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论亚里士多德】
（一）亚里士多德是个项目负责人
《城邦与自然 ——浅析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庸铭）报道：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卷一中这样写“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自然的，这种观点与现代的政治学观点是截然相反的，现代的政治学往往认为政治是人为的产物，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如此，而且大家也普遍认为我们在自然上并非是政治的动物。那是否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古旧的观点就不值得探讨了呢？并非如此，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这种观点也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一个独特产物，具有分析的价值，而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都与这一观点息息相关，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思想，也脱离不开这一观点。可以说，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卷一中如何论证城邦的自然性的探究如今仍然是有意义的。
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当时古希腊的城邦是怎么样的。“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包含多个城市的国家。那种国家是‘领土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了。领土国家因为疆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2]，而古希腊因为是城邦国家，也就有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制，但能够行使直接民主权利的的人大约也只有“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3]。除此以外，“城邦是‘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这里所说的‘独立主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概念，甚至‘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它还是一个城邦。”[4]，而这里面的帝国指的也不过是一种同盟。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中论证城邦的自然性的逻辑是先从家庭的自然性开始论证，然后论证家庭如何产生村落，而村落又如何自然生出城邦。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人说城邦政治家和君王或家长或奴隶主相同，这种说法是谬误的”[5]，换而言之，亚里士多德不同意那种家国同构的思想，也因此，亚里士多德论证家庭的自然性如何推导出城邦的自然性也就更为复杂，他“既将城邦理解作从先前的自然团体生长而来的东西，同时又不否认城邦的起源不同于家庭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必须调和下面两种说法：城邦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产物；城邦是人类自由的产物”[6]。下面我将按照这种逻辑整理亚里士多德是如何论证城邦的自然性的，不过其中家庭产生村落是因为多个家庭需要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城邦的产生则是因为人们不仅要生活，还需要好生活，这一层的逻辑原文着墨较少。而且村落作为家庭和城邦的中间物，只是一个由生存到生活到好生活的过程，其中由生存到生活无需过多论证，所以我会略过这一步骤，直接写亚里士多德如何从家庭的自然性推出城邦的自然性。
“最初，互相依存的两个生物必须结合，雌雄（男女）不能单独延续其种类，这就得先成为配偶，——人类和一般动物以及植物相同，都要使自己遗留形性相肖的后嗣，所以配偶出于生理的自然，并不由于意志（思虑）的结合”[7]，通过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证明了男女结合为家庭的自然性。
然而在古希腊城邦中，家庭并非只有自由人的结合，家庭中还包含了奴隶，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还得证明奴隶的自然性。在此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天然奴隶的存在，“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类为数很多”[8]，而各种人的才智有别，“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9]。在这里，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指出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相互需要，就像前面所说的男女的相互需要一样，“暗示着某种平等”[10]，另一方面，我们显而易见的是奴隶制中主人相对于奴隶是具有优越性地位的，而奴隶的劳动成果主要也是由主人享用，这里有具有显见的不平等。亚里士多德需要调和平等性与等级性这两种说法，所以一方面奴隶也是作为人，而非动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奴隶理智不如主人，但也高于野兽，也因此，奴隶和主人的关系的自然性才值得证明，而不像主人与家中牲畜的关系那样无需论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以主人在理智方面对于奴隶的优越性地位说明了奴隶存在是自然的。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奴隶是作为主人的财产而存在的，是一种工具。当然这里的说法不代表亚里士多德完全不尊重奴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意味着奴隶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存在的，就像水手是航船的工具一样。但问题在于奴隶作为工具是为了满足所有者的需求而存在的，那么这里的奴隶作为主人的财产也是以主人为目的的，那么这里就可以说奴隶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而存在的。纵然亚里士多德认为统治与被统治的自然性有益于双方，但作为主人财产的奴隶，他是以主人为目的，以自己为手段的，很难说这里是自然地有益于双方。如果我们比附性地将那种有益于双方的关系认作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所言的自由市场交换所致，那么显见的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不像自由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一样平等，恰恰相反，事实上主人对于奴隶有着极强的权力，那么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又怎么能说双方在此都获益了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的理智不如主人因而应当受统治，从静止的层面上来看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的从动态的角度来讲，奴隶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也会再生产出主人-奴隶这种关系。也就是说从一种阶级论的角度来讲，奴隶将永远为奴隶，阶级流动性极低，而且这种阶级的固化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就算是在思想层面，已经有社会学研究了知识水平与阶级的高度关联性，也就是说奴隶一直处于奴隶的状态之下，并且难以发展其理智，那这能够说有益于奴隶吗？而且，奴隶作为财产也不仅仅意味着主人对于奴隶的统治，也同时意味着主人对于奴隶所拥有的所有权，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天然奴隶的说法，似乎也只能得到一种统治关系的天然性，而无法说明这种所有权的天然性。
通过上述方式论证了家庭的自然性之后，亚里士多德就需要去进而论证城邦的自然性。他认为“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1]，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尚无法让人过上优良的生活，也因此自然而然发展出城邦来。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城邦的自然性并不是说城邦天然存在，而是从一种目的论的角度来阐明城邦存在的自然性，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城邦是自然的，并非因为城邦碰巧从自然联合体中发展而来，乃是因为它是从自然联合体生长出来的”[12]。而针对所谓的优良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与语言都是人类特有的，在这点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会认为理智就是人的功能，人之为人在于运用其理性，而城邦的政治生活需要演讲，需要运用理智与修辞，从这点意义上城邦符合了我们的本性。而“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3]，就是因为人之为人必须的发挥其理性，而不属于城邦中的人也就失去了在政治生活中如此发挥的机会，要不然是他已经达到了完善的境界，成为了神，要不然就是他无法实现其理性，成为了野兽，总之，他也就无以成为人。这种论证就是说“城邦之所以自然，是因为它可以完全或成全人”[14]，这个时候人可以进行人类特性的活动（理性），这样的人才能是人。从这点意义上来讲，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人肯定是在城邦之前产生的，但是就逻辑来讲，人必须得实现其理性才得以成为人，那样的话城邦就优先于人而存在。
