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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8日星期六

谢选骏:“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伪概念

《“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重田澄男 2011-06-16 [日]重田澄男 著 卫华 译)报道:


日本学者重田澄男(Sumio Shigeta)在德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4年卷发表《“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一文,对“资本主义”概念在学术史上的起源、演变和定型作了深入而简明的梳理,文章还特别对马克思使用“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情况作了考证。现将文章翻译如下。另外,重田澄男2007年在同一刊物上对自己的论述作了补充,用表格的形式展示了马克思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译者节译了相关内容附在文后。


一、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


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研究,首先应当搞清楚,是谁引入这一概念的。其次应当解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同义词而确定下来的。

第一个对“资本主义”这个词语的起源进行的研究是理夏德·帕索夫在《资本主义:概念和术语的研究》(耶拿1918版)中作出的,该研究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根据帕索夫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路易·勃朗1850年的著作《劳动组织》(巴黎第9版)中(帕索夫,第2页)。而让·杜布瓦在他的著作《法国1869—1872年政治和社会词汇》(巴黎1962年版) (伦敦1975年版)中举出了一个更早的使用该词的例子;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在其《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中将这部著作评价为“详尽的研究”(霍布斯鲍姆,第1页)。根据杜布瓦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由皮埃尔·勒鲁在他1848年的著作《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是否总有穷人?》(布萨克,巴黎)中使用了(霍布斯鲍姆,第319页;杜布瓦,第25页)。以《牛津英语辞典》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1997年第2版(主编为托姆·博托莫尔,莫尔登,牛津,墨尔本版),则声称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54年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企鹅出版社, 1996年伦敦、纽约、维多利亚、多伦多、奥克兰版)是最早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的文献(第72页)。这些分歧甚大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表明,国际学术界还未能确定地回答,实际上是谁引入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

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同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相关的文本以及该文本中出现的术语。

皮埃尔·勒鲁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大卫·欧文·伊文斯在他的著作《浪漫社会主义———皮埃尔·勒鲁和他的同时代者》(布萨克1948年版)中引用了勒鲁的《马尔萨——是否总有穷人?》下面一段文字作为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证据:“资本主义工业(l industrie capitaliste)让我想起布雷斯特和土伦的划桨苦役。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 1848年版第25页;伊文斯,第81页)。然而在勒鲁该著作的第二版中,“资本主义”一词消失了,同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家(capitalist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1849年版第28页)。在这里,“资本主义”一词换成了“资本家”。由此可以推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于勒鲁来说同“资本家”这一术语的含义一样。

在法国二月革命期间,路易·勃朗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府内阁的社会主义者,在他那里“资本主义”概念是这样使用的:“让我们看看,构成巴师夏先生全部论证的基础的诡辩是什么。这种诡辩就是经常混淆资本的有用性和我称之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东西,而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占有资本,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因此你就可以高呼:资本万岁!我们维护资本,而我们以更大的热情反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e),即资本的死敌。下金蛋的母鸡万岁!保卫下金蛋的母鸡,反对企图杀鸡取卵的人!”(《劳动组织》第9版第161—162页)。他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是为了表达资本是排他性的占有物这种性质。

威廉·萨克雷是查尔斯·狄更斯之外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长篇小说家的代表,他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来指称资产阶级的情感:“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感觉使保罗·德·弗洛拉克清醒,适于表达他的情绪。”(《新来者: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第4章《1854年12月》,伦敦1996年版第488页)。

此外,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可能写于1869—1870年的文章《社会批判》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窥伺时机、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抓住了协作这个工具……”(《布朗基选集》巴黎1971年版第147页)。后面还写道:“然后,资本主义(capitalisme)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第164页)显而易见,布朗基在这里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是同“资本”和“资本家”相关联的。

所有的例子都表明:1850年前后勒鲁、布朗和萨克雷,以及将近60年代末布朗基,都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表达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合状况,这种状况的特征如下:在现代经济制度产生的背景下,出现劳动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企业家为赚取利润而肆无忌惮;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在这些地方,“资本主义”还没有像今天最终形成的定义那样,用来表达现代社会的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式。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


马克思将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问题领域,并没有归结为“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而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尽管如此,还是能够证明马克思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然而,在马克思自己出版的著作、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也是在1860年以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着手撰写《资本论》以后———的手稿中才出现的。在此前的文本中马克思是在其他概念下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学问题的。下面本文予以简要解释。

在我们今天称为“资本主义”的问题领域内,马克思所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形态,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首先通过“资产阶级生产形式”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表达赋予这一思想以具体的形态。这些说法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因此它们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阐发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现”是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开始的。

把这种思想译入德文发生于1847年的文章《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资产阶级生产”、“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概念(译者未在该著中找到“资产阶级生产”[bürgerlicheProduktion]这一术语。———译注)。这种表达方式在随后十年里,从《共产党宣言》或者《雇佣劳动与资本》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确定下来,在对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时被用来说明关键问题。

直到1857—1858年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马克思在《大纲》中力求寻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替代概念。在《资本章》的开头马克思研究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职能,也就是在雇佣劳动的依附性中资本进行的运动;在这种职能中对资本的定义完全不同于在资本同商品和同货币的关系中对资本的定义。在这个阐释过程中我们反复遇到如下表达方式:“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关系”、“受资本统治的生产关系”、“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几乎已经不再使用。

这里对“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或者生产方式所尝试的各种不同表达方式,马克思用来取代以前使用的概念“资产阶级生产”或者“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这个特点来说,它们在术语发展上代表通向《资本论》的中间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赋予资本主义问题领域以新的术语形态。

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在1859年1月到1861年夏天他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采用)的时候阐发的。这部阐释资本的本质的著作以《大纲》的《资本章》为基础。这里阐发的术语随后在《资本论》的一部庞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以及在《资本论》本身中一再出现,而且,正如其很高的使用频率所体现的,作为固定的表达方式确定下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马克思再也没有使用过。

如果要回答为什么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改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这个问题,那么就一定要看到同“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含义所具有的局限性。用这个词不可能表达出现代社会中以其现实形态出现的生产关系的全部问题领域。对“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概念的这种不足的日益加深的认识,促使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从这一概念中后来出现了“资本主义”(Kapitalis-mus)这一术语。


三、“资本主义”概念的阐述和扩展


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接近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阿尔伯特·E·F·谢夫莱发表了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谢夫莱除了在标题中,还在正文中反复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国民经济学上的形态学”中的“经济联系的形式”成为他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因此谢夫莱在术语上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作为“当今国民经济的支配性组织形式”和不同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综合秩序”的企业。

当然我们并不清楚,谢夫莱的“资本主义”这一表达源自何处。上文已经指出,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然而谢夫莱本人引证了马克思的话并声明说,马克思是在同他自己极其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指出,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私人资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在统治上与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特的经营形式。……因此,他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比我迄今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概念要窄。”(第310页)怎样才能解释谢夫莱对马克思的令人感到矛盾的引证呢?谢夫莱在同《资本论》进行争论的时候,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理解。由此出发,他用自己的理解解释了马克思的结构性的阐述。谢夫莱由此得出自己的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概念面对他本人的阐述显示出意义上的局限性。

另外一个阐述来自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同英国正统的学术观点不同,霍布森认为,工人阶级的过低消费引发了经济危机。他在1894年发表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伦敦版)中,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理解为“机器生产”的不断扩展。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研究了作为机器生产的结果的工业、企业和市场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霍布森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这样表达他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是现代工业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中心因素由一个专门用于现代工业的描述性称号———资本主义———表示出来。”(第4页)在霍布森那里,工业生产中机器的运用形成资本主义概念的中心因素;“资本主义”由此被用来表达工业的技术性质。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即表达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赚取利润的基础上的独特的对价值的理解,在这种定义中就没有得到考虑。

霍布森在受到威尔纳·桑巴特1902年出版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慕尼黑、莱比锡)的启发后,对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扩充,在新版中他对他的“资本主义”概念作了修改和进一步的阐发。现在霍布森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工业形式,这种工业形式必须具备如下五个重要的因素:(1)积累; (2)无产阶级的存在; (3)工业技术; (4)市场; (5)资本主义意志。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描绘的是经济企业的一种制度,它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霍布森作了这样的界定,就是将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表达的“资本主义”概念扩充到国民经济方面。

桑巴特本人则给出了另外一种定义。《资本论》第三卷一出版,桑巴特就发表了一篇受到恩格斯肯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探讨了《资本论》的内容和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通过与手工业概念的对比最终得出如下定义:“我们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一种经济方式,其中特有的经济方式是资本主义企业。”(第195页)对桑巴特来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之上的,它在雇用经营者的基础上,以赚取利润为目的。

随后,桑巴特在1909年发表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一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29卷第689—757页),对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修改。 《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1916年)就是以这个修改了的定义为基础的,它同第一版中运用的定义明显不同。在第二版中,资本主义是这样定义的:“说到资本主义,我们的理解是一种确定的经济制度,它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是一种交换经济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通常有两个居民群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同时掌握领导权,是经济主体,以及没有财产的纯工人(作为经济客体)———通过市场联系起来,一起发挥作用;这种组织受到营利原则和经济理性主义的支配。”(第319页)在这里,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被理解为社会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表达了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

此外,桑巴特还努力从以“资本主义精神”为印记的资本主义企业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了给这种“精神”———最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负责的因素———以具体的形态,他把“企业精神”说成一种“钱财欲、冒险乐趣和创造精神的综合”,把所谓的“市民精神”说成人的经济方面,它和宗教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一样,都对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根本立场产生影响。


四、结论


1850年前后开始得到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一开始只不过被当作“资本”(Kapital)概念或者“资本家”(Kapi-talist)概念的同义词来运用。直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才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术语形式。在表达现代社会中的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时,马克思阐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这一术语,马克思凭借这一术语能够清楚地阐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随后,谢夫莱、霍布森和桑巴特等人以马克思开创的结构性阐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各自提出了对这一概念的定义。由此他们深化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含义,他们不再把这一术语直接当作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表达。确切地说,他们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总体经济制度,这一总体经济制度受到一定的关键原因的制约,而每一个这样的关键原因又都会塑造出另外的一些关键原因。


附录:重田澄男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7年卷中发表了《关于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了补充。他首先列举了他在马克思著作中发现的使用名词“资本主义”的例子(相当于《国外理论动态》本期所载《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一文所列第1、2、5、7、8、9、10、11例),然后他制了两个表来展示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三卷中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

 

[重田澄男还作了补充论证,以下为其中的部分段落:]

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使用的“资本主义”表现了资本主义一词在术语学中的自身的独特特征和意义。原因如下。马克思在他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从未用过“Kapitalismus、capitalisme、capitalism”。只是在手稿和书信中他才使用了“资本主义”。而且如上表所示,使用“资本主义”的情况极为罕见。此外,书信中使用该词时是英语或法语,只是在谢夫莱的书名中是德语。而且,“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同“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

[……]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草稿)》中,马克思谈到:“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切些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MEGA II/3·4, S·12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III第54页])马克思在这里指出“资产阶级生产”这一术语并没有精确地表达资本主义生产的确定内容。

问题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观念的术语是什么。马克思非常精确地阐述和确认了它的内容(同雇佣劳动相关的经济基础,现代社会以生产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同商品和货币关系有鲜明区别),根据有关这一内容的观念,马克思确定了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合于更为精确地表达马克思获得的有关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新观念。■[卫华:中共中央编译局]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第16-21页。




[日]重田澄男 著 卫华 译




日本学者重田澄男(Sumio Shigeta)在德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4年卷发表《“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一文,对“资本主义”概念在学术史上的起源、演变和定型作了深入而简明的梳理,文章还特别对马克思使用“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情况作了考证。现将文章翻译如下。另外,重田澄男2007年在同一刊物上对自己的论述作了补充,用表格的形式展示了马克思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译者节译了相关内容附在文后。


一、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



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研究,首先应当搞清楚,是谁引入这一概念的。其次应当解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同义词而确定下来的。

第一个对“资本主义”这个词语的起源进行的研究是理夏德·帕索夫在《资本主义:概念和术语的研究》(耶拿1918版)中作出的,该研究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根据帕索夫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路易·勃朗1850年的著作《劳动组织》(巴黎第9版)中(帕索夫,第2页)。而让·杜布瓦在他的著作《法国1869—1872年政治和社会词汇》(巴黎1962年版) (伦敦1975年版)中举出了一个更早的使用该词的例子;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在其《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中将这部著作评价为“详尽的研究”(霍布斯鲍姆,第1页)。根据杜布瓦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由皮埃尔·勒鲁在他1848年的著作《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是否总有穷人?》(布萨克,巴黎)中使用了(霍布斯鲍姆,第319页;杜布瓦,第25页)。以《牛津英语辞典》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1997年第2版(主编为托姆·博托莫尔,莫尔登,牛津,墨尔本版),则声称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54年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企鹅出版社, 1996年伦敦、纽约、维多利亚、多伦多、奥克兰版)是最早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的文献(第72页)。这些分歧甚大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表明,国际学术界还未能确定地回答,实际上是谁引入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

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同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相关的文本以及该文本中出现的术语。

皮埃尔·勒鲁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大卫·欧文·伊文斯在他的著作《浪漫社会主义———皮埃尔·勒鲁和他的同时代者》(布萨克1948年版)中引用了勒鲁的《马尔萨——是否总有穷人?》下面一段文字作为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证据:“资本主义工业(l industrie capitaliste)让我想起布雷斯特和土伦的划桨苦役。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 1848年版第25页;伊文斯,第81页)。然而在勒鲁该著作的第二版中,“资本主义”一词消失了,同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家(capitalist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1849年版第28页)。在这里,“资本主义”一词换成了“资本家”。由此可以推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于勒鲁来说同“资本家”这一术语的含义一样。

在法国二月革命期间,路易·勃朗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府内阁的社会主义者,在他那里“资本主义”概念是这样使用的:“让我们看看,构成巴师夏先生全部论证的基础的诡辩是什么。这种诡辩就是经常混淆资本的有用性和我称之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东西,而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占有资本,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因此你就可以高呼:资本万岁!我们维护资本,而我们以更大的热情反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e),即资本的死敌。下金蛋的母鸡万岁!保卫下金蛋的母鸡,反对企图杀鸡取卵的人!”(《劳动组织》第9版第161—162页)。他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是为了表达资本是排他性的占有物这种性质。

威廉·萨克雷是查尔斯·狄更斯之外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长篇小说家的代表,他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来指称资产阶级的情感:“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感觉使保罗·德·弗洛拉克清醒,适于表达他的情绪。”(《新来者: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第4章《1854年12月》,伦敦1996年版第488页)。

此外,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可能写于1869—1870年的文章《社会批判》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窥伺时机、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抓住了协作这个工具……”(《布朗基选集》巴黎1971年版第147页)。后面还写道:“然后,资本主义(capitalisme)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第164页)显而易见,布朗基在这里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是同“资本”和“资本家”相关联的。

所有的例子都表明:1850年前后勒鲁、布朗和萨克雷,以及将近60年代末布朗基,都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表达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合状况,这种状况的特征如下:在现代经济制度产生的背景下,出现劳动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企业家为赚取利润而肆无忌惮;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在这些地方,“资本主义”还没有像今天最终形成的定义那样,用来表达现代社会的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式。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



马克思将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问题领域,并没有归结为“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而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尽管如此,还是能够证明马克思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然而,在马克思自己出版的著作、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也是在1860年以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着手撰写《资本论》以后———的手稿中才出现的。在此前的文本中马克思是在其他概念下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学问题的。下面本文予以简要解释。

在我们今天称为“资本主义”的问题领域内,马克思所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形态,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首先通过“资产阶级生产形式”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表达赋予这一思想以具体的形态。这些说法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因此它们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阐发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现”是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开始的。

把这种思想译入德文发生于1847年的文章《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资产阶级生产”、“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概念(译者未在该著中找到“资产阶级生产”[bürgerlicheProduktion]这一术语。———译注)。这种表达方式在随后十年里,从《共产党宣言》或者《雇佣劳动与资本》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确定下来,在对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时被用来说明关键问题。

直到1857—1858年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马克思在《大纲》中力求寻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替代概念。在《资本章》的开头马克思研究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职能,也就是在雇佣劳动的依附性中资本进行的运动;在这种职能中对资本的定义完全不同于在资本同商品和同货币的关系中对资本的定义。在这个阐释过程中我们反复遇到如下表达方式:“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关系”、“受资本统治的生产关系”、“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几乎已经不再使用。

这里对“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或者生产方式所尝试的各种不同表达方式,马克思用来取代以前使用的概念“资产阶级生产”或者“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这个特点来说,它们在术语发展上代表通向《资本论》的中间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赋予资本主义问题领域以新的术语形态。

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在1859年1月到1861年夏天他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采用)的时候阐发的。这部阐释资本的本质的著作以《大纲》的《资本章》为基础。这里阐发的术语随后在《资本论》的一部庞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以及在《资本论》本身中一再出现,而且,正如其很高的使用频率所体现的,作为固定的表达方式确定下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马克思再也没有使用过。

