克顿来说,却几乎是一种神经质的焦虑和不安。它并不是一种有利于《自由史》写作的情绪。


1879年之后,阿克顿在伦敦、巴伐利亚和里维埃拉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光,当他需要读书时,就到奥得汉姆去取。他与格莱斯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也饶有兴趣。1873年,他曾被认真考虑担任驻德大使一职。从1878年一1885年,尽管没有发表过一个字,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名声却在增长。1885年,一篇论述乔治·埃利奥特的论文发表在《19世纪》(Nineteenth Century)上,次年他成为帮助创办《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一个小团体中的一员。学者的惯常荣誉也开始光顾于他:1873年慕尼黑大学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三年后,他被选举为慕尼黑皇家研究院的院士;1888年他接受剑桥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89年接受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他被选举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名誉研究员,只有格莱斯通和他得以分享这一殊荣。


阿克顿的一生有许多趣事,其中之一便是1892年他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卫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官职。实际上,他的职责既不沉重也不令人生厌;他可以收集新的藏书和宫庭文献,同一些他十分熟悉的人相处。三年后,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推荐他填补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一职的空缺,并向女王保证说,这一职务不会影响阿克顿担任女王陛下的王室工作。这件事也有点讽刺意味:促成这一任命的是罗斯伯里,而不是阿克顿终生的莫逆之交格莱斯通,此外,欢迎他来当教授的大学,竟是曾经拒绝他人校当学生的剑桥。这一任命让公众和剑桥都感到惊讶,克莱顿称他是一匹“黑马”。


阿克顿遗憾地意识到,钦定教授一职与其说是个研究职位,倒更像是个公开的讲坛。1895年6月发表的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具有他的全部作品中一贯的凝炼、简洁的风格,充满了许多无法确认的人名和文献,阐述观点言简意赅,又蕴含着丰富的涵意和暗示。有些听众欢迎它,认为它是成熟而深思熟虑的产物。《星期六评论》却说,它不过是一种“思维游戏”,充斥着“自负而混乱的奇谈怪论”和笨拙的“巴达维亚式胡言乱语”。随后的一些演说,即有关近代史和法国大革命的一组演说,发表于1895年到1901年间。至少是参照了批评者的意见,阿克顿改弦易辙。这些讲演除了他的犀利而精彩的句式,并偶尔失之过简和更坚定地强调自己的观点之外,同一些为本科生所做的讲演并无多大差别。虽然如此,他对听众的智力还是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要求。这大概博得了一群女士的欢心,她们为他的名望和社会地位所吸引,是他的忠实的听众。


阿诺德·汤因比,一位对阿克顿的种种写作禁忌无一认同的历史学家,认为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的牺牲品。工业主义不停地逼迫人们发掘新资料并相信劳动分工,它的窒息性影响使一个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年史编辑。《剑桥近代史》是根据剑桥大学委员会的要求,由阿克顿策划和编辑的,从1896年到他最后病倒,它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一些人反对出版一部由专门研究者就每一问题作出定论的世界史,给它起了个“阿克顿勋爵之通谕”的雅号。另一些人则批评说,专门研究者并不多么专业,史实上存在一些错误,体系也有缺陷。阿克顿是不是因为对继续独自从事任何重要工作已不抱希望,才承担起了这项计划的编辑工作,或者他是把这项工作看作与钦定教授一职相关的义务,这些都难以确定。总之,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脑力和时间。但不管毁誉如何,都不能说已经完成的著作要由他独自承担全部责任。1901年4月他病倒了,不久后便辞去职务。当时只有第一卷的一部分已经发排。直到1902年秋天,即阿克顿辞世四个月后,该卷才问世。他曾打算撰写第一章“中世纪的遗产”,但是编辑及教学工作几乎没有给写作留下时间,因此已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这一章。十二卷的标题和一般性主题是由阿克顿拟定的,但后来的章节并不全都符合原初的计划,作者也数易其人。