而戴维斯在《哲学的政治》中又指出了亚里士多德文本中暗含的两种可能的结局。他从亚里士多德引用的一句荷马的诗句“人各统率着他的儿女和妻子”出发，发现这句话原本是写独眼巨人的，而独眼巨人的一大习性就是食人。从亚里士多德无意间用了关于食人的独眼巨人族的诗句来看，他认为“仅仅按有用性——仿佛只有作为另一个存在者的部分时才具有某种善——理解他人，其自然结果必然是吃人”[15]，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把城邦这一共同体当作目的，最高的善，而把家庭当作最终的目的，那么对于家庭以外的就会导向极端强硬的目的论，就像认为奴隶的目的是主人一样，人们也会认为自己是目的，让其他人为了实现自己这一目的而成为手段，那么最极端、最残暴的结局就是这样会让人走向吃人。而城邦这一共同体包含了平等性的可能，邦民作为平等的个体而交往，而不会将自己当作最高的目的，将别人当作手段，而且在其中人们还能够实现其理性，城邦作为人们追求的最高善的共同体，就能够摆脱这种食人的结局。而且戴维斯发现亚里士多德在以一种高于野蛮人的文明人的视角讲述蛮族人把女人和奴隶混同的同时，这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女人的确可能与奴隶有共同性。而且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女人和孩子规定他们所必需的独立于其所生活的政制的教育，也就是说女人和孩子的德性取决于政制。这是因为父亲在家庭中是实行政治性统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要么终生为奴，要么起身反抗。没有城邦，长大成人就意味着弑父”[16]，而城邦让孩子的教育取决于政制，将来能够参与政治，实现自己作为人的功能，而如果家庭被当成最终的目的，他们就被局限于家庭中，受父亲的统治，无法实现这一切。从这些层面上来讲，家庭必须得生长出城邦，才能够实现人们优良的生活。
当然，把城邦当作自然性的在现代政治中无疑是有悖大多数人的观点的。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城邦这样的城市国家的出现是因为奴隶制下的矛盾无法再按照原始氏族的方法解决，也就必须要一种超越与市民社会之上的权力来进行镇压。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两者对于城邦（国家）的定义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公民得以实现其理性，获得优良生活的场所，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两种视域之下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让公民实现其作为人的功能，但是古希腊城邦中拥有公民权的却只有少数，这种方式似乎无法解释城邦对于那部分被排斥在公民权之外的人的意义。而且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制的论证也没有写到普遍存在的奴隶与主人之间的矛盾，似乎对于奴隶制的论证，亚里士多德只是在逻辑上再指认其功能，而没有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来讨论奴隶制。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天然有的人缺乏理智，天然是奴隶，有的人具有理智，应当成为主人，这种主奴关系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这么样一种观点其实是从逻辑的角度对于现存的秩序的辩护。且不论这种逻辑的层面也会存在疏漏，问题在于奴隶制的产生也是具有其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当然我们可以说的确有的东西就其历史而言是在后的，但就其逻辑而言却是在先的，但是对于具有历史性的事物，如果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历史的把握，我们就有可能忽视其产生的历史性的前提条件。而忽视了这些前提条件，那我们就像是忘记了存在前提假设而去讨论一个经济学模型的合理性，这样的合理性只能够是在条件约束之下的，相对的合理性，而不是真正对应于现实的合理性。这种缺少历史性的逻辑思考就很容易导致对于现有秩序的再指认，也就是从现有秩序出发，逻辑上推导出现有秩序的功能与合理性。而无论是现在奴隶制已经不再流行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本身存在的这些方面的问题都让我们现在的人无法信服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的概念。
虽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种对于城邦自然性的论证对于现代政治思想已经显得很不适时宜，但是回到古典文献，我们能够看到与现代观点不同的另外一种思路。这无论是对于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还是反思现代性思想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在此过程中我们既应该不局限于现代的观点，避免对古代思想评价有失偏颇，也应该认识到古代的思想的历史的、逻辑的局限性，这才是一种比较好的阅读、研究方式。
参考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7页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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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2页
^戴维斯《哲学的政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3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3、4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14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15、16页
^戴维斯《哲学的政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8页
^戴维斯《哲学的政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6页
^阿莫伯勒《亚里士多德对城邦自然性的理解》，见刘小枫主编：《城邦与自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92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年.12页
^阿莫伯勒《亚里士多德对城邦自然性的理解》，见刘小枫主编：《城邦与自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94页
^戴维斯《哲学的政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13页
^戴维斯《哲学的政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15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政治学》（古希腊语：Πολιτικά，英语：Politics）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这本书是他对于城邦各项政治事物的讨论。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
我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其他著作，就像就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黑格尔的系列著作那样，都是利用学生的听课讲义拼凑而成的，所以显得杂乱无章。
人说——
成书历史
《政治学》是专门讨论政治和原理之著作。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园对希腊半岛的158个城邦进行了实地考察，写成了《雅典政制》（现仅存残篇）。《政治学》一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就而成。中世纪时期，穆尔贝克的威廉最早将该书翻译成拉丁语。
重要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制度可以由两个维度而确定，第一个维度为统治者的数量，以此可以分为“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全体）统治”；第二个维度为国家机器的服务对象，可以分为“为全体服务”和“为部分人服务”。
将两种维度映射起来就形成了六种政体的国家：
君主制（一人统治为全体服务）国家；
僭主制（一人统治为部分服务）国家；
贵族制（少数统治为全体服务）国家；
寡头制（少数统治为部分服务）国家；
民主制（多数人统治为全体服务）国家；
平民制（多数人统治为部分服务）国家。
亚里士多德认为将以上六种国家中的1、3、5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种制度三体合一，形成的制度是共和制，这种制度是最优秀的制度。 具体的运作方式是依靠分封制度来形成的：即国王保护整个国家的土地，作为回报贵族需要向国王上贡；贵族保护民众的土地，作为回报，民众需要缴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事情做，互相依存又互不干涉。这就是早期的共和制的由来。
