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文《钱锺书的<管锥编>是写什么的？应该如何去阅读？》（知乎 2018-03-11）报道：
钱锺书的《管锥编》类似于读书笔记，应该如何去阅读？
阅读管锥编不难。
只需讨论三个话题：管锥编是部怎样的著作？作为管锥编作者的钱钟书是个怎样的人？某些言论为什么可笑？
在讨论以上三个问题时遵循两个原则：1，陈言务去，说点新鲜的；2，达意。
一、管锥编是部怎样的书？
管锥编是一部文艺学著作，探讨的是文学创作的相关话题，包括文脉的延续，对既有经验知识的积累、化用、创新，对中国语言文学及创作者之成果的评述、比较等。
在文体上管锥编非常传统，是一部古典意义的读书札记。这种体裁或者学术形态在古代是一种很主流的事物，不止应用于后来被我们界定为文艺学的那个领域，除了海量的诗话、笔记之外，还有像《读通鉴论》、《廿二史札记》这样的史学角度的札记。这种创作方式的优势非常明显，就是能够随时随地记录灵感，不用重视体系性，读起来也颇有旷代遇知音的感觉。你可以想象，通过文学札记的体裁，实际上中国旧文人构建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共同体，通过这种札记作品，可以实现把玩、消闲、兴观群怨、心灵慰藉等目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正如有答主所言，管锥编是一部接续传统的作品。
钱钟书活动的年代，从神州西化，到后来新中国的一系列动荡，可以说旧式的语言文学传统处于一种内外两方面都被低估的阶段。时人学习西方新文化，打倒旧时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在颠覆“旧文化”的话语权，连带效应就是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艺的存在价值进行重估。在这样的背景下，钱钟书如此激情地谈艺，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文化的高度自信。事实也证明了，中国文学只有植根于中国、特别是植根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扬发，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一味跟着别人亦步亦趋。管锥编里钱钟书用大量的中西文学文本、文论及分析证明了：1.中国语言文学不比西方差；2.中国语言及文学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风格，是极有赏学的价值的。
所以说，管锥编其实是对吾国文学的一种充满激情的评估及探索，就这一点而言，管锥编从未过时，任何想了解中国的文艺创作理式的人，都很有必要去读一读。
上面说的是优点，这里还要说不足。
谈艺素材上钱钟书头一次广泛引入了西方的文学文论，以比较视域评论中国文学。但是方法上其实创新不多。再一个，管锥编是文艺学著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管锥编涉及到的对象有经有史，还偶尔涉僧涉道，但出来的东西则一律勒之以辞章，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分析之。这就好像拆碎七宝塔给你看。比如你如果读过史记，就能看他关于史记会注考证的文学分析。但是却不能期待对史记有一个全貌性的理解，甚至是一个本体性质的了解——要知道，这首先是一部史书。而在钱手里变成了文学文本性质的材料。
二、管锥编的作者钱钟书是个怎样的人？
1.一个非常有民族文化自尊心的人。
钱钟书对文学的自信和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自尊自重是交织在一起的，包括对中国语言表达能力的分析、呈现、赞扬，甚至不惜为此狂怼西儒（这个词是跟缪哲老哥学的，意即洋人里的文化人），将中文表达引入世界文学分析的场景，所谓打通中西，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殖民、后殖民时代发出中国文化的声音。就此而言，管锥编的作者是个有强烈的匡济之心的人。
2.一个“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的人
写出管锥编的作者，在这一段很像写出《昆虫记》的法布尔，《QED:光和物质的奇妙理论》的作者费曼。你能够感到他对自领域的强烈好奇心、天分及热爱，他可以把非常棒的灵感用一种形象生动的方式表达出来。读《管锥编》而不发笑的情况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种：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已经被现实磨光了孩子般的好奇心。
3.一个蔫儿坏的人
不解释。
三、为什么有些人很搞笑。