当阿克顿在1902年去世时,他身后留下了一批论文、数量可观的藏书(现藏剑桥大学图书馆北侧书库)、大量的笔记、抄本、讲演稿、短文、书信以及个人思考的记录,他希望另一些人在撰写他未能写成的历史著作时,这些记录也许对他们有所帮助。非常尊敬他的约翰·莫利(John Morley),认为他是个“不解之谜”。当然,后人如果仅靠他的著作和他的同代人偶尔的评价来认识他,必会承认他令人困惑。他并不是个被大量事实所吓倒,以致不能作出判断的学者;相反,他既善于组织事实,又善于做出判断。即使他的论文细节过多,但其中也有大量最佳作品。他能够自信地指出,某人是自提多以来犹太人母亲所生的最伟大的人物(斯塔尔,德国政治家和哲学家),毫不犹豫地宣称谁具有“史无前例最丰富的想像力”(阿里奥斯托,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有人偶然问他: “伦敦何时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当富尔敦建议用汽轮将法国军队运过海峡的时候,然而拿破仑拒绝了这项计策。”即使面对最过分的要求,他的想像力也从不退缩。如果他未能发挥天赋,那可能是因为他的意志不像他的想像力那样无畏。阿克顿之谜是个自相矛盾之谜。他的困境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困境,他把更适合于专门史的方法用于世界史研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他同时信奉自由主义的目的和保守主义的手段;更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困境,他献身于包含在一个自由教会中的教义神学的理想。他亲自参与过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并与一些显赫人物关系密切,他却抱怨自己有严重的孤独和疏离感。他曾致信后来成为《英国历史评论》编辑的曼德尔·克莱顿:


我因为未能使人们对你表示赞同而口出怨言,这令你痛苦,闻此我却感到真正的欣慰。一个人喜欢听别人说他是个历史哲学家。就算我有一种历史哲学,它既无任何秘密可言,与魔鬼的哲学也毫无瓜葛。我想,人们与我意见相左,原因在于他们或是认为自由主义不正确,或是认为天主教不正确,或是认为二者都不正确。倘若我看到有人不在这三者之列,我们想必会成为同道。


然而,使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产生隔阂的东西,也许正是他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东西。对于后者来说,得救并不取决于要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宗教或无神论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取决于调和或超越这些相互冲突的事物。阿克顿希望既把宗教价值注人世俗生活,又把世俗价值注人宗教生活,以此实现这种调和或超越,这就是他的思想之精髓,也是其终极的悖论。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克顿所言在今天有着特别紧迫的涵义。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独裁统治之后,20世纪不可能再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重构之可能性的迷信。正如阿克顿所做的那样,它必须从永恒回荡着原罪之声的告解室中,获得警醒与信仰。无论在宗教、政治还是在历史方面,它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谢选骏指出:阿克顿勋爵的老生常谈之一,说“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我看这等于拆毁了一座庙。现在我就来拆拆阿克顿勋爵的庙——我看他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论,其实是在控诉上帝!因为人世间有谁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力呢?阿克顿勋爵以此含沙射影,为他自己背叛天主教而投靠英国人,进行开脱。所以我说,阿克顿勋爵有两个爹,所以人格分裂。


【谢选骏全集279卷·左派右派都是奴役】


谢选骏:中美殊途同归——走向全球政府

《中美殊途同归?当大规模监控成为常态》(ANNALEE NEWITZ 2024年3月5日)报道:

两本新书表明,现代监控既是一个侵入性新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激励和公民保护的问题。


《控制手段——科技和政府的隐形联盟如何创造新的美国监控国家》(Means of Control: How the Hidden Alliance of Tech and Government Is Creating a New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拜伦·塔乌著

《哨兵国家——监视与中国独裁政权的生存》(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裴敏欣著

1975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出版了《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一书——英文多译为《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讲述了社会如何通过最小的暴力约束民众。他的论述核心包括“全景监狱”,一种由18世纪政治改革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监狱,每个囚犯的牢房门都面对着一个守卫塔,守卫塔的窗户是不透明的。