如果要回答为什么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改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这个问题,那么就一定要看到同“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含义所具有的局限性。用这个词不可能表达出现代社会中以其现实形态出现的生产关系的全部问题领域。对“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概念的这种不足的日益加深的认识,促使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从这一概念中后来出现了“资本主义”(Kapitalis-mus)这一术语。



三、“资本主义”概念的阐述和扩展



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接近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阿尔伯特·E·F·谢夫莱发表了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谢夫莱除了在标题中,还在正文中反复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国民经济学上的形态学”中的“经济联系的形式”成为他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因此谢夫莱在术语上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作为“当今国民经济的支配性组织形式”和不同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综合秩序”的企业。

当然我们并不清楚,谢夫莱的“资本主义”这一表达源自何处。上文已经指出,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然而谢夫莱本人引证了马克思的话并声明说,马克思是在同他自己极其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指出,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私人资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在统治上与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特的经营形式。……因此,他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比我迄今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概念要窄。”(第310页)怎样才能解释谢夫莱对马克思的令人感到矛盾的引证呢?谢夫莱在同《资本论》进行争论的时候,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理解。由此出发,他用自己的理解解释了马克思的结构性的阐述。谢夫莱由此得出自己的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概念面对他本人的阐述显示出意义上的局限性。

另外一个阐述来自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同英国正统的学术观点不同,霍布森认为,工人阶级的过低消费引发了经济危机。他在1894年发表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伦敦版)中,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理解为“机器生产”的不断扩展。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研究了作为机器生产的结果的工业、企业和市场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霍布森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这样表达他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是现代工业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中心因素由一个专门用于现代工业的描述性称号———资本主义———表示出来。”(第4页)在霍布森那里,工业生产中机器的运用形成资本主义概念的中心因素;“资本主义”由此被用来表达工业的技术性质。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即表达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赚取利润的基础上的独特的对价值的理解,在这种定义中就没有得到考虑。

霍布森在受到威尔纳·桑巴特1902年出版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慕尼黑、莱比锡)的启发后,对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扩充,在新版中他对他的“资本主义”概念作了修改和进一步的阐发。现在霍布森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工业形式,这种工业形式必须具备如下五个重要的因素:(1)积累; (2)无产阶级的存在; (3)工业技术; (4)市场; (5)资本主义意志。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描绘的是经济企业的一种制度,它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霍布森作了这样的界定,就是将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表达的“资本主义”概念扩充到国民经济方面。

桑巴特本人则给出了另外一种定义。《资本论》第三卷一出版,桑巴特就发表了一篇受到恩格斯肯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探讨了《资本论》的内容和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通过与手工业概念的对比最终得出如下定义:“我们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一种经济方式,其中特有的经济方式是资本主义企业。”(第195页)对桑巴特来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之上的,它在雇用经营者的基础上,以赚取利润为目的。

随后,桑巴特在1909年发表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一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29卷第689—757页),对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修改。 《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1916年)就是以这个修改了的定义为基础的,它同第一版中运用的定义明显不同。在第二版中,资本主义是这样定义的:“说到资本主义,我们的理解是一种确定的经济制度,它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是一种交换经济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通常有两个居民群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同时掌握领导权,是经济主体,以及没有财产的纯工人(作为经济客体)———通过市场联系起来,一起发挥作用;这种组织受到营利原则和经济理性主义的支配。”(第319页)在这里,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被理解为社会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表达了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

此外,桑巴特还努力从以“资本主义精神”为印记的资本主义企业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了给这种“精神”———最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负责的因素———以具体的形态,他把“企业精神”说成一种“钱财欲、冒险乐趣和创造精神的综合”,把所谓的“市民精神”说成人的经济方面,它和宗教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一样,都对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根本立场产生影响。



四、结论



1850年前后开始得到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一开始只不过被当作“资本”(Kapital)概念或者“资本家”(Kapi-talist)概念的同义词来运用。直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才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术语形式。在表达现代社会中的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时,马克思阐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这一术语,马克思凭借这一术语能够清楚地阐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随后,谢夫莱、霍布森和桑巴特等人以马克思开创的结构性阐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各自提出了对这一概念的定义。由此他们深化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含义,他们不再把这一术语直接当作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表达。确切地说,他们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总体经济制度,这一总体经济制度受到一定的关键原因的制约,而每一个这样的关键原因又都会塑造出另外的一些关键原因。


附录:

重田澄男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7年卷中发表了《关于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了补充。他首先列举了他在马克思著作中发现的使用名词“资本主义”的例子(相当于《国外理论动态》本期所载《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一文所列第1、2、5、7、8、9、10、11例),然后他制了两个表来展示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三卷中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




 

[重田澄男还作了补充论证,以下为其中的部分段落:]

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使用的“资本主义”表现了资本主义一词在术语学中的自身的独特特征和意义。原因如下。马克思在他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从未用过“Kapitalismus、capitalisme、capitalism”。只是在手稿和书信中他才使用了“资本主义”。而且如上表所示,使用“资本主义”的情况极为罕见。此外,书信中使用该词时是英语或法语,只是在谢夫莱的书名中是德语。而且,“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同“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

[……]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草稿)》中,马克思谈到:“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切些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MEGA II/3·4, S·12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III第54页])马克思在这里指出“资产阶级生产”这一术语并没有精确地表达资本主义生产的确定内容。

问题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观念的术语是什么。马克思非常精确地阐述和确认了它的内容(同雇佣劳动相关的经济基础,现代社会以生产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同商品和货币关系有鲜明区别),根据有关这一内容的观念,马克思确定了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合于更为精确地表达马克思获得的有关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新观念。■[卫华: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周思成)


谢选骏指出:不知为何,上文作者没有提及《共产党宣言》对此提到“资本主义”。不论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出自隐瞒,都很能说明,共产党人很想掩盖“资本主义”的宣传性质,而想把“资本主义”打扮成为一个学术名词。


不过在我看来,“资本”是一个名词,“资本主义”是一个形容词,“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党宣言捏造出来的幽灵。与此相同的还有“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纪元”等共产主义的幽灵系列……


《“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2018-02-01 曹龙虎)报道:


内容提要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将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间。20世纪以后,该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使用领域是“政治—社会”领域。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概念还在学术界被广为使用。极强的知识生产功能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要特性,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词汇。


在人类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一词可谓最为人所耳熟能详的概念之一。按照历史教科书的流行叙事,人类大约从15、16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并在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时期。很多学者在著书、立说时都直接用“资本主义”一词总体概括今天依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总之,“资本主义”一词是我们描述人类近代历史发展的关键词汇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既有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挖掘“资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对“资本主义”概念问题的探讨比较少。近年来,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概念溯源的角度来梳理“资本主义”一词,试图厘清这一重要概念的使用情况。大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明晰了“资本主义”一词的生成路径,尤其是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但是对“资本主义”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诸多特性,如领域划分、知识生产功能等的挖掘显得不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概念在近代的生成和使用状况重新作一梳理。除了“资本主义”概念词源学的详细考证外,笔者还希望对“资本主义”使用的基本领域和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略作探讨,以增进人们对这一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概念的认识。


一、 “资本主义”的词源学考证


作为一个含义无比丰富的概念,如果仅仅着眼于“capitalism”这个概念的词语本身,可能很难厘清这个概念在词源上的来龙去脉。例如,布罗代尔在讨论“资本主义”一词的词源时就说:“‘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含义。”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之上,依次梳理“capital”、“capitalist”和“capitalism”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以明晰这一概念形成的语义变化脉络。


(一)“capital”的语义变化及使用


在现代英语中,当“capital”作为名词使用时,有资本、本钱、本金、首都、都城、大写、会议等含义;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资本的、首都的等含义。根据《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capital”的拉丁文书写形式“capitālis”的词源来源于拉丁词汇“caput”,含义有头部(head)、顶部(top)等,其词根是“capiō”,意思有抓住(take)、捕捉(seize)、攫取(catch)、占有(capture)等,而“capitālis”有致命的(mortal)、极端的(deadly)、危险的(dangerous)等意涵。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capital”一词开始进入中古英语。


坎南和理查兹等学者考察了“capital”一词在英语中的早期使用历史,他们发现在英语中具有经济意涵的“capital(或者是capitall)”一词最早出现在那些教授英国商人怎样用高级方法进行记账的书籍中。他们都举了一个名叫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的会计的例子。其中,坎南发现,1569年这名会计在教授一门名为“意大利商人记账的艺术”(the art of Italian merchants accounts)课程时,使用了“capitall”,并将“capitall”与表示资金等含义的“stocke”连用。显然,这里的“capitall”有经济意涵。而理查兹则发现1569年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在一篇名为《通往完美之路》(The Pathe waye to perfectnes)的会计论文著作中使用了“capitall”一词。其中,“capitall”与“stocke”、“money”、“debts”等连用,显然也在经济意义上被使用。


大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一词开始在英语世界被广泛使用。1611年,英国人兰德尔·科特格雷夫(Randle Cotgrave)在其编纂的《法英词典》中,就收录“capital”一词,并把它的意思界定为“wealth,worth; a stocke,a mans principall,or chiefe,substance”。法语中“capital”一词的使用和德语中“Kapital”一词的使用与英语中“capital”一词的历史和逻辑非常相似。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Kapital”开始在法语和德语中流行开来。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早期英语中的“capital”、法语中的“capital”以及德语中的“Kapital”的都是在一种具体含义上使用的,用来指一笔钱、一笔债款或者一笔商业资金。不过,这么简单明了的意涵似乎很难得到今天各种辞典、工具书的佐证。以《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例,在该词典的界定中,“capital”一词虽然也有上述含义,但其更多是作为专业术语用于经济学领域,“广义的资本可以包括生产系统中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和人力的投入;不过一般来说,更加有用的定义是将此术语限制为指生产企业所掌握的物质性生产。按照这种意思,有两种形式的资本。货币或金融资本是一种用于投资的、流动的、无形的资本。货物资本——即实际或物质资本——是在生产中产出的或用以生产其他货物和服务而使用的有形项目,诸如建筑物、机械、设备等。货币资本是为融资获得实际资本或货物资本而销售股票和债券来筹集的资本。货物资本和储蓄相类似,为了供应将来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二者都需要延迟当前的消费。”1776年,亚当·斯密将能够创造收入的财产称为“资本(capital)”。


马克思不仅将“资本”作为专业术语使用,还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意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本质是“生产资料”,“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Kapital verwandelten Produktionsmittel),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在著作中为我们区分了各种类型的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现实资本、生息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等,并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定过程。


如是,我们大体可以这样描述现代西方语境中的“capital”一词的语义变化情况及现代含义:作为“capitalism”概念的一个重要支撑,“capital”在15、16世纪以前,只是一个混杂在若干表示金钱、财物词汇中的一员;从17世纪开始,其使用程度开始日趋频繁,并开始从其他表示金钱的词汇中分离出来,“capital”开始作为一种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和政治术语被使用。


(二)“capitalist”的语义变化及其使用


在英语中,“capitalist”的出现时间比“capital”要晚,但比“capitalism”要早。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对“capitalist”一词的解释:1792年,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亚瑟·杨格(Arthur Young)在其创办的期刊《法国旅游》(Travels in France)中使用这个词,“解决这两个弊端的唯一措施是禁止低于支付责任的土地所有权划分;或者,干脆取消土地税。这些措施的一个总的弊端是导致那些有钱人(moneyed men)或资本家(capitalists)逃税。只有消费税才能影响他们。”在这里,“capitalist”的含义比较表面,被当作有钱人的同义词。而1823年,英国湖畔诗人塞缪尔·科勒律治在其谈话性著作《茶话》(Table-Talk)中讨论济贫法的颁布缘由时,也使用了这个词,“济贫法(Poor-laws)是一个全面商业和制造业系统的不可避免的补充。……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法案说成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济贫法无疑是大谬不然。贫困费(the poor-rates)乃是由资本家们(capitalists)由于雇佣劳工而支付的体恤费,或者说是代表他们所支付的。它就是劳动价格,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从文中可以看出,这里面的“capitalist”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指有钱人,而是开始与劳动力(labor)、需求(demand)等联系在一起。


雷蒙·威廉斯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中除了引述《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上述两个例子去说明“capitalist”的含义变化之外,还引用了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在《劳方对资方主张之辩驳》(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中对“capitalist”一词的使用,“在生产食物和制造服装、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们之间,横亘着资本家(capitalist),他既不生产也不使用它们,还将自己视为两者的生产者。”托马斯·霍奇金将“capitalist”描述为既不制造也不使用工具、却将这些生产挪为己用的人。这里面对“capitalist”的界定与后来马克思著作中的相关描述和批评已经比较接近了。


法语中“capitaliste”一词在大概出现于17世纪中叶。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荷兰信使报》(Hollandlsche Mercurius)在1633年曾使用过一次,1654年又使用了一次。而且在1699年,联合省(Provinces-Unies)三级会议制定的新税也把“capitaliste”与其他的群体区别开来。而德语中的“Kapitalist”概念流行则要到17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最初的“Kapitalist”,部分指代商人(Kaufleute),部分指代能借出金钱的银行家(Bankiers)和纯年金收入者(Reine Rentiers);另外,富裕的农民按照占有的土地面积也可以被归入小型(kleinen)、大型(groen)或者超大型资本家的行列。


(三)“capitalism”的早期使用


一般认为,在英语中最早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文献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长篇小说家威廉·萨克雷于1854年出版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该书在描述一个名叫德·蒙孔图尔(de Moncontour)的王子在巴黎的经历时,使用了“The sense of capitalism”这一用法,翻译成中文即“资本主义的意识”。这里的“capitalism”与“sense”联系在一起,表示一种“capitalism”的情感、感觉或者意识。


法语里面最早使用“capitalisme”一词的例子可追溯到路易·勃朗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1848年,路易·勃朗在其《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 travail)一书中写道:“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作为巴师夏先生所有推论基础的诡辩是由何构成的,这种诡辩就在于无休止地混淆了资本(capital)的和我以后将之称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用法。也就是说,资本被一些事物的占据也就意味着对其他东西的排除。正是这样,事物使用的结果是它的独占而非它的本质。”在路易·勃朗这里,“资本主义”是对“资本”的一种超越状态,表示一种资本对事物进行排他性占有的特征。


在德语中,根据《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的考证,1815年在德国南部出现“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概念有相似之处,表示一种制造剩余价值和储备物的生产活动,但使用较少。该词典认为“Kapitalismus”(资本主义)概念可能是从当时的法国引入的,并且从18世纪中期开始“Kapitalistischer Betrieb”(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Hilfsmittel”(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概念在德国自由主义人士中已经被广为使用。1869年,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Rodbertus-Jagetzow)在其著作《解释和纠正目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信贷》(Zur Erkl?rung und Abhülfe der heutigen Credit noth des Grundbesitzes)中,开始独立使用“Kapitalismus”这一概念。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最早使用是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不过,当时该词只是零星出现,并未大规模流行。以马克思(1818—1883)为例。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好横跨19世纪,但根据重田澄南、徐洋等学者的考辨工作,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capitalismus/capitalism/Kapitalismus”,在绝大部分场合,马克思都是使用“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表达他所分析的、在今天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形态。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渐渐流行开来。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ffle)就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的标题中出现了“Kapitalismus”(资本主义)这一词,并且在著作中反复使用这一概念。1894年,英国学者J.霍布森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在这本书中,霍布森不仅使用了“capitalism”这一概念,还界定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1902年,桑巴特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这样,最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最晚甚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广为流行开来。如今,基本上所有重要的词典、社会科学工具书都收录了“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的词条,并对之进行了或严格、或宽泛、或具体、或抽象的定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平时生活中最为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


(四)“资本主义”概念确立过程的回顾和补充说明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断言,“capitalism”一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笔者通过相关词汇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的梳理,大体印证了这一结论。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很多学者在用“资本主义”概念来阐述观点、表达见解时,都至少将其追溯到15、16世纪,但实际上,西方“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资本主义”概念的确立过程呢?