经常在我乎上看到一些精神软骨病患者，动不动就“我是没资格评价某某某的”，看起来很谦虚，实际上就是鄙俗。对一个自己热衷的领域，连正视领域内人物的勇气都没有，那你还是趁早滚蛋吧。至于还要把这种造神活动加诸他人之身，那就更是又蠢又坏了。钱钟书不是神，是个人而且还是个很自负的人，要是连这点精气神都没有，你的“锺书君”怕是要在地下给你青白眼了。
还有神论搬出“天才的”韩寒站台，就更足证其对文学、文学发展脉络的无知。首先且不管韩寒是不是“文学创作”的天才，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创作天才和学术天才是两码事，亚里士多德写出了《诗学》，没听谁夸亚氏文笔卓著的。罗兰巴特是文艺学的大家，学术作品写的激情澎湃，也没见谁夸他是文学创作的天才的。要言之，文学创作讲原创性，学术作品讲思想性，作为畅销书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有过什么学术作品或者言论，能证明其在学术层面的天才吗？就因为一个因为畅销书、赛车、新闻话题火起来的公众人物说了句小时候读过管锥编？
学术、创作搞得都很好的作家不是没有，可惜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流的学人，几流的作家就不大好说了，至于模仿《围城》而让作者成名的《三重门》，应该归到几流那就更不方便说了。这部书创作时的作者年龄，论理也大于等于作者宣称的读管锥编时的年龄了，那么按照常理，作者的学养积累应该也更深厚了吧。这部文学作品里也确实展现出了作者的学养状况，什么样呢？《水浒传》的“千山鸟飞绝”，“包法利夫人”和牛魔王某种词源学意义的关联性，卧梅又闻花之类……钱钟书在围城里喜欢玩儿文字游戏已经近于油滑，好在作者知识丰富尚能兜得住。三重门法乎中得其下，既显穿凿，又把自己的知识水平暴露无遗。还韩寒的天才，象拔蚌的天才，跟能不能读懂管锥编有关系吗？
或者你有韩寒夜半独传的学术修养秘闻？不妨公开出来，也让大伙开开眼。
…………以下为原文……
管锥编嘛，字面意思就是以管窥天以锥指地，想知道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不妨自己拿着相关工具试试。你可以理解为这是钱钟书在自谦，不过这种尿性人自谦跟装逼很难区分的。用梁启超那句很经典的话：启超没什么学问，可是也是有一点喽。
书里头的内容，其实就是些读书札记弄一起了，经史子集啥玩意儿都有（具体涉及到哪几部，上面已经说过了），钱先生的肚，就是杂货铺。谈不上什么系统，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类似于罗兰巴特的那种旁逸闲墨。
先回答题主最关心的问题：阅读难度不大。你要是稍微学过点儿中国古代文学史，再略微读过点涉及到的文本，实际上就可以看这套书了。就算你没看过周易，诗经总不至于一篇不知道吧，就算真的全不知道，书里提到哪一篇现看都不耽误的。相信我，难度没你想的那么大，其实就相当于钱钟书在给你一人开百家讲坛了。钱先生知道的多，场面话叫学贯中西，而且是个性情人，俗称大逗比，写的东西很好玩儿。
“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那个段子已经有人说过了，再举一个。解释《周易 大过》“枯杨生稊”的，这话本来是说枯树发新芽，有老人娶少妻的意思。但是有人因为不求甚解，只用它字面意思，于是就有了《唐故京兆杜氏夫人墓志铭》里的“丘墟荒野，有时而城。死杨空株，有时而稊。夫人此去，永永无期！”。只看字面意思，这话说的是丘墟荒野破败了，有天还能再建新城，死去的杨树中空了，有天还可能再发新芽，但是媳妇儿你这一走，那他喵的就是啥时候也回不来了啊！
场面非常感人。
钱钟书说，因为“枯杨生稊”这个出自周易的典有其特定含义，也就是老人续弦，所以墓志铭这儿就不能用，用了就变味儿了。管锥编里原话是这么说的：
“作者牵于押韵，用《易经》语，遂成语病，若向死妇宣告：吾将续娶新人，汝则一暝长逝。”
媳妇儿你就安心去吧，我再娶一鲜果儿就妥妥的。人媳妇儿都死了，悼念亡人的墓志铭他这么解释，是不是很嘴欠的感觉？
你翻翻管锥编，里面很多这种段子。
另外，管锥编这部著作，作者对它的期许很高，也是包含着强烈的用世之心的。
这部著作成书的年代，文艺学的空气还是挺紧张的。马列美学一家独大，出来的作品也是具有很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学过文学史的都知道尿性人周扬，天生一张作报告的脸，是文艺圈的扛把子。钱钟书那会儿的文艺空气大概就跟尿性人的脸差不多。但是管锥编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没有一个字儿鸟过什么意识形态。用丁玲形容杨绛《干校六记》的话说，这才是最大的反动派。也算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你想在那个时代还坚持作品说人话，说自己话，甚至骂了人都没被发现，这是什么段位的逗比？