住在这些塔下的囚犯永远不知道守卫是否在看着他们,但他们不得不假定自己正被监视着。福柯解释说,这种设置是对现代文明的有力隐喻:我们的生活被一种恐惧所束缚,这种恐惧就是无形的权威在监视我们。


两本关于21世纪国家监控的新书——一本关于中国,一本关于美国——都清楚地表明福柯是对的。

如裴敏欣在《哨兵国家》一书中解释的,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新技术扩展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官僚体制,该体制从线人和间谍那里收集情报并提供奖励。在美国,拜伦·塔乌的《控制手段》记录了一个联邦制民主政体如何与私营公司结成阴暗联盟,以收集公民数据。其结果是一种可怕的社会进化趋同: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陷入不断升级的冲突,但在国内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惊人相似的监控系统。

过去十年里,美国手机和电脑如何泄露大量用户信息——他们去过哪里、认识谁、相信什么——一直得到媒体的报道。正如塔乌指出的,就连我们的汽车轮胎都会发出无线电信号,“任何有天线的人都可以听到。”现代轮胎就是这样制造的,当气压不足时,车载系统就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能从路边的无线电传感器获得数据,他们就能看到你的轮胎在行驶,并随时了解你的位置。

塔乌认为,这里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问题的经济激励和不充分的公民保护,它们使得政府能够利用企业数据对美国人进行监视。情报机构一般不得从事国内间谍活动,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们是否可以从Otonomo(它出售各城市的“交通数据”)、UberMedia、Venntel(它出售向成千上万应用程序提供广告的互联网广告商收集的“消费者数据”)等公司购买“公开可用的信息”。

 

当你浏览法律条款并点击“我同意”按钮时,往往意味着同意你的数据可能会出售给这样的第三方。根据对法律的一些解释,你的同意使它们变成公开数据,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基于位置的约会应用程序知道你在哪里,并且可以把这些数据卖给任何人。政府的特工正是利用了消费者缺乏这方面意识的弱点。正如马里兰州一位警长几年前所说,“成功就在秘密之中。”

在美国,数据的来源既用于销售产品,理论上也可以用于帮助执法部门制止犯罪。但塔乌也发现,有证据表明,有些团体购买和销售数据的目的正是进行种族和民族画像(profiling)。他指出,近年来,一些中间商瞄准了海外和美国的穆斯林祈祷应用程序,收集位置数据和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向政府机构出售情报。


他不无讽刺地指出,美国政府经常指责其国际对手所做的事也正是美国间谍机构在做的。“国家安全官员之所以如此担心TikTok,是因为美国也在采取同样的做法:通过应用程序大规模收集数据,以投射国家力量,”他写道。

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任教的中国内政专家裴敏欣无疑会同意这一观点。在引人入胜、研究细致的《哨兵国家》一书中,裴敏欣重点探讨了中国政府如何提升监控能力,防止类似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社会运动再次发生。

长期以来,观察家们一直认为,繁荣会导致独裁政府的自由化,但裴敏欣认为,中国推翻了这一假设。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有千百年前就已存在的“分散式监控”,间谍和线人无处不在——从偏远的村庄到上海的匿名人群——事无巨细地收集所有信息(就像数字广告交易所会在还没有确定的买家的情况下就收集你的个人数据),中国人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中国新获得的财富只会让它更有能力维持这种系统的运转。随着经济的扩张,政府利用其繁荣购买了与美国一样的技术,以监视自己的公民。但裴敏欣所揭示的是,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更具入侵性的控制系统,并不是因为有了更先进的小发明。相反,资金涌入了地方和地区警察部队,使他们能够加强庞大的线人和间谍网络。中国最大的资产是人力提供的情报,无论是来自爱管闲事的邻居还是训练有素的间谍。正因如此,它的独裁权力既像一个未来的赛博朋克反乌托邦,又像一个封建王国。