共和制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民主与积极性，又可以防止平民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我看——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在吕克昂学园对希腊半岛的158个城邦进行“实地考察”，就是依靠他的学生们的七嘴八舌、道听途说进行的，所以和希腊史家的种种记载大相径庭。
亚里士多德著作一览
"Aristoteles" (1811) by Francesco Hayez (1791–1882)
逻辑学（工具论）
范畴篇
解释篇
前分析篇
后分析篇
论题篇
辨谬篇
自然哲学（物理学）
物理学
论天
论产生和毁灭
天象论
论宇宙*
论灵魂
论感觉及其对象
论记忆
论睡眠
论梦
论睡眠中的征兆
论生命的长短
论青年与老年、生与死与呼吸
论气息*
动物志
动物之构造
动物之运动
动物之行进
动物之生殖
论颜色*
论声音*
体相学*
论植物*
奇闻集*
机械学†问题集†
论不可分割的线*
论风的方位与名称*
论麦里梭、克塞诺芬和高尔吉亚*
形而上学
伦理政治
尼各马可伦理学
大伦理学†
优台漠伦理学
论善与恶*
政治学
家政学†
雅典政制
修辞学
诗学
亚历山大修辞学*
残篇
[*]：一般认为是伪作
[†]：真实性有争议
谢选骏指出：亚里士多德似很博学，就像现代大学校长办公室掌握了各个科系的课本；也像许多学术科研项目的经费申请人，领衔各种科研项目的署名权。
（二）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家仆
《天才与天才的相遇：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师生情谊》（[英]彼得·格林 著 詹瑜松 译 2018-04-01）报道：
这样你就不会做太多那些我悔之不及的事情”
作为一个男孩，亚历山大的身材比常人略矮，但肌肉强健，身体结实。（和他的英雄阿基琉斯一样）他已经是一个出色的跑步能手了。他的头发金黄而蓬乱，据说很像狮子的鬃毛；同时，他还有着白人常有的红润面色。他的眼睛则有些奇怪，其中一只呈灰蓝色，而另一只却是深褐色。他的牙齿特别尖锐——根据亚历山大传奇的说法，“像是一些小钉子”，这种不同寻常的写实修饰一直为人们所深信。他有一副尖而高的嗓音，当他激动时声音有点刺耳。他走起路来快速而有力，这种习惯他是从老列奥尼达斯那里学来的；他的头略微向前和左倾至于这是由于某些生理缺陷还是因为单纯的偏好，至今仍不得而知。他最早的肖像甚至有一种非常女孩子气的感觉，而在这种温柔的魅力背后却潜藏着一种受压抑的歇斯底里。人们觉得，亚里士多德那段时间大概非常头疼。
鉴于佩拉潜藏着各种政治阴谋且奥林匹娅斯的影响无处不在，腓力很明智地断定，此地已不适合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亚历山大了。更高的教育需要有乡村般的清净环境。所以，他把米扎的所谓宁芙区指定给亚里士多德，这个地方是贝尔弥昂山脉东缘的一个村庄，位于贝罗亚（维里亚）以北。该地区可能是著名的弥达斯花园的一部分，涵盖了现在的维里亚纳乌萨沃德纳区域，这是一个遍布优质葡萄园和果园的地方（纳乌萨现今仍在出产类似勃艮第的精良红葡萄酒）。晚至普鲁塔克时代，亦即公元1世纪时，游人依旧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授课之处的石凳和林荫道。亚历山大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唯一的学生，而这又一次展现了腓力的远见卓识。腓力为年轻的王子挑选了一群同龄人，随他一同在米扎读书。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终身好友赫淮斯提翁（Hephaestion）、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和拉古斯之子托勒密（Ptolemy）后面两位后来都成了国王。此外还有佩拉的马尔西亚斯（Marsyas of Pella），他后来写过一篇题为《亚历山大的教育》的专论，现已佚失。
古代史家告诉我们，腓力曾嘱咐他的儿子要努力学习，尤其要注意亚里士多德所教的内容他说：“这样你就不会做太多那些我悔之不及的事情。”此时，亚历山大略为无礼地责怨腓力，“因为除了他的妻子外，他还总是和其他女人生养孩子”。要注意的是生养，而不仅仅是：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排除现代人的观念，即认为亚历山大是青春期的哈姆雷特而腓力则是克劳狄斯（Claudius）。事实上，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对王位继承权的忧虑。毕竟，非婚生的异母兄弟就给腓力带来过巨大的麻烦。为什么亚历山大也要重新经历这种糟心的过程呢？而国王的回复也说明他深知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回答他儿子的责难时，他说：“好吧，（强调为笔者所加），那你就证明你是可敬而且优秀的，这样你赢得王位就不是因为我，而是全凭你自己。”
这个故事基本排除了类弗洛伊德式的元素，而某些学者认为他们在亚历山大与奥林匹娅斯的关系中发现了这种元素。真相少了许多传奇色彩，但对于未来的许多事件而言却意义重大。即使是在这个年纪，亚历山大最为萦心挂念的（也是他母亲最挂念的，如果说到这方面的话），乃是他作为嗣君的地位。纵使他确有俄狄浦斯情结，跟热切的王权野心相比，那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因为这种野心正是奥林匹娅斯孜孜不倦地在他心中培养起来的：那些坚持心理动机论者若以阿德勒（Adler）而非弗洛伊德作导师，或许能做得更好些。
当有人向他提议，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短跑健将，完全可以去参加奥林匹亚赛会时，他回答说只有其他国王作他的竞争对手，他才会参加比赛。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性格，而且跟我们对他成年后的性格的了解相当吻合。当亚历山大正在整个亚洲追赶大流士（Darius）时，他听说亚里士多德发表了一篇专论，一篇关于形而上学的更加深奥难懂的重要著作，这篇专论原本只留与少数优秀学生口头讨论，因而也是米扎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国王尽管忙于其他燃眉之事，但仍抽出时间给他的前任老师写了一封信，一封简短而带有怨怒之气的信。他质问道：“倘若这些我受其训练的学说成了所有人共有的知识财富，那我又能在什么方面超过其他人呢？”亚里士多德安慰性地回复说，这篇专论对于没有上过他课的人而言毫无意义，而且事实上它发表出来只是作为初学者的备忘纲要而已！这个回答有点苍白无力，绝非精心措辞来抚慰亚历山大那被激怒且有极端王者心态的自我。
要永远做最优秀者：荷马式的理想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支配着亚历山大诸多行动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看法（如果《政治学》第三卷跟他在米扎阐述的观点存在联系）也并没有弱化王太子自身的想法。人们大概会猜想，作为一个优秀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觉得他的王室学生的地位和雄心让他备感为难。当时政治理论的整个趋势，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独裁主义，都在转向某种形式的共和主义。由《政治学》可知他一直在设法回避这一难题。尽管总体上他谴责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但他仍给为君主制留了一个合理化的理由，也是唯一的一个，即卓越的个人的（成就［achievement］，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选择这种独特的荷马式标准绝非偶然。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在凡人当中如神明一般”，他和宙斯一样，是不会屈从于同辈之人的统治的，而且超然于法律制裁之上，因为他就是法律的化身；这样的人只能当国王，没有其他道路可选。
对蛮族的战争
即使这样，君主制也只在一种情况下是的（即在道德上具有合理性）：“当国王或其家族的是如此地卓越超群，以至竟远远胜过其他公民的的总和时。”要是腓力所雇之人没有清楚地说明阿吉德王族恰好符号这个标准，那也至少可以说太欠考虑了。这种学说也许不会鼓励亚历山大在多年之后自命为神（也有人认真地这么认为），但它无疑不会削弱他的王者式的自信。亚历山大极为渴望通过打败蛮族人而获得荣耀，而在为其寻找理论支持方面，亚里士多德一点儿也不迟钝。实际上，他对波斯的态度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种族中心主义。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制度；相应地，所有“蛮族人”（即非希腊人）天然都是奴隶。所以，希腊人统治蛮族人既正确又合适，反之则不然。如同许多有种族主义之用心的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在从地缘政治学或“自然法”中提取的事实中找到了他的理论依据。希腊人的优越显然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的恩赐。在一份著名的残篇中，他建议亚历山大做“希腊人的领导者（hegemon）而做蛮族人的暴君；要像对待朋友和亲人一样照顾前者，而像对付野兽或植物那样处置后者”。
亚里士多德