除此之外，管锥编对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是多有不满，常常拿历史说当下，虽然隐藏的比较深，抓出来也是活脱脱的思想反动。比如《周易正义七 颐》结尾有这样的话：
“……诸如此类，皆斤斤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这句话可以这么翻译：你让百家争鸣，又说是引蛇出洞，逼全让你一人儿装了，以后日子还怎么过？
最后，如果题主你是因为管锥编太厚了、被别人捧的太高了所以望而生畏，我推荐你看钱钟书的《谈艺录》。个人感觉谈艺录相对于管锥编来说，系统性更强些，没那么厚，你用好百度，碰到不认识的诗人名号、没听过的诗句就随手搜索下，基本上是没问题了。相信我，这本书的有趣程度，绝对要远远大于它的艰涩程度。钱钟书会像陈寅恪那样旁征博引，开开脑洞，但绝对没有太多繁琐的考证，而且涉及到的人物，什么李贺啦、李商隐啦、黄庭坚啦，也都是我们打小就听过的。
要是连《谈艺录》都觉得艰涩，那就看周振甫写的有关钱钟书的东西吧，高中语文水平绝对无障碍的。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
《管锥编》这种书，与许多诗话、词话、书话类似。本身蕴藉深厚，但因为作者们有相当的自娱自乐倾向，所以，若本身积淀没到那份上，读的乐趣不会太大；甚至可以说，如果读不高兴，就没有必要强行去读。
这跟读论文不同。现代体系下的论文，大多务求清晰明白，逻辑清楚。
跟读科普文也不同。大多数科普文姿态平和，务求老妪能解。
《管锥编》则是老士大夫式的趣味，跟自己玩，跟“想象中跟我读书差不多而且趣味也接近的读者”玩。
只举一例：
武帝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按《张释之、冯唐列传》文帝曰：“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独不”如沈佺期《古意》：“谁谓含愁独不见”，今语所谓“偏偏不”。杜甫《咏怀古迹》：“萧条异代不同时”，曰“不同时”而复曰“萧条异代”，重言以申明望古遥集之怅也。《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裴注引《魏略》载王朗书曰：“眇眇异处，与异世无以异也”；颇具名理，以“无以异”和同两“异”，亦善于修词者。
这就是典型的，拿了《司马相如列传》里的话，然后发散思维，揉搓“独不”、“同时”的用法。咬文嚼字，自己乐。
像读过《史记》、《汉书》、《三国志》，又熟杜甫的，自然觉得这种揉搓很有趣。没读过的，就味同嚼蜡了。
其实士大夫书，多如此，界面并不特别友好，阅读时，都默认了：
“是懂的对吧？我不多解释了。”
杨万里《诚斋诗话》开篇：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庙》诗云：“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此何逊《行孙氏陵》云“山莺空树响，垅月自秋晖”也。杜云：“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云岩际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胜矣。
这段话乃是，默认读者熟悉杜甫，熟悉何逊，熟悉庾信，才说出口的——而我估计现代大多数人知道庾信，应该是杜甫那句：“清新庾开府”。
苏轼《东坡志林》，有个带荤的段子，说人怎么都撑得住，就是抵抗不了男女之欲：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如果您不知道苏武牧羊的典故，这个段子也没那么好笑了。
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也是。比如：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如果不加注，又不是诗词爱好者，李白、范仲淹、夏竦这几个人名对不上号，又或者没读过“长烟落日孤城闭”、“水殿按凉州”那两阙，看这段的话，大概完全哑巴听天书吧？
所以了，许多士大夫气性的文论，本身并不是课本，而是进修读物、闲暇娱乐。里面布满了内行言辞，对非爱好者而言，就是黑话。当然，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写给非爱好者读。
若没爱好，不必强读，更不必强行覆盖了钱钟书先生的知识面后去读。
所以啦，还是那句：《管锥编》，有乐趣就读；若没到那份上，不必强读。
哪位说：我想学习文化呀？那，若要学习，就直接找课本和古书典籍，更直接，更显明，更通俗，逻辑更通顺。
千万别觉得读不了《管锥编》就不好意思：毕竟钱先生大才，又毕生浸淫于此，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玩梗，非专业治学者领会不到，那简直太正常了。
如果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大概是最好的：他写的哪条，恰好和你知识重合，你读得懂，好，过去；读不懂，也就算了。