作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更高阶的词语范畴,“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是在16世纪以后才变得流行起来,而且其在早期主要用来指称教派。在今天表示某种学说、理论、思想体系等意涵的用法,形成于17—19世纪各种近代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之后。“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显然就是“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扩大后的产物。但是,正如诸多辞典、工具书所揭示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产生非常早。如此,在“资本主义”书写形式,即“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形成之前,人们只能借助其他的词汇来表达相关思想了,虽然这种表达在理论层次尚在浅表。


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汇的形成时间和使用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比“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形成更早的“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应该在早期人们表达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程中充当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来说,“capital/Kapital”(资本)一词最早,在15、16世纪就被广为使用,而在17世纪以后则日趋频繁。马克思对其的阐释确立了“capital/Kapital”(资本)的经济术语和政治术语地位。“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一词则自广泛使用起,就与人们基于某种价值理念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此类表达经由文学作品、理论著述而变得广为人知。


宽泛言之,人们对“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词语的使用,属于我们理解“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据笔者查考,没有任何资料显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这一词汇的使用有陌生感或者突兀感,无论是阿尔伯特·谢夫莱,还是约翰·霍布森,抑或是桑巴特,大家都在一种不言自明的状况下使用该术语。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术语的使用。当然,前文提及的马克思频繁使用的“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也功不可没。原因很简单,由于之前人们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其的容受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障碍了。


二、 “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


英国学者毛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类型归纳为三类:第一种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取向;第二种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以及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内涵;第三种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然经济或者传统农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着重分析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历史、内部组成要素及现实影响等。在毛里斯·多布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将第一种研究取向(马克思主义学派)单列出来,将其使用的领域命名为“政治—社会”领域;并把第二、三种研究取向统一纳入学术领域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毛里斯·多布的区分,还是笔者的区分,都并非严格意义的截然划分,而只是在考虑研究问题内在属性的基础上,为了叙述的便利进行的适度区隔。


(一)“政治—社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概念


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意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后继发展则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我们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的基本意涵进行阐述。一般认为,虽然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但此时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通过对“需要”的讨论,开始对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有所体认;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批政治作品中,马克思开始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最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一种资本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形态。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从时间的角度来详述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观的形成过程,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重含义,即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历史分期的“资本主义”进行分别说明。


1.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阐述得最为经典的著作无疑就是《资本论》一书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即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ltnisse)。”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资本循环过程等的分析,为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并最终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kapitalistische Aneignungsweise),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kapitalistischen Era)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资本主义”概念的现代使用中,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是诸多义项中最重要的意涵。近乎所有的辞典在界定“资本主义”一词的意涵时都从生产方式入手来说明这一概念。例如,由英国学者汤姆·博托莫尔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就是从“生产方式”这一角度首先阐述“资本主义”一词。书中写道:“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是指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同样,由国内学者赵德水编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辞典》也突出了“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条线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的分化而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是:(1)出现大批获得人身自由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2)大量的货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使他们具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剥削雇佣劳动的能力。”


2.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确立“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勘定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发展序列位置和代替关系;最终,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样的论断。


前文提及的日本学者重田澄男曾这样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他认为,马克思虽没有直接使用“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但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卓越贡献,“资本主义”概念开始成为一个解释力极强、并且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多新进展。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展开,马克思学说与政治社会斗争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本主义”概念开始越来越渗透“政治—社会”领域。这也是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视为“政治—社会”概念的缘由。


总的来说,在本文总结的“政治—社会”领域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以颠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目的。由于“资本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很多学者多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


(二)学术领域中“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及其争议


前文提及的阿尔伯特·谢夫莱、约翰·霍布森、维尔纳·桑巴特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都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案例。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概念很早就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使用了。不过,要想让那些对专业属性有极高要求的学者们毫无障碍地接受语义复杂、具有政治色彩的“资本主义”一词,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很多学者都拒绝在学术著作、论文中使用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在“政治—社会”领域广泛使用,并且与诸多政治运动、革命运动联系紧密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显然与专业领域研究时的“价值中立”要求相悖离。布罗代尔就认为,“自从本世纪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资本主义)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并转述历史学家郝伯特·希顿的观点说道:“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黄仁宇也持类似的看法,“要给这名词(资本主义)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别人顿生误会。”不过,布罗代尔、黄仁宇等人都是在声明了“资本主义”一词的含混和政治色彩浓烈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但是,抵制这一概念的学者也非常多。法国学者米歇尔·于松在《资本主义十讲》就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诸如夏尔·吉德(Charles Gide)、坎瓦斯(Canwas)、马歇尔(Marhshall)、塞利格曼(Seligman)、卡塞尔(Cassel),都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中还是刻意回避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分权经济”(économie 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


(三)“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之间的区隔与交错


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领域分为“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并分别叙述了这两个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意涵和使用情况。客观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论述中,除了《共产党宣言》明显的政治纲领色彩之外,其他著作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是严肃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笔者将其纳入“政治—社会”领域中加以考察,主要是考虑到马克思学说与后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笔者以为,在“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中,“政治—社会”领域与学术领域虽有区隔,但更多的是交错,并且“政治—社会”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独立性。不少工具书在阐述“资本主义”概念时,都尤为突出其政治意涵。例如,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中讨论“资本主义”概念时,开篇即陈“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使政治争论分化为两极。……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一般都被理解为是反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两种立场之间的论战。”如此,我们也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倡导“价值中立”的学者们在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的犹豫不决了。


三、 “资本主义”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


根据当代西方著名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具有建构世界的知识生产功能,“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显然,作为“话语”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表现形态的“概念”肯定也是具有这一特征。例如,科塞雷克在为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撰写的“概念史”词条中,就认为:“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发现的‘事实’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发现这种事实的因素。……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和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作为“话语/概念”在社会实践层面功能发挥的一种概括,“知识生产功能”的涵盖面甚广,很难面面俱到地呈现。一个恰当的选择可能是对其外化出来的表现形式进行总结,继而探析其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系。显然,“话语/概念”知识生产功能的直接外化形式就是一个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和概念的衍生性这两个方面。这两个特性在“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反映得特别明显。就“资本主义”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特征来说,“资本主义”概念经常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生产”、“消费”、“交换”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资本主义”概念本身也必须借助这些词语/概念才能得到清晰界定。而就“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性特征而言,“资本主义”概念也体现得很清楚。在笔者查阅的诸多工具书中,有很多都是在收入“资本主义”词条的同时,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并加以解释。有些甚至囿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只是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和解释。例如,1918年,理夏德·帕索夫(Richard Passow)在《资本主义:概念与术语的研究》一书中,为我们列举了“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将来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乡镇资本主义”、“卡特尔资本主义”、“信任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老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资本主义”(Vergesellschaftungskapitalismus)、“社会资本主义”(Soziakapitalismus)等16种“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概念,例如“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已经有了越来越强地成为“自主”概念或者“独立”概念的倾向。


当然,“资本主义”概念知识生产功能更真切的体现应该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实践过程中。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还是前几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可以佐证。从概念生成的角度来说,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正在于其通常不会被刻意地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词汇专门使用,而是与很多相关概念、词汇混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是一个术语或者词汇转化为基本概念的标志。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以脱口而出的词汇。


本文根据概念史的相关问题意识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词源学考证,并分析了其在“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相关使用情况以及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囿于“资本主义”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以及其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下面为了更好地阐述本文的主题,兹再做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与“democracy/民主”、“republic/共和”等很多近代政治概念在历史变化发展中不断获得并丰富其含义的过程不同,我们可以用“事实在先,概念在后”这一句话来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把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直到20世纪以后,该词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不过,虽然“资本主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一词出现的时间非常晚,但可能由于之前人们早已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作为词汇的“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以后,就迅速聚集了人们的相关知识,而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基本概念。


其次,“资本主义”概念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作为“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面被频繁用到“政治—社会斗争”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社会形态。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就“资本主义”概念而言,虽然除了“政治—社会”这一范畴之外,“资本主义”还长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很多学者使用,但由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也让其在学术领域使用时充满争议。


最后,作为典型的政治概念,“资本主义”概念不仅直接作用于政治、社会运动,还在其中拓展意涵。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概念一经生成,就与其周边概念或者其他政治概念结合在一起,派生出诸多子概念,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一概念图景的生成在让“资本主义”一词从一个术语演变为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在不同阶段和有不同追求的人们中间,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不同的含义。


文章转载自“世界历史编辑部”公众号;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谢选骏指出:人说——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很多学者都拒绝在学术著作、论文中使用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在“政治—社会”领域广泛使用,并且与诸多政治运动、革命运动联系紧密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显然与专业领域研究时的“价值中立”要求相悖离。布罗代尔就认为,“自从本世纪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资本主义)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并转述历史学家郝伯特·希顿的观点说道:“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黄仁宇也持类似的看法,“要给这名词(资本主义)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别人顿生误会。”不过,布罗代尔、黄仁宇等人都是在声明了“资本主义”一词的含混和政治色彩浓烈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但是,抵制这一概念的学者也非常多。法国学者米歇尔·于松在《资本主义十讲》就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诸如夏尔·吉德(Charles Gide)、坎瓦斯(Canwas)、马歇尔(Marhshall)、塞利格曼(Seligman)、卡塞尔(Cassel),都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中还是刻意回避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分权经济”(économie 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

我看——“分权经济”说明这不是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集权经济,这是因为,在自由法治的社会里,金钱成为自由的媒介罢了,这就是资本。至于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作为它们构想的“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人为捏造出来的“靶子”,就像唐吉诃德把自己想象成正义的骑士,去讨伐名为恶魔实为风车的“五十万”。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一个伪概念——是共产党为了制造阶级冲突,煽动社会分化、策划动乱和暴乱,而妖魔化了的自由法治社会。

所以我现在看书,哪位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社会分析,哪位就是打家劫舍的马匪无疑了。


谢选骏:只有上帝认识祂自己——职业“传道人”的悲哀


《“只有上帝认识他自己”——读狄奥尼修斯与尼古拉-库萨笔记》(范学德 2002年7月16日)报道:    


1 对“不可言说者”之“说”

六百多年前出生于德国的N.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 1401─1464)是个大人物,在哲学家的心目中,他是那个世纪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而在神学家那里,恰如当代著名基督教学者 H.奥特所认为的那样,他是“一个属于世界级的人物,基督教历史上最博学的大师之一”[注一]。


而这位大名鼎鼎的 N.库萨的尼古拉则认为:(托名的)狄奥尼修斯(又译为丢尼斯 Dionysius,生卒日期不详)是最伟大的神学家。陈佐人指出,库萨的尼古拉“代表了中世纪晚期以理性主义对否定神学式神秘主义的改造”[注二],而其所谓的否定神学式神秘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狄奥尼修斯。


把库萨的尼古拉与狄奥尼修斯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否定神学及其神秘主义。在谢扶雅看来,神秘主义一语译得不太妥当,因此,他在翻译狄奥尼修斯著作的过程中,将其翻译为“冥契”,于是,“神秘神学”就成了“冥契神学”[注三]。而狄奥尼修斯的代表作之一〈神秘神学〉,就成了〈冥契神学〉。


所谓神学,在狄氏看来,就是述说那不可言说者——上帝。但在这种种不同的述说之中,却存在著两种显著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传统:


“神学传统有双重方面:一方面是不可言说的和神秘的,另一方面是公开的与明显的。前者付诸于象征法,并以人入教为前提;后者是哲学式的,并援用证明法。(不过,不可表述者与能被说出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使用说服并使人接受所断言者的真实性;另一方行动、并且借助无法教授的神秘而使灵魂稳定地面对上帝的临在”[注四]。


在狄氏的概念体系中,神秘一词的含义并非怪异,而是秘密的或隐藏的意思。在〈神秘神学〉中他指出,神学的两种传统实由两种不同的方法而来:即肯定的方法与否定的方法,前者是从最高的范畴开始而逐级下降,后者由最低的范畴开始而逐级上升:


“在先前的书中,我的论证从最崇高的范畴向最低下的范畴进发,在这下降的跑道上包容进越来越多的、随著下降的每个阶段而增加的观念。但是现在我的论证从在下者向超越者上升,它攀登得越高,语言便越力不从心;当它登顶之后,将会完全沉默,因为他将最终与那不可描状者合为一体。”对于后者,也就是说,“我们飞升得越高,我们的词语越局限于我们所能形成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超出理智的黑暗之中时,我们将发现自己不仅词语不够用,而且实际上是无言与不知”。[注五]


走下降的路就是肯定神学,取上升的路就是否定神学。


如何通过否定神学的道路而与那不可言说者冥契合一呢?这要走一条抛弃的路:“抛弃诸官觉(即感觉)和理智活动,抛弃为官觉(即感觉)和理智所能认识的一起事物以及不存在或有存在的,以无知之路向著那超越存在和智力的他,与之合而为一。因为你若不断地弃绝你自己和万物,你必会清洁地脱去万物,离却一切的牵缠,因而必可被带领到神的幽暗——那超越存在的光辉。”[注六]


而这样的否定即是对否定神学的否定:因为上帝不具有理性或名字或知识;他非黑暗、非光明,亦非谬误,非真理,他超出了任何肯定与否定,“我们只能对次于他的事物作肯定与否定,但不可对他这么做,因为他作为万物完全的和独特的原因,超出所有的肯定;同时由于他高超地单纯和绝对的本性,他不受任何限制并超出所有的限制;他也超出一切否定之上。”[注七]虽然上帝通过成为一个人而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他甚至在此启示之后仍是隐秘的……他在启示之中仍是隐秘的。因为这一耶稣的奥妙永远隐秘,非任何语词或心智可描述出。对它应说者一直不可说;对它应理解者一直不可知”。[注八]


上帝是隐秘的。


2。“上帝超越了任何概念”


在尼古拉-库萨的词汇中,隐秘的上帝与“那不可言说者”是一回事,说的都是不可说的上帝。他持守狄奥尼修斯的传统,强调“不可言说者是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称道或者被达到的。绝对的名称,无论是存在、神性、善、真理、能力,还是任何一种别的东西,都根本不能用来称道那不可称道的上帝,它们只是以各种各样的理性方式表达出不可称道的上帝罢了”[注九]。但他却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如〈论有学识的无知〉和〈论隐秘的上帝〉)来论说“那不可言说者”,这就使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不能不想到老子〈道德经〉中那开头的话:“道可道非常道”。


大学读书时,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把这一句话断为“道,可道,非常道”。那“可道”的“道”,就是一个“说”字。老子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可以述说(言说)的道,不是“常道”,“常道”是不可言说。幸好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老子只说了五千言,而尼氏的这两部书,篇幅也都不大。

尼古拉-库萨所谓的言说之说,用笛卡尔的话来讲,就是“清楚,明白”。人是一个会说话的动物,他不能不说;他若说起来,又不能不使用名词、概念,遵循逻辑规则、力图把话说明白。而说到上帝,他希望的则是将上帝清楚、明白地把握住。但可惜的是“人的任何理性都不能把握上帝”[注十],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你说了半天还是说不透。中文这个“透”字甚妙,透者,彻里彻外、彻头彻尾之谓也。


说,总是要使用名词概念,但“上帝超越了任何概念”[注十一],他不能被任何概念所概括,也没有任何名称可以称道他,因此,他就是不可言说的了。尼氏以“那不可言说者”来说上帝,也算一说,说的是“否定神学”,是为了破除“肯定神学”的偏与执。肯定神学按照理性思维的规则,使用命题、推论和概念来述说上帝是什么,从而将上帝置于理性的、逻辑的规则下,这样它就否定了上帝是超越于任何理性和任何概念的。


尼氏并非要彻底否定“肯定神学”,他知道得很清楚,若没有“肯定神学”,也就没有神学了,甚至连〈圣经〉也不必读了,因为那里面就有许多肯定的命题和判断:如“神是爱”,如“神是光”,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等等。“既然上帝应在心灵和真理中崇拜,对上帝的崇拜就必然落脚于对上帝的教义确认;由于这个理由,每一种宗教的崇拜都必然是由肯定式的神学来发展的”[注十二]。


但肯定神学必须补之以否定神学,“否定式神学对于肯定式神学是这样地不可缺少,如果没有它,上帝就不是作为无限来崇拜,而是作为被造之物来受崇拜,这就是拜偶像了,或者是把只应当归于真理的东西归于一个形象”[注十三]。


诚然,“一切可以被言说的东西都不可能表现不可言说的。但是,每一种言说都在讲述著不可言说的东西。于是,那个一,即道的父亲或者创造者,也就是在每一种道说中所道出的、在每一种标示中所标出的一切”[注十四]。


“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济。


总之:“无论谁说什么,上帝都超越了一切肯定和否定,上帝是不可言说的;而每一个人关于上帝所说的,也无非就是一个谈论不可言说者的人在谈论时所使用的那种方式而已”[注十五]。


3。说圣名


无论否定神学如何强调不可说,但它对那不可言说者总要有所说。在〈神的名称〉一书中,狄奥尼修斯集中论述了上帝的圣名。他首先强调,人们不应当在圣经以及神圣地启示的信息之外再去寻找述说上帝的信息,而应当是让自己被提升到圣经的明亮光芒之中,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说:“让我们在圣经之光的引导下,昂首远望,极目天穹,心中充满对神圣的敬畏;让我们汇聚于神圣的辉煌之中吧”。[注十六]


“在圣经中,上帝以及仁慈地教导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与直接凝视是存在者无法做到的,因为他实际上超出了存在。许多圣经作者都会告诉你,上帝不仅是'不能看见的'和不可理解的,而且是'难寻难测的',因为任何人都找不到踪迹以进入这无限者的隐秘的深处。然而另一方面,圣善亦非完全不能为万物所知晓。它自身充沛地放射出一道坚定而超越的光芒,按比例地启示各种存在,从而吸引神圣的心灵向上,进入所容许的对上帝的观照,分享神性,以及与上帝相像”[注十七]。


从圣名这个角度看不可言与可言的关系,那就是无名与有名之间的关系:上帝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从而也就是无名;但圣经又赋予上帝许多的名如生命、真理、上帝,等等,而这些名字都是恰当地从创造的总体中得出的。因之,狄奥尼修斯祈求上帝容许他以圣洁的方式赞颂那不可言说与无法命名的上帝的神圣之名。