他这么想有其充足的个人缘由。公元前341年，苏萨方面已经知晓了赫尔迈亚斯与腓力的私下交往。波斯大王派他的希腊雇佣兵将军门托尔（Mentor）前去解决阿塔纽斯的那位哲学家兼阉人。门托尔诱骗赫尔迈亚斯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立即将其逮捕。在雅典，德摩斯提尼不怀好意地幸灾乐祸，以为赫尔迈亚斯将会在酷刑之下供出马其顿的绝密计划。可惜，他看错了人。赫尔迈亚斯遭受了肢体残害和刺刑，奄奄一息的他仍设法让人带信给他的旧友们。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与学者和绅士身份不相称的事情。腓力的秘密便和他一起进了坟茔，而身处米扎舒适的静修之所的亚里士多德则为他写了一首深情的纪念颂诗。人们经常认为，亚历山大在排外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有着根本的分歧，这位未来的世界征服者有着比“城邦”更广阔的政治眼界。有的学者甚至断言，“天才与天才的相遇……既没有更深的意义，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即使假定亚历山大后来采取了某种形式的种族融合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最初不曾由衷地支持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甚至他最理想主义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塔恩（Tarn）说：“亚历山大之所以侵略波斯，首要原因无疑是他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情，这是他继承而来的使命。”再者，他背后还有整个希腊文化舆论在支持他。欧里庇得斯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即“蛮族人”应当臣服于希腊人。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都把所有的非希腊人视为天然的敌人，他们可以被随意地奴役或消灭。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则认为对抗蛮族人的战争本质上就是正义的。这些说法可能会被认为荒诞不经而受到不屑；但是它们并没有比德戈宾诺的雅利安超人理念更荒诞。而且无论荒诞与否，它们都具有支配信念的力量，从而能以最根本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当希特勒要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时，他的行动正是基于某些人可以被当作次等人而加以清除的信念，也就是说，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他将这些人与野兽或植物等同了起来。
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蛮族人的兽性或植物性有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必定在他的学生心中激起过一阵回响。他写道，“没有人会把生存的价值简单地等同于饮食或性的乐趣……除非他是奴性十足之辈”（即奴隶或蛮族人）。另一方面，对这样的人而言，是野兽还是人毫无区别。他引用的重要例证是纵情声色的亚述人萨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us，即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可见，蛮族人之所以受到蔑视，说到底是这个。事实上，单纯的享乐生活正是亚里士多德教他的学生要予以鄙弃的东西。这种学说对亚历山大必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向来看重自制和克己（至少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是这样），而且他热烈而易感的天性显示出他具有很强的英雄崇拜倾向。（对他来说，英雄是神话人物还是当代豪杰，这并无分别：他可能会以阿基琉斯为榜样，但他同样也会学习老先生列奥尼达斯快捷的步伐。）亚历山大饮食很有节制；他对金钱极为轻蔑，慷慨地把战利品分发出去，只给自己留下很少的部分；他说，他最能感知自己也是凡人的时刻是“在性爱与睡觉之时”。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好是坏，在米扎的几年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当然，亚里士多德关于分别对待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建议也可以有更加现实的解释：谁要是想最大程度利用所要利用之人，他就必须尽可能地迎合他们以赢得他们的合作。希腊人要求以平等相待，独立感无论多么虚幻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与之相反，亚洲人只响应、或者说尊崇严厉的威权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民政事务官员的信条。不管亚里士多德是否有意设计这门课程，亚历山大学都学得再好不过了。我们会看到，他把它应用到了他后来所接触到的每个人和每个团体中。
师承
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其师无所不包的科学兴趣，以及与之相应的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在一次课堂测试中，他被问及遇到某些情况时怎么办，他回答说碰上了才会知道这个回答必定深得亚里士多德的赞许。和他的伟大前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样，亚里士多德相信，经验和观察是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基础，现代科学依然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原则。当亚历山大发动亚洲侵略行动时，他随军带了一大群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勘探员；他们收集的材料和信息为好几部划时代的科学著作提供了基础，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动物志》。同样，这一前无古人的业绩的幕后推动者是谁不言而喻。
此外，亚历山大对医学和生物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二者都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特别喜爱的学科。普鲁塔克说，终其一生，亚历山大“不仅喜爱医学，而且实际上当朋友生病时他还会前去救助他们，为他们开出相应的治疗方法和饮食疗法”。此类科学教育让他最受益匪浅的，或许是由此形成的敏锐而灵活的头脑，以及根据事情的本身、不带偏见地即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其实已经触及了他作为战场统帅最鲜明的品质。
从更一般的层次上看，亚历山大学习的课程正是柏拉图所规定的，在当时的学园成员中十分流行。他阅读并谈论诗歌，特别是荷马的，我们已经看到他对《伊利亚特》有多么迷恋。他在几何学、天文学和修辞学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修辞学的分支、通常所说的辩论术，即以同等的辩才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辩驳。亚历山大十分喜爱辩论术，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后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原因不难看出。对普通率直的马其顿人来说，“一个从正反两方同样善辩之人显然是虚伪之徒，这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年老的伊索克拉底因亚历山大的教育没有委托给他、或者他修辞学校的某个成员而愤恨不已，在他眼里整个学园式的训练都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尚有一封他大约于公元前342年写给亚历山大的信，在信中他用一种委婉的外交辞藻告诫年轻的王子，那些只会钻牛角尖的智术师根本无法教他如何有效地应对残酷的政治现实。他指出，君主的职责不是说服而是命令亚历山大应当远离辩论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建议，即便它是出于偏狭的动机。然而不用多说，它被无视了。
亚历山大在弥达斯花园待了三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马其顿和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的关系不断恶化。当年轻的王子和他的导师在米扎的林荫中漫步时，腓力有许多更急切和更现实的事务要处理。公元前342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色雷斯上，马其顿与之相邻的边境最为虚弱，于是他沿着赫布鲁斯河谷建立了许多军事殖民地。殖民者是马其顿的渣滓，各类惯犯、失业的雇佣兵和各种捣乱分子。其中有个地方获得了波聂洛波利斯的别名，意为“匪徒之城”：很显然，腓力这一安排可谓一举两得。与此同时，他又娶了第四位妻子一个色雷斯君主科特拉斯（Cothelas）之女美妲（Meda）。她为他带来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和一个有力的盟友。而据我们所知，奥林匹娅斯没有任何反对。
亚历山大大帝
对于腓力的最终目标，德摩斯提尼不抱有任何幻想。他说，马其顿国王在那里过冬，“不是为了色雷斯人仓储中的黑麦和谷子”，而是作为一项长远计划的一部分，意在夺取“雅典的港口、船坞、战舰和银矿”。这一前景让雅典人非常惊恐，于是他们派遣一位名叫狄奥佩特斯（Diopeithes）的雇佣兵队长前往色雷斯的凯尔索涅索斯（加利波利半岛），任务是在那里“保卫雅典的利益”——这是一种经典的委婉说法。狄奥佩特斯随行带了一些所谓的“殖民者”，看起来这些人和腓力沿赫布鲁斯河安置的那些人一样，同属无赖之徒。他本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由政府赞助的海盗，以敲诈保护费为生。伊索克拉底对这种进攻性策略颇为不安，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腓力，建议马其顿和雅典达成谅解，并且再次提出共同远征波斯的方案。
谢选骏指出：人说“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的”是“天才与天才的相遇”；我看亚里士多德傍着亚历山大才能通甩一个写作班子，成为千古大师；要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傍上亚历山大，到头来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乡村教师，就像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处境那样。
《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怎么样？》（2022-07-01）报道：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关系怎么样？