这有点像听几个内行在讲行内冷笑话，你本身知识越多，听了越会哈哈大笑；但你不是行内的话，冷笑话也听不懂，只好假笑，也无趣；而且，靠听内行冷笑话来学习知识，本身事倍功半。那么索性不听，或者等将来入了行再听，也无所谓吧？
前面已有回答提到《管锥篇》的重心在于“析辞”，可谓切论。是书海量征引，往往都是为了说明某个艺术学——更准确说，是修辞学——的问题：“经”、“史”、“子”的材料，常常是为了“集”服务的，而“集”的问题，又常常是到“经”、“史”、“子”里寻根的。这也是《管锥篇》和前面提到的几部“札记体”代表作最大的不同所在：从对思想经典、历史经典的考据与议论，转移到对艺术经典的梳理与总结。虽然此书到底是否具有预先设计好的一完整体系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但从目前的阅读体验看，钱钟书先生应该是有意识的在深钻某一大块领域，而非单纯的炫学耀才。
谢选骏指出：以前我谈过《钱钟书只能算作“图书管理员”》——说这个钱钟书，虽然做了许多卡片，但著作成分显然不足，只能算作“图书管理员”了——他的“管锥编”最好列入“图书馆学”。现在，我再来谈谈“《管锥编》属于图书管理学”——
人说——谈艺素材上钱钟书头一次广泛引入了西方的文学文论，以比较视域评论中国文学。但是方法上其实创新不多。再一个，管锥编是文艺学著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管锥编涉及到的对象有经有史，还偶尔涉僧涉道，但出来的东西则一律勒之以辞章，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分析之。这就好像拆碎七宝塔给你看。比如你如果读过史记，就能看他关于史记会注考证的文学分析。但是却不能期待对史记有一个全貌性的理解，甚至是一个本体性质的了解——要知道，这首先是一部史书。而在钱手里变成了文学文本性质的材料。
我看——这恰恰说明，钱钟书擅长的是毛泽东式的“图书管理员”。
（二）
网文《钱钟书的<管锥编>真像一条条精彩的长微博》报道：
一、
最开始接触此书，纯为装逼，但刚翻开，没看几页，就读不下去。后来随便拿起，翻到哪页看哪页，反而兴趣盎然，像是在看一条条精彩的长微博，尤其是“经”以外的部分，如“史”、“集”的不少议论，妙笔尤多。这或许也与我慢慢的习惯其它“札记体”的体例有关。因此，若题主有意阅读这书，建议从后半部分读起，不求连贯而下，随意就好，或许更易进入、体会。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完，但每读到会心处，总能为钱钟书先生敏锐的直觉和漂亮的表达所折服。后来看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也有类似感觉。总觉将这两位搁一起，对照着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很有意思。
也会感慨，或许现在推行的“论文体”未必最适合人文学者。不少大学者著作等身，但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干货，或许还抵不上前辈学者一条短短的札记。
回答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敬请指正。
《管锥编》里全是宝，大伙学习要趁早。所以首先恭喜答主及看到这个问题的朋友，能提出和看到这个问题说明你们离这个宝藏又近了一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于1960至1970年代写作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也就是说最起码得对几乎全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一定的基础了解才能读懂。量化一下，相关专业的硕士应该差不多。还有一个就是语言方面，想读懂钱先生引文所运用到的外语，那也得精通多门外语。但是，《管锥编》大部分都是汉语，我们能读懂多少，要读懂其引文部分的外语又得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本书的名字“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篇》。在《韩诗外传》中有：“譬如以管窥天，——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钱钟书在《管锥编·序》说：“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这本书的英文名字也比较有意思 Limited Views, 我怎么感觉英文版比中文版还好读的感觉呢？