裴敏欣认为,监视应被理解为一种“预防性镇压”,利用抗议者对被发现的恐惧,可以在抗议开始之前就阻止其发生。这是解决每个独裁政权都会面临的“强制困境”的最有效方法:“要判断多大程度的镇压正好可以去除反对”,同时又不会激发民众起义,比如最终发展成为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的民主运动。

通过采访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梳理地方网站、措辞模棱两可的政府公告和偶尔泄露的信息,裴敏欣成功地拼凑出了构成中国庞大监控网络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他揭示了地方和国家政府如何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极右宗教组织法轮功成员等“关键人物”作为目标,并挑出了大约1%的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监控。


监控录像当然是有用的,集中式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也能起到作用。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独裁统治因技术革新而强大,比如拟议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技术,该体系有朝一日可能会给每位公民打一个评价服从程度的分数,从而分配他们获得工作、度假、就餐和出行的机会。但裴敏欣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

与塔乌一样,裴敏欣擅长诊断问题而非开药方——他的作品揭示了隐藏的压制系统,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两位作者都极具说服力地指出,有关间谍技术的噱头标题只是障眼法;监控是公私合作的一种功能,而非特定技术。在中国,这些合作关系广为人知,目标关键人物是谁也往往为其社区所知。而在美国,公民很少知道自己何时会成为目标,政府会从科技公司秘密窃取数据。

但结果是一样的。大规模监控已成为常态,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都使我们容易成为被指定的替罪羊,自由受到限制。美国的数据掮客相当于窥探隐私的邻居,他们从你的窗户偷窥,希望得到一些情报,然后卖给警察。你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着,但手机触摸屏的深色玻璃模糊了潜伏在屏幕外的政府。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美殊途同归?当大规模监控成为常态……与塔乌一样,裴敏欣擅长诊断问题而非开药方——他的作品揭示了隐藏的压制系统,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我看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当大规模监控成为中美殊途同归的常态,这就显示了走向全球政府的步骤!所以我在他俩不懂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中美殊途同归——走向全球政府!

谢选骏:马克思幽灵撮合——美苏联合瓜分世界,帮助犹太复国主义

 

《罗斯福与斯大林的魔鬼交易》(沈阳晚报2010.5.5)报道:


史海揭秘阅读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英美俄盟军三巨头总共才见过两回面,次数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苏联主席斯大林之间的频繁通信,多得令人诧异。罗斯福还曾经向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比起你,斯大林对我更好。”两人通信逾千封,其中300封首次公开,结集成书《我亲爱的斯大林先生》( M y Dear Mr Stalin)于上月出版,信中披露了三巨头的恩怨和猜忌。


斯大林很怕坐飞机


1943年11月三巨头在德黑兰首次会晤前,斯大林从未离开过国土。罗斯福于是写信给他,威迫利诱下企图说服斯大林起行。


罗斯福写道,“您飞行600哩,算不了甚么,我比您远超10倍。”“如果我们三个人为了那区区几百哩路程就不见面,将来我们的子孙会视此为一出悲剧。”经罗斯福规劝,斯大林终于首肯。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从埃及首都开罗出发,斯大林则由巴库起飞。据该书记载,斯大林此行吓破了胆,他的飞机经过伊朗厄尔布尔士山脉上空时,遇上气涡,机身被撞击至摇摆不定。斯大林紧握座位扶手不放,面容恐慌。


三位老人事后均投诉,此行掉了他们半条人命。斯大林耳痛达两周;罗斯福不停咳嗽,病情恶化成为支气管炎;丘吉尔则患上肺炎。


斯大林安装窃听器


斯大林坐飞机经验仅此一次。三巨头计划1945年2月,再作第二次会晤时,他誓死不肯离开苏联。另外两位老人只得迁就他,飞往克里米亚半岛一个黑海边的度假胜地─雅尔塔,会后签署了著名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答应美国出战日本,条件是要外蒙独立;和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等。


该书引述美国情报部门2003年出版的刊物《情报研究》披露,斯大林拒绝离国其实另有两理由。首先,他可以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下榻的前沙皇皇宫内安装窃听器,将他们的谈话内容录了音,然后在签署协定时得以讨价还价。