狄氏探讨了神圣的统一与分别:就统一而论:“圣经所赞颂的,乃是整个的神圣本体─不管绝对的善把他规定和启示为何”,因此,“圣经中一切与上帝有关的名字在被称颂时都是针对整体、全部、充分和完全的神圣性而言的,并非只是说到他的任何一部分;它们全都是不可分割地、绝对地、毫无保留地,而且是整个地关于上帝之全体的”[注十八]。


但“有些名字是表达区分的,如圣父,圣子,圣灵的超越名称,以及相应活动便是如此。这里的名称不能相互交换,也不能共同使用”。[注十九]但是,“一切神圣的东西,甚至一切启示给我们的东西,无不只有通过它们所分有的一份而被认识。它们的真正本质,即它们最终在其根源与基础中之所是,乃是超出所有的理智,所有的存在,和所有的知识的”。[注二十]这集中表现在耶稣的生命中:“神学中最明白的思想是耶稣为我们而作的神圣的道成肉身,但它却不能被包容于词语之中,也不能为任何心灵所把握,甚至不能为最前列的天使之首所把握。对我们来说,他化身为人这事全然是神秘的……我们也不理解与耶稣的超自然本性有关的任何其他东西”。[注

二一]


狄氏首先并且著力探讨了上帝的最重要的名字─“善”。至善产生万物,吸引万物,令万物转向它,并且,它被描述为心灵之光,因此,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不分有一定程度的至美与至善。“一切存在均从至美至善者中产生,在其中存在,并向他回归。所有已存在的和正在生成的事物都是依靠至美至善者方拥有了存在。万物皆服从他、万物都为他所运动、万物都被他所维系”。[注二二]


上帝乃是预先存在者,他是“一切永恒、时间和各种存在的源泉与原因。万有皆分有他存在者无一堕离(谢扶雅译为:而他亦绝不离开凡百存在事物)。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总之,万物的存在皆在那预先存在者之中,被他知道和维系”。[注二三]


上帝既然超越一切,那么,人们如何能认识他呢?狄氏认为,我们不能从上帝的本性去认识他,因为上帝的本性是不可知的,超出了一切理性和直觉。但是,我们可以“从万物的安排中认识他,因为万物从某个意义上说都是从他当中投出的,其秩序具有上帝的范型的某种形象和相似之处。……所以,上帝可以在万物中被认识,然而又与万物都不同。他通过知识与不知而被认识。关于他有著概念、理智、理解、接触、感觉、意见、想象、名字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另一方面,他不能被理解,词语也无法包容他,名字也无法把握他。他不是存在物中的一员,也不能在它们的任何一个之中被认识。他是万物中的万物,又不是事物中的一个事物。他对所有的人从万物中都是可知的,他又不是任何人可以从任何一个事物中认识的。”[注二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就是承认,没有任何名字“能用来称呼那超出所有心智的理智的奥秘,那超越万物的超越的上帝。对于他,没有任何名字或表述。我们无法追随他进入他远远高于我们之上的、无法接近的居所,我们甚至不能用善这个名字称呼他”,我们宁愿通过否定而上升的道路,“使灵魂站出到一切与它自己的有限本质相关的东西之外。这条道路引导灵魂经历所有的神圣概念,这些概念本身被那远远地超出一切名字、一切理智、和一切知识的上帝所超越。在世界的最远边际之外,灵魂在我们能力所容许的最大范围中,被带入与上帝的合一之中。”[注二五]


3。只有上帝能认识他自己”


尼古拉-库萨把无知作为最大的学问来讨论,为此他首先界定了“绝对的极大”:“绝对的极大是一,又是一切;因为它是极大,一切事物均在它之中。并且,由于极小同时与它重合,它又在一切事物之中,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置于它的对立面。由于极大是绝对,它实际上是一切可能的存在物,它限制一切事物,但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注二六]。由于极大是“绝对的无限”,因而它也就无差异地是一切事物,因此它就不能像一个具体的事物那样,有一个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专名。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JHVH这四个字母是读不出音的词,尼古拉-库萨对此的解释是:“上帝”这个词“是不可说,是专适用于他的,因为这个名字是由于他自身的本质而属于他的,并不涉及与被造之物的任何关系”,“神是一个不可说的和超越于我们理解力之上的名称。”[注二七]


人们给上帝的那些名称,是就它们被运用于被造之物时所具有的特殊涵义而转用于上帝的,一个词总是特殊的,它标志著一种差异,并暗示著它的对立面,如果人们称上帝为真理,“那么,它的对立面错误就进入思想中了;如果我们称他为美德,就暗示了邪恶;如果我们称他为实质,我们就遇到了偶性;其他等等也都如此。”因此,“一切确定名称都是不适合的。如果使用确定性的名称,那末,它们仅能在他与被造之物发生的关系中用于他;并且,这并不意味著他依赖被造之物而得到这些名称。”[注二八]


“在神学中对上帝所作出的一切确定名称都是拟人似的”[注二九]甚至包括那些最神圣的名称,而异教徒正是使用此种方法把他们在被造之物之中所看到的各种完善性的名称归于上帝。他们不明白,“上帝是不可言说的,因为上帝比言词所能表达的任何事物都无限地更大。这是如此地真实,我们如要接近上帝的真理,就必须通过消除法和使用否定命题才行。”[注三十]


在否定命题中,从无限完善性中排除了较大的不完善性的那些命题就更为真实,例如,否认上帝是石头就比否定上帝是生命更为真实。与之相反,在肯定式命题中,肯定上帝是生命就比肯定上帝是石头更为真实。


尼氏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 “只有上帝能认识他自己”。[注三一]


从反面来说,这就是:“凡是我知道的都不是上帝,凡是我概括的都不与上帝相似,毋宁说上帝超越了这些东西”,因此,“只有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可以被看作是有知识的人;只有知道自己离开真理就不能把握任何东西,既不能把握存在,也不能把握生命、不能把握领悟的人,才尊重真理”。[注三二]


认识自己的无知,这就是尼氏的有学识的无知。


4。寻觅上帝者之路


在尼古拉-库萨看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寻找上帝,在找到上帝后归依上帝,并在上帝之中获得安宁。问题是,人既然在感性的世界找不到上帝,通过理性也把握不了上帝,那末,人如何能寻找上帝呢?答案在Theos(上帝)这个名称中,当然,“Theos是上帝的名称,也仅仅是就上帝乃由人在这个世界所寻觅者而言的。上帝的寻觅者应当注意思考,在Theos这个名称中,包含著某种寻觅的途径。人们沿著这一途径找到上帝,接近上帝。” [注三三]


Theos源于希腊文theoro,即我在观看和我在奔跑。尼古拉-库萨建构了由感性事物(颜色)到感性本性(视觉),再到知性本性,理性本性这样一个上升的阶梯,来阐述我在观看。就视觉与颜色的关系而论,虽然视觉没有任何颜色,但它却是颜色世界的国王,并且,这个国王应该是最鲜亮、最完善的颜色可能达到的美的极致。人继续上升就发现,理性与知性事物的关系就像眼睛与颜色的关系一样,“在整个知性领域内都达不到理性。但是,当知性的世界或者整体要把理性描绘成自己的国王、上司和法官时,就会说理性是知性的界限和完善化的极致。但是,就连理性本性也不能否认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国王。就像可见的本性承认高居于它们之上的国王就是一切可见的完善化的极致一样。理性的、直观真理的本性也断言它们的国王就是对一切事物的直观的一切完善化的极致,并称它为Theos”。[注三四]上帝自身就是直观或者静观。


人若沿著“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所有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言说、感性、知性和理性之上找到上帝。但是,虽然那被发现的并不是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却在这一切之上,是众神之神,是一切国王的国王。”[注三五]


在感性事物的王国中被展开的东西,都以一种更完善的方式包容在感觉的王国中;而凡是属于感觉王国的东西,也都是一种更完善的方式包容在理性的王国中,而所有的这些王国中的一切都在上帝之中。“上帝自身就是Theos,即静观和奔跑;他观看一切事物,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奔跑过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注视著他,就像注视著自己的国王。一切事物都按照他的指令运动和奔跑,而每一种朝向歇息的目标的奔跑都是朝向他的奔跑。因此,每一个事物都是 Theos, Theos 就是事物从中流溢而出的本原,是我们在其中运动的中心,是事物流回的目标。”[注三六]


上帝“就是那被造之物从中获得其所是、获得生命和运动的东西;我们的每一种认识都处在他的光照之下,以致不像是我们自己在认识,而毋宁说是上帝在我们里面认识的,当我们上升到要认识上帝时,由于上帝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我们也无非是在上帝那进入到我们的精神之中的光里面运动,以致我们是在上帝的光照下接近上帝的。因此,如同存在取决于上帝一样,被认识也取决于上帝”。[注三七]


“通过上帝恩典的光之运动,我们被引向上帝。上帝不会以其他方式被把握,除非他启示自己。上帝愿意被寻觅,他也愿意赐光给寻觅者们以光;没有这光,寻觅者们就不能寻觅。”但是,“只有当人们怀著极大的希冀寻觅他时,人们才是在静观中,沿著把奔跑者引向运动的安宁的那个跑道去寻觅他。因为,唯有怀著极大的希冀来寻觅他,才是达到智慧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注三八]而当你“踏上了这条路,那末它就是你的路,并且是你所认识的路。在这条路上,你将为它的风景秀丽以及沿途所能采集到的果实之丰富而感到喜悦。”[注三九]


可悲的是“那些骄傲自大的人,那些刚愎自用的人,那些自以为是智者的人,那些信赖自己天赋的人,那些自吹自擂绝对自己与最高存在相似的人,那些要求自己拥有对众神的认识的人都错了,因为,这些人堵死了自己通向智慧的道路”。[注四十]


另一条通向智慧的道路是静观“一切形式的类同性”:在一块矿石、一锭黄金,一粒谷种中,都潜在地包含了一切人工的有形形式,包含著圆、三角形、四边形以及几何学所命名的任何以致形体,包含著一切动物、植物的形式,包含著在世界上可能存在的一切形式的类同性。如此静观的人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那能够现实地塑造出包含在全部潜能之中的一切事物的,那造出一切可能形式,从无造出有,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的上帝,拥有多么惊人的技艺。[注四一]


最后一条寻觅上帝的路“就在你自身之中,这就是摆脱一切限制”,也就是说,当你理解到上帝比你能理解到的还要更美好时,你就会舍弃一切受限制和限定的东西:从形体到感官,从知性到理性,“在自身找不到任何东西与上帝类同,于是你断定,上帝作为你的理性灵魂的原因、本原和生命之光,超越了这一切。”于是,你在你内心世界的一切之外仿佛找到了善的源泉,“从中为你流溢出你所拥有的一切时,你将会感到愉悦。你全神贯注于他,日复一日地越来越深入自己,抛弃一切外向的东西”。[注四二]


但是,一个人若没有信仰,他的理性就绝对不能升华,“是信仰使流浪者走上自己的道路的。因此,我们的灵魂在多大程度上信仰,其力量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向上升华到理性的完善。”[注四三]


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而进入与上帝的父子关系中,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彼此不同地分有了这种父子关系”。而一旦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如今以这种方式所是的。就是说,“只要我们接受并且相信他的道,我们对上帝来说就是可教的。这样一来在我们身上也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能够达到导师水准,而这也就是与上帝的父子关系”。[注四四]


分有这种父子关系,需要以深刻的冥思超越一切的肯定和否定,感性、知性和理性,作为生命的儿子而转化生命。因此,“父子关系也就是摈除一切变异和区别,把一切融合为一,这种融合同时也就是一转化为一切。”一方面,“上帝就是一切存在著的事物在其中结合在一起的一,又是一转化为一切,以致一切都能是其所是;另一方面,在理性直观中,一切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一和一存在于其中的一切这两个方面又吻合起来那,那么,当我们升华到在一中我们就是一切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东西,而在一切中我们就是一这种程度时,我们就确实是与上帝类同了”。[注四五]


5。上帝在观看


寻觅者的观看实际上是在被观看之中的。因为上帝一直在注视著他。尼古拉-库萨以名画─蒙娜俪莎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蒙娜俪莎的微笑很有特点,不论人从哪一个方面看她,她总是在注视著你。最令人惊奇的是,她怎么可能既看著所有的人,同时又看著每一个人?在尼氏看来,上帝之所以被称为 Theos(上帝),乃是因为他在注视著一切事物的同时又注视著每一个事物。


在这个比喻中,上帝就成了绝对的视觉,它摆脱了一切的限定性,并且在自身中包容了观看的的每一种方式和所有的方式,成为一切视觉的的最适当的尺度和最真实的样板。“所以,绝对的观看存在于每一种视觉之中,因为每一种限定的观看都是通过它而存在,没有它就不能存在”。[注四六]


人是在上帝的观看中存在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尼古拉-库萨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美:“主啊,你的存在并没有抛弃我的存在,因为你在什么程度与我同在,我也就什么程度上存在。由于你的观看就是你的存在,所以我存在,因为你在观看我。倘若你把自己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则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存在”。[注四七]


这是从心中流露出的赞美:“主啊,你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理解,你会爱我之外的某个事物胜过爱我,因为你的目光不曾离开的只是我。”[注四八]这赞美成为作者与上帝的对话:“主啊,你的观看就是爱;就像你的目光如此专注地看著我,从未自我身上移开一样,你的爱也是如此”。[注四九]


“主啊,除了你充满爱意和甘饴慈爱地拥抱著我的那个怀抱外,还有什么是我的生命呢?我及其热爱我的生命,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甘饴”因为你一直在观看我直到我灵魂的最深处,而“你的观看不是别的,就是赋予生命,就是不停地培植对你最甜美的爱,通过这种对爱的培植来激发我产生对你的爱,通过这种激发养育我”,使我分享你的不朽,赐我天国的永恒的荣耀。[注五十]


上帝在一切之先,“你这隐秘的上帝,没有人能观看你,除非你使自己被人观看。观看你也无非就是你观看那观看你的人”[注五一]。而上帝是非常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所有寻觅他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由此,尼氏由赞美转为忏悔,他说,主啊,“倘若你没有以你那恩惠的眼睛注视著我,这只是我自己的错,因为,我由于转移注意力、集中精力于我所喜爱尤胜过你的其他东西而与你分离。即使如此,你也依然没有完全转移。相反,你的仁慈依然跟著我,看我是否在某个时刻远远返回到你那里,以便接受你的恩典”。[注五二]


主啊,无论我走向哪里,你都是我旅途的伴侣;无论我转向何方,你都与我同在;无论我神秘时候呼唤你,你都在我附近。这就是尼氏信仰经验的集中阐述。


6。“对立面的一致”


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尼古拉-库萨提出了“对立面的一致”的这个重要思想,而这一思想与他的神学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在阐述上帝的面容(即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爱)时论述了这一思想的。


“人只能以人的方式作出判断,人在赋予你一种面容时,并不能在人的族类之外去寻找那种面容。因为人的判断不能超出自己限定的束缚”,因此,上帝的面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其实,上帝的面容超越了关于面容的一切概念,无论谁打算观看上帝的面容,只要他还设有某种东西,就离上帝的面容很远。只有当人们超越一切面容,“进入某种玄奥隐秘的沉默之中,进入无知之中,人们才能认识上帝的面容。上帝的面容”“只能被看作是隐匿起来的。”[注五三]


但是,“谁有幸观看你(上帝)的面容,他就清楚明白地看到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对他来说是隐秘的。谁拥有你,他也就知道一切,拥有一切”。而人如果要拥有上帝,他就必须属于他自己,他要倾听上帝在他里面不停地发出的声音、上帝在他的理性中不间断地发出的光芒。尼氏对上帝说,“只要我不属于我自己,你就不属于我。你就这样要求我的自由;只要我不属于我自己,你就不会属于我。但由于你把这交付给我的自由,所以你就不是在要求我,而是在寄希望于我。你盼我自己作出选择来属于我自己。因此,主啊,这件事取决于我,而不是取决于你。你并不限制自己那最高阿斗善,而是极其慷慨地把它倾注在一切能接受它的人身上。这是因为,主

啊,你就是善。”[五四]


在上帝的恩典的感召之下,人自由地进入“那种对立面的一致,在不可能性迎面而立的地方寻觅真理。在这种不可能性之上,在任何哪怕最高的理性升华之上,当我达到了对任何理性认识而言都是未知的、任何理性都断言它与真理毫不相干的东西时,我的上帝,你就在那里,你就是绝对的必然性”。


因此,只有一条路可以接近上帝,“除了在不可能性拦住去路迎面而立的地方,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观看你”。上帝所在的地方,“它为对立面的一致所环绕,这就是你所居住的天堂的围墙,最深刻的知性精神把守著它的大门。如果不战胜它,入口就不会启开。在对立面的一致这堵围墙的彼岸,我们可以观看你,在它的此岸却无论如何也不行。”[注五五]