具体说来，其书里面的内容以10本书为纲，写出他的心得，具体来看，《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汇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列子张湛注》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共计781则，近130万字。
对于国学有基本了解的话，都应该知道以上所选这些书目的分量，更重要的是，每本书历史上都有大量的相关研究。《周易》、《毛诗》是经部的，古代读书人对经部的研究是什么程度，这个不用多说了吧？《老子》是子部，《史记》是史部，其中史记三家注知道哪三家吗，《史记三家注考证》是什么性质的书，这都是什么分量，一般人能把书看了半懂都足以名家。《楚辞》是集部，四库总集类专列有“楚辞”一类，收的就是历代研究楚辞的书，有兴趣可以看看提要感受下。《太平广记》，类书，宋代四大类书之一，什么叫类书知道吗？《全上古三国秦汉六朝文》这个也是业内名著了，是不是名字读起来都觉得累？
综上，我觉得现在应该没人能全部读懂。但是，读懂其中的部分内容，相对来说也不难。以我最近读的一则为例，我最初是读对《谈艺录》比较感兴趣，《谈艺录》第一则补订中云：“杨士弘说实为北宋以来常谈。参观《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七四“文弊与起衰”。”由此，我开始接触《管锥编》的，我们就以这一则为例来试读一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下的古代文学批评方向的研究生理解起来应该会比较轻松，其他专业的想磨练一下意志力的可以试试。
二、
言归正传。按F进入《管锥编》。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谈论《全上古三国秦汉六朝文》的277则中的第274则，谈的是全隋文卷二〇李谔的《上书正文体》这篇文章。钱先生是这样开篇的：
李谔《上书正文体》。按谔历事齐、周，此书亦重修周太祖、苏绰欲革文弊之故事，而充类加厉耳。
开门见山，指出我们讨论的是啥，然后说明此为仿效北周时旧事（要懂这里齐、周是什么时候总得知道吧），而后援引材料对北周时事进行说明：
《周书·苏绰传》言绰《大诰》后，羣臣“文笔皆依此体”，然《史通·杂说》中曰：“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延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则所“革”者限于官书、公文，非一切“文笔”，《周书》未核。
以上引《史通》相关记载，言《周书》之未核处：只是朝廷公文依此体，而非“文笔皆依此体”。刘知几认为修史受到这条规定的影响。那么这些情况属不属实呢？这个不能空口说白话，所以我们看钱先生怎么说：
征之见存诏令，惟魏恭帝元年太祖命卢辨作《诰》谕公卿、三年禅位周孝闵帝《诏》、孝闵帝元年登极《诏》稍“依”《大诰》体，明帝武成元年五月《诏》已作六朝惯体，去大统十一年颁《大诰》时不及十五年也。
也就是说，我读了现在还能看到的所有材料，事实证明《周书》“文笔皆依此体”之大谬，即使是朝廷公文，实际执行效果也很差。值得一提的是复旦诸公合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有如下论述：
和钱先生的说法可谓契若针芥，抑无心之暗合或张胆之豪夺，就不好说了。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只是想借此说明一下，钱先生谈到的问题，大家翻相关的专业书看一下相关论述，会更有利于了解钱先生的学术。
言归正传，钱先生而后引柳蚪文作具体例证，同时引出柳氏关于文体复古的观点，这也是本篇主要讨论的一个点：
柳蚪存文虽无丽藻，仍尚比偶，观其论史官《疏》可知；《周书》本传云：“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蚪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文多不载”，则于文体复古早持异议。
而后又引相关记载与柳氏之论相互佐证：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北史·文苑传·序》同）；盖得情实，“矫枉非适时之用”即柳蚪所谓“时有今古”尔。
这段话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顺便说一下，《史通》也有相关记载，钱先生在此未引，我提一嘴，说明一下，表面上看懂是一回事，真的吃透又是一回事。到这里实际上讨论北周的事就结束了，相当于对文章开头第一句话的一个阐释。
而后正式讨论隋代的事，姑且可以看作此则的第二部分。
《隋书·文学传·序》：“高祖初统万几，每念斵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又即李谔《书》所云：“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隋文此诏未见，想其欲继周太祖志事而光大之，由“公”文而波及“私”著，故谔《书》首节痛斥魏、晋、齐、梁之诗赋。