另一理由是,斯大林之前赴德黑兰开会时,曾在宴席上出过洋相。他不懂使用刀叉进餐,要翻译官从旁教授餐桌礼仪,令他非常尴尬。留在苏联,斯大林就无所拘束。


三人通信逾2千封


当年英美俄之间的通讯,仅靠密码电报;为了避免德军从中截获消息,三国领导人能够直接会晤商讨战略,当然是上策。但斯大林既然不肯移玉步,他们只好凭信寄意,由专人秘密带信到对方手上。据统计,直到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三人的往来信件逾2千5百封,其中又以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占大多数。


英国《卫报》分析,我们不能将这些信件视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它们只是记载历史的文献。事实上,斯大林和罗斯福都视写信为苦差,尤其是斯大林,他的母语并非英语,真是下笔艰辛。不过,根据两人通信内容,可窥探到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的要求,大都可随心所欲。


据1941年10月罗斯福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他保证,为了支持红军作战,将源源不绝地供应物资,包括带刺铁丝网、毛皮大衣,甚至军靴。


罗斯福损害中国利益


《卫报》幽默地说,这封信是现代历史上最花费的“购物单”,共67项。其中第6项:卡车,立刻运送5600部,以后每月1万部。第23项:硅铁,每月3百吨。第25项:装甲板,每月1千吨。第42项:制火药用的甲苯,每月2千吨。第66项:军靴,每月最少20万对。


当时希特勒已经入侵苏联,斯大林于是回信给罗斯福说,“我们作出全面戒备,以确保和美国合作,对抗我们的共同敌人———嗜杀的纳粹主义。”


罗斯福对战争充满乐观。1943年6月他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为了达到最后胜利,我们需要有团结和牺牲精神。这种精神,鼓励我们肩负起领导世界和平的任务。”罗斯福千方百计拉拢斯大林抗日,美国民众对他的表现甚为不满。


事后证实,罗斯福的策略有利美国。二战中,美军牺牲人数为40万5千人;苏军为2千7百万人,远超美军。历史学家认为,倘若苏联不加入抗日,美军牺牲的人数会多一百万。这解释了为什么罗斯福宁愿损害和中国的关系,也同意借着《雅尔塔协定》给予苏联利益。


我可以操纵斯大林


罗斯福控制权力的自信心,成为他个人最大的魅力,也是他最致命的弱点。1941年他写信给丘吉尔道,“坦白地对您说,我可以操纵斯大林,比起应付贵国的外交部和我国的国务院,更加得心应手。斯大林憎恨您的高官胆小如鼠。他想,他喜欢我多一点。我希望他继续如此。”


丘吉尔观点却不一样。他回信说,“斯大林不近人情,将来后患无穷。”《卫报》说,事后证明丘吉尔确有远见。


1945年4月11日罗斯福逝世前两小时,他令助手草拟一封信给斯大林。当时意大利准备投降,惟独苏联代表被摒弃出席谈判,激怒了斯大林。罗斯福写信向他解释,“我们千万不能互相猜疑,类似这样的小小误会,将来会尽量避免。”罗斯福一边说一边向助手埋怨,他的后脑痛得像要裂开。两个小时后,他与世长辞。


《卫报》认为,斯大林自此原形毕露。他公开地挑衅和猜疑英美两国,埋下冷战伏笔。报道说,这批信函是20世纪收藏的最重要档案。


斯大林和罗斯福当年是秘密通信,只有身边几名顾问知悉详情。信件封尘60年,现在终于重见天日。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与斯大林的魔鬼交易”,我看这是马克思的幽灵撮合——美苏联合瓜分世界,帮助犹太复国主义。罗斯福很快就被魔鬼接走下了地狱,斯大林也仅仅比希特勒多活了八年不到——由于大量吸烟导致斯狗动脉粥样硬化,在胜利大游行期间出现轻微中风,1945年10月发生严重心脏病。拖拖沓沓到了1953年3月5日,罗斯二狗才在地狱里会面。


《为什么共产主义没有像纳粹一样让人们厌恶?》(美国保守派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作家。出生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报道:


为什么共产主义没有像纳粹一样让人们厌恶?而实际上共产主义杀的人比纳粹多的多了。当人们描述特别邪恶的个人或政权时,为什么他们使用“纳粹”或“法西斯”一词,而不使用“共产主义”? 鉴于共产主义者给人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为什么“共产主义”一词比“纳粹”更不那么令人厌恶呢?