在对立面的一致这堵围墙的彼岸看上帝,上帝“你就在那讲话、观看、品味、触摸、知性认识、理性认识都是一回事的地方,就在那观看与被观看、倾听与被倾听、品味与被品味、触摸与被触摸、讲话与倾听、创造与讲话都归于一致的地方。”[注五六]这同时亦是一切时间中的前后相继都在同一个现在中归于一致,是创造与被创造、潜能与现实、爱与被爱归于一致。但是,“我在天堂的园子中观看你,但却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因为我每看到任何可见的东西。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我知道自己即不知道也永远不能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怎样称道你,因为我并不知道你是什么”。[注五七]


我也不知道如何用言语称道上帝,因为“那堵墙就是各种名称的任何一种表述方式的界限,我是在它的彼岸观看你的”;任何概念都不是上帝的概念,“因为任何概念都被限制在天堂的那堵围墙外”;任何类比、任何理性认识也都是如此,“你被一堵最高的围墙同这一切分离开来了,这堵围墙也把一切可以言说或者可以思想的东西同你分离开来了,因为你摆脱了一切可以归入任何一个概念的东西”。[注五八]


因此,上帝“你是不可接近、不可理解、不可称道、不可复现和不可见的。追求你的人必须超越一切界限、一切终端、一切有限的东西”。“理性如果想观看你,就必须成为无知的,就必须被置于幽冥之中。但是,我的上帝,这种理性和无知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有学识的无知吗?因此,上帝啊,你就是无限,只有那种其理性就是无知的人,即只有那种知道自己对你无知、知道因为你是无限所以不能把握你的人,才能接近你。理性地认识无限,也就是理解不可理解者”。[注五九]


“我越理解到,我的上帝,你是不可理解的,我就越接近你,因为我更加接近了我所追求的目的。无论我面临什么东西努力地去显示你是可理解的,我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它会把我引向歧途。你在我的追求中闪闪发光,我的追求把我引向你,由于一切有限的和可理解的东西都会贬低你,我的追求不可能在这些东西中停息下来,因为它被引向你那里,而你是没有开端的开端,是没有终端的终端。我的追求被它所追求的永恒的开端引向没有终端的终端,即引向无限的终端”。[注六十]


上帝啊,这种伟大而又神圣的无知是为的理性最期望的食粮,而这宝藏就珍藏在我自己的田地中,你是我的追求永不终究的宝藏,这就是尼氏认识到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就是无限之后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


7。耶稣:生命之道


尼古拉-库萨对上帝的追求和探索最后归向了耶稣,他要论述一个真理,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


耶稣既是与上帝的统一又是人。上帝对世人启示他自身的最大奥秘就是:耶稣是一切事物的统一和中介。上帝,“人们只有在你的儿子身上,在那可领悟的中保身上才可以领悟作为父亲的你;领悟你也就是与你结合在一起。因此,只有通过你的儿子,即通过那统一的中介,人才能与你结合在一起”。[注六一]


在耶稣的身上,人子与上帝之子是不可分割的,耶稣被理解为上帝的本性与人的本性的完美结合、最高的统一。“人的本性与上帝的本性相结合的那种统一,只不过是在最高的程度上把人的本性引向上帝的本性,以致人的本性作为人的本性不可能再被在更高的程度上被吸引罢了”。尼氏于是赞美说,耶稣啊,“我看到你的人之本性就存在于上帝的本性之中,在你的人的本性中,我看到了我在神的本性中所看到的一切。但是我看到,那些在神的本性中就是神的真理自身的东西,在人的本性中却是以人的方式存在的。我在你耶稣身上看到以人方式存在的东西,是上帝的本性的类似者;但这种类似者却不需要中介就与原本结合在一起”。[注六二]


基于以上论说,尼氏认为,没有耶稣幸福就是不可能的。“耶稣你就是父亲的启示,父亲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不可见的,唯有对于自己的儿子你以及对于在你之后通过你和你的启示配得上观看他的人而言才是可见的,……每一个幸福的精神都观看不可见的上帝,并且在耶稣你里面与不可接近的、不朽的上帝结合在一起。这样,在你里面,有限者就与无限者和不可见者结合在一起,不可理解者被以永恒的享受来把握,这种享受也就是最令人愉悦的,永不减弱的幸福。救助我吧,耶稣,救助我吧,让我能够毫无遮掩地观看你,我的灵魂也得到了拯救。”[注六三]


“我的耶稣,在你身上,我既看到被理性的光照耀的感性生命,也看到既是照耀的光又是被照耀的光的理性生命,也看到仅仅是照耀的光的神的生命。因为我在那种理性的光辉中看到了光的源泉,即上帝的道,它是照耀著一切理性的真理”。[注六四]


作为真理的化身的耶稣,他就是生命之道,一切渴望真理和生命的人都应当通过信仰与爱进入这生命之道:“一切理性都必须通过信仰使自己服从上帝的道,最专注地倾听最高的导师那内在的教诲,并且通过倾听主在其中所说的东西而得到完善…í?上帝的能力是根据信仰的程度来帮助人的。救世主耶稣啊,你教导渥两种东西,即信仰与爱。理性借助信仰接近道,借助爱与道结合在一起。它越是接近道,就越是在能力上得到加强。它越是爱道,就越是深深地植根于道的光中。”[注六五]


在全书的最后,尼氏向上帝再一次谦卑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的上帝,我通过你的赐予把这整个可见的世界,每一部著作,以及一切可资用的精神当作辅助工具,以便在对你的认识方面继续完善。所有的一切都激励我转向你,一切著作所尽力的无非就是展现你,一切理性精神磨练自己,无非为的是寻觅你,并且就它们关于你所能认识的来显示你。你在这一切之上赐给我耶稣,即导师、道路、生命和真理,以至使我不会缺乏任何东西”,这一切都引导作者奔向耶稣。他祷告说:“主啊,由于被你拉上一把的人才能够抢先到达你那里,请拉我一把吧,把我拉到你那里,让我脱离这个世界,在荣耀生命的永恒中与绝对的上帝你结合在一起。阿们”。[注六六]


附注:


[注一]H.奥特 著,林克 赵勇 译〈不可言说的言说〉,三联书店 ,1964 (北京),页二。

[注二]引自(托名)狄奥尼修斯著 包利民译〈神秘神学〉,三联书店 , 1998 (北京),页十一。

[注三]谢扶雅说:“'Mysticism'通常翻译为神秘主义,笔者在这里愿意改称'冥契'主义的缘故,是由于这派的行径要从透过沉默的'冥'思( Contemplation)而进达于与本质的实体相'契'合而为一(Union)。照一般通俗的看法,这当然是很神秘的,然而领会此道的人,并不认此事为离奇怪诞,反觉得这种心境正是真实的美满人生。”见谢扶雅等译〈东方教父选集〉的“导论”(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四卷),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2年三版,页二二

[注四](托名)狄奥尼修斯著 包利民译〈神秘神学〉,三联书店 , 1998 (北京),页二四七。

[注五],同上,页一〇二。

[注六],同三,页二二三。

[注七],同四,页一〇四。

[注八],同上,页二二六。

[注九],尼古拉-库萨著,李秋零译 〈论隐秘的上帝〉,三联书店 ,1996(北京),页四九。

[注十],[注十一],页一四。

[注十二],[注十三], 尼古拉-库萨著,尹大贻 朱新民译 〈论有学识的无知〉,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页五六。

[注十四]同[注九],页四七至四八。

[注十五]同上,页五三。

[注十六](托名)狄奥尼修斯著 包利民译〈神秘神学〉,三联书店 , 1998 (北京),页二。

[注十七]同上,页三。

[注十八]同上,页十。

[注十九]同上,页十二。

[注二十]同上,页十五。

[注二一]同上,页十六至十七。

[注二二]同上,页三一。

[注二三]同上,页五二。

[注二四]同上,页六三。

[注二五]同上,页八五至八六。

[注二六] 尼古拉-库萨著,尹大贻 朱新民译 〈论有学识的无知〉,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页五。

[注二七]同上,页四九至五十。

[注二八]同上,页五一至五二。

[注二九]同上,页五三。

[注三十]同上,页五六至五七。

[注三一]同上,页五八。

[注三二]尼古拉-库萨著,李秋零译 〈论隐秘的上帝〉,三联书店 ,1996(北京),页九至十。

[注三三]同上,页十四。

[注三四]同上,页十七。

[注三五]同上,页十八。

[注三六]同上,页二一。

[注三七]同上,页二四。

[注三八][注四十]同上,页二六。

[注三九]同上,页二八。

[注四一]同上,页三十。

[注四二]同上,页三二。

[注四三]同上,页三六。

[注四四]同上,页三七至三八。

[注四五]同上,页四五至四六。

[注四六]同上,页六三。

[注四七][注四八][注四九]同上,页六五。

[注五十]同上,页六六。

[注五一]同上,页六七。

[注五二]同上,页六九。

[注五三]同上,页七〇至七一。

[注五四]同上,页七四。

[注五五]同上,页八〇至八一。

[注五六]同上,页八二。

[注五七][注五八]同上,页八九。

[注五九]同上,页八九至九一。

[注六十]同上,页一百至一〇 一。

[注六一]同上,页一一〇 。

[注六二]同上,页一 一二至一一三 。

[注六三]同上,页一 一六。

[注六四]同上,页一二〇 。

[注六五]同上,页一二六至一二七。

[注六六]同上,页一二九至一三〇。

谢选骏指出:人说——“只有上帝认识他自己——读狄奥尼修斯与尼古拉-库萨笔记……我看——这是职业“传道人”的悲哀!所以“神秘神学”就翻译成了“冥契神学”,让人觉得后背发凉、敬而远之。只有上帝认识祂自己,但是职业“传道人”却不得不假装认识上帝,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听众,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失去权力——从教皇、主教、神甫、牧师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化作青烟一缕……


谢选骏:福音是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有效途径

《与毗邻居士谈神学和理性,从<信仰的胜利>说起》(2024年5月18日 基督教中国)报道:


从罗马的一座建筑说起。居士如果去过罗马,会发现城内大部分中世纪教堂现在已经改头换面披上了巴洛克的外装。据说唯一保留着哥特式风格的只有万神殿侧后临街相望的那座似乎不那么起眼的“女神殿遗址圣母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道明会宗教裁判所曾经的所在地之一。我还是先费点口舌说说这个道明会之来头,然后再聊这个教堂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的镇堂之宝《信仰的胜利》和道明会的镇邪教大神阿奎纳。


基督教内山头林立的修会,自6世纪的本笃会起,最初都是仿效使徒及初代教会的隐修会,主张返璞归真清苦禁欲甚至共产主义的祈祷修行生活。哲学上他们倾向于斯多葛主义,并不关心他人信仰的同异以及心灵之外超自然的形而上学命题的辩论,而是希望经历苦难的修炼来领悟超脱世俗的人生真谛和涅槃重生,而毗邻居士您大谈的“古希腊LOGOS概念”所倡导的智力和知识上的追求则被基督教视为卑鄙的异教行为。


12,13世纪,受到北非和伊比利亚(今西班牙)阿拉伯先进文明的影响,曾经凌迟过希腊女数学家,查封过雅典柏拉图学院,严禁过古希腊哲学,焚烧过古希腊人文图书,并始终视古希腊LOGOS概念为伊甸园中的苹果的罗马基督教也改弦更张,学着异教阿拉伯人开始开放世俗人文教育,兴办大学和图书馆。所以,真实的历史是,现代大学的兴起并非如毗邻居士您以为的那样,来自高瞻远瞩有LOGOS概念的教皇宝宝一道命令,而不过是历史的滚滚车轮下基督教世界抄袭阿拉伯人已经写了几百年的作业而已。否则,清末那些国立学堂的兴起岂不也要感谢胸怀LOGOS概念的老佛爷或者八旗遗老们“一声令下”之功德? 


咱还是回到基督教的修会。此时又出现了两个新的托体派修会,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然而教皇时代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国教时代。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以清苦生活为戒律的修会会规或教义对于教会当权者们的奢华贪腐来说都是是一种难堪的讽刺。对此,教廷采取了“解决”腐败问题的高压措施,责令所有修会章程中去掉艰苦清贫之类的文字,并严禁修会谈论艰苦朴素反腐倡廉,否则将按异端论处。比如后来(15世纪初)导致15年胡斯战争的那个胡斯,就是因为提倡教会廉洁而被教廷以异端罪处以火刑。13世纪方济会中某些拒绝从会规中去掉贫修之类的字眼者也几乎被判为异端。在这种高压之下,道明会和方济会修会逐渐脱离了斯多葛主义,转而热衷于在受过良好教育者中拉拢能言善辩的宣道修士(与现代 “戴三块表”异曲同工),并以宣道和反异端为己任。 


宣道洗脑不是免费发鸡蛋,肃清异端则更不是请客吃年饭。这方面身着黑装,有着“主的猎犬”之称的道明会最为极端,以让人人自危的宗教恐怖,无情地从精神和肉体上剿灭异端信仰来践行自己的使徒之行。道明会13世纪在普罗旺斯主导对异端的残酷镇压,以及在法国南部阿尔比参与十字军对异端的无差别屠城,都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们提供了“信仰”洗脑的经典教科书。无怪乎道明会成立伊始就被教廷授命主持堪比日寇宪兵队的异端裁判所。


如果道明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先师,那么与其颇有芥蒂的方济各会则相当于立场折中的改良派孟什维克。当然,不仅仅在是否对异端实行恐怖和高压专政上形同陌路,这两派的神学观念更是针锋相对,并折射了之后意大利和英国不同的文明兴衰。拜道明会的异端裁判所之“福”,意大利文艺复兴昙花一现功亏一篑。与其相映,诸如罗杰培根,董思高(邓-司各脱),和奥坎姆的威廉等诸多方济各会修士则可以说是启蒙了启蒙运动,是启蒙者的启蒙者。不知道居士您有没有注意过或者意识到,中文网上诸多原教旨主义者们对西方神学的茫然无知与当年义和拳迷信刀枪不入的那种愚昧如出一辙,而他们对异端的憎恶(比如对达尔文进化论那种切齿的憎恨)大都接近于当年“主的猎犬” 那种布尔什维克般的极端心态,甚至时时傲慢地以布尔什维克专政者自居来裁判异己。


再给居士您往前扫盲几百年。远在道明会及其异端裁判所出现之前,基督教各派在神学“信仰”教义上的分歧和争论都是以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方式来商讨裁决。俗话说的好,无事不起早,这些神学教义分歧的背后绝非居士您美好想象的是对信仰和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吃饱了之后的意识形态的无聊嘴炮,而是神权利益和真金白银世俗财富的瓜分和争夺。TO BE OR NOT TO BE,攸关富贵与贫寒,甚至生存或毁灭。被裁定为正教学说的一派,不仅仅意味着戴上了掌握天堂之门钥匙的光环,更令人垂涎的则是能够获得了更多人间的权利和巨大的世俗实惠(免除税务,瓜分土地,以及信徒的纳奉)。被裁定为异教邪说的一派不但会被流放赶出教区,罚没财产,甚至信徒们会被杀戮或贩卖为奴(比如阿尔比被十字军屠城),这些手段绝不是后来打倒彭德怀刘少奇时才有的发明,而这些基督徒对基督徒自己不择手段的杀戮也让之前以迫害基督徒知名的罗马皇帝尼禄和戴克里先小巫见大巫甘拜下风。


最早的大公会议是4世纪初基督教国教时代(教皇时代之前)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集,裁判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教义,即耶稣基督(圣子)与创世纪中的造物主(圣父)是否为“同一个神”(即是否同质)。用公孙龙的话语来描述就是:白马黑马是马的殊相,并非实体,而只是那个唯一一个实体的共相马的不同位格。对这种白马非马论,毗邻居士显然是一头雾水完全没有概念。如果居士您稍微有点西方历史哲学神学和人文阅读,您绝对不会连篇累牍“茴字有多少种写法“式的谈LOGOS,也不会一边抬出阿奎纳谈正统神学,另一边自己打脸拿一个反对三位一体,否认基督是神的阿里乌异端牛顿来传教。当然,三位一体搞的确实草泥马令人费解,特别是对于老中里面那些除了咒骂进化论以外从不读哲学不读神学不读西方历史不读西方人文的原教旨主义识字的文盲教徒们。其实,这也是神学家们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虽然不再要求信徒们人人去割皮包,但表面上还要假装自己依然恪守十戒律,特别是只敬唯一一个造物主为神,否则末日救赎和审判的故事就没法讲下去了。如何让造物主和耶稣基督双双都是神(外加圣灵也是神),却又只能有唯一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这事前前后后让基督教神学家们操碎了心。这有点像朝廷当年的纠结,既要声称自己坚持马列主义白猫,又要放开大搞资本主义黑猫,我太难了,所以出了个“猫”论。基督教神学家们则从早期的德尔图良开始,用柏拉图的理型论为自己背书忽悠出这个“三位一体”论,将耶稣基督晋升成了亚当夏娃的制造者本尊的显现。俗话说的好,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要用一百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去自圆,所以又有后面层出不穷的诸如圣母童贞怀孕,道成肉身等等一厢情愿凭空臆造的洗煤球教义。德尔图良美其名曰 “正因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我去,比那句“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还要振振有词。