我认为他们师徒有基本的师生情谊，但是后期的关系应该恶化了。东征期间亚历山大还给老师寄过一些生物标本，供其研究。至于他们师徒关系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两人的性格和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较大。亚历山大的性格偏于感性，情绪火爆；亚里士多德则提倡理性思考和中庸之道。而亚历山大东征中的许多行为已经接近于希腊语境中的“暴君”。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人介于北方的蛮族和亚洲的奴隶之间，可以统帅其他民族。所以亚里士多德告诫亚历山大“做希腊人的领导者，做蛮族的主人”。但是亚历山大采取的东方化政策是超越民族界限的，对于东方贵族也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这种政策引起了马其顿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侄孙卡利斯提尼也被牵连，在受辱后被处死了。
其次，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以及东征期间留守在马其顿的监国安提帕特关系很好，和亚历山大不是同辈人。腓力二世在婚礼上被刺杀，死因充满谜团，亚历山大的继位也不被一些马其顿老臣所认可。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就清算了老将帕曼纽和其子菲罗塔斯，加强自身的权力。亚历山大在回师期间还评论过安提帕特“外表一身白衣，内里却是紫袍”，还当众殴打过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而卡山德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也杀死了亚历山大的遗孀和幼子，断绝了阿吉德王朝的血脉。
值得一提的是，在继业者战争期间，有传闻说亚里士多德从据说是冥河发源地的泉水中搜集了一种致命的饮品，卡山德应父亲安提帕特的要求将毒药装在骡子的蹄子中带到了巴比伦，被国王的侍酒者、卡山德的兄弟伊奥劳斯放入亚历山大的杯子中，毒死了亚历山大。此后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还挖出了伊奥劳斯的骸骨，任其散落。至于宣传故事的真假就有待后人去思考和探索了。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关系怎么样？
这个问题很有趣，作为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最著名的征服者，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的关系是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从古代记载来看，人们对他们的关系有很多描述：
首先，说说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的渊源。亚里士多德虽然出生在斯塔基拉，但他的父亲尼各马可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因此他的幼年是在马其顿宫廷度过的。阿敏塔斯三世有三个儿子，亚历山大（二世），佩尔狄卡斯，腓力。尼各马可大约在亚里士多德十三岁时去世，之后亚里士多德被母亲及监护人带回了老家，那么在他出生之后不久直到十三岁这个时间段，他其实都是生活在马其顿的宫廷。所以，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马其顿可不是什么蛮族，而是“家人”。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去世之前就离开了雅典，可见其出走的原因并非与学园派的继承人发生了龃龉，而是因为当时腓力正威胁进攻雅典，雅典人会把亚里士多德当作腓力的内应。这说明两个人有着密切关系是被雅典人认可的。（参见《名哲言行录》第五卷第一章，及I.Düring《古代传记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
那么，如此说来，腓力请亚里士多德担任自己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个人是自己的朋友，了解马其顿，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尽管出现了斯塔基拉被毁灭一事，但这似乎成为了一个美谈而非矛盾，即强调亚里士多德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重建故乡而答应担任老师，以及腓力和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视。究其原因，我猜测是可能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出生地也没有多少感情吧。
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生平》中记载了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在远征中的亚历山大听说亚里士多德要把自己关于一些隐秘知识（局限在小范围的弟子之间学习的知识）出版，便给他写信说道：“如果你将教导我的知识全部公之于众，那么我对别人又如何稳操胜券？”可见，亚历山大对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知识是十分看重的，甚至有一种“属于我的东西不能随便给别人”的心态。亚里士多德回复也十分巧妙，他说这些知识即使公开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们仅仅对于已经熟悉哲学知识的人才有用，对于一般人是大而无用的。（换句话说，懂得都懂了，不懂的也不会懂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亚历山大》）
同时，普鲁塔克还记载亚历山大在远征时一直带着一个小箱子——那是他征服波斯时俘获的大流士的战利品，里面放着亚里士多德注释的《伊利亚特》，这也是二人关系的一个佐证。
同样是普鲁塔克记载的这一章（亚历山大生平第八章），他说亚历山大对医学的热爱无疑来自他的老师。“他自己曾提过有段时间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敬爱不亚于他的父亲。”但是同与他的父亲的关系降至冰点一样，亚历山大对这位哲学家也产生了误会，虽然没有严重到要惩处他，但两人无法保持亲密的交往，并开始疏远。但他对哲学和求知的热情并未减少。
另一个事件同时出现在第欧根尼·拉尔修和普鲁塔克的记叙中，即亚里士多德推荐自己的亲戚（侄子辈）凯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到亚历山大的宫廷，亚历山大对他很信任。但因为这位学者说话过于直率，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很差，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以至于后来触怒了亚历山大，有人说他被绞死，有人说他被下狱最后瘐死狱中。对于此人亚里士多德早有预言，“我的孩子，我料想你会因言短寿的。” 普鲁塔克曾提到亚历山大要求在审判凯利斯提尼时亚里士多德应该到场，但很显然凯利斯提尼没有等到那一天。
除了这些“正经”的历史记述，在中世纪，关于二人关系的传奇也有很多。一个比较有趣的文本是十三到十四世纪出现的小调Le Lai d'Aristote，一般认为这是流行在法国和德意志地区的一个诗歌。它的主要内容是：亚历山大迷上了一个印度女子，亚里士多德去劝诫他，结果亚历山大心怀不满，就把这个女子偷偷送进亚里士多德的院子，结果亚里士多德也爱上了她，竟然甘心“俯首甘为女子牛”，而亚历山大和他的朋友们在院子外偷看到这一幕，哲学家的说教成为了笑话。这个故事的主旨是爱欲统治着所有人，哲学家也不例外。在这个故事里，亚历山大就变成了一个调皮的学生，去捉弄迂腐的老夫子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关系很好，亚里士多德为亚历山大写过不少执政建议。我看亚里士多德家族不过是亚历山大家族的家仆。
再说了，亚里士多德是个色雷斯人，而不是正宗的希腊人——
一、关于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
1、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地点马其顿，是腓力二世之子，最终成为马其顿的国王。
2、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击败了雅典为核心的希腊联军，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地区希腊的霸主。
3、腓力二世留给马其顿王国：强国、军队、人才、成年的继承者，帮助马其顿王国顺利过渡。
4、无论是赞扬还是抨击，亚历山大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最大帝王之一。
5、亚历山大喜爱读书、克己节制、重视荣誉，在13岁拜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师。
6、亚历山大极善于抓住机会对将士的功绩进行褒奖，促使部下投入到荣誉的竞争中。
7、“忠诚”是理解亚历山大的关键词。
8、亚历山大吸收了对自己统治有利的传统。
9、马其顿一夫多妻的王室系统，让幼年期的亚历山大对于母亲的依赖性非常强，母子形成政治阵营。
10、亚历山大最大的失误在于结婚太晚，导致子嗣出生更晚。
11、亚历山大开辟了生前神化之路，其构建的君主崇拜，堪称一个里程碑。
12、亚历山大统治充满了战争和破坏。
二、亚历山大与马其顿扩张历程
1、马其顿人原本在巴尔干半岛的山脉放牧，凭借木材的输出（古代木材等于石油）建立地位，战争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
2、腓力二世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培育强大的军队扩张版图，通过婚姻、散财等外交手段，让马其顿王国成为非常高水准的国家。
3、公元前337年，腓力二世将希腊各国代表召集至科林斯，结成科林斯同盟，这是由腓力二世控制的希腊统治体制。