以上先引相关材料，而后对隋时此政策执行效果之差略作调笑：
然欲平天下而未齐家，普诏州县而不严庭训，隋文两子即笃嗜“淫丽”而不少悛者。《隋书·魏澹传》：“废太子勇命澹注庾信集”，《柳䛒传》：“初［晋］王［炀帝］属文，效庾信体。”睫在眼前固不见欤。
此段可谓笔舌恣肆，幽默犀利，嘴也是够损的，简言之，糟老头子坏得很。尾句比喻信手拈来，亦令人赞叹。以下转入谈李谔因此政策实行效果太差而想的办法：
谔覩文帝“遏止”“华绮”，其效未广，遂请勒司搜访，欲以宪纲制裁代艺苑别裁。《旧唐书·薛登传》上疏极称李谔此书，且曰：“帝纳李谔之策。……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谔《书》曰：“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与曹植《与杨德祖书》言“设天网以该”作者，相映成趣；盖扬搉文词而齐之以刑，胁之以威，径恃法网、戒尺为珊瑚网、玉尺矣。
对此钱先生作如是评论：然火攻下策，不特终隋之世，“文体”未“正”，即唐与隋代兴，齐梁遗风，绳继不改。
“火攻下策”这话说得多妙啊，听听，这是普通人说出来的话吗？妙啊。这就是雅趣雅。
而后皆“不特终隋”（不仅终隋一代），“即唐”数字，转入讨论唐代相关情况，一下援引材料特多，首先是一则唐代论文的材料：
《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奉相公手疏，以国家承文弊之后，房杜为相，不能反之于质；诚如高论。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于古；愚以为不然。……萧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之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风俗好尚，系在时君，不在人臣，明矣。”
其后是多则宋人对唐一代文风进行讨论的材料：
宋人尤反复言之；如欧阳修《居士集》卷四一《苏氏文集序》：“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卷一三八《隋太平寺碑》、《唐德州长寿寺舍利碑》又卷一四〇《唐元次山铭》诸跋尾皆叹“文章至陈、隋”，其“弊”已“极”，而唐兴以“积习之势”，不能“骤革”；
《续通鉴长编》熙宁九年五月癸西神宗曰：“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徐、庾为文”；《困学纪闻》卷一四载郑獬曰：“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词之溺人也！”；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三《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至曰：“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柳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甚前矣。”
这种引材料的方式在钱书中随处可见，别问我为啥跪着看了。此段话尤其是朱熹那句，尤可与《谈艺录》中杨士弘之说相参。以上材料引毕，钱先生对对柳冕的观点进行驳斥：
柳冕谓文弊未革，责在君而不在相，上有好则下必甚，特不敢指斥本朝祖宗耳。然周之太祖、隋之高祖非无意于改革文弊，其成效仅如彼；而韩、柳“文显”之时，唐之君若相未尝欲远追周、隋两祖之轨躅，李商隐《韩碑》所称“圣相”之裴度，曾《寄李翱书》深不以韩愈“矫时世之文”为然，切戒“今之作者，当大为防焉”（《全唐文》卷五三八）。唐太宗“学徐庾为文”，见讥于宋神宗；而奉太宗敕撰《周书》之史臣于《庾信传·论》中却诃信为“词赋罪人”，是亦病“徐庾之弊”也。
北周、隋代时君主提倡而文风未革新；韩柳之时，君相都不提倡而文风一变；太宗之时观念上也并徐庾体，而一出手还是徐徐庾体。事实俱在，可见此事之责既不在君也不再臣，柳冕之说，其然岂然？看看钱先生是怎么反驳别人观点的，这文章看的，过瘾呐，过瘾。
然后顺带贬了前七子一手，日常操作：
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三二《与李空同论诗书》：“文靡于隋，韩力振之”，乃不知有任、沈，无论徐、庾，一若文至隋而弊者，前“七子”之空疎矜诞多类此。
注意，注意，这里出现了一句初中生能看懂的话，这一句的句法与渊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完全相同，“无论”更不必说的意思，大家还记得吧。
而后，钱先生指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盖周、隋至唐，知“五代余习”之须革，初非一人而亦非一朝一夕矣。心知之而力不能及之，望道而未之见，见矣而未之至，识非而勿克示是以树典范、易风尚。官府教令、私家论议，胥如纸上谈兵、腹空说食而已。