堪称基督教的庐山会议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上,除了些鸡毛蒜皮的决议(比如复活节是哪一天等等),教徒们应该记住的是三位一体派(“同质”)获胜。这场大公会上被裁判为异端之一的则是反对三位一体,否认耶稣基督神性,并提倡教会清廉的阿里乌派(也译亚流派),也就是后来牛顿信的那个异端。阿里乌一边倒地败下阵来应该是他们所提的反对教会敛财那一条动了盆满钵满的与会教父们的奶酪,让这个基督教中彭德怀式的反党份子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被流放到日耳曼向蛮族们传教去了。后来有个阿里乌派教士甚至在那里为哥特人创造了文字。再后来,短短几代人之后,这些日耳曼蛮族阿里乌们为躲避匈奴人入侵跑到意大利投靠基督同宗远亲避难,没料到擦枪走火一语不合闹成了全武行。此时罗马八旗“信仰”琐男们已经不堪一击,蛮族阿里乌远表亲们轻易地攻占并血洗了整整800年未曾沦陷的永恒之城罗马,包括捣毁了那座曾坐落于现在道明会异端裁判所的圣母堂所在地的古罗马女神殿。


抱歉,给毗邻居士扯远了,因为除了零散的圣经故事之外,大部分信徒实在需要哲学历史甚至神学扫盲才能继续下面的对话。咱还是回到尼西亚公会,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并不是基督徒,所以公会之中他只是作为吃瓜群众旁观双方为“信仰”撕逼,只关心这场口水战不要撕裂自己的帝国,对裁判结果并不介意甚至事后对阿里乌网开一面。十年之后大帝领便当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皈依的反而是尼西亚公会上裁定为异端的阿里乌派。虽然之后几次大公会议再次确立了“父子同质”的三位一体教义,但君士坦丁大帝和稀泥之举以及后来同样也皈依阿里乌派的哥特等蛮族占领罗马让阿里乌派卷土重来。直至法兰克的部落首领克洛维(后来成为法兰克开国国王)放弃阿里乌而皈依罗马教廷,人狠话不多“留发不留头”才让阿里乌派逐渐销声敛迹。


到了13世纪的教皇时代,教皇宝宝已经一言九鼎是神唯一的代言人,异端裁决这种与权利和财富无关的“小事”已经不必兴师动众拿上公会,而是由教宗指定的异端裁判所裁决。当道明会出现后,形而下“公务”繁忙无暇兼顾及形而上的教宗就将异端裁判所交由道明会掌管。道明会不仅参与过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和阿尔比反三位一体“信仰”并主张清廉的清洁派的镇压和屠城,也曾裁判以异端罪判处布鲁诺和伽利略。


居士您读的中学教科书估计是告诉您布鲁诺是因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在1600年被异端裁判所判处火刑。其实布鲁诺让异端裁判所视为眼中钉之罪并非日心说,而是传播诸多与基督教核心神学相违背的教义,包括以阿里乌邪说否定三位一体,并质疑圣母童真说等等,处处刺痛教廷的“信仰”。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被判处的是倒立捆绑的火刑。无独有偶,在此之前另一位反对三位一体的科学家塞尔维特则曾被异端裁判所以炮烙式的火刑处死。道明会这方面别出心裁的“智慧”不要说让布尔什维克黯然失色,连殷纣王都相形见拙。


被道明会因否定地心说裁判有罪的并非布鲁诺而是其后的伽利略。否定地心说显然不如否定三位一体等神学教条触动教廷的神经,所以伽利略并未像布鲁诺和塞尔维特那样按敌我矛盾被处以极刑。那座“女神庙遗址圣母堂”,正是道明会异端裁判所对伽利略进行裁判的所在地。


1642年伽利略在郁郁之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标志着意大利文明走入崖山之后。从此,居士您所说的LOGOS意识嫡传的基督教的宇宙中心,天使之城所在的亚平宁半岛在现代文明史中始终是二线板凳队员,乏善可陈。洗地侠们经常想让地理位置当背锅侠,天使之地风水不佳未能成为大航海年代的暴发户。但与曾经是暴发户又回到二线板凳的西班牙和未能成为暴发户却能担当现代文明得分主力的德法相比,意大利(以及“从前阔”的西班牙)也只能责怪本土的异端裁判所这个猪队友太给力了。


因为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君主不尿教皇,异端裁判所始终未能染指不列颠。伽利略在意大利离世的同年,伴随着启蒙运动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乡巴拉(Shambhala)悄然而起,现代科学和反三位一体“信仰”的阿里乌双双迎来了他们共同的转世灵童——牛顿。


道明会吊打伽利略的那座“镇妖之所”圣母堂中有一幅堪称其镇妖之宝的湿壁画《信仰的胜利》(TRIUMPH  OF FAITH 见下图)。该画作者是小利皮(菲利皮诺-利皮)。他是老利皮(菲利普-利皮)之子,又是大名鼎鼎的波特切利之徒。所以这幅湿壁画兼具老利皮和波特切利之风。画中头顶地中海脚踏小魔鬼端坐C位的黑衣者是道明会的镇坛大神,托马斯阿奎纳。排列左右的四位女神(依从左至右次序)分别代表哲学,神学,修辞,和辩证,而托马斯阿奎纳无疑则代表着这幅画的主题,“信仰”。除了头戴皇冠有通天能力(手指天空)的神学女神之外,哲学,修辞,和辩证女神显然都是“信仰”的陪衬婢女。


道明会教堂中这幅《信仰的胜利》艺术虚构“信仰”完胜异端。画中的阿奎纳手捧他自己的巨著《反异端大全》,穿越时空碾压台下一众异端邪说。画面左侧身着黄袍白发白须者即为尼西亚公会上被裁判为异端的阿里乌。右侧红袍者则为在该次公会上也被裁判为异端的另一派三位一体的反对者萨博流。如果阿里乌异端布鲁诺,塞尔维特,牛顿,甚至达尔文等出生在这幅绘画出现之前,也无疑将出现在台下那些异端之列。


阿奎纳之所以被如此追捧奉为神明甚至站上C位与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奉为神明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因为他们为“信仰”建立了集大成的理论体系。前者是抄亚里士多德,而后者(的一部分)是抄黑格尔。


威尔杜兰(WILL DURANT)曾经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文明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这有两件事必须说清楚。首先居士您大概以为将特洛伊木马领入基督教的是阿奎纳。其实托马斯阿奎纳是得益于1204年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对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同胞屠杀和抢掠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在其之前,基督教世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了解来于1085年收复伊比利亚后获得的阿拉伯文译本)。所以,西方文明复兴知识上的“原始积累”来自一个落后愚昧者屠杀洗劫一个先进文明者所获的赃物。而从这幅颇具专政意识的《信仰的胜利》能看出,这种出自杀人越货赃物的“文明”并没有彻底摆脱其野蛮基因,更没有得到LOGOS真正的精神。


居士也许要问为什么我这么说,那么请看看居士您自己大谈的古希腊LOGOS概念。在古希腊LOGOS概念中,理性思辨和学派论战不存在正义战胜邪恶这种角色设定。用现代的例子,LOGOS概念的文明绝对不会以天理战胜异端来看待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托勒密及其被推翻的地心说依然会被视作文明史上杰出的科学家和令人惊叹的理性思维的科学成就。同样,在LOGOS概念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因其作为理性思维的推断,即使最终部分甚至全部被推翻,也不过是托勒密地心说第二,而绝不会被视作异端或邪恶。近代历史中,凡是相对论遗传学或量子力之类被政治和宗教“信仰”手撕之时,都是野蛮基因当道之日。


《信仰的胜利》所表现的那种与LOGOS概念背道而驰的意识,已经注定了之后对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审判,注定了意大利文明复兴最终的滑铁卢,也注定了今天仍以咒骂达尔文进化论当投名状的那些教徒们的愚昧。所幸,道明会的“胜利”和托马斯主义将迎头碰上来自方济各会的一把剃刀,这是我们后面要谈到的阿奎纳领进基督教神学的特洛伊木马的第二件事。


《一个哲学家的五十度灰》那帖中我曾搂草打兔子曾经说到过这个阿奎纳。阿奎纳属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教廷御用权威,“主的猎犬”中的战斗机。其才智是宣教和论辩,辩护教义,驳倒异端,而并非思辨,质疑教条,否定自己。其集大成之作《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大多出于多年宣道卫道问答及笔记,而不是对宗教神学无禁区的CRITICAL THINKIN探究。阿奎纳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引入神学的目的也绝非是用理性思维剖释神学教义,而是为神学和宗教披上理性的迷人外衣,让被阉割的理性为之所用。正如《信仰的胜利》所表现的,理性哲学一方面成为宗教的婢女,另一方面成为吊打异端的大棒,与马列主义们所说的“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异曲同工。现在居士您迷信的 “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就属于神学被阿奎纳亚里士多德哲学化的后遗症。


以“神学是符合理性的科学”为前提的阿奎纳又不得不自己画地为牢,顾及诸如三一等等反理性反科学的神学教条。所以,哲学上托马斯主义无法达到古希腊和东方哲学的那种洞见,科学上阿奎纳则又只能依靠独断的未知去论证超验的不可知,经不起推敲和追问。不久前居士您在本坛用 “世界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您津津乐道的国王新衣,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证明先有神,其实就是照抄 “阿奎纳五路”,对上帝存在的五条“两三句话的证明”。这种以超自然的神来两三句话地“解答”自然科学命题的神汉套路其实与理性思维背道而驰,犹如将神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这类充斥主观臆断自欺欺人的“证明”除了让主的猎犬们卖拐时忽悠无知的信徒,或者热衷于辩论“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经院哲学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对思辨哲学和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知来说不过是无聊的垃圾。


19世纪的东方忽然面对西方文明汹涌而来时统治精英们持三种不同的立场。其一是以老佛爷和清廷八旗王爷们为代表的保守派,拒绝并禁止西方文化传播,视其为奇技淫巧。其二是以张之洞,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倡并推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三则是日本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派。


与其对应,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欧洲人面对忽然涌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从伊比利亚的阿拉伯人图书馆中及稍后不久从君士坦丁堡抢掠所获的希腊文书籍中)时也有三种类似的态度。其一,类似老佛爷和八旗遗老们,教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阅读及传播始终予以禁止和谴责,直至13世纪末。其二,与洋务派相仿,以道明会阿奎纳为代表,倡导“神学为本,亚学为用”,企图让亚里士多德为神学和宗教所用,即认为理性和科学之本是宗教和神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科学或哲学的尽头是宗教),而理性可以用来把握信仰(神的存在),科学可以用来论证神学(诸如三位一体)。其三,则与“洋务派”的阿奎纳南辕北辙并与其互相诟病论战的方济会一派。该派观点类似福泽谕吉,提倡LOGOS所代表的理性与宗教信仰分离,对诸如三位一体等神学八股予以批判,以理性思辨的态度去吸收发扬亚里士多德思想。其代表人物为罗杰-培根,董思高(邓-司各脱),和奥坎姆的威廉,以及巴黎大学诸多世俗学者和教员们。


这里插一句,虽然教廷对亚里士多德有禁止令,但巴黎大学受1231年《独立宪章》庇护仍能在校内讲授并讨论亚学(为什么教皇会“大发慈悲”发这个庇护令那段故事因立体太远,只能砍了)。然而教廷与校方对学校的这种教学自由权利仍时有争议。当时在学的道明会修士阿奎纳则站在反对教学自由的教廷一方,并被教宗选为辩论代表且大获全胜,以至后来阿奎纳在获得学位时受校方阻挠颇有麻烦。


现在咱们开始说前面留下的关于特洛伊木马的第二个话题。如果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阿奎纳将其领进了神学,那么从特洛伊木马中先后一跃而出的是谁?这是两名方济会修士,董思高(邓-司各脱),和紧随其后手持那把知名剃刀的方济会修士--奥坎姆的威廉。


按照董思高的观点,阿奎纳“神学是符合理性的科学”完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意淫。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面对完全不同的对象,被造物VS神和信仰。前者可以靠理性来把握,而后者则超出了人类理性范围,只能依考信仰和启示。阿奎纳5路那种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证明或描述上帝(比如三一论),或者以上帝的存在回答哲学命题,等于是将神学和信仰归结于庸俗且于干巴巴的理性逻辑,即贬低了哲学,也判了神学和信仰的死刑。


而继董思高之后,奥坎姆的威廉则干脆一把剃刀砍掉了神学。当然,他不是无神论者,所以并不是将神学扔进垃圾桶,而是否认了神学的绝对客观性。他认为神学并不是超越人类意识的客观存在实体,神学只是人类思维中的“共相”。作为唯名论者(或概念论者),他认为“共相”不是实体,只是人类心中的概念。这等于说要么三位一体等于三神论,要么三位一体就是垃圾,否定基督的神性。


前几天曾提到的怀特海所言:“宗教是个人内心沉寂的深思”,其实就是奥坎姆的威廉所说,神学是人们概念中的“共相”。虽然他不否认宗教也涉及社会性(比如道德观社会观),但他的意思无疑是强调信仰和宗教的意义在于个人精神世界中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修炼,而不在于信仰的对象在精神境界之外是否存在,物质世界及其法则是否是自己所信仰的那个神的创造。


有人说基督教最大的失败就是其4世纪的胜利(成为罗马国教),导致其迅速地腐败,庸俗,并权力化。站在怀特海这个视角来看,阿奎纳,道明会,乃至基督教信仰的胜利也同样是其最大的失败!因为信仰的敌人在个人的内心,而不在他人和“异端”的见解之中,更不在从精神甚至肉体上消灭那些异端。也许阿奎纳最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忽然中断了《神学大全》的写作,心灰意冷地悲叹: “写不下去了,那个启示告诉我,我至今所写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12,13世纪,受到北非和伊比利亚(今西班牙)阿拉伯先进文明的影响,曾经凌迟过希腊女数学家,查封过雅典柏拉图学院,严禁过古希腊哲学,焚烧过古希腊人文图书,并始终视古希腊LOGOS概念为伊甸园中的苹果的罗马基督教也改弦更张,学着异教阿拉伯人开始开放世俗人文教育,兴办大学和图书馆。所以,真实的历史是,现代大学的兴起并非如毗邻居士您以为的那样,来自高瞻远瞩有LOGOS概念的教皇宝宝一道命令,而不过是历史的滚滚车轮下基督教世界抄袭阿拉伯人已经写了几百年的作业而已。”

我看——这人不懂,野蛮的阿拉伯人为何能够一夜开花,而且开了一千零一夜……这还不是来自由于拜占庭遗传给他们的福音的果子?而福音的核心就是“天国”,就是要人认识自己的有限,趋近上帝的无限。福音是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有效途径,而其前提,则是承认自己已经被自己营造的世界所捆绑、陷害。阿奎那的失败就在于,他试图理解上帝、把握基督的奥秘,却不知道这是犯了夏娃和亚当式的错误——偷吃智慧果,试图获得像神一样的能力。

而福音却是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有效途径——人只能通过祷告来追随上帝,舍身忘我;而无法预测上帝的旨意,更无法掌握圣灵的动向。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准备的,我们只能为神献身,或者就是被神遗弃。

谢选骏:社交媒体可以表现人的原罪


《社交媒体:从免费使用转向付费账号值得吗?》(佐伊·克莱曼(Zoe Kleinman)BBC科技事务编辑 2024-05-12)报道:


佐伊现在拥有了马斯克为X付费订户推出的蓝色标记。

好吧,是时候坦白了——我付费订阅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社交媒体平台“X”(前身为Twitter)。


“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世界首富?”我的朋友喊道。


诚然,她说得有道理,但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关于我的虚假账号在网上流传,而订阅提供了某种验证。


其次,我想使用X的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Grok,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我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不是BBC的费用。


在X上,付费用户的名声参差不齐,以至于有一个选项可以隐藏付费订阅后出现在你昵称旁边的“蓝勾”。


一些老用户对这种“用钱解决”的模式深恶痛绝,即通过付费获得额外的曝光度和知名度,而不是通过发布好内容来获得。


就我自己使用该平台的体验而言,我并不指望订阅后会有多大变化发生。但还是有提升之处。


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可以写更长的文章并对其进行编辑,我也很乐见广告的减少。但与此同时,现在我要用大笔现金购买这项服务,我还对垃圾邮件和机器人留言者的肆虐更加恼火。


如果你不为社交媒体付费,那么服务提供者就会从广告中赚钱。


约翰尼·瑞安(Johnny Ryan)是一名前广告高管,现在是爱尔兰公民自由委员会(Irish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的高级研究员,长期关注该行业。他表示,在某些方面广告商比订户更容易讨好。


“广告商一般不会在乎内容是什么。”他说,“时不时会有丑闻发生,但总的来说,他们并不那么政治化。”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其意思是说,如果你免费使用某样东西,那么拥有它的公司就会拿到你放在上面的数据,然后向其它机构收费向你投放广告。


这是一种成熟且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数据是新的石油!”这是几年前我在科技行业经常听到的一句豪言壮语。


但也许这口油井的储量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科技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将订阅作为一种替代产品。