4、腓力二世被暗杀，亚历山大三世登上王位。清除国内反对势力、承袭父亲官职、压制独立运动、灭亡底比斯，仅用半年时间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地区。
5、年仅21岁的亚历山大，凭借着勇敢和气魄赢得马其顿王国兵将的信赖。
6、亚历山大远征东方分为了灭亡波斯、远征印度、返回巴比伦三个时期，率军6.4万人。
7、公元前333年，波斯海军控制制海权，马其顿后方被搅乱，亚历山大不得已重建海军。
8、马其顿VS波斯，波斯军队因波斯主帅大流士三世逃跑而全线崩溃，母亲、妻子、孩子成为俘虏。并且随着大流士的第二次逃跑，阿契美尼德王朝覆灭。
9、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占领波斯，士兵对城市进行了掠夺，这是胜利者的权利。
10、埃及人憎恨波斯人的统治，所以亚历山大在埃及被视为“解放者”，受到热烈欢迎，成为埃及王—法老，并且获得神谕。
11、亚历山大尊重巴比伦的传统，承袭君主们的先例，在一片祥和气氛中成为巴比伦尼亚之王。
12、马其顿国家中心主义VS东方合作路线。
13、亚历山大杀害了抵抗的村庄，也欣赏抵抗者波罗斯王，英雄者惺惺相惜。
14、对于波斯总督来说，亚历山大只是军事征服者，不是自己效忠的国王。
15、选拔东方的年轻人成为军人，与马其顿人形成相互对抗、牵制。
16、亚历山大死亡后无后，继业者之战。
17、继业者为了生存下去，在战争中获胜才是保证权利的首要条件。
三、其他观点
1、帝国长期对于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人民进行统治，长期统治的秘密在于宽容，而亚历山大是这种宽容政策的先驱者。
2、一将功成万骨枯。
3、东方的宫廷礼仪，变得傲慢和懒惰。
4、任何伟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
5、公元前8世纪，在希腊爱琴海一带诞生了许多小国家，被称为“城邦”，成年男子通常只有数千人。
6、斯巴达确立了全民政治+军事的独特国家制度。
7、波斯王挑起希腊人内部战争，不允许任何一国手握霸权，以便操纵各国。
8、亚里士多德认为把希腊人当作朋友来关怀，把异族人当作动物来对待。
9、3000人的国王禁卫队是精英的精英，可以适应游击、奇袭、急行军等所有状况。
10、焦土作战方针针对远距离补给。
11、亚历山大讲究战争中贡献与回报，对于背叛者不姑息。
12、“自由与自治”是受到限制的，只有遵循亚历山大意志的才被认可。
13、马其顿官兵难以忍受亚历山大对于东方礼仪的沉迷，尤其是跪拜礼，他们一直认为向活人跪拜是极其耻辱的事情。
14、法老，最为埃及王，其重要职责是守护社会安宁、执行神殿仪式、保卫疆土等具体活动。
15、公元前18世纪，在汉谟拉比大帝统治下，巴比伦极其繁华。
16、任何王权不能仅通过军队、刑罚等暴力手段来维持，帝王必须展示自己权利的正当性。
17、王权视觉化：宫廷礼仪、国家礼仪、帝王形象。
18、对于任何专制君主而言，支撑他的王族、贵族集团都是不可或缺的。
19、忠诚与能力，换取土地与财富。
20、延续、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组织。
21、牺牲者成为国家荣誉。
22、塞琉古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面积最大的领土，形成了塞琉古朝叙利亚王国。
23、希腊人拘泥城市的框架，罗马则通话开放市民权成长为世界帝国。
用一句话结尾：
“某个人物的伟大，是因为他总括了那个时代的价值意识，将其潜在的可能性充分发挥出来，亚历山大追求古代希腊人战功与荣誉的价值观，取得了空前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人说“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后来关系恶化了”，我看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在亚历山大死后企图逃避连累所放的烟幕弹。
网文《亚里士多德》报道：
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前384年6月19日—前322年3月7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的著作牵涉许多学科，包括了物理学、形而上学、诗歌（包括戏剧）、音乐、生物学、经济学、动物学、逻辑学、政治、政府、以及伦理学。和柏拉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一起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形上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的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其影响力延伸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最终被牛顿物理学取代。在动物科学方面，他的一些意见仅在19世纪被确信是准确的。他的学术领域还包括早期关于形式逻辑理论的研究，最终这些研究在19世纪被合并到了现代形式逻辑理论里。在形而上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神学思想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传统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世纪，它继续影响着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术传统。他的伦理学，虽然自始至终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也随着新兴现代美德伦理的到来获得了新生。今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学方面，亚里士多德对于经济活动的分类与看法持续影响到中世纪与重农主义，直到被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派取代为止。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论文和优雅的对话（西塞罗描述他的文学风格为“金河”），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他的著作现已失散，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创作品保存了下来。
生平
亚里士多德生于斯达奇拉城，在公元前384年生于古希腊哈尔基季基半岛。父亲尼科马库斯是马其顿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御医。从小亚里士多德在贵族家庭环境里长大。在18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学习，此后2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住在学园，直至老师柏拉图在前347年去世。亚里士多德少年去雅典就读于柏拉图书院，受柏拉图很大影响。柏拉图可能对亚里士多德有些不满，而亚里士多德也终于发现柏拉图在重要学说上与他存在分歧，不过他始终对老师充满了敬意。柏拉图去世后，由于学园的新首脑比较喜欢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令亚里士多德无法忍受，便离开雅典。但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虽然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波西普斯等学园新首脑的观点，但依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据悉，离开学园后，亚里士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学友赫米阿斯的邀请访问小亚细亚的阿索斯。赫米阿斯当时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密细亚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还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皮西亚丝为妻。但是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动中被谋杀，亚里士多德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公元前342年，亚里士多德成为马其顿国王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亚里士多德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召唤回故乡。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亚里士多德也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甚至以帝王之便提供丰厚的人力、财力资源，使亚里士多德得以完成诸多科学研究。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观点或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的，而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对希腊人来说无异是野蛮人的发明。