共产党在中国杀害了 7000万人,在苏联杀害了超过2000万人(还不包括约500万乌克兰人),并且几乎每三个柬埔寨人中就有一个被杀害,共计两百多万。

共产主义者奴役了俄罗斯、越南、中国、东欧、朝鲜、古巴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整个国家。 他们毁掉了超过十几亿人的生活。 那么,为什么共产主义没有像纳粹主义那样臭名昭著呢?


原因一:简单地说,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记录一无所知。

虽然右翼和左翼都厌恶纳粹主义并宣扬其邪恶历史,但左派——我说的是左派,而不是像哈里·杜鲁门或约翰·F·肯尼迪这样的传统自由主义者——却从未厌恶共产主义。 由于左派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讲授共产主义的邪恶历史。


原因二:纳粹实施了大屠杀。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大屠杀的纯粹邪恶。 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犹太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都被围捕并送死,这是前所未有的。共产党杀害的人远多于纳粹,但在种族灭绝的系统化方面却从未与大屠杀相媲美。大屠杀的独特性以及对其给予的巨大关注,使得纳粹主义的名声比共产主义更糟糕。


理由三:共产主义建立在听起来不错的理论之上;纳粹主义不是。它基于听起来令人发指的理论。一般的知识分子——当然包括那些书写历史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文字的诱惑——以至于他们认为行动不如文字那么重要。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共产主义者的可怕行为的关注程度远不如对纳粹分子的可怕行为的关注程度。他们斥责共产主义者的罪恶是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歪曲(真的共产主义使好的)。但他们(正确地)认为纳粹暴行是纳粹主义的逻辑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理由四:德国人彻底揭露了纳粹主义的罪恶,承担了责任,并试图赎罪。对于列宁或斯大林的恐怖,俄罗斯人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措施。 相反,苏联共产主义之父列宁在俄罗斯仍然受到广泛的崇拜。至于斯大林,正如伦敦大学俄罗斯历史学家唐纳德·雷菲尔德所说,“人们仍然通过断言或暗示否认斯大林的大屠杀。”更何况,虽然中国曝光了最大的大屠杀凶手以及所有人都是他的奴隶——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国仍然受到尊敬。 每张中国纸币上都有他的照片。直到俄罗斯和中国——以及越南、古巴和朝鲜——是否承认他们的国家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犯下的罪恶,共产主义的罪恶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家的罪恶相比,它仍然鲜为人知。


理由五:共产党人屠杀的大多是自己的人民。 另一方面,纳粹却很少杀害德国同胞。“世界舆论”——这个基本上毫无意义且不道德的术语——认为谋杀自己群体的成员远不如谋杀外人值得注意。例如,这就是为什么黑人杀害非洲数百万黑人同胞的事件几乎没有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理由六:在左派看来,最后一场“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左派并不认为针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战争是“善战”。例如,美国针对越南共产主义的战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针对朝鲜共产主义及其中国共产党支持者的战争则被完全忽视。


在左派以及所有受左派影响的机构承认共产主义是多么邪恶之前,我们将继续生活在一个道德混乱的世界中。


与此同时,所有好人都应该了解共产主义受害者的遭遇。 比被谋杀或奴役更糟糕的是这个世界甚至不知道你被谋杀或奴役。


谢选骏指出:上面列举的原因都对,但却不是最为重要的。在我看来,“为什么共产主义没有像纳粹一样让人们厌恶”的最重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还没有被彻底消灭!所以,马克思的幽灵才能撮合——美苏联合瓜分世界,帮助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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