六个月前,Meta在欧洲为Facebook和Instagram推出了一种无广告订阅模式。它在移动设备上的月租金为13欧元(14美元;11英镑),这是在线服务的平均收费水平。这家科技巨头拒绝告诉我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注册。


这表面上是为了符合欧盟关于消费者选择权的新法规,但却适得其反:Meta正在接受调查,因为欧盟委员会表示,要么交钱要么交数据的二元决定可能并不妥。


无广告版本的Snapchat Plus仍在向用户提供服务,其在2022年6月推出后短短几周内就拥有了100万用户。2023年,使用YouTube无广告流媒体高级服务的用户数量已达到1亿。


媒体服务商“Socially Powerful”创始人詹姆斯·哈金(James Hacking)是YouTube付费版的长期用户,他说:“这种无忧无虑的体验是我生活中所需要的,我只需要享受内容,而不用担心广告什么时候会来。”


另一方面,Netflix推出了包含广告的廉价订阅选项,亚马逊(Amazon)的Prime则在其影片平台上引入了广告,现在向已经是订阅者的用户收取额外费用,以再次移除广告。


约翰尼·瑞安认为,这种混合模型代表了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情况。他说,既要看广告又要付费,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以科技为主题的订阅时事通讯“Exponential View”创始人阿齐姆·阿扎尔(Azeem Azhar)表示,一般而言,付费订阅制是“从新兴市场向饱和市场转变的一部分”。他说:“没有新客户了,所以你需要想办法增加业务收入。”


“有一部分互联网用户愿意付费,就像有一部分航空公司用户愿意花钱以更快地登机一样。”


但他警告说,社交媒体平台尤其需要谨慎行事。


阿齐姆·阿扎尔警告说,如果一个社交媒体网站必须付费才能订阅,那么用户数量可能会下降。

“如果每个人都必须付费,那么使用它的人就会少得多——因此参与度就会降低,它也会因此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他补充说,“让免费用户进行转发和创建内容,要用户为获得更好的体验支付更多费用,这两者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也许X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在推出订阅模式的几天内,它就为所有拥有超过一百万粉丝的账户提供了免费的高级账户身份,最近,它又将这一范围扩大到了拥有超过2500名付费粉丝的账户。


在这种转变发生之际,许多新闻平台也成功转向通过付费订阅模式。 很多新闻媒体推出了付费墙,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为成功——路透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去年的报告显示,33%的瑞典人为网络新闻付费。


阿扎尔在Substack上拥有约10万订阅者,这是一个将创作者与受众联系起来的平台。在该平台上发表文章是免费的,Substack从付费订阅中抽取10%的佣金,外加支付系统Stripe额外收取3%的交易费。

Substack上目前没有任何广告。Substack声称,已有300多万人订阅了它刊载的众多出版物。Substack创作者不被允许植入广告。


Substack创始人哈米什·麦肯齐(Hamish McKenzie)在谈到账户成功的秘诀时说:“你必须保持风格一致——你必须不断出现——在读者心中形成一种习惯非常重要。”


“他们会与你建立一种关系,然后你必须保持他们对你的信任,这意味着要尊重他们的注意力——这与广告游戏正好相反——你必须诚实,不要像滚雪球一样,用一堆东西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麦肯齐认为,总有一天,对所有内容进行整体订阅的社交网络和个人创作者模式(如Substack)之间会出现“激烈的竞争”。


“当受众成为客户而不是产品时,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他说。


谢选骏指出:人问“社交媒体:从免费使用转向付费账号值得吗”?——我看使用付费账号绝不值得!


《研究发现:当人们远离社交媒体一周,结果是这样》(2024-05-12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加拿大约克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停止使用社交网络仅一周时间,自尊感和身体形象都得到了明显改善。问题是,社交媒体平台会推送这项研究的结论吗?


对于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许多年轻人来说,摆脱通行的美颜瘦身理想和标准相当困难,而这些趋势可能是危险的。目前看来"流行"的就是纤腰、圆臀和细腿。


十年前,"大腿间隙"风靡一时。这是指女性双脚并拢站立时,大腿内侧互不接触。大腿间隙也被称为"绑腿",它的拥护者认为,只要节食和锻炼得当,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腿型。实际上能否拥有大腿间隙,受骨骼结构等遗传因素的影响最大。


虽然对于大多数体重健康的女性来说,渴望拥有大腿间隙被认为是危险的,但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大腿间隙是否健康?"和"如何快速获得大腿间隙?"这只是谷歌快速搜索中跳出的两个问题。别的相关问题中,"细腰"、"瘦腰"和"超级纤细"比比皆是。


"我今天吃什么"的视频也开始流行起来,年轻人(通常是女性)详细记录了她们声称的日常饮食习惯--大多是低碳水化合物和无糖饮食。


另一方面,"身体积极运动"(body positivity)是另一种趋势。倡导者认为人们应该接受自己的身体现状。但社交媒体用户除非主动寻找,否则不太可能接触到这类内容,因为社交媒体的算法是以用户的搜索结果和既定的观看偏好为导向的。


远离社交媒体一周,结果会怎样?


很多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会对用户的自尊感产生影响。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短期内摆脱社交媒体的影响。这项研究发现,女性停止使用社交网络仅一周时间,自尊感和身体形象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研究人员将66名女学生分成两组,一组继续像往常一样使用社交媒体,另一组则完全戒掉。研究人员事先询问了她们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是否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模特。


一周后,当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那些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的身体形象得到了改善,尤其是那些最有可能内化瘦身理想的人。


作者说,在这一心理学研究领域,很少能看到如此大的效应。他们还补充说,这些改善可能不仅是因为脱离了社交媒体,还因为参与者可能用更健康的行为取代了社交媒体消费,比如与朋友共度时光、参加体育运动或户外活动。


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呈上升趋势


一般来说,人们很难脱离社交媒体,尤其是年轻一代。事实上,这些年来,人们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平均时间在增加。


今年1月,运营Facebook和Instagram的科技巨头Meta表示,只要年轻人不谎报年龄,就会从他们的账户中隐藏"与年龄不符"的内容。


然而,迄今为止,监管尝试收效甚微,而有义务执行这些规定的科技公司照章办事的程度也很低。例如,欧盟的《数字服务法》的目的之一是保护未成年人,要求网络运营商删除或隐藏特别有问题的内容,如美化饮食失调问题。但全球非营利组织"Reset"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不到30%的有害内容在必要时得以删除。报告发现,社交媒体平台TikTok的删除率甚至比这还低。不过,今年早些时候,TikTok确实移除了"legginglegs"标签。


谢选骏指出:社交媒体为很能够如此骇人?因为社交媒体可以表现人的原罪,并因为这种表现而激发了他人的原罪。


《Google正在录下你的声音! 如何关闭此功能》(CTWANT 2024-05-12)报道:


用户在使用Google时,无论是Google搜寻、Google助理或Google地图,所产生的语音和音频活动都将储存到Google服务器上的Google帐户,Google会记录用户的声音,并将其储存起来以供其他用途,然而这构成了隐私问题,当网络犯罪分子窃取用户信息时,他们就可以收听电话录音并从Google储存的数据中窃取信息, 若想要关闭此功能则仅需要几个步骤。


据《每日邮报》报道,当用户使用Google搜寻、Google助理或Google地图时所产生的音频,Google 将运用语音和音频活动来开发及改善音频辨识技术,以及采用这些技术的Google 服务。


尽管Google及亚马逊和苹果等其他公司称,他们的人工智能助理软件,如Alexa和Siri仅监听命令,但事实是它仍然构成了主要的隐私问题,如果网络犯罪分子存取账户或入侵智能设备,他们就可以收听电话录音并从Google储存的数据中窃取信息。


据Google帐户说明指出,除非用户选择开启“语音和音频活动”,否则这项设置默认为关闭,若想关闭该功能步骤如下:


Android:


1、在Android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依序轻触“设置”应用程序 “Google”“管理您的 Google 帐户”。


2、轻触顶端的数据和隐私权。


3、在“记录设定”底下,轻触“网络和应用程序活动”。


4、取消勾选“包括语音和音频活动”旁边的方块。


iPhone 或 iPad:


1、在 iPhone 或 iPad 上打开 Gmail 应用程序 。 如果未使用 Gmail,请前往 Google 账户页面。


2、按序轻触右上方的个人资料相片或姓名缩写到“管理您的谷歌帐户”。


3、轻触顶端的数据和隐私权。


4、在“记录设定”底下,轻触“网络和应用程序活动”。


5、取消勾选“包括语音和音频活动”旁边的方块。


网民嚎叫:


饲养员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12 18:32:26

搞笑,这种给技术小白的tips也是一篇新闻?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4-05-12 17:54:32

还是华为好 从未关闭也不会关闭此功能 偷着乐吧

老生长谈 发表评论于 2024-05-12 17:42:57

我的android手机 google下就没有"管理您的 Google 帐户”(manage your google account)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4-05-12 17:12:53

这就没事了?


谢选骏指出:社交媒体不仅可以表现人的原罪,还可以窃听人的活动!


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

我看华盛顿庄园的黑人住房还不如中国的猪圈



网文《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报道:


《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是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斯坦利 L.恩格尔曼(Stanley L. Engerman)写的。


图书简介


经济计量史学上的革命性作品,改写了美国经济史

。如果说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曾有什么令他们深以为耻,那一定是奴隶制的存在。

美国南北战争推翻了奴隶制,但是这次战争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和生存威胁远胜于其他任何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因此美国学术界孜孜以求以期揭示导致南北战争的原因,对南北战争发生前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的研究自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伴随着高速计算机的普及,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应用数学的快速发展使得那些长期以来尘封于古老档案中的信息得以展现在新一代研究者的面前。作者本着探索历史真相的目的,利用最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重新了考察美国奴隶制,他们深入浩如烟海的全国档案与各式各样的州一级的档案资料之中,搜寻那些原始的、甚至手写的档案,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建立在新的分析技术与原先被忽略的研究资料基础上的新观点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描绘奴隶制中的很多最重要的观点相矛盾,它颠覆了很多人对奴隶制经济的惯有看法。

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著作,反映了许多学者诚实的努力,可以帮助读者以一个新视角审视一些问题。 

前言

奴隶制与计量史学的革命——

黑人奴隶制所存在的时代以及其后废除了奴隶制度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代。如果说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曾有什么令他们深以为耻,那一定是奴隶制的存在。南北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对经济的摧残,以及给国家生存所带来的威胁,远胜于美国历史上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任何一场战争。综上所述,不难理解学术界孜孜以求以期揭示导致南北战争前南北方关系紧张,最终酿成美国史上最惨烈战争背后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所进行的研究,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迄今为止,有大量文献对奴隶制经济的运行进行研究与阐释,数百名历史学家对这一体制的几乎每个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尽管学者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但是一系列广泛的共识已经逐步形成。到20世纪中期,这一共识被不断重复并最终强化成一种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这些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在全美高中与大学的课堂上被讲授,这也正是为本书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的观点。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传统解读在最近15年受到了大量来自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质疑与挑战,而后者大多接受了一系列关于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训练。这些学者在对奴隶制传统解读的反思中使用了大量的量化数据。尽管这些数据早就存在,但是用于系统地分析和解读这些数据的技术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日臻完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高速计算机的普及,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应用数学的快速发展,使得那些长期以来尘封于古老档案中的信息得以展现在新一代研究者的面前。

这些建立在新的分析技术与原先被忽略的研究资料基础上的新观点,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描绘奴隶制中包含的很多最重要的观点相矛盾。与更正过去的错误同样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对黑人奴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条件。尽管这一研究过程仍在深化,但是对于奴隶制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的认识已经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迄今为止,对奴隶制经济的重新解读与我们原先的普遍认识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同时这些新观点所带来的启发,对理解我们当前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相信这些新发现不应该再被限制在较为艰深的学术杂志之中。

以下是对奴隶制经济传统解读的一些最重要的修正。

1.奴隶制并非是一个由那些对经济利益漠不关心或者无法关心的种植园主所维持的非理性制度。相反,对奴隶的购买是一种具有很强盈利能力的投资,其回报率甚至不亚于制造业里最具盈利能力的投资机会。

2.南北战争前夕,从经济上看奴隶制并非行将就木。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没有战争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干预,奴隶制会由于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消亡。事实正好相反,当南北战争到来之际,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并表现出持续巩固的趋势。

3.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奴隶主阶层对奴隶制的未来没有丝毫悲观,而分离主义思潮恰巧伴随着这种乐观情绪而兴起。在南北战争前夕,奴隶主预期即将迎来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

4.奴隶制农业相比于自由农业并非毫无效率。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

5.典型的黑人农奴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平均意义上,黑人农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

6.城市里奴隶制的历程并未证明奴隶制无法适应工业体系,也没有说明黑人奴隶无法在工业体制下生存。工业部门中的奴隶无论是在勤奋程度还是效率方面,均不逊色于自由工人。事实上,对奴隶的需求在城市地区要比农村地区增长得更快,而非更慢。

7.关于奴隶的繁衍、性虐待与滥交摧毁了黑人家庭的观点只是一个传说。奴隶制下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大部分奴隶也的确做到了家庭的稳定。许多奴隶交易是以整个家庭被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是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

8.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包括心理层面的)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当然这并不是说,按我们现在的标准,当时的奴隶过得很好,这仅仅是强调在19世纪前期,无论是自由工人还是奴隶,所有工人的生活同样艰难。

9.针对奴隶的剥削表现为其部分应得收入被奴隶主占有了。但是,对奴隶的剥削率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典型的农奴来说,终其一生,他能获得其产生的总收入的90%。

10.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不但没有停滞,相反增长迅速。1840~1860年,南方的人均收入增长比联邦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到1860年,按当时的标准,南方已经成为高收入地区。事实上,像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达到类似的收入水平。

以上这些对传统观点仅仅一部分的修正,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原先那些对奴隶制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可能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那些观点正在被挑战的历史学家都是严谨并勤勉的学者,他们非常聪明并富有洞察力,他们在努力刻画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真实历史状况。这些学者观点被误导的原因并不涉及私人偏见或其他非学术因素,虽然有时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事实上,这些观点被误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泛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数学与统计学在历史分析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一些对传统观点的新的重要修正,正是依靠数理工具的使用。数理工具虽然晦涩,但是却对修正传统观点以及重新解读奴隶制经济至关重要。

随着数学与统计学在历史分析中的广泛应用,奴隶制问题并非美国经济史上唯一需要进行彻底改写的部分。对奴隶制的重新考察仅仅是一个更宏大蓝图的一部分,这一蓝图将在严格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彻底改写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投身于这一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新经济史学家""计量经济史学家"或"量化历史学家"。对这种新方法的严格定义与表述,首次出现在艾尔弗雷德H.康拉德和约翰R.迈耶(Alfred H. Conrad & John R. Meyer)1957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当时他们还是哈佛大学年轻的助理教授。自这些文章问世以来,尝试将数学与统计学应用到历史分析的学者,从最初的寥寥几位发展到数百位之多。当然与人数一起激增的还有大量打破传统观点的新发现。

在这些新发现中,计量经济史学家淡化了技术变迁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驳斥了关于铁路对西部的移民和开放必不可少的观点;他们认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周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西哥与英国的发展,而非安德鲁·杰克逊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否认了南北战争极大地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程度的观点。

今天,新经济史学家的这些发现及其所使用的方法,已经成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以及其他顶尖大学的日常授课内容,而这些顶尖大学又不断培养这一领域新的博士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针对量化史学方法论的争议已经平息,依然有大量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对数学工具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表示怀疑。

但是,即使那些对经济史"数学化"持严厉批评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量化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收集并系统地筛选了大量与理解美国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历史数据。而这种对探索数据的推崇,在对奴隶制经济的研究中登峰造极。

十多年来,几十位学者不断收集与奴隶制经济相关的每一个可以想到的数据或信息。这一搜寻工作将他们带入了浩如烟海的全美档案与各式各样的州一级的档案资料中,这些原始的手写档案很多是由1850~1860年的普查所收集的。这些文件中涵盖了大量关于当时每个种植园的详细信息,同时还包括那几年内奴隶的出生、生活与死亡的信息。计量经济史学家还收集了许多南方州与部分北方州历史学会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最大种植园主的家庭文件与商业记录。其中,遗嘱和其他种植园主的不动产法律文件尤其珍贵,除了记录了大量奴隶的价格之外,这些记录还成为还原黑人奴隶家庭结构最重要的基础。对这些数据的搜寻最终甚至将研究者带到了犹他州的沃萨奇山区,这里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所属的家谱学会收藏了大量从县级法庭收集来的遗嘱公证的微缩胶卷。

随着大量数据的收集,相比于任何对南北战争前或者南北战争后奴隶制经济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量化历史学家得以获得更完整的关于奴隶制经济运行的数据与信息,而正是这些大量数据为他们的新发现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许多新的发现曾一度令计量经济史学家和本书的读者一样感到不可置信。的确,本书后面呈现的许多发现在一开始并不受重视,甚至迅速地被否决了。但是,随着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发现所进行的持续质疑逐一失败后,这些学者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一对美国奴隶制全方位并且彻底的重新改写。