公元前335年，腓力二世去世。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郊区里栖阿姆（Lyceum）建立书院收生讲学，直到公元322年去世。学园的名字以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杀狼者（吕刻俄斯）来命名。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讲课时有一个习惯，即边讲课，边漫步于走廊和花园，正是因为如此，学园的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或者“漫步的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也被称为逍遥学派弟子，也就是步行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一期间也有很多，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物理方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而使用的语言也要比柏拉图的《对话录》晦涩许多。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是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因此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看作是西方第一个教科书的作者。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下了许多对话录，但这些对话录都只有少数残缺的片段流传下来。被保留最多的作品主要都是论文形式，而亚里士多德最初也没有想过要发表这些论文。一般认为这些论文是亚里士多德讲课时给学生的笔记或课本。
亚里士多德不只研究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他也对这些学科做出极大的贡献。在科学上，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解剖学、天文学、经济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和动物学。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则研究了美学、伦理学、政治、政府、形而上学、心理学、以及神学。亚里士多德也研究教育、文学、以及诗歌。亚里士多德的生平著作加起来几乎就成了一部希腊人知识的百科全书。一些人还认为亚里士多德可能是在那个时代里最后一个精通所有学科和既有智慧的人了。
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因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亡至哈尔基斯避难，他的学园则交给了狄奥弗拉斯图掌管。亚里士多德说他会逃离是因为：“我不想让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隐喻之前苏格拉底之死）不过在一年之后的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因为多年积累的一种疾病而去世。亚里士多德还留下一个遗嘱，要求将他埋葬在妻子坟边。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著作等身，大概率地是利用了亚历山大所提供的公款，组建了一个学术班子。
网文《 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学>》报道：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而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中间相隔43年，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世界形势已经与柏拉图时代大不一样。因此必须捋一捋这个时间线，了解一下亚里士多德其人。
柏拉图在公元前396年在雅典创设“学园”，向养尊处优的雅典贵族子弟们授课，因此柏拉图学派也叫“学园派”。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色雷斯。色雷斯处于希腊最东北，较为偏远，属于马其顿。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的真实关系，可能已成悬案。我们只需知道，当时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认为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一派的。马其顿日益强大，雅典自视为希腊中心，难免惴惴不安，反对马其顿的情绪也日益高涨。
公元前367年，亚里士多德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园，在学园先学后教。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逝世。
公元前345年，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离开雅典。这一次离开可能与他争取继承柏拉图成为学园园长未果有关，反正就是和学园其它派系不合。
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受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担任起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当时，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统一希腊全境。
公元前336年，腓力王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位，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亚里士多德建了自己的学园，带学生天天在走廊上散步摸鱼，久而久之就被称为“漫步学派”。（古希腊有四大学派，除了学园派和漫步学派，还有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亚里士多德是个全才，数学、物理、生物、哲学、天文、气象、伦理、修辞、神学...什么都会，也什么都教。亚里士多德最出名的书是他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讲逻辑学和哲学，不过这些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城，消息传回雅典，反马其顿情绪再度爆发。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再次离开雅典，躲到Euboea岛上（紧贴希腊本土，离雅典挺近的），一年后去世，享年62岁。
亚里士多德是外来者，他出生时是马其顿人，后来侨居雅典，没有政治权利。很难说他的这种经历对他的政治理论有何影响。他可能因此高估了公民权力的价值，可能过度凸显希腊人与蛮人的区别，可能像一切渴望归属感的外来者一样高唱城邦的赞歌。雅典人质疑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间谍，他可能是为了自清才坚称城邦是希腊人最好的生活。
当然，这种揣测带有些恶意。从好的方面想，亚里士多德可能真的赞同城邦。一想到亚历山东征后建立大帝国，使希腊东方化，他就急切地想趁希腊城邦还存在，盛称其美，撰写《政治学》留给后人。（事实上，亚历山大确实成为了一个东方专制君主，走上王权之路，把战友视为臣属，让人民行五体投地之礼）
《政治学》也未必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度失传，在十二三世纪才重归人们视野。《政治学》原本章节混乱，不成系统，现在能读到的都是后人重新修订编排过的。相比之下，柏拉图的著作就保存的比较好，没什么散逸。
上一回结尾说，亚里士多德更加务实。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直接开始空想什么正义啊，理想国啊。他使用一些经验主义手法，着手讨论现实中的城邦制度，与一些流行的观点见解。亚里士多德是个生物学家，平时对动物植物的活动思考很多，他的政治理论同样根植于”自然“，这点与柏拉图迥然不同。当然，每个人口中的自然千差万别。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及启蒙后的社会契约论者，给自然下的定义都不一样。不过相同点是，他们的政治理论都是由自然入手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某些人类生活中的秩序是自然的，某些则不是。只有某几种人类关系才是依照自然的意旨形成的，而他的目标就是把这些自然的和不自然的区分开来。
首先，统治本身是自然的。比如人类统治家畜，心智统治肉体，再正常不过。如果大脑命令双腿行走，双腿却想和大脑商量商量，那人就无法行动了。因此社会会有一个统治者，这种统治权力出自自然。
接下来，自然过程是有目的的，是受目的指导的。举例来说，树的种子是在“树”这个概念的指导下，才会生长为树的，这就是目的。先有了目的，然后决定事物往哪个方向发展。当然，这种目的论并不能预测实际的情况，因此自然之中充满意外，树的种子会被猪吃掉，被水冲走。万物在自然中有其自然的位置，虽然现实世界中很多东西都会摆错位置。
两者结合，所有的统治形式都受其统治目的限制，不能跑偏。这里需要强调”限制“二字，统治并不是为了支配而支配，必须忠于其目的，否则就是滥用权力。比如”为钱而赚钱“是不自然的，因为财富的目的是提供家计，贪财的人就超越了此目的的限制。亚里士多德想说，人类世界的各种关系，都有其明确的目的。这种目的论虽然有些奇怪，但是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目的作为导向，那一切的统治形式都是出自约定俗成，谁都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自然的了。公民被统治者割韭菜也是自然的，人们只能用斯多葛式的淡漠面对一切。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议题来操演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这套逻辑，那就是奴隶制。奴隶制是否是自然的？奴隶在古希腊世界广泛存在，也算是不小的社会问题，聪明奴隶戏耍笨主人是古希腊剧场里的经典剧目。人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人的存在又有自然目的，如果你亚里士多德说奴隶制合理，那就必定有人自然而然就应该当奴隶！（身处21世纪经受过自由主义熏陶过的我们应该对此嗤之以鼻才对。）
亚里士多德是肯定奴隶制的，而且他是认真的。也不好说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有多认真多支持，可能他只是想给奴隶制一个理性的解释。按照上面的逻辑，亚里士多德需要给主奴这种统治关系找一个目的。亚里士多德说：奴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主人免于手工劳作，自由人需要闲余的自由时间去修养身心，锻炼德性，所以没有时间进行琐碎无聊的劳作。(为什么是这个目的，后面会讲到。)