简言之即当时的很多人都认识到了错误的文风，但不能示范出正确的文风而树立典范，改变风尚。“纸上谈兵、腹空说食”这两句话妙不妙，“纸上谈兵”，最起码得小学文化才看得懂的成语，这么灵活运用我还是头一次见。
而后钱先生结合事实对他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申说：
尝试论之，亦姑妄言之。
读钱氏著作，需从材料中找到此种字句以提纲挈领，以下先举唐代文风革新之事：
文如苏绰，固不足矫“徐庾之弊”，即如陈子昂、萧颖士、独孤及、李华、元结辈，尚未堪与王勃、骆宾王、张说等争出手。必得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其人者，庶乎生面别开，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初无待于君上之提倡、谈士之劝掖也。倘不获韩、柳，而仅有李观、吕温、樊宗师之徒，则“古文”之“显”未可保耳。
要言之，唐代古文革新需待作手韩、柳，如白话文运动需有鲁迅等著将一样。加粗部分干脆利索，一阵见血。看过武侠小说的都知道，高手和低手的区别一个是在内力是否深厚，一个是在出招是否能一招制敌。
而后又举宋代文革新之例：
又如五季文敝，石晋之马胤孙已复“学韩愈为文章”（《新五代史·杂传》第四三）；宋初穆修、柳开奋然以起衰革敝自任，石介《怪说》以杨亿“浮华纂组”之文与“释老之为怪”并举而丑诋之，而所作皆无足动众开宗；即苏舜钦、尹洙亦如五谷不熟、画虎未成。
宋初穆、柳诸人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故未能革新文风。“五谷不熟、画虎不成”也是很有趣呀。
及夫欧阳修斐然为之先，王安石、苏洵、苏轼卓尔为之后，乃能蔚成风会，取徐铉、杨亿之体而代焉。《庄子·庚桑楚》曰：“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此之谓乎！
宋代文体革新亦需作手如欧阳等人。辨之甚明。巧引庄子之说，亦一妙喻也。
或许李谔为唐人“古文”拥帚清道，固迂远而阔事情，又取此《书》与梁裴子野《雕虫论》齐称，亦拟不于伦。裴所重在作诗而不在文，且祇陈流弊，未筹方策；李则昌言“弃絶华绮”，“职当纠察”。
最后又回到本文开头所讨论的的李谔之书，先批驳那些认为李谔之文为唐代古文运动开道的人是“迂远”而不符合实际情况（当代文学批评著作言及李谔之文似皆以为其有请道之功。），后又批那些把李谔之书与《雕虫论》相提并论的人“比拟不伦”，而后略作分析。又根据李谔所提的利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文艺的做法联想到拿破仑相关事迹：
拿破仑主法国时，尝以文学不盛而申斥内务部长；使李所请见诸施行，“公私文翰”，概归“宪司”，“外州远县”，“普加搜访”，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搜幽剔隐，无远勿届，便略同拿破仑之内务部矣。
此段论拿破仑数语颇有趣味，而细味之恐醉翁之意未必尽在酒，或与当时国内政策相关？又或钱先生曾有法国同学和他聊天说：“我们法国人敢骂总统，你们中国人敢吗？”钱先生为了证明自己也敢骂法国总统，遂有了以上几句？当然，钱先生此文主要是讨论文敝与起衰的问题，还是避免因联想过多而买椟还珠的好。又此文亦可与《谈艺录·四二》：“盖学识高深，只可明义，才情照耀，庶能开宗。坐言而不堪起行者，其绪论亦每失坠而无人掇拾耳。”一语相参。
读到这里的朋友们，恭喜你们，你们读完了整整一则《管锥编》，绝对没有缺斤少两的一则。赶快双击屏幕，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瞬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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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其书里面的内容以10本书为纲，写出他的心得，具体来看，《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汇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列子张湛注》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共计781则，近130万字。
……这本书的英文名字也比较有意思 Limited Views, 我怎么感觉英文版比中文版还好读的感觉呢？
我看——为什么这个《管锥编》像是一条条精彩的长微博？为什么它的英文版比中文版还好读呢？因为“Limited Views”确实属于“图书索引学”的领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