本书的读者需要足够的包容,并认识到本书所展示的研究背后,是学者为了真实还原历史所做出的最坦诚的工作。我们相信这种包容是有价值的。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发现揭示并驳斥了许多长期横亘于种族关系中的谬论,还因为这些发现将同时有益于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视野。

在阅读并思考本书所提出来的证据时,读者务必牢记一些关于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优势与局限。将定量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优势并不在于它能确定无疑地回答所有问题,很多问题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答案。同时许多本来应该存在确定答案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这是因为关键数据的缺失,或者是某些数据的收集成本过高而无法进行,也有可能由于用来解读这些数据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法仍然存在缺陷。

例如,获得跨地区奴隶贸易所导致的奴隶家庭被拆散的频率的数据,要比获得奴隶家庭内部生活质量的数据来得简单得多。类似地,关于每个奴隶家庭中奴隶数量的数据,比那些关于奴隶家庭内部卫生与健康状况的数据更完整也更直接。同时,尽管量化史学家已经构建了一系列较为可靠的度量奴隶制下奴隶生活水平的指标,但是却几乎不可能构建一种关于奴隶制对奴隶性格与心理状况影响的指标。

换言之,量化史学家提供了一系列工具与方法来分析一系列虽然有限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奴隶制经济学中的关键问题无法由这些工具进行分析,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如奴隶家庭的生活质量或者奴隶的个性与心理状况等问题该被忽视,但是与奴隶的营养、奴隶投资的利润率以及奴隶劳动力的效率等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讨论将必然继续笼罩在许多不确定性之中。

本书不仅展现了量化史学家的主要发现,还试图阐释它们。后续的章节中,在这些新发现的基础上,我们将讨论那些关于奴隶经历以及黑人历史的主流解释的各个方面。读者务必注意本书中所展现的量化史学家的主要发现与本书作者对其进行的解读之间的差异。发现与解读出于不同程度的确定性,我们做出的解读有时出于一些附加的零散数据,以及一些未经严格证实的假设。因此,即使读者接受了某些主要发现的真实性,也不一定同意本书作者所赋予它们的特定意义。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毫无缺陷的数据。问题在于量化史学家总是必须了解他们所使用的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误差,以及这些误差可能导致的一系列估计偏误。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有数据都不应该被简单地分为两类(可信的与不可信的),而应该被纳入一个更复杂的关于其可信性的分类中。

我们的目标就在于根据证据与数据可靠性的高低来构建我们的论述。零散的、出于维护特定意识形态的、个人所提供的、未经证实的数据最不可信;零散的但是出自较为客观的数据来源,比如没有利益瓜葛的观察者所给出的报告,也许更加可信。但是,由于无法将这样的数据进行系统的统计检验,这些数据的可靠性仍然较低。

那些能用于系统的统计检验的数据(我们称为系统数据),即使它们存在偏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比零散数据来得有用。这是由于,如果偏误的性质或者方向是已知的,那么大多数时候有可能设计一种有针对性的统计方法,来获得对重要历史问题的有效检验。例如,在第4章中,我们对大种植园中奴隶饮食的营养状况进行估计。估计的第一步在于确定那些种植园中可用于日常消费的食物供给总量;第二步需要区分种植园中奴隶的食物消费与白人的食物消费。由于我们没有这些白人日常饮食的相关系统数据,只能假设他们对某些特定食物的消费大体上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在这种"过度营养"的假设下,我们估计白人的日常热量摄入为5300卡路里。对那些种植园中劳动强度相对较低的上层白人来说,这一数字显然高于任何可能的热量摄入。尽管"过度营养"的假设导致对奴隶营养摄入的低估,但是由于白人在大种植园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这种误差也相对较小(误差小于奴隶人均食物消费的5%)。同时,对这一小误差的任何修正,都基本无法动摇奴隶的营养摄入非常丰富这一基本结论,相反对这一误差的修正只会进一步支持这一结论。

对于零散的、从印象出发的证据,我们仅在两种情况下使用它们:其一,对于那些已经被更精确方法研究过的问题,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更加丰富的证据;其二,我们尝试使用这些证据填补一些无法由系统数据进行研究的空白。建立在零散的、从印象出发的数据基础上的结论相对是不可靠的,无论其数据来源的客观性如何。

为了鼓励读者就量化史学家的发现进行广泛的讨论,本书在行文中尽量淡化其背后的数理与统计方法。然而,对技术层面的淡化也有一些不利。那些熟悉量化史学写作的人们都知道量化史学家所强调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指的是对数据中、模型中以及估计方法中可能存在的偏误对基本结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内容引入本书的主体,那么本书就会变得太过于技术了。

因此,我们增加了一个技术附录(附录B),其中探讨了主要的结论背后的数据,以及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统计方法。尽管不是所有的技术问题都被纳入了附录B,但是其中包含了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至少涵盖了那些与最具争议的结论相关的技术细节。如果有读者希望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可以参考那些形成本书基本观点的大量学术论文。本书所涉及的业已发表的和即将发表的论文均在附录B和附录C中有所涉及,并在参考文献部分详细列出。

附录B、附录C、参考文献,以及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所发挥作用的附录,在本书的姊妹篇《证据与方法:一个补充说明》中有详细呈现。

目录


前言

1//第1章 美国奴隶制的国际背景

1//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起源

6//美国奴隶制的演化

13//解放的过程

21//第2章 职业的结构

25//跨地域的奴隶再分配

32//奴隶市场

37//第3章 利润和预期

37//问题的提出

43//奴隶制的利润水平和资本主义特征

51//奴隶繁育之谜

57//独立战争后和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的经济可行性

63//城市奴隶与"自然限制"

69//奴隶主阶级对于经济前景的乐观性

73//第4章 解析剥削

75//食物、住所和衣着

81//医疗保健

88//家庭

100//惩罚、奖励和征税

111//第5章 经济上对奴隶制控诉的起源

111//从死亡率到经济学

113//欣顿·罗恩·赫尔泼:宏观的证据

120//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微观的证据

126//克莱、赫尔泼以及奥姆斯特德的基本假设

129//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一个经济学家的重构

137//第6章 强迫劳工的悖论

137//奴隶农业的相对效率

151//奴隶劳动力的质量和种族歧视

162//对黑人生产力低下之迷思长期存在的一种解释

171//人身所有权的经济学意义

182//1840~1860年,南方经济增长的原因

191//结语 对我们时代的启示

197//后记 1989年

206//参考文献

211//出版说明 


谢选骏指出:人说“19世纪美国南方黑奴平均每年吃120斤肉(指以猪肉为主的家畜肉,不含家禽、鱼类、奶蛋)。相比食肉量、住房、穿衣、医疗情况,我觉得福格尔的研究里最惊世骇俗的是这个数据:南方奴隶主对黑奴一生赚取财富的剥削力度平均为12%”。”


不过我看到的乔治·华盛顿的弗农山庄园(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 Estate and Gardens)里的黑人住房还不如中国的猪圈。这难道是现代人伪造的“阶级姐斗争陈列馆”吗?如果不是,那么,上述的“美国奴隶制经济学”所运用的"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学"或"量化历史学"的方法,就值得推敲了。华盛顿庄园的黑人住房还不如中国的猪圈,那么黑奴如何享用每人每年120斤肉(指以猪肉为主的家畜肉,不含家禽、鱼类、奶蛋)的福利呢?他她们是爬在地上像狗一样啃食的吗?就像独裁“国家”的惩治囚犯那样?


谢选骏:印第安复国与拉美人偷渡

《中国应当支持美国印第安人复国》(dongdong77 2002年4月24日17:19:22  [天下论坛])报道:


首先,我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不想长篇大论,只想给国内的哥们出一点主意。这个主意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了,也和这里的中国人讨论过,大家都觉得有些道理。今天看到报纸上关于一个中国非法移民的故事,提到了他参加印第安人“国家”的事情,有把我的这个想法提了起来。所以,我就借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件

这个想法。


我的这个想法是从一次与美国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开始的。美国人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中国吞并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应当离开西藏,让西藏独立。我当时就跟他们说,美国是美国印第安人的,为什么不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我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次将欧洲血统的美国人迁回欧洲的计划,中国政府就制定一个让西藏独立的计划。


当然,这只是斗嘴,没有人会认真。但是,随后我就想,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自主西藏流亡政府,武装台湾,不许中国政府打击“东土耳其斯坦”,而中国政府不可以做点让美国难受的事情?


我的想法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渠道,公开的、不公开的,政府的、民间的,资助美国的印第安人复国。


美国的印第安人被欧洲人有计划的屠杀、毒害、迫害,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建国之前,而且发生在美国建国之后。


现在有数以百计的印第安人复国、要求赔偿、追还土地的案件在各级的美国、加拿大法院里打着。一个典型的例子,使一个叫美洲马(American Horse)的美国印第安人酋长后代,和美国政府打官司要求偿还土地。


中国政府可以支持的官司可以分为几类:

(1)系统地否定美国政府的合法性。美国政府是一个使用暴力建立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国土上面的非法组织。

(2)支持个别的美国印第安人部落复国。

(2)个案要求美国政府赔偿美国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在美国与各个印第安人部落达成保留地的协议后,美国政府使用了各种的卑劣手段,诸如把水坝建到保留地等等,破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权益。

(3)个案支持美国少数民族的人权案,包括印第安人的人权案件。

(4)与美国印第安部落发展经贸关系。根据美国法律,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无需向美国政府纳税,有独立的经贸权利。这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如果中国向某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出口货物的话,可以在当地组装,从而成为“美国制造”。

(5)只要美国利用联合国人权组织找中国的麻烦,中国就可以鼓动印第安人到联合国去要求支持。


注意,中国政府可以不需出面,让印第安人出马做这些事!


为什么不可以让美国印第安人到中国的某个地方法院起诉布什总统,然后法院发传票给布什呢?只要美国政府使用类似手段折腾中国,那么中国没什么不可以使用美国人能理解手段和语言折腾美国呢?


为了给感兴趣的各门提供进一步的信息,那个中国非法移民加入的"国家"称为


Stony Point First Nation of Chippewa of the River Aux Sauble


再见


Jeff于纽约



所有跟贴:


many chinese nationals and diplomats already show - newton 4/24/02 (0) 

可以支持印地安民族自决权,要求成立国家。 /无内容 - asd3 4/24/02 (5) 

美国境内共有150个印第安国家。 - 武天甲 4/24/02 (4) 

可以支持印地安民族自决权,建立真正意义的国家。 - asd3 4/24/02 (2) 

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要通常意义的国家, - 武天甲 4/24/02 (1) 

欢迎你把这观点对疆独,台独,藏独人士讲。 - asd3 4/24/02 (0) 

是不是可以从外国购买武器?进联合国? /无内容 - asd3 4/24/02 (0) 

咋来的印地安国家? - 今日读 4/24/02 (0) 

靠印地安人有国家么.只有部落吧 /无内容 - gulong 4/24/02 (5) 

有名无实,美国和加拿大承认他的主权,但国际社会不承认。 /无内容 - 不吐不快 4/25/02 (0) 

以前有,被灭了。 - 明月 4/24/02 (3) 

印加帝国是南美洲蒙古人种国家 /无内容 - 今日读 4/24/02 (0) 

那你去南美洲支持好了关北美什么事情.干 /无内容 - gulong 4/24/02 (1) 

我可没说支持谁,我说印地安人有国家,有错吗? - 明月 4/24/02 (0) 

Not a bad idea, but who would be Dalai Lama? /无内容 - newM 4/24/02 (0)

 

谢选骏指出:上述这个帖子我都收藏了二十多年了,今天拿来发表,因为觉得昨天的“印第安复国”与今天的“拉美人偷渡”之间,确有显著的关联。随着拉美人的偷渡,中囶人的走线也润了起来,千百万个毛润之来了……美国目前的内乱,显然具有思想先导——于是乎,“昨天的思想变成了今天的现实”、“思想主权创造了国家主权”,又多一个实例了。立此存照,以观后效。


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谢选骏:中囶商品也会走线偷渡

《中美贸易战催生墨西哥“近岸外包”: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墨西哥进入美国》(威尔·格兰特(Will Grant)BBC驻墨西哥记者 发自蒙特雷市 2024年4月22日上午10点34分)报道:


在墨西哥制造和生产家具,让中国公司敏华能够避开美国关税。


在墨西哥北部的蒙特雷市(Monterrey),中国公司敏华家具(Man Wah Furniture)设立了大型厂房,从生产线下来的躺椅和真皮沙发全是100%“墨西哥制造”。


这些产品的目的地是美国大型零售商,例如好市多(Costco)和沃尔玛(Walmart)。但该公司来自中国,其墨西哥制造工厂是由中国资本修建的。


美国、中国和墨西哥的三角关系,形成了墨西哥商界的流行语:“近岸外包”(nearshoring)。


许多中国公司近年搬到墨西哥北部的工业园区,使生产线更接近美国市场,敏华家具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节省运费外,他们的产品被视为百分百的墨西哥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在两国持续的贸易战中避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和制裁。


该公司总经理余肯伟(Yu Ken Wei,音译)带记者参观了其大型厂区,他表示迁往墨西哥具有经济和物流意义。


他用流利西班牙语说:“我们希望把这里的产量提高三倍甚至四倍,我们在墨西哥的目的是使生产达到我们在越南的运营水平。”


敏华公司总经理余肯伟(Yu Ken Wei,音译)

图像加注文字,敏华公司总经理表示,迁往墨西哥具有经济和物流意义。该公司2022年才来到蒙特雷市,但已在当地雇用了450名员工。余肯伟表示,他们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将员工人数增加到1200多人,并在工厂运营几条新的生产线。


他说:“墨西哥人非常勤奋,学习能力强。我们有优秀的操作员,他们的生产率很高。所以在劳动力方面,我认为墨西哥在战略上也非常有利。”


近岸外包被视为墨西哥经济的强心针。截至去年6月,墨西哥的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8%,达到529亿美元(424亿英镑)。


此趋势没有放缓迹象,今年短短两个月内,墨西哥宣布的资本投资几乎达到2020年全年投资总额的一半。


敏华沙发厂位于中国资本投资的华富山工业园(Hofusan Industrial Park),园内土地需求旺盛,所有可用空间均已售出。


事实上,墨西哥工业园区协会称,墨西哥所有在2027年前的待建土地已被买走。难怪许多墨西哥经济学家说,中国对墨西哥的兴趣并非一时兴起。


墨西哥负责对外贸易的前经济部副部长胡安·卡洛斯·贝克·皮内达(Juan Carlos Baker Pineda)说:“将资本引入墨西哥的结构性原因将继续存在。看不到迹象表明中美贸易战会在短期内减弱。”


贝克是更新的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美墨加协定》(USMCA)的谈判团队成员。


他补充说:“进入墨西哥的资本来自中国,这或许会让一些国家感到不安,但根据国际贸易立法,这些产品实际上都是墨西哥产品。”


这使墨西哥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了明显的战略立足点——墨西哥最近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变化。


墨西哥与美国贸易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该国近岸外包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实现的——美国公司也在墨西哥设厂,其中有些是把亚洲工厂的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


其中最瞩目的消息是马斯克(Elon Musk)去年宣布将耗资100亿美元在蒙特雷郊外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但是该厂至今尚未破土动工。


特斯拉显然仍将进行该项目,但由于对全球经济的担忧以及特斯拉近期的裁员,该公司已经放慢了相关计划。


而对于中国的投资,有声音敦促墨西哥谨慎对待,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中墨研究中心学者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说:“老富豪美国与新富豪中国之间存在问题。墨西哥历届和现届政府都没有针对这种新的三角关系制定战略。”


美墨两国都将迎来大选,未来可能会有新的政治计算。但无论是特朗普(Donald Trump)还是拜登(Joe Biden)当选,几乎没有人期待中美关系会有任何改善。


杜塞尔认为,近岸外包应该更强调“安全外包”(security-shoring)。他说在美中关系中,华盛顿将国家安全置于所有其他因素之上,墨西哥必须警惕被夹在中间。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杜塞尔说:“墨西哥向中国竖起‘欢迎来到墨西哥’的大牌子。你不需要博士学位也能知道,从中期来看,这对美墨双边关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其他人则更为乐观。墨西哥前经济部副部长贝克说:“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这趋势会否持续,而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趋势。”


"我相信在哥伦比亚、越南和哥斯达黎加,人们也在进行同样的讨论。因此,我们需要确保在墨西哥,这些条件本身是一致的,能够与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并驾齐驱,从而长期保持这趋势。”


回到蒙特雷市,敏华家具厂房里出色的墨西哥缝纫女工们,正为一张沙发作最后润色,然后运往北方。


当一个美国家庭到沃尔玛购买沙发时,他们可能对沙发生产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所知甚少。


但无论“近岸外包”是通往美国的一道巧妙后门,还是超级大国之间代价高昂的战争一部分,它已成为墨西哥在全球贸易敌对时期的重要优势。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美贸易战催生墨西哥“近岸外包”: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墨西哥进入美国。——我看不仅中囶人会润会走线,中囶商品也会走线偷渡!在猫择洞死相照妖下,真是连老母猪都会上树了。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