同时，使用奴隶必须受限于此目的。”奴隶当如床，而非梭“，梭的使用是无止境不休息的，而床就是每天晚上躺一下而已，奴隶是主人财富的一部分，帮忙主人解决生计，而不是增加财富的手段。（类似于二次元作品里的女仆角色，其地位更倾向于家庭里的一员，而不是美国黑奴那种被残酷剥削的对象）。奴隶制可能被滥用，滥用当然是不对的，不过一个恶劣主人的存在无损于主奴之道，正如恶劣父亲的存在无害于孝道。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如果这种统治关系是自然的，那谁来当主人？谁来当奴隶？主奴关系可不像人与动物、男与女、大人与小孩那样区分的很清除。在希腊城市，有很多看起来很优异的人成为了奴隶，而劣质的人却当了主人。亚里士多德说，能指导自己的人适合指导没有能力自我指导的人。（按这个标准，我这样的废物混子...？）出身高贵的希腊人最适合当主人，而出身卑下的蛮人最适合当奴隶。至于出身卑下的希腊人与出身高贵的蛮人，则介于两者中间。这套区分体系也很模糊抽象，亚里士多德可能觉得这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奴隶的目的是让主人有闲暇从事美德”这个目的成立，那么奴隶就是必要的，那么“谁适合为奴”就是附属的，技术层次的问题。
这套自然目的论就解释到这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正题了。亚里士多德说这么多是为什么？为了吹城邦制度啊！家庭是自然的。人为了繁衍后代、自我保护以及解决温饱等目的组建了家庭。村落是自然的。家庭为了分工，为了交换货物而组成了村落。这两个没有谁会否认，窒碍出在城邦这个层次，为什么城邦是自然的？
（这里必须先说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以及公民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种宪制，一种政体。政体不变，城邦不变。而政体变了，城邦也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城邦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城邦内可以参与政治议事的那些人，比如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参与司法执行的人。而老人小孩、技工与农民、妇女、奴隶不属于公民，他们另成阶级。技工与农民不属于公民因为他们过于繁忙，没有闲暇时间留给美德。典型的公民角色包括战士、教士、法官等，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成员。这套公民定义，最适合民主政体的城邦，在那里有较多的参与政治的人，而在其它政体的城邦不会完全切合。亚里士多德口中的城邦，大抵就是那种有公民大会的典型民主城邦。）
城邦是自然的，意思是人们会自然的组建城邦，过一种城邦式的生活是人类的本能。那这个自然过程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了。在此处，亚里士多德给了一个非常著名而有冲击性的论断：
人在本性上，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城邦的目的，正是给公民提供“良好的人生”，而参与政治，进行政治活动正是人类的本能。只有在城邦里，公民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培养自己的美德。只有在城邦里，人类才能实现幸福，实现人类的本质。
（补充一句：亚里士多德口中的公民，指的就是能参政的的自由人。至于蛮人，差不多就抓起来当奴隶算了。所以其城邦理论只为希腊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人设计。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位置论”的一部分，要喷亚里士多德，抓着这一点嘲讽就行了。例如《美丽新世界》中所讽刺的，我“自然”的位置其实恰恰是政府设计好灌输给我的。）
这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最核心的政治论点。亚里士多德极言城邦之自然，他的政治思想里奇怪的、反直觉的地方，大抵出自这种坚持。亚里士多德说人就应该活在这么一个城邦里，这城邦绝不是某种妥协或者权宜之计，因为“过着参与政治的生活”就是人的真正目的。（这种观念听起来飘渺而浪漫。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反的世界。现代的国家机器对你别无所求，只要求你服从。）
不过这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正确？公民参与政治确实是爽了，但城邦能走正确的方向吗？智者派推崇强者的利益，那么政府的具体形式就无关紧要。柏拉图主张正义，那城邦就是为了方便极少数的正义的人建立的。柏拉图认为国家应该由正义专家统治，这种观念拷问着每一个政治思想家。就像生病人的需要求助于医术专家，城邦病了就需要寻找统治专家，因此政治上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统治技术，设计一套方案来让统治专家统治。这个理论太过正确，确实难以反驳。
于是亚里士多德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问法：能为自己营造良好生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需要怎么样的智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这种智慧是一种实用智慧，能积累过去经验，并经过反思使其更为周详。自由公民在一个消息不完整，理性也不完整的世界里生活，他们必须要作出很多选择，这些选择形成的经验非常宝贵。明智之人对管理一个良好的城邦会感兴趣，人们集思广益，作出合宜的决定。这种决定就是法律，城邦应由法律主治。法律主治，是智慧主治，而不是激情。亚里士多德并不相信行政者，他认为行政者的行为也应该服从法律的指导。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在许多事情上的观点与柏拉图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被认为是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说“国家的目的高于一切，因为国家是至高的组合”，但大体意思还是重视个人的，以“良好的生活”为目的。就目的论来说，城邦没有它本身以外的目的。
关于“最好的国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国家应该是多数人以造福社会为目的进行统治（这个多数人不能太过多数）。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到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当中。让人人时时刻刻都参与政治无法做到，但应该有宪法规定，在什么时候由谁来做什么决定。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完全永远排除其中。
宪法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之间，并没有自然的高下之分，因此不应该由一半统治另一半。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是：由自由平等的公民构成的城邦必须轮流统治，轮流被治。这样的城邦才是合乎自然的，人们会在平等里找到结局。（注意，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人人平等，而是地位平等者之间的平等。地位平等者之间不应该有谁统治其它人。如果有一位王者出现在城邦里，远超过其它人，那城邦就应该放逐他，或者杀掉他，否则城邦就会为他一人所治。人之优者统治人之劣者是自然的，王者的统治会包含城邦的所有层次，最后根本没有自由公民可言。）
同时，轮流统治也应该透过法律来实行。当统治者想要变更法律时，只应该缓缓改变，不能一口气全变，给法律留下足够的弹性。这样子，城邦里的法律会一点点演进，一点点积累经验。城邦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断成长，自然地趋于完美。
亚里士多德还点评了一下几种政治制度。他认为好的政体会追求全邦的共同利益，符合这种政体的是君主政体（贤王统治）、贵族政体与他口中“最好的国家”（类似于共和制，虽然也是人民广泛参政，但更注重不同势力的平衡与妥协，而不是平民政体那样多数压倒少数），而坏的城邦则不考虑全体公民的利益，包括僭主统治（暴君统治）、寡头统治与平民政体（暴民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政体下，人们应该同等富有，因为人人同等自由。而寡头统治之下，人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是不平等的，因为他们在财富上不平等。
从历史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视为古典城邦的讣告，令人动容。城邦在马其顿的统治下开始丧失自主（虽然过去的城邦也不是那么自主，不知名的小城邦都不得不依附于大城邦），但不可否认的是，城邦提供的一种完整感失去了。城邦时代，你可以在城邦里找到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你知道你是谁，你在城邦内部有一个身份与地位。城邦并不能保证个人的幸福，但它确实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古希腊有无数城邦，你大可去一个适合你的城邦施展手脚（很多小城邦都乐于授予外人公民资格）。城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全体希腊人经由竞技、宗教、艺术竞赛以及战争聚为一体。现在这些都失去了。亚里士多德是知道这些，才写下了这本《政治学》的。
谢选骏指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偏好说成是普遍真理，唯有王者才能一锤定音。于是，亚历山大的家仆亚里士多德，就成了万世师表。
【谢选骏全集285卷 政治学就是奴役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